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结合的文化篇1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2
关键词：室内设计；中西方风格；文化结合；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物质富裕的同时，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上，确切的说是艺术品味的追求，这些可以从居住的家庭室内装修及装修设计等方面体现出来，也就是室内设计的风格。室内设计中，融入西方元素，实现中西合璧，也是较常见的设计方式。
一、室内设计的概念
建筑学中对“室内设计”的定义是，对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功能、技术、艺术的综合设计。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生产或生活）、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技术手段和造型艺术、人体工程学等知识，创造舒适、优美的室内环境，以满足使用和审美需求。室内设计的主要内容为室内设计和空间组合，室内表面艺术处理，以及室内家具、灯具、陈设的造型和布置等。
这是建筑学中的定义，其实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定义。因为，室内设计从设计的角度分析，设计要与时俱进，也就是俗话说的“跟潮流”。设计是一个动态概念，是在不断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更新。室内设计内在行为和概念，其实是一种艺术，一种室现实内涵与历史生成的艺术体现。特别是在文化信息交流迅速的今天，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设计艺术演变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我国室内设计的发展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室内设计起步较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行业设计技术，在人类的很早时期就已初见端倪，但由于诸多的原因，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性、整体性、完整性的理论体系。随着环境保护日趋提上日程，室内设计的核心理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低碳、环保”等现代化的设计理念，体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密切关系。
室内设计一开始并未单列出来，它是属于建筑领域的范畴。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物质条件满足的同时，追求精神文化享受成了一种潮流，生活环境受室内设计理念、设计水平的影响，有了更高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室内设计这一行业，也逐渐脱离了建筑的范畴，演变成了自己独有的一派。室内设计制度，也在逐渐的规范、健全、完善，从设计制度、设计操作，逐渐与国际缩小差距，并实现真正意上的接轨。
三、室内设计中中西方文化结合现状
纵观我国的建筑历史，其文化根源深远，但是室内设计概念的真正形成，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国的室内设计发展历程极为坎坷，最初，国人追求的是西方文化室内设计理念，后来，演变成民族特色元素和西方文化元素结合，再到现在的“低碳，环保”。室内设计呈现出了多样化特点，有多元性，有复合性，有民族性，也有艺术性等多种呈现形成特点。
（一）室内设计中西文化结合起因
早在明、清时期，很多建筑的主旋律都是中西方文化元素融合。在那一时期，欧洲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派出留学生，甚至后来的侵略者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近代的华人出国留学人数增多，学习西方，结合中方文化等，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建筑设计的理念，建筑设计的风格，还有建筑的室内设计上。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有的甚至产生了崇拜，国内的设计者们对欧式风格，也表现的越来越陶醉。这种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也可以找到踪迹，如北方城市的一些欧式建筑，还有一些室内的欧式设计等都说明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室内设计影响是深远的。
（二）中西方文化结合的特点
中国明、清时期的华丽繁褥，意大利的洛可可独特的不对称美，这是不谋而合的，原因是中西方在这点上有相同的审美情趣，但是这种风格的相似，是源于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背景。这在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特点上更能体现出来。
1.多元化的呈现方式。中国的室内设计，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基本是参照着西方的设计风格完成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人们的生活品质追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个性与潮流的追求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的室内设计的风格，不能仅仅停留在参照或者照搬西方设计风格，而是在其中符合时宜的加入了多民族化元素，其结果就顺利成章的形成了多元化室内设计风格，这种多元化为一体的设计风格，在未来的发展上会渗入更多的民族特色，有中方的，有西方的，这种多元化的设计风格正好满足了人们个性与潮流的追求愿望。
2.中西文化结合的差异性。从西方建筑设计的发展历史来看，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至今西方的建筑设计中透露着中世纪的古典元素。这种影响同样在中国近现代的室内设计中存在。其实，最初在中国的设计中出现的中世纪元素都是最原始的形式。最后随着演变和发展才有了今天中西结合，但是又有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设计的材料和工艺，还有设计的形式和空间纬度方面。例如，门窗的设计样式、地面的图案装饰、建筑结构的还有家具制作、摆放等多方面的差异与共存。门窗有原来传统的四方形逐渐发展到带有尖角、棱角搭配的中式特别风格。地面的图案装饰设计是由西方的大理石与具有中方传统吉祥纹图案结合。空间情感上的表达，也逐渐趋于稳定与平衡。空间布局上多见对称形式，家具的制作、摆放，也多为对称。另外，界面的装饰上也体现着西方中世纪的元素。中国的传统室内设计是对室内各个界面的修饰，是平面化的，空间意识弱或者无空间意识。例如，彩色玻璃的镶嵌画、马塞克壁画和镶嵌画等这些都走进了中国的近代室内设计中。
四、中西文化结合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西方文化的本土转化
室内设计中，中西文化结合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和糅合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注重设计的原创性、多样性、文化性，还有重要的实用性。要综合运用建筑学、设计学、美学等各文化元素的特点，将西方文化的经验和结晶转化为本土的艺术风格。室内设计从建筑学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了一门独立学科。它承担着多方的责任。因为室内设计理念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都是为了延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享受模式，是从专业的机能设计、技术设计向艺术方向转化。这一过程中，融合着设计的至高理念，也结合着中西的文化，注重着陆于实用性，生根于本土。
（二）中方文化的合理糅合
未来室内设计理念和风格的发展中，中西文文化结合的生长点会更高。随着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密切复杂，中西文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也促使西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按捺不住的热情，出现了鲜为少有的中国热。对中国的好奇，对中国的历史的探索热情，促使了西方对中国这个异国情调关注，马可波罗的“中国遍地是黄金”，都是对古典中国的兴趣体现。中国的特色服饰、特色设计等多种的特色风格吸引了西方人的眼球，实现了他们一睹为快的强烈愿望，中西文化的结合和交流将成为主流，这种具有历时性的文化基础，奠定了西方建筑文化、文明的艺术新时代，巧妙的借助东方的先进文明，结合自身的交流融合，最终超越了自我。这种西方崇尚中国风的理念和狂热，也必然会刺激中国的室内设计者们的灵感，促使风格迥异的设计理念向着绿色设计、中国实用式设计的方向转变，这就对中西文化结合的结合点、生长点提出了更高的要去。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国际之间竞争与合作交流也日趋突出，中国的室内设计理念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和发展。中西方文化的结合是经过多种文化思潮的融合、消解，并将最终体现在室内设计风格之中。这也是社会文化大繁荣背景下，人们的文化素养、生活品质和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方海著.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张国刚、吴莉苇著.中西文化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林永匡著.民国居住文化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张永和.非常建筑[[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5]赖德霖著.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3
关键词：严复；逻辑思想；文化交融；思维方法
逻辑是文化发展中深层次的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影响着文化内容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门类的发展。严复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中国传统逻辑学的一部分，它具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其逻辑的意义只有放在产生它的文化背景中去探寻才能得出真谛。
一、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与结合
严复在进行哲学、政治、经济、教育、逻辑学等领域的比较与结合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及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不仅突出地表现了严复对待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立场和态度，也表现了严复在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问题上的杰出智慧。因此，在个别地讨论严复中西交融的逻辑思想之前，有必要对严复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理论思想进行一次整体阐释和梳理。
中西文化的比较该如何具体进行？中西文化的结合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这些都是摆在严复面前的紧要课题。严复认为，具体进行文化的比较与结合，应本着原本精神，他说：“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也。”[1]（p.1027）只有对比较结合对象的真切把握，才谈得上是有价值的比较研究和有价值的文化结合。宏观的比较结合是一种对不同文化系统进行全方位、总体性的比较与结合，其基本前提是对作为比较结合对象的文化有概括性的把握和认识，其操作手段以综合归纳为基本特征。学贯中西的严复很擅长此项方法，比如宏观的比较，中西在政治、人才教育、军民关系、风俗地理等方面长短优劣便十分明显的摆在眼前，如何吸收、结合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又如严复说：“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也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而回顾中国何如？夫以朱子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风斯在下矣。”[1]（p.73）如此宏观的比较，则又让我们知晓历史上中西学术的基本状况：中西学术在明代以前大体上是同步且性质相同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后，中国学术才落后于西方，从而为学习、吸纳西方学术思想和精神提供了明确方向。可见，严复所认为应用宏观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于把握文化结合内容、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说严复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不仅要归功于他中西兼备的学识，更要归功于他卓尔超群的世界性眼光。
二、严复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解析
洋务运动期间提倡的“中体西用”论，即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对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时，严复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与主人书》一文，这篇长论集中表述了严复对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这一重大课题的睿见。严复首先对海禁即开以来的学习西方文化的模式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中国开设学堂虽然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仍未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然后，严复对这样的现象分别进行了分析。关于“中体西用”论，严复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p.557）学习西方文化必须破除“中体西用”论的樊篱，应以全方位的姿态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为我所用。严复不仅提出了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的口号，也对文化结构进行了相当水平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不应该是尽去中国固有文化，即吸收西方文化与保留优秀传统文化不应是对立的；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也不是全部照抄、照搬，而是要有批判鉴别地加以吸收。正是基于这种对中西文化的全面考察了解，严复提出了凡事如果都照抄、照搬西方则弊大于利的警告。可见，严复所主张“体用不二”的文化交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全方位、多角度相结合，立足中国实际，择其善者而用。严复对不同系统和同一系统的不同文化结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划分，否定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交融模式，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会通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三、中西思维方法的微观比较
文化的差异性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逻辑思维方法是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中逻辑方法的划分、比例，逻辑基础方法及逻辑方法学科――逻辑学的理论建设，与西方比较存在明显的不足。严复认为近代西方富强的基础是科学的思维方法，所谓“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往而不荒墟，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1]（p.11）可见，建设富强中国的基础，必须借鉴和引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相结合，从而内化为中国特色的逻辑思维方法。
严复认为，名理之学，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创造出的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明辨学内容。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严复接着列举了中西思维方法上的相同点，例如认为《易》、《春秋》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推显至隐”与归纳都具有相通性，严复说：“及观西人名学，则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术焉，有外籀术焉。内籀云者，察其内而不知其全者，执其微以会其通者；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进未然者也。乃推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显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2]（p.6）又如认为道家哲学中的“曲则全”，朱熹所谓的“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等观念与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是一致的。严复说：“曲，一部分也；举，一部分，则全体见焉。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为全者，乃可以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学，朱晦庵亦言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也。”[1]（p.917）严复的上述一系列比较说明，古代中国却有它的逻辑思维方法，但显得粗糙和零散，以至到了近代，中国都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学体系。
严复以西方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点，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逻辑学不发达的原因。首先，严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明辨学是建立在臆造上的。严复说：“西方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沦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为此耳。旧学之所以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第其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去取公例而一考其所推者之诚妄乎？此学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者。无他，其例之抵于臆造，而非实测之会通故也。”[1]（p.993）中国古代也有逻辑方法，特别是演绎法，但由于这种演绎法的基础不是事实，而是臆造的观念，因而容易走向玄谈，变成空洞的学问，对国计民生自然毫无补益。严复抓住了中国名理之学的主要局限，从而为中国古代逻辑学基础的近代转化展示了方向。其次，以“古”为明辨的最终根据，是中国逻辑学未能形成科学体系的又一个主要原因。严复说：“宋儒朱子，以读书穷理解格物致知。察其语意于内外籀原未偏废。盖读书是多闻，多闻者，多得古人所流传公例也。穷理是求新知，新知必即物求之。故补传云：在即物以穷其理，至于豁然贯通，既贯通，自然新知以出，新例以立。且所以新例，间有与古代所已立者龃龉不合，假吾所立，反复研正，果得物理之真，则旧例不能因古遂可专制。”[3]（p.64）也就是说，读书本不是坏事，但如果唯书是从，甚至是在新知识与古训发生冲突时，迁就古训，这显然也不利于逻辑学的发展。通过这一比较，严复贯彻了进化论的思想，主张逻辑学的发展必须面向新知，而不是相反。严复认为，中国逻辑学不能健康发展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不注重归纳与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发展，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逐渐演变为玄谈。严复说：“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此术西名为Deductive，而吾译作外籀。盖籀之为言绎，从公例而得所决，由原得委，若之向外，散及万事者然，故曰外籀……欲其无差，必精外籀之术，庶不至所行者是，而所断者非也。然而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为一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朝；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3]（p.64）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逻辑学轻归纳重演绎的失误，严复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
中国古代逻辑学近代转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视而且吸取归纳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没有归纳的演绎，是空洞且没有科学价值的演绎。严复通过此类比较，从逻辑发展的前途上指出了中国逻辑学提高与发展的重要任务。思维方法的比较与结合，严复是在积极肯定中国古代存有名理学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沟通本身就具有启发性，如“曲则全”与分析之学，但在严密的、规范的、体系的西方逻辑学面前，中国传统逻辑学就似乎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严复着重指出了中国逻辑学基础立于臆造，逻辑学立论过于从古以及重演绎轻归纳等不利于逻辑学发展的因素。所以，严复立足于西方逻辑学和中国传统逻辑学的会通和融合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对于改变中国传统逻辑学发展方向，重建科学的、体系的逻辑学产生了良好影响。
参考文献：
[1]王.严复集[m].中华书局，1986.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4
[关键词]李安；电影；中西文化；文化冲突；文化弥合
李安的电影，以1984年的《分界线》为发端，镜头呈现、文化实践、话语策略，基本围绕着中西文化冲突和弥合为或显或隐的主题展开叙事。可以说，李安的电影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冲突、弥合的样本。所以，对其文本中的主题蕴含、文化阐发、影像图景做出讨论，对电影史的深层书写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镜头语言中的情感对立结构与陌生化场景中的文化身份迷失李安的作品几乎均是由多部电影同声异响多元变奏汇合而为“一部电影”：百年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集体记忆与梦幻投射。而李安镜头语言和叙事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找寻到了从个体情绪感受和内心体验出发的“中国式表达”，以“电影化”的方式承载着中西思想文化形态碰撞之时冲突与差异的文化情绪。从《分界线》到《推手》《喜宴》，如此密集性的冲突展示本身就是文化意识的影像重组。
先说李安的作品中，呈现出温柔敦厚的“中国式的镜像表达”与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情感冲突结构的张力。其电影叙事几乎都离不开“中西文化/情感冲突”的母题。一般来说，为了配合爆发激烈的情感呈现和忽然而现的外力作用，镜头语言必然需要显示出对比的力度和紧张感，但是李安却付之于温柔敦厚、含蓄婉约的影像风格，在中国传统美学造境叙事的基础上，将手卷式的镜头推移、中景为重心的空间构建和气韵接合的“境韵”追求等元素整合一处，本身就形成影像上的中西交融/冲突的张力，并找寻到了既具备中国式美学蕴含，又能为了中西冲突、文化反思、人性诉求将思想意识具象化的声画组合方式。《推手》是以“诗经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中西文化情感冲突的最佳范例。退休后的太极拳师朱师傅孤老无依，漂洋过海到美国与儿子同住，寻求家庭的天伦之乐，不意很快就和美国儿媳马沙发生了冲突，据此剧情细致地呈现了中美文化差异、冲突和隔阂导致的悲剧。朱师傅的太极拳师身份符号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儿媳马沙素食、独立、有个性，不啻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化身。当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共居一室”时，激烈冲突成为必然。李安的镜头语言是不疾不徐的，是舒缓温雅的，叙事的角度是个体化的、情感结构的，在想象父慈子孝、忍辱负重、恭谦温良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崇尚个人主义、缺乏敬老意识的西方文化在情感层面的冲突过程中，以满是不安、惶惑的心态，显示中国文化在迷离难解、斑驳陆离的美国环境中冲突不断的困境和远景的迷失，同时也展现着克服精神分裂、寻求身份定位的努力。李安以其“冲突式”的镜头语言张力性、细致化地展现着中西文化情感层面上的冲突。
再说李安的影片惯用的，在陌生化的故事场景设置中展现文化身份迷失的惶惑与苦痛。李氏很多电影的叙事环境总是设置在“异地”――家国的异地、文化的异地、情感的异地，利用陌生化的场景框架，更加有效地铺展叙述异文化对立中身份意识迷失的人群的苦痛与挣扎。而其最显著的特点，又是深植于民间普通民众，甚少超前也不曾脱离这个社会层面的群体现实。普通民众/陌生化场景/文化差异隔阂，三者合一，将叙事中的冲突展示得鲜明而富有冲击力。《推手》中的朱师傅及其儿子从中国来到美国，故事以朱师傅和儿媳、餐馆老板的冲突为主线，展现传统、文化的迷失；《喜宴》的高家父母从台湾来到纽约，只为了催促儿子结婚，在经历了同性恋事实、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冲击后，无奈地转而寻求身份的定位；《分界线》则直接设置“中国城”“小意大利”两个隐喻性场景，以意大利裔马力奥和中国友人的角色互换文化体验，讲述了剧烈冲突化的精神分裂……可以说，李安正是巧妙地借助这样的叙事框架和结构，在铺展异己性空间里群体文化身份迷失的苦痛的同时，也在重建着内心深处的文化图景，营构中西文化差异的真切状况，表现出文化夹缝之中的华人深藏于心的失家之根和去国之哀。
二、压抑空间里的身份确立和现性中的文化和解
李氏电影展现中西文化意识的对立、隔阂、冲突只是叙事策略和叙述面向，想象中西文化结构碰撞之后的和解、弥合才是其意图和野心，也是其影像的文化意蕴皈依之处。李安的核心意图，在于细节化呈现中西文化结构倍极艰辛的对抗之后的深层次沟通、弥合的隐喻性叙事。弥合的讲述、隐喻叙事已不仅仅是艺术的技巧修辞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也给观者敞开了透视世界本质的一条途径。
一方面，运用压抑空间里的文化身份追寻、确立的叙事来凸显弥合之难能可贵。在李安的多数电影中，都惯于将故事限定在压抑闭锁的叙事空间，传达出平静而冷漠的氛围和疏离气质，在孤立无助、身份迷失并导致人性异化的虚妄场地中，不同渊源的文化相互冲突、碰撞，最终达成心理平衡和弥合。《推手》的叙事空间设置在美国家庭内部，其空间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父亲的到来，不断引发冲突并自始至终都在压迫着故事人物的情绪和观者的神经。镜头不断地在或俯或仰的在都市景观和逼近眼帘的人物特写中交替呈现，巧妙而精密地描画出父亲朱师傅的矛盾心态、潜藏的心理变化和思索自身文化身份艰难的心路历程，最终的镜头里父亲和后辈的和解成为叙事高潮，也因此显得真切而自然。《喜宴》依然把场景设置在纽约的一处封闭压抑的公寓之中，在这里将稍纵即逝又如影随形的中西文化结构的行为、思想的冲突和困惑体现得更加充满戏剧性：中国老夫妇盼望抱孙子，急逼儿子结婚，为此不辞辛苦来到纽约“监督”；而儿子实际上是个同性恋，向往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生活，为了应付危机找了急需绿卡的葳葳假结婚。故事几乎都在一个戏剧又压抑的闭锁空间中展开。影片最后的“集体拥抱”则显然是为了赋予简单的伦理、文化冲突题材更加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在结合了常见的伦理主题和强烈的文化身份冲突展现之后，实际上是把一个通俗剧的结构层次提升为一部社会剧高度，甚至可被视为一部关系文化个体在异质文化空间追寻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寓言。
另一方面，意在展示现性视域中的文化和解想象。自省内敛的现性风格，是李安电影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导演所受的西方文化思维和传统中国文化浸染结合的产物。而李氏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之下拷问文化、审思人性、展现人情浮动和中西结构差异。实际上，无论是在摄制第一部影片《分界线》，还是以后的诸如《卧虎藏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李安都在强调“现性思考”的重要性和“不同文化和解”的意义。《喜宴》《饮食男女》《分界线》《色・戒》等，虽然题材各异，主题不同，但都是缜密精确的故事情节和影音制备中显示出导演的现代价值理念，并烘托出紧张疏离的内在文化困境和故事人物文明冲突矛盾，在类同都市浮世绘的呈现中，展示惯有的细致构图、细腻情节、情感内敛的现性，而正是在现性光芒的照耀下，中西文化才得以相逢一笑，握手合欢。《喜宴》就是在现代价值理念认同下文化和解的典型样本。高老夫妇传统而内敛，但是在对自由、文明的现代价值的理解中，默许了儿子的同性恋事实；儿子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生活方式和观念都逐渐西方化，然而出于对父母的体谅和人性关怀，宁愿委曲求全假结婚。这是融合中西文明精粹的现代价值的视域观照，影片结尾高父对儿子的同性恋人萨门和“儿媳”的握手道谢，展示的其实是西式新家庭和一个中国意识的传统家庭的冲突与理解。自省内敛的现性呼之欲出。这是李安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设想出的解决方案。
三、现代语境里的文化自审情结和中西沟通中彰显的人文关怀
在李安的作品中，历史、人性、情感和民族文化的异化处境，都得到了平静温和而又空前冷峻的影像表达。以其意蕴深广的文化体验、深刻细微的人性剖析与冷峻温和的民族文化反思，呈现出现代语境影像叙事和中西文化交流视域所能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并为华语电影的历史重构和文化反思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话语实践。这是建构在深切感受中国传统及其艺术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基础上，同时又不忘树立努力汲取西方文明价值的姿态，以融合的文化观照方式对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做出深刻反思的过程中，透过影音构建和银幕叙事所展现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和影像世界。实际上，李安的大部分作品，其类型选择、镜头语言、叙事策略、文化立场，最终都汇集而为“影像深层语法”陈述：文化自审的情结和人文关怀的彰显。这是李安在如今中西文化交流加剧而冲突也日益常态化的处境中，所呈现的文化反思和突围之道。
首先，李氏作品透露着现代语境里的文化自审情结，是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内转”的解决姿态。其叙事策略就是以“中国文化异空间”为叙事时空，以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话语立场为旨归，既丢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摆脱西方文化批评话语的操持，以彰显个体感受和情绪为观察窗口，力图将中西异质文化传统中的人物和事件放置于现代语境中重新审查，以富有时代和普世文明意识的话语激醒华语文化圈的观者的文化自省，进而为夹杂在冲突缝隙中的群体寻求文化精神的归宿和灵魂身份的居所。《喜宴》在有限的空间内，凭虚构象，叙说现代语境中传统中国式家庭父女之间的琐碎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片中以物象和景象客观疏离的姿态，挖掘人物内心的隐秘，对传统的文化常态和深层结构做出了精微的审视和深刻而委婉的批判。《卧虎藏龙》则是披着“古装外套的现代故事”，侠客李慕白和俞秀莲惺惺相惜，囿于文化传统的意识笼罩，终身都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徘徊、犹豫不决，最终造成爱情悲剧，不啻为古代故事现代语境化的文化省思。可以说，李安的镜像实践，是站在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横桥上，以好莱坞式的通俗剧技艺，将中国式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考量变换为更加普泛化的对立冲突模式，在文化情感冲突中自省文明的局限和补益之道，体察现实生活的隐衷，想象文化互动、弥合、融会的大同世界景观。
其次，在中西文化沟通和反思的讲述中彰显人文精神，以此作为中西文化弥合的结点。东西方的和解，是李式电影一以贯之的影像主题和文化命题，而其思考和解的归结点，则在人文精神，或曰人文关怀。他重在展现人伦亲情，凸显日常生活，在家庭职责和个体意志之间尽量抵达化合的姿态，始终于东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之间找寻和解的可能，而人文关怀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喜宴》末尾的一个组合段，送行父母返台前，主角高伟同、葳葳、萨门和高氏父母一同观阅婚礼影集，镜头刻意地让他们同置于一个画面，构图本身就展露出一种渴求两代人，亦即两类文化竭力和解的意图，无可奈何的团圆结局叙事中，饱含着婉转苍凉的人文情怀。《推手》的老父亲重新被儿子接纳回家，在坦诚相对中，父亲感人肺腑地说道：“只要你们过得好，我一把年纪了又在乎什么呢？”影片进行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但却直到老父和陈太太再度相逢，相互邀请到自己的公寓做客，电影才戛然而止，此策略是凸显人文关怀的观照最终消弭中西文化冲突尴尬结局的隐喻性叙事方式。李安以这种隐喻，表达他对现代语境中的中西文明会合的理解、同情和祝福，也借此创造了一系列华语电影进行本土和世界对话的典范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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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结合的文化篇5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趋势，西方茶文化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中国，中国的茶文化也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趋势迅速走向世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汇、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内涵以及相互差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直接对茶文化的翻译问题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在现阶段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及翻译进行科学分析，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并将非常有助于中国茶文化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提升。
关键词：
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翻译
中国是茶叶大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茶叶长途跋涉传播到西方国家后，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西方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内涵与体系，并主要通过饮茶习惯、饮茶方式、饮茶礼仪等表现出来，让茶叶这一古老的中国饮品在西方土地上焕发出异域风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观现状，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对茶文化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对相关人士有所启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分析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茶文化生根发芽的地方，有着深厚的茶文化积淀，茶文化也显著地影响着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的行为礼仪、性格品质，可以说，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人的一个鲜明标签和深刻烙印。西方虽然接触茶叶、茶文化的时间和中国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和中国乃至东方国家有显著区分的茶文化体系。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在强大的生产力、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战胜了西班牙战队进而获得了海上霸权，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历史征程。从那时开始，英国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物质、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官方色彩鲜明的东印度公司首次将东方茶叶带入了英国，并作为商品销售。这种珍贵的东方树叶，当时由于在英国数量稀缺而价值不菲，主要作为药品和养生饮品而存在，流传于英国皇家贵族当中，并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英国人的喜爱。因此，英国的茶叶供应量逐渐增加，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英国的中下层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民间人士的喜爱，成为英国人休闲、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饮品。随后，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的茶叶供应量越来越多，逐渐在英国人当中得以普及，英国人和茶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这种英国茶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当中，产生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基础。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在文化差异、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显著区别于中国的茶文化内涵，并逐渐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体系。茶文化在西方国家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国的农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开放的、优雅的角色。西方人对于茶叶饮品的感受，不仅在于味觉，更在于品茶过程中的自我精神实现和与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内涵变得非常集中而深刻，这和西方国家商业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表现出西方人对茶叶的深刻喜爱和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西方茶文化的内涵逐渐扩散而细化，英国形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饮茶这一极具文化氛围的活动已经成为了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英国的茶文化专注于文化“点”魅力的绽放，那么中国茶文化则更加倾向于从千年历史中缓缓走来的极具民族文化积淀的茶文化普遍影响及成熟形式的展现。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千年历史的塑造，已经和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极具中华文化魅力与特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在中国人眼中，茶文化的内涵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饮用、茶具选择、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动等与茶叶相关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层面。茶文化的内涵之于中国人，兼具了形式美、内容美、精神美，在饮茶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上，中国人都乐在其中，并自觉实现了肢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交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之庞大、含义之深刻、形式之优美、影响之深远，是只言片语难以描述的，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
2中西方茶文化的翻译建议
中西方茶文化相连相通，又显著区别，基于这一基本现状，在中西方茶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茶文化方面认知的异同，依据基本的翻译工作原则，采取灵活性的、生动性的翻译策略，使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可以更好地通过译文感受到对方茶文化的魅力，产生对对方茶文化的科学认知。在此主要探讨中国茶文化的英译问题。
2.1茶名的翻译策略
在茶文化翻译中，茶叶名字的翻译，可以说是茶文化翻译的基础工作，是重中之重的内容。一直以来，茶名的翻译所面临的问题是准确性和联系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茶文化中相关关联的茶名，经过英文翻译后，完全看不出其联系性。在长期的茶名英译实践当中，发现采取音译、意译灵活结合的方式，所取得的翻译效果是最佳的。对于一些独立性较强、特征鲜明的茶叶品种，其名称可以采用普通话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即直接应用普通话的拼音进行翻译，当然某些茶叶采用方言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取得的效果也比较好。如龙井茶直译的结果就是longjingtea，采用的是普通话直译的方式，而白毫茶、乌龙茶则采用方言直译的方式，翻译的结果分别是pekoe、oolong。对于一些茶名形象性强的茶叶品种，其名称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可以使外国友人产生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如红茶的意译结果为blacktea，中国珠茶的意译结果为gunpowertea，这样的翻译方式可以使外国友人在初次接触茶名时即产生形象性的记忆。此外，不少茶叶名称也采取了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如祁门红茶的翻译结果为qimenblacktea，乌龙粗茶的翻译结果为oolongcrudetea，红枣龙眼茶的翻译结果为reddateslongantea,音译和意译结合并灵活使用的翻译策略，使得中国种类繁多的茶名的翻译方式更加立体化、丰富化，更加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
2.2专业术语的翻译策略
在中国茶文化中，与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专业术语不胜枚举，如何对茶文化专业术语进行科学、准确翻译，使外国友人通过对茶文化术语翻译结果的听、读，可以了解茶文化术语的内涵，是一大难题，也是茶文化专业术语翻译效果好坏的一个直观评价标准。对于茶文化专业术语的英译，必须坚持专业性、准确性、针对性相统一的原则，既尊重中国茶文化中专业术语的完整内涵，又最大限度地降低西方人的理解压力。对于专业术语的翻译，采用的方式更加偏向于英语的表达方式，较少应用音译，如采茶的英译结果是plucking，杀青的英译结果是firing，茶毫的英译结果是tippy，这样的翻译方式显得更加正式、专业，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体现出对中国茶文化专业术语英译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对于茶文化中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专业术语的翻译，尤其要注意展现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避免翻译的生涩、乏味，如对茶具“脱胎填白”的翻译，采用““sweet-white”eggshellchi－na”更加合理，更加能体现出瓷器茶具薄而脆的器质特征，并隐约传达出其中蕴含的中国瓷器文化之美。
2.3中国茶文化之美的体现
中国茶文化翻译过程中茶文化美学和魅力的体现，一直是翻译工作者研究的一大课题，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式中，完整或者尽可能传达中国茶文化之美，着实是一件困难而需要不断摸索的事情。在茶文化英译过程中体现中国茶文化之美学意蕴，必须采取科学的策略，将中国茶文化之美植入到英语单词、短语和句子当中，最终中国茶文化之美“英语化”，更好地传达给对中国茶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具体来说，茶文化英译过程中中国茶文化之美的体现，重点在于文字的通联与语境的塑造。何为文字的通联，即用英语单词、英语短语描绘中国茶文化术语，通过对翻译技巧的运用和对翻译结果的筛选，结合西方人的语感方式，实现中国茶文化术语的文字之美与英语单词之美的联通，将中国茶文化中唯美的描绘方式更加完善而不失原味地用英语表述出来。如“成窑五彩小盖钟”的英译为alittlecoveredteacupofChengHuaenamelldeporcelain，这一英译结果完美地将原词中的“五彩”、“小”等元素表现了出来，并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英译案例。何为语境的塑造，即在通篇的翻译过程中，采用自始至终的表现美学的翻译手法，将中国茶文化之美严丝合缝地植入进入，创造一种以英文为载体的中国茶文化美学氛围和美学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友人对中国茶文化以及特殊茶文化内涵的理解，将更加容易，更加水到渠成。
2.4中国茶文化之规范性的体现
中国茶文化是极具规范性的，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茶文化的规范性都确定无疑，因而在茶文化的英译过程中，必须尊重中国茶文化的规范性，以规范而严谨的方式进行翻译，以免在茶文化英译的过程中使中国茶文化失真，甚至使西方人对中国茶文化产生误解、曲解。在英译过程中遵循中国茶文化的规范性，尤其要注意中国茶文化定名字、特定概念表述的一直性，这就需要翻译行业内部形成较为完善的茶文化翻译标准，翻译工作者都按照这一标准对相关的词语、概念、术语进行翻译，避免表述不一造成茶文化英译失准、失真。此外，在茶学科技论文中，更加需要重视中国茶文化之规范性，采用高度严谨、规范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茶学科技论文的标题应当避免使用缩略词，容易造成跨专业读者的理解困难和概念表述的偏差，与论文标题的严谨性形成冲突；另一方面，茶学科技论文的正文在茶文化的表述中更加重视表述的准确性、正式性，而非茶文化美学意蕴的传达，这一点和普通的茶文化英译有显著差别。
3结语
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民族性格、历史进程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再加上中西方茶文化萌芽和发展的时期不同，导致了中西方茶文化的显著差异。基于此，对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的科学理解、正确认识，是做好中西方茶文化互译尤其是中国茶文化英译的前提。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唯有尊重原意、尊重美学、尊重不同语种表达方式的翻译策略，才是最佳的，才是最能被人们所接受的，相关的翻译工作者在茶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作者：董理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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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结合的文化篇6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经济波动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和实施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战略逐步深入，构建多层次对外格局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总体战略导向和发展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动主体和亚决策主体的身份定位决定一体化建设最终还是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推动。所以，中国国际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多层次布局将地方推向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沿，从而使国内外向型省份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重要利益联系体。同时，我国幅员辽阔，省际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省际之间开展合作提供了合作动力。以上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广西参与和构筑多区域合作格局、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国内经济合作相衔接的发展策略走向，以凸显广西在合作机制衔接中的主导地。广西在争取外部资源的同时也在积极部署内部工作，服务一体化建设，从一系列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经济合作区、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去区、保税港区、高兴技术产业园区、高兴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可见一斑，进一步于2006年设立北部湾经济区，更明显地看出广西参与和构筑多区域合作格局决心。广西在积极构建开放合作格局过程中，我们通常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显性经济变量衡量广西经济发展效果，那么，广西产业结构变动情况这一重要的隐性变量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它与经济波动之间又呈现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及解释都将对广西经济发展、经济布局产生启示作用。
二、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发现，关于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看法，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经济波动对产业结构演变产生作用、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相互作用。
大部分学者支持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的观点。方福前，詹新宇（2011）通过应用时变参数模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姜玉砚（2014）以山西省为例，研究证明，一、二、三产业波动均为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王筱欣（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波动，该抑制作用的大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别。
只有少数学者认为经济波动对产业结构演变产生作用。王延军（2011）表示产业结构变动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波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二者之间的关系看法分歧较大，没有一致结论；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情况差距较大，其他地方的状况未必符合广西实际情况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较为全面的实证分析方法、以广西为例对本议题展开研究。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1979-2013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78-2014年《广西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取值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于2015年4月23日在其官网公布的《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了使不同年份同类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1978年相关数据为基期数据，利用相关指数，把广西1978-2014年的三次产业产值换算为以不变价计算的产值，在此基础上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其他相关指标。为了方便后文研究，用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pi、Si、ti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Li表示各产业劳动力（i=1、2、3，用各产业年末就业人数表示）。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且对经济变量取对数后并不影响其内在经济规律，所以对上述各变量取对数，表示为：LnGDp、Lnpi、LnSi。
（二）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1、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反映三次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情况，进一步体现了供需平衡状况等。关雪凌研究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提到产业结构偏离度衡量方法。此衡量方法较适合广西实际情况，所以本文以此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简单变形后，具体表达式为：
SD=∑ni=1YiLiYL-1=∑ni=1YiYLiL-1
SD为产业结构偏离度，n表示产业部门数，Y表示总产值，Yi表示各产业部门产值，L表示总就业人数，Li表示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SD越大，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SD值越接近于0，经济越接近均衡，产业结构越合理。本文测算了广西1978年以来产业结构偏离度，广西产业结构从改革开放之后至2002年这段时期内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产业结构保持较高的偏离度，大部分时期都在7以上，虽然在1978年低于6，但之后又快速上升到6以上；2002年开始逐步下降，2009年以后变化相对平缓，保持在6左右，说明2009年以后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基本保持不变。
2、产业结构高级化
考虑到农业在广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不适合采用一系列忽视农业产值的产业高级化衡量方法。所以本文依然以克拉克定律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此定律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通常非农业产值比重越大，产业结构越高级；非农业产值越小，产业结构越低级。本文用pna表示非农业产值的比重，即二、三产业产值之和与总产值之间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广西pna在1988年前后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1990-2002年之间，pna基本处于水平状态，2002年后pna保持相对稳步增长趋势。由于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上升和逐步优化过程，所以随着产业结构上升到一定程度，优化产业结构的难度越来越大，优化进程放慢，致使2010年以后pna变化更为平缓。
（三）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回归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我们借助广西经济增长率（GDpR）来反映广西经济波动的情况。进一步，考虑到所使用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本文将采用移动平均法对研究期内的GDpR按3年跨度进行移动平均，表示为GDpRm，同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进行相同跨度的移动平均，并对经济波动变量GDpRm和产业结构变动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GDpRm为平稳序列i（0）；其他变量为i（1）。
本文具体从产业结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对广西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因为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极其复杂，除上述两个因素以外，还有诸多因素，比如，对宏观经济政策、汇率变化和本国的生产消费能力等。本文将直接利用经济波动指标的滞后项，作为其他影响因素综合变量，以此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根据Hendry的建模理论，并结合aiC准则，最终确认回归结果如表1。
对方程残差的检验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该回归方程并非伪回归。方程残差的white检验和Lm检验均接受原假设，表明残差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所以，上述模型较为科学、合理。
从aRDL模型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经济波动变量系数为正，说明滞后一期的经济波动变量对本期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期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也为正，说明同样对本期经济波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滞后一期其系数变为负，说明滞后一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前期经济波动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系数符号由正到负的变化，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具有双重作用，当期表现为促进作用，滞后一期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回归过程中，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作用始终未表现出来。
四、总结与思考
（一）广西产业结构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
以2002年为界限，2002之前，三次产业产值变动频繁，并且变动幅度大；2002之后，变动频率降低，波动逐渐趋缓。前期，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后期，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对产业结构的认识不断加深等，不再盲目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逐步优化和升级。
（二）广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从1978年至今，广西经济波动对自身有显著的冲击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作用只表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即非农业生产占总产值比重，也就是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这其中第二产业占的比重最大，所以第二产业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也是最突出和重要的。改革开放后，广西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2002年以后，随着广西对外贸易的优势充分发挥，第二产业逐渐成为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所以广西经济波动情况取决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即由产业结构高级化决定。但在实证中发现，作为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分支（产业结构合理化）并未对广西经济波动产生影响，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经济波动这一理论并不符合广西实际情况。
广西应叠加利用国家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通过“东向策略”，使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保障农业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前提下，利用其临近粤港澳地理位置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等，提升产业层次；充分发挥东盟平台作用，利用产业梯度差，出口产能过剩产品，有效实现产业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广西经济高效发展；同时，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人文优势，大力发展生产业，合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实现广西经济平稳转型。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方福前，詹新宇.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09：5-16.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7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8
[关键词]中国画中西结合传统创新理性照抄
近百年来的中国画坛可谓是一个混沌的时期。自石涛之后，不论是在绘画技法还是艺术理论上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有独到的、突破性见地并能指导中国画继续向前发展的大艺术家。在封建落后的阶级统治大背景下中国画坛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很多画家固守传统，以继承某个画家或流派的风格自居。他们一味摹仿、抄袭前人，最终导致形式僵化、程式化的“废纸”充斥着画坛，这更加速了中国画走向落没与衰败。
这种状况延续了近一个多世纪，所以在此之后各种爆炸性的言论层出不穷。张大千先生愤然而叹：“中国绘画简直是一部民族活动衰退史！看来，中国绘画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李小山的“中国画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吴冠中先生的“笔墨等于零”等等。
当然艺术家们也不只是嘴上行动，他们融会贯通，将西方理性思想注入到充满主观色彩的中国绘画之中并使之形成一种崭新的风格。一时间仿佛为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出路，虽然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大胆迈出第一步的画家们仍然坚持探索不断前进的步伐，这种敢于革新的勇气令人敬佩。
如果只说到这里，大家会认为中国画艺术已经找到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中国画的新出路——“中西结合”存在着更多局限和隐形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过分强调概念，却没有融合中西方文化而徒有技法的简单拼凑。以下是我对“中西结合”问题产生原因的一些主观判断与分析：
第一，含蓄一点的画家是将中西方之间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技法生硬的拼凑在一起。
他们运用中国画的线条勾勒物体，但是在晕染时运用了西方的光影明暗及色彩冷暖的方法来着色。这种表面形式的结合，与西方唯一的区别只是在绘画材料上的改变，将其油彩变为墨彩，将西方画布换成中国的宣纸。
第二、一些大胆的艺术家直接将素描或速写的线条直接搬到中国的宣纸上；
画家们像复制照片一样把要表现的物象真实的刻画出来，仿佛要证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绘画很难像西方绘画那样能很真实的表现出自然界中的光、色调以及空间感、立体感的说法是错误的。
第三、有的画家甚至不经过任何思考直接摹仿西方的各种艺术流派的绘画风格
还有很多画家把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绘画风格，比如：抽象派，立体派、达达派等等，照本宣科直接运用到中国画的形式上，这种不经过艺术思考的、抄袭的绘画方法，虽然在材料或技法上区别于西方绘画，但是这种作品却让人看不出中国画的艺术韵味，反而像是西方绘画的变种。
其实归根结底，大多数艺术家在实践的过程中只做到了表面上的“结合”，而忽略了中西文化的特性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我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画出现了不伦不类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这种原因下而出现的许多只重视形式的“中西结合”的艺术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冠中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也主张“中西结合”，并且极力主张以“抽象”形式来表现中国艺术，他把对西方抽象的理解与中国绘画中的“似像非像”的“形似”与“神似”的特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以浓缩的点、线、面的技法来表现“江南风景”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艺术思想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是在他的绘画作品中那种中国风的水墨韵味却没有消失，所以吴冠中先生在“中西结合”问题中取得的成功，不仅与他对西方绘画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抛弃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根基。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9
关键词： 西游记文化泥塑教学契合实践
如今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推进，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文从一个美术教师的角度，在日常教学中展开关于如何将西游记文化传承与泥塑教学有机结合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各方面的情况，不断地探索研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
一、校本课程《大圣故里》中的西游记文化
西游记文化从明代中叶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文化缩影。西游记文化表达了不畏艰难、惩恶扬善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有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教学应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易于动手，乐于表现，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为此，在学习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感受西游记文化中所反映出的乐观顽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从中体会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使学生对西游记文化产生认同感及探究欲望。《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被赋予惩恶扬善、尊崇忠良的正义色彩，起到激励奋发的作用。学生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西游记文化的冲击，领略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对西游记文化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成为西游记文化的赏识者和传承者。
二、泥塑教学与西游记文化的契合
泥塑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我国素有“瓷国”的美誉。泥塑由于兼具原始性、现代性和公众性，被世界认可。泥塑教学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此，笔者探索在继承西游记文化的同时，从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加深对西游记文化的认识，进而产生新的发现和理解。经过多次的尝试，笔者欣喜地发现：学生对熟悉的西游记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西游记文化与泥塑教学有机融合使课堂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生机，师生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通过引导学生关注西游记文化的生存状态、关注西游记文化在泥塑创作中的独特作用，探索有益于学生快乐成长的泥塑教育，从而使学生的泥塑作品更加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
从西游记文化的艺术特色上看：“塑造的人物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力求打破客观事物的约束。用现实的手法揭示貌似圣洁的神佛的隐私，使其真相毕露；用生动贴切的对话，来突出人物性格。”从西游记文化的内容上看，它是反映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中积极乐观、敢于斗争的精神，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角度多样化的特点。
在学习制作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西游记文化的主要精髓，而要把握住西游记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鼓励学生们在共同学习、研究的合作交流中，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将他们对西游记文化的认知从接受过渡到有机的契合，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进一步使学生感受到艺术就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作品就是对生活的提炼和表现。
三、西游记文化进泥塑课堂的实践
在泥塑教学方面，为了培养学生挖掘西游记文化内涵的能力，激发他们热爱西游记文化的深厚情感，在教学中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实践。
传统的泥塑教学模式是先教后学，笔者认为泥塑课堂上也应该尽量让学生“先学”，从而使学生全面了解泥塑，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如在学习《西游记瓦当》一课之前，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了解制陶的相关内容。学生学习得很主动，有人介绍：“陶瓷用英语说是china，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有的了解到泥塑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美术教育中教育导入是教师在教学内容或教学活动开始时引导学生学习创作的方式。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实际上，在刚开始上课时，学生的学习心理往往还没有准备好。这时要讲究导入的艺术，好的导入可以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励和鼓舞学生。激励是一种促使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在泥塑教学过程中，当遇到“调皮”的学生，笔者总是密切地关注学生的不同表现与反应，及时给予指导性、激励性的评价。生动的评价，如一个微笑、一个赞许，都能给被评价的学生以极大的满足感，帮助学生树立探索的信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思考。
情境式教学是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而为学生精心设计的具体、生动、形象、丰富的学习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音乐与美术同属于艺术，要将音乐融入美术教学，笔者在美术课的开始阶段可先放一段与课题相关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曲，利用音乐的旋律、节奏特点，使学生体会泥塑中不同个体的表现。这使西游记文化更显直观形象，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笔者以为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制作泥塑的魅力，更能激发他们对西游记文化的学习兴趣。特邀请民间艺人高老师现场指导，组织学生欣赏、学习民间艺人制作西游记人物的一系列活动。进一步了解泥塑艺术是中国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泥塑的模制一般分为制子儿、翻模、脱胎和着色，其常见的制作技法有揉、拍、压、切、拧、剪等等。为了使西游记文化的内容具有时代性，笔者在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大胆的尝试，将环保、学习、节日等内容融入到泥塑的创作中，使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的思路开阔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通过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作的过程中抓住造型夸张的特点，学生的作品在充满西游记文化韵味的同时别具一格。
西游记文化是一块温润的宝玉，自然散发出深沉而柔美的光泽，这是学生的一些作品，也许还很稚嫩。在学习和探索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探究之路才刚刚开始，还需要多方面的研究与尝试，值得我们去思考、实践和反思。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中西结合的文化篇10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在园林设计中我国景观的艺术性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观设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性，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变化，景观设计也要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不断创新。近些年，欧洲古典设计和西式园林设计在我国景观设计中被广泛应用，而民族文化的缺失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广西是我国壮族的主要聚集地，其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体现可以提高景观的观赏性，使景观更加贴近人们生活。
广西民族文化设计在景观设计中的表现
广西是我国壮族人们的主要栖息地，其民族文化体现出独特的魅力。壮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壮族人们的智慧，是壮族文化含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传统文化提倡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和谐统一的观念。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一致，是生态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铜鼓是壮族民族文化的代表，其在广西建筑中的应用比较广泛。在广西省内的建筑中，铜鼓文化很好的融入到了城市景观中。尤其是南宁市，铜鼓形象成为了城市的主要象征。
1.广西传统文化在设计理念上的表现
设计理念是设计成功的保证，是景观设计的主导思想。在景观设计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是现代设计的重中之重。传统元素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景观设计的最高境界，设计者景观设计理念的转变，是广西传统文化得以广泛应用的关键。设计者要根据景观周围的环境，根据场景所需进行合理布置建筑、雕塑、园林景观等，将壮族传统文化在植物景观中充分体现，可将花、草等设计成民族传统形象，充分体现民族元素的味道。景观设计想要彰显民族文化的理念，就要转变传统的设计理念，运用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2.广西传统文化在装饰材料上的辅助表达
由于建筑行业的发展，各种新型建筑材料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何在新型材料建筑中体现传统文化元素，是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关键。比如五象塔的整体设计中，其外表是灰色氟碳漆，而整体形象中又结合了斜斗拱和铜鼓等广西传统文化元素，实现了新型材料与广西传统文化的结合。五象塔的设计充分发挥了的广西杆栏式建筑的特质，强调用现代新型材料建造传统的艺术外形。灰色氟碳漆的颜色与周围环境一致，实现了景观与环境的结合。园林景观设计中，新型材料的选择要慎重，其要满足传统文化的需求，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只有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民族文化元素才能在不同的新型材料建筑中得以充分应用。
广西民族文化理念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1.民族文化在自然景观中的应用
景观设计要根据现场的环境和周边的自然条件，进行合理的场地和空间设计，设计要有独特的个性，同时要坚持生态发展的原则。广西民族文化在现代景观中的应用，是景观设计中的崭新元素，是对现代设计理念的完美补充。壮族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要考虑区域性，采用适合当地文化的元素进行地域特色展现。广西地区植被较多，建筑多以木楼为主。设计者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场地的面积，其次考虑场地周边的环境，在场地合适的位置建筑木质景观，以体现景观与周围环境的协调，防止出现硬性拼凑的效果。如果景观设计区域有村落存在，设计者一定要保持村落原有的分布和格局，切不可贸然破坏。村落是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直接表现，其独特的民俗和历史是广西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文化可以为景观设计提供特色元素。
2.民族音乐文化的应用
广西地区民族音乐文化丰富，背带歌、八桂情歌、十二月花歌等都是广西地区的特色节目。音乐可以直接抒发人们的情感，其是民族对大自然最直观的认识，是民族文化的精髓。音乐部分的表现较为困难，可以举行专门的活动，通过表演形式展现出来。在景观设计中可以配套音频播放系统，实现声音的展现。例如云南月族村的广场雕塑，其展现了古人悠闲的手持乐器，翩翩起舞的状态，赋予了雕刻全新的生命。音乐特色的展现是民族文化呈现的重要途径。
3.民族服饰文化的应用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各个地区的服饰文化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景观设计中，合理的利用民族服饰文化，可以提高景观的民族内涵，使观赏者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个民族的习俗。民族服饰的应用可以提高景观的艺术性，实现景观的价值，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
总结
现阶段，我国很多设计都在追随国外的潮流，而忽视了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作用。景观设计要与周围的环境相结合，过分的强调西方设计会使景观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本土文化的缺失严重。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人们的智慧沉淀在传统文化中。现代景观设计中完全可以提取适合场地和环境的传统文化，呈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景观设计要不断挖掘广西地区的民族特点，以民族文化为设计主题，实现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