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1
论文摘要:所得税中的“所得”是纳税人依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各项财产,因此所得税的征收实际上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财产所有权。因而作为公法的所得税法与确认和保护私人财产的民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所得税法是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制度,而民法是调整私人主体的财产关系的法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如果没有民法对财产关系的调整,那么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等问题将无法确定,因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税法的过程中尤为显得重要。
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尽管所得税并非所有国家主要的税收收入来源,但是各国对所得税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立法的道路要比间接税显得更加曲折而漫长,也显得更加神圣和谨慎。一直以来所得税法被认为是关系财政收入的公法,而民法则被认为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私法,二者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可事实上作为公法的所得税法往往是以民法调整为其基础的,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主要桥梁是所得税中的计税依据——“应税所得”。本文拟就“应税所得”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所得税中的“应税所得”及其性质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开征所得税,并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至为重要的主体税种,所得税曾长期被誉为“良税”①,没有任何税比所得税更为民主、更富有人性及社会性②。所得税是符合公平负担的最理想的税种③。所得税之所以被称之为“良税”或者“最富有人性”的税种,首先在于所得税是以纳税人的所得作为计税依据,对于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是针对纳税人的收入在扣除法定费用之后的所得额作为计算所得税的依据。然而尽管所得税仅仅针对“应税所得”征税,并非对纳税人的所有所得征税,但是纳税本身总是意味着纳税人财产的减少。关于“应税所得”的性质,在各国税法学界乃至国际所得税法学界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流量学说”、“周期性学说”、“净增值税”和“所得源泉说”四种④。关于“应税所得”的性质,本文认为,从数量上看应税所得是纳税人的收入减去税法上允许扣除的费用。税法上允许扣除的费用和纳税人的实际费用有区别,比如法人向员工支付的工资以及法人的对外捐赠等都必须在规定的限额之内进行扣除而不允许据实扣除,这充分体现了作为公法的税法对纳税人的私法活动的干预和影响。这种干预使得所得税中的所得并非纳税人的真正所得,允许扣除的数额有可能会小于纳税人实际承担的费用。但是总体而言,对于必要费用和成本的扣除,充分表明对于所得征税不涉及对纳税人的财产本身征税,而仅仅是对纳税人财产的自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征税。正如台湾著名财税法教授葛克昌所言:所得税所掌握者,为财产之孳息,而非财产自身私有所有权,只在“以其收入额减除成本及必要费用后之余额”始得课征,营利事业之盈余,亦为与资本相比较而来。不论股利、盈余、利息交易之增益收益,均为原物之天然与法定孳息。而不及于原物本身。此种可以产生孳息之原物所有权,在宪法上受到财产权保障,经由所有权归属所产生之所得,始为租税债权债务之对象,而负支付缴纳之义务①。因此所得税中所得的性质从法律上而言实际上是纳税人的财产产生的孳息,这恰恰可以解释法人所得税中有所得才纳税、无所得不纳税、有亏损可以在下一年度用利润先行弥补的做法,以及纳税人转让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应扣除成本和税费之后才作为计税依据。正是由于所得税仅仅针对纳税人财产的孳息而征收,而不涉及纳税人的本体财产,因此所得税的正当性与保护私法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就不存在冲突;而私法主体在获得收益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市场,尽管市场非必然由国家而组建,但是市场秩序的保障却需要国家,因此在纳税人获得所得后需要与国家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本文认为“净增值税”的观点更符合所得税中的“应税所得”的性质。
二、所得税纳税人身份的确定
税法主体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包括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纳税主体又称纳税义务人,简称纳税人,是指依照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②。所得税的纳税人可以划分成居民和非居民,也可以划分成法人和自然人。所得税中纳税人概念与民事主体的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所得税法上的法人和自然人与民法上的法人和自然人具有相同含义。民法是人法,是围绕参加具体社会实践和经济实践的人之间所形成的法规范。民法中的人并非单纯的自然人,而是在社会中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所有自然人个体和非自然人团体③。在人类法律制度的发展中,法律上的人来源于自然状态的人又区别于自然状态的人,经历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了今天较为完善的民事主体制度。由于所得税是有“应税所得”的主体对国家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因此所得税中的纳税人首先是参与社会活动或者经济活动的民事主体。从一般理论上讲所得税是一种普遍性税种,每个法人和自然人都可能是抽象意义上的纳税人,但是所得税的纳税人要从抽象纳税人转变为具体的纳税人,则必须要求其是有经济收入的民事主体,没有收入的人不会成为具体纳税人。民事主体制度强调人与人之间法律地位上的抽象平等,而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则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经济能力的平等,它在一般抽象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实质公平。同样是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如果通过交易获得了收入则缴纳所得税且多收入者多纳税,如果在交易中没有收入则不用缴纳所得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所得税的纳税人应该是有所得的民事主体,没有所得的民事主体不是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与民事主体的概念适用于不同的阶段,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在从事交易的阶段交易方互为民事主体,民事主体是民事活动中的主体,当民事主体获得收入时在其与国家的收入分配中则转化为纳税人,因此纳税人是存在于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主体。由于纳税人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纳税人身份的确定是以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基础的。另外所得税一般采用居民管辖原则,因此一旦依法拟制的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确立之后,为了便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确立,均要求要进行税务登记④。这种规定的产生就是因为纳税人的确定是以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基础的。
三、应税所得使所得税法与民法实现有机结合
税法是规定国民纳税义务的法律。从这一定义来看,税法是对国民财产权的侵害的依据,即所谓的侵害法律(eingriffsnorm)①。私法调整所确立的“物”,其权利归属如何、是否“完整”,一般会被归结为财产权及其保护的问题。如何保护财产权,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私法秩序。而税法的调整,恰恰被认为对私人财产权存在着一种“侵犯”,从而会形成税法调整与私法调整、税法秩序与私法秩序之间的一种冲突。两者之间的冲突,同税法与私法的法益保护目标及其作用机理直接相关,因而是有其必然性的②。
本文认为,这种侵害性在直接税中表现得最突出。而各国税制虽有区别,但是其税种不外乎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而所得税是就纳税人的所得所征收的一种直接税,纳税人缴纳税款即意味着纳税人收入的直接减少,因此单纯来看所得税事实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财产权问题无论在公法还是在私法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财产权是立体的在先约束之一,宪法上的财产权原则意味着财产权在国家之先③。还有学者认为,宪法对财产权之保障,乃先于租税请求权,在税源阶段即予保障,故财产权不因纳税才受保障,亦不因欠税而不受保障④。国家在保护私有财产权时也离不开税收,税收作为文明的对价,“不征收和开支金钱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⑤宪法和私法都要保护财产权,但是两者之间财产权的范围和数量是有区别的,宪法和私法都需要赋予财产权获得过程以合法性,而私法主要保护税后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害,因此私法上的最终财产权范围是纳税之后的范围。因而私法保护的纳税人的财产数量与纳税人创造的财产数量是有区别的,两者之间通过税法而联系起来。所得税并非对纳税人的所有财富征税,正如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所言,此税仅针对纳税人财产中的净增值部分而征收。国家通过所得税参与纳税人创造的财富的分配,纳税人创造的财富其所有权属于纳税人,因此所得税是在所有权确定的情形下的财富分配。在现代社会中,唯有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是从尘埃落定的属于自己的财产中硬生生交出的一部分,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补偿和转移,因此所得税的确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从而对于国家赋税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产生真正的关切⑥。因此关于所得税的税基被确定为属于纳税人的财产,而这个财产首先要由民法来确认,它应当是民事主体在一定的期间由于某些交易获得的收入,可能是因为买卖、接受赠与、转让财产、租赁财产等各项民事活动而获得的收入,收入的表现形态包括现金、实物以及能用货币量化的权利等,获得这些收入的过程受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调整,对这些内容进行调整的法律主要有:合同法、知识产权法、捐赠法、劳动法、公司法等等。各民事主体在获得收入的过程中由于能力的差别、机会的把握以及经营管理的方式与水平的差异,往往造成收入的高低不同,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与费用也有差别。对此所得税法要进行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应税收入的调整,也包括对成本费用的调整。一般而言,所有收入都应当纳税,但是所得税法上也排除了一些收入的纳税义务,比如购买国债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和个人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的奖励等一些特殊收入都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与此同时所得税法也要对成本费用进行调整,它要专门规定可以扣除的成本费用的标准,因此所得税法上的成本费用与纳税人的实际费用并不一致。所得税征税的税基以民法上的所有权为基础但是又不同一,可能税基大于纳税人所获得的财产也可能小于纳税人获得的财产。税基的确认体现了税法对于私法的影响。所得税仅仅是对纳税人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但是在分配的过程中尽管以民事法律制度所确立的收入作为计算纳税人应纳税数额的基础,但是又不完全按照民法上的收入来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数额,因此就会带来纳税人在产生民事行为时必须考虑所得税调整所带来的对其最终收入的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讲,民事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的产生是所得税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但是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内容则反过来会影响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民事法律制度对财产权的确认以及所得税法律中收入、法定扣除费用以及税率的高低诸因素结合起来最终决定纳税人财产的多少。民法保障纳税人依法创造财富,税法确定纳税人需要缴纳多少税收,同时民法要确保纳税人税后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因此税法本身尽管不能创造财富,但是它却对纳税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真正属于纳税人的不是其创造的全部所得,而仅是完成纳税义务之后的所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所得税的征收以纳税人有收入为前提,而对于收入的获得有赖于私法制度提供具体的规则和保障,因此私法制度既是纳税人财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税源的保障机制;而纳税人财产所有权的保障机制除了私法制度之外还必须有合理的税法制度,因为最终属于纳税人的财产权是纳税之后的所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得税法上的“应税所得”是所得税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的桥梁,正是“应税所得”将看似毫不相关的所得税法与民法有机结合起来。
私人财产权不受侵犯是现代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最终的财产权则受税收的制约,因此在探讨所得税与纳税人所有权的关系时,对于所得税征收的各项因素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相比较而言私法制度相对比较稳定,而所得税中的有关因素则常常发生变动,比如税率的高低、纳税人的确定、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等常常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动,而这种变动必然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财产权,故税法的变动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和私人财产权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税法的调整必须兼顾财政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保护两个方面,协调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2
税是每一个公民和应纳税主体最基本的义务。正确理解税法，在法定范围内正确纳税，又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基本责任。在法定范围内做到最小化纳税是最公平的纳税原则，也是最能体现税法精神的纳税原则。
纳税筹划是合法的
首先，市场竞争的基础是竞争环境的公平、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法定性）的特点，所以，在同一部法律规定范围内，每一个纳税人实现了法定的最小化纳税，就是实现了“征管法”中“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目标。最小化纳税，是指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律规定，通过经营和交易活动的安排，对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以减轻纳税负担，取得正当的税收优惠利益。换句话说，只有每一个纳税人都能够在完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最小化纳税，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公平，也从税收角度实现了市场竞争的公平。这是税收征管实践中只能保护，不应反对的行为。因此，从法定意义上说，最好的纳税人应该是最小化纳税，因为法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
其次，税收政策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国家为了扶持某些特定地区、行业和产品的发展，或者对某些有实际困难的纳税人给予照顾，在税法中做出一些特殊规定。比如，免除应缴纳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按照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从而减轻税收负担。这种在税法中规定的、用以减轻特定纳税人税收负担的规定，就是合法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它是国家利用税收工具调节经济运行的具体手段。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扶持某些特殊的地区、行业和产品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可以增加某些特殊社会成员的税收，促进共同富裕；可以促进某些特殊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繁荣；可以刺激某些特殊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促进消费合理化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依据税法的要求，同样一笔经济资源在特定条件下用于国家鼓励支持的特定行业或地区的发展，往往比把它作为税款上缴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因此，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是符合国家税收立法精神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求的，是国家允许、支持和鼓励的。
以合法方式纳最少的税
有些纳税人一方面非常热衷于偷逃税；另一方面却没有将税法给予的基本税收优惠政策用足。更有甚者，在本应正常的纳税过程中多交了税。也就是说，一方面可能用尽心思偷逃税或避税50万元，另一方面却可能因为对税法和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全面了解而丧失了获得100万元减免税的权利；一方面存在着被稽查罚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送上门的钱却不知道伸手拿。税法规定了很多的优惠政策，用好用足这些政策对企业及个人来说能够节省很多税款，纳税人千万不可舍近求远。
在纳税问题上，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对于税收优惠政策不闻不问，从不主动到税务机关或中介机构咨询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也不注意达到优惠政策所需的要求；第二类则主动接受税收优惠政策，会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主动地获取关于优惠政策方面的信息，并且与税务机关和中介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尽可能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第三类不仅积极获取关于税收优惠方面的信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积极进行纳税筹划，使原本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要求的经济行为达到要求，从而获取税收减免，减轻税收负担。我们认为，第三类纳税人是最值得表扬的。
例如，《征管法》中规定，新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当年安置城镇待业人员超过企业人员总数60%的，可免征企业所得税。三年期满后，当年新安置的待业人员占企业原从业人员总数30%的，可减半征收两年。按照第一类纳税人的特点，他根本不关心企业第一年招了多少待业人员，即使达到了60%，也不会主动到税务机关去申报，也就失去了免税三年的优惠。对于第二类纳税人，对于此项税收优惠政策掌握得很清楚，企业第一年安置待业人员达到60%时，他会主动到税务机关申报，得到三年的免税优惠。对于第三类纳税人，他不仅熟知该项优惠政策，而且，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会主动招收一些城镇待业人员，使之达到60%，享受免税三年的优惠。不仅如此，免税期满后，他会尽量将待业人员的使用比例达到30%，继续享受税收优惠。企业这样做，不仅仅获得了正确纳税后享受相应税收优惠的经济收入，而且，通过招收城镇待业人员，解决了一部分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可以获取很好的社会效益。
多种方法实现最小化纳税
纳税人在运用最小化纳税原则时，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一是直接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方法。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从宏观上调节经济，符合国家总体经济目标，企业可以直接拿来运用。二是通过联姻法。这种方法是指个人和企业原本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但通过一定的筹划，可以与一些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联姻，使之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例如，本来不属于科研单位的企业进口设备，可以通过挂靠在科研企业的旗下，以科研单位的名义进口设备，从而获得科研单位进口设备的税收优惠。当然，这是一种打“球”的做法，必须获得税务机关的审核批准。三是利用自然人和法人流动法。从国际上看，由于各国的税率、税基、纳税对象、征管上的差异，跨国纳税人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些差异进行国际间的纳税筹划。从境内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对于一些特定的地区、行业和产品给予了特殊的税收优惠。
在正确理解税法、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时候，纳税人一定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熟悉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曲解税收优惠条款，滥用税收优惠，以欺骗手段骗取税收优惠；二是纳税人应该充分了解税收优惠条款，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申请并获得税务机关的批准，避免因程序不当而失去应有的权利；三是要不断地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密切关注税收政策调整，甚至还要预测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调整的变化趋势，注意全面把握税收政策，切勿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四是尽可能寻求当地税务机关的支持与帮助。
税务机关是国家法定的税收征管机关，负有税法宣传的义务，对纳税人提出的疑问以及相关政策的咨询必须无偿地提供服务。纳税人在理解应用税法的过程中，如果对某一政策不明确，可以向当地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咨询，甚至某些纳税方案的设计也可以与税务人员探讨，让税务人员作出是偷税、逃税还是正确纳税的公正判断。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3
[关键词]税收征管金融隐私权；课税资料；金融交易信息；金融机构；协助义务
《税收征管法》第17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第54条则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可以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这一规定往往被认为是金融机构提供课税信息义务的法律基础。然而，根据该条规定，税务机关查询的信息仅限于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或是存款账户信息，而非纳税人的全部交易信息，税务机关能否基于获取课税信息的需要，要求包括金融交易所、结算机构等金融主体以及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与金融交易相关的信息则不无疑问。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相关信息时，是否违背其保密义务，从而侵犯金融交易参与者的金融隐私权，更是值得考量。
一、金融隐私权：金融机构履行税法协助义务的法律屏障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与个人的信用或交易相关的信息并不绝对处于其所有人的控制与管理之下。在金融体系不断健全发展的情况下，经济交易活动的款项收支往往通过银行账户进行，因此，银行必然保留纳税人与其经济交易有关的信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了个人的经济与财产市场交易方式状况方面的完整信息。因此，从传统的隐私权延伸出新的实体内容，于是产生“金融隐私权”。金融隐私权是指金融机构客户和消费者对其金融信息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扰、知悉、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它是一种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新型民事权利，包括金融机构客户自主支配上述信息的权利、自主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第三人知悉和利用该信息的权利以及当上述信息被不当泄露和侵害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务机关有义务依照税法的规定核定及征收已成立的税收债务。只有存在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纳税人经济收益的取得已经符合课税要件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才能根据该事实核定应税所得的范围并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证明经济事实及其收益存在的事实证据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金融机构所掌握的个人资料和资金流向等交易信息，包括金融资料档案、与金融机构的交易记录或信用记录等，全方位反映了个人的金融状况，体现着个人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以及消费习惯等，对于判定个人纳税义务的承担具有关键的作用，这便决定了税务机关获取金融机构的经营信息、金融主体的交易信息和账户信息是其行使征管权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如此，《税收征管法》明确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交易信息方面的协助义务。但金融机构所知悉或掌握的个人交易信息资料，为金融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应当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税务机关在向金融机构主张获取金融信息时，无可避免地与金融隐私权发生冲突，即税务机关对金融信息，尤其是金融交易信息的需求和金融机构对金融信息的保有、金融交易主体的金融信息的排他性之间的冲突。
税务机关通过金融机构获取金融信息，不仅直接与金融隐私权发生直接的冲突，更将限制、干预金融机构履行对金融隐私予以保密的义务。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之下，金融信息成为金融机构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业资源。投资者的信心是维系金融市场生存、发展和利润空间的重要基础。而投资者的信心除来源于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良好预期外，更来源于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和客户的金融信息等金融隐私的严格保护。金融机构的信用以及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对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扩大利润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保护金融机构的消费者和客户的金融隐私权是维持其信用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往往被赋予严格的客户金融信息的保密义务。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信息更构成其商业秘密的重要内容，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利用价值。税务机关要求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信息，必然对其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保有金融信息的权利造成或多或少的限制，甚至增加其额外的费用支出，进而影响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正因为如此，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激励以满足税务机关对金融信息的需要。
然而，也正是因为金融隐私权的存在，对税务机关获取必要的金融交易的信息造成一定限制。无法获取银行情报将影响税务机关向纳税人确定和征收税款的能力，因为获得并分析金融交易的纪录，在很多情况下是确定纳税人应税所得的前提。如果金融主体滥用其金融隐私权而使得税务机关无法获得有关金融交易纪录，将直接影响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及其应纳税额，由此即可能导致金融主体间税收负担的扭曲。相关金融主体甚至可能滥用金融隐私权以隐匿所得或是交易的真实性，为纳税人逃避其纳税义务提供各种便利。不仅如此，由于金融隐私权的过度保护而使得税务机关无法从相关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交易信息，则将使税务机关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以获取必要的课税资料。这便意味着相应的税收征管成本的增加，以及相应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弱化。对于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越难获取受金融隐私权保护的信息，其守法成本越高，其税法公平的信任与期待也必然由此丧失，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税收法治秩序的破坏。正如oecd在其“为税收目的改善银行情报的取得”的研究报告中强调，“过去50多年的经验表明，不充分开放的银行情报已成为税收征管和法律实施的障碍”。
各国对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不仅限制了本国境内的税收征管，更成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有效实施的法律障碍。严格的银行保密义务将阻止一国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协定或其它司法途径向他国税务机关提供情报，国际税收合作必然受阻。从国际层面来看，金融全球化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为资金的国际流动提供了可能，但也为资本的趋利性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在基于本国利益而拒绝提供有关金融交易相关信息的国家，金融交易主体能够得以隐匿收入而提高其税后所得，则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相反，相关国家则因为该国拒绝提供金融交易的课税信息而无法完全行使其征税权。可以说，在国际层面上，一国对其金融交易信息的一国禁止或限制为税收目的获取金融交易信息，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前更有可能给其他国家税务机关带来负面的影响。
无论金融隐私权或金融机构的经营自由权，都是维系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性权利。然而，在实现机制方面，税收征管权本身所固有的权力属性，必然对金融隐私权的实现造成一定干预与限制。因此，如何在维护国家征税权实现的同时，对金融隐私权予以尊重和保护，便成为构建金融机构第三方协助义务实现机制所必须考量的又一难题。
二、金融隐私权的限制：金融机构第三方协助义务的逻辑起点
(一)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的终极价值的弥合
1.国家所提供的金融稳定等公共物品是金融隐私权存在的前提。尽管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的表现形式各异、价值取向有别，但从根源上考察，两者实际上只是从不同的维度上体现了在市民社会中，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维护。基于隐私权这一宪法性的基本权利，个人固然有权利自主决定是否将其金融信息资料提供给税务机关使用。但不容否认的是，金融交易的完成及其信息在金融体系中的留存与保护必须建立于稳定且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之上。在一个高风险、缺乏必要交易秩序的金融市场中，其基本的经济自由权利尚且不足以得到保障，更无须谈及金融隐私权的保护。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风险性、投机性和内在的脆弱性，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对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天然的依赖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金融监管，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离不开政府所扶持的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以及完善的信用体系，尤其在金融市场产生系统性风险时，更需要政府的“救市措施”。这些金融市场所特需的“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就“税收乃是公共物品的对价”而言，个人参与金融交易而享受国家所提供的金融市场的特殊公共物品和其他一般性公共物品，均应当为此而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可以说，征税权的存在才足以使个人所从事交易的金融市场的自由、稳定、安全和秩序成为可能，而这不仅成为个人自由从事金融交易的基础，也成为个人支配和控制其金融交易信息的前提之所在。
2.税收构成金融隐私权保护的成本。由于任何一项权利都是“由政府权力用公共经费认可并维护的垄断”，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所创立的权利规则，更依赖于政府及司法体系为确立、保护和实现权利所实施的行为。而显然只有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金融隐私权才能通过政府执法和司法救济最终得以实现。在现代社会中，金融隐私权已非消极实现的权利，即并非单纯排除、禁止他人包括国家干预的消极权利，而具有更多的积极权利的内涵。金融隐私权所保障的个人对其金融信息的自主、自决权利，必须有国家的协力或做出一定的预防措施，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与发展有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创造经济、文化等各种必要条件，不断建立、健全金融隐私权保障机制，为金融隐私权提供必要的救济和保障。因此，金融隐私权的行使同样依赖于以税收为主导的公共成本。国家征税权也正是在保障包括金融隐私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中获得其正当合理性。
3.公共利益优先与金融隐私权的限制。私人利益滞后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成为大多数支持对金融隐私权的绝对性予以限制的理论基础。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固然对于金融交易主体利益的实现至为重要，但无可否认的是，金融隐私权的保障同样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无论对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还是国际经济和金融运行安全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与金融隐私权相比，征税权的有效行使所能够实现的公共利益显然远比金融私权的保护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不仅根源于税收作为一切公民权利实现的成本，更在于税务机关有效行使其征管权利，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更关系到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公平税负，甚至关系到金融市场内部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各种不同的金融交易类型之间的公平税负，对避免因税收负担引发的金融市场结构的扭曲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公共利益实现价值上的差异，虽然法律给予保密保护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其必须服从于另外一些支持披露信息的公共利益要求。而税收程序设置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人民的权益不受税务机关征管行为的侵害，更在于达成有效的税收征管，避免浪费不必要的征税成本。通过赋予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金融信息的义务，如能够有效减少税务机关进行课税资料调查的成本，则尽管会形成对纳税人的金融隐私权的限制，但此限制仍具有一定的正当合理性。因此，金融隐私权对税收征管权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效力，税务机关可以对金融机构主张一定的信息知悉权，而金融机构必须予以协助和配合。如在美国1970年通过的《银行保密法》中即肯定美国财政部主管官员可随时向银行和金融公司索取与客户相关的金融交易资料，以协助税务诉讼的进行。
从根源上探究，国家征税权的确立实际上已然隐喻了对包括隐私权在内的私权利的一定程度的剥夺与限制。正如洛克所强调的，自由、生命与财产权是公众依据自然法则所享有的基本人权。然而，公众为了维持基本人权的需要，经社会契约而自由建立政府这一共同体。为建立并维持这一共同体。必须让渡包括财产权在内的部分基本人权。如果说税收是公众为维持其基本人权而让渡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对其个人空间和自主事项的一定限制，同样是为此而做出的部分牺牲。而无论是财产的让渡还是基本人权的限制，其终极目的仍在于保证其“所剩余的自由与权利的安全并能够快乐地享受自由与权利”。
单纯表现在形式上的差异并无法阻断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人格与尊严的保护与实现的终极价值的一致，这也成为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的内在冲突得以最终调和的根源之所在。
(二)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内在冲突的调和
如上所述，尽管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但基于对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保护的最终价值追寻，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之间仍存在协调的可能性。正如凯尔森所强调的，“从全部法律创造活动中的功能来看，私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别”，由于税收的普遍性，税收征管更是广泛及于个人生活，绝对处于税收征管范围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并无法自动消除，而只能通过一定制度予以调节，此种调节并非简单的基于二元或多元的价值冲突而单方面地予以否定，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界限以进行双向的调节。
如前所述，金融隐私权在税收征管活动中所受到的限制，实际上是公民为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承担的牺牲之一。根据宪法的“一般公益条款”，隐私权必须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在符合一般的或特殊的公益条款的前提下，隐私权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当依法进行。税款的征收，不仅直接关涉政府等国家机关的整体运行，关系到社会与个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更关系到个人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具有重要的公益性价值。这显然成为税收征管侵入个人隐私空间的正当性的基本价值，个人的隐私在抗衡税收征管权时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但应当强调的是，金融隐私权一方面受到税收征管权的限制，但反过来也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防止其过度扩大。隐私权产生于国家与个人关系之中，是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政府留给个人的自由空间的一部分，究其实质，乃是为了平衡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法定的权利，其存在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过度介入。因此，当税收征管权介入私人领域时，应当尤其注意对于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包括人的外在能力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和住宅，也包括人的内在能力的精神、自治和隐私。在个人的私人领域中，尤其是隐私事务，只受到税收征管权最小限度的侵扰，并只限于合理和合法的限度范围内。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征管权时，应当给予个人选择的自由，使其能够保持“作为自由公民的隐私”。
三、税收征管中金融信息的取得与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一)基于课税目的的金融信息的取得途径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我国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仅限于查询特定纳税人的银行存款信息。但由于我国各个商业银行甚至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纳税人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商业银行或同一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开立多个账户。尽管我国从2000年4月开始推行储蓄实名制，但税务机关仍难以查明纳税人全部的个人账户存款信息。加上虽然《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但却并未对其未履行该协助义务设定任何消极的法律后果；即在赋予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金融信息以保证征税权实现的义务的同时，对该主体未履行该义务时所应当承担的消极法律后果却并未有任何的规定。在缺乏责任性规范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未履行其协助义务时，便不可能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产生强制其履行义务的效果。正因为《税收征管法》所规定的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过于单一，而金融机构却缺乏予以协助的积极性和法律强制，这使得税务机关从金融机构所获得的金融信息极为有限。如何改善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也成为完善《税收征管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1.各国获取金融信息的经验借鉴。从当前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而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来看，查询银行账户、检查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建立金融交易数据库和金融机构主动报告金融交易信息是各国较为通行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税务机关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司法、行政程序向银行查询，获得某特定纳税人的银行信息。在一定条件下进入银行营业场所直接获取所需的银行账户信息。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发达的国家，税收征管系统与金融交易系统实现链接，从而为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交易信息提供信息化的基础，也有力地强化了税务机关所取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如法国、匈牙利、韩国、挪威和西班牙等一些国家有储存特定银行账户信息的集中数据库。法国要求经营股票、债券和现金业务的银行按月提供开设、修改和撤销各类账户的信息，这些信息储存于计算机管理的数据库中，法国的税务机关能够利用这个数据库进行税收研究、控制和征管。韩国在税务机关的总数据库之中拥有一个单独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存储了银行自动报告的有关银行所支付利息的信息，包括支付的利息数额、支付利息时的代扣税额、添加到账户上的利息数额、账户持有人的身份和身份证号码或者业务登记代码。此外，金融机构主动提供特定种类的信息，如自动报告支付给纳税人的利息以及支付利息时代扣的税额等方面的信息、纳税人账户的开设、撤销信息、账户年终余额信息和贷款利息信息，也是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交易信息的重要渠道。此外，各国也逐渐采取措施发展纳税人自愿服从策略，使那些不遵从税法的纳税人主动报告或同意金融机构提供其过去利用严格金融隐私权保护制度隐瞒的收入和资产。
然而，只有当金融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客户身份和金融交易性质、金额的信息有用且可靠，税务机关拥有的获取银行信息的途径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在2000年oecd针对银行信息获取所公布的报告中，强调各成员为促进基于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金融机构保留匿名账户，要求金融机构对其经常或临时性的客户都要进行身份验证，同时对那些账户真正受益人和交易真正受益人的身份进行确认。
2.改善我国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途径的具体方案。各国对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途径的诸多经验，对于我国改善税务机关的金融信息取得并加强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多有助益。随着我国金融交易网络的建立，除应当进一步完善税务机关的银行存款信息的查询权外，借鉴国外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也成为可能。
(1)金融机构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为保证单位和个人开户信息的真实性，我国有必要在当前储蓄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金融机构应当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保证与其有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2)建立基本金融信息数据库。就我国而言，当前，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所存在的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的配合不足及纳税人的金融信息过于分散。因此，应当由特定的权威机构负责完成全国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并由其负责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应的金融信息。基于当前
在这一机制之下，税务机关能够自动获得其管辖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基本金融信息，但不能自动查询有关纳税人涉税交易、资金交易、银行信贷信用等级和资金流向等具体信息。税务机关必须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明获取特定单位和个人的金融账户的具体交易和资金流向等信息为必要且合法，则可以由该数据库的主管机构要求其各个账户开立行提供该主体的所有账户运行信息。此外，税务机关也可以通过该数据库的主管机构提请各个账户开立行重点监测信用评级低于某一特定等级以下的纳税人的金融账户，一旦发生大额交易或可疑交易，要求该账户开立行自行向该数据库予以报告。
如其账户开立行拒绝提供相关金融信息，税务机关或数据库的主管机构可以向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请求强制该账户开立行提供该信息，否则即可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其予以处罚。
(三)两国金融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完善与金融隐私权的国际保护
为避免因金融信息的国内法保护而引发有害税收竞争，尽管存在保护金融隐私权和本国金融利益的合理根据.金融隐私权的国内保护和本国金融安全的考量仍不应当对他国税务机关实施有效税收征管的能力造成过多的妨碍。
税务机关对跨国交易的有效征管，必须建立于对跨国交易所有信息进行甄别、检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因此，在国际层面上确保交易的信息流和宽敞的信息面，将决定金融交易税收征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上述考量，有关国际组织为促进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而交换金融交易信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中oecd在2000年所公布的《改进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的途径》中，提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允许税务机关直接或间接为了所有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以便税务机关能够充分履行税收征管职责，并和缔约国进行有效的情报交换”。在该报告中，oecd建议各国重新审核国内税收利益要求，要求各国不得以本国利益的考量而阻止其国内税务机关在缔约国提出特别请求的情况下收集并提供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对本国的法律法规和惯例做出修改，保证为国内税收目的可获得的金融交易信息能够被用于与缔约国进行情报交换。基于课税目的的金融信息的情报交换，最理想的双边合作安排是采取谅解备忘录或相互法律协助协定的形式，建立信息交流的双向机制，实现互惠，明确规定各方为实施有效税收征管而获取信息的权利，并具体说明各方期望获得信息的种类、范围以及信息的提供方式，从而使得这种信息交流与共享成为制度化和长期性的，而非随机的、临时性的。在缔结双边合作安排时，可以结合来源国和母国具体的金融体系特征、金融监管的微观操作方法以及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传统，相互协商一致，在平衡双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信息交流的备忘录，以形成信息交流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化、原则化和规范化，在提高母国征管效率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健的同时，加强对银行消费者和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但签于金融信息对一国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重要性，国际上有关加强信息交换机制的设计，不应问及金融机构保护其与正当客户的信任关系的能力。因此，从国际金融交易征管所需的信息种类及特征人手，可在缔约国之间建立一种信息交换的国际制衡机制，以解决国际税收征管和银行保密法之间的冲突。实践中，这种冲突的制衡是通过“信息安全条款”来实现的，即如果一国税收征管者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国征管者不能对所获机密信息保密，并仅限于征管目的，则可保留不提供这些信息的权力，且该国税务机关可依其自由裁量允许母国监管者获取有关银行存款人或投资人的信息。税务机关获取交换的金融信息应当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应仅限于与税收征管有关的情报。对于订有税收协定的当事方而言，税务机关应当交换可预见的与实施本协定规定相关的情报，或是可预见的实施或执行涉及到由缔约国或其他地方税务机关所征收的税收的国内税法相关的情报。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4
关键词：税收执法；博弈；无限重复博弈；均衡解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164-02
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过程也是政府与税收机关相互博弈的过程。税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或政府通过体制与制度的约束，激励税收机关努力实现税收政策目标，实现依法治税。税收机关等相关政策执行者的行为选择需要权衡其效用得失来做出。只要其认真履行契约所获得的效用大于违规的效用，就会促使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基本假设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只从政府与税收机关的纵向博弈关系来分析，同时将博弈的行为限定在税收政策执法监督博弈的范围内，即考虑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无限重复状态下，不同行为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为此，对博弈模型的建立提出如下假设：
第一，假设政府与税收机关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是其行为选择的前提。政府的行动集合为(监督，不监督)，税收机关则在是否努力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上做出选择，即税收机关的行动集合为(努力，偷懒)。
第二，假设税收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时，政府因此获得收益为R，税收机关履行契约、依法治税而获得政府的激励报酬为ω，同时，因依法行政而获得的额外收益为π，这里所指的额外收益包括依法贯彻税收政策法规而促进纳税遵从，增加了税收收入，或因税收行政复议率低等而获得税收质量管理考核的较高评价等。
第三，假设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因税收机关的偷懒行为而受到了扭曲，或者因为税收机关隐瞒信息使得政策的制定受到了限制，政策因此而失去了效率，政府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损失，记为c，假定政府此时的收益为R＇。税收机关的偷懒行为赢得的额外收益记为ω＇，包括依地区优势变通政策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扩大政策的实施范围而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或利用自身掌握的自由裁量权创造寻租的机会等。
第四，假设政府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监督成本为c＇，税收机关的努力成本为l，税收机关违背契约的偷懒行为会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记为z，它包括了因税收管理效率的低下而导致税收质量考核的低绩效，税收机关的违法行为接受政府的执法检查，并追究责任，因为税收法制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税收机关的声誉受到影响。
第五，税收政策法规是政府最先制定的，政府与税收机关在确定的博弈规则下做出行动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假设税收政策法规对于博弈的参与人是共同的。不存在因政府隐匿信息而导致的税收机关违规违法的行为。在既定的博弈规则下，博弈参与人之间的行动集合以及行动选择的概率分布是一个共同知识。所以，政府与税收机关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混合战略博弈。假设政府实施监督检查的概率为γ(0，1)，税收机关努力贯彻税收政策的概率为θ(0，1)。我们假设税收执法检查博弈重复进行了t次，且t∞，这是一个无限重复的动态博弈过程。
二、博弈模型
1.当t=1时
当t=1时，我们考虑在既定的税收政策法规下，税收机关履行约定，依法贯彻落实税收政策，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政府对税收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监督检查的概率是确定的，并且假设其检查成功的概率为η，由于短期效用的考虑，税收机关的行为不会受到因违法行为而带来的信誉损失，所以，此时的Z只包含了承担的行政处罚。这样，政府与税收机关的不同行为选择下的得益为：
第一，政府监督检查一定时，税收机关选择努力实现税收政策的效用得益为ω+π-l，与之相对应政府的效用得益为R-c-ω；税收机关选择偷懒的行为策略时其效用得益为ω-l-ηz，此时政府的得益为R-c-c。
第二，政府不进行监督检查时，税收机关的努力行为选择的效用得益为ω+π-l，此时政府的效用得益表示为R-ω；税收机关的偷懒行为选择下获得的效用得益表示为ω＇-l+ω，与之对应的政府的效用得益为R＇-c-ω。由此得到政府与税收机关的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在政府执法检查的概率一定的情况下，实现税收机关的最优选择为依法治税，在博弈规则下履行宣传税收法规政策的职责，即要求税收机关努力的概率θ1，我们考虑保证税收机关努力工作的效用应该不小于偷懒情况下的效用，为此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关系式表达：
γ(ω+π-l)+(1-γ)(ω+π-l)?叟γ(ω＇-l-ηz)+(1-γ)(ω＇-l+ω)
由上式得到：γ?叟(π-ω＇)/(ηz-ω＇)
这样，只要税收机关在政府的监督检查概率满足条件γ?叟(π-ω＇)/(ηz-ω＇)时，就会选择遵从税收政策法规的约定努力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否则税收机关就会偷懒，从而扭曲了政策的预定目标，侵害政府的得益。
2.当t∞时
当t∞时，政府与税收机关的执法监督博弈行为重复进行了无限次。依据上述分析，当γ?叟(π-ω＇)/(ηz-ω＇)时，税收机关就会一直保持着与政府目标一致的行为选择，而博弈的均衡结果即为政府选择监督，税收机关努力执行。我们假设在tt阶段，税收机关倾向于违背契约，选择偷懒的执法行为，政府就会采取触发策略，即给予税收执法行为更加严格的检查和惩罚，同时，税收机关会因为执法违规而失去了自身的声誉也会因此而获得较低的税收管理质量考核评价，此时税收机关所负担的风险成本损失z相比短期行为要大。因此，税收执法选择要考虑所承担的成本损失。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参与人的效用得益还会受到贴现因子的影响，这里我们假设贴现因子为δ。因为重复博弈不会改变博弈的结构，所以政府与税收机关的博弈仍然是一个混合战略博弈的过程。这样，参与人的效用得益如表2所示。
三、均衡解
根据以上所获得的期望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得到税政博弈的均衡结果受到监督成本c＇、政府监督成功的概率η、政府给予税收机关的激励报酬ω、税收机关因履行了依法行政的约定而获得额外收益π、税收机关违法行为得到的额外收益π＇以及因违法行为使税收机关负担的声誉损失z等因素的影响。
1.与政府监督成本c＇的关系
由混合战略均衡结果得到，税收机关是否会努力工作以及努力的程度如何与政府对其行为的监督有直接的关系。这里我们求解税收机关努力概率与监督成本之间的导数，得到：θ/c＇
2.与税收机关的激励报酬ω的关系
税收机关的努力概率与激励报酬之间的导数为θ/ω>0，由此得出税收机关的政策执行选择与其可能获得的激励报酬呈正相关的关系。只要税收机关的依法执政行为能够获得的收益不小于违背政策初衷变相扩大自由裁量权而赢得的收益，政府提供的激励报酬就会促使税收机关依法执政。
3.与税收机关行为选择的额外收益π和ω＇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模型分析中，我们看到税收政策执行的博弈均衡结果受到政策执行主体行为选择下可能得到的额外收益π和ω＇的影响。税收依法执政的行为为税收机关所带来的额外收益π大于其以各种策略应对实现自身各种目标的收益ω＇时，税收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相互冲突而形成的结果。
4.与税收机关的信誉损失成本z的关系
在长期的重复博弈过程中，税收机关的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直接导致税收执法环境的异化，也失去了在纳税主体中的威信。税收机关在追求自身政绩，完成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会负担风险成本。所以，政策执行主体的效用函数并不会考虑信誉损失的成本z的大小，但是长期重复博弈中信誉风险成本的存在直接增加了税收机关偷懒行为的成本损失，只要税收机关有足够的耐心，其行为选择会更倾向于努力实现政策目标，税收机关的依法行政将成为每一个博弈阶段的均衡结果。
四、基本结论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5
关键词：国有企业；税务筹划；现状；途径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1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愈来愈明显。在我国，税务筹划自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以后，其功能和作用不断被人们认识、接受、重视。作为国有企业，加强税务筹划会产生多重效应，既可增强企业投资、经营、理财的预测、决策能力和准确度，又可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壮大企业实力和竞争力。
一、税务筹划的概念及特点
税务筹划，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税务筹划具有合法性、筹划性、目的性、风险性和专业性的基本特点。
1.合法性。指税务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是税务筹划的前提。
2.筹划性。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对经济事项进行规划、设计、安排，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3.目的性。税务筹划的直接目的就是降低税负，减轻纳税负担。
4.风险性。税务筹划是为了获得税收收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与税务筹划的成本和税务筹划的风险有关。
5.专业性。税务筹划需要由财务、会计专业人员进行，而且税务、税务咨询等作为第三产业不断兴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二、研究国有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意义
1.税务筹划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就纳税人而言，无论纳税多么公平合理，都会影响纳税人的经济利益。而无论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多么完善，税收负担总会在不同纳税人、不同纳税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差别。按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对某一税种的税负，通常可以测算出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结果，这就为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国有企业进行合理的税务筹划，尽可能缩小税基或减少应税行为，可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2.税务筹划可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利用会计处理方法筹划法就是利用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进行筹划的方法。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同一经济事项有时存在着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而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又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时这些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又都得到了税法的承认。所以，通过对有关会计处理方法筹划也可以达到获取税收收益的目的，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
三、加强国有企业税务筹划的有效途径
1.利用优惠政策进行税务筹划
国家为了实现总体经济目标，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引导资源流向，制定了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纳税人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筹划，国家是支持与鼓励的，因为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的越多，越有利于国家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纳税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利用优惠政策为自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务。
（1）利用免税。利用免税方法筹划以尽量争取更多的免税待遇和尽量延长免税期为要点。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尽量争取免税待遇，争取尽可能多的项目获得免税待遇。（2）利用减税。利用这种方法筹划就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尽量争取减税待遇并使减税最大化和使减税期最长化。（3）利用税率差异。利用税率差异进行税务筹划的技术要点在于尽量寻求税率最低化，以及尽量寻求税率差异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寻求适用税率的最低化就意味着节税的最大化；寻求税率差异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又会使纳税人获得更多的税收收益。
在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务筹划时，应尽量挖掘信息源，多渠道获取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利用优惠政策筹划应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采用各种合法的或非违法的手段进行。
2.利用纳税期的递延进行税务筹划
利用延期纳税筹划，是指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使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收而节税的税务筹划方法。纳税人延期缴纳本期税收并不能减少纳税人纳税绝对总额，但相当于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可以增加纳税人本期的现金流量，使纳税人在本期有更多的资金扩大流动资本，用于资本投资；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即今天多投入的资金可以产生收益，使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税后所得，相对节减税收。
（1）盈利企业。由于盈利企业的存货成本可最大限度地在本期所得额中税前抵扣，因此，应选择能使本期成本最大化的计价方法。（2）亏损企业。亏损企业选择计价方法应与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选择的计价方法，必须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成本费用降低，使成本费用延迟到以后能够完全得到抵补的时期，保证成本费用的抵税效果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3）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如果企业正处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或免税期，就意味着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得到的减免税额就越多。因此，应选择减免税优惠期间内存货成本最小化的计价方法，减少存货费用的当期摊人，扩大当期利润。相反，处于非税收优惠期间时，应选择使得存货成本最大化的计价方法，将当期的存货费用尽量扩大，以达到减少当期利润，推迟纳税期的目的。
3.加快培训企业税务筹划人员
税务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成功的税收筹划不仅要求筹划主体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更要筹划主体具备法律、税收、财务会计、统计、金融、数学、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统筹谋划的能力，因此，企业要想降低纳税筹划的风险，提高纳税筹划的成功率，重视企业内部税务筹划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
总的来说，国有企业税务筹划在企业改革重组和整合资源过程中，事先考虑税务问题，利用国家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选用合适的组织形式和投资方式，积极进行税务筹划，合理节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行为自主化和利益独立化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王静，李铁军.企业集团税收筹划分析[J].财会月刊（B财苑），2003（9）.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6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税收制度；税收政策
一、引言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对财产性收入的承认和肯定，是防止财富在积累过程中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大举措，同时也预示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覆盖更多的普通百姓，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安排：对那些有可能为穷人获得的数量有限的财产性收入,宜于免收一切税费；而对那些有可能为富人获得的数量庞大乃至惊人的财产性收入,宜于根据其暴利程度的不同，采取累进税率。赵人伟认为为了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应该进一步完善税收机制，今后我们的税收应该向累进税方向发展。贾康则认为规范的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首先以个人所得税，以后用的遗产税、赠予税、不动产税等税收杠杆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还有一些专家表示，现在我国实施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都占。国外，阿根廷通过对个人财产税的征收进行的大幅调整，使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减免个人财产税，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财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法国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房地产投资，使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另外我国在财政与税收领域，关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重点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询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现实和税收原因，从而提出相关的税收建议，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税收决策思考。
二、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问题
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我国目前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率大约在2％左右，基数尚小但发展潜力巨大，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
在看到财产性收入的成就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并要积极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财产性收入的拥有者分布结构不合理、差距过大，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也就是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而农民、下岗职工和低收入者往往被排除在外。
第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还比较狭窄。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证券投资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等财产性收入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风险承受能力差，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
第三、财产性收入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在美国，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可见财产性收入所占比
例相当的低。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改革发展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也会出现相关的缺陷与失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不能够为防止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和谐，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始终没有较大提高，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二）“三农”问题仍然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瓶颈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处于低水平。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是农民增收难、增速慢的主要根源。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处于初级阶段，农民群众从集体土地的增值中获得收益和从土地的使用或转让中增加财产性收入可能性比较小；农用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补偿标准太低，农民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农民的纯收入始终不能得到显著的提高，更不用说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三）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
现行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立起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尤其是劳资双方的协商制度、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制度。财产性收入的形成来自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一般来自于劳动收入的结余。工资收入水平越高，财产收入水平就越高，比重就越大。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应当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而目前工资收入的低谷状态就不能够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提供充足的后劲。
（四）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在群体间和个体间充分发挥同一“起跑线”或“踏板”的重要作用，不能够为初次分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创造基本条件。社会保障体制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上，尤其是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及就业、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内项目，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不能够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五）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金融环境不够优化，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产品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渠道狭窄且投资门槛高；同时缺乏“公平、公正、公开”投资环境，不能够保证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四、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税制存在固有的缺陷和不足
税收制度的公平与效率，一方面要求税制尽可能“中性”以减少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另一方面则要求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支付能力实施差别性税收待遇。实施特定社会公平目标的税制安排往往是以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为代价的，这样税收不能充分发挥对合法收入的调节作用，而体制不完善和不规范所产生的不合法收入，税收不能对此进行调节，这就削弱了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影响个人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活动的信用化程度，高收入群体不容易监控，无形中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
我国的税制结构虽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税制模式，但实际上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结构，这种税制结构会制约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发挥。作为间接税的流转税，最大的缺点是逆向调节作用，收入越低，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越重。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
（三）税法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税法不完善，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的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物业税等尚未出台，影响税收整体作用的相互弥补、协调发挥。突出表现在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上，征税项目过于琐碎，不同项目之间相互交叉，对个人所得征税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实质性的不公平。同时财产税体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难以发挥调节收入差距和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更不用说有效的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缺乏完整、系统的资本市场税收体系，资本市场税制调节频繁，稳定性、法治性程度不高。
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税收措施
针对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税收上的不足，本人重点提出如下有关税收措施：
第一、稳步推进税制变革，优化税收结构。巩固和发展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模式，降低流转税，提高所得税，从而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增强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功能，通过税制的内部协调性和外部适应性来实现税收调节目标。按照新一轮税制改革“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逐步提高资本市场的立法层次，根本上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第二、要通过税收杠杆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财产性收入，纠正和防止财产性收入增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马太效应。在当前财产分布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应该运用不同的财税政策手段和制度安排，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更加均衡。一方面，继续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工作，适度加大对金融资产和房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征收；另一方面，适度提高工薪收入和劳动收入减免额度，扩大个体、中小企业创业税收的优惠和减免比重，为普通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提供宽松的税收条件，缓解高低收入差距。
第三、完善财产性收入的税收相关法律，减轻普通群众的税收负担。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实现综合所得税为主，分类所得税为辅的混合个人所得税模式，完善支持就业导向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和完善土地税和房地产税等财产税体系，开征社会保障税，为农民和低收入者构筑安全网。通过税收鼓励居民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投入到资本市场，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7
【关键词】税务筹划运用企业组织形式
纳税义务人为达到降低税负而开展的税务筹划活动,具有合法性、前瞻性、整体性。通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范围内,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可以合理、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税务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税利的筹划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对所得税进行筹划时,受其影响最为明显。纳税筹划的途径有多种,如缩小税基、采用低税率、延期纳税、税收优惠以及涉税零风险等,在缩小税基中又可以分为缩小绝对额和缩小相对额。其中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相关的纳税筹划主要是缩小税基和延期纳税。笔者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几个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来探讨企业如何筹划纳税,以取得“节税”效益的有关问题。
一、企业组织形式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企业组织形式纳税筹划可通过企业性质的选择与子公司或分公司的选择进行,企业设立为股份公司还是合伙制企业,是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由于企业性质、组织形式的不同,其适用的税基、税率及享受的优惠政策均有所不同。如:目前,外商投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受更多优惠政策。
二、企业注册地点的税务筹划影响
由于国家内部发展不相均衡,为促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也有较大差异,企业可选择到符合国家规定相对低税率的地域进行注册,如:国家规定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税务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三、研究掌握税制变化规律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学习、研究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以便在筹划实践中充分运用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会相应地调整税收政策。因此,企业在进行改制设立的税务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应重视研究税制变化发展规律,把握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动趋势。目前,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税收制度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及wto的规则要求之间已出现明显的不适应,税制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已势在必行,新的税改已经启动,对此,税务筹划中应给予充分考
虑,以达到实现企业税负最优化的目的。
四、选择适当方法进行纳税筹划
1.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的系统分摊。折旧作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税收挡板”的效用。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成本也不同。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将影响到成本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由于在折旧方法上存有差异,这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在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⑴考虑不同税制的影响。一般来说,在比例税制下,如果各年的所得税税率不变,则宜选择加速折旧法对企业较为有利。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加速折旧法,使得在最初的年份提取的折旧较多,而在后面的年份则提取的折旧较少,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相当于企业在开始年份内取得了一笔国家无息贷款。但是,如果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则应选择平均年限法较为有利。由于延缓纳税收益与税率高低成正比,因此,在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往往会使以后年度增加的税负,大于延缓纳税的收益。当然也会出现以后年度增加的税负小于延缓纳税的利益。这主要看市场资金的折现率高低。所以,在未来税率越来越高时,企业就需要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对企业的折旧方法做出最佳选择。而在累进税制下,过高的利润额,会引起过高部分所对应的税率偏高,从而会使企业税负也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则适宜采用平均年限法,可以使企业的利润避免忽高忽低,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减少企业的纳税。当然,由于企业自身的条件,税率累进的急剧程度以及银行利率的大小等因素,也会对折旧的“税收挡板”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在累进税制下,企业到底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较为有利,仍需企业经过比较分析后,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⑵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对企业拥有的资产实行按历史成本计价原则。这样,如果存在通货膨胀,则企业按历史成本所收回的资金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大贬值,无法按现行的市价进行固定资产的重置。但是,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既可以使企业缩短回收期;又可以使企业的折旧速度加快,有利于提高前期的折旧成本,取得延缓纳税的好处,从而相对增加企业的投资收益。可见,通货膨胀的存在对企业并非总是不利的,企业可以通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的选择有效地利用通货膨胀,使企业获得“节税”效应。
⑶考虑折旧年限因素的影响。新的会计制度及税法,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只要求企业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式,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只要是“合理的”即可。这样企业便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以此来达到节税及企业的其他理财目的。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以通过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将计提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成本,从而获得节税的好处。而对一般性企业,即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⑷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从账面上看,在固定资产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折旧方法,也无论折旧年限多长,计算提取的折旧总额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资金受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企业会因为选择的折旧方法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资金时间价值收益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由于资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因此,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单位资金的价值含量是不等的。这样一来,企业在比较各种不同的折旧方法所带来的税收收益时,就需要采用动态的方法来分析。先将企业在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按当时资本市场的利率进行贴现后,计算出各种折旧方法下,在规定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费用的现值总和及税收抵减额现值总和,再比较各种折旧方法下的折旧现值总和及税收抵减额现值总和;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税收抵减现值的折旧方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2.债券溢折价的摊销方法选择对纳税筹划的影响。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对长期债券投资溢折价的摊销方法,企业可以选择直线法或是实际利率法进行核算。由于采用直线法,每期的溢折价摊销额和确认的投资收益是相等的;而采用实际利率法,每期按债券期初的账面价值和实际利率的乘积来确认应计利息收入,且其金额会因溢折价的摊销而逐期减少或增加。债券摊销方法不同,并不影响利息费用总和,但要影响各年度的利息费用摊销额。因此,当企业在折价购入债券的情况下,宜选择实际利率法进行核算,前几年的折价摊销额少于直线法的摊销额,前几年的投资收益也就小于直线法的投资收益,公司前期缴纳的税款也就相应的较直线法少,从而取得延缓纳税收益。相反,当企业在溢价购入债券的情况下,应选择直线法来摊销,对企业更为有利。
3.确定合理的债务比例,节约税源。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因而在息税前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成本率的情况下,提高负债比例,便可获得更多的上述两种收益水平。但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因为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会增大,甚至发生债务危机。债务筹资的税收筹划就是要尽可能找出最适合的负债比例。
4.合理利用融资租赁进行纳税筹划。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产,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节税收益是非常明显的。
5.筹资利息的处理。根据税规定,企业筹资的利息支出,凡在筹建期发生的,计入开办费,自企业投产营业起,按照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分期摊销;在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计入财务费用,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有关的,在资产尚未交付使用或虽已经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以前,计入购建资产的价值。而计入财务费用便可一次性全额抵减当期收益,计入开办、或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价值,则要分期摊销,逐步冲减以后各期收益。其区别在于计入财务费用可以尽快扣除筹资利息,减少风险,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对节税。因此,应尽可能加大筹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份额,获得相对节税收益。为此可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期。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8
纳税成本（服从费用）
纳税成本是之纳税人或第三方（入股住、金融机构等）在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纳税成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在实行所得税预扣法的所得税制下雇主所发生的费用。因为雇主承担这从雇员的工资、薪金中扣除一定的所得税并集中上交国内税务机关的义务，所以公司不得不实行一种较一般情况下更为复杂和高成本的工资薪金制度。
其次，纳税人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对其获得的收入进行不断的记录并完成纳税申报表的填写。有的纳税人，尤其是那些有着不同类型收入的纳税人，不得不雇用会计人员或律师来帮助其完成纳税申报表的填写。
此外，纳税人在服从其纳税义务时还可能经受着精神上的负担。税法越复杂，越难理解，纳税人的精神成本就越大。
所有的税种都与服从费用有关，只是随着税种的变化所产生的服从费用的种类会有所不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纳税成本一般为征税成本的2-3倍。纳税成本的大小，必然会对纳税申报产生影响。成本越高，个人不服从即逃税的动机就越大。下面我们就从与逃税相关的因素出发，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试图为税务机关寻找出合理的对策。
不服从（逃税）的经济分析
故意向税务机关漏报所得这本身就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也是不合法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可能获得而且也并不存在与逃税的实际程度有关的精确统计资料。所以我们只能利用非税收领域的分析工具来对逃税进行考察。
我们首先假设个人是理性的、无道德的，而且是风险厌恶者。并且还进一步假设个人会尽量追求仅取决于其收入的预期效用最大化。下面的模型将用来分析个人在一段时期内作出的有关是否逃税的决策。假定在一段时期内，个人的实际收入（i）是固定的，在发生逃税的情况下个人申报的所得是（D），对个人申报的所得按固定税率征税。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p是一个常数。查出逃税，那么纳税人必须按未申报的所得（即i-D）支付F倍的罚款。假定罚款率要大于税率，那么如果没被查获，个人的税后净收入为：w=i-t·D
如果被查获，那么在纳税和交完罚款后的净收入为：Z=i-t·D-F[i-D]
当然，如果D=i，那么Z=w=(1-t)·i。
纳税人的预期效用时期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各自效用的加权平均，即逃税被查获和未被查获，各自的概率分别为p和1-p，即eU=(1-p)U(w)+pU(Z)
如果个人是风险厌恶者，那么他只能做出适当逃税的次优选择，通过对未公布收入D求导可以得出次有化公式：=-t(1-p)U''''(w)-(t-F)pU''''(Z)=0
（U''''（）是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
对上式中的税率（t）、惩罚率（F）和查获率（p）分别预测出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会对收入的最佳申报（D*）产生何种影响。计算结果如下：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当税率发生变化时，无法得出申报输入的变化，因此不能断定出增税就会鼓励逃税。计算结果同时也表明加大惩罚力度和查核力度都会迫使纳税人更多的服从税制规定。
以上的模型显然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模型中采用的是固定税率而非累进税率，有人曾经用累进税率来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除非由于加强处罚的可能性增加而引起能与之中和的刺激效应，否则累进税率将会对所得申报产生消极抵制的作用。其次个人也并非是完全无道德的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事实上，有许多纳税人都愿意诚实申报，因为他们认为不诚实是没有效用的。第三，以上的模型中忽视了服从费用，服从费用因为种类较多，其中还包括许多不能以货币计价的成本（如时间成本、精神成本等），所以在模型中不能精确计算。但在实际中服从费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服从费用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也许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来源多样化了），那么服从费用就类似于就所得而征收的一项税款。对纳税人而言，在应纳税款之外又增加的一部分附加税款，显然会对个人申报所得起抑制作用。
但是从对上述模型的基本分析中，也可以得出一个近乎确定的结论。那就是对犯法诈骗行为判决力度的加强通常会使服从率上升。
税务机关的对策
逃税总是弊大于利的。它不仅会使宏观经济指标发生偏差，还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引
起资源配置的失调。所以针对逃税，税务机关或者说政府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9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筹划对策
abstract：thepapermainlydiscussestheexistingproblemsintheenterpriseincometaxplanningandputsforwardthecountermeasures.
企业所得税筹划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在国外己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筹划却似“小荷才露尖尖角”，还仅仅处于探索、研究和推行的初始阶段。尽管如此，人们对税收筹划的热情却一直很高，“税收筹划”这个词也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关注，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作“野蛮者抗税、愚昧者偷税、糊涂者漏税、精明者进行税收筹划”，令人们对税收筹划产生许多好奇。那么什么是税收筹划，它有什么意义和遵循的原则呢？企业在税收筹划中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1.税收筹划的原则
1.1合法性原则
税收筹划是在合法条件下进行的，是以国家政府制定的税法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的纳税方案进行精细比较后作出的纳税优化选择。而一切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的行为，都不是税收筹划，属于偷逃税的范畴，对此要坚决加以反对和制止。因此，在税收筹划中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在筹划实务中坚持合法性原则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税收条款，而不能断章取义，要理解税收政策的立法背景。二是要准确分析判断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税收法律规定。三是要注意把握税收筹划的时机，要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选择通过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周密精细的筹划来达到节税目的，而不能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而人为采取所谓补救措施来推迟或逃避纳税义务。
1.2风险防范原则
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性的边缘上进行操作，这就意味着其蕴含着很大的操作风险。如果无视这些风险，盲目地进行税收筹划，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必须充分考虑其风险性。另外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还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比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可能会调整有关税法，开征一些新税种，减少部分税收优惠等。为此企业必须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措施分散风险，争取尽可能大的税收收益。
1.3事前筹划性原则
筹划性表示事先规划、设计、安排的意思，在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企业所得税是按年征收的。企业交易行为发生、收益实现或分配之后，才缴纳所得税。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对应纳税所得额先作出筹划的可能性。另外，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税收规定也是有针对性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的性质不同，税收待遇也往往不同，这在另一个方面为纳税人提供了可选择较低税负决策的机会。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收已经确定而去偷逃税或欠税，都不能认为是税收筹划。因此，做好企业所得税筹划必须坚持筹划在先的原则。
比如，尽量推迟纳税是税务筹划一贯的目的，有人就依此提出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等外购货物应当尽早购进，这样企业在早期就可以多发生一些进项税额，少纳增值税。尽管企业后期的外购货物会减少，进项税额下降，从而企业要多纳一些税，但企业仍可以从上述推迟纳税中得到益处。无可置疑，这种筹划办法确实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上的好处，但是税法规定：工业企业未入库、商业企业未付款，购进货物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如此一来，企业如果想用尽早购货的办法推迟增值税纳税义务，就可能面临库房紧缺、存货占压大量资金、管理费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这种税务筹划办法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
2.企业在所得税筹划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确定获利年度不准确
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应该好好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由于获利年度时间的确定不同，对企业产生不同的节税收益。
2.2缺乏税收筹划的意识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税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多数企业，却缺乏这种税收筹划意识，如a公司高层领导和各基层领导都缺乏税收筹划意识，因为他们只注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人意识到公司税收的重要性，而a公司只有一个税务人员承担其录入工作及税务申报清缴汇总等工作，一个人的工作负担很繁重，根本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税收筹划，所以企业的税收筹划意识很淡薄。这种现象不仅仅是a公司存在，我国很多企业税收筹划意识很淡薄，企业没有重视到税收筹划所带来的收益。
2.3税收筹划组织不健全
我国大部分企业还没有建立税收筹划组织，例如a公司财务体系比较正规，财务部下设有，会计处、资金处、预算处、信息处，但没有建立税收筹划处，a公司税收筹划随意性较强，缺乏专业税务人员进行系统性筹划。导致公司失去了节税收益的可能性。
3.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对策
3.1建立健全税收筹划组织
对于一个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不仅要加强企业管理，更要注重公司的细节，要重视每一个环节，在税收筹划环节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因为企业所得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企业为了能够掌握税务知识和最新的税收政策等，企业应建立健全税收筹划体系，组建一个税收筹划的专门组织，为企业收集信息，能及时准确的获得相关政策，并及时反应到财务部、领导层，使公司不会错过税收新政策所带来的优惠，从而达到节税增利目的。
3.2准确确定获利年度会减少税收支出
通过a公司案例分析，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法去确定获利年度，会使企业达到节税目的。在确定获利年度时主要是比较企业所获得利润与免税等优惠政策带来的节税收益之差，如果通过计算所获利润大于企业免税月份之和的税额，这样可以提前确立获利年度，对企业的利润是正增长，如果企业所获得利润小于企业免税月份之和的税额，这样就要推迟确立获利年度。正确确定获利年度时间会给企业增加利润。
3.3培养税务筹划人员的灵活运用税收政策能力
企业在税收筹划中不能灵活掌握和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培养税务筹划人员的灵活运用税收政策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例如四川地区发生重大地震灾害国家就出台了新政策，国税总局下发通知，明确个人及企业向灾区捐款的所得税扣除规定。该通知还明确了灾区重建的系列税收减免。而a公司就没有掌握此信息，所以给企业增加了税收，没有享受到国家出台的政策，而与a公司同属中粮集团的B公司做的就非常好。B公司有一批专门的税收筹划人员对整个企业的税收进行监督考核并能灵活的运用，就其此次地震而言，B公司税务人员能够及时的把相关信息传达给公司高层领导，并有效的运用合理的政策为企业减少税务支出。
3.4尽量缩短折旧年限
一般认为，尽可能在较短的折旧期间内收回投资，有利于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这存在着两条途径：一是在折旧期间既定的情况下选择加速折旧，二是在折旧方法既定的情况下选择缩短折旧期限。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加速折旧方法并非完全有效，并且我国现行税法中对于采用加速折旧是相当复杂与谨慎的，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那么对于直线折旧法而言，税收筹划就是尽量缩短折旧期限？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考虑到税收减免等政策的存在（尤其是期间减免政策），减免期间折旧的大小最终对税收负担的影响是无关的，即在减免期间，并不存在折旧抵税效应，那么对企业有利的处理方法是减少减免期间的折旧额，从而在减免期满之后，使折旧抵税作用最大。这种选择方法的思路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当延长折旧期，而并非一味缩短折旧期。由于税法一般只规定了折旧的最低年限，该筹划方法还是可行的。
由于税法对补亏期限作了严格限定，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对以后年度的获利水平做出合理估计，使同样的生产经营利润获得更大的实际收益。特别对一些风险大、收益率高且不稳定的科技企业更要合理规划，避免加速折旧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企业选用加速折旧时，要充分关注税收优惠期，趋利避害；要运用管理会计的方法，注意税收与非税收因素，进行统筹安排，谋取企业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王娟娟、李振波，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17）.
税法的体会和收获篇10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于**年9月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其初衷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还在于调节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未曾预见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削弱了税种设置的效率，甚至违背了该税种最初设计的本意，未能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有效调节。20*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贫富的差距。但是由于此次改革只是“微调”，没有对税制模式、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依然存在公平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横向不公平和纵向不公平两大方面。
（一）横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有多个收入来源和收入来源较单一的两个纳税人，收入相同缴纳不同的税收。所得来源多的人分别按不同税目多次扣除免征额，可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涉及税目单一的人却因扣除金额少要多纳税。如一人工资2．600元每月，另一人则每月有1．600元工资再加1000元的劳务报酬，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迫使纳税人将收入化整为零，或偷税漏税以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第二，因来源不同导致同一性质不同收入项目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乙两人，甲每月获得工资薪金所得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1．600）x15%-125=535元，乙该月获得劳务报酬所得也是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x（1-20%）x20%=960元。可见，甲乙两人取得数量相同的劳动性质所得，但由于适用税率不同，导致两者的应纳税额也不同。
第三，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所得性质不同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月工资收入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1．600）x30%-3，375=11．145元，乙中奖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x20%=10．000元。甲的工资所得与乙的中奖所得数额相同，因分别适用9级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而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第四，同为利息所得，对存款利息、股票分红、企业债券利息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财政部门发行的债券和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
第五，同为中国的纳税人，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因适用的费用扣除额不同（本国居民扣除额为1．600元，外国居民扣除额为4．000元），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二)纵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收入来源少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高收入者却缴纳较少的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专家们的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比**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相应的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在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却相对降低。20*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1］根据广东省地税局公布的消息，20*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第二，隐形收入和附加福利多的人往往少纳税，偷逃税现象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全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还不包括职工个人没有拿到手里却获益匪浅的那部分“暗补”，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或优惠就餐、住房装修等等。这些“暗补”、收入少纳税或不纳税，说明现行税制仍然存在许多漏洞，没有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第三，对工薪按月计征，对劳务报酬等一些所得采取按次计征产生的纵向不公平。例如，一个月工资为1．500元，年收入为18．000元的工薪阶层，和一个假期打工一个月挣得2．000元的学生相比，前者不缴一分钱的税，而后者却要缴80元的税。
第四，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搞“一刀切”，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成员是否失业等情况均未考虑在内，在新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了税收负担不公的现象。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两人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导致事实上的纵向不公平。
第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管不严也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表现在：首先，个人所得税实行以源泉代扣代缴为主、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为辅的征管方式导致税负不公。工薪收入相对于其他税目而言，较为规范透明，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税收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征收效率高，工薪阶层偷逃税现象就少；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形式多，加上大量现金交易的存在，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控和稽查，税收征管成本高且效率低下，导致高收入者偷税、逃税、避税现象严重。虽然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偷逃税和欠税问题依然严重，执行中的外来人为干扰及某些税务干部执法不严等更使个人所得税的偷逃现象愈加严重。其次，一些基层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包括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征税，存在多征税、少征税和虚征税的问题，也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再次，我国幅员辽阔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纳税条件不一样，容易导致税收征管发达的地区多征，落后地区不征或少征，不能真实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的原因剖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未能较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的选择、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存在偏差造成的。
（一）税制模式选择偏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税制模式选择上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课征模式。这种税制模式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采用分项计征，易使纳税人通过划分不同收入项目和收入多次发放而使所得收入低于起征点，达到偷逃税、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第二，未能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综合计算，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负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考虑纳税人家庭人口、支出结构因素以及实际负担水平，难以体现“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量能负担原则，难以实现税收负担公平，有悖于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目标。
（二）税制设计不合理
第一，税率方面。一是工资薪金的税率级距设置不合理。低税率的级距小，这使得本不是个人所得税要调控对象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征税主体。据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收入的46.4%，无形中是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二是税率档次过多、税率偏高。累进的甚至累进程度很高的名义税率不仅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却有可能导致纵向不公平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4，5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4元，月收入为896元左右。其纳税所得额绝大部分在第一和第二级，对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相当少，最后两极税率很少使用。三是非劳动所得轻征税、劳动和经营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而偶然所得，如中奖，只征收20%的比例税率。这形成对劳动所得征税高，非劳动所得征税低的现象。四是同一性质不同项目的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造成税负不一致，导致税负不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同为勤劳所得，由于税法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既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也不利于鼓励勤劳所得。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工薪所得按月计征，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纳税年度计征，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在一般个人的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与个体工商户的年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全年应纳税额远高于个人工资薪金的全年应纳税额。
第二，税基方面。据资料显示，2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原因之一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过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还不够宽,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外汇交易所得等项目尚未征税，特别是对投资的资本利得没有征税；附加福利仍无法计价并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高收入者并未从法律上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基的涵盖面过小，无法真正实现税收负担公平。
第三，税收优惠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包含了11项免税、3项减征、10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其中有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普遍、平等纳税。
（三）税收征管效率偏低
第一，税收征管法律不健全。我国税收征管中出现税收征管不严、执法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中的法律约束力差，对税收执法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无法可依。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对税收活动共性的问题进行规范的税收基本法，现行的单行税法法律效率弱，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执行难度大，使得税收征管中许多征管措施无法可依。其次，税法的法律约束力差，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一是税收法律只约束纳税人行为，对征税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二是税收执法缺乏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使得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也使涉税案件的查处缺乏应有的力度、效果。再次，缺乏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存在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方面，税务机关内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既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监督、纠错目标，也没有形成科学的监督考核指标体系，而且由于税收任务因素，也不利于从税务机关内部实施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另一方面，我国对税收执法的外部监督，尚没有形成有较强针对性的职能部门监督和具有普遍性的纳税人监督机制，对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税收执法行为的规范性、税款入库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
第二，税收征管能力较弱。目前制约我国个人所得税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是人和物两类因素。
从人的因素分析，目前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状况还不能适应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素质不够过硬。二是整体业务素质比较低，尤其是专业知识不精通。三是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大。表现为依法治税的观念树立得不够牢固，没有为查处的违规、违法渎职案件所警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见利忘义的行为仍存在；面对繁杂、多变的税收法规，有的无法真正领会税法的立法意图，不能正确领会和处理好税收执法和服务经济的关系，增加了税法实施的难度。
从物的因素分析，征管方式仍不能超越个人主动申报和扣缴义务人代扣缴的局限。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及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加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在一些部门仍存在大量非货币化的“隐性”福利，如免费或低价获得住宅及其他各种实物补贴，致使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同时，国税、地税没有联网，信息化按部门分别执行，在实际征管中不仅不能实现跨征管区域征税，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导致税负不公。新晨
（四）税收征收环境欠佳
第一，依法纳税意识薄弱。受历史习惯、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纳税的意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价值取向被一些负面伦理道德因素所误导，社会上一部分人把能偷逃税视作一种“能力”的体现。由于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纳税人纳税后必然导致其收入的直接减少，而纳税人偷逃税被发现后对其处罚的力度却很轻，于是，在目前各种征管措施不到位、风险成本较低、社会评价体系缺失的前提下，人们受经济利益驱动，强化了为维护自身私利而偷逃税的动机和行为，客观上加大了税收征管与自觉纳税之间的距离。据税务部门的一份资料报告，在北京市常住的外国人中，主动申报纳税的占80％，而应征个人所得税的中国公民，主动申报纳税的仅为10％。此外，现阶段纳税人缴纳个税没有完税证明，纳税多少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失业、赡养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没有联系，这也是公民主动纳税意识不强、纳税积极性不高、偷逃税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