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1
(一)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感调查问卷》为自编问卷，主要参照薄艳玲的《关于高师生教师认同状况的调查问卷》和宋广文，魏淑华的《中华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问卷》，设计而成。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意愿;第二，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认识;第三，对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准备;第四，从事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情感;第五，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期望;第六，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第七，特殊教育师范生的基本情况。
(二)被试通过方便取样抽取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听康教育、培智教育、脑瘫教育、自闭症教育方师范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9份，有效回收率为96．33%。其中男生30名(10．38%)，女生259名(89．62%)。研究对象情况见表1
二、统计结果
(一)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感总体状况从表2和表3可知，明确表示愿意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有253人，占总人数的87．54%。这表明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的专业思想稳固，教师职业认同感普遍较高。其中，女生234人，占女生总人数的90．35%;男生19人，占男生总人数的63．34%。由此可见，女生的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意愿比男生更为坚定。同时大一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85人，占大一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总人数的87．63%;大二有85人，占大二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总人数的90．43%;大三有83人，占大三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总人数的84．70%。可见，随着年级的增加，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愿意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比例并无明显变化。另外，听康教育专业方向的有80人，占其总人数的87．91%;培智教育专业方向的有63人，占其总人数的86．30%;脑瘫教育专业方向的有29人，占其总人数的85．30%;自闭症教育专业方向的有81人，占其总人数的89．00%。由此可以看出，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愿意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比例，在专业方向上并无明显变化。
(二)特殊教育师方向范生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认识和准备从表4可知，89．96%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爱心;81.39%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了解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性质;74．75%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自己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特教老师。由此可以看出，特殊教育师方向范生，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性质及特殊性有较充分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由表4可以看出，认为自己具备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技能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有61．60%，而同时只有52．94%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常去康复中心及特小做实践。这表明特殊教育师方向范生在职前准备与训练方面尚待加强巩固。
(三)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情感从表5可以看出，有83．39%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喜欢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同时有92．39%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于“能为特教事业尽一份力我很高兴”给出了肯定的态度;另外有93．07%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于“提起特教老师常令我有一种敬佩之情”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这表明，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不仅仅把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看作一种谋生的途径或普通职业，而且对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充满了愉快积极的情感。再者从表6中可以看出，82．39%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做特教老师会实现我的人生价值”，这进一步表明了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很好的解决了特殊教育教师职业价值内化的问题。
(四)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期望和价值观从表6可以看出，71．97%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会很大;87．55%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希望自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教老师。这表明了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工作环境，发展空间等有着较高的期望，同时也希望自己在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这一行业中展现自己的特色，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在价值观方面，由表6可以看出，83.39%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做特教老师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外，94．11%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特教老师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了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以及它能体现个人的价值方面有着积极正确的认识。
三、分析与讨论
(一)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感普遍较高的原因分析1．社会因素特殊教育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更是一项崇高的爱心事业，它能帮助关心残疾人，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外教师职业比较稳定，有节假日;工资待遇方面，国家规定从事特殊教育最少要享有工资总额的15%的补贴，以后会更高。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从事特殊教育的积极性。2．学校因素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博爱的文化氛围极大地熏陶着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从而加强了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的责任心;与此同时，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让他们对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充满了信心。3．个体因素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有着积极的价值观，83．39%的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认为做特教老师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外由于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对象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是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满足特殊需要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特殊教育教师一般被认为有爱心，有耐心，这让大多数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具有较强的社会使命感和荣誉感。
(二)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感性别差异分析调查结果显示，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感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明显高于男生。这种性别差异与国内类似(免费师范生职业认同感，教师职业认同感)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这种差异可能与我国的传统观念—女性更适合从事教师职业有关。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可能更多的家长倾向于让他们的女儿报考师范院校，从事教师职业的原因。同时，女性语言表达能力更强，耐心细致的性格特征可能也是女生相对于男生更愿意从事教师职业。更重要的是，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面对的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极大地爱心，耐心和恒心，才能把工作做好，满足特殊儿童的发展需要。再者，在目前的求职过程中，女大学生往往比男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中明确表示只要男生，而男生中很多不乐于从事教师职业。因此在教师职业的竞争中，男生与女生争职位的情况相对较少。这一因素也可能促进女生更倾向于选择教师职业。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从总体上看，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感水平普遍较高。2．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的从教意愿在性别上呈现显著差异，而在年级和专业方向上并无明显差异。3．特殊教育师方向范生，虽然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的性质及特殊性有较充分的认识，但在职前准备与训练方面尚待加强巩固。4．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充满了积极的情感。5．特殊教育方向师范生对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有着较高的期望和积极的价值观。
(二)建议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2
关键词：残疾人 西方特殊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概念是18世纪德国等西方国家在盲、聋哑、智力落后教育训练成功后，在19世纪初成立的异常儿童专门教育机构，出现了“特殊儿童”与“特殊儿童教育”。本文拟立足特殊教育之狭义上的残疾人教育，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揭示西方特殊教育的内涵。
一、西方特殊教育内涵的历史根源揭示
当前，对西方特殊教育的起源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结论，即特殊教育源于普通教育，认为是“特殊教育是普通教育无法发挥其完全功能的自然产物或教育进步的表征”。然而，通过对特殊教育产生的根源考察发现，特殊教育具有政治思想、医学／心理学和基督教的深厚始发性根源。从源头上看，特殊教育并不是教育派生体系，而是随着政治思想进步和基督教、医学／心理学发展，与普通教育结合而理性化的产物。
(一)特殊教育源起于人性解放、人权崛起，具有体现残疾人的尊严、保障其平等权利的政治蕴涵
思想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政治思想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及其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政治思想作为核心的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特殊教育萌芽、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14～16世纪，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想运动以来，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人的权利、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备受推崇，荷兰政治思想家格劳修斯提出与生俱来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人的生存权利和法律平等思想，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理论。在国家政治建设中，1775年美国《独立宣言》对“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理论予以强调和保障；1874年法国《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人权理论。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开始了对残疾人的教育训练，一些卓越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医生、教师，开始开辟特殊教育的新时代。卢梭在《爱弥儿》中，从他的自然人性的观点出发，以人生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观念提出，教育要遵从儿童天性，适应儿童的发展，并论述了盲人与聋哑人感觉器官代偿问题。狄德罗还专门著述《供明眼人思考的谈盲人的书》和《供健全人参考的论聋哑人书简》，论述残疾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裴斯泰洛齐还亲自创办了特殊教育机构。可以说，文艺复兴以来，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为残疾人获得平等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残疾人开始具有受教育的资格和权利。随着人权思想在国家政治地位中的凸显，1789年法国政府承认了莱佩的聋人教育机构，并予以国家意志保障。其后，18世纪，西欧各国在政治文明进程中，纷纷建立国家行为的特殊教育学校或对个体行为的特殊教育机构并予以国家承认。可见，特殊教育源起于人性解放、人权崛起，具有体现残疾人的尊严、保障其平等权利的政治蕴涵。
(二)特殊教育源起于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医学／心理学康复训练与缺陷补偿等属性特点的科学主义蕴涵
西方特殊教育的雏形出现在16世纪末的医学训练。医学解剖学的发展，以客观的生物学为依据，指出了残疾的原因与实质，为残疾人教育训练提供了依据。1614年，瑞士医学教授菲普拉特杰尔就曾对残疾作出分类。16世纪末荷兰人阿曼，在医生工作的基础上，对聋人开始语言训练，出版了《说话的聋人或先天聋人可会说话的途径》，1770年著述《关于言语的论文》对欧洲聋人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18世纪末法国精神病医生皮内尔，指出了智力落后的病态；依塔尔第一次用实践证明了智力落后儿童教育的可能性，他对野男孩维克多，采用设计环境、感官训练、医教结合等方法进行训练，其成功经验成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智力落后教育的基础。1840年瑞士人古根比尔建立了第一所智力落后儿童学校；法国人谢根1846年发表了影响巨大的经典之作《智力不正常儿童的教育、卫生和道德训练》。洛克、孔狄亚克的感觉论提出让儿童学看、学听、学嗅、学尝、学触摸，
为感觉训练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洛克的认知理论和心理学观念改变了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残疾人获得了接受教育的理论基础。这时，特殊教育实质上是医学／心理学医疗训练的性质和意义，主要由医生实施对残疾儿童的分类，以医学／心理学的医疗手段为主，开展医疗训练。法国人谢根甚至把智力落后儿童教育学校命名为生理学学校，认为自己的教育训练是属于生理学的0。但医学／心理学的医疗训练毕竟具有了教育的雏形，鼓舞了医生、教师开展教育的热情，医学模式与思想深深影响着特殊教育发展，至今许多国家仍然使用医疗教育学的概念。
一战后，医疗康复的概念正式进入了特殊教育领域，力求以教育训练的手段使残疾人被损害的机能尽可能达到较好水平。特殊教育的着力点是关注残疾人病理学的根源、行为特点及其矫正补偿方法。其假设是，残疾是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而缺陷是能够测量和诊断的，采用医学训练是能够治疗和补偿的。可见，这种医学模式特殊教育以实证／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在西方科学文化中被广为重视，并迅速推广，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特殊教育源起于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医学／心理学康复训练与缺陷补偿等属性特点的科学主义蕴涵。
(三)特殊教育源起于基督教精神的发展，具有平等、博爱、仁慈的道德蕴涵
西方特殊教育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基督教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影响着特殊教育的产生。在欧洲中世纪以前，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无法科学解释残疾问题。对残疾人的产生，多从先验的神性之学给予解释，’认为是报应、魔鬼、撒旦等。尽管在基督教早期，残疾人仍被拒绝成为教会成员，拒绝对基督教的信仰，拒绝参加教会庆典，拒绝向上帝赎罪。但到11世纪中叶通过对旧教会制度的改革，教会思想逐步深人社会，并影响了社会政治制度。残疾人的教会教育开始作为个例不断出现，在早期残障人教育中，教会人士扮演了重要角色。16世纪末，西班牙修道士德乐翁成功地以小班级的方式教会聋童说、读、写。法国人莱佩在1729年至1930年获得罗马天主教士的第一个学位，他相信高僧詹森的教义至上主义，认为救济人类需要上帝的恩惠，并于1771年创办世界第一个聋人公共教育机构。至今欧洲一些宗教举办的聋校还以《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治好聋哑病人的故事作为教育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述。
在西方，基督教是终其人一生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坚固的精神模子。特殊教育是与基督教有着深厚的渊源的。首先，西方人认为上帝是至美、至善的终极存在。基督教本身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哲学思维，同科学一样是人们与世界交往的两大思维方式之一，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存。19世纪哲学家赫胥黎称宗教与科学是不可分的双生姊妹，牛顿认为世界的两本书是“自然之书”和《圣经》，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可见，科学与基督教是密切联系的，但它们分属于彼此不同的领域。科学认识只能限于现象世界，发现与回答“事实”，而基督教指向对人的终极存在的关切，给予和回答“意义”。正由于科学对解释人的终极存在的无能为力，而基督教以超自然、超自我的终极意识，使人超越理性和经验，凭借对上帝信仰获得终极关切。如同科学将理性内在于人性一样，基督教也将“上帝”内在于人性，最主要的就是给予道德的终极依据。康德阐发的道德律(实践理性)，就将道德生活与上帝至善的终极存在的性质联系起来，认为“上帝的概念是一个从起源……属于道德学的概念”，“在道德上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涂尔干对道德机制的考察发现，对上帝的信仰，使得人们对世俗的东西和自我利益有疏离或放弃成为可能。为了维护共同的上帝，人们否定自我而关照他人，融人上帝信仰的群体，从而使人具有利他精神，这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博爱、仁慈。可见，基督教孕育、增添着人们向善的人性光辉，从而也使得残疾人教育得以沐浴在人性光辉之中。其次，西方人认为上帝是最神圣的、至高无上且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皆是上帝的馈赠。人类对上帝既恐惧又敬畏，既热爱追求又保持距离，人既不敢僭越上帝，又不能放弃上帝。上帝的博爱、仁慈或惩罚是平等的，不会因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和财富多寡而有所差别。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没有只升天堂不入地狱的特权阶级，也没有只人地狱不升天堂的弱势群体。于是在唯一的上帝面前，给最底层社会群体的残疾人带来与优势群体一样的平等地位——无论贫富、强弱、智愚，都同等地受到上帝的庇护、享有平等的权利，即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费尔巴哈认为，“唯弱者乃需要宗教，唯愚者乃接受宗教”，这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基督教对弱势群体的庇护作用。基督教认为人人有原罪，不能自救，人人需要在上帝面前忏悔、救赎罪过。上帝拯救人类、怜悯人类，要求“爱上帝和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二
十二章三十七节)，这里蕴含着博爱的基本教义，即人应当自我完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宽容忍耐。同时，还指出“人生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所以要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用对他人的爱和自身的修行，取得灵魂的最终解脱。看来，基督教在给予人精神安慰和庇护、促进社会整合的同时，也带来了平等、博爱、仁慈的精神因子。残疾人弱势群体正是籍着这些精神因子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残疾人教育开始以传教士个人行为的个案出现。传教士一方面代替上帝向残疾人博爱施恩，救赎他们的罪过，另一方面把残疾人作为救赎自己罪过的途径，通过对残疾人的救济或恩惠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特殊教育本身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化身之一。同时，由于灵魂的畈依是漫长的，是某种彼岸的永恒的渴望。因此，博爱、仁慈作为人们灵魂皈依的自由之路也是漫长的。在16一19世纪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推动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平等、博爱、仁慈逐渐脱离基督教，开始成为抽象的精神存在，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意识里，进入到社会伦理。特殊教育也开始了理性化进程，开始向社会主流教育转移、结合，在组织形态上、观念上、技术方法上日趋理性化，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学校等教育机构。可见，特殊教育源起于基督教精神的发展，具有平等、博爱、仁慈的道德蕴涵。
基督教、医学／心理学、政治思想进步是西方特殊教育产生的三个起源，蕴含着丰富的特殊教育内涵。通过对西方特殊教育起源的历史考察发现，特殊教育中的康复训练、缺陷补偿、平等权利、博爱仁慈等核心价值，在漫长的特殊教育发展长河中积淀下来，传承下来，成为特殊教育传统的内在基因，体现出稳定性、内隐性、可传承性、难以改变性等特点，这已成为特殊教育内在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展现着特殊教育文化风貌，反映着特殊教育文化心理性格。
二、西方特殊教育内涵的发展过程分析
西方特殊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通过对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联系和比较，能更清晰揭示其内涵。
(一)宗教／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融入教育学体系的现代阶段、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特殊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关于西方特殊教育发展历程阶段划分，有许多不同的标准。有的以人类历史阶段划分为古代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当代特殊教育，有的以认识论为标准划分为医学／心理学视角的隔离制特殊教育，以社会学为视角的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等等。笔者认为划分特殊教育的阶段应以其核心的本体论视野来看，因为本体论是对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从概念上的精确描述。从本体论视野看，特殊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本体内在根据主要有三个，即以宗教／医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以教育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以社会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这样，特殊教育发展可描述为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阶段。两次转向为：由宗教／医学向教育学转向，由教育学向社会学转向；同时，相应带来的三个阶段为：宗教／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融入教育学体系的现代阶段，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这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本体存在的根据，反映出每个阶段的内涵和属性特点。在这里，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时间和空间概念，而是思想认识的概念，体现的是特殊教育的本体存在根据，但由于思想的存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承、交叉，所以上述三个阶段往往也是存有相互交叉，同一时空内可能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无法严格区分。
宗教／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特殊教育表现为传教士个体自发行为的“传教士教育”或“教会教育”，以及医生自发的“医疗训练教育”。“传教士教育”或“教会教育”主要以教会教规为主要思想和方法，在提供宗教的精神慰藉和庇护同时，尝试用普通学校的方法教授聋人说话以及读、写、算等基本知识。学生不多且多来自收留的残疾人，也有贵族子弟。学生除学习外，有的还要从事教会的勤杂工作。这时的教育尚未形式化，没有专门的固定的场所和教育体系、机制。如西班牙修道士德乐翁曾在贵族家中教授聋儿。医生个人自发行为举办的特殊教育，多是在博爱思想影响下，结合自己的医学知识，对残疾缺陷进行医疗训练和康复等活动为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感官训练，提高感官机能。这一阶段的特殊教育本体上是以宗教／医学为存在的内在根据。在认识论上，把残疾人看作为身体病态的弱势群体，并以教育帮助作为救赎残疾人以及自己原罪的途径。一是朴素的上帝博爱、仁慈的救赎观，将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博爱，作为渴望上帝宽容、接受上帝恩惠，救赎罪过，畈依灵魂的途径。二是基于科学(医学)／经验主义视角，认为残疾是身体的病态，是能通过医学来测量和诊断的，把对残疾人的医疗训练、康复补偿作为提高残疾人生存能
力的根本。这一阶段的特殊教育多称为“医疗训练教育”、“教会教育”，不具备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实质。在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想影响下，一方面由于面向身体生理机能的“医疗训练教育”，无法对增强人的主体理性能力，如创造能力、实践与生产能力、认识能力等知识理性能力及道德、意志、审美等实践理性能力作出回答；另一方面，上帝、教会本身已成为批判的对象，于是宗教／医学为主的残疾人教育开始向教育学转移并媾和，为成为一个教育学概念设下了前提性的逻辑必然。
融人教育学体系的现代阶段。特殊教育秉承了博爱、平等、仁慈宗教精神和康复训练、缺陷补偿的理性精神，开始由宗教／医学向教育学转向，在与教育的媾和中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教育学概念，即教育的分支或属概念。特殊教育具有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形式，成为彻底的“显学”。还媾和了教育的功能特点和属性要求，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在工具价值和促进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价值，体现出社会化要求和个性化要求的特点。外在表现为国家行为的特殊学校教育形式不断确立，且不断以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对特殊教育做出了法律规定，体现了国家意志，明确了教师、管理、财政、教育机构等基本要素，划分有关权利和义务，指出各自的培养目标、指导思想、培养体系、发展格局和基本途径等，特殊教育有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并成为一种专业活动，理论与实践有了相对固定和完整的体系、范畴和基本根据，特殊教育开始成为一个日趋完整的学科体系，现代特殊教育正式诞生。这时，特殊教育在形式上和思想上与宗教、医学开始分离并转向教育领域，在办学主体上由个体自发转向国家意志。在认识论上，经验科学分化独立后，如心理学、生物学及其他与残疾人相关的病理学的进步为认识残疾人和进行科学主义的特殊教育提供了支持，特殊教育得以运用经验学科的新成果进行检验。从科学主义出发，秉承了残疾缺陷为病态的观念，更重视面向残疾人的残疾缺陷为本质的教育，并以盲、聋哑、智力落后、肢体残疾、问题行为矫正等更精细的分类、更专业化的学科理论建设、更相对分离的专门教育实践组织形态等，将残疾缺陷用社会分工分类的社会学方法予以常态化、体制化、社会化，从而也不断强化和夸大了他们的残疾缺陷，并视之为区别于健全人的本质不同。在安置形态上，注重采取隔离制特殊学校教育的做法进行特殊的有针对性的教育。从本体上看，现代特殊教育是以教育学为主要存在的内在根据，是教育领域的教育学概念，与普通教育相对立，具有现代教育的科学理性精神等功能属性。但正是由于教育属的加入，同时带来了教育本身固有的社会分层机制，使得残疾人的社会分层分化加剧，从而产生社会歧视等效应。同时，面对工业大生产对教育培养人才的压力和教育对残疾人培养的某些无奈，以及残疾儿童培养难以适应大生产需要等实际，使得特殊教育面临着转向而与教育学分离的危机。
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特殊教育在教育理性带来知识经验体系、推动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加重了他们命运的不幸，带来了教育与学生现实生活和主流社会现实生活的隔离、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隔离。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残疾人生存境遇的窘迫和局促及其生命意义的工具化、飘渺化、片面化，正是特殊教育追求理性化的恶果。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价值秩序的位移，即人的生命价值被实用价值的僭越；同时，也是以健全人为主导的社会群体的价值选择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压迫，是普通教育话语权对特殊教育地位的遮蔽。面对教育学对解决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无能，特别是对回答平等问题、人的尊严问题、社会适应等问题的无能为力，逐渐受到人本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于是特殊教育开始由教育学向社会学转向、求解。在与社会学的媾和中，特别是经过高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于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形成了狂飙全球的全纳教育思潮，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教育领域。作为对现代特殊教育隔离制的回应，全纳教育以激扬高涨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将残疾人的缺陷视为人的正常差异。反对基于残疾缺陷的医学／心理学的实证科学理性，反对隔离。在价值论上将博爱、仁慈、平等、人权、尊严、价值张扬到极致，高度彰显了人本主义的关怀。主张以社会学的视角，用民主、群体、合作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论对残疾人进行教育，并提出构建全纳社区和全纳文化，通过社会资源和力量进行残疾人教育。从本体上看，全纳教育是力图将特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学体系的概念，侧重用社会学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教育学的方法解决残疾人的发展问题，体现了特殊教育的人文社会意蕴和价值属性特点。
(二)继承与超越：特殊教育发展赋予的新内涵
面向人的差异并正确理解和尊重、运用差异的内在蕴涵。由西方特殊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前现代特殊教育阶段开
始，人们从科学(医学)主义出发，认为残疾人是“身体病态”的；到现代阶段，以隔离制教育等体制化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人的差异，把残疾人视为异质的“另一类人”；再到后现代的全纳教育阶段，将残疾看为是“正常的”，残疾人是人类正常差异中的“同质人”，特殊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对残疾人的缺陷差异认识这一核心。由此可见，面向差异并正确理解和尊重、运用差异，是特殊教育内涵应有之义。正确理解残疾人的差异，就是既要坚持残疾人群体存在的差异为客观事实的科学理性态度，又要坚持残疾人类存在的共性是主体的人、目的的人、自由的人的人本精神，实现二者的统一。尊重运用残疾人的差异，就是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差异普遍存在的社会，并把残疾人差异的多样性作为促进他们之间、与健全人之间、与教师之间等进行合作、创造的重要源泉，特别是把促进他们超越自我、实现潜在价值与“新自我”作为教育的新视野、新命题。无论制度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活动设计等，都体现和顺应这一特点。当前，全纳教育提出尊重人的差异和尊严，维护所有人的人权，正是尊重残疾人差异的一个进步表现。正确理解和尊重、运用残疾人的这些差异，始终是特殊教育变革紧紧把握的一个主题。
促进残疾人超越有限障碍、敞开无限发展可能的内在蕴含。西方特殊教育产生、发展无不立足缺陷补偿、康复，提高身体机能这一中心，体现了对自然存在缺陷的超越和对无限发展、实现自己价值的向往。然而残疾人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这一特殊性的“非正常状态”，使得本源于面向人的普遍特点的教育出现不适。教育与残疾人的差异有着先天的隔阂和距离。由此使得残疾人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这一特殊性与教育成为矛盾体。这是残疾人作为群体和个体存在的特殊性与作为类的存在的普遍性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但正是这对矛盾体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残疾人及其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动力系统要素。无论通过科技解决缺陷补偿，还是通过教育满足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发展性需求，减少自身自然存在的缺陷对发展的制约，始终是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因素。西方特殊教育正是基于此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能动地适应和改变着残疾儿童少年的特殊性，而对特殊性的适应、改造又不断丰富、提升和推动着教育的进步，同时也彰显出特殊教育的独特本质，即把残疾人从受制于和被动适应于自然存在的缺陷，提升到超越自然存在的缺陷之上，使外在世界和自身内在的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向残疾人本身无限敞开，并能自由地把握世界和自己。从西方特殊教育发展的思想基础看，经过科学主义特别是近代以来与残疾人相关的心理学、生物学等经验科学的检验，以及人本主义等社会科学特别是生物哲学的影响，残疾人作为“自然人”与“文化人”统一的社会存在，特殊教育不但要立足残疾人自身生物学意义上先天不足，弥补自身器官缺损等生命体机能缺陷的不足，还要面向更广阔的文化世界，用知识、经验、理性等进行文化补偿，即教育。文化补偿和缺陷补偿及其矛盾运动是特殊教育存在与发展内在动力与活力系统的一个要素。同时，残疾人在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中，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能动”与“受动”的矛盾统一，通过特殊教育促进残疾人超越障碍缺陷而趋向潜在价值的实现，使得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展示了其作为人所具有的能动性这一本质力量；而尊重自然存在缺陷障碍这一客观事实，使得特殊教育获得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具体存在和科学理性。当前，全纳教育提出的平等参与、回归主流，也预设了必须超越自身障碍这一前提，将促进残疾人超越障碍作为残疾人教育的题中之义。可以说，促进残疾儿童少年有限超越障碍、敞开无限发展可能是特殊教育独具的人性光辉。
满足残疾人发展性需要、提升其人本价值与意义的内在蕴涵。其实，这是特殊教育以教育学和社会学为本体存在依据的逻辑必然。从西方特殊教育发展历程看，自从特殊教育向教育转移、媾和开始，教育一直是特殊教育的本体存在而成为内在本质属性。现代特殊教育阶段，由于教育属性的本质存在，使得特殊教育已不再仅仅停留于提高残疾人身体器官机能、满足其生存需要，而更重要的是面向和满足残疾人的发展需要。一者，从根本上看，教育本身是以知识经验传递和人格培育为主促进人提高主体能力的实践活动，特殊教育满足残疾人价值实现、创造成长等能动的发展性需要。是其作为教育事业存在的真谛之所在。再者，随着社会大生产的社会竞争的加剧，满足残疾人主体能力发展提高的需要，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之于残疾人成长内在规定的本质所在。第三，进入到后现代特殊教育以来，随着教育和社会的进步，不但特殊教育的教育属性极大丰富，而且特殊教育的社会属性也空前凸显。残疾人已不仅仅满足于主体理性能力提高，全纳教育中对自由、平等、人权、尊严、个性、价值、意义等精神家园需要的满足等人的目的性价值的捍卫。已开始成为特殊教育的内在要求。对残疾人发展需要的满足和自我实现内驱力的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3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育整体水平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882（2014）08--02
一、对高等特殊教育的认识
高等特殊教育是运用特殊的教学方法、科学技术等手段，对身心有残疾的人，进行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培养活动，是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既符合普通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的一面。广义上讲，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高等特殊教育一方面会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地区差异及特殊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高等特殊教育不仅能帮助社会和家庭减轻负担，还可以将特殊群体转化成新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普通人接受高等教育都很难，要想开展高等特殊教育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极大提高，这是高等特殊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狭义上讲，高等特殊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特殊群体的需求有关。特殊个体的发展取决于遗传基因、成长环境、主观能动性、教育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特殊教育在特殊个体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高等特殊教育能更好的对特殊个体的特殊需要进行补偿，明确特殊个体生命的价值，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进而更好的适应社会。同时，高等特殊教育能增强特殊个体的自信心，更好的促进特殊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特殊个体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随着特殊教育发展规模的壮大，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投入。但应清楚的看到，不能关起门来办高等特殊教育，高等特殊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多方面力量的支持。高等特殊教育需要与全纳教育相结合、需要与家庭教育、需要与社会教育及自我教育相结合、需要与医疗康复及社会就业相结合、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二、实行有效的高等特殊教育管理
高等特殊教育的管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上级部门对高等特殊教育的管理，一方面是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内部的管理，本文的研究方向是后者。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内部存在教师、学生、财务、仪器设备等诸多要素，如何将这些要素合理的结合起来，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科学管理必不可缺。有效的教育管理不仅能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行，还能强有力的推动学校的发展。
接受高等特殊教育的学生是高等特殊教育组织的主体，管理者所做的一切工作应以有利于特殊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者不能只坐在办公室，有空要走进特殊学生当中，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让特殊学生视校如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明确特殊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了解特殊学生的心理情况、身体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以及需求，让特殊学生们知道自己在学校中的位置和权利，能够满足特殊学生的合理需求，建立为特殊学生服务的教育管理模式。教育管理者在处理与下属的关系时，要秉着公平、合作的教育管理理念。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在不断深化，现行的高等特殊教育教师工资由岗位工资、业绩绩效、科研绩效、补贴等多个部分构成，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内部利益分配已打破了平均主义，逐渐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教育管理者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一把尺子。对于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者，学校是一个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地方；而多数普通的特殊教育工作者，首先是把学校视为维持生计的地方。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者尤其是面对在奖金、职称、职务晋升等敏感问题时，一定要秉着公平的原则。公平原则决定了高等特殊教育组织的长期、稳定发展，能增强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有效的管理可分为高度集权的个人管理和适度分权的合作型管理，高等特殊教育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组织内部应实行适度分权的合作型管理。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内部各专业跨度很大，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合作是分工细化的必然要求，而教育管理者目标的实现，最终要通过组织成员来实现，更是离不开彼此间的合作。可以说，合作是教育管理实践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小到教育组织内部的合作，大到教育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国际间合作办学等。同时，合作存在于高等特殊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包括教育目标的设计、决策执行、协调关系、合理控制等，都离不开合作。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者应当坚持用全面的、动态的观点看问题，树立科学、民主、合作的管理思想，促进高等特殊教育组织系统内部的优化。从整体上看，高等特殊教育组织是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复杂动态系统，具体包括专业设置、学科发展方向、在职培训、人才引进、学生就业等方面。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者作为领路人，不能只低着头走路，需要抬起头看看方向，需要综合性考虑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内部的诸多要素，不能被动的适应环境，要积极、主动的适应社会发展。为此，高等特殊教育管理者要实施战略管理，将高等特殊教育组织发展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将教育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实现教育管理主体的多元性、教育管理手段的多样性、教育管理内容的丰富性、教育管理过程的人性化。
参考文献：
[1]陈永明.教师教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2]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特殊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05―2012
[3]裴娣娜.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8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4
关键词：特殊教育；音乐教学；多媒体；应用
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之一便是应使教学面向人人。特殊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也应享受良好的教育。如此一来，有助于帮助学生夯实未来发展与成长的基础，让特殊学生因接受过优质教育，形成乐观阳光的心态、坚韧的意识力，使其不再是被同情的对象，而是生活的更加有尊严、有自信。其中，音乐教育便显得尤为关键，其既能通过艺术交流促进特殊儿童敞开心扉，提升其肢体协调性，培养其节奏感；更将发展学生的多样爱好，让他们具有良好的审美意识以及创造美的能力，让特殊儿童感受音乐艺术的独特魅力。
一、关于特殊学校中音乐教学的内涵与价值分析
相较于普通儿童来说，特殊儿童指的是那些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孩子身心发展存在一定不足的：他们有的存在听觉障碍，有的存在智力发育问题，有的为肢体缺陷，还有的是视力障碍等等。从广义上来理解，特殊儿童便是与普通儿童存在明显的智力、情感以及行为等一个或多方面的异常。为了保障特殊儿童的正常生活，应确保他们能够适龄入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应发挥音乐教育的优势，通过感知训练、听觉训练、触觉训练、韵律训练等，促进特殊学生思维意识、认知能力与心理健康等多种能力与素养的形成和发展。从特殊儿童音乐教育的内涵来看，其不同面向普通学生的教育，并非向学生传授乐理知识、音乐技巧，而是基于构建舒适、开放教育氛围的基础上，让特殊儿童融入音乐教学课堂，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安抚学生的情绪。继而实施引导教学，让学生感受多样、美妙的音乐，促进特殊儿童身心发展，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了解客观世界，具有审美意识与创造美的能力。换而言之，在特殊院校中，音乐教学又被赋予了新功能——治疗作用。重视特殊学校中音乐教育，提升教学的授课水平、让教师积极运用现代化教学工具，既有助于突出学科育人优势，又将拉近老师与特殊学生间的距离。从而，培养特殊学生良好的审美鉴赏力、促进其身心发展、提高他们的肢体协调能力。首先，音乐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美妙的乐曲有助于舒缓心情、排解压力。音乐创作多基于一定情感，各种旋律又给人以多样性的听觉、不同的情感触动，人类对音乐的感知是天生的。有研究表面，音乐疗法对自闭症儿童具有特殊功效。应发挥音乐教学的优势，让特殊儿童在音乐教学中展开想象、发挥创造力，触动他们的多感官，使其将情感寄托于乐曲中，感受音乐中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用顽强的意识力与拼搏创造生命的多样色彩。其次，面对特殊学生的身心发展不同问题，教师应使音乐教学更具侧重，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实现引导多样化，促使学生感觉与肢体能力的协调发展。并且，创新音乐教学，让特殊儿童在学习中律动、打节拍、做动作，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精神面貌，促进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帮助他们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最后，音乐教学还可以促使特殊儿童个性化发展。他们虽然身心某一或某几方面多有不足，但是以触摸演奏或学习指挥的方式，可以发掘特殊儿童的潜能。使学生在艺术方面得到良好的启蒙，甚至这会影响特殊儿童的未来发展与就业，改变他们的一生。
二、浅议特殊教育音乐教学中多媒体应用必要性
（一）以促进多元化教学相对普通儿童音乐教学来说，特殊学校音乐教育具有人文性、综合性、交叉性等显著特点，还肩负着一定的治疗作用，使不同身心问题的儿童感知音乐、学习音乐，这便增加了教学难度。此外，国内对特殊音乐教育的研究理论较为有限，造成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缺乏体系性、方向性，有的教师在音乐教学中更侧重对学生的心理疗愈，有的则主张应加强技能教育。而笔者认为，可通过对德国音乐教育学家卡尔奥尔夫的理论借鉴，实施多元引导，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让特殊学生在动作、乐器、演奏等相融合的教学中，去感受、识别、体会、倾听音乐或自然界中美妙的声音。
（二）完善课程教育体系在特殊学校中，音乐教学不仅存在一定难度，还应重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以便形成教育特色、逐渐完善课程体系。实际却是在部分特殊院校中，对音乐教学的重视度不足，更关注基础教育，使音乐难以发挥应有的教育价值。尤其是在当下，国家教育部门尚未针对特殊学校，建立标准化艺术课程教育教学标准，很多特殊学校的音乐教学还处于摸索阶段。笔者认为，应促进教学的信息化进程，让音乐与心理健康、德育教育有机结合，更好地促进特殊儿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三）补充教学不足问题提升特殊学校中音乐教学的有效性，需有一只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教师不仅应了解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具有音乐素养，更应拥有信息化施教能力，促使特殊学校音乐教育迈向规范化、现代化发展路径，打造高效音乐课堂，使音乐教育面向全体特殊学生，让他们的心灵感受艺术浸润。但现实却是，专业的特殊教育音乐教师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实际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所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特殊学校的艺术教育发展。在北京某所特殊学校中，师生比例为1:62.5。其中，专业音乐教师的数量更少。故此，应加强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助力教师的施教反思，提升授课效果。
三、特殊教育音乐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策略
（一）构建生动课堂，促进学生参与首先，为打造高效音乐课堂，促进学生的多感官体验，丰富特殊儿童的学习感受，教师可应用多媒体技术，以图文并茂、声像并举的方式，循序渐进的展开音乐教学。因班级学生的个体情况多有差异，教师在情境的创设中，需考虑实际的学情，保障每位学生都能参与课堂教学环节。例如：在《隐性的翅膀》流行音乐教学中，教师可根据班级学情，通过播放音乐、制作短视频等方式，将唱歌、律动相结合，使学生观看或聆听励志小故事，打破常规音乐教学的方式，使学生置身于不同故事情境中，通过理解、认识、交流，进行音乐教学。让特殊儿童感知音乐、学习基本的舞蹈动作。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中，帮助学生融入音乐课堂，使其积极动脑、参与集体活动，进行跟唱或舞蹈。教师应给予学生及时的指导与鼓励，助力他们建立艺术学习的自信。
（二）重视学生感受，激发积极情感其次，在特殊学校的音乐教学中，积极运用信息化教学工具，创新课堂教学授课方式，加强师生互动，教师还应关注不同学生的音乐学习感受。只有具有教学反思精神，才能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使音乐教育充分地发挥自身育人优势。从而，调动特殊学生内心的积极情感，使其热爱艺术、在音乐课堂中踊跃表现自我。例如：教师在用多媒体组织动作跟学游戏、结组表演或气氛营造时，需观察学生的情感变化。只有避免盲目教学，记录在不同教学环节学生的肢体、情绪反应，才能使教学兼具“新”意与有效性。以《布谷鸟》律动教学为引导，通过多媒体屏幕画面提示、声音提醒等方式，来引导不同身心发展问题的特殊学生，笔者发现他们不仅课堂注意力变得更集中，课堂表现也十分的活跃。而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便多以组合教学的方式，发挥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能效，促进学生在教学引导中感知音乐、辅以不同肢体动作。
（三）关注分层引导，助力个性发展再次，在我班学生中，因学情复杂，音乐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便需更具灵活性。例如：面对失聪、盲生与智力障碍的学生，教师需日常多与他们沟通，科学的展开分层，尽可能发掘特殊学生的自身天赋与音乐潜能，使其产生深入艺术学习的动力，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成就特殊学生的精彩人生。可以在信息化教学中，通过多媒体技术助力，测试不同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粗大动作发展、表演意识等，结合其身体素质，在音乐教学中融入舞蹈、健美操动作等。通过对学生的a、B、C层次划分，让a层学生接触更广泛的乐理知识、引导其进行乐器弹奏，使其展开音乐创作或学习指挥等等；B层学生应能够跟着音乐或提示打节奏，做动作；C层学生音乐感知力相对较低，可以音乐游戏的方式，用多媒体播放童谣，助力教学逐层深入。
（四）引入先进理念，形成特色教育最后，教师应具有“生本”意识，重视对先进、成熟的音乐教育理念研究。如：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达伊音乐教育及奥尔夫音乐教育。完善自身的教育教学体系，面对不同身心发展问题、兴趣爱好的特殊学生，教师既需照顾个体间的差异性，又应建立明晰的教育目标，对自身教学效果加以评估与总结。例如：可运用多媒体设备记录课堂教学中的活动环节，在课后总结环节观看学生们对不同活动、乐器的反应、形成连续性教学总结与记录，为后续教学工作开展提供依据、完善校本音乐课程教学体系。
四、结语
新时期既为特殊学校教学工作开展指明了新方向，更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作为特殊学校的音乐教师，应富有爱心、耐心与责任心，能够悉心呵护特殊儿童群体，通过艺术教育的方式加强与孩子们的沟通，让他们在音乐的世界中放飞想象，形成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品格；更应不断提升自身施教能力，具备信息化教学意识，通过对多媒体技术的有效应用，构建高效音乐课堂。针对不同身体或智力问题的孩子，灵活的调整授课方式，促进特殊学校音乐教学的提质增效。
参考文献：
[1]卢泓文.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学研究——以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9(5):24.
[2]尤霄.常州市三所特殊学校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D].扬州大学，2018(5):22.
[3]孙宝.社会性软件在视障生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7(6):10.
[4]石娜娜.听障儿童音乐教学的调查与探索——以河南省一所聋哑学校为例[D].重庆师范大学，2017(6):21.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5
关键词：社会理论；特殊教育学；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
作者简介：邓猛，颜廷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一、特殊教育学的社会理论化趋向
对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当某一学科在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就是在反省与思索，并在其中隐藏着变革。对元理论的思考最终将使学科正视自己，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或是重新寻找今后的道路。[1]特殊教育学孕育并产生于伊塔德、蒙台梭利等先驱者的实践，探索出一系列最佳实践方式(bestpractice)，形成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风格与重视干预训练的传统。长期以来，特殊教育研究停留在操作与技术层面，缺乏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反思，呈现出实践方式丰富而理论匮乏的局面。我国当前特殊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初看似乎是实践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反映的仍是理论研究的缺失；理论的缺乏必然导致实践方向的迷失，并最终影响实践的方式与效果。很多学者提出特殊教育学应以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2][3]却往往停留于这一空洞叙述而很少真正落实；尤其缺乏对特殊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缺少对特殊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更缺乏超越学科概念与逻辑结构的元理论分析。特殊教育学发展总体呈现出热情多于理性，鼓吹多于思考，修辞多于描述，总结多于实证，伦理多于科学的状态。这使特殊教育学研究创新不够，往往只是跟随普通教育的脚步，以致被遗忘在整个教育学研究的角落。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和残疾人权力运动的兴起，传统“医学—心理学”的残疾模式日趋式微，以社会学为导向的残疾研究革故鼎新，为特殊教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学理论通过超越具体社会现象，为特殊教育研究提供解释社会体系运行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概念、范式和命题陈述系统。[4]基于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洗礼”，特殊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和制度性实践，诸如残疾、特殊教育需要、缺陷补偿等核心概念以及特殊学校体系、智力测量、鉴定与评估等实践方式被重新解读并赋予特定的社会学意蕴。
残疾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其解释与应对需要社会文化的视角。社会理论孕育不同的理论范式，为我们重新审视特殊教育提供独特的理论视野。社会理论是描述、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所使用的抽象的、复杂的理论框架，涉及一系列的系统思想，包括社会变革与发展、社会行动的阐释、权力和社会结构、性别和种族、现代和文明以及一些其他的概念和问题。[5]社会理论并不关注特定的情境、特定条件下人们的具体行动和互动，它超越于具体的情形和事件，寻求事物的一般属性和过程。[6]社会理论家基于各自不同的假设，提出了迥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体系，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韦伯的冲突理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理论相互交织、对立与批判，形成了由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理论传统所构成的社会理论发展轨迹，交替掌控着社会学研究的话语，占据社会理论发展的制高点。
由于现代社会理论的综合性形态的发展，社会理论已经不再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的“专利”，它已经超越于“社会学理论”的藩篱，关涉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7]正如瑞泽尔所言，“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它是跨学科的”[8]。因此，社会理论能够从不同的视角为特殊教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社会理论中的科学与建构、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不仅改变人们对于残疾的基本认识，也在现实意义上影响着特殊教育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式。特殊教育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经历了的“医学—心理学”到“社会学”范式的变迁、从重视“缺陷”到强调“特殊教育需要”概念的演变；特殊教育实践则从“特殊学校教育”向“融合教育”转变等。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社会理论的烙印。尽管社会理论在特殊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并不直接为课堂教学或康复机构提供直接的教学技巧、课程材料和康复干预技术，但它却能够为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审视所有这些具体实践的批判性概念和工具，能够从社会体系运行的宏观角度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微观角度揭开特殊教育的“神秘面纱”。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特殊教育学的发展与社会理论密不可分。特殊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以及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者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特殊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学科与方法论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殊教育学科发展与社会思潮及相关理论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现有特殊教育研究多从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方法，以及相关的训练干预技术。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特殊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不够，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要素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探讨特殊教育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就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与规律进行反思，对特殊教育学科的性质与概念框架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特殊教育学的社会理论分析
社会理论远远超出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综合。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社会理论包括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实证的社会理论(positivesocialtheory)与阐释的社会理论(interpretivesocialtheory)三种基本类型。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因社会观念及结构变化而改变；宏观社会理论范式的变迁必然导致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变。
(一)实证主义视角下特殊教育学的科学化
解释论取向的残疾研究认为残疾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是由社会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关于残疾的范畴和专业知识是社会大众、专业人员与残疾人在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生产制造并经残疾人自身的内化而确立下来。因此，它十分关注现实环境下残疾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在此场景下的残疾体验，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解释和行动来阐释残疾世界。nagi从社会学角色理论的概念讨论身心障碍的过程，认为残疾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可以了解社会对正常人的规范价值，因此残疾经验是因残疾人的能力无法符合或满足社会的角色期待，正是这种社会对角色能力的期待与残疾人角色功能无法发挥的限制构建出了个体的残疾。[17]Goffman从互动的角度提出了“污名理论”，指出：污名实质上是特质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是由社会定义的，并由于在社会交往中被不断识别和强化而成为一种污名；污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种交往模式-排斥，以减少被污名者的生活机会；长期以往被污名者会形成对共同污名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意识，并自行进行着不同层次的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18]Scott将戈夫曼的污名理论应用到残疾领域中，研究了专业人员对残疾人的概念建构以及残疾人对这种概念的接纳与内化过程。[18]Bogdan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阐释残疾的意义：客体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智力落后可以被看做是其他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个体的主观定义。[19]换而言之，智力落后并不是被定义者的身份特征，它反映的是定义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因此特殊教育研究更应该关注智力落后概念的定义者以及定义过程。
实证主义推动着人们从对残疾的迷信和愚昧认识到对残疾理性认识的转变，即科学残疾观的出现。孔德将人类的理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人类对残疾的认识紧扣实证主义关于人类理智发展的三阶段，经历着从迷信、愚昧到理性的认识发展。神学阶段的古希腊与罗马人将残疾人看作厄运的携带者，将其视为魔鬼附身、上帝惩罚的结果，残疾人遭受到的更多的是遗弃和杀戮。形而上学阶段处于由神学阶段向实证阶段的过渡时期，抽象力量取代超自然存在成为解释世界万物起因和用途的依据。人们对残疾的认知出现了理性的萌芽，但依然残留着迷信与神话的烙印。例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开始试图采用医学的手段治疗残疾人，并依据体液理论对残疾进行解释。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诉诸于超自然存在和神秘力量这样的非科学概念。以实证/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医学和心理学为人们重新认识残疾提供科学的视角。系统的特殊教育就是14世纪以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科技革命与理性时代的产物。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为特殊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例如，20世纪初以智力测验为代表的标准化测量技术的应用使特殊教育走向了科学的发展道路，为特殊教育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发展理论、心理动力学、行为—生态学说、脑神经生理—心理学等不同的理论与假说不断被应用到残疾儿童的鉴定与干预中来。
长期以来人类对于残疾的研究以心理—医学为特点，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的方法形成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风格与传统。这一范式从18世纪特殊教育诞生到20世纪中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重视发展客观测量工具(如智力量表等)来诊断残疾或障碍类型与程度，并据此发展相应的治疗方法以及具有医学特点的干预或训练手段。实证的方法、程序以及基于诊断、评估的干预与训练成为特殊教育学科专业人员广泛接受、共同遵守的规范与传统；经验研究、科学干预构成特殊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基础。[11]即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思想影响仍然渗入于特殊教育的每一个层面，决定着特殊教育的发展导向。根植于实证主义方法论思维下的循证实践研究仍然是特殊教育研究的主流。循证实践强调通过多样化的、高质量的、实验的和准实验的(特别是单一被试)研究来证实某项实践对学生的有效性，从而探求有利于残疾儿童发展的最佳实践方式。例如，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应用行为分析(aBa)、离散单元教学(Dtt)、关键反应训练(pRt)等都是被循证研究证实为有效的干预方法之后才得以推广。
由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功能主义则基于社会秩序与社会平衡的考量，认为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或者相互依赖；任何部分所发生的变化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其他部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十分重视实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现象与人的行为进行研究，重视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通过精密的观察、测量揭示某种预想(假设)的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此探察社会中的不稳定或异常因素，并及时采取措施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12]这种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为基础的功能主义范式一直以来是特殊教育的主要理论范式，并衍生出特殊教育研究的两种取向：一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调查、实验及干预研究，调查分析残疾或特殊教育需要的状态与规律，从而准确地为残疾儿童提供必要的干预或服务。二是社会问题取向，基于社会平衡的考虑，将残疾儿童视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并寻求解决之道，残疾被看作社会问题，而不是“社会学问题”。特殊教育从表面上看主要是为了弥补和补救残疾儿童，然而在看似客观科学的评估与鉴定之下，实则暗含着他们会对正常社会秩序与稳定产生威胁的担忧。
(二)解释主义研究取向下特殊教育学的“人本化”
由齐美尔、韦伯、狄尔泰等人开创的解释主义社会学理论是在批判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反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主张社会科学需要研究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而非社会现象。解释的社会理论将社会现实视作由日常社会互动中建构意义与创造诠释的人们所组成的实体。对社会行动的认识，不可能通过外部观察式的科学认知的方式来进行，而必须用解释学的“投入理解”的方法来把握。[13]而这种理解活动就是探寻人的存在本质。正如康德所言，人通过理解而存在；理解的过程就是对人类生存这个充满意义的文本的不断解释。[14]
相对于实证主义范式通过精密的观察、测量来揭示某种预想或假设因果关系的客观而精确的科学研究程序，解释主义理论主张“以小见大”，注重研究的深度而非数量；注重对个案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对社会或群体普遍规律的归纳和概括[15]；立足于多元化的世界观和人性论，重点探究人类现象/行为的意义与价值等主观存在，提倡对话、理解、解释等人文体验。解释主义社会学拒绝使用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与分析模式，在对残疾的研究中，解释主义社会理论强调残疾自身的“叙事”，理解残疾在社会中的意义；在实践中鼓励研究者倾听残疾人自身发出的声音，而不是研究者或专业人员的代言。研究者需要悬置自身已有的假设和偏见，进入特殊学校、特殊班和训练康复机构等残疾人存在的现场，参与到残疾人群的实际生活中，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记录他们的现实生活，理解残疾人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方式，包括如何看待残疾、如何对待为他们提供的特殊教育支持与服务，对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经历经验以及未来进行思考、探索；在平等对话、交流互动中解读残疾人的内心世界与蕴含于故事之中的深刻意义与本质。[16]因此，解释主义社会理论下的特殊教育研究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理论探索性质，追求对残疾人群体现象/行为进行解放性的意义解读与理解。
批判主义社会理论否定专门为残疾儿童设计的隔离式特殊教育体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特殊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和手段。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学生在学校中所接受的教育直接对应于相应的培养目标及其未来的职业与发展导向。教育成为社会阶级分层的客观工具与手段，特殊教育同样具备这一属性。作为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种方式，特殊教育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教育途径，而使得他们在接受教育伊始就有了这种不均等的教育机会。[24]一旦被贴上特殊教育的标签，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往往被认为是能力低下的，所接受的教育和课程体系都是打折扣的、低层次的。特殊儿童在教育中更多地是接受职业教育、生活适应教育。他们较少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接受学术性普通教育，多数都是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而这些学校中的职业教育不仅类别少，而且往往局限于计算机、按摩、针灸、纺织等面对低层次劳动市场的专业。[25]特殊教育作为社会地位固化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使得残疾人在一开始接受教育之初就已经注定了未来。正如布迪厄所言，教育体系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特定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和永久化。尽管教育是建立在看似外表公平的测验基础之上，然而在这一体系中，许多受教育者个体先天就不具有某些文化竞争力。从这种观点出发，毋庸置疑，残疾人在社会中将一直处于社会底层。
社会理论寻求对社会世界阐释意义，强调社会经验是在个体交流与互动中组织与建构起来的。既然残疾的污名与歧视产生于互动，那么它们也需在互动中才能消除，即通过残疾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良性积极互动来创造接纳与包容残疾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从解释主义社会理论的视角出发，融合教育更多地是作为实现残疾人社会平等、创建残健融合的社会文化的有力武器。融合教育能够给予所有儿童包括特殊儿童提供与同伴互相交往、学习的机会；这种机会能够让特殊与普通儿童在自然真实的环境中一起合作学习、体验游戏，学会理解、悦纳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
(三)批判主义视野下特殊教育学的“理想化”
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以马克思为奠基者，经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形成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蕴含的浓厚理想主义精神是其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精神源泉、思想标准、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20]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以其所欲达到的“完善的世界”为终极目标，强调对其所处的现实社会的否定。在这种社会理论看来，社会理论无论是实证还是解释，都无一例外的具有消极的性质，它们都以现有的社会事实具有合理性为其隐性的前提，都以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为根本目的，都把社会现象作为抽象孤立的事实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批判的社会理论主张对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其目的就在于发现改变社会历史的方式、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以及压迫环境中人类的解放。[21]因此，批判主义是一种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并且明确地以改变社会、把人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社会理想为理论宗旨的理论范式。无论是西方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与批判的社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以残疾人解放为理想目标，认为残疾是现实社会对残疾弱势群体压迫的结果。批判主义的残疾研究者首先区分了“正常”与“异常”、“损伤”与“残疾”的不同概念，以此出发重新定义了残疾。Barnes指出，损伤(impairment)是指身体上的功能损伤或失调，而残疾则是指由于社会与环境所施加的障碍所导致的与其他普通人平等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的丧失或者限制，因此残疾更准确的来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非生物学术语。[22]在此基础上，社会建构主义阐释了残疾的社会建构过程。基于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认为，残疾的产生来源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强势群体对与其不相符的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话语压迫。某种社会状态或社会现象从滋生到被视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要确定一种社会现象或状态是否有“问题”，首先需要人们建构对于正常社会状态的界定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常”已不再是人类社会本质的一种特征，而成为了人类所建构的某些社会的一种特质。相对于机体有损伤的弱势群体而言，掌握话语霸权的正常人群从确定何为“社会问题”之初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强势群体。在不自觉的强权意识之下，有意无意地将身体或精神有损伤的弱势群体推向边缘化；通过宣传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将他们的行为准则、语言文化确立为社会的“正态”标准，而将有损伤的群体的语言、行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定义为不可接受的异常文化。通过人为地划分正常与异常的界限，将这些弱势群体界定为残疾群体，并将他们的行为与状态定义为社会问题，以此将他们排除于主流社会活动的完全参与之外。在此基础上，正常群体通过使用精致与完善的筛选工具来诊断一个假定的病症综合征的存在，而后对他们施以药物或者治疗学的干预手段。主观的建构披上客观科学的外衣，将弱势群体变为了正常群体的附属物，残疾人也就成为了“合理的”受压迫群体。[23]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使有机体损伤的人变得残疾，简而言之，残疾主要是现实社会中政治与社会压迫的产物，是专业人员与其他人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事实。
由孔德和涂尔干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方法的一致性，认为依据科学方法论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可以找到认识和控制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9]，从而更加“真实地”解释社会世界。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科学的主导地位，控制着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为20世纪前半期的知识基础和认识框架提供了主流性的研究路径。[10]而特殊教育正是产生于实证主义的洪流之中并藉此走向科学化的道路。
第二，特殊教育评估与鉴定中的文化和种族偏见，导致对少数民族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隔离。批判主义社会理论认为，在特殊教育的评估与鉴定中，某些特定性别和种族的学生更可能被鉴定为或不鉴定为某种残疾。西方有关种族和民族对精神病诊断影响的研究显示，有色人种的青少年比白种同龄人更有可能被鉴定为有破坏性行为障碍；贫穷男性和儿童更有可能被鉴定为行为障碍。[26]deValenzuela、Copeland和Cathy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当地印第安学生、非裔美国学生、西班牙裔学生等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学习英语的其他外裔美国公民更容易被鉴定为残疾，安置到到隔离的特殊教育体系接受教育，从而形成另一种隐性的种族隔离。[27]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比例过高的问题，批判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更加强调种族主义当中的文化偏见和种族竞争所引起的新的种族压迫。Shealey和Lue将美国黑人被鉴定为特殊儿童比例过高的问题归因于教育制度中的种族主义作祟，批判教育体制中缺乏多元文化的观点。[25]eitle和anyon指出，特殊教育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比重过高是种族竞争的结果。[28]他们认为，随着少数民族学生越来越多地能够与白人学生一样接受普通教育，这带来了工作和教育中资源的竞争。为了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白人重新利用种族主义来制造新的优势，通过一系列看似科学客观的评估鉴定程序将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多地诊断为学习障碍、情绪与行为问题儿童，将他们分配到特殊教育班级中，并打上特殊儿童的标签和烙印。
第三，以残疾为研究领域的教育心理学以及对残疾儿童实施教育和干预的特殊教育，都是各种社会势力影响下的社会产物，反映了某种社会利益关系。批判主义特殊教育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特殊教育只是因为专业人员而存在。专业人员拥有决定某个人是否为残疾人以及需要如何对待他们的权力，由此形成专业权威并掌控社会资源，将“残疾”纳入到病理和缺陷的所谓科学道路之上，以此制造更多的专业需求并满足其特定的社会利益。[29]在特殊教育的转衔、评估、鉴定、治疗、教学与管理中的每一个专业人员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有属于自己的权力范围。archer指出，教育的结构是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30]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扩张正是教育领域内外特定群体利益博弈的产物：政府的利益在于实现对那些可能在毕业后会以各种方式(失业、犯罪)制造社会麻烦的学生的控制；普通教师的利益在于清除特殊儿童，以减少班级管理的问题；特殊学校教师的利益则在于接收特殊儿童以维持特殊学校的生存；优生学家的利益在于确定和隔离那些可能威胁优良人种的缺陷儿童；医学和心理学家则推崇评估和鉴定特殊儿童的工具，以获得自身的专业地位，扩张专业影响，并进而控制特殊教育体系。
基于对残疾是现实社会压迫与隔离本质的揭露，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主张解放残疾群体、建立残疾群体与社会大众融合的理想社会。这一融合社会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式的、突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对社会排斥持续进行挑战、对残疾压迫持续反抗的递进式的动态过程。[31]通过对排斥的挑战与压迫的反抗，批判主义社会理论的目标是废除导致残疾者全部或部分地被剥夺某些基本权利或被边缘化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的社会制度及政策等因素的“硬环境”，以及消解社会大众由于对残疾群体歧视与偏见而产生的残疾污名的“软环境”。最终实现残疾群体在社会中的平等参与以及自由解放的理想。
三、社会理论视野下特殊教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为研究者从事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立场和角度，即分析的视角和工具。同样的现象，在不同学科的分析视角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学科正是借助于这些特定的分析视角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问题。[32]如社会学研究中的结构和功能视角、均衡与冲突视角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组织分析、权力等。同样，理论框架可以作为分析工具为研究者提供具体的分析手段，如图象模型、数学模型等，它们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现象。常见的如经济学中的“供需曲线图象模型”。理论框架既可以是一个单独的理论，也可以是一系列内在关联的理论群。不同的理论通过一定的优化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能够在为研究者提供观察问题的视角、解剖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路径、研究问题的工具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制约、影响着研究的范围、方向和结论。
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特殊教育学同样需要建构系统的理论框架以指导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研究与实践。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扣西方社会理论中实证主义、解释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对立与博弈，形成特殊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外部动力。在特殊教育的长期实践中特殊教育专业人员虽然没有形成特殊教育学科独特的方法论，却较好地遵循了实证科学研究的精神与传统、社会科学共有的方法论、学术规范与具体的操作技术。[33]但作为“科学”社会学代名词的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裁定社会科学，必然导致其极端的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的出现。反映到特殊教育领域，则是由“科学”的残疾观、评估与鉴定程序以及相应的干预与治疗所导致的对残疾儿童的歧视、偏见与隔离，对残疾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的漠视。解释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转变研究范式，尝试通过行动研究、叙事研究和个案研究等质的方法来丰富特殊教育的研究，尝试从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寻求残疾意义的重新理解与建构。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则延续从对现实的否定中探寻事物的本质这一逻辑，从压迫、再生产与种族歧视的角度实现对现有特殊教育体系的否定性批判，促进了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特殊教育理论的发展。总之，社会理论的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模式在对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宏观层面的指导与统合。
在这三大理论传统之下，社会理论又囊括了诸多揭示社会生活现象的分支理论。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理论线索来看，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等，基本上承接并扩展了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证传统；认知社会学、社会生态、社会角色、符号互动理论等，延续并发展了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等，则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传统的发展。[13]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社会理论分支为特殊教育学提供具体的支撑与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残疾人就业问题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涉及到残疾人群体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社会认同理论涵盖了残疾对特定社会的归属与矛盾的问题；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理论则涉及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与其相互融合的问题；社会角色理论可用来解释社会对于残疾人扮演的角色期望的问题；社会学习理论则在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的融合中有诸多体现；融合教育的发展则充分展现了文化移植与嫁接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此外，历史的传承、社会背景、文化的属性和政治体制等社会发展的因素也相互作用，共同建立起特殊教育学研究的场域，对特殊教育相关问题的分析与思考都离不开此场域。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6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综述
分类号：G760
1引言
特殊教育教师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教育教师不仅包括直接从事特殊儿童教育的一线教师，还包括培养从事特殊教育一线教师的教师；狭义的特殊教育教师主要指前者，即在各类特殊学校直接从事特殊儿童教育教学和特殊儿童康复训练的教师，在普通学校中承担附设的各类特殊班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承担随班就读辅导的教师及相关训练员。本文所提的特殊教育教师是广义上的。特殊教育教师责任重大，他们承担着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特教特办”，大力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2012年9月20日，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12]12号），提出“到2020年，形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富有爱心的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规划目标，并对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管理制度、待遇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期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这些要求给包括特殊教育教师在内的我国教师的专业发展绘制出了美好的未来发展蓝图。
自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学应被视为专业”以来，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迅速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教育界研究的热点。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指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第二类是指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教师教育）；第三类认为以上两种涵义兼而有之。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应理解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或教师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从教师专业结构层面看，教师专业发展可有观念、知识、能力、专业态度和动机、自我发展需要意识等不同侧面”。我国内地引进范宁编译的《霍姆斯协会报告：明天的教师（1986）》之后，很快掀起了一股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热潮。受此研究热潮的影响，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学者也开始涉及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本文对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总结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
2国内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研究内容极其广泛，研究范围包括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发展阶段和途径、发展内容、影响因素及评价等诸多方面。
本人通过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发现，我国专门针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具体的检索方法是：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检索项”栏中选择“主题”，在“检索词”中分别输入“专业发展”和“特殊教育教师”，关系栏中选择“并含”，时间选择“1986-2012”，匹配选择“模糊”，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期刊”，共检索到492篇期刊论文。运用同种方法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共检索到学位论文773篇。通过对所检索的文献进一步整理后发现，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现状和策略三方面人手。
2.1关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研究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受全纳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只需要一种教师，没有必要把教师细分为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教师。故主张打通传统的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之间的分隔，突破二者在教师专业素质“线性”排序或“面上”并列的局限，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教师专业素质结构。提出教师专业发展包括专业理念、专业智能、专业情怀和专业规范四大子系统，其中专业理念起统帅作用，其余三者是基础，四个系统内部之间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对象是有各种障碍的特殊儿童，工作复杂程度非普通教育工作所能相比，专业性更强。因此，特殊教育教师除要具备普教教师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崇高的专业道德和人道主义服务精神、先进教育理念和正确教育信念、复合型知识结构和综合型能力结构、健康心理和良好个性品质等特殊的专业发展内涵。
2.2关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某个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进行调查，研究该地区教师专业发展情况和继续教育情况。赵巧云（2009）采用自编问卷，对河北省15所特殊学校教师从专业道德、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教育理念、心理健康、个性特征、自我专业发展需要和意识等7个维度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河北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整体良好，但整体素质内在构成因素间发展不平衡，心理健康状况需引起重视，特殊教育理论知识与特殊教育训练能力急需扩充与加强，专业发展意识与工作需要及学校要求有关。陈芳（2011）也以此问卷为蓝本，对湖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进行了调查。郭启华（2012）基于对安徽省56所特殊教育学校1498名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调查得出结论，目前安徽省特殊教育教师存在专业修养不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欠缺和专业认同感不足等现象。田寅生（2011）对江苏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就继续教育的认识、培训课程和教育模式的需求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不同职称、学历、教龄的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培训课程、培训模式等方面的需求存在显著性差异。
2.3关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或策略的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是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是外部环境、文化、制度等“外因”和教师自主学习等“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外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职前培养、入职标准、职后培训和构建保障制度等方面人手。有关“内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强调自主学习、教学反思和行动研究。
2.3.1有关教师专业发展“外因”的研究
（1）关于职前培养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长期以来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主体是中等师范学校的特师班和由此类学校转型的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其师资培养目标跟不上国内外特殊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存在培养目标滞后、课程结构不合理（如目前特殊教育学校的实际工作一般是由康复教育、基础文化课教育和劳动职业技术教育三大部分组成，但师资培养的课程中并没有体现相应的专业知识结构）、课程整合性、综合化的水平较低等现象。因此，在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方面应完善培养目标、实行课程分层和分流、增强课程的综合化和实用性。申仁洪（2004）提出，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教师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开放的特殊教师教育体系，做到培养目标定向化、课程设置模块化，同时要注意教育培养实践性和养成方法多样性。
（2）关于提高教师入职标准方面。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认为，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建立特殊教育教师资格标准（职前）的做法来体现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认证，我国也应顺应形势，制定符合我国实际和地区需要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标准，以有效地规范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准。
（3）关于教师职后培训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体系，但存在培训工作不够规范、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培训形式死板、参培人员缺乏动力、积极性不高、对一线教师科研能力培训不够和培训管理部门不够协调等问题。因此，要改变培训模式，倡导校本培训、交互式培训、研究型培训、远程培训和短期培训相互结合的培训模式，提高培训实效。也有学者认为，校本培训是当前推进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要多采用“以学代训”、“以研代训”等校本培训形式。
（4）关于构建保障制度方面。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政府层面和学校层面的制度。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要求不明确，执行力度较差。因此，政府要争取制定一部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法规，对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权利、义务、时间、条件、经费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各地政府在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要对特殊教育教师给予适当倾斜。此外，特殊教育学校也要对本校教师的专业发展精心规划，给予制度、政策的保障和支持，如保障进修时间、提供学习经费、完成学业者奖励制、年终考核专项加分措施等，尽可能给教师创造宽松的继续教育环境。
2.3.2有关教师专业发展“内因”的研究
受教师专业成长研究成果的影响，有关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学者们主要强调自主学习、教学反思和科学研究。有学者指出，每一位特殊教育教师要善于自主学习，要懂得抓住每一个可能的学习机会，向书本学习、向校内外的同行学习、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不断提升和充实自己，使自己适应特殊教育专业化发展的要求。要经常性地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和具体的教学行为进行总结反思，不断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找到新的发展点和突破点。也有学者强调，科研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根本利器，要努力增强教师的科研意识、提高其科研能力和水平，加强科研活动的规范性，逐渐引领教师走向科研的“幸福之道”。
3当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显现的主要特点
从以上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特殊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对有关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显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3.1研究视角比较开阔
综观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的视角越来越开阔，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等角度进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在不同学科层面探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
3.2研究内容较为详实
目前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现状和策略等方面。尤其是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或策略方面，研究者不仅从基本原理、价值取向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而且还从教师个人教学经验、职后培训等多层面探索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
3.3研究方法注重实证
我们知道，教育研究从方法论层面看，可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三类，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调查法、文献法、问卷法、实验法等。从目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情况上看，研究者比较注重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实证方法，研究成果显得比较真实、可靠，这对于探索出提升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路径意义较大。
3.4研究队伍逐渐壮大
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进行研究的主力军还是高校教师，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特殊教育学校一线教师涉入这一研究领域。另外，已有较多研究生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硕士（博士）论文选题开始选择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这样一支多元化的研究队伍无疑会使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水平越来越高。
4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尽管近年来有关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特殊教育改革与建设的科学化实践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其研究与实践毕竟还处于初始阶段，与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相比，存在研究成果相对太少、研究内容比较零散、研究范式模仿痕迹明显和基础特殊教育研究多、高等特殊教育研究少等问题。笔者认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加强。
4.1创新研究方法。彰显特教特色
从我国目前有关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范式模仿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化研究范式痕迹明显，有些甚至是套用。例如，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所提出的自主学习、教学反思和行动研究三种策略，基本上就是参照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办法而来的。当然，我们可以模仿和借鉴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化研究成果来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成熟，但不能完全模仿或者套用研究模式、方法，还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寻求具有特殊教育特色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在研究过程中融入特殊教育特色元素，这样才能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从而促进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
4.2拓展研究视野，加深研究深度
特殊教育教师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它既有教师职业的特性，又有特殊教育和任教学科的特性，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应该更关注后两者特性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看，特殊教育体育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相对更多，其他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研究者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加大其他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力度。另外，或许是研究者过于重视实证研究方法的缘故，研究成果中高水平理论并不多见，这将会对特殊教育教学实践造成严重的后果。为此，研究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造诣，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逐步提高理论研究深度，扩大研究影响力。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7
我国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起步于2004年。申仁洪首次将特教教师专业发展界定为“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的过程”[1]，开启了对特教教师专业发展过程性和动态性的关注。10年来，我国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与实践，既有理论层面对专业发展标准和模式的探讨，又有对一线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和需求的实证研究，内容涉及各省市不同类型的特殊学校，收获了大量研究成果。
一、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概念分析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这一概念经常和专业化、专业成长、专业化发展等名词交替使用，这主要因研究视角所致。从群体层面探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常采用的概念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与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前者指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达到的专业标准和资格要求，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是一个静态化概念；后者则强调教师整体专业性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动态化概念。从个体层面研究，通常见到的概念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侧重于教师内在专业性的提高过程。
沈立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本质上是教师个体专业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主动发展历程[2]。张继成则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界定为，教师在自己教学生涯中必须提高专业修养，在不断学习、研究和反思中使自身得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3]。由此可知，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更侧重教师个体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后专业能力的提升，是在不断学习和反思中逐步达成职业目标的动态发展过程。笔者总结认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指，特殊教育教师在入职后通过主动、积极地学习、研究和反思，不断完善自身复合型专业知识和全面专业技能，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发展出积极的专业态度，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持续和动态的发展过程。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主观能动性。教师专业发展离不开外界环境的辅助和支持，但归根结底还需主体主动、自觉地参与，主观能动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专业发展过程和水平，对个体需要的重视和潜能开发能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第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连续和动态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发展目标也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应在整个职业过程不断学习反思，实现持续积累提升。
第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目标是教师的自我实现。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除关注专业能力提升外，还要重视个体需求。应实现教育教学的游刃有余和职业满意度提升双重目标，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
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要求
专业发展的目标要求指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应达到的水平。目前，我国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目标要求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途径，一是在理论层面对专业发展应达到的目标、水平进行探讨和设定；二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一线教师认同的专业发展目标进行分析和总结。两种途径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的界定异曲同工，结论一致。如，应掌握多样化和复合性专业知识，具备心理调适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高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等[4]。
特殊教育教师因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专业发展较普通教师有更高的目标。概括而言，特殊教育教师在其专业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自身复合型的专业知识和全面的专业技能。除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特教教师还应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具有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教学训练和沟通技能[5]。特殊教育教师既是诊断者、评估者、学生潜能的开发者，又是差异教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多方面的专业技术和高度的专业精神是专业发展的基本要求[6]。专业发展目标可分解为职业道德、心理素质、教育观念和知识技能四方面[2]。然而，对早期融合教育教师而言，除具有特殊教育教师的共性外，还在课堂教学策略、多元文化理解、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等方面有独特要求[7]。在“医教结合”背景下，“双师型”教师应同时了解教育及医学康复相关知识、熟练掌握必要康复实践技能、能够独立完成评估诊断、制定教育康复计划、承担个别化训练，并能将个别化康复教学与集体教学相融合[8]。特殊教育教师还应具有较好的专业化发展意识、学习意识，有意识利用各种机会促进自身专业化发展，提高专业化水平[9]。
此外，因教育对象障碍类型不同、障碍程度各异，还有多重残障集于一身等，不仅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技能要求高，对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也有一定要求，尤其对于新入职教师，帮助其降低负面情绪影响，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发展积极的专业态度，也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要求。
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划分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情况在不同的年龄（或教龄）阶段会呈现不同特点，对于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助于更加连贯、系统地了解特教教师专业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从而有的放矢地为他们提供恰当的专业发展培训，创造专业发展机会。
我国采用“新手—熟手—专家”的研究范式，对普通教育领域教师专业发展过程的特点进行了广泛研究，在知识技能、教学策略和教学效能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比较，证实了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教育教学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特殊教育领域，从时间维度上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差异关注较少。
教龄是划分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有效依据之一，当下我国特殊教育教师队伍中部分教师是从普通学校转来的，整体教龄和特教教龄不一致。目前，对不同教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指标差异研究较多，对知识技能和教育观念等变化情况研究较少，对于某教师或教师群体的纵向追踪研究亦属空白，而这些恰恰是分析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情况的重要维度。
根据对特殊教育教师在职业倦怠、职业效能感、专业态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等维度的既有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特殊教育教师心理情况变化分为职业起步期、职业波动期、职业倦怠期和职业成熟期四阶段。四阶段可大致区分为教龄5年以内、教龄6-10年、教龄11-20年和教龄20年及以上。各阶段心理特征如下表：
表1心理层面上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划分
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在不同年龄、教龄之间差异显著。上表显示，随教龄增加，我国特殊教育教师各项心理指标呈现了“高—低—高”的变化趋势，入职后6-10年普遍会遇到职业发展瓶颈期。除上述四个维度，其它维度上是否也可以划分成相同阶段，为何不同发展阶段会呈现不同趋势、心理特征变化与该阶段专业发展有何关联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不断学习和研究、复合型专业知识、全面的专业技能、良好心理健康水平和积极的专业态度五个因素，它们构成影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因素。
首先，五因素相互关联。不断学习研究是掌握复合型专业知识的前提，复合型专业知识是发展全面专业技能的基础。掌握了全面的特殊教育专业技能，可以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各类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师自我效能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认同，形成积极的专业态度。教师主观能动性增加，工作中会更加积极地学习和反思，对增加知识和技能大有裨益。
学校和社会等外界因素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同样有影响。学校层面上，整体学习氛围、多元发展评价和长效激励机制给教师专业发展以动力，新教师职业导航、专业发展规划和专家指导为教师专业发展指引方向，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是获得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直接来源，同伴支持、教师关怀计划和待遇保障有助于教师保持健康心态、增加职业认同。社会层面上，相关政策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社会理解和支持是教师职业认同的有效支撑，组织有序、落实到位、监管有力的在职培训是教师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
五、推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措施
如何推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的又一重点。现有关于特教教师专业发展的讨论和建议，往往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展开。内部因素是教师自身对专业发展的主动追求，外部因素则是政府、学校、社会等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群体意义上的专业发展施加的影响。
1.外部因素对专业发展的促进
外部因素是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其较为宏观，易于在群体层面上整体促进特殊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发展，因而成为现有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领域。概而言之，外部促进因素主要可分为政策保障、学校支持和在职培训三个层面。
（1）政策保障
教育部2012年12月的《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开展特殊教育教师全员培训、健全特殊教育教师管理制度、落实特殊教育教师待遇、营造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浓厚氛围[2]，第一次在政策层面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进行关注。随着特殊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对特殊教育教师关注的增加，我国已在多项政策文件中就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做出规定，但我国现有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备性，教师政策作为特殊教育政策核心部分的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2）学校支持
特殊学校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学校为教师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通过帮助制定专业发展规划、开展主题性校本教研、开发实施教师学习课程等，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学校逐步建立合作交流、支持共享、构建具有共同信念和目标的学习共同体。有学校还邀请专家指导和开展校际合作，为新入职教师进行职业导航。考核和评价方面，建立多元发展评价机制，纵向评估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学校还关重教师心理健康，培养教师良好的心态，减轻压力。
（3）在职培训
在职培训是教师入职后提升自身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有效的在职培训能够满足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帮助他们找到应对问题的办法、减轻教学及课堂管理压力、提升专业效能感。但目前我国教师在职培训机构少、机会少，缺乏制度化安排，培训内容重理论、轻实践、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与教师关注的内容存在脱节。为真正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必须深入了解一线教师需求，通过培训改革、加强监管和落实等一系列手段，建设完备的特殊教育教师在职培训体系。
2.内部因素对专业发展的促进
专业发展必须建立在教师自主寻求自我发展基础上，外部推动最终也要落实到自身的行动才能实现。对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观念已不再停留在整体齐头并进，而是强调个人成长和自我知识更新上，主观能动性对专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首先，自我发展的意识和动力是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主体意识的树立有助于教师认识到自己在教育环境中的客观存在，保持先进的专业发展意识，自觉承担工作义务与责任，从外在强制推动变为自我主动发展。教师根据自身专业发展阶段，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将自主发展的观念落实到具体教育教学和培训研修中，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和探索，促使教育教学能力不断提高。
其次，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在学习中获得促进和提升。知识和技能是专业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特教教师应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可以通过查阅资料、观摩教学和阅读专业书籍获取专业知识；通过主动研究特教理论，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探索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通过参加理论培训，提高自身教育理论水平和能力；通过互联网等了解学习国外先进特殊教育教学理念，开阔视野，并运用到实际工作。
培养问题解决的意识和能力，也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因素。现在的特教教师专业化发展已从注重理论知识传授转向帮助教师提升专业决策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的敏感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问题反思的深入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中养成深入分析的习惯、掌握有效应对的方法、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的特教教师，会在专业发展中具备更大优势。
六、总结与展望
上述分析可知，我国近年来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概念界定、目标要求、阶段划分、影响因素、促进发展等方面，内涵更加清晰，理论论述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基础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由于对专业发展概念理解有差异，现有研究存在概念内涵混淆化、研究视角群体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等问题。
首先，存在概念混用倾向。“发展”的内涵更多停留在早期“教师专业化对于教师培训的意义”的角度，没有探讨教师专业发展对于教师个人职业生涯的意义，对专业化和专业发展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够清晰。概念使用的不一致，致使很多学者在不同层面探讨同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方向和观点的迥异。很多研究在专业发展的内涵、意义及标准上尚未界定明确，就急于转向专业发展的实现途径、促进办法、发展机制和评价等的探讨。
其次，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群体的专业发展，对教师自身因素及其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挖掘。虽然在文章的讨论和建议部分，大多会关注到教师的主体地位，但从被动适应职业要求到主动提高能力这样一个教师专业发展的态势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实证研究也只是在群体层面对不同地区教师专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这些使现有研究成果较为笼统抽象，据此制定的政策和安排的培训也就无法深入和具体。
第三，对专业发展过程的研究不够具体且方法单一。已有研究多静态论述或探讨专业发展路径和策略，没有从动态角度对发展过程及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间维度上也是单一时间点的横向研究，少有追踪发展过程及其前后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教师专业发展面临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因素到内部因素、从群体到个体、从静态到动态、从政策到实践等各种复杂情形，必须使用多元的教育研究范式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理解、把握和推进。可以通过质性研究、行动研究、个人生活史研究和新手—专家教师研究等多项研究范式，对特教教师专业发展各方面进行深入揭示和刻画。
今后研究中，应在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凸显特殊教育教师作为专业发展研究主体的地位，广泛开展专业发展规律的研究，了解他们专业发展阶段特征及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变化，揭示促使新手教师发展为专家教师的共性因素。将一线教师的情感、需求、意识、权利和自主性等纳入研究视野，增加对教师实际生存状态的关注，满足教师自身需要的本体价值。通过研究范式的完善和变革，兼用质和量的研究方法，将研究结论具体化、明确化，有利于一线教师在自我评价和职业规划过程中进行衡量和定位，亦有助于教育管理者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申仁洪.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范式转变.中国特殊教育，2004.4（46）.
[2]沈立，夏峰，徐玉珍.特教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思想理论教育，2010（12）.
[3]张继成，王志华.校本培训：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之快车道.绥化学院学报，2011（8）.
[4]毕书慧.基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5]万莉莉，王和平，杜晓新，陈榕娥.上海市辅读学校教师专业化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08（8）.
[6]王正.特教师资专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途径.甘肃教育，2012（24）.
[7]李锐.对特殊教育中早期融合教师的思考.科教导刊，2012（11）.
[8]孙韡郡，卢红云.医教结合“双师型”教师培训模式之初探.学术探索，2012（5）.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8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研队伍建设
分类号G760
1特殊教育教研队伍建设的意义
教育大计，师资先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最终都要通过教师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无论是从教育的观念上，还是从教育的内容与具体的方法、途径等实践上来说，其改革都必须以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为起点，并借助每一位教师的实践来完成。教育对象、教育手段等方面的特殊性无疑更加凸显出教师素质和师资队伍整体质量在特殊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为特殊教育教师素养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年来，我国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化发展问题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以及相应教育行政机构的高度重视。2012年9月20日，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等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在对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培训、管理以及待遇等相关内容进行详细规定之外，还明确要求“加强特殊教育教师教研、科研队伍建设，提高培训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另外，有学者指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是促进特殊教育事业进步与繁荣的巨大力量，是特殊教育、教学岗位工作的需要，也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管理有序的特殊教育教研队伍，成为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科研水平和专业素养，提升特殊教育研究专门性和有效性，最终优化特殊教育课堂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为了及时应对这一现状提出的挑战，满足特殊教育实践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求，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建立了专门的特殊教育教研队伍，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和研究活动。
2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队伍现状
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团队以研究特定残疾类型学生学习特点及教育策略为出发点，以切实提高特殊儿童课堂教学质量为最终目标。2010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提高特殊教育研究的专门性和针对性，在参照以往特殊教育教研组构成和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将教研团队分为特殊教育学校教研和随班就读学校教研两个部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和研究。经过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提名，各区认定或推荐，特殊教育中心备案的程序，最终形成了由北京市盲校、聋校骨干教师组成的盲聋教研组；由培智学校教育康复教师组成的培智学校教育康复教研组；由北京市各个区县教研部门、随班就读学校、特殊教育中心组成的小学听障学生随班就读教研组，小学智障学生随班就读教研组，小学视障学生随班就读教研组，中学随班就读教研组；由随班就读学校资源教师组成的北京市资源教室教研组七个教研组（表1）。
图1显示，七个教研组共有教研人员138名，其中一线教师有75名，学校主任以上干部30名，教研员33名，多样的教研队伍组成有助于教研员以不同的身份和视角参与教研工作，扩大教研工作的覆盖面和受益面。图2显示，教研队伍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47名，中级职称的教师91名，既保证了教研工作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又能够有效促进教研员的专业成长。此外，从来源上看，特殊学校的2个教研组共有来自北京的聋校、盲校和培智学校的成员34名占教师队伍总人数的25%；随班就读的5个教研组共有成员104名，来自北京市16个区县的教研部门、特殊教育中心和随班就读学校，占教师队伍总人数的7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随班就读工作的系统性，需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特教中心在内的政策及专业支持和指导，因此，随班就读教研组由随班就读学校教师、区县教研部门教研员及特殊教育中心的随班就读巡回指导教师三部分组成，既体现了区县层面对随班就读教学工作的指导，又符合我国现阶段“大量随班就读工作为主体，一定数量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特殊教育发展现状和格局。区县教研部门对随班就读工作的整体把握和关注以及特殊教育学校对随班就读工作的专业支持直接有利于随班就读相关研究及教学质量的提升。
为加强对教研组的管理和提高教研员的研究水平，建立一支能够适应新时期特殊教育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教研员队伍，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制订了《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员管理办法（试行）》，并对教研员进行了专题培训，使其能够充分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更好地胜任教研工作。
3特殊教育教研队伍建设与教研工作开展策略
3.1强化管理，使教研活动更具规范性
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组活动的管理以“中心管理，专家指导，组长负责”为基本模式，体现了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的统领、组织作用，并强调了专家对教研活动的专业指导以及各教研组组长在活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实际管理角色，既保证了所有活动在目标、宗旨上的一致性，又给予了各个分教研组依据特定教研对象和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活动调整、设计和组织的权利。此外，为了加强对每个特殊教育教研员的管理，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制定了《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员管理办法（试行）》并组织集中学习。《办法》中对教研员的任职条件、推选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和北京市特教中心还为各个教研组聘请了指导专家，负责为各个教研组的教研活动提供专业指导。中心对教研组的组长人选作了精心的选拔和安排，召开了三次教研组长联席会，明确强调了教研组长的职责，更新并统一了教研组长的认识，同时积极交流各组的活动计划和执行情况，从而改变教研组长孤军作战的局面，加强了教研组长的团队意识，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形成了重科研、促教学的合力。科学、规范的特殊教育教研活动和教研员管理体系为教研组活动的开展和运行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和保障。
3.2丰富内容和形式，使教研活动更具实效性
在教研活动内容的设计方面，以“集中培训、分组活动、专题引领、专业化发展”为宗旨，将不同的内容与特定的活动形式相结合。
3.2.1集中培训是基础
教研组工作开展之前，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邀请基础教育教研中心的专家对教研活动的意义、指导思想等进行了强调和讲解，教研员们从中学到了开展教研活动的基本方法，并对融合教育、随班就读等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培训中学习了一系列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如可持续发展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多元智能理论、需要层次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提高了教研员的理论水平，为教研活动的科学开展提供了。
3.2.2专题研究与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
教学和研究是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专题研究的问题来源于课堂教学实践，而课堂教学实践是检验研究是否有效的场所。为此，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组的活动设计注重专题研究和课堂教学实践的结合，以求最大限度地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每个教研组都针对各自的研究内容和对象确定了研究专题，每次活动需围绕着研究专题的总目标设计一个子课题，并对子课题的研究方案、进度安排、预期结果、可能遇到的问题等进行详细的规划和研讨，其中就包括每次进入一线课堂调研和参与实践的内容安排。例如，智障教研组的研究专题是“随班就读智障学生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围绕总课题，每次活动都设计了一个专题培训内容，由区县教研员发言，参与者围绕发言进行研讨，这些发言和研讨均围绕课堂实践中的问题或研究阶段性成果在教学中的初步应用情况，以求最大限度地促进随班就读智障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又如，中学随班就读教研组克服了研究对象残疾类别多样复杂带来的研究困难，选择了中学随班就读学生的共性问题——“情感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专题探讨的基础上，将一名连续随班就读六年、成绩优异的听障学生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的跟踪研究，多次参与该生的情感教育课堂，关注其情感发展变化，探索情感发展在其身心成长中的作用。总之，多次参与课堂实践的机会有效弥补了单一专题研讨形式内容空乏、与实践脱节、时间有限等限制因素，为整个教研活动提供了实践场地；而定期、集中的专题研讨为将实践中获得的研究资料与遇到的研究问题有效地探讨和分享提供平台，二者相得益彰，共同作用于北京市特殊教育整体教研水平及所有教研员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3.3搭建平台，推广成功经验和研究成果
事实证明，成功经验和研究成果只有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和推广，才能真正对特殊儿童受教育质量整体水平的提升发挥作用和价值。为不断总结教研活动成果，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充分利用中心自办的杂志、论文评选活动、学期初的教研员例会等途径为教研员搭建展示的平台，创造沟通和交流的机会，鼓励教研员总结研究成果和参与教研活动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特教中心为特教教研员参与年度论文评选开辟了绿色通道，他们可跳过区县评审直接参与市级优秀论文的评选。教研员积极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参评并获得了好成绩，有的文章还被《现代特殊教育》杂志和特教中心自办的《北京特殊教育研究》杂志登载。论文的获奖和刊登使得研究成果获得了推广的渠道，使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全市特殊教育的工作质量。
4特殊教育教研队伍建设和教研工作开展的基本原则
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组在特殊教育中心的统筹和支持下，围绕特殊学生课堂教学及支持等教育教学中的核心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和富有成效的研究。研究形式主要有专题培训、专题研讨、深入一线课堂听课、课后评议总结等。总体而言，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组的工作和活动主要围绕以下基本原则展开。
4.1以明确目标为直接导向
由于教研组在组建时即充分考虑了不同残疾类型的教育需要及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差异，因此，各个教研组在形成之初便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同时，各个教研组在组建后，组长都对本教研组的构成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本组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围绕着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特殊学生课堂参与程度与有效性进行研究，确定了相关研究领域内的研究专题。明确的目标使教研组活动有序、高效地开展，其研究结果也能够得到直接的应用和检验。
4.2以解决问题为核心要务
教研组研究的问题大多来自于教师在特殊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因此，教研组所进行的研究和活动均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为直接出发点和落脚点。此外，周密、充分的准备是教研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在教研组长的带领下，教研组在每次活动之前都通过多次与区县教研部门及学校沟通、听试讲、安排并反复讨论活动日程等途径对活动进行认真的规划和准备，为可能预见的困难和阻碍设定解决方法或替代方案，切实保证教研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预期目标的达成。
4.3以专门项目为运转载体
首先，从整体上看，教研活动的形式以专题培训、研讨活动及一线学校听课为主，依托于事先拟定的专门项目，并在教研组长的组织下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专题培训、研讨活动提高了教研员的思想认识，更新了教研理念，教学和研究不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与两项工作，而是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其次，学习特殊教育中心制定的《北京市特殊教育教研员管理办法（试行）》使教研员明确了个人的发展目标，将参与教研工作作为自己专业化发展和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深入特殊教育教学一线听课使教研员了解了特殊学校教师的教学情况、特殊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要，同时，优秀的教师和教学案例同样能够成为教研员研究的典范和努力的方向。每次教研活动，从确定活动内容到组织学习讨论，从备课到评课，从专题发言到专家点评，都进行了事先安排，时间紧凑，内容丰富，不仅让教研员们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更让他们对下一次活动充满期待。
5特殊教育教研效果
三年来，在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工作人员、所有教研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以及区县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学校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教研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升了北京市特殊教育的整体研究水平，并有效地指导了特殊教育教学实践，促进了特殊教育教学水平的优化。例如，盲聋教研组关于“教学组织策略”的研究在加深盲聋学校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和组织，教学方案的设计以及授课中具体教学环节的安排、提问、板书的设计和书写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又如，“随班就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的专题研究，从多角度提出了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策略（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内容的调整，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教学语言、教学评价、课堂教学情景设计等），直接指导了教研员们的教学实践，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的有效结合使教研活动的价值和目标得以最终实现。
此外，教研活动的效果还表现在促进区县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方面。在教研活动中，参与活动的房山、延庆、顺义、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区县在活动中总结了区县和学校随班就读工作开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发展任务和方向，运用了新的研究成果，最终提高了随班就读工作质量。
6反思
北京市特殊教研组的成立和运作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以及国家政策要求的大势所趋，在提高特殊教育课堂教学质量，尤其是在提高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和尝试。与高校、研究所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团队相比，由大量一线教师、区县教研员等组成的教研队伍在特殊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教学与科研结合方面具有相对便利的条件和优势，由于特殊教育领域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和我国目前特殊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一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北京市特教教研组即从这一特点出发，在专家集中培训和指导的基础上，使教研员深入特殊教育教学实践，从实践需求中发现研究问题，在实践中进行科学研究，最终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和推广。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9
一、特殊家庭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
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决定其行为习惯的养成、学习成绩的高低、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由此可见，特殊家庭给孩子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笔者通过观察、谈话、问卷、家访等调查分析发现，这些特殊家庭学生在心理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消极心理
人的自我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增强，特殊家庭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一方面有争取自主独立的行动倾向，另一方面动辄想到自己家庭的不幸，情绪不稳定，忧虑，消极悲观，对前途信心不足。中学阶段正是生理和心理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孩子的情感非常脆弱，加上特殊家庭孩子特殊的情感体验，给本来就很脆弱的心理又蒙上了阴影。因此这类学生消极情绪明显，常感到自卑苦恼，怀疑自己的能力。
2.孤独心理
由于特殊家庭的特殊性――家长单方或双方的缺失，孩子认为少了一个或者纯粹没有人能理解自己。同时特殊家庭家长本身心理上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稍不如意就大发脾气，使孩子感到很委屈，内心的情感不能向父母倾诉，又不愿向老师和同学诉说，久而久之形成孤独心理。经过调查发现，性格内向、不合群的学生殊家庭学生占到63.3%。这些学生大部分不愿意与正常家庭学生交往，而愿意和有着相同或类似经历的同学相处。他们紧紧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外界进行交流，变得越来越内向、胆怯、离群，这样就会长期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对身心造成不良影响。久而久之，就可能导致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3.逆反心理
特殊家庭学生经历了家庭变故的全过程，由于家庭原因使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这些学生心中变得敏感，甚至压抑、焦虑，对周围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知已朋友很少，与老师的相处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合作，甚至反感，导致行为上的逆反，表现为“你要我这样，我偏那样”的情绪。心理上对父母、老师、同学产生了不信任、厌恶和消极的对抗情绪，这与其性格孤僻，心灵压抑所导致的逆反心理密切相关。
4.报复心理特殊家庭学生由于家庭变故给他们造成了心理伤害，他们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无人关心自己的学习，大部分学习成绩较差，对学习的兴趣不浓，进取心不强，而且心中往往会产生失落感，自卑、自怜、压抑、委屈、怨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就有可能通过对他人、对社会的报复来渲泄不满消极情绪，以求得内心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对于家长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当部分的孩子往往以厌学的方式来进行报复。这种报复行为，不仅使他们成为了学习上的失败者而且逐渐发展成为思想品德的不良者。上课不守纪律，不专心听讲，不按时完成作业，抄袭作业，甚至根本不做作业。有的还不听老师教育，甚至顶撞，对着干。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特殊家庭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其特殊性，作为教师，对他们的教育就要从这些特殊性出发，有的放矢，帮助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积极帮助他们改善外部条件，营造适合其健康成长的空间。
二、促进特殊家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对策
我们都知道，家庭、学校、社会是孩子接受教育的三大课堂，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要齐抓共管，各尽其责。对于特殊家庭的学生来讲，首先是家庭要努力改善外因，营造适合学生发展的空间；其次，学校要帮助学生积极主动改变内因。
1.学校要切实加强对特殊家庭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1）生活上多给一些关心。
特殊家庭的学生中，有一些父母离异或缺失后往往无人管教，导致其性格内向不善交流，老师要多组织活动，拉近他们和同学的距离，让他们体会到集体、同学、老师对于他们的关爱。
（2）学习上多给他们一些帮助。
为了帮助特殊家庭学生克服自卑感，树立自信心，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要偏爱这些学生，经常询问他们学习中的困难，并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补缺补差。当他们稍有进步时，老师应及时给予表扬，让他们尝到成功喜悦，激励他们不断进步。
（3）开展心理咨询活动。
班主任要经常找这些同学谈心，了解他们心中的苦闷，帮助他们找问题的症结，为他们提供正视现实的方法，向他们提出具体的要求，帮助他们培养在逆境中成长的勇气。家庭的不幸虽给自己带来不利的一面，但也可以增强自己的耐挫能力、自理、自立能力。
2.学校要积极指导特殊家庭的家长或监护人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
（1）让家长或监护人明确教育孩子的目的。
通过家长会、个别家访，让家长明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生活在特殊家庭的孩子生长的环境具有特殊性，作为家长更要从各方面进行教育和呵护，只有家长在思想上明确教育孩子的重要性，才可能让家长使用正确的方法去教育孩子。
（2）让家长或监护人掌握教育孩子的方法。
学校开设家长教育讲座，请教育专家介绍家庭教育方法，请优秀家长介绍教育子女的经验，进行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指导。学校召开不同类型家庭学生家长会，与家长共同探讨正确教育孩子的方法，及时反馈这些孩子在家、校的表现，家校同步共商教育对策。
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篇10
第一，充分认识特殊教育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融合教育发展。特殊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残疾儿童少年获得成长、融入社会的重要保障，其发展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北京市历来重视和保障残疾人权利和特殊教育的发展，例如：《北京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2012年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刘淇同志在大会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特殊教育”。2000年以来，北京市教委接连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不断完善北京市特殊教育办学体系和运行机制，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和加大随班就读工作支持保障力度。今年，北京市政府又出台了融合教育行动计划。
融合教育主张最大可能地在普通学校接受适合普通教育的残疾学生，它着意于平等、尊重、包容、和谐社会的建设，寄予着包括众多残疾儿童少年在内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融合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是人们对残疾观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以前人们对残疾的理解多集中在残疾人的机体缺损和生理功能障碍上，并从障碍的角度解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认为残疾是个体的悲剧，这是一种“医学一生物模式”的认识。经过残疾人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残疾的认识也逐渐发生转变，从原来对“个人悲剧”的关注转向到对整个社会环境、制度以及文化的关注，更多从“社会一文化”模式来理解残疾和由此带来的障碍。这种转变为残疾人融入社会带来了新的视角，提供了理论推动力。伴随着残疾观的演进，特殊教育也逐渐打破隔离式特殊教育模式，“一体化教育”、“回归主流运动”、“融合教育”等新理念渐次出现。这些教育思潮和实践的核心是打破隔离式特殊教育的封闭状态，让残疾儿童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尽可能在最少受限制的普通学校或者普通班级中与普通儿童一起学习和生活，从而更好地促进残疾儿童少年融入社会生活。
融合教育不仅昭显着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也为整个教育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与融合教育有着广泛内涵交集的“全纳教育”思想，与全民教育思想相得益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2008年，第48届世界教育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其主题就是“全纳教育：未来之路”。我国原国务委员、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在大会主旨发言中肯定了“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受教育权是基本人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的基本理念，肯定了全纳教育对建设和谐世界产生的积极且重要的影响，表达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用知识完善自我，创造美好人生”的美好理想。刘延东同志还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推进全纳教育方面做出贡献的承诺。
可以说，以融合教育为代表和集中体现的新型教育思想和实践，正以丰富的内涵和多样化的教育形式惠及广大残疾儿童少年。完善的支持保障体系，清晰的管理服务，优质的教育教学，为他们健康成长和融入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要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应对挑战。多年来，北京市一直重视开展随班就读教育，并将之确立为推进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工作思路和工作内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市就贯彻落实国家文件精神，先后出台有《关于进一步加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全市各区县开展建立随班就读工作支持保障体系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提供强力保障，在全国较早开始探索资源教室、特殊教育中心等专业支持模式，2002年起增设专项资金着力推进资源教室建设。北京市在随班就读的政策支持、物质保障、专业指导、师资培训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切实的实践，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北京市有近6000名残疾学生在1093所普通中小学就读，这些学生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残疾学生总数的66%；接收随班就读学生的中小学占到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近80%；随班就读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达到5500元。以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教学校为骨干、送教上门等多种教育形式为补充的首都特殊教育办学体系已经形成。
在大力推进融合教育的过程中，市、区特殊教育中心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2009年，北京市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更名为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功能拓展至科研、教研、师资培训和资源开发等多个方面。今年，北京市启动“北京市特殊支持教育中心”的筹建，又将实现新的功能转型。
在大力推进融合教育的过程中，特殊教育学校发挥着骨干作用。随着首都特殊教育的发展，特殊教育学校接收的中、重度残疾学生比例不断提高，同时特殊教育学校的功能也逐步向区域特殊支持教育中心方向拓展，其服务对象、工作职能和相关要求也发生很多转变。多所学校还积极探索义务教育阶段后的职业教育，为残疾少年走向独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创造着条件。在今后较长时间的发展中，特殊教育学校的骨干作用必将持续存在，在中、重度残疾学生的管理和社会融合方面承担着更加艰巨的职责，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随班就读学校发挥着首都特殊教育的主体作用。广大随班就读学校积极创造条件配置人员，探索随班就读教育教学模式，营造平等、尊重、包容、融合的校园文化环境，不断提高教师面向全体、关注差异的教育教学能力。近几年来北京市资源教室建设得到很大推进，全市现有120所中小学建设了资源教室，对随班就读学生的支持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根据融合教育行动计划，未来三年内市里还将重点支持100所随班就读工作突出的义务教育学校建立软、硬件完备的示范性资源教室，创建20所市级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引领我市融合教育质量提升。
符合首都特殊教育发展的优秀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加以应对。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北京市特殊教育发展还不均衡，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综合素养和专业知识技能还有待加强，特殊教育硬件建设和支持保障体系还存在薄弱环节，发展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整体发展水平距离首都建设世界城市、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积极应对挑战，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创新工作方式。融合教育对教育发展的要求是多方位的，实践中会遇到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我们要为融合教育实践创设良好的政策空间和制度保障。
今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中小学融合教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市教委、市残联、市教育督导室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随班就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将首都融合教育发展推进到新阶段，这是基于我市特殊教育发展现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满足残疾儿童少年教育需求而制订的重要发展导向和战略部署。《行动计划》中提出的“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双学籍制度”、“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以及“通过北京数字学校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教育资源”等，都是这方面工作的探索。我市在推进融合教育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认识推进融合教育的重要意义。十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并作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写入大会报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设专章对特殊教育发展加以阐述，提出“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今年国务院法制办《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都说明融合教育成为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二是进一步加强建设，创建无障碍教育环境。融合教育主张根据社会模式来理解残疾人接受教育的困难，强调对这些困难的理解和对社会环境的改造。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切实落实《北京市中小学融合教育行动计划》要求，对全市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无障碍环境改造。三是进一步深化研究，加强对融合教育的专业支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市、区特殊支持教育中心建设，深化特殊教育科学研究，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开发相应教育资源，不断加强对融合教育的专业支持。四是进一步推进创新，完善融合教育制度建设。逐步探索和实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及医教结合、康教结合双学历职前培训制度、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双学籍制度，研制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随班就读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标准，以制度的不断完善为融合教育的推进和质量提供更多保障。五是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强融合教育物质条件保障。根据融合教育新的需求，继续推进各类学校的校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生均公用经费及专项经费的保障，满足特殊教育教学需要。六是进一步扩大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残疾儿童少年信息平台和资料库、社区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少年社区文化、卫生、体育等活动，增加信息交流渠道，扩大融合教育的宣传范围，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特殊教育的浓厚氛围，营造平等、尊重、包容、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