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1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同心圆模型;金子塔模型
1924年美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oliverSheldon)在其所著《管理的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概念,开创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别,总体而言,分为从动态角度和静态角度两类。其中,动态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为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应存在差别,王加灿(2006)和刘文彬(2007)对其进行了研究。相对而言,包括古典观和社会经济观的静态角度的研究占据主流地位。
一、古典观(ClassicalView)
古典观以密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他认为企业有而且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公开、自由的竞争中,充分利用资源、能量去增加利润”。如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有危及经济成绩及其社会的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即如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人员就可能在他们并无合法权利的领域中纂夺权力。可见,古典观认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经济责任,这一观点是片面的。
二、社会经济观(Socia-economicView)
社会经济观认为公司不只应该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建立和维持它们的更大的社会负责。虽然,持社会经济观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企业应该承担除经济责任外更多的责任,但是,这些责任的内容包括什么,以及各个责任间是否有主次差别,不同机构和不同学者对此观点不同。
1.机构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使用最广泛的是企业综合责任同心圆模型说。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在1971年的《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把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化为“企业对社会负责的一系列行为或任务”。报告共列举了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涉及10个领域,用三个同心圈(见图1)、两个大类来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外延加以描述。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同心圆模型被许多学者所认可。
此外,其他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也给与定义。美国社会责任国际(Social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简称Sai)认为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外,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世界银行认为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英国国际工商领袖论坛(iBLF)指出:“企业运营应该公开透明,符合伦理道德,尊重劳工社群,保护自然环境,既能为股东又能为全社会持续创造价值”。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认为企业在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利益关系人的利益。
2.学者的观点。国外学者哈罗德・孔茨与海因茨・韦里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要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负责,并视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的能力之一。K.p.安德鲁斯给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社会责任部分地意味着自愿约束自己不去谋求最高利润。国内学者刘俊海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盈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国内很多学者同意其观点,比如武玉芳(2004)等。总体而言,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并列观。并列观以美国学者布鲁梅尔(Brummer)为代表,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责任(CorporateResponsibility)下的子概念,认为企业责任可划分为四种,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指企业所负有的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责任;法律责任则为法律所明定的企业义务。道德责任则是指:一是企业就其性质和可能的后果具有充分的理解能力;二是对人类福利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企业有能力对行为及其后果加以控制;四是企业行为低于社会要求的标准,或者其行为引起的后果,则应受到惩罚。
(2)层级观。层次观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和层次说。阿基・B・卡罗尔(archieB.Caroll)于1979提出了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觉责任(后改为慈善责任),由底部的经济责任到顶部慈善责任。国内学者也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括这四类责任或其中的几类(刘继峰、吕家毅,2004;周祖城,2005;张霞、蔺玉,2007;颜剩勇,2006)。
层次观主要是指我国也有学者从几个层面来认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著名经济学与管理学家高尚全先生认为: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有两类。第一类是立足与于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责任;第二类责任是在第一类责任基础上所连带产生的外部性的问题,这些外部性的问题将对社会产生好的或坏的作用。邓健,任文举(2005)认为应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狭义层面的概念包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中观层面的概念扩展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广义的社会责任泛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社会应当承担且能够承担的一切责任以及合乎道德的行为。张晓峰,徐向艺(2007)把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主要社会利益相关者、次要社会利益相关者、主要非社会利益相关者和次要非社会利益相关者四个层次。李双龙(2007)认为对于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首先应该满足的和企业的相关程度高同时影响力又大的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其次才是满足那些与相关程度低影响力又小的非关键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层次上,首先是法律责任,其次是道德责任,最后是自愿责任。
三、结语
本文将以往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静态角度研究企业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其中和古典观相比,社会经济观更全面,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更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更应该承担法律、伦理、慈善等责任。按照企业承担的这些具体责任的关系如何,可以将机构和学者的观点分为企业综合责任同心圆模型、并列观和层级观,其中层级观可分为企业社会责任金子塔模型和层次说。在众多观点中,占据主流的地位的是企业综合责任同心圆模型、社会责任金子塔模型和不同类型的层次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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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2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营销；共享价值；善因营销
1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金融危机和奶制品三聚氰胺事件使得中国社会开始关注企业责任问题，此后又经历三星、苹果等品牌手机爆炸伤人、饿了么网站黑作坊食品安全隐患、毒疫苗等事件，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对“责任”理解的偏差或主观忽视。在过去，利润最大化是主流经济学强调的重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逐利润，这个过程会自然带来产品和服务、消费和税收”。但长期的实践和争论之后我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是高不可攀或者可攀可不攀的。一个卓越的企业领导必须对企业存在的经济性、合法性和合义性进行思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社会责任的理念逐渐得到完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塑造表面形象，到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长期战略；从认为造福社会就要牺牲企业利益，到以共享价值构建和谐社会。论文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转变过程分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社会责任营销理念、善因营销理念、战略型社会责任模式和共享价值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又可归纳为战术性和战略性两种层面。
2早期战术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2.1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的概念早已存在，比如春秋时期有关“义与利”的争论。1924年oliverSheldon首次对CSR下了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实际上，仅仅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是一种狭隘的理解，1997年Carroll提出的层次责任理论更好地诠释了CSR，即CSR是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行裁量（如慈善）组成的金字塔形（后来的学者将其完善为交互圆模式和同心轴模式）。
2.2社会责任营销理念
这一阶段把社会责任的概念融入企业使命中，是前一阶段的进步，在实施方式和动因上也有很大不同。实践表明，仅仅以义务和高尚来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不合理的，并且效果甚微，要让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必须转变经营观念。社会责任营销不是新的营销手段，而是新的营销观念。它不是短期的营销工具，也不仅是单纯的慈善捐款，而是一种商业模式和长期品牌战略。菲利普•科特勒（2010）指出市场营销理论已经从产品为中心、顾客为中心，转变为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文精神导向[4]。中国学者李炳毅更是早在1998年就完整探讨了企业该如何有效地把社会责任融入公司战略中。
2.3善因营销理念
1981年，美国运通公司与艾丽斯岛基金合作开创善因营销（CauseRelatedmarketing），通过将信用卡的使用与公司捐赠结合起来筹集款项用于修复自由女神像。善因营销也称社会营销、慈善营销、公益事业相关联营销，包括了社会责任中伦理和慈善两个层次。狭义的善因营销是指企业承诺将产品销售额与某项特定公益事业捐款相联系；广义的善因营销包括一切与公益事业相关的促销、公共关系和赞助活动，是营利与非营利领域的合作，达到企业、慈善团体和消费者三赢的局面。研究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受“移情”影响对善的企业有高度认同感，因此通常来说，善因营销能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增加品牌联想度、形成品牌忠诚、提高销售量。但是，善因营销常常会失效，总结起原因如下：①善因只是掩盖企业真实动机的工具；②善因行为与消费者道德偏好错位；③合作伙伴选择错误或与品牌匹配度较低；④慈善并不能替代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如保证质量。
3现代战略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实践表明，早期战术性、一次性的慈善活动并不能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于是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应运而生。
3.1战略型社会责任模式
战略型CSR是从长远的角度思考，从创造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选择适合企业的社会责任。该模式由“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2000）提出，波特认为泛泛的谈论社会问题意义不大，没有一个企业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它们必须解决与主营业务有关系的社会问题，选取的标准也不是看某项事业是否崇高，而是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企业。
3.2共享价值的概念
在战略型CSR提出之后，波特给出了共享价值（SharedValu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市场营销和企业战略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波特在2006年和2011年两次探讨这一概念，并给出明确定义和实现方式。波特认为，共享价值并不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甚至也不是可持续发展，它是一条创造经济辉煌的全新之路。它并不是分享企业已有的价值，而是从价值链出发，做大整个经济的蛋糕。而企业解决社会问题，未必就会增加成本，因为它还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来提高生产率。科特勒也指出，未来的营销概念应该包括产品管理上的协同创新、顾客管理上的社区化和品牌管理上的特性塑造。
4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营销、善因营销、战略性社会责任模式和共享价值五个阶段是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演变和完善的过程，在定义和内涵上各有不同，却又互相渗透、循序渐进、层层递进，是商业伦理和市场营销观念可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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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3
关键词：企业公民生成流变
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CC，也译为公司公民）概念自20世纪末在西方企业实践中提出后，逐步衍生出自有的理论空间，如企业公民的伦理要求，企业公民的经济表现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好企业公民的行为表现与衡量标准等，基本形成了其特定的问题域和范畴。进入21世纪，我国大、中、小、微型企业蓬勃发展，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公众对企业社会化表现的期待也日益增强。然而部分企业无意承担社会责任，无视公众安全，行贿受贿、失职、销售回扣、不安全产品、员工跳楼、破坏环境等事件时有发生，一次次刺激公众神经，挑战社会道德底线，进而造成舆论事件。人们开始思考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和价值何在？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好企业，企业及企业家是否应该流淌道德的血液？企业公民理论的传入恰逢此时，它打破了“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困局，各界对此积极关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纷纷展开活动，力图推动企业公民理论中国化。企业界也认识到一个好企业不能没有好伦理，成为好企业公民渐渐成为社会共识。企业公民理论从传入到吸收再创造，由于时间短、跨学科研究难度大，现有成果尚不完善。本文旨在追溯企业公民理论形成的实践根源和思想基础，理清发展脉络和流变趋势，进一步探索企业公民理论研究中国化进程的方向和需要突破的理论瓶颈，加快构建适应中国企业、社会发展的企业公民理论，这对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联通企业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布局的要求及经济伦理学的完善意义重大。
企业公民诞生源自对企业管理伦理实践与理论的提升
最早在企业层面上较为完整的提出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公民，把成为好公民作为价值追求和伦理驱动管理目标实现的代表性企业是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1979年，该公司在“我们的信条”中说：“我们应做个好公民——支持好的事情和慈善事业，并且依法纳税。我们应促进社会进步和医疗与教育的改良。我们应爱护我们有权使用的财产，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这一信条反映了企业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企业从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向一个具有“公民”特征的主体参与社会发展，显示出企业浓烈的人本色彩和公民社会意识。随后一些先锋企业也提出了企业公民的理念，这些理念突出的提到了企业与社区的良好关系，如麦道公司提出公司的“各项事务应遵守公正和道德原则……，努力成为好的公司公民，鼓励员工为所在社区服务”。沃尔玛公司则将企业公民社会责任计划重点放在妇女经济自立、回馈社区、营养与健康、环境可持续发展、支持教育及救助灾区六个方面。概括起来讲，企业公民是指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享有经营谋利的权利，同时履行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企业公民理论的兴起还与政府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如1996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召开的“企业公民会议”和随后设立的“企业公民总统奖”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对企业公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视可见一斑。198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爱泼斯坦在《企业伦理学刊》上发表《企业伦理、企业好公民和企业社会政策过程：美国的观点》的理论文章，预示着企业公民成为企业管理与伦理学领域一个新型研究方向。2001年，《企业公民》杂志创刊，成为一本专门致力于企业公民研究的期刊，专门从事企业公民研究的机构也从美国遍及全球。企业公民的出现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在于企业公民理论更进一步地密切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使企业能够在社会中准确的定位，积极融入社会整体进步，使企业应当具有的权利与理所承当的义务明晰化，避免企业与社会发展和公众期待对立。正如范﹒卢杰克认为，企业界之所以会启用企业公民这个新名词，是因为企业界从来就不是很喜欢企业管理伦理的一些用语，无论是“企业道德”还是“企业社会责任”，都暗含着企业缺乏“道德”或是反对“责任”。这些词常常被用来提醒企业应该甚至必须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相反“企业公民”对企业来说却有不同的含义。它让企业看到或是重新意识到企业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它们在社会中与其它公民相邻，企业与这些公民一起组成了社区。企业公民概念借助公民语境清晰的含义，对企业与社会关系重新定位，使之参照个人公民的表现符合社会要求。
企业公民理论的生成克服了企业的职责就是经营（thebusinessofbusinessisbusiness）而无关伦理道德的偏见，填补了企业及其企业人员并不直接关注伦理道德的缺陷，是对伦理与企业经营截然分开所产生的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深刻反思。它试图以公民社会成员身份的角度把企业经营权利与伦理义务结合起来，应该说是企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企业管理伦理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
企业公民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基于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在谋利的同时所承担的必要社会补偿而提出的。1960年戴维斯在理论上较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至少是部分地超出了企业的经济和技术利益，为了某些理由而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企业社会责任概括的说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克服了长期以来企业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社会责任的不足，但是这种责任承担是被动的，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很少有企业真正主动担负社会责任，层出不穷的产品质量问题，缺乏诚信经营行为等都是企业缺乏自主社会责任意识的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虽然弥补了企业只作为经营者的弊端，但并未从主体上、从伦理道德上提出企业应该主动承担的社会道德义务，也就是说未能将企业的社会道德义务内化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伦理要求。这种情况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显然是缺乏内生动力的，也不可能将企业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内化为管理机制。
企业公民以一种“拟公民”的身份更强调“公民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了合法性，内在调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主动性。企业公民的拟人化特征赋予企业以公民人格，这就活化了企业，使企业因获得生命而与社会中的其它公民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关于企业公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西方学界有分说、等同说、超越说三种观点，分别以epstein，Carroll，VanLujik，waddell，Valor，waddock等人为代表。从企业公民理论的形成与演进来看，应该说企业公民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扬弃和再吸收，它源于企业社会责任，而又有所超越，促使着新的道德性企业经营观念在企业核心伦理价值观中得到体现，并通过管理机制实现。道德是整个社会，自然也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油与粘合剂，企业公民理论突出了企业的伦理道德责任感，“公民”思想的运用使企业和社会由原来的对立关系转变为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企业不仅是一个盈利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公民。企业只有遵守商业伦理或价值观，才能维持企业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关系。企业公民较之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更强调企业的主体性，突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强化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促使企业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伦理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管理目标。
企业公民的本质与理论意蕴
试图以一种观点解开企业公民的本质并不现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种观点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共通点，构画企业公民本质的一般特征。在西方，对企业公民本质有不同的理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企业公民研究中心认为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动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英国企业公民公司认为企业公民的本质在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应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2003年全球Ceo世界经济论坛则认为企业公民的本质有四个关键导向：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二是对人的责任，三是对环境的责任，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相应的形成了“企业是公民”、“企业像公民”、“企业管理公民权”三个不同的流派，分别以marsden，Vidaver-Cohen，moon，matten和Crane等学者为代表。我国学者姜丽群博士（2011）指出企业公民的本质是建立在公民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观。龚天平教授的观点较好的揭示了企业公民本质的一般特征，更具可取性，他指出：“企业公民就是指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享有经营谋利的权利，同时履行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的企业。它应当遵守法律和企业管理伦理并认真、忠实的承担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公民理论的意蕴，可以从公民及企业公民的联系与区别、企业公民维度、企业公民成长阶段方面做进一步理解。公民的实质是公民身份，那么什么是公民身份呢？托马斯·亚诺斯基说“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在我国，公民身份一般是指具有国籍，并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企业公民与自然人意义上的公民不能划等号，但彼此联系密切。“作为企业公民的公民虽然与作为自然人的公民在内涵上不尽相同。但企业公民既然沿用了公民这一概念，它就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公民所指称的内涵、理念及品德”。这种关联也折射在对企业公民要素和核心原则与价值规范中，如美国波士顿学院“企业公民中心”提出了企业公民要素的三个核心原则即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关心利益相关者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三个价值命题即理解、整合和强化企业价值观，将这些平衡的、整合的价值观融汇到企业的核心策略中，形成支持体系以强化这些价值观，并付诸行动。龚天平教授认为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企业是群体性的概念，企业公民是一种组织性、群体性的公民，而不是个体性的公民。其联系之处在于作为企业公民的公民与作为自然人的公民，虽然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企业公民的实质就是企业要把谋利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求得两者的和谐一致。企业公民的维度和成长阶段进一步反映了企业公民的理论模型，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和动态的。mirvis和Googins（2006）基于格雷纳的企业成长模型，将企业公民分为七大维度，即公民概念、战略意图、领导、结构、问题管理、利益相关者关系和透明度。同时提出了企业公民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初始阶段，企业公民活动是短暂的，且公民项目未被关注和开发；参与阶段，高层管理者开始觉醒，对其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采用一种新的观点，即认为公司不光是守法，而需要赢得公众的信任；创新阶段，通过对公民概念更加深刻的理解来扩大公司的议事日程，高层管理者采用更多服务者角色来深化企业公民思想的渗透；整合阶段，对企业公民理论在整个企业加以制度化，在董事会辖公民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推进公民项目；转型阶段，企业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公民理念与经营的整合而创造新的市场。
完整的企业公民理论还包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对全球企业公民的关注，国外学者Jamese.post（2002）认为，“全球企业公民是一个识别、分析和对公司的社会、政治、经济责任做出响应的过程，可以从法规、国家政策、相关利益者期望、企业价值和经营战略等方面来加以定义”。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K.Schwab（2008）指出了公司作为全球企业公民的五个领域：公司治理、公司慈善活动、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全球企业公司。企业公民理论还涉及企业公民发挥作用的环境因素、企业公民与经营绩效、企业公民实践与文化背景、企业公民与组织规范等，这些内容与企业公民的本质与内涵共同构成企业公民理论体系，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完善。
企业公民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企业公民理论引入中国后迅速引起关注，从2005年周祖城教授出版的《企业伦理学》一书对企业公民做了初步讨论，到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国内企业开始广泛接受企业公民概念，学术界对此研究进入新阶段。在企业公民理论研究中国化过程中，沈洪涛、沈艺峰、李萍、龚天平等学者的研究较为细致，产生了一些代表性成果。如沈洪涛博士《21世纪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主流——公司公民研究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8期）一文从学理上全面介绍了企业公民（该文称公司公民）概念的提出，企业公民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之间的流变、企业公民概念的本质、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公民、企业公民行为的衡量等。龚天平教授的著作《伦理驱动管理》（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一书以成为好企业公民是当代企业管理伦理发展的新吁求为视角，从企业公民概念的出现、企业公民概念的含义与实质、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概念的思想基础、企业管理伦理是企业公民概念的道德内涵、我国的企业公民行动等方面做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正如王泽应教授在该书序二中所说，“该书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企业管理伦理研究新阶段的开启”。相关学术论坛的召开也推动了企业公民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如2009年8月在襄阳召开的中国企业公民道德建设论坛上通过了《中国企业公民道德宣言》，同时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还提出了企业公民应该以地球环境和人类幸福为出发点，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倡议。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公民概念的辨析以及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关系等问题上，从与西方学界的研究相比和实际需要来看，下一步应加强对企业公民理论总体建构的把握，突出对企业公民行为及其衡量标准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着力架构系统性和科学性兼具、适合中国企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企业公民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和凸显生态文明重要性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企业公民也给予了广泛关注，如2003年8月，21世纪报系在上海召开了国内首次以“企业公民”为主题的会议，2005年21世纪报系与波士顿咨询公司、长江商学院等合作，制订了国内首部企业公民评价体系，并逐年评选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这对倒逼学术界加快研究进程，促使企业界在管理实践中渗透企业公民理念，向好企业公民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企业公民理论的生成是企业管理伦理和经营活动进一步社会化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公民观视野下企业对社会的义务，凸显了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生态大环境的成员与社会其它成员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家园的追求，这既是企业融入社会系统的必然选择，更是对企业本质与内涵的充实与完满。公业公民理论的内涵和生命力将随着企业社会化要求的提高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不断发展。对企业公民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将有效克服当前我国社会突出存在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与公众期待差距较大的被动局面，弘扬企业公民的主体意识，引导企业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伦理目标。从学理意义上讲，企业公民理论是经济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和内容，准确理解企业公民理论的意蕴特征、发展脉络等有利于突破我国企业公民理论研究的瓶颈，拓展研究空间，完善学科体系，丰富经济伦理学知识宝库。
在企业公民实践中，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特别是一些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大多设有“企业道德官”或是与此类似的的高级管理职务，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咨询，负责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的长远规划，评估和及时处理企业面临的道德风险或指控，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定期与利益相关者保护良好沟通和互动，减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对相关各方造成影响而引起的误判，现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支撑企业稳定发展的企业公民理念。比较而言，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的状况显得不容乐观。《中国企业公民发展现状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90%以上的国内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方面缺乏自觉的行动，在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的过程中处于被动、随意的地位。国内99%的企业没有设置类似于发达国家企业公民己普遍采用的设置“企业道德官”或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做法，企业公民应当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在企业发展的规划和战略也很少占有重要位置。引起企业公民意识淡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自身和社会特别是政府都应该分析当前我国企业公民理念和实践缺位的原因，尽快缩小与世界优秀企业公民之间的差距，这样才有可能让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消费者的赞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公民形势令人担忧的客观原因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发展历史过短、企业文化沉淀不足、企业发育不成熟、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认识存在偏差等。主观原因则来自企业内部，特别是企业高管缺少追求世界一流企业品质的谋略，缺少在知识经济为趋势的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应当扮演企业公民角色的意识。中国企业应该认识到，未来一流的企业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效益较高，还应该体现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优秀企业公民中把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二者的统一和卓越等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企业公民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应该具有制度优势，在中国推进企业公民建设应该尊重企业主体地位的同时，加强政府宏观引导，本着积极稳妥、分类推进、相互带动的原则进行。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应首先担当起企业公民的角色，这不仅因为它们在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享有比一般企业更多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设立它们的初衷就是追求全民的根本利益，这与企业公民的要求有内在的一致性。依据企业公民讲究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要求，国有企业就更应主动承担相应责任，像公民一样去关注共通的、恒久的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以此来带动更多的企业转变发展观念，自觉扮演好企业公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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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4
[关键词]社会责任战略；扎根理论；概念模型
1、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战略
韦尔奇曾经说过“我整天几乎没有几件事做，但有一件做不完的事，那就是规划未来”；德鲁克也认为没有战略的组织就好像是没有舵的船；张瑞敏则认为一个企业没有发展战略，就没有发展思路，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
可见，战略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绩效，有时候甚至决定一个企业的成败，有效的战略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可以给顾客不同的价值和效用；可以为顾客精心设计价值链，不仅运营效率高，而且顾客体验好，感知价值明显。
总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战略，更离不开有效的战略。
2、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环境是战略制定的基础，企业面临的环境可以分为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是外在于与市场交易、但却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法律、舆论、文化等，能够为企业提供秩序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如果能充分利用非市场环境，那么企业就可以有效地运转，获得并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获得经济、社会绩效的统一[1][2]。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企业采取的不同战略就相应的称之为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
非市场战略是企业在面对政府、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公益机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外部环境时所采取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一系列战略。我们重点研究非市场战略中的社会责任战略。根据企业采取非市场战略的事项类型进行分类，分为政治战略、社会责任战略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体战略[3]。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包括3个层次：初级层次（对股东和员工负责）；中级层次（对客户、政府、环境以及社区负责）；高级层次（从事慈善捐助事业）[4]。
3、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浦发银行的社会责任战略
选择浦发银行，是因为早在2006年就了中国银行业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迄今已连续7年。多年来，该行坚持围绕国计民生、金融普惠、优质服务、金融创新四大领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关爱员工，努力回馈社会。
研究社会责任战略采用扎根理论，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定性指标，主要是企业采取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从不同层面表现在企业新闻报道、财务报表以及社会责任报告数据资料中，而扎根理论又正是一种定性研究工具，能够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比较提炼出有价值且根植于资料的结论，为建立一套理论解释而进行研究[5]。
运用扎根理论，笔者研究浦发银行的社会责任战略，最终形成概念模型。
3.1个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指将搜集到的企业原始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并对资料内容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再综合的过程[6]。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概念化，整理原始资料，从资料数据中发现概念、概念属性、维度，以概念将原始资料重新组合。二是范畴化，一些基本的概念编码可以根据其属性被归在一个更高抽象的概念之下，形成范畴[6]。
第一步，经过对浦发银行2010-2012年三年的社会责任报告资料进行逐句贴标签（定义现象）和初步概念化后，最终得到531个标签和255个初步概念。第二步，对第一步的初步概念进行归类、抽象，逐步提炼出概念；对已经得到的概念继续提炼、归类，逐步提炼出范畴，最后抽象出123个概念和68个范畴，于是概念和范畴逐渐替代了资料的内容。经过开放性译码的分析，将收集整理来的资料转化为利于比较研究的单位，以便能从繁多复杂的文字资料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新问题新观点。
3.2个案资料的主轴译码
在开放性译码中，分解、提炼出来的范畴是独立的，没有深入探讨最终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引入主轴译码。主轴译码是将各个独立的范畴加以总结联结，从而将被分解的资料重新整理[7]。
典范模型是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典范模型包括“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六个方面的要求[8]，典范模型中被其他范畴进一步解释、说明的范畴就成为了主范畴，而条件、脉络、策略和结果等范畴，与“主范畴”有关而且帮助了解该范畴的，称为“副范畴”，因此，典范模型将范畴分为主范畴和副范畴，并构建起范畴间紧密的支撑关系。
在资料的开放性译码中，一共提炼了68个范畴，通过运用典范模型对范畴继续的归类和抽象，一共得出三个主范畴，分别是“aaa1责任管理”、“aaa2经济责任”、“aaa3社会环境责任”，而其余的范畴则是为了说明、解释这三个主范畴的副范畴，这些主范畴通过下面的典范模型而构成。典范模型以及范畴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主范畴“aaa1责任管理”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aa5保护投资者、aa7维护与评级公司关系、aa60审议高管绩效和福利薪酬现象aa4董事会高效决策
脉络aa1社会责任战略化、aa2社会责任品牌化、aa3社会责任管理化中介条件aa险管理、aa10内部控制、aa49建立审计组织
行动策略aa8信息披露、aa17信用评级稳定结果aa12社会责任机构、aa14公司治理获肯定、aa16国际排名前列
主范畴“aaa2经济责任”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aa13优质服务、aa15金融创新、aa19支持国计民生、aa24金融普惠现象aa18网点增加、aa27灾备建设、aa53人民币业务国际化
脉络aa23村镇银行服务三农、aa33合规管理收费、aa55客户业务办理高效、aa63优化客户申诉处理中介条件aa29拓宽融资渠道、aa30完善金融运行体系、aa54客户忠诚度评价体系、aa62提升客户安全意识和知识、aa43防腐倡廉、aa44反洗钱
行动策略aa20支持文化产业和载体、aa21支持地方经济、aa22支持中小发展、aa65帮助客户财富增值、aa66提供客户专家顾问团、aa67提供客户业务诊断结果aa25网点服务转型、aa26客户满意、aa48合规经营
主范畴“aaa3社会责任”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aa32发展员工、aa40捐赠工作机制化规范化、aa52支持政府项目、aa13优质服务、aa15金融创新、aa28建设空中银行现象aa6同行互相沟通学习、aa35全行志愿者活动、aa56员工互助友爱、aa45节约环保、aa46绿色金融、aa47环境友好、aa59绿色信贷
脉络aa34拓宽捐赠渠道、aa57培养后备干部、aa58征信知识宣传中介条件aa31关怀员工、aa36保障监管善款、aa68银政合作
行动策略aa37扶贫帮困、aa38助学、aa39赈灾捐助、aa41医保、aa42关爱老人、aa64支持世博亚运结果aa5最佳雇主、aa61志愿者活动优秀
4、结论
通过对浦发银行三年的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浦发银行的社会责任战略主要包括责任管理、经济责任、社会环境责任等三个方面，已经兼顾到非市场环境的方方面面，浦发银行作为金融行业中社会责任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战略的选择不仅反映了其相应号召国家政策，涉及面较广，而且也说明企业在面对政府、金融机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公益机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外部环境时，考虑到的因素应该要更加全面，所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一系列战略要更为科学，同时也要因地制宜的制定适合自己的特殊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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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5
一、iSo9000标准对质量管理理论发展的贡献
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和广泛的认可，这是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iSo9000标准颁布后，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许多以iSo9000标准为基础的相关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主要有：iSo14000、QS-9000、tL9000、Cmm、oHSaS18001、iSo/tS16949、aS9000、iSo22000等，这些标准与iSo9000标准印证了管理体系标准国际化的发展趋势，iSo9000标准为管理体系标准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iSo9000标准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和与之相关的认证活动，表面上是质量管理的管理要求国际化，实际上是质量管理范畴在广度上从企业、单位、组织内部或相关方向整个社会组织层面的延伸和扩展。广义的社会组织可能包括：供应商、本企业、协作厂商、企业联盟、商、客户、用户、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等。
同时，本文的观点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还有一个维度，就是质量的概念在深度上也同样从企业、单位、组织内部或相关方向整个社会组织层面的延伸和扩展。广义的质量的概念在通常——可用性、成本、可靠性、安全、寿命、功能、性能的基础上，已扩展到环保性、健康性、人性化、个性化等方面。也就是说，之前以企业为主体的全面质量管理或在日本称为全公司范围的质量管理将转变为向企业外部社会层面延伸、最终形成以整个社会为活动主体的质量管理。
iSo9000标准丰富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应用的一次飞跃式的发展，是全面质量管理阶段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
二、“社会质量管理”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和发展
社会质量管理的概念，在我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朴素的社会质量管理思想起源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公开发表的资料中，社会质量管理的概念最早始见于1985年广东《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杂志第10期广州白云山制药厂陈见南先生题为——《关于“社会质量管理”概念的提出》的论文中。在该篇论文中，陈见南先生指出：“社会质量管理”的概念，是我国质量管理今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面质量管理”概念的继续和发展。它使质量管理跳出了单个企业的范围。抓住了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提高的关键环节，以社会性的质量管理促进企业的质量管理。扎扎实实地提高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从而使我国的质量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时隔12年，1997年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发表了孙博年教授撰写的题为——《论“社会质量管理”》的论文。该文对我国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从如何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低角度，提出了社会质量管理的见解。该文指出：对质量的治理和保证仅依靠企业是不够的，应该把质量管理提高到“社会质量管理”的层次。文章认为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全面质量管理进行改良：①质量管理的社会性；②质量管理的社会治理作用，即社会责任；③完善市场机制。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质量管理的思想在我国民间已有一定的认同和基础，在一些研究论文和著作中，出现了“社会质量管理阶段”的提法。
21世纪，不仅质量管理的规模会更大，而更重要的是质量作为社会诸要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质量、自然环境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发展。这意味着质量将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同步发展，质量系统将作为一个子系统而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发展。因此，21世纪将使质量管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第四阶段，我们称之为社会质量管理阶段。
从上世纪末“社会质量管理”概念的提出，到新世纪“社会质量管理阶段”的概念的提出，说明人们对社会质量管理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同时也说明，在我国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迎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形势下，在国际可持续发展呼声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对质量管理进步与发展新的理解和期盼，这就是后全面质量管理时代的社会质量管理阶段。
三、社会质量管理阶段的特征及基本原则
1.社会质量管理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社会质量管理阶段，企业内部质量管理、政府宏观质量监督、市场和社会公众的认可三者相互作用成为显著的特征。在企业内部技术与管理结合更紧密，质量的职能从全面质量管理阶段的按岗位分立、强化逐步向企业全体人员职责融合、内化转变。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质量管理紧密结合；②质量管理与业绩管理紧密集成；③领导质量决策决定质量。产品技术标准将不再是衡量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符合社会需求将成为产品质量的第一要求。
2.社会质量管理的基本原则。①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经营目标；②企业最高管理者对质量方向的领导；③与整个社会相关利益方的互利关系；④突出强调产品的社会责任。
关于第四项基本原则——产品社会责任，我们可以从质量管理发展历史的角度作一分析。十九世纪出现了产品（质量）责任理论，到二十世纪社会质量监督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再到产品售后服务、质量立法以及召回赔偿制度的推行，可以看出产品社会责任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过程。产品的社会责任主要指——产品要符合或满足顾客在安全、环境、健康、人性和功用等方面的要求。
四、明确社会质量管理概念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意识。社会质量管理要求，在企业内部，企业最高管理者就是企业向整个社会提品和服务的第一责任人；从社会的角度看，企业为社会提品和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最高管理者所要承担的责任。企业最高管理者要为企业质量战略、质量决策、质量经营负责。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企业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有利于政府质量监督、质量立法管理职能的实施。
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6
论文摘要：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在功能上可以分为否定性功能、积极性功能和惩罚性功能。“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无立法规定，须借助于学理解释，它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公共道德等诸多方面。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在使用“公共利益”概念方面，还存在非一致性缺陷，需要通过修订立法予以克服。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解释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功能，学界至今尚无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图对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做一较全面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并求教于各位方家。一、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概念的类型和功能（一）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概念的类型“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知识产权法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中，兹举其要者如下。（1）《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非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4）《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地方人民政府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5）《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6）《专利法》第五条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7）《专利法》第十四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中国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推广应用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8）《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按其所处的位置不同，可以被分为两类：（1）总则性“公共利益”概念。所谓总则性“公共利益”概念都分布在知识产权法的总则部分，例如《著作权法》第四条、《专利法》第五条都属于这一类。总则性“公共利益”概念并非具体的法律规范的构成部分，政策宣示的意味较浓，其内容最为抽象。非总则性“公共利益”概念。知识产权法上绝大多数的“公共利益”概念分布在知识产权法总则以外的其它条文当中。非总则性“公共利益”概念大多数属于法律规范的构成部分。（二）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功能无论是总则性“公共利益”概念还是非总则性的“公共利益”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1.消极性或否定性功能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消极功能或否定功能的发挥，将会使不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知识产权行为不能够发生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如《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在该规定中，“公共利益”与“宪法和法律”并列，同时作为限制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标准，也就是说，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若“损害公共利益”会产生与“违反宪法与法律”相同的后果。再如《专利法》第五条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根据该条规定，即使某人的发明创造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如果妨害公共利益，也不会获得专利权。2.积极性功能在知识产权法中，有些公共利益条款是以一种积极的指引形态存在的，它们一般作为构成某些知识产权行为的积极条件而发挥作用。例如《专利法》第十四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中国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推广应用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在这里，公共利益成了构成指定使用的重要条件。又如《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根据该条的规定，公共利益是构成强制许可的一项条件。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上述积极性功能，乃是由其本身特性决定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其保护对象是智力成果，这种成果是在人类已有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本身就曾得益于社会，因此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其做出适当限制，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法律保护的目的在于激发和促进新成果的产生和使智力成果得以实际利用，如果过分强调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就会阻碍智力成果的传播和使用，为此，需要对知识产权做一定的限制，包括对财产权的时间限制和对知识产权权利效力的限制。“对知识产权权利效力的限制是指为了国家或公共的利益，行使了法律规定通常属于权利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这种行为依法不属于侵权行为”（211）。3.惩罚性功能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惩罚功能是指将违反公共利益要求作为引起法律责任的条件。例如《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个条文中，损害公共利益是构成著作权行政责任，使著作权人受行政处罚的必备条件。二、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虽然我国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高频率地使用了“公共利益”概念，但是，考察各种立法，我们找不到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解释。这无疑是立法者的一种有意安排，以便保持知识产权法在适用上的适度弹性，使法律更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具体社会情境。然而，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以便能够为知识产权法的执行者提供有效的指引和规范。对于“公共利益”或者类似概念的解说，在法哲学领域已经有所涉及。美国学者埃德加·博登海默曾经为确定共同福利或公共福利这类基本概念的内容和范围指出了一些基本原则。他认为，共同福利或公共福利不能被认为是个人欲望和要求的总和，同时，“我们也不能同意将共同福利视为是政府当局所作的政策决定”。（298）另一位美国学者庞德也曾将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且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他所提出的公共利益是指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41）。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反垄断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只靠法哲学的解释，我们还不能具体地把握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还有待到更近的法律领域中去寻找答案。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尽管人们也承认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但是大多将其放在民法体系当中，因为知识产权的制度框架与民法一样是以规范平等主体的活动为基础展开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要想探讨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首先还得向传统民法理论寻求依据。在各国民法中，存在大量的包含“公共利益”或近似概念的条款。我国《民法通则》有两处直接使用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措辞：其一是该法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二是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1964年《苏俄民法典》也曾在第49条规定，“实施目的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中，与此相近的用语较多情况下是“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等词。如《法国民法典》使用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用语。其后的《德国民法典》第138条规定，“（1）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无效……”；《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无效”……等等。但各国民事立法并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等概念做出解释。在民法对此类概念的理解全赖司法实践和学理上的解释。在西方国家，理论界有时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统称为“公序良俗”。按照法国判例法的观点，公共秩序分为政治的公序和经济的公序。政治的公序为传统的公序，包括关于国家的公序、家庭的公序及道德的公序；经济的公序为现代的公序，分为指导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日本学者也将公共秩序分为宪法秩序、刑法秩序、家庭法秩序等.关于善良风俗，各国立法也未见阐述。法国审判实践往往将善良风俗与道德准则相联系；德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以“社会道德学说”作为对善良风俗的最新解释。（281）从纵向发展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公序良俗基本上是以保护社会主要组织即国家和家庭为目的，因而被称为政治上的公序。直到二战结束以来，公序良俗才被赋予更广泛的含义，在传统的政治公序之外，加上了经济的公序。经济的公序又被分为指导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两类，前者是统制型经济的产物，旨在从私人契约关系中排除违反国家经济政策的成分，后者是指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弱者的公序。（70）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等概念被关注得较少，其含义尤感含糊。不过，按照民法学界的通行观点，“社会公共利益”在内涵和作用方面与西方国家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概念大体上是相当的。（71）我们可以上述论述为基础来确定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知识产权法中“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至少要把握以下两点：（1）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既是开放的，又是有限制的。其开放性在于，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其具体含义不仅包罗广泛，而且还随着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其限制性在于，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理解存在某种基本的社会认同，它并不认可无限任意的理解。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既有政治和道德性内容，也有经济性内容。政治和道德性内容包含了从国家利益、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到法律法规的普遍原则要求等一系列的具体意义；经济性内容则包括对社会整体经济的保护和市场秩序的维持，对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弱者的尊重，等等。三、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概念的完善尽管“公共利益”概念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勿庸讳言，相关立法在使用“公共利益”概念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知识产权法使用“公共利益”概念的非一致性问题。从法理上分析，知识产权法的诸种立法之间具有内在的协调性要求，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在使用共通概念上应该保持一致。然而，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使用，三部基本知识产权法之间还存在较严重的非一致性。依《著作权法》第四条之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将“公共利益”与“宪法和法律”并列，认同了“社会公德”包含在“公共利益”概念中的理念。而依《专利法》第五条之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很明显，这里将“社会公德”与“公共利益”并列，显示出立法者认同的是“公共利益”不包含“社会公德”的立场。由此可见，相关立法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对“公共利益”概念内容的理解。如果我们将“公共利益”概念理解为包含社会公德，那么它所包含的内容就包括政治、经济和道德诸方面，而如果我们将社会公德内容剔除出“公共利益”概念，那么，“公共利益”概念将仅包含政治和经济内容。上述非一致性不应当被看做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它不仅有损立法本身的严谨程度，而且由于“公共利益”概念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重要地位，也由于对于“公共利益”概念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法者的自由裁量，“公共利益”概念的这种非一致性会造成知识产权法适用上的消极后果。要消除这种非一致性缺陷，须通过修订法律来实现。我们应以前述对“公共利益”概念的通常理解为基础，将知识产权法上“公共利益”概念的使用统一起来。这主要牵涉到修改《专利法》第五条，将该条的现有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修改为“对违反国家法律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梁彗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a].民商法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徐国建。德国民法总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李双元，温世扬。比较民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李国海
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7
关键词：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功能融合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在m行融合。民法与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两大基本法，对于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都有自己的理论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近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两种责任功能出现了交叉的现象，互相取长补短，完善各自的法律体制。本文就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功能的融合浅作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法律责任的概念
（一）刑事责任的概念
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的基础概念，因为每个人对于责任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再加上法学界对于法律责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认知，因此，对于刑事责任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就不奇怪了。
（二）民事责任的概念
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是相同的，都是属于法律责任的基础概念，属于法律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事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原理和概念是互通的。关于民事责任的概念，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义务说和制裁说。
二、刑法与民法由对立到融合
刑事损害赔偿是传统的法学中对于被害人的赔偿，认为这是存在于法律领域中的问题，并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对象。刑法与民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中不再存在相互对立的状况，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相互融合的现象，即刑法民事化、民法刑事化的状况。
（一）刑法的民法化
作为公法存在的刑法与作为私法存在的民法逐渐受到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影响，在民法与刑法、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由以往的对立现象到如今在某一部分的相互融合，便是民法刑法化、刑法民法化。刑法民法化是主要的创新，它的存在关系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因为刑法作为社会的一种现象，它是基于现实中存在价值的体系。在不一样的社会结构里，刑法会存在着不同的任务。社会形态的不断变迁一定会引起刑法在观念上、功能上以及文化上的转变。
（二）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
马克思认为，根据社会利益的分裂变成公共与私人利益的两大相对的体系时，整个社会便会被分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两个区域。但是在逻辑上它们是相互分离的独立个体，在现实中它们依旧独立。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是相互重合的，国家在市民社会体系中“抢走”了主要的权力，整个社会都出现了政治化的管理，市民社会便会被政治国家所吞没，变成统一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我国曾一度处于一元社会结构里，但是如今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转换，由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制度慢慢地走向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
（三）刑法体制
刑法是国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以社会为本位、追求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追求以镇压为基本蕴涵的惩治性。市民刑法的基本特点是：以个人为本位，追求合理的形式，追求刑法的有效性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在西方的刑法史上，刑事是由政治到市民的转变，这种转换虽然有巨大意义但是还不够彻底。它只是将罪犯从政治刑罚中解脱出来，而被害人依旧活在阴影下。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在刑法中不只是犯罪嫌疑人需要，被害人也同样渴望得到。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受到一样的重视与保障时，政治刑法才会真正转变到市民刑法的体制中。
（四）民法体制
民法是属于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的主要精神与准则是在民法中得到体现的，因此，在从政治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换中，同样是在市民刑法存在的中心精神的确立中，因此，刑法的民法化是不可避免的。刑法的民法化存在着三层含义：刑法从淹没市民社会的领地到逐渐从中退出恢复民法所失去的领地、民法基本精神与刑法基本精神的相同趋向、民法的逆袭逐渐吞噬刑法。在各个国家的法律中，刑法走向民法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说民法中的和解制度在刑法中的应用、对于刑事赔偿的轻刑化、重视化等。
在我国刑法的创新中，刑法的民法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具有民法特点的刑事制度的扩展应用。自诉制度是对被害人自身意志自我管理的体现，而意志的自我管理被看作是私法领域的私法观念，是为了防止受到公权力的入侵。民事诉讼的实施完全是为自诉制度，是全面贯彻当事人的意志自治原则。第二是在处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存在冲突时，确立了重视保护民事的准则。
三、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功能由对立到融合
（一）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在于预防和惩罚，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在于补偿方面
长期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二者对立的情况，二者之间责任功能的融合与交叉会被忽视掉。其实，民事责任也具有制裁的功能，在刑事责任中惩罚性较弱的制裁与预防犯罪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在近代，二者才有各自的功能被应用于社会，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在某些地方呈现出了趋同化，特别是在民事责任侵权这一方，除了传统的补偿受害人之外，还具有惩戒与预防的能力。
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8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建议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新在1968年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随后，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也开始普及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又使人们实现了新的跨越，传统会计只是为微观服务，只注意投资人和会计主体的经济利益，社会责任会计则把人们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它告诉人们，企业与周围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应该对它为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包括资源的耗费）负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基础
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化大生产既生产了大量物质财富，又生产了垃圾和污染，致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日益恶化的人类环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了它的危害。英国经济学家沃德等人1970年在《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中也提出：我们要承担保护人类环境的责任，学会明智地管理地球。此后人们相继提出了“无破坏情况下的发展”、“生态的发展”“、连续的或持续的发展”等概念，联合国最后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总之，人类必须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活动，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20世纪年代形成的新福利经济学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基础，只强调企业个体的利益，提出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是有失偏颇的。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主管人员尤其是大型企业主管人员应代表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本公司的利益。例如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他在1920年著作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外部效应”一词，指出“外部效应”的内涵是：某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成本（效用），有害的外部效应称为“外部不经济”，有益的“外部效应”即“外部节约”。
正是这些新的福利经济思想和“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外部效应”“、外部不经济性”等新概念的提出，不仅把企业的目标由“利润最大化”推进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且也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责任会计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它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和性质
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就是企业或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的经济活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1）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如污染控制治理与赔偿的经济活动（增添污染控制设备和装置、污染检测与监督费用，固体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理，应付排污费等）；绿化园林活动；清洁卫生活动；保护自然资源活动；动植物检疫活动；其他环境保护方面的活动如参加环保会议及环保知识培训、森林保护、水土保持、沙漠化防治等活动。（2）矿产开采与保护、使用活动。如矿产开采权申请；矿产保护活动；矿产勘探活动；开采活动；矿产使用责任。（3）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如人力教育与培训活动；少数民族教育与雇佣；残疾人录用及设施购置；妇女雇佣与女干部选拔；福利设施购建；生产安全设施添置；吸收就业人员；就业人员工资及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疾病防治与健康检查；其他有关活动。（4）公益性经济活动。如城市公共工程建设活动；公园建设与管理活动；防洪活动、防风灾活动；大江大湖治理活动（如我国的太湖治理、淮河治理等）；残疾人利益保护活动。
社会责任会计在性质上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结合运用，换言之它既有财务会计性质，又有管理会计地位。因为从它运用的基本方法来看，要设置必要的科目体系和报表体系来反映社会资产、社会成本、社会负债以及环境绩效，这是财务会计的内容。从其目标来看，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映和控制社会资产的目的在于加强对社会资产的管理，因此又必然要用到管理会计的预测（矿藏勘探实质上预测）、决策方法，因而它又有管理会计的性质。
三、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工作
在我国推行社会责任会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还较模糊，计量方法缺乏标准，社会责任量化信息披露较少，在我国普遍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政府应在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上有所作为。政府应转变观念，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优良的发展环境，使企业能够不断生成和积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力。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帮助减轻了政府来自于社会公众的压力，如减少失业、治理污染和投资公用事业等，因而政府应该对企业的社会参与行为给予认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上向其倾斜。
应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教育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新分支，无论是它的理论基础还是核算对象、方法均与传统会计区别很大，一些传统会计概念、原则、方法已不适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因此，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上的欠缺，从而也影响了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的应用情况。因此，建议我国高等教育在各层级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应相应提高对社会责任会计的重视程度，规范这一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廖洪.会计理论及其应用分析[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01.
[2]胡承德.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9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我国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对社会学视角下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以期为管理会计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管理会计；社会学；责任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2.044
1引言
在西方会计的发展史上，早在1922年，H・w・奎因坦斯就在《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入门》中就首次提出了“管理会计”的概念。而直到1952年，伦敦举行的会计师国际代表大会上会计学界才正式提出“管理会计”一词。西方会计界通常把管理会计当做是各种专业技术的应用，所以一直以来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也鲜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尽管中国的会计学者一直在关注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但由于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历史比较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有很大的差距。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学视角对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管理会计的应用提供参考。
2管理会计的社会学发展历程
2.1概述
weber将会计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核心，他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理解成通过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持续追求利润（weber，1930，p.17）。他认为如果没有簿记的计算功能，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理性化为weber的社会学课题提供了总的主线。他关心产生并促进“特定的现代计量观”传播的条件。weber将经济企业定义为能够导向资本会计的自主活动，认为“这种导向通过‘计量’方式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weber把计量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核心，并将会计看作一个中心角色。Sombart对weber的论点进行补充，他就复式簿记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相似但更强的论点。他的观点与weber的观点一起，建立了社会学和会计学间的联系。早在weber之前，marx就已经指出会计簿记与资本主义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簿记被描述成生产过程的演绎。marx在生产关系中将会计以及其他政治因素赋予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其著作中，会计被赋予宏观结构性地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形成和再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会计帮助界定社会和经济关系，而这恰恰界定了一个社会的本质。因此，会计学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开始萌芽。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会计学”出现前，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在20世纪50年代，会计的社会学关注才重新浮出水面，其焦点已经由宏观层面对理性化和积累的关注转移到以微观群体、群体动态及会计的作用为中心。可以从argyris（1952）关于预算对人的影响这一开创性研究来追踪这种变化。1930年以后，群体与群体动态成为社会学家的一个主要研究焦点，企业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而人际关系和群体动态是这个社会系统的核心。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群体观念为核心的社会学科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学家Homans（1951）首次试图基于群体观念进行理论综述。他的贡献在于试图综合各个学术流派并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理论，该理论将使群体成为社会关系研究的起点。在Homans进行理论综述的同时，社会学家致力于调查诸如矿工、员工流动、道德、生产率和行业冲突等群体关系问题。大西洋对岸的许多作家加强了这种理论模式。“行为会计”用于刻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浪潮的标志，它根植于群体的社会学分析发展基础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预算的组织和行为方面成为研究人员的当务之急。利用群体和组织的社会学理论和管理理论，Hopwood（1974）将这种推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通过鉴别在管理绩效评价中运用预算信息的三种不同方法，Hopwood重新确定了辩论的标点。他确定了一种“预算约束”模式、一种“利润意识”模式以及一种“非会计”模式。
在20年间，预算和相关评价机制的行为特性研究永久性地改变了会计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会计学科也被改变了，会计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组织的和行为的过程。然而，随着社会学和更广泛的社会学科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2作为组织和社会实践的会计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稳固建立起的行为会计如果是会计实践社会学问题的一种响应，那么它的核心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于组织内产生的种种过程。由weber，Sombart和marx等学者概括的议程，以及寻求分析大规模社会变革和会计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完全被群体和群体动态的议题所替代。Hopwood（1974）明确主张恢复会计的宏观层面分析来纠正这种倾向。1978年，Hopwood再次谈到，只有非常少量的研究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会计的影响。甚至到1980年，那种能够将宏观和微观关注融为一体的会计社会学分析仍主要停留在期望阶段。1980年以后，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制度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与会计实务的关系逐渐被重视起来。在未来的20年里，社会学与会计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对会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会计学科的领域。关注和研究对象的改变，也不再单纯地将预先假设的社会学概念作用于会计。概念本身在与会计计量实践紧密相连中得以发展，会计学科变得更具有思想性，也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会计研究领域的拓展受益于四个研究分支：第一是会计制度环境的研究；第二是会计的政治经济研究；第三是会计的民志学；第四是会计嵌入的关系网络研究。
2.3人、网络和核算实践集合
Granovetter（1985）以指出经济行为蕴含于社会关系网络或系统之中。根据他的观点，绝大部分经济行为紧密镶嵌在个人关系网络中。在Granovetter看来，不能仅将这些关系看作理性市场中引起摩擦的因素，这些关系应当被看作社会学分析的中心和责任。Callon（1998）提出了关于经济和经济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嵌入问题。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塑造经济而不是观察经济。
比照Granovetter的嵌入概念，Callon认为人的计算容量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不应当将人所在的网络看作场景和制度环境，而应当将人和网络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的计量能力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关系网络。这种回避宏观和微观的差异以及场景概念的尝试，与上述早期会计文献著述是相符合的，对核算的和网络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也是一致的。
2.4结论
20世纪初作为社会学中心的会计在大约半个世纪里从视野中消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计被社会学家“重新发现”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宏观层面理性化过程转移到微观层面群体和群体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会计文献中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转移现象。会计研究人员寻求理解和分析组织内部更广的制度压力和社会压力之下的会计实践间的关联。最近，出现了关注嵌入社会网络的人改变经济过程的方式方面的研究。但是，网络概念的首要性、网络作为相互连接人的各种网络观念、对经济学塑造经济之作用的强调，为会计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3社会学方法与社会责任会计
3.1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的方法，突出了会计技能对社区的影响。社会学的方法是一个近似道德的方法，它以社会福利为中心的问题。社会学方法的两个重要特征：（1）重视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承担社会责任；（2）“正义”延伸到“社会福利”，强调会计对社会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具体影响。社会学的所有方法都可以通过会计信息来进行社会福利的决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形成了社会经济福利学观点，社会学方法关注“社会福利”，而经济学方法则将强调“一般的经济福利”。因此，运用会计理论的理论，有助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社会责任会计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一种新的会计学分支，是把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从企业所有者或股东的角度来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从而让会计服务对象，从单个的企业延伸到整个国民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有社会责任会计的优秀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为会计发展的中心，它是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经济活动的微型企业经济措施来看，与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识别、计量、报告，涵盖社会责任履行的数据收集，确定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估信息并将其提供给企业企业相关利益者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
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理论基础和方法。文硕教授曾将其概括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多层次理论和方法体系，且这些基础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如三角形描述的内容为：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最一般、最基础的理论支柱是哲学和数学，所以它们在三角形的最底边。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社会责任会计问题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数学是会计的本体，会计责任会计在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进行计量和评估时，必会使用大量的数学方法。经济学是整个会计理论基础的核心，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重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来源于经济学，因此经济学处于三角形的中心，而把经济学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也就是承认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两重属性。在三角形中在三角形中，提供了一种基于逻辑和“三理论”的社会责任会计。在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中，应该首先分析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模型和实际应用，并采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揭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的、功能、原则和信息等。
“三论”是新生事物，属于跨学科模式的边缘。“三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扩大了传统会计的范围，也使人们有新的视野。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的最高层次的社会学自然置于三角形的顶端，这也是有别于传统会计理论基础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的会计理论研究关注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基于社会问题的会计研究，已然成为当代和未来会计研究发展的趋势。
3.2社会责任会计的现状
美国的《幸福》杂志曾对排名前500名的公司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971年时只有29家公司公布有关社会资料；1976年，此数量高达456家，占比达到91%；而ernst对《财星》杂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公司的研究指出，在年度报表中披露社会衡量方面资料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由美国企业和社会信息的绝大多数是相关的环境污染，没有公布的社会责任会计报表的完整内容；德国只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社会报告。在德国壳牌石油公司公布的社会年度报告中，经济和社会数据一起，从而为公司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目标。1970年以来，日本对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涵盖了关于社会成本计量的信息披露方式和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原则、研究假设、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需求和对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1977年法国颁布的法律中法律要求员工750多人的，准备社会资产负债表，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以金额来衡量。在1982年，法律要求的人数扩大到超过300人的企业。法国政府颁布的这项法律要求社会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的信息应当包括劳动报酬、补贴、担保和其他工作条件、培训和家庭生活条件等细节。这些信息大部分集中在员工和工人上，揭示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反映了法国社会的社会福利。其他如奥地利、新西兰、瑞典等国家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重点强调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布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就业、工资、健康和安全等方面。从1976年初开始，在英国一些大型企业准备了一个增值表，目的是改善公司的态度、精神和行为。
80年代初，在marx关于“簿记向社会簿记转化”的思想启迪下，我国开始研究社会责任会计，并在借鉴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进行探索和实践。1988年，阎达五教授在编制我国社会核算体系建立社会核算书时，对会计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95，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职工福利（征求意见稿）》，2006年，国家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而在2014年修订后，职工薪酬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了离职后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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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篇10
刑法信条学（教义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1]，其以刑法规范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用刑法的概念演绎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服务于刑法规范的正确适用与解读。
概念有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分，刑法学概念亦然。事实概念与客观及描述相连，而规范概念连接着价值与判断，但对于两者的理解却又依赖彼此之间的相互参照。犯罪构造理论由一系列刑法基本概念所构成，其作为刑法学理论的基础与内核，是刑法学理论全景的缩略图，是展现刑法学理论动向的重要窗口。在三阶层犯罪构造理论中，犯罪是一种符合行为构成、违法且有罪责的行为[2]。因此，在这一刑法学理论体系下，“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罪责”概念占据着刑法学基本概念的位置，而对这些概念的研究成为刑法学的重要任务。在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虽然使用不同的概念对此进行描述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多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但对“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罪责”等概念进行研究也绝非没有意义，通过对这些概念的研究，了解其历史及现状，将有助于我国刑法学界探寻适于中国的犯罪构造理论体系的构建。
[hs（3][hth]一、行为概念理论
[htss][hs）]“无行为则无犯罪”是一条古老法谚，其彰显了行为对于犯罪成立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现代刑法学基础的行为概念，其在发展中被赋予了诸多功能，概括来说有为应受刑罚惩罚的举止行为提供上位概念的基础功能；作为沟通构成要件“脊椎”的连接功能以及将不能为刑法评价的事物加以排除的区别功能[3]。然而，如此重要的行为概念的界定，却在刑法学界久经争论，至今尚无定论。回顾行为概念的理论沿革，围绕行为概念功能的发挥主要存在以下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理论：
（一）自然行为论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贝林首创自然行为论。受自然科学的重要影响，刑法学家试图将人的行为理解为外在的自然过程。李斯特认为“行为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任意举止行为”[1]149。其中，任意是指“导致肌肉紧张或放松的心理活动”[4]。自然的行为概念能够很好地实现行为的区分功能，即将动物行为、单纯的思想及条件反射行为等排除在刑法之外。但在基础功能的发挥上却遭致了批评，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行为的范围过于宽泛，使任意的与结果有关联的举止被包含入行为之中，另一方面它在解释不作为特别是忘却犯上遭遇了阻碍，因为在不作为中结果的出现并非行为人直接导致的，不存在“肌肉紧张”，而忘却犯的行为人甚至缺乏思想意义上的意志，因此我们说自然行为论在基础功能的实现上是存在问题的[1]150。
自然的行为概念，将客观外部世界的“改变”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显然属于事实概念的范畴。在这里行为相对于行为构成是中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评判性因素，但这种把行为的概念描述为神经或肌肉的紧张活动，不仅非常怪诞，也难以
具有说服力，难以撑持起整个刑法体系，难怪贝林说自然的行为概念是“无血的幽灵”。
（二）目的行为论
鉴于自然行为论视域下行为概念存在的功能性缺失问题，目的行为论者试图通过对行为概念加以改造，并以此为基础搭建目的主义的犯罪论体系，从而将行为概念重新归置于刑法体系的中心位置。这一理念率先由德国著名刑法学家韦尔策尔所倡导。他认为，行为是在目的意志的控制下，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有目的地受操纵的事件，即对目的动作的实现[4]69。与自然行为论相比，目的行为论将对行为的考察从客观外在的身体举止转移到了主观内在的目的活动，放弃了将行为视作单纯的身体举止，选择在目的性意义上对行为进程进行事实性描述[5]。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两者均是从存在论的视角对行为进行界定，因此目的行为论中的行为依然属于事实概念的范畴。
张小旭，于浩：刑法学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嬗变——基于刑法信条学上犯罪构造理论的考察
目的行为概念的提出撼动了整个刑法体系。自然行为论主导下原本属于罪责类型的故意和过失，作为行为类型个别化的必备要素而被纳入行为构成的组成部分，并导致了包括错误理论在内的诸多理论的变动，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犯罪体系向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但同时有批评意见指出该行为概念不能将刑法上的行为类型完全涵盖，至少在不作为上是缺乏解释力的。由于不作为对于后果的产生并非原因，亦无引导原因过程，因此不可能是有目的地进行行为。在作为犯罪中，对于无意识的过失行为也存在解释的困难。对此，韦尔策尔认为无意识的过失是自然人行为的“有待完善形式”，其构成行为通过盲目的因果关系实现。但是，无意识的过失在盲目的目的（潜在的目的性）促使下行为，和故意行为目的的现实性存在重大区别。因此韦尔策尔对将过失性行为纳入目的行为论的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达致其所期待的效果[1]152。
（三）社会行为论
无论是自然行为论还是目的行为论都存在解释力不强的缺陷，它们均基于存在论的立场，从一种客观的角度将行为看作一个自在的因果过程。后出现的社会行为论转向价值论的立场，引入社会性要素，从规范的角度界定行为，即行为是由人的意志控制或者可以控制的具有社会重大意义的各种举止[2]79。因此，社会行为论注重对行为价值的判断，行为的客观载体非关键所在，价值上的“社会重要性”判断更显重要，行为概念至此发生从事实概念到规范概念的重要转变。
规范的行为概念，解决了既有行为论存在的解释力不强的缺陷，因为所有的犯罪性举止行为都能很容易贴上社会现象的标签，并且对行为的评价也是与社会性相联系的，因此更有利于行为概念基础功能和连接功能的实现。但规范行为论也存在其自身难题。首先，由于社会行为概念纳入了价值评价的规范性要素，其以往作为行为的中立性立场发生偏移，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本质上的相互交织，彼此依赖，使得社会性评价似乎更应置于行为构成而非在其之前，因此行为概念与行为构成之间的界限便变得模糊不清。再者，有批评意见指出行为存在具有社会重要性和不具有社会重要性之分。因此，社会重要性作为行为的评判界分因素，缺少它不是不存在行为，而仅仅是没有社会意义[1]156。
（四）人格行为论
人格行为论为罗克辛等刑法学者所倡导，在此理论下，行为被界定为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罗氏认为“行为首先是能够归于作为心理和精神的动作中心的自然人的一切。但是，这一切不涉及仅仅从自然人的身体范围，即‘物质的，有生气的，动物性的存在领域’产生的，还不是处在‘我’这个自然人精神的和心理的控制下而产生的作用。另一方面，思想和意志冲动当然属于人的精神和心理领域。但是只要它们停留在内心之中，并且不能与外部世界发生的时间发生关系，那么，它们就不是人格的表现，并且因此不是行为。”（参见：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0.）
人格的行为概念强调表现为人格的载体，因此人格表现的标准不仅存在对“表现”的判断，更有“人格”的评价，而对于后者，虽可借助于经验性事实进行判断，却也难以
摆脱其规范性概念的本质。出于人格行为概念这一规范性性质，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情况下失去了其作为位于构成要件之前的中立性，而发生了与行为构成的部分重叠。在评价不作为这种身体上的“无”时，则必须借助于行为构成的社会性评价，因此将行为与行为构成之间的关系拉得更为紧密。
行为概念的规范性因素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是否定的行为概念（也称规范行为论）的产生。此说以抽象出一个当然包含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概念为旨归，在这一行为概念下行为的事实性荡然无存，使对行为的判断完全依赖于价值的判断，实质上意味着对行为概念的彻底放弃。虽有利于解释刑法上的不作为，却也走向了极端的规范性，使行为概念本应承载的功能受到了损害。
通过对行为概念理论源流的梳理可知，行为概念的演变过程亦是行为概念中事实因素和规范因素不断调整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作为纯粹的事实概念的“行为”还是作为纯粹的规范概念的“行为”都难以达到完满实现其功能的目标。
二、行为构成概念理论
纵观行为构成理论发展的历史，是原本价值无涉的、客观的描述性行为构成逐渐开始承载价值，吸纳大量主观的和规范性要素的历史，是行为构成向违法性靠近的历史[6]。
（一）记述性的行为构成
理论上，一个行为举止，如果与法定构成要件中的在犯罪典型上的不法描述相一致，便构成一个行为构成符合性[7]，这种行为构成要件的提出需要追溯到贝林。1906年，贝林提出其独特的犯罪构造理论，他将行为作为犯罪的上位概念，将行为构成符合性置于与违法性、责任并列的行为的特性[6]29。指出构成要件（行为构成）是行为之外部特征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其意味着一种犯罪类型的轮廓，即确定犯罪类型的各要素的综合[7]70。贝林意在通过将行为构成纳入犯罪成立要件将法官牢牢地约束于制定法之上，为刑法规范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创建刑法理论的支持。因此，贝林创设的行为构成概念具有客观性和无价值性特征。客观性意味着行为构成仅仅包括刑法法规的客观要素。因此，所有的主观状况包括故意、过失以及后来所说的主观违法性要素均被排除在行为构成之外，而被置于罪责的框架之中。无价值性意味着贝林的行为构成是描述性的事实概念，因此即使确定行为符合行为构成，也并不能直接导出其具有违法性的结论。
但是，随着
对主观行为构成以及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研究的深入，贝氏的行为构成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均受到动摇。前者体现在许多犯罪类型中，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对于犯罪类型的成立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在目的犯罪之中，主观目的存否往往直接决定不法的有无及类型。后者在于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的认识打破了行为构成无价值性的立场，人们发现完全排除规范性要素，作为纯粹的事实性概念的行为构成，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我国《刑法》中的传播淫秽物罪，在认定行为构成符合性时对“淫秽物品”的判断，实质上包含了事先进行部分违法性的评价。甚至是那些看似纯粹的事实性概念，也可能是带有规范色彩的。如对于“自然人”这一事实概念，从哪个阶段开始便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自然人则需要法律的事先评判与确认。
（二）规范性的行为构成
规范性行为构成的倡导者是麦耶。他认为，在行为构成之中，不仅包括外部的客观要素和内部的主观要素，还存在具有决定价值之意义的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根据麦耶的观点，行为构成仅仅是认识的根据，一种对违法性的征表，而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则是确立违法性之情节，是真正的违法性要素，同时由于其又是故意的认识对象，所以规范性构成特征又属于行为构成因素。这样，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就具有双重地位，跨越于行为构成与违法性之中，而行为构成的无价值性亦得以打破[1]184。继麦耶之后，格林胡特将规范性行为构成划分为关涉刑法规范思想以及需借助一般生活经验和原则进行评断的两种类型性概念，前者如财务的“他人性”，后者如物品的“淫秽性”。e·沃尔夫则认为，所有构成要件要素在概念上皆具规范性，但非皆具违法性评价之属性[6]39-40。因此，行为构成不再是单纯的无价值描述，而是规范性和事实性因素缠绕的结果。对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确定往往会与违法性的判断发生交错。
规范性行为构成的发现不仅是对行为构成的进一步认识，也使得行为构成在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变化。规范性行为构成特征的存在，使得行为构成符合性不再是单纯的认识对象，而是违法性存在的根据，行为构成符合性与违法性之间的关系靠近了。自此，行为构成不仅具有故意的规制功能、犯罪类型的个别化功能，还具有了违法性的推定功能，即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如果不存在正当化事由，即可肯定其违法性的存在。/
三、违法性概念理论
犯罪行为必须是实质上为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违法的行为。但也确实存在那样的情况，行为符合了某一犯罪的行为构成，却在实质上为法律所允许而需排除其不法。由于刑法规范表述上的局限性，仅仅根据行为构成，尚不能武断地肯定行为的违法性。因为“承认违法性是犯罪的概念特征这一命题，以及对那些取消行为的违法性特征的情况进行更加仔细的领会，是一个缓慢而远没有结束的刑法科学发展的结果”[8]。从而阐释了在犯罪构造的违法性这一范畴内，主要是处理违法性阻却问题。
（一）形式违法性
形式的违法性，意指行为违反规范，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9]。这里的法仅限于刑法规范的范畴。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形式违法性是通过符合行为构成要件而自然获得的，理论上只要举止行为符合行为构成且不具有法定正当化时，即具有违法性。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的根据是法规范。
（二）实质违法性
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提出了“实质违法性”的概念。他指出：“实质的违法是作为危害社会的（反社会或者对社会有害的）举止的行为……违法性的行为是对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集体的重要利益的侵害，有时是一种对法益的破坏或者危害”[2]173。据此，违法性概念主要指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的侵害。在这里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危害社会性概念无疑是规范性的，其需要借助于一般的生活经验、世界观的原则为基础进行价值考虑。德国刑法语境下的违法性是对某一具体行为所做出的法律上之正确性或错误性评价[10]，在此作为实质违法性概念上的“法”具有不止于实定法的宽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法的秩序。基于这些特点，实质违法性概念在考察行为的违法程度，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与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以及合理确定正当化事由的根据与范围这些方面更为有利[9]110。
1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
关于实质违法性的理解，主要存在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的争论。规范违反说以法规范违反之视角界定违法性的本质，为宾丁首倡，他将法规范与规范区别开来，前者指刑法分则条文，后者则是隐藏在刑法法规背后的社会伦理规则。据此，宾丁认为，犯罪违反的是先于刑法条款的规范而非以条文形式体现的刑法规范[11]。麦耶在此基础上提提出的文化规范违反说，使规范的外延延展至包括农业、军事、学术、文化规范等多种规范的综合。威尔泽尔则走得更远，其将违反规范定位为对观念价值的违反，把违法的本质视为偏离社会生活秩序的无价值状态[12]。与规范违反说相对立的是法益侵害说。贝卡利亚曾提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13]。从社会效果上对犯罪的本质加以揭示，李斯特正式提出了法益侵害说。在法益侵害说理论下，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法益即是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
总之，不管是规范违反说还是法益侵害说，违法性的判断依据都是一种隐藏在刑法背后的抽象利益与价值。对于实质违法性的判断，主要是通过排除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实现。排除违法性的根据是所谓的“社会正确性”原则，即社会在正确规范相互冲突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正义所遵循的原则[2]172。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正确性又会涉及到一个界定标准的问题，这个便是规范概念必然出现的主体性与不确定性的弊病。这样不仅容易产生使用“一种法律之外的‘实质的’标准”来改造犯罪成立的条件，而且容易支持任意解释和扩大解释。随着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牢固确立，其限制与保障作用的发挥必然导致对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作为排除违法性根据的正当化事由也应“有据可循”，以确保刑法的可预见性。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刑法，普遍采用通过法律对正当化事由进行明文规定的形式作为排除违法性的根据。而关于正当化事由的范围，则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下限制不一[2]175。
对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关系，理论认为，一个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可以因为符合行为构成而取得形式违法性，但却不能因此肯定实质违法性；同样地，在一个行为不符合行为构成的情况下，不能以实质违法性为由肯定形式违法性的存在，这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当然，违法性概念作为对行为进行的价值评价，不管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都是属于一个规范的概念范畴。通过违法性这一阶层的评价，那些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即被确认为不正确的而宣示其为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才能考虑在刑法上对行为的归责问题。
四、罪责概念理论
在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罪责是犯罪成立的一个要素、一个条件，且另一端连接着刑罚。根据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只有当行为人有罪责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科处刑罚，罪责是动用刑罚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不是每一种社会状态中都存在罪责原则，人类关于罪责的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曾写到：“罪责是犯罪的概念特征，无罪责即无刑罚，是一个很长的且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发展的结果。犯罪概念只是慢慢地吸收罪责特征于自身的；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8]265。回顾刑法学历史上罪责理论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及进一步规范化的理论演变，这种理论演变的持续性状态至今尚未画上一个句号。
（一）心理责任论本文由收集整理
19世纪，刑法信条学上的罪责概念才得以与违法性概念清楚地区别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刑法学者试图将所有的法律概念都归结为在自然科学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的经验性事实，并因此发展出后来的“心理责任论”。此学说认为，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时还不能够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在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同时存在主观的心理联系时，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行为人在主观上与结果的关系就是罪责。心理责任论上的罪责概念与心理事实等同，故意与过失视为罪责的种类[7]219。心理责任论认为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心理事实，是能够查明的，从而把责任限定在主观上可以被查明的对象上。
然而，心理责任论对罪责本质的理解不够科学和细致。其将罪责立足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对客观事实的评价，也没有确立起罪责的实质标准。因此，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从主观内容中选择出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而事实上，罪责也不可以完全理解为就是主观现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没有认识的过失，在发生该种过失时，犯罪嫌疑人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那些最后充当罪责之基础的情状。而且，像阻却罪责的紧急避险、防卫过当以及归属上的无能力这类排除责任的事由，影响的虽然是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但却是建立在客观的事实情状之上的[14]。
（二）规范责任论
20世纪初，心理责任论受到了动摇，原因是有观点认为罪责并不是一种心理关系，而是对心理状态的规范评价。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弗兰克从对人的主观进行价值评价出发，提出了“规范责任论”。他在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造》中指出：罪责是行为人在违反义务的意志形成上所存在的非难可能性。此外，弗兰克在故意过失之外，将附随情状的通常性这一概念纳入罪责的要素，认为即使是在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罪责亦非具有必然性，因为附随情状的通常性关系到罪责的有无及大小。显然，这里的附随情状的通常性不是对主观心理的描述，而是对客观情况的规范判断，从而打破了刑法学上“违法是客观的、罪责是主观的”这一既定观念。同时，弗兰克将责任能力吸纳为罪责的要素，形成了全新的有责性阶层：责任能力、罪责形式、附随情状的通常性。在此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提出，罪责的本质不是行为人的心理事实，而是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15]。
在规范性罪责概念的基础上，目的性行为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违法性认识从故意中分离出来，故意、过失从罪责中排除出去而进入到行为构成之中。威尔泽尔认为，故意作为纯意志的实现，并不是罪责的要素，而是罪责评价的对象。而对于违法性意识的体系性地位，由于威尔泽尔将错误区分为构成要件的错误和禁止错误，并认为前者阻却故意，后者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阻却责任，因而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责任的构成要素。至于责任能力与期待可能性，依然是罪责的要素[16]。通过这种方式，罪责概念作为行为的可谴责性标准担当起纯粹的价值评价性功能在三阶层的体系中得以确立。如前所述，在弗兰克的规范责任论下，有责性阶层同时包含了心理事实和对心理事实评价，是一种综合性的、或者说是折中的构造；与之不同的是，目的主义体系下，有责性阶层只剩下了对事实的规范评价。从此意义上说，它贯彻了“逻辑上连贯一致的纯粹的规范责任学说”[1]561。
根据规范责任论，罪责的本质在于行为及行为意志的可谴责性，即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的价值判断。罪责的重要内容是，“不应当实施违法行为”的规范性评价[9]224。与心理责任论相比，规范责任论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作为罪责的规范性要素。以规范的责任理论为基础，刑法学者们继续着对罪责概念的规范性探索，其中尤以罗克辛的实质性罪责概念和雅各布斯的功能责任论令人印象深刻。
（三）罗克辛的实质责任论
罗克辛认为规范的罪责概念下的罪责作为一种不涉及单纯的心理上的案件事实，而是区别于违法性的对行为构成的评价。但这只是对一个层面作出判断，即在刑法之下，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而这种可谴责性的前提即刑法谴责的必要性则不予提及。罗克辛认为，虽然通常情况下罪责与刑罚并存，但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成立。为解决这一困境，罗克辛提出了预防必要性的概念，并将其引入罪责领域。强调行为同时具备罪责和预防必要性，才具有责任[1]557。据此，罗克辛将传统的罪责理论扩张为责任理论，即责任阶层同时包括罪责和预防必要性两个要件，并使得责任的判断遵循以下流程：首先，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责，如果没有，直接排除答责性；如果有，则进入对预防必要性的判断，如果没有预防必要性则排除答责；如果同时具备罪责和预防必要性，则行为人便具有责任。
在罪责的实质内容上罗克辛主张将其理解为不顾规范可交谈性的不法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具备罪责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在实施构成要件上的不法行为时，能够正确理解规范的实际内容。第二，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具体的案件中，只有确认了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将行为人作为“自由的人”来处理。根据罗克辛的观点，罪责是兼具经验和规范因素的概念。一方面，需要借助可感知的科学检测方法，确定行为人的自我的控制能力，进而确定规范的可交谈性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认定实质上并不取决于经验性现实，因为行为人在事实上能否具有认知能力、控制能力是不确定的。因此，规范的评价进入可交谈性的边缘范畴变得必要，其为可交谈性的事实确立起固定的标准，行为人在被确认具有合法行为的可能性的同时确证其具有罪责[1]570。
（四）雅各布斯的功能责任论
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在行为人忠诚于法律就能形成不实施违法行为的优势动机，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就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责任”是对行为人的违反法规范的意志形成所进行的谴责。而这种可谴责性的根据就在于：行为人通过其行为已经表明他缺乏对法规范的忠诚。刑罚的目的，就是确证法规范的有效性，即通过法规范的稳定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当社会需要“责任”发挥功能时，就会让行为人承担“责任”，社会足够稳定，无需“责任”发挥功能时，行为人就无“责任”。因此，“责任”不是自然生发的，而是符合目的地制造出来的，其依附于刑法的任务。
罗克辛答责性体系与雅各布斯的责任体系都是奠基于规范论的立场。但在这场对存在论责任体系进行改造的活动中，雅各布斯显然走得更为遥远。他将刑法的目标建立在纯粹的规范秩序之上[17]，即强调对规范的绝对保护。由此，刑罚不是取决于从行为人的能力中导出的答责性，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14]92。但是，这种纯粹规范性的“对法律忠诚的训练”属于一种外延模糊的概念范畴，造成一种对刑法信条学的颠覆。其可能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按照一般预防的需要来确定罪责，因此只有在侵害规范而导致的冲突可以用刑罚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时，才承认罪责阻却事由[1]567-568。其次，这种基于社会需要的刑罚立场将导致个人沦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而这是有违人类尊严的。再次，作为犯罪本质的规范侵犯并没有经验性地加以把握的内容，而仅是一种纯粹的归类，这样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如此，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14]88。/
总之，人们
不可能纯事实地回答“责任是什么”的问题。责任总是与人的主观心理事实相联系，但是，责任并非人的主观心理存在本身，责任是对人的主观心理的评价。因此，要从规范的角度，评价所存在的主观心理是否应该，是否应对行为承担罪责；同样，人们也不可能纯规范地回答“责任是什么”，因为责任的评价奠基于主观心理事实的存在，它往往涉及对行为人具体责任能力与主观心理的审查，然后做出责任的评判。因此，责任的概念从一种心理事实的概念走向一种对心理事实评价的发展概念，其对于事实和规范的相互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全力研究的重点。
五、结语
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目的主义犯罪体系、目的理性的犯罪体系，刑法教义学经历了从强调对行为的主客观事实进行认识到对对象事实进行分析评价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脉络恰好印证了法学研究中法教义学的发展轨迹。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教义学在发展当中一开始是以罗马法这种“神圣”法律文本为解释对象，秉持着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与方法来研究法律。因此，人们将法教义学理解为“价值中立”的解释工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