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高等专科教育；法制建设；法律体系；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立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高等职业教育法律的执行和监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相对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依法治敦的迫切需求来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规在立法、执法、法律监督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立法的现状
1.1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有上百万的高校教职工和数百万的高校学生，每年需要数百亿高等教育经费。如果没有一部教育投资法律作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实现经费的“三个增长”便无法保障，甚至会导致增长缓慢或相对倒退。因此教育投入法有必要尽快出台。现在民办高等教育已和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三分天下，而我国有关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教育行政法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不相适应，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不相适应。涉及到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问题无法可依。以上两方面的法律在起草或调研之中，需尽快颁布。我国已有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位于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之中。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所以调整全国性教育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一般比较抽象。为了落实贯彻这些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省级人大、政府还需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法规，使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条文具体化，使那些上位法律中的授权性规范有相应的下位的法规相衔接，不致于出现法律漏洞。
1.2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亟待修改
法律制定和修改同等重要，高等教育立法，不仅仅指创制，还包括修改和废止。我国还在施行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有相当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前制定的，已和现在的情势不相协调，应该重新制定。即使改革开放后制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应该不断地修订。那些属于政策性的行政通知和决定等规范性文件，有条件的可以通过立法形式上升为法律，暂时条件不成熟的仍可修改补充。
1.3高等职业教育相关规章制度有待加强
“法制”一词有多种含义。我国学者对法制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法律和制度，即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的以维护其的法律制度；另一种则从动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制度、依法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是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以上两种解释都说明了法制包括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是两个层次上的规范，都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律法规必须通过大量的规章制度细化为我们日常工作生话的行为规范。同时要对规章制度进行合法性检查。现实生活中的规章制度，以及基层行政部门的各种规定、通知、决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令人担忧。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高校广大师生的义务，限制其权利，因此，基层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检查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一个方面。
1.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立法存在偏差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有三：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维护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法制史上本来就有“重刑轻民”的传统，重视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忽视公民个人利益。高等教育法律也有类似的缺点。从整个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来看，规定行政管理部门权限的条文多，规定其责任的条文少，规定高校师生的权利保障的条文相对更少。这种倾向与高等职业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弱势地位极不相称，这和高等教育诉讼上升趋势以及依法治教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表现是有关教育诉讼没有可适用的法律条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的偏差还表现在“重实体轻程序”。实体与程序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没有严格的程序作保证，实体权利就无法实现。
3强化高等职业教育法律的施行监督
3.1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目前的法律实施监督体制包括：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体制严密，但运作起来往往有差距。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实施监督时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监督主体没有独立的权威，没有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作用，权力机关的监督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法律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重要职权，同立法工作相比这一方面还比较薄弱。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对高等教育法律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但总的情况看，执法部门对法律监督部门在执法检查之后提出的意见采取的整改措施力度不大。人大的监督权没有与决定权、任免权结合起来，对逾期不改或置之不理的执法者，人大投有依法质询、询问，对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人员，没有依法进行查处。
3.2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
完善立法，应早日出台各项有针对性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学生和教师权益保护的专项法律，有关教育权利救济程序的专项法律。加强法律法规的整理工作，尽快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配套法规、规章，且能把法律法规中授权立法条文尽快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重视非立法主体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修改，充实基层单位的规章制度，把法律法规细化为我们正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基层单位自觉地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检查。大力开展高等教育法律的宣传教育。通过高等教育法律知识的普及学习，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让他们掌握法律武器同违反教育法的行为作斗争。增强公民的教育权利义务观、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教育权益，从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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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法规;高校教育工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得以凸显。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民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持，高等院校作为国家战略发展中人才培养的具体场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作为高校履行教育职责的直接实行者，其责任不可说不重，地位不可说不重要。因此，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但要精通专业知识技能，还应当严守法规，对国家政策里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
1高等教育法规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客观地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活动也逐渐纳入法制的范畴。随着1995年《中华人共和国教育法》的出台，教育立法的步伐逐步加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尚未真正形成一个理论彻底、形式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也成为了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瓶颈。目前我国教育法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我国依托教育基本法已经制定了十几项相关的法律，国家与各地制定了数百项教育行政规章与地方性教育法规。应该说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相关法规的基本框架已初见轮廓，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中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比方说在规章制度的建立上缺乏统筹规划，相关制度的审查机制还有待加强，并且部分地方性法规制度的起草水平较低，各高校出台的相关法规存在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悖的问题，甚至对于同一事项的描述，各地行政部门的解释不一致，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这些都暴露出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的不完善。后期我们还需要认真研究并完善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教育立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法治观念相对薄弱。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反映在教育工作中，教育行政执法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教育活动进行的管理与监督。在我国教育法制初步建立的起步阶段，一些人和单位对于高等教育的依法实施显然是理解不够的。凭借着以往办学的经验主义，忽视教育法规，认为不依靠法治建设高等教育事业多年来依然能够做到较快的发展，甚至是忽视教育立法，将已经出台的相关教育法规当作一纸空文，在实践中时常会出现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甚至出现用行政手段干预教育这种“开倒车”的现象，这其实都暴露出我国教育法规建设过程中法治观念的相对薄弱，这种思想方面的误区如果不及时得到扭转，将大大制约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步伐，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重视。（3）法规贯彻不够彻底。高等教育法规的贯彻实施主要体现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教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立法、教育普法、教育执法、教育司法、教育守法、法制监督跟法律救济等方面。依法治教作为高等教育法规实施的重要手段尚未成为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高校的自觉行为。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过程中，时常暴露出对于高等教育法规的理解不够，不重视依法办事，甚至凭借个人的主观理解随意解读相关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这些不良行为的出现，不仅损害了高等教育法规的权威性，也极大地妨碍了高等教育的法制化进程。
2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的重要性
虽然我国已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历程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法规体系，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建设已迫在眉睫。（1）完善和实施高等和教育法规是各级行政工作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模式的大幅调整，优化了学科结构，扩大了学校运行规模，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水平，这也对大学行政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特别是随着新世纪带来的社会变革，高等院校的办学水平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期下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也代表了各级管理机构的行政工作水平。高等教育法规的完善和实施，不仅体现着各级行政部门的制度化、规范化工作，也是实现高校乃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高等院校的所有行政管理工作都需要服务于高等教育模式的调整，高等教育模式调整的完善和顺利实施，不仅反映了高校行政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而且同时也是高校行政能力提升的体现。（2）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是国家法律在高校统一实施的法律保障。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建设步伐逐步加快，以教育基本法为框架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行政法规。此外，对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也开展了一系列有条不紊的清理工作，可以说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顺应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国正自上而下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以及对于现行法规及地方性政策的修订也都是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为前提的。高等教育法规的颁布实施必须与国家法律制度相协调，这是国家法律在高校统一实施的法律保障。（3）完善和实施高等教育法规是保障学生与从业人员权益的必然要求。在以往教育法规的建设、颁布与实施过程中，往往更多地强调行政职能，对于位于权利主体的学生跟广大的教育从业人员的权益却是有所忽视的，同时对于教育职能部门的自身权力也约束不够。而依法治教的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权利与义务相匹配，因此，推进高等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体制，重视和强化学生和广大从业人员的根本权益。高校作为教育改革前沿阵地，加快完善教育法规建设，提升依法治教理念，建立健全法治精神鲜明的规章制度体系，这对于加强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建设已势在必行。
3高校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践行
高校教师作为高校教育的主体，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成败。因此，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高校教师队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践行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优良的师德师风。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优良的师德师风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遵守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德为先，履行教师义务，遵守职业道德；其次要具备相应的业务水平和职业能力，达到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与高校的相关制度良好地开展各项教学工作；第三要努力的提高教师自身修养，不断完善个人修为，做到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高尚的品德感化学生，以深厚的学养教育学生，以独特的人格吸引学生。（2）上乘的业务水平。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上乘的业务水平是立身之本。高校教师的业务水平，体现在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除了正确地传授知识，同时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作为立志献身教育职业的高校教师群体，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在加强自身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还必须随时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技能进行调整，在实践中学习和反思，勤于思考认真总结，用终身学习的态度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与此同时，还应该努力加强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教育理论的学习，善于反思和借鉴他人的教学方法，做研究型教师，关注学术前沿与教育改革的相关问题。（3）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基本要求。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从事的是缔造人类灵魂的神圣职业，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因此高校教师要以身立教，以模范的品行来教育和影响学生；其次要做到严于修身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用豁达的胸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感化学生；第三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教师岗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能以奉献而不是索取的品德去拥有人生、赢得尊重，只有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以自身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将培养学生作为自己的天职。
4结语
高校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只有切实加强高等教育法规建设，才能更好地践行高校教师的义务。只有依法治教，用法律法规来规范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才能够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作者:李杨陈婷单位: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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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法律关系教育管理维权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并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高等学校的法律关系,指受教育法律、法规所确认和调整的、表现为高等学校与其他各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它是教育法律规范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体现。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上尚未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高等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两种不同的法律身份,因而与学生实际上构成了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当它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身份出现时,与学生构成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当它以“法人”身份出现时,与学生构成平权性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设定是不同的。
一、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分析
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对行政主体在实施国家行政职能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而形成的行政主体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依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非从属性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可诉的,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不可诉。在我国,高等学校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在校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从属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对在校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表明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1.高等学校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学生是行政相对人。
行政主体是行政职权的行使者,是构成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一方。从法理学讲,行政主体是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我们认为,高等学校虽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国家行政主体,但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高等学校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对在校学生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因而具有实际上的行政主体资格。在校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从属于高等学校,直接受到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管理。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高等学校是构成关系的主要方,起着行政主体的决定性作用,能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对学生决定和命令,并能采取强制措施保障这些命令和决定的实施。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是构成关系的次要方,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学生对学校的各项决定和命令,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2.学籍管理、纪律处分是高等学校的依法行政。
高等学校的学籍管理权和纪律处分权是高等学校办学自的组成部分之一。《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2条规定:“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学校可以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处分分下列六种: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由此可见,国家法律、法规授予高等学校的学籍管理权和纪律处分权,具有显著的行政权力的特征。高等学校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和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实施学籍管理、纪律处分的授权组织,拥有对学生的管辖权与决定权,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该项权力是法律、法规授权确定的。该项权力的行使具有单面性、强制性,无须征求学生的意见,也不需要与学生协商。因此,学籍管理、纪律处分是高等学校在实施行政权力时所作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是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
3.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是国家授予高等学校的特许权力。
学业证书是指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在该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正式注册、参加学习并完成规定学业的受教育者颁发的书面凭证。它表明受教育者完成了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和程度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是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教育机构授予受教育者个人,表明其所达到相应的专业学术水平的一种凭证。学位是一种终身的学术称号。《教育法》第21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颁发及认定,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项国家特许高等学校的权力。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授权的行政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有权决定是否给学生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是否给自己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从现行法律条文规定来看,学生只能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地位。
4.高等学校的侵权行为及学生的维权途径。
如前所述,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中构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居行政主体地位,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与决定权。但是,在当前高等学校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学校往往也会滥用行政权力,在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的过程中,对学生的侵权行为也时有发生。由于观念问题及现行法律的不明确性,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大都认为高等学校的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是学校自的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学生对学校的各项决定和命令,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笔者认为,在公民基本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等行政行为“不可诉”的传统观念,必须予以转变。尤其应当把高等学校对学生“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以及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直接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筹。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符合我国行政法、教育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目的。如果作为强势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因滥用行政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学生造成侵权,学生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或已毕业却不能依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由此丧失了学籍并改变了身份,那么学生相应的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已不存在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因此,学生对学校滥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侵权,应当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适当的介入,以监督和制约高等学校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规范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和行政行为,有效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
民事法律关系,指由民法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权利和义务是受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
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与管理过程中,充当的另一种角色就是民事主体的角色。按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高等学校一经批准成立就享有“法人”的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例如《教育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第30条第1款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一经批准成立就具有“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
高等学校的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中,依据法律规定同样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例如《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高等学校学生的年龄一般都在18周岁以上,在入校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一般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高等学校的学生作为公民和自然人,同样具备法律上的民事主体资格。
高等学校与在校学生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实施与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同目的,形成某种契约关系,双方在教育教学与管理过程中因经费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所发生的关系,是平权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它是在双方共同意思表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双方都是民事权利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双方的民事权利和义务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双方因财产权、人身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发生的纠纷,适用《民法》进行调整,受侵害方可通过民事诉讼的法律途径,要求致害方依法赔偿自己的损失。也就是说,在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中,双方因契约关系依法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和知识产权。高等学校与学生任何一方都不得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来损害对方的利益。否则,行为人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由于高等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两种不同的法律身份,因而与学生实际上构成了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我们只有认清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对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作出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规范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和行政行为,依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而构建和谐文明校园。
参考文献:
[1]杨建生.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分析[J].高教论谈,2004(3).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4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涵及特点,并依此提出了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iy具有先i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更是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思想适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而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当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上存在的法治意识缺位问题，积极探讨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构建。
一、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依制定机关和法律效力的等级可划分为先法、教育基本法、单行教育法、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教育行政规章等，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先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先法第19条关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定是我国教育立法的依据。教育基本法是依据先法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勺_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有人称之为“教育的先法”，即由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单行教育法主要是指依据先法和教育基本法，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某类教育或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教育法规，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等。行政法规是指根据先法和法律授权，由国务院制定、批准的法规，如《学位条例祈行实施办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祈行规定》等等。地方教育法规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只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的法规，如《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等等。行政规章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国家行政法规的授权，由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祈行实施办法》等等。我国高等学校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条的规定，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主要包括学生的学籍管理(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转专业，转学、体学、停学、复学与退学，毕业)、课外活动管理(文娱体育、勤上检学、社会活动)、校园秩序管理、对学生的奖励与处分和对学生的安全管理等。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不仅是教育界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同时也是防治高校与学生之间出现法律纠纷的前提。
1.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内涵
一是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学校(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我国教育法中关于学生学籍管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中对高校学位授予权的规定等，都体现了这种性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高校代表国家或者说高校受国家的委托，对有关学生教育的事项进行管理。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种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一是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高等教育是收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生自费(国有公办高校学生部分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通过学费这一媒介，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或趋向平等的)，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很难判定某一行为的性质。但是，从理论上讲，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一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份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从行政法律关系讲，高校必须依法行政;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特别是高等院校，不能逃避自身的基本义务。
2.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特点
从高校是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做出了规定;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高校与学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学生依然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高等学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直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的为保证其机构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是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是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建立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的策略
随着依法治校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坚持以人为本，加快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建设，是履待解决的大事。
1.坚持“德法并蓄，宽严并济”的高校学生管理原则
德法并蓄，就是要实现德治和法治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统一。依法管理是学校保持稳定有序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离不开德治的配合。依法加强学生管理，尤其是实施惩罚时，要以教化为前提，即教化在前、惩罚在后。新生入学时，应对新生进行必要的校规校纪教育，要让学生懂得哪此纪律需要遵守，违反要受到何种惩罚，做好这项工作无疑会大大减少学生违纪现象的发生。对受处罚的学生，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其思想政治上作，帮助他们寻找错误根源，鼓励他们自觉纠正错误。要通过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进一步强化遵规守纪教育，真正达到惩一做百的效果。
2.不断完善学生管理制度
要搞好法治化学生管理必须建立和充实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以便形成权力法定、公开透明、制度统一、注重程序的大学生法治化管理体系。目前要做好以下儿件上作:一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教育立法，尽快出台目前高校大学生管理所急需的法律法规，以便指份学校“立法”;一是尽快整理现行的有关大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有悖于上位法的或相互冲突、抵触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正，对不符合现行学生管理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废止;三是搞好学校“立法”，学校应根据法律授权制定好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学校“立法”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必须遵循统一原则，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与之相冲突，不得与先法相抵触;一是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三是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即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听取学生的意见，使规章制度科学化、合理化、有可操作性。
3.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法治化育人环境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5
民国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研究认为，此阶段公民教育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百家争鸣的公民教育思想和百花齐放的公民教育实践。而公民法制教育与公民教育在此阶段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公民法制教育亦有着不同的特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公民法制教育进行分析，并结合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现状及模拟法庭等法学教学实践在法律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从而论述法学基础教育中应吸收民国时期公民法制教育的优点、加重强化知识实践性、应用性，并希望能够对改革法律基础教育起到一些积极意义。
【关键词】公民教育；模拟法庭；法律基础；法制教育
一、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公民法制教育。
民国初期，国内掀起公民教育研究的热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蔡元培“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制度，但此阶段有关公民法制教育的思想并不突出。尽管蔡元培在提出“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时倡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有着非常鲜明的民主共和精神，但这并不是从公民法制教育视角出发的，而是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提出，并以孔孟思想的“义”“恕”“仁”来支撑，与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民国初年晏阳初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提出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虽然基于当时中国农村现状，主要力量还是集中于识字扫盲，对法治精神培养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但法治精神与公民公民常识、公民教育间也开始建立起不可截然分割的联系。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也有着其在此阶段的特点。其中，值得借鉴的是注重实践活动。
民国初期，在确立公民科后，《公民科课程纲要》“教学方法”中就有“以讲述、表演等为公民修养的教学方法。以参观、调查、讨论等为社会组织的教学方法。以学校服务、学校自治为公民训练的具体方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民训练被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项专门课程。周鲠生在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序言中指出：“书中包括的事项以限于篇幅只能述其大纲，尚待教者随时附加说明；且有许多处所讲到关于社会生活及行政组织等事，最好是于参观旅行的时候，由教者实地举例说明，较容易使学生领会并起其考究的兴味”。叶楚伧在其主编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注重实际，由近及远，期与学生自治训练相呼应。”
与此同时，公民教育与公民法制教育的联系也更加紧密。1933年教育部颁布《公民训练标准》，其中，在公民的政治训练方面就提出“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
民国时期公民教育注重实践的特点，对当时的公民法制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当时的法学教育家也从各方面强调实践在公民法制教育中的意义；另一方敏，学生也将教材中有关法制的内容活学活用，付诸实践，如参观议会、法庭、监狱和行政官署，借助国家权力模式，组织学生团体并选举各成员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践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
二、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现状。
当代法律基础教育普遍是从大学时期才起步，而目前我国当代大学的法律基础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但同时所学习的理论知识繁多又复杂，可大学所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远远不够。按照目前大学的教育现状，大学本科法律基础知识学习的时间为4年，但完全可以用于学习法律专业课的时间实际却远远没有这么多。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律基础课程课时少、内容多：目前大学的法律基础课程，所用的教材内容大都繁多庞杂，其中包括了法律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宪法常识，并且还有许多部门知识，具有很广泛的覆盖面。但是法律专业需要学习四年的知识，却浓缩在这几十个课时之内，加之学生在课堂上并没有相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法律基础课程起点低、要求高：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有很高的教学要求，但其教学地位却往往停留在“法律讲解”这一阶段，教学效果达不到相应要求，由于教学内容的局限性，使得学生也没有得到法律基础素质的提高。
3、法律基础课程轻实践、重理论：在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法律基础这门课程长期以来都重视理论教育，并没有对学生有关的法律社会实践活动有相应要求。因此学生缺乏法律实践能力，无法对相应问题进行解决。
三、借鉴民国时期公民法制教育优点，完善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
1、应注重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尤其要注重公民法制教育、法律意识的培养。民国时期，就主张重视公民教育和公民法制教育。回想近代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朝野上下开始了“救国”的历程，将传播民主理念、灌输知识视为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之根本途径，并至此拉开了以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历程，实现了几千年来“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巨大转变。由此可见，“公民”从开始之日起就与宪法教育密切相关。
因此，法律基础教育的核心在于宪法教育。宪法是众法之源，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意识是公民的基本意识，宪法知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因此，当代大学大学生法制教育核心内容依然应是宪法教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宪法精神，首先必须充分了解宪法、真正领会宪法的核心要义。
2、法律基础教育应避免过多深奥抽象的理论知识。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是专业教学，主要面对的是非法学专业学生，且普遍课时较少，在此种情况下，课堂讲授应简单明了，深入浅出，避免深奥抽象理论，以法律意识培养为主，法律知识传播为辅，并注意和教材前半部分的思想道德修养进行有机结合。民国初期，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即注重以通俗的语言阐明法律的内涵，如周鲠生在讲述法律行为时，举例“法律行为是凡人之意思表示以生司法上的效果为目的之行为，如物品之买卖，金钱之贷借，其表示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是法律行为，反过来，如通常散步、请客等行为，不足以生司法上的效果，都不是法律行为”等。法学教育家在公民法制教育时也注重讲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如周鲠生讲法律时即指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制立的法律的规则，务求能和那社会中通行的道德观念相融洽，道德不但可以为法律的后援，并且可以补法律的规则之不及……”。这些运用浅显易懂的例子进行法制教育，且将法律和道德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在目前的教学中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3、法律基础教育应重视实践。实践是教育的本质和精髓，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即开始注重实践活动，法制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作为思想政治课的组成部分，如果是单纯地进行说教，学生很容易失去兴趣，且大学生法律基础课不同于法学专业课，学生具有宪法意识，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遇到法律问题能够寻求法律帮助，做到正确行使权力，自觉履行义务，就达到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因此，复杂的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不适合法律基础课教学，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实践应走出校园，观察、了解社会生活中与法律相关的事项，有针对性地组织、引导学生以法律思维方式分析、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参与自主性培养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实例体验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只是简单地阅读法条。
四、对当代法制基础教育的几点思考。
第一，应加强法律基础教育的立法支持，为其实施提供有力的法律环境和保护。
公民教育是公民法制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公民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律基础教育是公民法制教育的基石，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应加强立法，推进公民教育、公民法制教育和法律基础教育，保障其有效实施。
1、制定促进和完善教育的法律法规。教育法规是一切调整教育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总和，是现代国家管理教育的基础和基本依据。我国的教育法规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法律管理手段，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制定和实施教育法规，是国家管理教育的重要方式，它对于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规范化、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立法现状：
a、教育基本法律。教育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互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它对整个教育全局起宏观调控作用，或称为“教育宪法”“教育母法”。我国的教育基本法律为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B、教育单行法律。教育单行法律一般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定教育领域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对教育的相关规定等。
C、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法规是行政法规的形式之一，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制定的关于教育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法律，高于地方性教育法规和教育规章。它们内容广泛、数量众多，在实际工作中起主要作用。教育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有三种：条例、规定、办法或细则，如《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教师资格条例》等。
D、教育规章。教育规章是中央和地方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颁布的有关教育的规范性文件，有的称为教育行政规章，包括部门教育规章和地方政府教育规章。部门教育规章是国务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的有关教育的规范性文件。这类文件主要是就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实施办法、条例、大纲、标准等，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如《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
3、应加强上述教育法律法规的实际落实。公民意识的提升，有利于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从而可以促进我国公民法制意识的增长，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化建设。
第二、应强化案例教学在当代大学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应用。
a、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选择。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中心，案例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教学的效果。法律基础课所需要的案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其一，真实性。现代社会案例素材的收集渠道比较广泛，案例素材可以来自书刊、杂志、报纸、网络等途径，但是案例必须具有客观真实性。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思考。因而，案例必须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必须是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二，典型性。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客观事实纷繁复杂，一般的事例虽也具有真实性，但却未必能为教学服务。要成为法律基础课的案例必须具有典型性，即案例反映的客观事实应该具有代表性，具有普遍意义，能够由个别推及一般。这样的案例既让学生容易理解，又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从而引发学生的共鸣，让其不由自主地参与到案例教学中来。
B、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解释。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案例解释的道德标准。对于刚入校的大学生而言，法律案例分析是一个体验、实践生活的过程，也是学生提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过程。分析案例应多维视角、多元化阐述、跨学科知识性解释，取得预期道德价值观传播的实效。在法律案例的分析方法上，应坚持案例解释的道德标准，或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视角，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对案例加以讲授。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案例的解释应始终坚持价值判断的道德标准，以法律规则为解释原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在对案例的解释中，使学生对思政课的法律理解由文字叙述型转到现实立体型，由静态封闭的书本探讨转到动态开放的现实交流和真实生活的对话，鼓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
第三、注重法律基础教育中模拟法庭实践引入。法律只有落实到实处，能够作用与实践才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注重法律基础知识的实践，而模拟法庭实践，既是情境教学法的具体实践，也是法律基础教育的一种改革和创新。我们可以在法律基础教育中不断尝试模拟法庭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模拟法庭实践的质量。
这样，将理论结合实践，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学理论，更加可以逐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第三，应试着推前法律基础教育的时间和学习方式。鉴于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种种问题，可以试着将法律基础教育的时间分散推前，比如，在公民教育中，进行适当地普法教育和宣传；在中学、高中甚至小学中，都可以分散式地进行法律基本知识的渗透和学习；在大学中，适当地开展基础法律知识地讲授。
总之，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要学习借鉴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验，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中，变革、创新，应注重法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而提高当代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效力和作用，进而促进我国公民的法制教育，推动我国的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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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小兵.案例教学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应用[J].教育探索，2009（8）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6
［论文摘要］德国、美国职业教育对两国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职业教育立法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研究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差异与共性基础上，总结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提出参考建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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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法律发展史。两国都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获得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对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法进行比较，并探讨借鉴其做法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概况
1.德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德国众多的职业教育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进行保障推进。1869年的《企业章程》，明确企业培训的权利、义务；1969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首次在联邦的范围内为各州的职业教育确立了广泛而统一的法律基础；1965年的《手工业条例》，规范手工业行业的职业培训；1972年《企业基本法》，规范企业的职业教育；1960年《青年劳动保护法》，规定青年享有接受职业培训权利、完成法律规定的职业教育义务；1972年《工商企业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对企业实训教师资格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的《职业教育促进法》，保证了职业教育在质量和数量的稳定、待续发展，旨在提高就业率、优化就业结构和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5年对1965年《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与1981年《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
2.美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有许多的成文规定。1862年《莫雷尔法案》中联邦以拨地支持农工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士法》，将职业教育扩展到工、商、家政等领域，奠定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1962年的《人力开发和训练法》，规定为失业人员和在业的无技术的工人训练提供资助。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面向各个群体、打破职业界限，极大地增加了接受职业教育人员的数量，促进美国形成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974年的《生计教育法》，要求学校教育应与受教育者未来所从事的职业联系起来；1984年的《卡尔·波金斯法案》，加强了对困难群体的职业教育。1994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强调为成人教育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改进成人的劳动技能。
二、德美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比较
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因两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职业教育任务不同，使得两者在共同的法治目标追求下展现了不同的立法状况。
1.影响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但都高度重视法律的调控。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调动各种社会力量，调节各方面关系，两个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做了相同的选择，即法律为主要的调控手段。从两国职业教育法律调整的主体来看，所针对的主体有所不同。进入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视野的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倡导和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因此德国以“双轨制”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制才得以形成。而美国职业教育法调整主体更多表现在联邦政府与各州、职业教育学校和社区学院及普通高中都在其列，形成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重在地方的管理、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多维交叉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多元管理体制。虽然参与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作用的发挥各有千秋，但其辉煌的职业教育成就的取得与国家通过法律进行宏观调控，表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看到关乎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在联邦一级法律中都得到了规范。
2.职业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不同，但法律体系完善。因不同的法律传统，德国在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定中充分表现了大陆法系的特色，构建了以《联邦职业教育法》为基本法，以《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等职业教育法律，《职业培训条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等规章和各州的职业教育法组成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该体系层次完整，联邦与各州立法相协调，结构严整，内容完备，表现出德国立法严谨的体系追求。美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则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色彩，一事一议，就不同的现实问题作不同的法律规定，以法律调整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的矛盾或以发展职业教育解决社会矛盾。如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既解决战后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又促进就业。美国已经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律以联邦法律为导引，各州法律相充实，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但从两国的立法来看，都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得职业教育管理和发展有法可依。
3.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轨迹不同，但注重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美国职业教育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变。“二战”后为了适应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解决就业、社会福利、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每隔几年就有一部职教法案出台。如在1968年和1976年两次修订《职业教育法》，1974年重新确定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制定了《生计教育法》。德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发展表现出稳扎稳打的态势，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来完善以推进发展，法律的前瞻性、适用性较强，基本较少作法律修订。两国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但并不影响两国法律发展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变”是其共性。美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发展是一个“变中求稳”的过程，表现为前后法案的继承性很强，后法多是前法案的修改或补充，法案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律是“稳中渐变”的过程，以不断丰富法律的内容，提高法律的调控力来推进职业教育，适应社会和劳动者发展的要求。
4.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不同，但注重保障法律落实。两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丰富，涉及多方的权利义务。两国职业教育情况的不同使其内容有很大差异，但在落实上都有非常周延的法律规定。如教育效果的考核、经费的保障。按法律规定德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职业培训的质量检验要全面负责，其检验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培训人员的检验，通过考试来实现；另一方面是检验企业对受训人员的满意程度，通过对企业的调查来获得。关于经费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德国无论是接受培训者，还是提供培训的机构、学校都可以从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和资助，其中中央基金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而美国1963年《职业教育法》及1968年、1972年修订案，大幅度增加对职业教育拨款。1990年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有效的法律措施保障了职业教育的质量，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三、德美职业教育立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启示
1.重视职业教育，以法治教，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观念。对一项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一个根本的表征就在于在社会制度构结中是否给予足够的体现，特别是法律制度的构建。正是由于德国将职业培训作为青年走上职业生涯必须经历的法定环节并给以法律的保护，正是由于美国的终生职业培训的法律规定，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偏见和鄙薄；正是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和法律的实施，支持和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借助法律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调整职业教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明确各参与职业教育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其合法权益。同时以国家强制力的手段保证其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才能健康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也才能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有高度的认可和信赖。这样职业教育也才能获得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2.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形成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我国历史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及《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就职业教育有所规定，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1996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职业教育有了自身的专项法律，迄今已有十多年，由于缺乏足够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致使这部职业教育基本法贯彻执行起来效力大打折扣。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试行按新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及《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和各地方制定的职业教育发展法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法存在法律阶位低、单项法不配套、数量少、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的多是政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权威不足，结构不够严谨。借鉴德、美经验，我国应逐渐形成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职业教育投入法、农业职业教育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职业资格准入等若干法规为主干，辅以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构成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3.职业教育立法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法应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现实和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为此应及时地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废、立、改。在发展中逐渐完善教育法律体系，调整职业教育中各方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
4.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权利义务落实到位，注重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立法。保证落实权利义务到位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法律质量的尺度。我们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立法质量，使职业教育法律结构合理，语言简洁、规范，含义准确，权利义务明确，违规责任与后果确定，增强职业教育法律的操作性。
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在于具备充足的财力保障。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力支持不是很充分、规范，在多数情况下，职业学校要自收自支。我们现行的收费政策，无疑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生源，也制约了高水平劳动者的培养。因此必须把职业教育资金问题作为立法的重点，使资金筹措的途径、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使用的监督等问题的解决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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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生 法律关系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
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
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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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同君,夏民.法学审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之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2).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8
一、加强高职生法制教育的意义
1、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离不开法制教育。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众多。作为教育主体，高职院校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提升学生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培养出具有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公民，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净化高校法治环境，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高职学生各种犯罪屡屡增多，有些学生年龄低、阅历浅、价值观不完善、自我约束能力差、受到不良环境和因素的影响容易冲动或走上违反犯罪的道路。高职院校加强法制教育可以提升对学生法治精神培养，引导学生运用法律武器正确解决问题，使学生能够知法、守法、用法，减少和预防学生违法犯罪案件，维护校园安全乃至社会稳定。
3、提升高职生法律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的现实要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素质已经成为个人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不仅仅是培养懂专业、会技术的专门人才，也要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加强法制教育，可以提升高职生法律素养，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在当代高学历、强竞争的社会为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保驾护航，促使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加快职业发展。
二、当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1、高职院校普遍对法制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加强法制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高职院校教育实践中，法制教育往往散见于各类德育教材中，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职业道德与法律》。法制教育所占内容较少，往往课时也较少，任课教师着力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着眼于通过考试，没有培养应有的学习兴趣，更难以通过法律教学传授法律知识，提高学生法律素质。
2、法制教育形式单一，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课堂教学是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普遍开设的法律基础课程也就成为对高职生进行法律教育的主阵地。法制教育基础课程知识点多，内容庞杂，教师多采取单一灌输的教学方式，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生没有深入理解，在指导自己行为上很少得以体现。典型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社会实践等因为课时限制而不能进行，淡化了法律教育的实效性。
3、法制教育内容与实际脱节。高职生不同于其他本科院校以学科式教学为主，注重理论的掌握，而应当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课程与普通高校法制教育课程完全统一，并没有任何区分，这与高职院校的办学特点不符。[1]同时，高职院校的法律基础课程也是泛泛而谈，缺乏专业针对性，高职生难以从现有的法制教育中获取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
4、师资队伍薄弱，难保法制教育的实效性。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缺乏法律专业教师，法律基础课程也大多由德育课程教师兼任。有些教师法律理论基础知识薄弱，甚至其本身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种现状既影响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更影响法制教育的实效性，导致高职生虽接受了法制教育，却不懂法，频频犯法，更不会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
三、提升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一）以学生为本，建立科学、实用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
1、以专业为导向，增加与专业相关法律知识内容。各个专业都有专业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如卫生法律法规，建筑法律法规、教育法律法规，劳动法律法规等。法制教育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方向，侧重于介绍专业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学生遵守职业法律规范，判断职业违法行为。如针对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在介绍基础法律常识的同时，要加强学生对刑法、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针对工程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要多介绍一些与其专业相关的工程质量管理法律知识、建筑法律知识、经济法律知识等。同时，许多高职生就业时需要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教师在授课时应当参考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内容进行授课，促使高职生学习正确的行业活动行为规范，为保证其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能恪尽职守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2、因材施教，分阶段分情况安排法制教育内容。高职生学制一般为三年，需要根据不同的学业阶段，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融入法律教育。大一刚入校，学生活动主要在校内，应加强校纪校规、基础法律知识引导。大二时期，有部分学生已经走上社会，如兼职、社会实践等，应当加强劳动人事、人身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等引导。大三阶段，学生面临实习、就业，应当加强合同法、劳动法以及与专业相关等法律法规引导。这样不仅使学生法制教育贯穿整个大学阶段，更能使法制教育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优良品质。
3、创新教学手段，注重教学形式多样化。当前非法律专业学生所接触的法律知识课程一般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要增强教学效果，需要拓宽法律知识学习和传授的途径，使学生能从课堂中真正汲取知识。[2]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法讲座、交流会、培训班、法律知识竞赛、学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来了解和学习法律知识。同时注重法律实践的开展，通过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案例分析、法规宣传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理解并灵活运用法律知识。
4、加强对学生的警示教育，用现实案例唤醒高职生对基本法律常识重要性的认知。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渠道较多，学生能够接触到较多的负面信息和事物，在对这些负面信息和事物认知、判断、分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如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小郑在网络信贷无法偿还后，不知道如何挽救，最终选择了自杀。四川师范大学在与同学发生矛盾后，未采用正当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残忍地将同学杀害。因此，法制教育课堂上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更应当结合实际，与高职生学习生活相联系，使其树立法律意识，正确处理各种问题。
（二）以师资为保障，加强法制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1、充分发挥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职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法制教育能力也是辅导员基本职业能力之一。辅导员是学生在校期间直接接触最多的老师，最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成长需求，要加强辅导员在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中的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将法制教育渗透到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中。及时对学生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运用案例分析、宣传警示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能运用法律知识指导学生对日常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探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学法、守法和用法。
2、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熟悉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更应当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引进高层次、高水平法律专业人才，适当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并重的高素质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三）优化环境，营造良好的校园法制文化氛围
1、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为校园法制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校园内通过公告栏、宣传栏、黑板报等媒介，同时依托网络资源，在学校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对学院章程、教育法律法规、专业法律法规知识进行宣传。宣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实际，学生易于接受，能够有效提升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2、积极开展法制教育讲座。高职院校可以聘请当地司法机关、学院法律顾问等一线法律工作者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法制教育讲座。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学生分析各个真实的案例，使得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法制文化的气息，明白法制的重要性，崇尚法制威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公立高等院校教师权利立法现状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
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界定，直接决定着其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定性，并最终影响其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然而，通过检索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却不难发现我国对公立高校教师在聘任制下的法律地位的定性是模糊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高校教师的法律定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应定位为劳动者，可以称之为“劳动者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显示，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是具有专门职业特性的公职人员，可以称之为“公职人员说”。“劳动者说”的根据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法律规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第17条。有论者据此认为，教师与学校之间是基于合同的聘任关系，具有合同关系的基本特点，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公立高校的教师已经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劳动者”这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条件的要求；二是2008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随着聘任制度的实施，劳动法已经将教师纳入了其调整范围，教师应被认定为劳动者。
但“劳动者说”在学界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首先，其以教师实行聘任制的任用方式作为证明教师应定位为劳动者的论据是不足取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9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职位实行聘任制。”因此，我们并不能根据聘任制这样一种针对特殊人员的任用方式来说明被聘者的法律地位。此外，从合同的主体、目的、内容等角度分析，公立高校教师与学校在聘任制下签订的合同也应属于行政合同，而非劳动合同。综上，本文亦不赞成“劳动者说”，而认同“公职人员”说。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教师职业性质看，公立高校的教师应认定为公职人员。虽与义务教育不同，但公立高校执行的教育仍具有明显的给付行政性质。公立高校是我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执行人，作为其教学任务承担者的公立高校的教师应具有类型于公务员的法律定位。二是从教师工资来源、福利待遇看，公立高校的教师也应被认定为公职人员。从《教师法》第25条、第29条、第30条规定可以看出，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或是比照国家公务员，或是根据法律授权由国务院等相关行政部门强制规定，而非由学校自主规定。三是从法律对违法教师应承担诸多行政责任看，公立高校教师同样应被认定为公职人员。
应当说，将公立高校教师定位为国家公职人员是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立法，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立法大都确认公立学校教师为公务员或公务雇员。而从其经验看，此种定位对于理顺教师与公立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健全教师权利保障的机制也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的立法现状
1.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定权利
从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我国教师的法定权利既有宪法规定的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有相关教育法规规定的一般职业权利，以及教育法规规定的具体权利。
教师的职业权利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4章第32条至第34条，主要包括：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依法规定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等。而教师的具体权利，亦为教师职业所特有的权利则主要规定在《教师法》第7条。教师主要享有以下6项具体权利：一是教育教学自。二是科学研究权。三是指导评价权。四是获取报酬待遇权。五是民主管理权。六是培养进修权。上述规定主要体现了教师所享有的一些实体性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浓重的行业化色彩，突出了教师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教师法》第39条还规定了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申诉权。
2.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从法律渊源考察，有《教育法》这样的教育基本法，也有《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等教育特别法，以及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政策；从权利保护救济途径上看，涉及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规范，有行政法救济、民法救济、刑法救济等；从权利保护范围上看，既保护教师作为公民的人身权利、物质权利，也保护教师的职业权利、精神权利。
（1）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权益保障的原则首先体现在《教育法》第4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这一规定同样是《教育法》的基本原则，它提出了对全社会尊重教师的法律指引。《高等教育法》第50条亦对高校教师权益保护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2）高校教师的民法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教育法》第81条规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教育法》《教师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规定，教师基于其职业身份可以提起以下民事诉讼：一是确认之诉。二是给付之诉。三是变更之诉。
（3）高校教师的刑法保护。侵犯教师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中通过惩治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知识产权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等刑事犯罪来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4）高校教师权益的行政法保护。高校教师权益的行政救济途径，可以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行政申诉。高校教师权益的行政法保护程序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申诉制度上。有关教师申诉权的规定主要体现于《教师法》第39条第1款、第二款之规定，此规定为一项法定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二是行政复议。依照《行政复议法》《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高校教师有提出教育行政复议的权利，若其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教育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三是行政仲裁。1995年8月28日，国家教委的《关于开展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仲裁制度。目前，高校教师因辞职、辞退和履行聘任（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及依法可以提起仲裁的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可以适用人事争议仲裁的有关规定，但是对于教师福利待遇、进修培训等并未建立相应的仲裁制度。四是行政诉讼。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我国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确立了相应的行政主体地位，高校的部分管理行为也被纳入了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已愈来愈成为高校教师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途径。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的立法评析及其完善
我国公立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立法内容模糊不清，缺乏统一标准。如关于高校教师法律定位仍缺乏明确的规定，直接影响了相关法律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对教师与高校之间的纠纷是否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存在极大的争议；二是规定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如关于申诉制度的规定，由于法律并未对申诉程序、处理机构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三是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现有的立法缺乏系统化、配套化，甚至存在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既让当事人无所适从，亦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为切实加强法律对公立高校教师权利的保障，我们亟需完善教师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法律编纂、司法解释、法规配套、废止过时法规等各种途径完善教师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基于现有法律规定和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现状，我们亟需推进以下立法工作：
1.明确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
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直接影响到相关法律的使用。如在面临教师与高校的纠纷时，是受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还是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又如是否适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律救济程序。根据前面论述，高校教师作为教育给付行政的主要实施者，应在法律地位上被定位为国家公职人员。在具体的操作途径上，可以考虑在立法上“建立一个包含公务员在内的更大概念，如国家公职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等，以与狭义的劳动者相区别，并将公立学校教师纳入此新的概念和制度架构。”如此，既可以“保持现有的公务员概念不变，又能反映公立学校教师是公职而非私职的职业特点，并据此通过专门教育立法对教师的权利、义务和管理作出相应规范。”此外，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细化关于高校教师权利的规定。
2.建立健全公立高校教师申诉制度
在现有的法律救济途径中，申诉制度是高校教师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但由于申诉程序、处理机构等未作明确的规定，这一制度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当前，应在现有立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申诉处理机构、申诉的期限、申诉的具体程序规则，以及如不服校内申诉处理决定向教育行政部门或政府提出申诉的具体制度安排等。最终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合理的教师申诉层级，理顺申诉制度与其他救济制度的关系。
3.补充和完善教师聘任、解聘等法律程序
现有立法对教师聘任、解聘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实践中因聘任、解聘的不合理而引发纠纷的情况多有发生。我们应当遵循公正、民主、合法的原则建立完善的高校教师聘任、解聘等法律程序。在高校教师招聘程序方面：首先，应有国家层面统一立法规定教师聘任的步骤、办法，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其次，高校应设立由校级领导、学科带头人等组成的聘任委员会，明确面试、试教、考核等程序。在解聘教师程序方面：首先，应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合法的教师考核办法，对教师的解聘应建立在这一考核结果之上；再次，对教师的解聘应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本人，教师拥有举行听证的权利，而解聘的最终处理决定应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4.引入听证制度，落实公立高校教师的民主管理权
听证是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行政的一种途径，体现了社会的民主性。《教师法》第7条第5项规定了教师的民主管理权，但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规定，教师这一法定权利并未在现实中得以充分实现。而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其部分管理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其制定或出台的相关规章制度或重大改革举措或重大具体管理行为又极有可能与教师的权益密切相关。因此，为充分实现教师的民主管理权利，实现高校教师管理的民主法治化，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高校在制定或出台与教师权益相关的规章制度或实施重大具体管理行为时应引入听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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