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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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是指特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发现特殊主体遭受家庭暴力时，必须向特定部门报告的制度。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以女性、儿童及老人居多，其中部分人群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些人由于行为能力的限制，自己无力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而家庭暴力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难以为外界发现，因此，对特殊人群给予特别的保护措施十分必要。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强制报告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强制报告的主体。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包括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这些单位和人员在工作中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理应负有注意并报告家庭暴力的义务。
2.强制报告的对象。强制报告的对象不是所有的家庭暴力，而是针对某些特殊人群的家庭暴力，即针对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法》总则中规定，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给予特殊保护。把强制报告对象限定为特定人群，既强化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也体现了制度的适当性，平衡了公权力介入家庭与公民自决权的关系。
3.强制报告的条件。首先，出现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形。其次，该情形是报告义务主体“在工作中发现”，报告义务与工作职责相关联。如在工作之外发现家庭暴力行为，发现人并无法定报告义务。再次，报告义务主体需向公安机关报案。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利于及时制止家庭暴力。
4.违反报告义务的责任。强制报告是特定机构和人员的法定义务，如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应受到处分。但由于需要报告的情形包括“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误报。对此，只要报告人出于保护受害人权益的正当目的，即使报告有误，也不应追究其责任。
5.报案人信息保密。为了避免负有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因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愿意或不积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强制报告制度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强制报告制度旨在及时有效救助家庭暴力中的特殊受害人群，可以防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甚至演变成恶性案件，使家庭暴力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彰显了对弱势人群予以特别保护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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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诫制度
告诫制度是公安机关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家庭暴力加害人采取训诫、教育、警示等非强制措施，督促加害人改正违法行为的一种治安行政指导制度。
家庭暴力行为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加害人会受到治安处罚或刑事制裁。但如家庭暴力行为尚未达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的标准，则公权力无法主动干预，受害人自救困难，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通过告诫制度将还没有达到行政处分程度的轻微家庭暴力行为纳入告诫范围，为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轻微，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告诫制度的适用范围。告诫制度适用的对象是“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加害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1）情节特别轻微的；（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3）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4）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5）有立功表现的。公安机关可以结合上述规定，判断加害行为人是否属于告诫对象。
2.告诫属于行政指导性质。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在其所管辖的权限内，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依据国家法律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引导、劝告、建议、协商、示范、制定导向性政策、有关信息等非强制性的手段，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的行为。告诫书是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加害人进行教育和惩戒的措施，性质上属于行政指导范畴。告诫书并没有对加害人的实体权利作出处分，因此，这一行为不涉及行政诉讼。
3.告诫的内容。告诫书包括以下内容：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其核心内容是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是通过书面形式对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要求加害人纠正不法行为，并告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等。
4.特定组织和机构负有查访监督义务。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由当事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协同公安派出所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对家庭成员实施暴力，体现了行政干预与社会参与的有效对接，有利于增强告诫这一行政指导性措施的权威性，为告诫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组织保障。
告诫书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可以解决口头警告约束力不强、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有效预防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和恶化升级，切实保护受害人权益。二是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公安机关按照规范程序进行调查取证，对加害人发出书面告诫书，有利于及时固定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为受害人将来可能面临的民事诉讼提供有力支持，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家庭暴力举证难的困境。
“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是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告诫制度丰富了中国公权力适度干预家庭暴力的手段，发挥了教育、矫治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探索出公安机关主动靠前干预家庭暴力的有效路径。将这一源自中国本土的公权力适度干预轻微家庭暴力的手段，上升为一项普遍实行的、以行政教育指导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法律制度，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重要制度创新，也为国际反家庭暴力立法增添了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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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免受暴力行为侵害而做出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通过事前和事中干预方式，增加了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方式和干预力度，是国际上公认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最有效的措施。
《反家庭暴力法》设专章共10条，对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人、申请形式、管辖法院、适用条件、保护措施、有效期限、送达执行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了违反人身保护令的法律责任，构建了完整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具体分析如下：
1.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人。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实行不告不理，要启动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应当由当事人申请。因此，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本人可以提出申请。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2.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的设计，既要便于受害人申请、也要便于人民法院办案，同时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据此规定，申请人身保护令应当采用书面方式；但如书面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3.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条件。申请人身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明确的被申请人；（2）有具体的请求；（3）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其中第3项最为重要，即当事人需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证明自己受到了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4.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内容。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采取以下措施：（1）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2）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3）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4）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5.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理时限。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需要依附于其他案件，可以单独提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
6.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2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处罚和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护老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侵犯老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尚不够刑事处罚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维护老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义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侵害老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查清事实，严肃处理，不得徇情偏袒，推诿不办。对不属自己管辖的，应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妥善处理。
第四条 各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对保护老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彰或奖励；对漠视老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应予以批评教育；对因严重失职、不负责任而酿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单位领导者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第二章 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禁止家庭成员或其他人侵害老人的合法权益。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教育、行政纪律处分、治安处罚：
（一）成年子女及其配偶，拒不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拒付赡养费，拒不扶助、承担老人的家务劳动的；
（二）成年子女违背老人意志，无视老人经济承受能力，强行向老人索要经济资助的；
（三）成年子女或其他人侵占老人的合法财产，非法剥夺老人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和依法享有的遗产继承权的；
（四）成年子女或其他人侵占老人的住房，强行改变老人居住条件的；
（五）子女或其他人干涉老人婚姻自由，妨害丧偶、离异老人再婚或再婚后家庭正常生活的；
（六）成年子女及其配偶打骂、冻饿、侮辱、诽谤、嫌弃老人，老人生病不给及时治疗、护理，强迫老人做繁重劳动，或以其他手段对老人进行精神折磨的；
（七）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嫌弃、侮辱、诽谤老人，克扣、挪用、侵占老人的伙食、福利经费和物资的。
第六条 保护离、退休老人依法享有的生活保障的权利。各单位应保证离、退休老人依法享有国家规定的政治、经济、医疗、疗养、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待遇。离、退休老人就医，应本着就地、就近、就便的原则，得到妥善安排和切实保障。离、退休老人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专长，从事各项有益的社会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七条 保护老人依法享有的从国家、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对孤老人实行吃、穿、住、医、葬的“五保”供养制度。社会各界都应为老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方便和帮助。成年子女拒不赡养老人的，经民政部门批准，老人由养老院、敬老院收养，但要由成年子女单位、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有赡养义务的人处以罚款或行政纪律处分，并责令其承担老人在“五保”供养期间的一切生活费用。拒不执行的，民政部门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章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招工、招生、招干、招聘、提职晋级、工作调动、毕业分配、奖金分配、住房分配、宅基地划分、租赁承包等方面，任何单位均不得自行规定歧视妇女的附加条件。违者，要追究单位领导者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除特殊行业和岗位外，一律不得以身高、婚姻状况或其它理由，限制妇女就业。实行租赁承包的单位在用工制度上，应保证女职工的劳动权利和实行同工同酬。
各企事业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妇幼保健等方面的规定，对月经期、怀孕期、产褥期、哺乳期、更年期的妇女，予以适当照顾。产褥期女职工工资和奖金待遇不变。按规定享受哺乳假的女职工的工资，由夫妻双方单位各自承担一半；男方在部队、外地、机关工作的，女方单位承担休哺乳假的女职工的全部工资。
第九条 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禁止家庭成员和其他人侵害妇女的人身权利。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教育、责令赔偿经济损失、行政纪律处分、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并处以罚款：
（一）歧视、打骂、凌辱、折磨妇女的；
（二）嫌弃盲、聋、哑、残、呆傻妇女或患有精神病、其它严重疾病妇女的；
（三）公然侮辱、诽谤妇女，损害妇女的名誉、荣誉、人格、人身，或以欺骗手段玩弄妇女的；
（四）以淫秽物品引诱、腐蚀妇女，提供卖淫场所，介绍嫖宿，或以欺骗、引诱等手段煽动妇女盲目外流的；
（五）利用封建迷信等手段欺骗、迫害被骗妇女，或利用职权、教养、从属关系，侮辱、猥亵妇女的；
（六）未经有关部门允许，为妇女摘除节育环，做胎儿性别检查，或虐待生女婴、不育妇女的；
（七）强迫妇女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的。
第十条 依法保护妇女婚姻自由，禁止任何干涉妇女婚姻自主的行为。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教育、罚款、行政纪律处分、治安处罚：
（一）以威胁、打骂、毁坏名誉、精神折磨、扣压户口或粮食关系，以及断绝生活来源等手段，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或进行逼婚的；
（二）利用宗教、迷信、宗族关系或欺骗、胁迫手段，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
（三）包办、买卖婚姻或借婚姻索取财物的；
（四）干涉妇女正当离婚要求，干涉妇女再婚或歧视离异、丧偶妇女的；
（五）因妇女生女婴、不育，或因男方有外遇，以及男方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对妇女施以虐待、威胁、欺骗等手段，逼迫离婚的。
第十一条 依法保护妇女的财产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和侵害妇女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和依法享有遗产继承权。违者，除责令返还财产外，并予以批评教育或行政纪律处分。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在确认房屋所有权、居住权时，必须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处理涉及女方及子女居住男方老人公房的离婚案件，在男方老人及其家庭成员住房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应允许女方及子女对其公房暂住至女方再婚或有房时为止。房产所有权单位和房产管理部门，应支持和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
第十三条 依法保护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关系。有配偶或明知她（他）人有配偶，而与之通奸、姘居，妨害一方或双方家庭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纪律处分。
未婚男女青年发生不正当性行为，或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关系同居的，所在单位或婚姻登记机关，应予批评教育、罚款、行政纪律处分。符合结婚条件的，责令补办登记手续；不符合结婚条件的，责令分居；未婚先孕生有子女的，由计划生育部门予以罚款或做其它处理，但男女双方必须协商解决子女归属，依法尽抚养义务。
禁止“转亲”、“换亲”和“童养媳”，违者，予以批评教育、罚款、行政纪律处分。
患有医学上确认的不准生育的疾病者，不准生育。违者，予以罚款或行政纪律处分。
第四章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严禁虐待儿童，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行政纪律处分、治安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则赔偿经济损失：
（一）对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或非法侵害儿童的合法财产权益，剥夺儿童依法享有的遗产继承权的；
（二）虐待或歧视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的；
（三）唆使、诱骗儿童离家出走或进行非法活动的；
（四）利用封建迷信，或以恐怖、淫秽的语言、读物，腐蚀、毒害儿童，及以其它手段迫害儿童的；
（五）父母及其他人阻止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逼迫儿童辍学做工、务农，或从事有害儿童身心健康活动的；
（六）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个体户私自招用儿童做童工的；
（七）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对儿童的教育职责，过分溺爱、迁就，导致儿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八）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儿童福利机构的教师、保育员体罚、打骂、侮辱儿童；克扣、挪用、侵占儿童伙食、福利、教育经费和其它专用物资；或工作失职，使儿童身心健康遭受损害的。
第十五条 禁止弃婴、溺婴和买卖婴儿。违者，除对责任者进行行政纪律处分、行政处罚或依法追究责任外，责令抚养义务人将被遗弃、买卖的婴儿领回抚养，并给付收养人在收养期间的抚养费。
夫妻离婚后，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将子女送给他人收养。擅自送养的，其收养关系无效，并责令送养者将子女领回抚养。
第十六条 在婚姻纠纷调解、诉讼期间，夫妻任何一方不得借故不履行对配偶、子女的扶养、抚养义务。违者，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给付扶养、抚养费。
第五章 处罚和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的处罚分为：
（一）批评教育、经济赔偿、罚款。罚款数额，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根据城乡实际情况，酌情确定。
（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薪、降职、开除留用查看、开除公职。
（三）治安警告、治安罚款、治安拘留、劳动教养。
第十八条 本规定的批评教育、罚款、经济赔偿，或责令给付赡养、抚养、扶养费的，由行为人户籍所在地（居住所在地）的基层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司法、民政、计划生育部门执行。行政纪律处分，由行为人所在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执行。各级政府的监察部门和行为人所在单位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执行。被处以罚款、赔偿经济损失，或责令给付赡养、抚养、扶养费的，应在五日内按时交纳、给付。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给付的，由裁决机关通知其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或者扣押财物折抵。拒不执行的，由裁决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治安处罚，由公安机关执行。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审批、司法行政机关的劳教单位执行。
第十九条 不服行政纪律处分，或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的，可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诉。不服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鞍山市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3
当今妇女的现状，家庭暴力是个不能避免的话题。据了解世卫生组织近期首次就家产暴力现象展开全球调查，调查范围涵盖10国超过2.4万名女性。调查结果显示，骨折、瘀伤、烫伤、头骨破裂、下巴脱位以及和恐惧等现象在女性当中有时有发生，而且施暴者主要是她们的丈夫或亲密伴侣。此外，遭受身体虐待或待的女性更易遭受长期健康问题困扰，包括抑郁和自杀倾向。
尽管有法律保护妇女不受虐待，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得到，除非打成重伤或出现致死人命的情况。许多受虐妇女因此丧失了的勇气，不得不继续维持暴力的婚姻关系。有些人甚至去走极端，主张只有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才能结束这种关系。
在美国的家庭暴力中，95%的受害者是妇女；在美国妇女的一生中，每四人有一人会遭受其家庭伴侣的暴力侵犯；每年都有约600万妻子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年约有2000至4000名妇女被殴打致死；美国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应付因家庭暴力打来的电话上；被谋杀的妇女中60%是死于熟人之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分居和离婚的妇女被男方设陷阱加以谋杀；因伤住院的妇女中有20—30%是被伤害的；产妇中有17%报告说在怀孕期间受过暴力侵犯。
在法国，有200万妇女经常遭受男人的虐待；有德国有400万妇女遭受丈夫的虐待。
在犹太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很普遍，其实犹太教义并不赞成家庭暴力，也是主张对施暴者加以惩罚的，同时应当对受害者给以补偿。以色列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虐妇女的生活环境同监狱极其相似：与世隔绝，受害人被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丧失了来自外界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西班牙卫生部长、世卫组织年度健康大会主席埃莱娜•萨尔加多说：“每18秒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受暴力或虐待。我们必须制止这种可耻行为。”
传媒揭露的一个印度妇女个案引起公众的关注：她被姻亲杀害，原因是婚后八年其父仍不能交齐嫁妆钱。这一案件使人们对在印度针对妇女的暴力状况有了认识。移民妇女中的家庭暴力状况也非常严重。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南亚妇女到达美国，由于丈夫的虐待，她们对新生活的梦想很快就被噩梦毁掉了。
一、在我国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和现状
（一）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
在家庭暴力中，遭受侵害的90%为女性，在调查中，发现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丈夫有外遇，用暴力逼迫妻子离婚；
2、因生育女孩，心怀不满而实施家庭暴力；
3、夫妻下岗，经济压力大，殴妻发泄苦闷；
4、丈夫、酗酒引起家庭暴力；
5、丈夫自私、多疑。
（二）家庭暴力现状
1、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从接待的2003—2005年分类统计表明，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案件逐年上升。另外，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遭受暴力的女性因种种原因，不愿为外人所知，因此，在实际上，家庭暴力发生率远远要高于这个比例。
2、家庭暴力情节日趋严重根据对暴力典型案（事）例进行的调查看，受害者均为妇女，施暴形式多样，手段残忍，轻者语言伤害，拳打脚踢，重者则用棍棒、匕首、铁器、剪刀等残害妇女，使受害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害。
3、施暴者的年龄、文化、职业构成（重点剖析20个家庭暴力典型案（事）件）从年龄构成看，施暴者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但也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从职业构成看施暴者中农民居多，其次是工人和个体经营者，但是也有国家领导干部等。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封建的婚姻道德观流弊甚远。
1、夫权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古训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的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夫权”观念却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
2、大男子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千古遗训一直控制着某些人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下，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自然要依附男性；男性自身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主宰，要担起养家的重担，这种思想注定了男性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的局面。
3、重男轻女的思想。在遭到丈夫的虐待案例中，由于妻子没有生育男婴或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占相当比例。
（二）社会原因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客观上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肆虐。
1、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在接访，我们发现有80%的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时，直接报110或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还有的妇女到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可是却被认为是一般家务事，不予过问和调解。即使处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暴力行为，而使众多受害人投诉无门。
2、社会舆论在法制宣传和教育方面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打老婆应该，谁也管不着，打也没有管，因此，把老婆作为发泄工具。而妇女这个弱执群体，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又有许多后顾之忧，怕被人笑话、瞧不起等。使她们只能忍气吞声，不能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帮助。
3、我国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尚无配套措施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1）在立法上，由于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
（2）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伤害案件及虐待案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因很多人都不去投诉，这就出现了施暴者即使在警察眼皮下也敢为所欲为，而司法人员却不去制裁状况。
（3）家庭暴力蝗隐蔽性增加了办案难度，没有确凿证据，致使执法部门难以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执法和法律援助的力度不强，缺乏执法监督机制。目前，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打击不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三）经济原因从调查的情况看，有部分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不平等，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
（四）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发生暴力的家庭往往婚姻基础不稳固，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
（五）妇女自身原因家庭暴力是男性对女性人权的侵犯，由于妇女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个性心理等原因，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无疑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很多人忍受暴力多年而不离婚，为什么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会选择留在一个暴力家庭呢？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希望对方痛改前非，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事实上，没有外界的帮助，施暴者自己彻底改正的概率很低；二是为孩子，她们认为单亲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三是有“和为贵”的想法，特别是那些丈夫施暴后又会一再认错的家庭，施暴者和受害人都可能在认错——打人——再认错——再打人的循环中不能自拔；四是她们不断检讨自己，认为可能自己某方面做得不好才招致暴力。
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舆论宣传和法律支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舆论宣传作用不可低估通过普法宣传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是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强全社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新《婚姻法》、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作为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观念。对实施家庭暴力、遗弃和虐待家庭成员的人要敢于曝光，揭露其丑陋的灵魂，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同时执法部门对违背法律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怠，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另外加强道德，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防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更尊重别人的人，才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的威胁。
（二）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
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设立分居制度，它作为同居制度的一种补充，不仅可以缓解夫妻双方的矛盾，还可以对防止婚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有积极作用；在民法上，因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赔偿请求权，受害方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赔偿）。
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
1、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
2、强调执法机关的职责。
3、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三）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健全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依法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首先，要加强立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有关内容和惩治力度，使惩治对妇女暴力的法律法规更加完整、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使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用法律武器制止家庭暴力，是维护妇女权益的根本途径。现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专门针对家庭暴力法。另外还可以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针对中国现行法律对家庭规定的明显缺陷，如有关法律条文分散、家庭暴力的概念和范围不明晰、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的程序不明确、法律重事后处置而轻事前预防、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不力，迫切需要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方法。未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应当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建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借鉴在英美国家和地区已成功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直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给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快速救助；及时遏制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和有现实危险的行为发生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
（四）司法机构要多介入，警察力量要介入制止家庭暴力。推进社区警务工作是目前公安机关反家庭暴力的重要途径。应赋予警务机构相应职责，干预与制止家庭暴力，协助受害人向法院申请发表停止侵害的保护令，负责执行此项命令。扩大家庭暴力的刑事化范围。赋予公安机关对违反保护令罪之现行犯的强制逮捕权；对符合刑事诉讼法所规定之拘留要件的，应当予以拘留。在行政措施方面，建议各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机构。同时，也强调对防止家庭暴力有责任的单位和责任人不作为责任。
（五）设立家庭暴力防治机构，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化工作网络。近几年来，我市相继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家庭暴力致伤鉴定中心，为受害妇女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建议各级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协调各部门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我国需要建立专门的110家庭暴力受理点，还要建立家庭暴力伤害鉴定中心。不久前，我市法院开庭审理了一卢家庭暴力离婚案。妻子拿出了许多自己被打受伤的照片，照片上鼻青脸肿，血迹明显。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伤害是她丈夫造成的，法院最后没有采纳为离婚证据。而家庭暴力伤害鉴定中心，它的作用就是为受害者解决家庭暴力举证难的问题。还要，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各级地方政府应当设立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或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开设反暴培训机构，教育辅导施暴者，为受暴者提供避难所和法律援助等。遏止家庭暴力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作，需要利用众多的社区和村委会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助信息和咨询。还要为她们提供临时避难所。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一些社会支持，帮助受害者解除后顾之忧，以更多的勇气摆脱家庭暴力，面对新的生活。提高婚姻质量，争创五好文明家庭，从根本上消减家庭暴力的发生夫妻互敬互爱是消除家庭暴力，提高婚姻质量的关键。要在全市城乡家庭中大力开展五好文明家庭争创活动，提高家庭成员素质，提高警惕婚姻质量，促进家庭文明，从根本上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
参考文献
海峡导报：《如何消除家庭暴力》
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
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4
区政法委：
2013年，在我市、区大力建设和谐***、和谐***的背景下，市区司法软硬件明显提升，区法院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态势较去年同比得到有效控制，案件数量明显回落。我院在各级领导的统一指挥部署下，紧密依托我院审判业务，根据我院实际情况采取了各项措施，以业务为基点，广泛开展多类型、多方式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的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基本情况
2011年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5件（65人），2012年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8件（69人），2013年1月至今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1件（17人）。在审结的案件中，抢劫案件53件，盗窃案件25件，抢夺案件5件，其他案件21件。在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为55人，缓刑适用率为36%。
二、坚持“惩罚为主，教育为辅”的形事政策，妥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1、营造具有亲和力的审判氛围。我院做法是，由二名年长女法官和一名年长女陪审员组成未成年人合议庭，消除未成年人抵触和恐惧情绪。年长女法官审判经验、人生阅历丰富，且均已为人母，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相对于男同志而言对未成年人具有亲和力，同时心细、态度温和，更有利于和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沟通交流，达到教育感化未成年人最佳效果。
2、人性化司法，将教育感化未成年人作为审判重点。我院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实现这一司法目的：一是庭前讯问时未成年人时监护人到场环节要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激发其内心对犯罪的耻辱感和排斥感，建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二是庭审中监护人教育历来的我院重视的重要环节。“知子莫如父”，我们要求未成年人父母在参与讯问未成年人的基础上，根据未成年人性格特点、犯罪原因、平时表现、社会交往尤其是父母与孩子平时监管教育、沟通交流方面有针对性的准备书面庭审教育材料，向父母强调庭审教育的重要性，尤其针对监管教育疏松或者父母子女有隔阂的情况，力争消除父母与孩子双方的隔阂。三是实行开庭前监护人会见和开庭后会见制度。针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开庭前的会见显得尤为必要，可以消除其恐惧感和排斥感；在开庭宣判后我们首先向未成年人父母解释判决结果原因，特别是对于未判处缓刑或者免于处罚的情形，重点根据法律和事实向其阐明判决原因，消除上访缠诉等不稳定因素，争取其理解和支持；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往往性格叛逆、钻牛角尖，对其释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法官和父母一起再次会见未成年人，由父母和法官一起向未成年人解释判决原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促进其好生改造的信心。
以上三环节的人性化司法措施实施以来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我院三年来无一起家长要求抗诉案件，未成年人上诉率远远低于其他刑事案件。
3、坚持庭前两会见、三调查制度。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是决定其刑事处遇的重要依据，同时监管教育情况也是实践中是否判处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我们认为，法官切忌旧案办案，深入调查是审查核实卷宗材料真实性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我院主要通过两会见、三调查制度来审查未成年人监管教育、平时表现、犯罪原因、交往情况等反映其人格的基本信息和父母监管教育情况基本内容。
两会见是指，承办人庭前会见未成年人和其父母，亲身直观感受未成年人的心理、性格、监管教育、犯罪表后表现等人格因素，通过与其父母亲自交谈了解父母工作、收入情况和对未成年人的监管教育及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有无前科劣迹、社会交往等情况。两会见是审查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父母监管教育情况的基本前提，避免偏听偏信纸上社会调查报告，合议庭可以从第一手材料形成未成人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大小的评判。
三调查制度。一是向未成年人社区或者村上调查未成年人父母的平时表现、收入情况、对孩子的监管教育情况等基本信息，目的是收集未成年人家长监管教育情况的基本材料和调查核实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基本情况，这是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监管条件的基本前提，亦是审查父母在会见阶段陈述自己监管教育情况真实性的审查手段；二是向未成年人所在单位或者学校调查未成年人学习、工作的基本表现情况，目的是查实未成年人社会交往、性格特点、平时表现基本信息，结合两会见得出的直观感受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作为量刑特别是是否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三是向未成年人所在当地基层派出所调查核实未成年人有无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基本信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虽然将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予以封存，但其在犯罪前违法犯罪事实的社会危害性、违纪和犯罪后果、犯罪次数、与起诉犯罪间隔时间等信息是法官内心评价其人身危险性的基本依据，因此这一调查环节必不可少。
上述两会见形成笔录附卷待查，三调查均形成书面证明材料附卷待查，合议庭评议时对上述材料重点审核，最终得出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大小和父母是否具有监管能力的评议意见，作为量刑重要依据。
4、坚持判决后未成年人缓刑改造期间的跟进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基本形事政策强调教育改造，强调司法对其网开一面从轻处罚的方针，但是为避免司法对未成年人过于溺爱，我们将审判触角后延至未成年缓刑犯缓刑改造执行阶段。
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送达判决书同时向未成年人一并移送违反法律规定可撤销缓刑告知书，明确告知其缓刑是刑罚执行的方式，未成年人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定义务，引起其思想重视；二是书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58条规定的撤销缓刑5种情形，形成外在震慑力，促使其认真改造。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缓刑犯，依法撤销缓刑。目前我院已依法审结被告人刘某某犯抢劫罪被判处缓刑期间违反法律规定撤销缓刑一案，并对该案在网络上进行了报道。
其次是针对父母的监管教育工作进行审查、督促，定期向社区和司法行政机关了解未成年人缓刑期间基本表现情况。我们在向司法行政机关移送执行通知同时一并移送其父母向法院提交的监管计划书，针对未成年人每月书写的思想汇报和判决禁止令内容针对性的审查父母监管情况和未成年人改造期间表现情况，对于表现不良的通过电话联系、约谈等方式，明确告知其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督促父母加强监管、未成年人认真改造。
最后对于缓刑考验期届满的未成年人和父母再次约谈。法官和父母一起对未成年人改造期间的表现进行鼓励、表扬，告知其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基本内容，核心在于坚定其遵纪守法的信心，打消一些不懂法的未成年人破罐子破摔的不稳定思想，让孩子在跌倒的人生道路上顽强的站起来。
三、在各类民事案件中注重对青少年权益的保护
今年工作的一个特色是进一步规范了监护人确立机制，加强了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工作的强度，也对法律规定的其他监护人确立方式进行了监督。在涉及有子女的离婚案件中，我们坚持调解优先原则，从法理、情理、事理方面反复对当事人做工作，防止当事人因为一时之气而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终生缺憾，让尽量多的未成年人能拥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对双方当事人感情确已破裂的，除了案件事实中的双方过错责任划分以外，我们还会在判决前展开大量的调查工作，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等条件，力图为未成年人找到最合适发展的一方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生活费、教育费给付，如果发现有可能影响到具体的执行，审判人员则依法直接将案件移送执行庭快速执行，确保未成年人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案件审理中，如果发现有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审判人员即对其生存状况向当地基层组织进行了解，并在法律范围内适当予以考虑。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独生子女制度的普及，很多继承案件中出现未成年人代位继承的法律问题，关于监护人的确定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让很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亲属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不法侵害。我们针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题调研，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坚决维护未成年人合法继承权，对隐瞒未成年人情况和被继承财产的情况进行专项处理，确保未成年人的财产继承份额依法得到实现。
四、工作中尚存在的问题
1、非监禁刑方式单一。目前法院判处未成年犯非监禁刑均判处缓刑，而没有适用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践层面的不成熟，在判决后很多社区不知道未成年人有被判决情况，社区矫正根本没有执行。
2、当事人和解成为宣告缓刑的重要参考。对于侵犯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案件，未成年犯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条件。存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些无赔偿能力、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案件，被害人如果得不到抚慰，个别被害人往往要求法院重判，如果达不到要求便会引起长期的涉诉上访、缠诉。对于此类案件法院往往考虑维稳因素不予判处被告人缓刑。
3、禁止令宣告情况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社区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支持，法院对于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犯，均未适用禁止令，不能很好的对未成年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加以社会化的约束和教育，以期对其人格进行纠正预防再犯罪，因此缓刑从轻处罚以体现教育为主的形势政策方针很难落实，实践中未成年人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五、改进的思路及措施
1、完善未成年人量刑规则。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量刑规范，对未成年人实行和成年人相同的量刑基准，同时对于缓刑的适用亦未设置较成年人不同的裁量规则，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
2、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已被司法明确确认要作为量刑参考，在采用时要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建议立法上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由该司法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制定详细的涉及未成年人人格调查表，围绕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个人情况，制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时质证，作为法院是未成年人正确量刑和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参考。
3、建立未成年人非监禁转化机制。目前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现象较为普遍，审前羁押不仅难以避免因监禁而带来的交叉感染，叶容易导致管制、到处罚金等非监禁刑适用困难。建立审前非监禁化机制，加大取保候审力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
4、借鉴未成年人非监禁措施。加大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力度，借鉴国外经验增设非监禁刑措施，如增强未成年人承担社会公益劳动的处罚、担保释放、监管令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十八大精神，在上级单位的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帮助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关心未成年工作机制，努力提升未成年人工作的水平。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5
[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全面司法保护；少年司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下半年提出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发挥法院的各项审判职能，从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方面全方位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以实现对未成年人全面司法保护的思路。
一、程序上突出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司法保护
（一）强调审判的及时性
为所有的未成年人案件特设“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强调快审快结。对于一些急需用钱的未成年原告人，坚持急事急办的原则，尽可能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其获得司法救济。针对抚养费、变更抚养关系等涉及未成年人基本生活的案件，针对当事人诉讼能力不足而可能导致案件不能及时处理的情况，充分发挥法官的释明、引导作用，在必要时还依职权到孩子住所地的村委、社区、学校复核相关证据，有效地提高了诉讼效率。对于未成年人执行案件，采取迅速启动执行程序和依职权进行财产取证的方法，使全市法院的未成年人执行案件呈现出高结案率和短执行期的良好局面，为未成年人权益的最终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强调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一是从立案时即关注未成年人的诉求，从有利于其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的角度提供法律指导和帮助。二是制作专门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向未成年人案件的所有当事人送达，不仅依法保障其知情权，还从源头上强化其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三是对于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以及通过司法援助途径为其指定辩护或律师，以确保未成年人获得司法救济及律师帮助的权利。四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人以及选择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未成年人工作者参与诉讼，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能获得成年家长的帮助，还能获得社会专业人士的辅导。五是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时，适用具有未成年人特点的诉权不简、调查不简、教育不简的“三不简”原则，以便在这类程序的适用中也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
（三）强调未成年人人格权的保护
一是法院依职权到与未成年当事人相关的学校、住所等地复核证据时，注意时间、地点、衣着的选择；与未成年当事人对话时注意审判作风、方式及态度，尊重其人格尊严，保护其名誉，减少其诉讼压力，尽可能使其在宽松的环境中参与诉讼，同时也向成年当事人传递司法对未成年人的关怀。二是在审判被告人为未成年人以及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件时，依法适用不公开审理制度，不向外界披露未成年当事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在制作必须公开的裁判文书时，除了根据裁判需要必须写明的信息外，尽量不向公众公布其它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三是在民事审判中注重调解，调动社会力量，形成解纷机制。做到送达与庭前、当庭与庭后、诉讼与社会多层次调解的结合，尽量多调少判、案结事了，以避免义务人不自觉履行判决而对未成年人再次造成伤害。四是在执行环节中规范执行行为及方法，坚持不直接到学校找未成年人；不当着未成年人的面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执行时不开警车、不穿制服，慎用其他警械警具；尽量不让旁人围观，保护被执行人隐私的“四不”原则，以避免伤害未成年当事人及成年当事人的未成年子女的自尊心。
（四）强调寓教于审功能的发挥
一方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通过谈话、庭审以及专设一个教育阶段等多种形式，实现审判各个阶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及行为矫正；引入心理疏导机制，由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民陪审员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入情入理的教育，帮助其认罪、悔罪；聘请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进行审前调查，形成书面意见，并参与法庭教育，增强庭审教育与个案矫正的针对性；有选择地采用圆桌审判的庭审方式，缓和法庭气氛，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心理，以利于对其法制教育和情感教育；在判决书中增加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分析及在法律文书后适当加入“法官后语”，充分发挥刑事裁判文书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作用。另一方面，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寓教于审功能，向民事审判及执行环节辐射。在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中强调把工作做细做透，不仅查明案件事实，还了解案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以对未成年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离婚案件，法官不仅注重自己对当事人的教育疏导，还在必要时聘请专门的心理学专家作相应的心理辅导，尽量消除当事人的情感隔阂，并在裁判文书后附加《法官特别提示》，有针对性地提示离婚父母妥善处理未成年人的抚养、探望问题，以帮助未成年人获得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在执行环节中对被执行人进行思想道德及法制教育，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法喻人，努力促使案件和解执结。
二、在实体裁判上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刑事审判中，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重大暴力犯罪案件，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充分体现严打精神。对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首先严把被告人的年龄事实关，坚持实现被告人供述、父母证言、当地户籍证明在被告人出生时间上的一致。近年来，有多起年龄存疑的案件经审判人员认真核查，更正了公诉机关的指控年龄，直接避免了未成年被告人受到不应受的刑事处罚。其次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刑罚处罚时，强调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一方面引入缓刑听证程序，由法庭充分听取各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的意见，增强非监禁刑适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将监禁刑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最后处罚方法，充分考虑轻处罚情节，尽量适用非监禁刑，既有效避免了监禁的“交叉感染”，又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教育矫正功能，实现了未成年人权益的最大化。
在民事审判中，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离婚案件，不仅应慎重处理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内的未成年人问题，还应妥善处理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外的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等权益保障问题，以保障未成年人在这类案件中接受抚养、教育、亲情探视等权利的实现；对于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赔偿金额上给予未成年受害人政策上的倾斜；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公平原则的适用，将受害未成年人的损失分散到社会中，以有效地实现其权益保护。对于普通民事案件，注意平衡各方成年当事人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实现权利主张人合法诉求的同时，通过保留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或适度延长履行期限等方法，为权利义务人的家庭保留必要的抚养未成年人的财产，以实现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司法保护。
在执行程序中，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努力做到“三个穷尽”，即穷尽执行程序、穷尽执行措施和穷尽财产线索；同时大胆拓宽执行思路，例如对于申请人执行权利的实现涉及到未成年人生活、教育等基本保障问题，通过对被执行人所在单位提前支取10年劳务费等方法，及时保障了未成年申请人基本生活及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抚养费案件的执行，特设银行储蓄卡制度，通过款项交接在银行，有效地避免离婚双方当事人见面，提高义务人履行义务的积极性，较好地保障抚养费的专款专用。对于生活困难急需执行款，而被执行人一时无法找到或确无履行能力的未成年申请人，优先适用“执行救助基金”，通过临时性的经济帮扶，使其维持基本生活及接受必要教育。
三、适度延伸，进一步扩大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对于符合适用非监禁刑条件的在校未成年被告人，主动与学校联系，努力为其保留学籍。2003年至2006年苏州市法院共帮助527名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落实监管帮教措施，并为其中半数以上人员保留了学籍，使其获得继续完成学业的机会。
针对审判中发现的管理混乱、易滋生犯罪或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家庭因素，及时向相关单位及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其及时堵塞漏洞、加强管理。
建立回访制度。刑事审判庭定期到少管所，帮助被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不定期地通过个别谈心、集中座谈、上法制课以及“我和小树一同成长”的植树活动等形式，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进行帮教，有效地将苏州市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率控制在0.5%以下。民事审判庭在回访中，通过发放“一份调查表”、“一份公开信”、“一份法制宣传资料”的举措，来了解和帮助涉案未成年人更好地生活、学习。执行庭为申请执行的特困未成年人设立特困档案，在案件执结后通过有针对性地回访、与当地基层组织保持联系等方式，督促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以确保涉案未成年人维持基本的生活、接受亲情探视等权利。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6
一、美国家庭学校的产生
最初，美国的家庭学校是在一些保守的基督教家庭里进行的。因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标榜其消除种族歧视，提倡多元文化并存，但是许多公立或私立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和价值观与某些家长的宗教观念却不完全相符。而且，学校通过学校教育这种强势文化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儿童，使得许多较为保守的家庭难以接受。因此基督教等信教教徒发起了传统的家庭学校，并努力让其合法化。目前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学校的创办是因为宗教原因，他们除了传授读、写、算等基础知识，还极为关心孩子的道德教育。
经过数年，家庭学校也逐渐地被那些不满意公立学校教育效果的家长所接受。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学校里日益加剧的校园暴力、校内枪杀、低俗文化的泛滥、吸毒、酗酒等恶劣现象对孩子造成严重的身心危害，家长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容易受到坏的引诱而走向犯罪，在家上学则可为其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这是大多数家长，大约四分之三的父母选择家庭学校的原因。另一方面家长对美国学校的教育质量连年下降极为不满，认为学校采取的僵硬的教育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而且这种教育形式不重视学生的个性化要求，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及能力。尽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对公共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实施了发行教育券、建立特许学校等措施，但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于是很多家长把孩子的教育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开始了家庭学校。同时随着家长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家庭学校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这些情况导致接受家庭学校学生数量的明显增加。目前，据估计美国有超过150万的学生，并且每年以大约12％的增长率增加。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多实施家庭学校的人面临罚款或入狱的处境，然而，经历了很多年的法庭争论、一些热情的支持者的推动，家庭学校逐渐在每个州争取到了合法地位。至1993年，家庭学校的法案在美国50个州均获得通过，家庭学校与义务教育一样是合法的，家长可以在家中承担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课程的教学任务。
二、政府对家庭学校的管理
早期反对家庭学校的一些人认为，家庭学校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是不相等的，但是在1967年的新泽西州诉玛莎一案中，法院判定在学校以外的地方提供同样的教育仅需具有相同的教学能力就行了，与社会缺乏接触并不影响家庭教育的质量。
尽管各州均裁定家庭学校合法，但是为了保证学生在家庭学校中能接受和公立学校相当的教育，各州在法律条文中对家庭学校都进行了一些限定。在多数情况下，法院认为对家庭学校进行限制是合乎宪法的，对家庭学校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家长具有教师资格证书
在格利格诉维吉尼亚州一案中，维吉尼亚州的某法院支持该州的一项强迫入学法案，该法案要求家庭学校的教师必须具有助教或教师资格。密西根州的一项法律也获得法院的支持，该法令要求家庭学校的教师要符合教师资格要求。在皮普尔诉贝内特一案中，学区要求从事家庭教育的家长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些家长以宗教原因拒绝接受，但是密西根州最高法院不支持家长的这项要求。
2.为家庭学校教学建立统一的标准
有些州对家庭学校作出统一要求：家庭学校的教学计划要基本上具有与公立学校相当的水平；学生要参加标准化测试或其他形式的评估，并达到最低要求；每年的教学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最低学时，服从学区的课程计划，要达到课程科目要求；家长的学术水平要达到最低要求。但是这些规定不能影响家庭学校的正常教学。在1998年的布如奈尔诉林恩公立学校一案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认为，学区要求家庭教育要获得批准就要接受地方教育行政官员的家庭巡视是无效的。法院解释说，家庭巡视对政府的教育利益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不能把其强行作为批准家长进行家庭教育计划的条件。在这项判决中，法院指出教育官员如果已经检查了家庭学校计划，并对家长的教育资格、课程内容、使用的教育资料、用于教育的时间和学生评估计划等表示赞同的话，就没有必要对家庭学校的日常教学过程进行检查与巡视。
3.定期评估接收家庭学校教育的孩子的学业成绩
在1993年的诺尔诉教育部一案中，某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儿童的标准测验成绩低于全体成绩的40％，而且经过家庭补习后，仍不能有所提高的话，该儿童就不能继续接受家庭学校教育，而应返回公立学校进行教育。法院认为这项立法具有合理的依据，并且既不损害家长的一般自由权利，又不侵犯他们的平等保护权。
4.要求家长定期地向学区官员报告
政府要求家庭学校汇报学生的学习情况的规定在州政府诉瑞薇若一案中得到支持，汇报的内容包括提供课程大纲、每周的授课计划并且要求提供用于教学的总课时。尽管这些要求受到家长自由行使原则的质疑，尽管家长抱怨说，政府对课程提出的一些要求，将导致无神论及异教信仰，并且因圣诞老人之类的世俗人物而降低基督教节日的重要性，但是这项涉及州对家庭学校进行监控的法律还是获得了支持。法院对此解释说，该法令并没有违背自由行使条款，因为它是适用于所有的儿童，并不要求改变家长的。
5.家庭学校学生参与公立学校课程和课外项目
近年来，有关家庭学校的法律争端来源于公立学校课程和课外项目的参与问题上。家长试图利用一些他们认为对孩子的成功有益的公立学校资源。例如这些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学习先进的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外语、音乐或艺术；另外一些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参加一些公立学校的课程和课外活动，比如体育运动或其他的课外活动。但这取决于各州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迄今为止，法院未对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或上课的想法表示赞同。在1998年的斯汪森诉格思里独立学区一案中，法院支持学区的全时入学政策，该政策不允许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学生在部分时间（part-time）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因为接受部分学校教育的学生没有资格享有政府的财政补助，教育委员会害怕允许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孩子入学，将会导致私立学校的学生以同样的理由要求使用公立学校的设施，而在没有相应的政府财政补助增加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会导致公立学校的运营困难。
因为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所以家庭教育的拥护者把注意力放到州立法机关上。因此包括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和爱达荷州在内的几个州已经通过法令，为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学生设立了一些资格限制，允许符合资格的学生使用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尽管各州法令在某些方面不同，但是一般的限定资格都包括：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所获得的分数，是否满足对普通学生的要求，是否符合参加活动的学生标准。另外一些州也有一些不同的规定，如缅因州颁布的法令规定，只要地方教育部门同意，就允许学生参加公立学校的活动。
三、启示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7
内容提要: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一、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的对象
日本少年法与少年司法制度规范的对象被称为“非行少年”。非行少年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与虞犯少年。犯罪少年与触法少年在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过，日本刑法第41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的行为，不受处罚。”根据此规定，少年法把可以成为刑罚对象的14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犯罪少年”与不能被课予刑罚的不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作了区分。与“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不同，“虞犯（有犯罪倾向的）少年”，并没有触犯刑法，而是有被称作“虞犯（有犯罪倾向）事由”的一定品行，并且，根据他的性格或环境，将来可能会犯罪，或具有触犯刑法的危险性（我们称其为“虞犯性”）。
（二）规范的相应制度
在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对非行少年课予刑罚的制度（以下称“刑事司法制度”）、课予保护处分的制度（以下称“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和实施福利性措施的制度（以下称“儿童福利行政制度”）{1}。www.133229.com
日本“儿童福利法”独立于少年法，这部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是“儿童”。同少年法一样，该法以“培养儿童健康成长”为目的，其组织机制是，由都道府县知事以及接受其委任的“儿童相谈所长（儿童咨询所负责人）”等行政机关来决定各项“福利性措施”。接受这类福利性措施的儿童，大多是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孤儿、被虐待儿童等没有做过越轨行为的儿童，但未满18周岁的越轨少年也可以成为儿童福利法的保护对象。
（三）少年案件的分流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触法少年或虞犯少年时，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被优先考虑。家庭法院接到由各都道府县或者儿童咨询所移送的少年案件，可以决定审理。如果行为人是14周岁以上的虞犯少年，原则上发现少年案件的人必须通告家庭法院。但同时对于未满18周岁的虞犯少年，警察或者保护人认为比起直接移送家庭法院或者通告家庭法院，通过福利措施来处理更为恰当时，可以直接通告儿童相谈所。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犯罪少年时，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而需要交纳罚款的场合之外，对于可能涉及罚金以上刑罚处罚的犯罪嫌疑案件，警察将其移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如认为有犯罪嫌疑时，或者虽然认为没有犯罪嫌疑，但是认为有理由应当将案件移送家庭法院的，该案件必须被移送家庭法院。移送时可附有关少年处遇意见。
（四）以家庭法院为中心的处理程序
1．家庭法院的调查与少年鉴别所的鉴别。家庭法院在接到由检察官等移送的案件，必须对该案件进行调查。可以命令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对该少年、保护人或者参考人进行取证调查，也可以将少年移送少年鉴别所，要求进行资质鉴别。
根据调查结果，家庭法院认为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已经足够时，必须将该案件移送各都道府县行政机关或者儿童咨询所。认为不能开庭或者不适合开庭审理的，可以通过不审判的命令来结束该案件。如果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话，可以做出开庭审理的决定。
2．家庭法院的审判。家庭法院审判通常实行独任制，如果认为需要由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的，则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判是非公开的，开庭之日传唤该少年及其监护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出席。审判可以允许少年的亲戚、教师以及其他认为可以列席的人旁听。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检察官也可以出席审判。检察官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对证人进行讯问、可以对少年提出问题，请求证据调查，陈述意见。
3．少年案件的审理结果。少年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可分为，审判不开始决定、不处分决定、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决定、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保护处分的决定。
审判不开始决定是指最初就决定不开始审判。不处分决定，即开始审判，但不处予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检察官处理、保护处分中的任一处分。
根据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判决，案件被转移到儿童福利行政系统。以厚生劳动省管理的机构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系统，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法律强制力更低。
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也被称为“逆送”。因为，审判的结果是把从检察官移送到家庭法院的“犯罪少年”的案件，再次移送到检察官那里。通过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犯罪少年”的案件被转移到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基本等同于对成人的刑事程序，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更具有法律强制力。
（五）家庭法院分流后的处理与执行
1．移送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检察官接到家庭法院逆送回来的案件，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原则上必须提起公诉。案件程序几乎与成人案件程序相同。但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应当采取保护处分的，以该决定为准，案件将再次移送到家庭法院。
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少年，应当判处死刑的，处以无期徒刑。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即使应当处以无期徒刑的，可以处以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刑。对于少年应当处以3年以上的长期有期刑之时，在该刑期之内，处以不定期刑（不定期刑分为长期刑与短期刑，短期刑为5年以下，长期刑不得超过10年）。
2．保护处分的执行。保护处分分为保护观察、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移送到少年院这三种。
（1）保护观察。保护观察是指，使少年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进行指导监督、制定生活的目标和指针，同时提供就业援助和住宿，以此促进其改过自新的制度。是在社会内处遇的一种形式。保护观察自身除了作为保护处分的一种形式，在少年从少年院假释、也包括成人从监狱假释时，也会执行附带保护观察的假释。
（2）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都是厚生劳动省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的援助定位于对未满18周岁的儿童开展为使其自立的援助。在这些机构里，不仅有因为保护处分送来的儿童，还有通过儿童问题咨询所送来的受虐待儿童。特别在儿童养护机构里，后者更多。因此，与少年院不同，这是相对开放的机构（例外的是，国立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里，也有一些限制儿童行动自由的采取强制措施的设施）。
（3）移送到少年院。少年院是收容从家庭法院移送过来进行保护处分的少年，以及在少年院里接受刑罚的少年，对其进行矫正教育。在少年院的处遇，是机构内处遇的一种形式。少年院基于“个别处遇计划”，积极设法使处遇个别化和分类处遇。少年院分为初等少年院、中等少年院、特别少年院、医疗少年院四种，
少年院与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在基本的方法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少年院采取“一边养育一边纠正”的方式，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采取“在自然成长中加以纠正”的方式。正如过去把它们分别称为“矫正”院和“感化”院那样，存在着使用外力进行教育和依托儿童自身进行教育的不同之处。
综上，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可用下图表示：（略）
二、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或越轨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对象与规范制度
中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越轨、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规范对象可概括为两分法，即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
刑法之内，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遵循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分则关于各种犯罪的规定。这一部分，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一的“犯罪少年”。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刑法之外，对未成年人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可归纳为：
1．收容教养。我国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收容教养的对象为行为触犯刑法，但按照刑法规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二的“触法少年”。14周岁以上的触法少年属于收容教养的规范对象，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般不予收容，除非其行为非常恶劣，并且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公安部门批准。
2．劳动教养。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较有争议，它既不是一种刑事处罚，也不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挽救措施，而是介于刑事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性的、独立性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2}。可以说劳动教养主要是对应成年人的制度，在少年矫正领域，规范对象为16周岁以上的人。
3．治安处罚。治安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具体规范对象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未成年人违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可能成为治安处罚的对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4．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是对实施卖淫、嫖娼行为的人可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年满14周岁到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在规范之内。收容教育期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组织文化学习以及生产劳动。收容教养后仍不思悔改再次卖淫嫖娼的，由主管劳动教养的政府劳教委员会裁定劳动教养。
5．强制戒毒。强制戒毒被认为是一种保安处分{3}，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人员可以采取的强制教育与在治疗措施。未成年人作为毒品依赖者也可以成为这种强制医疗的对象。如果戒毒后再次复吸的，裁定劳动教养。
6．工读学校。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和品行偏常的未成年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中的特殊形式。工读学校招生的对象是已满12周岁到不满18周岁客观上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少年。现在工读学校入学的程序由原来的按照严格的审批程序改变为由家长、学校、工读学校三方面相互协商一致后决定{4}。
7．福利保护措施。是由政府民政部门及主管的福利机构对市区失去养护教育、流浪与社会上的孤儿收容抚养的教育措施。
8．社会帮教。社会帮教既不是行政处分，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群众性、社会性的帮助教育手段。帮教对象可由学校、单位、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及家庭商定。
从上述实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可将规范制度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与刑事司法外系统，即行政系统。
（二）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流与处理
1．公安机关的分流与处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8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是指：（1）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2）刑法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案件；（3）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予以劳动教养的案件；（4）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予以治安处罚的案件；（5）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案件；（6）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案件。其中（1）中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2．检察机关的分流与处理。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以及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案件，如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办理。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3．法院的审理与分流。对于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由合议庭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以外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或者教师、公诉人等参加有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合议庭可以邀请其参加宣判后的教育。判决宣告少年被告人无罪或免除刑事处罚，如果被告在押的，当然应立即释放。但同时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三）少年案件分流后的执行与矫正
1．刑罚的执行。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有期徒刑与成年犯罪人分开，由未成年人管教所来进行教育改造。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非罪行极其严重的，一般不适用无期徒刑。拘役刑在拘役所执行。管制刑，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改造。关于财产刑对未成年人的适用，一般不判处没收财产。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判处罚金。关于资格刑，除刑法规定“应当”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人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2．非刑罚的方法。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有：赔偿经济损失和赔偿损失；训诫、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收容教养，家长、监护人管教；强制医疗；没收；劳动教养，送至工读学校、社会化矫正与帮教措施等。
三、从中日少年案件的实然分流与处理程序看少年司法模式
（一）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
通过实然的少年案件流程图描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非行少年案件对应的三种制度系统，即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其中以少年保护司法制度系统为中心，处理与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主要是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进行系统间的分流处理，尤其是可以逆送返回检察院，重新在刑事司法系统提起公诉。
而我国实行流线式分流，一般先由公安机关区分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严重违法案件，再由检察机关通过起诉与不起诉决定分流，最后由法院通过审判再次分流，判予刑罚处罚或非刑罚处罚等措施。这种分流方式基本上是两分的，即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即使在具体程序与处罚上，对于未成年人有区别于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与措施，但整体程序仍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
（二）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
在日本少年法中规定的规范对象非常明确，即三种类型的“非行少年”，出于保护少年、有益于少年健康成长的目的，对这些少年的处理措施，采用“保护主义优先”，同时保护措施在司法系统（家庭法院为主导）内监督实施。家庭法院在承担传统司法的审判职能外，还肩负着教育与感化的职能。如家庭法院调查官，属于处理家庭案件以及少年案件的家庭法院，以法学、人类行动科学的各种知识为基础，承担着调查家庭内纠纷和少年越轨背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任务。
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的是涉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为严重违法案件，这种二分法使得大多数相对于日本的触法少年、虞犯少年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多数由公安机关处理，无法得到司法正当程序权益的保障，同时如劳动教养、强制医疗等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基本上适用成人的规定。
经过流线式分流最后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仅为“非行”少年案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从犯罪学标签理论的角度看，有利于越轨少年避免受到刑事标签结果的不良影响，但落实到个体权益上，由于公安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的任意性和目前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措施的严重性，脱离司法视野的未成年人的权益很难充分保障。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日本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独立且关联于刑事司法系统，将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及其有犯罪倾向的虞犯少年都置于规范视野之中，案件处理以家庭法院为主导，处理手段保护处分优先，属于储槐植教授所概括的“严而不厉”的模式，而我国将犯罪以外的越轨或严重违法行为拒之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客观上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同时由于司法外的行政处理没有相应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少年的处理容易或重或轻，从保护权益与预防再犯的角度来看有失公正与效益。
（三）少年司法的独立关键于司法法的存在
司法法以裁判为特点。在法律的规定上，采取独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立法形式。这种立法形式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志和关键所在。首先，从立法上看，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是有关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必须是独立的。这是把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与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存在本质上不同的逻辑上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的外部表现。这种独立是实质性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形式问题上的需要。其次，如果说有关少年法的独立性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质要求，那么，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不仅需要有特殊的实体法的规定，更为关键的是要有程序法的规定。只有具备了程序法的规定，才能使少年法成为一种司法法，具有裁判性，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少年法就不可能成为司法法，不可能形成为司法制度。因此，少年法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方面，程序法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没有独立的少年程序法规定，就没有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就是这样的司法法{5}
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差异关键在于具备司法法特征的少年法的有无，没有少年法的支撑，少年司法难以从成人刑事司法从独立出来。缺乏少年法的制约，处理少年案件的行政权力难以得到制约。缺失少年法，在保护少年权益与预防少年再犯两方面，无法实现长期的公正与效率。
尽管西方存在关于少年法院的存与废之争，少年法在严刑与宽容两者问动摇，少年司法在司法与矫正间推移。从实然中日两国的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比较结果角度，笔者认为，少年案件的处理主体应主要由家庭法院来完成，包括不负刑事责任的触法少年和有犯罪倾向的不良少年都应纳入司法规范的视野，少年司法不仅应在具体程序和措施上区别于成人，更应独立于刑事司法系统，而这些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在刑事系统中的基层实践或局部试点，而在于全国统一的明确的少年法的生成与适用。
【参考文献】
{1}（意）戴维·奈尔肯．比较刑事司法论（m）．张明楷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
{2}石川正兴．和谐社会建设与犯罪人矫正制度一一越轨少年相应法律制度的最近修改动向（a）．苏明月译.王牧．犯罪学论丛（第四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399．
{3}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94．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8
【关键词】初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中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关系到革命前辈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总的来看，我国中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是好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新时期未成年思想道德状况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些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相当一部分中学生法制观念淡薄，缺乏防患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中学生当中不同程度的滋生；绝大部分学生动手能力差，依赖性强，缺乏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此种种问题，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格格不入，非常不协调，着实令人担忧。
以上存在问题，追根溯源，总的来说，是由于目前三个方面：即家庭、学校、社会在教育子女、学生、青少年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各方面还存在种种弊端和误区造成的。大致而言，学校因素有德智失衡，知行脱节；家庭因素有方法不当，环境不良；社会因素有审美错位，监管不力。
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中学生工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适应新时期中学生成长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和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网络，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为促进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家庭方面：潜移默化言传身教
家庭是子女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起着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的作用。青少年的品德情操最初是从父母那里观察学习而来的。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做父母的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要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严格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道德修养，注重自身形象，优化自身道德人格，为子女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以示范引导孩子的成长。除了正确引导外，父母还要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循序渐进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有理智、有分寸地关心爱护孩子，正确对待孩子的要求。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过分溺爱，做到爱而不放纵。父母在与子女朝夕相处中，要抓住任何机会运用日常生活的大事小节对子女进行正反面教育，使孩子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和形成独立的人格。
一学校方面：
1、转变观念建立机制
要切实落实素质教育，引导中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除了国家和政府部门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矫正“指挥棒”的指向外，各级学校也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到开展德育工作对培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肩负起教书育人的责任，从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为此学校必须建立各种督导和考核机制。比如：各学校要建立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在每学年结束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估，对品德优秀学生颁发单项奖；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要作为升入高一级学校重要指标和录取依据；对省市县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的评选，必须将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列为重点考察。学校建立健全德育工作的运行机制，做到责任落实，具体到人。要加强对教职工履行育人职责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职称评定、评选先进的重要依据。对优秀学校领导的考核，也要把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之中。
2、加强教育规范管理
学校教育是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的主渠道。当前，要抓好下面两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课堂教学中各学科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教育，引导广大中学生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培养崇高的爱国情操和优良的思想品质。同时结合每年的弘扬民族精神月进行专题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爱国情操。二是进行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开设法制课，聘请优秀政法干警为法律顾问、法制宣传员，对学生进行法律、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开设心理咨询，办好心理健康专栏，有针对性地对青少年进行青春期生理教育和性知识教育，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帮助他们排解心理障碍，引导学生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解除不健康心理对其学习、生活的影响。四是加强集体主义教育。人的个性发展必须反映社会的需要，但人的个性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所以必须提倡“我为人人”的崇高风尚。
3、环境熏陶实践感悟
要把美化校园环境，提升文化品位作为推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增强环境育人功能。有条件的学校可聘请专家学者进行科学论证、精心设计体现时代风格、富有教育内涵的校园文化景观，使学校的每一处都能洋溢浓厚的文化气息，使青少年学生一走进校园就能感受到优美环境的熏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积极探索班级文化、走廊文化、板报文化建设的新形式、新思路，使校园的每一面墙都能激励人向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发挥育人的功能。
实践感悟是打开少年心灵、培养优良品质的钥匙。把掌握思想道德知识和进行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寓道德教育于生活实践之中。根据不同层次的中学生的特点，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
三社会方面：
1、高度重视建立机制
同志曾指出，加强和改进中学生思想建设，是全党全社会必须共同承担的重大任务。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教育行政机构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高度重视，建立机制，加强领导，落实措施。
2、正面宣传营造氛围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9
关键词法国夏令营素质教育
夏令营在我国早年属于公益性的主题活动，受众面较窄，主要针对经过层层选拔推荐的优秀学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夏令营逐渐市场化，不再是精英青少年的专属。近年来，我国的夏令营市场迅猛发展。2013年1月，《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1]因此，我国夏令营未来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然而，由于当前缺乏对夏令营组织的相关行业管理条例，缺少科学化的管理手段，夏令营的举办过程中呈现出诸多隐患和问题，乱象丛生，如管理无序、缺乏安全保障、收费过高等。了解法国夏令营运行模式的理念和实际经验，对于探索和完善我国青少年夏令营的具体策略与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国夏令营的发展及特色
1.法国夏令营的发展
法国中小学生课外时间相当充裕，除暑假的两个月外，学生还享有四个两周左右的小假期。法国政府于2006年8月通过了《社会行为和家庭法》的相关条例修订，将之前存在的各种课外托管形式统称为未成年人集体接待。具体划分为以下三大类型七种形式：一是有住宿的接待，其中包括假期旅居、短期旅居、主题旅居、接待家庭假期旅居;二是无住宿的接待：包括课外活动中心和青年接待中心;三是童子军。[2]在上述七种形式中，假期旅居（俗称夏令营）是中小学生假期生活的主要形式。
全世界有组织的夏令营始于1861年。[3]1876年，瑞士牧师wiLHem在欧洲开创了第一个夏令营，将其命名为假日营地。[4]19世纪中叶的法国，天主教会一直负责组织青少年的娱乐活动。1881年，法国牧师LoRiaUX在法国创办了第一个夏令营。[4]随后法国出现了“天主教夏令营联盟”和“新教夏令营中心”。1900年，全法国大约8200人次参加夏令营[4];2007年超过1100000人次参加了24000项夏令营[5];2012年，约1400000人次参加了30000项夏令营。[6]夏令营规模稳步发展。1905年政教分离的法律让夏令营和学校的教育制度一致，1968年的“五月革命”运动让夏令营摆脱传统的束缚，打破思想的禁锢，活动的组织和设计都有了转变。[4]
法国夏令营可以按参加营员的年龄划分为三类：（1）幼儿夏令营。（2）儿童夏令营。6～12岁年龄段的儿童是夏令营的核心人群。这个年龄段的夏令营是多活动、多学科的类型。活动主要是围绕体育、文化等方面展开。（3）青少年夏令营。夏令营主要开展一些特色活动，如：艺术、体育活动;环境探索;环保活动等。夏令营让贫困家庭子女有机会尝试学习一些昂贵的体育运动，如：网球、帆船、山地赛车等。国外旅游是夏令营的一个主要类型。青少年已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外语学习的需求、对他国文化的好奇心、接触其他民族人民的意愿这些都构成了国外旅游的动机。语言游学也是不可忽视的夏令营形式。
2.法国夏令营的特色
（1）鲜明的教育特征
法国青年、体育和社团生活部（下文简称青年部）明文要求，任何夏令营都必须向省级有关部门上报教育计划。夏令营的生活条件必须要保障青少年身体、情感、道德的发展;提供健康均衡的膳食;尊重个人，提高批评、分析能力，鼓励首创精神，培养集体责任感;通过游戏、多样化和创造性活动、探索大自然等促进个人成长。教育计划的内容体现了主办者的定位。以“法国教育协会”为例，它公布的教育计划是让儿童通过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体验来构建“人”的概念;让儿童用他们的视角来看待教育的概念;诠释了教育计划要求儿童尊重他人的信仰、观念、身体、心理、审美的特征;促进儿童提高自理能力，提升个人在社会、集体中的责任感;在符合自身的需要，了解个体差异，自由、安全的条件下，个人获得最大的发展。[4]
教学计划是夏令营应该达到的具体目标，由主管和教学团队共同起草，具体策划详细的活动日程。教学计划既包括日常生活（饮食、休息、卫生）的安排，也涵盖具体的各项活动（趣味活动、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等）的开展。所有活动要阐明内容和开展的条件（人力、物资、财务等）。
对夏令营的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评估方由主办者、家长和青少年构成。夏令营的评估结果提供了数量和质量的数据，有利于主管部门总结情况，为指导日后工作奠定了基础。
教育计划和教学计划表明法国夏令营的活动都实施设计和组织的原则。夏令营是建立在教育计划上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公民化教育的最好机会。
（2）规范的法律保障
1906年，第一届法国夏令营年会在波尔多市召开。在夏令营开办的最初几十年，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直到1920年，法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正式文件的起草和颁布。1935年，颁布了夏令营章程。1938年，诞生了夏令营的第一部法律。1976年颁布了现代夏令营纲领性文件。30多年后，它依旧是2008年夏令营章程的主体结构。[4]此外，若干法令、决议和通报等覆盖了夏令营的创办、教学计划、活动组织、师资、卫生、评估检查等各个方面。
（3）主办者的多元化
据法国青年部统计，夏令营的主办者中75%是协会、23%是地方行政单位和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是商业公司。[4]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夏令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经济危机让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得不调整社会策略，许多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授权协会组织夏令营。[4]目前法国夏令营大多由协会主办，主要由两大阵营组成：一是教会背景，主要围绕“法国假期中心联盟”（UFCV）;二是非教会背景，主要是属于“户外青年协会”（Jpa）。不过近年来，曾经带有宗教色彩的“法国假期中心联盟”也声明了自己的非宗教身份。目前，规模小的协会参与夏令营组织大幅度减少。
（4）专业的工作人员
法国夏令营接待至少7名中小学生，提供至少4晚的住宿。配备一名主管，100人以上的营地增加一名主管助理，150人以上，每增加50人，增加一名主管助理。1名辅导员管理8名6岁以下儿童或者12名6岁以上儿童。[4]夏令营是教育活动的场地，师资应该是直接或间接实现夏令营成功组织的最好条件。法国400万中小学生中超过30%参加夏令营。按照一个辅导员负责12个儿童计算，大概共需要10万多名辅导员。有不少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加入了夏令营教育团队。夏令营的主办者和政府联合组织培训相关人员，并授予部级文凭。管理者必须拥有未成年人接待中心负责人资格证书（BaFD），辅导员必须具备未成年人接待中心辅导员资格证书（BaFa）。培训由政府和国民教育协会联合管理。政府负责制定章程，具体条例和培训协会、主办者、青年部代表协商讨论，指定有资质的协会进行培训。由青年部的省级或地区级部门在培训过程中开展检查。由行政部门和协会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根据培训期间的评语和学员的培训总结进行评审。[7]
（5）教育的机会均等
为了保证参与夏令营的平等，尽量不会因费用问题阻碍青少年参加夏令营，多个机构对夏令营组织资助，所以收费虽然因类型、地域而有差别，但价格都相对低廉。以在Calvados省为期一周的大自然探索夏令营为例，价格为379欧元（法国人最低税前月收入2015年为1457.52欧元）。[8]低收入家庭还会申请到相应的资助。
多个专业网站提供全法国的夏令营汇总信息。青少年可以根据夏令营目的地、时间、活动类型等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夏令营，并获得全面、准确的资讯。
互助的价值观教育理念让残疾儿童同样享有参加夏令营的权利。2005年颁布的法律规定，法国将于2015年达到接待各类残疾儿童的可行性目标。[4]
（6）政府全方位参与
在法国，夏令营管理工作隶属于青年部。政府主要负责立法，相关的规章。青年部通过两个机构实施：一是假期中心技术与教育委员会（Ctp-CVL），由青年部的省级部门代表、其他相关部委或机构代表、民众代表（夏令营主办者、培训师、夏令营主管等）组成。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国民教育和青年委员会（CnepJ），由青年部主管，协商所有涉及国民教育或青年普遍关注的问题的法律和法令草案，其中包括对夏令营相关领域提出各项必要的建议。[9]
夏令营的发展须要得到家长的支持，要从儿童安全保障的角度让他们安心。在出发前将相关的计划等信息告诉家长，家长可通过手机等现代通讯设备，以及网站上及时更新的照片、视频、博客等及时获得夏令营进行中的信息。政府每年都会公开夏令营预算，关注传媒、推广信息。政府还在夏令营工作人员培训和评估等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7）多渠道经费来源
法国夏令营组织的经费除了营员的缴费外，主要来自家庭补助基金（CaF）、互助协会、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地方行政单位、省议会等，呈现出多渠道投资体系。组织夏令营的协会也积极参与经费的筹措，不同的协会设计了多种方案。以“户外青年协会”为例，他们以卖邮票的形式通过教育机构的师生来募集资金。
最近调查显示，目前夏令营的参与人数在不断提高，但是发展不均衡。政府大力资助贫困家庭，忽略了中等收入家庭，因此这些家庭的青少年参加夏令营越来越少。同时，夏令营相关资助分配不均等，有些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家庭获得多项资助。为此，有关专家呼吁权力机构应该好好考虑此现象，应建立一个集中协调的平台，因为由于信息的不畅通，导致许多弱势家庭没有享受到他们本应享受的夏令营资助。
二、对我国夏令营开展的启示
1.建立完善的法律和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夏令营缺乏法律、保险等制度，现状混乱、名不副实、价格昂贵。“对于暑假而言，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应该承担起组织者、协调者、实施者、监督者、评价者的角色，为学生提供正确的引导和切实的保障，既保证学生在假期里得到充分休息，又积极创造条件指导学生开展有益活动，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尽到应有的责任。”[10]政府首先要尽快出台对夏令营组织和管理的具体法律条例，明确夏令营的主管机关和性质。结合工商、卫生、物价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和管理条例。对师资配备、餐饮标准、安全保障及收费等制定相应的具体条例。应由共青团、少工委、教育部牵头，通过各级机构贯彻执行相关条例，严加规范，具体到每个环节。目前，国内夏令营市场鱼龙混杂。政府应对开办夏令营的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中心、旅行社及公司实体等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行业标准的机构颁发许可证，其管理监督应严于旅游资质。应该组织各相关部门对夏令营进行检查。对于出现的各类问题，限期整改，否则取消举办夏令营资格。对于检查结果，政府工作人员应以报告的形式归纳评估结果，并及时公布。同时，可以多渠道收集信息，听取家长和学生的反馈意见，对各项重点和须要改进的地方进行调研以便今后更好地指导夏令营工作。
2.建立夏令营品牌营地
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城市儿童熟悉户外生活。随着夏令营市场的不断发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构建以教育为核心功能的夏令营品牌营地。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夏令营事业的发展，将其逐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大力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兴建营地。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等进行扶持从而降低夏令营收取的费用。可以进行试点，探索适合国情的夏令营营地建设。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再将成熟的模式逐步推广。
家庭教育令的法律依据篇10
［关键词］少年司法；理念；完善
［中圈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一、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
从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法起，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历史中世界各国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各自模式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司法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以很难给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归纳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少年违法行为所进行的刑事诉讼及其教育改造方法的总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概念是指处理少年案件的侦查、、审判、惩罚与矫正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还包括少年福利案件、少年保护案件及少年侵权案件的处理制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是指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教育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制度。
第四种观点认为，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以少年生理、心理特征为依据规定的，以少年犯罪为主的少年案件的审理、处置和矫治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第五种观点认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是以预防少年犯再次犯罪为目的，根据少年生理、心理尚不成熟、容易被污染、自律能力差的特点，以保护为出发点，采取刑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以不同与成年人的独特的审理和处理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现代法制制度。
上述五种观点是学术观点中比较主要的观点。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少年司法制度下的定义，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是指从预防与保护少年为目的，以少年生理、心里特征为依据，在审理、处理与矫治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上区别与普通司法制度的特殊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少年司法制度从广义角度考虑比较适应目前国际上对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因为目前从我国某些地区的少年法庭受理的少年案件管辖范围来看，不仅有违法犯罪的案件，而且越来越重视对少年侵权案件管辖。
二、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是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它贯穿整个少年司法制度中。无论在侦查、、审理、处罚少年案件，还是在矫治犯罪少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或者在保护少年权益的案件里、或者在少年立法中都应遵循这些理念
(一)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
少年司法制度产生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综观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就会发现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所以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日趋扩大，各国少年立法、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也随之而发展和逐渐完善。
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于美国利诺斯州，可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的“国家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渊源于古代罗马法的国王亲权学说。该学说强调国家和政府应对全体的少年儿童承担起保护与教育的职责。所谓的“国王亲权”学说是指父母只是一家之主，而国王则是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因此，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保护他的臣民，特别是要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其财产的儿童。这是当时英国法庭大法官管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及财产的未成年人的贵族聘请监护人，以便对少年贵族及其财产予以监护。在公元12、13世纪以后，英国监护法部分地继承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国王亲权”学说。在15世纪该学说逐渐演变成英国衡平法中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惩办官吏”的法律理论。依据该理论，国家在家长虐待或遗弃孩子时，有权依据法律处罚家长，剥夺家长对孩子的照管权。在少年司法中就是依据这个理论建立少年监护制度，强化国家对少年儿童监护和保护职责。
美国在建立少年司法制度时继承了英国监护人制度的理念，基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理论，需要将监护权委托给父母及家庭进行护理与照管。从社会和国家利益考虑，少年儿童不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因此，家长只是依据国家委托履行自己义务。如果监护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权，国家有权收回监护权自行处理。这一理论的建立，从法律制度上确立未成年人的地位。
(二)儿童不能预谋犯罪
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对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审理、处置与矫治制度也是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儿童不可预谋犯罪”的理念。依据该学说，7岁以下的儿童不可能由预谋犯罪的意图。因此，在各国的刑法或少年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基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做出了特殊的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即使实施犯罪行为也不负刑事责任。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中规定，少年实施与成年人同样的犯罪行为，但在审理上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审理方式，如圆桌会议或者商谈会议、讯问口气比较温和；在处置上也区别于成年人，如对少年的处罚要从轻、减轻。总之该理论精神在世界各国的少年立法之中均有所体现。
(三)突出以教育、感化为主的教育刑
随着对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的科学化的深入发展，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兴起，主张对待犯罪人应排斥传统的报应主义，从预防犯罪人角度把报应论演变成为社会预防理论，强调对待犯罪人的刑罚处罚不再是报应而是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与感化，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人再犯。实证学派的兴起，使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学科角度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并在处罚少年犯方面提出各种矫治措施，如心理矫治、社会矫正。但是无任采取什么措施都重在教育、感化，从有利于少年犯回归社会考虑对其进行刑罚个别化处遇，以利于其再社会化教育。
上述三点是当代少年司法制度中主要基本理念，在对少年权益保护案件与少年犯罪刑事案件侦查、、审理、处罚与矫治全过程司法机构都以这些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三、少年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原则。少年司法是普通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社会和保护少年。因此，少年司法机制在运转过程中既要顾及社会保护、社会防卫，又要考虑到少年司法主体的特殊性，少年司法对少年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在少年司法中，将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融合到一起，这是少年司法的重要课题。少年司法是从普通司法分离出来的一个部分。它即是普通司法组成一部分，又是独立的司法。因此，它具有
普通司法的一般维护社会、保障社会利益的功能，但是又有保护其特殊主体的功能。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本是统一任务，但由于犯罪少年的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社会利益，社会要保护自己，展开自卫，这种犯罪行为必然会遭到社会打击，所以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又成为发展中少年司法一对矛盾。
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将双向保护原则确立下来。其基本精神是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双向保护还要求会员国总的社会政策应努力促进少年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法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待遇，既保护青少年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达到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的统一。
(二)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是指割据犯罪的具体情况适用刑罚。该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要根据被告人个人的不同情况，因人而异、对症下药，选用最适合罪犯特点的刑罚，以期达到最好的刑罚效果。少年由于其生理与心理发育的特殊性，对少年犯的量刑应慎重，一般应针对少年的身心特点，促成他们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每个少年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不尽相同，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考虑各客观因素，如家庭、学校、社区环境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处遇方式，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三)最大利益原则(儿童优先原则)
联合国《儿童公约》第3条规定的“最大利益”词源渊源于英美法系国家，1959年在《儿童宣言》中将其确认为保护儿童的指导原则。根据公约第3条规定，最大利益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最大利益原则应作为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二是如何把握这个准则，为各国的国内法适用该条规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最大利益标准的特点是纲领性、原则性和平衡性。最大利益标准在中国少年立法中具体体现是儿童优先原则。在中国儿童优先是处理儿童事务的准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处理儿童的事务时要优先考虑儿童利益。但是要真正做到最大利益就是要接受儿童也是一个主体的观念。承认儿童是权利主体，而且该主体利益比任何其他群体利益具有优先权。儿童优先原则与最大利益原则标准是有些区别的，尽管中国长期以来有尊老抚幼的传统，但也要尽快树立儿童是权利主体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与国际儿童公约中最大利益原则相一致。尽管少年司法制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则，但笔者认为上述三项原则在少年司法中处于重要地位，所以不仅在少年审判中，还是在保护少年权益方面以及在少年立法和执行刑罚方面都处于重要位子。因此，笔者以为这三项原则是最重要原则。
四、中、德、日少年司法制度比较与分析
从1984年上海长宁区少年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起，宣告了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侦查、、审判和处罚以及矫治少年犯罪刑事案件方面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少年司法制度。但是同国际少年司法领域中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套少年司法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因此借鉴与比较其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先进的做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早在1908年在科隆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从国际范围看，德国是建立少年司法制度较早的和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日本是我国邻邦，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都比较悠久。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少年司法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任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各方面都需要学习与借鉴他国经验。吸取他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精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所以通过比较、分析与研究将国外那些对我国有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或有利于我国少年司法健康发展的精华部分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很有必要。下面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三国进行比较分析：
(一)少年案件管辖范围
1．依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德国少年法院审理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指年满18岁以下的少年实施犯罪行为案件。少年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的违法案件，如根据普通法律规定，成年人应由普通刑事法庭管辖(《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3条第1款第3项)o《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5条的规定了对年满18岁以上21岁以下的青年，如其的智力、心理和身体的发育看起来还类似未成年人的青年人或根据其行为的方式、情节或动机，认为属于少年犯罪行为的由少年法院管辖，判处少年刑。德国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主要由其他法院管辖。如果是父母离婚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例如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问题，过去是由监护法院管辖。现在德国成立了家庭法院，所以这类案件由家庭法院负责。
2．日本少年法对少年案件的法院管辖权无任在对人的管辖，还是地域的管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日本少年法》第3条规定，交付家庭裁判所的少年有三类：(1)14岁以上20岁以下的实施刑法所规定犯罪行为的少年；(2)未满14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3)从品行或环境来看，被认为将来有可能犯罪或触犯法令的少年。这三类少年不仅有犯罪少年、触法少年，还有具有不良品行可能犯罪的少年。另外，日本少年法规定，家庭裁判所还审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涉及到成年人的少年案件。
3．在中国，少年法庭目前管辖的刑事案件主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关于少年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不是由少年法庭管辖。少年法庭审理案件主要依据是我国现行的刑法第17条规定以及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9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少年法庭管辖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案件。
4．少年法庭受理的案件范围实际上反映了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象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实际是一种大司法概念，相反中国和德国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较狭窄，不管从人的管辖(从年龄上看)或者从地域的管辖(案件范围)基本上少年司法还未从传统的刑法的影子下走出来。笔者认为，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管辖的范围与德国和中国相比较为广泛。日本的家庭裁判所不仅关注犯罪少年，还负责对触法少年和有可能犯罪少年提前给予预防犯罪措施。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事件，从预防犯罪角度考虑提前采取保护措施。日本少年司法机关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的保护，达到预防犯罪目的。当然，德国把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案件交给少年福利局处理，而不是由少年法庭来受理，其目的将这类案件在处理上有别于少年犯罪案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德国少年司法制度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狭义的审判制度。他们将少年权益保护制度，如监护人制度、儿童福利制度放到民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他法律制度中，或者制定单行法律来规范，例如，在公共场所少年保护法等。德国司法部门这样做，虽然与日本有所区别，但是同样达到对少年保护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吸取这两国中的适合中国国情部分完善我国少年
司法体系，真正目标是预防少年犯罪。
(二)少年司法组织机构与司法工作人员
1．德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少年福利局、检察院、少年法院和少年监狱组织机构。德国各州、地区的警察局都分别设置了专职承办少年案件，负责侦查的警察人员。在检察院也有专门负责进行侦查警察移送少年案件检察人员。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少年法院组织有3种：(1)少年法庭。设1名少年法官，负责处理轻微少年案件；(2)少年刑事合议庭，有1名少年专职法官，2名陪审员，其中1名为女性；(3)少年刑事法庭。有3名专职法官和2名陪审员组成，其中1名法官任审判长，主要审理严重的刑事案件。该法庭设在地区法院，具有上诉审法院的职能。另外，德国还设少年法官助理，由社会工作者承担，其的主要任务是在诉讼过程中提出教育和社会方面意见。德国对少年法官和少年检察官的聘任也是有特殊的要求。德国少年福利局是一个保护、帮助失足少年的福利机构。它是一个处理少年福利事物的执法机构，有权参与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在诉讼中，该组织工作人员承担少年法官诉讼助理，为法庭提供少年犯罪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背景资料，最后向法官提出对犯罪少年的处理意见。
2．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警察、检察厅、家庭裁判所、少年鉴别所、少年监狱以及自愿者参与更生保护组织。在日本警察署设有专门少年案件的承办人，专门处理少年诉讼案件。检察厅对警察移送的少年案件进行侦查。日本家庭裁判所是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机构，设有3个庭，即少年庭、家庭庭和交通庭。在少年庭工作的人员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工作者，具有与地方普通裁判所的法官同等资格。少年鉴别所是依据少年法设立的，由医生、生理、心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该机构主要帮助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负责进行调查执行保护处分，同时也接受一般家庭、学校的委托进行鉴定，以便及早发现和教育问题少年，预防其犯罪。日本少年院是收容由家庭裁判所做出保护处分少年的矫正机构。少年监狱是判处少年刑的少年刑罚执行场所。
3．中国少年司法机构主要有公安、检察院、少年法庭、未成年人管教所、社会帮教机构。在中国目前除法院有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少年庭外，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还未有专门人承担少年案件，即没有少年警察和少年检察官。虽然我们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未做到真正落实。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侦查。检察院负责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查。目前，全国少年刑事案件基本在少年法庭审理。大多数法院有专门少年法官。
目前中国少年审判法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类：一是专门的少年刑事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是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即由专人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三是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即审理少年违法案件，还受理侵害少年合法权益的民事、经济纠纷、行政案件。
根据监狱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对年满18周岁，余刑不超过2年的青年犯仍可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7条规定，对年满16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
从德、日和中国三国少年司法机构设施及其人员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与日本少年司法机构不仅专业性很强，各部门之间关系协调，而且工作人员素质很好。尤其是日本少年司法机构设置比较合理。中国少年司法机构还处在发展之中。面对少年法庭要不要发展成为综合审判庭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的知道思想是要对少年实行全面司法保护，以提下国家对少年的特殊保护的宪法原则。这样做，既能教育挽救犯罪少年，有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综合少年审判庭的建立与发展，要慎重，因为少年审判制度是刑事性的，是为预防、审理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扩大管辖范围要注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建立综合型审判庭不符合中国审判制度，缺乏主客观条件。因此，要建立专门少年司法机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专业人员素质还需进一步培训。虽然我国从事少年司法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迫切需要加强，但是这些工作人员热心自己事业、责任性强。
(三)少年审判程序与处罚
1．德国少年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一般先向警察报告，也可向检察官或法官报告。然后警察受理，并通知当地少年福利局，有少年法官助理开始对少年犯罪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向检察官报告。如果需要可以请有关方面专家对少年身心进行检查。检察官接到报告和调查后，可视情况做出提讼、撤除案件等处理的决定。德国检察官处理案件权限比较大。在下述情节下，可撤消少年案件：(1)已采取其他管教措施；(2)少年法庭同意少年先接受其他指令，如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交付一定数额罚款给慈善机构以此来弥补自己造成损失。少年法庭在接到检察官提讼申请书时，如果不同意，可将案件退回给检察官，也可采取非诉讼程序处理案件。少年案件如果提讼，审理气氛也是很温和。法庭审理是不公开进行。
德国对少年处置措施是多元化，有非惩罚措施，目的在于改变少年的生活作风和生活环境。如指令、监管和教养。惩罚性措施包括警告、惩戒、拘留。少年刑是最严厉措施。对犯罪少年可判定期刑和不定期刑。少年刑期一般6个月到5年以内，最高刑期不超过10年。法官也可宣告缓刑，考验期由法官视情况而定，一般2年至3年。在考验期内法官可下达有关指令，并将少年置于缓刑官的监督之下。如果少年在缓刑期间表现好，刑期不再执行。根据少年法院法97条规定，如果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已无可非议，且已具备正派品行，少年法官可依据少年监护人或其他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取消刑事污点。
2．日本家庭裁判所审理少年案件是以健康地培养少年为宗旨。在审理过程中，关注少年成长社会、家庭和学校背景调查；审理气氛是在温和不公开中进行。对少年处置措施有：(1)保护处分，即交付少年鉴别所保护观察；解送教养院或少年院或委托其他机构教养；(2)福利措施，即移送儿童商谈所。日本法律规定，对未满16岁的少年禁止刑罚。依据少年法规定可对少年判不定期刑，刑期最高为3年；如果刑期最高是5年以上，可缩短到5年，但最高刑不超过10年。少年犯在专门少年监狱执行。
3．中国对少年犯罪的案件有警察负责立案与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和提起公诉。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审理。在审理中，法院为少年被告指定辩护人，以便确保少年被告辩护权利，审理不公开进行；审理气氛温和关注法律教育。在审理中和审理后都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如审理认为未成年人有罪，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处刑罚，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扩大缓刑适用。对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免予处罚的未成年犯，少年法庭协助公安机关和其他机构制定帮教措施。
对少年犯的刑事执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执行。近年来，未成年人管教所对监狱执行进行改革。刑事执行社会化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加强监狱与社会沟通，在执行中根据少年生理、心理的特征进
行各种矫正措施。
比较德、日、中三国对少年犯罪行为审理程序和处置，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在少年法庭审理程序和处置方面比较灵活适合少年心理、生理的特征。处置的方法更注重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与感化。对未成年犯的矫治，重点是预防再犯的可能性。矫治的方法比较科学。我国少年法庭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改革，在审理方面已有不少地方发生变化，如坚持审理中法律教育、少年法庭审理气氛温和、进行圆桌会议等。在对少年犯处罚上也进行不少尝试，如扩大缓刑、社区服务令、暂不等。在对少年犯的矫治方面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五、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感到，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情况改革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使少年更加处于整体社会的关爱之下健康成长。中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分不开。尽管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但是由于起步晚，许多地方还有待完善和建立。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快少年司法方面立法
通过对外国少年司法制度考察使我们感到，我国少年司法方面立法显得滞后。由于立法问题，在实践中出现司法超越立法非常规做法，如暂不、社区矫正，目前这些措施在我国还未有法律依据，影响实施的实际效果。所以要加强对实体法的修改，要制定适合少年的实体法。另外，通过近几年少年司法改革实践，有些成功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并进一步地发展。再有，我们在少年立法上不仅要有相应的全国性的法律，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法律。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制定必要的单行专门法规，如少年法院法或少年刑罚执行法。
(二)建立与完善少年司法配套体系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刑罚执行机构要建立或完善相应少年司法机构，形成配套的少年司法体制。此外，要加强警察、检察官、少年法官的综合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有条件的少年机构，应制定人员轮流培训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司法人员知识结构更新，如德国就有这样的培训制度。
(三)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对犯罪少年处罚上从轻，重在教育与矫治，这是世界各国对犯罪少年的处理的原则。对少年犯的处遇区别于成年人，不仅表现在使用刑罚时要从轻减轻，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处罚具体措施上与成年人有区别，所以应当在少年刑罚的种类上采取多元化的教育矫治措施，尤其是更多的规定保护措施。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用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我们应加强对刑罚结构改革，特别是少年刑罚改革，多使用非监禁刑，把监禁刑作为最后刑罚手段，扩大缓刑、假释比例适用范围，真正达到预防犯罪目的。
(四)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研究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许多改革迫切需要司法理论指导，因此加强对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通过研究比较能够了解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以及司法实践，这对当前所进行的改革直接有指导意义。因此，要经常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一些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题目、疑难题目，同时加强与国外学者间的学术交流，边学边改，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化的少年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