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1
法律至上——在现代文明中，法律不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公约性质的、表达社会共同信念的共同规则。法律从政府的工具转而成为政府的主宰和存在的依据，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国家的治理者与受治者均须受到法律的平等约束；共同规则需要有人去守护和执行，而这正是政府和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理由。
权利平等——在法治原则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统一标准，应当对一切人的相同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做出相同的反应，这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
公民自治——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可以说没有自治便没有法治。自治不仅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法治的基础，没有法律保护下的自治，便不能排除已往文明形态中专制性的“他治”和人治。
实行依治治国的方针和贯彻法治原则，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思考，离开了合法与非法这个前提去单纯考虑利与弊、成本与收益、善与恶，是法治原则所不允许的。可以说，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有当这种思维方式真正被法律职业者所普遍认同，被治国者和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法律思维方式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其中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以权利与义务分析为线索
由于合法性的认定与排除只能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析来完成，因而，说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与非法之分析，与说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质在于权利与义务分析，其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法律思维就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的不断追问：某主体是否有权利做出此种行为、享有此种利益和做出此种预期？与之相对的主体是否有义务如此行事或以此种方式满足对方的请求和预期？在这里，只有权利和义务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必需考虑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因素是否应当予以考虑，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在许多场合，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中所规定的关系模式具有普遍性，而运用法律所要解决的具体法律问题则具有特殊性。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用普遍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因此，法律思维必然要突出普遍性的优先地位。在这里，对普遍性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对特殊性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原则上，不允许以待决问题的特殊性来排斥既定规则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为例”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可以使特殊性优于普遍性：第一，不优先考虑特殊性，就会使具体法律问题的处理产生不同寻常的“恶果”，以至于同法律的基本理想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冲突；第二，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的处理。
（三）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任何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这是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则。然而，这个要求和原则对于法律思维而言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对于通过法律思维推导出一个法律上的决定而言，它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第一，面对不确定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确定的法律结论。对被诉的犯罪嫌疑人以有罪证据不足而做出无罪判决，即为其适例。
第二，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被法律的证据规则所排斥。在某些争讼中，尽管某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让人们确信某一事实的存在，然而，其证据若带有合法性瑕疵，则完全可能被争讼的裁判者所否定，并做出与客观事实相反的法律结论。
第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以虚拟的事实做为裁判的根据，而且，不允许用客观事实来对抗这个虚拟的事实。例如，在拟制送达（公示送达）的场合，当事人实际上并未“收到”，并不构成一个足以推翻法律视为“已经收到”的理由。
因此，在适用法律解决涉法性争端的场合，尊重法律是第一位的和无条件的，客观事实是否必须得到尊重，则需以它能够被合法证据所证明为前提条件。
（四）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也就是规则合理性或制度合理性，它是一种普遍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只能表现为个案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借助于形式合理性来追求实质合理性，依据于这样的认识：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性规则的正义或制度正义是首要的和根本性的，离开了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实现社会正义。人治理论轻视形式合理性的价值，实质上是轻视普遍规则和制度在实现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相反，它把实现社会正义的希望寄在个人品质之上，试图借助于不受“游戏规则”约束的圣人智者来保证每一个案都能得到实质合理的处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理想往往沦为幻想，即使获得短暂的成功，也严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
两相比较而言，人治理论主要借助官员的个人理性，一种不受普遍规则约束的“现场理性”来全权处理一切社会事务，法律只是“办事的参考”；法治理论主要是借助于规则化、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法律——来处理涉法性社会事务，官员的个人理性只是在法律允许的和有限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在法治国家中，当针对一个个案，通过法律思维来寻求一个法律结论时，对形式合理性的满足就不能不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尽管少数个案处理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实质不合理。
（五）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中实现的。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合法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从而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效果。
我们知道，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实现个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条件，在此意义上说，对程序问题的重视程度，恰恰是识别一个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接纳了法治原则这一个文化公理的最佳方式。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对理由的要求有特殊之处，其一，理由必须是公开的，而不能是秘密的。其二，理由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换言之，它必须是一个在法律上能够成立的理由，而不是仅仅来自于纯道德的或其它方面的考虑。其三，理由必须具有法律上的说服力。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相信，结论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本案事实认”游戏规则“内在的逻辑中所引出的结果。就此而论，与其说法律思维的首要任务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结论，毋宁说是寻求据以作出结论的理由——那些认同法律并依赖于法律的人们能够接受的理由。那种只提供结论而不提供理由的思维方式，是不符合法律思维方式本质特征的。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2
当今世界，政治清明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之一。要把这一理想变成现实，最基本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入治思维主导向法治思维主导的现代化转换。在这里，法治思维是指人们以崇尚法律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人治思维是指人们以信奉人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法治思维蕴含着从法律至上角度审视一切社会治理问题的倾向，它与人治思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法律至上与权力至尊的冲突
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强调完备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也不在于是否主张把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手段。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思维倡导法律至上，人治思维迷恋权力至尊。法律至上与权力至尊的冲突是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最根本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一冲突，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必定是不兼容的，难以实现相互融合。人治思维并非不重视法律，但是人治思维中的法律只是当权者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人治思维情境中的权大于法，权力支配一切，法治思维情境中的法大于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确立法律权威的过程中，法治思维特别重视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尊重法律从而引领社会大众尊重法律。而在人治思维中，政府对法律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自己需要时就大讲法律；当讲法律对自己不利时，就把法律毫不犹豫地抛在一边。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即使是位高权重的执政精英也必须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因人而异，人人平等之类的话语只是毫无意义的说辞而已。在面对弱者时，法律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当有权有势者在场时，法律则沦为任由强权者随意摆布的玩具。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的至上权威总是与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联系在一起，所以法治思维特别重视司法独立，把司法独立视为法治的关键要素，强调司法机构能够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随意干涉。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促使政府机构的运作依据法律并服从法律，从而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在人治思维中，司法机构只是政府权力的依附物，是实现执政者意图的工具。
二、保障权利与漠视权利的冲突
保障权利是法治思维的灵魂。法治思维特别重视法律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基本功能，强调普通公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的至上权威得以确认并受到强有力的保障，法律最大限度地抑制暴力、强权对公民自由权利的粗涉。公民的法定权利限制了政府权力的作用空间，划定了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时不可逾越的边界。一旦政府权力超出法定的作用空间而侵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公民可以借助法律手段积极回应，司法机构就会追究有关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法律责任，迫使政府机构和官员停止权力滥用并对受侵害的公民作出必要的补偿，从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能够保护公民正当权利的法律是正义的良法，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法律是不正义的恶法。正义的良法不但保护多数人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与法治思维相反，人治思维高度关注公民的义务，把许许多多的义务随意强加给公民，而对其权利毫不在意。在人治思维的框架下，法律充当的是管民、治民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屏障。当正当权利受到当权者的肆意侵犯时，公民无法指望借助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利用法律途径维权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维权的结果常常因为得罪当权者反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受到更严重的侵犯。无奈之下，公民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告御状、上访等方式得到明君、清官的垂青。但是，对大多数有冤情的公民来说，他们遇到明君、清官的概率是极其低的，他们的权利诉求得到有效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法治思维中，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建立在社会成员期待法律能够保障自己权利的基础之上。法治思维主张通过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为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权利提供可靠的保障，以此来增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在人治思维中，由于法律只是压制民众的工具而不是保障民众权利的手段，所以民众对法律不可能产生认同感，他们不会自觉地守法、护法，而只是迫不得已出于避害的考虑才顺从法律。
三、规范权力与放纵权力的冲突
在法治思维中，人性是有缺陷的，而且这种缺陷不可能通过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自我修养予以消除；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任何掌握权力的人最终都会滥用权力。法治思维不相信通过道德教化可以让当权者善用权力，而是高度重视通过严密有效的法律制度给当权者套上紧箍咒，以保证当权者即使存在滥用权力的不良企图也难以为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性是善的，只要让道德高尚的人拥有权力，或者只要加强对当权者的道德教育，权力就不会被滥用。人治思维极力倡导修身养性，似乎只要找到了能够严格自律的好官、清官，权力自然就会被合理运用，根本不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对当权者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法治思维强调，法律的首要功能是制约政府权力。为了有效制约政府权力，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实现权力的分立，在制度层面上消除过分集中的权力，并按照法律程序严格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及方式，规范权力的正当使用。相反，人治思维主张高度集权，权力高度集中与人治思维如影随形。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权力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它必定是放纵的、恣意妄为的。而放纵的权力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为昙花一现。当然，有时候人治思维对腐败现象也深恶痛绝，甚至会倡导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但是，由于人治思维主导的反腐败不可能致力于消除过分集中的权力，不可能在制约权力的有效制度问题上痛下工夫，腐败滋生蔓延的制度病源始终存在着，因此，这种反腐败往往造成腐败分子前赴后继，腐败越反越猖獗。
四、注重程序与拒斥程序的冲突
是否重视程序是区分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重要标准。法治思维特别注重程序，强调要对制度运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制度的每一个原则和每一条内容都能够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规定。在法治思维中，法治内在地蕴涵着一系列合理有效的程序，没有程序保障的法治无非是海市蜃楼。只有在程序公正科学的基础之上，法治建设才会富有成效。公正科学的程序是法治的基本构架，程序的完善程度是法治完善程度的基本标志。法治的演进过程，实质上就是法治程序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因此，为了确立和完善法治，法治思维特别强调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的优先地位。通过确立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提升制度运行的规范化水平，消除制度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确定预期。如果一项制度缺乏公正科学的程序，那它就必定是存在严重漏洞的不健全制度。缺乏公正科学的程序，不但会造成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会导致制度运行的结果出现无法预见的不确定性，这显然与法治旨在消除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基本理念相背离。
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按照既定的程序办事，即使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也必须通过限定的程序去加以纠正。人治思维中的执政阶层和公众则普遍轻视程序，许多程序设计不严密、不规范，人们常常因为权宜之计而随意抛弃既定程序，造成权力运行恣意专横，处理问题反复无常。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社会中，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些规章制度普遍缺乏公正科学的，程序作为支撑。许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呈现出极其明显的随意性、不确定性。程序是制度顺利运行的基本保障，如果缺乏具体规则、基本步骤、明确时限等方面的程序安排，就必然造成制度形同虚设，在实际运行中变形走样。由于人治思维认识不到程序的重要价值，所以人洽思维主导建立的诸多制度必定存在显而易见的大量缺陷和漏洞，这就为制度的执行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腐败机会，使他们能够从个人和小团体的特殊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严重侵犯公众利益、践踏公平正义。
五、公开透明与暗箱操作的冲突
法治思维倡导办事公开透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人治思维则迷恋暗箱操作，事情无论大小都喜欢搞得神神秘秘，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社会生活中，最终掌控权力、行使权力的总是少数人。而少数人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社会大众，当权者只是代表社会大众行使权力。因此，法治思维十分重视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强调当权者有责任和义务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行使权力。一般来说，权力运作的方式越公开越透明，官员在行使权力时滥用的可能性就会越小，滥用时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反之，权力的暗箱操作越普遍，社会大众分辨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权力运作是否越轨的难度就会越高，即使知道越轨了，公众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能力通过正当途径去有效阻止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越轨行为。
人治思维对公开透明不以为然，权力运作过程更多排斥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人们习惯于暗箱操作，似乎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理所应当的权力运作模式。在权力运作不公开不透明的人治环境中，少数当权者垄断着重要的信息源，把信息当做支配公众甚至是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段。那些社会大众迫切希望了解的信息，那些对公众的生活、工作及其前途命运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公众往往难以及时了解。有时，公众所了解的有关重要信息甚至是虚假的、严重误导其行为的。一些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往往不为公众所知，公众着想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权力运作过程更是难上加难。人治思维对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的极端漠视和抵触，导致公众对实际的政治生活知之甚少，公众这一权力的真正主体往往被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信息迷雾笼罩着，权力的运作过程与他们无关。在这样的状况下，公众的权力主体地位只能是徒有虚名，政治冷漠和政治不满情绪自然很容易在他们中间弥漫。同时，缺乏知情权的公众很难了解政府和官员的真实情况，即使官员滥用权力十分严重，公众通常也会被蒙在鼓里，难以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这样，离开公众的有效制约，权力的嚣张和滥用自然难以遏制。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3
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维视野包括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两个方面。法律思维视野在时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回溯性，“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决定法律思维在时间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动法律思维起动的法律问题的过去性。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有待于解决的复杂的涉法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过去发生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在法律上“再现”过去发生的问题。第二，思考涉法问题的依据即法律规则的既定性。法律思维只能从既定的规则或从存在的先例中寻求法律理由，规则和先例都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并适用未来问题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程序而做出的决定被赋予既定力，除非经过法定的高级审级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机制迫使决策机关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碰到同类问题必须按同样方式解决，造成同样结果。”另一方面，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虽可以重新解释，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法律思维在视野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维的空间维度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法律思维活动如法律推理活动是在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和法律程序所构成的框架内展开的。(1)法律规则的适用是有空间范围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有效，国内法一般在国家所及的领域内生效，国际法律规则也只在缔约国家适用。法律规则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维主体养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特定的理论空间思考的习惯。(2)法律事实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要再现、查清这一事实必须以当时的时空为界限，这就限定了思维的空间范围。(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动必须在程序所允许的空间维度内进行，例如诉讼法关于与受理的空间范围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也是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联分不开的。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性质渗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不同国家法学理论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本国领域。另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法律思维主体往往以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语言的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间语言交流的障碍也是造成思维空间有限性的一个原因。
三、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法律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近年来，人们对法律思维方式问题的关注缘于法治观念的兴起。正是法治建设呼唤法律思维方式。我国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时代的强音。许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对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尽管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但关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法律思维对法治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渠道发生:(1)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增强人们抵御野蛮和专制的能力，推进人们行为的理性化。野蛮行为和专制思想是随着法学知识的增长而节节败退的。这可以说是法学家对法治的最大贡献。(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当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如此，法治精神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当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投入到法律职业(包括法学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识、研究法律方法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载体，有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也才有了所谓的法律人生。
参考文献：
[1]郑成良：《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论纲》，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4月。
[2]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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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4
关键词法治;方式;思维
一、法治与法治思维内涵
法治，简言之，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规范和规则，而不是法律之外的某些习惯和办法，更不是个人包括领导者的意志和看法。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推动工作和事业发展时，根据法律规则认识和解决问题。其中，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理念、原则、精神和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思想认识活动或思想认识过程;法治方式是指在法治思维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和工作方式。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背景下，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必须切实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树立遇到问题找法的思维方式，养成解决问题用法的工作方式。
二、领导干部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践中，一些干部虽然认识到法治思维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深远意义，但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官本位特权思想严重，法治思维意识淡薄。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传统，封建集权主义和人治的残余仍然存在，因而，有的领导干部存在着官本位的特权观念，行使权力处理问题时，不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而是摆威风，耍特权，出现以法治民，以权压法、以情轻法的种种现象。
2.缺乏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法治思维能力。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特别是信息时代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对法治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有的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的传统领导模式，在市场经济管理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职责定位不清，与民争利，引发民怨。有的领导干部由于缺乏法治思维能力，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本领恐慌，能力危机，进行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时，前后受阻，左右为难，被动应对。
三、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能力的路径选择
从社会实践看，仅仅依靠领导干部自身努力学习运用法律知识，从而全面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不现实的。还必须存在一个有利于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制度运行机制和法治环境。因此，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培养法治思维理念。一是要养成运用法治思维的习惯。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理念，使其认识到什么是法治思维，为什么要运用法治思维，怎样运用法治思维，使“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领导干部的常用语，使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养成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习惯。二是要重视法治思维的实践运用。在遇到权力与权利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主动运用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等法治理念和法律原则处理问题，坚持依法办事，减少官民对抗，树立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三是要把握多种思维方式的合理运用。正确处理好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的相互关系，使决策既合法合规、又合情合理。五是要提升法治思维的能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首先在于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要不断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建立健全学法的长效机制。在学习形式上，要通过法制讲座形式，通过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在学习内容上，既要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又要重视法律原则、法治精神等法治思维能力方面的学习培养。
2.努力克服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相对应的是人治思维，人治是以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而法治则具有客观上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反对人治思维，就是要反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实事也一再证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偏离法治轨道的维稳，只能越维越不稳，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3.考核依法履职水平。要像考核经济指标一样，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纳入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要通过鼓励、奖励、晋职、晋级等激励机制，引导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要按照有权就有责、滥权应担责、侵权要赔偿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对那些不依法办事的领导干部要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对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带来重大损失，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开展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德育的宣传教育活动。一个国家即使有了比较健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坚持抓好立法、司法、执法工作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法治宣传教育，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法治方式，为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结语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5
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中，经济思维、文化思维、法治思维都是必不可少的经营管理思维。从企业管理经验角度来看，企业如果过于注重经济思维而忽视了法治思维，对于企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均有一定负面影响。作为以经济利益的获取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如果缺失法治思维则容易造成经营管理失范。总体来看，在企业管理中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有利于企业内部规章和制度的优化完善，有助于管理效能的提升。本次研究围绕企业管理中法治思维运用展开，研究针对性较强。
二、法治思维涵义
法治思维从本质来讲，就是思维的一种具体模式或形式，其指在法律制度体系范围内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和履行态度及法律角度下，人们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具体而言，对法治思维加以分析应从其涵义入手。本次研究将从四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和探讨：
第一，法治思维是具体思维体系中的一种。个体在遇到问题或处理事情时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为一种标准，通过法律去衡量、思量行为或相应事物的合理、合法性。
第二，法治思维是从法律、法规等层面出发，通过科学判断和规范思考，利用法律手段作出判断或推理，进而有效解决社会化问题的具体实现方法。
第三，法治思维存在于既有法律框架范围之内，针对相应的法律问题结合法律规定，作出公正处理的思想保障。
第四，法治思维基于法律基本理念和原则、逻辑规律而存在，其对人的思维产生直接影响，使人形成相应的固化思维模式。
三、法治思维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法治思维在企业管理中具有积极的实际作用与价值。通过落实“法治思维”，企业管理规范性得到提升，管理效能得到强化，管理的成本得到相应地控制。
（一）管理规范性提升
法治思维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依法办事。法律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性规范，企业或职工个体都需要遵循相应的法律规定。企业内部的管理基于相应的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具体经营管理的直接依据。企业的经营管理涉及生产、销售、人事管理等内容，管理的行为或过程都应该基于必要的规则和要求展开。要确保企业的规范有序运行，必须建立内部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运用法治思维，科学构建企业内部管理体系，有助于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强化，能提升管理规范性。
法治观念的落实能够不断提升管理阶层和员工个体的法治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必须严格遵守市场规则，企业需重视法治思维观念在企业管理中的实际价值与作用。法治思维的传导使得企业能够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进而提升行为的规范性，运用规范的市场行为和经营策略提升品牌价值，获取理想的经营成果。
（二）管理效能强化
法治思维能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效能。全面落实法治思维，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更加科学合理，使员工能够对企业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企业会根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规范标准，不断巩固管理既有成果，继而提升管理整体水平。
总的来看，企业管理效能的高低取决于企业自身管理体系的科学程度和完善程度。企业具有良好的法治思维，有助于其进一步建立内部管理体系，通过绩效考核等具体方式合理合规地激发员工潜能，深度挖掘企业经营管理效能，进而取得理想的管理成果。
（三）管理成本控制
企业需在管理过程中不断控制成本，通过科学的成本控制，提升企业竞争力。法治思维对于企业管理成本控制有着直接帮助，能避免因人力资源纠纷、合同纠纷等法律层面问题的成本支出，提升成本控制效能和水平，确保企业在理想的成本控制状态下稳定发展。
企业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强化内部管理，在企业对外经营活动和内部管理活动中，其标准性和严谨性更强，能够从事后风险控制和事中风险管理的滞后管理模式转为事前控制的前置性管理模式，继而确保管理成本持续下降。企业面临的管理和经营风险得到有序控制，相应的管理成本也将持续降低。
四、法治思维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在企业管理中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是企业全面有序发展的必要之举和当务之急。法治思维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一）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
一个有着良好法治思维的企业备受市场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总体上，法治思维的树立对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可以使企业的合同谈判、销售洽谈、人事管理等事项更加规范，进而将企业的良好对外形象展示给合作对象或第三方，为企业赢得市场赞誉，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
一家企业必须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立足于市场，以诚实守信的企业形象赢得合作对象的尊重。法治思维是企业立足之本，是企业不断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管理思维，基于依法依规管理，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管理措施才能成为企业品牌形象的加分项，使企业具有更强吸引力，不断取得发展，企业品牌越做越强、品牌号召力越来越大。
（二）有助于企业和员工个体权益的保护
法治思维使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更加规范，也使企业员工个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更加注重于自我权益的保护。通过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持续优化和调整，企业内部的管理秩序更加理想。因员工个体维权而产生的劳动纠纷比比皆是，企业坚持法治思维有助于员工个体权益的保障，避免因劳动纠纷造成负面影响，给企业和员工个人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现代化企业通过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和方式，能够建立更加和谐融洽的内部劳资关系，提升管理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三）利于企业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通过运用法治思维，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机制将越发完善，进而确保企业达到预期发展目标。法治思维的全过程运用，使企业自有制度体系的构建更加科学和高效，企业利用法治措施和办法规范化解决实际问题，在问题化解和解决的过程中，企业整体规范性持续增强。经历了外部和内部的规范和调整后，企业的任何经营管理行为都更加合法化，避免了违法经营产生的法律后果，使企业从法治管理与经营中直接受益。
五、结语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6
关键词：思维；法律思维；法官思维
一、思维、法律思维与法官思维的内涵
“思维”的含义是什么?从哲学视角来看，思维是人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在我国，《辞海》对思维的解释为：一是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思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二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意识、精神。”在英语中，thinking(思维)源于拉丁语tongere，它是指运用智能寻求问题答案或寻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脑的活动。
何谓法律思维?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利用公共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大致有四种：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法律思维。政治思维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利弊权衡；经济思维考虑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道德思维考虑的道德上的正当化，而法律思维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合法性，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运用法律知识寻求法律真理，解决法律问题，达到法治目的的一项精神活动。
法官思维则是法律思维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应用，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一种职业思考问题的方式，其以中立的思维视角针对具体争诉案件。按照司法认知的规律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对抗。
二、影响法官思维一些因素的分析
1、法官知识结构对法官思维的影响
法官在进行法律思维前必须具有一定量的“前见”。从知识层面上看，法官要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要具有一定的知识理性。从经验层次上看，法官要对法律生活的有一定的体验，如经历的法学教育，参加的审判等。法律思维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主体借助法律知识和观念建构起来的概念框架。因此，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多寡，对法官思维具有直接影响。
2、法治精神对法官思维的影响
对法律竭精忠诚是法官的天职。法官视法律为最高规范，相信法律是各种规范中的最高规范，并用法律规范自已的行为，评判别人的行为。法官要深刻领会法律精神，并在疑难案件中，既尊重法律意义的固定性，又能贯彻法律精神。
三、当前我国法官思维方式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审判独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官思维方式的进步。但是，由于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官职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混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片面追客观性。有些法官以发现客观真实为借口，运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2、轻视形式过程，实质性思维倾向严重。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多地听凭直觉与经验，对事实和法律任意解释。3、把程序单纯作为工具，忽视其独立性。虽然我国的程序立法已基本完备，完全无视程序、藐视程序的现象已经少见，但中国法律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仍然影响着我们当代法官。
四、塑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官职业思维模式
没有思想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制度上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工作，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和充满变量的社会生活时必须抛弃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司法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建立新型的思维方式。
1、塑造多向维度的法官思维
在法官思维中，主体要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来观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但由于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产生了大量的交叉学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单靠法律知识，还需要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此时，建立多向维度的法官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律规定或规则自相矛盾，法律目的或价值取向相互冲突时，法官的多维度思维可促使其根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对法律价值进行判断，从而实现法律秩序的和谐，维护法制统一。
2、夯实以司法公正为价值追求的法官思维
法官被喻为正义的化身，追求司法公正是其理应的价值追求。法官思维是抽象的法律思维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所以，法官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按照法官职业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官虽然与其他法律职业思维有所区别，但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上却是一致的。就司法公正而言，人们推崇的公正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分，相应的公正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冲突的。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选择规则呢?首先，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的法治价值，那就是能够吸收公众的不满，为司法赢得信赖的基础。其次，形式合理性优于实体合理性。法律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公共理性。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我们往往要以牺牲实体合理性为代价。尽管有时为了矫正形式法治的一些缺陷出现了含有特殊关照意旨的实质法治，但形式法治仍然是现代法治的主导型式，实质法治只是对前者的矫正和补充，远未达到取代前者的程度。
法院是社会司法救济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的法律思维与其他法律人相比，具有全面复杂的思维体系。法官作为法律的实现者，其理性思维不仅是法官职能要求，更是社会理性的需要。因此，塑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官职业思维模式，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392
[2]王军伟，试论职业法官思维的构成及特性，http：//省略.
[3]郑成良，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规则，http：//tieba.省略/f?Kz=259581764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7
关键词：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探析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备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深化改革、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2]法治思维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很快引起理论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各自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1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现实意义
“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为各国人民所憧憬和追求。”[3]从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首次提出，十七大我们党又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十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决议》的说明，明确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机结合起来，再次重申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维护稳定的能力，党的依法治国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员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者，必须提高其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
1.1提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法治思维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客观要求
“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是由该国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理念和主张。”[4]能否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是不是以身作则、带头引领和示范。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维，遵守法治原则，维护法治权威，带头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意义极其深远。
1.2推动发展和改革必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法治是取得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只有把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改革的顶层设计用法律法规或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社会的财富和资源才能依法有效地公平公正地进行合理分配，才能合法有效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也只有在法制框架下进行改革，才能取得深化改革的成功。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建设都做到了有法可依，推动发展的问题也就转化为如何保障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加快前进的问题，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1.3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在法治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围绕共同的价值目标进行正和博弈依靠的是法律，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利益群体经过充分博弈而达成的最优方案。”[5]当今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因利益调整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维护社会稳定、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是对当今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研究正确科学地判断，并且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诉讼、仲裁或调解。运用法治思维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能力，领导干部只有掌握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本领，其执政理念和具体的行政行为才会具有规范性、合法性和稳定性。
1.4政府依法行政、执政党依法执政就必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我们党要依法执政就必须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和法律至上，国家的各项工作也必须全面运行在法治化轨道上，党员领导干部要把法治思维能力养成自觉自发地心理需求和自然而然地思维习惯，在内心深处牢固树立依法用权，合规用权，勇于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成为思维模式和自觉行为时，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目标才能实现。
1.5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提高行政效能摆脱人治困境的需要
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冲突错综复杂，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发展、改革和稳定工作日益繁重，领导干部面对各种各样的年终目标责任考核，有的还是“一票否决”，给各级领导干部带来了沉重的责任压力和决策难题。作为思维方式，法治思维能够在依法合规判断的基础上，根据人与人之间、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科学预判和决断。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能大大缓解领导干部的决策压力，将其从多元利益的博弈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2当前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上有所提升，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官本位”思想严重，法治思维意识淡薄
“官本位”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僚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少数领导干部人治观念、特权思维、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而是耍特权，摆威风，出现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还有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观念淡薄，在处理一些涉访涉法问题时，不能够正确对待，对一些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不依法办事，不是推诿扯皮，就是用钱来摆平，采用非法治手段和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使日益激化的矛盾更加白热化，造成了部分地区多发、频发，致使个别领导干部为追求暂时的稳定而牺牲政府的公信力和法治原则。
2.2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
近三十年来，我国在“一五”到“六五”的普法规划中，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将其列为重点考核内容。但是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把普法规划的要求置若罔闻，束之高阁，不重视对法律法规和法治精神的学习，在具体的工作中不懂法、不用法，不依法办事，凭主观臆断办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直到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才知道学法守法用法的重要。部分领导干部为了追求个人政绩，上马“面子工程”，片面追求GDp，用非法治思维进行决策，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不重视危机处理和应急处理知识的学习，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惊慌失措，不能够正确地应对和处置，以致酿成重大的恶性事件。
2.3不重视决策程序的合法性
科学的决策来自正确合法的程序。只有严格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决策，才能有效地避免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各级政府的事关社会管理和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没有经过合法性审查或审查不合法的事项，不能做出决策。有些领导干部在城市征迁、重大项目上马等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时，不按法律程序公告公示、财产评估、召开听证会等必经的法律程序办事，导致决策失误，给当地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有的还引发了重大，增大了维稳成本，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4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法治思维能力欠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兴媒体和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公民的维权意识在日益增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在市场经济管理过程中，不依法办事，权责不分，与民争利，结果搞的群众意见很大，不能够有效地创新社会经济管理。少数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能力明显不足，不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理性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致使社会矛盾冲突在积累爆发前得不到有效地化解。
3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干部树立法治理念是关键，法律素养的提升是手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才是目的。
3.1法治思维定势的养成要靠法治理念的牢固树立
学会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要具备这种能力就必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树立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定势，才能依法办事。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一是要牢固树立依法治权、依法办事、以人为本、保护人权、公平正义等法治理念，持之以恒地追求公正、平等、公平、公开、自由的法治价值，自觉运用法治理念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
二是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定势，简单地说，法治思维定势就是法治思维习惯。当党员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时，第一选择的是运用法治思维，而不是选择适用经济、道德、行政等其他思维模式解决问题，就是法治思维定势问题。培养领导干部良好的法治思维习惯，只要在工作中遇到问题，领导干部就很自然地想到要依规办事，依法履职。
3.2领导干部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能力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律知识的储备。从具体的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要求领导干部像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一样，熟练地运用法律条款，掌握系统的法律体系，正确地把握法律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实现的。要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
一是注重学习方式方法上要有时效性和针对性，法治教育培训的方式和方法要创新，不断完善和改进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形成学法用法的新常态和长效机制。领导干部初任必须经过培训，通过学习交流、案例和现场教学、专题讲座、考试考核、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使法治精神、法律知识为领导干部所接受和掌握，成为领导干部创新社会管理和治国理政的本领。
二是在学习内容上，要注重国家根本大法、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不仅要广泛地学习，还要重点地学习，特别要注重法律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学习，熟练掌握与自身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逻辑、维稳综治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和更新。
3.3掌握法治思维方式，重视法治实践
法治思维不是仅仅简单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更新，而是要在优化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一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和勇于发挥法治的合规、引导、保障和惩处作用，真正起到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规范秩序、打击犯罪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要真正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的理念，更好地为社会管理创新和执法规范化服务。通过行政诉讼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主持听证、行政复议、旁听法庭庭审、外贸外商谈判、总结分析案例等法治实践活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实践能力。
三是法治思维能力要进一步拓展，从注重事前决策向注重决策后的效果评价延伸，用实践检验决策是否科学，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
3.4营造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要不断加强，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经进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治国理政的法治新阶段。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加强法律体系建设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是立法工作的科学化要不断地完善和进一步地推进。立法的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权力界限要厘清，滥用权力要防止，还要规范权力内容，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做到法治先行，使科学立法工作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
二是法治的核心是将权力关进笼子。加强司法公正和依法行政的立法程序，规范领导干部的决策执行的法律和程序，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打造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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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芳丽.谈谈我的法治建设[J].科技风，2011.10.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8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路径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来执政，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写入行动指南，是我国治国理政从方式到理念的升华。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从十报告到四中全会决定的重申凸显了执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也对领导干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法治思维的概念及其必要性
1、法治思维概念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而法治思维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所谓法治思维是指一定主体以法治理念为基础，运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至形成结论，做出决定的思维模式。
2、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必要性
（1）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负有保障法律实施、法律执行的基本职责，是法治实践的引领者、示范者，自身带头做好了能以上率下，带动全体人民弘扬法治精神，积极投身法治中国建设。
（2）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是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力，直接决定着能否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直接决定着能否建成法治中国。因此，必须把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并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
（3）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具有现实紧迫性。当下公民权利意识很强，维权热情高涨，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崛起。在各种矛盾越来越多的当下，我们的干部不提高自身依法化解矛盾的能力，肯定难以适应这些新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按中央要求不断提高法治观念，提高用法治方式推进工作、化解矛盾的能力。
二、当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缺失的主要表现
当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状况究竟如何？评估30多年的法治化进程，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总的来说有所提高，但不可否认，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水平还很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实际国情。从我国的法治实践来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法治观念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我国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加上人治的影响根深蒂固，一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仍然比较薄弱。典型表现就是直接违反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另一种则是表现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有些领导干部的惯性思维是寻找法律漏洞。
2、“官本位”现象严重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管理活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如果在其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的准则不是法律而是“官”，影响的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官本位”行为表现为以言代法、以法制民，有的领导干部一定程度上存在官贵民轻的思想，把自己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出现以权压法的现象，藐视法律的尊严，与法治是根本对立的。
3、“大局”、“稳定”压倒法治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世界公认的，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公权力的不适当行使等原因，我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视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多发、群发的现实，奉行“摆平就是水平，稳定就是搞定”的人治思维，为追求“稳定”而牺牲“法治”。这些模糊认识的存在，对于法治国家建设来说，无疑是潜在的危险。
4、存在法律工具主义意识
法律工具主义是指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改革开放前在“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下，法制建设严重缺失。党在很长时间内对国家治理采用党的政策和政府政策为依据，形成以党代政府，以党政策代法律的现象。十五大之后，虽然中国开始了法治之路，但是在加强法治的同时，法律工具主义的意识依然突出，有人将依法治国简单化，认为只要制定法律并依据执行就是依法治国了，将法置于国家与政府之下，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管束老百姓。法律工具主义不但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而且同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种状况的存在势必阻碍着法治化的进程。
三、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路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彰显了养成法治思维对于领导干部的重要性、迫切性。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新的总工程中，培养和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能力意义重大。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和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法治思维的养成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而法治思维又是自觉、主动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前提。因此，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就要加强对他们的法治教育，不断增强他们的法治理念，使其认识到什么是法治思维，为什么要运用法治思维，怎样运用法治思维。
2、提升法治思维能力
法治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以法治的方式解决矛盾。只有强化提升法治思维能力，才能更好的检验、巩固法治思维。领导干部要提升法治思维能力，首先要做到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权。其次要完善党内规章，助推带头守法。第三，大力支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坚决抵御和打击司法腐败，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全社会充分相信法律、依赖法律。
3、将“法治状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中央文件把法治建设纳入考核指标，亮出了法治建设的考核标尺，不仅仅是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将公权力关进了法治的笼子，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让法治思维逐步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4、改善法治环境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稳定、有序的法治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培养法治思维的基础。如何建立和完善这一法治环境：第一，健全法治制度完善决策机制。第二，更加注重行政执法和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在这方面，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强化组织监督，防止违法用权。最后，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全民守法自觉性。
古人云：“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我们有理由坚信，随着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执法的正能量将不断地扩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定能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姜明安.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湖南社会科学，2012.
[2]赵新华.谈法治思维的养成.中国法院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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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锐.领导干部决策必备的法治思维.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9
论文关键词法治思维培养
一、法治思维的概念
国务院2010年《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出要求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那么什么是法治思维？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从最基本的入手，先来看看什么是法治。
（一）法治的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千年来，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发展的道路和发展方式各有不同。但总体看下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贤们所运用的种种治理国家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神治、人治、德治和法治。这几种治理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存在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中。多数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民族往往会同时用到好几种治理方式。而法治与其他治理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法治是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机制。
几千年来，人们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不停的研究探索。法治最早的概念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所谓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诠释了法治的普遍性和正义性。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所制定的规则应该是可以普遍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对法律的服从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不存在特殊的个体可以不服从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否定个别性和特殊性。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应是正义之法，法治是良法之治。1959年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中提出了更丰富的法治概念：“法治是个方便词语，它涵盖了理想和实际法律经验，虽然其含义尚存正义，但在世界各地的法律职业中存有广泛的共识。法治概念背后隐含两种理想，首先，它意味着不考虑法律的内容，全部的国家权力应来源于法律并应依法行使。第二，它坚持法律本身应基于对人的个性至高价值的尊重。”大会所诠释的是一个具有现代概念的法治观念，其中明确表示了现代法治对公民个人权利的维护。
（二）法治思维的概念
法治是一个过程概念，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法治概念的探讨也有了一点的不同。但总体来说，法治的进步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法治思维不是凭空出现的，要具备法治思维则首先要树立对法治的正确认识。目前我国学界对于法治思维的概念还在进行探讨，并未达成共识。本文所探讨的“法治思维”是相对于“人治思维”而言的，指的是我国执政者在日常工作中，制定政策、解决问题时中所运用的一种思维模式。所以法治思维指的是：“执政者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对所遇到的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思考的过程。”
在现阶段。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进程在于通过法律来限制政府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私权利，进一步推进程序合法以实现公平正义。因此，目前我国法治思维的核心在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在社会矛盾中，执政者应将法治思维作为第一思维，运用法治思维以平和、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处理纠纷。在日常工作中，执政者应将法律意识熟记心中，规范自身的行为，提升拒腐防变的能力。
二、法治思维的价值
法治思维本身作为理性，强调规则的特性使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有着天生的优势。法治思维意味着，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执政权的交接更替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执行。意味着古旧的“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转变为现代的“政权法授”。我国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所有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通过宪法和执政的官员制定了政治契约，将执政权授予执政的官员，也可通过宪法限制执政官员的权力。对于民众而言，法治思维作为执政思维使得民众对于自身不公有了合理的申诉渠道。法治思维本身的理性特点有助于抑制暴力的形成，缓解暴力抗争情绪的蔓延。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民众还是执政者都是一种保护。
执政者在解决社会矛盾处理纠纷的时候应当将法治方式作为最优选择，树立法律的权威，能够用法治解决的纠纷就没有必要选择其他的方法。通过法治思维解决社会问题，对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提升我国各机关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素质有了很大的帮助。对于民众而言，通过法治思维解决民众切实的问题更能让民众感受到法律所带来的公平正义，使得公众的法律能力也能够有比较大的提升。
三、法治思维的培养
（一）契约意识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一个典型的契约社会，需要承认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而自由的。每个人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判断力和自由意志选择，通过自由交易来自己设定权利，自己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而不能指望他人为其作出决策和对其行为负责。如果说把社会比喻成为一位家长，那么法治社会应该是一位十分开明的家长，作为孩子的公民，拥有十分强大的个人自治能力。承认个人自治能力意味着承认个人有权自行规范自身的利益、自行管理自己的权力义务范围，确定了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真正的法治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负责，即自己主宰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在一个法治社会里，高度的个人自治有助于培养权利和义务的意识，而这也正是法治思维所必须的。
契约自由精神虽然是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本身所涉及的制度和带来的影响却不仅仅限于私法领域。比如，如果要承认契约自由，就必须承认人格的平等如独立。就我国而言，承认人格的平等与独立，就需要对人们的就业自由、迁徙自由、性别平等进行保护。同时，由于契约自由与所有权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承认契约自由意味着对所有权进行保护，如果强行把二者分开，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契约自由并不意味着绝对自由，契约自由必须在法律的限制下进行，且不得违犯法律和政策，不可以影响社会的平等和正义，不得损害他人的和社会的利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不得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或加以法律制裁。
“契约有一种天然的生长力和扩张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越来越繁荣，经济关系逐步契约化，“契约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法律同样是一种契约，民众通过契约（法律）将权力授予执政者。法律是基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协商过后所制定的需要执政者履行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合法的政府权力源自于法律，政府权力不是绝对的，肆意妄为的，不得行使公民未曾授予过的权力，也不得强制行使权力。同时公民应相对应的对所制定的法律予以服从，并自觉主动的遵守这些法律。执政者在契约精神的影响下，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不再将自身作为公民的管理者，统治者自居。而是能真正意识到政府和公民之前的权力义务责任。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在契约社会中，法治和理性才能深入人心，法治思维才能成为执政思维，我们才能拥有名副其实的法治社会。
（二）规则意识的培养
如果说契约精神是法治思维之灵，那么规则意识就是法治思维之体。规则意识，指的是对各种规则、规范充分认识，并主动遵守和执行的意识。由于规则的制定所面对的对象往往不是某一个体，而是公众群体，规则天生就具有公平正义、快捷高效的特性。规则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条文，对各种规章制度、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的主动遵守都属于规则意识。
执政者在日常生活中对规则意识的主动遵守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改，在全体人民中，将规则意识融入进我们的生活中去。规则意识是一种利他意识，其好处在于，这是一种主动限制自身的行为，来维护公众利益的意识。小到排队买票，大到政府招标、土地出让、国企制改。执政者对规则的主动遵守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只有当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成熟的法治观念才有可能形成，而这些恰恰都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基础。
（三）程序合法意识
程序的本质是一种理性，而且是一种形式合理、可实践的理性。借助程序合法就可以做到把利益的博弈和价值衡量转化为法治框架内理性的诉求。只有这样，各种人情，走后门，找关系才能被消除，相应的纠纷才能在法律的轨道上得以解决。法治的核心在于“治权”，其主要的目的是限制公权力的肆意妄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法治思维的目的在于坚持合法性要求。无论什么政策、项目，只要不合法，就坚决不能做。法治思维在于把合法性要求这条高压线深深的刻在执政者的脑海里，要执政者在工作的时候处处能够感受得到法律的掣肘。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篇10
一、要善于培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的法治思维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指出：所谓“法治思维”是指公权力执掌者依其法治理念，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和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涉及改革、发展、解纷、维稳等各领域、各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而法治理念，即在法律的制定、执行、适用、遵守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的总和。它是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以及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决定的基础，法治理念的不同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法治思维，形成完全不同的法治实践，也必然获取不同的法治效果。要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法治思维，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
二、要从四个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建设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培养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前提，其决定的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而基本法理知识、基本法律规范、基本法律体系观念等则从内容上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其决定的是法律基础的问题。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关系上，法治思维支配法治方式，法治方式体现法治思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实现依法治国指明了路径，共同统一于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建设，应当从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法律基础知识培训、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方式四个方面循序渐进，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全面落实。
（一）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法律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必须坚守的精神内核，也是指导检察工作、强化法治思维建设的基本原则。要在检察机关和广大检察干警中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再学习再讨论，深刻把握其基本要求和具体内容，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根本核心，是强化法治思维的根本前提和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具体内容，是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必须牢固树立和深入骨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抉择，是培养健康、理性、正确的法治思维的坚实基础。
（二）要进一步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中深深扎根，坚实的法律知识基础得以强化和巩固，就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建设，提高深化检察机制改革、推动检察工作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推动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要在检察干警中广泛开展法治思维和人治思维大讨论、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大比较、法治方式和其他方式大区分等活动，坚定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决心和信心。要通过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下，以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指导案件办理、开展法律监督，强化法治方式的全面运用和全程监督，不断丰富、完善、充实、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增强检察执法的公信力，彰显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效果。要通过查办案件、法律监督、参与社会管理等，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宣传和影响，加大释法说理力度，不断向社会和公众传递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正能量，增强全民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意识。
（三）要进一步推进法治方式的广泛运用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指出：所谓“法治方式”，是指公权力执掌者在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的指导下，通过制定、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创制的制度、机制、设施、程序处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争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方法、手段。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如果是运用法治的思想的、动态的逻辑过程，那么法治方式则是这一逻辑过程的具体结果，是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的综合运用的表现，它反映了法治的程度、效果和人们的信仰指数。检察机关进一步推进法治方式的广泛运用，使检察执法活动、法律监督工作都以法治的方式得以进行、得以体现、得以推进，使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公平公正、理性良善、不偏不倚的法治效果，不断增进全社会的法治信仰。
三、要以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规范检察权运行
（一）规范和加强司法解释工作
党的十首次确立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16字方针，这为我们推进法治建设、打造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而法治的第一要义是良法之治，16字方针对立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即科学立法，包含了立法活动的科学、理性、良善、符合人民意愿等要求，这为推进和实现法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这就赋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的权力。良法之治，当然包含法律之外的司法解释的理性与良善，这就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履行司法解释权力的时候，要本着忠实于宪法、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人民意愿、科学理性良善地进行司法解释，确保所作出的解释符合司法理性和司法规律，科学关切司法需求和人民利益，充分体现和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二）规范和加强法律监督工作
党的十首次将“法律监督”写进党的报告，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肯定。刑事诉讼法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容、效力相关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司法者、执法者进行监督，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通过严肃公正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纠正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偏差和方式不当，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都公平地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使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公平地受到法律的平等制裁，从而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作为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着力点，针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等不断加大监督力度，要切实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以及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进一步规范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受理与审查工作，切实加大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力度，努力做到依法监督、规范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真正做到所要求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