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分析篇1
【关键词】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
如何将大型医疗设备利用好、实现医疗设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大化是摆在医院管理者面前的一项课题[1]。a医院从2005年开始每月对医院的部分大型设备进行效益分析，这对医院的经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帮助设备使用科室找准问题，为院领导和设备主管部门进行资产调控以及设备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a医院大型医疗设备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于2010年年底达到折旧年限，为了解设备总的运行效益情况，现通过对设备折旧费、人力成本、耗材支出、药品费等数据的综合计算，得到设备的年投资回收率和运行状态评价，以及投资回收期和回本期效益评价，从而对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1基本情况
a医院于2004年9月份以563.75万元人民币购入一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型号为aXiomaRtiSta，经过近3个月的安装调试及试运行，于2005年初正式投入使用。按医院新财务制度的规定，医用X线设备的折旧年限为6年，为此，该设备于2010年年底达到折旧年限，目前该设备仍在运行中。现拟从经济效益方面入手，对其折旧年限内的运行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以了解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运行效益如何，以及其投资成本是否已全部收回。
2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资料来源本文收集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运行有关资料中，设备原值、维修投保资料由该院器械科提供；人员成本由人力资源办公室提供；房屋折旧费、办公费、消毒费、分摊医院管理费由财务科经济核算办公室提供；水电费由后勤保障科提供；设备工作量、收入、开机时长、耗材费、药品费由设备使用科室――介入导管室提供。
2.2分析方法本文采用投资收益率法和投资回收期法来分析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投入使用后的效益状况。
3效益分析与结果
3.1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法是指该医疗设备每年获得的净收入与投资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投资收益率=(医疗设备净收入/该医疗设备投资总额)×100%[2]。投资收益率越高,其经济效益越好。
根据相关资料[3]，大型医疗设备利用率可转化为设备运行状态，并对其进行评价如表2所示：
表2大型医疗设备按利润率运行状态评价表
a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2005年~2010年的收入、支出、收益状况、设备年收益率、运行状态评价如表3所示。
表3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2005~2010年投资收益率效益评价表
a示含2009年设备维修投保费30万元；b示含2010年设备维修投保费40万元。
结果表明：设备投入使用前三年效益很不好，基本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至2008年设备效益因工作量增长虽然有所好转，但年收益率并不高；设备2009年、2010年的工作量大幅上升，设备收入增长不少，设备运行表现不错。总体来看，至2010年底设备已达到折旧年限，距离其使用年限也越来越近了，但设备总收益却为-80万元，若设备能以2010年的运行状态运行，则有望于将来一年内实现设备总收益为正。现对收入最好的年份即2010年度的运行状况进行趋势分析，如表4所示：
表4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2010年收入分项趋势
结果：从a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2010年运行情况可以看出，除4月份运行状况差外，10月份和12月份运行状况良好，而其余各月运行状况都很一般。在可预见的将来，该设备运行状况虽然会有所好转，但总的来说，该设备预计未来经济效益不会太好。
3.2投资回收期法投资回收期法是根据收回医疗设备投资成本所需要的时间来进行的经济效益分析方法。计算公式为:投资回收期=医疗设备投资总额/该医疗设备年回本额。公式中,设备年回本额=设备净收入+设备已计提折旧额。医疗设备年净收入是指该医疗设备全年业务收入扣除一切相关费用(主要为耗材费、维修费、筹资利息、药品费、人员费、水电费和折旧费等)后的净值[2]。投资回收期越短的医疗设备,其经济效益越好。
根据相关资料[4]，大型医疗设备单价与其对应的回本期效益等级评价标准如表6所示：
表6大型医疗设备按回本期运行状态评价表
a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这6年的收入、支出、收益状况、年回额、设备投资回收期、回本期效益评价如表6所示。
表6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2005~2010年回本期效益评价表
a示含2009年设备维修投保费30万元；b示含2010年设备维修投保费40万元。
结果表明：a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2005、2006年运行效益很不好，年收益和年成本回收额均为负，若按这两年收益计算设备回本期，那么，该设备永远无法收回投资成本；设备2007年效益有所好转，虽然年收益仍为负，但设备成本能收回一部分，若以该年效益计算设备回本期，虽然仍无法在折旧年限内收回成本，但能在设备使用年限内收回设备投资成本；2008年设备运行状态也一般，但以此状态运行能在折旧年限内收回投资成本；2009和2010年设备运行状况良好，若以这两年的状态运行，均能在较短时期内收回设备成本。
4讨论
4.1设备使用现状a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使用现状良好，目前使用现状是：月均工作量为100余例，月均收入超过100万元。尽管该设备已达到折旧年限，但设备仍在运行中，且设备性能还不错。
4.2设备成本回收情况a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自2005年投入使用以来，6年来成本回收额=设备净收入+折旧额=-79.368万元+563.75万元=484.382万元。此设备购买时一次投入563.75万元，可见设备成本仍有近80万元未收回。
4.3设备投资回收期滞后的原因分析⑴人才资源配备情况。a医院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投入运行，由于该院心内科的心脏支架介入治疗技术并不成熟，介入手术的开展几乎全部依赖于外请专家，这为该院大夫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医院为该设备的投入也增加了。其次，医院也派出大夫去各知名医院进修学习介入治疗技术，这些都导致设备人力成本加大。不过，经过近两年的努力，a医院成立了能独立开展心脏介入治疗手术的、技术精湛的医疗团队。⑵相关科室业务开展情况。相关科室业务的开展是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设备收入的关键因素，a医院心内科、脑内科、肿瘤内科等在设备运行初期很多与造影、介入治疗相关业务尚未开展，其次，由于科室缺少业务骨干，技术力量相对薄弱，导致诊疗人数少，从而直接影响了该设备的工作量。近几年来，通过各方努力，该院心内科、脑内科等科室发展迅速，也开展了许多介入、造影治疗新业务，如开展介入治疗癌症、血管和脊柱肿瘤、脑血栓、胆道疏通等治疗项目，从而大大提高了a医院数字减影造影设备的使用率。⑶设备收费价格关系。从该设备的收入组成情况可以看出，耗材收入占设备总收入的75%左右，药品收入占15%左右，手术收入才占总收入的10%左右，而耗材和药品又对应高额的成本支出，只有手术收入才算是设备的纯收入，这就是为何设备收入高而效益却不好的原因。其次，介入手术治疗中的高值耗材如支架等动辄好几万元，高昂的治疗费用是导致设备治疗人数少的一大重要因素。⑷市场竞争因素。a医院所在地区属另外一家大型医院心内科发展最好，其技术力量雄厚，这对于a医院介入治疗发展来说是一大挑战。其次，a医院所在地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城市较近，经济条件稍好的患者都会选择去大医院进行治疗，毕竟心脏等介入手术技术难度和风险都比较大，这种形势对a医院数字减影造影设备来说又是一大冲击。
5建议
从设备社会效益方面来看，该设备在医院科研及新业务的开展方面作用重大。其次，从设备经济效益方面来看，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到目前为止，即使设备已达到折旧年限，设备投资成本仍未收回。不过目前设备效益有所好转，若按照此良好的态势发展，设备有望在使用寿命内收回投资成本。其次，随着设备的老化，其维修费用会不断增加，a医院是通过购买设备维修保险来规避设备维修风险的，那么，以后设备支出中的维修费支出也会不断增长。a医院是继续使用这台设备还是购进新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还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投资分析。
总的来说，为避免目前设备效益差的情形再次发生，a医院应吸取教训，加强设备购置前的论证分析，切勿盲目购进大型医疗设备。其次，对于现有各医疗设备应尽力开发利用其所有功能，使医疗设备达到其最大使用效益。
致谢：感谢在此文创作过程中为笔者提供各种设备信息的a医院工作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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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朝丽.医疗装备,2004,09
数字经济分析篇2
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所引导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法律纵向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在刺激生产力飞跃提升的同时促进法律进步，工业革命时代如此，信息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法律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其中首先是实体法的扩展与创新，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法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尚处于初始状态，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解决，但在程序法上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行政证据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都处于一种尚付阙如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在目前沸沸扬扬的新浪与搜狐的诉讼之争中又一次被重演。不仅当前制定证据法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数稿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即使作为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与最新证据规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数字技术引发出的愈来愈多的问题也依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对证据制度进行再研究（注：数字证据可以出现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数字证据问题的共性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质而产生的细节问题。同时，我们无意在此对我国原有证据体系的分类模式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数字证据概念评析
使用精确的概念，进行内涵的准确界定与外延的清晰延展，对于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极具方法论意义，并且也符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因此，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进行的便应是概念的归纳。同时，一个精确的概念必须能够抽象归纳出所有客体的本质共性，必须能够把表现同性质的所有现象全部容纳进去。对数字证据进行概念归纳，基于其鲜明的技术特征，在归纳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层面，在其所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结合中寻找恰当的突破点。
关于数字证据的概念，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如computer 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 evidence（数字证据）都具有其使用者。我国采取数字证据概念的大多是it业界，法律学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进而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分析证据的性质、效力、类型等（注：还有的学者在论述中并未对其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如吴晓玲发表于《计算机世界》1999年第7期的《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一文中使用电子证据，游伟、夏元林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3期的《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一文中使用计算机数据电讯。吕国民发表于《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的《数据电文的证据问题及解决方法》一文所使用的数据电文等都未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单纯注重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考查却忽略了对技术层面的透彻分析，或者是因为虽进行了技术的分析，但却未深入到进行法律归纳所需要的足够程度。因而有必要在与这些概念、定义的多维比较中分析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数字证据与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的比较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各个概念所使用的语词不同，但在内涵上，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都是针对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化运算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在外延上一般囊括数字化运算中产生的全部信息资料。不过，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这两个概念并不妥贴，不能充分表现该种证据的本质内涵，由此而容易导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盖该种证据的全部形态。
1.“计算机证据”概念。有人认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采取“计算机证据”概念来表述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计算机及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网络是数字化运算的主要设备，并且目前数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储于电磁性介质之中。从数字化所依靠的设备的角度来归纳此类证据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此类证据。然而，虽然计算机设备是当前数字化处理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是当前此类证据中的主要部分，但是进行数字化运算处理的计算机这一技术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唯一设备，例如扫描仪、数码摄像机这些设备均是数字化运算不可或缺的设备，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也属于计算机之列。从国外立法来看，没有国家采取computerevidence，采用这种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迪尔凯姆认为，研究事物之初，要从事物的外形去观察事物，这样更容易接触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以在研究结束后，仍然用外形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实质。所以，“计算机证据”概念从事物外形上进行定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计算机证据”概念未能归纳出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共性，不能够涵盖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的信息资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将来出现的证据类型预留出弹性空间。
2.“电子证据”概念。目前，采用“电子证据”者甚众，但对电子证据的具体含义则各有不同表述。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2]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的形式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储存的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3]“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4]加拿大明确采用了电子证据概念，在《统一电子证据法》(Uniform electronic evidence act)的定义条款中规定：“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的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收。”[5]
综合起来，各种电子证据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狭义的电子证据，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即自计算机或计算机外部系统中所得到的电磁记录物，此种内涵过于狭小，不能涵盖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全部证据，不如第二种定义合理。第二，广义上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包含了第一种定义，并且还包括我国诉讼法中原有的视听资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定义中不仅所使用的“电子”一词不妥，而且所下定义亦为不妥，理由如下：第一，将电子证据或者计算机证据定性为电磁记录物未免过于狭隘。虽然数字设备的整个运作过程一般由电子技术操控，各个构件以及构件相互之间以电子运动来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仍然不可以认为该种证据即为自电子运动过程中得到的资料。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2(5)中规定：“电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扩大解释了电子的语词内涵，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载体来表达扩大的电子语义，已经失去了“电子”一词的原义，原本意义上的电子只是其使用的“电子”概念中的一种技术而已，从而能够涵盖大多数此类证据。不过，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使用能够涵盖这些技术特性的“数字”概念，在工具价值方面更有可取之处。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解释中之所以采取“电子”，“因为信息为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所记录或存储”，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来又承认有些数字信息(digital information)未涵盖于本法，因为有其他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电子证据概念不能揭示此类证据的本质特征。电子运动只是数字化运算的手段，而非本质，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数字设备的运算全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进行数字化运算的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数字设备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设备的运算均采取数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电子运动手段。第三，不论是将视听资料这种已存的证据类型纳入电子证据中，还是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中，都会致使“电子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相混淆，而此类证据与视听资料证据的本质共性并不相同。视听资料主要为录音、录像资料，其信息的存储以及传输等也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录音、录像采取模拟信号方式，其波形连续；而在计算机等数字设备中，以不同的二进制数字组合代表不同的脉冲，表达不同信号，信息的存储、传输采取数字信号，其波形离散、不连续。二者的实现、表现、存储、转化都不相同。传统的电话、电视、录音、录像等都采取模拟信号进行通讯，这是视听资料的共性，而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则采取数字化方式通信，这是数字化运算中生成的证据的共性，两者不同，不应混淆。
可见，狭义上的电子证据在外延上只能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证据，失之过狭；广义上的电子证据确实能够在外延上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证据，但却失之过宽，如将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这两种差别极大的证据容于同一种证据类型中，将不得不针对两种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从而导致同种证据类型的证据规则不相统一，很难建立起一个和谐一致的体系。
（二）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认为，数字证据就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这里使用的“数字”(digital,digits pl.)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义并不相同，虽并不如“电子”更为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的需要和借助于专门术语的表达，使用科学的概念来清晰地定义相关事物，况且“数字”概念在现今信息时代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现代计算机与数字化理论认为，数是对世界真实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基因组的破译说明，甚至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数字化。[6]来势汹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处理过程，区别于纸质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信息交流方式，这种采用新的信息处理、存储、传输的数字方式在现代社会包括日常交往与商业贸易中逐步建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数字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调整之时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术与存储的介质，从而在法律上为技术的发展留存一个宽松的空间。
1.数字证据有其数字技术性。信息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设备以"0"与"1"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与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都转换为机器可直接读写而人并不能直接读写的"0"、"1"代码在数字技术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人可读的输出。数字证据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区别于其他证据类型的根本特征。数字证据具有依赖性，其生成、存储、输出等都需借助于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设备；具有精确性，数字证据能准确地再现事实；具有易篡改性，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了数字资料可以方便地进行修正、补充，但这些优点在数字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成为缺点，使其极易被篡改或销毁，从而降低了数字证据的可靠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时应当切实保障其真实性。SwGDe(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evidence)与io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gital alvidence)在1999年在伦敦举办的旨在为各国提供数字证据交换规则的会议iHCFC(international Hi-tech Crime and Forensics Conference)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数字证据：标准与原则》的报告，对数字证据从技术方面进行了定义，“数字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或传输的信息或资料”，[7]在接下来的规则中则重点阐述了如何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障。
2.数字证据有其外延广泛性。数字证据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纳目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证据，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纳以后随着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此类证据。数字证据可以产生于电子商务中，也可以产生于平时的日常关系中，表现为电子邮件、机器存储的交易记录、计算机中的文件、数码摄影机中存储的图片等。从美国FBi目前的犯罪执法中可以看到，现在专家越来越喜欢用数字技术对一些其他证据进行处理，例如用avidXpress视频编辑系统、Dtective图像增强处理软件对取得的录像进行处理，并且这种处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认。这种对原始证据进行数字技术加工后形成的证据也可看作是一种传来数字证据，即形成了一种证据类型向另一种证据类型的转化，例如对我国视听资料中的录音、录像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认为是数字证据，适用数字证据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类型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从而在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
数字证据一般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机器中存储的机器可读资料，二是通过输出设备输出的人可读资料，如显示设备显示出来或者打印设备打印出来的资料。前种作为数字证据毫无疑问，而后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认定为书证。其实，此种人可读的输出资料仍然属于数字证据，因为这些资料来源于数字化设备，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取得的，其产生完全依赖于前者，人可读的资料是由机器可读的资料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而取得的，两种资料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同质性，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实性依赖于前者，在如何确保真实性、合法性等规则上，应适用数字证据的规则，却不可以因为其表现为传统的纸面形式就认为是书证，从而适用书证规则。
二、将数字证据纳入我国证据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数字技术推动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体现于法律之上，在实体法上表现为，要求更新确认这种新技术指示的新类型社会关系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法上表现为，当这种社会关系的当事人因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相关程序，或者对已有程序进行完善，能够满足这种纠纷不同以往而与其技术特征相适应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要求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资料等能够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得到证据规则的认可，能够被法庭接受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虽然数字证据并不单纯只是在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其还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产生（注：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而生成的数字形式读写的证据均可认为是数字证据，其可以为民事程序法上的证据，也可以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证据。不过，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的这类证据的数量多于其他类型社会关系，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例如内部局域网、个人计算机存储的资料也可成为数字证据。），但数字证据问题主要是出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提出。出于电子商务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无纸化(paperless 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过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出现，电子商务交易中所存在的与交易相关的资料可能完全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等存储设备中。一旦产生纠纷，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认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当事人将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商人对电子交易就难以产生依赖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eDi数据交换方式便以其便捷、高效、准确而备受青睐。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等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欧美各国在实体上早已承认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申报纳税与以信件、电报、传真等传统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重申现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数据电文无论是人工做成的还是计算机自动录入的都可作为诉讼证据。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法》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文书内容只要符合法庭规则就可被接受成为证明任何事实的证据，而不论文书的形式如何。[8]在1988年修正《治安与刑事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也作出了类型的规定。加拿大通过R.V.mcmullen (ont.C.a.,1979)一案确立了新证据在普通法上的相关规则。联合国贸法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又承认了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数据电文满足了对原件的要求，在诉讼中不得否认其为原件而拒绝接受为证据。这些规定运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认为只要与传统方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认定为具有同等效力。我国也与这一国际立法趋势相靠拢，例如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中规定了电子数据报关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合同法中已承认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认其符合法律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实体法的修改有实际意义，就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得以实体规定为依据，在诉讼中寻求救济时具有程序法基础，否则实体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纸空文。
纵观证据法的发展历程，各种证据类型是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得到法律承认的，目前作为主要证据形态的纸质文件经历很长的时间方得到法律认可，视听资料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电子技术在20世纪大行其道，导致证据法上接受了电子资料的证据效力，而数字技术在20世纪末便开始获得了极大进步，对经济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在新世纪之初所取得的发展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虽然法院尚未正式使用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证据，但法院却早已开始使用数字技术方便案件的处理，虽然不能肯定数字技术会否在某一天取代电子技术，但却能肯定数字技术必将抢占电子技术所占据的社会份额，其对社会的影响必将超越电子技术。任何一种技术新出现时都会有其欠缺之处，但正如电子资料最终成为证据法上的证据类型一样，不能因为数字证据在目前所具有的脆弱性等消极因素而拒绝直面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消极方面可以通过立法技术来加以调整，保障其在诉讼中的可采性，从而扬长避短，在程序法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
在法律上承认数字证据的可行性就在于法律能否将数字证据容纳进去，与法律的价值理念不相冲突，并可与原有的法律规定相协调，重新建立的规则与原有的体系也并不矛盾。各国在证据立法上有三种模式：一是自由式，原则上不限制所有出示的有关证据；二是开列清单式，明确列举可作为证据的种类，此为我国所采；三是英美判例法证据模式。承认数字证据，在我国诉讼法中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国并不存在英美判例法国家由判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最佳证据规则”与“传闻规则”的束缚，以至于出于与根本性原则不相符合而使程序法容纳数字证据大费周折（注：英美判例法中，在这两项原则的制约下，起初由计算机数字设备中取得的资料并不能够成为诉讼中有效的证据，但是法官通过扩大解释一些本已存在的例外性规定，使这些资料成为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对此，可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我国诉讼法对证据采取列举式的规定，只要立法将新的证据类型予以确认，即可使之成为合法的证据，可以在诉讼中有效使用。将原有一些规则进行重新阐释或者进行规则的另行制定，即可建立起数字证据制度。法律是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封闭体系，在有完善的必要时，或者修改立法，或者在未修改前对这种新证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扩大解释，予以诉讼上的许可也是合理的，既符合立法者意图，也不违反我国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在我国法律上是可行的。
数字经济分析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Benford评价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31.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061-02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与国际综合影响力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引起了世界关注，国内外相关机构及学者对宏观经济统计的准确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引入Benford法则进行宏观经济数量质量的评价。实践证明，应用Benford法则，其在数据质量评价应用中存在着成本较低，稳健性良好等优势。在分析Benford法则及其检验方法的基础上，探究其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实证研究。
二、Benford法则及其检验方法认知
（一）Benford法则的基本认知
Benford法则是以物理学家FrankBenford名字所命名的一种数值规律，其法则认为，人们进行数据处理时，其将较小数字作为首位数字的数据的频率相对较高。其通过长时间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对其规律进行了论证，即“Benford定律”，又被称之为“首位数法则”。通过研究与推导，Benford依据其定律获得以下数学表达式：
p（d1）=lg（1+■）d1=1，2，3，…9
在上式中，p（d1）代表的是以d1作为首位数字所出现的频率参数，首位数字，指的是数据集中数字左侧的第一位数字，其数字应非零非负，确保其数据有效性。其公式即Benford法则表达式。
Benford法则的出现，为进行大量数据的数字分布状况预测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该方法在最初阶段缺乏对该现象的合理解释与证明，随着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对该法则应用的范围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明确，如要求数据具备一定规模性，数据形成不执行认为直接赋值，数据不应为按照规律排列的数据集等。
（二）Benford法则在宏观经济数据质量中检测的方法
国内外大量实证性研究表明，应用Benford法则可以进行数据集中的舞弊行为有效检测，将目标数据所具备的实际数字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的标准分布规律进行对比，获取评估结果，判断其实际数据分布规律是否存在不合理现象。如存在，则说明数据统计存在着人为因素证明数据集可靠性较差。Benford法则进行数据检验，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对比检验方法，具体的流程为：第一，选定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电子数据采集，其宏观经济指标应具备代表性；第二，对所收集的数据集是否符合Benford法则进行判断，选择一定的目标字段，Benford法则其数据集适应条件为：数据信息其来源不同，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形成统计数据；第三，针对选中目标字段，将统计数据进行一定处理，如数据中存在的负值可以取其绝对值，针对首位为0的数据则可以通过数据扩大来提取数字；第四，进行数据异常分析。将所选择的数据集之中的数据首位进行分离，进行数据首位1―9各个数字所出现的频率与分布规律进行描述，将其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的分布规律进行对比，计算出其数据分布偏差参数，将所选数据第二位进行分离，采取通道方式进行数字频率统计与分布规模描述，循环操作并观察数据是否存在异常，以上操作可通过统计软件来实现；第五，依据统计结果与数字分布偏差研究，对数据可靠性进行判断，针对不可靠数据应找出原因，给出结论。
三、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Benford法则评价及实证研究
在Benford法则进行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准确性实证研究中，选择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一，对我国成立后四个经济部门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数值执行分析，时间阶段选择1949年―2008年期间，采取Benford法则对其经济指标可靠性进行分析。综合数值取值可靠性，以分段形式进行纵向研究，进而获得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状况。其二，从区域视角进行研究，即以我国主要省份宏观经济指标总量进行数据可靠性分析。
（一）我国历年来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所具备的可靠性研究
1.宏观经济指标选择。在本研究中，以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政府财政统计、金融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部门为研究对象，选择主要的经济变量，指标选择中需要考虑指标的全面性、代表性与数据可获取性。如在民国经济核算部门，其指标选择以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固定资本总额。支付消费支出及股票筹资额等指标；政府财政统计部门中则选择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外资金收入及支出总额、国家外债余额等指标；金融业部门则选择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信贷资金总额、流通现金四个指标，国际收支平衡部门则选择经常项目差额、金融项目差额、储备资产增减额及净误差、资本往来项目差额、储备资产遗漏等为统计指标。
考虑到我们建国后不同经济体制的差异，有些项目指标在当时并不存在，为此选择相近指标作为补充。如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1978年之前，我国采取的是固定资产积累额等。在实证研究中，以1950―2008年为时间段，选取指标数据作为数据集，其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在数据调取时，存在着一定的数据缺失问题，最终数据获取情况如下：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246个，政府财政统计数据为265个，金融业部门数据为198个，国际收支平衡部门其数据共108个。
2.指标数据的处理操作。考虑到应用Benford法则需要确保数据首位数字为有效数字，即要求首位数字非零非负，为此，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进行数据处理，从而为数据提取与分析奠定基础。针对部分指标数值为负值的数据，取其绝对值将其转变为正数，针对不同单位数据指标，针对大于0小于1的数据，采取数据提取并乘以100的方法获取新的数据，其数据处理均可以通过excel来实现。
3.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Benford法则实证分析。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其思路设计为：针对每个经济部门，如其统计指标所选择的数据可靠性良好，则该组数据的首位及第二位数字所具备的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的规律相符；而如其数据首位及第二位所具备的的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规律差异较大，则可以判断其统计数据具有不可靠性。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依托excel软件来实现。通过应用LeaF函数与miD函数，将每个经济部门统计数据的第一位数字与第二位数字提取，采取CoUntiF函数，进行经济部门首位数字与第二位数字1―9自然数所出现频率的统计，将其统计结果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进行对比分析。采取拟合优度检验，进行数字分布与Benford法则分布状况的整体拟合程度研究，从而判断经济部门所具备的统计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实现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价。
在本研究中，其拟合优度即偏离误差研究，引入非参数统计x2拟合优度检验法，其表达式如下：
首位数字：x2（8）=n×■■
第二位数字：x2（9）=n×■■
在上式中，n代表的是数据样本个数值，θi代表的是数字i是首位数字或第二位数字时所出现的实际频率，f（i）代表的是在Benford法则中，数字i作为首位数字或第二位数字所期望出现的频率。通过公式可以看出，x2所取统计值越大，则其数据分布与Benford法则所期望的分布偏差则会增加，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则越低。反之，随着x2所取统计值的降低，其与Benford法则所期望的分布拟合度越高，说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越好。如表1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前两位数字所出现的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对比表：
从表1可以看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其首位数字观察频率在整体趋势上而言，表现为递减分布规律，只有数字8、9分布频率相对数字7分布频率高一些；第二位数字分布频率没有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递减规律，其分布表现为阶段性递减趋势。从对相关数据频率及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差异对比，首位数字及第二位数字差异值可以控制在[0，0.1]范围之内。采取同样方法，可以进行政府财政统计数据的分析，获取其首位数字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大致相同，其差异值控制在[0，0.1]范围之内。金融业数据中，其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之间吻合性偏低，数字出现频率在1―4范围内递减，但在5之后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从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差异值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首位数字与第二位数字差异值均控制在[0，0.1]范围之内。在分析国际收支平衡统计数据时，发现其首位数字分布规律表现出递减与阶段性递增状况，第二位数字分布情况较为杂乱，然而其差异值均控制在[0，0.1]范围之内。采取x2拟合优度检验法进行观察频率及期望频率拟合度检验，拟合结果显示，在0.05置信水平条件下，所选四个部门其统计数据首位数字及第二位数字拟合度较好，准确可靠性较高，符合Benford法则。
（二）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Benford法则分析
在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可靠性研究中，为更为全面评价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在研究时间纵向数据的同时，选择区域2008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横向研究。具体指标选择上，以各主要省份的区域生产总值、区域居民消费水平、资本形成总额、财政统计预算收入及预算支出、政府消费支出等作为主要研究指标，依据统计年鉴，获取数据共计186个。其研究方法与历年来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研究部方法一样，进行数据第一位数字及第二位数字提取，计算其频率分布并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进行综合对比，以拟合优度检验进行整体拟合，从而判断2008年我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研究结果发现，2008年我国地区宏观经济总量统计数据首位数字的观察频率呈现出递减分布趋势，但其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频率存在着一定差异，局部存在递增现象，第二位数字分布其递减表现不显著。从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差异值来分析，其差异控制在[0，0.1]范围内。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后发现，我国31个省份其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第一位与第二位数字分布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较为符合，不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较为准确，可靠性较高。
四、结语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宏观经济总量数据统计的准确性越发关注。为评价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对其进行Benford法则评价与实证研究。在论述Benford法则及其检验方法的基础上，以历年来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及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为主要视角，采取Benford法则进行统计数据质量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还是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其数据首位及第二位数字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规律拟合度较高，证明了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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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数字经济分析篇4
关键词：财政赤字扩张性财政经济刺激
随着历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实施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资带动了我国GDp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增大，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已达6772.65亿元，虽然较2009年有所回落，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8%，财政赤字规模较大，因而研究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发展相关要素关联度分析
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可以通过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通过作用于社会产品产出、消费价格水平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来影响社会的总体供求关系，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量、通货膨胀水平等指标产生影响。
本文以1985年以来我国年度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1985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赤字与该年度的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赤字的增加对这些经济要素的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影响，此外，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明显，而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关联度较小，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认为：
（一）财政赤字扩张政策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均显著为正，其中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的相关关系为0.682、
0.675、0.698，伴随着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各个产业的生产总值也稳步提升。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无疑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我国居民平均货币工资的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从而抵消了出口形势低迷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进出口差额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拉动投资和内需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赤字扩张刺激通货膨胀水平
基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成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较低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较小，二者相关系数仅为0.439，并且其显著性较差，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整体通货膨胀状况的影响程度较小，其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方向也有待验证。
（三）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作用有限
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目标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促增长、稳通胀和保就业。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有效拉动了投资和内需，但对于居民就业率的提升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因而可以认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的作用效果较为有限。
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保障我国宏观经济在出口疲软、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依然稳步增长，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在上述相关性分析基础上，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方面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
（一）我国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通过政府引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因此作为财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赤字政策与各个固定资产投资细分分支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具体拉动作用，如表2所示。
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加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上，在我国政府加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贯彻过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础设施来实现GDp的增长，从而提高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着力较小，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投入力度较低，由此可见在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等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支出占其总体财政安排的比例较小，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存在偏离民生所需项目，主要投资于更能凸显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倾向。
同时，目前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国家预算资金投入，其所带动的其他相关资金投资较少，尤其是外资参与投资的资金比例较小，大量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现实也说明目前我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的措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各地政府应当适当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通过引导其他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适当丰富其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从而降低财政负担，同时也转移项目成本和风险。
最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所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并未带动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由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目标，因此在目前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往往有所减少，而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往往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相关性较低，因此企业对于参与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兴趣较小，使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下降，进而降低了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综上可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虽然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但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导向型，投资项目的资金构成单一，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水平较差，企业的参与程度低，因而是一种较为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所以我国政府在未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时应当更注意与市场接轨，丰富投资项目的投资模式，调动相关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国财政赤字对居民社会消费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有效地拉动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对拉动内需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拉动内需的具体机理依然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通过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参数的相关分析来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居民社会消费的具体拉动效应，如表3所示。
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时，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因而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展具有有效的拉动效应。
但是，从供给面上，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国内消费领域的供给方信心，各个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的景气指数并未因为我国政府刺激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产生对应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家电下乡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但是在企业界和市场的供给端，由于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狭隘性，如产品补贴范围有限，产品指定供应商限制等，市场对于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应并不热烈，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虽然对于居民社会消费具有打动效应，但并未起到促进长期国内消费的预期效果，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来我国政府制定财政赤字政策时，应当注意改变刺激性财政政策在居民消费相关政策细节上的刺激模式，从仅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这一短期目标中解放出来，以提高市场对于居民消费的供给热情以及居民消费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对我国居民消费体系进行长远的规划，例如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产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通过减少物流运输费用来促进居民消费商品流通；通过减少交易环节费用征收来促进居民商品交换效率等。
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改进建议
基于本文对我国政府近年来的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危机过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在危机时期的稳步增长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提升效应上。
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具体刺激效应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性投资上，对于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的调动十分欠缺，大多数财政支出政策仅仅着眼于短期内提高政府经济政绩，并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却未对企业界的需求和关注做出对应的应对政策，从而使得目前我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持续性。
因此，在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决策者应当从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出发，通过制定符合企业界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提高企业参与经济刺激计划的热情，从而使我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长期的经济提升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分析篇5
关键词：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
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紧邻北京，在承接产业转移、吸纳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已经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宜居宜游，建设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基地是环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开发刚刚起步，如何塑造和推广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旅游形象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塑造途径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旅游形象。其次，分析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对数字化传播软实力提升的影响；最后，探讨数字化技术对个性鲜明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传播的高效性。
一、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塑造分析
（一）塑造旅游形象的必要性
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客观形象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反映。旅游形象定位是针对目标市场，通过产品、服务和现场控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旅游区的独特形象风格。旅游形象定位的核心目的是突出差异。旅游形象完整、系统、表现良好的景区，更能被旅游者选择为目的地。如果一个旅游地的旅游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现实的旅游者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形象是形成潜在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
（二）塑造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有效途径
（1）完善旅游环境的舒适度
河北省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网。但由于河北省地处渤海经济圈腹地，环绕京津和贯通南北联系东西的特殊区位，对交通的需求很大，使河北综合交通运输总量不足，主要旅游交通干道的畅通性和重点特色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得不到保障。另外，休闲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购物、住宿、餐饮、泊车、娱乐、信用卡服务以及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游客对环京津旅游带的出行选择，应予完善。
另外，严格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严禁违规违纪的不文明现象发生，增加游客的满意度，为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增加美誉度，吸引潜在游客。不仅要通过游客的良好口碑宣传旅游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手段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经过长期的积累、完善、改进，确立固定而适合的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形成品牌。
（2）建立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视觉识别系统
以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和受众分析为基础，从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中抽取隐藏性旅游形象，将抽取出的旅游形象符号化，并应用到旅游地名称、旅游地标徽、旅游地标准字体、旅游地形象代表、旅游地吉祥物、旅游地纪念品、旅游交通工具、旅游地人形象、旅游企业形象中，创造生动而别具特色、鲜明而强烈的感知形象。从第一印象区、最后印象区和形象标志标区三个方面展开设计。其中，以旅游者最先到达旅游目的地的边界出入口、机场区、火车站区、高速公路收费站等作为第一印象区；以旅游者离开目的地时最后与目的地接触的地点，如，最后一个旅游观光点、新开发的景区、旅游者离开目的地的边界区作为最后印象区；以环首都经济圈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旅游区和主要发展景区作为形象标志区。
（3）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系统
在旅游形象数字化研究方面，通过抽取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特有的视听觉元素，如历史沿革、风俗风貌、地理环境、民间传说、名家趣事等，提炼出形式化符号，引入景区数字化形象系统的设计中，构建数字化、风格化的旅游形象推广系统。在传统旅游营销服务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数字旅游营销服务和旅行形象推广研究，并制定设计方案。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分析
作为向游客传达景区环境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系统，能够迅速快捷地将景区的文化氛围和旅游形象传播给游客、不受地域、时间、地点的局限，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介带来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等问题。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展现景区文化特色、推广景区旅游品牌的重要途径。利用计算机对景区内容进行宣传，建立景区景点数据库，方便游客检索使用，用最短的时间制定最合理的游览线路，既经济又尽兴；利用计算机对景点的内容进行数字化，使游者不仅能通过计算机来了解景区相关景点的人文历史、地理特征、民间传说、轶闻趣事等，甚至通过短片动画等数字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入了解，游戏互动等，构建良好规范的现代化风景名胜区行业形象。
（一）明确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意义
（1）实现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升级和转型
河北环首都经济圈的建立，是河北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契机。塑造鲜明的环首都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加强河北休闲旅游品牌号召力，可以加快实现河北旅游的升级和转型。
（2）提升数字化传播的软实力。数字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只关注技术而忽略人文软环境的层面上。增加数字化传播的人文内涵，塑造景区旅游的鲜明形象，提高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达的有效性，也将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便捷、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实施策略
（1）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进行数字传播系统的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和预期目标的确定；进行市场调研结合国家和地方旅游景区管理的相关要求，确定环首都经济圈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采取的方法，构建旅游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方案。
（2）通过发现和整理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的特征元素，甄别出代表性符号，将其归类，并抽象化，得出在数字化环境中可用的资源。然后，运用环境导视系统设计的原理，从核心标识、公共系统标识、数字效果的表现、人文关怀的传达等方面构建数字化、多元化、风格化的数字传播形象。
（3）依据CiS设计的理论，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传播系统的共性符号体系、景区数字标志系统、景区活动策划、旅游产品策划、景区虚拟游并做案例示范设计。
（4）环首都经济圈数字化传播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数字化的风格特征应当融入时代特征。设计的时候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加强数字化传播的使用周期。
（5）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和地方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条例，结合数字化信息的特点，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导视系统的评估和管理体系。该体系尊重各景区的个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性，评估方法坚持多样性、多角度，提供定性评估、长期性评估、过程性评估等多元评价体系，使评估结果能够促进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
（三）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引导职能
环首都经济圈的总体战略构想是“13县1圈4区6基地”，即划定13个县建成一个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在该地区内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4个园区。同时，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六个大型基地。北京在将资源向河北溢出时，旅游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原生态”的途径而助推环首都地区旅游业的风格，一味追求“先进”的旅游环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应当避免与北京一体化的传播策略，相反，在正确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引下，完善旅游环境的同时，应注重保留河北环首都经济圈县域旅游特色，通过数字化传播技术引导游客旅游消费，帮助游客体会景区的乐趣基础上认识旅游价值，避免抹掉应有的本色，追求人为的精进。
三、结语
数字经济分析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
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数字经济分析篇7
关键词：新媒体半岛蓝色经济区数字媒体产业4G
一、引言
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到：“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的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他认为“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已势不可挡，无法逆转”，“计算不再和计算机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1]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传统媒体已经开始迈开战略转型步子；手机媒体作为第五媒体的典型代表在移动互联领域地位不可撼动；在不久的将来，由手机媒体扩展而来的物联网、虚拟现实、生物it科技会站上时代的舞台。
二、数字时代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
数字时代下，新媒体产业具有泛化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给出的定义：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2]目前物联网技术中新介质的出现，改变了媒介信息传播的信道，实现物物相联、人物相联、人人相联，突破单一媒介以及产品形式。[3]从信源、信道、内容、受众均会丰富多变，已经不完全局限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信息技术的进步、政治经济环境、媒介全球化。数字时代下中国新媒体产业继互联网与手机媒体普及后将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具备泛化性特征，为新媒体产业的研究带来了难度，首先研究范围的界定较难，分门别类研究又突显不出新媒体的融合性与交叉性特点。而新媒体形式众多，按形态不同主要包括：新兴媒体产业与新型媒体产业。新兴媒体主要从内容与传播方式来分别，如微博、微信、即时通讯等。新型媒体主要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新媒体类型，如楼宇电视以及由传感性物质作为基础的新媒体形态。
数字化大背景下，未来新媒体产业技术将会向移动化、高清化、数字化、多样化、互动化、微型化、巨型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同时，未来新媒体产业范围向多学科、多媒介、多融合化方向发展。
三、半岛蓝色经济区内新媒体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以传播政治经济角度学的角度解释新媒体的内在商品化，在新媒体产业中受众的关注度、潜在受众信息成为真正的商品。虽然在传播过程中商品化的行为是隐蔽的、虚拟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具备商品的属性。半岛蓝色经济区内新媒体发展迎合未来新媒体产业发展的三个维度：信息技术的进步、政治经济环境、媒介全球化。
对于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研究，一是从产业定位进行定性分析，二是产业的大环境分析，通过调查研究主要从新媒体企业现状、从业人才需求现状、产业受众需求现状调研进行定量分析。重点放在构建产业受众需求现状，实现产业需求至产业结构及产业从业人员需求三位一体的生态模型体系。
研究过程主要通过三方面进行：通过调研采集受众样本数据；通过查阅政府文件与资料掌握目前产业大环境，包括政府环境与经济、技术环境；通过调研新媒体企业以及新媒体相关应用企业获得产业技术及资料。
通过分析新兴媒体产业的受众情况，分析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媒体产业特性及内容。从受众对政府的期望及对新媒体内容与传播方式的需求为政府在新媒体产业的监管及发展提供借鉴参考。对于新型媒体的研究，主要根据蓝色经济区内产业特色，主要以海洋渔业中新媒体的应用，尤其是烟台、威海两地在物联网应用及产业软件平台应用。
在调研过程中，获取受众的新媒体使用习惯以及与对产业的需求。制定纸质问卷与电子问卷，研究过程本身是一次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对，故研究过程问卷数据也作为项目研究对象之一。通过调研结果分析，电子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8.52%，纸质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29%，整体有效回收率为79.53%。而电子问卷回收率100%，纸质问卷回收率56%，整体回收率93.13%。从结果明显看出，通过纸质调研手段发放问卷回收率低，但有效问卷比率较高，数量较少；数字调研系统发放的信息回收无遗漏，回收率较高，数量较大，信息真假不可控，有效问卷比率较低。通过数据反映出新媒体相对传统媒体具备：个性化强、可控性差、互动性强、信息获取相对容易、数据分析处理方便、时效性强、环保节能的特点。
针对企业，获取新媒体企业的相关资料并加以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对行业从业人员的性别要求男女相当；相比学历更看重实践经验及动手能力；基本不愿意接收应届毕业生到企业实习或工作；愿意参加由政府牵头组织，由学校、企业、地方政府成立的产学研活动；希望政府从颁布法律、经济干预、技术监控、成立产业职能组织四个方面入手加大产业的监管与投资力度；对政府在信息的真实性、细节性、引导性方面希望有所加强。
蓝色经济区内新媒体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具有共性，但不同地域间又具有特性。如烟台地区电子商务较为发达，目前烟台市智慧城市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软件外包较多；青岛地区动漫及游戏产业较为出色；威海地区因地域原因，与韩国交通及贸易的往来较为便捷，主要是新媒体应用较多，开发相对较少，同时在海洋养殖业中物联网的应用较少。
四、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媒体产业发展策略
（一）对未来产业发展进行趋势分析，加强引导
根据全球以及国内新媒体产业特性以及发展环境，对未来新媒体产业发展进行预测分析，在产业内部，对各种新媒体类型进行准确定位。找出具有地域特色，适合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新思路，重点发展。在产业外部，根据地方特色，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为其它行业开展服务。例如目前对于蓝色经济区内，可以适当引入物联网相关技术，对食品安全以及追踪溯源系统进行准确定位，甚至可以开展个性化实体定位，从产品的源头生产用网络进行跟踪。尤其在威海、烟台两地以海洋养殖与捕捞经济为特色的地域，应把开展新媒体应用作为将来主要产业定位。而青岛利用有利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可以开展以产业研发为主导的新媒体产业，逐渐形成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媒体产业研发与应用的产业集群，并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
（二）需要进行决策风险分析
目前新媒体行业正处在生命周期中的新旧交替阶段，新型媒体的出现与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带动传统媒体快速发展。所以在战略转型期内，需要做好决策风险规划分析、产业分析定位，避免在转型决策以及市场执行阶段造成风险。同时，还需要考虑受众思想生产模式的变化，避免观念以及文化的相对落后而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导致产业发展受阻。
在媒介融合与资源整合过程中，各利益方不愿意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造成政策、决策的搁置以及产业停滞不前的局面。完善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相关知识的储备，要求管理人员对市场管理以及新媒体产业基本的工作流程、技术规范与要求要有初步的了解，充分做好决策与市场执行阶段的风险控制。
（三）技术风险分析与控制
从技术角度上，虚拟现实、物联技术、生物it技术等引发媒体格局的变化，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技术过于超前而忽略目前实际情况。从技术角度上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加入来降低风险。关注电子支付的安全问题。例如，烟台推动的电子商务智慧城市项目以及微支付等电子支付手段存在的风险与漏洞，从技术风险分析与控制方面做好妥善安排。
（四）进一步完善数字版权保护
在调研过程中，100%的企业与95.7%的受众认为需要进行数字版权保护。在新媒体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商业博弈。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规范市场行为，完善数字版权保护是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消费者已习惯免费获得电子信息内容，而传统媒体的产权保护已趋进完善，内容提供商面临两难境地。作为政府方，需要营造数字版权保护的氛围，同时鼓励内容提供商与运营商的合作，着眼于未来，互相信任，共同发展。
（五）促进资源内外整合
1、资本运作：对较好的项目，帮助新媒体企业融资，在技术阶段的投入给予支持。可以建立政府专项基金进行产业扶持，也可以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较好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本融合，逐步形成新媒体产业集群。
2、人才培养：行业人才的成熟总要经过一个过程。调研企业过程中，只有5%的企业愿意接受水平较好的应届毕业生，通过对新媒体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产业人才培养。
3、产学研合作：大部分企业愿意参与政府牵头的产学研合作。由政府出面，开拓一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研攻关课题，搭建产学研共享开放平台。将产业文化与机制有机结合，进行资源互补整合，实现产业链条上下游的衔接。烟台、青岛高校较多，完全有能力进行产、学、研链条式服务。
（六）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成立新媒体规制职能部门。新媒体属于新兴、交叉产业，集文化创意、电子信息、广播电视、移动互联、法律法规等多种部门属性于一身。多部门同时用力，不可避免会出现政策冲突以及失衡问题。目前无任何部门对其进行规制、统筹管理以及产业相关服务。尤其是创新性较强、应用范围较广的项目优先扶持，对违反规定的进行教育与经济干预。从而使新媒体项目从立项到媒体内容的生产、发行、传播产生连锁效应。
（七）政府公共新媒体行为的建立与推广
关注媒体受传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强政府引导力度。建立并推广政府公共信息平台，例如政府微博、微信、博客，实现网络行政化与网络民主监督。通过调研结果表明，新媒体政治的时代已来临，时效、交互以及新媒体丰富的内容表现形式，为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八）对蓝色经济区内部新媒体应用的推广
对蓝色经济区内部新媒体应用进行推广，加强软件服务外包的扶持。发挥地区优势，搭建新媒体产业平台，例如道路公交智能化、海洋养殖信息化、渔船定位监控系统、跨国贸易远程交易平台、企业管理者移动平台、智能家居等等。
五、结语
新媒体产业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迈进。多口径的管理、受众思想的跟进、新媒体企业的行业方向与技术均需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对新媒体产业范畴的定性分析，结合数字时代背景下新媒体产业发展的三个维度。通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媒体发展情况调研，提出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相关策略。■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市：海南出版社，1997：5―9
[2]熊澄宇.新媒体与移动通讯[J].广告大观，2006.5：31―33
[3]栾轶玫.新媒体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189
数字经济分析篇8
在风险分析经过了风险辨识的过程之后，根据所得出的项目各种风险因素以及相应概念。比如将项目风险要素划分为重要风险因素、次要风险因素、一般风险因素等等。经过了正确的风险辨识，还要应用科学方法将各个风险要素进行整理，为有针对性的计算出贷款项目过程风险概率提供科学依据。
因为对任何一个问题进行风险分析，无论选用何种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认清问题所包含或是涉及的风险因素，每个要素的发生的可能性，最终确定出涉及每个确认的风险因素的对策。其中，对于重点风险因素要重点管理，对于一般风险因素要一般管理，这样，一次完整的项目风险分析过程就完成了。
一、风险量化分析
1、概述
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概率分布是风险估计的基础。因此，风险估计的首要工作是确定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通常，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应当根据历史资料来确定。当项目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来确定风险事件概率分布时，可以利用理论概率分布进行风险估计。本文贷款项目影响最大的因素－利率进行详细的风险分析。
2、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利率的预测
利率风险源于未来利率的变化，如能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再通过金融工具加以应用则可以完全规避利率风险，所以利率的预测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杜撰过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笑话：当爱因斯坦遇到一位智商超过200的人时则会和该人讨论关于未来相对论的问题，当遇到智商在150左右的人，则会和他讨论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当遇到智商低于100的人则问他：“你认为未来利率的走势会怎样。”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暗示了利率预测的难度，利率预测一直是学术界所困扰的问题。由于利率风险直接来源于利率的波动，因而利率预测也就成为利率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另外，对利率决定因素的选择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许多经济或非经济因素都对利率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计量模型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必须选择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另外，所选择的利率决定因素还应是可计量的。例如，货币政策对利率变动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利率本身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调节指标和货币政策指标之一。货币政策由多种政策措施和手段组成，如贴现率、存款准备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从经常使用和实际应用的重要性来看，公共市场业务的作用超过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然而，它的可计量性低于贴现率。存款准备率是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但它很少变动。因此，当考虑用什么指标来替代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计量指标化)时，只能选择以贴现率为代表(尽管它的实际影响比公开市场业务小得多)。
在选择利率决定因素时，我们基本上根据下面两个标准：(l)该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利率变动的经济因素；(2)该经济因素有良好的可计量性。依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选定中长期利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5个：贴现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和财政赤字。表4－l是我国1996～2003年上述5种经济运行指标。
（1）利率与贴现率的计量分析
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贴现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贴现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借款成本的大小，从而对信贷起着限制或刺激的作用，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市场利率。贴现率的升降，不仅反映了银根的松紧，而且再现出货币政策的动向变化。贴现率的变动对优惠利率有极大影响。现在通过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分析两者1996～2003年的数量关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
表4－1我国1996～2003年经济整体运行指标
优惠利率
pr(%)贴现率
dr(%)通货膨胀率
cpi(%)财政赤字sd(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亿元)经济增长率eir(%)
199611.43.188.3529.5622913.59.6
19979.843.262.8582.4224941.18.8
19987.563.46-0.8922.2328406.27.8
19996.103.96-1.41743.5929854.77.1
20005.852.160.42491.2732917.78.0
20015.762.970.72516.5437213.57.5
20025.762.97-0.83149.5143499.98.0
20035.762.972.44208.5948635.88.4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3版)
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输出以下结果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t检验和方差f检验均完全合格。得出一元线性相关模型：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9730.9460.9430.72821.011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2.4420.4505.430.000298.0530.000
dr1.1270.06517.2640.000
pr=2.442+1.127dr(4－1)
(0.450)(0.065)
该模型中相关系数r值高达0.973，这说明中长期利率与贴现率具有程度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判定线性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参数r2为0.946表示贴现率能解释优惠利率变动的程度达94.6%。
模型4－1的计量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贴现率确是市场利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两者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贴现率对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率高达94%以上，这体现了政府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有效性。贴现率的系数显示，贴现率每上升或下降1%，市场利率就会随着上升或下降1.1～1.3%，这说明市场利率对贴现率变动的反应是敏感的、正向的，而且弹性较大。
（2）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计量分析
我们都知道名义利率包括3个主要部分：实际利率，预期的物价变动率和其他风险因素。在分析市场利率决定因素时，对物价变动因素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我们参照一般惯例，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物价变动的代表变数。
物价变动对利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货币本身的增值或贬值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在决定接受某一水平的名义利率时，都已加进了对未来物价变动的估计值，以防止自己因货币本身价值变动而发生实际的亏损。
显然利率政策的选择在程度上是根据上期的通货膨胀率也即cpi而制定的，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分析中长期利率(prn)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n-1)1996～2003年的数量关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8800.7740.7611.49030.668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4.4990.7575.9440.00058.2190.000
cpi1.3580.1787.6300.000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t检验和方差f检验均完全合格。
得出一元线性相关模型：
prn=4.499+1.358cpin-1(4－2)
(0.450)(0.065)
该模型中相关系数r值为0.880，说明优惠利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具有程度较高的正相关系数，判定线性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参数r2为0.774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解释优惠利率变动的程度达77.4%。
（3）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计量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宏观经济变数。它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所提供的劳务的总量。这个总量可以同时反映出几个宏观指标。所谓经济增长率，一般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或连续减退，标志着经济处于增长或衰退阶段。因此，包括利率在内的所有经济变数，都不可能不受到国内生产总值或经济增长率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经济变数对利率的影响，有长期和中短期的差别。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影响并不一样。作为利率决定因素的经济增长率变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作为经济收入总量发挥作用，而且间接规定看经济盛衰周期的不同条件和环境。近十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熟练而频繁地运用利率手段来调控经济，其特点是调变频繁但幅度较小因而使我国经济避免出现较大的波动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曲线估计程度来看prn=prn+1－prn与eir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independent：eir
dependentmthrsqd.ffsigfb0b1b2b3
prnlin0.256165.500.032-1.98990.4852
prnqua0.423155.500.016-1.98821.0752-0.1482
prncub0.528145.220.013-3.21370.81060.2690-00610
从以上输出中，我们可以得知在cubic模型中，因为r2=0.528其拟合优度最佳，因而我们可以选择cubic作为确定优惠利率变化量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模型。
prn=-3.2137+0.8106eirn+0.2690eirn2-0.0610eirn3（4－3）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中长期利率变化量与经济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经济增长率较或为负数时，显然利率将降低以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率超过一个固定的正值并走高时，利率将提高以避免经济过热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这种计量结果与我国央行对利率的调整政策完全相符。
（4）利率与投资的计量分析
在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利息理论中，投资并不是利率的决定因素，相反，利率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凯恩斯采用纯货币分析方法，在分析利率决定因素时，只考虑货币存量和公众对持有货币的需求。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利率与投资的内在联系时，人们不难发现，两者并不是单向联系的，也就是说，利率与投资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的。
假定利率和货币供给不变，再假定此时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当市场看好，利润预期增加时，投资将会增加，国民收也随之增加。收入增长后，人们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交易平衡。由于货币供给并未增加，这部分资金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市场利率上升，这即是增加投资的后果。由引可见，不仅利率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同时投资也是利率的决定因素。
我们同样通过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折优惠利率(pr)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1996～2003年之间的数量关系。
计量模型输出结果如下：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4910.2410.1962.73090.519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15.1292.4396.2030.0005.4000.033
fi-5.61e-0.30.002-2.3240.033
在以上线性回归模型中，r2=0.241不够大也即拟合优度不佳。
计量分析结果表示，近十年来，社会固定投资对利率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投资量的变化一般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但近十年来，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及波幅不如以往明显，而每年的投资总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利率政策主要服从并服务于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率及保持经济增长的目的。此外，随着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渐趋频繁，因此即使投资量增大很快，其资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国外资本的注入来弥补，并不完全产生对国内资金的供给的依赖因而对利率的影响也就不那么直接。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近十年来，不能仅仅从投资这一个变量来考虑其对利率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仅仅依赖投资量的变动来对利率变动趋势做出判断。
（5）利率与财政赤字的计量分析
一个国家出现财政赤字，而这个国家的赤字又只能依靠国内的因素和途径来弥补，那么很难避免利率上升的冲动。因为在假设的封闭型经济条件下，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增发货币。这种办法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2）发行债券。如果政府依靠发行各类债券来弥补赤字，这显然比单纯依赖增发货币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过量发行债券并提高利率以争夺资金会促进金融市场上证券的竞争和利率的攀升；3）增加税收。政府用这种办法来弥补赤字，则会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预期，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会产生达比效应，使利率上升。
弗里德曼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赤字预算本身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关键要看赤字是怎样弥补的。如果增发货币，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向市场借款(发行公债)，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他声称，财政赤字所造成的主要损害是助长了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赤字和通货膨胀两者的内在联系，要比广泛持有的传统看法所认为的松懈得多。
布雷姆斯比较了弥补赤字的不同途径，认为增发货币或发行债券的经济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如完全依靠增发货币，则只会产生实际利率缓慢上升的弱“排挤效应”；如完全依靠发行政府债券，则会产生实际利率上升迅速的强“排挤效应”；如结合上面两种方式，则实际利率几乎不变。
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曲线估计程度来分析中长期贷款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
independent：sd
dependentmthrsqd.ffsigfb0b1b2b3
prlin0.059171.060.31710.68710.0073
prqua0.356164.410.03011.2781-0.0136-0.0001
prcub0.373152.970.06512.1244-0.0127-0.0002-3.0e-0.7
prcom0.074171.360.26010.31281.0007
从以上输出中，我们可以得知在cubic模型中，因为r2=0.373说明其拟合优度最佳。因而我们可以选择cubic作为确定利率与财政赤字关系的模型。
pr=12.1244-0.0127sd-0.0002sd2-3.0×10-7sd3（4－4）
计量分析结果说明，从长期来看，赤字与利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财政盈余对利率有拉下的作用，赤字会形成利率上浮的压力。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在短期内，两者的相关程度大大低于长期，有时会出现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复杂情况。
然后，我们通过spss多元逐步回归系数拟合，最后得到唯一显著性影响因素为贴现率，这主要是由于其余四个因素（即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固定资产投资）与贴现率存在多重共线性，即这四个因素都能由贴现率线形表出，这样，贴现率可以反映其余四个因素所包含的信息。所以，由此我们也得到贷款利率与贴现率最为相关。
二、结论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可以确认决定短期利率的5个因素对短期利率的影响作用区别很大。从理论上说，贴现率直接由中央银行确定的货币政策决定，为可调整的指标，而其他四个因素是宏观经济态势的具体反映，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它们的信息可以在贴现率上得以反映，因而贴现率与短期利率最为相关，这与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一致。
所以，贴现率是在贷款项目中是重点风险因素，在分析项目的贷款风险时要重点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国金融年鉴》.2003.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2]王光伟:《货币、利率与汇率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数字经济分析篇9
关键词：采购;数字资源；比例；影响因子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5-0169-02
数字资源是高校图书馆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图书馆资源采购中的比例也处于逐年攀升的状态，甚至在很多馆中，数字资源的采购总量已经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资源的采购。同时，伴随着数字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读者对数字资源的接受程度也日益增强。ipaD，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设备的出现，也使得数字资源的使用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计算机，各式各样的移动设备都是读者获取、使用数字资源的平台，空间、地域都不在是获取资源的限制。因此，如何选取适合于高校图书馆，适合于高校读者群的数字资源已经成为图书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当前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购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规范与量化的比对，通常是数据库提供商将其开发的产品推荐给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部门，采购部门觉得适合学校的发展情况就将其作为试用数据库提供给用户使用，然后根据试用情况的结果并结合当年的经费划拨情况决定是否购买。同时，学术界也有一些针对数字资源质量评价体系建立等方面的研究，虽然对于开展采购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图书馆需要一套数字资源采购评价体系量化了解自身的数字资源结构，量化了解适合学校学科发展的数字资源结构，才能做好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更好的为用户服务，为学校学科发展奠定基础。
笔者认为，由于现阶段无成型的数字资源采购评价体系，导致图书馆无法量化了解自身的数字资源特性，也导致图书馆无法量化了解学校在学科角度上对数字资源均衡性的要求。因而图书馆在数字资源采购中容易凭借自身的偏好，而不能系统、正确的看待整个学校在学科类别上的均衡。最终导致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采购问题上有失偏颇，资源结构不合理，投入大，产出小，未能全面均衡学校所有院系、学科的资源需求。
2建立数字资源评价采购体系的意义
要做出合理的数字资源采购决策，需要了解图书馆自身资源针对学校学科专业的结构比例，需要了解学校学科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结构比例，而这些并不能单凭部门的喜好来决定，需要有一个科学、量化的过程，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理想的数字资源评价采购体系可以对数字资源从学校学科专业的角度进行量化比对，有助于图书馆了解自身数字资源结构特点。同时可以对学校院系、学科的数字资源需求进行量化比对，得到适合学校学科发展的数字资源结构比例。
科学获得数字资源现状和数字资源需求现状的量化数据后，图书馆可为数字资源采购作出整体规划。进而从科学量化的角度做好数字资源评估采购工作，避免采购工作中的盲目性，均衡各院系专业间的资源需求，构建适合学校学科建设的数字资源结构体系，为学校学科发展夯实基础，做好铺垫。
3科学建立数字资源评价采购体系
3.1了解图书馆现有数字资源结构
目前，高校的学科、专业日趋多样化，专业之间的交叉也较为普遍，例如外语专业的学生并不是单纯的学习外语，还需要掌握计算机的知识，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不是单纯的学习计算机技术，还需要适当的掌握外语。同时，数字资源之间也同样存在的交叉、覆盖、重复的问题。因此按学校学科类别对所有数字资源进行分析统计是一件复杂的工作，需要仔细的按系统化来清理，按量化来操作，详尽科学的分析是研究的基础，这样才能得出对学校发展有益的真实数据。
高校购买的数字资源包括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电子书、试题、音视频文件等，需要根据内容分配不同的影响因子，一般来讲，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要大于硕士论文，影响因子就会较大，而期刊论文的划分更为复杂，以我校为例，《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期刊分级分类目录（2007年版）》（简称《目录》）是依据《2006年度CSSCi来源期刊目录》（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揽》（2004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和《2006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的，《目录》中的期刊分为a、B、C、D、e五个级别。对于不同等级的期刊需要给予不同的影响因子。电子书中有专业性书籍与一般性书籍的区别，音视频文件中也有专业性教学内容与一般性科普内容的区别，因而也需要给予各自不同的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的确立不能盲目确定，需要集中专家、学者的力量统一定制，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如期刊成立的时间，花费的成本，学术界影响等等因素都需要兼顾。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的类型可能还会增加，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出不同的影响因子。
假设以10作为最大影响因子，博士论文与a级期刊的影响因子为10，B级期刊的影响因子为9，硕士论文、会议论文、与C级期刊的影响因子为8，D级期刊与专业性电子书的影响因子为7，e级期刊的影响因子为6，F级期刊与专业性教学类音视频文件的影响因子为2.5，试题类的影响因子为1.5，科普性书籍、一般性杂志与科普性音视频文件的影响因子为1。
依据制定好的数字资源影响因子就可以结合数据库在院系、专业中的具体应用而得出院系、专业实质上占有数字资源的比例。
数字经济分析篇10
关键词:品牌生态分布实证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262-03
一、导论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品牌的支撑,品牌的成长也需要区域内有良好的经济氛围、经济环境。品牌与品牌之间,品牌与环境之间,存在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产生了一种具有特殊成长力和机动性,使品牌与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即品牌生态系统。品牌生态系统分为产业品牌生态系统和区域品牌生态系统。产业品牌生态系统是以某一产业中核心品牌为中心所构建起来的复杂系统。在产业品牌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链条相互交叉,形成了类网状的结构,品牌个体都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节点,不同品牌把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位势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将势差在系统中扩散,使品牌经济活动的可靠性和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区域品牌生态系统是一定区域内,由各种品牌因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而联结起来的,具有松散的动态结构的复杂自适应的网状系统,从品牌生态网络的角度看,无数不同的品牌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系统,该网络中又嵌套了无数规模相对较小且处于不同层次的系统,从而组成了一个错落有致、层级分明的品牌生存的宏大品牌网络。在这样的区域品牌生态系统中,品牌的分布状况也体现出明显的生态性,区域中的品牌数量分布、品牌层次分布、品牌行业分布、品牌价值分布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区域品牌生态分布的结构。根据生态学的原理,这种区域品牌生态分布结构应该有一种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品牌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最为稳定有效,生态系统运行最为良好,品牌协同进化和系统生态演进效应也最强。相应的,不合理的品牌生态分布也会破坏品牌生态平衡,使品牌协同效应无法有效实现。辽宁是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振兴与恢复活力是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振兴辽宁经济需要了解与分析辽宁的品牌生态分布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发挥品牌间的协同效应,提高品牌竞争力。辽宁品牌生态分布研究将综合考虑品牌数量分布、品牌层次分布、品牌行业分布、品牌价值分布之间的关系,并将辽宁品牌生态分布状况和中国经济和品牌发达省份相比较,并详细分析辽宁地级以上市级行政单位的品牌生态分布状况。
二、分析数据的选取
根据企业品牌生态分布的实证研究要求,品牌数据应选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品牌层次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比较世界品牌实验室所推出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和中国品牌研究院公布的《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三大权威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后,本文选取中国品牌研究院公布的《第三届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为中国2007年最具价值品牌的品牌价值、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的基础数据,这是由于中国最有价值商500强是选取已经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并且初次注册地在中国内地的企业类商标进行评估的,不包括非企业品牌,又与本文需要讨论第二层次的品牌数据高度相关。而且,中国驰名商标包括在中国注册的外国品牌,在中国注册的外国品牌不仅也在品牌生态系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销售收入也会计入中国的GDp中,是不可忽视的分析内容。
第二层次的品牌数据采用中国驰名商标数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与第一层次数据相对应,驰名商标采取截止2008年1月的数据,保持与《第三届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数据的一致。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品牌生态状况,本文选取了一个特别的数据――中华老字号作为研究对象,“中华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老字号不仅具有丰厚的特色文化内涵,可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旅游文化资源,而且,老字号的现状考察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政策和品牌维护意识。可以说,老字号的发掘和发展是品牌生态协同中的重要一环。为更深入地分析辽宁地级以上市级行政单位的品牌生态分布状况,我们选取了第三层次的品牌数据――辽宁名牌产品的数据,以便从省级名牌――中国驰名商标――最有价值品牌三个级别进行全面的分析。
三、辽宁品牌生态分布实证研究
1.全国各省品牌生态分布分析。根据《第三届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品牌入选。宁夏回族自治区没有品牌入选。500强品牌的价值和数量的空间分布基本上由沿海向内陆地区递减,其差异格局与中国经济空间差异格局基本相似,从数量上看,广东、浙江、山东分别以61个、61个、54个品牌入围占据前三,北京、福建、上海以31个、31个、30个品牌属于第二梯度,辽宁以19个品牌入选排在第9位,属于第三梯度。而从品牌价值上看,第一、二梯度省区的差距相当大,北京以2882.17亿元的品牌总价值高居榜首,广东以1984.53亿元与北京同居第一梯度,山东、浙江、上海、江苏分别以938.87亿元、837.92亿元、598.47亿元、594.32亿元的品牌总价值排在第二梯度,辽宁以232.02亿元排在第13位,属于第三梯度。北京品牌价值鹤立鸡群的原因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等大型金融品牌的入选,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众多国有垄断企业的所在地。如中粮、中旅等,这些企业实力雄厚其品牌凭借国家信誉都拥有很高的价值。确切地说这些品牌不是“北京的”而是“中国的”。同样,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区位优势不可比拟。北京和上海都具有辽宁所不可具备的巨大优势,所以,本文将以广东、浙江和山东等发达省区作为辽宁的对照组做进一步的分析。
进一步采用SpSS统计软件,以各省区2007年人均GRp为因变量,以2007年最有价值商标500强上榜品牌数量、品牌价值、2007年中国驰名商标数量和中华老字号数量为自变量,对31个样本数据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可以看出各省区的经济实力(用GRp表示)与500强品牌数量和驰名商标数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500强品牌价值有较强的相关性,验证了品牌是区域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的推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实力与中华老字号数量有相当强的相关性,这是因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品牌历史积淀深厚,经济体制率先改革,区域内品牌意识相对较浓,使区域内的老字号得以较好的发展所致,验证了老字号数量从侧面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政策和品牌维护意识的推断。
2.辽宁与发达省区品牌行业分布研究。从最有价值商标500强分布行业来看,500个品牌分布在农资、食品、汽车机电、五金建材、能源化工、服装、烟酒、it、金融、服务、综合等三个产业的20个行业里面,一个区域上榜品牌数量和价值的行业分布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分布和经济发展势头。本文以广东、浙江和山东作为发达省区代表作为辽宁的对照组进行品牌行业分布研究。为了使结果更加明了,这里以设每一项指标的最大值为100,计算各个省份某一指标之间的相对值。计算结果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广东品牌行业分布比较理想,不仅包括20个行业中的19个,而且三大产业分布较为合理,并在it、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有较好的分布状况,这样对品牌生态协同进化有较好的支撑和中介作用。从品牌数量分布来说,家电业以11家品牌居首位,但因为华为、中兴、德赛、金蝶等高价值品牌的存在,it业品牌价值高居第一。
图2中,浙江行业品牌数量等级分布和价值等级分布几乎一致,说明行业品牌发展较为平衡,但入选行业较少,只有12个,而且也没有金融类品牌,在数据中杭州的阿里巴巴、淘宝等生机勃勃的服务类品牌没有入选500强。总体而言,浙江的品牌行业分布还是比较合理的。山东品牌数量分布集中在汽车机电、烟酒、服装等行业中,而价值分布却因为有海尔、海信、青岛等知名综合类和烟酒类品牌体现出明显的双中心分布。作为区位条件和经济条件和辽宁最为接近的省份,山东的品牌生态分布和发展经验很值得借鉴。
在分析辽宁企业品牌生态分布时,加上了辽宁省的中国驰名商标的数据,从图4看出,辽宁500强品牌入选行业只有10个,辽宁500强品牌数量与价值都集中在汽车机电、五金建材、农资和能源化工四个重工业行业中,说明品牌行业结构过于单一,依然在吃重工业基础雄厚的老本。值得注意的是,辽宁食品行业有八个品牌入选中国驰名商标,居行业首位,但是500强入选品牌只有一个,而服装业的中国驰名商标也有三个,却一个也没有入选500强,说明这两个行业基础已经较好,但需要进一步发展强势品牌。另外,大连软件业已经很有规模了,可是还没有一个it品牌入选中国驰名商标,说明it行业发展还没有形成格局。和其他品牌发达地区相比,金融,综合行业品牌实力还有待加强。毕竟只有好的中介品牌,才能盘活辽宁品牌发展的格局。
3.辽宁各地级以上市级行政单位的品牌生态分布实证研究。在分析辽宁地区的品牌生态分布时,为了更深入了解辽宁省的品牌生态分布和产业集聚状况,进一步加入了辽宁名牌的数据,同时对辽宁14个地级以上市级行政单位进行分析。同样,这里以设每一项指标的最大值为100,计算各个市某一指标之间的相对值。
从图5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辽宁区域品牌分布很不均衡,19个500强品牌全部分布在辽中南城市带上,40个驰名商标除盘锦拥有2个外,也全部分布在辽中南城市带上,辽北、辽西北的品牌发展还是相当薄弱。在500强品牌数量、品牌价值和驰名商标分布上,辽宁地区呈现出大连沈阳双中心的态势,但是在辽宁名牌的数量上,大连还是有明显的优势,说明大连的品牌分布结构和产业基础较沈阳为好,这也能从一方面看出大连和沈阳的经济差距的原因。从经济等级和品牌等级的对比上看,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等级排名第二的盘锦并没有像样的品牌,从静态上看,这好像是不符合品牌和经济相关的规律,但调查1990年至2007年近20年的辽宁统计年鉴看,由于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和人口等方面的原因,盘锦的人均GDp从1990年到2002年都是一直高居辽宁榜首,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其第一的地位在2003年被大连超过,到现在越拉越远,第二的位置也被沈阳逼近,属于是经济衰落地区,其企业品牌薄弱的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在经济发展上得到了体现。
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以上5个变量原始数据加上辽宁老字号数量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出表2,可以看出相对于全国,辽宁经济与500强数量、价值、中国驰名商标数量、辽宁名牌数量都具有很高的相关度,证明辽宁地区品牌对经济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老字号数量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度很低,而且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0.247>0.05,几乎没有相关关系,原因是辽宁的中华老字号几乎全部集中在沈阳,经济和品牌水平都相对落后的抚顺、丹东、葫芦岛反而各有一个中华老字号,大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却一个中华老字号都没有,说明辽宁省的品牌战略中,老字号的作用尚未发挥,老字号的潜力尚未挖掘,老字号与区域旅游品牌的协同效应也未能实现。尤其是对于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大连来说,其老字号天百、山水楼、群英楼、杨苏饭店等一大批老字号未能恢复昔日风采。
四、小结
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辽宁省与广东、浙江等发达省份相比存在经济的差距,这一差距与辽宁省品牌分布不合理呈正相关关系,辽宁省要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调整其品牌分布。(2)辽宁品牌的生态分布在行业上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汽车机电、五金等方面,配套服务品牌发展较慢,拖累了经济发展;辽宁要优化产业结构,使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均衡配套发展。(3)辽宁品牌的生态分布在地域上不合理,大连、沈阳是品牌的聚集区,其他城市品牌发展过缓,限制了其经济的发展;辽宁需要调整品牌的地域分布使区域经济得以均衡协调发展。
[辽宁省社科联项目:辽宁品牌生态分布的实证与协同效应研究(2007Lslktjjx-153)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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