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1
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财教[2012]376号）的规定，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的管理，确保免学费政策顺利实施，我们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确保免学费政策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财教[2012]376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附属的中专部、中等职业学校等。
第三条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是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享受免学费政策后，为弥补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财政核拨的补助资金。
第四条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省级财政统筹落实，省和省以下各级财政根据各省f区、市）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予以补助。
第五条中央财政统一按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测算标准和一定比例与地方财政分担，具体分担比例为：西部地区，不分生源，分担比例为8：2；中部地区，生源地为西部地区的，分担比例为8：2，生源地为其他地区的，分担比例为6：4；东部地区，生源地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分担比例分别为8：2和6：4，生源地为东部地区的，分担比例分省确定。
第六条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资金的补助方式为：第一、二学年因免除学费导致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补助学校；第三学年原则上由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等方式获取的收入予以弥补，不足部分由财政按照不高于三年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50%的比例和免学费标准，适当补助学校。
第七条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补助方式为：对―、二年级符合免学费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学费标准高出公办学校免学费标准部分由学生家庭负担；低于公办学校免学费标准的，按照民办学校实际学费标准予以补助。
第八条中央财政于每年9月30日前按照财政部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的有关规定，根据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技工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核定的学生数和生源结构，按照一定比例提前下达下一年度应承担的免学费补助资金预算。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提前下达的免学费中央补助资金预算后，应尽快分解下达，确保下一年度春季学期学校正常运转。
中央财政于每年10月重新核定当年应承担的免学费补助资金预算。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足额安排应承担的免学费补助资金预算，按时拨付免学费补助资金，保证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九条中等职业学校应当根据本办法和各地制定的免学费实施细则，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并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技工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审核结果在相关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第十条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工作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免学费工作负主要责任。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建立规范的预决算制度，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编制综合预算，收支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年终应当编制决算。
第十一条各地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生学籍管理，建立健全学生信息档案，保证享受免学费政策的学生信息完整和准确。
第十二条各级财政、教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财政补助资金或挤占、挪用、截留免学费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三条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各地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资质进行全面清查并公示，对年检不合格的学校，取消其享受免学费补助资金的资格。各地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加强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监管，纳入免学费补助范围的民办学校名单由省级教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定。
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依法治教：批判性反思
作者简介：冯文全(1960－)，男，四川渠县人，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原理、德育原理和教育经济管理研究；侯小兵(1980－)，男，四川苍溪人，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市场经济与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7-0046-04
为了全面规范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5月15日正式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的结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该部法律的施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法治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职业教育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尤其是在“十五”期间。国家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多次召开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1996年6月17日至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劳动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02年7月28日至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4年6月17日至19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门在江苏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11月7日至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回顾《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的这段历程，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职业教育体系日益健全
《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受此推动。各级职业技术教育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1996年，全国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1010.4万人；到2006年，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1809.89万人。为了适应社会对高层次技术型人才的需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家通过“三改一补”、“三多一改”等途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到2006年。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达到1147所。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面对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社会形势，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了以“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的职业培训工作力度。2005年，全国共有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9.86万所，培训结业5934.19万人，教育系统共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3270万人次。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相协调，职业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职教体系日益健全。
(二)政府部门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实现教育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自“十五”期间起，政府部门逐年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自2007年起。所有来自农村的中职学生和所有城市困难家庭的中职学生每生每年获得助学金的标准为1500元。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其二，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至少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还要求地方财政要重点支持示范院校基本建设和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并逐年提高示范院校的生均经费标准。
(三)职业教育多元投资办学体制逐渐形成
《职业教育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近年来，尤其是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投入职业教育领域。2006年全国共有民办职业初中11所。在校生3362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559所，在校生202.63万人；民办高校278所。在校生133.79万人；独立学院318所，在校生146.70万人；民办培训机构23470所，876.84万人次接受了培训。
(四)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渐趋完善
《职业教育法》第三条强调，“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近年来，职业教育质量体系的完善主要表现在：其一，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为了加快建设一支适应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强化技能性和实践性教学要求的教师队伍，2006年9月，教育部了《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的意见》(教职成[2006]11号)。其二，不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充分证明，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工学结合、半工半读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2002年10月、2003年12月、2004年2月教育部分别在湖南永州、湖北武汉、江苏无锡组织召开了三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结合经验交流会；2006年10月，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半工半读试点工作会议。其三。完善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04]16号)指出，为了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正式启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并且制定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指南(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工作细则(试行)》等指导性文件。
(五)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水平显著提高
《职业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国家鼓励并组织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随着一系列职业教育类专
业学术期刊的发展壮大，如《教育与职业》、《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通讯》、《职教论坛》等，大量的研究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这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对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相关发展政策的探讨，对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二、《职业教育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法》的宣传贯彻力度不够
在“君子不器”、“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前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还比较低，认为职业技术教育是“二流教育”、“终极教育”的观点还广泛存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充分利用《职业教育法》普法教育契机引导社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查表明。“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统筹各类教育发展中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未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摆上同等的位置：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接受职业教育是升学无望后的无奈选择，报考职业学校的积极性不高：个别学校热衷于对口升学率，偏离了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宗旨。”这些落后观念的存在，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职业教育法》立法技术的缺陷制约了它的实施效果
从立法技术来看，《职业教育法》存在着诸多缺陷。具体表现在：其一，上位法定位不规范。《职业教育法》第一条指出，“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在这一规定中，没有提到根本法――《宪法》，很容易使人们认为，“推进职业教育只是教育界和劳动部门的事，是比较明确的行业行为。”而职业教育的发展本身却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尤其是企业界的参与。其二，原则性条文过多，规范、操作性条文太少。有很多条文表述模糊，一些重要的概念笼统含糊，类似“鼓励”、“可以”、“应当”、“逐步增长”、“一定比例”、“适当”、“酌情”等词语频繁出现和不当使用，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规范性和约束力。其三，法律规则要素不全。“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都是由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的。”在《职业教育法》中，不少法律条文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法律后果，导致一些法律关系主体虽不履行义务却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一些法律条文对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处主体的规定也不明确，导致执法主体互相推诿、互不负责，最终使规定的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三)《职业教育法》的配套法规滞后影响了它的有效实施
《职业教育法》作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法律，不可能对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作出详尽的规定，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有相应的下位法规作为支撑。而《职业教育法》的下位法建设方面却严重滞后。以职业教育师资为例，职业教育教师是以教书育人为职责的专门性职业，不仅应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还应该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以德国为例，《高等教育总纲法》规定。高等专业学院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有五年以上的高教系统以外的实际工作经历，包括三年以上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我国职业教育也在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高职院校教师仅作出了与学术型高等院校相同的学历方面的规定，而对专业技术水平的资格要求却没有涉及。因此，完全有必要制定适应职业教育师资要求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条例》。
(四)《职业教育法》执行不力的问题相当突出
在《职业教育法》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职业教育衔接机制缺乏。《职业教育法》第十二条强调，“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但目前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不同职业教育层次之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衔接还存在着诸多不协调的地方。其二，产教结合难以有效落实。《职业教育法》第二十三条指出，“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诚然，产教结合是培养高素质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但当前的产教结合却面临着诸多障碍性因素。如，“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校企合作的水平较低，等等。其三，教育侵权现象严重。《职业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有依法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这是整部法律中对教育权利的唯一规定。职业教育领域中的教育侵权现象屡屡发生，充分表明《职业教育法》在教育权利方面的忽视导致教育执法部门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方面的不力。江西省文艺学校萍乡分校安排学生到夜总会实习事件、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安排2006级23名女生前往杭州黄龙体育馆商圈内的演艺吧违规实习事件就是明证。其四，职业教育发展资金紧缺。《职业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的经费。”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由于财政能力的约束，不同地区对职业教育投资具有较大差异。政府部门对教育投入的重点在基础教育、普通中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有限资金常常被挤占、挪用。
(五)缺乏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
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职业教育领域内广泛存在着违背教育规律、违反《职业教育法》的短期效益至上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其一，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严重放宽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审批资格，各级地方教育部门为完成中职招生任务，对《职业教育法》规定的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做出了最大程度的放宽。其二，各地职业学校招生秩序混乱。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广开生源，“生源”即是“财源”。中职招生市场悄然形成，各方都希望能够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分得中职教育发展的一杯羹。学校工作的重心不是教学质量的提升，而是招生工作，招生成了学校教育资源分配的重点领域：初级中学毕业班教师的主要精力不是要如何帮助后进学生提高学习成绩，而是如何能够动员这些他们眼中的“差生”走进中职学校，他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数目可观的“劳务费”：社会还出现了专职的招生中介，他们以向学校推荐学生为业。其三，教学管理严重失范。学校从经济效益出发，教育教学全过程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节约教育成本，如何能够提高学校的收益。这样便出现了大量的违规操作。面对诸多违反《职业教育法》的现象，谁来执法?谁来监督法律的执行?显然，目前缺乏政府监察部门、政法系统、新闻舆论相互协调配合的有效监督机制。
三、推动职业教育法治化进程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职业教育法》普法工作
《职业教育法》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法律保障。《职业教育法》的学习是依法管理职业教育、举办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前提。各级人大、教育主管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宣传部门、职业教育机构等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拓展《职业教育法》普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使
全社会认识到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化的根本途径。具体办法：其一，举办《职业教育法》普法学习班。《职业教育法》普法学习班的重点对象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政府公务员、职业教育机构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其二，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标语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宣传职业教育法律知识。其三，把职业教育法律学习作为各级政府公务员、职业教育机构负责人和职业教育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修订《职业教育法》法律文本
我国现行《职业教育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几十年代中期，对规范和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其进行必要的修订已是势在必行。原因有二：一是现行《职业教育法》本身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先天的缺陷大大增加了法律执行的难度，有法难依、执法不力的现象广泛存在。二是当前的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法》制定之初已大相径庭，职业教育立法工作应该与时俱进。比如，职业学校学生的受教育权保障问题、招生市场规范问题、民办职业院校收益分配问题、职业院校举办企业的经营收益分配问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义务问题、各级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问题等，在现行《职业教育法》中就鲜有涉及。
(三)完善《职业教育法》配套法规
《职业教育法》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法律，对职业教育的诸多方面只能做出原则性较强的规定，操作性不强是其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需要有与其相配套的下位法规体系的支撑。国务院相关部委、各级地方人大应该在《职业教育法》的原则指导下，抓紧制定与之相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四)加大《职业教育法》执法力度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意志的实现更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因此，应该健全教育司法制度，完善教育行政执法工作，《职业教育法》的执行与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职业教育机构等密切相关。首先，要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执法程序：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育司法制度，强化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3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修订；中央政策；地方立法
中图分类号G71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2）10-0055-05
《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数十个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部分较大市和自治州、自治县也结合各地实际颁布实施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弥补了《职业教育法》的不足，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过程中，曾有专家、学者提出要对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进行梳理，教育部也曾形成了法律修订参考文献汇编，其中包括“地方立法建议篇”，并表示将组织专家对职业教育的地方立法体例、内容和技术等进行认真研究，对其中具有普遍适用性、行之有效和成熟的条款、制度、措施加以吸收[1][2]。但时至今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仍十分薄弱。现不揣浅陋，对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文本进行尝试性梳理，并提炼出部分较为成熟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以为《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提供借鉴。
一、《职业教育法》的体例机构
现行《职业教育法》的体例结构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职业教育体系、第三章职业教育的实施、第四章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第五章附则。这样的体例较为简单，无法适应健全《职业教育法》内容的需要。从地方立法来看，云南、河南、北京、江苏、甘肃、天津等地的地方法规、规章或自治条例采用了条文式、没有分章的更为简单的体例结构，不足为鉴。内蒙古、山西、辽宁、河北、山东等地方立法采用了分章的体例结构，除“法律责任”一章外，其他章与《职业教育法》完全相同。尽管“法律责任”一章的内容仅仅是对《教育法》内容的复制，但这些地区设立“法律责任”专章的做法还是值得借鉴。湖南、重庆、上海的《职业教育条例》和宁波的《中等职业教育条例》采用了分章的体例结构，并在《职业教育法》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章，如《湖南省职业教育条例》增加了第四章教育教学，第五章教师，第七章毕业、结业与就业，《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增加了第四章教学和设施，第五章校长和教师，第六章招生、考核和就业，这些做法值得借鉴。而与《职业教育法》处于类似法律地位的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法》的体例结构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高等教育基本制度，第三章高等学校的设立，第四章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第五章高等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第七章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第八章附则。综合现行《职业教育法》体例结构的缺点以及部分地方立法和《高等教育法》体例结构的特点，基于《职业教育法》修订的需要，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应采用如下体例结构：第一章总则（包括职业教育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职业教育的办学地位、办学定位、办学方针、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第二章职业教育的基本制度（包括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协调制度、职业教育学制、招生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等），第三章职业教育与教学（包括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基本教学制度、办学自、管理方式等），第四章职业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包括教师或培训者的任职资格、职称评定办法、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的要求、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等），第五章职业教育投入及条件保障（包括经费投入、落实、管理机制，相关设施设备完善要求等），第六章法律责任（明确相关违法行为的具体责任），最后是附则（包括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实施时间等）。基于学校法的制定已被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基于有关职业培训机构设立的地方立法较少（据笔者考察，目前只有湖南、南京、上海、大连等少数地方有关于职业培训机构设立的专门法律规定），且规定不统一，又因职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与变动内容较为繁杂，宜另由单行法规定，因此在《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中不宜专门设立职业院校与职业培训机构一章。
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4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规范；不足；完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2004年全国共招收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学生447.34万人，其中本科招生209.92万人，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现全国本科在校生737.84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595.65万人；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731所，其中本科院校684所，高职(专科)院校1047所。可见，高职教育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高职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整体社会认同度偏低，社会上乃至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还存在着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现象；二是不少高职院校面临着资源短缺，校园校舍建设滞后，办学条件差，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服务体系很薄弱，有些高职院校甚至被教育部叫停；三是很多高职院校发展定位和目标不明确，完全套用本科院校办学模式，失去了职业技术教育特色；四是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制度。高职院校学生学风不正，自控能力差，特别是就业率偏低。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截止2003年9月，高职高专类毕业生就业率仅为55.7％，虽然有些高职院校高达80％以上，但低的甚至不到30％。这严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软环境因素之外，法律法规缺失、冲突，刚性规范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法律法规缺失之分析
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意见》；1999年1月，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同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又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2000年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全面提出了改革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法和措施；2000年6月，教育部以教高司(2000)35号文下达《关于加强本科院校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2002年，国务院以国发(2002)16号文件颁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4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又联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正是由于上述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指导和推动，我国象上世纪80年达国家一样，开始了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进程。但是，上述高等职业教育立法方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没有颁布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
从上述立法进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就法律层面而言，仅仅是《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其余均是以部门规章和国务院决定形式出现。而且整个《高等教育法》69个条文中，仅有一处“职业技术教育”字样，这就是第68条：“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综观该法全文，主要是规范普通高等教育的，对于有独到特色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则几乎没有规定，高职教育更主要的是以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条例作补充，这就带来了法律实施的巨大空间差异性和随意性问题。而《职业教育法》主要是规范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关于高职这块(既属高等教育又属职业教育)就处于规范不足、交叉状态。比如，关于高等职业院校的设立和评估标准、教师职称评定条件、学生培养模式等仍套用普通高校标准。虽然国务院、教育部在一系列法规、规章、文件中一再指出，高等职业院校在设立条件和评估标准、教师职称评定、学生培养模式等方面要有别于普通高校，要有高职特色，但如前所述，高等职业院校目前仍适用《高等教育法》。就法律效力而言，国务院、教育部的上述政策、法规效力低于《高等教育法》，这不仅造成法律与法规、规章的冲突，而且导致上述发展高职教育的政策、规章成为一纸空文。
国外发展高职教育早就纳入了法制轨道。美国自1862年颁布《毛雷尔法案》开始，到1917年的《史密斯一休士法》，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相继制定的《州技术服务法》、《成人技术教育权利法》．历时近百年，颁布了近30个法案，这些法案都是随着美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需而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师资培训、经费来源等予以规范。德国是西方职业教育发展最好的国家，除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外，1969年又颁布了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法》，1970年制定《劳动促进法》，1987年颁布《回归教育法》，去年又颁布了《职业教育保障法》，至今已立法20余部。可以说，国外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与其大量立法、以法治教是分不开的。
(二)法律法规中对高职教育的投入没有专门规定．经费保障不力
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职院校普遍经费困难，国家投入不足。多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4％到2.8％之间徘徊，距《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确定的4％的目标有较大差距，对高职教育的拨款就更少。高职学生因有实训场地、设备需求，故对其投入应大于普通本科院校，据统计应是其2.5倍。但现实是高职生财政拨款的生均费远低于普通本科。不得已只有提高其学费标准．在其社会认同度低的情况下学费又高于普通本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比较一下《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就可以看出，前者有“投入”的专门规定，即第七章“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且规定是“以财政拨款为主”，而职业教育则无此规定，更没有规定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致使高职教育发展举步维艰。
《教育法》第25条规定：“国家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条规定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鼓励国(境)外组织和个人依照我国法律和办学资格要求，同我国境内职业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举办高水平的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可以看出，后者并没有“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在这里，前法与后法相冲突。而且，鼓励境外组织和个人来我国办学，鼓励民办力量办学，又不允许他们营利，这是不现实也不合常理的。
(三)高职的法律地位不明晰，重视不足，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立法上仅仅规定“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够的。我国最缺乏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目前我国高级技工、技师仅占技术工人总量的3.5％左右。而发达国家通常占20％—40％。我国城镇每年有1000万左右新增劳动力和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同时，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而且事实上不论从高职招生人数还是从高职院校数量来看，高职教育已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因此立法上应赋予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以同等地位。湖北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各地要把职业教育摆在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
高职发展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各级政府对其重视不够，上级政府未将职教工作列入下级政府工作的硬性考核指标，使之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虽然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职业教育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有关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各级政府要把职业教育工作列入年度教育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向人大、政协报告职业教育工作，并接受检查和指导。要把发展职业教育列入政府业绩考核重要内容”。但是，第一，这仅仅是个部门规章，不是法律法规．其实施效果不能令人乐观；第二，就是该规章也没有规定法律责任，致使其变成口号式、宣言式的文件。
在劳动就业准入制度方面也规范不足。虽然《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及相关行政法规
有此要求，但同样也没有法律责任规定，实践中实施也不严格。2000年七月，劳动部、教育部、人事部联合下文，对90个技术工种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很显然限制面太窄。应该在全社会每个行业都推行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德国《职业教育保障法》就规定．凡从业人员超过10人的企业，其接受的培训学员不到从业人员的7％，必须交纳培训税。
(四)管理方面立法滞后，
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层次定位问题。目前是把高职院校放在专科第二批次，定位太低，这也是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委在前述《意见》中明确规定：“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这一规定不妥．高等职业教育既然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也适用《高等教育法》，就应该也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目前已发展到博士教育阶段，我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逐级上移，现在已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技术专科、技术本科以及技术硕士和博士的多层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我国这样定位的结果是，由于继续深造无望，不少高职学生热衷于“专升本”，侧重于基础理论课学习，不重视专业技能训练，与职业学院的办学宗旨相悖。结果培养出的学生是理论基础不如本科，职业技能又不如职业中专生。
其次，国务院2002年上述《决定》中规定：“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要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确定、学籍管理、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但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事实上．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方面是受制于教育行政机关，教师聘用、职称评定仍然适用《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甚至教材都在使用本专科的教材，没有体现职业教育注重技能培养的特色，课程设置也没有紧密结合实践需要。
在归口管理方面也是模糊不清，职能交叉。教育行政机关里的普教部门(高教司、处)是主要管理普通高等教育工作，职教部门主要管理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继续教育工作．那么关于高职教育这块就处于管理、监控不足局面，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予以明确。
(五)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是教师职务评聘问题。高职院校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因此对教师的要求应有别于普通高校，在职称评定方面不应坚持学术性标准。有关部门显然也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务院在上述《决定》中也提到：“职业学校教师职务资格评审要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改进评审办法。”但怎么改进?却没了下文，至今为止．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仍然套用《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仍然在坚持学术性标准而不是实践性、技能性标准。
另一方面是双师型队伍建设的问题。几乎上述所有的法规、规章和领导人讲话中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是，第一，在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法律《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中却找不到“双师型”字样，也就是说找不到其法律地位；第二，虽然教育部在[2002]5号《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高专)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学校在职务晋升和提高工资待遇方面，对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应予以倾斜。”但具体怎么操作?却没了规定。而在该《意见》中，又规定：“至2005年，获得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应基本达到专任教师总数的35％。”笔者认为，该比例要求值得商榷，高职院校不是以理论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没必要片面追求教师的高学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专业教师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比研究生学历更重要，而在该文件中，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高职院校师资也面临着严重短缺。据统计，2001年生师比为30.16∶1，距教育部确定的“十五”期间高校平均生师比14∶1的要求相差甚远。而另一方面，高职院校教师的实践能力不强。目前，高职院校教师中，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任教的教师在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师中占70％以上，在实践课指导教师中占62％以上，而在公共基础课教师中则占72％以上。如何充实高职院校教师队伍，且提高其实践来源比例，却没有以法规来保障。
(六)职业资格鉴定市场混乱
职业资格鉴定市场混乱。“证出多门”，各行业及各级劳动人事部门都抢占职业资格鉴定市场，各种培训、审批有些无序，有时使得学校和学生无所适从。例如计算机领域，各种资格证书达十多种。当然这些问题需要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来进行协调解决．但更重要的是应该以统一的职业资格鉴定法规来规范之。
如同普通本科生必须取得英语四·级证书才能获得学位一样．高职学生应该取得某种职业资格证书才能毕业，只有这样才能不违背职业教育的初衷，遗憾的是没有这方面的法规规定。高职院校普遍学风不正，不少学生在混日子，可以说与没有这方面的刚性要求、没有压力有关。
(七)法律法规实施保障监督不力
如前所述，我国高职教育所存在的诸问题有关部门不是没发现，绝大部分也以规章、政策的方式予以规范了．但问题是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更主要的是在这些法律规章中往往只有规范要求．却没有相关责任条款，致使这些法规规章成了口号式、宣言式文件。法律规范如果仅仅有适用条件和行为准则而没有了制裁措施，则不成其为法律规范。职业教育发展得好的国家都对职业教育法的实施有严格的监督体系。德国的《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都明文规定违反条例者可“判处关押”或“处以不超过一万马克的罚金。”日本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明确规定应设置监督部门，并且专门设有“罚则”一章来论述监督和惩罚。此外，西方各国还设立了教育审议制度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监督．如法国的全国教育审议会，德国的联邦及各州教育计划委员会．美国的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英国的中央教育审议会等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及法规的实施效果，都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专门对职教法规进行审议和监督的机构。
二、完善建议
(一)对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法律编纂，制定统一的《高等职业教育法》
该法应包括总则、高等职业院校的设立、体系、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与学生、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与条件保障及附则等几个部分，以法律形式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根本任务、发展途径、设置标准、管理体制、条件保障、人才培养模式及法律责任。应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与高等普通教育并列的、同等重要的高等教育体系；高职教育的任务是培养职业型、技能型熟练劳动力；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保障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提高办学层次，建立起从职教专科到职教本科乃至技术硕士、技术博士的职教体系；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联系；特别是要明确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经费保障(生均费应不低于普通本科)。同时，修改《教育法》第25条不合时宜的规定。
(二)国务院再颁布相关《实施细则》
《职业教育法》只能对高等职业教育作出原则性规定，基于立法技术原因，其详细内容可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方式补充之。比如高职院校设置的硬件条件、各级政府投入占财政收入比例、统一职业资格鉴定市场、企业录用员工时持相关证书者该达到何比例及对培训经费的负担比重等等。可将自1991年以来的系列《意见》、《计划》、《决定》等予以编纂，以该《实施细则》取而代之，并以专章规定违法责任，这就提升了其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避免以往文件口号式宣言式的弊病。
同时，要以法规的形式建立起在国务院领导下的职教联席会议制度，统一领导协调各方面工作。因为高等职业教育涉及到劳动、人事、财政筹方方面面，不是教育部门孤军奋战所能完成的。要在全社会形成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在该《实施细则》中．应写入这一条款：“各级政府要把职业教育工作列入年度教育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向人大、政协报告职业教育工作，并接受检查和指导。要把发展职业教育列入政府业绩考核重要内容”。
(三)教育部再就具体事宜颁布相关规章
比如在教师职务评聘方面．应规定一套有别于普通高校的评聘标准，不再坚持学术性标准；对专任教师应提出实践性要求；应鼓励高职院校从企业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对高职院校规定应有起码的实训场所(硬件设施达不到要求的院校一律关停并转)；学生接受实训时间不短于半年；改革现有课程和教材；学生必须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才能毕业。同时，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高等职业教育司，专司高等职教工作……等等，上述内容，必须以规章制度方式保障实行。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十五”期间，职业教育要为社会输送800多万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还要每年培训城镇职工5000万人次，培训农村劳动力1.5亿人次。故职业教育任重道远，也大有可为。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很多。如何以法制手段保障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良性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意在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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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至立国务委员在全国职业教育i作会议上的讲话．[n](2004．6．17)
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5
关键词：法学本科教育；卓越法律人才；司法考试
中图分类号：G6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6-0091-0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第10项明确提出：启动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与政法、司法部门紧密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标准，探索“学校——实践部门共同培养”模式，加强国际法律事务高端人才培养；建设一批特点鲜明的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全面推进法学教育改革。2012年8月份，教育部组织评审了首批60家实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2个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12个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标志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从上述行动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法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该计划基本精神甚为明确：即加强法律职业人才和国际法律事务高端人才培养。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主管部门高教司看，该计划的定位主要应是针对普通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如果这一定位准确的话，现行本科法学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便需要重新探讨：法学本科教育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重在素质教育还是职业能力培养？法学本科教育应统一培养规格还是分类培养？
一、法学本科教育定位：以素质教育为主的职业前教育
现阶段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究竟应当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这个事关法学教育基本定位的问题随着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应当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自2000年以后，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定性为素质教育而非专门的职业教育，已成为主流观点并得到官方认可。例如，2003年9月19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3年年会暨“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时任教指委主任委员曾宪义先生和副主任委员会张文显先生联合发表的《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关于我国现阶段法学本科教育之属性和功能的认识》一文，明确提出“参照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实践和法学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目标，现阶段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本质上属于素质教育，而我们所理解的素质教育是以人文教育为基础、包容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在内的教育模式，即具有通识基础和职业定向的教育模式”，在实践层面，各高等院校的法学本科教育也基本上按这一定位，设计和开展法学本科的教育工作。但是，近几年，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定性和定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转向为“职业教育”。贾宇教授认为，大学的法律教育，应当以法律职业为基本的目标导向。一些大学的法学院也已开始进行这种教育转向的尝试。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自2008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启动“六年制法学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并于当年9月进行了招生培养。2011年教育部启动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工作，提出“加强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似已代表官方确认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这种转向。但是，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真的应当从素质教育为主转向职业教育为主吗？适合转向吗？笔者的观点是：在不改变我国法学本科四年基本教育体制的前提下，法学本科教育应当是素质教育为主的法律职业前教育，不应当定位于法律职业教育。理由有二：
1.法学本科教育不可能达到完整法律职业教育的要求。法律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职业法律人（主要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一个具有共同法律信仰、职业伦理、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教育属于精英教育。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作为精英教育，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都无法达到其目标。①从学生和学制角度看，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是以高中起点为基础的四年制的大学本科教育。这就决定了如果大学本科阶段作为法律职业教育，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教育：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法学专业理论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将教育任务定位于前二方面的教育，如果在本科阶段再加上法律职业技能教育的内容，显然是现行的四年制所无法完成的任务。②从师资角度分析，我国大学法学师资力量主要是从事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的，多不具有法律职业实践的经历，从事法律专业理论的教育是基本胜任的，但是，从事职业技能教育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把职业技能教育也放在本科阶段，则大学的师资力量必须加以重大的改进。改进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让教师从事较长时间的法律实务工作，取得法律职业教育所必须的经历；配备一批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法官、律师专业从事法律职业技能教育。师资的改进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是，如果要求所有的师资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却是不可能的。
2.法学本科教育不需要定位于完全法律职业教育。法律职业教育是培养法律职业人的教育，即专业从事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传统上主要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也包括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人员。但是，培养职业法律人并非法学教育的唯一目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技能人员，无论是普通的公务员还是从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都有助于其职业的发展。①从社会需要角度看，社会对职业法律人的需求数量有限，但对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的需求是无限的。社会并不仅仅需要职业法律人，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如果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法律职业教育，仅限于培养职业法律人，现有的法学本科教育规模显然过大，远超社会的实际需要。近几年，我国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多数人将其归结于法学专业学生招生过多，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是，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市场的理解过于狭窄也不无关系。②从法学教育的现实角度看，本科教育不需要定位于法律职业教育。现有的法学本科专业如果定位于职业法律教育，专门培养职业法律人，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不现实的。法律专业研究生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职业法律人的培养要求。因此，法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出路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最终成为职业法律人；选择其他职业，成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非职业法律人。笔者简要结论是：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定位于以素质教育为主，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培养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职业人才的职业前教育。
二、法学本科教育内容：以综合及法学专业知识为主，职业技能为辅
在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以素质教育为主、职业教育为导向的前提之下，本科阶段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是综合知识素质和法学专业知识及素质教育为主，法律职业能力和法律职业素质教学为辅。在四年制的法学本科教育中，笔者认为现行的本科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基本是合适的。即一年左右的通识和素质教育，二年左右的法学专业知识教育，一年左右的职业准备教育。通识和素质教育中，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首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素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是：立足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课程体系的建构和与时俱进的改革；开设文化素质教育专门课程；组织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开展优秀的、健康的校园文化活动。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是本科阶段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专业知识教育的目标，是让法科学生系统了解和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法律基本制度，为将来从事法律和非法律职业提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能力支撑。本阶段法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以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的学习为全部内容。学生不分专业，所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应当是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都必须学习和掌握的。职业准备教育，是本科阶段的辅助教育内容。学生经过素质和法学专业知识学习后，根据本科毕业后的基本职业取向，可以有选择的选修部分与自己的职业取向相关的课程和知识。对于准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进行短期实习，对该法律职业获得一定的感性知识，对于不准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可以进行其他职业方面知识的技能的训练，例如，准备普通公务员考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学习和训练等。
三、法学本科教育模式：统一规格教育为主，特色教育为辅
高等学校法学本科教育应当采取统一的教育模式还是由各法学院选择不同的教育模式，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主张为保证法学教育质量，应当统一法学本科的教育要求，包括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条件等方面应有全国统一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有主张基于各法学院不同条件和不同人才培养目标，各法学院的办学模式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笔者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应当以育为主，特色教育为辅。各法学院可根据不同情况，创立和增强其法学教育的特色。首先，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标准或最低标准应当全国统一。即应当由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统一制定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标准，包括开办本科法学教育的基本条件（师资力量、图书资料及其他条件等）和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质量考核等的基本要求。制定实施统一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是保证和评估法学本科教育培养质量的要求。近几年法学本科教育的迅速发展，大量法学本科专业的设立，导致法学本科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少统一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标准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法学本科专业的设立缺少严格的准入标准，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缺少统一的培养标准和要求，导致法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既无法客观评价，也无法对法学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监督和调控。如果建立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对于达不到标准的法学院予以取消或限制其招生，对于保证和提高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有重要作用。制定实施统一的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有利于国家法治建设的统一。法学院培养的法律专业的学生，无论其最终成为法官、检察官等职业法律人还是成为从事其它职业的人，统一的专业法学教育应当为他们提供基本一致的法律理念、法律信仰、法律思维和法律知识，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法治统一实行。统一法学本科教育规格，可以以现行的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大纲确定的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为基础，使用统一编写的教材和教学大纲，对各法学院本科专业的评估也以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的教学情况作为主要的评估内容，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本科阶段的特色教育，必须以完成法学专业的育规格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各法学院可结合自身特点，在选修方向和选修课程的设置上，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例如，财经院校的法学专业，在选修方向上可以适当突出财经法学教育的特色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法学本科教育，首先不是创造特色，而应是以完成基本法学教育任务和目标为目的的教育。对各法学院本科教育的评估，也应以是否完成统一法学专业教育的目标为评估基础和评估目标。
四、影响法学本科教育的几个外部因素及解决对策
1.司法考试制度。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巨大，可以说已成为多数法学院法学教育的指挥棒，所有教学活动都围绕司法考试进行。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学本科专业教育既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影响素质教育。司法考试是一种职业资格考试，并不涉及学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质教育。第二，影响法学理论教育。司法考试的重点偏向于现行法律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为通过司法考试，只重视一些主要部门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而对一些法学基本理论和与司法考试关系不大的一些部门法的学习重视不够，导致法学基本理论和系统法学知识的欠缺，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厚基础、宽口径的要求不相符。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现有的司法考试制度进行改革。笔者建议主要进行以下两方面改革：①司法考试学习德国模式，分两次考试。第一次，理论考试，侧重考察考生的法学基本理论和系统法学知识。第二次，技能考试。侧重考察考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两次考试全部通过的，才能进入法律职业，担任职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本科阶段，只允许参加理论考试。在法科硕士毕业后，才允许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②考试内容改革。理论考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另一部分是法学专业知识，其中以法学专业知识的考试为主。技能考试，以法律职业伦理和职业技能的考试为主。以上这种改革有两大优点：第一，与法学分层次教育有效衔接。法学本科教育，作为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重在综合素质和法学基本知识学习，为以后从事法律职业和非法律职业提供基础。第一次司法考试，可以有效推动法学本科教育阶段的目标实现。法律硕士教育，在法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侧重法律职业技能的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职业教育，第二次的司法考试，可以有效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第二，与法律职业和非法律职业有效衔接。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从其实际的就业情况看，并非都选择从事典型的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因此，第一次司法考试，类似于现行公务员考试（笔者建议对法学专业本科生用第一次司法考试替代公务员考试），适应非典型的法律职业选择的需要。法律硕士毕业后才允许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适应典型法律职业要求。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典型的法律职业，要求有高度的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技能，必须在接受完法律硕士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二次司法考试才能胜任。
2.职业准入制度。职业准入制度，对于法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现行的职业准入制度，没有考虑不同职业对法科毕业生的不同需要和法学教育的不同情况，基本上都按典型的法律职业的准入制度标准，要求学生都要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这使得法学本科专业教育都在围绕现行司法考试进行。这导致法学教育无法有效分层进行，本科生、研究生都以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为目标，导致法学教育资源无法有效利用，也导致法学教育无法根据不同职业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改革的办法，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职业需要，建立不同的职业准入资格制度。对于典型的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其职业准入资格要求应提高。典型的法律职业，其职业准入资格应包括两方面：第一，学历层次要求。典型的法律职业，应当限于硕士以上，且本科或研究生必须有一个层次是法律专业，经过系统法律专业学习和训练，对于没有经过系统、正规的法律专业知识学习和训练的学生，可以进入非典型的法律职业，但不准进入典型的法律职业从业；第二，通过两次（理论和技能）的司法资格考试。对于非典型的法律职业（政府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等），其职业准入资格应较低，一般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对法科学生强烈建议合并为一）即可。这种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改革，既符合法学教育分层次教育的需要，也符合不同职业对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也可以对法科学生的就业进行合理的引导，避免典型法律职业就业拥挤的现象，是一种合理可行的措施。
3.创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定位应当是覆盖法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两个层次的人才培养计划，重点是培养优秀的职业法律人，因此，其定位不应只限于法学本科阶段。如前所述，法学本科教育，是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导向的法学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法律职业技能的教育和训练是硕士阶段的任务，因此，完整的法律职业教育，应当是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两个层次教育的共同任务。这就要求，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要从法学本科教育开始，延续至研究生教育为止的全过程的法律教育培养计划。
要实现上述任务，应当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有效衔接和协调。在已开展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法学院，可以实行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本硕连读，从本科招生阶段到整个培养方案，建立一体化的招生培养机制，分阶段完成基本素质、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技能的教育。也应当鼓励参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法学院之间，实行研究生阶段互相保送，实现优质资源互享；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司法考试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改革，以保证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能够得以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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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6
关键词：科教兴国；职业教育；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C7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3）11―018―03
现代职业教育是推动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晚，一直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快发展，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国民教育体制，通过广泛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使我国的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多层次、多技能、多专业的人才，以提高劳动者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后发优势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普通教育及其他各类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职业性、实践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文化科学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从应用和实际的角度出发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且把职业教育置身于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使学校与社会建立起广泛深入的联系，更加有效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国家领导、地方政府统筹、部门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管理模式”，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职业技能、有纪律的高素质劳动者，有力地改善了我国劳动力队伍的素质结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就业和社会稳定，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一）职业教育发展体制僵化
在管理体制上，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来统筹和协调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业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责权分散、协调性差，常出现“谁都想管，谁都管不了”的现象，缺乏一个统一的权威性的统筹协调管理机构，造成了职业教育整体优势不能形成，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专业设置重复，办学效益低下等各种弊端。在办学体制上，“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在我国职业教育中，既有由行业或系统主管部门兴办的职业教育学校，也有由劳动部门或行业企业兴办的职业学校，极易导致无序抢夺生源、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人为造成就业困难等问题。
（二）职业教育发展基础薄弱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满足不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职业教育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实训基地建设和对学生实施技能训练，投入不足从根本上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师资水平亟待提高；现阶段我国职业教师师资知识结构单一、老化，专业结构不合理、口径狭窄，重理论轻实践、操作技能差、新技术新工艺接受和转移能力严重不足。
（三）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恶劣
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职业教育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是“二流”教育，是上不了普通高中、上不了大学的无奈选择；由于“重文轻技”的社会偏见，在人们的观念中，人才等同于知识分子，大量各类的“技能分子”基本上无缘跨入“人才”之列。国家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准入制度，劳动市场还没有对就业者普遍提出必须具有职业资格的限制要求，因而导致了劳动者接受不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都可以就业的不合理的就业状况；职业教育培训水平与岗位需求相脱节，培训与就业缺乏紧密联系，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没有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由于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是普通教育立法体系的附属部分，导致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缺失，职业教育的一些政策性规定，没有实际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维护。
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
职业教育在西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德国被当作复兴经济的“秘密武器”，在日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柱石”。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在发展规模、政府和社会重视程度、自身体系的完善程度等方面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法律体系，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美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颁布了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案《莫雷尔赠地法案》，又通过了《史密斯―休斯法》、《乔治―埃尔法》、《国防职业教育法案》、《职业教育法》、《职业前途教育》和《职业培训合作法》，使得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德国职业教育早在1869年就颁布了《强迫职业补习教育法》，其《工业法典》、《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是西方国家中比较严密和详细的职业教育法规。日本拥有《工厂法》，其后有《工厂法施行令》、《职业介绍法》、《教育基本法》、《职业安定法》、《产业教育振兴法》、《职业训练法》和《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等一整套法律法规。
（二）建立完备的管理体制，保证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美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重心在地方的管理体制和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英国职业教育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澳大利亚具有健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管理机构，具体负责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及培训体系与标准的制定。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中，教育部门与就业部门、工业部门、雇主组织等通力合作，职业教育不再是教育管理部门独有的领地，就业部门、经济部门、雇主组织等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的管理和决策。
（三）办学形式多样化，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融合
美国工商界参与公立职业教育的另一种形式是直接购买培训，即给予经费补偿或特定项目培训，公司与学校根据合同确定提供培训，并按协议收付费用。德国有“双元制”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多样化的成功范例；所谓“双元制”就是政府与企业二者的结合，企业和学校以合作的形式对青年人进行职业培训。日本的职业教育主要采用产学合作的模式，采取社会化的多渠道的职业训练投资模式，产业部门、企业取代政府作为职业训练的投资主体，而政府投资为辅助形式。
（四）构建合理的办学层次，培养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
发到国家职业教育办学层次高移化趋势明显，加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德国明确职业教育要向普通教育阶段渗透和延伸，要求普通中学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加强职业指导，全面地、多途径地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日本的职业高中除必修课外，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相应的选修科目学习。
（五）灵活的课程设置，突出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结合
美国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学生“应知、应会”为原则，课程教学内容从职业需要出发来安排，基础理论教学相对宽泛而浅显，技术实践教学则强调实用性，突出职业性。德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是以职业分析为基础的，即科学地分析职业性质与需求，以此来设置专业，使其能够覆盖相当数量的社会职业；目前的专业设置更注重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所培训的职业进行重新界定；专业设置口径较宽，下设许多专业方向，可以使适应性和针对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发达国家的课程设置呈现“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的特点，注重课程改革，加强基础课程、跨学科课程和选修课程，确立和课程选修制度建设，注重课程建设的国际化。
（六）投入大量资金，兴办职业教育
美国的《产业教育振兴法》核心内容就是规定了政府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财政援助政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约占职业教育总经费的50%，而新西兰政府的投入则高达70%。
（七）培训良好的师资，奠定职业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
发达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师资的专职化和培养培训的正规化，有着健全的培养体系和稳定的来源。
三、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提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宏观上“三个统一”、微观上“三个多样性”和制度上“三个保证”的路径选择。
（一）宏观上做到“三个统一”
1.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府应该加强责任感、使命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保证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和基础。在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可操作的职业教育法是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真正需要。对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职业也应该制定不同的具体规章，以便各地的职业教育学校有所依从，从而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准化、体系化打下基础。
2.统一负责指导协调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机构，制定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指明职业教育发展方向。我国应尽快建立这样的统一机构对我国不同部委、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职业教育进行统筹、协调和指导管理，以磨合我国职业教育各层次间、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间出现的不和谐、不协调，起到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衡作用。
3.统一企业用工的劳动准入制度，以适应职业教育社会化、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资格凭证和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制约就业者必须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是确保劳动者素质提高和职业教育长久不衰的根本措施。
（二）微观上实现“三个多样性”
1.要实现职业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办学形式上，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本行业或区域经济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要，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办学模式。
2.要实现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的多样性。随着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大量应用，要求生产者具有更高深的知识和更现代化的技术，职业教育办学层次逐步向高层次延伸和发展；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与衔接，建立多样化的职业教育结构，在普通学校加强职业教育，在职业学校加强普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最终实现“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加强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建设，努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相互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
3.要实现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多样性。面对社会高科技化、信息化、学习化、竞争跨国化等趋势，我国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应以提高全面职业能力为核心，以人格的完善发展为目标，注重多样性，培养适应知识经济社会需要的具有综合职业素质的人才；在课程结构方面，要实施综合化、模块化，建立“多元整合”课程观；打破传统的“三段式”教学；教育计划、教学大纲要相对统一；教材要“一纲多本”；在课程内容上，要采取知识、技能、态度三要素多重、多种组合的综合化策略；在课程实施上，采取弹性选课制、学分制，并在教学上实施个性化教育。
（三）制度上提供“三个保证”
1.要提供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保证。政府有责任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进一步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奉行“谁用人谁投入”这一占有教育成果与分担教育成本相对等的公平原则，调动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2.要提供职业教育发展的师资保证。师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保证师资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决职业教师队伍稳定，要以高等学校为主要依托，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与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规律和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网络，逐步完善师资的培养机制，建设一支专兼结合、数量足够、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3.要提供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保证。积极促进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加强职业教育的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就业和创业服务体系，解决职业教育的“出口”问题，保证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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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7
【关键词】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较研究
1背景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广义的职业教育经费，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投入职业教育事业的财力的总和。它包括国家拨付的职业教育经费，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以及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的经费等。狭义的职业教育经费，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用于发展各种职业教育事业的总支出。它是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职业教育事业经费和职业教育基本建设经费两大部分。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指一个时期内投入职业教育领域的全部经费总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职业技术教育活动的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的管理，职业技术教育设施的建立和运转，职业技术师资的培养、任用和师资队伍的建设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职业教育重要性及其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在教育结构中的地位和发展质量，从长远看，它对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建立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是确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充足、可持续的重要基石。西方发达国家在建立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而且各具特色，这些体制的形成与实施对我国筹措高等教育经费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澳德美三国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保障体制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是保障教育实施的重中之重。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成长，与这个国家所提供的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密切相关。我国在这方面体制还不完善，为了少一些探索时间，少走一些弯路，应该充分研究各国做法中具有普适性的一些因素，认真吸收有益的经验。
2.1澳大利亚：政府主导调控的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保障体制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多元化的职业教育经费体系，为澳大利亚教育的快速发展及办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首先，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企业投资和个人投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教育财政拨款由国家培训署的执行机构具体负责，用于发展职业教育。澳大利亚各行业、各企业都将培训看作一种投资，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保证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行业或通过奖学金形式向学生提供经费，或投资帮助建设实训基地，或以接受学生实习等方式参与实践教学。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学费的交纳大致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交纳全额学费；二是每年先交纳500澳元以上，余额待完成学业后分年交齐；三是采用贷款方式。前两种情况可享受全额25%的优惠。学生贷款利息不随物价因素上涨。还款期一般为15年以上，一次还清者也可以获得一定的优惠。学生就业后如果年收人低于2.1万澳元,可暂不还贷。[1]其次，运用法律、政策等相关规定来明确有关各方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职责，是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经费的一种强有力手段。澳大利亚颁布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其中，澳大利亚联邦颁布的有关职业教育经费方面的法律有1988年颁布的《拨款(学校资助)法》、1989年颁布的《拨款(技术与继续教育资助)法》、1992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助法》等;澳大利亚各州颁布的涉及职业教育经费的法规有南澳州于1975年颁布的《技术与继续教育法》、塔斯马尼亚州于1985年颁布的《工商业培训法》、首都地区于1989年颁布的《职业培训法》、新南威尔士州于1989年颁布的《工商业培训法》、维多利亚州于1900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新南威尔士州颁布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鉴定法》、昆士兰州于199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法》和北方地区颁布的《就业与培训法》等。同时，为了激发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职责和权限，加强管理，澳大利亚政府于1990年7月开始实施《培训保障法》。该法规定: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应将工资预算的1.5%用于对其员工进行资格培训。在各财政年度里,凡是这项费用未达到最低要求的雇主，必须依法向国家培训保障机构缴付其差额。[2]最后，关于职业教育经费的管理，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由国家培训署负责职业教育经费的管理；在州和领地政府，则是由州教育培训部和领地教育培训部或由单独设立的管理机构负责，商业化拨款是澳大利亚政府管理职业教育经费的显著特点，项目公开招标则是澳大利亚管理职业教育经费的普遍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尽可能多地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科学合理地节省职业教育经费是澳大利亚管理职业教育经费所遵循的三大基本原则。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保障体制是一个运用“国家调控”机制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进行控制的经典范例。在这种新的机制中，政府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社会各方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职责；利用改革这一内在发展动力，建立学费收缴制度以扩大财源；充分挖掘taFe学院的潜力，发挥taFe学院的创收功能，使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费筹措有了体制上的保障。
2．2德国：双元制下的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保障体制
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德国作为世界上职业教育发展的领头者，其完善成熟的经费筹措保障机制普遍得到了业界的认可，成为各国的学习榜样。德国实施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双元制职业教育，其基本特点是整个职业教育培训过程是在企业和职业学校两条线上同时进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于两个渠道:企业及跨企业职业培训的费用大部分由企业承担；职业学校的费用则由国家及各级政府负担。企业培训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德国企业承担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大部分费用。德国企业提供职业教育经费的形式主要有直接资助和集资资助两种。企业直接资助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方式，采用这种经费提供模式的主要是制造业的大中型企业及经营、服务性产业。这种企业由于对技术工人需要量大，可依靠自身的培训中心或培训部培养后备力量。企业集资资助是为了防止培训企业和非培训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引入的融资形式。按照集资对象的不同，企业集资资助又以多种基金形式设立。主要有中央基金形式、劳资双方基金形式和特殊基金形式。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另一方———职业学校，其性质属州教育文化部主管范围职业学校的经费，根据州和地方办学机构之间的职能分配，由州政府和地方、办学机构共同负担。对于公立的职业教育学校，通常是州政府负担教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等人事费用，地方办学机构负责校舍设备的建筑、日常维修和管理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等人事费用，并还可得到州政府或多或少的补助。得到国家承认的私立学校，根据州的规章制度，州政府给予业务和人事费用的补助。[3]同时，有多部法律法规为德国职业教育经费的实施作保障。2005年德国颁布并实施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各州享有文化，包括职业类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教育的立法权在州这一级。然而，只有联邦政府拥有德国职业教育主体———“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立法权。该法规定：在预算管理方面，财政预算计划需专管委员会认定，须经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审批，须及时地在联邦财政预算提出之前递交到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在获得报酬方面规定：学校及企业应为受教育者提供适当报酬，报酬金额根据受教育者年龄确定并随着职前教育的继续至少每年予以提高。在职业教育监督方面规定：主管机构监督对象有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改行教育，对其预算、经费运行、日常工作进行监督，并通过为参加职业教育者提供咨询来予以促进。[4]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经费至少来源于企业和各级政府两种渠道。并且由于在双元制中，以企业的职业培训为主，大部分费用由企业承担，有利于解决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问题。
2．3美国：以政府拨款为主、多种渠道多元主体的投入模式
美国社区学院经费来源渠道很多，以州政府及州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拨款为主，经费来源多渠道和投入主体多元化，是美国社区学院经费保障机制的重要特点。美国社区学院最主要的经费收入来源于州政府及其以下地方政府的拨款。但是，以州及其以下政府的拨款为主，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可以无所作为。事实上，通过立法强化联邦政府投入和对职业教育经费的保障，也是美国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不同的法案，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历来享有来自联邦层面的财政支持。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为农业、工商业和家政等领域的职业教育提供联邦资金。联邦资金为教师、督导员和每个地区的董事提供薪酬。此外，《史密斯-休斯法》要求州董事会起草有关资金使用、不同类型学校、设备、学习课程、教学方法、教师资格、督导员资格的计划和有关培训教师的计划。其他不同的法案也都是基于《史密斯-休斯法》的不同方面而建立的，并且动态修订《史密斯-休斯法》的不同方面。现行立法，2006年的《卡尔•D•珀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法案》以联邦支持的形式对所有50个州的职业/生涯与技术教育提供13亿美元。该法律将这一支持延续到2012年。”[5]另外，学杂费、社会力量投入都是美国社区学院经费的来源渠道。美国社区学院经费来源特点和各法案的实施保障促进了社区学院的发展，并推动了美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实现大众化，进而发展为普及化，为社区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3启示
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重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的政策措施。如2014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又一次明确要求，要“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依法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确保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然而，我国目前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还有着很大差距，还存在着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社会力量投入有限，创收活动收益少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保障制度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加强改善：第一，借鉴国际经验，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量中的比例，是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经费的基本保障。这就要求在国家教育经费增加的同时，确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总量的增加，并逐年提高各级政府财力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保证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逐年增长，提高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在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中所在的比例逐步达到国际惯例的标准。第二，建立严格的约束机制、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管制度是确保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建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内在诉求。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依法加强对各级政府贯彻落实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各级政府按要求加大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明确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的责任和义务，实行职业教育经费逐级问责制，规范各级政府投资职业教育的行为。将职业教育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目标管理，将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投入职业教育作为考核主要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第三，完善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帮扶制度是建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有力补充。针对我国区域间职业教育发展的差距，一是要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二是引导社会资金尤其是社会公益基金加大对薄弱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如2012年教育部组织东部10个职教集团对口帮扶滇西边境山区10州市各1所中等职业学校，利用东部地区的优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提高滇西地区职业学校办学质量。实践证明，“一对一”的对口帮扶模式，对于带动薄弱职业学校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5]
作者:袁旖旎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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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8
二、推进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
四、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五、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联系
六、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七、加强领导，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取得显著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但是，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育教学质量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业准入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作如下决定：
一、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十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
1.职业教育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然要求，是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劳动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要狠抓职业教育，抓出成效。
2.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为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力争在“十五”期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进一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十五”期间，职业教育要为社会输送2200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800多万名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要广泛开展各级各类职业培训，“十五”期间每年培训城镇职工5000万人次，培训农村劳动力1.5亿人次；积极实施国家再就业培训计划，每年为300多万名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区规划，分类指导，把农村和西部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十五”期末，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的年招生规模要达到350万人，面向西部地区的年招生规模要达到120万人，为农村和西部地区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在继续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有条件的市(地)可以举办综合性、社区性的职业技术学院。
二、推进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3.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劳动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结合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有关职业学校的教育业务工作。要依法严格审批程序，规范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4.强化市(地)级人民政府在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责任。市(地)级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促进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要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各种职业教育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限，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办学效益，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防止职业教育资源流失。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可以由省级有关部门与职业学校所在市(地)联合共建、共管，增强其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功能。
5.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重点办好起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组织、指导并支持企业、行业和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规范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名称，并体现职业特点。实施高中阶段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要逐步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
要充分依靠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强化自主培训功能，加强对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转岗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形成职工在岗和轮岗培训的制度，实行培训、考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政策。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也可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实验中心。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与高等学校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院。中小企业应依托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职工培训和后备职工培养。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积极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
行业主管部门要对行业职业教育进行协调和业务指导，继续办好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行业组织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参与相关专业的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师培训等工作，也可以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
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非营利性的民办职业学校，享受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优惠政策。地方人民政府和其他单位，可以采取出租闲置的国有、集体资产等措施，对民办职业学校予以扶持。民办职业学校教师、学生享有与公办职业学校教师、学生同等义务与权利。对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鼓励公办学校引入民办机制。
积极引进国(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鼓励国(境)外组织和个人依照我国法律和办学资格要求，同我国境内职业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举办高水平的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努力拓展职业学校毕业生国(境)外就业市场。
6.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增强其自主办学和自主发展的能力。要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确定、学籍管理、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有条件的职业学校可以跨区域招生，可以与本地、异地职业学校联合办学。职业学校要建立由企业、行业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咨询委员会或理事会，为学校重大问题提供咨询或参与决策。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
7.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加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文化基础教育、职业能力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钻研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一大批生产、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
8.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积极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增强专业适应性，努力办出特色。要大力加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和技师的培养和培训。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加强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等用人单位的联系，建立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密切联系的机制。
9.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职业学校要把教学活动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把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道德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实践教学时间，严格要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作风。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职业学校要加强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共建和合作，利用其设施、设备等条件开展实践教学。职业学校相对集中的地区应建设一批可共享的实验和训练基地。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积极发展现代远程职业教育，开发职业教育资源库和多媒体教育软件，为职业学校和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10.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要积极开展以骨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鼓励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相关专业学位、提高学历层次。要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和考察，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广泛吸引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职业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教师的比例。深化职业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在职业学校推行教师全员聘任制和管理人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职务聘任制度，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职业学校教师职务资格评审要突出职业教育特点，改进评审办法。重视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工作，逐步实行校长持证上岗的制度。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网络。
11.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实行灵活的办学模式和学习制度。职业学校要实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努力办成面向社会的、开放的、多功能的教育和培训中心。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教育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实际需要，实行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推行学分制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等创造条件。
12.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尤其是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适当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适度发展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开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综合课程教育试验，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高等职业学校可单独组织对口招生考试，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注重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的考核，对取得相应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免除技能考核。
四、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13.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是今后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农村职业学校要加强与企业、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单位的合作，发挥专业优势，实行学校、公司、农户相结合，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推行“绿色证书”教育，培养一大批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国家采取措施，扶持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办好一批骨干职业学校。建立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办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
14.加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和农村的学校对口支援工作。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要为西部地区和农村的职业学校培养培训骨干教师，帮助改善办学条件。推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大中城市与农村开展合作办学，鼓励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职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到西部地区和农村职业学校任职和办学。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要面向西部地区和农村招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适当减免学费。现代远程教育和培训以及自学考试等要积极向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延伸。
五、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联系
15.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用人单位招收、录用职工，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学历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属于一般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的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也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要加大对就业准入制度执行情况的监察力度，加强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随意招收未经职业教育或培训人员就业的要责其纠正并给予处罚。
16.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学校毕业生申请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下(含中级)职业技能鉴定时，只进行操作技能考核。部分教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开设的主体专业，经劳动保障和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其毕业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可视同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经人事、教育行政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职业学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可直接申请参加专业技术从业资格考试，并免试部分科目。各地劳动保障、人事或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注意发挥和利用职业学校的优势，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职业学校设立职业技能鉴定站(所)或职业资格考试机构。
17.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职业学校要加强职业指导工作，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开展创业教育，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小城镇、农村就业或自主创业。地方人民政府要利用社会就业服务体系或建立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机构，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在本地或异地就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便利条件。工商、税务部门要研究制定优惠政策，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支持职业学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金融机构要为符合贷款条件的提供贷款。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劳动保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协助符合条件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国(境)外就业。
六、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18.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省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并依法督促各类职业学校举办者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确保公办职业学校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监督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15%，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20%，主要用于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备的更新和办学条件的改善。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建设经费。
中央财政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重点用于补助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和多媒体教育资源建设以及骨干和示范职业学校建设。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19.各类企业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承担相应的费用。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要保证经费专项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严禁挪作他用。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都应按规定比例安排资金用于职工技术培训。对不按规定实施职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企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收取其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
20.利用金融、税收以及社会捐助等手段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金融机构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提供助学贷款，优先为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开展生产经营提供小额贷款。认真执行国家对教育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办好实习基地、发展校办产业和开展社会服务。鼓励社会各界及公民个人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和捐赠，企业和个人通过政府部门或社会中介机构对职业教育的资助和捐赠，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21.加强职业教育经费管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合理确定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职业学校按规定收取的学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确保全额返还职业学校，不得冲抵财政拨款，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或挪作他用。严禁向职业学校乱收费。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七、加强领导，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22.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把职业教育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帮助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调动和保护社会各个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人民团体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健全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机构，为职业教育宏观决策和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服务。
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9
在国际上“成人职业教育”一词的概念是指以成人为特定对象的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它既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一部分,又是继续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提高或更新受教育者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并使培训学员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
一、国外成人职业教育的特点
(一)产学结合,促进成人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产学结合是把成人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把成人职业教育纳入经济发展的轨道。如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成人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劳动力素质低下,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到了80年代新加坡全国经济委员会相继发表了《中期经济报告书》和《经济报告书》,提出了实施第三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在90年代开始执行《经济策略计划书》,确立经济发展目标,注重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把成人职业教育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轨道,重视成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把发展职前教育和在职培训与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及时对在职培训提出新要求,有重点、有计划地提高在职职工的素质,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服务。又如加拿大实行教育与生产交替进行的“合作教育”,学员在工作学期时要到对口企业、公司中顶岗劳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劳动岗位与技术操作项目随之变化,最后进行全部技术项目的实习。企业、公司通过学生的顶岗劳动考核其素质,择优录用。现在日本、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国家的成人职业学校也都实行“产学结合”的培养方式。
(二)加强立法,保障成人职业教育持续发展
从整个成人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加强立法活动对成人职业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加强政府对成人职业教育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成人职业教育的经费及在职人员培训期间的待遇。如美国,自从1862年的《摩雷尔赠地法》以来,直接针对成人职业教育以及相关的法律形成了一整套法律体系,从教育培训对象、课程设置、经费管理与运作等方面予以规定。按1990年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的职业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另外美国还将财政预算的3%用于就业服务。1998年,克林顿政府又通过了《人力投资法案》,强化了联邦的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服务的角色,并规划了人力发展策略,有效地加强了成人教育和人力发展方案。另外,联邦政府干预职业培训的途径还有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制度和资格鉴定制度,1994年依据《目标2000———美国教育法案》,由劳工部和教育部共同制定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联邦政府还成立了全国职业技能标准委员会,旨在将行业的技术标准变成国家经济和教育政策的组成部分,以通过行业来影响和规范职业教育和培训。
(三)适应市场需求,确保成人职业教育针对性
为了突出成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针对性,各国都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开展工作,充分发挥成人职业教育职业型、应用型、实践型和技能型的特色,面向市场办学,在市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培育企业急需的职业型员工。这主要体现在成人职业教育内容的实用性方面。如日本,企业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都是依据企业岗位需要设置专业及课程;美国各州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人才培养计划,需要什么人才就开设什么专业。例如,芝加哥是个以炼钢、炼铁为主的工业城市,该地区职业技术学院便开设炼钢、炼铁专业,大量培养这方面的职业技术人才。为使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相一致,企业高度重视职工培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企业高度重视职工培训,并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投资。这样企业就能够培养和挖掘企业职工的潜在能力,其内容涉及面也比较广泛,从识字扫盲、各类补习课程、学位课程以及高层次的博士培养,还有博士后水平的课题研究。
(四)积极筹措,确保成人职业教育经费充足
政府加大对成人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合理提高成人职业教育收费标准,成人职业院校积极争取社会、企业单位等的办学投资,社会机构及个人的赞助,创办校办产业,以校办产业的创收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如德国,成人职业教育办学经费不仅靠国家拨款,而且经济部门、生产部门都积极参与,使成人职业教育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和经费来源,从而保证了成人职业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德国成人职业教育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国家及企业;二是接受教育者个人所交学费和自愿捐款。例如,1997年用于继续教育的总支出为260亿马克,其中联邦、各州和各地区支出32亿马克,联邦劳工局支出88亿马克,私立企业支出104亿马克,私人支出35亿马克,工会支出1亿马克。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集,是促使德国成人职业教育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严格把关,实行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国外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一般是与其建立的成人技术考核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各国实际出发,把成人职业教育培训与考核发证,和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建立一种健全的制度,这种制度,既是必需的,又应是多样的。目前职业资格证书主要有以下几种:(1)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如日本、韩国等,由国家考试发证。(2)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如德国、瑞士等,由行业协会、工商联合考核发证。(3)民间职业资格证书,如英国、爱尔兰等国由教育工会、皇家艺术委员会考核发证。(4)学校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如法国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机构,学员毕业授予的证书即是职业资格证书。(5)企业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如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英国苏埃民船检验等公司是对职工培训考核后,颁发岗位合格证书。
二、发展我国成人职业教育的新认识
(一)着眼于经济发展,开展“产学结合”的成人职业教育
国外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大都实行产学结合,把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在我国成人职业教育发展脱离实际的情况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成为我国目前成人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发展成人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我国成人职业教育改革:(1)进一步加强“产学结合”的成人职业教育的模式,“学”的目的在于“产”,“产学结合”是保持成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的重要保证。(2)成人职业教育院校要加强教育内容改革,使教育内容不断满足实际生产需要,使教育内容与社会需要相联系,围绕社会实际需要设置课程内容。(3)成人职业教育进一步注重“用”这一环节的改革,加强成人职业教育实习环节的教学,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真正结合。#p#分页标题#e#
(二)着眼于法制保障,加强成人职业教育法制建设
国外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大都有比较健全的法律作为支撑,使成人职业教育的经费、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有法律保障。目前我国成人职业教育立法,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律,成人职业教育立法大大滞后于蓬勃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客观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依法发展成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地方、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和少数执法部门中,轻视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倾向仍然比较突出。(2)成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缺乏法律保证,财政上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虽然逐年增长,但真正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并不多,一些企业没有依法承担对本单位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进行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费用;另外,其他法定经费如农村科学技术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等应当用于农村职业培训的部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我们要学习国外有关成人职业教育立法的先进经验,以及相关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立法的经验,立足我国实际,在认真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同时,不断加强我国成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为改善成人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理顺发展机制、保证成人职业教育经费的充足并得到合理使用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着眼于社会发展需要,突出成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针对性
社会发展需要是开展成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成人职业教育发展的意义之所在。国外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正是着眼于社会发展需要,仅仅围绕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开展成人职业教育,注重成人职业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可以说教育内容的实用性是成人职业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必要前提,是加强成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方向。针对目前我国成人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方面存在的不足,突出成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针对性是我们努力的重点。(1)我们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市场的变化、企业的需求设置相关专业,使成人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要求,满足社会发展需要。(2)在重视岗前培训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在岗培训、转岗培训,这是企业提升员工职业技能,培养企业所需优秀职员的必要途径,也是成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3)成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要注重职业性,这是由成人职业教育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成人职业教育的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在内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职业性”展开。
(四)着眼于经费保证,多渠道筹措发展成人职业教育的资金
充足的资金是发展成人职业教育的财政保障。经费不足是整个教育系统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经费不足也是成人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借鉴国外发展成人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积极筹措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资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的财政拨款必须有所保证,国家的财政拨款是成人职业教育发展资金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对职业教育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今年国家出台了对每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补贴1500元的政策。(2)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争取更多的企业和社会机构的办学资助和个人赞助,多渠道筹措成人职业教育资金。(3)成人职业教育的办学单位要挖掘自身潜力,利用自身职业教育的优势,积极创办校办企业,在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资金,从而保证成人职业教育发展资金,不断改善成人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
教育部职业教育法篇10
关键词：社会转型；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420
一、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恢复，但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在教育结构上，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1991年，针对当时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提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国发[1991]55号）。提出“各级政府及中央与地方的各有关部门要对职业技术教育分工负责。”宏观管理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并明确指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主要责任在地方，关键在市、县。”这一决定实质上己经确立了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中的重心地位，提出了在中央统一方针政策指导下建立地方政府统筹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大体框架。
1991年后，职业教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仍不适应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针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
1999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针对当时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不合理，中等职业教育整体规模效益不高的问题，教育部印发《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的通知，通过“合并、共建、联办、划转”等手段与方式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
1999年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面临低潮，其别是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育教学质量仍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业准入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为了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2005年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随后《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从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发展的历程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不断清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过二十多年的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我国正在改变原来高度集中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逐步把职业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地方政府、职业学校的自不断扩大。“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形成。然而，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职业教育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有些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深入发展。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管理体制障碍
（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存在“越位”问题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之间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要求职业学校按照本部门的要求办学，使得职业学校不得不面对主管部门多头管理的困扰。由于职业教育的各个主管部门对职业教育分散办学、分散管理，造成职业教育发展中专业设置重复，人才培养管理混乱，导致职教资源分散，无法形成合力。再加上由于政府部门对学校的管理多采用指令性和直接性管理的方式，对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教材、教师聘用等学校内部事务过多干预，导致学校办学体制僵化，缺乏办学自主性和活力，使得职业学校难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
其中从我国职业教育证书的管理来看，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包括职业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两种类型。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由教育部门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由劳动、人事部门综合管理。教育部门主管职业教育的学历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以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鉴定和证书的管理，人事部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评价和证书的管理。正是由于在很多地区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缺乏沟通，造成多个部门办学培训，出现证出多门的问题。导致学生重复学习、重复考试，导致职教资源的浪费。
从职业教育的管理部门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受教育部门、劳动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其他部门管理，其中主要受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管理。当前由于部门分割、各自为政，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使得我国部分地区的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难以沟通和互认，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难以融通，导致职业学校资源与社会培训机构的资源难以整合。
（二）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又存在“缺位”的问题
当前，很多地方的政府管理职能存在“缺位”问题，该管的没有管好。而政府管理职能之所以出现“缺位”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职业教育存在管理体制障碍。在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并不十分明确，权责划分不合理，各级政府部门对该为职业教育做什么并不清楚，容易出现互相推脱责任的“不作为”现象。
正是由于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障碍，使得各级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不明确，导致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该管的没有管好。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管理“缺位”，对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和协调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激励政策仍显不足；保障教育公平的政策不到位；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服务支持不到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08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2007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