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需求分析篇1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预测对策建议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从总体上看，云南省“十一五”期间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增长较慢与就业人口增长较快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这使云南省将长期面临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具体来说：劳动力需求在2010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明显减少的现象，由第三季度的173077人下降到157937人，降幅约为8.75%，尤其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下降；同时，用人单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目前云南省对劳动力技能有要求的企业已升至约34%，其要求主要集中在初级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五级及职业资格四级，合计比重约为28.26%。这表明，就业岗位对技能和文化素质越来越高的要求与云南省劳动者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技能水平不容乐观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云南省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SpSS16.0软件从经济发展（GDp）、产业结构（二产及三产产值）、所有制结构（民营工业总产值）、投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关系及环境（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建立劳动力需求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其中Y为就业人数，eCCZ为第二产业产值，SCCZ为第三产业产值，GDtZ为固定资产投资，mYCZ为民营工业总产值。结果表明：R2=0.984，方程拟合良好；第二、三产业产值与民营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它们的变动将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这与实际数据符合；而GDp和实际利用外资这两个指标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它们对劳动力需求量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度，因此在下一步的分析及预测中剔除了这两个因素。
1、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云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并不合理：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2009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62.3%的较大比重，第二产业为11.97%，第三产业占25.73%，呈现“一、三、二”的状态，与发达国家的“三、二、一”结构相距甚远。同时，在结构调整中，第一产业的GDp增长率较小，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且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作用较小；第二产业就业的增速和容量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云南省第二产业对劳动力需求仍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第三产业由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因而对就业的带动力最强，并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如表1所示。
2、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需求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将推动新产品开发和新产业兴起，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增加投资也有利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而这将促使传统生产方式向机械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使更多的劳动力被资本所替代。而回归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的系数为负，说明有更多的劳动力被资本替代，造成了就业人数的下滑。
3、所有制结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看，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越来越小，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层次低、规模小且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因而可以吸收各个层次的劳动力。虽然云南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纵向数值上发展较快，但在横向上与经济发达省份仍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吸纳就业的潜力巨大。
三、基于Bp神经网络的劳动力需求预测
1、Bp神经网络的应用原理
Bp神经网络是结构较简单、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人工神经网络，也称为反向传播网络（Back-propagationnetwork）。网络的设计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用工具箱中有关神经网络的设计与训练的程序，免去了繁琐的编程过程。因此，本文将采用这种方法，将劳动力的影响因素代入Bp神经网络建模，并预测未来几年云南省的劳动力需求数量。
Bp神经网络在本文中的应用原理是：将1990―2003年共14年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通过对训练样本运用神经网络进行计算，得出各个影响因素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定量关系，并以变量系数的形式表示出来，即各因素与劳动力需求的数学关系，然后用2004―2008年的5个样本数据检验该模型，通过检验的模型就可以用于预测和分析未来劳动力需求。
2、预测云南省的未来劳动力需求
本文选用三层的Bp神经网络来建立劳动力需求模型，其中每层单元只接受前一层的输出信息然后再输出给下一层的各单元。基于本文的实际问题，我们可以确定输入层与输出层的节点数分别为5个和1个。而在隐层节点数的选取上，我们采用动态构造法：即输入输出节点数不变，而隐层节点数可变，初始时放入足够多的隐层节点，然后逐渐删掉那些不起作用的节点，直到节点不可收缩为止。将Bp网络迭代效果最佳的SCG和CoB算法代入matLaB程序运行l0次，取平均值，最终可得，网络模型的最佳隐层节点数为11。因此，本文采用的基于Bp神经网络的劳动力需求模型的最佳网络拓扑结构为：5×11×1。
然后将1990―2003年共14年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该算法通过943步达到预设的误差e=0.001。然后使用2004―2008年的5个样本数据进行劳动力需求模型的检验。检验得出的数据为：2348.6、2429.3、2494.9、2476、2522.3，将它们与样本数据：2401.4、2461.3、2517.6、2573.8、2638.4相比较，误差分别为：0.022、0.013、0.009、0.038和0.044。所以该模型较好地实现了预测功能，并将误差限制在了0―0.05。
模型通过检验后，我们将2009年的数据代入检验好的网络来预测“十二五”期间的劳动力需求数量，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四年云南省的劳动力需求将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这与云南省近年来积极的就业政策相一致，同时也说明了该模型是有效的。
四、扩大劳动力需求的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餐饮、住宿、物流等服务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从人数来看，2005―2009年云南省净增就业223.5万人，其中第三产业净增184万人，约占新增就业的82.3%；从比重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由2005年的20.6%上升至2009年的25.73%，提高了5.13个百分点，可见云南省第三产业正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重点发展投资少、收益快、就业容量大、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1）旅游业。今后应进一步充分发挥云南特色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自然资源优势，优化旅游文化产业布局，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的互动融合，促进传统旅游向现代旅游的转变、实现旅游业发展与扩大就业的共赢。
（2）餐饮业。餐饮业以其市场大、增长快、投入相对少和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因此，我省需要继续将餐饮业作为重要服务业来发展。
（3）物流仓储业。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云南已成为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的人流、物流集散中心和陆路必经之道，这势必会为云南的零售、批发等产业带来更多的商机并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应加快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大型现代物流企业和综合性物流园区。
2、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强化其就业吸纳作用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经济的灵活发展。目前，国有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越来越小，而非公有制经济以其层次低、规模小且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特点，吸纳了各个层次的劳动力。因此，云南省应丰富所有制构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第三产业，并在税收、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它们的就业吸纳作用。
此外，目前云南省就业服务机构的技术装备较差，专业人才匮乏，提供就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缓慢甚至根本没有，以至于很多就业服务还停留在手工操作的层面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扩大就业的质量和效率。因此，云南省应加大投入，完善各种就业服务机构，提高就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孙蚌珠：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2
【关键词】高职教育转型升级专业结构设置产业结构
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技能人才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是推动高职院校建设的动力源泉。广东省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使命。因此，对广东省的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广东省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设置和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现状分析，力图找出广东高职专业结构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的方向，以促进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使命顺利完成。
一、广东省高职专业结构设置现状分析
今年5月，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在粤高校中，具备招生资格的学校一共137所，包括本科院校41所、高职院校79所、独立学院17所。高职招生占高校总数的57%，高职院校占领了广东高考招生的半壁江山。在现有的这些高职院校中，位于广州市的高职院校有45所，占到了57%。
广东省2013年高职院校招生人数超过26万人，占今年高等教育招生总数的一半以上，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担任着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基层一线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更是占领着无本科院校无法比拟的地位。因此，加大力度发展高职教育是广东省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必备要素，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政策支持。
2013年，在广东省79所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中，财经、电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四种大类专业规模最大。在三大产业中，与第二产业相关的开设专业差不多占36%，招生人数占到总招生数的27%；第三产业达到62%，招生人数占到72%，基本符合广东省“三二一模式”的产业结构。
上述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东高职教育在专业结构设置上与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发展基本相符，但由于最近几年来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并进入转型升级期，广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设置也呈现了突出的问题。
（一）增速过快问题
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统一布局与合理规划，高职院校在开设新专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各大高校争相扩招，使得新增专业不断增加以及各专业在招生数量上快速扩张。根据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广东省高职招生人数增加了近34%，在校生人数增加了近39%。由于过度扩张，学校人均办学资源相对减少，使得教学质量水平有下降趋势，最终导致毕业生在就业上出现“毕业等于失业”等问题。
（二）特色专业不明显问题
近些年来，学校间为了争夺生源，新增专业缺乏专业论证的比比皆是。许多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以“人有我有”作为指导思想，缺乏长期利益的考虑，过度追求数量规模，最后导致学校间专业过度重复，并且缺乏特色。办学标准在不同的地区和学校间缺乏统一性，在办学硬件上差异较大，导致同一专业在不同地区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在质量上差异较大，这不仅使得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也影响毕业生的就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归咎原因：第一，对发展观的误解，扩大办学规模成为学校发展的唯一标准，校舍、专业、招生的规模扩张带有盲目性；第二，对教学质量的误解，由于对高职教育的评价监控机制的不完善，学校为了赢得认可，只在规模上扩大，以吸引公众的眼球。
（三）专业建设资金投入不合理问题
广东省多数高职院校都设置都以文科占比例居高，而文科专业的投入成本相对人均较少。与之对比，工科类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的专业，只有少数几个重点高职院校开设，招生人数也较少，比例偏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相对紧缺的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是工科类专业，这种局面的形成与高投入专业本身的特点和高职院校自身的办学定位有关。高投入专业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昂贵的设备、较系统的实训基地的开发运营与维护，其人才培养往往也需要较长的周期，这就使得很多高职院校望而却步；而低投入专业则与此相反，具有灵活、容易控制、周期较短、易见效益等特点，相对容易赢得高职院校的青睐。
二、珠三角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现状分析
由于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劳动力需求改变，而教育改革却跟不上步伐，加上各种制度限制劳动力的流动，目前广东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其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岗位缺口大与部分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失衡导致企业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更有可能导致劳资关系不和谐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产业转型升级缺乏适合的劳动力支持，无法顺利转型。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产业转型升级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改变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窗口，以出口型制造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成为全部经济大省。民营制造业的发展对劳动力地需求规模巨大。大规模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吸引了无数的外省劳动力进入广东，而这些劳动力绝大部分的水平都相对较。广东省到了转型升级期，面临着产业结构重新调整，材料、技术更新换代以及消费需求的改变，新的产品不断涌现，许多产业日益衰退。改革开放初期所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的衰退导致某些行业整体性失业。而这些失业者短期内很难被其他产业所吸收，而劳动者本身的技术比较单一，再加上新产业的进入壁垒，如果没有良好的新岗位技术培训，这批早期为广东经济发展付出巨大贡献的劳动者可能就会一直失业。而另一方面，广东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为方向，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因此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支持，但目前的人才供应情况显然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
（二）高职教育不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
产业转型带来的大量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近年来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暴露出高校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大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与劳动力市场不能对接。广东省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一方面，本科教育与高职教育缺乏统一规划，在发展速度、发展层次、特色办学等方面缺乏长期规划，成人高等教育泛滥严重，重学位轻岗位培训。另一方面，专业设置缺乏统一规划，其比例和经济结构比例不协调，人才培养结构失调，培养质量得不到保证等。其结果是，大学生毕业后不能顺利就业。
（三）中西部崛起使得广东省高技能型人才流失
随着我国中西部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中西部落户，这些企业一方面能够提供优越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新时代的发展平台。广东的高技能型人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西部地区，他们企盼回到家乡发展，渴望以自己的知识能力为家乡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中西部的崛起必然导致广东省高技能型人才的流失，使得原来较缺乏技能人才供应情况更加严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设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高职专业设置应以产业结构调整所催生出来的人才需求作为出发点，高职专业设置的方向和思路应以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来决定；另一方面，合理设置高职专业，是高职院校成功培养出社会急需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关键，也是产业结构发展目标能够实现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广东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广东省高职教育的重任是研究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设置的高度融合，以培养出能够适应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实现广东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会，2008：《广东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探究》.《当代经济》第9期.
[2]王伟华，2013：《广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调查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第23期.
[3]叶萍，2012：《广东省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动态适应性研究》.《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报》第9期.
[4]王一群.2011：《基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对接的思考》.《高职论丛》第2期.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招聘；供需；匹配
1中小企业招聘问题的社会背景
目前，国企招聘人员大幅减少，行政机构也在厉行精简，于是民营企业成为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方式。[1]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企业自身能够为求职者提供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很难达到大企业的水平，发展状况不确定，内部管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混乱，知名度不高等。[2]这些状况都使得中小企业很难吸引求职者特别是优秀求职者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一定要准确了解自身业务所需要的人才，熟悉求职者对工作待遇的要求，在立足企业实际状况的条件下组织招聘满足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要求的人力资源。[3]
2建构基本的劳资供求匹配模型
在详细分析中小企业的特殊性之前，我们应该辨明劳资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小企业所具有的特性。如果连基本关系都搞不清楚，那么特殊关系也无处立足了。企业获取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都需要使用一定的货币资金，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即人力资源，当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货币。但是在企业看来更重要的是，招聘到的劳动者能够高效地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为企业创造足够的价值。但是众所周知，劳动者所内含的劳动能力，即我们常说的人力资源，在员工被招聘之前，并不能以感性的方式体现出来。不仅如此，劳动者想得到特定的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等，如果企业不能给为其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也依然不能够激发起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用“劳资供需匹配模型”来分析以上这些问题，并立足这一模型，分析中小企业招聘的特殊性。在这一模型中有四个主要范畴，分别是劳动者需求、劳动者供给、企业需求、企业供给。
劳动者需求，是指劳动者认为的企业应该提供的，用以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享受的需要的各类报酬的总和。这些报酬并不仅仅是以金钱（货币）的形式支付的单纯薪水，还包括福利待遇（公共福利、个人福利、有偿假期等）。劳动者供给，是指劳动者实际所拥有的基本能力、专业素养、可能影响工作效果的性格特质、健康状况等。劳动者凭借这些储存在自身内的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从而交换企业的各类报酬。企业需求，是指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的特点、目前及未来发展所需的岗位职能等因素所预计的需要得到的劳动力的各种供给。企业供给，是指企业财务状况所允许的、同岗位素质相适应的、参考了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愿意提供给劳动者的工作报酬。前面也提到了，劳动者自身必须拥有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并能够把这些人力资源如专业知识、办事能力、健康的体魄有效地提供给企业，为企业创造一定的价值，才可能得到企业提供的岗位工资、福利待遇等。
企业需求在这一闭合回路中起着切入点的作用。只有企业有了人力资源需求，这个通路才能运转起来。企业需求由企业自身的业务性质、发展潜力等因素所决定，要服务于企业现实的生存发展的要求。快速扩张的企业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一线职工，发展乏力的企业招工较少甚至不招。当“劳资供需匹配模型”里注入了强劲的企业需求的活跃因素后，该模型就要快速运转了。企业需求是该模型的动力源泉。
企业供给由企业需求所决定，必须与企业需求相匹配。企业供给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所需人力资源的性质、质量、数量。企业通过工作分析等人力资源工作，计算出本企业的企业需求，从而搞清楚企业为了获取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即为了吸引足够数量、合格质量的应聘者加入企业而必须提供的薪酬待遇。这些成本即是上文曾经提到的用以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享受的需要的各类报酬的总和，但与劳动者需求不同的是，这些成本是企业一方所预计的，还不是实际偿付给员工的实际工资，而且在这时，企业尚没有把新员工招聘到企业中来。由于这些成本是由劳资两方分别预计出来的，这两方的预计当然会有所差异，甚至差异还很大，如果差异过大以致超过某一范围，那么劳资双方就不能达成一致，双方就无法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在劳资供需匹配模型的一边，是企业需求和企业供给；在模型的另一边，是劳动者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它们同上述的企业需求和企业供给共同构成完整的劳资供需匹配模型。
3根据模型为中小企业提出的建议
首先，对于“企业供给”方面，中小企业要明白由于资财有限，能够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钱本来就不多，自身“企业供给”存在一定局限性。要设定合理的薪酬水平，既要能够吸引求职者，又不能给自己带来过大的财务压力。在招聘过程中，中小企业应该自觉以劳资供需匹配模型为指导，多多宣传自身提供的条件中较能吸引求职者的部分。
其次，既然企业方能够提供的条件不多，那么就一定不要对“劳动者供给”有过分严苛的要求，否则企业很难找到员工。人才市场上有许多求职者，或许有些求职者刚刚大学毕业，工作经验不足。但是作为中小企业一方，不妨将有一定资质的求职者先招收进来，让这些新员工在干中学，通过实践工作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中小企业要通过岗位评价来分析本公司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员工，这些员工需要有什么样的基本技能，不要只注重学历，否则会错失许多能够胜任职务的求职者。
最后，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员工入职不久就跳槽的风险，中小企业可以将公司的工资增长的前景预先告知新员工，让新员工明白只要努力踏实地工作，一定会及时得到提高工资或完善其他福利，满足员工的日益增长的“劳动者需求”。依笔者的意见，工资增长等应该同样以“企业供给”为参照条件，符合企业的财务现状，不能盲目地为了留下新员工而过多地消耗企业资源。这样做很可能导致“企业供给”远远超出“劳动者供给”，为企业带来隐形损失。
参考文献：
[1]蒲建萍.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5）：51.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4
关键词：失业理论；马克思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73―06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比较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认为，如果工资自由伸缩，就不会存在失业；如果存在失业，一定是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的结果。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工资具有充分弹性，故而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不存在失业；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时，随着积累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亦增加。“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和积累齐头并进，资本的可变部分就至少会按照总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积累的不断增长迟早必然导致工资的逐步提高。”马克思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上升。这样，积累的进展就会减少可变资本的相对量，但这一趋势并不排斥绝对量的增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资本积累、积聚与集中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提高，对劳动者的需求会更小，进而形成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认为，只要工资具有伸缩性，失业并不具有必然性。而马克思失业理论认为，由于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获利的内在动力，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资本主义必然存在失业。“由积累提供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等等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旧资本一旦达到全部更新的时期，就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劳动资料和原料。经历这种技术变革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增长，这种变革所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明显。”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甚至出现经济停滞，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显然，古典失业理论认为，存在失业与否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是否具有弹性，而且假定劳动力市场工资具有弹性，故而市场能实现充分就业。而马克思失业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才是存在失业的关键，而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故而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另外，马克思还认为，一般而言，工人的工资下降有一个最低阀值，即工人的工资不能低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否则会造成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损害，尽管这一最低阀值可能被突破。“总的结论是：‘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这说明，资本主义市场自由调节可能导致现实工资低于生理与道德底限，这样资本主义市场机体在现实中自然经常遭受损害。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凯恩斯失业理论
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凯恩斯失业理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都相当明显。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基金相对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则相对上升，在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赚钱的内在动力下，资本家会促使投资不断上升。这样，一方面消费需求因工人的收入不断降低而下降；另一方面，供给却又会因投资的不断扩大而增加，结果是供求缺口越来越大，出现经济萧条与经济危机，从而导致大量失业，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典型的萧条经济”，马克思分析的失业很大成分上是“萧条性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必然产生大量失业。显然马克思与凯恩斯都承认：失业问题都因经济萧条而必然存在，而且经济萧条主要是需求不足所致。在消费需求不足这点上，二者的分析基本一致。但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二者存在分歧：马克思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工人工资基金下降的结果，或者说是工人的工资基金没有适应积累增速的结果。而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进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对于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萧条进而影响失业的分析，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还存在投资需求。如果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边际效率不断降低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在市场自行运转的情况下，可能双下降，所以有效需求不足在所难免，经济萧条势必周期性爆发，失业随之加剧。
其实马克思也进行过类似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信用与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强有力的杠杆，竞争加剧了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进而伤害了资本积累，刺伤了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但马克思与凯恩斯对投资需求的分析各有侧重。马克思认为，投资是需求更是供给；而凯恩斯认为，投资主要是现实的需求。显然，投资既是需求又是供给。从短期来看，投资形成了对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需求；从长期来看，投资又是供给，它会形成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因此，马克思侧重从投资的长期效应(形成供给)来分析问题，而凯恩斯则主要从短期效应(形成需求)分析问题。凯恩斯十分重视短期分析，他认为“长期我们都死了”。从更为科学的角度看，长短期分析法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如果从综合分析法的角度来看，应把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分析结合起来。在短时期内，是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共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失业；但在长时期内，主要是总供给过大(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由于长期是由短期构成，长期需求又制约短期投资结构，而短期的投资需求结构应与长期的最终消费需求结构一致。否则，可能在短时期内，需求与供给在总量上一致，但在长时期内，即便总量上一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另外，凯恩斯著名的乘数原理说明，如果满足乘数原理发生作用的条件，则经济可能倍数地扩张与收缩，从而就业也随之多倍地扩张与收缩，乘数原理说明，经济收缩期间，失业会更加严重。这一点马克思经济学不曾分析，但乘数原理确实是重要的现代经济规律。
(三)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货币主义失业理论
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弗里德曼认为，即便消除了周期性，也存在失业。也就是说，即使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的特征就是“自然性”或客观性。自然失业率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寻找工作需要时间、金钱与信息。但信息具有不完备性，搜寻工作的时间与成本又必然存在。
这样，搜寻工作存在“摩擦”成本，“摩擦失业”不可避免。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与需求结构的转换，总有人难以适应或总有组织难以适应，进而出现结构性失业。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就构成了“自然失业率”的主体。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萌芽着“自然失业率”理论。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而且队伍会越来越庞大。产业后备军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工人被排挤成为“外部人”。显然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取决于两个十分重要的力量：一是新增人口与直接进入产业后备军的人口比率；二是旧产业与新产业的排斥率与重新就业率。如果重新就业率高于排斥率，那么后备军的规模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但无论如何，产业后备军中有一个稳定的人口规模，这一规模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就是典型的“自然失业率”，这一比率并非固定不变。如果后备军中稳定性的人口规模比较大，自然失业率就高，反之就低。自然失业率比较高的原因可能是排斥率高于重新就业率，新人口中直接进入后备军中的人口比较多。就如同蓄水池原理，如果进水多于出水，则蓄水池中的水会上涨，自然失业率自然也就较高。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蕴含着“自然失业率”这一重要思想。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蕴含着“自然失业率”这一重要思想。图1中a、B、C分别表示新增劳动力进入新产业、旧产业与产业后备军的人数；D、e分别表示旧产业被排斥入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产业后备军中重新进入旧产业中的人数；F、G分别表示产业后备军进入新产业的人数、新产业中被排斥入产业后备军中的人数；K、i、J分别表示从未有过旧产业、产业后备军与新产业中退休人员数。
马克思认为，积累过程会伴随不断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过剩人口所形成的产业后备军对于工业周期性波动中的资本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套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就是自然失业率会不断上升，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直接使用“后备军”这一术语。
(四)马克思失业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
目前流行的新古典失业理论主要研究失业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效率工资、最低工资、内部人优势、保险过度、通胀预期等的关系。并把失业的类型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其实，马克思失业理论也重点研究了失业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方面推动了一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导致经济出现明显的周期性，进而对失业产生明显的周期性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尤其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同资本自身的量成比例地减少，导致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越来越大，自然失业率越来越高。
同样研究技术进步对失业的影响，新古典失业理论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失业理论分析存在着差异：随着技术进步，新兴部门不断产生，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日益成为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时，围绕新技术的部门便大量兴起。这些部门或是市场化部门，或是半市场化部门，或是非市场化部门。显然，这些部门不断产生，而且不断专业化，受雇于这些部门的人将越来越多，技术进步虽然产生了失业，但同样增加了就业，二者作用相抵，技术进步对失业的影响就具有不确定性。事实上，经济发展进程表明，当一国教育越来越发达，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时，围绕技术进步的部门与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传统产业部门由于利润的微薄而逐渐迁出发达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产业领域，农业成分下降，工业迅速发展且产业工人迅速增加，世界范围内就业人口因技术进步而增加，而且这一趋势因技术进步的加速而加速。
而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生产部门为劳动提供了补充市场。但是，不管这样雇佣的工人人数有多大，他们的相对人数同投入企业的资本数量相比，一开始就显得微不足道，一旦这些工业部门扎下根以后，他们的相对人数就会立即减少。所以，新兴部门的吸纳力有限。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所吸收的工人人数达到最大限度的同时，产品会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些产品一遇到一点障碍，社会机制就会停滞下来，资本就会以最大的规模和最粗暴的方式排斥劳动。显然，马克思也分析了新兴部门对就业的吸纳力，但吸纳力有限。
二、从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失业理论比较中得到的有益启示
(一)以“最低阀值”制度替代“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充分就业
西方经济学为失业理论分析提供了基本工具，而马克思失业理论阐明的最低工资为失业理论分析提供了工资波动最低阀值。比如，弗里德曼失业理论与产业后备军理论为分析自然失业率理论提供了基本分析思路；凯恩斯、马克思失业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与新兴产业部门兴起理论为分析劳动力需求变动提供基础；效率工资理论、最低工资理论、内部人与外部人模型等为分析自然失业率上升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把这些分析思路进行一次新综合，就可以看出失业的本质，并能对我国解决失业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如图2所示，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n10与劳动力供给曲线nS相交，对应的均衡工资是w0，均衡就业量n1；如果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当工资为w1时，则会出现失业量n2-n0。当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时，存在失业，而当现实工资越来越远离均衡工资时，则失业愈加严重。如果替代技术发展越快，则结构性失衡与摩擦失业就越来越严重，自然失业率也就越高，根据西方失业理论，增加的新兴产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增加的就业量。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一个经济体良性运行，则现实工资不能低于马克思的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低工资水平。市场上人们就业的最低条件是能维持自身及家人生存的最低工资，如果现实工资低于该工资水平，受雇佣者在长期不会接受。显然，均衡工资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或等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最低工资水平(最低阀值)。如果低于该阀值，则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办法是政府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最低工资能保证工人正常的再生产)，但不强制企业执行，而是政府参考最低工资(阀值)对未达到最低工资者进行差额补贴。这样既不增加失业，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制度不同于最低工资制度，因为最低工资制度中的最低工资，企业必须执行，而且如果最低工资高于了均衡工资水平，企业执行的结果必然是失业的增加。我们可以把这一工资制度称为“最低阀值”工资制度，该工资制度中的最低工资，由企业自愿执行，如果企业所给工资低于“最低阀值”，则由政府弥补，这样保证了通过均衡工资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又能保证工人自身正常的再生产，防止对市场机体进行损害。
(二)通过发达的教育体系消除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降低自然失业率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失业工人将会越来越多。但西方失
业理论证明，技术进步可以在长期缓解失业，但这需要失业工人能迅速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为条件。马克思失业理论给我们以警示，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给我们以启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的供给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具体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上，低层次劳动力数量庞大，低层次劳动力由于素质太低，加上发展中国家一般无力承担相应的劳动力培训费用或教育费用，导致低层次劳动力的低素质有固化趋势，因而工资也呈现固化趋势。另一方面，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供给数量有限，年龄基本上处于中青年阶段，因而劳动效率高，边际产出较大，故而工资较高。
图3说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nLS，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近于无限弹性，则供给为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w0)，当需求从nD1扩张到nS2后，工资没有增加，仅仅有就业量的增加，我们可以称之为工资上升效应为零，而就业效应充分(就业量从n0上升到n1)。而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上，若假定劳动力供给为一固定数量(nHss)，当需求从n1D扩张到n2D后，出现零就业效应(就业量仍然为n0)，而需求增加完全通过工资上升表现出来(工资从w0上升到w1)。劳动力素质固化趋势的最大困境在于社会两极分化将十分严重，可能进一步导致穷人因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就业日益艰难，进而出现“穷者恒穷”的恶性循环。
结论是：如果存在“二元性”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即低层次与高层次劳动力市场分割)，且低层次劳动力难以顺畅地向高层次劳动力市场流动，则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会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余额，这一余额成为“自然失业率”的主力军，从而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总需求；产业结构；科技进步；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38-03
引言
对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国外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根据英法美等14个国家近百年的经济增长统计分析，总结出现代化及国内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人均GDp和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结构的转变率变快，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平衡。
国内也有众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因素，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成果发现总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就某一角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二种是多角度定性的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三种是多角度定性结合简单的定量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本文出于系统性的考虑，主要从生产投入、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成本结构等多个不同角度，定性分析结合模型定量分析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
一、投入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全社会的最终产品，不管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产品，都是经过投入要素和生产过程的。因此，任何的生产都离不开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来源，一般包括物质性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劳动，正所谓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力的增加又可分为劳动力的数量的增加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承载着技术进步的使命，同时其也是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最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技术进步是一个知识渐进累积和创新过程，是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核心。
本文选用资本形成总额(K)来反映资本，各产业年平均就业人口(L1、L2、L3)来反映劳动力，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利用1980年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根据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数量分析。
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从1980年1599.7亿元增长为2008年的133612.3亿元，期间以年平均17％的增长速度增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年的逐期增长都在15％～25％；年平均就业人口也从1980年41692.5万人增长为2008年的77235万人，期间以年平均2％的增长速度增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年的逐期增长都在1％以内。而科技转化率偏低仅为15％，不到发达国家的1／6，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70％～80％。
在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分析资本、劳动和技术对经济增长影响，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LoG(GDp)=2.16+0.64,LoG(i)-0.44*LoG(L1)-0.45*LoG(L2)+1.17LoG(13)模型1
t值 1.67708.6830 －2.3000 －2.7025 4.6004
模型1中可以看出：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参数都显著不为零，说明综合科技水平、资本及各产业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第一、二产业从业人数的产出弹性为负数，说明第一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过多，其再增加将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第三产业劳动的产出弹性为正，说明仍然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空间，应积极引导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4，综合起来仍然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两倍，说明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为止要远高于劳动力要素。资本和各产业劳动力的的产出弹性之和为0.92，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如果各生产要素均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9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再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了，不能再仅靠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应该考虑如何优化配置要素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从总需求结构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无非就是内需和外需两个因素，具体表现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需，即可以通过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三个指标依次这三个需求。
消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消费需求旺盛，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保证增加的投资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消费需求是GDp使用的主要部分，是经济活跃的根本力量，其持续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保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告别了温饱的困扰，开始步入小康社会，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由过去单一的资源制约，转变为资源与需求双重制约，尤其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了主要因素。从1980―1992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基本上是在62％～6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内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使得最终消费率都在60％以下，新世纪以后消费率更始开始逐年降低，2008年仅为48.6％。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远远不够。根据世界银行消费率数据可以发现，4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1个近72％的消费率在70％以上，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更高，比如美国86.1％、日本75.4％，英国86.5％，法国80.3％等，而中国仅为54.3.2％。
投资需求属于间接需求，任何国家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品积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由欠发达状态迈进发达状态。只有通过积累，才能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设备，才能不断提高现有生产率，才能引进新技术等，适当的投资率在规模报酬增加的生产阶段能够保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高投资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增长。从1980―1992年中国资本形成率绝大多数都在35％～40％，新世纪以后超过了40％后更是节节攀升，2008年高达43.5％。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4年资本形成率数据可以发现，4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6个近84％的资本形成率率在30％以下，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更低，比如美国19.2％、日本22.7％，英国16.8％，法国19.5％等，而中国的为43.2％。
外需表现为对外贸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对外贸易。从1990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保持了长时期的顺差，八五、九五、十五期间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都
保持在2％-5％，而十一五前期达到8％和9％，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又下降为4％。
三种需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增长，接下来以最终消费(C1)、资本形成总额(i)、净出口(eX)和GDp建立回归模型，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如下最佳回归模型：
LoG(GDp)：o.88+0.50*LoG(i)+0.48*LoG(C1)+0.01LoG(eX)模型2
t值 10.234913.9050 11.6183 2.9415
模型2中可以看出：三种需求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三者协调影响经济增长的。从产出弹性的大小来看，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不相上下，总体上投资略高于消费，而外需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三、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
借鉴欧美各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不难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产业结构转变程度直接影Ⅱ向着经济增长发展速度。但是中国产业结构不是很合理，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三次产业间1980年呈现出30：48：22的结构，1990年呈现出27：41：32的结构，2000年呈现出15：46：39的结构逐渐演变为2008年11：49：40的结构。虽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使得产业结构得到了一些优化，仍然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1990至尽一直维持在10％以下，近年来偏低。工业得贡献居高不下，基本在45％～60％间波动，2008年工业的产业贡献率仍然高达46.1％。第三产业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根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5.3％，上中等水平为63.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达70％多，而中国2006年仅达到41％，还达不到同等国家的平均水平。
各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接下来以GDp和各产业增加值(x1、)(2、x3)建立模型分析，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估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1.21+0.10*LoG(x1)+0.59*LoG(](2)+0.28*LoG(X3) 模型3
t值 15.4946 3.5585 23.2308 12.3900
模型3中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三次产业的弹性依次为0.10、0.59和0.28，第二产业的最大近60％，说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且其是中国的主导产业。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质是资源重新配置。经济体系总是会把资源从效率低的生产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产业结构就这样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以劳动力要素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是很不合理，第一、二产业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负贡献的情况，劳动力资源过剩，尤其是第一产业，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了积极的正贡献，仍然能够吸纳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应加快优化就业结构，促进一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合理转移，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自1980年以来，随着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图1)，且下降幅度较小。20世纪60年代初有80％多的人从事第一产业，2000年为50％，2005年为44.8％，就是2008年还为39.6％，而同期美国的劳动力则具有较大规模的转移特征，1960年只有10％左右的人从事第一产业，2000年为2.6％，2005年仅为1.60。而作为反映社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第三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横向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一般在70％～80％，甚至80％以上，而中国目前只有30％不到。
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将劳动者报酬看成最为提供劳动力的个人所得，生产税净额看成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国家所得，总营业盈余看成作为生产单位的集体或者企业所得，初次分配则体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2007年资金流量核算表中的统计，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构成，其中劳动者报酬约占95％。可见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能反映劳动者的收入状况。那么，衡量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就是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这个比重的大小，反映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
目前中国是“国富民穷”，分配格局反映出初次分配不公平的状况(见表1)。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由49.5％下降为39.7％，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的比重也由11.7％上升为14.2％，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同时营业盈余的比重则由24.8％上升为31.3，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这种“利润侵占工资”的现象值得各界关注。即使是在一些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也强调个人激励对生产贡献最大，尽量使分配中的劳动所得占多数。如英美一些国家2000至2006年的份额到在55％至60％。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别提出了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重要性，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在“十二五”期间要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切得更合理，突出了“民富”的目标。
五、问题和建议
(一)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应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变制约为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会严重影响甚至制约经济增长，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中国正处于第二产业主导逐步要向第三产业主导发展的发展阶段，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多层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现代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总之，要保证第一产业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大力发展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二)外需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小，且内需中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略低于投资需求的影响，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后，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将逐渐由投资转为消费。中国2006年人均GDp为2035美元，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成为根本。为了落实党中央十七大中提出的“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保证经济今后几年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循环发展，可以借鉴世界上发展类似国家的经验，制定出一些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提供保障等方式来促进消费革命，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措施推动高储蓄向高投资转化，优化投资的结构和保证投资的效率的同时扩大民间投资。
(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低，应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正所谓科教兴国，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科技进步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结果。一方面，加大科技教育经费的投入，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改变人力资本现状及结构，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知识的溢出效应，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的取得。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初次分配不太公平，应尽快优化资源配置，使各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甚至连年下降，不能充分体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会影响到劳动力要素的充分发挥；还会使居民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到消费需求不足，削弱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还会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方针背离；同时也是粗放式经营及发展模式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要尽快应优化分配结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金项目：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院选科研项目(CRF20083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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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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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敏，我国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10，(09)：45―47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6
本文根据目前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查结果，对其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高今后新机场建设推进及新航城建设期间就业服务的精度和准度，促进大兴区和谐稳定发展。
一、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基本情况
北京新机场的一期建设涉及大兴区榆垡、礼贤两镇，共计13个村、6865人因此搬迁，其中劳动力5645人，拆迁劳动力呈现出如下特点。
1.务农失地劳动力较多
13个拆迁村共有劳动力5645人，其中1653人务农，占劳动力总数的28%。这部分人因长期在农村从事种养殖劳动，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后面临就业问题。
2.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5645位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等个年龄段的人数分别为2005、1508、1306、826，各年龄段所占比重分别为35%、27%、23%、15%，85%的劳动力不足50岁。中青年是就业的主力军，这一人群是否就业、就业质量如何关系到其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
3.文化层次偏低
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2541、1909、804、391，所占比重分别为45%、34%、14%、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整体文化层次偏低。
二、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情况
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中，3329人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60%，务农及未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为2216，占劳动力总数的40%。
1.劳动力就业情况
（1）就业方式分析。3329位已就业的劳动力中，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分别是2977、127、31、184、40。通过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9%，创业的劳动力仅占4%，自由职业的劳动力占5%。
（2）待就业劳动力分布。待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为2216，占拆迁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9%，就业压力较大。其中1563人务农，另有753位未就业人员，分别为“在校学生”536人、“军人”14人、“无业”203人。
（3）未就业劳动力分布。“无业”状态的203人，其中“新生劳动力”6人，“解除劳动合同”28人，“个人原因无法就业”11人，“有就业需求无合适岗位”52人，“无就业需求”106人，各类别人数占无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14%、5%、26%、52%。
（4）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分布。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共计106人，其中67人“需要照顾家人”，8人“有其他收入渠道”，31人因“其他原因”而无就业意愿。
三、影响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原因分析
1.学历偏低，职业技能不足
5645位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比为79%，整体学历偏低，在求职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5645位劳动力中有1563人长期从事农村劳动，职业技能不足，不能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学历低、技能低影响了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及就业质量。
（1）就业方式较为单一，创业意识不高。3329位已就业劳动力中，通过传统的“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占到了89%，通过“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社区管理员”、“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员合起来的占比才11%。就业观念较为陈旧，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意识不高。
（2）就业意愿不足，积极性差。处于“无业”状态的203人中有106人没有就业需求，占比达到52%，占除去“务农”以外的未就业人员的7%，占拆迁劳动力总数的2%。106位无就业需求的人员中有31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就业，占无业人员的15%。不想就业、不愿就业体现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意愿不强，“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就业积极性较差。
（3）工资预期高，工作条件要求多。本地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一般都在2000元/月以上，并且还要求社会保障齐全，而外来务工人员工资预期一般在2000元/月，且很多人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比较来看，本地劳动力较高的工资预期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弱。
2.工作条件的“五不干”
在工作条件上，本地劳动力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五个不干”：离家远不干、工作累不干、工作脏不干、经常加班不干、不体面不干。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非体面工作不干，不是先就业后择业，而是宁可无业也不就业。而拆迁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相对低，文化、技能水平达不到现代企业的用人需求、特别是达不到管理岗等高端岗位的用人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低端岗位瞧不上、高端岗位不适应”，眼高手低，就业竞争力不强。
四、针对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服务的建议
1.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就业观念转变
开设职业指导讲座，帮助拆迁劳动力了解就业的重要性。就业不仅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促进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为下一代树立勤劳、上进的良好榜样。通过广泛宣传，引导拆迁地区劳动力端正就业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摆脱“瓦片经济”等小农意识，提高他们的就业意愿，奠定实现就业的良好心理基础。在机场拆迁地区加强就业政策的宣传，让拆迁地区劳动力掌握就业政策，特别是灵活就业方面的政策，就业不一定非要通过“单位招用”，还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就业方式，帮助拆迁劳动力拓宽就业途径。
2.加强就业引导，促进转移就业
帮助劳动力了解就业形势，结合当前市场就业形势及个人实际情况，引导劳动力对自身形成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帮助拆迁劳动力尤其是务农失地劳动力合理定制自己的就业预期，对工资预期、工作条件的要求趋于合理、合乎市场需求，避免“眼高手低”的情况，促进他们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提高就业成功率。
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
针对拆迁地区劳动力学历低、技能低的情况，加强对该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统计大兴区内企业的用人需求，挑选用人需求较大、有技能要求的岗位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订单式”培训，争取培训一人、推荐一人、成功一人，提高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帮助他们在职业技能上“脱贫”，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4.加强就业帮扶，输送匹配岗位
结合拆迁地区劳动力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岗位预期等情况，采集大兴区内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筛选相匹配的岗位，组织面向拆迁地区劳动力的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及个人搭建供需平台，帮助企业解决用人需求、帮助个人实现就业。通过提供有效岗位，对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
5.加强创业引导，提升创业意识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7
【关键词】浮力塔式海洋平台疲劳损伤分析wamitSaCS
全球经济飞速发展，油气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极大的推动了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的发展。海洋平台作为油气资源开采的常用设施，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浮力塔式海洋平台是近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新型油气开采平台，它的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固定式海洋平台，其性能介于固定式和浮体海洋平台之间，本文针对世界上第一座浮力塔式海洋平台对其结构做疲劳损伤分析。
1概述
世界上第一座浮力塔式平台建成于2012年，于秘鲁西北海域作业。作业区域水深为53.3m。平台底部有一8.4m直径9m长的吸力盘结构，入泥8m用以支撑上部的浮力塔式平台结构。其效果图见下图。
浮力塔式平台常年处于复杂的环境条件中，且浮力塔本身对于环境的响应相对固定平台更加的敏感，环境条件的交变直接导致平台结构会随浮力塔发生运动。这完全不同于固定式平台，故固定式平台常用的简易疲劳算法并不适用于浮力塔式平台。
本文采用详细疲劳谱分析方法，利用wamit和SaCS软件完成对此浮力塔式平台的疲劳损伤分析。所有分析满足apiRp2a要求。
wamit：广泛应用于浮式海洋结构的运动性能分析，可以得出浮式结构在任意环境条件下的运动Rao。
SaCS：是当今海洋工程界结构设计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设计分析软件。该程序的疲劳分析模块融合了美国api规范，能够完成海洋平台结构的疲劳损伤与寿命计算。
在海洋平台结构系统疲劳分析过程中，疲劳损伤的计算对象是管节点。本文的分析也只针对该平台结构的管节点进行疲劳损伤分析。
本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步：wamit分析得出浮力塔式平台在不同环境载荷下的运动响应。第二步：wamit得出的运动响应结合此海域的实际波浪能量谱即为此海域长期内预期出现的全部海况的集合。为了结构分析的目的，这种集合可以集中为波浪能量谱和具有出现概率的物理参数来表达的代表性海况。
然后应用谱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每一海况的应力响应并同时考虑平台的运动响应。此步骤在SaCS分析过程中实现。
2wamit计算浮力塔式平台运动响应
利用wamit的6自由度分析得到加速度的Rao数据，其表示浮力塔式平台相对泥面以上24.4m位置的加速度数据。其中ag*sin（θRao）为附加水平加速度，θRao为相对各轴的转角Rao。
计算中考虑0，45，90，135，225，270和315度8个浪向，分别得出平台在这8个浪向下，周期在4～34秒范围内的Surge，Sway，Heave，Roll，pitch和Yaw的运动数据和相位角。
我们可以得出在任意时刻t的加速度为：amplitudexcos（ωt+相位角），其中ω为角频率（rad/s）。
3SaCS分析平台疲劳损伤
上一节中得出各个浪向下浮力塔式平台运动的加速度Rao后，可以将上部平台结构独立出来单独计算疲劳损伤。并需要将上述数据以如下格式输入的上部平台结构的SaCS模型中。
所有平台载荷在计算过程中均需已重量形式考虑，本平台载荷见下表1所示：
平台设计寿命为20年，安全系数为2，S-n曲线采用apiRp2a规范中的X’曲线（图2）。平台结构疲劳计算模型如图3～4所示。
根据平台井口的布置，针对不同井口位置计算组块平台的疲劳损伤。本文中考虑4个最极端井口位置进行计算。总的疲劳损伤等于各个井口位置的疲劳损伤之和，疲劳寿命等于设计疲劳寿命除以总疲劳损伤。
根据api规范的到公式（1）
∑Di=∑SFi*di<1.0（式1）
其中：
di=每个井口位置的疲劳损伤
SFi=2.0（疲劳损伤计算安全系数）
通过分析，平台结构在设计寿命期间是安全的，疲劳损伤值大于0.5的节点数据。
计算结果表明：平台结构与下部浮力塔直接相连的四根主立柱与其他杆件焊接处易发生疲劳破坏；平台结构疲劳损伤最严重的地方发生在此四根立柱的最下部节点处，损伤程度高达0.949，但未超过设计使用寿命内允许的疲劳损伤。
4结论
（1）采用wamit与SaCS两种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对该浮力塔式平台结构进行疲劳损伤分析的方法，充分利用了wamit对于浮式结构性能分析的强大功能，同时规避了SaCS本身关于浮式平台运动计算的局限性，分析过程更为严密，结果更可靠。
（2）计算实例表明，该浮力塔式平台结构在设计寿命期间内是安全的。
参考文献
[1]邓洪洲，孙秦，杨庆雄。海洋平台结构系统疲劳可靠性分析方法.中国造船，1995-4
[2]邓洪洲，孙秦.海上平台结构疲劳与疲劳可靠
性分析程序设计.计算力学学报，1994，14（4）[3]方华灿.海洋石油钢结构的疲劳寿命。石油
工业出版社，1990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8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经济学分析
一、导言
在劳动力资源中，高校毕业生是富于创造性的群体，是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但现实情况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大学生供不应求的局面已不存在，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得不面对日益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大学生的价值。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当今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二、就业市场中的各类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1.均衡状态模型的建立
均衡状态，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力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稳定、不再变动的状态。静态均衡分析抽象掉时间因素，变量的调整是瞬间完成的，其调整时间为零。劳动力市场静态均衡的形成决定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量，是通过劳动力需求双方在竞争中自发形成的，不受外力影响干扰。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表明，全国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数量从2002年的134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48万人，同时期研究生教育毕业生从8.1万人增长到31万人。毕业生数量在5年间增长了三倍多。而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则保持相对平稳或略有增长。毕业生数量增幅明显高于社会需求的增幅，这点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1）基本状态描述
由于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因素极为复杂，完全揭示它们对供求的影响并不容易，在此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仅设定市场工资率是影响供求的唯一因素，则供给S和需求D都是工资率的函数。
图中，横轴代表就业L，纵轴代表工资率w，D为企业需求毕业生曲线，S为毕业生供给曲线。当工资率为we时，以we作为供给价格的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能够实现就业，以we作为需求价格的企业能够雇用到所需劳动力，此时，供给的决策主体获得最大效用；需求方满足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形成一种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此时，e为均衡点，由此形成的we和L为均衡工资率和均衡就业量。
（2）弹性大小的确定
劳动力需求量（供给量）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灵敏程度称为需求（供给）的工资弹性，简称需求（供给）弹性。劳动力需求量与工资率呈反向关系，因此需求弹性为负。劳动力供给量与工资率呈正向关系，其为正值。
由于劳动力需求曲线都是在同一市场上无数企业需求曲线的叠加，有的企业对毕业生需求多，有的需求少，因此叠加后其曲线较为平缓。
2.经济学分析
（1）起薪点下降
劳动力需求D与劳动力供给S共同决定均衡工资we，均衡就业量为L。在工资率不变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制约变化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动，表现为供给曲线的位移。
现假定当前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基本均衡的。由于受到高校连年扩招的影响，使得毕业生数量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发生移动。但由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并无大幅度增加，表现为基本稳定，因此，假定需求不发生变化。此时，均衡工资we已经不再是均衡的了，在we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在需求和供给的作用下，特别是对就业机会的竞争条件下，会导致工资率w从we开始下降，在D和S1相交的e1点供求重新处于均衡，a点沿曲线S1向左下，e点沿需求曲线向右下运动，供求的运动趋向于均衡点e1形成新的均衡。由此，新的工资w1小于we，表现为起薪点的下降。
（2）就业率基本稳定下的就业量增加
在均衡工资率下降过程中，均衡就业量也从L变动到L1，均衡就业量得到了增加。显然，劳动力需求曲线不变，供给曲线右移，均衡工资率下降，均衡就业量增加。虽然面临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和扩招带来毕业生人数大增的双重挑战，“十五”期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仍稳定在70%以上。2005年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72.6%。应该看到，在毕业生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毕业生就业数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3）毕业生就业供给曲线弹性的变化
随着高校的逐年扩招，各类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近几年，各高校在毕业生就业指导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毕业生们也在逐步调整心态，重新认识并定位自己，对初次就业的薪酬期望值已经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另外，随着博士、硕士毕业生数量的增加，近几年也出现了博士生挤压硕士生、硕士生挤压本科生的就业现象。因此，由于毕业生自身内部原因以及外部等原因的综合作用，整个毕业生就业供给曲线必将表现的平缓，如图所示，S移动到S2。
（4）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在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对校别、地域、性别、文凭或证书等方面的歧视现象，究其原因是存在利益考虑。比如女性毕业生在婚育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工作。而企业在此期间不能降低她们的工资待遇标准，而且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为此不得不进行暂时性的调整。相比之下，招用男性毕业生就会省去时间和资金成本。
（5）政府作用的体现
出于对各自收益成本的考虑，毕业生对预期薪酬的降低速度要迟缓于企业起薪点的降低速度，二者之间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如图所示，此时we是毕业生调整后的薪酬期望值，在毕业生就业供给曲线弹性发生变化的同时，由于受到人力资本投资作用的影响，毕业生预期薪酬的期望值基本维持在we不变，此时毕业生供给量为L3，而企业需求不发生变化时，企业需求量为L，两者之间就会造成L―L3的就业缺口，使得毕业生大量出现失业。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调整就业调整，使企业扩大需求量，使企业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1，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几点建议
1.加大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研究工作
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应当加强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使毕业生正确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做好自我定位。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用人信息需求、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完整的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加大对影响毕业生就业因素的分析研究工作。
2.政府部门应该做好政策的贯彻、修订与完善工作
（1）就业政策的贯彻与完善。在进一步落实完善当前毕业生有关就业政策的同时认真贯彻《就业促进法》，为毕业生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政府部门以及各级管理部门还应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有关毕业生就业规定进行修订完善。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安全阀。对暂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险服务以及提供必要的就业援助，帮助他们尽早实现就业。
参考文献：
［1］杨河清.劳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赵耀.对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歧视现象的思考.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9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教学模式；创新
一、《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发展
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劳动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范畴，它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保障等学科的主要经济学基础，而且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强有力地支持着这些学科的发展。
劳动经济学以及劳动与人力资本问题一直是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由于其研究问题涉及到最为复杂的经济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常有创新之举，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进步和完善。在我国，劳动经济学兴起相对较晚，理论界对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争论颇多，很多教材为不失之偏颇，罗列了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流动、劳动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在内的体系框架，并且其探讨的应该是一般领域的问题，偏重于制度分析领域，侧重对政府政策的解释和对劳动关系的研究，忽视了深层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视逻辑演绎，忽视实证分析和计量分析，比如，在对我国失业、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上，侧重政策分析和历史经验介绍，更像社会学而非经济学。虽然后期也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模型，但总显不足。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劳动经济学的很多问题便突破了一国的领域，如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劳动力的国别歧视，劳动力的国际福利区别，使得劳动力在实现合理配置上更为复杂，为了从经济学角度科学理解重要且复杂多变的劳动问题，这就需要劳动经济学具备更宽泛的国际视野，在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后，结合现实发展趋势准确定位，用科学适宜的研究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突出问题
劳动经济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一般是在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此时，学生已经完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在此基础上，学习《劳动经济学》，要求将已经学过的供求规律、企业生产函数、边际效用递减等理论知识应用到劳动力市场诸多问题的分析中，并拓展有关失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歧视等理论。但在实际本科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的学习具有难度，教学效果很难达到预期，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教学内容庞杂，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求较高。
《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内容涉及到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是涉及到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比如讲解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以及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行为时，具体到很多的数理推导公式，分析图形等，这就对学生的经济学基础要求比较高，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学生的薄弱环节，多数有畏难情绪的学生对此便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尽管抽象的理论知识无法在课堂上消化，但他们也不愿花时间在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对于不能理解的原理、公式他们也不会主动寻求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帮助，只是流于被动的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学习效果便大大地降低了。
2、教材内容陈旧。
我国的劳动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大都参考国外的教材，引用较多的如美国伊兰伯格的《现代劳动经济学》。这类国外教材大都以国外的劳动力市场现象作为分析的对象，对我国在转轨时期的劳动领域的各种问题关注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且教材中大部分实证数据都来自于2000年以前的资料，多数教材偏重于介绍和证明，而疏于推理和例证。这就决定了劳动经济学教学多是从理论到理论，教学和学习抽象而乏味，淡化了课程的现实魅力，不能很好的反映出劳动经济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这也不能使学生很好的把握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趋向、理解现代劳动经济学者如何考察劳动经济问题，无法掌握研究当前的劳动经济问题所需具备的理论素养和分析工具。
三、《劳动经济学》的教学创新思路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发展较快的应用学科，一方面需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更新劳动经济学教学内容，了解该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有重点的补充介绍当代劳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例如家庭产出与时间配置理论、劳动力市场寻访理论、隐性合约理论、关于罢工问题的模型与实证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利润分享理论等内容。此外，在开展案例教学时，应注重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可在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时，让学生到各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重点了解和获取，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规律，以此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发展，提高其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
提高劳动经济学教学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采用适宜的教学方式。为此，建议采用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协作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首先要理清知识点与要领，重点讲解难点与重点，同时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独立思索，自主学习，引导学生在问题探究中不断质疑和释疑，自主解决问题，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且不断深化对劳动经济学原理的认识。具体的讲：
劳动力需求分析篇10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和增长潜力，近年来学术界多有讨论，有比较乐观的，也有相对悲观的。林毅夫应是乐观派的代表，认为“中国应该还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8%的潜力。”[2]但大多经济学家没有这么乐观。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的关系可作为一种依据，预测一个国家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可能面对的增长率上限。对于在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关系线上或紧靠这一关系线运行的经济体来说，这一关系线可为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提供一定的参考。预测的关键在于在图1中显示的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的关系方程。具体预测方法是：根据上一年人均GDp及由关系方程决定的增长率可求得当年人均GDp，再根据关系方程可求得当年增长率。如此可预测以后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图2显示，中国从2012年经济增长率正好落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关系线附近。图2和表2报告了从2015年到2020年预测的中国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基于这一方法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并不很乐观。2015年预测的经济增长率为7.04，十分接近中国政府提出的2015年增长率目标7%左右，稍低于世界银行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7.1的预测[3]。根据图2我们也可以对“新常态”做一种解读：从1992—2007年，经济大起大落。1992年增长率为14.24%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7.62%，之后又快速上升，到2007年增至14.16%。2008—2011年经济增长率落在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上限关系曲线上方的不远处，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就大体落在人均GDp与经济增长率上限关系线附近，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状态”，因为其他经济体人均GDp在相仿水平时，最高经济增长率大体就在这个水平上。
二、经济基数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有一个似乎符合常识的观点一直在流行：经济基数或规模大了，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下降，因为经济基数大了，即便不高的增长率也对应很大的经济增量，因此难以持续快速增长。这一观点成了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重要解释。为了检验这一流行的观点，笔者仍然使用以上178个经济体的GDp与增长率的数据，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图3为二者的散点图及趋势线，显示二者之间没有显出明显的趋势性的关系，相关系数仅为0.0009。其实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规模无关也不难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规模大了，也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的资源也多，比如自然资源丰富，资本规模大等。如果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体的规模无关，则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规模也就无关。其实资源利用的效率与经济体规模应更多地呈正相关。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大，则意味着国内市场规模大，更容易带来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但图2显示了随着GDp增加，经济增长率还是稍显下降的趋势。具体分析数据发现，GDp基数大的国家除中国外，大多为发达国家，如前五位（除中国排第二）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而这些国家是高人均GDp国家，因此增长率普遍较低，导致统计上随着GDp增长，增长率稍显下降的趋势。这些观察往往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高GDp是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基数无关，我们就不应该再用经济基数解释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忽视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当下尤其值得注意。
三、经济增长潜力的供需分析
经济增长，一方面要有需求带动，另一方面，要有供给提供可能，二者缺一不可。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时，供给能力没有改变，但需求下降太多，所以经济停滞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发展中国家需求巨大，至少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供给能力不足，经济的快速增长也难以实现。因此要对经济增长进行供需分析。如果分析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一种分析方法是，对比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以及一些具体产品和服务上和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如果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差距大，就表示这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加快经济增长潜在的市场空间。根据世界银行网提供的2013年各国GDp和人口数据，可推算各国的人均GDp。英国人均GDp为41787美元，美国为53041美元，而中国只有6807美元。因此，就中国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存在着巨大潜在的市场空间。如果对比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一些具体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水平，差距也是显然的，比如住房、汽车、教育、医疗等。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分析近期市场的热点需求，这种需求是民众在近期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是近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力。这里侧重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几乎是一个定论。笔者认为，房地产泡沫就是在房地产市场供给大于需求而房价却明显高于均衡价格的现象。这样，关于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供大于求。这主要是一个对事实的认定问题。2010年联合国人居署、国家住房建设部和上海市共同的《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就已经达到87.80%。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的《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已达到89.68%。如果这些自有住房拥有率数据是真实的，则笔者赞成当前中国存在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这些报道的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是否准确是有疑问的。笔者2010年和2012年两次组织的调查涉及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表2报告了调查结果。根据2010年对从一线到四线城市4611名受访者的调查，拥有一套及以上的样本比例，或自有住房拥有率，为46.43%（=1-53.57%）[4]。根据2012年对全国内地全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1425名城镇受访者的调查，自有住房拥有率为48.88%（=1-51.12%），2010—2012年上涨了2.45个百分点。[5]笔者组织的两次调查都显示，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未达到50%。由此判断，整体上中国不存在房地产泡沫，至多在个别城市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可能。其基本理由是，现有无房家庭大多将努力实现拥有自己的房产，这是由诸多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已有住房户中的相当一部分将试图增加住房面积和改善住房质量。根据笔者2010年组织的调查，当时受访者实际居住的面积平均为106.41平方米，而所希望的居住面积平均为143.08平方米[4]。中国正面临快速城镇化进程，根据笔者等的研究，中国未来城镇化率会达到95%以上[6]。这必将带来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基于以上数据和分析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的房地产的需求是巨大且长期的。如果政府把解决居民居住问题更多地交给市场，积极鼓励和支持居民购买房屋，则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至于人们普遍担心的高房价，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房价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只要加大供给，增加政府控制的土地供应，房价不一定会上涨，在长期应呈现下降趋势，因为供给可持续增加，而需求到一定时期会相对饱和。
四、经济增长潜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如果一方面民众仍有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甚至“严重过剩”，是一种需要认真审视的现象。这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可能不是适当的分析框架。图4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反映在无政府条件下经济循环流动的模型。这一模型隐含着：经济要正常运行，家户的要素收入，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正好购买完厂商在产品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及服务），由此实现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均衡。但这种均衡是脆弱的。一旦均衡打破，市场经济难以恢复均衡，因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买卖双方预判对方的行为而将做出战略性回应。如果产品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厂商降低产量，将在要素市场减少需求。家户认识到要素市场的需求降低，要素价格或收入将要降低，甚至面临失业（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于是预先减少消费，又进一步减少产品市场的需求。如此就可能导致恶性循环，经济难以恢复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这时价格并不是能够恢复市场均衡的有效工具，因为价格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稳定的情况下才是恢复市场均衡的工具。这一分析可以帮助解释古典的局部均衡的劳动市场模型在解释工资调节供需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时为什么会失效，也可帮助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危机可能导致严重失业且持续较长的时间，如192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危机。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有生产能力让民众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更高的消费水平，但民众却收入不足，不能购买从而消费社会能够生产得出的产品。这时，需要对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笔者认为，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一个经济社会的政治结构，阶级、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及相互作用对收入分配从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评价，提出改革社会制度政策的方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和需求脱节并导致经济危机提出过有启发意义的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剥削劳动的结果，并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在长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7]显然，马克思以后的历史进程并不符合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并未在现实中得以展现，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需求不足如果出现只能是短期现象而不可能持续到长期，因为生产离不开消费。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如果社会消费的主体不能消费掉所生产出的产品，在长期社会经济将向两个可能的方向演化：一是生产萎缩实现生产和消费低水平的均衡；二是生产扩张实现生产和消费高水平的均衡，广大劳动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更接近第二种可能，导致西方社会在19世纪后叶普遍进入到福利经济时代。这一现象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相对稀缺。在劳资关系中，资本决定着雇佣关系。资本通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又在经济上制约着政府，选举权也多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资本甚至通过其掌握的巨大经济资源影响选举和政府决策。综合起来，资本就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的强势地位。相反，劳动相对富裕，尤其是体力劳动。在雇佣关系中，劳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19世纪的马克思时代，工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广大劳工大众缺少选举权。如此，劳动就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的弱势地位。资本和劳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力量对比，使得需要发展经济和选票的各级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会更多地依靠资本，和资本结盟从而疏离劳动，更多地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这种政治结构必然导致过量生产和一般民众有效需求不足。但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持续，因为生产终究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消费。马克思以后西方19世纪后叶，西方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着政治制度的演化，特别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劳工大众广泛参与的民主，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选举政府官员（广义政府的概念，包括各类民意代表，如国会议员）；二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一人一票的选举使得劳工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巨大的政治权力，相反就选举而言，资本家由于人数少反而处于政治上的弱势，虽然资本可通过其经济力量影响选举。工会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体，可以通过和资本集体谈判，提出提高收入、改善福利待遇及劳动条件的各种要求，并可用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做出妥协。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工会是西方社会任何政治家所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时，综合劳动和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资本和劳动在整体上取得一种势均力敌的地位，这种政治结构的演变也同时改变了政府的政治立场。如果政府官员要想竞选成功就必须寻求广大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占选民大多数的劳工大众的支持，就不能忽视广大劳工大众的利益。当然，政府要发展经济也同样要照顾资本的利益。这样，政府就逐渐演化成在冲突的劳资双方之间的一种中立、缓和的力量。这可以帮助理解，西方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的道路，消费率相对较高，进而实现了经济长期的增长。当然，即便如此，西方也并没有解决生产能力过剩而仍有大量民众收入和消费水平过低的问题。如果一个经济社会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生产潜力，而另一方面民众的合理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则这个经济社会就存在着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政治学的问题。
中国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几乎所有产品（及服务）市场呈现饱和的局面，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产品都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另一方面，民众的人均收入从而消费水平仍然相当低。这是中国仍存在着巨大市场空间从而增长潜力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任务，即从政治结构，阶级、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及相互作用解释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冲动，这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相一致。发展地方经济同样需要资本和劳动。在中国，资本更为稀缺，而劳动更为过剩，尤其是体力劳动。就广大劳工大众来说，并无实际的民主选举权，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上实际作用也相当有限。这样，劳工大众既难以通过民主选举约束地方政府并通过地方政府有效约束资本，也难以通过工会力量直接约束资本。如此，就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弱势群体。相反，资本可通过投资从而GDp约束地方政府，通过雇佣权直接约束劳动，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强势地位。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上的对比使得地方政府有意或无意更多地和资本结盟，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劳动阶层的利益，是导致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重要的政治原因。[8]本来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难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从而难以长期维持。但中国是一个特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高投资和政府支持下的高出口解决了过量生产的市场问题，结果难免是政府巨量的低效率投资和巨量未用于消费的外汇存款。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过去长期的高增长有并没有充分惠及普通民众，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