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1
关键词:外部性;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234-02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的经济活动对没有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1]。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该主体的经济活动给另外主体带来了收益,而自己无法得到补偿。负外部性则恰恰相反。外部性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在该书中,庇古认为,外部性的实质是边际个人成本(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收益)不一致所造成的。边际个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会带来负的外部性,边际个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则会带来正的外部性。布坎南的定义则更为简练,他认为,外部性就是指某个人的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了别人的行为[2]。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社会产量会偏离最优产量,最终会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效率标准。据此,为了避免外部性,庇古提出对自然资源开发、环境污染等外部性较强的行为,政府应进行干涉:对负外部征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对正外部进行补贴,以提高其产量。
自然文化遗产是指在自然演进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的一些古迹、古建筑、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1985年,我国加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公约》,承认遗产的独特价值,并承诺将为全人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遗产资源。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遗产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成为众多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遗产的开发保护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方面,遗产作为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其可持续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不仅对遗产当地人有益,还对全体社会公民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遗产的过度开发则会破坏遗产资源,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不仅会损害遗产当地人的利益,还将对全社会造成损失。实践中,我国遗产旅游开发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遗产过度开发、破坏开发等现象。有观点认为,遗产资源具有独特性、不可再生性,为了避免遗产开发带来的负外部性,政府应该加强遗产的保护工作,保证遗产的正外部性。在政府财政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应停止遗产的开发,为全社会保存好珍贵的遗产资源。
二、自然文化遗产的特性
1.独特性
遗产的形成,是由于地球千百万年的地质运动及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文明的积淀,因此,其分布具有一种天然的分散性,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如西北的大漠、江浙的水乡、的雪山等。因此,这些遗产资源作为地理标志,具有明显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处遗产资源,正是遗产资源的独特性使其对旅游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使他们宁愿跋涉千山万水来景区参观游览。
2.不可再生性
遗产的不可再生性,主要是指遗产一旦遭到破坏,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换言之,遗产是无法通过人类的技术手段或方法加以恢复的。这一点是从遗产的概念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因为遗产是在非人力干预的条件下形成的,所以任何企图以人力恢复已遭破坏的遗产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行的。例如,现在我国各地建造的各种仿古建筑,虽然在形式上与已毁坏的原物相似,但其蕴涵的“特殊价值”已不复存在。
3.自然文化遗产的功能
(1)教育功能
遗产既具有悠久的历史感,又具有与广泛事物的丰富联系;既具有外形的可视性,又具有内涵的可感知性。这些特点使遗产成为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综合体,其中很多成为文化符号或民族的精神象征。因此,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教育资源。遗产教育包含两个层面,即知识层面与精神层面。遗产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它与书本教育不同,是一种实物教育;它与一般单一定向的教育不同,是一种综合教育。遗产教育的领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它的服务对象涵盖整个社会,包括各种职业背景、知识水平、年龄层次。它实施教育的方式是观赏性的,既可与愉悦的休闲活动相结合,也可与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性活动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政府,均将教育列为对遗产的基本功能需求。
(2)政治功能
遗产的政治功能是遗产教育功能的一个延伸结果。由于遗产凝聚着与其所在地区、社会和族群的历史、自然环境、精神联系,因此,它既可代表一种社会规范的传承,又可代表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延续的合法性。遗产能激发人们的乡土意识、家国意识,一些被视为“圣山”、“圣地”的遗产,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符号或文化政治符号。国际上,不仅将遗产视为一个社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同时,也从政治上视为“国家象征”和“民族象征”。历史上在国家的分裂与统一中,遗产的政治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欧盟在处理自身的经济政治整合和过渡时,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南―北差距、全球环境变化等一系列不确定性的挑战时,深刻意识到,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不仅需要首脑会议,需要共同条约和法律,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欧洲公众共同的情感基础。这一情感基础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欧洲遗产的再认识。这就需要对欧洲遗产所蕴涵的意义进行重新诠释,以“地方身份”代替“国家身份”,建设与新欧洲相适应的“新遗产”,重绘欧洲大陆新的人文精神地图,从而实现欧洲的统一与联合[3]。
(3)经济功能
所谓遗产的经济功能,并不是指为了遗产的保护而开拓新的资金来源,而是指利用遗产向全社会提供各种文化消费服务。这不仅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更好地履行遗产保护历史使命,同时还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遗产经济功能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一词包含着商业和赢利性质,这一提法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但随着人们对遗产教育功能与政治功能的认识,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以遗产展示为中心内容的遗产经济功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遗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独特的经济资产已毫无争议。当代遗产开发经营的核心内容便是以遗产为目的地的“遗产旅游”。
三、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辨析
由遗产的特性及功能可知遗产资源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即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便面临着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具体到遗产资源也就是:开发不开发?如何开发?为谁开发?
1.开不开发
遗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们面临着单纯保护和在保护中开发两种行为选择。有观点将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截然分开,将“开发”与“利用”排除在“保护”之外,从而引发“保护与开发相对立”的潜意识。我们认为这样的“保护”观念是不全面的,遗产应在保护其独特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一方面,遗产资源的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告诉我们遗产需要开发,开发的核心是以遗产展示为主要内容的遗产旅游;另一方面,遗产本身的稀缺性也要求遗产资源应配置到其最有价值的用途,遗产展示将满足全社会更多人对遗产价值的需求。因此,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是辩证统一的,不应使两者对立,彼此取代,而应努力协调,相互促进,要做到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助开发,两者形成良性互动,使我国遗产开发保护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如何开发
遗产的独特性与不可再生性决定了遗产开发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解决负外部性的根本途径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由开发主体自己承担遗产开发带来的外部社会成本,促使其将遗产开发置于合理的范围。普通物品的收益公式是B=pC+m,而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它的收益公式则是B=SC+m,SC=pC+eC,其中,B是收益,SC是社会成本,pC是开发主体个人成本,eC是外部成本,m是利润。实践中遗产破坏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于忽视了开发过程中造成的BC外部成本,既负的外部性,只考虑了开发主体的个人成本pC,从而使遗产过度开发。因此,实践中遗产开发应在计算pC个人成本的同时,还应计算外部成本eC,将遗产开发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如此才能保证遗产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为谁开发
遗产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开发的目标不仅要满足遗产所在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满足全社会及全人类对遗产特殊价值所造成的正外部性的需求。因此,遗产开发不能具有盲目性与片面性,要站在全社会、全人类的高度指导遗产开发。另外,遗产开发在满足我们当代人代内公平的基础上,还要满足当代人与后代人代际公平的需要。遗产作为自然与人类历史文明的积淀,当代人也是从前辈人手中继承过来,因此,我们更有义务将遗产所蕴涵的特殊价值传递到后代人手中。遗产在人类社会中的不断传承与沿袭,才是遗产可持续开发的真谛。
参考文献:
[1]黄亚钧.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4-345.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2
关键词：
中国；遗产旅游；研究进展；结论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0503
截至201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3项，其中自然遗产9项，文化遗产30项，双重遗产4项。“申遗”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遗产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关于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对遗产产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刘庆余等，2005），其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较为成熟，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案例研究为支撑，保障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国在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之后，开始对遗产进行研究。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但人们对遗产旅游的概念还很陌生。直到1999年，王大悟在诠释生态旅游和遗产旅游概念的时候，首次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概念，他指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遗产资源和自然遗产资源两个方面，并且包含了生态旅游概念。此后，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逐渐展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遗产旅游业的发展逐步进行，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遗产旅游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为下一步的研究及我国遗产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及思考。
1我国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1.1遗产旅游基本理论研究
1.1.1遗产旅游的概念
遗产旅游的概念，在国内外是有争论的。由于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内容也不尽相同。对于遗产旅游的概念研究，国外学者对于遗产旅游囊括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存在争论，他们对遗产旅游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其文化属性方面，而我国学者的定义更多的是倾向于对遗产旅游的解释性说明和保护开发。谢朝武（2003）认为，文化遗产旅游是以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物质遗存作为主体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邓明艳（2005）认为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定义要考虑到旅游者的动机和旅游吸引物，她将世界遗产旅游定义为：以世界遗产为吸引物，到遗产地去欣赏世界遗产的景色、体验或学习世界遗产文化的旅游活动。罗佳明（2004）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了遗产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自然和历史的旅游。刘庆余等（2008）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将遗产旅游定义为：以遗产资源（目前主要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去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使旅游者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王镜（2011）认为遗产旅游概念的内涵是旅游者从事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和愉悦等旅游体验活动，这些旅游体验活动与遗产文化有关，是对遗产文化价值和内涵的体验。关于遗产旅游的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一一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黄亮，2006）”。
1.1.2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
近年来，旅游对遗产地环境、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众多的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对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对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作为遗产地的保护、规划、管理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亦保证了旅游者在遗产地的体验质量。崔凤军（1997）采取静态模型研究方法，对泰山主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出了系统测算，揭示了其时空分异规律，剖析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资源的利用强度，提出了旅游调控策略。章小平（2007）从生态容量、资源容量和地域社会容量三个视角对九寨沟的环境容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九寨沟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定量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的结论。张钦凯（2010）通过对制约石窟类景区容量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影响石窟旅游环境容量的各项因子以及使用权重分配法来确定最终容量的思路。
1.2遗产旅游地研究
1.2.1遗产地的旅游资源及其保护利用研究
探索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确定、调整它的利用方式及方法，是遗产旅游基础性、关键性的工作，也是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的核心问题。崔凤军（1999）在论述泰山宗教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泰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了其宗教旅游特征，提出了不同主题的旅游开发策略；吴有训（2002）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黄山冬季旅游气候资源，提出了发展冬季旅游的建议；胡善凤（2002）分析了黄山旅游资源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对黄山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措施；陶建军（2009）对湖南省衡山和雪峰山旅游气候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的研究；万寿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李星，2011）；武当山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颜丽丽，2010）。总之，这些都是在对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保护与开发策略。
1.2.2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研究
对遗产地生命周期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遗产地旅游规律，了解市场需求，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延长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实现遗产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地，其生命周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近年来，遗产旅游业逐渐兴起，许多学者越来越关注于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
杨效忠等人（2004）以普陀山为例，探讨旅游地生命周期与产品结构的演化关系。孙根年等（2007）以秦俑馆为例，对其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秦俑馆入境旅游呈波浪式的“扇贝型”增长，国内旅游呈“主循环—再循环”模式，两者的生命周期呈现出不同模式。丁健（2000）等对建水燕子洞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衰落阶段。他们还分析了影响该洞旅游生命周期的各主要因素，并提出重振建水燕子洞旅游业的对策和建议。程晓丽（2008）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对九华山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九华山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目前正处在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延长其旅游生命周期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1.2.3遗产真实性问题研究
发展遗产旅游，利于筹集遗产保护资金，强化遗产保护意识，然而，遗产作为旅游产品，必然被商业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在实践中，遗产地发展旅游导致过度商业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五类问题：遗产地“改名风”、“为遗产地命名”、“在遗产地建设旅游设施”、“在遗产地进行旅游展示，在讲解中以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传说和神话，代替基于文化、历史、科学的介绍”，以及“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产品复制”（徐嵩龄，2003）。遗产的过度商业化进而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原真性对于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体现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本质属性（阮仪三，林林，2003）。许多研究者指出原真性能够提升遗产旅游的品质，同时，原真性是把遗产和旅游联系起来的关键点。原真性对于遗产旅游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作为推力，对于个人的遗产消费决策很重要；作为拉力，对于遗产目的地的吸引力很重要（陈勇，2005）。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徐嵩龄，2008）。然而，我国遗产地在原真性的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徐红罡等（2012）以西递宏村为例，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指出：由于政府本身的角色和身份的影响，原真性理解和执行受到了其角色的限制，是一种高速经济增长和满足各级部门保护要求的目标纯粹、手段单一的方案，完全缺乏了对居民的声音的考虑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对遗产的更全面理解。
1.2.4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在自然遗产的可持续研究方面，骆培聪（1997）以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彭翔（1999）指出了旅游业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影响及成因。徐嵩龄（2002）对黄山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全华（2003）通过实地监测并全面分析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演变趋势，证实了景区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影响因子和最脆弱的环境因子。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面，陈峰云等（2007）以平遥古城为例，系统总结了古城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了这对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卢松等（2005）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对象，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保继刚（1987）对“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翟向坤等（2009）对北京“世界遗产”旅游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1.3遗产旅游管理研究
1.3.1经营管理模式及体制研究
“世界遗产”的市场化经营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经营和股份制企业经营两种模式（孟华，2005）。两种经营模式的实质是产权的改变，二者均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保护权与开发权或完全分离或不完全分离。正因为如此，引起了产权问题的争论。经营管理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种是提出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徐嵩龄，2003）。朱建安（2004）指出：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在我国缺乏实施的财政、行政管理和法治条件，所以说第一种模式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王兴斌（2002）提出遗产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护权分离与制衡（简称“四权分离与制衡”）。然而，徐嵩龄（2003）认为“四权分离”是不恰当的，对遗产价值、遗产保护和管理标准、遗产事业使命缺乏完整而准确的理解。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遗产旅游业制度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1.3.2利益主体研究
李凡等（2007）以广东省大旗头古村为例，应用利益主体理论，在对利益主体调研的基础上，将古村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密切型、中间型和疏远型3种。张伟和吴必虎（2002）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并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苏明明（2012）以慕田峪长城为例，研究了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社区参与管理的重要性。黄昆讨论了景区利益主体的含义，探讨了各利益主体对景区环境管理的影响，提出各方要共同参与景区环境管理。周年兴等（2005）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为例，列出了风景区规划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运用相关关系矩阵分析了他们之间利益关系，最后确定了主要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规划和行动决策。
1.4遗产旅游者体验研究
作为体验时代的遗产旅游，是遗产保护、利用和遗产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实现高水平的遗产旅游，实现游客对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并获得愉悦，旅游体验应该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研究内核（王镜，2011）。黄耀丽等（2006）以沙漠旅游为例，从旅游者切身感受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沙漠特色旅游体验的形成机理来认识旅游开发及服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沙漠旅游发展的途径：树立一切从“旅游体验”出发的理念，贯穿于开发规划、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之中。罗佳明（2010）探讨了遗产地精神与体验旅游的融合；王镜（2011）在调查了600多名西安市遗产旅游者的基础上，从三个视角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遗产旅游者普遍在旅游后产生了“对西安遗产文化了解”的自我评价降低的现象，反映了遗产旅游体验对于重游的特殊要求；张建忠（2012）通过对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体验旅游的开发研究，提出了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两个核心层面：原真性真实与结构性真实。
1.5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
遗产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考价值，然而普通游客难以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些遗产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在遗产旅游资源和游客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遗产旅游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解说系统，一个完善有效的解说系统能够提高游客的游览质量，从而增强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
国内对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解说的内涵与功能、解说系统的介绍、解说存在的问题等。作为旅游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认识解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学者对解说形成了不同的理解。陶伟认为解说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现象的“翻译”，以便于观众（如：游客、参与者、任何接触到的人）能够更好的理解和享受。张明珠（2008）认为旅游解说系统是指通过运用沟通媒体帮助游客了解特定信息，达到保护资源、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关于解说系统的功能及作用，邓明艳（2010）认为，解说具有扩散旅游客流的功能。陶伟（2009）认为解说是一种重要的遗产保护策略，能够通过影响游客的知识重组和行为意图，帮助达到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遗产资源有效保护的双赢目标。闵庆文（2012）指出：“科学性解说”是遗产旅游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2结论与评述
国外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关注实践，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增加了案例研究的实用性和深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因此，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借鉴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较为广泛地涉及到遗产旅游的概念定义、系统理论、关系和影响，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结合我国遗产旅游地实际情况，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相关遗产理论。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加强遗产理论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是实践研究中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深化与结合。对于定性研究，研究人员在案例调查的过程中要深入、系统，拓宽定性研究的视野；对于定量研究，研究者应加强在数据来源和分析检验等环节上的严密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做到持续、系统、深入的跟踪研究。
三是加强对遗产旅游者的动机、行为特征、体验等方面的研究。遗产旅游者是遗产旅游的主体，加强对旅游者的研究，有助于旅游把握市场需求。将遗产旅游资源的研究引入到市场化、产品化的方向，适应当前和未来旅游市场的需求，是需要我国遗产旅游实践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是加强对遗产旅游市场营销的研究。目前，国内遗产地旅游营销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遗产地遗产资源，以后的研究应重视挖掘遗产地的特殊价值，在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属性、利益、价值、个性及旅游群体等方面多开展深入的研究，同时要加强对产品定价、遗产地旅游形象、市场及营销策略的深入研究，促进遗产旅游业健康发展。
五是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重立法与管理，紧密追踪实践，而国际遗产旅游研究重行业和市场营销的研究特色，相信是不同社会背景和遗产旅游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应该以发扬特色、积极创新的态度，结合国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促进研究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并发挥研究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
参考文献
[1]谢朝武，郑向敏.关于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若干思考[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2]邓明艳.世界遗产旅游基本问题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
[3]罗佳明.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刘庆余等.中国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5，（5）.
[5]王镜.基于问卷调查的遗产旅游体验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4）.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3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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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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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4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地方民间文化的精髓以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形式，主要涉及到民间音乐、传统戏剧及手工技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全民关注的热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提升国家或地区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旅游资源越来越得到认可，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本研究从游客的视角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运用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研究影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和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以期更好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献综述
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2.1.1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和保护研究
国内外学者多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界定，如munjeriD（2004）探讨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及形式特征。张春丽、李星明（2007）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界定、内涵、外延等方面。刘壮、牟延林（2008）在对比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学者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通过对特定案例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Susan（200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晓涛（2012）探讨了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建立地方立法保护的必要性。Georgiev（2013）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以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自然遗产为基础的。Claesson（2011）探讨了保护沿海或淹没的史前土著考古遗址和历史景观、滨水建筑、海船的残余和海事传统的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Chatty（2016）在总结阿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2.1.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社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影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Costa（2008）指出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巴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George（2010）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加剧了当地居民的贫富差距，造成旅游开展的过度商业化。潘长宏等（2013）探讨了了南京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造成的多样性影响、形象与文化认同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Giudici等（2013）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海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ratim（2015）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游客的行为和忠诚度的影响。秦美玉（2014）对“双轨制”办节模式下形成的西昌市区、普格县、布拖县三处遗产地居民的旅游影响进行比较研究。Smuka（2016）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作用以及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2.1.3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就自己的研究视角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进行研究，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和开发潜力进行评价。陈炜、文冬妮（2011）从开发潜力、开发条件、利益相关者因素、开发效益等方面，构建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Barrio（2012）在整合三个分析公司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三重分析方法评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节的价值。巴桑吉巴（2014）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提出了拉萨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朱叶等（2015）以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aSeB栅格分析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指标体系。Falguni（2016）探讨了印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工具和营销工具。张希月（2016）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的基?a上，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2.1.4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对策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旅游开发的模式和对策。朱晗、赵荣（2013）对山东省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开发模式进行探讨。周灿（2014）探讨了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模式。Vica等（2014）通过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探讨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杨阳、黄远珍（2016）提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协作机制。nicole（2013）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问题。马振（2014）提出手工艺类非物质遗产改变经营理念、根据市场要求设计产品、开展手工艺品乡村旅游、组织手工艺品设计比赛、建立产品质量标准、培训社区居民等发展对策。王春燕、喻晓玲（2015）提出针对环塔里木盆地非遗旅游吸引力的提高策略。刘社军、吴必虎（2015）探讨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双赢策略。
2.2计划行为理论研究
2.2.1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方面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是对ajzen和Fishbine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的继承，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计划行为理论引入旅游方面的研究，如姚艳虹、罗焱（2006）本文借鉴消费者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tpB模型，并对各层次构成要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曾武灵等（2011）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顾客满意理论的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的理论模型。沈苏彦，郭剑英（2011）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预测模型，揭示影响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主要因素。Quintal等（2011）基于用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感知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旅游意向的影响。Jalilvand等（2012）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探讨电子口碑的影响（网络口碑）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Guo等（2013）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乡村旅游意向模型，检验旅游者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李卫飞（2014）以国外志愿者旅游研究成果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旅游认知心理的研究，探讨了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对志愿者旅游的认知、态度和意向等心理状况。马奔等（2015）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经营行为进行研究。卢冲等（2017）构建了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运用双槛模型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2.2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修正
计划行为理论在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后，虽然得到诸多研究学者的肯定，但不少学者质疑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是否足以充分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意向，并试着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新的变量或与其他的理论模型嫁接，以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如Kuo等（2012）运用修正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影响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Hsu等（2013）构建一个扩展的旅游者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研究游客旅游动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周玲强等（2014）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两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一个解释和预测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整体模型。邱宏亮（2016）引入道德规范，构建了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影响机理模型。以来杭州国内游客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了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及道德规范对旅游者文明旅游行为意愿的具体影响。邱宏亮（2017）文章基于tpB视角，引入道德规范与地方依恋，构建了出境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宋慧林等（2016）以西方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将人口特征变量引入tpB模型，采用全国性大规模调查数据，对tpB模型在中国情境下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重点对人口特征在行为意向与行为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朱长宁（2016）将顾客价值理论引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休闲农业旅游行为意向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4市584份消费者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2.3现状评述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5
关键词: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研究
人文历史遗址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历史见证，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人文历史遗址对推进国家文化建设，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给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现实的物质和经济利益，一些地方的人文历史遗址遭到破坏，或者遭到过度开发。云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重视开发自然资源和现实发展资源的同时，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人文历史遗址，对于推动云南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人文历史遗址的内涵及其价值
人文历史遗址，顾名思义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由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所构成的整体物质环境，是表现一个地区或城市形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它主要由古文化遗址、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革命历史遗址等构成。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遗址资源。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云南地区富有代表性的人文历史遗址既是其文化独特性的典型表现，也是其文化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古滇国遗址属于典型的古文化遗址，大理古城、建水古城、丽江古城、会泽古城等属于典型的历史建筑，丽江束河古镇、昆明市南屏街、建水老街等属于典型的历史街区，陆军讲武堂、红军长征遗址等属于典型的革命历史遗址。人文历史遗址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具有不同属性、不同特质的文化遗址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实践中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这种需要满足的程度和高低不仅取决于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和存在质态，还取决于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科学研究的层次。一般意义上看，人文历史遗址大多具有重要的经济、文化、科研和育人价值。文化价值:人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遗址作为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承载着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价值观和文化符号体系。文化遗址不仅是历史的“残片”和“影像”，体现出人们记忆的延续性，具有文化认同和文化识别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识形态的典型反映。比如，反映云南高原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人文历史遗址是云南独有的，它把云南文化与其它地域性的文化区别开来，只要置身于云南就能很自然地感受到它的独特性。经济价值: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改善，文化生活的需求变得愈加强烈，特别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和文化养分。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可以把文化遗址打造成供人们学习、休闲、旅游的文化空间。当今世界，文化可以做成巨大的产业并带来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共识，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特别是把历史文化遗址打造成文化品牌的时候，它不仅能够带来有形的价值，还能带来无形的价值。科研价值:历史文化遗址作为文化的物质景观，还具有重要的审美的、艺术的和科学的研究价值。文化遗址往往是特定时空内人们实践创造和技术发明的结晶，体现了前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发展规律的认识。现代人可以从人文历史遗址中获取很多艺术创造、科技发明和科学研究的灵感和启示。比如，云南丽江古城的先民们就非常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积累了很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宝贵经验，在引入古城的不同河段对保护水质有不同的要求，分别用于洗菜、洗衣和冲马桶。香格里拉藏族民居的建筑理念，在防火、避风、防潮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设计，这些都具有独特的科研价值。育人价值:大量鲜活的历史文化遗址，承载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物质和精神文化印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对普及文物知识，推动人文历史遗址保护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提升人们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的有效途径，具有较强的育人功能。
二、云南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推进，人文历史遗址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法律法规，提供资金支持，保护和修缮人文历史遗址。一些学者也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对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
(一)政府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工作。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国家早在1982年就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云南于1984年通过了云南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办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文物工作者共调查各种不可移动的文物单位5300多项。昆明、大理、丽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腾冲、建水、巍山、威信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经各地人民政府正式审定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44项。其中，部级保护单位17项，省级保护单位102项，使我省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的文物古迹得到了法律的保护。［1］同时，加大对文物的维修力度。“十五”期间，全省维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项，投入1300万元;维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7项，投入2．97亿元;维修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33项，投入1900万元。［2］为了对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具有重大历史、科学、文化价值或者纪念意义的城市、镇、村、街区进行有效保护，云南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具体到地方，各地依据历史文化遗址的特点和保护现状，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的保护条例。相关细则参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丽江古城传统商业文化保护管理规划》、《丽江古城旅游资源保护管理规划》和《丽江古城传统文化保护管理规划》、《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总体规划》和《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二)学界层面
从国外看，目前对于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在国际上已取得共识，但在具体方法和措施上，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也存在不少差异，有一些还存在着争议。像意大利、法国、英国以及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家留给大家的基本印象就是城市历史建筑和风格保存非常好，而正因为这些历史建筑，使她们成为世界各地游客游览观光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许多国家80%的城市建筑被毁坏，但二战以后，这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师们，在城市的恢复重建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路，就是按照原来的图纸进行修复性建设，把这些历史性建筑恢复到二战以前的风貌。后来，这批历史建筑在塑造城市形象，传承城市文化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成为了城市发展不可估量的宝贵资产，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3］国内，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云南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措施。相关研究，首先必须提及的是以邱宣充、张瑛华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他们依据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云南各地的历史文化遗址分门别类地作了科学简述，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城乡建设、旅游、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等部门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以木基元、陈文敏为代表的学者以“历史文化名城”为分析单位，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人文历史遗址的总体性特征、系统性开发与保护及其政策构建的具体措施。［5］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以“个案”的形式，把研究重心放在一个个具有丰富人文历史遗址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上，期望通过个案研究能够演绎出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的一般性规律。以大理、丽江、昆明、建水四个城市的古城文化遗址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相关研究参见(苏晓毅，2004)((晓敏，车震宇，2008)、(杨福泉，2007)、邓蜀阳，2008)(和仕勇，2007)、(许婵，2008)、(饶峻姝，饶峻妮，2010)、(安学斌，曹志杰，2010)等。少数学者则从更为微观的视角，提出了人文历史的保护和开发策略。唐黎洲等分析了新时期昆明历史街区的保护策略。［6］安学斌、曹志杰从城镇化发展的视角，对大理当前遗产保护地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遗产保护地开发和保护的创新策略。［7］以上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云南人文历史遗产开发与保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在探索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积累了较为全面的理论和实证素材，有力地推动了云南人文历史文化遗址的研究进程，使云南人文历史遗址研究逐步丰富化和立体化。但是，以上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过于集中
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名城方面，难以体现人文历史遗址研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这种研究忽略了同属于历史文化遗址范畴的其他历史遗址的研究，诸如历史街区、革命历史遗址等。实践层面，中国城市发展陷入“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在古城的修复、开发与保护，忽略了每个古城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性，使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发措施出现重合或雷同现象。这与我们对城市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历史遗址研究不够深入存在紧密联系。
(二)研究方法过于单一
大多数研究均从某一领域和视角切入，基本上属于“自说自话”，要么从静态层面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登记和建档，侧重于人文历史遗址的物质形态描述，要么从技术层面论证和探讨遗址的修复、重建问题，不同的研究主体提出不同的建议和主张，缺乏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整合和对话。实践层面则表现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无法实现城乡规划、社会建设、人文历史遗址保护，城市文化构建的统筹协调和科学谋划。
(三)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研究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色彩，很难结合城镇化、市场化发展需求从多角度、多视角进行研究。官方侧重于保护规划的制定，但在具体实施规划过程中往往出现开发过多，保护不足的现象;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针对具体人文历史遗址保护措施的研究，强调人文历史遗址物质形态的修复和重建，忽视人文历史遗址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有效传承。
(四)调查研究比较缺乏
云南虽然人文历史遗址众多，但系统的调查分析不够，严重阻碍了人文历史遗址的深入研究。一方面，能科学归类并系统反映云南人文历史遗址全貌的研究很少;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某一人文历史遗址进行研究时，一些遗址却只能查到一个记载或登记的基本情况，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不能准确反映人文历史遗址保护和受损的动态情况。
四、努力推动云南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研究创新
(一)强化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的现状调查
对人文历史遗址遗存及保护现状的清晰把握是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深入研究、保护与开发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搭建一个人文历史遗址分布的时空网状体系。通过扎实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科学归类，按照遗址形成的历史时期及其现存的空间分布进行建档、立卡。这个时空网状体系要能清晰呈现文化历史遗址的形成时期，并能在点、线、面三个层面反映出人文历史遗址的空间分布:点的层面就是要对云南现存的各地历史文化遗址以及被各级政府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归类，以便把握云南省人文历史遗址的全貌;线的层面就是在点的基础上，对具有典型历史文化内涵，历史文化遗址众多的地段或区域进行归类和整理;面的层面就是要呈现出已经融合了开发和保护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地的概况和特点。其次，对人文历史遗址的受损和保护现状进行深入调查。通过精心收集和深入调查，对城镇化背景下，云南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址遭到破坏的形式、程度，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保护建议。最后，深入分析和论证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价值。在现实国情条件下，经济价值及教育意义成为古建复原和遗址重建的重要动机，要分析不同情况的历史遗存，评价其意义与价值，确定保护的对象与原则，结合人文历史遗址现状调查，充分发掘和利用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资源再诠释、环境再创造。
(二)寻求多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路径支撑
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与保护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考证、分析以及挖掘其多元文化价值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针对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修复、重建等具体工作则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现代技术支持，主要涉及到建筑学、物理学等相关学科。正如古希腊规划家道撒迪亚斯(C．a．Dociadias)所说，“为了获得一个平衡的人类世界，我们必须用一个系统的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避免仅仅考虑某几种特定元素或是某个特殊项目的片面观点。”［8］因此，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与保护研究需要形成一个集聚各类专家和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组织或机构，以便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充分发挥各方专家的特长，兼顾各方专家的意见，使人文历史遗址开发和保护的具体措施更加科学合理。从实践层面看，可以考虑常设，也可以通过整合文化宣传、文物保护等相关部门的力量，以建立“智库”的形式，在需要的时候由相应部门召集运行。
(三)进一步丰富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内容和视角
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与保护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发展规划、文物保护等多方面统筹规划。不同的社会需求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进行研究。从政府的视角看，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层面的研究上，研究如何为人文历史遗址的开发和保护提供系统的、科学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从社会建设的视角看，应该侧重研究人文历史遗址开发和保护的社会整合机制。关注社区或遗址保护地如何组织和引导社会大众对遗址保护的积极参与，以及如何科学定位政府与公众在遗址保护中的角色和地位，以便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和经验素材，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鲜活的实证范本”;从文化建设的视角看，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应该围绕人文历史遗址的核心文化、符号象征、历史记忆和文化载体等要素，深入分析特定时期的人文历史遗址所具有的文化地位和价值意义;就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修复和重建，更多地涉及到如何整合现代各种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技术路径，实现人文历史遗址开发与保护的科学性，修复和新建中实现“修旧如旧，新建如旧”，确保人文历史遗址的“原真性”。
(四)实现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有机结合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想要完全以静态的、孤立的方法保护历史文化遗址是不现实的。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不是为了保护“过去”而保护，更是为了连接“现在”和“未来”而保护。因此，不仅仅需要对人文历史遗址进行调查、考证，在此基础上进行登记、定性、定级、维修、保藏、保管、防腐、防蛀、分类等层面的静态研究。更要结合地方城乡建设的现实需要，根据有无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现实经济价值、观赏价值、教育意义等，把保护和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激发特色人文历史遗址活力，使人文历史遗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让人文历史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和价值形式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能够得到延续和发展，确保人文历史遗址在特定文化空间内分布有序，功能组织合理。同时，将原本相对分散和独立的人文历史遗址整合进入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划中来，使城乡社会建设与人文历史遗址保护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赢共生。总之，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修复和重建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有效传承层面。对人文历史遗址的研究需要整合各方力量，需要多学科提供方法论支撑。政府应该充分参考研究的最新成果，制定合理的保护和开发规划，使人文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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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校教育；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积淀。它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被不断地传承和创造、具有广泛群众性、是民间的活态文化，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还有利于抵制外域文化霸权的渗透，维护文化，是国家的重要软实力，能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学者康保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不仅是多少项具体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是全民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祖先五千年文化史的一种认同。”[1]
一.相关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全球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教育部和也启动了一个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把每年9月定为“传承月”，在青少年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普及工作。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如京剧已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有条件的高校也开设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对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的课程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渗透到其中，不失为一种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的好方法。
2002年中国高等学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发表的《非物质文化教育宣言》指出：教育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开放民族胸怀、提升民族理想、推动民族文化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学者尹国有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那些源自祖先心音，流淌着祖先血脉的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2]
高校教育既是输送研究阶段基础雄厚的生源，也是培养适应知识综合性要求的中小学师资的关键所在。参加首届中国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的代表提交的论文即以“大学教育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综合主题，号召在中国社会大的转型期许多优秀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濒临消失的紧要时刻，发挥大学作为知识群体和青年群众对民族文化传承创造的历史作用。[3]乔晓光教授积极倡导全国所有高校都来以民族文化整合心态认知自己的文化资源，尤其那些文化遗产丰富地区的大学应主动地对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生产力的发展发挥桥梁作用。[4]“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过程使文化得以社会遗传和再生，因此，教育是文化的社会遗传和再生的机制，是文化化人的过程。高等教育应该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文化适应的功能和文化创新的功能。”[5]“为保证传统文化后继有人，韩国政府还特设奖学金，以资助那些有志于学习无形文化遗产的年轻人，这些人被统称为‘传授奖学生’。”[6]“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能使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由不自觉转为自觉，良好的意志品质也会随之悄然形成，像春风春雨润泽下的百草，焕发出盎然生机。”[7]所以，在人们心中播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种子，传承的不仅仅是民间文化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传递传统文化的精神，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空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教育的有机融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民族共同的责任，高等学校作为传播文化，创造知识的重要场所，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也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在当今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教育理应成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高校应努力在教师、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研究、学生社团组织、信息交流平台、教学课程模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方面加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
第一，在师资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当前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的教师在整体上力量薄弱，素质有待大幅度提高。高校应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来为其补课，提高其素质。首先，应该在制度和政策上给予激励和导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和科研纳入学校考评体系之中。其次，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将此领域的学术权威和民间传承人请进来或者自己走出去，加大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水平。[8]
第二，在学生主体方面。目前，我国高校每年招生近600万人，在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就意味着每年有近600万人直接受到教育。这些学生又会影响他们的父母和亲人，这种宣传教育是切实有效的。各高校要通力合作，组织各方面的学术力量编写课程大纲、教材。教学要将课内课外结合，特别要在实践环节上下功夫，教师要利用暑假组织大学生到基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实践活动。要培养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项目引进校园展演，发散其文化魅力，激发大学生的热情，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动态中得到保护。[9]
第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研究方面。高校可以结合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组织专业研究队伍，成立相关研究机构，拓展科研领域和能力。首先，对原有资源特别是对本地区方志文献进行发掘与整理，为当地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提供帮助。其次，运用新技术手段制作文化专题，通过摄像、录音和存档等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再次，确立研究专题，申报研究课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写进人才培养计划、研究规划，激发大家参与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8]
第四，在学生社团组织方面。高校应最大限度地将各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学生社团的各项活动之中，使校园文化活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让民间文化去丰富学生社团内容，促进社团的积极健康发展，使民间文化在校园里产生极强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学生活动的一个鲜明特色。通过大型文艺演出、专题报告、社会实践等系列活动，不断提高学生们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得到良好的熏陶。[10]
第五，在信息交流平台方面。高校在运用传统手段和工具进行资料搜集的同时，应着力于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设施保存成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进行系统化的记录、保存。其次，高校之间应建立起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交流平台，将每个学校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信息整合起来，并对一部分可以进行共享的资料实现交际间，平台间的共享。可从三步出发，首先在市级范围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然后向省、区域逐渐推进，通过市、省、区域三级逐步扩大共享的范围，最终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平台。[11]
第六，在教学课程模式运用方面。高校可以建立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为一体的课程结构和学科性、活动性相结合的课程模式。通过教育，不仅使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理论知识有所了解，而且使学生学会研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还能够让学生掌握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创作和应用方法，同时注重理论讲授与动手实践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结合。让学生从亲自参与、体验、感受、内化、表现中产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创新意识，获得创新能力。
第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方面。高校应在现有的课程基础上，结合高校自身特点、明确课程目标、深化教学要求、逐步扩大课程涉及面和深度，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设的长期规划；同时，高校要将此规划与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相结合，由浅入深地对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现实情况和特定高校的具体特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既符合高校发展的要求，又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和保护的需要，从而制定出全面、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完善课程设置的体系和培养人才方案。[11]
三.结论
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对传承中华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导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领域，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双赢的结合，是高校落实自身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化教育领域的新突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承，不断创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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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7
2007年10月16日，2007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年会及学术交流会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省区的30多位于会代表就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专题研究专题”展开了讨论和学术交流，取得了一致意见。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复兴至今已经20多年，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缔约方。1986年开始，我国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1987~2006年，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33处。我国先后分三批公布了99个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保护。虽然如此，历史文化遗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古城镇的保护状况仍旧不容乐观。尤其在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具有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东西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城市化节奏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的各个区域功能发生变化，许多旧城、老街被拆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变得相当严峻。
2006年12月20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宣布成立，这对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宣传和保护是一件大事。中心成立的宗旨是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社会平台，为丝绸之路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做出贡献。
2007年8月，受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课题组邀请，研究中心参与编制《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负责对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专题研究。9月，研究中心组织了专题研究小组，分四组对陕西、甘肃、河南、青海、新疆等丝路沿线省区进行实地考察，历时19天，行程1万多公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专题研究及研究中心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年会上，专家们纷纷发言，认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加强丝路沿线城市政府、学术机构的联系，建立丝路沿线的学术交流网络，对促进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和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必要。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8
>>舟山普陀山申报世界遗产研究关于西湖申报世界遗产的若干思考世界遗产申报和评定中国世界遗产的现状研究世界遗产申报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中国的世界遗产日本的世界遗产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策略浅析世界遗产地的开发保护研究中国土司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旅游研究综述“世界遗产”教学改革研究尼泊尔世界遗产的宝库我国的世界遗产炸弹覆盖的世界遗产寻找海边的世界遗产翻越阿尔卑斯的世界遗产世界遗产脚下的最美海滩战火中的世界遗产试论世界遗产的出路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②截至2011年11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195个成员国。
③这12处遗产，分布于美洲的是加拿大的拉安斯欧克斯梅多国家历史遗址、纳汉尼国家公园，美国的梅萨维德印第安人遗址、黄石国家公园，厄瓜多尔的基多旧城；分布于非洲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石凿教堂、锡门国家公园，多哥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塞内加尔的戈雷岛黑奴囚禁地；分布于欧洲的是德国的亚琛大教堂，波兰的克拉科夫历史中心、维耶利奇卡盐矿。
④当年加入名录的共有4处，它们是西亚伊朗的恰高.占比尔（神塔和建筑群）、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王侯广场和南亚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
⑤1997年11月4日，中国又继续当选为执行局委员。
⑥这五个类别，是指“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文化景观”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⑦参见《世界遗产名录有哪些？名单列表（2013年更新）》，网页：本地宝，网址：http：///news/2013623/107964.shtm。
⑧参见《世界遗产名录有哪些？名单列表（2013年更新）》，网页：本地宝，网址：http：///news/2013623/107964.shtm。
⑨参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吴婷：《老司城遗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化专题研究方向》（2012年12月7日）。
⑩见永顺县、吉首大学“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课题座谈会”资料《老司城文化研究课题》（2012年5月11日）。
见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老司城历史文化课题研究工作计划》（2012年5月12日）。
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赴北京给陈同滨教授汇报录音资料整理》（2012年8月上旬）。
参见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陈同滨等领导及专家对申遗的要求》（2012年9月13日）。
李韵：《国家文物局重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网页：光明网，网址：http：///2012-11/18/content_5722654.htm。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土司城遗址申遗文本编制组来信》（2013年6月7日）。
李平：《在永顺老司城遗址课题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2013年6月13日），见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老司城遗址课题研究资料汇编（2013年6月内部资料）》。
参见永顺老司城遗址管理处：《永顺县就〈土司制度与老司城遗址的价值〉进行集中学习》，网页：中国老司城，网址：http：///article/show.asp？id=236。
见广西忻城县旅游总公司公布的《广西忻城县土司文化旅游区》。
“土司”研究是指时空构架局域于元明清时期以及西南地区的土司研究，而“泛土司”研究则是指时空构架越出了元明清时期以及西南地区的土司研究。具体如时间上，将土司出现的起点追溯至两宋之交甚至是先秦时期，将土司的下限延续至清朝晚期、民国时期甚至是共和国“民主改革”的完成时期；空间上，说土司不止存在于西南地区，在南方海岛地区、西北地区、北方蒙古地区甚至是东北地区均有土司分布。
区域的治理不仅包括中央王朝治理土司地方，而且包括土司地方之间互相制约，还包括土司对其家族村社会的治理，其治理目标是该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
参见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序一、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土司学研究的五大主题是土司、土司区、土司政府、土司关系、土司制度。参见成臻铭：《土司文化：民族史不能忽略的领域》，《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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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9
一、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历史上，湖北省荆州市一直是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璀璨的楚文化的发
祥地和传播中心。悠久的楚文化、卓越的文人墨客加上勤劳淳朴的人们在荆州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湖北省目前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荆州市也无立法权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湖北省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于地方法规缺失地步中。近年来，荆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文化富市”的战略目标，以期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根据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州目前共有马山民歌、鼓盆戏、荆河戏、鼓、说鼓子、荆州市楚式漆器髹饰技艺、荆州市铅锡刻镂技艺等7项非遗。此外，荆州市还有,挑担围鼓、五虾闹鲇、汉滩小曲、跳三鼓等14个省级非遗项目,以及32个市级项目。目前，荆州共有部级非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个，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个。
在注重部级、省级非遗申报的同时，荆州还在以下方面对非遗保护作出了一定努力。第一，地区性的学术团体组织从事非遗保护研究工作。学术机构对于非遗保护非常重要，他们是非遗最好的整理者、宣传者及发展者。学术机构尤其是具有较强学术优势的大学从事非遗的研究开发保护具有先天优势。荆州市政府及相关机构联合依托本地高校长江大学已连续举办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论坛，分别就传承人的保护与荆楚民歌传承进行了学术研讨。第二，支持非遗宣传增强社会群体对非遗文化的重视。当前,“非遗日”荆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进高校活动已基本形成机制，这有利于让学生及普通市民了解这些文化精髓,让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第三，在既有职能部门基础上形成具体负责非遗保护的专门机构。宣传部、文体局、宗教局、旅游局等职能机构依照相关规定对非遗保护均有一定职责，但部门及人员的分散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形成合力。2010年6月23日，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其主要负责审定市非遗保护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在今后的非遗保护中负责项目咨询、论证等工作；指导荆州各县市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并对各县市申报的非遗名录项目进行评审；提出市级非遗保护名录，同时提出申报省级和部级非遗名录推荐名单，并从各方各面加强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二、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力度不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指具体非遗项目的系统掌握者，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非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主要由其载体即传承人来完成的，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遗就失去了其文化魅力与存在价值。
湖北省目前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荆州市也无立法权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湖北省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于地方法规缺失地步中。目前，荆州市并未在地方财政上对部级或省级非遗传承人给予有效的物质支持，也并未建立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
（二）非遗保护的宣传理念不正确
荆州市明确提出“文化富市”的口号，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理应得到各地政府重视，但是若将非遗不加区分的列入这一政策范围之内，则将不利于非遗保护。众所周知，非遗最大的威胁是市场经济和新型“文化”，绝大多数非遗是不适合纳入产业商业范畴的，依靠非遗发展经济的初衷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宗旨。
此外，非遗保护宣传多流落于形式。如前介绍，宣传推广非遗的重要活动即是在非遗日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的保护宣传理应是常态化行为，一年一次的推广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
（三）对代表性项目非遗的申报投入不够
非遗申报是荆州非遗保护的中心工作，通过申报既能获得更多的国家及省级相关支持的同时，也宣传了荆州非遗。申报的基础性工作是本地区现有非遗进行发掘并系统整理，非遗申报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于非遗的完备性。
荆州对本地区的非遗的发掘整理的力度显然不够，属于荆州的重要性非遗正被临近兄弟城市所申报。以部级非遗荆州花鼓戏为例，荆州花鼓戏是在江汉平原民歌中的渔歌、秧田号子、硪歌、车水锣鼓、监利丧鼓和民间器乐“十样锦”以及“闹年”的彩莲船、蚌壳精、踩高跷等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由清至今，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剧目和声腔艺术、表演程式、锣鼓经。据统计，有64个小戏、18个水半本和60多个折子戏。荆州花鼓戏是江汉平原孕育的地方戏曲，它旧称“沔阳花鼓”；1954年，湖北省戏剧工作室将江汉平原的花鼓戏命名为“天沔花鼓戏”；1981年5月，荆州行署文化局将该剧种定名为“荆州花鼓戏”。作为荆州的重要非遗，荆州市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申报，而由临近的湖北潜江市申报成功，其非遗还被直接“荆州花鼓戏”冠名。
（四）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机制尚未正式建立
非遗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系统性工作，需要一大批从事非遗研究保护的机构，需要适当的非遗研究保护的程序制度，更需充足的经费作为非遗保护和研究的基础。荆州的非遗保护机制已落后于兄弟城市，主要表现在：首先，非遗研究和保护的机构有限。前已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其职能主要集中于非遗申报，并不能对研究整理保护发挥关键作用。相关民间非遗研究团体属于自发建立，甚至都没有“合法”身份，如长江大学作为荆州非遗研究中最为主要的学术机构，其非物质文化研究会的性质是学生性社团。其次，非遗研究保护的程序制度缺失。荆州市没有出台相应的规定对非遗保护进行明确，非遗的研究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必须在严格程序指导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第三，荆州市政府一直未对非遗保护给予明确的财政资金支持。
三、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一）明确政府在非遗保护中核心地位
非遗保护固然是全社会的大事，但地方政府理应在非遗保护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非遗是属于世界的，但绝大多数的非遗首先是属于地方的，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只有明确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地位，非遗的保护才能取得根本性进展。
首先，政府应作为非遗保护的倡导者。非遗保护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理应是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尤其是针对即将灭绝的非遗，政府更应当加大倡导力度。总之，倡导非遗也应制度化、常态化，使其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传承非遗。其次，政府应作为非遗保护的实施者。非遗保护需要极大人力财力，非遗自身特点决定非遗保护多不适宜采取产业化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由其自由发展，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第三，政府还应作为非遗鉴定者。当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是中国社会重构自己的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重要性只有置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值得保护的，部分非遗甚至与人权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非遗严重违反和损害了基本人权，例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婚姻、女性割礼、繁重服饰等就侵害了妇女基本人权。女性割礼因限制损害其他人权现已被国际组织要求废除，而具有类似文化的日本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如何取舍非遗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违人权和现代文明的“非遗”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摒弃它。政府理应是文明非遗的权威确定者，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做出适当判断。
（二）重构非遗保护的理念
荆州市提出的“文化富市”的口号显然不符合非遗保护。支撑非遗保护的观念应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因素。我国热衷于对包括非遗申报的最大动因是商业利益，业界多认为，列入遗产名录就会像一块“金字招牌”为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地方当局在申遗成功后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非遗”，而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称号”获利，不会顾及是否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金沙》音乐剧连续上演621场，该事件再次表明，地方“非遗”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产业和商业，这种理念若得以发展显然会使许多不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非遗”被排除在保护之列。在“发展”的口号下，急功近利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牟取更多的“暴利”，长此以往势必糟蹋文化遗产本质，加快这些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三）倡导非遗保护的全民性参与
人民群众是非遗的主体，他们既是非遗的拥有者也是非遗的享受者，鼓励全民性参与非遗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首先，应当鼓励学术性团体参与非遗的研究整理。荆州市具有较好的非遗研究外部条件，市内高校林立，人文学科研究底蕴丰富，在适当的鼓励机制下必将使得非遗的研究取得更大进展。此外，应当鼓励全民了解非遗。非遗在社会中的影响正成衰萎之势，情势不加扭转必将危及非遗的生存，而非遗的价值也必须在传播中才得以实现。
（四）建立完善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支持制度
认定是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前提，相对于被认定部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荆州还有更多的或许更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因未能被认定而未能获得资助，无疑是一大缺陷，适度扩大支持的扶持面是很有必要的。作为文化遗产大市的荆州理应建立市级非遗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给予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结语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篇10
【关键词】工业遗产工业遗产的价值天津工业遗产现状保护对策
一、工业遗产的概念
（一）《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中工业遗产的定义
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①通过的保护工业遗产的《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中的定义：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拥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广义工业遗产：包括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加工业、采矿业等年代相对久远的遗址，也有人认为包括一些史前史前的成规模的石器遗址以及大型水利工程、矿冶遗址等。狭义工业遗产：指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存。
（二）《无锡建议》②中工业遗产的定义
2006年4月1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一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对工业遗产采用了类似的定义，即“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工厂、车间、磨坊、仓库、店铺等工业建筑物，矿山、相关加工冶炼场地、能源生产和传输及使用场所、交通设施、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相关工业设备，以及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同时，《无锡建议》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段的近现代化工业建设，都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遗产，见证并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二、工业遗产的价值
遗产，其价值一般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遗产的“本征价值”，即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科学、美学等意义；二是遗产的“功利价值”，主要的指遗产具有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功能。③
（一）历史价值
工业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一切工业遗产都具有历史价值。不同类别的工业遗产，从不同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各种类别工业遗产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改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④
（二）文化价值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它包含着多种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价值。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不同，工业遗产主要是在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沉淀生成的。⑤二是美学价值。高品质的工业遗产，包括典型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工业建筑，设计精巧、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机器设备以及整体工业景观所形成的富有个性的城市景观。
（三）经济价值
将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更替等结合起来，在保护工业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再利用，是工业遗产保护中的一个突出特点。⑥《下塔吉尔》在其第五章“维护与保存”中提出“将工业遗址改造成具有新的使用价值使其安全保存。这说明对工业遗产进行有条件的改造、合理的利用，可以节约资金，带动地区经济复苏与发展。⑦
（四）科普教育价值
工业遗产的价值是通过科学研究认识的，发展工业遗产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科普教育手段实现的。工业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其教育作用和感染力是其他教育手段所难以代替的。因此，工业遗产就成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运用工业遗产，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⑧
三、天津工业遗产现状
天津工业的发展，究其原因，最多的还是因为政治因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天津开为商埠。天津的近代工业直接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其特点不仅仅是近代工业的勃兴，而是工业文明体系的建立。
“近代中国看天津”，这说明了天津在近代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近代天津和现代的天津在行政区划上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里指的“天津”包括了清末“直隶”所管辖的范围，除了天津之外，还应该将“周边”的重要遗产收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理解清天津近代化发展自身的脉络。⑨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就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还修建了大沽船坞。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天津兴建了北洋银元局和造币总厂。民国年间，天津又陆续出现了六大纱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以及一批近代化的面粉厂等工业基地。
天津的近代建筑调查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先河。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研究和指定近代建筑，1988年建筑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转变了原来的选定基准。1989年开始进行第一个城市的近代建筑普查，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总揽—天津篇》⑩。
但是上述调查尚不能反映天津的全部，因为其主要重点放在租界建筑上，大部分反映中国近代化进程主流的清末官办企业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工商业没被囊括进来。在这些工业遗产中，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8家，如原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大楼、原盐业银行大楼、原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等，但许多历史较为久远的工矿企业及与其相关的产业遗存并没有列入《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如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等等，都没有被列入。
四、保护对策
如何解决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呢？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天津同许多早期工业城市一样，存在着城市扩张、工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等问题。调整城市产业及空间布局必然导致对原有工业用地的调整和改造，带来原有工业用地的功能置换及重组。由此，在城市工业用地的重组中保护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工业遗存，实施审慎更新改造已经成为亟待重视的问题。
提出几点促进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
（1）加强对于地方政府的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无锡市的成功之处最根本的就在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而一些地方乱拆滥毁文化遗产的行为，其背后也都有政府的影子。近几年来，国家的一些部委先后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切实强化自身的职责，如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风暴”、国家环保局的“环保风暴”、教育部的“教育风暴”等，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触动很大，违法行为开始得到遏制。要充分借助全国性的舆论，特别是网络的力量来进行宣传，这一点是地方政府最在意的。
（2）强化文物执法手段，每年按照《文物保护法》和《刑法》的有关条款，惩处一批破坏文化遗产的自然人和法人，并予以公开曝光。
（3）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增加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督促地方文物管理部门，增加相应的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核定、公布文保单位时，由于过于谨慎，使很多本应入选的文化遗产失去了保护机会，从而削弱了某些地方保护工作的力度。总之，增加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要有紧迫感。
（4）由于工业遗产主要存在于工矿企业中，因此，要鼓励和支持文化遗产所在的企业搞好保护工作，因为企业对于其财产拥有较大的处置权。天津大沽船坞机修车间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与该企业领导的保护决心有直接关系；华北油田第一口油井的保护，其动机也出自企业。
（5）在对博物馆馆长、文物管理部门官员进行培训时要强化对于工业遗产，乃至整个近代文物知识的灌输。由于近代文物历时较短，大多不过百余年，且外表又缺乏审美价值，很难被大多数人认同，因此，这一做法很有必要。
无论怎样称谓工业遗产，也无论从哪一个学科来研究工业遗产，无论是从狭义的工业遗产着手，还是从广义的工业遗产去展开探讨，如何对待老工业区体现了我们对待文明的态度，为了多留一份真实的记忆给后代，也少一些遗憾，我们还是要科学、客观地解读工业遗产，保护工业遗产。我们应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当然，这也与科学的评估标准，运作制度、管理政策有关。
注释：
①tiCCiH，thenizhnytagilCharterfortheindustrialHeritage，2003.
②参见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J].建筑创作，2006（8）.
③参见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科学出版社，2005.
④参见刘静江.论我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J].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2006.
⑤参见邢怀滨、冉鸿燕、张德军.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⑥汪希芸.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一产品”转化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系，2007.
⑦参见刘静江.论我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J].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2006.
⑧参加青木信夫、徐苏斌.天津以及周边近代化遗产的思考[J].文化，2007（6）.
⑩汪坦.藤森照信.中国近代建筑总揽—天津篇[m].东京：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日本亚洲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刊行，1989.11
参考文献：
[1]刘伯英，冯钟平著.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0.
[2]王德刚，田芸主编.工业旅游开发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4.
[3]刘静江.论我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J].湘潭大学旅游管理系，2006.
[4]陆邵明.关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规划师，2006（10）.
[5]天津文博
[6]邢怀滨、冉鸿燕、张德军.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