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学创作篇1
[关键词]影视文学；视觉造型性；动态画面；创作
影视文学兼有影视与文学的双重特性，并在二者交互渗透中将文学的叙事因素与影视的造型因素有机地融汇为一，其具体的书面形式是影视文学剧本。影视文学和小说一样，要叙述故事，塑造艺术形像，但它们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小说利用书面语言描写，而影视艺术则靠具有视觉造型性的画面，把一个富有艺术的真实世界的情景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从创作实践的角度看，影视文学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艺术现象：它用文字所表达的，恰恰是非文字所能充分表达的屏幕造型画面及其运动(包括语言、音响、音乐的“运动”)，只有经过再创造，最后才体现为可见可闻的屏幕形像。事实上，影视文学已不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冲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以影视的独特视听思维来构思和写作的崭新文学形式。
以往的影视文学追求或注意的点多放在叙事因素方面，忽视造型的表意功效，较少注意通过造型的手段来丰富加强影视文学的语言能力。其实画面的经营，如构图、拍摄角度的选择、色彩光线的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比例，还有运动节奏掌握及人物的细微动作的展示，都可以增强影视叙事的语言能力，让人感受到更为细腻的情感，领悟到更为深沉的意境。
苏联电影艺术大师和理论家普多夫金说：“小说家用文字描写来表述他的作品的基点，戏剧家利用的则是一些尚未经过加工的对话，而电影编剧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则要运用造型的(能够从外形来表现的)形象思维。他必须锻炼自己的想像力，必须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使他想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像表现在银幕上的一系列形像那样地浮现地他的脑海。”因此，利用视觉造型性的画面，也就是“能够从外形来表现”对象的方法，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特征。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是用影视的方式思考，而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的。它可供阅读，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拍摄，必须符合屏幕表现的需要。否则，很可能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却根本无法据以拍成影视片。影视文学作品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而这些特征是由影视艺术本身所决定的。影视片是视觉艺术，富有造型表现力。这就要求剧本中所描述的一切，应该是可见的，运动的，可以通过影视表现手段展现于屏幕，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感官。
我们比较一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电影文学剧本《阿Q正传》的不同，就会对小说和影视文学的视觉造型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是有关阿Q姓氏的一段，小说原文如下：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得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鲁迅先生的这段文字，使用了很多性格化的动作，有叙述、有描写、有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对话，读起来如临其境，形象生动，但陈白尘先生将其改编成文学剧本时还是作了非常大的改动：
前临河埠头的赵府黑大门洞开。赵司晨在门口挑起竹竿放鞭炮，七八个衣冠楚楚的财主绅士正大摇大摆地拱着手走进门去。赵司晨连连哈腰。
未庄上的闲人都围在大门外向里张望。只见府里深处宾客如云，都在向赵太爷和他儿子秀才公作揖道喜。鞭炮还在燃放，一群孩子在抢地上未燃的鞭炮，欢叫着。
阿Q嘻开嘴奔来，推开木然在围观的人群，想跨进赵府大门，赵司晨的竹竿拦住他：“你干吗?”
阿Q昂然道：“赵太爷中了，我来道喜！”
赵司晨伸长他那细长脖子，笑骂道：“你也配?去去去!”
“我姓赵!”阿Q理直气壮地歪着头嚷。
“你胡说！”赵司晨顺手用竹竿将阿Q一推，推回围观的人群里。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
这时红鼻子老拱正走近来，笑道：“我说是嘛，你怎么会姓赵?”顺手连拍带推给了他一掌。
阿Q认真地分辩道：“我不姓赵，是你儿子!告诉你吧，细细排起辈来，我比秀才还要长三辈哩!”
老拱哈哈大笑，对身旁的一个人叫道：“蓝皮阿五!你听听，他要做我儿子哩!”
蓝皮阿五不屑地笑道：“管他姓赵钱孙李，喝酒去，他穷得发疯了!”
阿Q分辩老拱已被阿五拖走了，悻悻然对他们背影说：“穷?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尽管老拱和阿五走了，围观的人们还是颇感兴趣地将阿Q围住了。看土谷祠的老头子问道：“阿Q，出五服了没有?”
阿Q茫然不知所答，只坚持说：“横竖我比秀才长三辈!”
老头子叹口气，说：“这话呀，难说啊！……”
围观的人也就不免点了点头。
很显然，剧本比原作更直观，视觉的造型性更强。“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等陈述性、概括性的说明文字，全部转换成了可以用画面表现的内容。阿Q的愚昧、爱占小便宜的个性，无往不胜的精神胜利法，赵老太爷的跋扈刁蛮，赵司晨的狗仗人势，帮闲的无聊，围观者的幸灾乐祸，都改换成了人物具体可感的神态、动作和个性化的语言。
所以影视文学传达艺术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叙事因素，人们欣赏时的艺术领悟主要靠它独特的叙事观念来获得，这种叙事观念使视觉形象在创作者营造的环境中所反映出的意义要超出实际出现的实物，这可以说是影视文学语言的一个不可低估的魅力。二是造型因素，屏幕造型是影视文学艺术形式的一种特殊语言构成方式，其实它与叙事因素是不可剥离的。影视的屏幕造型不像绘画或照片那样只有单纯的构图和色彩的变化，它还包含了运动、节奏、剪辑等结构元素，以及语言、音响、音乐等非视觉元素，这些元素综合在一种线性的叙事中，表现为视听的一体化。人们在欣赏影视片时，视觉听觉的审美感知，主要靠屏幕造型激发获得的。
影视视觉形像呈现银屏上，就是画面。既然是画面，它就有摄影艺术和绘画艺术的一般特征，比如讲究构图、光线、色彩、色调、明暗等等，因此，有必要遵从它们的基本艺术规范，但是，决不能以这些艺术规范替代影视艺术本身的特性。电影历史上，曾经有过对绘画特性极其强调的时期，但事实证明，那是把影视艺术引向末路。观众观看影视，不是在看画展或影展，而是在看与生活之流特性相似的一段故事，一些情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生活之流奔腾不息，诉诸我们视觉的影视形像也应该是连续运动的。我们强调视觉形像的造型时，要明确造型是动态的造型，切忌为造型而造型。
所谓动态造型，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画面的外在运动。它包括画面内部的运动和画面之间的运动。画面内的运动是指静止的画框或场景内，人物关系的变动或物象运动。比如，在固定的摄影机前，大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各色人等，往来穿梭。这样的场景便于营造真实的环境氛围。画面之间的运动是指镜头之间画面的运动。影视要通过连续不断的画面来展示内容，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切忌画面长时间的静止或对话的冗长。影视文学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性，以运动的画面来构筑影视镜头。
二是影视形像的内在运动。影视形像包括人物形像和镜头内的物象(包括音响)。大部分时候，运动或静止的物象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的。但有时候，物像本身也参与情节，或渲染气氛。画面内人物情绪的波动与镜头的或动或静，能构成一种艺术张力。如美国《廊桥遗梦》，男女主人公雨中分别一场戏，就是外部运动和内在运动较完美的结合；天空，豪雨如注，罗伯特金凯当街站立，浑身透湿，弗朗西斯卡坐在车内，内心百感交集。相爱而无法相守的痛楚，撕裂着他们的理性，此情此景，构成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艺术张力。《花样年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人公打破重重顾虑，来到男主人公的住地，爱意其实早在两人心中盘桓，但都在等待对方表白――言语的慌乱、躲闪，营构出迷离情景下的特殊气氛，最终，似乎惊雷般响起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种欲说还休的格局，也使影片情节推演进下一个阶段。这样的段落，在一部影视片中虽然不多，但能够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画面将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可见画面不仅是现实的复现，同时还寄托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它不光具有视觉上的感知价值，同时还具有美学价值。因此画面是影视文学这一艺术形式中最重要的造型因素。掌握运用得好，就能充分展露影视文学叙事观念的独特风采。可以说画面是叙事的基础，事件的发展、人物的活动以至于作者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思想，都必须以画面作为承载体。画面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表意系统，影像所提供的环境与物体以及剪辑所提供的组合和对比，都成为影视文学中叙述、抒情、比喻、象征以至于说理的最基本的因素。
影视文学创作篇2
［关键词］唯美主义；人物形象；文学分析
《水浒传》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已久，妇孺皆知。它早在10年前就被拍成电视剧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播出，主题歌《好汉歌》也曾风靡一时。在时隔十多年之后，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再一次在全国很多地方电视台热播，掀起了一股收视狂潮。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且不提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单就创作手法这一点就可以分辨出新旧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差异，即新版更多运用了唯美主义手法去刻画人物形象及其心理变化，让观众感到剧中人物是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种手法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精美、逼真的视听效果，而是为了使唯美的环境气氛能够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为新版《水浒传》增色不少。
同样，国外的影视剧创作者也一直在运用唯美主义手法增强戏剧效果。不过，如果从更细的层面上看，国外影视剧创作中唯美主义的表现方式与国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与人文环境、创作理念以及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是一种客观存在。因而，有必要对这同一种创作手法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之处进行文学性分析，以达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目的。
一、国内外影视剧创作中，唯美主义手法的运用还是以新版《水浒传》为例说明问题。对于中国的大多数观众而言，《水浒传》当中的很多经典故事很早就作为小说写作的典范选入了中学教科书，部分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比如，脍炙人口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以及《李逵负荆》等典型故事片断给很多人以原始的中国文学启蒙教育。在作者施耐庵的笔下，这些爱憎分明、武艺超群、疾恶如仇、有胆有识的英雄人物深深地印在了读者或观众的心里。问题是，写作手法和电视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以原著为蓝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以后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不可能做到完全吻合。怎样才能够缩小这个偏差？怎样才能使通过电影电视艺术手法表现的人物形象能够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更多的一致性？这就需要运用唯美主义的表现手法进行勾勒和渲染。例如，在新版《水浒传》中，林冲蒙难沧州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的林冲对自己的妻子牵肠挂肚，朝思暮想，不思茶饭，内心沮丧，苦闷异常，而且还正在面临着高衙内在暗地里对他实施的追杀。在表现这一场景的过程中，创作人员对于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式的刻画，林冲脸上的每一个表情符号都跃入观众的眼帘。同时，创作者还运用蒙太奇的手法让林冲妻子的形象在他恍惚不定的幻觉中悠然显现。当林冲站起来奔向他妻子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他的妻子并不在他的眼前。他看到的只有屋外漫天的风雪以及屋内阴冷肃杀的沉寂。这种情形更增加了林冲内心的愤懑和无比的仇恨之情。人在景中，景在心中，情景交融，珠联璧合，林冲作为悲情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也为后续的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外。在好莱坞经典影片《乱世佳人》（Gonewiththewind）中，主人公斯嘉丽出现时的场景就与前述林冲出现时的场景大不相同。如果说中国的影视剧创作人员注重运用短焦镜头刻画人物的话，其国外同行比较看重白描式的外景创设。斯嘉丽是生活在美国南方的一名上层社会的女性。她养尊处优，任性好强。只是战争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的命运和她的感情。创作者为了呈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南方的生活景象，较多地运用了广角镜头，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晚霞的柔美，夕阳的绚烂，田野的空旷与天空的浩渺。到处充满了阳光，静谧与祥和。紧接着，战争爆发了，曾经美好的一切均被破坏了，主人公的命运也由此开始了改变。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中外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不同，影视剧创作人员在运用唯美主义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着眼点也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不同更有助于创作者以本国观众较能够接受的方式体现创作意图，争取最佳的观赏效果。
二、国内外影视剧创作人员在表现人物形象上唯美主义的运用中国人普遍接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这种意境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美感，是一种近乎玄妙式的艺术直觉。新版《水浒传》在表现武松打虎场景的过程中，就充分运用唯美主义方法再现了武松的英雄形象。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唯美主义手法的运用是以粗线条的方式进行的。在武松打虎之前，他首先要在景阳冈下的一处饭馆就餐。虽然店家早已警告武松“三碗不过冈”，但武松艺高胆大，不畏流言，敢于挑战，硬是足足吃了十八碗酒。酒足饭饱之后，店家善意劝告武松不要翻越景阳冈，以免“大虫”害了其性命。武松还是不信这个邪，乘着酒兴强行过岗。在表现武松步履蹒跚地踱步走上景阳冈的过程中，主创人员刻意用了几个镜头叠加的方式表现武松的“酒态”：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东倒西歪；看眼前的东西也是亦真亦幻，眼花缭乱；不过，手里紧握的哨棒不离左右，步伐凌乱但豪气不减。这样的镜头语言的运用就为随后要发生的故事作了铺垫，天衣无缝，惟妙惟肖。
与此相似，好莱坞巨片《角斗士》(theGladiator)在表现英雄人物麦克斯莫斯(maximus)形象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由于罗马帝国皇帝儿子的陷害，麦克斯莫斯被夺走了兵权，遭到了逮捕，双手被绑带到了密林深处，即将被三个押送的骑兵处死。此时的天气已近寒冬，光秃秃的树木上没有树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寂静得让人窒息。麦克斯莫斯被带下了马，双膝跪在地上，准备以“士兵的方式”死去。恰在这时，奇迹出现了。麦克斯莫斯凭借他过人的胆识，果敢的勇气和神武般的格斗技能，在宝剑刺向他颈部的一刹那奋起反击，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执行处决任务的三名骑兵。看到这样的镜头，大部分观众都觉得不可思议，瞠目结舌。麦克斯莫斯绝处逢生的超强本领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带领北方军团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是名副其实的。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段看似无足轻重的描写折射出麦克斯莫斯的“角斗士”形象，即他只有不断与命运抗争，才能得到生存的机会，继而争取到属于他的个人自由。唯有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角斗士精神。这种洋溢着血腥的、粗犷的唯美主义手法的运用，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充满悬念，意境深远，让观众从内心里对麦克斯莫斯这样的英雄崇拜至极。
三、国内外影视剧创作人员运用唯美主义手法的侧重点评判影视剧制作质量好坏的主要标准是观众的认可程度。在影视剧市场日趋成熟且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票房成绩成了一个重要的衡量性指标。为了取得较好的票房成绩，影视剧创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投市场所好，倾力打造观众喜欢的影视剧作品。
在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影视剧创作者主动学习、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影视剧制作中常用的唯美主义创作方式，往往追求一种动人心魄的视觉冲击力，借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对比新老版电视剧《水浒传》，很容易发现新版在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效果方面要比旧版略胜一筹。不可否认，影视拍摄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着，特别是数字化拍摄技术越来越受到创作人员的青睐。与旧版相比，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的众多打斗和战争场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观赏效果较以往有了显著的提高。再看一看新版《三国》。就笔者本人的观点来看，新版电视剧《三国》要比旧版《三国演义》逊色很多，但同样也运用了唯美主义创作手法，特别是在表现战争的血腥和惨烈方面让人印象深刻。这就意味着唯美主义手法的运用有助于强化影视剧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效果；如果故事情节也特别引人入胜，那么就是成功的影视剧了。
在国外，由于影视剧创作的历史较长，创作人员经验丰富，而且因为其影视剧制作和发行市场机制健全，洞悉观众的需求和感受。从这一点上来说，唯美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更多是用来突出故事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影片《澳大利亚》(australia)就是一个例证。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二战以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境内的一个故事，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非常大，场面宏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女主人公从英国不远万里来到澳大利亚处理家务，却发现自己的丈夫离奇毙命。众多的困难和障碍接踵而来，她该何去何从？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她邂逅了她丈夫以前生意上的伙伴，也意外结识了几个土著人。在女主人公的努力下，这些不同的人物聚集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使命而相互合作。这部影片不单单是一部记述个人奋斗史的普通故事片，而且还包含着白人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等问题，从而把战前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巧妙地连缀在了一起，使观众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发人深省。还比如奥斯卡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theKingsSpeech）。这部片子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就是告诉人们国王乔治六世如何克服自己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和自卑心理，进而成为一名能够顺利发表演讲的国王的故事。这部影片对于唯美主义手法的运用却是精雕细刻，绘声绘色。国王口吃严重，不能在公众面前演讲。无奈之下，他只有求助于语言治疗师莱昂纳尔•罗格的帮忙。这位对于矫正口吃富有经验的医生是一个普通人，不能与贵为国王的乔治相提并论。虽然在两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国王在罗格的耐心帮助、指导和鼓舞下，成功克服了口吃的习惯，成为一名能够正常演讲的国王。最终，国王与罗格成了彼此信任的好朋友。这种唯美主义表现手法可以说是脉络清晰，情节紧凑，但又不失人情味、趣味性、逻辑性和合理性，被评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而言，从文学分析的角度看，唯美主义表现手法在中外影视剧创作中的运用是灵活多样的。尽管不同的创作者在运用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有利于塑造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构造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委婉含蓄，异彩纷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表现手法是值得提倡的，有助于锻造文学艺术精品，创造一流的影视剧作品，为广大观众奉送高品质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郭晶晶.论波德莱尔的唯美主义文艺观［D］.湘潭:湘潭大学，2005.
［3］董希文.唯美主义辨析［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
［4］张宜平，金昌庆.中国现代戏剧与唯美主义［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影视文学创作篇3
一、影视作品应保留独特舞台艺术特色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掀起了一股狂潮，在当代艺术舞台上独占鳌头。在这个发展阶段过程中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依附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以及人物关系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影视作品充分结合文学作品能够全面提升影视作品的叙事功能，文学作品对于当代影视行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譬如影视作品《新版红楼梦》《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红高粱》等都是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在上映后获得了受众热切追捧。
但实际上，影视作品在新时期中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还是因为影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参照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而是在创作过程中突出了影视作品的艺术特点。[1]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时，通常会围绕着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展开创作，并通过采用影视作品创作特色来对原著中的内容进行增加或者删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明。因此，影视作品如果想要获得较大成就，就需要保留着自身舞台艺术特色，并拒绝做文学作品的附庸产品。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应当充分汲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和精神内涵，但是应当要保留着影视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形式，这样才能促进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又不至于使得影视作品内容过于乏味。因此，影视作品创作者将文学作品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时应当要充分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勿让影视作品失去舞台艺术特色。而当前来说隶属文艺片的影视作品都受到影院与受众群体的排斥，而文艺片影院票房更是一落千丈。[2]当今时代是消费时代，许多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寻求感官享受和精神享受，而文艺片所表达的主题内容都是比较沉重和悲剧，因此，电影影院和受众群体都不太喜欢此类影视作品。同时，导致文艺影视作品不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还有导演在改编过程中的局限性思维。许多导演在制作影视作品时容易受到文字思维局限性的影响，致使我国影视行业比西方更为落后。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不要受到文学思维的限制，而是跳出文学思维束缚并以全新模式来进行电影创作。譬如文学作品中散文式、抒情式以及叙事性等，一旦应用到影视创作中便会导致电影作品枯燥乏味，致使观众对电影作品提不起兴趣。因此影视作品创作人在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应当要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结合时展需求和市场上大众心理需求从而创作出具有独特舞台艺术特色的影视作品。
当前来说，电影市场上，不仅商业片排挤艺术片，而好莱坞大片也打击着我国影视作品的发展。在好莱坞西方大片的打压下，国产影视作品应当要充分结合电影发展的基本特性，汲取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精神内涵，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我国影视作品想要在电影行业中取得较大成就，就必须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着影视作品的迅猛发展。
二、文学作品应当坚持艺术创作特色
当前已经逐渐进入全民消费时代，人们难以耐心花费长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但很多人愿意通过观看电影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群更加青睐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地位日益凸显。
在时展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当前我国许多文学作家逐渐开始进入影视行业，在影视行业中充当着影视编剧，并按照影视作品的基本要求来创作文学作品，这种行为导致经典的文学作品逐渐转变为世俗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想要在影视行业发展如日中天中获得更多利益。就人性来说，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文学作家进入影视行业开启影视编剧道路是正常的，但是文学作家在进行影视剧本创作过程中应当要重视影视作品市场发展和艺术特点，始终保持着正确而良好的心态，不能只顾着市场需求来撰写出世俗文学作品，这样会导致文学作品只能成为影视作品发展的奴隶。所以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着端正的态度，不仅要看到电影市场的基本需求，还要创作出经典的文学作品，不能使创作的文学作品过于世俗。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充分坚持着其独特特色和创作模式，不能为了创作电影而创作文学作品。同时文学作家应当要重复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应当要以端正且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结合。
在当今时代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而实际上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独特特色和艺术魅力是无法被其他物质完全取代的。文学作品在精神内涵和人物塑造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相对于影视作品更好。[3]目前是图像时代，但是影视作品也难以完全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实际地位，文学作品永远都不会被消除，因此，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过程中不能做影视作品的奴隶。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为受众群体创作出更加富有艺术特色的作品。
三、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
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影视作品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是却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文学作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发展盛况不再，有的人认为影视作品能够逐渐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本质关系，只要对两者本质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就会知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舞台艺术特点，两者相辅相成，并且都难以取代各自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能够通过其各自的形式和表现方式来呈现出人物形象特征和感情心理，从而使得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两者能够在艺术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就说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相互借鉴的地方。相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结构以及情感表达上更富有感染力，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着文学作品精髓来展开创作。影视作品更加重视舞台艺术效果和视觉感受效果，在感官感受上更胜文学作品一筹。而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和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等都比文学作品更好，因此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两者都能相互借鉴各自的精髓并相辅相成。
当前来说，我国影视作品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对于影视作品这种普遍现象就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的展开创作。譬如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创作的《英雄》以及陈凯歌的《无极》等逐渐由艺术片向商业片转变，因为电影叙事逻辑和情节逻辑以及人物性格逻辑等方面较为紊乱，所以在上映后漏洞不断，并受到观众的抨击。[4]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影视创作者应当在影视内容中融入文学性，从而使得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始终保持着平衡关系，只有美艳画面和绚丽动作没有丰富的故事内容是无法满足观众需求的。因此，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导演不仅要重视视觉和精神享受，同时还能让观众情感得到共鸣。始终保持着艺术和商业的相互平衡，以满足当代观众的基本需求。
同样的，文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影视作品，许多文学作家在评价影视作品过程中通常会以文学视觉和文学思维来看待影视作品，因此，对于现代化影视作品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区。文学作品应当要充分观照影视作品的优点，脱离文学固有思维的禁锢。在现代化消费时代里影视作品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大众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因此，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充分结合大众文化展开创作，从而通过文学思想和精神内涵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此外，文学作品还可以借助于影视作品来不断拓宽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充分利用影视作品的优势特点来宣传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特色和精神内涵。不但能够有效提高影视作品文学素养，还能有效推动着文学作品的迅猛发展。譬如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在上映后便受到广泛好评，便会引发许多观众阅读原著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样不仅让影视作品得到发展，而且还能不断拓宽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都具备着平等的地位，都有着各自的艺术特色，两者相互结合能够实现“双赢”目的。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不能延用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而是实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形式的相互转化。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作品过程中不但要遵循着原著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而且还应当结合现代化时展和市场发展的基本需求，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改造，保留原著作品中的精髓内容并摒弃原著作品中的糟粕部分，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加良好的影视作品。同时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可以结合艺术灵感展开创作，即使没有完全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但是却能让影视作品更富有文学性，两者相互结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两个关键点。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故事与人物直接组成了精神内核，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影视作品在改编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和人物形象特点等，而是对其内容进行相应更改。正如批评家张卫所说，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神似”，这样不仅能够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还能够实现影片内容创新。在改编过程中可以遵循文学作品精神内涵，但不应当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需要不断创作出具有着影视作品独特特色的电影。此外，也不能胡编乱造使得影视作品完全脱离文学作品。譬如国内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红高粱》与《我的父亲母亲》，其中这两部影视作品结合电影的主要特点来对故事情节进行相应的改动，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基调以及精神气质等。影视作品《红高粱》和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史》两者都将人物形象和情感内涵表现出来。而影视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和文学作品《纪念》两者都能够使得观众真切感受到父亲与母亲的情感。但是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对话剧《雷雨》进行改编，而实际上该部影视作品在情节编排与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和话剧《雷雨》有着很大的差异，无法表达出原著中的效果。
结语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应当要相互结合，文学作品在影视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影视作品也能够不断拓展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人群，两者相辅相成，并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能够不断丰富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周利荣.传播媒介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12.
[2]周建华.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流变[J].巢湖学院学报，2015（2）：57-62.
影视文学创作篇4
关键词：当代小说 影视化 读图时代 大众文化
在当代作家中，作家和影视的关系日益密切，大量的作家因其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而声名大噪，同时也给作家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一大批作家涉足影视，同时还有一大批潜在的作家在等待着影视导演的青睐。这一现象对当代小说的创作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这就使部分作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主动向影视靠拢。创作中有意识地寻求、改变创作的策略，由此，形成了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影视化的倾向。出现这一倾向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影视化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
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世界现代小说的发展史就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不断酝酿的历史。美国学者爱德华，茂莱在他的《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一书的导言中曾指出，“随着电影在20世纪成了最流行的艺术，在19世纪的许多小说里即已十分明显的偏重视觉效果的倾向，在当代小说里猛然增长了”，而且“1922年而后的小说史中，即《尤利西斯》问世以后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的历史，是小说家常常怀着既恨又爱的心情努力掌握20世纪的‘最生动的艺术’的历史”。20世纪的许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如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等，他们受影视的形象性启发，在小说创作中以一种更形象、更生动而又别具一格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世界，使稍纵即逝的生活图景像影视一样富有可感性和长久性；同时借鉴影视艺术的蒙太奇等技法，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使小说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特色。
在我国，影视化倾向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小说创作中就已经开始了，如穆时英、刘呐鸥等在创作时多方面地吸取了电影的叙述技巧，将电影的特写、闪回、交叉剪辑、短镜头组合等技巧运用于小说写作中，创作出一种以纷呈的物象、不连续的句法、电影场景式对话、场景的不断切换为主要呈现形态的作品，使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影视化的叙事特征。但由于种种原因，影视化叙事在当时文坛并未形成潮流。
新时期以后，大量的西方小说和思潮的涌人。包括与电影艺术具有极大关联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直接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他们或吸收或借鉴这些创作手法。于是，在他们创作的小说中自然地具备了影视化的叙事特征。
如宗璞的《我是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系列等表现出的时空交错、不同场景跳跃衔接的叙事手法是对电影蒙太奇和转场手法的借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表现出的慢镜头式描写、浓墨重彩的强烈的画面感、注重感官刺激的经验叙事风格也得益于电影手法的启示。
可以说。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影视化倾向，是20世纪初期的电影化的想象的继续，也是对三四十年代的海派创作手法的继承，更是在汹涌的大众文化背景下的自觉行为。
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崇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众文化开始在中国蓬勃兴起，至90年代以后走向繁荣。大众文化以其自身巨大的解构力和吞噬力，构成了崭新的文化时尚，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震撼和冲击面前，都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以往的文化质态。
作为大众文化核心的影视以其生动的画面、震撼的音响效果，给人们带来一种直接的、立体的观感和自由的表现空间，相对文学作品语言的间接性、文字的抽象性而言，更能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当下感与参与感，因而也更加容易被观众接受。在当代生活中，大众已经不知不觉从以文学为主的审美方式转变为以视觉为主的审美方式，视觉图像已无所不在，就把握世界的方式而言，大众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视觉文化时代。
视觉文化时代，又称读图时代，图像时代，影像社会，“是指以图像符号为构成元素，以视知觉为可以感知的样式为外在表现形态的文化，它以影像为中心，改变了以文字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是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回归到人类认知的童年，是最贴近自然又最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文化”。
著名美学家艾尔雅维茨曾断言道：“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视觉文化作为当今整个世界的文化形态。已经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丹尼尔・贝尔对于当今世界的视觉文化有着一个颇为明晰的概括，他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为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图像凌越文字的霸权如今已无处不在。当代的小说创作如果无视图像的强势冲击，就势必要被大众所淘汰，所以，小说作品要想赢得读者，被读者广泛地接受，作家就必须迎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在创作中要用类似于影视的表现手法，使小说创作具备图像的特征。因此，在当代的小说创作中出现叙述语言的图像化已成为必然。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影视需求
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改编资源，影视剧离不开小说创作的支撑。电影理论家张骏祥曾指出“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我国的电影发展史中，有两次文学改编的高潮。一次出现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另一次出现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两次的改编基本上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第一次改编偏重于对文学名著的改编，第二次改编偏重于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而且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的创作与文学创作的思潮基本一致，相对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及90年代的多元化并存的局面，电影方面同样出现了伤痕电影、反思电影、改革电影、寻根电影、纪实性的电影及有着导演特定的个人风格的多元化的电影，而这些相应的电影剧本。无不来自当时的文学作品。
文学为影视创作者提供创作灵感。由于作家在把握时代脉搏、揭示社会民众心理方面有着丰厚的经验积累，因此“第五代”导演大多选择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来开创自己的电影之路，这种电影和文学、导演和作家“强强联合的做法成了一时之趋势，新时期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绝大部分影片，，都是以这种方式操作出来的。它在短时间里对世界影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吸引了世界各国对中国
电影特别的注意。推动了新时期电影走向高潮”。
影视导演从当代小说中获取艺术灵感，学习小说独特的叙述视点、叙事手法等，在影视中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拓展影视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使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具备了小说的韵昧、诗意，增加了影视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这样，影视导演自然就希望作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并适合改编的小说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代小说的创作，刺激了作家在创作时的影视化倾向。如莫言的几部作品就有这方面的努力。198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受了一个真实事件的刺激而创作的反映农村问题的小说；1989年出版的《十三步》是关注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199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师傅愈来愈幽默》，反映的是下岗题材；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良心作证》是当时热门的反腐倡廉题材。从莫言的这些选材上可以看出作家对时代热点问题的关注，也从侧面反映出莫言对影视的主动迎合。
影视艺术和小说艺术的互通性
小说和影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但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与影视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可以说从影视诞生时起就有一种亲缘关系。“它们之间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密切，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疏远，二者都是在现代意义上产生的叙事样式，而且都带有某种大众文化的印记。都作为最广泛的被接受和阅读的样式，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当直接的”。
可见。小说和影视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表明二者具有共同的叙事性基础，有共同的叙事元素。这些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离奇引人的故事情节。对故事的着迷是人类的共同属性。电影本质上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民间文化充满着对“故事”的渴望。民间文化的消费者常常从一个一波三折的叙事中带来愉悦、幻想与满足。一部电影能否吸引观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为吸引读者，他们特别看重故事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在创作中注重营造生动的故事，追求小说的可读性和好看性。
莫言曾说：“我心目中‘好看’的小说，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要有好的故事，第三要充满趣味和悬念。让读者满怀期待，第四要让读者能够从书里看到作者的态度，看到作者的情绪变化。”于是很多作家在小说中精心营造“好看的故事”。
展示世俗欲望。欲望是人类感性生命需求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性，是指人的本性，或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人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人性中的欲望是多方面的，最为基础的层面是食、色、性。这是影视的主要表现内容，这些内容能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与窥视欲，是影视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在当代的小说创作中，这些内容同样也成为作家的首选。
共同关注世俗化的日常叙事。90年代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批表现中国都市和农村的各种复杂现实，关怀当下中国人生存状态、现实境遇、人生困难的平民电影，它们的主人公一般都是社会中的小人物，如基层干部、普通职员、知识分子、个体小业主、农村中各色人物等，夏钢在《关于都市的话题》一文中说：“我们所说的、所拍的、所研究的都市电影，首先是以普通的都市人为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普通人、边缘人、小人物是我们的主人公，也是我们的基本观众。”
这一平民电影就是源于当时的新写实、新都市、新体验的小说潮流。这些小说是以社会底层老百姓为主要表现对象，展示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挣扎与奋斗，在题材内容上体现为世俗化的日常叙事。以真实的小人物形象促成以普通人为基本成分的读者观众群体对小说和影片的认同、接受以致喜爱。
影视文学创作篇5
关键词:电视电影；电视电影剪辑；人物传记片；三度创作
说起电视电影，笔者觉得电影频道总监阎晓明老师概括得非常到位：电视电影是针对市场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主要是在电视上播映，我们就把它叫做电视电影。［1］其实国外也是这么认为的，电视电影（moviemadefortV）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由电视人投资的低成本电影，适合在电视上播出。随着全球电视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的先进科技手段已大大丰富了电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电视还借鉴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表现技能。2006年电视电影走向成熟，如今电视电影已成为影视界创作、生产的重要艺术品种。
2009年岁末，浙江传媒学院与曾执导过多部影视剧如《上错花轿嫁对郎》《宰相刘罗锅》《命运呼叫转移》的浙江籍导演沈雷合作，定下高清电视电影《长生殿》的拍摄计划。此项目由浙江传媒学院出品，投资约100万元，并且申请到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立项资金资助。这是我院首次运用教师组成团队全程参与电视电影的编剧、摄影、剪辑、录音等主创工作，也是我院产学研的一次成功“试水”。笔者有幸作为该片的剪辑，参与了团队创作。
如果说编剧创作的文学剧本是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度创作，导演根据文学剧本将文字形象转化为影片视听语言，从写出分镜头剧本到领导摄影、美工、录音、演员等部门通力合作，完成前期摄制的艺术创作是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二度创作，那么剪辑工作则是整个电影生产过程中的三度创作。［2］就一部影视作品而言，蒙太奇诞生于文学剧本构思时，体现于分镜头剧本中，定稿于剪辑台上。
电影的一度创作，是编剧对文学剧本的创作。剧本为电影的摄制提供了文学蓝本，同时又为影片的影视语言奠定了基础。电视电影《长生殿》剧本由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刘连开教授撰写。剧本以洪昇所作《沉香亭》《舞霓裳》到《长生殿》的这一创作过程为剧情发展主线，生动反映了洪昇才气横溢且玩世不恭，却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并通过这一性格特征的描写，充分诠释了洪昇坎坷多舛的悲壮一生。影片的主要人物一共是6位。分别是：洪昇，国子监太学生，风流倜傥，酷爱昆曲；邓小玲，杭州名伶，家事悲凉，一个给予洪昇创作灵感与激情的绝色女优；康熙帝，一位有城府、性格复杂且酷爱昆曲的人物；佟贵妃，康熙的表妹与妃子，临死前被康熙册封为皇后；高士奇，康熙的宠臣；赵班主，民间戏班的班主。剧情从一枚簪子开始，洪昇邂逅了一个充分给予他创作灵感的女子——邓小玲。随着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变化他们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在此期间，洪昇自己对历史、爱情和人生有了新的见解。他的传奇大作《长生殿》也经过“三易稿而始成”。第一稿《沉香亭》。洪昇通过李白的遭遇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第二稿《舞霓裳》，在这一稿中洪昇将李隆基、杨玉环的情缘作为主导；第三稿为最后定本。“死生仙鬼都经遍，只做天宫并蒂莲，才证却长生殿里盟言。”以《长生殿》题名，表现出“情缘总归虚幻”的深刻哲理主题。
影视文学创作篇6
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有:表导演基础、戏剧评论、中国戏曲、中国古典诗词赏析、阅读与鉴赏、中国古典散文赏析、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话剧、外国戏剧、艺术概论、戏剧概论、影视写作、当代西方戏剧艺术、编剧理论、视听语言、经典作品分析、电影经典研究、公共必修课等。厦门大学、山西大学这类综合院校下开设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具有明显的文学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基本开在文学院下，课程设置主要是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有:创意写作导论、小说鉴赏、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论、现代文学100篇(上下)、当代文学100篇(上下)、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世界人文简史———文化与价值解读、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导论、认识电影等。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广西艺术学院这类艺术专科院校强化职业教育，锻炼学生的技能，旨在培养学生较强的表演能力和写作能力。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国戏剧史、外国戏剧史、电影发展史、戏剧学概论、戏曲概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汉语、基础写作、编剧概论、中外经典剧作导读、话剧影视剧本写作、戏曲文学剧本写作等。此外还有实践性教学环节:观摩影视剧和舞台剧演出活动、各个学习阶段的创作实习、在校内创编影视、话剧与戏曲剧本并排练演出、参与社会艺术机构艺术创作实践、毕业联合创作实践等。
从上述的课程设置可以发现，如中央戏剧学院这类艺术类学府中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课程侧重艺术类，专业教育比较发达;培养有较强的艺术感受能力、扎实的文学表达能力，基础宽、视野广、专业精、有创造性的高精尖人才。而像厦门大学这类综合性院校中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课程侧重写作、文学艺术创作，学科建设依托该校的文学院，培养有较强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坚实的戏剧影视艺术基础，能从事戏剧艺术理论研究和相关编辑工作的专门人才。浙江艺术学院这类专科性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课程设置有着明显的职业教育性质，强化学生的技能训练，其对文化理论的教育功能、专业教育的实践性教学过程等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模式有很大不同;其课程较单一。
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概况
各大院校在教学计划中对必修课的设置结构稍有不同，大致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学课程等。统计中笔者发现，各校开设的课程门数、类别也相差很大，笔者把课程名称相似的课程归纳为一种，弃仅有一所学校开设的课程，得到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认识:
1.我国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大多集中在理论课程上，实践课程少艺术院校注重开设实践课程，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注重培养学生有较强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东部院校由于经济实力强，建设了影视实践基地，开设实践课程也较多。这些院校结合自身的办学优势，开发了一些特色课程。如摄影课，除了上课讲解摄影理论知识之外，实地摄影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艺术类院校开发戏剧影视编辑、戏剧影视摄制、戏剧影视制作等实践课程，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实践能力。综合院校开设的实践课程少，文化理论课程居多;综合性院校的戏剧影视专业大部分开设在文学院下，借助文学院的师资力量，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
2.各院校对戏剧影视文学的核心课程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开设课程科目具有随意性，专业特色课程不突出有的院校对戏剧影视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导致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不能体现专业自身的特点。一些院校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设置在文学院或者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下，借助该院系的师资力量，课程和中文、新闻专业有交叉(如电视摄影与编辑、电视编导基础纪录片创作等课程在传播与艺术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有开设)。
影视文学创作篇7
从创作角度看，传统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现代影视的制作，是一种集体行为，遵循文化工业生产的法则。小说要趋附于影视，就意味着小说创作具有工业化生产的某些特征。“趋影视体”小说是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为影视艺术而小说”，意味着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来来的影视改编，其深层动机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
【关键词】影视时代/文化工业/小说生产/“趋影视体”
影视艺术制造了大众文化，也形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影视艺术、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三位一体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商品原则的支配，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文化工业”中，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因素。影视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影视时代也是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所以，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也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对小说创作的浸透。众所周知，小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其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小说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逐渐侵占小说领地。在影视艺术的挤压之下，小说要趋附屈从于影视以求生存。“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在此，本文仅就“趋影视体”小说生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体特征等等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和创作方式。小说和影视的不同艺术追求在生产和创作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折射出当代小说生产和创作的概貌。
小说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传统小说多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为小说家张扬其个性提供了舞台。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体现出“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创作风格。而影视创作却是一种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集体化是其创作方式的重要特征。除编剧和导演外，摄影、表演、剪辑、音响、化妆、服饰、道具等各个艺术部门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都在一个综合体制中互相制约，按照影视创作的操作规程行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创作集体中，尽管每一个体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动性，但最终要服从于导演的统一构思。就单个人来讲，创作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体现了艺术的本性。影视创作是不自由的，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点。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1]康德曾对艺术和手工艺作了区别，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2]康德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也适用于小说和影视。从创作目的上看，小说是艺术，小说创作为了获得愉快的感受，首先是自娱其次才是娱人，是超功利、超实用的。影视制作是一种企业化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小说创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众寡，比如中世纪的作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创作。小说只要在艺术取得了成就，就算成功。曲高和寡的小说可以成为名著精品，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影视制作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大众”就意味着“大钱”。因而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经济效应。《乱世佳人》之所以是好莱坞引以自豪的豪华巨作，首先在于它所带来的难以统计的丰厚利润。《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的毛收入为18亿美元，《侏罗纪公园》在全球市场的票房收入是8亿美元。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只注重艺术性而不注重商业性，那注定要失败的。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在商业上的惨败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创作被纳入艺术学范畴，而影视生产则被划入经济学门下。从创作活动的性质看，小说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关注众生，也可以回到自身；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可以纪实，也可以虚构；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充分发挥想象，也可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任意抒发情感。正因为小说创作是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构想而操作的，在整个创作中创作者的“自主权”得到维护、主体性得以发挥，所以小说创作是令人愉快的。影视制作被纳入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任何一个制作者都不能恣意妄为，演员、摄影、音响等要受制于导演，导演要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则又要受制于大众、受制于上帝。换言之，所有的影视制作者，仅仅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劳动，一种谋生的工作，这种工作限制自由、泯灭个性，只能令人痛苦，无多少快乐可言。
小说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小说家有权决定一切，诸如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主题的传达等，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影视制作要受到工业化制作、现代化传播和大众化审美的多重规范和制约。比如，从题材上看，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20世纪40年代，广播连续剧作为电视剧的前身在美国出现时，因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所以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80年代美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性爱、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3]在影视制作中，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命题作文式”，一是“量体裁衣式”。所谓“命题作文式”，就是制片方向编导等主创人员确定作品的题材。比如，电视剧《大法官》的创作就是这样。当法院和民众都期待着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作为艺术形象走进文艺作品，走进老百姓的视野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宣传处便找到了张宏森编剧，结果《大法官》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谓“量体裁衣式”，主要是指为影视明星写剧本。影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自然离不开品牌，而明星就是品牌。因为“明星凭借在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身份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商品交易，所以，电影明星是独特并被商品化的人。他们为电影工业建立一种‘品牌价值’和‘保证价值”’。[4]因此，为明星找题材，为明星编故事，已成为影视制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选择。
小说创作是一次性行为，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小说一问世便宣告创作活动结束，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像张爱玲把《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在《金锁记》的基础上写成《怨女》之类的创作，毕竟是少见。何况《怨女》之于《金锁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创新的内容。小说创作追求独一无二性，堂·吉诃德、于连、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阿Q是“这一个”，《堂·吉诃德》、《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阿Q正传》是“这一本”。艺术贵在创新，切忌重复。影视制作也要求创新，但并不拒绝重复。影视制作由于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标准化的生产，则把个体创造性转为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创作的惟一性转为工业化的重复性。完全可以说，影视制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生产线的“流水作业”。且不说西方电影史上的小说名著被无休止的改编，也不说日本导演黑泽明两次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前一次失败，后一次成功。仅就我国影视现状来说，重复已成了一种时尚。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便有《武林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影片一哄而上，掀起了“武打片热”。《戏说乾隆》走俏，电视屏幕上就刮起“戏说”风。《还珠格格》吸引观众，就续集不断。《激情燃烧的岁月》火了，就有《军歌》来赶场。如果说当年《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的重拍是完成政治使命，那么现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解构“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由于文化工业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标准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程式化代替了作品的风格。大家知道，“程式化”与“风格”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风格”一词是针对艺术创造而言的，而“程式化”是对工业化生产特征的概括。艺术风格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精神个性、艺术见解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它可以指艺术创造本身的创新性，还可以用来描述一批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一致性。比如，语言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显要的位置。对于歌德、雨果、狄更斯、斯汤达、托尔斯泰、海明威、鲁迅、巴金、老舍等一流的小说大师来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来识别其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可作为测定艺术创造是否成熟的标尺。或者说，风格是艺术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工业的成批量生产和复制，艺术品越来越具有“程式化”特征。影视艺术的生产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最具代表性。好莱坞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获得票房收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揣摩大众文化心理，迎合大众审美习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从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中寻找和归纳出一些成功的模式，并以此为模本大量仿制。人们熟悉的“西部片”、“喜剧片”、“惊险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影片。这些影片尽管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却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形成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和诱惑力。与电影一样，为了迎合观众趣味，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电视在节目的类型化、程式化方面远远超过电影。其直接后果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不但使得每一种类的节目在外部形式上整齐划一，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化、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定，让大多数电视节目作者只能按既定的公式操作”。[5]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是对风格的“否定”，也是对艺术的“反动”。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程式化”一旦渗入到小说创作当中，那必然引起小说创作方式的全面更新。
可见，小说是艺术，小说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影视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一项企业，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和企业的双重特性，使影视的创作方式成为一种充满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影视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适应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这就使得影视创作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工业生产和艺术创作双重境遇中，影视为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正在寻求和建立一种既能维持其艺术特性又能符合其企业生产效益的创作和生产策略，以开拓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创作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影视创作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可以说，影视创作是一个矛盾体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着排斥、重组和妥协，必然以一方为目的，以削弱甚至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影视固然不乏高度艺术化的精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工业法则的屈从。因此，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就成为影视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在影视的影响之下，小说的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种新型的、影视式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商业化、大众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小说创作的现有法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式正在被解构。
二
所谓“趋影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趋影视体”主要指一种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影视性，是二者的高度结合的产物。从广义上看，“趋影视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小说对影视的屈从和依附。“趋影视体”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即影视时代小说家关于小说、关于影视以及相互影响的思考，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是小说的本体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小说对影视的趋从，首先是一种自觉行为。它表明小说家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向往和试图从中吸取艺术以丰富其表达方式的渴求。当电影先驱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不满足于早期电影的杂耍品性，竭力从小说中寻求艺术营养的时候，包括当时世界一流小说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卡夫卡、海明威、德莱塞、沃尔夫、福克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已认识到电影的内在潜力和可能对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小说家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参与电影活动。比如，德莱塞和爱森斯坦有过交往并与好莱坞有过接触，小说家福克纳在制片厂当过编剧，海明威甚至打算与人合拍影片，等等。类似的从影经历在我国现代小说家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便是看电影，写影评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从小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学生时代就开始影评活动。写小说成名之后，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写电影剧本，而且为“电懋”写电影剧本曾是她在美国生活困顿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小说趋从影视，小说中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苏联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把托尔斯泰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他说：“他在观察和倾听时带有你难以在任何其他作家，包括文坛泰斗身上找到的具体性。而细致观察、精确倾听——这正是电影！”“在他的每一句话里，你都可以感觉到作家是从哪个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听的、又听到了什么。因此，托尔斯泰写的任何一个场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出色的电影剧本的一部分。”[6]与托尔斯泰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也被认为是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体现了鲜明的电影化倾向。同样，这种电影化倾向也在我国现代小说中体现出来，其中张爱玲小说具有代表性。就张爱玲小说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体现了电影平民化、通俗化、影像性的艺术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在于：描绘世俗人生的情爱生活，营造有声有色的环境氛围，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技巧和语言等等。由于张爱玲小说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具有“电影化”倾向的文本。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只是对电影技巧的借鉴和吸纳，在合理利用电影因素的同时仍保持着小说的独立品性。
随着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电视艺术崛起之后，小说的显赫地位被动摇，由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向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对小说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抱怨电视剧挤占小说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小说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小说进行普及、推广，小说借电视剧的改编得到张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子夜》、《四世同堂》、《围城》、《红岩》、《林海雪原》、《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一大批古今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后，收到强烈的社会反响。当代小说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影视能够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生存空间，影视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为小说提供了良好契机。比如，梁晓声在完成小说《年轮》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选择电视剧《年轮》播出期间出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小说影视互动效应。又如，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初版发行2万册，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小说几度重印，印数高达25万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乃至作者的命运和前途。周梅森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走上文坛，十多年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名气大增。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固然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但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所产生的效应也绝不可忽视。周梅森自己承认：“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有人要拍我的小说，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15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10万册。而《绝对权力》至今已经发行了近20万册，《中国制造》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30万册。《国家公诉》更是第一版就达到12万册。”[7]
对于大多数小说家来说，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小说改编更为重要。为了改编的便利，许多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经在为改编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视艺术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说，当前小说创作除了为小说本身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影视艺术而小说”。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的自由度就有所限制，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这样，创作的双重目的，改变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现象。事实上，这样进行小说创作的人绝不止海岩一个，刘心武、蒋子龙、路遥、柯云路、梁晓声、叶辛、邓一光、张宏森、周梅森、王朔、苏童、刘恒、莫言、余华、铁凝、刘醒龙、周大新、柳建伟、二月河等一大批小说家在创作中都自觉地对影视剧本流露出共同的兴趣，他们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影视性，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风景线。据《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报道：一批70年代作家积极接受影视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比如金仁顺、朱文颖、李修文、张生的作品都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8]朱自奋文章的标题叫做《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这显然说明：新生代作家自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趋从影视。由此看来，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两种艺术之间的共性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地讲，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短时间的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而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当代的小说家都能从“象牙塔”里走出，去密切关注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借影视艺术之东风，那么当代中国小说与影视的共同繁荣将为时不远矣。
三
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两个方面：先看大众化。
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必然要求大众生产、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从叙述对象上看，大众化就是要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大众的生活。就电视来说，由于电视艺术深入家庭，所以电视剧演员实际上是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电视剧艺术要求在选材上注重家庭性、日常生活性的题材。家庭生活、伦理关系或存在于人们身边的凡人琐事，更容易吸引观众。《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婆婆·媳妇·小姑》等电视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就在于它们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即便是写英雄豪杰、历史人物的作品，也同样要求在表现他们历史业绩的同时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所显示出来的贵族平民化的倾向，同样能给观众以生活化的亲近感。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或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重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叙和历史人物的重塑，或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专注于妇女命运的预测，或如《年轮》、《孽债》等执著于对知青生活的追踪，或如《苍天在上》、《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勇于对腐败现象的披露，或如《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热衷于新伦理价值的考察。这些作品用世俗的目光审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其艺术世界消融于读者的日常经验之中，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经验形态，与人们所居住、所生活的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其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正如周靖波所说：“由此看来，电视剧处理非日常性题材的重要手段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3]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追逐的目标。比如，海岩的小说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之故事、情感、悬念的蓄意化操作，深得人心。
再看程式化。
众所周知，影视艺术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影视文学为中介的。随着影视艺术的繁荣，大量的影视文学创作与小说改编，当代小说的话语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建构，个性化、私语化、独白式的语言操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影视文学的大众化、规范化、程式化话语系统正在浸染小说，促使小说进行话语系统重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话语系统，诗歌别于散文、戏剧别于小说、小说别于影视文学，就在于各自业已形成的话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趋影视体小说意味着小说要服从于影视剧本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法则，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消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如梁晓声的《年轮》、张宏森的《大法官》、邓一光的《江山》、海岩的《玉观音》、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二部)等。这些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影视艺术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几乎在电视剧《江山》首播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电视剧本，从生产方式到文体特征上都明显的影视性。对此，作者邓一光作了如下说明：“这(指小说《江山》)原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作为影视工业生产中的一环，写作时采用了接近工作台本的简捷做法，没有人物状态描述，基本没有场景描述，离着文学本很远，几乎就是一个分镜头台词本。原本未打算出版，只是试图给导演和演员们讲述一个故事，以便他们在二度创作时有所凭借。后来出版社索要这个故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作了些简单的体例变动和部分场次及内容删节，成了现在这个版本。”[9]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作为影视生产的副产品在创作方式上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10]而从作品的语言层面上看，可视性的描写、人物对话、蒙太奇结构等颇具影视剧本特征的语言操作，使众多的文学接受者在小说与影视剧本归属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介于影视剧本文学和传统小说之间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影视时代审美取向的新小说。应当指出的是，影视剧本的话语系统渗入小说势必导致小说话语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影视时代的小说家正是在话语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出现的矛盾并不是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而是相反，小说家正在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小说话语系统的重构，正试图“压抑”“克服”乃至“统一”其间的矛盾冲突，试图将矛盾的双方予以弥合与协调。现实的情况是，矛盾的紧张性一直存在于影视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一旦这种紧张性变得平和，达到真正的“弥合”与“谐调”，小说的局面无疑将会有新的拓展。
另外，还有一种小说创作情形需要注意，即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之后，可称作小说的“后生”现象。所谓“后生”，是指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再度创作，也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在创作中，小说家以影视作品为蓝本，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欣赏影视作品时的心理感受对其视听元素进行文字描述，另一方面还要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想象、虚构等手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将影视作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被称作“电影—小说”的小说类型，代表作是《纽约的秘密》(1915)和《吸血鬼》(1915—1916)。“电影—小说”产生于电影之后，又与电影同步发行。当时的情形是：影院放映电影，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电影故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此以后，“电影—小说”逐渐发展成西方文学中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类型。比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侏罗纪公园》就有小说紧随其后。近几年来，“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在我国已成迅猛之势；有电影《刮痧》，就有小说《刮痧》；有电影《大腕》，就有小说《大腕》；有电影《英雄》，就有小说《英雄》；有电影《手机》，就有小说《手机》，等等。这些“影视同期书”的出版发行，表明导演与小说家、影视发行部门与出版商已经建立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表明影视与小说两种艺术之间互动机制的进一步认定。一般来说，这些“后生”作品，仅仅是影视作品的文字描述，类似于常见的商品说明书。绝大多数作品出自于编剧之手，想象、虚构的成分差，文学性不强。
应当看到，“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与小说的个人化创作传统是相悖的。“趋影视体”小说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集体劳作的结果。在创作过程中，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思维、想象、联想、感悟等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一句话，这种创作是不自由的。从作品本身看，大众化、通俗化的题材，类型化、定型化的人物，公式化、类同化的情节，都表明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正在取代作者的独创性。从艺术手法上看，普泛化的影视技巧成为压抑人、奴役人、摧残人的巨大力量，小说家成了技术工人，小说失去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人文情怀，不再是“诗意栖居地”。比如，在语言运用上，冷冰冰的字眼加上机械化垒砌，已失去了语言的魅力。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艺术作品，积极确定自己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长期不断的强制制度，只是产生了一些与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新效益，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可以出版没有什么具体效益的作品的权力的补充规则。从出版的一切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都是一目了然地采用了规定的语言。”[1]所有这些都说明，影视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已深入小说创作的各个环节，是福是祸，现在作出判断为时尚早。
其实，小说趋从影视的目的在于取影视艺术之长补自己所短，并不以丧失自身的独立品性为代价，正如爱德华·茂莱所说：“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像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句话说，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11]另一方面，影视艺术也在竭力寻求艺术的最高境界，张宏森概括为“诗性”。他在创作《西部警察》、《车间主任》、《大法官》等作品时认识到：“一切的艺术表达都必须是诗性的表达，一个艺术家的立场和情操也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的立场和情操，而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必须要达到诗的境界。”[12]这样看来，无论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小说，还是以运动的画面为传达媒介的影视，都存在着一种远远高出于具体文本之上的、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而这正是两种艺术共同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周靖波.电视剧作艺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4]业陆河.明星制与电影产业[a].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第十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5]苗棣.电视艺术哲学(上卷)[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6]m·罗姆.看见的能力[J].电影艺术(苏联)，1960，(11).
[7]郭珊，贺敏洁.周梅森：不会为了迎合影视而创作小说[n].南方日报，2003-03-24.
[8]朱自奋.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n].文汇读书周报，2002-10-11.
[9]邓一光.江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0]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影视文学创作篇8
关键词：影视艺术教育普及国民素质创作水平对策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艺术素质教育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看重，艺术教育的范围也远比过去扩大，除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教育之外，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影视艺术教育的迫切问题。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看待艺术教育，就不能不谈影视艺术教育。
一、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快速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捷径
影视作为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及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绘画、音乐、文学等其他艺术相比，其受众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占绝对第一，公众的接受性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望其项背的。西方曾有实验证明：没有电视，人们几乎无法生活下去，人们对于电视的依赖已达到很深的地步，其实质是电视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但是广大受众的影视鉴赏水平还有待提高。人们只是肤浅片面地对剧情进行理解，对深层次的主题表达理解不到位，使优秀文化不能准确传播和吸收，而一些糟粕文化却乘虚而入。有些影视语言的表达手法使受众只是门外看热闹。这么庞大的、每天都在欣赏影视艺术的受众群体，影视艺术鉴赏水平亟需提高。
绘画、音乐、文学等其他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及全社会都已经普及，而最具有大众化生活化且集成了绘画、音乐、三维技术、化装、表演、文学、摄影、灯光、编辑等众多门类的影视艺术，却还没有普及。要想快速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就一定要普及影视艺术教育。也只有普及了影视艺术教育，人们才能真正准确地吸收影视艺术中的优秀文化，抛弃垃圾文化，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这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和谐社会。
二、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提高大众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需要
影视艺术是大众容易直接参与创作的视听文化。DV是近年来颇受大众欢迎的一种表达理想、抒感的艺术形式。大学生DV是最具活力和文化理念的新生力量，它有力地带动了社会各阶层民间DV活动的开展。DV使艺术表达更加自由和个性化，散点式的个人写作使得影像产品的数量高速增长。但是中国DV民间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不成熟的，普通DV爱好者无论从拍摄内容还是技术把握上还不得要领，一是选题“另类”。盲流、乞丐、嫖客、同性恋等社会边缘性题材被大量选用。这与中国社会主流生活与发展着的中国现状极不和谐，没有代表当前社会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二是DV制作没有达到公众视觉审美的要求，许多DV作者走向了极端，要么不具备基本的叙事语言的能力，要么故意追求玄虚，让观众无法得到观赏。拍摄随意、多变、主观，叙事不求流畅，缺乏逻辑。目前DV的低门槛造成了制作者素养的降低，他们大多只是追求光怪陆离，并没有对于DV美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因此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提高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从而提高其影视作品的水平，有利于宣扬文化主旋律，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影视艺术自身发展提高的需要
有人说电视节目没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这说明影视艺术的创作水平有待提高。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受大众影视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不高所制约。影视首先是一门传播文化，其次才是一门艺术。传播规律要求作品必须能够传播，为了争取更多观众，而迎合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的审美趣味，一些媒体就会不自觉地向着通俗化与低俗化蜕变或降级，将一种崇高的审美趣味或纯粹的思想感情与智力活动变为一种幼稚与肤浅的弱智文化。各种娱乐节目和搞笑快餐铺天盖地而来，观众在轻松的笑声中，人们的严肃思考和追问消隐了，理性的认识退化了，崇高的审美趣味解体了。国内外经验证明，高质量的影视艺术作品不仅对开拓广泛的经济市场有益，而且对加大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力，提高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音乐之都维也纳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影视艺术创作水平是建立在大众影视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基础之上的，只有普及了影视艺术教育，提高了大众影视艺术鉴赏水平，那么水涨船高，高质量的、具有优秀文化内涵的影视艺术作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反过来又对广大受众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播和艺术熏陶，形成良性循环。
四、影视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浅探
1.影视教育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方面，影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丰富着人类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深感不同于书籍文化的被动接受缺憾对人的消极影响。于是，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家庭反对电视传媒，放弃电视机，中国的家长们也常常用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方式来躲避外界的“祸害”，笔者认为，影视教育在这里负有重要的责任。
影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大学的影视教育也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中小学的影视教育多为零散状态，而且社会影视教育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建立多层次的影视教育体系是影视艺术教育的必然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影视早已不是高深的学理研究的领域，它更多地成为了普通百姓生活中自然面对和评点的一种存在对象。影视对生活的影响相当巨大，面向大众的影视教育肯定是综合的、传媒化的。
2.在学校教育中，大学中小学影视教育应属于不同的层次。大学影视教育应包括影视艺术的鉴赏、创作、文化分析的教育。它含有培养影视专门人才和影视文化工作者的专业教育，与对普通大学生进行艺术审美素质教育的两个任务。中小学影视教育的主要任务应是培养正确的观看习惯和影视艺术鉴赏能力，进行审美情趣的熏陶，提高艺术素养，以及借助影像进行思想教育，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与道德观。社会影视艺术教育是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的，它包括对影视创作的社会文化批评、媒介批评和优秀影视作品的宣传，使人们得以接受良好的影视作品。通过各种途径宣扬佳作，贬斥不良倾向，促使创作者认识到与社会民心保持什么样的联系，从而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在广大DV创作者和DV爱好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意义深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央媒体的这一举措大大地激励了中国DV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也为中国的DV创作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努力。社会影视教育是艰巨的工作，需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良好的“教育场”。
结语
艺术素质教育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看重，影视艺术教育和音乐、美术教育等一样，是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艺术教育的全面普及，是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捷径，也是提高我国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必由之路。
影视文学创作篇9
从创作角度看，传统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现代影视的制作，是一种集体行为，遵循文化工业生产的法则。小说要趋附于影视，就意味着小说创作具有工业化生产的某些特征。“趋影视体”小说是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为影视艺术而小说”，意味着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来来的影视改编，其深层动机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
【关键词】影视时代/文化工业/小说生产/“趋影视体”
影视艺术制造了大众文化，也形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影视艺术、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三位一体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商品原则的支配，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文化工业”中，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因素。影视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影视时代也是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所以，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也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对小说创作的浸透。众所周知，小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其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小说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逐渐侵占小说领地。在影视艺术的挤压之下，小说要趋附屈从于影视以求生存。“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在此，本文仅就“趋影视体”小说生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体特征等等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和创作方式。小说和影视的不同艺术追求在生产和创作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折射出当代小说生产和创作的概貌。
小说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传统小说多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为小说家张扬其个性提供了舞台。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体现出“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创作风格。而影视创作却是一种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集体化是其创作方式的重要特征。除编剧和导演外，摄影、表演、剪辑、音响、化妆、服饰、道具等各个艺术部门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都在一个综合体制中互相制约，按照影视创作的操作规程行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创作集体中，尽管每一个体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动性，但最终要服从于导演的统一构思。就单个人来讲，创作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体现了艺术的本性。影视创作是不自由的，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点。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1]康德曾对艺术和手工艺作了区别，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2]康德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也适用于小说和影视。从创作目的上看，小说是艺术，小说创作为了获得愉快的感受，首先是自娱其次才是娱人，是超功利、超实用的。影视制作是一种企业化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小说创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众寡，比如中世纪的作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创作。小说只要在艺术取得了成就，就算成功。曲高和寡的小说可以成为名著精品，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影视制作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大众”就意味着“大钱”。因而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经济效应。《乱世佳人》之所以是好莱坞引以自豪的豪华巨作，首先在于它所带来的难以统计的丰厚利润。《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的毛收入为18亿美元，《侏罗纪公园》在全球市场的票房收入是8亿美元。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只注重艺术性而不注重商业性，那注定要失败的。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在商业上的惨败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创作被纳入艺术学范畴，而影视生产则被划入经济学门下。从创作活动的性质看，小说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关注众生，也可以回到自身；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可以纪实，也可以虚构；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充分发挥想象，也可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任意抒感。正因为小说创作是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构想而操作的，在整个创作中创作者的“自”得到维护、主体性得以发挥，所以小说创作是令人愉快的。影视制作被纳入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任何一个制作者都不能恣意妄为，演员、摄影、音响等要受制于导演，导演要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则又要受制于大众、受制于上帝。换言之，所有的影视制作者，仅仅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劳动，一种谋生的工作，这种工作限制自由、泯灭个性，只能令人痛苦，无多少快乐可言。
小说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小说家有权决定一切，诸如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主题的传达等，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影视制作要受到工业化制作、现代化传播和大众化审美的多重规范和制约。比如，从题材上看，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20世纪40年代，广播连续剧作为电视剧的前身在美国出现时，因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所以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80年代美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3]在影视制作中，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命题作文式”，一是“量体裁衣式”。所谓“命题作文式”，就是制片方向编导等主创人员确定作品的题材。比如，电视剧《大法官》的创作就是这样。当法院和民众都期待着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作为艺术形象走进文艺作品，走进老百姓的视野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宣传处便找到了张宏森编剧，结果《大法官》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谓“量体裁衣式”，主要是指为影视明星写剧本。影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自然离不开品牌，而明星就是品牌。因为“明星凭借在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身份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商品交易，所以，电影明星是独特并被商品化的人。他们为电影工业建立一种‘品牌价值’和‘保证价值”’。[4]因此，为明星找题材，为明星编故事，已成为影视制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选择。
小说创作是一次，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小说一问世便宣告创作活动结束，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像张爱玲把《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在《金锁记》的基础上写成《怨女》之类的创作，毕竟是少见。何况《怨女》之于《金锁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创新的内容。小说创作追求独一无二性，堂·吉诃德、于连、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阿Q是“这一个”，《堂·吉诃德》、《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阿Q正传》是“这一本”。艺术贵在创新，切忌重复。影视制作也要求创新，但并不拒绝重复。影视制作由于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标准化的生产，则把个体创造性转为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创作的惟一性转为工业化的重复性。完全可以说，影视制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生产线的“流水作业”。且不说西方电影史上的小说名著被无休止的改编，也不说日本导演黑泽明两次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前一次失败，后一次成功。仅就我国影视现状来说，重复已成了一种时尚。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便有《武林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影片一哄而上，掀起了“武打片热”。《戏说乾隆》走俏，电视屏幕上就刮起“戏说”风。《还珠格格》吸引观众，就续集不断。《激情燃烧的岁月》火了，就有《军歌》来赶场。如果说当年《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的重拍是完成政治使命，那么现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解构“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由于文化工业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标准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程式化代替了作品的风格。大家知道，“程式化”与“风格”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风格”一词是针对艺术创造而言的，而“程式化”是对工业化生产特征的概括。艺术风格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精神个性、艺术见解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它可以指艺术创造本身的创新性，还可以用来描述一批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一致性。比如，语言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显要的位置。对于歌德、雨果、狄更斯、斯汤达、托尔斯泰、海明威、鲁迅、巴金、老舍等一流的小说大师来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来识别其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可作为测定艺术创造是否成熟的标尺。或者说，风格是艺术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工业的成批量生产和复制，艺术品越来越具有“程式化”特征。影视艺术的生产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最具代表性。好莱坞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获得票房收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揣摩大众文化心理，迎合大众审美习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从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中寻找和归纳出一些成功的模式，并以此为模本大量仿制。人们熟悉的“西部片”、“喜剧片”、“惊险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影片。这些影片尽管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却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形成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和诱惑力。与电影一样，为了迎合观众趣味，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电视在节目的类型化、程式化方面远远超过电影。其直接后果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不但使得每一种类的节目在外部形式上整齐划一，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化、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定，让大多数电视节目作者只能按既定的公式操作”。[5]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是对风格的“否定”，也是对艺术的“反动”。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程式化”一旦渗入到小说创作当中，那必然引起小说创作方式的全面更新。
可见，小说是艺术，小说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影视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一项企业，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和企业的双重特性，使影视的创作方式成为一种充满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影视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适应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这就使得影视创作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工业生产和艺术创作双重境遇中，影视为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正在寻求和建立一种既能维持其艺术特性又能符合其企业生产效益的创作和生产策略，以开拓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创作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影视创作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可以说，影视创作是一个矛盾体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着排斥、重组和妥协，必然以一方为目的，以削弱甚至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影视固然不乏高度艺术化的精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工业法则的屈从。因此，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就成为影视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在影视的影响之下，小说的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种新型的、影视式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商业化、大众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小说创作的现有法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式正在被解构。二
所谓“趋影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趋影视体”主要指一种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影视性，是二者的高度结合的产物。从广义上看，“趋影视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小说对影视的屈从和依附。“趋影视体”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即影视时代小说家关于小说、关于影视以及相互影响的思考，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是小说的本体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小说对影视的趋从，首先是一种自觉行为。它表明小说家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向往和试图从中吸取艺术以丰富其表达方式的渴求。当电影先驱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不满足于早期电影的杂耍品性，竭力从小说中寻求艺术营养的时候，包括当时世界一流小说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卡夫卡、海明威、德莱塞、沃尔夫、福克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已认识到电影的内在潜力和可能对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小说家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参与电影活动。比如，德莱塞和爱森斯坦有过交往并与好莱坞有过接触，小说家福克纳在制片厂当过编剧，海明威甚至打算与人合拍影片，等等。类似的从影经历在我国现代小说家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便是看电影，写影评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从小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学生时代就开始影评活动。写小说成名之后，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写电影剧本，而且为“电懋”写电影剧本曾是她在美国生活困顿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小说趋从影视，小说中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苏联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把托尔斯泰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他说：“他在观察和倾听时带有你难以在任何其他作家，包括文坛泰斗身上找到的具体性。而细致观察、精确倾听——这正是电影！”“在他的每一句话里，你都可以感觉到作家是从哪个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听的、又听到了什么。因此，托尔斯泰写的任何一个场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出色的电影剧本的一部分。”[6]与托尔斯泰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也被认为是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体现了鲜明的电影化倾向。同样，这种电影化倾向也在我国现代小说中体现出来，其中张爱玲小说具有代表性。就张爱玲小说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体现了电影平民化、通俗化、影像性的艺术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在于：描绘世俗人生的情爱生活，营造有声有色的环境氛围，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技巧和语言等等。由于张爱玲小说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具有“电影化”倾向的文本。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只是对电影技巧的借鉴和吸纳，在合理利用电影因素的同时仍保持着小说的独立品性。
随着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电视艺术崛起之后，小说的显赫地位被动摇，由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向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对小说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抱怨电视剧挤占小说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小说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小说进行普及、推广，小说借电视剧的改编得到张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子夜》、《四世同堂》、《围城》、《红岩》、《林海雪原》、《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一大批古今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后，收到强烈的社会反响。当代小说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影视能够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生存空间，影视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为小说提供了良好契机。比如，梁晓声在完成小说《年轮》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选择电视剧《年轮》播出期间出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小说影视互动效应。又如，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初版发行2万册，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小说几度重印，印数高达25万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乃至作者的命运和前途。周梅森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走上文坛，十多年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名气大增。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固然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但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所产生的效应也绝不可忽视。周梅森自己承认：“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有人要拍我的小说，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15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10万册。而《绝对权力》至今已经发行了近20万册，《中国制造》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30万册。《国家公诉》更是第一版就达到12万册。”[7]
对于大多数小说家来说，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小说改编更为重要。为了改编的便利，许多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经在为改编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视艺术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说，当前小说创作除了为小说本身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影视艺术而小说”。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的自由度就有所限制，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这样，创作的双重目的，改变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现象。事实上，这样进行小说创作的人绝不止海岩一个，刘心武、蒋子龙、路遥、柯云路、梁晓声、叶辛、邓一光、张宏森、周梅森、王朔、苏童、刘恒、莫言、余华、铁凝、刘醒龙、周大新、柳建伟、二月河等一大批小说家在创作中都自觉地对影视剧本流露出共同的兴趣，他们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影视性，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风景线。据《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报道：一批70年代作家积极接受影视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比如金仁顺、朱文颖、李修文、张生的作品都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8]朱自奋文章的标题叫做《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这显然说明：新生代作家自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趋从影视。由此看来，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两种艺术之间的共性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地讲，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短时间的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而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当代的小说家都能从“象牙塔”里走出，去密切关注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借影视艺术之东风，那么当代中国小说与影视的共同繁荣将为时不远矣。
三
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两个方面：先看大众化。
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必然要求大众生产、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从叙述对象上看，大众化就是要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大众的生活。就电视来说，由于电视艺术深入家庭，所以电视剧演员实际上是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电视剧艺术要求在选材上注重家庭性、日常生活性的题材。家庭生活、伦理关系或存在于人们身边的凡人琐事，更容易吸引观众。《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婆婆·媳妇·小姑》等电视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就在于它们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即便是写英雄豪杰、历史人物的作品，也同样要求在表现他们历史业绩的同时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所显示出来的贵族平民化的倾向，同样能给观众以生活化的亲近感。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或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重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叙和历史人物的重塑，或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专注于妇女命运的预测，或如《年轮》、《孽债》等执著于对知青生活的追踪，或如《苍天在上》、《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勇于对腐败现象的披露，或如《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热衷于新伦理价值的考察。这些作品用世俗的目光审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其艺术世界消融于读者的日常经验之中，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经验形态，与人们所居住、所生活的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其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正如周靖波所说：“由此看来，电视剧处理非日常性题材的重要手段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3]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追逐的目标。比如，海岩的小说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之故事、情感、悬念的蓄意化操作，深得人心。
再看程式化。
众所周知，影视艺术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影视文学为中介的。随着影视艺术的繁荣，大量的影视文学创作与小说改编，当代小说的话语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建构，个性化、私语化、独白式的语言操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影视文学的大众化、规范化、程式化话语系统正在浸染小说，促使小说进行话语系统重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话语系统，诗歌别于散文、戏剧别于小说、小说别于影视文学，就在于各自业已形成的话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趋影视体小说意味着小说要服从于影视剧本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法则，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消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如梁晓声的《年轮》、张宏森的《大法官》、邓一光的《江山》、海岩的《玉观音》、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二部)等。这些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影视艺术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几乎在电视剧《江山》首播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电视剧本，从生产方式到文体特征上都明显的影视性。对此，作者邓一光作了如下说明：“这(指小说《江山》)原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作为影视工业生产中的一环，写作时采用了接近工作台本的简捷做法，没有人物状态描述，基本没有场景描述，离着文学本很远，几乎就是一个分镜头台词本。原本未打算出版，只是试图给导演和演员们讲述一个故事，以便他们在二度创作时有所凭借。后来出版社索要这个故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作了些简单的体例变动和部分场次及内容删节，成了现在这个版本。”[9]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作为影视生产的副产品在创作方式上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10]而从作品的语言层面上看，可视性的描写、人物对话、蒙太奇结构等颇具影视剧本特征的语言操作，使众多的文学接受者在小说与影视剧本归属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介于影视剧本文学和传统小说之间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影视时代审美取向的新小说。应当指出的是，影视剧本的话语系统渗入小说势必导致小说话语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影视时代的小说家正是在话语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出现的矛盾并不是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而是相反，小说家正在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小说话语系统的重构，正试图“压抑”“克服”乃至“统一”其间的矛盾冲突，试图将矛盾的双方予以弥合与协调。现实的情况是，矛盾的紧张性一直存在于影视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一旦这种紧张性变得平和，达到真正的“弥合”与“谐调”，小说的局面无疑将会有新的拓展。
另外，还有一种小说创作情形需要注意，即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之后，可称作小说的“后生”现象。所谓“后生”，是指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再度创作，也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在创作中，小说家以影视作品为蓝本，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欣赏影视作品时的心理感受对其视听元素进行文字描述，另一方面还要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想象、虚构等手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将影视作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被称作“电影—小说”的小说类型，代表作是《纽约的秘密》(1915)和《吸血鬼》(1915—1916)。“电影—小说”产生于电影之后，又与电影同步发行。当时的情形是：影院放映电影，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电影故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此以后，“电影—小说”逐渐发展成西方文学中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类型。比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侏罗纪公园》就有小说紧随其后。近几年来，“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在我国已成迅猛之势；有电影《刮痧》，就有小说《刮痧》；有电影《大腕》，就有小说《大腕》；有电影《英雄》，就有小说《英雄》；有电影《手机》，就有小说《手机》，等等。这些“影视同期书”的出版发行，表明导演与小说家、影视发行部门与出版商已经建立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表明影视与小说两种艺术之间互动机制的进一步认定。一般来说，这些“后生”作品，仅仅是影视作品的文字描述，类似于常见的商品说明书。绝大多数作品出自于编剧之手，想象、虚构的成分差，文学性不强。
影视文学创作篇10
从创作角度看，传统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现代影视的制作，是一种集体行为，遵循文化工业生产的法则。小说要趋附于影视，就意味着小说创作具有工业化生产的某些特征。“趋影视体”小说是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为影视艺术而小说”，意味着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来来的影视改编，其深层动机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
【关键词】影视时代/文化工业/小说生产/“趋影视体”
影视艺术制造了大众文化，也形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影视艺术、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三位一体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商品原则的支配，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文化工业”中，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因素。影视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影视时代也是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所以，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也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对小说创作的浸透。众所周知，小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其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小说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逐渐侵占小说领地。在影视艺术的挤压之下，小说要趋附屈从于影视以求生存。“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在此，本文仅就“趋影视体”小说生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体特征等等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和创作方式。小说和影视的不同艺术追求在生产和创作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折射出当代小说生产和创作的概貌。
小说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传统小说多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为小说家张扬其个性提供了舞台。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体现出“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创作风格。而影视创作却是一种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集体化是其创作方式的重要特征。除编剧和导演外，摄影、表演、剪辑、音响、化妆、服饰、道具等各个艺术部门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都在一个综合体制中互相制约，按照影视创作的操作规程行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创作集体中，尽管每一个体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动性，但最终要服从于导演的统一构思。就单个人来讲，创作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体现了艺术的本性。影视创作是不自由的，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点。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1]康德曾对艺术和手工艺作了区别，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2]康德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也适用于小说和影视。从创作目的上看，小说是艺术，小说创作为了获得愉快的感受，首先是自娱其次才是娱人，是超功利、超实用的。影视制作是一种企业化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小说创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众寡，比如中世纪的作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创作。小说只要在艺术取得了成就，就算成功。曲高和寡的小说可以成为名著精品，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影视制作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大众”就意味着“大钱”。因而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经济效应。《乱世佳人》之所以是好莱坞引以自豪的豪华巨作，首先在于它所带来的难以统计的丰厚利润。《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的毛收入为18亿美元，《侏罗纪公园》在全球市场的票房收入是8亿美元。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只注重艺术性而不注重商业性，那注定要失败的。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在商业上的惨败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创作被纳入艺术学范畴，而影视生产则被划入经济学门下。从创作活动的性质看，小说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关注众生，也可以回到自身；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可以纪实，也可以虚构；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充分发挥想象，也可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任意抒发情感。正因为小说创作是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构想而操作的，在整个创作中创作者的“自主权”得到维护、主体性得以发挥，所以小说创作是令人愉快的。影视制作被纳入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任何一个制作者都不能恣意妄为，演员、摄影、音响等要受制于导演，导演要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则又要受制于大众、受制于上帝。换言之，所有的影视制作者，仅仅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劳动，一种谋生的工作，这种工作限制自由、泯灭个性，只能令人痛苦，无多少快乐可言。
小说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小说家有权决定一切，诸如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主题的传达等，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影视制作要受到工业化制作、现代化传播和大众化审美的多重规范和制约。比如，从题材上看，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20世纪40年代，广播连续剧作为电视剧的前身在美国出现时，因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所以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80年代美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性爱、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3]在影视制作中，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命题作文式”，一是“量体裁衣式”。所谓“命题作文式”，就是制片方向编导等主创人员确定作品的题材。比如，电视剧《大法官》的创作就是这样。当法院和民众都期待着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作为艺术形象走进文艺作品，走进老百姓的视野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宣传处便找到了张宏森编剧，结果《大法官》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谓“量体裁衣式”，主要是指为影视明星写剧本。影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自然离不开品牌，而明星就是品牌。因为“明星凭借在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身份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商品交易，所以，电影明星是独特并被商品化的人。他们为电影工业建立一种‘品牌价值’和‘保证价值”’。[4]因此，为明星找题材，为明星编故事，已成为影视制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选择。
小说创作是一次性行为，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小说一问世便宣告创作活动结束，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像张爱玲把《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在《金锁记》的基础上写成《怨女》之类的创作，毕竟是少见。何况《怨女》之于《金锁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创新的内容。小说创作追求独一无二性，堂·吉诃德、于连、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阿Q是“这一个”，《堂·吉诃德》、《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阿Q正传》是“这一本”。艺术贵在创新，切忌重复。影视制作也要求创新，但并不拒绝重复。影视制作由于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标准化的生产，则把个体创造性转为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创作的惟一性转为工业化的重复性。完全可以说，影视制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生产线的“流水作业”。且不说西方电影史上的小说名著被无休止的改编，也不说日本导演黑泽明两次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前一次失败，后一次成功。仅就我国影视现状来说，重复已成了一种时尚。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便有《武林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影片一哄而上，掀起了“武打片热”。《戏说乾隆》走俏，电视屏幕上就刮起“戏说”风。《还珠格格》吸引观众，就续集不断。《激情燃烧的岁月》火了，就有《军歌》来赶场。如果说当年《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的重拍是完成政治使命，那么现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解构“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由于文化工业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标准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程式化代替了作品的风格。大家知道，“程式化”与“风格”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风格”一词是针对艺术创造而言的，而“程式化”是对工业化生产特征的概括。艺术风格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精神个性、艺术见解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它可以指艺术创造本身的创新性，还可以用来描述一批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一致性。比如，语言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显要的位置。对于歌德、雨果、狄更斯、斯汤达、托尔斯泰、海明威、鲁迅、巴金、老舍等一流的小说大师来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来识别其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可作为测定艺术创造是否成熟的标尺。或者说，风格是艺术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工业的成批量生产和复制，艺术品越来越具有“程式化”特征。影视艺术的生产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最具代表性。好莱坞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获得票房收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揣摩大众文化心理，迎合大众审美习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从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中寻找和归纳出一些成功的模式，并以此为模本大量仿制。人们熟悉的“西部片”、“喜剧片”、“惊险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影片。这些影片尽管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却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形成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和诱惑力。与电影一样，为了迎合观众趣味，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电视在节目的类型化、程式化方面远远超过电影。其直接后果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不但使得每一种类的节目在外部形式上整齐划一，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化、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定，让大多数电视节目作者只能按既定的公式操作”。[5]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是对风格的“否定”，也是对艺术的“反动”。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程式化”一旦渗入到小说创作当中，那必然引起小说创作方式的全面更新。
可见，小说是艺术，小说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影视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一项企业，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和企业的双重特性，使影视的创作方式成为一种充满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影视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适应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这就使得影视创作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工业生产和艺术创作双重境遇中，影视为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正在寻求和建立一种既能维持其艺术特性又能符合其企业生产效益的创作和生产策略，以开拓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创作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影视创作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可以说，影视创作是一个矛盾体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着排斥、重组和妥协，必然以一方为目的，以削弱甚至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影视固然不乏高度艺术化的精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工业法则的屈从。因此，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就成为影视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在影视的影响之下，小说的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种新型的、影视式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商业化、大众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小说创作的现有法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式正在被解构。二
所谓“趋影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趋影视体”主要指一种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影视性，是二者的高度结合的产物。从广义上看，“趋影视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小说对影视的屈从和依附。“趋影视体”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即影视时代小说家关于小说、关于影视以及相互影响的思考，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是小说的本体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小说对影视的趋从，首先是一种自觉行为。它表明小说家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向往和试图从中吸取艺术以丰富其表达方式的渴求。当电影先驱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不满足于早期电影的杂耍品性，竭力从小说中寻求艺术营养的时候，包括当时世界一流小说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卡夫卡、海明威、德莱塞、沃尔夫、福克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已认识到电影的内在潜力和可能对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小说家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参与电影活动。比如，德莱塞和爱森斯坦有过交往并与好莱坞有过接触，小说家福克纳在制片厂当过编剧，海明威甚至打算与人合拍影片，等等。类似的从影经历在我国现代小说家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便是看电影，写影评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从小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学生时代就开始影评活动。写小说成名之后，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写电影剧本，而且为“电懋”写电影剧本曾是她在美国生活困顿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转贴于由于小说趋从影视，小说中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苏联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把托尔斯泰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他说：“他在观察和倾听时带有你难以在任何其他作家，包括文坛泰斗身上找到的具体性。而细致观察、精确倾听——这正是电影！”“在他的每一句话里，你都可以感觉到作家是从哪个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听的、又听到了什么。因此，托尔斯泰写的任何一个场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出色的电影剧本的一部分。”[6]与托尔斯泰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也被认为是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体现了鲜明的电影化倾向。同样，这种电影化倾向也在我国现代小说中体现出来，其中张爱玲小说具有代表性。就张爱玲小说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体现了电影平民化、通俗化、影像性的艺术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在于：描绘世俗人生的情爱生活，营造有声有色的环境氛围，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技巧和语言等等。由于张爱玲小说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具有“电影化”倾向的文本。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只是对电影技巧的借鉴和吸纳，在合理利用电影因素的同时仍保持着小说的独立品性。
随着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电视艺术崛起之后，小说的显赫地位被动摇，由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向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对小说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抱怨电视剧挤占小说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小说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小说进行普及、推广，小说借电视剧的改编得到张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子夜》、《四世同堂》、《围城》、《红岩》、《林海雪原》、《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一大批古今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后，收到强烈的社会反响。当代小说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影视能够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生存空间，影视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为小说提供了良好契机。比如，梁晓声在完成小说《年轮》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选择电视剧《年轮》播出期间出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小说影视互动效应。又如，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初版发行2万册，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小说几度重印，印数高达25万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乃至作者的命运和前途。周梅森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走上文坛，十多年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名气大增。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固然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但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所产生的效应也绝不可忽视。周梅森自己承认：“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有人要拍我的小说，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15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10万册。而《绝对权力》至今已经发行了近20万册，《中国制造》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30万册。《国家公诉》更是第一版就达到12万册。”[7]
对于大多数小说家来说，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小说改编更为重要。为了改编的便利，许多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经在为改编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视艺术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说，当前小说创作除了为小说本身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影视艺术而小说”。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的自由度就有所限制，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这样，创作的双重目的，改变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现象。事实上，这样进行小说创作的人绝不止海岩一个，刘心武、蒋子龙、路遥、柯云路、梁晓声、叶辛、邓一光、张宏森、周梅森、王朔、苏童、刘恒、莫言、余华、铁凝、刘醒龙、周大新、柳建伟、二月河等一大批小说家在创作中都自觉地对影视剧本流露出共同的兴趣，他们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影视性，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风景线。据《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报道：一批70年代作家积极接受影视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比如金仁顺、朱文颖、李修文、张生的作品都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8]朱自奋文章的标题叫做《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这显然说明：新生代作家自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趋从影视。由此看来，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两种艺术之间的共性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地讲，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短时间的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而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当代的小说家都能从“象牙塔”里走出，去密切关注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借影视艺术之东风，那么当代中国小说与影视的共同繁荣将为时不远矣。
三
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两个方面：先看大众化。
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必然要求大众生产、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从叙述对象上看，大众化就是要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大众的生活。就电视来说，由于电视艺术深入家庭，所以电视剧演员实际上是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电视剧艺术要求在选材上注重家庭性、日常生活性的题材。家庭生活、伦理关系或存在于人们身边的凡人琐事，更容易吸引观众。《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婆婆·媳妇·小姑》等电视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就在于它们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即便是写英雄豪杰、历史人物的作品，也同样要求在表现他们历史业绩的同时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所显示出来的贵族平民化的倾向，同样能给观众以生活化的亲近感。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或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重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叙和历史人物的重塑，或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专注于妇女命运的预测，或如《年轮》、《孽债》等执著于对知青生活的追踪，或如《苍天在上》、《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勇于对腐败现象的披露，或如《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热衷于新伦理价值的考察。这些作品用世俗的目光审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其艺术世界消融于读者的日常经验之中，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经验形态，与人们所居住、所生活的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其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正如周靖波所说：“由此看来，电视剧处理非日常性题材的重要手段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3]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追逐的目标。比如，海岩的小说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之故事、情感、悬念的蓄意化操作，深得人心。
再看程式化。
众所周知，影视艺术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影视文学为中介的。随着影视艺术的繁荣，大量的影视文学创作与小说改编，当代小说的话语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建构，个性化、私语化、独白式的语言操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影视文学的大众化、规范化、程式化话语系统正在浸染小说，促使小说进行话语系统重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话语系统，诗歌别于散文、戏剧别于小说、小说别于影视文学，就在于各自业已形成的话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趋影视体小说意味着小说要服从于影视剧本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法则，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消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如梁晓声的《年轮》、张宏森的《大法官》、邓一光的《江山》、海岩的《玉观音》、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二部)等。这些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影视艺术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几乎在电视剧《江山》首播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电视剧本，从生产方式到文体特征上都明显的影视性。对此，作者邓一光作了如下说明：“这(指小说《江山》)原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作为影视工业生产中的一环，写作时采用了接近工作台本的简捷做法，没有人物状态描述，基本没有场景描述，离着文学本很远，几乎就是一个分镜头台词本。原本未打算出版，只是试图给导演和演员们讲述一个故事，以便他们在二度创作时有所凭借。后来出版社索要这个故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作了些简单的体例变动和部分场次及内容删节，成了现在这个版本。”[9]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作为影视生产的副产品在创作方式上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10]而从作品的语言层面上看，可视性的描写、人物对话、蒙太奇结构等颇具影视剧本特征的语言操作，使众多的文学接受者在小说与影视剧本归属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介于影视剧本文学和传统小说之间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影视时代审美取向的新小说。应当指出的是，影视剧本的话语系统渗入小说势必导致小说话语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影视时代的小说家正是在话语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出现的矛盾并不是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而是相反，小说家正在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小说话语系统的重构，正试图“压抑”“克服”乃至“统一”其间的矛盾冲突，试图将矛盾的双方予以弥合与协调。现实的情况是，矛盾的紧张性一直存在于影视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一旦这种紧张性变得平和，达到真正的“弥合”与“谐调”，小说的局面无疑将会有新的拓展。
另外，还有一种小说创作情形需要注意，即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之后，可称作小说的“后生”现象。所谓“后生”，是指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再度创作，也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在创作中，小说家以影视作品为蓝本，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欣赏影视作品时的心理感受对其视听元素进行文字描述，另一方面还要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想象、虚构等手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将影视作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被称作“电影—小说”的小说类型，代表作是《纽约的秘密》(1915)和《吸血鬼》(1915—1916)。“电影—小说”产生于电影之后，又与电影同步发行。当时的情形是：影院放映电影，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电影故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此以后，“电影—小说”逐渐发展成西方文学中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类型。比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侏罗纪公园》就有小说紧随其后。近几年来，“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在我国已成迅猛之势；有电影《刮痧》，就有小说《刮痧》；有电影《大腕》，就有小说《大腕》；有电影《英雄》，就有小说《英雄》；有电影《手机》，就有小说《手机》，等等。这些“影视同期书”的出版发行，表明导演与小说家、影视发行部门与出版商已经建立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表明影视与小说两种艺术之间互动机制的进一步认定。一般来说，这些“后生”作品，仅仅是影视作品的文字描述，类似于常见的商品说明书。绝大多数作品出自于编剧之手，想象、虚构的成分差，文学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