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书所见篇1
1、这首诗的意思为：瑟瑟的秋风吹动梧桐树叶，送来阵阵寒意，江上的秋风让出门在外的游子，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在夜深人静时，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料想是孩子们在捉蟋蟀呢。《夜书所见》是南宋诗人叶绍翁所作的七言古诗，诗的一二两句写景，借落叶纷飞、秋风瑟瑟、寒气袭人烘托游子漂泊流浪、孤单寂寞的凄凉之感。三四两句写儿童夜捉蟋蟀，兴致高昂，巧妙地反衬悲情，更显客居他乡的孤寂无奈。该诗以景衬情，动静结合，以梧桐树叶声和风声衬出秋夜的寂静，还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儿童夜捉促织的乐景反衬自己客居他乡的悲情。
2、原文：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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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书所见篇2
夜书所见题目中书的意思为书写。
《夜书所见》是南宋诗人叶绍翁所写。萧萧的秋风吹动梧桐叶，送来阵阵寒意，客游在外的诗人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一二两句写景，借落叶飘飞、秋风瑟瑟、寒气袭人烘托游子漂泊流浪、孤单寂寞的凄凉之感。三四两句写儿童夜捉蟋蟀，兴致高昂，巧妙地反衬悲情，更显客居他乡的孤寂无奈。这首诗写羁旅乡思之情，但作者不写如何独栖孤馆、思念家乡，而着重于夜间小景。
创作背景：江上的秋风吹过来，梧桐树沙沙作响，使人感受到了寒意。秋风的声音，最能触动在外的人的思乡之情。夜已深了
（来源：文章屋网）
夜书所见篇3
文君，简文又称“坪夜文君”或“坪夜文君子良”，即曾侯乙墓竹简中的“坪夜君”，包山楚简中的“文坪夜君子良”。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为昭王之子，惠王之弟，应是始封的坪夜君。因他是平夜君成的直系先祖，所以文君、文夫人受祭次数最多。
这一段话除了“文君、文夫人受祭次数最多”一句并不准确外（受祭次数最多的是文君和昭王，说详下文），其它都是可信的。关于包山简中的“文坪夜君子良”，学者多有考证，此不赘述。文君的身份确定后，平夜君成与文君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关系到对新蔡简年代的推断。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们想先从学者已有讨论的王孙厌谈起。
一 王孙厌不是平夜君成的父亲
新蔡简中有四条对“王孙”的祭祷：
（1） 祭王孙 （乙三：24）
（2） 飤。是 （是日）祭王孙厌一冢，酉（酒）食 （乙三：42）
（3） （之日）祭王孙 （零：313）
（4） 祭王 （零：666）
从辞例看，简文（3）“王孙”下面所缺之字大概是“ （整理者隶定为‘ ’）”或“厌”，简文（4）“王”下面所缺之字应该是“孙”。整理者认为：
王孙 又称王孙厌， 、厌通假。与望山楚简中的王孙喿又称王孙桌（引按：当作“王孙巢”，下同）相似。……这些受祭的先祖，身份较为明确。平夜文君子良为王子，王孙 可能为子良之长子而继封平舆的一代平舆君。尚若（引按：当作“倘若”）平夜君成的先祖中没有缺环，王孙 可能就是墓主平夜君成的父亲。……楚平夜封君的序列应为坪夜文君子良、王孙 、坪夜君成。据李家浩先生研究，望山楚简中墓主悼固的先祖序列为悼王、东 公、王孙桌。平夜君成祭祷中的先祖序列与之非常相似，两者似可互证。
整理者认为王孙 和王孙厌指的是同一个人，刘信芳、徐在国先生从之。这个问题和我们所要研究的内容关系不大，这里就不讨论了。上揭简文（1）缺祭品，（3）（4）人名、祭品皆残，只有简文（2）人名、祭品都在，较为完整。所以下文就只以简文（2）作为讨论对象，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刘信芳先生同意整理者关于王孙厌就是平夜君成的父亲的推断，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导出“王孙厌之去世为非正常死亡”。实际上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新蔡简整理者推断王孙厌是平夜君成的父亲并没有举出任何积极的证据。大概只是因为王孙厌被称为“王孙”，于是推定为平夜文君之子；而且又被平夜君成所祭祀，于是推定为平夜君成的上一代先人。这种推断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如果单从被称为“王孙”来看，王孙厌的身份至少有两种可能：1、平夜文君的儿子；2、平夜文君某位兄弟的儿子，即平夜文君之侄。这两种身份都可以被称为“王孙”，因为都是楚昭王的孙子。
如果单从王孙厌被平夜君成祭祀来看，他和平夜君成的关系也有两种可能：1、比平夜君成长一辈，但未必就是他的父亲，也有可能是他的叔父或伯父。2、和平夜君成同辈，即平夜君成的兄弟。因为古代贵族并不只是对死去的长辈才会祭祷，对死去的兄弟辈一样会祭祷。从殷墟卜辞可以看出，各代商王都会祭祀他们已经故去的一些兄弟，不论这些兄弟是否曾在王位。包山简也记有对“兄弟无后者”的祷祠（227、249～250），更是楚人祭祀亡故兄弟的明证。所以王孙厌完全有可能是平夜君成的兄弟辈。然而兄弟辈也有两种可能：a，亲兄弟，即同父所生；b，堂兄弟，即平夜君成的叔伯之子。而亲兄弟又存在两种可能：a，嫡亲兄弟，即同母所生；b，嫡庶兄弟，即一个是正室所生，一个是侧室所生。
可见不能简单地由王孙厌称为“王孙”就推断他是平夜文君的儿子，也不能简单地由他被平夜君成祭祀就推断他是平夜君成的父亲。
刘信芳先生曾指出“望山简所记祭祷‘王孙喿’，为单独设祭，所用牺牲为‘冢豕’；葛陵简所记祭祷‘王孙厌’，亦是单独设祭，所用牺牲亦为‘冢豕’”。但是由于刘先生认为王孙厌和望山简的王孙喿一样，是墓主的父亲，所以推导出王孙厌“不能与祖先同祭，显然未被列入祀谱”的结论。其实，如果不存王孙厌就是墓主之父的先入之见，这条材料恰好可以说明王孙厌不可能是平夜君成的父亲。因为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是封君，身份相当于上卿；而望山一号墓墓主悼固的身份是下大夫，地位比平夜君成低得多。古代社会礼制等级严格，平夜君成和悼固地位悬殊，前者祭祀父亲所用的祭品不可能和后者级别相同。既然悼固用一冢豕祭祀自己的父亲，而平夜君成用级别相当的一冢祭祀王孙厌，显而易见，王孙厌绝不会是平夜君成的父亲。王孙厌相对于平夜君成的地位应该比王孙喿相对于悼固的地位低才对。
那么王孙厌和平夜君成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回过头来先讨论平夜君成和平夜文君的关系。
二 论平夜君成是平夜文君之子
我们认为平夜君成就是平夜文君的儿子，这个推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1．就一般情况而言，不论是殷墟卜辞还是楚国卜筮祷祠简，某位先人出现的次数总是和他（她）的身份的重要性成正比，即身份越重要，出现的次数越多。比如在包山简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墓主昭佗的祖父司马子音和父亲蔡公子家，分别是9次和8次。显然这也符合古人祭祀先人的一般情况，即祖父和父亲的地位最重要。新蔡简虽然残断得比较厉害，可是数量很多，应该也具备应用这种考察方式的资格。在新蔡简卜筮祷祠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先人就是昭王和文君，都是大约20次，所以可以推断昭王和文君就是墓主平夜君成的祖父和父亲。
2．再从女性先人来看。包山简中单独出现的女性先人只有昭佗的母亲，有5次。而在新蔡简中，单独出现的女性先人只有文夫人，大约10次。所以可以推断文夫人就是平夜君成的母亲，当然也就意味着文君是平夜君成的父亲。
3．再从王孙厌与墓主的关系来看。上文说过，王孙厌相对于墓主的地位明显低于望山简中王孙喿相对于墓主的地位（父子）。那么有两种可能：a，王孙厌是墓主的叔父或伯父；b，王孙厌是墓主的兄弟辈。包山简中受祭的先人有东陵连嚣，学者指出这个人应该是墓主昭佗的叔父或伯父，可信。东陵连嚣一共出现过5次，与墓主母亲相同；其中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墓主的五世祖昭王、祖父、母亲之后。而新蔡简中王孙厌出现的次数很少，即便把王孙 和王孙厌当作一人，再把残辞都算上，也只出现了4次，远少于文夫人。而且他的前面也从不见有其他先人。所以王孙厌不大可能是墓主的叔父或伯父，更有可能是平夜君成的兄弟辈。事实上，王孙厌在新蔡简中的地位，正和包山简中兄弟无后者的地位相当。第一，王孙厌出现的次数很少，和文君出现次数的比例大约是2∶5；而包山简中兄弟无后者也只出现过两次（227、249～250），和墓主母亲出现次数的比例也是2∶5。第二，新蔡简中王孙厌不见与其他先人同祭，包山简中兄弟无后者也从不与其他先人同祭，只有一次与 同祭（227）。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断王孙厌也是平夜君成的兄弟辈，而且很可能也是“绝无后者”。平夜君成既是王孙厌的兄弟辈，自然也是楚昭王之孙，然则非平夜文君的儿子莫属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有所交代。新蔡简中祭祀王孙厌的祭品是“一冢，酒食”，包山简中祭祀兄弟无后者的祭品一处是“各冢豕，酒食”（227），一处是“各肥 ，馈之”（250），祭品规格大致相同。上文说过，平夜君成是封君，相当于上卿，昭佗身份相当于上大夫。二人地位不同，怎么祷祠兄弟时所用祭品规格相同呢？这和我们在上文推断王孙厌绝非平夜君成之父的理由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从以下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解释。
第一，上文说过，如果平夜君成和王孙厌是兄弟关系，那么他们既有可能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也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还有可能是叔伯兄弟。昭佗和平夜君成的地位相差没有悼固和平夜君成的地位相差那么大，如果昭佗和兄弟无后者的血缘关系比平夜君成和王孙厌的血缘关系更亲近，比如前者是亲兄弟而后者只是叔伯兄弟，或前者是同母所生而后者有嫡庶之别，那么平夜君成祭祀较疏远的王孙厌，和昭佗祭祀嫡亲的兄弟无后者，他们所用祭品的级别当然是有可能相同的。
第二，从出现的次数、位置以及祭品规格来看，王孙厌和兄弟无后者在各自的神灵系统中地位都是不高的，而平夜君成和昭佗在祭悼同一种地位较低的神灵时有时会用同一级别的祭品。例如他们都曾用一牂对“二天子”进行举祷（包山简237，新蔡简乙二38、46、39、40），祷祠方式和用牲完全相同。又如昭佗有时会用一白犬来祭祷“行”（219），而平夜君成也用一犬来祭祷“行”（甲三56，乙一28）。有时候祭祷同一种地位较低的神灵时，平夜君成所用祭品规格甚至还会低于昭佗，例如平夜君成只见用一犬来祭祷“行”，而昭佗却有两次用一白犬再加上酒食来祭祷“行”（208，233）。可见平夜君成和昭佗用同样规格的祭品祭祷各自亡故的兄弟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之，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推断平夜文君就是平夜君成的父亲，而王孙厌则是平夜君成的兄弟。
明白了平夜君成就是平夜文君之子、楚昭王之孙，也有助于我们对新蔡简中子西君的地位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新蔡简整理者已经指出：
“子西君”即楚昭王、惠王时的令尹子西，他是昭王之兄、惠王及文君的伯父。他辅佐昭王和年幼的惠王，德高望重。平夜君成祭祷“子西”，反映出子西与昭王、惠王以及平夜文君子良的亲密关系。但他毕竟不是楚王或平夜君成的直系先祖，所以他在受祭时往往位次最后，个别时候列于“文夫人”之前，受祭和位次反映了他特殊的身份。
子西君虽然位次靠后，却在新蔡简中出现了约10次，和平夜君成母亲出现的次数相当，可见还是很受重视的。我觉得子西君之所以被重视，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昭王和惠王的两朝元老，更重要的是他对昭王的继位曾起过重要作用。昭王之立见于《左传》昭公26年：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适也，王子建实聘之。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王顺、国治，可不务乎？”子西怒曰：“是乱国而恶君王也。国有外援，不可渎也。王有适嗣，不可乱也。败亲、速仇、乱嗣，不祥，我受其名。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必杀令尹。”令尹惧。乃立昭王。
子西在令尹子常提议立他为王的时候断然拒绝，力主嫡嗣继位，可以说对昭王之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现在既知昭王就是平夜君成的祖父，由于祖父在先人中的崇高地位（新蔡简中墓主的祖父和父亲出现次数最多，而包山简中墓主的祖父甚至比父亲还多出现一次），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何以平夜文君对子西君如此重视。如果像新蔡简整理者和刘信芳先生所说，昭王是平夜君成的曾祖，那么子西君如此被重视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了（包山简中墓主的曾祖出现6次，比父亲少两次，比祖父少三次，只比高祖和母亲多一次，重要性不如祖父和父亲）。
三 平夜君成的身份与新蔡简的年代
上面我们推断平夜君成是平夜文君的儿子，完全是根据简文的内证，并没有把新蔡简的年代问题考虑进来。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推断和学者们对新蔡简年代的推断放在一起，看看有无龃龉，这对我们的推断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检验。
关于新蔡简的年代，整理者推断为悼王末年。刘信芳、李学勤先生把见于王徙于鄩郢之岁连续三个月的干支和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相对照，发现声王之后只有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的历日与简文相合。[10]从简文来看，平夜君成就是在这一年辞世的，所以肃王四年应该就是新蔡简年代的下限。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个推断是比较可信的。
根据平夜君成是平夜文君之子的推断，我们可以推测出平夜君成生年的大致范围。推测的线索就是新蔡简中平夜君成自伤身世的“暮生早孤”四字。原简文
卲（昭）告大川有 ，曰：“於（呜）唬（呼）哀哉！少（小）臣成暮生早孤 （零9、甲三：23、57）
“早”字原整理者误释为“毕”，刘信芳、张新俊先生改释为“早”，[11]可信。“暮”字原作“ ”。刘信芳先生说：
《说文》：“ ， 也”，……“ ”本义为寂寞。……简文“ 生”应是针对平夜君成出生以后一段时间的家境而言，平夜君成之父王孙厌虽贵为王孙，但在平夜君成的幼年，其家道已不显赫。
用“ （寞）”字表示家道中落，用“ （寞）生”表示出生于家道中落之时，我们很怀疑汉语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表达方式，刘先生的解释恐不可从。“ ”字从“夕”，“莫”声，可能是“暮”字的异体，从“日”、从“夕”表义相同。“暮”字或作“ ”，亦犹“晨”字或作“ ”（多友鼎）， “ （岁）”字或作“ ”（望山简m2—1，[12]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8[13]）。“暮”、“晚”义近，[14]《说文》日部：“晚，莫（暮）也。”疑“暮生”就是“晚生”。“晚生”习见于文献。如《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
又《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
梁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欲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15]
《中文大辞典》把上引两条文例收在“晚生”词条的第一个义项“晚间生也”之下，[16]误。《至真大要论》上文说：“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则地气不平，平野昧，草乃早秀。”又说：“岁太阴在泉，草乃早荣。”“早荣”当然不是说早晨开花，所以“晚荣”也不可能是指晚间开花。“早荣”、“晚荣”说的显然是物候的早晚，而不是一天的早晚。佚名氏《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在“草乃晚生”下注云：
金胜，故草木晚生荣也。[17]
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云：
燥金淫胜于上，则木受其制，故草木生荣俱晚。[18]
可见“晚生”就是生得晚。《孔子家语》里的“晚生”是指夫妻生育较晚，解释为“晚间生也”当然就更荒谬了。不过从父母的角度而言是生育得晚，从子女的角度而言当然就是出生得晚，这是“晚生”一义的两面。文献中有“晚生早孤”。如隋朝薛浚临终与弟书云：
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晚生早孤，不闻《诗》、《礼》。
平夜君成自称“暮生早孤”和薛浚自称“晚生早孤”都是自伤身世之语，“暮生早孤”无疑就是“晚生早孤”，意思是生得晚而孤得早。“暮生”不见于文献，大概是战国时期楚国平夜一带的方言。
刘信芳先生对“早孤”的解释是“幼而无父”，近是。只是我们还需要推定得再具体一些，即到底在多大年龄时丧父可以被称为“早孤”呢？“早孤”习见于汉以后的文献，虽然时代较晚，还是可以拿来比观参照的。
1．《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曰：
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
2．《魏书·刁冲传》：
刁冲，字文朗，勃海饶安人也，镇东将军雍之曾孙。十三而孤，孝慕过人。
3．《周书·什肥传》：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没，自伤早孤，事母以孝闻。
以上三例“早孤”，都是十几岁时丧父。
4．《梁书·刘苞传》：
苞四岁而父终，及年六七岁，见诸父常泣。时世叔父悛、绘等并显贵，苞母谓其畏惮，怒之。苞对曰：“早孤不及有识，闻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无有佗意。”
《南史·刘苞传》记此事与《梁书》基本相同，唯“苞四岁而父终”作“苞三岁而孤”。
5．《北史·房法寿传》记房彦谦事：
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鞠养。长兄彦询，雅有清鉴，以彦谦天性颖悟，每奇之，亲教读书。年七岁，诵数万言，为宗党所异。
6．《元史·别儿怯不花传》：
别儿怯不花早孤。八岁，以兴圣太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
以上三例“早孤”，一例是三、四岁丧父，两例是不到七、八岁丧父。我们姑且取其平均数，假设平夜君成所说的“早孤”指的是十岁丧父，离事实应该不远。
平夜君成之父平夜文君在楚惠王五十六年尚随惠王赗赠曾侯乙，学者由此推断出当时平夜文君的年龄是六十岁左右，[19]很可信。文君之兄楚惠王在赗赠曾侯乙的第二年（公元前432年）就去世了，兄弟两人当时都已算高寿，推测文君的去世也不会和惠王相差太久。姑且假定文君晚于惠王两年辞世，则是在简王二年（公元前430年）。按照上面平夜君成十岁丧父的假设，则平夜君成出生于惠王四十九年（公元前440年），当时平夜文君已经五十三岁左右了。按照学者对新蔡简年代的推断，平夜君成辞世时享年约六十三岁，和其父文君、伯父惠王寿命相仿，这完全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的。可见我们关于平夜君成是平夜文君之子的推断，和学者们根据其它线索对新蔡简年代的推断是可以相合的。
附带说一句，根据平夜君成自称“暮生早孤”，以及上面我们对其生年范围的大致推测，王孙厌是平夜君成的兄长的可能性比是他弟弟的可能性大得多。
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新蔡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就是平夜文君的儿子，楚昭王的孙子，楚惠王的侄子，是第二代平夜君。王孙厌则很可能是平夜君成早年亡故的兄长。这个推断和学者们所推定的新蔡简年代完全可以相合。即便不能敲定新蔡简的具体年份，把其下限定在战国中期前段也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我们对平夜君成生年的推断，他不大可能活到战国中期的中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18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何浩：《文坪夜君的身份与昭氏的世系》，《江汉考古》1992年3期。吴郁芳：《包山二号墓墓主昭佗家谱考》，《江汉论坛》1992年11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183～184页。
刘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1期，2004年2月（本文所引刘信芳先生的意见皆出此文，不另注）。徐在国：《新蔡葛陵楚简札记（二）》，简帛研究网，2003—12—17。
参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452—459页，中华书局，1988年1月。
楚简中的“冢”或“肥冢”与“冢豕”可能是指同一种祭牲，参看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
彭浩：《包山二号楚墓卜筮和祭祷竹简的初步研究》，《包山楚墓》附录，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吴郁芳：《包山二号墓墓主昭佗家谱考》，《江汉论坛》1992年11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183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182～184页。
[10] 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2004年7期。另外，把见于王徙于鄩郢之岁连续三个月的干支和新出的《春秋战国秦汉朔润表》相对照，也是只有公元前377年的历日与简文相合（参看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润表》90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
[11] 张新俊：《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文字补正》，《中原文物》2005年4期。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51页，中华书局，1995年6月。
[1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14]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103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
[15] 此段文字各本微异，四库全书本“吾母”下无“欲”字，“五丈夫”下无“子”字，此处所引据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丛书集成初编》第508册227页，中华书局，1959年10月。
[16] 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中文大辞典》第16册42页，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8月。
[17] 《丛书集成初编》第1368册946页，中华书局，1991年。
夜书所见篇4
关键词：通西南夷；犍为郡；年代；顺序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190-08
通西南夷是汉武帝初年的大事之一，后来史籍一般都会论及，但其涉及的一些问题又历来存在疑误，因为《史记》、《汉书》所载西汉通西南夷的史实本身有若干含糊不清甚至龟踔处，颇难清理。本文选取初期通西南夷、置犍为郡的时间问题进行考辨，试以澄清积误。
西汉通西南夷史实主要见于《史记》、《汉书》的《西南夷》、《司马相如》两传，记载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由来过程等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兄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孝武皇帝纪》、《华阳国志・蜀志・南中志》、《资治通鉴・世宗孝武皇前帝》等也记载其部分史实，但有关情节却始终不够清晰，此处综合诸书记载；略述西汉初通西南夷事迹如下：
所谓“西南夷”，即“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蜀之南为“南夷”，在蜀之西为“西夷”。秦朝。“西南夷”已经隶属于秦，并设有行政官员，而汉朝兴起以后，因为风俗习惯、地理位置等原因，放弃了这些地方，只是恢复蜀地的固有边界而已。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唐蒙通过在“南越”当地和在长安对“蜀贾人”的调查，了解到“南越”和“夜郎”相通，而“夜郎”又和“蜀”地相通。汉朝要控制“南越”，“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唐蒙建议经过这些“西南夷”地区来控制“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汉武帝于是任命唐蒙为“郎中将”(《喻巴蜀檄》称“中郎将”)，负责这件事。结果唐蒙把“夜郎”等“南夷”设置为汉朝的“犍为郡”来管理，又开通“南夷道”，“发巴蜀卒治道，自k道指江。”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i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喻巴蜀檄》)……相如还报。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i、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i、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洙、若水，南至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着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所“著书”就是《难蜀父老》。
以上就是《史记》、《汉书》所载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基本史实。前后经过数年时间，参与人员不一，涉及地区先后有增添，因《史记》、《汉书》时间记载模糊，后人容易误解。其中有几个时间问题后人直至今人仍有若干疑误。
一、一年还是六年
几乎所有论著都把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看作一年之中完成的事情。
最早是《汉纪》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资治通鉴》承袭《汉纪》，也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沿袭《汉纪》、《资治通鉴》的还有《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古代史》等等。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建元六年的有白寿彝《中国通史》、《秦汉史》、《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新史记》等等。还有一些论著述及西汉初通西南夷时，不系年，当是有意回避，如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等等。
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前后经历约六年时间，从唐蒙上书、置犍为郡、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到“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即从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共六年左右。(见后文)如果笼统定于一年，难免纷乱。
二、唐蒙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
一般认为唐蒙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在“建元六年”或“元光五年”，以“建元六年”说为多。两说差距甚大，本无共存之理。《华阳国志校注》注云，“建元六年唐蒙自南越还，向汉武帝上书建议通夜郎”、《夜郎文化寻踪》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唐蒙出使南夷，拜见了夜郎侯多同，双方议定设置官吏。”《秦汉文学编年史》系“唐蒙通西南夷”在“建元六年”，并引《汉书补注》为据，以为“《资治通鉴》卷十七系之元光五年，似不确”。类似论著众多。
通西南夷在“建元六年”说是很大的误解，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说也不够准确。
《史记・西南夷列传》叙述唐蒙通西南夷的由来，从“建元六年”开始说起，并不等于“通西南夷”就是从“建元六年”开始。从“建元六年”起到第二个年代“元狩元年”的出现为一段落，这一段文字共涉及九年间事，一直写到“罢西夷”，而“罢西夷”已在元朔三年秋：“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建元六年”下所叙事原在《东越列传》，在《西南夷列传》这里原本不需要又叙述东越事，此处不过是引起话头，本是补叙通西南夷的起因，如果按《史记》记叙类似问题的惯常用语，这里应该把“建元六年”改换成“初”字，“建元六年”还不是通西南夷的开始时间。这个问题历来未曾引起重视，也是产生疑误的首要因素。
这里有几个问题尚需辨正：
其一是“建元六年闽越攻南越”是否有误?
《史记》、《汉书》二西南夷传皆明言“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u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又《汉书・武帝纪》系于建元六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系于建元六年：“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如此等等，则“唐蒙风指晓南越”事在“建元六年”不误。
其二，“建元六年”所能提供给唐蒙的时间到底有多少?
按《汉书・武帝纪》，《史记》、《汉书》所叙“大行王恢击东越，一东越杀王郢以报”一事在建元六年秋八月开始：“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秋八月”至“秋九月”底，不过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属于“建元六年”，“秋八月”所指应是“闽越王郢攻南越”一事起始时间，一其余“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等等不可能都在“秋八月”，更在之后。“唐蒙风指晓南越”的完成最快也不会早于“秋九月”底，即应在“建元六年”年底。并且，《史记》《汉书》之《西南夷传》均明言，“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这一系列事件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的，仅唐蒙从南越回到长安，即非数月不能到达，遑论其后征发“万余人”进入夜郎。
考《后汉书・郡国志》：“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京兆尹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两者相减得蜀至长安距离约二千一百余里。犍为郡初设时，郡治在“”(今贵州遵义一带)，再加上“”至成都约一千余里，则西汉犍为郡距长安约三千余里。其时南越所在即《后汉书・郡国志》之“南海郡”，“南海郡武帝置。雒阳南七千一百里”。至长安至少七千余里，从南越经长安至夜郎，约万里之遥。这些地方大多崎岖难行，比中原等地交通远为困难。按吴明贤先生《苏e入蜀考》的结论，唐代从长安入蜀约需两个多月。北宋开封至蜀也需三月左右，如宋祁《益州谢上表》：“昨被嘉v元年八月诏书，授臣吏部侍郎，仍旧职移知益州，臣以九月解定州符印，十月过阙下，又奉诏旨，许朝见面赐训赦，自见逮辞，凡一月，即乘驿趋官，以今年二月二十日领州事。”苏洵《张益州画像记》所言也是三月左右，“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北宋入蜀路线也是经关中入蜀，开封至长安道路平坦，时日当不费太多，所以开封至蜀与长安蚕蜀所需时日差距不会很大，再加上唐宋时代巴蜀与长安间道路应该比汉武帝时代要通坦，则西汉长安至蜀需三月左右大体不误。如果“乘传”可能要快些，但只能在长安以及成都平原少部分地区，其余崎岖险阻，似也难以使用。以唐蒙经南越、长安、巴蜀、夜郎一线，单边一次没有一年以上是很难到达的。所以，唐蒙绝不可能有时间在“建元六年”又出使“西南夷”。
其三，唐蒙是否有必要在“建元六年”“归至长安”
“唐蒙风指晓南越”本是奉“大行王恢”之使命，使命完成自然应当向王恢“还报”，不属于朝廷正式派遣，不可能直接向汉武帝“还报”。“唐蒙风指晓南越”的职事，不过属于战地指挥官“大行王恢”所能决定的一些细节问题，如通风报信之类，其余更重要的诸多善后等事宜，汉武帝本有正式使节：“是时，汉兵遂出，末逾领，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王顿首曰：‘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即遣太子随助入侍。”按《史记》、《汉书》“还报”一词的使用，皆是因直接使命，此处《史记》、《汉书》称唐蒙“归至”，与后文“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一一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完成朝廷使命后用“还报”一词有明显区别，即“归至长安”当非因前述南越事；又按“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曰”等等脉络语气，“归至长安”与“上书”一事也无明确的直接关系。所以，“归至长安”亦非因后述西南夷事。因此，唐蒙“归至长安”也不必在“建元六年”。按上文“其二”所论，也不可能在“建元六年”“归至长安”。以后文“上书”事衡量，当在元光四年。
综上所述，“通西南夷”绝非始于“建元六年”。
《史记》两个直接有关的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都没有明确记载唐蒙通夜郎的具体年代，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提到：“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汉书・武帝纪・公孙弘卜式嚎泶》皆以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一文有：“汉兴七十有八载，……于是乃命使西征……至于蜀都。……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等语，按“汉兴七十有八载”在元朔元年，“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之三年前，正在元光四年，指唐蒙上书、拜将、进入夜郎的时间。
唐蒙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不误。按《汉书》“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的记载，唐蒙进入西南夷地区的时间应在元光五年夏之前，约在元光四年夏秋；其在长安上书、拜将、将兵、征发万余人作后勤等等，则应更早，约在元光四年春。唐蒙通西南夷起始时间在元光四年，“已略通夜郎”、约为置吏等事则在元光五年。
三、犍为郡初设年代在元光五年，不在建元六年
与通西南夷年代直接关联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犍为郡的设立年代，自来亦有建元六年、元光五年两说，古人几乎都采建元六年置郡说，今人以建元六年置郡、元光五年置郡两说并行。
《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是建元六年置郡说的源头。
《汉纪》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自然是大而化之。而置犍为郡却未曾明言，基本可以认为其确定于元光五年置。这当是对《汉书》“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的说法表示疑问的做法，也是元光五年置郡说的源头。
《资治通鉴》承袭《汉纪》，也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但已经加上“还报，上以为犍为郡”一事，即是肯定《汉纪》而订正《汉书》，并把唐蒙、司马相如事均系于“秋，七月”之前，又另加公孙弘事，系于“秋……八月”后，虽不确，却明显有所考证。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在《稽古录》里把唐蒙上书系于“元光四年”条下：“中郎将唐蒙使南越，见X酱、筇竹杖，请通西南夷以制越”，虽仍把唐蒙使南越、上书两事混为一年，但已经明显意识到“元光五年”一年不可能完成。“元光五年”所系上书、将兵、订约、置郡、通道诸事，比《资治通鉴》有进展。郭永蹈《蜀鉴》也把唐蒙通西南夷系于“元光四年”，“汉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为中郎将使通南夷，始置犍为郡”，“元光四年拜唐蒙为中郎将使通南夷”有道理，“元光四年置犍为郡”不合《史记》、《汉书》有关记载。
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对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置犍为郡的年代有非同一般的解释：“《汉书・地理志・犍为郡》说‘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县十二。’其中有五县在犍为南部，后来别设都尉，这是汉朝在西南设置郡县最早的地区。后，唐蒙出使夜郎，《史记・西南夷传》说‘唐蒙为中郎将(按：郎中将)，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事应在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所谓‘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应作‘乃以属犍为郡’。”这是认为犍为郡在建元六年开设，但并不由唐蒙开设，唐蒙在元光三年出使夜郎，把夜郎地区并入犍为郡。即先有犍为郡，后有唐蒙出使夜郎。这就和《史记》《汉书》相关记载大不同，其原因当是以此弥缝《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与《史记》《汉书》其余相关记载矛盾的作法，改字以作解，说到底是不以为《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有误。
由于《汉书・地理志》的巨大影响，后来史志多采“建元六年置郡”说。
如《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水经注》：“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汉武帝建元六年开置郡县”、《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等。《史记》、《汉书》的注解著作和当代史书等等也是如此，如《汉书补注》对“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未有异议、《史记会注考证》又引证《汉书补注》云：“开二郡(、犍为)、事在建元六年”、《中国古代史》：“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由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汉，汉武帝在夜郎地建立犍为郡”、《全注全译史记》也沿袭《华阳国志》的说法。与汉代犍为郡有关地方的几乎所有志书都采取“建元六年置郡”的说法，几乎都是沿《汉书》、《华阳国志》。如《四川通志》：“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西南夷，汉建元六年，开夜郎国置犍为郡”、并引《华阳国志》为据。《犍为县志》：“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开‘西南夷’，置犍为郡。郡治(今贵州省遵义市西)。元光五年(前130年)，郡治移南广(今云南省盐津县东)”、《云南通志》等。其余如四川《宜宾县志》、《新津县志》、贵州《遵义县志》、云南《昭通县志》等等也是如此。
“元光五年置郡”说自是因《史记》、《汉纪》、《资治通鉴》等，但《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建元六年置郡”说并未得到彻底辨正，至今仍然还在广泛引用。
《史记》两个直接有关的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都没有明确记载置犍为郡的具体年代。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提到：“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此处即指“元光五年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奇怪的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嚎泶》云：“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却删掉“置郡”二字。原因不外两端：一是此处与，“置郡”无关；再或者与《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相龟醵不得不如此。按《史记》《汉书》之《西南夷传》：“秦时常o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唐蒙通夜郎及夜郎旁小邑)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此段两传并无任何实质分歧，则犍为郡在唐蒙通夜郎还报汉武帝以后开设无疑。如前述，建元六年唐蒙必无通西南夷的可能，所以《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即为疏忽错失，“元光五年”置犍为郡不误。
问题还在于《华阳国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的这一段，“此段记载盖据传说，于史实多所抵牾”，不足凭信。前既取唐蒙通西南夷说，又另无证据，就必无又取“建元六年置犍为郡”说之理，仍然因袭《汉书》而来。按《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通西南夷道、治道”等自然在元光五年，“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邛榨之君长”正要求内附，犍为郡治何以从“”(今贵州遵义一带)大幅后移至南广(今四川高县一带；《犍为县志》或云“今云南省盐津县东”，相近)其实移治本在元朔三年后，“及弘为御史大夫，时(元朔三年)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所以“元光五年”移治等等，貌似确凿，不过是以后出之史实附会弥缝“建元六年”与无可怀疑之“元光五年”之间的抵牾而已。其中“唐蒙”斩令一节，也是西汉以后据《司马相如列传》“又兴法诛其渠率”一语所作的发挥，又已经在时间上含混不清了。
总之，置犍为郡必在元光五年。建元六年说乃《汉书》、《华阳国志》之误。以《汉书》、《华阳国志》之体大，于细节有所疏忽错失，在所难免。
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几个阶段。
《史记》、《汉书》有关通西南夷诸记载时间、顺序含糊，参与人员不一，非仔细比勘，颇难一一对应。一般谈到西汉初通西南夷，大多把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的活动放在同一个时间段来看待，把入夜郎、置犍为郡、通西夷、罢西夷等数年之间、多人参与的事情当作一年当中完成的事件，叙事论理难免淆乱。此处核较有关记载，略分顺序。大致说来，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整个事件可分五个阶段，大约六年时间：起始上书、通西南夷置郡、治南夷道、通西夷、罢西夷与后移犍为郡。
其中有七件事：上书、通西南夷置郡、司马相如喻巴蜀、治南夷道、公孙弘视西南夷、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通西夷、后撤犍为郡与罢西夷。
一、唐蒙“上通西南夷书”约在元光四年春
唐蒙初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应从“上书”算起，“上书”一事是整个“通西南夷”事件的开端，约在元光四年春。按《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自“上书”开始，直到“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时，还在“通西南夷”。
二、唐蒙“通西南夷”在元光四年夏到五年夏、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春夏
“乃拜蒙为郎中将(《司马相如列传》作“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按《汉书补注》当作“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江。”约为一年左右，在元光四年夏到五年夏之前，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春夏间。
夜书所见篇5
陆游少年时即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他创作的诗词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诗中表现了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散文精整雄快，表现出质朴而沉实的创作风格。
（一）
鹊桥仙・夜闻杜鹃
【宋】陆游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赏析】
乾道八年（1172）冬，陆游离开南郑，第二年春天在成都任职，之后又在西川停留了六年，此词就写于这段时间。陆游在成都时的心情本来就不大好，再加上他“夜闻杜鹃”，自然会惊动敏感的心弦而思绪万千了。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茅檐”、“蓬窗”指其简陋的寓所。当然，陆游住所未必如此，这样写无非是形容客居的萧条，在这样的寓所里，在风雨如晦的夜晚，诗人坐在昏黄的灯下，他该是多么寂寥！“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这时他听到了鹃啼，但又不直接写，而是先反衬一笔：莺燕无声使得鹃啼显得分外清晰、刺耳；莺燕在早春显得特别活跃，一到晚春便“燕懒莺残”、悄然无声了，对这“无声”的怨悱，就是对“有声”的厌烦。“总”字传达出了那种怨责、无奈的意味。月夜的鹃啼是很凄楚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难》）――何况是风雨之夜呢！“常啼”显出这刺激不是一天两天，这样写是为了加强此夜闻鹃鸣的感受。
上片是写夜闻鹃鸣的环境，着重于气氛的渲染。杜鹃本来就是一种“悲鸟”，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啼鸣，更加使人感到愁苦不堪。接着下片就写愁苦情状及内心痛楚。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孤梦”点明客中无聊，寄之于梦，偏又被“惊残”。“催成清泪”，因啼声一声紧似一声，故曰“催”。就这样还不停息，“又拣深枝飞去”，继续它的哀鸣。“又”，表明作者对鹃夜啼的无可奈何。杜甫《子规》写道：“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客中愁闷时哪能听这啼声，可是那杜鹃却似故意追着人飞！这里写的也是这种情况。鹃啼除了在总体上给人一种悲凄之感、一种心理重负之外，还由于它的象征意义引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比如它在暮春啼鸣，使人觉得春天似乎是被它送走的，它的啼鸣常引起人们时序倏忽之感，同时，这种鸟的鸣声好似说“不如归去”，因此又常引起人们的羁愁。所以作者在下面写道：“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故山”，故乡。“半世”，陆游至成都已是四十九岁，故说半世。这结尾的两句把他内心深层的意念揭示出来了。在故乡听鹃当然引不起羁愁，之所以“不堪听”，就是因为打动了岁月如流、志业未遂的心绪，而今作客他乡更增加了一重羁愁。
这首词由闻鹃感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曲折婉转地传达了作者内心的苦闷。
【练习】
1.这首词“茅檐人静”等三句描写了什么景象？有什么作用？
2.词中“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鹃”两句运用了什么手法？这样写在表达上有什么好处？
【参考答案】
1.这三句描写了春晚寂静、昏暗、风雨凄迷的景象。其作用在于为杜鹃出场作铺垫，也为后文表达词人飘零身世和凄凉的心境作铺垫。
2.运用烘托手法，其好处是以“静”衬托出杜鹃啼声的悲切。（“总无声”衬“啼杜宇”，而啼声“催成清泪”）
（二）
书巢记（节选）
【宋】陆游
陆子曰：“子之辟辩矣，顾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①，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陆子叹曰：“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吾侪未造夫道之堂奥②，自藩篱之外而妄议之，可乎？”因书以自警。
【注释】①觌（dí）：相见。②堂奥：房屋正中偏前的厅堂之中，此指道的精微之处。
【赏析】
文人的书室，是一个精神家园，是一方独往独来的天地。书室的命名，蕴涵着无穷的意趣，陆游的“书巢”自然更有其生命的特色。
书房既然成了鸟巢，那么读书人也就成了一只栖息在树枝的鸟儿，书籍也许就是树叶了。这样的一个新奇的比喻成了陆游《书巢记》的构思起点。作者从客人的疑问写起，“子之辟辩矣，顾未入吾室”，然后具体描述书房和鸟巢的相似之处，“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最后写自己悟出的道理，“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吾侪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篱之外而妄议之，可乎？”“书巢”是陆游最出名的书室，从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全然生活在书籍之中，这就是他的精神营养，一个可爱的读书人形象呼之欲出。
本文语言整散结合，句式灵活多变，自拟的对话格式，充满了生活气息，给人质朴沉实的享受。
【练习】
1.解释句中加点的词。
a.未尝不与书俱
B.吾侪未造夫道之堂奥。
C.信乎其似巢也。
D.或枕藉于床。
2.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
②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
3.陆游说“因书以自警”，文章警诫自己和他人一个什么道理？请用自己的话归纳。
【参考答案】
1.a俱：和……在一起。
B侪：同类人，这些人。
C信：确实。
D枕藉：物体纵横相枕而卧，言其多而杂乱。
2.①有时甚至不能走路，于是就自己笑着说：“这不就是我所说的巢吗？”
夜书所见篇6
关键词：《阁夜》；创作背景；“人事”；“音书”；“寂寥”
一.《阁夜》尾联内涵之争
诗圣杜甫的《阁夜》是一首深受读者喜欢的著名七律诗篇。全诗如下：
《阁夜》/[唐]杜甫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尾联的注解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解释存在严重的错误。
人教版高中教材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指交游。音书，指亲朋间的慰藉。漫寂寥，徒然感到寂寞。漫，徒然、白白地。”。另外，我查阅了《新华字典》，“交游”为“结交朋友”的意思。
在阅读上述解释文字时，我感到特别困惑，因此开始查阅相关文献，也由此激发了我对科研探索的兴趣。
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在《唐诗别裁》中给出的解释是：“[阁夜]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沈德潜1998]。
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杜甫研究专家、被誉为“汉学伟人”的萧涤非（1907～1991）等人在《唐诗鉴赏词典》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音书，词意平列。漫，任便。这句说，人事与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萧涤非等1983]。
《唐诗三百首》中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变迁音书断绝，我寂寞无聊”。
2003年，岳泽和在《语文月刊》一文中认为：“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是说，诸葛亮（卧龙）和西汉末年“跃马而称帝”的公孙述（跃马）这些在历史上曾煊赫一时的人物，而今安在？他们不都是化为黄土了吗？我们这些人又何必为自己的得失而挂怀呢？至于人事和音书，就任其寂静无声吧！”[岳泽和2003]。
2004年，仇桢在《语文教学之友》发表文章，对“漫寂寥”的两种解释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仇桢2004]。他分析后认为，“漫”即“满”，引申为“全、都”，因此认为“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意思为“如今人事‘岑’寂，‘音书’杳然，一片虚无”。
2011年寒假期间，我通过网络版《全唐诗》查阅杜甫所有诗词，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杜甫的用词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对《阁夜》尾联进行了初步的解析。于2011年2月在《文学教育》上撰文，对“人事音书漫寂寥”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人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音书”），更是遁入无形空寂之中（“寂寥”）[曹天璞2011]。这一解释与其他作者的解释截然不同！
本文是在上述论文基础上，结合最近我的新的思考而写成。在本论文中，我进一步从《阁夜》写作的社会背景分析、对杜甫有影响的历代诗人的作品、“寂寥”出处考证、杜甫全诗用词统计分析等角度，进一步全面深入地解析《阁夜》尾联的深刻内涵。
二.《阁夜》创作的社会背景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肃宗时，杜甫担任左拾遗。晚年曾入蜀，在友人的推荐下，杜甫担任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杜甫一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下了1000多首诗，被后世尊称为“诗圣”。韩愈高度赞美杜甫和李白诗词的艺术光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元稹赞誉杜甫至极点：“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由此可知杜甫对当时诗坛地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杜甫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56岁的杜甫在古时已经属于老年人，已经是穷困潦倒，体弱多病。这年是公元766年唐大历元年的春末，他来到四川夔州。
“阁夜”，即西阁之夜。这首七言律诗是杜甫于766年冬天西阁之夜所作，是诗人感时、伤乱、忆旧、超然心情的真实写照。当时，四川发生了崔旰、郭英乂、杨子琳等军阀的连年混战，吐蕃也不断侵袭蜀地。
诗人面对峡江壮丽的夜景，仿佛听到悲壮的鼓角声；诗歌诉说了兵乱之中黎民百姓的悲戚，表达了诗人对国家的战乱的悲伤，表达了由武侯庙、白帝庙而产生的对历史变迁、贤愚同尽的感慨。
全诗虽有感时悲壮之情，也藏历史超然之愫。
三.从多重角度分析“人事”、“音书”和“寂寥”的内涵
我首先分析“人事”一词。基本方法是通过检索在线版《全唐诗》（网址省略/）、在线版《唐诗三百首》（网址省略/）搜索含有上述词语的诗词，然后从中总结出《阁夜》中“人事”的内涵。
3.1杜甫关于“人事”的基本内涵
通过检索在线版《全唐诗》（网址省略/），我发现，杜甫还有以下12首诗中使用了“人事”一词，参见表1。
*源自的先后次序与《全唐诗》同。
根据上述表中的诗句，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除了第8行外，可以确定的是，杜甫在诗词创作使用“人事”一词时，其内涵基本一致，大致为“人世间的事情”！
作为补充，我查阅了在线版《唐诗三百首》，收集的含有“人事”的诗有王维《桃源行》诗中的“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深山峡谷谁也不知道人世间的事；外界看这里也只看见渺远的云山），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间世事不停地交替变换，一代接一代永远今来古往）。上述两处“人事”都是“人世间的事情”的意思。
那么，能否由此确定《阁夜》中的“人事”也可以理解为“人世间的事情”，而不是如人教版教材给出的含义“交游”呢？本文第4节“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中将给出答案。
3.2杜甫关于“音书”的基本内涵
下文来分析“音书”一词。除了《阁夜》之外，杜甫还四首诗使用了“音书”一词，参见表2。
从上表可以发现，杜甫和其他诗人在使用“音书”一词时有以下规律：除了《阁夜》外，杜甫的“人事”用法和其他诗人基本一致，总有一个字或词与它搭配，例如“静不来”、“稀”、“滞”、“断”等，形成“音书静”、“音书稀”、“音书绝”、“音书断”等，而不是单独使用。并且，“音书”的含义比较明确——基本含义为“音讯、书信”之意。
那么，能否就采用上述基本内涵来解释《阁夜》尾联呢？本文第4节“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中将给出答案。
3.3杜甫关于“寂寥”的内涵
为了便于把握杜甫关于“寂寥”的基本内涵，我们先来探讨“寂寥”一词的起源及其基本内涵。
3.3.1“寂寥”的起源
“寂寥”一词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思想家、道教创始人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名论著，是我国历史上首部最为系统的哲学著作，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来源。传说中，《道德经》为春秋时期的老子所写，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共计81章。后人将前37章归为《道经》，后43章归为《德经》。
在《道经》第25章中，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上述断言的大意是：有一物混然而成，它存于天地形成之前；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阔，它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永不停歇；它为万物的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取字为“道”，勉强给取名为“大”。…
从上述解解中不难看出，“寂寥”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涵：“寂”，无声；“寥”，无形，空阔。但是，“寂寥”在此毫无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内心寂寞空虚”之意。
“寂寥”一词也出现于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编辑的《楚辞》中。刘向在《楚辞》中收录了有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以及刘向本人的作品《九叹》，计十六篇。刘向编写的《楚辞》现已遗失。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对《楚辞》进行了增补、注解，形成了《楚辞章句》。
刘向的《九叹》中又包括《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
在《惜贤》篇中，刘向有诗句“声嗷嗷以寂寥兮，顾僕夫之憔悴”，其中按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注解：“寂寥，空无人民之貌也”。据此，“声嗷嗷以寂寥兮”可以理解为“[屈原]向这一世界大声呐喊，表述自己的高洁与忠贞，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回应，一律都沒有，就象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一样。”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用现代汉语解释，“寂寥”的最基本内涵有两点：（1）“寂静而空阔无形”，（2）“空无人民”。
另外，《四角号码词典》对“寂寥”也有“寂静而空阔”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寂寥”有“寂静；空旷”的解释。这些解释类似于（1）的含义。
在此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寂寥”的基本内涵中没有现代人们所说的“内心寂寞空虚”之意。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现代人对《阁夜》尾联解释有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3.3.2杜甫关于“寂寥”的内涵
除了《阁夜》之外，杜甫在其它诗词中也使用了“寂寥”一词。通过对在线《全唐诗》的检索，我搜到了含有“寂寥”的诗，共计15首，最后整理成表3。
表3关于“寂寥”的含义是我查阅资料所得到，第10行《阁夜》中“寂寥”的内涵是本节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所以用问号标记。
*源自的先后次序与《全唐诗》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阁夜》外，在杜甫诗词中，“寂寥”内涵共有四种：
1)寂静无声；2)孤单空落；3)冷落萧条；4)死亡。
同时也可以看出，“寂寥”在杜甫诗歌中的演变十分复杂。这很可能就是导致众多学者对《阁夜》尾联下句给出不同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
3.3.3从对杜甫有影响的前辈诗人以及诗友中寻找“寂寥”内涵
我们能否根据3.3.2节的分析认为，《阁夜》中的“寂寥”一定是表3中四个解释之一呢？或者说“寂寥”在杜甫的认知世界里还有其它可能解释吗？
直接回答上述问题是困难！本节试图通过“人物影响关系分析”的思想，从影响杜甫的前辈诗人和诗友的诗歌中获得线索。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先前时代诗人的传世不朽诗歌对后世诗人具有重要影响，同一时代的诗友之间也有相互赠诗的“传统”。根据这一认识，我查阅了杜甫大量的诗词文献，从杜甫自身诗词中，我整理了可能对杜甫有影响的前辈诗人和同代诗友的列表。然后，再从这些诗人的诗词中找到出现“寂寥”的诗词，并且分析它们的涵义，以此来回答本节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图1总结了杜甫诗词中或赞美或讴歌的10位著名诗人的姓名，也给出了杜甫的相关诗词名（其实还有其它诗词，图1仅列出一首，其它部分相关诗词在下文中略有提及）。下面对这些诗词一一分析，并且分析诗词所提及的诗人的作品中出现的“寂寥”一词。
3.3.3.1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
杜甫在叙述自己的作诗经验时，写下一首诗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其中，“二谢”指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大诗人谢灵运和谢朓，“阴何”是指南北朝时期的诗人著名阴铿、何逊。该诗反应了“[杜甫]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石洲诗话》云）。由此可以看出，杜甫的创作受到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的极大影响。
事实上，我通过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获知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和历史地位。
谢灵运（385—433年）为南朝宋代著名诗人。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从谢灵运开始，山水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谢脁（464—499年）为南朝萧齐文学家。出身世族，母亲为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谢脁是南齐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对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唐代诗人李白对谢脁最为倾心；清代王士禛《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谢脁的诗不仅影响了唐代诗人，而且影响了一代诗风。
阴铿（约511－约563年)为南北朝梁朝、陈朝著名诗人、文学家，以写景见长，尤善描写江上景色。阴铿的艺术风格同何逊相似，后人并称为“阴何”，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指李白）有长句，往往似阴铿。”足可见阴铿对后世的影响。
何逊（约477—518年）为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志。他诗情婉转，意境隽美，深为后世诗人杜甫等赏识。梁代天监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佳诗《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何逊一身寂寞苦闷，寄情于梅花，杜甫有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以上四位诗人含有“寂寥”的诗句在表4中给出（参见第3.3.4节）。
3.3.3.2杜甫《戏为六绝句》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首联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足见庾信对杜甫的影响。
庾信(513—581年)为南北朝诗人。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直接影响着唐代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唐诗的先驱。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表达了对庾信的赞美。
庾信对后人的影响也是至深。例如，宋祁的“庾信真愁否，仍能用斛量”（《秋日四首之一》），张耒的“已老冯唐犹不遇，思归庾信正多愁”（《归马二首之一》），黄庭坚的“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著”。
庾信共有三首诗中含有“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3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讲述了与高适的友情：“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
高适（约702—765）为唐代著名诗人。曾在宋中居住，与李白、杜甫结交甚密。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他曾游梁宋，躬耕自给，因此其诗歌反映的层面较广阔。
高适有两首诗出现“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4杜甫《寄岑嘉州（州据蜀江外）》
杜甫在《寄岑嘉州（州据蜀江外）》一诗中有诗句：“不见故人十年馀，不道故人无素书”，其中因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因此他被世人称为“岑嘉州”。
岑参（约715—770）是唐代著名诗人。曾祖岑文本、伯祖岑长倩、伯父岑羲都以文墨致位宰相。岑参10岁左右,父亲去世，家境渐困。他刻苦学习，遍读经史。杜甫等推荐他为右补阙。岑参写了不少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思乡之情的诗歌。岑参晚年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隐逸思想在诗中多有体现。
岑参有一首诗用到“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5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杜甫与李白的友情极深，744年（玄宗天宝三年），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曾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745年（宗天宝四年），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杜甫与同游，感情甚密。
杜甫写了许多反应与李白友情的诗篇。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写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情真意切。除了《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包括《寄李白二十韵》、《赠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梦李白二首》、《冬日有怀李白》等。
李白（701—762年）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的性格是高傲的，他有铮铮傲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醉累月轻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在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面前，他表现得目中无人，桀傲不驯。
李白有一首诗用到“寂寥”，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6杜甫《陈拾遗宅》
杜甫对陈子昂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赞赏有加，在《陈拾遗宅》写到：“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杜甫本人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陈子昂（约661—702年）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陈子昂历任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现存诗共100多首，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陈子昂还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等100多首传世佳作。
陈子昂有一首诗用到“寂寥”，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7杜审言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约645—708)为初唐杰出诗人。唐高宗咸亨进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查遍杜审言诗集，未见含有“寂寥”。
3.3.4杜甫诗中“寂寥”可能内涵的总结
根据3.3.2和3.3.3的分析，我总结了一张表格，给出了影响杜甫的诗人以及他们诗歌中出现的“寂寥”诗句。
根据表4，我推断在杜甫诗歌中，“寂寥”一词除了四种可能的内涵外，可能还会有“寂静空阔”、“寂静空阔无形”的内涵。因此，结合3.3.2节的分析，我认为，杜甫在使用“寂寥”一词时，其可能的基本内涵有六种：
1)寂静无声；
2)孤单空落；
3)冷落萧条；
4)死亡；
5)寂静空阔；
6)寂静空阔无形。
这一结论为解释《阁夜》中的“寂寥”一词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阁夜》中的“寂寥”的内涵应该为上述六种内涵之一。下一节将详细分析“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深刻内涵。
四.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慢寂寥”新解
前面，我给出了杜甫以及其他诗人使用“人事”、“音书”和“寂寥”的可能内涵。结合对《阁夜》全诗的人事，我对“人事音书漫寂寥”进行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我从关涉角度分析《阁夜》的整体描述特点。
在诗人的整首诗中，首联、额联、颈联写诗人所见、所闻，都是关于从感官出发，反映现实世界，属于“关于现实的”内容，并没有“关于自己”的内容。尾联的上句写所忆，是写历史的，也没有“关于自己”的内容。如果尾联下句“人事音书漫寂寥”是“关于自己”的内容，显得与整首诗不协调。因此，将该句理解为“人事变迁音书断绝，我寂寞无聊”不够贴切，因为这种理解使得“人事音书漫寂寥”是“关于自己”的了。
第二，虽然“终”为副词，解释为“终归”，但是在“卧龙跃马终黄土”中的“终”具有“终成”的意思，因此“终”在功能上实为动词。因此“人事音书漫寂寥”中的“漫”字应该具有动词功能。因此，“漫”作为“任凭”、“随它去”似乎不当，也与全诗完美的对仗性——“催-霁”、“声-影”、“闻-起”、“终-漫”——也不相称。
第三，根据杜甫和其他诗人使用“音书”一词的上下文来看，使用“音书”的诗句前后总有一个字或词与它搭配（例如“音书静”、“音书稀”、“音书绝”、“音书断”等），而不是单独使用。因此，“人事音书漫寂寥”中的“音书”不是“音书杳然”的意思，也不是如“远地音书”的意识。
第四，根据从多重角度对“寂寥”分析的结果，“寂寥”在《阁夜》中没有寂寞的含义，这一点与大多数学者的注解完全不同。结合“卧龙跃马”一句，将它解释为“寂静无声”、“寂静空阔”或“寂静空阔无形”更加贴切。
综合上述四个要点，我得出以下结论：
（1）教材把“人事”理解为“交游”，似乎欠妥。“交游”意指“结交朋友”，内涵太窄，与“卧龙句”不相称。我认为，应该按照诗人杜甫的习惯用法，将“人事”理解为“人世间的事情”，或者理解为“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愁和失意之事”。
（2）根据杜甫和其他诗人的习惯用法，“音书”不具有“音书断绝”、“音书杳然”的意思，这与教材中的解释、《唐诗三百首》的解释、仇桢的解释、清代诗人沈德潜得解释等截然不同。我认为，应该将“音书”理解为“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情感”。这一理解更加准确。
（3）诗人在写出追忆历史的“卧龙句”后，似乎意犹未尽，需要由下一句的“人事音书漫寂寥”来对照、应答。而这种应答应该是一种宿命论式的断言。因此，紧扣上句的意思（即“贤人枭雄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人物同归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应该反映现实与未来。
（4）借助“卧龙句”可以看出，作者在抒发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因此“人事句”应该对这种感慨进行回荡，从《阁夜》全诗可以看出，前三联的上句反应了现实的“阳”、“悲壮”和历史的“强人”等力量的一面，下句则回荡着现实的“阴”、“柔”、“弱”的一面。因此，我认为，“人事音书漫寂寥”的理解应该尊重这一对仗的规律。
终上所述，《阁夜》尾联中的“人事音书漫寂寥”应该理解为“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遁入无声无形之中”。
本文从社会背景、对杜甫有影响的历代诗人的作品、“寂寥”出处考证等角度，运用归纳分析、类比分析、相关分析和诗词对仗分析等思想，对诗圣杜甫名篇《阁夜》中的“人事”、“音书”和“寂寥”进行了详细剖析。我认为，“人事”指“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而不是“交游”的意思，也不完全指“人事变迁”），“音书”指“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而不是指“音书断绝”，也不完全等同于“朋友之间的慰藉”），“寂寥”指“无声无形”（而不是指“寂寞”）。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了“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新解释，即“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遁入无声无形之中”。
最后，通览《阁夜》全诗，结合“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新解释，我除了体会到诗人在那个不眠之夜，对现实的感慨，对百姓的忧伤，也体会到诗人对人、事、物无情历史规律的超然。
参考文献：
[1]沈德潜（清）：《唐诗别裁》。岳麓书社出版年，1998年。
[2]萧涤非、程千帆等：《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3]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4]仇桢：“漫寂寥”别解。《语文教学之友》，2004年，第10期，第33页。
[5]岳泽和：《杜甫律诗五首》注释辨误，《语文月刊》，2003年12期，第40-41页。
[6]曹天璞：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文学教育》，2011年3月，第84-86页。
[7]《汉语大词典》见cd.省略。
[8]《全唐诗》见省略/。
夜书所见篇7
【关键词】水道；左江；右江；融江；红水河
【作者】施铁靖，河池学院教授。广西宜州市，536400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1-0154-005
toStudyZangkewaterwayofGuangxiinHanDynasty
Shitiejing
abstract:morethan2,000yearsagointhewestHanDynasty,therewasawaterwaycalledZangkeJiangfromYelangdirectlytopanyuthroughGuangxi.SincethetangandSongdynasties,however,differentopinionshavebeenstatedonwhichistheZangkewaterwayinGuangxi,suchasthefollowingnames,ZuojiangRiver,YoujiangRiver,RongjiangRiverandHongshuiRiver.theauthorpointsoutthattheHongshuiRiverinGuangxianditstrunkstreamnamelyBeipanjiangRiverinnowGuizhouprovinceistherealZangkewaterwayinHandynasty.
Keywords:ZuojiangRiver;YoujiangRiver;RongjiangRiver;HongshuiRiver
据《水经注》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发夜郎精兵下江，同会番禺是也。”①在此之前的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臣唐蒙出使南越回朝后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②由此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一条从古夜郎国(地在今贵州省东南境内)直达番禺(今广州市)的水上通道曰“江”。同时我们从地望可知，该水道既可从今贵州省境直达广州，其间必经今广西省境。然而自唐宋以降，广西诸水道何为汉之江，则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正确地考定现今广西诸水，何为汉代之水道，对于正确了解这条水道所联系的汉代广西和大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状况，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对于如何开发利用这条水上古道为今天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样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此，笔者不揣简陋，试以本文就教于方家。
一
《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县“水在县北，本河，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③据考，唐制邕州宣化县即今南宁市。水是今广西左江的主要支流，发源于靖西县，在今响水地段汇入左江，因此《旧唐书・地理志》所称之为水者，实际是指今左江。旧唐志上述水的地理位置，从地望上它把今广西的左江认定为“河”也即“水道”。这就是“左江水道”说。
而清人顾祖禹另持一说。他认为郁江有两源：“一曰北盘江，出四川乌撤府西乱山中，经贵州蓦役长官司东雕塑合于南盘江。一曰南盘江，源出于云南曲靖府，亦流经募役长官司东雕塑而会于北盘江。于此并流入广西界，经泗城州东始谓之左江，从其流而言之，亦曰郁江。郁江历田州东南奉议州北而入南宁府界……。又经府城之南有左右江自府西南来合焉。又东流，经永淳县及横州南，又东经贵县及浔州府南，绕府城而东，合于黔江，并流经藤县北至梧州府城西而合于桂江，又东而为广东肇庆府之西江也。本名“江。”④据考，清制泗城州在今广西西林、田林、凌云及乐业一带：奉议州在今田阳县；永淳县在今横县境。顾祖禹在上述所称“左江”者、“黔江”者，前者指邕江及其上游今右江；后者指今柳江。因为明清两朝制度“分浔州、南宁、太平三府为左江道，以郁江为左也；分柳州、庆远、思恩为右江道，以黔江为右也。”⑤至于郁江上源如顾祖禹所说为南盘、北盘二江，今天看来，顾祖禹的郁江源观点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从地望上我们知道，顾祖禹所描述的水道，即今广西邕江及其上游右江。这就是“右江水道”说。
宋人周去非则认为：“凡广西诸水，无不自蛮夷中来，静江水曰漓水，其源虽自湘水来，然湘本北行，秦史禄为之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实自峒来。汉武帝平南越，发零陵下漓水，盖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漓水自桂历昭而至苍梧。融州之水，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来，武帝发夜郎下即出此也。”⑥周去非还强调说：“西融州城外江水即江下流也。江面颇阔，昔尝有大水泛出书蜀南州牌，汉武帝平南越，发夜郎下，非由融州则何自而至南越哉！”⑦周去非认为秦史禄开灵渠之水是南注之融江，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姑且不论。但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广西水经》中认定今之广西柳江上游融江即为汉之水道。这就是“融江水道”说。
那么晋代的水经专家郦道元所认为的水道是广西的哪一条水道呢？《水经注》是这样描述的：“水又东南迳母敛县西，母敛水出焉、又东，水出焉。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迳岭方县北……又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又东入阿林县，潭水注之。……阿林县，右入郁水。”⑧据考，汉制母敛县境含今贵州独山、广西天峨及南丹、环江县一部分。母敛县西是指今广西天峨、南丹一带。汉制广郁县在今广西乐业、凌云和巴马一带，属郁林郡，三国南朝齐因之。领方县，汉制，晋、南朝因之，地含今广西宾阳、武呜、上林、马山等县，领方县北是指马山一带。布山县，汉制，地在今贵港市，属郁林郡。阿林县，汉制，属郁林郡，地在今桂平市。潭水指今柳江。应该指出的是，上文“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这里的“郁水”是因地名水而称之；下文“……阿林县西，右入郁水”是指今邕江下游郁江。据此，从上述地望可知，郦道元所说的“汉武帝伐南越，发夜郎兵下江同会番禺”⑨的水道，正是今天广西的红水河。清人陈澧也说：“郦所谓水者，今广西红水河。”⑩
综上，自唐宋以降人们把汉代水道定于广西诸水的，在著名的记载上就有了左江、右江、融江和红水河等四种意见。
二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一名多江的情况呢？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多变，政区沿革，极易形成一地多名或多地一名的现象。所以宋人王应麟说：“言地理者，难于言天，何为其难也？日月星辰之变，终古不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11]二是后代学者在使用资料时，若不仔细考辩，就会出现“诸葛亮渡泸”误作泸州的错误。清人顾祖禹说得好：“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原委，无以识形势之全。……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者安恃？”[12]笔者认为，这种融汇古今的治学方法，对于解决本文论题具有指导性作用。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里说：“凡广西诸水，无不自蛮夷中来，他所指的蛮夷就是相邻广西西北地区的古夜郎国。汉武帝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平定南越之后，马不停蹄，立即挥师西向，将夜郎国置为郡。汉何以置夜郎为郡名呢？“盖江以道通而名”。[13]所以后人各自将“道通”郡的水流，自以为是的名之曰“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谁会想到千年之后竟会造成地名与水名的混乱呢？所以古人云“文章千古事”，说明了做学问所应持的严谨态度。因此，首先讨论江名与郡名称谓之先后，对于解决本文论题是有意义的。
据载，唐蒙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的时间是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在南越期间，竟然在番禺看见了产于蜀地的食品“枸酱”。经他询问，才知道是商人们从四川通过夜郎国的江水运至南越的。他还进一步了解到夜郎国位于南越西北的江上游，从那里沿江水道可直通南越国的统治中心番禺。因此唐蒙在回朝复命时向汉武帝提出通使夜郎，届时可利用夜郎兵“浮船江，出其不意”地“制越”计划，获得了汉武帝的批准。[14]而汉武帝具体实施“制越”计划，一举平定南越叛乱的时间是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置夜郎为郡是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换一句话说，郡作为区域行政建制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版图之上的25年前，江的称谓已是时人口碑了。而汉武帝则是通过唐蒙的汇报才知道沿江水道，夜郎国可直通番禺。由此可见，江之称谓，先于郡的称谓，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封建王朝以山川之名来命名该政区是司空见惯，史不绝书的。反之亦然。例如宜州市，汉武帝元鼎五年平定南越后，于元鼎六年置为定周县；龙江古称“存水”，该水流经定周县时，称为“周水”。唐时龙江称龙水，则置为龙水县；宋朝则以宜山为名，置宜山县，一直沿用至1993年撤县建市。因此笔者认为，汉武帝置郡是源于江名。另外，还有一条资料可佐证“”称谓渊远流长，《管子・小匡》载齐桓公曰：“南至吴、越、巴、、爬、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15]这说明了，早在郡设置之前，“”一词在统治者阶层以及民间已使用几百年了。所以汉置郡既可因江而名，名正言顺，又有史可依，顺理成章。“”称谓，不仅在汉代影响着统治者关于政区的命名，而且也影响着广西壮族人民的族称。据现代广西籍学者徐松石先生长期的研究认为：“江”的“”字，就是“壮”的对音，而“壮”源于“”，古代封建统治者称江流域一带的壮族先民为“獠”，而百姓则长期自称“壮牯佬”。“壮牯”是“”的对音，“壮牯佬”则为“獠”的对音，“”实为“苍梧”的异写。[16]云南大学江应梁教授也认为徐松石“这种说法是可供参考的。”[17]1987年笔者带河池师史系的学生到红水河畔的都安县进行教学实习，在和当地壮族同胞对话时，他们当中一些人还依然自称“壮牯佬”。可见“”称谓影响之一斑！
周去非说“凡广西诸水，无不自蛮夷中来”，上述的左江、右江、融水和红水河，其上游或支流确都源于古夜郎境内(也就是汉郡境内)。笔者曾依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表现的广西各条源自“西南夷”的江流，再综合史籍的各种记载，自汉至隋，上述四水的古代称谓，会出现一些有趣并资佐证的现象：左江上游(笔者按：凡源头不在今中国境内的略而不提)或支流，或称“水”，或称“朱涯水”；右江上游或支流，或称“同舍河”，或称“文象水”；融江上游或支流，或称“刚水”，或称“潭水”。唯独红水河及其上游盘江、北盘江，自秦汉以降至隋，被称之为“水”或“江”。[18]所以清人陈澧曾指出：“北盘江红水河矣。惟水今红水河不误。”[19]关于江即今北盘江以及南北盘江合流后的盘江者，现代学者几乎达成共识。例如张正东先生等6人合著的《汉代夜郎疆域初探》说：“贵州的河道，只有盘江(红水河)才东流至广郁，也只有盘江才东连郁水。盘江的北源，从云南花山东北麓肇始，流经与‘古之郎山’相望的夜山(南、北盘江分水出)，到册亨东与南盘江合流，始称盘江。盘江的南源，由花山南麓析出，绕夜郎南部到册亨与北盘江汇合。南盘江，古代又称温水。豚水包括北盘江、盘江(红水河)这一段，也就是文献上指出的江。”[20]侯绍庄等先生亦持与此相同的观点；[21]何光岳先生也持此说。[22]
三
如果我们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结合历史事实来考察，那么哪一条水道才是真正的广西汉代水道，就会不言而喻。
首先，笔者认为，《旧唐书・地理志》所说的广西左江不是汉之水道。因为左江的源头在汉之交趾郡(按：其源在今越南境内)距夜郎有千里之遥；其支流水，发源在今广西靖西县，汉时也属交趾郡，其地与夜郎关山重重；另一支流朱涯水也发源于交趾境内，与夜郎同样隔着千山万水，故汉军绝不会在公元前112年翻山越岭行军至交趾境内才“下江咸会番禺”。因此，《旧唐书・地理志》与《史记》不符，不足为信。
其次，笔者认为，广西右江(含其下游邕江，下同)也不是汉之水道。顾祖禹的错误在于：他把右江的上源说成是盘江，而盘江又有南盘、北盘二源。这可能是受《宋史》：“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为左江，自交趾来，一为右江，自大理国戚楚府大水来，江合于邕”[23]的影响，所以顾氏以为西江的上游是郁江，郁江的上游是邕江，邕江的上游是右江，右江的上源是盘江，正好是通之地。这也难怪，关于右江的源头，连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也错误地认为：“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24]以实地考察著称的徐霞客，他没有考察过右江源头，也没有到过南北盘江汇合的地方，他不过是推则而已。但是，由于顾氏的影响，广西右江成了汉之水道的结论在清代是很权威的。尽管如此，清末学人仍有不同意见。陈澧考证说：“温水，今广西西林县同舍河也。地理志郡镡封县有温水，镡封县即西林县也。”[25]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证明了广西右江的上游是发源于广西西林县境内的驮娘江，[26]古称同舍河。在汉代，西林县地虽属郡，但这里已是郡、益州郡(地在今云南)和交趾郡三郡边境的接壤之地了，它与夜郎国的中心部位远隔崇山峻岭，更无水道直通。再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同舍河是南越国的正西方，与“道西北”的记载不符。因此，广西右江显然不是唐蒙所指的“江”。
第三，笔者认为，广西融江也不是汉之水道。周去非的融江说不足为据：其一，周去非对广西诸水研究有限。他在《岭外代答・广西水经》里，只提到“漓水”、“融江”、“宜州之水”和“邕州之水”，对红水河只字未提，似乎不知道广西还有这条河流存在。周氏对广西诸水研究有限还表现在：“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为左江，自交趾来，一为右江，自大理国戚楚府大水来，江合于邕。”[27]以至元代编篡《宋史》时，照抄周说不误。[28]其二，周说不符合《史记》、《汉书》的记载。如前引《岭外代答》：“汉武帝平南越，发零陵下漓水，盖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似乎融江成了汉军从中原南下平越的唯一通道；而周氏又说融江“江是也，其源自西夷中来，武帝发夜郎兵下即出此也。”如按周说，北方汉军要过融江，西北的夜郎兵也要过融江，那么南越政权只要重兵防守融江水道就如同天堑，这哪里是唐蒙的“浮船江出其不意”呢？再说，周氏认为“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也是错误的，漓水并没有沿灵渠而下汇入融江，而是自行蜿延南下至梧州汇入西江。其三，周氏认为：“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为左江，自交趾来；一为右江，自大理国戚楚府大水来。”[29]戚楚府境汉属夜郎国，周说如果成立，这也是一条从夜郎下大水，下右江、下邕江、下郁江、下西江直达番禺的水道，何必“非由融州则何自而至南越哉”？[30]可见周说自相矛盾甚多，且对广西诸水地理研究实在有限，其说难以为据。
至此，笔者认为，我们结合唐蒙向汉武帝提出的整个“制越”计划及其实施的历史事实来考察，何谓广西汉之水道，就水落石出了。
如前所述，唐蒙是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奉命出使南越的,他通过对南越的实地考察来为汉武帝制定“制越”计划，以完成汉武帝的“天下一统”大业，当唐蒙在南越发现了可从夜郎国“浮船江，出其不意”地直通南越的统治中心番禺的情报后，回到长安又作了一番调查研究，认为此道是“制越”一奇，于是他上书汉武帝并获批准。为通夜郎，汉武帝依计即“令蜀通，青衣道，”[31]先开通自四川乐山通往宜宾的道路。由于负责开路的道令“费功无成，百姓愁怨”，而且“唐蒙将南入，以道不通”，武帝遂令将道令押送成都斩首。接着唐蒙奉命“斩石通阁道”，[32]终于将道路修到了道(今宜宾)。随着唐蒙带领大批士卒、辎重出使夜郎，会见了夜郎酋长多同。多同还问唐蒙“汉孰与我大？”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多同在唐蒙“厚赐、喻以威德”的情况下，终于和汉朝达成了“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的协议。从此夜郎及从属小邦相率归汉，武帝“乃以为犍为郡”，[33]正式归于汉朝版图。为了实施“制越”计划，并加强对夜郎地区的管理，汉武帝继续“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34]
虽然唐蒙出使夜郎的具体时间，史无确切记载，但《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均载唐蒙出使南越的时间是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而唐蒙是从南越回朝以后才向汉武帝建议出使夜郎的。武帝为唐蒙出使夜郎作准备，即命道令开山修路。其间“费功无成”被诛，唐蒙奉命接替修路任务，才将道路修至今宜宾(道)。如此艰巨的修路工程，绝非短时就可以完成的。据《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载有“发巴蜀，治南夷道”的情况来看，说明元光五年唐蒙已经出使夜郎成功，并开始修筑道至夜郎的“南夷道”了。此“南夷道”即上述“自道指江”的道路。据《安顺府志》考定其具体路线是经叙永、永宁、毕节、水城、郎岱、贞丰、册亨抵红水河。因此笔者推测唐蒙出使夜郎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32年即汉元光三年左右。试问，汉武帝早在公元前112年即元鼎五年以前，就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实施的“制越”计划，将道路从四川乐山修至宜宾，再从宜宾修到北盘江。这里正好是汉朝夜郎兵“浮船，咸会番禺”最理想的通道，也是汉武帝为了最后平定南方经过二十年精心准备的战略计划，他会贸然放弃吗？自古用兵贵在神速，汉武帝是一位卓越非凡的战略家，他绝不会指挥汉军和夜郎兵舍近而求远，抛开路边的盘江远涉崇山峻岭到千里之外的夜郎东北部边陲发源于今贵州独山及三都一带的“刚水”去“浮船”；也不会冒瘴气之毒南下千里之外的“文象水”去“出其不意”；更不会挥师南进至交趾郡的“朱涯水”才“咸会番禺”！最理想的也是计划中的运兵水道就是北盘江(江)，由此浮船，不须转运，即可直达番禺。至于后来夜郎兵未能按期会兵番禺，乃是另有原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按住不表。
最后，笔者还要简略地谈谈江为何在唐代以后的史籍中逐渐消失的原因以备考。
隋朝结束南北分治重新统一后，仍沿袭旧制设郡，故《隋书》上江称谓依旧。唐朝建立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乃置郡，后改称州。唐“安史之乱”以后，国势衰微，中央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已无力控制。南诏政权迅速崛起于西南地区，唐朝数次对南诏的战争均告失败，地区逐渐被南诏染指，大姓也曾建立过“国”企图自保，但后来为乌蛮所败。故《新唐书》说：“昆明东九百里即国，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请尽归故地”。但腐朽的唐王朝这时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了。郡地遂纳入南诏版图，而郡也就成为历史的名词。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有感于唐朝失地的耻辱，遂根据江支流都泥江(现名蒙江)的称谓，遮羞似的将江改称为“都泥江”。[35]宋以后多因之。故江称谓鲜见于宋、元、明、清各朝史籍，其原因概出如此。屈指算来，江失名已达千年之久矣！都泥江改称“红水河”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36]
综上所述，所谓左江水道说，右江水道说，融江水道说都属失察不确之论，它们既不符合历史的原有记载，也不符合历史地理的客观实际，应予全部推倒，结论只能是：今天广西的红水河及其上游主干流北盘江，才是真正的汉之水道。
注释：
①⑧⑨晋・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1998.6.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
②[14][33][34]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旧唐书・地理志》。
④[1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六》1955.7.中华书局版。
⑤《徐霞客游记・卷三下・粤西游日记二》1980.11.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⑥⑦[27][29][3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广西水经》宜州文物管理所藏本。
⑩[19][25][36]清・陈澧《水经注石南诸水考・卷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
[11]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自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
[1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1955.7.中华书局版。
[15]转引自《夜郎考》第6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2.第一版。
[16]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194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
[17]江应梁《百越族属研究》见《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一集，1982.12.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
[18][2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至第四册，地图出版社1982.10.版。
[20]转引自《夜郎考》第1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2.第一版。
[21]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系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5.第一版。
[22]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12.第一版。
[23][28]《宋史・广源州蛮传》。
[24]《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二》1980.11.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夜书所见篇8
童年爱读小人书，于是极羡书摊上的老爷爷。长大后欲观群书而难以得之，故慕极那图书馆管理员。总想坐拥书城，书香盈鼻，四顾皆书，其乐何穷。
然好读书却不能购之，因为囊中羞涩。每至书店，偶遇好书，喜出望外，却为书价所吓。恋恋然放下，怅怅然而归。每每此时，便愿狂风至，将书卷至家中。
所幸书还是有处可借，今儿李家一本，明儿王家一册。朝可谒孟子，暮可访太白；夏可观十里荷花，夜可赏三秋桂子；北可驰骋于塞外草原，南可踯躅于江南雨巷……
然借书有归期，苦恨相聚日短。还书于其主，则书去桌空，遂长叹：何日方可有“朝朝书声催起，夜夜书香伴梦”之乐？
待囊中日渐大方，便常常流连于书店。见所爱之书，便立即买下，欣欣然而归，取来厚纸，小心封其面，题上字。新书墨香犹存，静坐而读，手不忍释。阅毕藏之书架，整齐排列。书本日渐增多，细观之总由衷欢畅，如农人见大麦遍地，金谷盈仓一般
然时有友人借书于家。心痛之余，千叮万嘱，深恐其损失皮毛。猛忆及往昔借书于人之心情光景，又释然于胸。
拥书一架，如把一壶陈年佳酿，如举一杯深山香茗。深刻处使人掩卷而思，悱恻处令人黯然神伤，幽默处使人畅怀大笑，悲切处令人潸然泪下。如饮清泉，如嚼橄榄，余香满口，绕心三日。
最喜月明之夜，清辉满室，或台灯一盏如豆，或红烛一支飘摇，或临桌而坐，或侧身倚枕，书页轻翻，心旌微摇。叹梁祝身化蝴蝶，喜崔张终成眷属，羡东坡把酒临风，慕清照泛舟浩淼。高山流水鸣于耳畔，瘦菊幽兰馨于鼻尖。芳草连天，长亭古道；红有樱桃，绿有芭蕉……
夜书所见篇9
无昨夜之喧嚣，独得万籁此都寂，倚卧椅于阳台，左持古诗集一卷，右持一绢扇，天地间唯有月相伴。何其惬意！不知千百年前古人赏月是否亦如此？无须举头，睁眼则可赏明月，方便至极！翻了翻书，随而照着书中念了起来，“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心中不禁叹道，东坡诗篇果真名不虚传，常日里吟得只觉泛泛，今月下吟咏，于此情此景，配得此诗，诗景相融，令人沉醉，实属别有一番韵味。又看了几页，未见得涉月之诗，故觉乏味，便阖其书来，置于一旁。轻摇绢扇，所造之风习习，心自怡然。又见那明月于当空之中，皎洁如冰清，月光铺洒于全身，合闭双眼，有若置于天地之间，惹得无尽遐思。
相传明月乃是上古盘古大神右眼所化，想来倒也有趣，如今我赏此明月，岂不就与那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相对而视了么？这该是何等大幸！随而又想了一想，略数起了与明月有关的传说典故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数着数着，徐徐而觉身心皆弛，便随着那思绪飞往了九霄天外……任其四处逍遥游荡，游着游着，便去到了那夜空银盘之前，想起了刚才所数的那几个典故，不禁欲问，嫦娥窃药悔之否？吴刚伐桂疲之否？玉兔今犹捣药否？可惜，这些疑问我都觅不得其答复！是时信口诌得一诗，“身心轻飘然，神游天地间。广寒宫殿内，何寻月中仙？”随即，自拂袖而去。幸得月辉一路遣随，引我游历世间，经洛阳，过长安，赏杭州西湖之胜景，观京都卢沟之晓月……尽赏得月下景之美。
归心神于己身，睁开双眼，又赏这眼前月，岂知此时这月儿早已行至我头顶间了，方晓得时光荏苒，稍稍顿足则乾坤互变。心正感慨，却仍抵不过那无尽遐思，此番不欲蔽眼，便凭这肉眼去赏我头上明月，见夜空深邃惟这圆轮冰蟾挂在中间，眼瞧得虽是不大，但其冷冽清辉倒是令人神怡心旷。古人常说得，花前月下，由来自是人间美景，胜似那天界的瑶池仙台，可惜早已过了百花争艳之季。看不得那万紫千红了。然而今时虽不在花前，然于月下，独得此情此景，却也令我，心满意足了。看得这明月，想它上千年来，照过千秋万代，古今名人雅士同赏此月，自圆至缺，自缺又圆。想想该是何其荣幸！明月，自古来照过一人的兴衰，也照过了一个朝代的兴衰，见证着历史的不竭洪流，千百年来，在这月下，又都发生了哪些事？数千年前，想那萧何，便是在这月下，亲身追回的韩信。千百年前，想那明皇，便是在这月下，欣赏舞着霓裳的贵妃。数百年前，想那明太祖，不也就在这月下，借饼藏书召起义的么？尽如此者，不胜枚举。于我们而言，数千年历史悠悠，何其漫漫！于明月而言，亦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不由得，空嗟人生之短暂，盛叹宇宙之浩瀚。忽的不知何处来得一抹浅白，遮住了我所赏之物。也断绝了于我身上的皎洁清辉。不禁问，这朵夜云，是故意来捣我的么？也罢，遂不再守着那银盘，移了视线转而赏起夜空。咦！这万里深邃长空一黑一白相得益彰，怎让我忽地想起那神童苏福《三十夜月诗》中的“浑似先天太极图”一句来？想必，这种美景，便是道所生的吧！《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时之景，不正阖了这句话么？这深邃一黑，则为阴，这浅淡之白，则为阳。两股气相互冲撞故而能得以调和，万物也因此方得和谐。凡事皆有对立面，有美必有丑，有善必有恶，有好必有坏，这样才得以处在平衡，人世间才得以不混乱。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想必所言的便是此理吧！既是如此，我又何须嗟叹呢？世上本无恼，庸人自扰之，呵！我也当了一回庸人！才晓得，方那一抹浅白，并非是来捣我的，缘是来启我的！呵！罢了，不多思了，且闭目，作一小眠，将己投于这乾坤混沌之中……
一阵手机铃声顿响，捣醒了我，疑这深夜是何人致电来？扰我清眠，可也怨不得了。便接起了来电。原是昨夜相聚一故友归了远方校舍，打一电话前来问候。随即又向我诉其当午离家不舍，今夜思家之情。聊得三两言，彼此寒暄，便挂断了电话。而此时我揉了揉惺忪眼，见得此时身上又铺满了月光，夜空中那一抹浅白也早已不知去向。也罢，坐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欲往卧房而去。恰巧此时父母亲及兄长端得冒烟水壶，红瓷茶具，清香茶叶，美味甜食而来，只见得兄长对我言道：“昨夜你不在，便无法若去年一般举家在此阳台沏茶赏月，实是一憾！然而常言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夜的月亮当比昨夜更圆，不妨就此赏月沏茶，便无憾于中秋了。”“如此自是最好，无异于又一中秋佳夜！”说罢，便收起卧椅，摆起各式茶具，沏起清茶，一家人聚于月下品茗。闲话家常，谈笑风生，实为人生一大乐事！心觉大快。故而赋诗一首，名曰《十六月下夜遐思》，兼怀方才思家之友：
倚卧楼台夜凭轩，兔轮银辉洒此间。
河汉圆魄长相照，他乡异客犹未眠。
举杯太白添对影，把酒东坡问青天。
可怜年少不饮酒，且将清茗邀月仙。
夜已深矣，置笔一旁，自当眠去……
夜书所见篇10
关于古典诗词，人们常说的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作”。没有人会否认，“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古典诗词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滋养着他们的精神。他们通过诗词的创作，或言志，或叙事，或写情，或描景……又不断给它注入新的内容，使之更加丰富。
自清末民初之后，古典诗词的创作随着白话文的崛起而逐渐消退。由于教育制度的变迁，古典诗词随着古文一起，被白话文所写的现代诗所取代。然而，古典诗词的地位仍不可取代。在陶冶性情等方面，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难以言喻的亲近感。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一股解读古典诗词热在书市悄悄兴起。名不见经传的80后女子安意如凭着自己对古诗词的理解写出了《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陌上花开迟迟归》。这些书本本畅销，多次在卓越销售排行榜名列前茅。按照发行方北京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辛继平的说法，“安意如的书有这么大的销量，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后来我们分析，这是因为社会很浮躁，所以读者需要追求内心的平静。而安意如解读古典诗词的文字又很优美，恰好适应了这种审美需求。”
之后，媒体爆出了安意如涉嫌抄袭网友江湖夜雨的负面消息，安意如在博客上向江湖夜雨表示了歉意，同时否认抄袭。因为安意如的走红，江湖夜雨也签约最早出版安意如三部著作的公司，近日推出了解读《全唐诗》的《长安月下红袖香――盛世浮华下的女子背影》。
对比安意如和江湖夜雨的著作可以发现，两人文风确有不同。有读者评论称，“听江湖夜雨谈诗词，如坐山中松下听高士论道，剪烛论心，天苍苍野茫茫，自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安意如说诗词，如听恋爱中的小女儿说情话，执子之手，情切切意绵绵，只愿‘人生若只如初见’。”而一部分对古诗词毫无兴趣的读者则表示，通过江湖夜雨和安意如的解读、品味，感觉理解了诗词的意境，江湖夜雨所讲述的那些诗词背后的故事和引述，不仅能加深读者对于诗词的理解，还融汇了很多古代社会、文化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