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态势呈现篇1
了2016年11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8%。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3%，其中民间投资增长3.1%。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等政策作用下，在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努力下，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积极变化累积增多，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在国新办新闻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从增长动力看，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前10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呈现投资企稳迹象。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11月名义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这也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增速。从出口来看，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由降转升，11月增长5.9%，10月负3.4%。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出货值11月增长1.7%，10月是下降0.2%。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动力在企稳回升。”毛盛勇说，11月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代表转型升级方向的高技术产业，11月增长10.6%，增速比10月加快0.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长10.5%，比10月加快0.4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加快的主要力量，说明工业内部转型升级态势增强。
11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结构也呈现优化趋势。数据显示，1―11月，制造业投资增长3.6%，比1―10月加快0.5个百分点，特别是11月当月，制造业投资增长8.4%，比10月加快5.6个百分点。从消费看，一些代表升级类商品的消费继续呈现加快上升趋势，表明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6%，比1―9个月加快0.2个百分点。10月当月利润增长9.8%，比9月加快2.1个百分点。”毛盛勇说，企业利润好转，一方面受益于价格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主动“练内功”，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房地产投资方面，1―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5%，增速比1―10月回落0.1个百分点，比2015年同期加快5.2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方面，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增速比10月加快0.1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
就业方面，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和10月相比均有所回落，特别是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3个月保持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
经济态势呈现篇2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着提高。.[3]Darvas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factor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business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着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着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但在1991—2004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关。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反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其原因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往来联系密切,中国出口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60%以上,这会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机制和速度。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联系更为密切,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本流出的最大地区,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近80%来自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QFii审批额度逐步提高,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所下降,可能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模式有关。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波动不断通过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等途径传导到国内。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定量分析表明:
经济态势呈现篇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工业企业在全区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但其所产生的高能耗、高排放及高污染等问题亦亟待解决，通过对2001－2013年期间，内蒙古工业经济发展及节能减排现状的动态变化分析，归纳总结了当前其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为全面提升节能减排效率提出了相应策略，包括对“三高”行业调控、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新产业、开发与推广新技术、加大监督管理以及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等具体对策措施。
［关键词］
工业企业;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动态;内蒙古
近年来，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供给及化工生产基地，内蒙古经济整体呈现出平稳且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也随之相应地呈现出较大幅度变化，并逐步趋向于高能耗、高排放及高污染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构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体系，是内蒙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目前公认的、健康的新型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涉及产业、技术、城市、社区、交通、生活、文化及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1－3］。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即三低三高)为基本特征，以通过节能减排的途径来减少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发展形态。总之，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要达到低能耗、高效率、绿色GDp以及充分开发利用清洁能源。而在这其中，节能减排又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4－6］。
目前，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整体得到了明显提升，已具备了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工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社会进步发展、文明建设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我国工业始终处于“路径依赖”的窠臼之中，工业产业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内蒙古工业发展亦不例外。虽然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不能逾越工业化的阶段，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进不仅是产业技术，还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内在的必要理念。近些年来，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总量持续攀升，2013年达669361亿立方米(标态)，比上一年增加5．3%，内蒙古为31128．44亿标立方米。其中内蒙古工业So2排放量达123．64万吨，仅低于山东排在全国第二位;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超过68．41万吨，排在河北、山西两省之后，居全国第三位［7］。而且内蒙古工业废气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制造业及煤炭业的So2、noX及烟(粉)尘排放量均排在全国第一位。由此可见，内蒙古作为我国碳排放的重点地区，高碳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仍然突出。同时，从产业构成来看，全区高耗能、高碳产业占三分之二，且高碳产业所占比重偏高;而从能源结构来看，高碳能源依然占据主体地位，而且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90%以上都是煤炭，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众所周知，煤炭的排放系数要远远大于石油和天然气［8］，从而导致内蒙古煤炭消耗量和碳排放总量呈显著正相关。
一、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动态变化分析
当前，在我国经济整体持续稳步上升时期，内蒙古依托能源及矿产资源优势，使得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呈现出良好持续发展态势［9，10］。然而在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特别是2001年至2013年这十三年期间，内蒙古工业企业的增加值、能耗、“三废”及其他污染物排放等情况也随之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动态变化趋势［11］。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4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等。
(一)工业企业总能耗动态变化在2001年至2013年这一时期内，内蒙古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迅速，2001年只有541．02亿元，而到了2013年即猛增至7944．4亿元。由图1可以看出，其占全区GDp的比重总体呈增长趋势，由最初的31．57%快速递增至2013年的67．6%，其中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上升较为缓慢，然后在2012年突然出现快速增长，增长17．5%。可见，工业企业在内蒙古GDp构成中的主体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此外，2013年内蒙古工业企业的总能耗为14154．38万吨标准煤，而在2001年仅为2172．44万吨标准煤，可见上升幅度之大、速度之快。由图1可看出，工业企业总能耗占全区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出现大幅上升，在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其由48．78%迅速增至85．93%，虽然之后又出现了下降态势，但到2013年仍达68．8%。但就总体变化走势而言，工业增加值对全区GDp的贡献率增长了36．03个百分点，而其总能耗占比几乎与前几年持平，下降幅度不大。由此可见，工业企业在全区经济发展中仍然占主体地位，工业企业总能耗大，依然是全区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仍然是当前节能减排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工业企业单位产值能耗动态变化从内蒙古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动态变化趋势来看(如图2所示)，其值在2001年为2．3吨标准煤/万元，到2013年为1．27吨标准煤/万元，下降趋势显著，下降幅度达44．8个百分点，其中2002年至2007年单位GDp能耗相对2001年有小幅度的上升，但自2008年开始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且从2011年起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整体而言，2001年至2013年时期内，内蒙古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呈平缓下降态势。此外，由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动态变化趋势可知(如图2所示)，在2001年至2013年这一时期内，单位增加值能耗呈显著上升—显著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其中，2001年其值只有4．02吨标准煤/万元，而在2002年猛增至7．12吨标准煤/万元，增加了77．1%，而后又开始下降到2003年的6吨标准煤/万元，2004年又出现小幅度上升，为6．33吨标准煤/万元，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13年下降至2．62吨标准煤/万元，相对于2001年，下降幅度达34．8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这一时期内呈下降态势，且降低的幅度较为显著。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及单位增加值能耗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全区针对经济发展中凸现出的高能耗、高排放问题，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有关，如强化环境污染治理，严格落实工程、结构、生产工艺及管理减排措施，促使全区工业能耗呈现出较大幅度下降，同时，2013年全区化学需氧量下降2．21%、氨氮排放量下降2．48%。
(三)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动态变化当前，内蒙古工业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依托能源及资源优势，工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企业规模持续扩大。2013年工业总产值达24137．53亿元，而在2001年仅为1347．9亿元，增加了近17倍，全区工业企业增加值也增加了13倍以上。然而随着工业企业规模不断地扩张，其“三废”排放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如图3所示，2001年全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20959．93万吨，到2013年增加至36985．79万吨，增加了0．76倍;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由4958．92亿标立方米增加为31128．44亿标立方米，增加了5．3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2482．52万吨增加为20080．59万吨，增加了7倍。虽然工业“三废”排放量自2001至2013年期间呈现出波浪变化，其中2013年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总量较上一年有所上升，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较上一年出现了下降，但总体来看均呈上升趋势。但与工业企业的扩大规模及速度相比，其“三废”排放增长速率相对来说还是较为缓慢的，都低于工业企业增加值13倍的水平。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全区大力推进绿色GDp、循环经济及低碳经济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在治理污染及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工业“三废”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又表明，如何提高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改造升级，发展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推动高能耗行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依然是今后关系到节能减排能否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所在。
(四)工业企业各类废物排放动态变化如图4所示，2001年至2013年期间，工业“三废”排放量变化幅度较大。其中工业So2排放量及烟(粉)尘排放量的动态变化情况总体亦呈递增趋势，而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总体呈递减趋势，但分阶段来看，不同时期变化幅度较大。工业So2排放量从2001年起开始不断增加，2003年增长幅度较大，为113．78万吨，之后在2004年排放量虽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不断增长，2006年其值达138．36万吨，2007年又开始出现下降，之后其变化幅度不大，2013年工业So2排放量为123．64万吨。总体而言，增加了154．9%，呈显著上升趋势。而烟(粉)尘排放量在此时间序列内变化幅度较大，从2001年的24．01万吨快速增长，至2005年达60．35万吨，之后又明显下降，2013年，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68．41万吨，总体来看，增加了77．6%，其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呈上升趋势，由40．3万吨增加至89．36万吨，增长幅度达50%以上，之后又明显开始降低，在2008年出现上升态势，以后又呈明显下降趋势，截至2013年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大幅降低，仅为1．37万吨。总体而言，减少了96．6%，呈显著下降趋势。可见，内蒙古工业企业各类废物的排放，特别是工业企业So2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均又在后期呈现出明显降低态势。
二、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
(一)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间的二元矛盾依然突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内蒙古积极大力推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改造升级，以发展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为重点，实施了一大批技改项目，淘汰了一批技术落后、产能过剩行业，积极构建绿色、循环及低碳发展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系列措施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间的二元矛盾依旧突出。一方面，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及单位增加值能耗总体呈下降态势，这主要与内蒙古积极采取一系列强化环境污染治理，优化产业布局、控制燃煤污染、淘汰落后产能及加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等措施有关。另一方面，工业“三废”总体仍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这表明如何提高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改造升级，发展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推动高能耗行业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发展等，依然是今后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虽然对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的控制效果显著，总体下降趋势明显，但工业企业其他各类废物的排放量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So2和烟(粉)尘排放量总体仍呈上升趋势，并且上升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工业企业在全区经济发展中仍然占主体地位，工业企业总能耗大，特别是重工业依然是全区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如何在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仍然是当前及今后所要面临的主要难题。
(二)工业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受到自然条件、区域位置及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生产力滞后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决定了其社会经济的相对滞后性。同时，内蒙古经济增长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较为缓慢，且为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层次水平较低，仍处于低级发展时期，，工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高新科技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偏低。2013年，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份额排在前6位的产业依次是: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六大产业所占比重之和达到61．8%。可见，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发展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且重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是最大的。工业产业结构失衡，工业生产大部分为粗放式生产，工业设备、工艺及技术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低。此外，从轻重工业比例看，2013年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8．8%和71．2%，由此可见，内蒙古工业产业结构仍然专注于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过度扩张，且这些产业的单位产出能耗过高、污染严重，更加剧了单位GDp能耗的升高。
(三)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因素对节能减排的制约内蒙古地处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节能减排体系建设与目标要求差距较为明显。当前全区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赖于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进展缓慢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都制约着全面而有效地实施节能减排。特别是依靠重工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及一些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在市场中仍占有一定份额。技术的进步发展是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演化转型的关键内在动因之一。然而，内蒙古工业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有限，其现状与国际惯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还是依赖于国内发达地区及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部分工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工业产业生产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
(四)节能减排相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近年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到各级地方政府对节能减排都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使得节能减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节能减排任重道远，这与相关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没能及时同步出台，政策法规没有完全到位，执行力度不够。同时，一些工业企业没有按照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节能减排的标准，阻碍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一些地方一味盲目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不惜牺牲环境资源，大量发展一些经济效益高、能源消耗高及污染排放高的行业，甚至滥用行政权力对污染企业提供庇护，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一些工业节能环保项目成本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即使国家积极扶持鼓励，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在充分调动工业企业的积极性方面成效不显著。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节能减排制度体系不完备，节能减排的管理监督、排放计量、执法力度及评价考核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不断完善。
三、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效率提升对策
(一)加强对“三高”行业的调控在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较大的行业中，煤炭开采与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化工业等都是高能耗、高排放及高污染行业(即“三高”行业)。这些行业即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同时它们也是节能减排潜力最大的领域，应对这些行业继续加大调控力度，节能减排的效果亦会更加显著。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加强企业监督管理，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加速落后产能的淘汰、退出。依据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要求，制定行业导向目录，加大对“三高”行业产品结构调整与行业结构调整，尤其要针对重工业中煤炭业、金属业、化工业及电力业等行业要改进工艺流程，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从多方面提高其节能减排效率。另一方面应积极进行节能减排标准化建设。节能减排标准是社会效益、企业效益、公众效益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产物，是政府监管的依据，也是企业实施管理的基础。建立健全标准体系，不仅有助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能够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对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进行有效监管，减少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提升行业准入标准，亦可以阻止一些“三高”工业项目的新建与扩建。
(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新产业2014年初，在国务院有关加强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工作部署中，明确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要进一步加快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尤其是要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长期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对能源及资源都是高度依赖，尤其是煤炭作为全区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高达85%以上，远远高于全国60%的平均水平。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及传统用煤技术造成的排放，往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从目前来看，煤炭作为内蒙古能源消费的主体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大力推广使用洁净煤，进一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是工业企业提升节能减排效率的主要策略之一。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快发展节能减排新产业的步伐。节能减排产业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扶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产业产值增长很快，年均增速达到15%以上，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因此，要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采用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装备及工艺流程，大力推广节能环保相关产品，以提高其市场占有份额，提升竞争力，不断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同时，内蒙古丰富的风能及太阳能资源，使其发展清洁能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可以解决目前的能源瓶颈制约问题，又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为全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坚实的新能源资源。
(三)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推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在煤炭、有色、石油石化、电力及钢铁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大力开发并推广新能源替代、能源循环再利用、能源及环境自动检测与控制等重点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提升基础能源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以煤炭为主体能源和工业原料的行业。此外，内蒙古还应积极依托国家各项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计划，建设技术支撑平台，积极全面落实节能减排政策，鼓励并扶持工业企业积极加大技术研发和改革创新，加快先进适用环保技术装备的产业化应用和推广，全面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首先，应在有色、电力、煤炭、石化及建材等重点行业，进一步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工艺及技术设备，以降低能源及资源消耗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其次，要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和无害化，重点要从源头和全过程预防或减少污染的产生。此外，还应积极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鼓励人们使用节能减排的环保产品，增强人们的节能环保意识，形成循环经济发展人人有责的观念。
(四)加大节能减排监督及管理措施强有力的监督及管理措施是保证节能减排效率的必要手段和方法途径，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制度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两大方面。一是构建科学合理、规范适用的节能减排制度体系，建立科学、统一的统计评价体系，如定期检查节能减排指标达标、监督管理、能源消耗、节能技术改造及项目运行情况等，以量化指标来衡量节能减排效果，让工业企业及政府能及时准确的了解真实情况，从而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依据。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使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能切实的执行实施，全面提高节能减排效率。三是充分运用价格约束、绿色税收、环保收费及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措施，对相关工业企业及政府部门进行约束引导和责任追究。此外，还应将节能减排工作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实行污染减排责任制和问责制，使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得以真正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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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态势呈现篇4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 平顶山
平顶山市地处河南中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发利用和深加工近年来始终位居经济总量的70％左右，属典型的资源型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GDp)达558.29亿元，居全省第7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1356元，居全省第9位。随着该市及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消耗不断加大，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城市发展转型已迫在眉睫。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科学评价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已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对象。
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的建立
根据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目前情况，按照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借鉴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已经取得成果，充分体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各自特点，既有描述性指标，又有评估性指标，以充分反映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为此，建立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三层递阶层次评价指标体系。
为科学评价分析上述指标体系的合理性，需要选用一种既能反映某一时点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又能综合对比出可持续发展层的动态状况的评价模型。笔者主张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这种评价模型，包括三个基本环节：各级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和计算综合发展指数。
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
根据《平顶山市统计年鉴》(1996-2005年)及其他有关资料，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平顶山市1996-2005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经济发展子系统、环境保护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资源开发利用子系统的综合发展程度和平顶山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程度。
从1996年到2005年，平顶山市经济发展状况总体上呈逐年好转的趋势。从经济发展水平的波动幅度上来看，波幅不大，这也表明平顶山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逐年好转的迹象。从各项指标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6年4518元到2005年11351.6元逐年递增；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百分比先由1996年28.1％开始上升2001达到峰值32.7％，之后开始逐年回落，2005年降为27.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少数年份增长率较小，1999年出现17.5％的负增长，这主要受国经济波动影响；煤炭总产值增长率和非矿产值比重十年内波动不大。在各项指标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发展子系统中权重较大，在其他指标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决定了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
平顶山市在1996年至2005年之间的环保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平顶山环境保护发展水平的波动幅度上来看，1996至2000年环境改善较为显著，以后各年缓步提高。分析具体指标：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废渣综合利用率两项指标改善最为显著，分别由1996年70.7％和40.7％逐年提高到2005年97％和66％，其他几项指标也有一定程度改善。经过几年的水污染治理和废气排放控制，环境较前几年重度污染有明显改善。2000年以前这两项指标的提高速度明显快于以后各年。2000年以后，平顶山市开始注重工业废气净化处理和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环境逐年有所改善。但与其他城市相比环境治理的各项指标总体水平偏低，污染仍较为严重。
从1996年至2005年平预山市的社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经济衰退的1999年，其社会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从社会发展水平的波幅来看，波动幅度不大，这也正说明平顶山市的社会发展水平呈现一种稳步上升的态势。指标显示：人均可支配收入除1998、1999两年略有回落外，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有加速趋势；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999年以前变动不大，2000年后有较大改善；初中入学率基本呈稳步增长趋势；城市人口就业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两项变动虽然不大，但2003年开始有所下落，这对近几年的社会发展速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1996年至2005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呈现先迅速下降然后缓慢爬升的趋势。1996年由于煤炭、水资源保有量较大，当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值明显高于以后各年。1997至2005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总体变化不大，逐年略有提高。这说明平顶山市在矿产开发利用方面仍然粗放经营，能耗高，回收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煤炭单位产值平均能耗先增厚降，近两年改善较为显著。其他指标十年里变化不大(可能存在一定的统计误差)。综合后，呈现先下降然后缓慢爬升的趋势。
从1996年到2005年，平顶山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平稳。平顶山市正朝着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但与其它资源型城市相似，未来都要面临资源枯竭问题，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持资源、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应该及早作转型的准备，找出一条适合平顶山市长期可持续发展之路。结论
由于煤炭产业的固有特征，煤炭城市不能不面临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与资源枯竭等问题，对于新兴煤炭城市平顶山市来说，研究其发展动态和可持续发展对策意义重大。
经济态势呈现篇5
经济－资源－环境(eRe)系统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程度，目前国内外对eRe系统发展的研究已经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个大框架之下［1］。国外eRe系统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早，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学者e．Howard就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企图用理性的规划方法来协调工业化、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问题［2］。英国经济学家Kenllethe．Boulding(1966)首次将系统方法应用于经济与环境相关分析［3］。70年代初，Leontief发展了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开创了环境经济研究的新领域［4～5］。继他的定量分析之后，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6］。Brownm．t．和Ulg-iatiS．(1997)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7］。整个研究集中于两条主线，一是eRe协调发展作用的理论研究，如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二是eRe协调发展作用的计量方法研究，以数学模型和系统模拟为主，研究方法涉及层次分析法(aHp)、人工神经网络法(ann)、模糊综合评判法(FSe)、灰色模型法(Gm)、系统动力学法(SD)等，计量模型以通用平衡模型、环境经济决策与多目标规划模型、区域计划多方案模拟模型、生态模拟和经济优化综合模型、生态足迹模型、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城市可持续评价模型［8～12］等较具影响力。国内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涉足eRe系统发展研究，多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效应、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生态－健康城市等视角，主要集中在eRe系统发展的理论阐述、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三方面。理论研究上，毛汉英(1995)提出区域持续发展的人地关系理论［12］，王慧敏从复合系统角度研究了流域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机理［13］，马世俊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论，揭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14］。定量研究上，集中于环境—经济协调度模型［15］、面向协调管理的概念模型［16］、资源－社会模型［17］、可持续度模型［18］等。实证研究上，主要集中于国家、省区等大尺度［19］(涉及加拿大、中国及中国广西、青海、江苏、辽宁、新疆、重庆、吉林等省级行政区)，实例选择往往集中于资源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20］、经济发展迅猛的东部沿海地区［21］，以及单个城市的小尺度［22］(武汉、鞍山、赤峰、唐山、成都等)空间范围，主要关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续接，对于城镇群体中尺度空间的研究力度相对薄弱，仅限长三角、厦门湾、黄三角、苏锡常、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城市群［23～24］。目前国内外对城市圈经济－资源－环境发展效应的可持续评价已成为热点［25］，但多停留于静态分析和定性评价，缺乏动态的定量评价研究。基于此，以武汉城市圈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eRe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武汉城市圈eRe复合系统发展的时空规律，为中国“两型”都市圈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2研究方法
2.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频度统计和专家征询，建立都市圈eRe复合系统基础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北奋斗40年(1990)》、《湖北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湖北统计年鉴》(1990～2009)、《武汉城市圈统计公报》(2005～2009)、9市统计年鉴(2009)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2009)等相关统计资料为数据源，采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同度量处理，运用SpSS13.0数理统计软件，进行指标删减和归并及权重量化，建立eRe复合系统最终三级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eRe系统发展函数构建eRe复合系统发展函数和子系统发展函数:y=∑3i，j=1bj(∑9i，j=1cj(∑24i，j=1di×dj))(1)式(1)中，dj表示三级指标的权重，di表示三级指标第i个因子，cj表示三级指标的权重，bj表示一级指标的权重。输入经标准化无量纲处理后对应的武汉城市圈eRe复合系统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加总，计算武汉城市圈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指数值。
2.3eRe系统因子分析运用SpSS13.0对无量纲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济、资源和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标数据通过Kmo检验(分别为0.617和0.684)和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均为0.000)，提取各子系统主因子，建立经济、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回归方程。3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发展的时序特征3.1经济系统的发展特征
3.1.1产业水平变动特征武汉城市圈产业水平在1978～2009年期间呈现上升的趋势，可以分为两大阶段:1978～1990年缓慢上升阶段和1991～2009年迅猛增长阶段(图1)。表明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逐步活跃、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生产水平日益提升，武汉城市圈的产业均值和产业总值都得到显著发展，2009年核心武汉市GDp更是进入全国5000亿城市俱乐部，成为全国重要中心城市，奠定中部核心城市地位。3.1.2部门结构变动特征部门结构变动趋势与产业水平变动趋势十分相似，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0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2009年迅猛增长阶段(图1)。可见，随着产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部门结构也随着不断转换升级。
3.1.3产业效益变动特征产业效益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但是曲线起伏变化较大，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78～1982年的起飞阶段，指标值较小但曲线增幅明显;1983～1991的平稳发展阶段，指标值逐渐变大但增幅不明显;1992～2009年的稳定上升阶段，指标值直线上升(图1)。3.1.4经济子系统发展特征32年里，整个经济系统保持指数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由期初的不足0.5迅猛增长到期末的4.03，整个圈域经济处于高速运行中。
3.2资源系统的发展特征
3.2.1资源耗用变动特征1978～2009年，武汉城市圈资源耗用总体上是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0年)为起步发展阶段，指标值较小但是发展增幅比较明显;第二阶段(1991～2002年)为稳定发展阶段，指标值增幅不大，曲线较为平稳;第三阶段(2003～2009年)为稳步上升期，指标值上升幅度大，曲线上升，到2007年时间段又趋于平稳(图1)。
3.2.2资源生产变动特征资源生产在1978～2009年期间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但是波动幅度较大，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6年为稳步上升阶段，1997～2002年为回荡下降阶段，2003～2009年为波动上升阶段(图1)。
3.2.3资源条件变动特征资源条件在这32年期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2年是逐步下降阶段，2003～2009年是缓慢上升阶段(图1)。
3.2.4资源子系统发展特征32年间，资源子系统波动变化明显，整体上呈先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倒S型曲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缓慢上升阶段(1978～1997年)、快速下降阶段(1998～2002年)和迅速抬升阶段(2003～2009年)。
3.3环境系统的发展特征
3.3.1环境水平变动特征1978～2009年，武汉城市圈环境水平发展总体是上升状态，主要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78～1998年稳步上升阶段和1999～2009年波动上升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增长困境理论”不相符，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并没有伴随着资源的不断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而是呈现一种波动变化的态势(图1)。
3.3.2环境压力变动特征环境压力波动幅度较大，起伏变化明显:1978～2009年，环境压力呈现急剧上升，后快速下降态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4年为迅猛上升阶段、1995～1999年为急剧下降阶段和2000～2009年为稳步发展阶段(图1)。
3.3.3环境抗逆变动特征1978～2009年，环境抗逆指数值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日益突出，环境治理和投入力度不断增加(图1)。
3.3.4环境子系统发展特征32年间，环境子系统整体上呈指数率快速发展，除了在1999年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外，整个时间序列均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和较大增长幅度，环境水平、环保投入和环境治理力度不断提高，整个环境系统呈良性发展态势。4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发展的空间特征4.1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
4.1.1主因子提取利用SpSS13.0因子分析模块，构建原始指标相关性矩阵，经正交旋转，提取3个主因子，归纳为:经济效益(由地区总产值(因子载荷0.978)、人均利税(因子载荷0.955)、社会保障支出(因子载荷0.984)构成)、经济结构(由地区产值增长率(因子载荷0.884)、就业率(因子载荷－0.793)、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因子载荷0.764)构成)、农业水平(仅第一产业比重(因子载荷0.862))其累计贡献率为90.468%。
4.1.2因子得分3个因子斜交旋转后，由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因子贡献率占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经济子系统综合得分以及主成分值。Fecn=(50.594×F1+23.629×F2+16.245×F3)/90.468(1)
4.1.3经济系统主因子的空间分异图2经济系统发展空间分布(1)经济效益因子（2）经济结构因子（3）农业水平因子（4）经济系统发展图例图例图例图例－1－0.413－3012－1-0.21.53－3012(1)经济效益:武汉占据绝对优势，呈现“一城独大”格局经济效益因子得分最高的是武汉市，潜江、仙桃、鄂州、天门次之;黄石、黄冈、咸宁、孝感排在后面，处于第三集团(图2(1))。(2)经济结构:差距突出，形成三大等级板块整个武汉城市圈经济结构失衡，差距明显，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档为武汉和咸宁，第二档为黄冈、黄石、孝感，第三档为鄂州、天门、仙桃和潜江(图2(2))。(3)农业水平:整体不优，等级差异明显农业整体水平不高，大部分城市第一产业从业比重较低，内部差距仍然突出，武汉地处核心，得分最高;黄石、鄂州、潜江处于第二档次;黄冈、孝感、仙桃、天门、咸宁处在第三档次(图2(3))。
4.1.4经济系统整体的空间结构(1)经济发展水平城际差异明显，武汉独大，形成三大等级板块整个武汉城市圈的整体水平不高，仅为0.05，武汉得分最高，远高于平均水平;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五市次之，仙桃、潜江、天门三市最低。形成以武汉为核心的等级板块结构:核心板块———武汉，华中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金融中心和湖北省的政治中心，九省通衢，交通发达，科教发达，经济富有活力，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位于武汉城市圈首位，城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强，产业结构优(“三二一”)。东部板块———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五市，产业结构基本以第二产业为主，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其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武汉贫乏，与武汉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西部板块———仙桃、潜江、天门三市，第一产业相对较发达，二、三产业发展比较薄弱，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弱(图2(4))。(2)经济发展水平受区域交通条件影响显著，形成两条城际产业经济带城际经济发展指数受区域交通条件影响显著，表现为:交通网络越密集，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整个圈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集中于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和沪蓉高速沿线，产业经济高度依赖于主干交通线，形成两条城际产业经济带。
4.2资源环境系统的空间配置
4.2.1主因子提取利用SpSS13.0因子分析模块，构建原始指标相关性矩阵，经正交旋转，提取3个主因子，归纳为:赋存水平(包括供水总量、全年用电量、人口密度、园林绿地面积、烟尘排放量、污染治理投入、人均生活用电量、绿化覆盖率、工业废水排放量等)、利用治理(包括地区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二氧化硫去硫率等)、土地资源(包含土地面积(因子载荷－0.834)和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因子载荷0.741))。
4.2.2因子得分进行斜交旋转后，由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因子贡献率占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资源环境系统综合得分以及主成分值。Fres－env=(48.352×F1+23.842×F2+13.509×F3)/85.703(2)
4.2.3资源环境系统主因子的空间分异图3资源环境系统发展空间分布（1）赋存水平因子（2）利用治理因子（3）土地资源因子（4）资源环境系统图例图例图例图例－1－0.503－1－0.503－1－0.503－1－0.503(1)赋存水平城际差异明显，形成四大集团武汉城市圈资源环境水平城际差异显著，形成四大板块:第一集团，圈域核心———武汉市;第二集团，东部的黄冈、鄂州和黄石;第三集团，中西部的孝感、仙桃和咸宁;第四集团，潜江和天门(图3(1))。(2)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存在空间分异，分为三个档次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因子得分可以分为三个档次:武汉和潜江得分最高，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投入都处于领先地位，为第一集团;仙桃、鄂州、天门和咸宁得分次之，处于第二集团;黄石、黄冈、孝感得分最低(图3(2))。(3)土地资源得分区域差异显著，各市土地约束强度不一城际土地资源得分值差异较大，各市面临的土地资源和人均耕地存量不一，可以划分为三档:第一档为黄石和潜江，第二档为武汉、黄冈、天门和仙桃，第三档为咸宁、鄂州和孝感(图3(3))。
4.2.4资源环境系统空间配置城市资源环境发展水平受经济发展方式影响显著，呈现四大发展态:资源环境好—经济发展型、资源环境好—经济滞后型、资源环境差—经济发展型、资源环境差—经济滞后型(图4(4))。(1)资源环境好—经济发展型:武汉。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好，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第二、三产业较发达，产业技术升级不断加快，资源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支撑能力不断提升，资源环境发展的风险规范和自消除转移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呈现集约型发展态。(2)资源环境好—经济滞后型:天门、潜江、仙桃。天门、潜江和仙桃三市地处江汉平原，在传统农业主导下，二、三产业发展缺乏强劲拉动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环境差，吸引资金能力弱，污染型工业少，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资源衰竭等问题没有充分显现，表现出良好的资源环境发展状态。(3)资源环境差—经济发展型:孝感、黄冈、咸宁。孝感、黄冈、咸宁三市发展情况类似，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规模较大，资源能源消耗大，工业“三废”污染重，资源环境发展水平落后。(4)资源环境差—经济滞后型:鄂州、黄石。鄂州、黄石产业重型化明显，钢铁、冶炼和矿产加工业等重化工业较发达，主要以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增加资源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长期矿产资源开发造成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其工业增加值能耗高，排放污染规模大，大气、水域和土地污染严重，表现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恶化型的资源环境发展水平。
经济态势呈现篇6
关键词：生态经济弹性；趋势；对策；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1－2358-04
eco-economicResilienceanalysisofChengduCityinRecent20Years
YanGJuan，wanGChang－quan，ZenGShi－yong，BaiGen－chuan
（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Ya’an625014，Sichuan，China）
abstract：withthefasteconomydevelopmentofChengducity，itsecologicalenvironmentwasalsounderunprecedentedstress．Basedonresiliencetheory，eco－economicresiliencecoefficientmodelwasusedtoanalyzetheeco－economicresilienceinChengducityregionalsystemfrom1987to2006．theresultsindicatedthatinrecent20years，theeco－economicresiliencecoefficientofChengducityhaddownwardtrendbothbeforeandaftertheyear1998．thegrowthrateofecologicalfootprintinChengducityalsoshowedadownwardtrend，andwaslowerthanGDpgrowthrate，whichrevealedthattheresourceutilizationratiowasimprovedsignificantly，andthedependenceextentofeconomydevelopmentonresourcesandthepressureonenvironmentdecreasedgraduallyduringthepast20yearsoffasteconomydevelopmentinChengducity．throughtheanalysisofeco－economicresilienceinChengducityregionalsystem，countermeasureswereputforwardforChengducityregionalsystematicdevelopment，suchasrationalizingpopulationsize，adjustingindustrialstructure，changingproductionandconsumptionpatterns，improvingefficiencyoflandutilizationandsoon．
Keywords：eco－economicresilience；trend；countermeasure；Chengducity
生态经济系统是指“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是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复合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的发展速度与生态系统的自我协调速度不匹配会造成这个“复合体”结构与功能的失调，其结果不仅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更会给生态系统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得环境的破坏速度远远高于环境的自我修复速度，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2］。
弹性原是物理理论，描述一个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如何运动或发生形变。目前，弹性理论已被广泛应用到诸如生态学、经济学等众多研究领域［3－6］。在经济学上的弹性概念是由马歇尔［7］提出的，是指一个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发生一定比例改变的属性。生态经济弹性反映生态变化与经济变化两种变量间变动的敏感程度，即人类活动的自然需求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响应。
成都市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到空前的胁迫压力，本文基于生态经济弹性理论，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对区域内系统生态经济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区域系统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全市面积12400km2，总人口达1112万，是一座综合性、多功能的内陆特大开放城市，经济增长迅速，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7年全市GDp总值达到3324亿元，GDp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978～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1．7％；经济质量和效益也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幅度，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6606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84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642元。同时居民消费观念逐渐改变，消费水平逐年提高。
1．2研究方法
根据马歇尔［7］的经济学弹性理论，弹性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率之比表示。作为原因的变量通常称作因变量，受其作用发生改变的变量称作自变量。结合相关分析法与动态分析法的统计方法即为弹性分析法。
生态经济弹性系数测定的关键是变量的选择与确定。龙邹霞等［8］提出了生态系统弹性系数，并将其定义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变动率与生态系统营养状态变动率之间的比值，它表示在一定的营养状态情况下，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变化对营养状态变动的反应程度。但是龙邹霞等［8］提出的弹性概念仅局限于反映各类型湖泊的健康评价的应用，而没有推而广之。
为了全面而客观地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基于生态经济弹性的概念，选择表征区域系统的生态特征的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和表征系统的经济特征的GDp年均增长率作为两个变量，即区域生态经济弹性系数（Ree）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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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Ref／RGDp（1）
式中：Ref为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RGDp为GDp年均增长率。
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提出的，其定义是：任何已知人口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土地的总面积［9］。简单地说，生态足迹是指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包括对6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能源地和建筑用地）资源的开发利用［10－15］。改进的区域人均生态足迹（eF）可以采用如下核算公式［16－20］。
eF＝n∑（rjci／pi）（2）
式中：n为区域总人口；rj为第j类土地等价因子；ci、pi分别为第i项人均消费量及第i项全球平均生产力（kg／hm2）。
1．3数据来源
相关统计资料包括《成都市统计年鉴1991》、《成都市统计年鉴1996》、《成都市统计年鉴1998》、《成都市统计年鉴2005》、《成都市统计年鉴2006》、《成都五十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7～2003年四川省土地利用变更详查数据、“四川省2005年度土地现状情况分析报告”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最新统计数据等。分别参考1987～2006年的生物资源消费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
2结果与分析
2．1成都市生态足迹计算
2．1．1生物资源账户部分生物资源账户部分采用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世界生态生产性面积的平均水平，利用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根据计算公式（2），将1987～2006年成都市城市居民消费的生物资源（农产品、林产品及动物产品等）的消费量转化为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出成都市近20年生物资源消费的生态足迹。
2．1．2能源账户部分能源账户部分根据各年统计年鉴，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能源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处理原油、液化气、电力、煤炭、煤气等12种燃料，统一折算归类为原煤、石油、天然气和电能4部分进行统计（水资源利用和生产、生活污水的处理过程中消耗的电能折算进电力生态足迹中）。将所有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面积的化石能源用地或建筑用地，最终得到成都市近20年各种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
2．1．3成都市生态足迹为使研究结果在不同区域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wackernagel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2004年报告中给出的均衡因子［21，22］：从表1可以看出，建筑用地和耕地均为2．19，水域为0．36，草地为0．48，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均为1．38，水力发电用地为1．00。各种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的足迹构成了成都市的生态足迹。根据计算公式（2），汇总生物能源账户部分和能源账户部分折算出的6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得到各类生产性土地面积，再累加得到1987～2006年成都市的生态足迹总量，结果见表1。
2．2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系数
根据公式（1），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计算的核心为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计算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①近20年成都市生态足迹呈逐渐增长趋势，由1987年的15．7993×106hm2上升至2006年的21．9089×106hm2，平均每年增长1．08×104hm2。总生态足迹平均年增速率为1．81％，其中1997～1998年的生态足迹年增长率为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为－12．29％（出现此异常值的原因可能是当年的洪水灾害致使居民的消费量减少所致）。1998年前后分别呈现如下趋势：1987～1997年呈波动下降趋势，1998～1999年强烈反弹后，再次呈现逐渐下降趋势。②近20年成都市GDp由1987年的115．86×108元上升至2006年的
2750．00×108元，平均每年增长138．64×108元。GDp平均年增速率为18．47％。最低谷出现在1988～1989年，仅增长了5．80％。③近20年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在1998年前后呈现两段波动下降趋势。1987～1988年，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缓慢波动着下降，在1998年下降到最低点，其经济弹性为－1．25，1999年，经济弹性强烈反弹至最高点0．85，其后再波动下降至2006年的0．13。
3讨论
在一定区域系统内，生态经济弹性系数为正值时，表明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较大，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压力也较大；生态经济弹性系数为负值时，表明区域内生态足迹或GDp为负增长，区域系统发展状况较好，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生态经济弹性系数为零时，区域系统达到最优，经济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又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总的来看，近20年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系数在1998年前后均呈下降趋势。生态足迹增长的速率也呈下降趋势，并低于GDp增长的速率，说明成都市近2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利用率得到明显提高，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呈逐渐降低态势，环境的压力在逐渐减小。1999年，成都生态经济弹性系数值较高，为0．85，原因是经历1998年的洪水灾害后，使得当年对能源需求总量急速反弹，导致生态足迹增长率强烈反弹至7．33％。
区域生态经济弹性系数越小，说明经济发展造成的区域对资源的需求越小。1999年，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系数突增至0．85，说明当年成都市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生态足迹中，能源生态足迹仅占总生态足迹的0．71％，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生物资源的消耗，能源的消耗相对较小，这是成都市有别于其他资源型城市的明显特点。1999年以后，成都市生态经济弹性系数逐渐下降，2006年下降至0．13，这表明政策调控的生效和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导致区域GDp增速高于生态足迹（消耗）的增速，该时段内，成都市区域系统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区域对资源的需求相对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呈不断下降趋势。
近20年虽然成都市生态环境的总需求还在增加，但生态足迹年增速率总体上呈递减趋势，说明成都市生态环境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GDp的年增速率虽然在1987～1996年波动着下降，但在1997～2006年呈现起伏着上升趋势，充分说明成都市产业结构正朝良性的方向调整。总的来说，一方面，成都市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生态环境正在恢复，另一方面，GDp的增速并未因此而放缓，所以，成都市的发展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
通过对近20年成都市区域系统生态经济弹性的分析，对该市的区域系统发展提出以下建议：①制定适度规模的人口数量控制政策，严格控制区域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水准，降低区域生态足迹的需求，增强区域系统生态经济弹性，实现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②继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减轻生态压力，维持生态平衡。③积极倡导和推进节约型、环保型的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减少居民生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促使区域生态足迹的增速进一步降低。④合理规划土地，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优化生态足迹构成，结合生态和环保政策的落实，提高区域系统生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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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态势呈现篇7
[关键词]新常态；区域物流；theil指数；区域差异；结论；对策
[中图分类号]F47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thestudyanalyzesempiricallythedifferencesofregionallogisticsdevelopmentinChinafrom2000to2015，bymeansoftheilindexfromthetwo-dimensionalperspectiveof31provincesandeightintegratedeconomiczones.theresultsshowthatalthoughthedevelopmentofregionallogisticsisbalancedunderthenewnormal，regionaldifferencesstillexist.thegovernmentshouldgraspthepolicyadvantages，speeduptheregionaldevelopmentstrategy；promotetheindustriallinkageandlogisticsrationalization；guidethelogisticsenterprisestoupgradethetransformationanddeveloptheleadingenterprisesofregionallogistics；encourageinnovation，promotetheindustrydevelopmentbyinnovation-driven，soas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regionallogisticsunderthenewnormal.
Keywords：newnormal，regionallogistics，theilindex，regionaldifference，conclusions，countermeasures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现代物流已成为区域经济的大动脉，其发展水平已是一个地区衡量其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各地区宏观环境的不同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区域物流的发展并不均衡，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区域物流发展差异问题，已成为研究区域物流经济属性的核心内容，对其展开研究，有助于寻找改善区域物流发展不平衡的途径，促进区域物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物流业也要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积极发挥其“第三利润源泉”的增长机制。在经济新常态下，物流业展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区域物流发展差异也表现出一些新特征。因此，研究新常态下区域物流发展差异与协调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区域物流的研究少有涉及，多侧重于企业物流等微观层面；国内对区域物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热潮，学术界对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研究也有了不少的成果，主要有：张广胜构建了区域物流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区域物流能力的发展差异，发现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总体趋势；崔园园、宋炳良采用theil指数分析了长三角地区25城市物流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十年间长三角地区物流总体差异较小，但呈现扩大趋势；鄢飞运用变异系数法与灰色关联法，墓婺2钜臁⑾喽圆钜炝礁鼋嵌榷晕夜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区域物流发展的差异状况进行了分析；李剑、姜宝运用主成分析法、theil指数分别对我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物流发展综合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港口物流发展区域差异呈现“扩大―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在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实证方面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思路与方法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借鉴。基于此，本文以我国31省市和经济区为研究单元，采用2000-2015年的数据，运用theil指数探究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并提出区域物流协调发展对策。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单元
现有的研究多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或东、中、西部与东北四大区域进行分析，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两种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提出了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在东、中、西部与东北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划分为综合经济区的具体构想。综合经济区分别是：东北综合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经济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经济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西南经济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大西北经济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新划分的综合经济区令政策制定更符合当今经济新常态的实际和要求，也更可行，能够改变区域划分过于宏观或微观所导致的不足。因此，本文以我国31省市与综合经济区为研究单元，从省域与综合经济区的“二维视角”来分析2000-2015年我国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及其动态变化趋势。
（二）指标选择
从前人的研究来看，用来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三个：物流业增加值、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田慧丽认为，一般学术研究中常用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此外，考虑到国内外学术界强调人均发展指标重要性的主流意识，使用人均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使不同区域的研究样本更具可比性。因此，本文选择货物周转量和常住人口数作为测度指标。
（三）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常用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测度方法有：Gini系数、theil指数、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比较而言，theil指数在空间分解方面表现更优，因此，本文依然运用theil指数展开研究。
theil指数是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提出的一个不平等指数，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差异问题的实证研究。通常，区域差异越大，theil指数也就越大，反之亦然。theil指数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空间可分解特性，可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可以分别考察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
式中，n表示省域数，y表示k省的货物周转量，y表示全国的货物周转量，p表示k省的常住人口数，p表示全国的总人口数。
theil指数的空间分解过程如下：
四、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货物周转量与常住人口数这两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的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区域物流发展差异测度
根据公式（1）-（4）测算总体差异并分解，计算结果见表1与表1（续）。
（三）结果分析
根据表1、表1（续）绘制图1与图2，图1描述了2000-2015年我国区域物流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变化趋势，图2描述了我国区域物流总体差异与综合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变化趋势。
1.区域物流总体差异分析。
从图1来看，我国区域物流总体差异大致呈现出先起伏上升，后快速下降，再缓慢回升的动态趋势。这个过程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点，即2007年。在2007年之前，总体差异虽有较大的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2007年之后，总体差异开始急剧下降，尤以2008年的下降幅度最大，并于2013年达到最低值，此后总体差异有小幅回升。由此可见，2000-2015年间，以2007年为分界点，总体差异大致呈现“扩大―缩小”的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而且，当前的总体差异已处于低位运行，新常态下我国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明显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物流业已较好地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2.区域物流总体差异的空间分解
基于theil指数的空间可分解特性，我国区域物流的总体差异可依据综合经济区的划分进一步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结果见表1和图1。
从表1可以看出，区域内差异是区域间差异的1.59～2.41倍，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介于61%～71%之间，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介于29%～39%之间。这说明，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较小。从图1还可以看出，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与总体差异高度相似的动态变化趋势，而区域间差异与总体差异的动态变化趋势的相似性相对较低。综上所述，可以研判，基于综合经济区的划分，我国区域物流的区域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是次要因素。
3.综合经济区物流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从图2来看，2000-2015年八个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变化趋势差别明显，其中东北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与东部沿海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波动幅度较大，其余五个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变化幅度较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运行。具体来说，以下四个区域差异的变化特征较为明显：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扩大趋势明显；北部沿海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大致呈现“扩大―缩小”的趋势，且下降幅度远大于上升幅度；东部沿海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呈现先大幅下降后小幅回升的动态趋势；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波动幅度最小，且基本处于同时段所有区域差异中的最低值。
（四）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区域物流总体差异大致呈现“扩大―缩小”的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总体差异的明显缩小，表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物流趋于均衡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物流业已较好地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第二，基于综合经济区的划分，我国区域物流的区域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是次要因素。第三，综合经济区的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变化趋势差别明显，表明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
五、新常态下区域物流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一）抓住政策优势，加快区域发展战略
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京津翼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将有效促进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建立区域之间有效的政策保障机制，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与地区封锁给物流发展带来的壁垒，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资源配置。
（二）多产业联动，推进物流合理化
我国物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非合理化的物流现象，衍生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增值服务能力不足等弊端。物流业要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等行业积极联动，共同推进物流合理化与标准化。
（三）引导物流企业升级转型，发展区域物流龙头企业
物流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通过发展电商物流、绿色物流，加强物流信息化建设，倡导供应链管理思想等途径实现企业的升级转型。要围绕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大力培育具有行业模范作用和国际影响力的物流龙头企业，要求龙头企业能提供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在经营、竞争中提炼服务特色，积极参与区域内外竞争。
（四）鼓励创新，以创新驱动行业发展
在新常态的发展路径中，物流业的发展已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我国物流业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不断推进物流新技术的应用，全面提升物流服务品质，促进物流业高效、安全发展。政府要在政策上积极鼓励物流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装备，比如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建立先进的物流信息平台，更要以政策引导企业自主创新，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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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态势呈现篇8
数据来源与理论模型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计算方法能源指可产生各种能量(如热量、电能、光能和机械能等)或可做功的物质的统称。目前，使用的主要能源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煤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一次能源和电力、热力、成品油等二次能源，以及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计算能源消费碳排放时，为避免直接利用一次能源时产生较大误差，而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能源消费量数据，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等18项化石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传统能源所造成的碳排放。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如下:C=∑18i=1Qpi×u×nCVi×(Cfi×VCo2+mfi×VCH4)(1)其中:C为化石能源消费造成的碳排放总量，单位为104t;Qpi为第i种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单位为104t;u为单位转化系数，将t转化为Gg，为10－3;nCVi为能源净发热值，单位为tJ/Gg;Cfi为缺省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tJ;mfi为缺省CH4排放因子，单位为t/tJ;nCVi、Cfi、mfi均采用ipCC指南2007［29］的给定值;VCo2为Co2所含碳量，为12/44;VCH4为CH4所含碳量，为12/16。区域碳汇能力的计算方法典型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地碳汇主要包括植物光合作用和化石燃料沉积等过程，植物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固定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在此，仅考虑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中，林地和草地为主要碳汇(碳的吸收源)，根据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系数，可以将林地和草地的面积转化为碳的吸收量［3］。在此，将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量近似看作陆地生态系统中碳的生态容量。区域碳汇能力的计算公式如下:Ca=∑ni=1ti×si(2)其中:Ca为区域碳汇能力;ti为第i种土地利用方式的面积，包括林地和草地面积;si为第i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碳的吸收系数，林地和草地的碳汇系数来源于方精云等［2］的研究成果。2.4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的构建本文结合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特征，以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缺乏、台湾、图1碳排放洛伦兹曲线Fig.1CarbonemissionLorenzeCurve香港和澳门的部分统计数据，故本文的计算和分析不包括上述地区)为评价单元，定义洛伦兹曲线为不同单元能源消费碳排放曲线，为碳排放实际分配曲线，连接45°对角线为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绝对公平曲线，如图1所示，据此构建省级区域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设实际碳排放分配曲线与绝对公平碳排放分配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碳排放分配曲线与oX轴之间的面积为B，那么碳排放基尼系数=a/(a+B)，碳排放基尼系数反映的是依据不同的参考因子，碳排放分配的公平程度。a面积越小，基尼系数越小，碳排放分配越公平，反之，a越大，基尼系数越大，碳排放分配越不公平。当碳排放基尼系数为0时，实际碳排放分配曲线也就与绝对公平碳排放分配曲线重合，表示碳排放分配绝对公平。当基尼系数为1时，B为0，表示碳排放分配完全不公平。在用基尼系数测度碳排放分配的公平程度时，采用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碳排放分配“高度平均或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通常以0.4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采用梯形法求取碳排放基尼系数:基尼系数=1－∑ni=1(Xi－Xi－1)(Yi+Yi－1)(3)其中:Xi为参考因子的累积百分比，Yi为碳排放的累积百分比。当i=1时，Xi－1、Yi－1均视为0。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以纵轴oY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碳排放量占全国的累积百分比，横轴oX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的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量的累积百分比。其构建意义在于以各个行政单元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量为参照，基于排放一定比例的碳需要贡献相应比例的碳吸收量，则从生态角度来说在假设碳排放绝对平均的基础上，若某一区域碳排放的比例大于主要碳汇对碳吸收量的贡献率，则其侵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使其他区域为其承担了过量碳排放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反之，则有相对较高的生态容量，而相对较低的碳排放量，对减轻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重要贡献。为此，这里提出生态承载系数用于衡量各区域碳生态容量贡献的公平性。生态承载系数(ecologicalSupportCoefficient，eSC)=主要碳汇对碳吸收量的比例/碳排放比例:eSC=CaiCaCiC(4)其中:Cai、Ca为各区域和全国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量;Ci、C为各区域和全国的碳排放量。由以上分析可知，若eSC＞1，则表明某一区域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的贡献率大于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相对较高的碳的生态容量，对其他区域有贡献;反之，若eSC＜1，则表明某一区域主要碳汇对碳的吸收的贡献率小于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相对较低的碳的生态容量，由于碳排放带来温室效应具有外部性的特征，碳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需要其他区域共同承担，侵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以纵轴oY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碳排放量占全国的累积百分比，横轴oX表示各个行政单元的GDp累积百分比。其构建意义在于以各个行政单元的GDp为参照，基于排放一定比例的碳需要贡献相应比例的GDp，则从经济角度来说在假设碳排放绝对平均的基础上，若某一区域碳排放的比例大于GDp的贡献率，则属于经济效率较为低下，对碳的排放侵占了其他区域的利益;反之，则经济效率较高，对其他区域有贡献。为此，这里提出经济贡献系数用于衡量各区域间碳排放经济贡献的公平性。经济贡献系数(economyContributiveCoefficient，eCC)=经济贡献率/碳排放占全国的比例eCC=GiGCiC(5)其中:Gi、G为各区域和全国的GDp;Ci、C为各区域和全国的碳排放量。由以上分析可知，若eCC＞1，则表明某一区域经济贡献率大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反之，若eCC＜1，则表明某一区域经济贡献率小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其具有相对较低的经济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侵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
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序演变分析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分析从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线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分析碳排放的年变化量可知，从1996年到1999年期间，从总的趋势上来看呈上涨趋势，但呈现波动变化，在1999年出现了一次负增长;从2000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趋势较为平缓;从2003年到2007年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能源需求旺盛，碳排放上涨趋势尤为明显，年均涨幅远远高于前一时段，是前一时段的7倍左右，呈现急剧上涨趋势;2008年的上涨幅度出现了急剧下降，年涨幅仅为前一时段年均涨幅的1/3，暂不将其归入前一时段。因此，根据碳排放年均变化量，可将我国1996—2007年的碳排放趋势大致分为3个时期:1996—1999年，波动增长期;2000—2002年，缓慢增长期;2003—2007年，高速增长期。随着碳减排力度加大和科技进步，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增长将趋于平缓，甚至将呈现下降趋势。
Fig.2thetimesequencecurveofcarbonemissionandGDpinChinafrom1996to20083.2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为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选用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弹性系数通常用于衡量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对另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的依存关系。根据弹性系数的内涵，提出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的概念，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率与经济生产总值变化率之比，表明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其计算公式如下:e=ΔC(i，i－1)/Ci－1ΔY(i，i－1)/Yi－1(6)其中:e为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ΔC(i，i－1)为第i－1年到第i年碳排放量的变化量;Ci－1为第i－1年的碳排放量;ΔY(i，i－1)为第i－1年到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量;Yi－1为第i－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综合反映了一个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等，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D=CY(7)其中:D为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C为区域碳排放量;Y为区域地区实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我国从1996—2008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和弹性系数曲线，如图3所示。从1996年到2002年，我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从总体趋势上看，除2003年到2005年略微上升外，1996年到2008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显著下降趋势，综合反映出13a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由碳排放弹性系数曲线可知，从2003年到2005年，碳排放量快速上涨，弹性系数大于1，即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引起的碳排放量大于1个单位;其余年份弹性系数均小于1，即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均小于1个单位。从1996年到2001年，除部分年份波动外，我国的碳排放弹性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2年到2004年，弹性系数呈上涨趋势，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急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边际能源消费量偏高，呈现非理性发展;从2005年到2008年，弹性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2008年的碳排放弹性系数仅为0.2813，说明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边际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逐渐降低。
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公平性分析
经济态势呈现篇9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LmDi因素均衡分解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因素效应经济贡献度进行研究。研究揭示了在控制经济结构效应及投资效率效应的基础上，贸易动态因素效应在正常外部环境下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正并且显著；贸易就业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样本期外部经济环境正常年度内呈现出抑制现象；贸易的人均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波动在样本期内较大，并呈现出递减常态；对外贸易因素总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小于经济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关键词：均衡分解对外贸易贡献度经济增长
引言
当前，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宏观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速回落的调整阶段，经济调整必要性及宏观政策稳增长目标紧迫性凸显。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为7.6%，大大低于近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水平，但经济增长的国内外居民预期还将进一步持续放缓。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占主要地位的对外贸易趋势也呈现持续疲软趋势，从钢材到运动鞋、食品玩具等各类商品的库存都在增加，当期出口增长目前近乎停滞，对欧洲的发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13%，进口同样出现下滑。但当前，由于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副作用而引致的银行不良贷款、工业产能过剩及政府债务巨大风险隐患使得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急剧受限。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的非正常水平，不但导致了资本边际效率低下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增长结构的隐患。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相继实施，客观上扩大全球流动性，引起国际大宗商品产生涨价效应从而提升中国进口价格恶化贸易条件。近年贸易条件年度变动可能导致相当于2-3个百分点GDp福利变动（卢峰，陈建奇，2012）。
文献综述
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及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已有的针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效率及对政府支出、国内消费就业等方面的影响。Yang和ng（1993）、杨小凯，张永生（2000，2001，2003）、张定胜，杨小凯（2003）结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框架认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国家综合优势，不仅考虑一国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取决于二者权衡结果，即内生的生产率和成本、交易效率和成本的综合权衡结果。孙楚仁，赵红军（2012）研究认为：对外贸易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演进，一国的软交易效率比硬交易效率对贸易的影响更大，要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多方面对交易效率进行改进是必要的。Rodrick（1998）研究提出补偿假说，强调政府部门扩张的内在激励会超过其对成本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可以“补偿”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平抑经济波动。alesina和perotti（1997）、isham和Kaufmann（1999）强调基于贸易开放的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引致的经济成本，贸易开放情形下，政府只有采取紧缩宏观财政或货币政策减少其税收，削减开支，提高市场效率，才能吸引经济要素流入。与此对应，Garrett（2001）则强调只有当政府支出规模超过开放市场所需求的最优规模时，才会导致国内生产要素的净流出。Ram（2009）研究则将alesina和wacziarg、Rodrik（1998）有关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引致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但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正向影响本质上是由国家规模异质所造成的相关结论之间的差异归结于：其在研究中利用国别数据进行的截面回归不能完全剔除国家的异质性所造成的计量影响。
Benarroch和pandey（2008）研究认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缩小，同时一国贸易开放并不必然会加剧该国经济波动，对外贸易波动并不会必然影响到政府支出。高凌云、毛日（2011）贸易开放促进了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转移支付支出效率的提高。Revenga（1992）研究认为：基于贸易开放而产生的分工虽然会改善贸易参与国的生产效率，但分工深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带来更加专业化的生产结构调整，由此引致失业。Dreher（2003）研究指出：一国贸易和资本开放并没有使该国税负呈现由流动要素向固定要素（如劳动）转移的现象。Koren和tenreyro（2007）进一步认为分工细化调整还会带来更加专业化的生产分化而引致的失业甚至会加剧经济波动。Rodrik（1998）将Cameron（1978）研究确证了一国经济的外部风险与贸易开放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贸易开放深化在引起国内收入和消费波动的同时，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物品及服务方面增加的支出又对外部风险、居民消费和收入的波动起到了一定的平抑作用。根据高凌云、毛日（2011）的研究，预期风险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和贸易开放是影响政府实际投资性支出规模的主要原因，同时贸易开放引起的地区规模及负向劳动力流动是实际消费性规模支出的原因。
综合已有的相关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及经济发展格局下，大部分代表性文献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对本国政府支出、消费、就业及经济波动的研究，对大国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经济贡献度的研究并不多见，但结合当前我国外需持续疲软及国内经济结构亟需调整现实，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研究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贡献均衡效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理论模型及变量设定的经济学原理
（一）基本理论模型
LmDi（LogmeanDivisiaindex）是YoichiKaya（1989）、B.w.ang（2005）在研究能源消费、排放等环境经济研究中所采用的权威因素分解模型，也即是对数指标因素分解模型。在现有的因素分解研究领域，指数分解方法iDa（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是常用的因素分解方，该方法在当前使用中因特别适合分解含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因此在相关领域的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而LmDi作为DivisiaiDa因素分解模型的主要运用分支具有完备分解、无残差偏误以及基于LmDi的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结论的一致性、唯一性等特点，因而在目前在许多领域得到大量应用（郭朝先，2010）。则LmDi的基本模型为：
（1）
（2）
（3）
则乘法分解模型为：
（4）
加法分解模型为：
（5）
其中，G为目标变量，X为分解因素变量。Gt为t期目标变量，G0为基期目标变量，分解因素变量定义相同。结合数据特征和研究命题，本文采取乘法分解模型进行研究。
（二）理论模型扩展和变量设定
本文依据基本的LmDi因素分解模型基本性质，将其运用到大国开放条件下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中，我们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因素分解为贸易动态效应、贸易人均效应、贸易就业效应、经济结构效应及投资效率效应。基于所设定的子因素和基本的LmDi因素分解模型，本文扩展LmDi因素分解模型如下：
（6）
其中，GDp为经济增长总量，tot为贸易总量，tott为t期贸易总量，net为t期净出口贸易额，Qet为t期就业人数，Consumt为t期消费总额，Fit为t期固定投资总额，tRt表征贸易动态效应，neit表征贸易人均效应，Qemt表征贸易就业效应，CQit、iCRt表征经济结构效应，Fiet表征投资效率效应。则根据（6）式可知，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经济增长幅度可依据分解因素模型表示为乘法分解模型（4）式如下：
（7）
（8）
则根据LmDi详细分解方法，在乘法分解模型下，我们可以得到分解因子：
分解因子等式中i取值1，2，3依次对应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则对应产业的总产值。
根据本文所采用扩展LmDi因素均衡分解模型及所研究是大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贡献度命题，因此我们收集了中国加入wto以后即是2001年到2010年年度相关变量，结合效应分解我们选取了前文所设定变量的2001-2010年度总值，并选取对应Cpi值并以2001为基期进行剔除价格因素处理。数据主要来自于对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
（一）基本统计描述分析
为了深化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及其他相关控制因素，我们首先对贸易因素及控制因素变量序列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如表1所示。
由基本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样本期内经济结构及投资效率效应波动幅度大并且二者接近于正态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与国内投资水平在样本期内的运行的实际状况；样本期内，贸易的就业效应波动最小接近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贸易拉动的就业对经济增长影响几乎不变；同时贸易动态效应呈现较小的左偏分布。其余效应分布及波动基本符合实际预期，所以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异常值对分解效应结果产生的杠杆效应。
其次，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给出各个因素效应在样本期内的趋势，便于我们进一步捕捉因素效应动态特征，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贸易动态效应、贸易人均效应及贸易就业效应呈现轻微的上升趋势并且基本接近于稳态，经济结构效应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以CQit、iCRt表征经济结构效应中，投资效应对经济结构效应趋势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与此对应的是投资效率效应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不仅符合随着投资增长其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的基本经济理论，同时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的实际运行状况。
（二）经济增长的贸易效应时间维度分解
在前文扩展的LmDi因素均衡分解模型及基本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贸易效应在时间维度上进行乘法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为了更好地反映对外贸易整体因素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表2中ttrade=Dtr+Dnei+Dqcm。
同时我们为了更具体清晰的显示在对应年度内贸易及所控制的因素效应因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我们同时做出了因素贡献效应柱状对比分析图，如图2所示。
则由表2和柱状对比分析图2可以看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效应中，贸易动态因素效应除去2008-2009年度之外，其余年度内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正并且显著，而2008-2009年度贡献度为负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2008年突发世界金融危机造成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结合我国出口导向性的经济模式，最终导致当年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抑制效应，但在2009-2010年度，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贡献度达到48.1%，贸易的人均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经过2001-2004年度的逐步递减后，在2005年度突然反转其贡献度达到72.1%，但是之后开始显著递减，并在2010年度达到最低为-62%；贸易就业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从我国加入wto后一直到2008年度呈现出抑制现象，但是其在2008-2009年度突然反转并达到65.3%，但是随后显著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对外贸易形成的就业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抑制现象，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则表现为推动现象，一方面表明我国基于贸易形成的就业并不一定有助于国内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表明危机形成外部需求萎缩情形下，基于贸易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在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基础上，我国以CQit、iCRt表征经济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样本期内均为正向推动贡献，并基本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整体而言，对外贸易因素总效应（ttrade）对经济增长贡献小于以CQit、iCRt表征经济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与此对应是投资效率因素效应对经济贡献除去2008、2009年度之外，均为负向贡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虽然我国投资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为负，揭示了人们对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实际预期：其投资总量增长但是其投资效率是低下的。
研究结论及启示
针对我国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命题，我们构建了扩展的LmDi因素均衡分解模型对其贡献度进行研究。研究揭示了在控制经济结构效应及投资效率效应的基础上，贸易动态因素效应在正常外部环境下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正并且显著，在样本期内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贡献度最大达到48.1%，但是其贡献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当外部出现经济危机时，其表现为抑制增长效应；贸易的人均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波动在样本期内较大，贡献最大达到72.1%，最低达到-62%，并呈现出递减常态；同时贸易就业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样本期外部经济环境正常年度内呈现出抑制现象，但是在危机期间其贡献达到最大65.3%；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危机形成外部需求萎缩情形下，基于贸易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最后投资效率因素效应表明：样本期内投资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抑制现象；最后就是经济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样本期内均为正向推动贡献，并基本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通过因素贡献分解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基本被投资边际效率低下所制约，对外贸易因素总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小于经济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相对于增加投资或推动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更为显著。
下面将就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要充分利用产业扶持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机电产业的发展，为出口提供更多高附加值产品，以相对较少的出口量创造更多的外贸收益。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如纺织服装，要以增强其技术含量和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为重点，加大科技投入，努力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由过去的初级加工、粗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提高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第二，加快实现产业升级，引导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除了国内要加大资金技术的投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制定和实施配套的产业政策外，还应该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产业调整的国际化。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需要进一步利用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努力增强本国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在落后的产业结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产业。
第三，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使得这些地区原有的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逐渐减少，但东部地区在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培养了一批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从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上占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在资金匮乏、人才稀缺的劣势下，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条件。因此，两者之间的产业结构应该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双方相互之间的资源、技术、资金方面的分工、协作。
参考文献：
1.郭朝先.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2）
2.ang，B.w.，Liu，F.L..anewenergydecompositionmethod：perfectindecompositionandconsistentinaggregation.energy26，2001
经济态势呈现篇10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取得了快速发展，这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然而我们国家的经济金融在迎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这就需要在对当前经济金融的发展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调控措施。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形势，从而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经济金融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状况
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调整经济金融政策并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加之在世界经济的持续影响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经济金融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这种经济金融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体现：第一，就国际上的金融环境而言，已经开始朝着好的方向进行转变，这带动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并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第二，通过相应政策手段的实施，目前国内需求增长，国内消费增加，这也拉动了我们国家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相比较以往比较低迷的状态，我们国家的济金融发展形势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已经走出困境，目前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我国的经济金融在迎来良好发展前景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只有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才能为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开辟出一条更加广阔的光明道路。总的说来，由于我国经济金融的持续发展，其带来的发展机遇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充分考虑国家具体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政策，更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使我国的经济金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政策，使得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第三，有效宏观政策的实施还使得我们国家的收入和就业状况得到改善，使得国家经济始终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第四，在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国家投资领域的基础上，相应的投资环境也不断得到了优化。
（二）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既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抓住并致力于解决目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有利于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金融顺利持续地朝着更好方向发展。通常说来，在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我们国家的经济金融在发展的同时也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近些年来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国家积极应对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虽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稳定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但是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价格回弹的状况。因此，房地产市场问题将是制约经济金融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国家的经济金融状况虽然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关于物价方面的问题，国家虽然也一直致力于采取相关政策保证整体水平上的物价平稳，但是就长期呈现出的情况来讲，物价水平还是或多或少受到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通货膨胀仍然是作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存在。
第三，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资源不足的这个严重问题，经济金融的持续发展受到了较大的约束。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资源环境条件极大地影响了经济金融是否能得到持续性发展。
第四，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信贷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信贷增长导致贷款变得更加困难，这使得一些中、小型企业容易遭遇资金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贷款困难问题也是国家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并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一大障碍[1]。
二、应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策略探究
第一，应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就需要针对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的问题进行适当调控。目前国家政府为了稳定房地产的价格，采取了积极政策并加强了对这一方面的控制，但是总体说来取得的效果并不太理想，距离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首先，对当前的经济金融政策进行适时调整和完善，加大对这一领域信贷风险进行管理的力度；其次，注重对市场住房需求进行调查并以此为依据将差异化管理落实到对房地产问题的控制上；再者，要依据群众具体的收入水平来构建合理的房地产价格机制。
第二，有效应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还应对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进行优化。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保证经济金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稳定增长态势。这就需要在对投资结构进行优化的同时，也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应的投资项目并加强管理，从而使我们国家建设经济金融的能力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此外，政府部门还应对公共服务这一领域予以重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国家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下，加强对通货膨胀问题的管理是重中之重的任务。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拦路虎，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使我国经济金融得到更好发展。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合理控制信贷问题并将存款利息提高，对市场化的改革效果进行强化；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扶持农业并有效监管农产品市场进而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群众生活的基本需要。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例中，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就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式而言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在长期的发展中，经济金融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是将机遇与挑战转化为优势和动力还是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国家的决策和调控，因此政府部门还需积极应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策略，以便于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