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1
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2
情开辟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创新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原苏联、东欧一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就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建立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改革没有想西方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苏东激进式改革,而是创造了一条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在先易后难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渐完善。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善,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单纯的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指导,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相互联系的环节所做的改革。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模式样板。
二、“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完善。在农村建立了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改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模式,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过程中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扬弃,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公有制在自我调节生产关系,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确立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各种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统一的价格,保证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市场对各种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得到发挥。
第三,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2011年间,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10.37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3.18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471564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6977元;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51.27%;。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8.2%减少到2011年的10.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从3.8%迅速增长到43.1%。我国经济质量得到显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充公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三、“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与以往其他国家都不同,没有先例可循,在三十多年的探索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问题、困难、矛盾,但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不断的继承、创新,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正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越来越密切,为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发展推进改革,以改革为发展的动力,自觉的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不断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第三,坚持以人为本,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例如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以人民群众创造的改革经验为基础推出
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措施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它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找到清晰的发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的了许多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1]关海庭.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2]陆静超.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政策[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3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国际经济协调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
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要的目标是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决定中国进行体制改革开始的，一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才正式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使得市场经济变为世界经济的主体。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实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资源和市场，建立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相应发生了转轨巨变，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需要将改革从农村逐渐发展到城市，需要用经济发展带动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
目标探索与实施。1992年我国完成了对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目标的确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着重强调了农业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将分配方式转向按劳分配，并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重新掌握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自主安排农活和处置农产品。在农产品的经营管理方面由高度集中统一到分户经营，自负盈亏，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开办乡镇企业，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提升，产业结构也由单一型到多样性，大大的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探索，我们党对于经济制度的重视也逐渐提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至此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于国有企业存在严重弊端，从1979年扩大企业自试行转为1984开始推广管理体制、分配体制、所有制体制的措施，来搞活存在重大弊端的国有企业。①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一次调动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企业的活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党在重大会议中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助推了我国经济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稳步前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会议上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更促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理论与实践基础框架逐渐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萌芽、发展，财政、金融、外汇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渐完善起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也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背景决定的。中国的这一经济制度鼓励了多种经济形势的存在与发展，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踊跃的出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与完善。②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归根结底受益的是人民，中国的一切制度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下，建立了有益于民生的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使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被称为“中国奇迹”，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稳步向小康社会迈进。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而到了党的十六大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日趋成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成的目标，明确了2020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任务。我们党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社会矛盾、经济需求和人民期待来继续推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推进体制创新的目标，努力使体制改革稳步前进，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建设。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旨在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推向科学、和谐的新高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日趋成熟，经济制度逐渐完善，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对于我国来说经济文化发展不均、经济落后、不能够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并且会长期处于这一国情下。因此，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改革、总结和实践，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体系，才能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稳定生存。
当前国际经济协调的格局景象
当下是一个信息全球化、知识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新格局，因此，要想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达到各国经济的稳步发展、相互促进就需要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③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是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影响的条件下，各国之间对于财政、汇率、货币等经济政策协调、商定的相关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可以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解决诸多突发事件，实现国际环境下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国际经济协调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新型的经济政策带来一种相互依存的景象，这种和谐的新局面可以调控各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冲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使各国利益达到“双赢”和“多赢”，这种宏观的经济调控主要通过外交谈判、双边或多边峰会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方式中实现。这种全球性、国际化的经济协调机制为大多数国家带来益处，为维持世界经济和谐带来贡献。伴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合作中难免有所冲突，因此各国对全球共同的经济协调机制均有极大诉求，同感其必不可少，也不容忽视。随着协调目标的不断深化，协调内容也逐步加深，协调改革包括方方面面，协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并且为各国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平台。同时这种协调也使各国之间的利益达到和谐、公平和共生。通过协调，使各国人民充分就业，物价稳固，国际收支平衡，可见，国际经济协调是一种促进世界经济和谐的成功政策。
国际经济协调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发挥国际经济协调作用的相应组织结构的影响力、号召力下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程序复杂、成本高、灵活性差的特点，导致2003年的坎昆会议的失败，直接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调能力逐渐下降，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从此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组织改革的重中之重。④
其次，作为国际经济协调重要组织的七国集团逐渐走向衰落。七国集团经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尽管它曾一度辉煌，但是并没有为国际经济的协调带来有力的影响，甚至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消极影响。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充分证明了七国集团制度的漏洞，因为俄罗斯作为第八国的加入并没有实际发言权，七国集团在经济问题上依然保持七国体制。再如美国当今更加“独霸”，提出了“有事都找美国，而不找中国”的言论，这更证明了美国一心想借“帮助”他国的名义来谋取私利。这种只要求他国配合的行为，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也使七国集团的影响力加速衰退。
再次，区域自由贸易的出现和发展。在区域经济政策协调以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上，多边合作的区域自由贸易应运而生。但是多边合作与区域经济协调和双边经济政策协调相比而言，多边合作更难实现，因为各国很难在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造成多边合作中的自由贸易的灵活性更差，各国难以在世贸组织谈判或会议中形成共识，这使得传统的区域经济政策以及双边协调政策在国际经济协调中逐渐丧失中心地位，国际经济整体的协调性逐步降低。
国际经济协调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并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国际经济协调表现出自身的优势，也不断显露不足。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进一步改革与建设的重要决策，更是在新的起点上、新的制度体系上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际关系协调下，我国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希望借用国际经济协调提供的平台，顺应国际经济协调的时代特点，不断加深改革和完善，让国际经济协调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服务。
国际经济协调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的新布局
为适应国际经济局势，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基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下，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明确了经济制度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施行经济体制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表示：“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容易改的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就要集合各方智慧，精简出真正需要审批的项目，向社会亮出‘权力家底’就是开门搞改革，是对改革的深化。”⑤与此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利用改革促使经济显示新活力的发展局面。例如，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号召下，开始注重资源的管理和整合，积极为地球的节能环保做贡献，只有资源的充分利用才能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建设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这“两只手”引领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在国际化的经济局势下，迎合国际经济制度，使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都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使市场活力迸发，实现跨越性发展。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环节，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带动作用，在市场监督、宏观调控、资源整合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重视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不断拉大，分配不尽合理，多数人需求不足，少数人需求过盛，而进一步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一个严重而长期的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虽然短时间内虽无法消除，但我国一直努力缩小差距，实现公平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好的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相连的，但政治体制改革并不会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快速，往往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也使经济体制的改革受到限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者需要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益处。
加大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的重视。新时代下，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从而带动各方面的发展。由于经济相对滞后，我们在世界经济环境里会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我们也应该适当的立足于本国国情，将科学技术有所提升，使之与经济政治搭配起来，共同发展。
现阶段首先应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其次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才能顺利把握发展方向，不走偏路，取得成功。面对国际经济协调的新状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应该描绘出新的蓝图，为构建和谐经济环境做出自己的努力，而自身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将对内发展完善、对外联系互动坚持到底。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之一，应该顺应当前国际局势，将对内发展完善、对外联系互动坚持到底。近期我国在对内完善发展方面的重要经济举措有：国务院日前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指引了我国2015年“深改”方向，笔者认为其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第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本届政府施政的核心理念“简政放权”深度完善。第二，价格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又迈出重要一步，加快建立更加科学、规范、透明的规则体系和共建节约型社会。第三，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现“三证合一、单一号码”，加快形成商事制度新机制。这三点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硬骨头，从近期落实中可见我国对内经济发展完善的力度和决心。
目前，面临国际经济协调的下降，中国应该有所对策，以确保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为维护好世界经济利益做贡献。近期我国在对外联系互动方面的重要经济举措有：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在2015年8月31日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产业领袖大会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上表示：世界经济当前仍处在深度调整期，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国家试图靠非常规政策举措维持经济增长，效果并不理想，为世界经济带来隐忧，甚至引发新的市场动荡。国际产能合作契合一些国家推进工业化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完善全球产业布局，优化价值链、供应链，为世界经济增添新的增长动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体现了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新优势，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总而言之，要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本质变化，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推动创新是带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环节，在国际经济环境下，吸取他国经验，结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并坚决落实下去，在国际经济协调中借势，在改革中不断创造“中国奇迹”。
（作者单位：武昌理工学院商学院）
【注释】
①戴颂华：“试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师》，2000年第1期。
②孙泰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下）”，《财政研究》，1987年第3期。
③张宇：“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再思考”，《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4期。
④罗传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下的中国―东盟金融协调合作”，《亚太经济》，2011年第4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4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3月5日，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2009年工作总体部署”中，《报告》强调要“抓改革、增活力。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造活力”。在“2009年主要任务”中，《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扩大开放中赢得发展机遇”。《报告》部署的2009年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
《报告》其他部分也部署了相关改革任务。总理指出，应对金融危机要加快改革，保证措施落实。3月13日，总理接受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外记者提问。在回答“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精力放到了扩大内需保增长方面，这是否会减缓改革的步伐？中央政府在深化改革，突破一些体制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的问题时，指出：“应对金融危机不仅不能减缓改革，而且要加快改革，因为只有解决机制和体制上的问题，才能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实。我们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说来，就是不仅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且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仅要有国家大规模的财政投入，而且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不仅要有调整和振兴的宏观规划，而且要尤为重视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动力。我们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以为在当前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并置于监督之下”。
2009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3月26～27日，2009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同志作了题为《把握形势抓住机遇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的讲话。彭森同志说，200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项改革积极推进，一些重要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彭森同志指出，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把应对危机作为深化改革的契机，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还指出，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改革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外部需求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客观上为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提供了巨大的倒逼压力；国际能源资源和资产价格回落，为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创造了条件；我国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彭森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注重发挥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支撑和体制保障作用。我们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抓住时机深化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要把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抓住时机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把整体部署与局部试点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改革的新局面；把应对挑战与把握机遇结合起来，统筹出台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彭森同志指出，今年要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一是围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推进改革。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激发市场投资活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推进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深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二是围绕调整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改革。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节能减排体制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内外平衡、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三是围绕关系全局与长远的重点领域推进改革。要深化农村改革，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四是围绕改革攻坚和体制创新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勇于创新，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各地自主开展各类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
彭森同志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发展改革部门的职责和定位，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工作机制，加强改革队伍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知难而进，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做好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同志作了题为《站在新起点应对新挑战扎实推进2009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报告，总结了200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并对2009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全面把握发展改革全局;分类推进、狠抓落实，努力完成年度改革任务；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健全改革工作推进机制；攻坚克难、创新体制，做实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尽快启动改革规划研究；增强能力、提高水平，搞好改革系统队伍建设。各地区、各部门总结交流了200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各地发展改革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国务院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以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约150人参加了会议。
二、农村体制改革
国家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对完善农资流通体系作出部署。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精神，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商务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完善农资流通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培育若干家销售额超100亿元的大型农资流通企业，建设改造一批农资连锁门店和区域性配送中心，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以乡、村两级经营网络为基础，以农资交易市场为平台，以大型农资龙头企业为重点，区域性连锁配送中心为骨干，布局合理、经营规范、运作高效、协调发展的多元化、连锁化农资流通体系。《意见》从发展农资现代流通网络、培育大型农资流通企业、完善农资多元服务功能、推进农资流通市场化、加强农资市场监测调控、加强农资行业自律、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加快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的任务和措施。
国土资源部出台《意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国土资源部《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为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坚持严格规范管理，依法依规办理农业和农村各类用地手续。《意见》从切实保护耕地出发，为农业稳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加快土地确权登记，全面建设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制度要求相适应的土地产权制度；积极开展土地整治，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宅基地用益物权，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完善设施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管理，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了十八项具体政策措施。
三、金融体制改革
证监会创业板ipo办法。3月31日，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自5月1日起实施。《办法》共分为6章58条，对拟到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四、文化体制改革
国家文化部实施五项措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国家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在接受部分新闻媒体采访时指出，2009年是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一年。文化部在大力推进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抓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进一步增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推出一批改革先进单位和成功案例，开展有关改革工作重大课题研究，推出若干研究成果。二要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促进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着力抓好文化部直属单位转企改制试点工作，推动中国东方歌舞团、中国文化报、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演出管理中心等单位率先开展试点，力争上半年有3家左右单位完成转企改制工作。三要全面推进文化部直属单位调整改革工作，促进文化系统政府职能转变。于3月底提出《文化部直属单位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四要分类指导、完善政策，推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取得新进展。会同制定《关于深化全国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意见》。五要推进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改革，着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考核体系。
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着力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大公共服务体系。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召开全国社保局长座谈会，要求全面完成今年各项社会保险工作任务。会议强调，今年社保工作目标中，有些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硬指标，其中4项在我国社保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应作为优先目标，保证完成。一是加快提高统筹层次，今年要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争取用3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地级统筹，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工伤保险市级统筹。二是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解决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保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今年底城镇职工和居民参保人数超过3.9亿人，总参保率接近80%。三是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面达到10%的县区。四是实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六、水利体制改革
国家水利部印发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指导意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国家水利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从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工程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工程进度管理、开工和验收管理、水利建设市场监管等八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意见》要求，各地要认真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规范组建项目法人，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创新建设管理模式；要大力规范工程招标投标，严格按照规定招标，规范评标工作，健全招标投标监督机制和举报投诉处理机制；要切实加强建设监理管理，认真执行监理制度，严格履行监理职责，保证现场监理力量；要加强工程质量管理，落实质量责任制，强化质量监督，加强质量检测；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要加强工程进度管理，细化建设目标，强化施工管理；要加强开工审批和验收管理，严把开工审批关，强化验收管理；要加强水利建设市场监管，严把水利建设市场准入关，加快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七、邮政体制改革
全国邮政市场监管工作会议要求加快健全完善市场监管体系。3月19日，首次全国邮政市场监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邮政市场监管工作面临的形势，部署了市场监管工作下一步工作任务：一是建立市场准入机制，保障行业有序发展；二是健全安全监管监控机制，确保通信和运营安全；三是创新执法管理机制，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四是强化服务监督机制，维护消费者权益；五是构建扶持服务机制，促进行业做大做强；六是大力加强市场监管队伍自身建设。
八、地方改革
吉林进一步加强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工作。吉林省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的意见》，对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中的有关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以切实保护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按照《意见》要求，征地补偿费分配前，集体经济组织要成立征地补偿费分配工作组，按有关规定制定分配实施方案，及时进行民主公开。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工作组，应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分配工作组中的农民代表要占半数以上。
江苏太湖流域5市正式推行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制度。江苏省有关部门决定，从今年3月1日起，在太湖流域5个省辖市正式推行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制度，范围主要覆盖太湖西部上游地区、望虞河、京杭运河苏南段以及主要入湖河流水系。据介绍，此次“方案”以“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补偿”为原则，确定在太湖流域主要河流推行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制度。省、设区的市、县（市）政府，分别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内跨设区的市、县（市）、乡镇河流交界断面环境资源区域补偿。省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设立跨设区的市行政交界控制断面和水质目标，上游设区的市出境水质超过控制面水质目标的，由上游设区的市及所辖县（市）政府，根据责任对下游设区的市予以资金补偿；上游设区的市入湖断面、入清水廊道断面、入省界断面水质超过控制断面水质目标的，由上游设区的市及所辖县（市）政府，根据责任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偿资金。
海南省决定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发展现代林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生态文明，海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加快推进海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决定》强调，海南省林改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农民平等享有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确保农民得实惠、生态受保护。坚持尊重历史，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对林地林木权属已明晰的，要予以维护；对林地林木权属不明晰的，要充分协商，妥善解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确保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5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的、单项的领域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展开，空间上由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到全面开放；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城市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在这三十年中，城市经济、城市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的发展方向日趋合理化。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深入推进，都是一次城市经济的活力巨大的释放。
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国家重点实施了沿海开放战略，从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到特区设立，继而海南开放，浦东开发；又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部分城市改革试点，如1981年国务院确定湖北沙市为改革试点市，一些城市改革试点涌现出好经验,如武汉市的“两通起飞”,石家庄市的“撞击反射”、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到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层面上迅速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改革经营方式，使企业更多地与市场直接联系,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投资、金融、流通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使宏观管理逐步适应市场的发展；实行价格、工资改革,初步为企业竞争创造了平等的市场环境。
此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放权让利”，地方（城市）和企业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自，国家放开了过去计划管制的许多产品与领域，下放一批国营企业，统购统销的模式被打破，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进入市场经济初期（1992－2001年）后，中国的城市经济以比改革开放初期更高的幅度持续增长，此阶段，平均每年以约11.03%的速度增长。2001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区（不包括辖县，下同）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5056.98亿元（〈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2002）。
这一时期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主题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喷涌，新一轮城市改革试点在推进，先后有50多个城市列为试点（如常州市）。
1997―2001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本阶段的探索基本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主要内容为:一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和退出部分竞争性领域。二是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运行的基础。重点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三是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四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五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以及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一，wto加速了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全球资源及其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2002年中共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调整经济关系为中心的新阶段。从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启动了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央针对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增长方式粗放、民生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这一时期，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效用再次成为改革关注的焦点,政府职能转变、金融改革、证券市场监管、城市土地开发、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改革措施先后出台；在微观经济领域,改革主要是消除企业发展的制度和外部的负效应,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例如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加强对上市公司和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反对垄断、扩大民营经济进入领域,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劳动合同等。
增长带动发展：中国城市经济三十年快速增长，全方位突破进展
由于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中国城市经济的质与量也不断创造新高，城市经济各项功能不断完善和提升，城市化的威力逐步显现，各类经济要素在“解放”中能量得到释放，资源的配置效率大为提高。
（一）城市经济质量空前提高，综合实力大为提升
1．城市经济的规模与速度迅速扩张
改革开放使得城市的活力得以再现，三十年间城市的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平均每年以17.54%的速度增长，快于国民经济9.9%的增速。据测算，2006年城市经济总量（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区GDp）为1984年城市经济总量（城市工业总产值）的35倍。
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数据测算，全国城市的商品零售总额（1978-2007）翻了119.6番；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81-2007）翻了165番；城市建成区面积（1985-2006）扩张了3.58倍；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翻7.52倍；城市市区财政收入（1984-2006）增长13.95倍；城市市区工业用电（1984-2006）增加5.91倍。汽车产量（1978-2007）翻了59.59倍；中国汽车产量居全球第三，销量居全球第二。
1980年代中国已建成地铁的城市仅有北京、天津和香港三座，到2007年，我国已建成地铁的城市有8座：北京、天津、香港、上海、广州、台北、深圳、南京。
2．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提升
三十年间城市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和提升。由统计得到，1988-2005年，我国全部城市第二产业占城市GDp的比重由1988年的58.2%下降为2005年的50.4%；而第三产业占城市GDp的比重由1988年的28.6%迅猛增长到2005年的45.8%。城市二、三产业的比重愈来愈接近（见图1）。
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工业由以重工业为主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转化，第三产业出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增长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1979―1990年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分别为：第一产业年均增长6.2%，第二产业年均增长9.4％，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2.3%(王茂林主编，〈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第三产业的增长既高于同期工业的增长，也明显高于其自身以往的增长。
在市场经济初期（1992－2001年），中国城市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城市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城市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变化看，第一产业比重处于持续下降状态，第二产业在波动中发展，比重基本无大变化，数十年维持在50%左右，第三产业增长十分迅速，比重基本达到40%左右，并且展示出持续发展的势头。
加入wto后（2001年－2008年），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前进方向（见表1）。
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城市经济的出口结构中有鲜明的反映，即初级产品出口减少，制成品出口增加。1990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为74%，机电产品比重为13%；1995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达85%，机电产品比重达29.5%，高档次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明显增加。
从表1可以看出，10个城市除重庆之外，第一产业的比重一般在10％以下，最低的是深圳和上海，第一产业已经下降到1％以下；第二产业一般在40％―55％。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许多城市比较接近，北京是全国第三产业最高的城市，达到70％以上。
就全国城市来说，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也基本处于三二一或二三一状态。2006年全国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为3.5∶50.7∶45.8，与2002年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突显出来。2007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业规模和出口额均位居世界第二，中国R&D投入总量已进入世界前五位，全国R&D支出约占GDp的1.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近30%，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业和重要的支柱产业（赛迪顾问，〈2007-2008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
3．城市的基础设施的规模和质量明显改善
三十年来，随着改革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公用事业设施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城市能源建设、交通建设、环境建设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突出表现为，市政公用设施承载能力提高，服务功能加强，为外来投资和城市聚集辐射功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后劲。
首先，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2007年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7万亿元，比1981年增长11.67万亿元，是1981年的165倍，是1991年的29倍。其中，2001～2007年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23.0%（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
其次，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城市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对外交通、公共交通、绿化、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设施条件明显改善。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市辖县）境内铁路营业里程达7万公里，国内定期航班通航城市140个，国际定期航班通航42个国家的91个城市。拥有公交汽（电）营运车辆29万辆，每万人拥有公共交汽（电）车数由2002年的6.8辆提高到7.9辆，人均道路面积由2002年的6.43平方米增加到9.06平方米。另外，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2005年底已有10个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入运营，总里程达440公里。2006年有6个城市正在施工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总长度达373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5.1%，比2002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截止2006年末，有45个城市被建设部授予“国家园林城市”称号。我国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已达到23973万立方米/日，城市用水普及率达92.97%，燃气普及率达82.92%，房屋集中国内供热面积达26.49亿平方米。全国共有城市污水处理厂814座，污水日处理能力6310万立方米，城市污水处理率57%，比2002年增加17个百分点。
再次，各项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市场化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行政计划指令方式转变为市场化方式，从滞后建设转变为适度超前，从投资的低比例转变为适度比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采取财政投资与行政收费并行的方式。此后，一方面，国家通过设立新的税种，提高税率，例如设立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保障对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一些城市采取对一些基础设施使用收费的形式，以筹集资金，用于建设。同时，对一些公用事业的收费相应地作了调整。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2008年），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开始兴起，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多元化、多层次的资金筹集渠道阶段。据统计，至2006年，全国已有44.3%的城市市政公用企业进行了体制改革，改革已从供气、供水等个别行业向市政公用事业全行业推进，在改革过程中共引入社会资本845.58亿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6）〉），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二)城市经济功能日渐完善，带动作用得到加强
1．作为经济增长极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
首先，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者，城市已日渐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增长的主要源泉。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在国民经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
各级各类城市在一定的地域范围起着核心推动力的作用。200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6.4%，总人口占全国的28%，但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经占到全国相应指标量的62.7%，63.2%，62.2%。尤其是大城市，是国民经济快速、稳步、持续发展的基石。以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为例，北京市土地面积占全国的0.17%，人口占全国的0.91%，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3.72%；上海市土地面积占全国的0.07%，人口占全国的1.04%，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4.89%。
新世纪以来，城市群发展迅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据统计，2006年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78305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37.4%。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39613亿元，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21618亿元，环渤海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17074亿元，分别占全国GDp总量的18.9%、10.3%和8.2%。2006年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分别为37819元、49093元和32036元，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1735元、33009元和15952元。
其次，作为现代化的先驱，城市对周边地区具有极强烈的辐射带动作用，不仅有力地推动着区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且促进商品、技术、劳务、资本及信息流动，推动着周边地区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很快，形成了以上海、京津、穗港深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密集地区，成为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差距的重点区域。
2．城市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提升
首先，城市的基本面貌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日渐健康优美。城市建设投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提高，城市能源、道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质和量上的飞跃上，公共生活的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邮电通讯，金融服务，环保设施等组成新型的社会网络，覆盖于整个城市，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
其次，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由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高能耗向主要依靠高科技以及创意转化，向循环经济转变，企业技术创新蓬勃展开，从而大大提升了传统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城市的现代化价值。
第三，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的多种动力主体不断地催生、培育和壮大。改革开放前，公有资本一统天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多种形式的非公有资本逐渐出现，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在全球名列第一。另外，随着政策环境的逐步完善，个体私营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2007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实有经济主体户数3292.84万户，注册资本金总额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1223.92亿元。
3．作为新型生产力、生活方式的引导功能不断加强
城市的经济引导功能也体现在城市新兴产业的孵化和研发上。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许多城市相应确定了实施“科教（技）兴市”的战略。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培育知识经济基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型城市和学习型城市；依靠科技和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战略的实践导致了近年来城市涌现出大批新兴产业，其中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日新月异。特别表现在高新区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培养科技企业家和管理家的摇篮。
从引导功能上看，园区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加快生产要素向城市优势产业集聚，构筑城市产业竞争优势，以龙头企业重塑产业格局的强劲动力。“光产业园”、“数字化工业园”、“生态产业园”、“软件产业园”等新兴工业园在国内城市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格局。园区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外贸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城市引导功能也体现在对人民生活方式的作用。改革三十年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7年的指数为752.3。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而2006年人均已达27.1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0.4平方米。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7年的36.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吃、穿、用等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消费重点开始向行、住和保健方面转移，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交通支出607元，比2002年增长了127.3%；人均通信支出540元，比2002年增长了50.4%；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1203元，比2002年增长了33.4%；人均医疗服务支出由2002年的122元增加到2006年的192元，增长了57.4%；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2441元，比2002年增长了47.9%，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27.4%上升到2006年的28.1%。住房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识，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而2006年人均已达27.1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0.4平方米，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
(三)城市化深层发力，城市魅力逐步绽放
1．中国正在步入城市社会
最新统计，我国已经有接近一半人口（2007年中国总人口为13.21亿,其中城市人口5.93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4.9%）生活工作、居住在城市中，中国正在由农业社会迈向城市社会。城市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口由欠发达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由低消费水平进入到相对较高消费水平的行列，由低效率生产转向高效率创造财富的行列，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行列。这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是一个中国经济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受各种城市化动力机制影响，中国城市人口稳步增长,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见图2),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9%,近三十年间增长了2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3个百分点。其中,2000到2007年,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24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已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据世界人口基金会的《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在未来10年内,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届时，中国将真正进入城市社会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落实知识青年政策，返城人口激增，接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管制放松，城市化进一步提速，1978～1992年的15年间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提高了9.54个百分点，1992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主题的改革，给中国的城市化带来了市场化的动力机制，1992～2002的11年中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又提高了11.63个百分点。2002到2007年城市化率达到44.9%，提高了5.81个百分点。
2．城市化水平快速推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各省市的城市化水平变动较大，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中国各省市的城市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提高,很多城市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一倍以上。到2007年底,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的城市化率已超过60%,新疆、云南、甘肃等边远省区的城市化率也基本达到在30%以上。
从空间来看，中国三大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各有千秋。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总体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45%,但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最高与最低的跨度有近70个百分点。空间上明显地表现为沿海东部地区高度城市化、内陆中部地区中度城市化、内陆西部地区低度城市化三个地块。
综合来看，内陆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差异相对比较小,但大部分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徘徊在20%-35%之间，近年来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略有下降，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因此两者的差异越来越小，十分接近。
3．城市体系趋于合理
城市作为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日益增强，自“地改市，市辖县”的新体制的实施，我国的城市建设也拉开帷幕，城市数量不断迅猛提升。1984年，全国665个城市中，东部地区81个，占27%，中部地区89个，占29%，西部地区94个，占31.3%；东北地区38个，占12.67%。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655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县级市368个。城市数量2007年比1978年增加462个，比1990年增加193个。1978年到2007年间,市区非农业户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由13个增加到46个。2007年,城市覆盖面积达到469.07万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79.37万平方公里。(见表4)。
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见图3）。以大城市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区域空间为主体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显现，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目前主要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刘士林，2008.6）。
(四)经济要素获得“解放”，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前进以及市场化的推动，城市经济要素获得进一步的解放，资源配置效率日渐得到提高。
1．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得到解放
科学管理与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则是城市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的保证,是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城市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制度实行,城市土地商品性就越发明显了,以获得土地使用权为目的出让和转让交易活动越来越普遍,土地市场应运而生,并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力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点，人才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关键因素。三十年改革，打破了人才“统包统配”、“单位、部门所有”的传统管理体制，完善了“单位自主用人”和“人才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机制，使人才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形成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实现“能者上、庸者下”，打破“铁饭碗”观念，激活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的创造活力。在劳动制度改革和市场引导下，破除了束缚人的创造活力的体制弊端，制定一系列能够激发人的活力的制度，解放人的创造性，发挥了市场配置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人们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前，公有资本一统天下，几乎不存在非公有资本。1978～1992，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萌芽。标志性的事件有：80年代初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股份制尝试；1987年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营业；1990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入期货交易机制；1992年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1992～1998年，中国资本市场从早期的区域性市场迅速走向全国性统一市场。1998年至今，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完善各项基础性制度，主要包括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对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改革发行制度等。经过这些改革，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
截至2007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550家，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32.71万亿元，已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市值9.31万亿元，投资者开设的有效证券账户总数达到9200万户。2007年全年境内证券市场筹资达7728亿元。期货市场全年成交金额41万亿元。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融资平台，也逐渐成为全社会重要的财富创造平台。
2．管理、科技要素得到解放
改革开放之初，受计划经济“先生产后生活”指导思想的影响，城市管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千家万户企业的物资供给、资金拨付、人员配备、产品生产和销售等诸方面严密的、直接的协调组织，而比较忽视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建设和管理，形成了“经济主导型”的城市管理模式。这种城市管理行为的偏移，造成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失衡，以及城市社会效率、经济效率的低下，延缓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三十年以来，城市管理的模式和体制在不断完善，改革的方向是精简管理机构，减少管理层次，建立管理通道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实现市民公众参与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这种“社会主导型”的城市管理体制意味着除了侧重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特别强调环境营造与保护、科技文化与教育，以及加强对社会治安、市容环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和管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为实现知识资本和货币资本相结合的努力，提高了城市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也增强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就最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而言，最主要的成果是形成了两大产业，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在丰富和提升了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同时，本身也已经形成了从硬件制造到软件服务的巨大产业群。二是创意产业，一个新型的产业群。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的第一支柱产业，2007年，中国信息产业通信业务收入完成8580亿元，增长11.4%（赛迪顾问，〈2007～2008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总报告〉）。
3．资源、环境和生态要素得到解放
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轨迹都证实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三十年，当城市区域不断扩张和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对各种污染源进行综合治理，加大投入发展环保产业，倡导清洁消费；减少资源消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倡导清洁消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城市居民创造了高质量的生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6
主席出席G20金融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4月2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国家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我们应该进一步落实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树立更坚定的信心，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实施更合理的改革，努力取得实质性成果。在谈到“进一步推进改革”时，主席指出：“加强金融监管既是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环节，也是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加强金融监管势在必行。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增强各国自身金融监管能力、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二是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三是金融稳定论坛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五是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六是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总理4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对提振市场信心和扩大内需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会议确定了今年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一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激发市场投资活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三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四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五是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六是加快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快推进医药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改善居民支出预期和消费意愿。七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八是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九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十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措施，认真督促落实，确保顺利完成今年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和“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
二、卫生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今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意见》提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即“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险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方案》提出2009～2011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副总理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切实有效地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明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逐步完善医药卫生体系和体制机制，到2020年，使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今后三年，要以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重点，着力推进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做到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把全体城乡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服务网络建设，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实施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最大限度地预防疾病。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优化资源配置，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通知》坚持《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强调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科学设计和调整实施方案；要切实落实好城镇居民参保的财政补助政策，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困难市县的补助力度；要继续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大投入，帮助解决困难城镇居民缴费困难问题；要结合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适当调整基金支付政策，探索建立普通门诊费用统筹，做好参保人员在不同制度间转移时的医疗保险关系和待遇等的衔接；要着眼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地级统筹，研究科学合理的药品和诊疗项目评价办法，逐步建立医疗保险技术标准体系；要立足便民利民，强化经办机构内部管理，加强社区服务平台建设，提高经办服务机构管理服务水平和能力。《通知》对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进行部署，明确提出2009年全国所有城市必须启动实施这项工作。目前尚未启动这项工作的城市要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未启动城市原则上要在第二季度启动实施，参保率要达到50%以上。已经启动实施的试点城市要加大扩面力度，参保率要达到80%以上。
三、司法体制改革
要求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4月20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召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专题汇报会并讲话。指出，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党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巩固国家政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政法工作的发展进步。改革深刻触及政法工作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都很强，工作难度大，任务十分艰巨。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扎实工作，攻坚克难，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如期完成，使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人民。强调，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要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从国家法律和制度机制层面认真谋划，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四、土地制度改革
《国家土地督察公告（2008年）》。4月21日，国土资源部向社会《国家土地督察公告（2008年）》。《公告》表明，国家土地督察工作成效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坚守红线，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二是突出重点，推进违规违法问题专项督察；三是积极拓展，丰富土地督察核心业务；四是严格监管，促进土地管理形势好转；五是规范管理，探索建立共同责任新机制；六是夯实基础，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关于2009年国家土地督察重点工作，《公告》提出，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将紧紧围绕服务扩大内需和农村改革发展两个大局，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为核心，监督保证国家土地调控政策和农村政策执行为主线，一是服务扩大内需，开展保增长保红线行动；二是严格规范管理，巩固和拓展土地督察核心业务；三是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土地督察综合能力；四是加强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土地督察机构组建工作。
五、文化体制改革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分6个部分、25条，回顾和总结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指出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明确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完善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并且对加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出了要求。其中，《指导意见》指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推动经营型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单位转制后将享受税收优惠。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实行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免征企业所得税；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党报、党刊将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应的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的文化企业，自注册之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产划转或转让涉及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政策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转制方案确定。
六、国有企业改革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为138户。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并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国资委已向上述5户企业下发重组通知。至此，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由2009年初的141户调整为138户。
七、金融体制改革
《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正式施行。4月13日起施行的《暂行规定》要求证券经纪人取得证券经纪人证书方可执业。根据《暂行规定》及有关自律规则的要求，证券经纪人执业活动不得超出证书载明的权限范围，不得有下列行为：（1）替客户办理账户开立、注销、转移，证券认购、交易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2）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客户的信息，或者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3）与客户约定分享投资收益，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4）采取贬低竞争对手、进入竞争对手营业场所劝导客户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客户；（5）泄漏客户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6）为客户之间的融资提供中介、担保或者其他便利；（7）为客户提供非法的服务场所或者交易设施，或者通过互联网络、新闻媒体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8）委托他人其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9）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八、农村及林业体制改革
我国在168个县区市启动森林采伐改革试点。国家林业局28日在全国22个省区市的168个县区市全面启动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在简化审批程序、放宽采伐年龄、结转采伐指标等15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以逐步构建现代森林资源管理新体制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新模式，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创造更好条件。此次改革试点最突出的有两大亮点：一是非林业用地的林木采伐不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广大林农可以自主经营；二是突出了森林经营方案的地位，对已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按照方案核定采伐限额，使广大林农林木采伐做到“五年十年早知道”。
国家商务部、供销总社出台措施推进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政策，国家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下发通知，提出六项具体措施，共同推进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一是深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二是着力推进“双百市场工程”和“农超对接”；三是加快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四是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五是扎实做好家电下乡等重点工作；六是维护农村市场秩序。
九、其他制度改革
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召开。4月23日，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会议指出，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的《医药卫生体制近期重点改革实施方案（2009～2011）》的精神，以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标准两项工作为重点，扎实做好2009年医疗保险工作，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2009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要分别达到3.9亿人和1亿人。同时，必须按期完成四项重点任务：一是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要在全国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启动城市参保率达到50%以上，先行试点城市参保率达到80%以上。二是全面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保等历史遗留问题，将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按属地原则全部纳入医疗保险，尽快实现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与企业缴费脱钩。三是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四是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要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
今年工伤保险工作重点明确。4月14日至15日，全国工伤保险工作座谈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指出，2009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以实施“平安计划”二期为重点，全力推进工伤保险扩面工作，落实“平安计划”二期，重点推进农民工参保工作，抓住重点建设项目这一新的扩面增长点，努力拓展扩面新领域，转变扩面工作方式；加快解决“老工伤”问题工作进程，凡是未解决“老工伤”问题的地区，要制定工作方案，出台相关政策，制定方案要摸清底数，抓住重点，落实资金；着力推进工伤保险的市级统筹工作，要明确标准，加快进程；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试点工作；认真落实工伤保险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工伤保险各项基础管理工作，今年重点做到进一步完善制度和管理规范，全面提升经办管理服务工作水平，加快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建设，进一步抓好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国家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4月10日，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旨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我国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全面、权威的信息服务。该《指南》由商务部组织我驻外使馆经商处、商务部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和国内有关专家共同编写，覆盖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南》具有以下特点：“针对性”，针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特点，《指南》既介绍所在国（地区）与投资合作有关的基本信息，又指出我国企业在所在国家（地区）开展业务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企业以必要提示和建议。“客观性”，《指南》主要以所在国（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为依据，客观反映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权威性”，《指南》信息主要来自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所在国（地区）政府部门、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信息准确、权威。“时效性”，《指南》提供所在国（地区）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经济数据等信息，并将定期更新。“可读性”，《指南》的文字活泼，通俗易懂，采用问答形式，以适合我国企业的需要。
国家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为帮助我国企业、相关机构和组织更好地了解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制度及具体做法，客观认识和掌握国际市场环境，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提示我出口企业防范国外贸易投资壁垒措施所产生的风险，同时，依据wto有关规则，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及投资环境，表达中国政府和产业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依据《对外贸易法》和《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这是自商务部2003年首期《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以来的第7期年度报告。《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与往年报告相比做了以下充实和调整：第一，从范围上看，突出重点国别。报告共涉及我16个主要贸易伙伴。2008年，我国与上述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总额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2.2%。第二，从内容上看，突出重点壁垒。报告突出了各国实施的重点壁垒措施，特别是各国在壁垒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和实施。第三，从形式上看，突出风险提示。报告在每一国别中专门增加了风险提示内容，加强了对各国重点壁垒的风险提示和点评。第四，从发行方式上看，首次以光盘形式。
十、地方改革
山东通过统一划片定价，实现征地补偿“同地同价”。《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正式出台，从今年7月1日起，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时，征地补偿将不再按“平均亩产值乘以法定倍数”计算，而是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对被征地农民实施补偿。通过统一划片定价，实现“同地同价”。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补偿被征地农民，是国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在市县行政区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按照《标准》，同一个区片内，相同土地类别的征地补偿价格相同，不因项目不同而变化。在土地类别上，《标准》指的是一般农用地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包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他地类的补偿标准以此为基础按系数调整：农用地中的基本农田1.2；建设用地1.0；未利用地0.8。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标准。今后将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每3年调整一次。
上海市率先推动商业医疗保险覆盖到社区医疗机构。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代表和与医院有双向转诊关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包括中国人寿、中国平安、金盛人寿、美国友邦保险等在内的30家保险公司签署协议，这些保险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理赔将覆盖到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而改变以往商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仅限于二级以上大中型医院的状况。此外，上海市将根据国家新医改方案精神，在近期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探索建立若干个医疗联合体，以区域为基础，纵向整合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卫生资源。通过医保预付、学科人员的纵向整合，全面提升区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强化双向转诊制度，构建起有序的就医秩序，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长三角地区近一年来金融协调发展已取得多项进展。第二届长三角地区金融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论坛透露，近一年来，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已取得多项进展。一是长三角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完善。正式开通了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授信业务试点工作也在上海启动，支票影像交换业务在长三角区域得到健康发展。二是积极推动了金融市场融合与创新。转贴现统一合同文本在长三角得到推广使用，长三角票据市场的标准化建设进展顺利。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发展与合作。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合作协议》，无锡、宁波两地稳步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试点，长三角农村小额信贷机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四是进一步加强了外汇管理领域的合作。上海浦东新区启动了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企业异地付汇集中备案试点在嘉兴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正在向长三角区域推广。五是促进了长三角地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长三角地区已成为跨省、市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六是大力改善金融发展环境。联合签署了长三角“共同应对金融风险合作备忘录”、“信用长三角合作备忘录”，就长三角地区共同应对金融风险、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推进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等达成了各项协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7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造；“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2―0014―07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已进入“而立之年”。这一标志成熟的年份，引起人们许多的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到底得益于怎样的因素?2008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光华新年论坛，其主题就是“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和展望”。两位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吴敬琏，对改革三十年的得失做了评价。谈到改革的成就，厉以宁选择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而吴敬琏选择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二三中全会后全面改革、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两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谈的都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问题。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上述论坛中谈到的，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1978年划了一个分界线?其主要的区别就是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不断的改革中，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创新过程。回顾这段制度创新的历程，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实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应该是一个制度创造的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本文拟深入地分析这一制度创造的历程，并对这种制度创造加以评价。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对制度创造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为适应迅速工业化战略、更由于长期落后挨打凝结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期盼，我们选择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除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外，它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在经济资源相对缺少的情况下，能够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因此，必须改变一种认识，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开始为什么还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或者这种体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并且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那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错。如此，为什么在后来要对这种体制加以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概括地讲，后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没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后，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提出的一种新要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中国从建国初一个农业占绝对比例的典型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到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另外，我们在这种体制下还办成了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发展程度无法想象的大事，如“两弹一星”等。在此，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认识，即当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时，人们不惜赞美的辞令，而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时，就感觉是一片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偏见，表明对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不过，对于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缺乏持续的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表现得非常高效，是由于这个时期能够提供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集中资源，而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人们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建国初很容易由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而成；最后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尽可能地完备信息，而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中国建国之初较好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最优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这些满足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无法持续。国有经济垄断资源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而使本来并不丰富的资源变得更加紧缺，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资源的效应越来越小。而人们的政治热情是难以长期保持的，因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支撑。至于完备的信息随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也难以获得。正是随经济发展而丧失了这些基础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才变得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成为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既然必须改革经济体制，那么这种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实现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短时间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基础。但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需的，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培育高效的竞争机制等要求，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的。因此，实现制度创新就是要尽可能地来满足这些要求，而这也正是制度创新的目标。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模式”创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具有很大的自发成分，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遇到比较大的经济困难、都具有强烈的变革冲动。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几乎在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也在尝试着放权让利的改革。即使是政府，虽然也意识到改革的必然性，但是心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用一个非常形象的用语表达当时的心境，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情形，造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体现为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自发过程创造了一种“中国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的经济制度，但是，最终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这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而确立怎样的目标，可以复制成熟且被经验证明有效的模式，也可以创造一种新模式。就经济体制来说，标准的类型只有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事实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把目标锁定在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上。这种改革目标又被西方经济学家们概括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用以反映美国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他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为世界上其他国
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赋予“共识”特性。具体说来，“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辅之以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背景及其“理论优势”，很快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改革自身体制的目标模式。但实际的效果与预期之间相差很大。那些积极践行“华盛顿共识”的南美国家，其结果是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治动乱不断。而那些主动邀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其设计改革模式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迎来经济的迅速振兴，相反，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实，引起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反思，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讲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命运，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由此让人想到，以改造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东亚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与陷入经济困境的非洲各国及俄罗斯、东欧各国等体制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地区各国(地区)成为世界的增长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其后20世纪7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改革程度与方法有所不同，但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及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这一点则是共同的。而且，其中不少国家(地区)采取的并不是民主主义，而是被称之为“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依据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见解不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体制转型国家共同的市场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职能的见解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主导的开放政策则被称为“东亚模式”。
如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要建立怎样的模式?从目前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的改革既没有遵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不完全等同于“东亚模式”。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建立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模式，笔者把它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且却有着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的许多特点。
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或者要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其核心的内容必须包括：(1)一个用以说明新经济制度合理性的“意识形态”；(2)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3)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改革初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中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但是，我们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也逐步加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变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坚持人民民主专成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点是探索党的先进性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方向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断深化的理解，最终树起了一面伟大的旗帜，以指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这面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它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项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组织变革来说，包含了两次重要的分权，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二是国家与企业的分权。前者被认为是地方分权化改革，后者被认为是扩大企业自改革。经过这两次分权，中国经济体制的组织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
地方分权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1)财政收支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在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的三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起一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承包制”，即各地地方政府与中央建立独自的承包关系，按照一定比例或金额将地方财政收人上交中央财政后，剩余部分则可以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这一财政分权化改革的结果，使得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的比例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下降，1994年实施“分税制”时已经降低到22％。(2)国有企业管理权向地方政府下放。改革以前，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大中型国营企业均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地方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权限也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业企业中中央所辖的部分只占全体的5％，其余95％左右的企业都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3)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逐步增大。过去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如投资立项和决定权、物资分配权、对外贸易权等，现在都下放到地方政府。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地方分权改革，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振兴地方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诱因，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成为目前经济制度中一级重要且特殊的经济组织。
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的逐步下放，其财力及宏观管理能力和力度相对于过去有所减弱。不过，自1994年以后，随着分税制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交流等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又有所加强，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了。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扩权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调控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中央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逐步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成为一级有利于经济灵活运行的组织。
国有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在布局上，还是在自身运行的机制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其不断被推向市场引起经营机制发生了转变。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有了根本性改变。再加上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组织体系中微观组织越来越多元化。但是，这又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
最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一个不断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这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过去的计划配置转变为市场配置。就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说，计划和市场都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现实中二者的不同效果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实施所要求条件的严格程度不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太过严格，因此，它的实施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容易满足，因此，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容易实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现实条件的有效的选择。我们要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是不能缺少市场配置资源这
一要素的。不过，我们建立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具有一些自己重要的特征：(1)市场运行要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调控；(2)市场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包括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利益要求参与竞争，而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性质主体在市场中表现为特殊的竞争格局。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推动的意识形态发展、组织结构变革、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构成的组织体系；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这些在我们看来比较熟悉的改革成果，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造，再具体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1)在意识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多层次组织体系和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组成的多种所有制企业结构。(3)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不仅突出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而且强化了政府的调控作用。
为什么要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这种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如果它能成为一种特殊的，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根据?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对此，必须对“中国模式”做进一步的分析，并给予科学的评价。
三、“中国模式”的分析和评价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但人们关注的只是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所实施的模式。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又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区别，但它们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因而习惯上被归为一个类型。还有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始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成功为许多后发国家所推崇，因此也取得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称号。另外，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因而被人们概括为“东亚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成功逐渐为世界所公认，并且因为其庞大人口等特性而被称为是一个奇迹。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既不同于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而是靠自己独立探索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完全可以归结为一种模式，即“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首先要分析的是它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独特作用。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条件。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都需要说明，人们遵循它是合理的。这离开一定意识形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有着比较坚定的信念，只是因为经济遇到较大的困难才想到要改变。在这样的时刻，必须说明一个道理，即寻求经济变革是不违主义方向的。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历史性任务。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几代领导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包含着思想的发展或创造。
组织结构是“中国模式”的主体。而且“中国模式”中的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央政府是组织结构中的最高的层次，虽然它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断下降，但是，中央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加强宏观测控能力，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得以稳定推进的决定性原因。而地方政府在行政性分权改革中，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或者说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后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最，而且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大大加强了中国经济内在的竞争程度。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而且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地域广度，许多省份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特别是随着这些省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省份间的经济竞争也在不断加强，再加上中央政府对各省级行政领导的考核与经济绩效联系紧密，这使得本来是一级贯彻中央政府行政指令和经济方针、政策的行政部门，变成了具有强大动力且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其结果是，在中国内部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竞争大格局。而且，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流动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竞争得以控制，大大地减少了产生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作为最低一级的企业组织，在中国经济中体现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是中国模式又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够深入的一种表现。其实，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转移了资源，而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这对于培育民营经济来说，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市场配置资源是“中国模式”的基础。但是，这种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受中国模式殊的组织结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受政府主导的程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而且也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强。其次是地方政府还充当了推动本地市场化进程的主体，如许多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的机会。最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构筑的市场主体，虽然不利于展开充分的竞争，但是对于市场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有利于经济实现稳定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尽管“中国模式”所具有的这些核心内容并不是改革成功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些因素也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国模式”，仍有必要加以认真地总结。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创造了一个多层次、多所有制主体的竞争体系，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中国模式”的主要不足在于，尚缺乏对这种模式下的各种行为加以严格的规范，这是指一个有效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但是竞争的无序和过度也不断地显现，如果不能加以严格的规范，将会严重影响这种模式持续的有效作用。
四、结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改革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改革确实走了一条不同于任何一国的道路。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也确实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1)“中国模式”的创造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努力探索的结果。它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在发展本国经济时，最为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的道路。任何为其他经验或所谓标准理论“俘获”的结果，一定是经济遭受困难，发展时机容易错失。
(2)“中国模式”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8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剖析
中图分类号：a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75-02
一、《资本论》的科学先进性
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研究哲学与西方经济，《资本论》这本集其思想于大成的著作一经出版，遍震惊了西方学术界。虽然当代的经济发展飞速，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资本论》在当今时代仍有着重要的指导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结合了科学性与革命性，批判性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把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本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这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动力与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过实践的考验，更突显出其先进性。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最为全面深刻的证明与应用。一些资本主义学术界少数学者认为《资本论》已经不能跟上时代经济的发展了，要求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地位。但是无数的实践证明，《资本论》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先进性，马克思经济思想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我国把握时代趋势的理论基础，也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研究好《资本论》的理论内涵，立足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实情，对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把握发展方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资本论》提出科学的经济分析法，揭示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阐述合适的经济原理，这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先进性。
二、《资本论》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问题
1.《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有着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要能够学会联系实际与所学知识，全面客观地看待事物，所以本文先讨论《资本论》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再联系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在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我国根据实际经济情况，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摸索，终于确定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创新思想，创新观念，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证明，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够更加科学持久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基本原理指出，商品的个别价值通常转化为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剩余价值转为利润，剩余价值率则转化为利润率。也就是说，没有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就不会存在生产价格、平均利润，就不可能出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与配置，就更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只有明确市场机制的运行层次，把握生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的内涵，优化结构，这样才能优化我国资本、产品、市场结构，从而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马克思把公有制经济与个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性问题也恰好是市场经济所有制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领导人立足我国实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行所有制的改革与创新，更加注重多元化的方向与整体的优化。
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热点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进口，进出口存在一定的逆差，这就需要我们依靠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拉动内需。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经济思想还较为保守，而思想越保守，就越会减缓经济改革的速度，经济状况就会每况日下，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走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一点，内地地区都应该向沿海地区学习，拓宽自己的经济发展空间。但是，即使是沿海地区，在某些经济政策方面也还有待改进，比如要减少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在对待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时，要一视同仁。在出口问题上，要统一门槛，改善投资环境，改革金融体系，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时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完成了行业改组，把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但是很难遵循国际规范运转周全。公司要想有效运转，就得注意完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体系。
另外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法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法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了，它也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在原始市场经济这个阶段，法治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依靠人际关系；而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活动较为复杂，经济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单纯依靠人际关系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经济的。现代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健全的法治市场经济。我国正处在两个过渡期，一个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个过渡期的市场经济是初级阶段的计划经济，是缺乏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个过渡期就是从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到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在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过渡期的顺利转变，需要进一步大力规范市场经济，健全市场法治。此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科技力量推动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从而健全经济体制。
三、运用资本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注意点
要想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首先我们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以价值理论为例来说，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最基本的核心思想。该学说认为，商品价值的源泉是商品生产者在其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我们在实践中，如果背离这个核心思想，认为除了人的生产劳动可以创造价值，生产材料也可以创造出价值，也是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源泉。那么，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就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悖了。
其次，要想理解透彻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领域，就必须参考马克思的研究程度。研究程度分为三种情况，第一，马克思已经将这个领域的问题完全研究透彻了，结论也非常科学。第二，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这个领域的一些论文，也做过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并提出理论观点，但是没有得出科学成熟的理论结果。第三，马克思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领域的问题，从来没有涉及。我们仍以劳动价值学说为例，马克思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简单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商品价值，资本主义竞争时期的商品价值，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商品价值实体、价值形式、价值形成的过程等等各个方面，马克思都进行了深度剖析，并做出了准确论断，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是最为严谨科学、最有价值的理论。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精神产品和服务产品，这些非物质形式的商品还没有成为市场商品的主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也曾经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并敏锐地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与时代条件的限制，对精神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价值分析，没有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中的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来，也没有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形成成熟的价值理论。而马克思也并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点，所以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中，不包括对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的分析。我们在了解这些背景情况后，就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历史任务了。
第一，我们在改革市场经济体系的时候，要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成熟科学的理论知识。要在面对各种以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学说面前，迅速反应并加以批判性反驳，来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地位。第二，对于那些马克思有所初步涉及，但是还没有加以全面透彻深度剖析的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据其未曾预见的新情况，继续加以实践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得出结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就精神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价值来说，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在实践中揭示出其价值实体的特点。要想做到这点，就必须以精神劳动与服务劳动为价值源泉进行剖析研究，以现代企业中的精神产品与服务产品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是较为复杂和艰巨的，但是一旦研究透彻了，就一定会极大地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三，对于那些马克思在有生之年还没有出现或者那些他还没有预见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层次地进行研究。我们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价值问题为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者的工作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核心指导思想，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问题，进行科学地研究。根据自身积累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四、结语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有选择的借鉴先进理论，只有这样才能让经典的理论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为提高我国的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资本论为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方向。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大前提下，深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孙章陆.《资本论》为研究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活动提供理论基础[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
[2]吴碧芸.《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剩余价值论与企业问题探讨[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7）.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9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反思
新中国成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规划、实施了体制改革的第一冲击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纵观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主要特点是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国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点建设，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集权过多或分散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次反复，但不是集中过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集中，又要有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只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应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繁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产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做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关系上，首要的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二、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
新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只能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市场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调整时期，通过改革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又开始多样化。结果，经济发展，市场活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大跃进”时期，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国家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运动，”把小社并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方法归于一律。“文革”时期，对所有制再次“升级”、“过渡”。在农村，把调整时期恢复不久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作为资本主义尾巴，一割再割。不少地方把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有的还把大队核算升级为公社核算，供销合作社也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在城市，对仅留的少量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也作为刮“单干风”，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不少地方把独立核算的小集体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结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整个国民经济死气沉沉，缺乏生机活力。
事实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必须与现实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任何超前的“左”的做法，都是不会成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突破所有制问题上的误区，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共十五大对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给予特别关注，取得重大突破，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三、要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文明成果，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
在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过分注重规范分析的方法，一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只能回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现实的体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且，无法对现实的经济体制进行客观评价。西方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就是对规范分析的重要补正，它解决的是经济体制的现实合理程度的问题，具有客观性、现实性、可证性的特点。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和运行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用作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并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恩格斯也认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经济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也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事实上，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整个社会生产力布局平衡，并且水平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但是，我国是从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就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有很大区别，尽管如此，我党一直把马恩的上述论述教条化、神圣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在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过程中，忽视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无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四、要注意消除小生产思想的影响，代之以求实、创新、效益、开放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习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都没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我认为，小生产的思想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就是小生产思想的母体。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到能进行个体劳动，但水平仍然很低的一种分散、独立的小规模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示，就是：“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则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这种家庭基本上就是“全能”的经济单位。人们在自己拥有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和生活，彼此不相干。这样，经过几千年的训练，一代一代的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牢固的“麻雀虽小，肝胆齐全”的小生产思想。
我国计划体制追求的“大而全”、“小而全”和强调自成体系，就是小生产方式希望“全能”生产和“麻雀虽小肝胆齐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实际上不过是放大和充实了的小生产家庭经济而已。
小生产的交换方式受生产力的限制，十分简单，几乎没有什么交换。“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因此，小生产的社会联系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说：“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无法理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必然性。新中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好实现了小生产者希望实现而又无法实现的愿望。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这也是小生产者的愿望。传统体制下一度流行的“共产风”，全民职工中实行大体平均的“八级工资”制，农村中实行大寨工分制等，实质上都是平均主义的作法，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篇10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意见》按照“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任务，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牵头负责部门和实施步骤。会议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坚持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以改革推进改善民生，以改革促进社会和谐，以改革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搞好改革的总体规划和统筹部署；突出重点，力求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明确责任分工，认真督促落实，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部署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了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及工作要求。其中，重点任务包括九个方面：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投资体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要素市场建设;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机制;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二、农林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不断创新集体林业经营的体制机制，依法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减轻税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意见》指出，将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形成集体林业的良性发展机制，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林地的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意见》指出，要完善林木采伐管理机制，规范林地、林木流转，建立支持集体林业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林业投融资改革，加强林业社会化服务。《意见》强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关系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现代林业发展，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各级党委、政府要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改革扎实推进。
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会议强调，必须立足于基本靠国内保障供给，加大政策和投入的支持力度，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要通过实施《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使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800亿斤以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下大的决心，有大的举措，在体制机制方面，主要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长期稳定不变，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国家财政支出重点向农村倾斜，逐步理顺粮食价格，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完善粮食储备体系，优化储备布局和品种结构，健全储备粮调控机制。会议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形成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体系，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不断完善政策，进一步调动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三、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加强证券公司合规管理。7月14日，证监会公布《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要求证券公司全体工作人员都应当对自身行为的合规性负责，并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承担责任。证监会将对证券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成为对证券公司实施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该《规定》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分类监管。7月10日，保监会公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保监会机关、保监局在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中的角色，构建了职责明确、统一协调、以公司偿付能力管理为内因、以保监会监管为外力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规定》总体上要求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风险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本，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保险公司包括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均应建立偿付能力管理制度，强化资本约束，保证公司偿付能力充足。偿付能力充足率即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是指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比率。
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7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确保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顺利实施，把好事切实办好：一要完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按照预算办理各项支出，严禁挤占、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二要规范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收费项目和标准要经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三要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随迁子女，要统筹安排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四是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按照当地公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准，享受补助。
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近日，证监会在京召开2008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年中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当前资本市场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统一认识，坚定信心，继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加快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坚持通过持续深化改革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四、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
推进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建设。7月1日，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2007年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强化责任考核，加快结构调整，完善政策机制，突出重点领域，加大资金投入，推进法制建设，搞好宣传教育，加强综合协调，使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会议提出，2008年要推进以下几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强化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要将评价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没有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地方和企业，要作出说明，提出整改措施。二是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组织编制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研究制定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统计制度。三是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经济政策。适时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完善生物质能发电价格管理办法，推进环保收费改革。适时启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7月10日，国家卫生部宣布，截至6月底，全国31个省份已全部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提前实现了今年全覆盖的目标。下一步，卫生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关于新农合经办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的研究，推动各地新农合经办机构的规范建设；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及时调整完善新农合统筹补偿方案，并不断完善新农合基金监管措施，从体制上、机制上保证基金安全、有效运行；各地按照修订后的新农合管理信息系统基本规范来指导、推进各地的新农合信息化建设，使信息化建设速度跟上新农合工作的快速发展;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切实可行的稳定和培养农村卫生队伍的政策措施。
六、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机制。7月21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条例》将于2008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从三个方面规定了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机制：一是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提高对外承包工程的质量和水平；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促进对外承包工程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对外承包工程服务体系和风险保障机制。二是规定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对外承包工程信息收集、通报制度，向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无偿提供信息服务；有关部门应当在货物通关、人员出入境等方面，依法为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三是规定了有关对外承包工程的协会、商会在促进对外承包工程方面的职责，包括按照章程为其成员提供与对外承包工程有关的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依法制定行业规范，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维护公平竞争和成员利益。
七、邮政体制改革
保障邮政普遍服务水平。为保护广大用户的基本通信权利，保障邮政普遍服务水平，加强对邮政普遍服务的监督管理，国家交通运输部《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邮政企业在提供邮政普遍服务时，应当以明示的方式提示用户有关免除或限制邮政企业责任的内容。邮政企业还应当向社会公布用户投诉电话，配备受理投诉人员，并在接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答复用户处理结果。《办法》规定了邮政管理部门对邮政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机制以及具体形式、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以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邮政普遍服务是指按照国家规定的资费和服务标准，为我国境内的所有用户提供的基本邮政服务。其业务范围包括信件、单件重量不超过5千克的印刷品、单件重量不超过10千克的包裹的寄递业务，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业务。
规范快递服务管理。为规范快递服务管理，交通运输部近日《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办法》从三个方面对快递服务和管理进行了规范：一是规定了快递服务的基本规范。明确要求提供快递服务要执行《快递服务标准》。明确要求快递企业应当公布并遵守其服务承诺、合理制定格式合同。针对目前快递服务中的投诉热点问题，明确了快递企业及从业人员禁止性的行为种类。二是规定了快递安全的基本规范。包括：收寄安全制度，应急保障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三是规定了快递市场管理的主要方式。包括：企业备案制度，统计报告制度，服务质量公告制度。
八、其他领域改革
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建立新型监狱体制。近期，全国监狱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对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会议提出，全面实行监狱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监狱经费纳入财政保障，建立监狱经费动态增长机制；建立监管改造和生产经营两套管理机制，强化监狱刑罚执行职能；建立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生产收入分开的运行机制，促进公正执法；建立完善监狱和监狱企业管理制度体系，保证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通过改革，进一步端正监狱工作指导思想，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提高监狱维护安全稳定能力，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水平。会议要求，监狱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整体推进。要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和完善监狱经费保障制度，实现全额保障。二是建立和规范监狱和监狱企业运行机制，实现监企分开。三是建立监狱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企业生产收入分开运行机制，实现收支分开。四是分离监狱办社会职能，实现监社分开。五是推进新体制机制协调有序运转，规范监狱管理，规范监狱企业运行，规范监企关系，规范收支分开，规范警察管理，规范工人管理，真正做到在新的监狱体制下规范运行。要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巩固改革成果，靠制度确保规范运行。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为149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并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至此，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为149户。
上半年全国水管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水利部通报了2008年上半年全国水管体制改革进展情况：一是，改革基础性工作基本完成。各地通过水管体制改革，对水管单位进行优化调整和组合，全国有体制改革任务的水管单位从改革前的15000多个减为约12000个。全国水管单位“两定”测算完成率为98%，分类定性完成率为85%。二是，“两费”落实明显提高。全国共落实公益性管理人员基本支出56.8亿元，占应落实经费的70%；落实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36.1亿元，占应落实经费的47%。三是，管养分离、人员分流、社会保障等稳步落实。全国有4600多个水管单位实行了管养分离（包括内部分离），占水管单位总数的40％；已安置分流人员4.5万人，占应分流人数的55％；职工参保近25万人，参保比例达到78％。四是，水管单位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及水价改革积极推进。全国有7500多个水管单位进行了内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改革。五是，验收工作全面展开。云南、江西、江苏、吉林、厦门、深圳、青岛等7个省（市）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并通过验收。
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促进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促进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国家工商总局出台《关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意义；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培育服务业市场主体；发挥职能作用，为服务业发展积极提供服务；强化市场监管，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加强组织领导，把促进服务业发展落到实处。
九、地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