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机制篇1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制研究打造区域环境治理新模式结果导向型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机制探究基于区域环境治理创新机制视角下的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区域环境产业聚集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与治理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环渤海区域环境治理的启示基于Dea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分析分析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路径选择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解决机制探讨区域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论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问题论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如何创设区域环境基于区域公共管理的区域环境治理对策分析中国区域环境整体政府治理模式建构路径敦化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现状分析及治理对策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公民意识的养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胡印斌.2013.雾霾治理，从区域联动到共同发展[n].法制日报，2013-02-1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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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机制篇2
为进一步提高城乡环境综合管理水平，着力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镇党委、政府集中时间组织开展了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活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中整治成果，建立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不断推进“生态文明稻庄”建设进程，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提升城乡环境质量为目的，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原则，把完善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机制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根本性措施来抓，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城镇现代化、环境生态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努力营造整洁优美、规范有序、和谐文明的城乡环境，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管理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机制，为居民营造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从根本上解决村庄环境“脏、乱、差”的问题，确保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管理内容和责任分工
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内容主要包括进出村庄路段环境卫生管理、村内大街小巷卫生管理、村庄公用设施维护管理和村庄垃圾集中清运处理四部分内容。
（一）进出村庄路段环境卫生管理
加强对进出村庄路段环境卫生的管理，确保进出村庄路段路肩平整，两侧树木涂白，无杂草、无违规种植物、无暴露垃圾，道路两侧可视范围内无有碍观瞻的障碍物，绿化苗木无损毁现象。
责任单位：各农村社区、村
（二）村内大街小巷卫生管理
加强对村内大街小巷卫生的管理，做到主要街道路面全天保洁，确保大街小巷干净整洁，无杂物和抛散物，无“三堆”，无建筑物料，无违规种植物，无乱搭乱建、乱泼乱倒、乱扯乱挂等现象，可视范围内无白色树挂，无“野广告”，村内宣传展板、横幅标语维护良好。
责任单位：各农村社区、村
（三）村庄公用设施维护管理
加强对村内各类公用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设施完好和功能正常发挥。疏挖村内排水沟，贯通环村沟渠，确保排水畅通。做好对村内硬化路面的维护和未硬化路面的整平工作。对群众文化广场、大院墙体进行粉刷，广场、大院内外无乱堆乱放现象。做好村内街道的绿化、亮化、美化工作，确保村内路灯正常工作，提高绿化覆盖率。加强对娱乐健身器材的维护管理，确保器材无破损，能正常发挥作用。
责任单位：各农村社区、村
（四）村庄垃圾集中清运处理
严格落实“户集、村收、镇运、集中处理”的农村垃圾集中清运处理模式，按照每千人配备3名卫生保洁员的标准，选好配强村卫生保洁员。按照“一日两扫，巡回拣拾、全天保洁”的要求，卫生保洁员要做好村内大街小巷的卫生保洁和环境卫生管理。重点加强对村内街巷杂草、柴草、垃圾的清理，消灭卫生死角。各村垃圾箱摆放和垃圾池选址建设要到位，确保生活垃圾入箱，建筑垃圾入池。
责任单位：镇城管办，各农村社区、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镇党委、政府成立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的组织、指导、调度和督查工作。各农村社区、村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强化措施，确保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形成长效。
（二）提高认识，明确责任。一是在全镇范围内继续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大家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认识，激发他们参与整治的积极性，营造人人参与环境整治的浓厚氛围。二是镇政府、农村社区、村逐级签订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目标责任书，明确责任，层层分解，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各农村社区党总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责任人要加强协调沟通，各负其责，共同落实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三）健全制度，加强督查。各农村社区、村要建立健全村卫生保洁员考核、门前“三包”等制度，对环境整治情况进行定期调度、检查，及时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推进工作扎实开展。镇城管办将加大督查力度，不定期对各单位环境整治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督办，限期整改，确保整治活动形成长效。
五、资金保障
镇财政承担镇域内村庄的垃圾清运费，村卫生保洁人员、垃圾清运车驾驶员及垃圾装卸工人的工资，垃圾箱配备及清运车辆维修维护费等费用。垃圾清运费用和村卫生保洁员的工资均按村人口10元/人·年执行，由镇财政承担，城管办根据对各村的考核结果，按季度拨付各村。
六、考核和奖惩办法
镇政府将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对各农村社区和村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并适当提高分值。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不断完善监督考核奖惩机制，保证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能够扎实有效的开展并保持长效。
（一）考核办法
对全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考核采取不定期督查和定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由镇城管办牵头，按照全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工作要求，对我镇村庄环境整治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并现场评分。
1、不定期督查
由镇城管办负责，对各村庄的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进行督查，督查情况以督查通知单的形式及时下发各相关单位。各农村社区、村在接到督查通知单后，对照通知单内容自查自纠，按照规定的整改期限迅速落实整改内容。对未按期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在定期考核中扣除相应分值。
2、定期考核
（1）考核方式。对各农村社区和各村环境综合整治情况每月进行一次考核。每月下旬，由镇城管办牵头，组织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按照《稻庄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百分制考核评分表》的评分标准，逐村对村庄环境整治情况进行现场评分。
（2）考核成绩计算办法。各村每季度的考核得分为该季度三个月考核评分的平均值；各农村社区每月考核得分为参与考核村得分的平均值。凡在考核中出现低于75分的分数均按零分计。
每次考核情况于下月初由镇城管办以《通报》的形式下发各农村社区、村。
（3）考核结果的运用。镇城管办依据各村的考核结果，每季度向各村拨付本季度的卫生保洁员工资。工资拨付计算公式为：
季工资拨付＝（村人口总数×10元/人·年÷4）×（每季度考核得分-不定期督查扣分）%
各农村社区的考核结果作为年终总评奖优罚劣的依据。年终对月考核成绩进行汇总，取各月成绩的均值，作为各农村社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年度考核成绩。
环境治理机制篇3
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一般可以通过技术革新、生产的工艺和流程来减轻，但无法绝对的避免；特别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进入高峰值期间，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和全球关注的环境焦点问题；另外，我国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显性化，污染的损失补偿机制也缺乏，造成污染事件的企业没有精力、金钱处理污染事件，从而导致公共环境损害和污染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赔偿。环境污染风险作为一种影响巨大、损失后果严重、极易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仅靠一种方法和途径去化解和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目前环境污染地区差异巨大、社会矛盾突出。所以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提出综合性、系统性的管理模式和途径，对环境污染风险进行综合管理。
2014年8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为保险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发挥保险社会风险管理功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同时，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对推动保险在风险治理的作用方面奠定了基础。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一种，以企业发生污染风险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财产保险险种。环境污染风险事件频频发生，需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参与和管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保险功能和管理，环境污染风险责任实现社会化，达到减轻社会负担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环境责任保险是近年来重点关注和发展的保险业务，是一种以风险转移为目的的环境污染处理机制。与罚款、技术提升等传统的环境污染治理方法相比，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有效的提升处理赔偿事故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发生的概率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等优势。
一、国内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开展情况
在国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许多国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金融工具和管理办法。在国内，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2007年开始江苏、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深圳、宁波和沈阳等省市已经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但进展缓慢，社会大众对其的了解知之甚少。2009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保监会《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重新探索环境污染风险防范和解决机制。其中，重庆、宁波、深圳等地保险与环保部门共同合作，正式启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2013年3月，根据试点城市的经验，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三类企业必须强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否则将在环评、信贷等方面受到影响。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按照规定应当投保而未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将采取停业等相关约束措施。
2009年，浙江开始启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工作。2010年，浙江省环保厅、浙江省保监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嘉兴，金华、温州都推行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4年，浙江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规定在重金属、化工等重污染高风险行业试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体到杭州，富阳区在2012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目前已有医药、有色金属、电镀等行业的企业投保。但总体的投保率偏低，在险种的设计、服务等方面存在缺陷，必须总结省内外试点城市的经验和地区实际，设计出符合地区特色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二、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随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广泛宣传和推广应用，杭州地区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鉴已经试点城市的经验，特别是可以借鉴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的经验，设计符合需求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对于杭州地区建议先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条款设计
1.费率分类问题
保险费率是保险条款的基本内容，也是影响投保积极性的重要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强制保险费率的确定需要考虑制造环境污染的行业的特点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分类确定。
按照目前杭州地区的现状，可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污染严重的领域分类确定费率。比如分为重有色金属业、化工业、医药业、电镀业、其它行业等确定费率标准，并在高污染的行业要求率先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影响企业缴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的因素除了保险费率外，还有赔偿限额。强制保险提供的是基本的环境安全保障，赔偿限额也是基础性的基本保障。可以按照每次事故死亡伤残、每次事故人身伤亡、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进行确定。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根据地方特点确定保险金额。以杭州市为例，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损失各项数据标准如下：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106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7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6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257元。①死亡赔偿金，按照当地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赔偿二十年；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财产损失较少，其赔偿限额可以按照基础确定一个标准，比如1000元。
2.无赔款优待制度设计
无赔款优待制度广泛应用于保险险种的设计，一般的含义是如果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间内没有发生赔款，则被保险人在续保时可享受减收保险费的优惠；反之，如果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间内发生赔款，则被保险人在续保时就要多交保险费。无赔款优待制度的核心是保险费直接与实际损失相联系，从而使保险公司实际收取的保险费能够更加真实、直观地反映所承保的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车险是实施无赔款优待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的险种。交强险的无赔款优待制度与道路交通事故、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目前最低下浮30%，最高上浮30%。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需要无赔款优待制度的参与，可以参考交强险的费率浮动机制，对于上个保险年度内无保险事故发生的企业给予10%的费率优惠，对于上个保险年度内有保险事故发生的企业给予10%的费率上浮，特别对于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企业给予30%的费率上浮。
总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强制性的特色，体现基础性的特点。
（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给予政策支持。首先，建立和健全环境污染的责任认定体系，这是推广该保险的基础。其次，对于杭州的环保部门来说要研究和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重点包括如何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适宜的税收、财政优惠政策能吸引更多的排污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要注意管理方式和方法，保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安全落地和顺畅执行。最后，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公众性，可以建立环境救济基金。环境救济基金可以起到迅速补充赔偿的作用，是环境污染赔偿与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环境救济基金的来源，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拨付转移、排污费、社会团体个人捐赠等多种渠道予以建立。
（三）建立多方共享、协作的沟通机制和协调中心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需要保险公司、环保部门、政府的共同维护和管理。首先，要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包括召开定期沟通例会，建立信息反馈和联合督查机制。其中，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是重要的环节和核心内容，可以建立环境污染的信息统计系统，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环保部门的数据都进行共享和整合，这是保障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正常实施的重要保障。另外，要建立黑名单体系。对于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件和在联合督查中发现重大问题的企业进黑名单，给予重点的督查、费率上浮、提高免赔额等措施。协调中心主要负责对实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制度提出建议，同时针对保险公司处理环境污染的专业技术能力欠缺的问题，协调中心要制定污染损害赔偿、鉴定程序的技术指南，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
（四）建立有效、快捷的理赔服务
在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中，保险理赔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职能，是保险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服务更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体现。首先，要建立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理赔服务。特别是迅速的理赔服务，可以在保险制度中规定具体的理赔时效，比如1天内确定保险责任，在理赔资料收齐的情况下3天内给予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赔付等等，让客户感觉到保得放心，赔得心服，也是保险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其次，根据责任保险的制度，保险理赔的赔付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者，具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最后，要建立环境污染救助基金。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找不到污染企业时，根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得不到赔偿，可以通过救助基金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赔偿。环境污染救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环境污染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费用的专项基金。基金的筹集可以从环境污染企业的罚款、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利润和保费中获取。总之，要建立群众放心、企业信任、符合地区实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五）适时推出环境污染责任商业保险
以上讨论的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其提供的是基本的保障，其赔付金额也是较低的。当强制保险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的经验之后，可以推出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其赔付金额相对较高，可以供投保人进行选择，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企业的投保需求。鉴于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形势，可以参照国际和试点城市推广的经验，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模式，即鼓励企业自愿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对于环境风险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或者对地区影响颇大的行业，应实施强制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杭州地区就可以试行在重点污染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鼓励企业投保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强制性、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费率分类、无赔款优待制度的实施和理赔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采用类似的险种设计。但在赔偿限额方面，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在费率的确定方面，强制险作为基础性的险种不应该以赚取利润为前提，但是商业性的险种提供的是较高层次的保障，可以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用和区别。
环境治理机制篇4
关键词：全球环境话语；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
abstract:theGlobalenvironmentalDiscourse(GeD)andtheUn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Regimes(UnGeGR)canpromoteandrestricteachother，whichrevealstheconstrutivityoftheirrelationshipinthedurativeprocessoftheirinteraction.therefore，theGeDandUnGeGRaremutuallyconstructed.
Keywords：globalenvironmentaldiscourse;theUn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regime;mutualconstructivity
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它关涉整个地球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未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为有效地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应对全球环境事务付出了持续努力。一方面，一系列表达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主流信念、价值、通则与共识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被建构起来，并在思考范式上得以不断更新，从谋求生存的“生存主义”到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一种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和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一系列制度化的原则、程序与组织机构（即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也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形成，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得以不断拓展议题领域、改进运作机制、强化治理期望或信念，总体上亦呈现出一种渐进或不断演进的趋势。
这两个方面都相应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果，并且，双方成果间的相关性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笔者以为，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作用的，其作用形式包括促进与制约两种，并通过对其作用内容的探究以及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所做的相应判断，可进一步把这种相互作用归结为建构性质，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认知并理解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或补充学者们有关环境话语与环境制度共同进化的初步认识①，也能为国际社会构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或全球环境事务的认知框架提供一种适当的借鉴和基础。
一、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促进总体上，全球环境话语不仅赋予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以特定的环境治理身份，还能为其治理行为确立特定的意义，从而使之在全球环境事务中能够获得应有的理解与认可。反之，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则在全球环境话语的创设、讨论及其教育培训、实践推广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
（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促进
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确定威胁、提供治理蓝图、定义对行为的期望、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
1．确定威胁
这主要指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讨论可以辨明并界定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中面临着哪些主要威胁。这些威胁可能由人类的主观活动导致，也可能由自然因素引发，但不论怎样，它们都已经严重损害或将要损害人类社会既有的生活与生产秩序，甚至危及整个世界的生存与安全。
生存主义首先对这些威胁进行了界定。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1972）中指出了5个方面的威胁：急速的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更新资源的衰竭、环境的退化；并认为这些威胁之间相互交织。①可持续发展话语则把这些威胁延展到了未来，并详细列举了人类在未来岁月中必须面临的贫穷、温室效应、遗传物种多样性的明显减少、臭氧层耗竭、森林消失、沙漠化等严重挑战，并认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危机。［1］31-4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威胁界定的明晰化，联合国已把环境事务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明确集中到臭氧层衰竭、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土壤沙漠化等重大问题上来。
2．提供治理蓝图
这里所说的蓝图意味着全球环境话语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消除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方面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而规划的行动方案或行动路线。尽管不同的话语者所勾画的行动方案其细节或重点可能有些不同，但每一种话语体系所提供的行动方案在总体取向上却是一致的。
生存主义话语总体上所趋向的，是对一种统一的权威管制体系的需要。它要求“以必要的统一性为目标来建设人类社会”，试图基于“这个行星上相互依存的新知识”提出“一种统一体系的蓝图”［2］。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建立乃至其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统筹协调功能的运作，正是这种话语的物质体现，或者说它是生存主义话语造就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话语则在生存主义话语维护所谓“一个地球”的基础上向着所谓“一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前进，因为人类世界的分化已经严重阻碍了对“一个地球”的维护进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中从政策方向、国际合作、机构改革等方面向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高级的联合国系统领导中心”，“在联合国主持下，准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的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大会把《我们共同的未来》转变成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规划。［1］13-29《21世纪议程》(1922)的出台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建立正是由可持续发展话语促成的。
生态现代化则更进一步，它强调市场、技术以及私营机构对环境与发展事务的重要性，支持更加集约、更加高效的所谓“硬技术”、“硬农业”、“硬动力”，支持“私人保护的积极性”和“私有化污染”［3］，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执行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2002)中，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市场参与能力从而消除贫穷、促进公私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责任、开发并使用更加清洁高效的技术即成为与会各国所强调的重点内容。②
3．定义对行为的期望
人们在讨论环境问题过程中，不论是把威胁界定在哪些方面，也不论是打算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总是要以特定的目标为指引，力图为自己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环境话语如果缺乏一种适当的远景展望或追求，就会失去对社会公众乃至政治人物的吸引力。
对所有国家而言，它们最终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地球栖息地，需要一种洁净的、舒适的地球环境。为了维护这种环境，生存主义果断地舍弃了经济增长，要求实现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所谓的“零增长”①。而可持续发展话语则认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正都是长期可持续的，它们可以共同取得进展，从而为人们树立起一种可期待的远景追求，使其逐渐走出生存主义所引发的悲观氛围。生态现代化则确信“市场经济压力刺激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4］。因此，发展将会继续，社会仍将进步；一种乐观、自信的图景在社会中变得清晰起来。
4．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
由于环境问题复杂关联，国际社会在探索环境问题解决之道时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联合行动的重要性；随着世界迈入一种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协作又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全球环境协作方面，联合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世界各国在历次联合国环境大会以及联合国新千年大会等会议上都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与态度。
重点以2000年联合国新千年大会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wSSD）为例。在联合国新千年大会上，与会各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强调“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必须发挥核心作用。”①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上，与会各国则在大会通过的《执行计划》第142段中明确规定：“一个充满生气和有效的联合国系统是增强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条件。”并在随后的第143至155段中对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角色作了说明。②在大会最终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宣言》中，与会各国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它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是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③
因此，尽管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合法性与治理效能仍有待不断地讨论和改进，但国际社会还是对联合国表明了高度信任与期望，把统筹或支撑全球环境协作事务的主要任务与权威授给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促进
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发动或组织全球环境讨论，并为之提供平台
自1972年以来，联合国已成为历次全球环境大会的发动者、组织者，这些大会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富有生气和显而易见的。在会议之前，联合国往往要聘请专家或组织专门委员会召开筹备会议，拟定大会程序，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建议报告或撰写具有大会基调性质的研究报告。④会议期间除了召开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全体会议外，还要根据参会人员的性质与要求，按照不同的议题进行小组讨论、辩论甚或谈判。会议在结束时则往往发表能够总结与会人员观点、具有广泛共识性的原则宣言或行动计划。⑤
而且，为了能够包容各种相关行为体和利益，对全球环境及发展问题进行充分磋商或讨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组织了两个类别的全球环境论坛。一是自1999年起，对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进行开放和扩大改造，在理事会年会召开的同时举行由世界各主权国家部长级代表参加的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GmeF）；二是自2000年起，组织与前者平行的由市民社会成员参加的全球公民社会论坛（GCSF）。⑥
因此，“关键的联合国环境机构与方案在向市民社会、私营部门、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和利益保持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当被低估”⑦。联合国在全球发起并组织了绝大多数环境大讨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行为体提供了相互讨论和沟通的平台。
2．为全球环境讨论设立议题，积极促进环境思考范式转变
自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1972年以来，环境问题已经跨越国界而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感受。但究
竟应当如何思考环境问题，进一步说，如何思考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由于各自所处的境况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和背景进行探索，发出不同的声音。联合国在汇聚、引导这些探索从而建立一种协调一致的环境思考范式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以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为例。尽管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宣言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而“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但由于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于使保护和改善环境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因此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并不充分。①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5］1983年秋，第3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专门调查研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1987年，该委员会在经过4年时间的努力工作后，向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递交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综合考虑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与重视。在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探讨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设定的主要议题，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②与会代表还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在联合国的努力下，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环境思考范式和新的全球共识。
3．在全球进行环境教育，促进话语学习、沟通与理解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环境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一种能够认识并关注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界居民，使其在个体和集体层次上具备面向解决当前问题或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承诺。③更为深层的，则是通过教育体系在社会中培育一种更为宽广的环境世界观④以及对这种环境世界观的积极感知，培育一种具有环境责任感的环境公民。⑤
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UnCHe)上，环境教育就已成为与会代表所讨论的重要议题。大会在行动计划的第96条建议中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共同创建有关环境教育的国际项目。⑥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环境规划署即在第比利斯政府间会议上共同发起了国际环境教育项目（ieep）；1987年莫斯科环境教育与培训大会又把环境培训附加到了教育项目上。⑦《21世纪议程》第36章则概括了环境教育的3项主要内容：朝向可持续发展重订教育方针、增进公众认识、促进培训。⑧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又把环境教育方向明确为“可持续”教育。⑨
通过在全球层面、尤其是针对青年实施环境教育，设立诸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保护臭氧层国际日等各类纪念日，并举办一系列环保推广活动，联合国在提高世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世界公众对环境话语的讨论学习、沟通和理解，从而最终有利于既定的环境原则、战略、计划等在全球各层面各领域的贯彻。
二、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另一面是相互制约，甚至可以说，这种促进本身就是对事物（务）发展路径的一种限制，它使得事物（务）朝着某种方向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向行进。
（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制约
诚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所说的那样：“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1］31北方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境域不同，其发展水平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他们因此具有不同的需求重点、不同的话语背景和思考方式，对同样的环境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乃至分化现象。
1．南北双方关注点不同
对北方国家而言，他们一般都是技术革新、工业化进程的先行者、推动者、受益者，处于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有着较强的避免工业化、全球化风险的能力。由于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认知水平，他们现在所关注的一项重点内容是如何获得或保障高质量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北方发达国家注重其效力或效果，倾向于探查该机制有什么样的缺陷、优势和问题解决能力，对与此有关的因素或原因的发现被认为是对机制设计有着重大意义。①北方国家一般认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事务方面不负责任是造成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效率偏低甚至失效的主要原因。
但对南方国家而言，他们一般是工业化进程的跟随者、模仿者，处于全球化进程的边缘，处于一种致力于国家建设即秉持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加强社会凝聚力、保持政治稳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恪守或强化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阶段。他们所需要的往往是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自然开发所提供的更多的生产与生活资源，环境事务被其当成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贫穷才是他们所谓的“最大的污染”。②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南方国家往往注重其合法性问题，倾向于探查该机制在决策过程上所体现出来的代表性，这种决策过程被认为应该在国际层次上规制公共权力运行，能更好地受制于法律规则。①南方国家一般认为，贫困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北方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的不合作、在贸易方面以环境标准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使得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运作困难、效果不佳。
2．南北双方环境知识分化
由于南北双方关注点不同，更由于双方在产生和建构有关环境问题的新知识方面有着较大的能力差异，双方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有关环境问题的知识分化现象。不论是在环境问题的研究资源、研究团体，还是有关环境问题的科研产出方面，南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③凭着较强的知识基础，北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议程上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发言权越来越大，所谓的“负责任”形象也越来越清晰；由于知识基础较差，南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议程中的身影则越来越微弱，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所谓“全球”知识对南方来说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就不太可能平等地参与到全球环境议程中去。在1996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中，第1工作组有158位专家来自美国，61位来自英国，7位来自中国，3位来自印度；第2工作组与第1工作组相似；第3工作组有30位专家来自美国，5位来自英国，7位来自印度，2位来自中国。很明显，与北方发达国家相比，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比例非常小。
为了表示对南方国家的重视，提高其参与全球环境事务的积极性，联合国曾在成立环境规划署时专门将其总部设在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但由于北方发达国家在环境话语方面的强势地位，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探讨与实践主要集中在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北方发达国家，联合国后来组织的大量全球环境公约或多边环境条约的秘书处绝大多数设在了北方，这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整体协调与运作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障碍。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环境话语方面的不同理解乃至分化会使联合国在环境目标设定、环境事务安排上遭遇困难，从而会限制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统一建构和整体运作效果。
（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制约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有关全球环境事务讨论模式的限定将会制约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该讨论模式主要包括参与讨论的行为体、讨论的方式与程序两方面内容。
1．对参与讨论的行为体的限定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召集和举行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讨论方面，尽管在不断地扩大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其他各类行为体的参与，也明确了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具有“天然同盟”关系，但它仍然首先是以各主权国家作为最主要行为体的，首先保证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参与。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的代表安排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规定每个“圆桌会议”的席位是70个，而且首先保证50个国家首脑级代表的席位，其次才将剩余的20个席位分配给其他代表，这20个席位还要优先分配给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或专业组织的代表。对于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及其他代表，他们必须获得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认可方能参加大会讨论。①
2．对讨论方式与程序的限定
联合国所组织的讨论通常会被分成几种形式，包括全体会议、圆桌会议、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利益者参加的论坛或其他活动等。在全体会议上往往先进行一般性的发言，然后进行一般性的辩论，代表发言的时间也受到限定；尽管发言者名单是通过抽签方式确定的，但发言的顺序则是首先确保主权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发言，然后再视情况安排其他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发言。与全体会议相比，圆桌会议虽然规模较小却更显重要，因为它主要是由主权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参加，往往会就具体的环境事务展开辩论，有可能取得一些实际的成果。尽管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代表也有可能受邀参加圆桌会议，但他们通常并不能在圆桌会议上发言。各圆桌会议主持人则由会议组织者按照地缘区域范围邀请。与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相比，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利益者参加的论坛或其他活动一般比较简短，其召开往往需要得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支持，其成果也要得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或主权国家集体层面的认可才能发挥特定作用。
仍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为例。在8月29—30日全体会议的一般性发言中，发言者名单是依照传统程序确定的，即先保证部长发言，然后由其他代表团团长和观察员发言。在9月2日至4日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参加者主要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的时间限制在7分钟以内。在与一般性辩论同时举行的4个圆桌会议上，除了安排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外，还邀请数量有限的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发言，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代表尽管被邀请参加圆桌会议，但并没有发言权。4个圆桌会议的主席也分别来自亚洲集团、东欧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大会在9月4日闭幕前还举行了由主要群体、政府最高代表参加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简短活动，以重申对会议成果的承诺①。
因此，在参加全球环境事务讨论的行为体、讨论方式与程序方面，联合国仍然主要遵循了传统的讨论模式，把主权国家间的对话放在了最重要位置。而全球环境问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并没有特定的边界，不会因人为划定的政治界线而裹足不前。以主权国家或其相应集团的政治界线作为参照系的全球环境事务讨论模式，往往会把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渗入到新问题讨论之中，仍然是把同一个地球划成了不同的世界，从而限制了话语讨论取得广泛的、深入的进展步伐。
三、两者相互作用的建构性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者间存在着促进与制约两种形式的作用关系。而且，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建构主义理论方面的相应判断，这种作用关系在特质上可进一步被归结为建构性质。
（一）两者相互塑造
在建构主义理论中，“建构”主要用来指涉两个相关因素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塑造作用，即一方最终构造了另一方并促成对方的存在，但同时也制约着对方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轨迹。［6］
就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而言，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大讨论及其所达成的共识与通则、所树立的主要价值与观念赋予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特定的身份和意义，并帮助其设计了行动路线图；这些共识、通则或主要价值与观念还直接转化为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则为讨论全球环境事务提供了平台、设立了议题，并通过在全球构建教育体系实施环境教育来促进世界公众对环境观念、价值、共识、通则等的学习、理解与沟通，有可能促进全世界环境思考范式的进步或转变。而且就目前实际来看，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许多共识与通则，也主要是在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推动下达成或取得进展的。另一方面，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又有可能受到全球环境话语分化的不利影响，对全球环境事务的讨论也会受到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某些传统的选择性限制。
因此，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之间既构建并促成了对方的存在，又制约了对方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轨迹，即两者都在不断地形塑对方。
（二）两者同处一个互动过程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在一种持续的建构进程或互动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如果脱离这一进程，双方都将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撑。［7］230若把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别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行为体，那么，由于两者都在不断地形塑对方，其促进或制约也是相互的，两者实际上就同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可能会不断地通过环境治理实践来检验环境话语的真实性、可靠性，推动环境话语逐渐朝着增加深度和广度或其他的某种方向发展。反之，环境话语也会把这种实践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和思考范畴，通过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考范式，为构建、加强或转变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制度建构作努力。
（三）与因果关系有别
因果关系的成立往往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在空间概念上，关系的双方是独立存在的；在时间概念上，一方必然要先于另一方发生；在预期上，如果没有此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发生。因此，因果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但建构关系则不同，关系的双方往往是同时存在甚至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更重要的是，一方会为另一方构建起特定的情境并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因此，建构理论主要用来说明“是什么”和“怎样如此”之类的问题。［7］96-108
对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而言，我们不太可能把两者截然分开，断然说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必借靠于另一方，或者说独立于另一方。从前文分析两者相互作用当中可以发现，每一方都有可能把自己独特的内容或价值嵌入到对方中去，二者在某种层面上是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而且，每一方的进展都会成为对方运作的特定场景，一方只有在另一方相对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具备或展示其特定意义。
因此，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有关建构概念、互动过程等内容的阐释以及建构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可以判定，两者的相互作用主要是建构性的而非因果性的。
四、结语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两者间的相互促进表明它们可以协同演进，而相互制约则使这种演进趋势限定或稳定于某种范畴之内。由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使其作用关系最终可以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也可表明，掌握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权，就能有效地影响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建构；反之，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中占据主动或主导位置，也能有力地影响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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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郇庆治.生态化理论与绿色变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96.
［5］张海滨.联合国在世界环境与发展事务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8）:13-17.
环境治理机制篇5
关键词：西江流域环境整治多元治理长效管理
1引言
1.1我国农村环境整治的背景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大力建设小康社会，农村经济建设不断加强，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显。由于乡村建设规划落后、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不足、农民环保意识淡薄，乡村基层环保力度薄弱等原因，在欠发达发区的农村，垃圾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水污染等问题得不到重视，长期没有解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时刻危及农村饮用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影响乡村居民身体健康，形势严峻。
200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2012年11月，在党“十”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我们熟知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放在了同等位置。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一段时期内的改革任务，其中也包含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关内容，并形成了全会决定。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思想新部署，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
2014年7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规划》实施“要以推进协同发展为主线，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生态区位与环境保护十分重要，仅在广西，经济带内就有自然保护区43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74.53万公顷，其发展必将面临着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与产业布局结构之间的矛盾、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必须加强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探索跨省区流域生态建设新模式。作为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要一部分的农村环境整治，如何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建设美丽家园，强化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障珠江-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重要且紧迫的研究课题。
贵港市地处西江流域中游，是郁江、黔江、浔江三江汇合的地方，辖区内拥有广阔的浔郁平原，农牧业发达，辖区内农村广布，2013年末全市总人口达53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54.17%。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有广西乃至整个西江流域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运用公共管理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结合生态建设的现实需求，剖析当前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具体可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加强农村环境整治长效管理的措施，完善机制建设，这必能将为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的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为广西实施“美丽广西・清洁乡村”行动、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2国内国外研究经验
尽管由于我国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很大的差异，农村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状况也各有特点，但回顾他们在农村环境整治方面的政策历程，依然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目前国内外借得各地学习借鉴的比较好的农村环境整治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农村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用法律手段有效促进农村污染治理，同时完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法规和政策机制，用法律和制度保障项目的有效实施，促进长效管理得以实现，发挥生态效益。
二是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协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制定城乡环境保护规划，让城市反哺农村，让城乡环境资源实现共享，打开农村环境整治的工作思路，加强管理体系的建设，积极推进生态产业，让环境保护促进城乡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拓宽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资金筹集渠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加大农村环保投入，加强“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的政策完善，及时总结各地治理经验，宣传推广长效管理新机制。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四是注重推进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让农村环保协会和其他自治组织有效地参与到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中来，监督推进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保障项目实现长效管理。
五是创新环保机构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环境执法和污染治理技术科学研究。积极研发和推广农村环保实用技术，推动农村环境整治科技创新。加强农村环境监管和教育培训，加快推进基层环保机构改革，保障农村环境监督执法力度。
2农村环境整治项目长效管理理论分析
根据公共产品定义与特征，我们知道自然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生态自然环境作为一个公共产品，环境污染整治所实现的效益也是公益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生产行为，比如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有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问题，改善了农村生活的清洁环境，保护了农村饮用水水源不受污染，整个区域内的群众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饮用水，而不需要支付额外的水体保护费用。这样长期发展，市场就很难或者不可能有效地单纯提供这样的服务，必须由政府补助或者由政府直接投入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和政策，并建立合理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应由政府提供，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一直未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产生多样性与复杂性，传统的仅有政府的单一供给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效率与长效的要求。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选择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方式上，可以根据不同公共产品的特点，进行区别化设计。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以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模式，便有了多元治理。
多元治理的理论所定义的主体，是互相独立的行为单位，比如政府、市场企业、民间自治组织等。在一个系统中，这些相互独立的单位可以独立结合所承担的职责，分析与估算自身承受的风险与收益，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其活动受到系统的一般性社会规则约束，但可以由政府主导进行协调，使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能够在和谐的环境中，“各司其职”，同时又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确保同一个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
对于农村环境治理而言，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单纯依靠政府进行管理，不仅成本高，而且实效性不明显，很难长期坚持。长效管理机制的建设，既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实施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规划、管理与调控，也需要市场企业积极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建设，拓宽资金渠道，完善后期运行管理，同时还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参与监督，为项目的各项工作建言献策，提高项目的支持度，打下长效管理的基础，还需要民众自觉提高意识，积极参与项目的长效管理工作，为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个人应有的贡献。总的来说，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项目，需要由政府主导，实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行，科研机构、民间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广泛参与，才能真正实现长效管理，发挥其生态效益。
3广西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现状
3.1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概况
贵港市于2010年开始获得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共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420万元，其中：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占六成多，自治区财政和县级财政配套三成多。项目主要安排在贵港市覃塘区，项目共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8座，建成管网8.41千米，形成治污能力每天315吨。每年削减CoD8.74吨。购置安放垃圾箱、桶578个、垃圾收集车21辆。每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量6.1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覃塘区大岭乡金沙村良岭屯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实际总投资79.6万元，主要利用村内一座废弃池塘，采用“厌氧预处理+潜流式人工湿地+景观塘”组合工艺，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该项目于2011年12月竣工调试使用。经监测表明，该项目污水处理效果明显，CoD进水浓度均值106mg/L，出水浓度均值30mg/L，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率达60%以上，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收集转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0%以上，村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2011～2013年贵港市共获得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共89个，其中：2011年6个，2012年53个，2013年30个，总投资5827万元，其中：中央环保专项资金3941.9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122.1万元，县财政配套763万元。建设内容为：新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60座、铺设污水收集管网110.98千米；建设水源保护警示标志12个；新建垃圾中转站4座、配备钩臂式转运车27辆；新购垃圾收运设备一批，其中：人力垃圾收集车346辆，可移动垃圾箱1046个，可移动垃圾桶1116个，固定垃圾桶20个；新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处理设施11套。项目涉及贵港市4个县市区共8个乡镇82个行政村，受益人口达42.48万人。
3.2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进展情况
近年来，贵港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召集县区政府和所在乡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项目施工、监理单位负责人，研究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工作，分管市领导多次带队到现场督促项目实施情况，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各施工单位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建设，明确工作任务，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至2014年12月底[本研究数据统计至2014年12月底]，2011年、2012年安排的59个项目已全部建成，其中已验收的57个。2013年安排的30个项目，自2013年12月开工建设至2014年年底，27套农村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全部完工。第一批垃圾设备已完成采购，第二批垃圾设备采购已进行招投标公示。垃圾中转站建设方面，原计划石卡镇、大岭乡各建一座。石卡镇中转站建设用地已选定，但覃塘区财政局未对该项目进行采购批复；由于开展清洁乡村以来，大岭乡已建有1座垃圾转运站，因此不启动大岭乡垃圾中转站建设，将建设资金调整为购买3辆微型钩臂车，在大岭乡江兴村江头屯、贵宁村马屋屯各修建一座污水处理设施，目前江头屯项目已经基本完工，马屋屯项目正在做前期工作。
3.3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的成效
贵港市2011-2013年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项目89个，拟新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60座、铺设污水收集管网110.98千米；建设水源保护警示标志12个；新建垃圾中转站4座、配备钩臂式转运车27辆；新购垃圾收运设备一批，其中：人力垃圾收集车346辆，可移动垃圾箱1046个，可移动垃圾桶1116个，固定垃圾桶20个；新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处理设施11套，解决贵港市桂平市西山镇，平南县平南镇、镇隆镇、上渡镇、安怀镇，港南区瓦塘乡，覃塘区石卡镇、大岭乡等8个乡镇82个行政村42.53万人的饮水安全、村庄污水横流、垃圾满地、养殖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目前，已完工89个，其中：通过验收的3个，通过现场核查待资料补充齐全后下达验收批复的53个，正在进行调试和资料整理的33个。所有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年处理生活污水105.4万吨，综合利用养殖粪便污水1562吨，每年削减CoD115.15吨、氨氮19.92吨；每年收集转运处理生活垃圾18.6万吨。基本达到了保护饮用水源地，改善农村村容村貌，提高环境质量的预期目标。
通过农村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贵港市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村庄污水横流、垃圾满地、养殖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群众环保意识进一步提高。经过对贵港市2011～2013年度的89个农村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所在地的群众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村民对当地的项目成效都表示肯定，并觉得较为满意。
3.4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存在的问题
2011～2013年贵港市共获得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共89个，其中：2011年6个，2012年53个，2013年30个。至2014年底，2011年6个项目中桂平市1个项目和港南区3个项目已完成验收，覃塘区有2个项目。2012年53个项目已全部完成验收。2013年的30个项目中，虽然27套农村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全部完工，但仍有配套管网和治理设施采购等项目未完成，30个项目均未通过验收[数据统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
目前贵港市已建成的由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资金安排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共61套。大部分都能正常运行，为改善当地环境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仍有小部分设施由于思想不重视、运营资金不落实、管理不到位等种种原因，存在停运或运转不正常的情况，有的甚至锈迹斑驳、杂草丛生，几乎荒废。部分群众参与管理的主体意识不强，甚至出现个别群众随意毁坏污水管网及垃圾收运设备的行为。
3.4.1政府部门在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
一是基层政府申报项目后，没有按照政府牵头的原则，政府主导、各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没有很好运转，几乎所有任务都由环保部门去实施或者协调，基层环保部门编制少，工作任务重，疲于应付。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部门不分工不明确，许多地方均是环保一个部门在负责，工作积极性明显不高，使得这项系统工程推进成效不明显。
二是在项目的建设指导与管理监督上，政策文件仍不够完善，国家环保部出台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指南规定的项目在一些地区不具有典型性，指南规定的范围甚至未包括一些急需解决的农村环境问题，比如导致没有得到有关项目资金的支持，也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重视，相关指导性文件出台较滞后，前期许多项目的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项目资金申请与使用仍存在一些不规范，一些乡镇为了申请资金，突出政绩，前期调研规划不充分，急忙申报项目，导致项目实施后难以开展建设或运行后效益不明显。
三是政府管理只重成绩不重实效。基层政府把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当成了地方形象工程，民生工程的意义未落实，只重面子，不注重实效。建设农村环保设施的过程中，以项目是否建成作为唯一指标，而项目设施的质量及长效运行保障等得不到重视。一些项目在开展初期工作的时候，在管线布置、项目用地等初期的设计工作方面，地方政府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没有与相关部门以及当地村民进行良好地沟通，导致项目施工后仍有变更，浪费了前期工作资金，影响了项目整体的效益。一些政府在规划方面脱离实际，过度强调长远规划，没有针对当地农村的实际进行合理安排项目，导致一些环保设施建成后长期无法投运，同时又没有解决当前影响当地群众生活环境的污染问题。
3.4.2市场参与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
在贵港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的建设与管理中，市场参与较少，从头到尾都是由政府包办，企业仅参与了一些简单的建设过程，交付使用后，项目的运行管理全部由政府承担。政府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在长效管理上很难维持。在环境整治技术方面，科研机构参与较少，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目前的农村环境整治技术大多存在成本高、不符合农村实际等诸多问题。某些农村环境治理的技术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二次污染”风险。比如垃圾转运问题，若不顾地方实际，一刀切全部搞统一的转运，某些距离较远的乡镇，为了方便转运只能临时找某块低地堆放垃圾，临时堆放点又无防渗等相关措施，转运的周期久，导致临时堆放点的垃圾污水渗到地下，造成了二次污染。目前，国内其他先进地区的示范项目，其成功的技术总结推广力度不够，也成为许多地区该项工作目前的技术难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3.4.3村民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方面的问题
调查发现，虽然贵港当地结合“美丽广西・清洁乡村”工作，利用“一组两会”和个别村民自治组织，参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管理工作。但目前当地政府实行政府全权包揽的政策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尚未形成政府主导、广泛公民参与的管理机制，所以当地民众只能在尚未成熟的村民自治委员会，推行少量的管理工作，但真正参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的立项、建设、运行、后期维护长效管理的机会非常少，也没有相式方式途径，其参与的行为只有以个人环保为主，导致了公众参与的水平很低。有些村民受村委会雇佣成为保洁员，定期开展一些环卫清洁工作；有些村民受雇佣参与项目的建设，但仅仅是用工劳动合同关系，无法对建设工作发表任何建议意见；大多数村民没有参与到农村环保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中。致使项目的长效管理机制得不到有效推行，村民自治组织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上。
加上项目资金的公开工作不到位，起不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当地村民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不了解，对项目的支持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在征地等环节，受市场影响，农民对征地补偿款要求过高，加上资金不透明，致使农民合作意识不强。
4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项目长效管理机制的构建
4.1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的政策环境
从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目标任务，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保护生态红线，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改革和法律的三大任务，这些都显示了党和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深化改革对环境执法提出了新要求，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安全有了新期待，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常态。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高度重视和重要问题，为新时期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29]。
广西自2013年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以来，各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综合整治成效初步显现，乡村清洁面貌有所改观，这项活动政府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自治区党委、政府站在“美丽中国”广西战略的高度，在2014年继续推进“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作为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双核驱动”的重要配套工程，制定印发了《“美丽广西”乡村建设重大活动规划纲要（2013―2020）》，将2020年以前的活动分为四个阶段推进，分别是“清洁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和“幸福乡村”。广西乡村建设的重大活动，为广西的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依托，相关规划的长期设定，也为农村环境整治长效管理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
近年来，贵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2014年4月，中共贵港市委书记王可带队到贵港市环境保护局调研，这是贵港自成立地级市以来，市委书记首次到市环保部门调研。近几年，贵港市人民政府市长也多次带队到市环境保护局调研，检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为贵港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贵港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生态市”为目标，以生态示范创建为载体，以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为抓手，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4.2构建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长效管理机制的措施
农村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所以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惠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整个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其长效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具有长期性、动态性强、反复性高的特点，若不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整治项目的将在短时间内失去生态效益，且会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要实现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必须在政府与市场等其他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构建多元治理的模式，以实现网络化、立体化的互动治理格局，结合各治理主体的特征及优势，综合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
笔者根据对贵港市农村环境整治现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结合公共产品、公民参与和多元治理理论，提出以下构建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长效管理机制的措施。
4.2.1加强农村环保立法，健全农村环境整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这部环境保护领导最顶层的法律，是25年来首次修订，被外界称为“长出了牙齿”的法律。新《环境保护法》中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作了大量明文规定，对各级人民政府在农业环境保护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职责作了明确规定，涉及到农村生活废弃物处理、农药等农业投入、畜禽养殖的选址、建设和管理等各方面，新法在农村环境保护资金的支持方面也作了规定，规定地方政府要财政预算中要安排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污染治理和环保设施运营等方面，保障治污设施的长效运营。这些规定都给新时期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意义十分重大。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与新《环境保护法》配套的关于农村环境保护方法的实施办法、细则，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尚未完善，现在的一些具体操作办法，大多是“重城市，轻农村”，相关的污染防治法律集中在表现保护城市利益和大中企业利益为中心的立法倾向上，过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高。现行法律中，农业资源和农业环境立法两大体系并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和谐之处，在一些调整措施上出现了矛盾、冲突、重复等现象，缺少综合调整保护措施的规定，可操作性差。
要深入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促进项目的长效管理，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调控、管制手段，加强和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模式，多层次、全方位地推进建议农村环境整治的法律依据，严格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管控。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特点，加快推进专项立法，比如目前国家环保部正在制定上报国务院的“土壤污染防治十条”，可以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加以重点强调和规定。同时，及时梳理现在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时调整、更新不适应新时期工作需要的法条，适时加入一些适合当前发展的法律规范。另外，还在加强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相结合，省、自治区应该根据各地实际，综合本地区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特征、人文特点等因素，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立法，比如广西实施“美丽广西”乡村建设重大活动是一项长期性的重大民生工程，立法部门可以根据此项工作的需要，结合当前农村环境实际，制定有利于活动实施、有利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根据政府工作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加以补充，为相关立法出台提供良好的实践基础。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离不开国家和有关省市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保障。
此外，国家环保部门应该加快制定农村环境整治有关标准文件，推广先进地区的整治工作经验，切实指导、规范各地实施农村环境整治的技术标准和项目建设规范，完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和长效管理的指导，促进各地农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
4.2.2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建立多元治理的运行机制
多元治理模式主张政府在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工作的角色，从传统的全能包揽式、完全管制式向积极主导、有效协调的方式转变，以宏观政策调控和深化考核管理为主，加强引导市场企业、科研机构、环保类非政府组织（nGo）、民间自治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的治理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整治活动，协调整合，共同促进农村环境整治的长效管理。
第一，政府部门要切实起到主导作用，积极协调市场、社群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到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工作中来。地方政府要及时制定完善有关农村环境整治的配套实施文件或法律出台前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政府与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与目标任务，健全相关组织领导，明确工作牵头单位，各责任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积极配合，县（市、区）、乡镇、村也要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形成了上下贯通、协调有力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管理的立体化网络，合力推进长效管理。
第二，协调各治理主体，落实好项目规划，规范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运行管理相关制度。加强西江流域各省区、地市间的环境保护合作，在流域整治的合作总体规划、农村环境整治规划等方面，加强沟通，互扶互助，先进地区带动后进地区，共同维护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有关地方政府，应根据地方实际，组织好村庄的发展规划，将农村环保规划与国土规划、林业规划、农业规划等有机结合，做好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规划布局，充分考虑项目的科学合理性和生态效益，以及日后的长效管理和风险隐患等因素，加强与基层民众的沟通，充分听取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意见建议，规划设计人员深入镇村，会同相关人员和村组干部，商议具体规划方案；定期安排项目负责人到项目地点检查指导项目实施，跟踪进度，了解帮助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安排专职信息联系人员，及时对接项目的建设与维护工作，加强项目管理的指导。从省（自治区）一级党委、政府制定出台类似《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办法》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农村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处理运行机制方案》、《“清洁乡村”示范村屯建设指导规范》、《自然村村规民约》规范文本、《村庄环境卫生管理监督岗》等配套文件，加强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指导。
第三，政府部门要制定完善多元治理政策体系。根据市场实际，制定推行农村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意见，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实施农村环境整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的企业化管理，促进环境治理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创新农村环境整治的投资和运营机制，制定鼓励市场企业参与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优惠政策扶持政策，培育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鼓励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项目监督，发挥社群组织的广泛监督作用，保障监督参与途径的畅通，积极维护公益组织的利益，让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在阳光下运营。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和群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结合“清洁乡村”“生态村镇创建”等相关活动，发动基层组织和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广大村民的力量，为项目的选址、设计和长效管理建言献策，保障项目正常发挥生态效益。总之，政府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合理优化资源，完善政策体系保障政府、市场企业、公益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以及民众个人都能作为农村环境整治的治理主体，有效发挥各主体的优势，促进项目实现长效管理，共建美好生态家园。
第四，由政府主导，健全农村环境整治考核奖惩机制，进一步落实长效管理目标责任制。一是明确乡镇党委、政府环保责任，由相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检查，采取抽查与巡查相结合，督促项目实施。通过内部通报、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公开曝光等方式，提高政协委、人大代表参与督政的频率和强度，结合季度评比、年度争优、奖惩并举等方式，推进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完成既定年度目标任务。二是调整各级党委、政府绩效考核的内容，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列入指标考核，坚持把经济指标同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结合，促进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落地。三是细化任务分解，量化考核指标。制定可操作性强的考核标准，把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建设和长效管理任务，把长效管理细化成年度指标或达到某种状态的指标，任务分解到具体的乡镇村屯和干部，抓好落实。
第五，加强农村治污技术应用推广，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要加大对环境科技的投入，为环境科技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鼓励高校等科研机构大力开展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实用的治理技术和长效管理模式。积极培育并规范农村环保产业市场，加强管理，促进农村环境整治技术行业的提升。同时，加强乡镇及以下的基层环保队伍建设，推进乡镇环保助理、村屯环境监督员的普及，加强农村环保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促进农村环境整治设施运营的有效管理，使其发挥长效的生态环境效益。
4.2.3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创新长效管理的激励机制
市场是农村环境整治多元治理中的重要一元，其参与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灵活性、竞争性与多样性的特点，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农村环境整治的技术方法和管理手段，择优应用。国务院办公厅在2014年12月印发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2014〕69号），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第三方治理是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有效措施”。首先，规范市场准入，制定有关企业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准入制度，鼓励技术先进、管理到位、信誉好的环境治理企业，参与到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中来，配套制定引进企业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其次，鼓励本地乡镇中小企业分片承包负责当地的农村环境整治，在严格企业自身的环境治理的同时，强化乡土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企业自身能力为实际条件，适当地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设计或建设，或后期的长效管理工作，政府在这些企业的税收、排污费征收、生态资金补贴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形成一套可操作性强的鼓励、优惠政策体系。再次，继续推进目前实施的“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的农村环境整治财政政策，规划安排好中央和地方用于奖补的资金预算，考虑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的财政实际，适当提高额度，调动他们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同时，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广西作为国家确定的四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试点省（自治区）之一，应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强化生态功能区规划，让广西等省区享受更高标准的转移支付。有助于政府将资金投入市场，调控优化企业参与长效整治的合作局面。只有基层政府的资金充足，才能激励乡镇企业自觉加强环境保护，调动市场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积极性，调控和优化企业参与长效整治的管理。最后，要规范农村环境整治第三方治理的运营模式。农村环境整治的治污设施，要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采取环境绩效合同服务等方式引入市场企业，建立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和评价机制，公共财政支付水平与治理绩效挂钩。
政府要设立专门的资金，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激励机制，建立农村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政策有奖征集等制度，建立地区农药瓶、电池等重污染物质回收补助机制，设立美丽村庄奖励资金，倡导企业捐助农村环境保护项目、公民个人义务参加生态建设有关活动等多种方式，激励公众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4.2.4完善长效管理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社群组织与公民的参与作用
第一，鼓励城市里的环保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西江流域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在规划指导、项目监督等方面，充分发挥公益组织的桥梁作用，切实维护农村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大力倡导农村地区自发成立农村环保协会等公益组织，在政策优惠和财政资金上给予一定支持，在专业培训和指导等方面给予照顾，确保其能发挥作用。在自然屯中推行“一组（党小组）两会（户主会、理事会）”互助自治机制。该机制按照党小组调研提议，户主会协商决议，理事会组织实施的运作程序，确保村屯中重大决策符合群众意愿。因地制宜，成立农民理事会，由村里有威望的党员，族老或经济能人担当带头人，探索垃圾收集清运和环卫保洁管理新模式。
第二，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引导规范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环境保护是全社会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农村生态环境整治的长久性、反复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要实现长效管理，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2014年5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号），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和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求。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环保的制度，政府部门在作出与农村环境保护相关的管理决策、经济政策等行为时，必须受到广大利益相关的农民的有效监督，决策过程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得到群众的认可，这样实施的决策才会得到公众的拥护。同时，参与制度的完善，也将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农村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农村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第三，保障社群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渠道通畅，发挥其监督与约束作用。在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整治中，建立公众的生态环境需求的表达机制，尊重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使其充分参与到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在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以及长效管理等多方面，均应保障公民的参与决策和监督表达权利，让当地村民真正地在各个阶段体会到“治理主体”的存在感，对本地的生态环境整治负有责任感，加上管理机制和村规民约等的约束，共同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长效管理的实现。
要以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和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途径和方式，取得公众支持和拥护，推进项目的长效管理。制定项目申报和方案制定时村民参与的有关制度，加强民意调查、听证等途径，吸纳广大村民意见建议。制定项目建设工程监督、经费使用管理与项目验收的公众参与制度，让项目在阳光下运营，提高公众满意度。最后要完善项目管理的监督举报制度，保障农民可以通过环保、村民委员会上访、自治组织监督等多种方式对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监督，政府部门要建立高效合理的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吸纳社会各界的参与力量，保障项目的长效管理和维护。
第四，全面完善项目信息公开，提升长效管理的透明度。认真落实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信息公开工作，保障村民知情权和参与监督权，提升项目建设的质量和透明度。公开的内容要全面、真实、易懂，工程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都要全面公开项目相关工程信息、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招投标信息、监督举报途径、村规民约、项目维护管理办法等。公开的形式与途径要丰富多样，贴近群众，充分利用“村头议事”公示公告，农业广播电视、手机报，甚至微信、QQ等多平台结合，加强信息公开的力度与广度。
第五，丰富宣传形式，提升全社会的农村环境保护意识。由政府牵头，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多层面、多途径、多措并举开展农村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积极营造“人人重视环保，人人参与农村环保”的浓厚氛围。结合乡村建设活动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后续活动，深入基层，进机关单位、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村屯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宣传。创新宣传载体，利用微博、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结合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栏等传统形式，提高民众的农村环境保护意识，让村民自觉行动起来，参与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工作中，共同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长效管理，建设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结语
农村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但由于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传统的政府一元治理模式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已无法有效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主导，市场企业、环保类非政府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才能实现西江流域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管理，发挥其生态环境效益。首先，加强农村环保立法，健全农村环境整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严格实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从源头上促进农村环境问题的有效整治。其次，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建立多元治理的运行机制，改革政府全揽全包的一元治理模式，加强政策引导与项目考核，以宏观调控的方式促成整治项目多元治理的良好局面。再次，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创新长效管理的激励机制，发挥市场各方的优势促进长效管理的实现。最后，完善长效管理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社群组织与公民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多管齐下，多元共治，逐步构建农村环境整治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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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机制篇6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企业绩效；制度环境
0引言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投资主体之一，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被学者们反复验证。随着我国股权分置的完成，机构投资者越发受到关注，俨然已成为证券市场上热捧的新星，他们对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资本市场效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企业绩效恰能反应上市公司治理效果。加入制度环境因素，把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串联起来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外部宏观治理因素，能够影响到存在其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主体，从而使他们在制度环境的差异下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这些决策效果又会通过企业绩效和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来反映，因此本着制度理论中“制度-行为-绩效”的行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影响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多是基于国别或者是法系的差异来研究制度环境差异所造就的不同，而国内多依仗樊纲等编制的各省份制度环境的差异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却是基本相同的，即处于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样也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股东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Ferreira和matos（2008）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出发来探讨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共同因素，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具体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票比例与国家整体信息披露质量、国家法律环境好坏显著正相关；另外，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向投资于制度环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制度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Keetal.（2008）比较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在美国公平披露原则实施前后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前，机构投资者有机会利用相关渠道了解到公司的内幕信息，往往会赶在上市公司低于市场预期的季度盈余前大量减持公司股票，而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后，不论公司的季度盈余是否低于市场预期，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该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的变化显著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ameer（2010）把研究范围定在了亚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其结果同样显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政府管理效率较高、政治稳定和制度完善的国家，而不会投资于腐败程度较高或是法律环境不佳的国家。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往往会直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是否成功，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更加关注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国内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开始于樊纲等（2003）对我国不同省份间的市场化程度用市场化指数进行量化，使得市场化指数的评分综合考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有效的反映了我国各省的市场化发展差异，此后国内学者基本引用中国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维度差异下的制度环境。
伊志宏、李艳丽和高伟（2011）采用Level和Change两个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量了不同市场化进程水平下，机构投资者行为对高管薪酬激励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且起关键作用的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结论还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积极效应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改善制度环境对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效应的发挥十分重要。
李海英和毕晓芳（2012）以制度分析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机构投资者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制度条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如果是国有控股会降低机构投机者的积极作用，但是高的机构持股比例始终是上市公司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条件。
范海峰和胡玉明（2012）在探究652家制造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时发现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说明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形象在处于不同环境下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市场化程度越好机构投资者越有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造成的正向效用越大。
2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多是微观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而考虑宏观层面的治理条件的较少，国家的政策及公司所处的地域发展程度等都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地区制度发展差异，本文提出后续可借鉴的两方面研究展望：第一，在探究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基础上揭示制度环境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综合考虑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第二，我国现有实证研究中对制度环境的度量相对较为粗糙。虽然国内的学术界普遍将樊纲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异的指标，但由于市场化进程指数中只涉及到省一级数据，即处于相同省份的制度环境是一样的，制度环境的量纲上并没有体现到各个公司层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即便是同一省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后续的研究可以从省级以下各个地区着手，对制度环境做一个更为全面精准的计量。
【参考文献】
[1]伊志宏，李艳丽，高伟.市场化进程、机构投资者与薪酬激励[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0）：75-84.
环境治理机制篇7
通过剖析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及政府制定、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都会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而决定或影响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与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既与民主、法制等制度构架及财政分权体制有关，也与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人的有效理性及信息是否完备等有关。当然，政府内部的科层环保体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1.环境治理中政府治理机制绩效的影响因素
在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环境治理主体。而政府是由多层级的不同职能部门组成的。政府的环境政策是由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政府人员制定、执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或政府雇员他们同样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也有其自身的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雇员并不必然总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是以部门利益最大化或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与市场机制一样，在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同样也会表现出“政府失灵”。就我国而言，在现行的民主法制体制与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可能表现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低效或严重失效。在现行的民主法制体制下，由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对环境政策的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员进行执法监督。
环境政策的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员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为获取个人利益，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钻环境政策空子，与排污企业合谋，放松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尽管存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内部监督，社会大众与新闻媒体对环境政策执法的外部监督，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信息不充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会存在信息失真，从而导致上下政府之间的内部监督失效。就环境政策执法的外部监督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环境检测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环境政策是否被如实执行，社会大众无从得知。环境政策执法部门有可能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及专业知识优势，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制。
另外，法制的不完备，也会为企业环境污染留下空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受害人对污染企业的控告需要原告举证，证明其受害与污染企业存在直接的联系。对于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受害人存在举证困难，这导致法律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约束低效，从而削弱了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标往往会让位于环境保护目标。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较小，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比重较大，尽管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地方政府每年还是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增值税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各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会大力发展石化、能源、钢铁等重工业。而石化、能源、钢铁等属于环境污染较严重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由于地方政府与这些企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在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往往会放松对该类企业的环境规制，如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减少罚款、任意扩大排放指标等。例如，2011年6月渤海湾康菲漏油事件，最后只对康菲公司罚款20万元。另外，石化、能源、钢铁等重工业企业规模大、实力强，有较强的影响能力，由于利益的一致性，这些重工业企业往往会形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或通过邀请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公司董事或管理顾问等形式“俘获地方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放松对其环境规制。即使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出现政企合谋，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与信息的不对称，同样会导致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失效或低效。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超前性，环境政策具有稳定性，环境政策一旦制定，不会轻易改变。在制定环境政策时，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对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作出详细而又明确的规定，也不可能对事后可能出现的违规污染作出充分预计，在环境政策的监管之外总有些污染行为存在，而且不受环境政策监管。
2.科层环保管理体制在环境治理中的内在冲突
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并不是单一依靠某一个政府部门，而是涉及到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通过众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来完成的。所以，环保体制是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重要体制因素。如同马克思•韦伯所言，与市场组织不同，现行的政府组织是建立在分工及专业化基础之上的，依靠行政权威而非市场机制来维持运转的行政等级体系。这种行政等级体系一方面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与高度专业化分工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就环保体制而言，这种弊端就是因专业化分工造成了环保相关部门职能的内在冲突。就中央政府而言，在环境治理方面，除了环保部外，还涉及到财政部、建设部、林业局、水利部、气象局、国土资源部、交通部、卫生部、科技部及国家海洋局等。部门之间的高度专业性分工，造成了环保部门之间职能的内在冲突。我国各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设置，基本上都是与中央政府对口。在地方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环保相关职能部门的内在冲突。
以中央政府为例，环保相关职能部门的内在冲突如表1所示。具有环境管理职能的部门拥有环境监督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其中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表现为审批权，对环境管理部门有较强的激励功能。由于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逐利性。内部职能的相互冲突导致各级环保职能部门愿意经常使用一些获利的审批性职能，而放弃环境监控职能。就地方的环保部门而言，尽管实行垂直管理，但其经费来源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人事安排是由地方政府控制。而地方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往往会向地方环保部门施压，基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考虑，地方环保部门也往往会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制，甚至利用本部门的环境监管职权获利。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与统一管理。当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涉及到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时，其主要弊端就是职责不明确，部门间信息传递失真、沟通不畅，容易造成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当有利益时，各部门相互争抢，当涉及到担责时，相互推脱。现实中“八龙治不好一水”就是这种科层环保体制低效的体现。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在政府行政信息不透明，政府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缺失，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种多次级的科层环保体制并不能有效实施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国外环保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在高度专业分工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同时加大对环保部门的外部监督。
二、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的作用条件
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系列的约束条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
第一，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首先要求政府是责任型的政府。所谓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能够识别、预警、防范环境责任事故，有效执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方面，要求政府有充足的环境政策工具，灵活、有效防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
第二，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要求政府对经济主体的污染行为有充分完备的信息。政府部门只有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对污染者的产品与生产工艺制定污染指标，规定所有行业中的每个企业、每个消费者的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同时也要求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成本较低，否则会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效果。但是，实际上，环境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成本可能并不低，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完备的信息。就政策成本而言，由于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为其量身定做污染控制手段与减排量，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显然，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大政策制定成本。就信息而言，政府与企业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污染企业不向政府部门透露真实的污染信息对其更有利，政府部门难以准确获取有关污染排放量与污染控制成本方面的充分信息。因此，高昂的成本与不充分的信息降低了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
第三，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是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有效治理的制度保障。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如其说是政府的失灵，不如说是制度的失灵。针对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的失灵，同样需要完善民主法制体系。人的利已本性并不非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政府工作人员在政治市场上与经济市场上并无二至。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强化对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约束。防范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用其拥有的行政资源优势谋利。
第四，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增强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重要条件。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决定了地方财政必然存在收支缺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导致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高能耗、高污染型重工业的诱因。所以，财政分权体制影响着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因此，建立健全财政分权体制，保障财权与事权对称是提高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改革方向。
第五，公开、透明的政府运行机制与有效的信息获取机制，是克服政府环境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是减少政府环境执法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途径。另外，是否存在统一的协调机构与足够的权威，化解环保部门之间内部职能冲突，并实施政府部门间的有效沟通，是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三、简单结论与对策
通过分析发现，尽管政府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但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如果有些条件不能满足，则环境治理实践中，政府机制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灵。事实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上述一系列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因此，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总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失灵。由于政府的自利性、有限理性、约束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决定了对于环境的治理，人们并不能对政府寄予更大的期望。
环境治理机制篇8
由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历史欠账过多，当前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补齐“短板”所需资金缺口较大，农村环境治理又面临着政府财力有限、市场主体和市场发展滞后、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有效吸引社会资金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本文在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基本思路、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建立机制、政府引导、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投资运营机制;ppp模式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扶持措施，培育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1］。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存在投入不足和效率不高、收费和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投融资机制创新不够、社会参与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在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和市场发育更为滞后。为破解农村环境治理市场发展滞后的难题，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全面加强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本文在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基本思路、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建立机制、政府引导、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1农村环境治理和市场培育现状
一是当前我国农村总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治理这些环境问题所需资金缺口较大［2］。农村环境“以奖促治”政策实施8年来，中央财政已经支持整治了约7万个村庄，但只占全国58.8万个行政村的12%，全国近90%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和近5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未得到有效处理，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农村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解决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初步测算环境治理经费高达5000多亿元。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当前需求，迫切需要借助市场化手段，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主要由政府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和市场发育滞后。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多数是靠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企业和村民参与程度不高，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限，投资运营模式单一。已建成设施委托第三方运行维护的比例较低，多数仍由相关部门或乡镇政府直接负责运行维护，总体效率不高。三是农村污水垃圾处置收费机制未建立，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农村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但现阶段，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还很不完善，目前仅处于试点示范阶段。除少数安装自来水的地区能够进行较低标准的污水处理收费以外，受经济和技术手段限制，其他未安装自来水的地区尚无法开展收费工作。生活垃圾处置领域基本没有建立起收费机制。四是农村环境治理投融资方式创新不足，融资渠道较窄。由于农村环境设施布局分散、单个项目成本收益较低、运行维护管理不便等因素，使得利用市场化手段融资难度加大，难以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公共服务，其投资产生的是公共物品，不能直接在市场上得到回报，必须通过市场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措施，让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至少能够达到或者高于社会最基本投资回报率，才能推进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环境治理市场。
2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的顶层设计
近期，国家对统筹城乡环境治理做出了战略部署，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全面推动农村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农村地区的覆盖，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加大对农村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1］。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2015年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现场会上，环境保护部陈吉宁部长指出，要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为根本目标，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推进农村环境保护，让更多农民群众受益［3］;财政部刘昆副部长指出，要加快建立农村环境整治投资运营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环境治理运营主体，建立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4］。我国是农业大国，大多数居民还生活在农村，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事关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事关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加快提升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水平，迫切需要加强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顶层设计。
2.1基本思路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模式为主要抓手，改革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和投入方式，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健全社会资本投入回报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领域建设运营，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多元化，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短板”。
2.2基本原则示范先行，整县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创新机制，完善制度;积极稳妥，公众受益。
2.3主要目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运营、组建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ppp模式等多种方式，培育发展一大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加快农村环境治理市场领域开放，增加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供给数量、质量及效率，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
3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的对策建议
3.1建立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1)创新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模式。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事业单位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管理转变。鼓励打破以项目为单位的分散运营模式，实行规模化经营，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整县推进乡镇和村级污水收集和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按行业“打包”投资和运营，鼓励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厂网一体投资和运营［5］。(2)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多元化投资主体。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大型环保企业等经营主体投资建设有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工程。对于已建成的“以奖促治”项目，可采用委托经营或转让—经营—转让(tot)等方式转交给社会资本运营管理;对于新建的“以奖促治”项目，支持其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负责建设运营，提高污染治理的产业化、专业化程度。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运营、组建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等多种方式［5］，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具有一定收益的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落实设施运营管理主体。(3)保障农村环境治理工程投资合理受益。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工程的，与国有、集体投资项目享有同等政策待遇，可以依法获取排污费等经营收益;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价格、收费等未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给予适当补助。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工程等，可依法继承、转让、转租、抵押其相关权益;征收、征用或占用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赔偿。(4)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选择项目合作伙伴，优先在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与农业面源污染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态旅游、秸秆生物质能源转化、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增加农村环境公共产品供给。完善财政补贴制度，规范合作关系保障各方利益，健全风险防范监督和退出机制［5］。(5)建立健全农村污水垃圾处理价格、收费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工作，使经营者能够获得合理收益。从已有的实践看，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费用并不高，各地应当按“乡镇自筹、村民收费、财政补助”的原则加快建立经费分担机制;污水处理运行费用相对高一些，可过水价、收费、财政补助等方式统筹解决。鼓励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地区，完善和调整自来水水价，体现农村污水处理费用。价格和收费机制未建立的，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财政性资金，对运营单位进行合理补偿。(6)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等方式，更好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环保设施由村集体持有，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3.2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1)优化农村节能减排资金使用方向。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带动作用，完善“以奖促治”资金分配机制与使用方式，探索建立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方式，逐步从“补建设”向“补运营”、从“前补助”向“后奖励”转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地方政府也要配合中央财政投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2)改进政府投资使用方式。在同等条件下，政府投资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根据不同项目情况，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建设，以适应ppp模式需求，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ppp项目实施。(3)积极推广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对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农村环境治理处理设施，推广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将治理效果与服务费用挂钩，建立基于环境绩效的付费机制，实现从买工程向买服务转变。(4)做好政策保障。制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用电、用地等优惠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建设运营成本，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有效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了解参与方式、运营方式、盈利模式、投资回报等相关政策，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
3.3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1)创新农村环境治理绿色信贷服务。开展融资担保、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支持开展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的排污权、收费权、特许经营权、购买服务协议预期收益质押贷款等担保创新类贷款业务。在国家批准的业务范围内，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民间资本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工程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2)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私募等方式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的产业投资基金。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可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予以支持。(3)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支持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项目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融资工具，以及企业债券、项目收益债券、公司债券等方式通过债券市场筹措投资资金。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支持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发行债券，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项目。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eB/oL］．2015．
［2］王波，王夏晖．如何推动地方落实13万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40(4):19－21．
［3］环境保护部网．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召开［eB/oL］．2015．
［4］财政部网．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两部门联合召开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eB/oL］．2015．
环境治理机制篇9
今年以来，我镇严格按照省、市、县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工作部署要求，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出发点，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重要抓手，以创建特色产业乡镇为落脚点，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狠抓环境整治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面打响清理整治垃圾的攻坚战、歼灭战、持久战，全镇环境卫生不断改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结合我镇实际，成立的书记镇长双组长的韩庄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镇人居环境暨生态环境整治三年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细化量化整治内容、整治标准和整治时限，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建成了由镇政府统一组织，建立镇党委政府班子及成员为一级网格，村两委班子及成员为二级网格、村组（队）为三级网格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网格化责任和监管体系，分片负责网格内全域无垃圾监管体系，细化责任分工，严格按照责任区划分，层层传导压力、步步靠实工作责任。
（二）狠抓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积极创新宣传方式、搭建宣传平台，充分利用村村通广播喇叭、微信群、永久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后召开由全体镇村干部参加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四次，通过采取层层召开人居环境整治会议，镇、村、组三级干部共同发力，做好村民思想工作，让群众参与、支持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精神上来。引导各村组织召开“五老”、乡贤、在外创业人员座谈会，让他们了解村情村貌、村级发展状况，支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形成“小会”撬动镇村环境大整治的带动效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做好房前屋后垃圾清理和废弃畜禽圈舍、旱厕拆除及乱搭乱建、秸秆、畜禽养殖粪污清理，由点到面、依次推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覆盖，营造“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幸福家园”的氛围。
（三）围绕工作重点，强力推进整治。以垃圾治理为重点，抓住城乡环卫一体化这个突破口，在全镇开展了为期二十天的大整治、大清理活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全镇坚持机械、人工一起上，对全镇**个村的积存垃圾、坑塘、乱堆乱放等进行了全面清理整治，实现了村庄环境面貌的整体改善，形成了全镇强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强势局面，进一步坚定了镇村干部的决心，鼓舞的全镇上下干部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的信心。
（四）创新工作举措，强化责任意识。将人居环境治理与党建先锋引领、创建文明城市、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双违及河渠四乱治理、河长制责任落实等工作相融合。以改善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为契机， 着力发挥农民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的主体作用，注重改善环境与营造文明相结合，注重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健全户前三包责任制，保洁员奖惩机制，健全垃圾清运机制，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坚持以机制创新最大程度的推进整治工作落实。
（五）建立考评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的责任机制、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切实解决部分村和单位思想上顾虑、工作不扎实、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成立了人居环境专项督查组，定期检查辖区各村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督办整改突出问题。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列入全年村级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对于整治工作督查考核不积极配合的村，将取消年终评优选优资格，并对村两委班子负责人进行重点约谈和问责追究。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群众环卫意识较低。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群众是主力军，各村虽然在宣传动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参与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主动性和参与度不够；二是缺乏资金保障机制，制约整治工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范围大、面积广，环卫设施、设备不够健全，需要投入的资金大。环境整治专项经费缺乏，制约了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进一步加强对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组织领导，按照既定工作方案，对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对目标任务再细化再分解，对环境整治责任再明确再靠实。
环境治理机制篇10
一、基层政府环境保护执法的现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法治意识提高，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高标准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城市环境中，噪音、空气、水、垃圾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成为基层环境保护执法的主要问题。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转型困难并且污染严重。“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稳定运行。扩大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将细颗粒等环境质量指标列入约束性指标。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统筹农村饮水安全、改水改厕、垃圾处理，推进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
与此同时，在政府职能部门和基层政府中，与环境保护执法相关的投诉排在投诉前列。与环保职能相比，基层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执法力量较为薄弱，许多乡镇街道并未设置乡镇街道环保所。基层环境保护执法工作面临治理手段和技术滞后的问题，如监控系统、数据监测。各地环境保护执法综合督察机制不健全，部分负有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未能积极配合综合督察工作。环境保护执法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扬尘综合整治、机动车污染防治、秸秆禁烧、餐饮油烟综合治理、燃煤锅炉整治、水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源治理等领域。
二、基层政府环境保护执法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干预问题
在基层政府行政辖区依法实施环保法等法律法规和参与行政执法是政府的法定义务。环境保护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然而，环境保护执法仍需面对诸多行政干预。在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密集和粗放型产业之间形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关系。因而，基层行政部门在环境保护执法和经济发展之间进退两难。部分基层政府的环保意识和法治思维缺失导致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和出现执法工作的困境。基层政府从环保部门到企业进行监督和处罚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扰或干预。当环境保护部门对企业拒绝排污申报或不执行建设项目环保评估或审批行政处罚时，地方政府领导的招呼和游说扰乱了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进行。
(二)行政执法取证和定量难
在环保行政执法时，行政相对人的谎言、伪证等行为直接影响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在法律体制上，非诉讼阶段的伪证难以处罚更助长了此种行为。许多污染问题在环境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污染物早已发生变化而导致难以取证，如部分噪音。与此同时，基层环保执法装备不足、技术手段落后、执法人员素养等系列问题直接导致对环境污染物现场取证难。在环境污染中，部分污染物的定量存在确定的法律标准和计算标准。环境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规划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有关行业、专业等各类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测规范的要求。监测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测设备，遵守监测规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可见，环保法的相关规定对法律责任的泛化导致环境行政执法操作性较差。
(三)行政执法执行难
与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机构相比，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保障能力较为薄弱，犹如小马拉大车。目前，部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存在一定冲突现象，并且环境行政执法工作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形。在基层环境执法中，具备执法资格证、执法能力和环保技能的专业执法人才不足直接导致执法力量薄弱，加之执法设备缺乏导致执法不到位和不及时。环境行政执法可发出责令停止、责令恢复原状、限期整改和行政处罚，但没有相关的行政强制手段，如冻结、没收。因此，部分长期环境污染源没有能得到根本治理，进而淡化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法律效果。此外，环境行政执法重视执行经济处罚部分，而对整改、关停等事项重视程度不够。对应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不移送，甚至出现以罚代刑现象，从而放纵环境污染违法行为。
(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难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社会公众的环境法治意识和环境保护水平仅仅停留在维护自身权益层面，远远未达到参与执法监督和维护公众利益的高度。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从法律规定来看，环境公益诉讼仅仅由公益社会组织提起，而普通公民无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大部分社会组织均没有环境公益诉讼的经验和经济实力，因而公益社会组织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积极性不足。应当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公民和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从而让更多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三、基层政府环境保护执法的法律建议
(一)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
在环境立法思想上，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立法思想，确立自然、社会和经济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法治思想。修改现有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对存在滞后、冲突和有缺陷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清理，及时填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法律空白。制定环境保护的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减少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原则性规定和增强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可操作性。扩大基层政府环境保护执法权限和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在环境保护立法上应确立综合性立法观念，尤其是确定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职责。完善环境行政执法程序机制，制定环境行政程序法典。此外，中国环境执法工作应参考国际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并在适当时机将中国环境立法与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相协调。
(二)落实政府责任和加强环境保护督察机制
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要求：“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尽管环保法将环境保护目标纳入考核体系，但并未明确未完成环境保护目标考核的政府责任问题。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发现有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处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在基层环境保护执法中，对环保违法行为不作为、慢作为和懒作为应当保持长期的督察机制，严格执行后督察、环保督察巡视等制度和挂牌督察制度。开展环境执法稽查工作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执法机制。
(三)构建合理的环境执法体制
在环境治理体制上，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依照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管理现代化作为顶层设计思想，建构污染治理的制度基础。“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度。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开展环保督察巡视，严格环保执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需要形成联合执法机制或者成立综合执法局。由于环境保护是系统工程，基层政府环境保护执法涉及众多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纷争导致环境保护执法难，仅仅依靠环保部门无法完成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同一污染问题导致出现多部门执法冲突或交叉时，应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或者设置综合执法机构以解决执法困境。此外，应当创新环境执法监管方式，如空气预报预警系统建设、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体制、环境监测预警体制等都应当纳入环境执法体制。
(四)提升基层环境执法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执法能力
对基层政府而言，提高环境执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法治素养成为执法工作的基本条件。在环境执法人员的准入、考核、淘汰和监督机制上应当规范化和标准化。对环境执法人员而言，应当积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并在行政执法中规范执法和透明执法。在环境执法过程中，环境执法人员应当具备行政执法资格证，并且建立执法人员问责制。将法律规定的政府责任转变为法律责任，进而具体到行政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同时，由于基层政府面临人员不足、设备落后和投入不多的现实困境，因而需要国家在基层政府在环境保护执法上加大预算投入以保证执法队伍的现实需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环境保护已成为基层政府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的主要方式。尽管环境保护法已经进行修订，但是基层政府环境执法仍面临诸多困境和问题。因此，基层政府环境执法工作应当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并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形成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