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篇1
去年《人民文学》的1期头条发表了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发表之后，好评如潮。而今年《钟山》的1期头条又发表了《虚拟》，我觉得这个短篇比《大雨如注》更经得起咀嚼，《大雨如注》的结尾部分有点“硬”，带有一定的“作者意志”，相比而言，《虚拟》才是浑然天成的作品。但这两部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前者是西方文化的输入，那么《虚拟》更多的讲的是家国文化对人的渗透和影响，他们最终的指向都是关乎教育，关乎文化，关乎人的成长。
先从祖父说起吧。祖父有着一个四世同堂的家，这个一家之长又是当年的校长，舍小家为大家的祖父正面临死亡。“我”一直以为祖父在死亡面前是淡泊安心的，除了对父亲有内疚之外。祖父是享尽过殊荣的人，也是县城的一个传奇。有一年，作为班主任的他把三十一名同学送进大学，而全班只有五十七个人，同时，也是在这一年，父亲高考落榜。《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文章将祖父推到了荣光的浪尖，却彻底砸毁了父亲的信心。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至死都未化解，可怕的是“我”竟然看到了父亲在描述祖父死亡时的微笑，以及父亲对未来的规划，他要在即将来临的春天开始长跑，好像生命重生。父亲的微笑让“我”悲从中来，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为什么极尽人情的家国变得如此极不尽人情，更不尽人意？
祖父临死之前和“我”交心，“我”以为祖父会把对父亲的愧疚说出来，没想到祖父对此事已经释怀，更没想到祖父的纠结在于他死后到底能收到多少花圈？荣校长的182个花圈是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这里面有祖父不为人知的虚荣，而这虚荣又源于一种文化的渗透，期待着付出之后的认可。所以，祖父的死亡更把“我”带进一个慌乱的状态。面对寥寥无几的花圈，“我”不得不“做假”，不得不去租花圈，不得不虚拟出祖父曾经无数次念叨过得那些桃李。为什么祖父在微博里告知天下死亡到来时，那些桃李们听不到呢？祖父宗教般的牺牲精神献给了桃李们，耽误了自己的孩子。父亲的微笑和远方桃李们的漠视构成了“春蚕”最大的悲剧，“春蚕”的虚荣终究得不到满足，只有孙子的虚拟安慰着他的在天之灵。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因为教育体制，为了升学率，祖父所爱的桃李大多是高智商？还是因为八十年代民风淳厚，当下却是人心不古？当然，探测人情厚薄，第一便于家人父子之间验之。祖父和父亲正好是最醒目的答案，这也是对中国文化中向来推崇的“孝文化”巨大的反讽。那么，父亲错了吗？父亲的一生在祖父的阴影里度过。每一个人都不比另一个人更轻松，都是囚徒的影子，任何回答都会把问题简单化，毕飞宇不愿意这样做。他积攒起足够的耐心，然后将这爆炸般的力量在小说中一点点释放，直接通向敏感而浩瀚的心灵，穿透生活的壁垒发现隐含其中的真相。因为有死亡的持续撞击，所以，小说自始至终维持着“临界状态”的紧张，使得叙事在内在的张力中呈现出复杂的问题人生和问题社会。而这一切从来就不是虚拟的。
马拉美曾声称，准确性是对语言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准确就是美。福楼拜也是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强调语言准确性的更是比比皆是，比如欧阳修《新五代史》用词之严谨，受到后世的普遍赞誉。读《虚拟》，我又强烈的感受到了语言的出神入化，小说中写到祖父对死亡时间的打磨时是这样写得：但祖父也在意“春节”，这里头似乎有一笔巨大的买卖：死在大年初二他就赚，死在大年三十他就亏。也是的，落实到统计上，这里头确实有区别，一个是终年“84岁”，一个则是享年“85岁”，很不一样的。再比如小说中写到祖父去世时，“俗话说，‘皮笑肉不笑’，父亲的皮并没有笑，他的肉却笑了。父子之间就是这一点不好，我们的眼睛里从来都没有皮，直接就是肉，甚至骨头。”这皆属于锦绣传彩洞穿之笔，毕飞宇的用词之严谨，笔墨之洁净，文风之幽默，在当代文坛实属罕见。当然，这种经得起咬嚼的语言准确性与丰富性、多义性又是互相包蕴的，唯如此，才能达到“冥会”，甚至“无中生有”。
毕飞宇篇2
一、文风多变的文坛老将与关注人性的永恒主题
当商业元素的痕迹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当代文坛时，读者似乎很难找寻到一部能够慰藉寂寞心灵的作品。幸运的是，中国文坛依旧活跃着一批有良知的作家，毕飞宇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2011年颁发的茅盾文学奖或许没有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吸引力，但以毕飞宇小说《推拿》作为底本改编、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正在各大主流媒体热播，或许成为唤起很多读者阅读兴趣的推动因素。
这部小说再一次证明了毕飞宇是一位文风多变的文坛老将，这不仅表现在自毕飞宇登上文坛之后先后尝试过多种题材，更在于他能够在不断变化表现手法、不断调整创作模式、不断提升创作水准的同时，将自己的创作始终聚焦于对人性的思考。正是由于具有了多重变换背后的不变，才真正开启了毕飞宇文学创作的高峰。对于这一点，毕飞宇自己也有十分精道的论述：“相对于文学来说，人物是无性别的。我没有写女人，我写的是人”，“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我们可以透过小说考察一下，‘人’的可能性究竟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1]。
我们不难看出毕飞宇对于传统文学的审美追求保留着自己的理解。在传统文学试图将集体价值的观念贯彻到人的生命体验中并以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作为文学最重要的审美诉求时，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个体生命的精神烛照。他们试图通过对于不同人物的社会身份、不同角色的生命历程、不同时代的精神追求进行全面的整理，从而还原人性的本来面目。当然这一过程的转变是十分漫长的，尤其对于作家来说更为艰难，他们必须要从自己所熟悉的创作模式中走出来，进入到一片全新的文学世界中，从头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毕飞宇的创作也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他曾这样回答对于他的质疑：“我不回避我的写作是从先锋小说起步的，我写小说起步晚，最早是从先锋作家身上学到了叙事、小说修辞，我感谢他们，使我有了一个高起点。”[2]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段在其他作家看来几乎是无法完成的超越，毕飞宇的小说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始终是以哲人的冷静思维来处理作家的创作激情。在20世纪90年代初先锋文学盛行之际，毕飞宇大胆尝试了“先锋文学”。在褪去了创作的激情之后，他从这一创作模式中抽离出来，但他没有丢弃先锋的视野。于是，他在回归现实主义路线的同时，更多的将关注的聚焦点定位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展现的人性思考。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作家没有达到的高度，他们更多的是将日常生活呈现给读者，没有再做深入的挖掘。这是因为在毕飞宇创作“转型”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层的逻辑架构，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转型’仅是就他小说创作的阶段性追求而言的，而在他每次“转型”的表象下面总有一些恒常不变的‘质’的因素在规约着他的创作思想，主导着他的创作实践”[3]。
创作手法的变换、文本风貌的更新仅仅是毕飞宇作为一名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种尝试而已，在形式层面因素之下涌动的是他对于人性主题的不懈探索。这一点不仅在他本人早期的文学创作中能够找到痕迹，在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小说《推拿》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而这一点正是作者试图通过这部小说向读者传递的重要信息。
二、盲人世界的精神烛照与人性深处的审美追求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对于作者创作转型有了深入的分析，而这一切都在他的小说《推拿》中有较为全面的体现。这是一部城市题材的小说，作者用18万字的篇幅向读者展现了生活在社会角落的特殊群体――盲人按摩师。
在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毕飞宇是这样说的：“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都没见过。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4]如此简单而纯粹的动机促使毕飞宇萌生了小说的创作欲望，就整部小说而言，作者没有将重点置放于导致主人公致盲的多重外在因素，也没有刻意去表现当今社会对这一群体投以的“异样”眼神。小说的叙事始终围绕着沙宗琪推拿中心展开，在这里工作的盲人按摩师们默默地工作着、生活着，他们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光明或许是记忆中被淹没的碎片，甚至是他们从来就不曾品尝过光明带给自己的快乐。对于生活在黑暗中的他们而言，生理层面的缺憾虽然能够获得世人更多的帮助，但也让他们感受到如芒在背的痛苦，似乎时刻在提醒着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当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对于盲人的关照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毕飞宇却在小说《推拿》中发出了另外的声音：“让人们觉得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就在于他人用可怜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照顾他们，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是为了让他人的优越感看起来那样强烈，如果当你带着这份优越感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你的对话只能是失败的，他们远离你也是正确的，同情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但是运用不当只会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使他们的尊严在无形间遭到践踏，这反而让他们更强烈地为尊严而奋斗不息。”[5]正是现实生活中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关照让盲人们感到了痛苦，这种痛苦的核心在于时刻提醒着他们――你们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你们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当所有的人都假借着爱的名义去关心盲人时，这份爱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就不再那么轻松，或许就不再那么自然。于是，盲人们往往会以积极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在小说的主人公王医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方面，他对爱情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即便是面临着收入微薄、社会歧视等外界因素的阻碍，王医生也从未放弃对小孔的追求。在王医生的身上不仅闪烁着他作为男人的坚韧、顽强，更体现了作为盲人的他面对生活施加的诸多挑战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给予王医生的却是太多的苦难。自幼失明的他没有能够得到父母亲足够的关注，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毅然决定自谋生路，但自己的亲人依旧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当王医生的亲弟弟只到结婚的前一天才告诉他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时，他脆弱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伤害。于是，他几乎是将自己的全部积蓄两万元拿出来，作为送给弟弟的礼金。
我们或许不应去追问父母、弟弟的行为是否合理，但作者对于盲人精神世界的烛照的确将世人带入到人性深处的思考。这种思考中有些许的苍凉，更多的则是渴望唤醒人性之光能够普照大地。当命运夺走属于盲人的光明时，也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中埋下了追求希望的种子，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这颗中心，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三、心灵的终极追问与家园的精心营铸
小说《推拿》并非是作者本人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建立在作者本人早年积累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无形中为这部小说抹上了更为真实、自然的色彩。20世纪8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作者由于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长期的伏案工作使得他患上了较为严重的颈椎病。为了缓解肉体的痛苦，毕飞宇经常会去盲人开设的按摩中心接受治疗。在这一过程中，毕飞宇对于盲人按摩师有了较多的接触，增进了解之余，毕飞宇逐渐走入了盲人按摩师的心灵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他最后能够完成小说《推拿》的生活积淀，更为重要的是毕飞宇对于盲人心灵深处对于家园的诉求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神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可有些地方却一直没有光，
朋友说：没有光也要好好活。
他们就始终好好地活，而且活得很精彩，像人一样活。人们都说都红很美，于是沙复明就活在了都红“美”的遐想与迷醉中，即使是胃疼，也在凝想：
书上说，美是崇高。什么是崇高？
……
出现于小说中的这段话颇有一些宗教色彩的痕迹，它所传递的是盲人渴望光明的心声。对于盲人而言，他们生活在“有些地方”，这里“一直没有光”。没有了光的关照，盲人也依旧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好好地活”“活的很精彩”。在一片“美”的遐想中，盲人获得了生活的信心，这才有了小说《推拿》中辛勤工作的盲人按摩师。他们也许永远无法看见光明究竟是什么？但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类心灵世界最宝贵的东西――崇高的人格，这或许是很多享受着光明的人永远都无法拥有的宝贵财富。
当他们找寻到了生活的动力之后，属于他们的生活就不再显得那么苍白了。对于这一点，毕飞宇是通过小马和小蛮之间的来呈现的。
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小马和小蛮的，他们的亲吻更甚于普通人，这是因为他们的爱情不是为了获得，而是给予对方精神、肉体的抚慰。在看不见阳光的世界中，他们的爱是如此的单纯、如此的陶醉。当他们沉浸在对于彼此的疼爱中，时间仿佛都停滞了。这使得他们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敏感，当两个不知趣的警察打破二人的欢愉时，小马和小蛮向世人展现的是对于爱情的纯粹追求。当作者将发生在二人之间的爱情呈现给读者时，笔者不禁感慨小马和小蛮能够为自己的爱情如此疯狂地付出，当今又有几人能如此“不计后果”去追求爱情。
[参考文献]
[1]毕飞宇.自述[J].小说评论，2006（02）.
[2]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n].中国艺术报，2003-12-26.
[3]夏文先.诗性生存的执著歌者――毕飞宇小说创作倾向论[J].名作欣赏，2007（05）.
[4]毕飞宇.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盲区里[n].南方周末，2009-05-06.
[5]张超群.“疼痛”后的回归――毕飞宇小说的城市书写[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毕飞宇篇3
关键词：毕飞宇，《玉米》，内涵
毕飞宇的小说《玉米》系列――《玉米》《玉秀》《玉秧》从甫一出版就为作家带来了诸多荣誉：2003年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又经葛浩文夫妇的翻译，英译本threeSister（《三姐妹》）又为毕飞宇带来了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一系列奖项无疑标示了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小说所具有的多重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意蕴构成了小说的独特魅力。
（一）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这在玉米这一形象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村支书的女儿，她耳濡目染间过早懂得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而这荣耀培育了她过分的自尊心与同样强烈的羞耻心，权力成了她追逐不息的荫庇与归宿；作为六个孩子的长姐，她事实上已经是家庭的负责人，这使得她天性中的“好强”加倍繁殖。她身上呈现了权力欲过剩的人所具有的两面性：掌权时的专断跋扈与失权时的卑躬屈膝。将妹妹被的秘密故作无意地泄露给郭左，毫不顾忌妹妹可能的难堪与耻辱；同样的，她也能做出自愿嫁给年长的官僚郭家兴的选择，并对郭家兴在床上的刻意逢迎，而这一强一弱间转换的动力都是一个“权”字。
也同样是权力，使得王连方一介村支书敢于睡遍王家庄横跨“老中青三代”的女性而受害人家属敢怒不敢言；使得玉秧为了一点点渴望受重视的欲望一步步走向深渊，默许了掌握权力的魏向东的身体侵害；使得郭家兴与玉米的相亲像皇帝选妃一样，最终霸占了玉米，而玉米还甚觉庆幸…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说：“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渴求权力并不植根于力量而是软弱。它是个人自我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欲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1]，这些权力追逐者与滥用者莫不透露出深深地可悲。
（二）女性生存悲剧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命运坎坷的女性，寄寓了作家对于女性生存的深刻体察。其中的女性悲剧可以小结为以下几种：首先是扭曲的观。贞节的有无成为了女性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而可悲的女性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男性树立起的女性贞节观之病态，而是用其衡量包括自己的一切女性，以禁欲为荣以失贞为耻。玉米抵住了彭国梁进一步身体接触的要求，颇以此自傲，认为这样才能拴住他。但是这样的心机背后却是“除了这一道关口，玉米什么也没有了”的悲凉；玉秀被人后，是自己的亲妹妹玉穗，为了抢一件衣服，当着众人面羞辱姐姐为“尿壶”“茅缸”；当会计小唐有意撮合儿子与玉秀时，玉秀却在单独相处的关键时刻无法驱散被男性伤害与自己已经失贞的心魔，充满恐惧与羞耻仓惶逃走。贞节成为她们自戕的心魔，愚妄的底气。
其二便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女人们继承了这样的观念――女性的价值仅仅在于满足男性的生理欲求并生下孩子，最好是一位可以成为家族继承人的男孩。所以我们看到玉米在郭家立足的重要一步就是生下一个儿子；施桂芳生下儿子后“自足”与“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尽管在王连方的眼里，生出儿子之后的施桂芳其实也已经毫无价值了；同样的，也是王红兵的出生给了玉米挨家挨户羞辱王连方姘头们的底气。女性似乎只能依靠生孩子尤其是男孩才能立足于一个家庭。对于女性这种典型的心理，孟悦戴锦华在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这样解释：“依照拉康的理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将永远蒙受着菲勒斯缺失的焦虑与耻辱，她只能通过从男人处获取一个孩子――一个想象中的菲勒斯并借以进入象征式。于是，是生育而不是婚姻本身才是女人的成人礼和命名式。是孩子，而不是丈夫，才能使女人挣脱缺失的焦虑与无名的状况”[2]。而在男性和其家族成员来说，女性更多是作为一个容器，用来盛纳未来的家族继承人。
小说中女性悲剧还有一层，就是女性对自身魅力的妖魔化。男权话语深深地扎根在了女性自己内心，成为了她们用来诋毁、伤害同性或者自轻自贱的利器。但凡美貌伶俐的女性就被认为是天生的“狐狸精”，人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品评着这类女性，将自己掺杂着嫉妒的偏见无情地倾泻在无辜的女性身上，一旦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必定将罪责推脱给“狐狸精”。柳粉香嫁到王家庄前是宣传队里的红人，娇俏惹眼，却被刻薄恶毒地形容成了“骚”“浪”“下作样”。王连方风流成性，但是女儿玉米将父亲的风流全部归罪于姘头们的“勾引”：“长得好看的女人每一个好东西，王连方要不是在她们身上伤了元气，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丫头”[3]；父亲对完成生男孩任务的母亲愈加淡漠，玉米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个骚狐狸（柳粉香）一手做的鬼”[4]，决口不提父亲的好色成性无法无天。同样的，妹妹玉秀的美貌，娇气，嘴甜，伶俐，爱打扮使得她小小年纪就被定性成了“妖精”，父亲失势后玉秀遭到报复性的，玉米竟归咎于玉秀平日的浮浪。但是最可悲的莫过于这类女性在众人的议论中渐渐迷失自身，也将别人的偏见潜意识地转化成自我认知，自轻自贱。“有些话就这样，不说则罢，只要说了，越看反而越像，一刀子捅死人”[5]――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不过如此。玉秀怀孕害喜嘴馋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她竟认为自己“看起来自己不光是，还是个馋嘴猫。难怪王家庄的老人说，‘男人嘴馋一世穷，女人嘴馋裤带松’”[6]。内心已然将外界的道德偏见横加于自身，所以不难理解后来她被羞耻心驱使想到了自杀。而纵观小说中的所有女性，“狐狸精”柳粉香与玉秀反而算得上是内心善良之辈，从未有过加害别人之心。
女性悲剧的第四层便是女性之间的相互倾轧，这倾轧无非大都出于自身的嫉妒、偏见、虚荣、自私等等劣根性。玉米与玉秀亲姐妹之间长久对峙，非要争个高下；富广家的为了报复王连方指使一帮青年玉秀和玉叶，把仇恨转嫁在了两个无辜的少女身上；小唐刻意给身孕的玉秀补营养以期孕像毕露令其蒙羞；赵珊珊兴致盎然地给舍友起恶毒的外号……女性之间的亲情，友谊甚至彼此之间最起码的尊重似乎都全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羞辱中伤，读来颇让人心生寒意。
（三）卑琐贪婪的男性群像
如果说《玉米》中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她们背后的男性又是怎样一幅面貌――当我们剥去男性们的外部拥有的权力象征之后，看到的都是一个个丑陋卑琐懦弱的灵魂：王连方，一个流氓与无赖，风流成性称霸一方；郭家兴，严肃的外表下是一个冷漠、好色又满嘴套话的官僚；玉米的恋人彭国梁与玉秀的恋人郭左，自私而又缺乏担当，在心上人最需安慰理解的时刻逃之夭夭。在他们心中，恋人玉米玉秀毋宁是嘴里的肉、一件东西而非一个跟他们平等的人，他们最在乎的只是占有权的完整与否。当恋人遭受流言的非议与身心的重创时，他们第一反应竟是对恋人的鄙夷与厌弃。郭左得知玉秀被的事实后甚至萌发出“反正七八个了，多自己一个也不算多”的想法最终强行占有了玉秀，然后逃离家庭丢下意外身孕的玉秀承受一切苦果。魏向东，一个的暴徒，心理阴暗的窥视者；钱主任，延续时期高压的管理思维，将学生的一切都置于监控之下，把学生当成“”的对象，将学校管理得如同监狱。
（四）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
除了以上三方面，我们在阅读小说中还可以发现作家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点缀整部小说中，从而揭示了其时盛行的政治话语的荒谬可笑。写到王连方第一次出轨时作者这样描述“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又是起死回生的。王连方迅速成长了起来，女会计后来已经不能辅导了。”[7]，作家把描述战场战争形势的革命话语搬来描述一次出轨；还有“王连方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8]，“播种机”“宣传队”这样典型的政治比喻也被搬演到了上；“除了把握村子里的阶级方面的问题，王连方其余的心思全扑在了有庆家的身上”[9]，将迷恋并霸占柳粉香这等的事与“把握阶级方面的问题”并举，戏谑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系列戏谑性描写围绕着王连方这个村支书形象，既写出了特殊年代政治话语的可笑与乏味，也形象地刻画出了王连方这个土皇帝的虚伪、麻木。
结语：成长于七十年代的李敬泽在序言中所说“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复苏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景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10]。对于未曾经历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毕飞宇笔下所展现的生存环境和方式或许已略显陌生，但其中提出的人性，权力，女性生存等等触目惊心的问题从未消失。他提醒着我们，也许解决的路途依旧遥远崎岖。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毕飞宇篇4
论文关键词：他者；男权社会；女性特征
不论是从生物学论据、精神分析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历史上那些可据可考的事实来看，除了短暂的母系社会，女性一直都是作为他者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在由男女两性组成的人类社会中，男性一直是整体中的主体，而女性只能做为客体、他者而存在，正如波伏娃所说：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1]。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表现了男权社会意识下女性作为他者的思想状态。
一、传宗接代的工具
在父系制社会中，男性要求传宗接代，人们不得不在生育中给予母亲一个位置，但人们认为她只不过携带和孕育活的种子，唯有父亲才是创造者。[2]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对男女两性的思想影响都很大。《玉米》里施桂芳最初对待房事半推半就，王连方对待房事的热衷自然不是因为夫妻间的感情，王连方在施桂芳终于生下儿子后便再也没有碰过她。施桂芳对于丈夫来说，只是一个生儿子的工具，除词之外施桂芳对于王连方没任何吸引力。柳粉香原一直不能怀上丈夫的孩子，却怀上了王连方的孩子，讽刺的是婆婆知道后却说：能怀上就好啊。柳粉香在婆婆那里无疑也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至于这个工具被谁用过并不重要。“过门前的奶子是金奶子，过了门的奶子是银奶子，喂过奶的奶子是狗奶子”王连方对于女性乳房的看法明确地表明一旦完成的生育的任务女人的价值就所剩无几。不仅男人把女人当成生育的工具，女性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也把自己放在了他者的位置上。施桂芳是个明显的例子，没有生儿子之前她对人和蔼，生下儿子之后便是一副女支书的样子；施桂芳自己也认为生育的任务完成了便可以扬眉吐气了。至于女人怀孕、分娩以及哺乳的痛苦，不仅男人不关心，就连女人自己也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二、男人权力的象征
从原始社会开始，男人由于身体优势开始进行捕猎这些女性不占优势的生产劳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开始上战场。女性因生理上的劣势，例如乳房等身体发育以及生育和月经等限制了她们的行动，于是男性逐渐掌握了权力。战争年代，女人根据样貌和身体发育划分等级，最高是妻，最低就是女奴，女人数量和质量与男人的权力有直接关系。那些女人肯跟王连方睡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连方是支书，手里有权，王连方对那些女人都不是真心的，她们只是满足王连方欲望的工具；文学柳粉香不愿去干沤肥这种又脏又累工分还低的活，解决办法就是要靠王连方，柳粉香的姿色气质不用说，王连方也觉得得到柳粉香是能力的象征。村里的人都知道玉米能干漂亮，却给郭家兴做了填房。这是一个双赢交易，玉米是为了借助郭家兴的权力；郭家兴能娶到玉米这么年轻漂亮又能干的媳妇恰恰是权力的象征。“女人不仅取悦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也使他感到更隐秘的骄傲，他沉醉于对她的控制”。[3]玉米作为大姐帮助被人欺负的玉秀重新树立信心，玉秀的心里是感激的，但却有一股难言的恨，玉秀希望玉米不是大姐而是大哥。玉秀认为，同样是女人，为什么玉米可以这么坚强让人依靠，如果玉米是个哥哥，那么玉秀依靠她也是情理之中。说到底，玉秀在心里就认为男性的强壮是理所应当的，而让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示弱就有些心理不平衡了。
三、女性特征的压制
男性总是以自己的男性特征为傲。“娘娘腔”便因为降低其男性特征而被认为是侮辱性的词语。女性特别是青春期的女性，总为女性特征的显露感到羞耻，比如第一次来月经和胸部的发育等等，有的女孩甚至还在胸部绑紧布带来防止同伴的嘲笑。在不少地区，女性经期被认为是污秽不洁的，不允许参加祭祖等大型活动；现在的泰国也是如此，也有规定女性经期不能进入寺庙等。在中国历史上女性从小受到三从四德的禁锢，甚至认为女性打扮得过于妖娆就是荡妇的表现。这些原因使得女性特征被压制。玉秧终于靠自己的实力进城读书，她没像大姐玉米那样依附权势。但是玉秧是自卑且压抑的。玉秧被迫参加三千米长跑的时候正在月经期，但是她羞于告诉老师，于是委屈自己忍痛跑完了3000米。玉秀是个爱美的女孩，善于展现女性的魅力，但是在玉米眼里就是个“下作的坯子”，村里的女人都以老实本分为标准，除了生育这一女性特征，其他女性特征的显露只会被看为不洁、放荡、污秽的标志。男人一边欣赏那些具有女人味的女性，一边又在心里看不起她们。所以女性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制自己的女性特征。
女性的生理、心理、身体特征以及传统的风俗和道德观念等一直在无形中压抑着中国女性。甚至使她们中的一些人变成权力的附庸并失去自我。女性想要在社会上获得跟男性同等的地位，首先要突破历史和社会中对女性他者地位的定位，使女性也同男性一样成为社会二元体的一元，而不是简单的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男人权力的象征。
注释：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p19.
毕飞宇篇5
一、词汇移位：作者言说中的语义填补
移位者，移动其位置也。各就各位久了，便难免坐井观天，而移花接木则往往能柳暗花明。人如此，语言亦如此。深谙此道的毕飞宇将异质性的词汇之“花”嫁接于现代汉语之“木”。通过移位后的激活与碰撞，成语、方言、外来词语乃至网络流行语都贡献出特有的韵味，进而弥补了现代汉语的诸多语义空白。
汪曾祺曾言：“看来凡属描写，无论写景写人，都不宜用成语。”[2]在他看来，“用成语写景，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无，衬托不出人物……旧小说多用成语描写人物的外貌，如‘面如重枣’、‘面如锅底’、‘豹头环眼’、‘虎背熊腰’，给人的印象是‘差不多’”。[3]约定俗成无疑是经济的言说，但简洁精辟也意味着定型与僵化。那么，又该如何于“熟悉化”或曰“自动化”的基础上，重新唤醒成语的陌生化体验？通过巧妙的词汇移位，毕飞宇提供了一套激活方案。且看《充满瓷器的时代》：“蓝田的女人不识字，甚至不识阿拉伯数码。然而，蓝田女人的记忆和大多数目不识丁的聪明女人一样眉清目秀。”恪守词语搭配标准，以“眉清目秀”修饰“记忆”显然欠妥。不过，句段中“眉清目秀”与“目不识丁”的女人又确实存在语义上的关联。在线性语流中，“眉清目秀”选择临近的“目”而非“记忆”，打破了原有的搭配束缚，也保证了行文前呼后应连绵不绝。毕飞宇走出了“目”所代表的字眼，将“眉清目秀”的字面义置于“记忆”的生活情境之中，是针对约定俗成的突围，更是可贵的返璞归真。
方言、外来词语、网络流行语与普通话的碰撞，彰显了词汇体系间的移位。毕飞宇偏爱原汁原味地呈现方言的异质性。借助语音飞白，持扬州口音的说书人把武松唱成“吴――松”（《武松打虎》）；四川老马的“知道”是“兹道”，“好”成了“耗”（《马家父子》）。以普通话标注方言发音，暗示了前者之强势，却难掩方言的“精神神韵”。马家父子的精神归属即由不同的方言呈现：球场上的“雄起”是“四川男人过得硬的样子”，而“牛B”则是北京人看球时“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用其音而传其神，毕飞宇的方言使用堪称经济。对外来词语这一“彻头彻尾的洋人”，毕飞宇也极为开明。《家事》《大雨如注》中的GDp、GoDutch、over、water等外来词语并不少见；这种开放的姿态，在其他传统作家身上却并不多见。满页方块字中闯入拉丁字母，会像吹入砂子一般碍眼。但不可否认，文学作品中的外来词语也能成为点睛之笔。假洋鬼子口中的洪哥“总说no”是阿Q所不懂的洋话，也是任何汉字都难以传达的神韵。在毕飞宇的城市系列中，外来词语甚至成段落之势涌现。《大雨如注》里姚子涵苏醒后“whereisthisplace”的五段英文似乎洋洋洒洒不加节制，但若无它便不足以呈现语言连及教育方式、思维观念，乃至身份归属错位所带来的震颤。相比鲁迅、钱钟书等前辈，当代作家还面临网络流行语的新变。毕飞宇跟进生活，信手拈来这些贴地气的新鲜词汇而点铁成金。对作家而言，语言工作不应只是政府的事。当公众与中央电视台还在争论“美职篮”与“nBa”时，毕飞宇已悄然将“2B”、“牛掰”等鲜活的网络流行语移入小说。在这点上，毕飞宇的独特贡献是弥补传统作家之“不及”而又修正网络之“过”。
与王蒙、莫言等人高频率、高密度的“喧哗”乃至“狂欢”风格相比，毕飞宇对于语言、广告宣传语等“杂语”的选用却是相当节制而又精致的。所谓节制之标准，正像《围城》中生动且辛辣的讽刺所言，倘无中文难达的新意却偏借英文来讲，“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4]而精致的体现，便是古今、中外、官民与雅俗词汇通过移位后的激活与碰撞所谱成的一曲多声部合唱。作为相对于现代汉语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呈现，文言、方言、外来语互相配合又共同填补了前者的诸多语义空白。
二、应答移位：人物对话时的节奏生成
正常情景下，对话双方围绕话题以问答的形式交替进行。其中，“一问一答”是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理想的对话状态；而“答非所问”与“有问无答”模式便可视作“一问一答”的变体。这种在答语位置上出现无关信息，或者直接省略答语的现象，可称作应答移位。
在众多略显破碎的对话情景中，毕飞宇借助应答移位打破了正常节奏。作者的“不惜笔墨”与“一笔带过”带来了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徘徊与飞驰：或是纠缠不清的“‘什么’为什么”模式（对话双方围绕着一个信息点反复问答，此乃对话节奏的停顿），或是戛然而止的“我便什么都说不出来”模式（对话以其中一方的突然中断而收束，是为问答节奏的空白）。这类极端的“说”与“不说”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屡见不鲜而又并行不悖，以《五月九日和十日》为例：“为什么？妻说，到底为什么？我就这样拥着妻，一时想不起‘什么’为什么……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那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便说不出话来。”这是止步于“什么”的确认，也是不断重复“为什么”的纠缠，而最后的“我便说不出话来”更像是对一团乱麻的骤然斩断。
当然，“‘什么’为什么”与“我便什么都说不出来”都只是粗略概括。就前者而言，更为贴切的说法是对话中能指的重复与所指的回避。《因与果在风中》里的一段对话依次为：“我没有看见。”（水印）“你没有看见什么？”（小尼姑）“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水印）“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小尼姑）自原始句式“我没有看见”始，对话通过不断增加句子成分“什么”以延展句长。两回合的四句话始终围绕着“什么”的焦点展开，而应答者一直以增加“什么”的能指来躲避所指。《大雨如注》中也有类似的“车轱辘话”：“你什么意思？”（大姚）“什么什么意思？”（姚子涵）“你不让我们接送是什么意思？”（大姚）“什么我不让你们接送是什么意思？”（姚子涵）大姚想要追问的是“谁允许你和他谈的”。若要从类似的能指迷宫中破关而出，只有像大姚那样直指问题核心。显然，疑问代词“什么”与“哪样”的语义指向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作家经营对话时充分利用了这点，遂使对话陷入近似“能指游戏”甚至“语言泡沫”的沼泽之中。此时修辞上“积极的重复”也意味着文本中对话节奏的停顿，而读者亦需放慢脚步细细体味。
将“答非所问”推至极端便是“有问无答”，即本应出现的答语移入人物心理独白、作者叙述乃至文本之外。若说能指的重复与所指的回避是“嘈嘈切切错杂弹”，那么此类难以言传的风格便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类似“答非所问”多叠加疑问代词，“有问无答”也惯用一些套语。如《祖宗》结尾：“父亲说，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想向父亲问这样的话。听见父亲的声音我接下来又沉默了。”“沉默”与“说不出话来”、“刚想说些什么”等提供了对话中直接或间接的斩断。斩断对话的可以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如听到白毛女说“我”是个孩子后，“我为自己有许多东西无法表达而伤神”（《那个男孩是我》）；也可以是作者的叙述，如一朵接到张老板的电话，“张大了嘴巴刚想解释什么，那边的电话却挂了”（《唱西皮二黄的一朵》）。考虑到心理独白与作者叙述仍可视作间接的回答，这种“有问无答”还可以是谁都不为对话中的人物代言。
《马家父子》《8床》《九层电梯》《男人还剩下什么》《哺乳期的女人》《阿木的婚事》《彩虹》《家事》等皆以对话结尾。其中，“耗（好）不耗（好）”，“你要转院我帮你找朋友”，“我做错了什么”是需要回应的询问句；而“你完了，你死透了”，“他说，我们的时间坏了”，“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等“一时语塞”又以其感叹耐人寻味。无论是空缺回应的询问句，还是耐人寻味的感叹句，作者的“留白”有意引导读者的“补白”，皆堪称是“计白当黑”的妙笔。这种语路中断而近似“跳脱”的效果，可借用《唱西皮二黄的一朵》的一处议论来形容：“尽管没有一句话，可呈现出来的意味却是十分的意味深长。”
能指重复与所指回避表现为“说个不停”，而对话中的空白则是明智的“不说为妙”。毕飞宇调节人物对话的详略，同时也在预设读者的阅读节奏。应答移位固然违背了交际中的合作原则，却也因此收获别样的节奏韵味：作者或是纠缠于语义所指，或是释放出想象空间；读者也就时而止步不前，于语义纠缠时品味甘冽；时而茫然若失，从想象空间中回味悠长。
三、语境移位：社会语情里的症候诊断
语言离不开所属的语境，而语境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借助语境移位，毕飞宇以笔下小语境折射出时代大语境。在他看来，方言、普通话、外语、流行语等意味着个体不同的精神取向。当小说人物不得不走出本位，进而主动迎接或者被动接受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商业化等新潮冲击时，已熟悉的语境便会遭遇异质性的挑战，而他们与新环境的同步抑或错位也会在语境的移位中有所体现。
在一则对谈录中，毕飞宇谈到最早对语言产生兴趣是因为地图：花花绿绿的地图上，每一种颜色都隐藏了一种语言，而“世界的破碎也许就是语言的多彩，色彩的差异、隔膜、交融、渗透使这个世界五彩缤纷，世界从此斑斓，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关系”。[5]语言的多彩意味着差异，而由此产生的隔膜、交融与渗透便代表了不同的人生走向。因为，在毕飞宇的眼中与笔下，“语言即人”。
方言的神韵意味着个人的归属。《祖宗》里的太祖母“听不懂家园方言以外的任何语种，乃至电波传递的普通话”，与其说是落后与保守，倒不如视作文化之根的隐喻。对太祖母们而言，方言与口音是区分本土与异乡的依据。这正是外乡人学习当地口音的缘由。在《充满瓷器的时代》，蓝田和他的女人把学习秣陵口音当作被当地人认可的途径，甚至还学会了用秣陵话来骂秣陵人的“讨好性做法”。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一方人则养成了一方口音。若没有这一方口音，便难以融入这一方水土。“他们的外地口音使他们的话听上去极不可靠。”《枸杞子》中乡民的这句判断，注定了勘探队无法融入村子。身处北京却始终操着川腔的老马“相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认为“儿子马多的精神沿着北京话的卷舌音越走越远，故意背弃着故土，故意背弃老马的意愿”（《马家父子》）。马多所代表的新一代走向现代化与城市化。在城市舞台上完成蜕变的一朵，难以忍受卖瓜女人的同乡口音，丢下一句普通话试图划清界限（《唱西皮二黄的一朵》）。然而，方言已深入骨髓，它的记忆与影响很难抹去。老马在家长会上改说普通话，虽然用了很多卷舌与儿化，却脱不掉川腔痕迹。平时说惯了普通话的大款，情急之下会把断桥镇方言“急”出来（《生活在天上》）。如果说方言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归属，那么，“嘴边挂着一口半吊子的普通话”的林瑶们（《阿木的婚事》），便只能面对无家的漂泊。
杂语的争鸣宣告了时代的躁动。当我们将词汇移位放入更宏观的语境移位后，便不难发现：毕飞宇将方言、外来词语连带语言、广告宣传语从原有的语境移位到小说语境。方言与普通话的碰撞，照亮了现代化、城市化的时代语境；而语言之再生、广告宣传语之勃兴，也同样暴露了这个时代的症候。先看语言在非政治语境下的移用。抛开“公猪们奔走相告：‘是高端午使我们变成一只高尚的猪，一只纯粹的猪’”（《手指与枪》），“老铁站在阳台上，叉着腰，用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庄严宣布：‘都给我回来，给你妈买房子’”（《彩虹》）等戏谑不谈，《写字》中“打倒小刚坏吃狗屁”的童言颇耐寻味：“我”是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在识字过程中无师自通般写下稚拙的批判话语。孩童无意识的戏拟足以说明，语言的影响并未止于特定的政治语境而是深入思维。否则，作者又何以将《孤岛》视作十九世纪的，称《玉秧》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而我们又怎么会在《青衣》《玉米》《玉秀》中看到的影子呢？对于广告宣传语，毕飞宇似乎有着特殊的偏好。“电视里都说，买奶粉，我喜欢公爵牌，看那女孩的长相，就知道这牌子不坏。”（《九层电梯》）“就像电视上所说的那样，‘只要你拥有XX牌空调，春天将永远陪伴着你。’”“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更干，更爽，更安心。”（《遥控》）――“电视上说”俨然成为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可是面对“与电视广告同步的好东西”，旺旺吃坏了肚子却依旧渴望母乳（《哺乳期的女人》）。就像那习惯了遥控生活的“我”一样，伴随着商业化浪潮来袭，广告宣传语的一片“美好”只会加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都市病”。《大雨如注》中由“whereisthisplace”领起的五段英文连同括号内的汉语标注，可视作全球化语境下外语凶猛与汉语弱势的缩影。没错，“城市的概念是卡拉oK，KtV，mtV”，所以卖胡琴的乡下人才会在“买一碗酒”与“这瓶Xo”的时空差异前摸不着头脑（《卖胡琴的乡下人》）。而更为可怕的是，女儿给猫起名时会认为“耶萝”和“布莱克”比中国名字好（《九层电梯》）。广告宣传语的勃兴、语言的遗留与外来语言的侵入，皆可视作暴露时代病症的预警。
通过语境移位，毕飞宇使得古今、中外、官民与雅俗等二元范畴内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新的张力。据此而言，毕飞宇笔下融文言（相对白话）、方言（相对普通话）、外来语（相对汉语），乃至语言与广告语言（本属特殊语境）于一体的杂语现象，已成为这个时代之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商业化等关键词的生动注脚。
“语言观就是文学观”，[6]这是毕飞宇颇为认可的一种观点。相较于毕飞宇中长篇里“语言观”的灵光一现，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短篇的语言”。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种“短篇的语言”是诗性的矛盾统一体：它的“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集中体现为“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飞动的静穆”和“斑斓的单纯”。[7]可是，“模糊”岂能“精确”？“开阔”又如何“精微”？显然，作者是在有意打破语言常规的束缚，继而创造充满张力的语言风格。那么，与其说这种“诗性”追求是一种稍显刻意的语言游戏，倒不如说是毕飞宇所精心谋划的语言策略。他将“语言观就是文学观”铭记于心且付诸笔下，通过词语选配时古今、中外、官民与雅俗词汇的激活与碰撞，借助对话经营中问答焦点的聚集与释放，以及语境重组后人物与环境的同步或者错位，极大地丰富了普通话。面对尚未定型的现代汉语体系，毕飞宇提供了灵动的言说方式，一种基于语言移位策略进而涵盖作者言说、人物对话乃至语境冲突的整套语言思索与文本实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2][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第38页。
毕飞宇篇6
【关键词】毕飞宇;《彩虹》
被评论者称为“短篇高手”、“具有短篇精神”的毕飞宇说:“我所渴望的短篇小说与经验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相对说来,我所喜爱的好的短篇似乎是‘不及物’的。因为‘不及物’,所以空山不见人,同样是‘不及物’的,所以但闻人语声。有时候,我认为短篇这东西天生就具有东方美学的特征。东方美学是吊人胃口的美学……[1]”在他看来,好的短篇小说,就如同被“烤”了一下的羊肉,是能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短篇小说《彩虹》,是在“三玉”(《玉米》、《玉秀》、《玉秧》)之后,搁了好长时间后推出的短篇作品,据作者说是酝酿了一两年了。《彩虹》写的故事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老铁与小男孩不同寻常的交往。”在这样简单故事中,毕飞宇是如何将其烤出味道呢?
毕飞宇写《彩虹》是缘于,“我的脑海里还有一个记忆,是一个孩子。他一个人站在商场的柜台边,(可能在)等待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许就在不远处,正悠闲地盯着架上的时装,一件一件地翻过去。小家伙很孤独,他孤独的眼神都是动人的。它会使你产生一种自作多情的冲动,想蹲下来,给他做爸爸。当然,情况远远没那么严重,他只是可爱罢了,有一点点好玩……[2]”由此看来,小孩子孤独的眼神触动了作者,在《彩虹》中,孤独感很自然地成为了毕飞宇所关注的“不及物”。他有意把故事中的人物设定为物质富有,却是亲人缺席的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儿童。两位老人老铁和虞积藻是退休的大学老师,而三位儿女,尽管都是成龙成凤,但是“大儿子在旧金山,二儿子在温哥华,最小的是一个宝贝女儿,这会儿正在慕尼黑。”老人想孩子时,只能对着四只分别被拔到了北京、旧金山、温哥华和慕尼黑时间的时钟,唠叨“吃午饭了”、“下班了”、“又吃午饭了”。房子住得越高越大,但是就如文本所描述的:“老铁就趴在阳台上,打量起脚底下的车水马龙。它们是那么的遥远,可以说深不可测。……老铁有时就想,这个世界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看,站得高高的,远远的,看看。嗨,束之高阁喽”。言语中,充满了暮年的无奈与凄凉感。而小男孩呢?尽管出生于富有的家庭,却独自被关在家,无聊得只能用他的舌尖不停地舔玻璃,或是磕玻璃,感叹“生活真没劲”。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空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都市人的孤独感,由此可见一斑。
人物的无聊感与孤独感,为下文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正是这种彼此的无聊感,才有了老铁与小男孩“不同寻常”的交往。从情节链条上看,这便种下了“因”的种子。在作者快节奏的叙述下,事件的发展一切都合情合理,但是细究之下却显现着作者苦心积虑的安排。作者有意把人物设定为衣食无忧的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而且还让虞积藻摔了腿,虽然住上高层却没有下楼的兴致,更让两位老人不安居,老囔囔着要到“地球上走走”,并且还预备下了高倍望远镜;又让小男孩谨记着要对陌生人保持着警戒,于是便有了下文老铁拿望远镜观察小男孩,小男孩在暗中窥探老铁,老铁吹泡泡吸引小男孩以至于小男孩的来访。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叙述都是有深意的,所写的细节都是为下文铺垫的,但也充斥了不少的巧合,有点“戏剧”的色彩。从逻辑层面上看,《彩虹》的情节发展,就像连环计一般,环环相扣,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若按照传统现实主义来看,便有点失却自然。然而以“自然”来评判毕飞宇的小说,恐怕会遭到他的不屑。
就作者而言,毕飞宇并不认可“自然”是短篇小说的高级境界,他并不信奉传统的现实主义,他说:“现实主义是我非常鄙视的东西。那是没有想象力的标志。[3]”“我理解的现实主义就两个词:关注和情怀。……我指的关注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4]”。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人的情感理所当然是他关注的中心。毕飞宇所感兴趣的“不及物”,其实也就是人的情感。在短篇小说中,毕飞宇向来喜欢挖掘“美满生活”中的不美满的情感,或者说不安分的情感。像《架纸飞机飞行》中的“我”,有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但却突然萌发了“又想恋爱”的念头,渴望像表姐那样有声有色地爱一场。《元旦之夜》写了成功人士发哥,在大雪飘飞的元旦之夜,却陷入了精神的空虚与无聊之中,约来前妻,进行忏悔,“渴望再一次找回最初与妻子在一起时那种天陷地裂的感受”。《彩虹》也不例外,关注的是当下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中精神的孤独。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毕飞宇如何在短小的篇幅中展开这种孤独感,并且使这种日常情感具有普遍的真实意义。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较小,在叙述时,既要直切事件的中心,又要在有限的文本中拓展出无限的蕴味。“一部真正优秀的短篇,常常饱含着内敛、迅捷、诗意、机智的叙事特质和艺术品性,并在有限的文本中蕴藉着无穷的审美韵味,让人们既可以充分地品味到语言自身异常丰饶的审美质感,也可以领略到作家在驾驭叙事过程中的灵动才情。[5]”短篇小说多是叙述“故事的碎片”,它不大可能具有很长的时间的长度,“因为它不可能依靠讲叙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来表达作家的理想,不可能通过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大量衍说来呈现生活的繁复,它只能借助故事的某些片断直指叙事目标,通过那些饱含审美信息的“碎片”来完成作家审美意图的表达。[6]”这也就意味着,短篇小说需要很好地处理时空关系,把握好叙述节奏,在有限的时间叙述中拓展空间。
在《彩虹》中,涉略了很多事件,比如老铁和虞姬藻年青的事情、儿女成龙成凤的经过、买房子的事件、老铁年青时的“婚外情”等,对于这些事情作者常常是几句话,甚至是几个字就过去,小说的开头“虞姬藻贤惠了一辈子,忍让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来了个老来俏,坏脾气一天天看涨。老铁却反了过来,那么暴躁、那么霸道的一个人,刚到了岁数,面了,没脾气了。”这两句话就把两位老人的一生给高度概括了。在小说中,对于老铁和虞姬藻的过去及其子女的情况,作者的笔触都不作停留,点到即止。不过,在涉及到亲人情况中,唯一有稍微展开描述的便是那位讲德国话的小外孙女。而这一叙述节奏的放慢,一方面是为了下文老铁与小男孩的交往做铺垫,正是因为小外孙女的可爱,促使他们天然地喜爱孩子。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两位老人晚年的无奈,好不容易看到外孙女,却无法沟通。严格来讲,小说叙述节奏真正慢下来是从老铁站在阳台上看风景开始的。作者花了整整六大段的篇幅描写老铁与小男孩几个回合的暗中窥探,甚至还花了一大段的篇幅来描写高倍望远镜。作者如此地费周章,其目的在于要突显出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本来邻里间的老人和小孩是很容易交谈起来的,但是老铁和小男孩却彼此在暗中对对方观察了好几天,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普遍现象。“短距离本身并不是亲近;而大距离就其本身而言也不是疏远[7]”都市里时间和空间的缩短没有带来亲近感,人与人之间看似亲近却又虚无,看似熟悉却又陌生,就像“望远镜,它拨弄着距离,拨弄着远和近,使距离一下子有了弹性,变得虚假起来,却又都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是在表面而是在心灵.科技尽管发达,但仍无法跨越人彼此间心灵的距离.至此,小说的叙述就获得了价值层面的意义,笔调从人的孤独感触摸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造成的。
小说在关注人的情感时,并不是仅仅揭露出问题,同时也给出了答案。在小说中,随着小男孩的介入,老铁与虞姬藻变得越来越孩子气。老铁竟然也有些孩子气伸出舌头学小男孩舔玻璃,甚至还帮小男孩数嗑玻璃的次数,而且为了引起小男孩的注意,还去超市买了瓶泡泡液,顶着炎热的气浪吹起泡泡。而虞积藻腿脚不便却还要到处找热闹,还无赖般地吵着要去广场吹泡泡。老铁和虞积藻的孩子气在与小男孩的接触中逐步表露出来的。在与小孩子的接触中他们没有大人的老成与世故,反而变得小孩化.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了内心,在与童真的对话中找到了乐趣.虞积藻“无声地笑了,满脸的皱纹像一朵砰然绽放的,全部挂在了脸上.她的眼泪都出来了。虽然躺在床上,可虞积藻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已经站立起来了。这个小家伙真是个小太阳,他一来,屋子里顿时就亮堂了,虎虎有了生气。”小男孩的到来,使他们摆脱了精神的空虚,孤独的情感被幸福感所代替。在这样的幸福画面中,直面地透露出了家庭的温馨与可贵,提醒着我们应该关心一下留守在家的孤单的老人和孩子。或许在深层次也还启示着我们应该多一点的童真,少一点老成与世故,打开心扉与人交往。
然而,小说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孤独的老人与孩子的人文关怀上,小说的结尾提升了小说的意义。小男孩的一句“时间坏了”,足以引人深思。“时间坏了”这是作者有意留下的,小男孩在看到一排的石英钟里,时间不一,很可能会说“时钟坏了”而不是“时间坏了”。而“时钟”与“时间”显然是不同意味的。时间构成的多种可能性,也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甚至也构成了时代的多种可能性。“时间坏了”,坏了的仅仅是时间吗?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代是否也坏了呢?我们不禁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对我们的人生选择,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进行思考,而不是快节奏地生活着,忙碌一生,到老时却还是感觉空虚。如同文本所描述的“要说他们(老铁和虞姬藻)这一辈子有什么建树,有什么成就,除了用‘桃李满天下’这样的空话去概括一下,别的也说不上什么。”很显然事业上的成就并无法填补老铁和虞姬藻孤独感,他们想要的是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却无法得到。也许在多年后,小说中缺席的儿女与父母,也会感慨生活的空虚。在现代都市里,人们每天紧张的工作,象机器一样不停的运转,追逐财富、权利、名利等东西,忽略了亲情、爱情、友情。而当人们获得的财富、权利、名利等东西在时间流逝中失去了意义,人生的价值便失去了依托,于是人们便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人生。至此,小说的意义就拓展到人生的意义,而并不仅仅时都市人的孤独感。
《彩虹》所叙述的故事很简单,但是毕飞宇通过睿智的叙述技巧让一个简单的故事充盈着意义。他从人的孤独感切入,直面人与人之间隔阂,在切入人们心中柔软的情感后,引领人们对人生进行反思,在有限的文本中“烤”出了味道。在简单的故事背后写出了不简单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昆仑出版社,2002,32页
[2]毕飞宇:《写一个好玩的作品》[J],《北京文学》,2005
[3]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昆仑出版社,2002,27页
[4]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J],《小说评论》,2006年2期
[5][6]洪治纲:《短篇是一种技巧的运动》[J],《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
毕飞宇篇7
关键词：毕飞宇小说《推拿》盲人人生
《推拿》是作家毕飞宇的一部描写盲人生活的小说，讲了盲人的爱情，盲人的友情，盲人的家庭，盲人的事业，盲人的苦难与未来……这里边有许多故事。许多个故事被分派到许多的人身上，这些人走到一起，他们的故事也就汇到一起。汇到一起的人把他们汇到一起的故事变成了更大的故事。盲人按摩师，这是很少被人关注的群体，他们的生活人们往往一无所知，他们身上的那些隐秘的光芒照不进健全人的生活里。但在推拿中心，他们却是主角。在没有白天和黑夜的人生里，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把日子过得像是江湖。江湖里面没有小事，江湖里面充满生机，还有爱情。这些故事凝聚起来的是爱的情绪。盲人不是靠直觉生活生存，而是靠信念，盲人的信念强大得令人恐怖。这一切，无不以深刻而细腻的情感与心理描写而让人动情，甚至不自觉胸闷到流泪。
小说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盲人推拿馆为地点，以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在这群鲜活的人群里，有野心勃勃的创业者沙复明、张宗琪，有陷入爱情为结婚发愁的王大夫、小孔，有陷入欲望和伦理纠葛中的小马，有在传奇爱情中受伤的泰来，有大胆泼辣不远千里地主动追求爱情的金嫣，有“美”得不可胜收又突然凋零的都红。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现实生活中的错位，无不表现了尊严、爱、责任、欲望在人生中的纠结与暗战，而这些人生的矛盾与挣扎在黑暗的世界里似乎显得愈发敏感、清晰与沉默。作品极度细化地将平缓与激烈、温情与残酷都共生于缓缓流淌的情节之中，凸显了多种矛盾的纠结状态，第一次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盲人按摩师私密而真实的私人世界，展现了人们甚少了解的盲人群体的另一种悲喜人生。
有眼睛多好，但作为盲人的推拿师们，眼睛虽然看不见，却同样在尽心尽情尽力地活着。目光隔绝了两重世界，心灵却融化了一切。小说是由手和钱开始的，那些盲人为了更好地活着奔忙。虽然比常人要受制于更多，但是他们在面对爱、面对责任、面对尊严、面对劳动、面对梦想等生命中这些基本而朴素的事物时，却是如此本真，如此地撼动人心。然而，一切看上去又是那么自然，那么水到渠成，甚至可以说是浑然天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繁华落尽？难道这就是天然去雕饰？细琢磨整部书，无一处不可爱，无一处不真诚，无一处不涌荡着令人心碎的柔情。故事并不奇特，甚至说得上普通，但毕飞宇的笔不一样，它可以生花，可以化身鬼斧神工，它一点点沉浸，一点点渲染，一点点荡起水花，慢慢荡漾，慢慢沁人心脾，慢慢刮骨疗伤，慢慢缠绵悱恻……它是黑暗中的舞者，不，它比舞者更妖娆，它是色，是香，是味，是亮，是光，是美好，是宽容，是贴心贴肺，是意气相投，是肝胆相照，是肠断欲绝，是黑暗之王，洞幽烛微，关照一切。
毕飞宇的书，我最初读的是《玉米》［2］。毕宇飞因此而被称为“最了解女性的作家”［3］，但我读完却有些不以为然，里面的女性形象是生硬的、概念化的，总缺乏一些女性应有的暧昧和模糊。所谓女人，味道便在那份说不清道不明里面［4］。严歌苓在写女人方面就很有说服力［5］，但毕飞宇的《玉米》太单薄了。身为女性的我不能被《玉米》说服。但《推拿》不同，无论是外在细节还是精神世界，都真实到让人觉出生活的痛，而这痛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所共有的，不仅仅只存在与盲人世界里。因此这痛变得让人难以言说，只能在心里反复咀嚼品味。很难得的是，我的位置摆得很正，不煽情不同情――我最怕的就是同情。当你用同情去写一类人的时候，你下意识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优越的位置，那种嘴脸仿佛自己吃饱了就拿点稀饭给乞丐，然后还为自己的善良感到心满意足一样。盲人是人，和我们一样，不要怜悯，请尊重。一位有些跛脚的长辈跟我说，在公车上，最怕就是别人给自己让座。不坐吧，尴尬，毕竟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坐吧，总是有些不甘心，自己能站能走的。小时候谁都在作文里扶过几个老弱病残者过个马路什么的，自然，“我们”永远是作文的主体，是“我们”乐于助人，是“我们”无私奉献。可是“我们”可曾想到，别人是否“需要”这份帮助。你的帮助有时候恰恰提醒了他和周围其他人――他是残疾的，他是不同的，他是弱势群体……或许有时候，他们需要最大的帮助就是：不要投给他们异样的目光，哪怕那目光是带着善意的“同情”。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主流社会，或者说正常人对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的态度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是歧视，第二是同情，第三是尊重。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我们宣传公共场合要照顾残疾人其实就是对残疾人的一种同情。要想达到尊重的第三阶段，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飞宇在《推拿》里描写了盲人的诸多方面，盲人的尊严便是其一，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一。盲人是弱势群体，但不是另类，不需要同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另类，盲人们要表现出极强的自尊心，甚至是虚荣心。就如同穷人最怕别人尤其是富人看不起他们，于是很夸张地让自己大方，俗称穷大方，以证明自己不是穷人。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付出的太多，未必能得到承认。盲人就有类似这样的心态。他们表现出的强烈尊严感的背后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个中滋味健全人是体会不到的。
好在上帝和老天是公平的。盲人被剥夺了看清外部世界的权利，于是他们的内心更广博、深沉、丰富和多样。他们在黑暗里摸索着光和颜色，努力去生活、去爱、去受伤，然后带着伤口继续活下去。也许黑暗才是世界的真相。看得见也是一种局限。当外部世界变得不可知，就会生出更加敏锐的触角向内部世界探索。目光会被高楼大厦、浮云树影所阻挡，就算一马平川，我们的目光所能达到的远方也只是地平线。而触觉没有限制。从这层意义上说，黑暗才是世界的主宰者，才是世界的真谛。
整部小说没有波澜壮阔，没有跌宕起伏，只有生活里最正常不过的东西，只不过是，正常的东西在这里变得有味道了，变得精彩了，甚至变得不正常了。《推拿》最大的意义在于，写出了残疾人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性、野心、狂想、颓唐，打破了我们对残疾人认知的情感牢笼，由此引发读者对于盲人这一特殊群体，以及我们正常人人生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毕飞宇.推拿［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9.
［2］毕飞宇.玉米［m］.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7.
［3］张萍.同赴歧途荒无人生路［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11）.
毕飞宇篇8
中国派出4名宇航员，分别为：陈家信、黄鹂风、李风和陈子林，日本派出1名宇航员，名字叫腾源太郎。
就在2056年10月25日，早上9：00，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中国与日本联合做出的第一架宇宙飞船“中日一号”。
这是他们在太空中精选下来的一段对话！“看啊！我们美丽的地球，它是多么可爱啊！不过，他又是多么容易被破坏啊！”陈家信说。“是啊！在太空中快一个月了！”只见黄鹂风说。“没错！哈哈！失重的感觉真奇妙啊！”李风和陈子林异口同声说。日本的宇航员好象似懂非懂，又好象听的懂，说：“＠＃＆＊＃＠＆！＊＃＄＃＆￥……”很可惜，中国的宇航员听不懂他说的话，都皱着眉毛看着他。搞得日本的宇航员很没面子。“哎！没办法，谁叫他是日本人，悲哀啊！”陈子林说。日本的宇航员好像很不情愿，好象在说：谁叫你们是中国人，听不懂我说的话，活该。
绕地球飞行1个月后，5位宇航员凯旋归来。
这次飞行，轰动了全世界，毕竟是历史上饶地球飞行最长时间的，共饶地球飞行了2502圈。由于日本投的资金较低，所以，这次飞行“功劳”大部分算中国的，中国与日本投的资金比是20：9。
这次太空飞行也惊动了4位太阳之圣（神圣、天使），他们准备在地球上造福人类。同时还惊动了月魔（魔鬼），他准备在地球上作恶多端。他们（包括太阳之圣和月魔）只要用...就可以侵入人们的身体，借用他们的身躯，造福与杀灭人类（造福指太阳之圣，杀灭指月魔）。
后来，日本主席小泉同志觉得很不公平……
毕飞宇篇9
"wheniboardedtheShenzhou-5spacecraftforthefirsttime,icouldn'thelpfeelingexcited,idecidethatimustflyit."------saidbyYangLiwei.
ColonelYangLiweiisanastronaut,andheisalsoamemberoftheastronautteamofthepeople'sLiberationarmy.
BornonJune21st,1965inateather'sfamilyinSuizhongCountryofLiaoningprovince,YangLiweihadahappychildhoodwithhisparents.notonlywasheagoodstudentinschool,buthealsohadagiftformath.Hewonalotofmathcompetitionprizes.aftergraduatingfrommiddleschool,YangLiweicontinuedhisstudiesattheno.8aviationCollegeoftheairForceofthepeople'sLiberationarmy.HestudiedveryhardandgraduatedwithaBachelor'sdegree.Later,hebecameafighterpilot.
Severalyearslater,becauseofhisexcellentmanifestaion,YangLiweiwasamong14personschosenfrom1,500pilotsforastronauttraining.YangLiweididverywellandpassedastronauttestsin1996and1997.thenhebecameoneofthreeastronautsforChina'sfirstmannedspaceflight.afteraseriesofhardtrainingsandtests,YangLiweibecameChina'sfirstastronautonoct15,2003atlast.
BeingthefirstChinesetotravelinspace,YangLiweiisaheroofournationinourheartandmind.HedevoteshimselftoChinesespaceprogram.wheneverwereviewthemomentswhichYangLiweiwastravelinginShenzhou-5inspace,holdingournationalflaginhand,wewillbeproudofourcountryandthinkhighlyofYangLiwei.ibelievethatChinawillmakegreaterprogressinspaceflightinthefuture.
【参考译文】
“当我登上了神舟五号飞船的第一次，我不禁感到兴奋，我决定，我要飞了。”------杨利伟说。
杨利伟上校是一名宇航员，也是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小组的成员。
出生于绥中的国家辽宁省在一个教师家庭1965年6月21日，杨利伟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父母。他不仅是个好学生，但他也有一个礼物给数学。他赢得了很多数学竞赛的奖品。中学毕业后，杨利伟继续他的研究，在对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8。他学习很努力，和学士学位毕业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毕飞宇篇10
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说，第一次商业航天飞行有望在18个月之内，即在2012年实现。如果你愿意花上约20万美元买票，你也能成为宇航员。
20万美元“平民”游
据报道，总造价3100万美元的这个“太空港”主要部分由一个外形如巨型马桶的飞船停靠站和一个用于停放航天飞机的大型机库组成，占地约9290平方米。“太空港”与外界通过一条数百米长的混凝土走廊相连，一旦富豪们买到太空游的机票后，就将首先被送到“太空港”附近，然后顺着长廊进入“巨型马桶”内的候机大厅，并在那里等候飞往太空的航班。
此前的3月22日，全球第一艘商用太空船“太空船二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上空进行了首次试飞。其与母船“白骑士二号”在离地面1.37万米的高度飞行3小时后，成功降落在莫哈韦航天航空港。
按照设计，“太空船二号”可搭乘2名机组人员与6名乘客，将先搭载“白骑士二号”到达约1.5万米高空后与母船脱离，并点燃混合火箭。在火箭驱动下，90秒钟后攀升至距离地面约100公里的亚轨道，这个高度是国际上划定的太空边缘。此时游客可以体验5分钟左右的失重感觉，和通过太空船两侧的舷窗一睹太空美景。随后飞船开始返回地球，像普通飞机一样降落地面。整个旅行历时大概两个半小时。
自2005年7月维珍银河成立并以每次20万美元的标价开始接受预订，至今已有世界各地的330多人支付了总额在4500万美元左右的订金。其中包括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理查德•布兰森和他的家人以及飞船设计者伯茨•鲁坦也将作为首批游客游览太空。
还有7名中国企业家报名参加维珍银河的太空游计划，其中包括两名香港富豪和1名台湾富豪，更有1名重庆女富豪，他们中将有两人成为最终的幸运儿。制作“富豪榜”的胡润公司是维珍在中国的商。
尽管太空旅行费用高达20万美元，但相较俄罗斯航天局开出的数千万美元要价，这一价格已算“平民”。理查德•布兰森称，在头五年的运营结束后，票价有望下降。
激烈的竞争
事实上，维珍银河提供的太空旅游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太空游。据介绍，在距离地面200公里以上的地球轨道飞行才是真正的太空游。目前实现轨道飞行的工具主要是国际空间站，主要运载工具是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但自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太空旅游机构大多将目光转向了“联盟”飞船。目前通过美国太空探险公司安排，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登上国际空间站，停留9-15天，费用至少2000万美元。俄罗斯方面曾经表示，如果再花1500万美元，可以让游客实现太空行走，如果肯花1亿美元，可以实现到月球旅游。
而包括维珍银河在内的私营公司未来提供的太空之旅，其实只是搭乘火箭或航空器，冲至距地表100公里以上的太空航程，通常整个飞行时间约2个半至3小时，但真正能让乘客体验无重力飞行的时间仅有3至6分钟，因此费用相对便宜。
尽管如此，在类似的亚轨道太空游竞争中，维珍银河也并非唯一“玩家”。
除维珍银河之外，德国projectenterprise的太空之旅预计2011年成行，将以太空飞机将5名乘客载至太空飞行，费用未公布；欧洲航天巨擘eaDS旗下子公司eaDSastrium预计2012年推出太空之旅，以火箭把4名乘客载至100公里以上的太空3分钟，费用估计20万欧元。
此外，一些企业还在构想其他的太空旅游项目。美国波音公司计划最快2015年开始，让旅客乘坐波音制造的宇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同时，一种如同太空胶囊一般的宇宙飞船CSt-100也由波音公司出资开始建造。
另据外媒2010年6月报道，美国旅馆业大亨毕格罗创办的毕格罗航宇公司正积极建设民营太空站，这座充气式太空站计划在四年后升空，毕格罗说，到2016年，他的另一个太空站也建好后，两者可同时容纳36个人，是现有国际空间站的6倍。
若要住进毕格罗太空站，包括往返太空的交通费，每人在太空站住30天的费用为2500万美元；若住60天，再加375万美元。比现有的国际太空站旅费便宜一半。
七名超级富豪太空游客
2001年至2009年间，搭载俄罗斯“联盟”飞船登上国际空间站的超级富豪已有7名。
2001年4月30日，60岁的美国富翁丹尼斯•蒂托乘坐俄罗斯“联盟tm32”号宇宙飞船上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名自费太空游客，他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8天时间，并为此支付了2000万美元。蒂托是全美第三大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威尔希尔集团的创建者和Ceo，曾做过航空航天工程师。
2002年4月25日，29岁的南非富翁马克•沙特尔沃思，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非洲人。此后，60岁的美国富翁格雷戈里•奥尔森，40岁的伊朗裔美国富婆阿努谢赫•安萨里，前微软首席建筑师、被誉为“word之父”的查尔斯•西蒙尼，美国著名电脑游戏商理查德•加里奥特，先后花费至少2000万美元遨游太空。
最近一名太空游客则是“太空小丑”、加拿大亿万富翁盖•拉利伯特，他是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的创始人及总经理。2009年9月，拉利伯特乘坐俄罗斯“联盟tma-16”载人飞船登上国际空间站，他为此支付了至少3500万美元。而其此次旅行有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呼吁全球将水资源问题作为太空科研的一部分予以关注。
链接：各色太空游
奢华太空游――轨道飞行
在距离地面200公里以上的地球轨道飞行才是真正的太空旅游。目前实现轨道旅游的工具主要是国际空间站，主要运载工具是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人均花费超过2000万美元。
准太空游――亚轨道飞行
乘坐火箭飞行器从地面上升到约100公里的地球大气层与太空接触的边缘，然后返回。在火箭发动机熄火和再入大气层期间能产生几分钟的失重。费用约20万美元。
眺望太空游――乘坐高空飞机
高空飞行只是接近太空，还不是真正的太空旅游，但当人飞到距地面18公里的高空时，可看到地球的地形曲线和头顶黑暗的天空，体会到一种无边无际的空旷感。目前可实施这种飞行的有俄罗斯“米格-25”和“米格-31”战斗机，它们能飞到24公里以上高度，花费约1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