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1
对于高校档案管理而言，主要有档案信息需求者和档案信息管理者两个主体，其中档案信息管理者拥有充足的档案信息资源，档案信息需求者主要是校内师生和校外用人单位等，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过程，形成我国高校当前档案管理中的“倒金字塔”现象。
1.国家对于档案信息开放和利用缺少相关规定
对于档案信息需求者和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如果档案信息管理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档案信息需求者提供所需的档案信息，档案信息需求者对于档案信息管理者给予正向评价，则两者就处于一种双赢状态。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档案信息管理者和档案信息需求者之间的双赢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从结果来看，高校档案馆可能都不是“零和博弈”的最终赢家。当前，学术界对于高校档案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认识和观点不完全统一，即使是在档案管理较为先进的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十分注重对个人档案信息的保护，一旦泄露秘密信息将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最高法院也对于行政机关赋予其文件机密保护的权利。我国档案法律法规规定，如果泄露档案信息，将会受到法律严厉惩罚。所以，对于我国高校档案馆而言，在对档案信息开放过程中，很难把握开放的界限，权衡利弊后，选择档案信息不开放政策，因为档案信息的不开放不会造成不可预期的后果，就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虽然不开放档案信息可能会在舆论上引起学校师生和部分用人单位的不满，但是至少不会引起任何法律和制度上的后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高校档案馆选择对学生不开放。因此，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相关档案和保密法律法规，对于学生档案信息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也缺少对档案馆信息开放的实质性约束和要求。
2.高校档案利用范围不明确
从档案馆角度来看，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经常使档案需求者产生不满情绪，档案信息资料查找工作量较大、查找效率不高、满意度较低等，使档案馆认识到提供档案信息服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高校档案信息资料开放和利用受到各种关系的约束和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因为档案馆只是高校系统的一个部分，还有教务部门、学工部门和教学院系，不仅要受到档案保密相关法律约束，而且还要受到学校规定的限制。为了确保档案馆提供档案信息服务不会产生不满意结果，各个档案馆基本上都采取制度性措施来限制档案信息的利用，无形中增加了档案信息利用的烦琐程度和难度。例如，以提供毕业生成绩单为例，为了档案信息资料的安全，学校一般都将档案馆放在较为隐蔽的地方，在校师生和社会档案需求者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档案馆。而且，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要求档案信息需求者必须要携带个人有效证件到馆办理查询手续，不支持电子邮件查询和电话查询服务，这对于档案资料利用者而言，手续十分复杂，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效率十分低下的过程，本身呈现出“倒金字塔”特征。档案信息需求者和档案信息管理者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结果也不一定十分理想。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档案馆提供档案服务，经济效益较低，甚至完全为零。从性质来看，档案信息服务是一个纯公益性过程，将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收取相应费用也不符合我国当前高校档案管理的目标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倒金字塔”解决措施
要有效减少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倒金字塔”现象的发生，不断降低不良后果，就要从档案馆自身角度，进一步明确档案信息开放界限，减少档案利用程序，减少档案资料利用的制度。
1.明确高校档案馆档案信息服务职能
我国200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高校中个人或有关单位，如果不按照规定及时归档，将档案据为己有，或者拒绝规定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而且校方要及时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已经构成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给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高校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档案利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要求，从而降低了高校档案管理部门的“风险责任预期”，形成高校档案管理“倒金字塔”现象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高校档案信息开放范围，明确高校档案信息服务职能，在确保档案信息在法律规定的保密范围内，也要向在校师生和社会加大档案信息开放范围。
2.明确高校档案信息服务范围
如前文所述，出于保密需要，一些高校将档案馆设在学校较为偏僻的地方，而且不公开其电话和不建立网站，这些都无形之中扩大了档案信息的保密范围。为进一步减少“倒金字塔”现象，提高档案馆信息服务效率，高校档案馆不仅要为在校师生提供详细的档案馆地理位置信息，而且还要在网站上公布其档案信息咨询服务电话，建立档案馆网站，并依托网站，主动公开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一些档案信息。
3.提高高校档案信息服务方式信息化
为提高高校档案信息服务效率，要不断建立完善服务方式信息化。第一，要按照档案管理法律法规要求，主动对照案卷目录，对其内容数字化，公开信息开放内容，减少档案信息需求者的盲目性需求，为其减少档案查询等待时间，减轻高校档案馆信息服务工作量。第二，对高校档案信息内容数字化以后，要建立检索内容关键词，实现档案信息搜索功能的便捷化，可以有效减少档案馆无意义的重复劳动，减轻高校档案馆在档案信息服务方面重复的人力劳动。
4.提高高校档案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高校档案信息利用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也就是说档案信息需求者往往对于高校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档案信息查询范围、自身享有的权限等都比较模糊。因此，高校档案馆要对自身的职能范围、工作权限有清晰认识，这些都需要高校档案管理人员加强自身职业培训。同时，要在高校档案馆实施信息化以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熟练使用各种检索工具进行档案信息内容检索，缩减无意义内容检索耗费时间，不断减少档案信息管理“倒金字塔”现象消极影响。
5.延长高校档案信息服务办公时间
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2
一、建立机构健全制度，真正发挥“咨询室”的教育职能
学校将教学楼相对独立的一个功能室作为学生法律咨询室，咨询室宽敞明亮，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咨询的需要还能够开展相应法制案例的情景表演活动。学校的工会主席具体负责咨询室的使用安排和活动开展，安全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导主任为咨询室的常务理事，分别负责安全防护、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咨询工作。
为了提高法律咨询的专业水平，真正发挥咨询室的普法功能，学校分别从辖区派出所、区检察院、区交警大队、区消防大队聘请专业人员担任“咨询室”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全校师生进行普法知识培训，使全校师生能够懂法知法。法律顾问还负责对学校制定的学生管理制度进行法律论证，负责对学校行使管理职权、执行管理制度等方面提供法律依据和决策咨询，最大限度地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
法律顾问根据预约时间定期面向全体师生进行法律咨询，疑点解答。但法律顾问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他们的服务空间、时间仅限于咨询室及咨询时间段内，在服务的主动性、覆盖面等方面都存在缺陷，这样强化咨询室教育功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为此，学校对安全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导主任进行相关方面的法律培训，以保证每周五全天向学生开放咨询室的服务质量和效果，保证为前来咨询法律事务的学生提供比较专业权威的解答，帮助学生释疑。咨询室还拓展了服务职能，除了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学生维权外，还强化教育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使学生知法守法。
二、创新工作载体。打造有效的品牌平台
为更好地发挥咨询室的教育功能，打造有效的品牌平台，咨询室在工作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为充分保护学生的隐私，咨询室利用网络具有隐秘性、即时性、互动性、平等性的特点，倾力打造法治论坛。在校园网上设置了“政策法规”、“心灵驿站”、“成长博客”等特色版块，并通过这些平台实现了师生互动，提高了学校普法工作的实效性。咨询室还建立了咨询热线，以热线的形式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服务方向。引导学生依法反映诉求和解决问题。考虑到小学生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学校将“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进行了有机整合。心理咨询师为同学们在校园、家庭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疑惑或阴影提供心理疏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三、创新工作内容，开展丰富的品牌活动
传统的你问我答咨询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强咨询室对学生的吸引力，咨询室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拍成情景剧，吸引大家积极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通过零距离接触，让孩子们知法、懂法、守法。咨询室还设立了“小包公断案”模拟法庭，大胆运用“古装人物打官司”、“我是大法官”、“小动物告状”等趣味创意，让孩子们在欢乐中熟悉法律条款，感受法的庄严。同时，成立“政策法规宣传队”，从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走向街头、走进社区，向社会宣传法律法规知识。
四、联系学生实际，注重“说法”实效
开展“每月一案”活动。咨询室工作人员组成案例搜寻小组，专门收集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与同学们关系密切的典型案例。比如：因不懂交通规则而引发的学生车祸案；因小摩擦引发的学生打架致残案：因沉迷网络游戏而引发的学生偷盗案等。案件整理后，在每月月底组织咨询室法律顾问授课。以案释法，详细讲解案件的始末、缘由，深入探讨案件的实质、危害，帮助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教育广大学生要用法律武装自己的头脑，防止不必要的危险事件发生。
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3
1.建立机构健全制度，真正发挥“咨询室”的教育职能
学校将教学楼相对独立的一个功能室作为“咨询室”，“咨询室”宽敞明亮，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咨询的需要，还能够开展相应法制案例的情景表演活动。学校的工会主席具体负责“咨询室”的使用安排和活动开展。安全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导处主任为“咨询室”的常务理事，他们各有分工，分别负责“安全防护”“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咨询工作。
为了提高法律咨询的专业水平，真正发挥“咨询室”的普法功能，学校分别从辖区派出所、区检察院、交警大队、消防大队聘请专业人员担任“咨询室”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负责对全校师生进行普法知识的培训，使全校师生能够知法懂法。法律顾问还负责对学校制定的学生管理制度进行法律论证，负责对学校行使管理职权、执行管理制度等方面提供法律依据和决策咨询，最大限度地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
法律顾问根据预约时间定期面向全体师生进行法律咨询、疑点解答。但法律顾问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他们的服务时间、空间仅限于“咨询室”内及咨询时间段内，在服务的主动性、服务的覆盖面方面都存在不足，这样强化“咨询室”教育功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为此，学校对安全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导处主任三位常务理事进行相关方面的法律培训，以保证“咨询室”向学生开放的质量和效果，能够对前来咨询法律事务的学生提供比较专业的、权威的解答，帮助学生释疑，从而间接达到维权的目的。维权不应只是学生在遭受侵权或可能遭受侵权时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还应该是学生如何预防自身对他人或社会的侵权甚至犯罪，这样的维权才是辩证的、科学的。这样，“咨询室”除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学生维权外，还要强化教育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使学生先知法、懂法而后守法。
2.创新工作载体，打造有效的品牌平台
为更好地发挥“咨询室”的教育功能，打造有效的品牌平台，“咨询室”在工作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为充分保护学生的隐私，“咨询室”利用网络具有隐密性、即时性、互动性、平等性的特点，打造法制论坛，在校园网上设置了“政策法规”“心灵驿站”“成长博客”等特色板块，并通过这些平台实现师生互动提高学校普法工作的实效性。“咨询室”还建立了咨询热线，以热线的形式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服务方向，引导学生依法反映诉求和解决问题。考虑到小学生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学校将“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进行了有机整合，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为学生在校园、家庭和社会活动中造成的疑惑或阴影提供心理疏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3.创新工作内容，开展丰富的品牌活动
传统的、单纯的“你问我答”的咨询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强“咨询室”对学生的吸引力，“咨询室”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拍成情景剧，吸引大家积极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通过面对面式的零距离接触，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咨询室”还设立了“小包公断案”模拟法庭，大胆运用“古代人物打官司”“我是大法官”“小动物告状”等趣味创意，让学生在欢乐中熟悉法律条款，感受法律的庄严。另外成立“政策法规宣传队”，从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走向街头、走进社区，向周边群众宣传法律法规知识。
4.联系学生实际，注重“说法”实效
开展“每月一案”活动，“咨询室”工作人员组成案例搜寻小组，专门收集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与学生关系密切的典型案例，如因不懂交通规则引发的学生车祸案，因小摩擦引发的学生打架致残案，因玩网络游戏引发的学生偷盗案等。案件整理后，在每月底组织“咨询室”法律顾问授课，以案释法，详细讲解案件的始末、缘由，深入探讨案件的实质、危害，帮助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教育广大学生用法律武装自己的头脑，防止不必要的危险事件发生。
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4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援助;问题与对策;管理与完善
一、宁夏法律援助的现状
2003年以来，宁夏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有100万，每年受理法律援助的案件有1万多件，但由于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少，许多地区的县级法律援助工作者只有一两名，使宁夏法律援助工作多年呈现为案多人少的局面。［1］2006年，宁夏公布实施《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宁夏地区的法律援助立法制度，保障弱势群体在司法上的救济手段。自该条例实施以来，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不断扩增，法律援助的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援助主体也从国家规定的政府、律师、公证机构、基层法律工作者延伸到了社会团体、个人、青年志愿者以及高校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大学生。法科大学生不同于其他主体，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自身所学知识，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文书等帮助，也借此锻炼自己在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破理论知识的限制。同时，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不足与社会现实需求大之间的矛盾，但其本身的运行机制以及援助渠道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动的发展，许多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往往不能从一而终的坚持下去。
二、宁夏地区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主体资格受限
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规定援助主体资格大多是通过法律技能考试有专业资格的人才，但其没有给予大学生明确的法律地位，在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为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法院等相关机关调取相关资料时，该机关并不以支持，也因此会受到援助对象的不信任。这无疑极大的打击了大学生进行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导致大学生无法顺利完成法律援助工作。
(二)缺乏规范性的大学生法律援助平台
自大学生法律援助在全国开展实施以来，各大高校将法律援助引入到大学生的学习时实践中来，一方面是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缓解一部分社会法律援助的负担。宁夏地区各大高校，只是将法律援助中心定位成一个实践课程教育培训基地，并没有像西南大学大学生法律服务中心那样发展较好的大学生法律援助平台。宁夏高校学生在里面只是学习实务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对法律援助的贡献十分有限。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活动无法很好的开展究其原意就是缺乏一支规范性的大学生法律援助队伍的领导。
(三)自身能力不足，缺乏专业指导老师
学生方面。首先，大学生本身缺乏完备的知识体系，面对问题无法很好地解决，使得服务质量很难提高。其次，大学生极少接触社会，缺乏实践经验，无法很好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再者，大学生课堂时间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时间有所冲突，尤其是当援助对象事件紧急又距离援助者较远时，很难及时给予有效的帮助。老师方面。法律援助案件的指导不同于理论教学，它不仅要求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法学院的很多老师都没有从事过实务工作，这就使得法学院的很多老师不能指导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案件;与此同时，作为律师的其他老师案件较多，业务繁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前来指导，这就使得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难以开展。［2］
(四)管理不健全，人员流动大
大学生法律援助队伍大部分并没有自己的章程、值班制度、例会制度及纪律条例等，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大学生法律援助队伍吸收成员时，对成员的专业技能及实践经验并没有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要求高，这就导致了成员专业素养的参差不齐。尤其高校的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多为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愿参与(以大一大二的居多)，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司法考试、考研等原因逐渐退出，导致队伍人员流动性大、成员结构不稳定。
(五)运行模式单一、受案渠道狭窄
大学生法律援助刚开展时，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受援群体的不同需求、真正案件、服务社会的运行模式为主，但近年来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事实上早已名不副实。普法宣传、社区讲座、法律咨询等活动成为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援助工作中心内容。而且活动次数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小，呈现出以本学校为中心、间或辐射学校周围及少数具名社区或村镇的局面。学校与其他法律援助机构并未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大学生并不能积极主动的分担机构的一些较简单的案例，大学生受案只能消极被动的“等、派、指”。
三、就以上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界定大学生的主体身份
在相应的立法过程中给予切合大学生实际能力的法律主体资格，从而为大学生提供法律建立制度的保障，使得大学生在处理援助案件时能够在较大自由范围之内行使自己的援助权利。例如给予大学生在调取当事人合法且不违反法律限制的相关材料的权利。
(二)建立规范运行的法律援助平台
平台是援助活动的载体，建立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援助平台让法律援助能够有条理的运行。首先，各市辖区高校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可以吸纳各校优秀的法律专业学生联合组建一支专业规范的法律援助队伍，接受辖区内司法局等法律实务部门的领导和监督。同时向辖区政府申请法律援助的专项专款，在本区内建立合适的办公场地以供实施援助的成员之间促进交流、学习和办理援助案件。其次，在网上构建法律援助数据库平台，以供各辖区内的法律援助队伍交流监督。
(三)提高大学生自身专业素养，完善专业指导教师制度
大学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储备量，并积极将理论知识很好地运用到生活中去，积极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学校也应该组织专业的培训，邀请一些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前来指导，讲解一些处理案件的的技巧，提高成员素质，改善服务质量。另外，可以建立专职教师指导制度，可对指导老师采用聘任形式，使得老师指导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实践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教师可以通过案件讨论会，组织学生就案件的焦点和争议进行争辩，提高学生的辩论及技巧，也可以在学生接受案件的时，对该案的风险进行评估确认，减少当事人的诉累。［3］充分调动高校法学院系在职教师中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员带领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拓展业务领域，在办案过程中让学生全程参与。
(四)完善管理机制，明确人员分工
首先，完善组织内部规程及内部奖罚制度，建立系统的领导体系。根据实际需要和自身专业技能的优势，分成不同的事务处理小组，开展相应的法律援助工作。各组之间紧密配合，便与提高工作效率。其次，在吸收人员时，对专业知识、实践技能、道德素养进行入门考核。以大三学生为骨干，以大二的为辅助，以大一的为后备，隔代培养。同时，鼓励高校法律研究生积极参与到援助活动中来，对内部成员给予一定的引导，在实过程中帮助成员提高实务技能，完成初期的经验积累。另外，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作为面向社会的公益组织，可以吸收部分社会法律工作者，这样既可以解决人才缺失和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也可以保证法律援助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4］。
(五)拓展资金渠道，探索多元化运行模式，增加受案渠道来源
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是明显的非营利性活动，但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在进行法律援助的活动中，需要自己补贴办案经费，这样会严重打击其服务热情。此情形下，组织可以拓展资金来源，向高校、政府、社会公益基金组织或社会公益人士寻求资金的支持，以保障长期稳定的发展，解决成员的办案顾虑。大学生法律援助队伍应积极寻求多样式的运行模式，例如在基于互联网+的模式下，开展线上数据库平台服务，为各辖区法律援助队伍提供便利，法律援助队伍可将本辖区的援助案例上传平台，交流援助经验。而且若辖区的援助案例较为复杂，可共同商议解决。线下，各法律援助队伍可定期开展深入社区、乡镇的法律咨询活动，对一些简单的民间纠纷进行调解。此外，法律援助队伍还可自行召开援助案例交流会议，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援助案例进行汇总编制，同步上传到数据库平台。这样各辖区法律援助机构就广泛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彼此互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形成一种大学生援助共同体的状态。
四、结语
法律援助是一个新生事物，大学生法律援助也正在探索之中，可能目前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资金来源的匮乏、专业指导的缺失、培训交流管理的不足等。这使得大学生法律援助处于边缘化地位，改革现有机制成为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必要，高校开展的法律援助是政府法律援助的补充，也是构建完整的法律制度的一环，其自身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和司法价值。我们应当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共同促进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学生志愿者成宁夏基层法援中心中坚力量［eB/oL］．
［2］刘志伟．关于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的若干思考［D］．山东经济学院，2010．
［3］陆岸．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困境与改革路径———以华东地区法律院校实践为视角［D］．苏州大学，2014．
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5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信息的存储、类、查询等各方面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高校的档案管理工作更好的朝着规范化、现代化的趋势发展，以及使档案信息开发、收集、传播和资源共享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更加完善，对档案的管理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档案工作者积极提高自身素质，拓宽知识层次，努力增强服务意识，才能提高高校档案管理水平和档案服务质量。
1.当前高校档案人员的素质状况
档案人员的素质是指档案工作者在岗位上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及各种基本素养等的总和。概括地说就是从事档案工作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政治素养、道德素养、管理能力及分析处理问题的基本能力等。档案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档案业务工作的效率、水平和质量，因而对档案工作整体效能的发挥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今很多高校的档案人员素质达不到要求。
1.1业务水平不高，专业知识贫乏
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档案人员应接受专业的教育培训，掌握专业知识，才能胜任此项工作。但目前大部分高校档案人员实际情况是业务水平不高，专业知识贫乏。高校专职档案人员中，很多都未接受过任何档案专业教育或培训。另外，很大一部分更是非专业学历人员较多，他们多半路出家，来自其它专业，这就使得他们的档案专业知识贫乏，业务水平不高，其中不少人还停留在传统的专业知识和观念上，不能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工具，缺乏信息开发应用能力和敏锐的信息意识，这一现状极大地制约了档案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严重制约着高校档案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2职业情感淡薄，主观能动性不强
当前，在高校中有些档案工作者事业心不强，职业情感淡薄，奉献意识与敬业精神欠缺，不注重职业道德修养，业务上不精益求精，缺乏知识更新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加之档案工作的性质要求是细致、严谨、环节多、程序多、耗时多，所以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时间的弹性非常大，使原本工作的思想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是“干良心活”的阴影，档案管理工作者特有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给从业人员的“惰性”提供了生存的温床。原因是高校专职档案工作人员不多，而且工作环境相对封闭，在完成档案收集工作这一环节后，和外面人员接触的时间大大减少，“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是档案工作者真实工作状况。
1.3制度的不统一，档案人员素质低
某些高校没有制定统一的立卷归档制度，对纳入档案管理的内容也没有明确的要求和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模式，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践在进行管理，使许多应该纳入管理的档案没有纳入管理，同时，还有些高校在目标管理考核方案中，尚未将档案管理纳入目标考核，致使档案收集效率不高，档案不齐全。另外，档案管理人员学历偏低、知识面较窄、不具备专业技能等因素也是影响档案管理工作效率低、缺乏创新与活力的重要因素
2.高校档案人员的素质要求
2.1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
档案工作人员应该安心奉职工作，热爱档案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懂得文书学、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外档案史等档案专业基本知识，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各项法规和方针政策，熟悉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各种业务规定，熟悉高校内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工作；能把档案专业法规、政策和档案专业基本知识以及其他专业知识灵活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实际，熟练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
2.2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
档案人员的职业道德在档案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不为名利，甘为人梯、热心服务。档案工作的职业活动，社会职责，工作对象和工作手段决定了它本身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的工作。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广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此外，档案工作是为各项工作提供条件的。因此，要求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有为“人梯”，热心服务的思想，想利用者之所想，急利用者所急，千方百计为利用者提供报务。
2.3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行政工作、业务工作中的普遍应用，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在各单位形成和使用的文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使电子档案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日益显现。档案工作者如果知识贫乏、老化、单一，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就很能难有所突破。为了提高档案信息工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提高档案信息工作的现代化水平，高校的档案信息部门基本上都已应用了计算机管理，并且正在向着更深层次的应用方向发展，如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等。这些都要求高校档案信息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必要的计算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
2.4具备高度的法治观念
档案管理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纪守法。而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档案法规，严明党的纪律，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全面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并把法律的规定运用到日常业务中去，时刻依照法律规范自身的行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法律的约束。许多档案记载着学校、老师或学生的机密。因此，档案专业人员必须具有严格的保密观念和良好的习惯。正确处理好保密与利用的关系。以确保学校档案的安全。
2.5要努力培养自己的综合性知识
目前，随着高校的发展，具有综合性水平的档案人员十分紧缺。对高校档案管理人员来说，其综合性已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除具有熟悉档案信息管理专业知识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还必须具有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扫描加工、数量控制、质量监控、数据录入以及拥有档案信息化所需人、财、物的统筹兼顾管理等能力。因此，档案人员要努力培养自己的综合性知识与业务技能，才能适应和满足当今学校发展的需求。
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6
校车是依法专门用于幼儿园或者各类学校学生上下学乘坐、按照固定的线路往返于学校或者指定地点的客运车辆。在国外，校车所需要的费用大都由政府财政支出。美国各级政府对校车产业给予一定的补贴，每年每个学生的校车补贴为400多美元，学生免费乘坐校车。在我国，公立学校具有“公共服务性”，因此，公立学校的校车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私立学校属于“私有”，私立学校的校车政府并没有出资，而恰恰是私立学校校车事故屡屡发生。事实上，私立学校根本无力提供高质量的校车服务，甘肃正宁校车事故、江苏丰县的校车事故等无一不说明，无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私立学校由于不能承受校车之重，往往使用廉价的“黑校车”，导致校车事故的发生。公立学校的校车由政府提供，这是各国的通常做法，也是法律规定的政府应尽的义务，那么，政府是否有义务承担私立学校校车的责任？校车服务属于教育或者义务教育的一部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充分发展其人格，并保障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得以实现，因此，教育是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实施，是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存在，具有公共性。而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它们所开展的教育服务活动包括校车服务都是为全体人民而实施，都关系到公共福祉。因此，私立学校的校车安全服务与公立学校的校车安全服务没有性质的区别，都是公众对校车安全的需求，也是一种公共服务。作为行使公共职能的政府不仅有义务为公立学校的校车提供所需的费用，也有义务为私立学校的校车承担相应的责任，更有义务规范校车的运营模式，制定详细的安全技术标准和严格的校车管理制度，保障校车的交通安全。
校车服务具有公共性，保障校车安全，避免校车事故发生，这是履行公共职能的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校车安全立法的理论根基和必然要求。客观事实证明，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肯定、明确而又权衡各方面关系、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共规则从根本上规范校车管理和解决校车事故。这个公共规则不是某一个部门或学校的政策规定，而是具有体现公众意志、反映公众对校车安全需求的法律。2011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指出，校车安全问题必须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并责成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订出校车安全条例。2011年12月11日，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起草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这是我国立法史上从政府提出到出台最为迅速的法律草案。该草案共八章五十九条，主要对以下几方面作了规定。
资金――发展校车服务所需要的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
监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校车安全负总责；并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
安全――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单位保障校车安全的责任。
质量――国家建立健全作为强制性技术规范的校车安全标准体系；不符合标准的车辆不得出厂销售。
车辆――只有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等安全保障条件，审查合格、取得校车标牌的7座以上载客汽车，方可作为校车使用。
照管――学校应当指派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
司机――校车驾驶人应有相应准驾车型3年以上驾龄，年龄不超过60周岁，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无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交通责任事故，无饮酒及醉酒后驾驶记录、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无犯罪记录，未因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受过拘留处罚，身体健康，无酗酒、吸毒行为记录，无传染性疾病，无癫痫、精神病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的病史。
特权――校车运载学生时，交通警察应当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驶；校车需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
责任――对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校车的，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单位不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责任的，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的，校车超速、超载的，以及负有校车安全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等，分别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包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即时出台，表明了国家对校车安全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中国的校车安全管理正在步入法制的轨道。然而，由于我国对校车安全立法尚属首次，立法经验及立法技巧以及对校车安全管理的认识程度的限制，以法律形式匆匆出台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其缺陷或疏漏，如果校车驾驶人员的条件、校车生产企业、校车通行安全等规定都存在不完善之处，这些欠缺的规定如果不加以修正完善，一旦公布施行，势必影响校车安全条例的实施和校车安全法制的实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校车安全条例（草案）》校车的法律概念及校车安全法律责任略陈管见，为完善我国校车安全立法献言。
一、校车的法律概念
校车通常理解为学校的车辆，用于运送学校的教工或学生。但当校车作为一个法律专用概念时，对它的理解就不能是随意的，否则就会造成混乱而影响校车安全法律的实施。因此，准确界定校车概念是建立校车交通安全制度和进行校车安全管理的前提。我国《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第二条对校车的法律概念作了专门明确的规定，即“校车是指依照本条例获得许可，用于接送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从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以下统称学校）的幼儿，或者学生（以下统称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该条是从校车的目的或用途上对校车的概念进行界定的，除了不能区分校车与其他客车有多大差异外，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接送的主体仅限于幼儿园、中小学的学生，而遗漏了中等职业学校、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学生，而这部分学生往往急需要校车接送，更渴望校车安全。二是校车的通行不是也不应当是像其他客车一样“漫天飞”，必须规定固定的线路往返于学校或指定的地点之间，因为校车运行时享有“特权”，是接送学生的“有固定线路或停靠点”的“专用车”，这一点不明确就有可能导致“特权”滥用。三是校车是运载一定数量的学生的专用客车，究竟规定多少座位的客车才能用作校车？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生产校车企业、没有校车生产和校车安全立法经验的前提下，断然规定校车为“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不仅没有必要，也缺少客观依据。四是校车与其他客车的区别不仅仅在接送的主体和行驶线路上即外观形式，其实质的区别在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上，校车的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性能都远远高于一般的客车，在美国所有的校车均为“客车的设施，卡车的骨架”，这是保障学生安全的最根本因素。因此，《草案》对校车的界定必须内涵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否则任何车辆都可以用作校车。
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7
关键词：地方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DF438.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35-03
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联合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12年11月23日，公布了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该计划旨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贯彻教育规划纲要，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对于大量未能入选该名单的地方高校而言，将在获得中央教育资源支持方面落后于入选院校。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方案和培养基地入选标准也给地方院校指明了发展方向，地方院校如何顺应国家教育政策变革，自觉按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方案的要求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决定地方高校法学专业未来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
一、地方院校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1.顺应国家法律人才培养政策导向
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但专业培养模式相对单一，毕业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因此，改革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就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最紧迫的任务。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以来，教育部先后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意见、方案及首批培养基地名单，意味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在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分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三种。2012年11月23日，教育部办公厅、中央政法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第一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8所高校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22所高校为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内蒙古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12所高校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自通知下达之日起开始建设，建设期为5年。其目标定位是：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卓越法律职业人才。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宏观层面优化法学专业布局、提升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该计划将引导各高校自觉遵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要求，调整法律人才培养方案，推动法学教学改革，面向社会需求培养法律人才，提高法学毕业生实务能力。
2.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我国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高校法学专业急剧扩张，有623所高校开设法学类本科专业，本科在校生数29万多人。“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累计培养法学类专业本科毕业生36万多人[1]，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地方所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主要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着力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地方所属高校的本科法学教育承担着为各地培养合格法律实务工作者的重任，这些院校的办学特色和法学教学、科研水平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充分认可，但高校法学教育由于过于强调理论学习，学生缺乏实践能力，与职业结合度较低，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与社会需求存在差距[2]。教育部所推行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目标在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法律职业人才，强调法学教育要适应各类实际部门的需要，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高校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因此，地方高校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必须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对公正司法、依法行政、高效法律服务的需求，积极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大局。
3.实现地方院校法学专业的特色发展
与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或法学专业院校的法学院相比，地方院校法学专业存在“资源禀赋”的差距，地方高校法学专业的突破重点是地方特色，而特色之“特”在于“强”[3]。多数地方院校从开办之日起，就一直在探索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以郑州轻工业学院为例，近几年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围绕“特色”目标作了一些探索：第一，结合工科院校背景，法学专业强调毕业生民商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学习；第二，加强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修改教学计划，大幅度增加法律实务课程，并与中国知名的司法考试培训学校合作，在校举办司法考试培训班；第三，加强学生理论知识与法律实务的衔接，每届学生都有8周集中的专业实习，将学生主要安排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实习单位，通过专业实习，使学生提前接触法律实务、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尽可能缩短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单位在能力上适应期。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各高校法学专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重大机遇，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资格”属于高度稀缺资源，大量地方院校的法学专业不能入选。对未能入选首批培养基地名单的地方院校来说，必须正视原有培养模式的弊端，以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方案为导向，改革现行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地方性、实务性”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地方院校法学专业的特色发展之路。否则，将在未来5～10年的竞争中进一步拉大与其他院校的差距。
二、地方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1.制定以实务性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有学者认为卓越法律人才基本的内在要求和评价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宽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念；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能力；从事其他社会管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4]。这些基本的内在要求就是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地方院校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于地方性与实务性，实务性强调的是学生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有学者认为“卓越法律人才”应该是“高层次”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已成为一种大众化教育，对缺乏多学科背景且必须先完成通识教育的本科生来说，在四年里很难被培养为“卓越法律人才”[5]。笔者认为，将“卓越法律人才”仅仅定位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层次的思路弊端较多。其一，从历年法学本科生考研率来看，本科毕业生没有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还是占大多数，这一群体直接到实务部门就业，而实务部门恰恰需要“卓越法律人才”。其二，很多地方院校没有硕士学位点，即便有也受到招生规模的限制，这些学校承担着为知名法律院校或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较大的院校输送优质本科毕业生的任务。如果不在本科阶段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该模式下培养出的毕业生就不能与硕士阶段“卓越法律人才”模式相衔接。其三，从一些高校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践看[6]，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4+2”模式，华东政法大学的“4+2”、“4+1”模式，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2+2”模式，上海交通大学的“3+3”模式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均注重本科和硕士阶段教育的衔接。
对于地方院校来说，其改革的主旨，在于根据自身发展的优势和特色，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实效的突破和前瞻；而其具体举措，则是调整建设思路、明确培养方向、改进教学模式、统筹教育资源、监控办学质量、落实操作成效。表现在办学层次上，我们仍然坚持将优质的本科教育作为“重中之重”[3]。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着眼点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大众化教育，这个判断是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的基础。
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首先，制定以实务性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应结合教育部政策，吸收如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等地方法律服务行业协会或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参与地方高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7]。其次，在核心课程体系设置方面，以实务性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应当处理好公共基础课与法学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关系，处理好考试与考查等不同课程考核方式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建立分类指导的法学核心课程体系”，允许地方高校对核心课程中的部分课程的学分进行降低设置甚至不作为必修课进行设置，适当压缩中国法制史、经济法学、商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理论教学学时，甚至可以不作为必修课，完全可以由教师引导学生自学[7]。此说欠妥，教育部法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立的法学核心课程体系强调法学本科生“厚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向，作为一个法学专业毕业生，如果连本专业基础课程都不能系统学习，过多涉及其他专业课程，如开设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选修课，由于学生不具备这些学科的专业基础知识，只能了解一些皮毛，无济于事。最后，以实务性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还应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及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在三大诉讼法课程中设置实践环节，强调课程教学中结合实务讲授，通过开设法律文书、法律谈判等实践课程，设置专业见习和专业实习环节。
2.建设适应卓越法律人才培养需要的优秀师资队伍
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实施该方案，建立一支适应卓越法律人才培养需要的优秀师资队伍无疑是实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根据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的有关精神，国家将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①。“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互聘机制”把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作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共同主体，该机制是推进优秀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措施。地方高校应根据具体情况，积极探索并建立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选派占教师总数30%左右的法学骨干教师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法律实务部门挂职1～2年，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支持高校教师参与法律实务工作；同时选派同样数量的法律实务部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到高校任教1～2年，承担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任务。通过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计划，地方高校可以建立一支适应卓越法律人才培养需要的优秀师资队伍，满足“双师制”、“导师制”以及“课程小组授课模式”对优秀师资的需求，为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3.强化卓越法律人才实践教学环节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依托校内和校外两个平台[4]，校内实践教学主要通过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模拟庭审、真实庭审观摩等方式实现；在校外通过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实习、法律援助、社区法律咨询服务等途径进行实践教学。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见习是校内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内容，培养方案安排为期1周的专业见习，专业见习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期，主要见习内容包括：第一，组织模拟庭审，通过案件情景模拟及实务训练，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提升其法律分析和应用技巧。第二，观摩真实庭审。通过与法院建立合作关系，选择具有可操作性且有教学意义的民事、行政案件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开庭，将真实法庭审判引入校园，学生以旁听者的身份观摩庭审，写出见习报告，给学生提供一个了解审判实务的校内平台。第三，利用学校的法律援助中心开展诊所教育，法律诊所教育则是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直接为真实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鼓励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参与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教师中兼职律师的作用，鼓励学生参与自己所的案件，了解诉讼程序。有条件的地方院校，可以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作为系定选修课，要求学生毕业前必须至少选修一门诊所课程。
在校外，积极开拓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构建专业、实用的法律实践教育平台。专业实习依托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期8周，实习时间在第六学期，要求集中实习，主要实习去向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以及企业法务部门。针对专业实习制定严格的考核办法，与实习单位签订指导协议，严格考勤，由指导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学生可以在实习当中锻炼自己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写作能力和法律实践能力，提升综合法律素质。社区法律服务也是学生进行校外司法认知的重要途径，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社区法律咨询服务。培养毕业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高度的社会正义感。
三、地方院校实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保障措施
1.建立地方性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依托教育部、财政部“十二五”期间联合实施的“本科教学工程”，对建设成效显著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给予经费支持。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切实履行承诺，对本地区地方高校给予经费支持，并加强对相关基地的指导、检查。支持参与高校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提供专项经费保障。
但能够入选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地方高校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地方高校无法同入选院校一样获得教育部、财政部的经费支持。首批部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数量与全国623所设有法学专业的高校基数相比，显得极其不对称。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方需要和特点，参照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建设地方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①地方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建设经费以学校为主筹措，由省级地方财政依托“本科质量工程”专项经费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与经费补助。地方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更具有地方特色，更符合地方实际，所培养的法律人才更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一定能够对地方整体法律人才素质的提高发挥巨大作用。
2.地方院校自身加大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
就开设法学专业的地方高校而言，无论是以理工为主的院校，还是农、林、医类院校，在其学科结构中，法学专业并不属于重点建设的学科。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第一个关于法学高等教育的专门指导性文件，也是教育部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先实施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地方院校自身应当顺应国家教育政策变革导向，为法学专业的发展提供特别支持，壮大师资队伍，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而法学专业的发展既能对地方高校其他相关专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是对地方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的有益探索。
地方院校应支持本校法学专业参与部级或地方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争取成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创造条件。法学专业基层教学单位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执行者，应加强法学专业基层教学单位建设，在法学专业招生、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学制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教师准入、职称聘任、考核和培训等方面给予法学专业以支持。
3.完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绩效评估机制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研究制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国家指导标准，完善针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长期绩效评估机制，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指导标准具体细化，分别针对各级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基层教学单位、教师设立绩效考评目标，逐级落实，定期考核，检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效果。建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信息反馈机制，定期与不定期地进行用人单位人才满意度调查、在校法学专业学生信息反馈调查，统计司法考试通过率、毕业生从事法律工作比例等信息，总结经验和不足，及时调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调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的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进行课程建设、共同改革教学内容、共同实施培养过程等。因此，应建立相应的考核指标对高校与合作单位进行动态考核评估[7]。由高校与中央和地方政法委共同对卓越法律人才合作培养质量综合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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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唯，房绍坤，金福海.国家特色专业建设中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及其实施[J].中国大学教学，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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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8
关键词：高校；法律援助；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8-0092-02
法律援助制度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正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目前，众多国家已普遍实施这种司法救济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国家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区别于社会上一般的法律援助机构，它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体，利用高校师资以及其他公共资源，面向社会各个领域，对无力承担法律服务代价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服务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不同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文书代拟服务；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服务；刑事辩护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社会应“追求每一个案件的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案件由简单到复杂”、“对公民要求提高”的大原则。以此为背景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应努力提高法律援助的业务水平，培养解决复杂案件的能力，成为合格的公民人，并能够多方面合作，努力适应咨询当事人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一、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
1.对于社会服务体系的补充完善作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服务于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给这部分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一方面解决了这部分人群在经济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服务，体现了法治社会对这部分人群追求法律公平公正权利的支持和认可。通过法律援助途径达到一定程度的心理支持，提高这类人群在社会中的认可度。
2.缓解我国法律援助供需失衡的矛盾。目前，各国法律援助都存在供需平衡的问题。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大量需求和国内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引起供需矛盾更加显著。在美国，法律援助的最低比例是每万名援助对象中需1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以此推算，我国仅贫困人口一项就预计需要专职法律援助律师17000人。而据统计，截止至2015年，我国专职于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不足6000人。严重的供需失衡导致大量符合援助条件的群体失去追求公平正义的机会。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正是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发展开来，其主要的成员是高校法律专业的师生，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人际关系。这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法律援助供需失衡的紧张局面。
3.提高国民法律素养，培养法律意识，促进司法公正，完善法律体系。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活动，增强国民的法律一式，营造了社会积极维权的氛围，从而实现国民法律素养的提高。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因其更贴近广大求助者，能够搜集到基层人民的状态和信息，也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依据，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立法的完善和法治环境的改善。
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在社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机构管理制度不完善，权责不够明确。目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还在发展阶段，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等很多方面需要逐步完善。有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划分不明确，导致具体工作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工作缺乏连贯性，进而造成工作效率低下，不能将各方面的信息汇集成完整的资源体系。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规章制度，结合国内社会及高校的实际情况，出台一项合理科学的管理规范。例如，需明确参加高校法律援助工作所需要的资质，并不是所有有愿望参加法律援助工作的大学生或教师都可以进行法律援助，同时，要定期对法律援助者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考评，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
2.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法律援助机构是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正常的援助支出甚至都需要机构自己解决，奖惩制度的建立就更加有难度，缺乏激励制度不利于工作人员积极性的提高。同时，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还面临着承担自身工作量的问题。例如，高校教师作为该机构的工作者，其自身的教学科研学习等任务已经非常繁重，再将剩余的精力分配到法律援助工作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诸多问题导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工作缺乏积极性和持续性。
3.缺乏人才，且工作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法律援助服务是一种专业，如果工作人员专业知识不扎实，技术水平有限，就不能有效解决当事人的法律问题，法律援助中心也就不会赢得当事人的信任。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大部分成员是大学生，以低年级学生居多。低年级学生缺乏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务实经验，处理问题的能力稍有欠缺。因此，这样的服务效率不高，容易引起社会的质疑。
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建议
1.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规范。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及运作方式并没有相关条例可以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也未做出确切的规定。因此，制订一套切合实际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运行条例》迫在眉睫。明确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规范，保障资金的来源，可以提高社会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关注和支持力度。
2.出台长效的激励机制。长效的激励机制是法律援助机构高效率运作的重要保证。援助机构人员不稳定，流失较多，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大学生因工作或者学业等需求要腾出部分精力。缺乏长效的激励机制，会使这些学生放弃法律援助工作。如果能够将法律援助服务的成绩与大学生的毕业评价或升学考评、就业推荐等相结合，把实施援助的具体情况，包括参加援助活动的次数、接受援助的人数、援助的形式和种类、服务质量等纳入学生学习、升学、就业等考评体系中，就可以很好地激励学生持续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因为在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经历和成绩可以增加他们参与未来竞争的筹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激励制度必须按照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要接受教师和同学们的监督，防止考评功能的异化。
3.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首先，在招聘上要适当提高门槛，尽量吸收高年级有志于法律援助工作且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比如成绩优秀、专业知识水平较高或实践经历丰富的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其次，定期开展经典案例讨论、经验交流等活动，深入分析案例，提高大家的专业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定期的培训制度来丰富工作人员的知识，还可以加强高校援助机构与社会的联系，与当地法律部门，比如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长期跟踪实习，全面了解案件的具体实施流程，为法律援助工作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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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9
关键词：公立高校法律地位
中图分类号：DF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376-02
21世纪10年代，随着高校发展规模日益扩大，高校在管理规模、在校生人数、师资数量、师资水平、科研能力、高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种变革与发展，为高校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带来新的冲击和问题。高校“不讼神话”被打破。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围绕受教育权、学位授予权、处分权、伤害事故、宿舍管理引发的诸多纠纷，已提到法律的层面来解决。
一、早期高校涉诉讼案件难的原因分析
早期（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涉及高校法律问题的案件主要有学位授予权案，开除学籍等案件。分析早期学位诉讼案件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原因：
1.是过去几乎没有涉及高校的诉讼案件。新中国高校的发展经历二个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校，由政府承担98%的财政拨款，政府包办高校的一切，考入高校就是国家干部，不用交学费，还有助学金，毕业包分配，因此高校对学生是绝对管理，学生对高校是绝对地服从。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没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学生与高校之间发生纠纷也不会想到用法律途径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意识到管得过多不利于释放高校活力和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通过教育改革纲要和一系列法律法规确认高校的法人地位，并给予高校一定的自。但新的问题也由此产生，政府控制权和高校自如何平衡成为摆在政府、高校、司法部门面前新的课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当司法部门还未准备好的时候，学生诉高校的案例逐渐增多，重新思考高校法律地位也成为专家学者和司法界积极探讨的问题。
2.由于对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认识局限于其法人地位。普遍认为学位授予权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高校不是行政主体，不具可诉性。这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片面认识造成的。
3.受计划经济思维和中国特有政治制度的影响，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不分家，两者经常被统称为行政事业单位，高校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被认为是内部管理事务，类似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二、学界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几种说法
1.特别权力关系说。特别权力关系说起源于德国著名公法学者拉邦德的国家法理论，指出于公共管理的特定目的，为所有参与到这个特别的相互关系中的人而设立的具有更强依赖性的权力关系。后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包括的范围具体到教育关系、监狱管理关系、其他设施关系、公务员关系和兵役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基本特征一是当事人地位不对等，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是由于法律的强行规定，相对人同意或特定事实发生形成，因此特别权力关系一方享有明显权力优势，另一方更多处在服从地位。二是权力主体可以制定特别规则。是指双方除遵守国家法律外，特别权力关系一方还可制定特别规则，不需另一方同意。三是权力主体可对相对方进行惩戒。对具体相对人征罚不需特别法律根据。四是不适用权利保护原则。权力相对人无法通过诉讼作为救济手段。
2.公务法人说。公务法人有三个特点：一是公务法人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特定目的设立的服务性机构，它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特点的行政职能。二是公务法人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是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它与其他法人（包括行政机关）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享有自主管理相关事务的权力，并且能够对自已的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三是公务法人在成立时就被赋予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同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与行政主体资格，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的法律关系。
3.契约说。有学者从高校与学生的角度，建议将涉及高校与学生的所有纠纷类型都纳入契约的范围来解决。理由是高等教育由国家包办转型到2000年后学生普遍交费上学，国家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减少，高校拥有越来越多的办学自。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都纳入教育契约关系，把学位授予作为学生与学校入学合同内容之一。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纠纷都通过民事法律解决。
以上有关学说的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认为对中国公立高校现状并不完全适用。
3.1特别权力关系与我国早期公立高校存在状态相适应，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和法治化进程的要求，特别权力关系这种理论模式明显已不适用我国高校发展现状。
3.2公务法人理论所描述的特征与我国公立高校的现状比较相似，因此受到较多学者的推崇，但是公务法人的第二个特征，公立高校与行政机关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虽然高等教育法规定我国公立高校有一定的自，但公立高校并不能做到完全的独立，学校办学经费还需要政府和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的拨款。
契约说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用教育契约关系来表述，用民事法律来解决，它的优点在于为校生纠纷寻找法律解决途径，增加了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有利于减少纠纷，解决矛盾。与法律对公立高校事业单位法人的定位相符。但同时也存在缺陷，民事纠纷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弱势群体的学生明显存在举证困难，也使得这类诉讼的意义不大，反而会增加的压力。
三、司法实践对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认识
民法通则、高等教育法、教育法、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对高校事业单位法人性质的民事主体地位没有太大争议。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公费转向自费，那么高校与学生之间是否就由过去不平等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完全平等的民事关系转变了呢？从实践来看，明显不是。学生进入学校后，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纪律，高校行使教育管理权时，校生之间仍是不平等关系。如涉及学位诉讼、学籍管理的案件，这种不平等关系明显不能通过民事法律关系来调整。但是否能用行政法律关系来调整。行政主体既可以是行政机关也可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公立高校是相应行政教育部门依据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按法定程序授权的组织。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办法等属行政法律法规，学位授予权、处分权属行政权，由此可以明确，高校经授权行使的是行政行为，高校也因此具备了行政主体的地位。高校在行使这些授权的行为时与学生之间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
但具体行政行为并不都具有可诉性。行政行为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机关内部的管理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公立高校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依此推理公立高校对内部的管理行为也不是内部行政行为，那就具有可诉性。根据田永案和高法对学位案件的定性，高校又获得了行政主体的地位。高校依授权行使的具体行政管理行为，授予学位、开除学籍、退学处分等行为属于高校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其行政系统之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学生是否属于事业单位之内的个人，笔者认为不是，学生与教职工的区别在于，教师受聘于高校，用劳动换取报酬，接受高校的人事管理，属于事业单位之内的个人。而学生读书期间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但学生是交费上学，考读大学的目的是深造并获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学生完成学业后就离开学校。学生更类似于高校的服务对象。法律法规授权的高校针对学生行使授予学位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视为是高校的外部行政行为。这也可以理解高校授予学位权纠纷具有可诉讼性的理由。
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该案确认了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行政主体。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7个指导性案例中有两个涉及教育行政纠纷案件和高校学术自治，明确高校不授予学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高校在学术自治范围内有依法自行制定学术评价标准的职权。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对公立高校事业单位法人的规定基本是符合我国公立高校的现状的，也能适应高校未来的发展趋势，高校与学生大部分的关系是可以用民事法律关系来解决的，同时在处理学位授予权等案件时兼具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主体的地位。事业单位法人兼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样的定位足以解决目前高校纠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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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律服务方案篇10
论文摘要: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新模式，已成为世界法学教育改革的趋势。其最大特点是借鉴医学院学生的临床实习手段，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践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实践技能。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既是知识产权法律实践训练平台，也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有必要通过创新运行模式及服务功能，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搭建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