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1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律的引导、推进、规范和保障。图书馆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加强图书馆立法及图书馆法制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才能获得”。iFLa早就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建立图书馆法”。车间书馆法，是调整图书馆系统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是国家图书馆政策的具体化和定型化，规范和管理车图书馆的各项活动，协调图书馆与其他社会外部关系。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部统一、完整的图书馆法，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国图书馆法，把图书馆事业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其得以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我国图书馆立法具备的条件
1、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实践是图书馆立法的基础
我国图书馆事业经历四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截至1995年，我国已有图书馆25.8万多家，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馆。“九五”期间，图书馆还要向乡镇一级延伸；在文献信息服务的标准化方面，我国已制定了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实现联合统一编目。实现文献编目标准化，有力地促进了书目信息的广泛传递与交流；在自动化建设方面，大学图书馆走在前头，国家教委已在一千多所大学中确定了第一批进入CeRnet网的百所院校，清华大学的校园肉、电子阅览室等已成为高校馆自动化发展的范例。国家图书馆已与inteRnet联网，公共馆系统将要建立京、津、沪三市间的联网，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区域性网络，并将与国际联网。在公共图书馆中，深圳馆的自动化具有较高的程度；在数据库建设中，已有全国善本书总目录，民国书目，科技、社会科报刊资料索引机读版，在编的有中国古籍目录等等（1）；在服务水平方面，图书馆不仅充分发挥了其传统的资料服务功能，为科研、教学及其他公众提供服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图书馆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方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决策，为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我国图书馆事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我们有必要制定一部图书馆法，用法律的形式对图书馆事业进行调整和保护，使图书馆事业得到法律的明确规范和引导，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我国图书馆事业现已达到的发展规模，使我们有可能对图书馆事业在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的地位有适法的分析，有可能较好地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内在规律，从而有可能用法律的形工反映和确认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面，尤其是图书馆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制定出一部既能反映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又能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的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法。
2、我国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是图书馆立法的前提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倡导科教兴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全国图书馆事业。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纳要》，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都明确指出，必须把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求各级政府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增加投入，给予物质保障。而现代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及世界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把全球联成一个整体，影响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图书馆事业同样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信息发展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实施各项信息工程，如与文化事业密切联系的金智工程，全国教育科研网建设等，努力使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政府及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图书馆及文献信息工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图书馆立法创造了前提条件。
3、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发展是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契机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强大的技术基础，导臻了文献信息的存储、加工、传递、查询和利用等方面的重要改革，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的概念。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正广泛用于图书馆，出版物载体的多样化、电子化，传播信息媒体的自动化，通信的网络化，这一切使图书馆工作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惫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在这期间图书馆正在发挥着新的更大范围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图书和其他馆藏资料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图书馆应借助最现代化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公众提供大量的、多载体的、即时的现代文献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离不开文献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利用，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方面的决策，都越来越依赖于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文献信息和咨询服务，这是保障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可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而社会对文献的急剧膨胀的需求则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图书馆必须面对和接受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挑战而走向现代化。这种发展态势为制定一部具有现代化意旨、原则和内容的图书馆法，从而对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有效调整提供了契机。
4、国内外图书馆立法例为我国图书馆立汉提供了借鉴
迄今为止，我国虽没有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立法，但自建国以来，各类图书馆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规定、规程、法令、条例、办法等，其内容涉及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经1978年、1987年两次修订，1991年颁布实施，该条例适用于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于1982年12月由文化部颁发，主要适用于公共系统图书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于1987年7月由国家教委颁发，是高样系统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系列条例和规程对各时期图书馆工作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文件，它们构成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法律基础。我们应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现在仍行之有效的一些图书馆政策和法律性文件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加以补充修改，使其科学合理的部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继续指导图书馆的工作。
此外，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法为我国的图书馆立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立法例。各国对立法的程度、范围及要求虽不相同，但对立法的必要性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只有立法才能确定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并赋予图书馆以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统一控制的手段，也是图书馆全面合作，并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必要步骤；一个永久的、不断进步的国家图书馆服务系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达到。立法赋予图书馆以生存，还赋予其生存和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2）。如美国、日本等国都比较早地制定了图书馆法，1849年，美国产生了第一部州图书馆法，到1890年已有29个州相继制定各类型的州图书馆法。1956年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全国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法》，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联邦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与建筑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等，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屡经修订，内容愈加完善。日本于1899年公布了早期的图书馆法-图书馆令》，1950年制定了《图书馆法》，1953年制定了《学校图书馆法》，并且仍不断进行修订（3）。
这些国家的图书馆法为其图书馆事业的发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法律渊源上，大多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从而保证了图书馆法执行的最大效力。在处理图书馆法与其他立法的关系上，基于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密不可分这个判断，把图书馆立法与教育立法紧密联系起来，使其构成各该国教育、科技、文化立法的主要内容。在图书馆法的内容上，这些国家的立法在充分反映图书馆事业的共同性、规律性的问题的基础上，又根据本国的实践作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规定。例如，关于图书馆的地位，《日本图书馆法》明确规定，立法根据社会教育法的精神，以确定图书馆的设置及经营上必要的事项，以求其健全的发展，并以致力于国民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目的。1984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的《苏联图书馆事业条例》中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的形势下，图书馆作为最大化的思想教育机关，文化教育机关和科学情报机关，其作用日益提高”。“图书馆的使命是保证最充分和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藏书，以求得苏联社会进一步的经济进步，社会政治进步和精神进步，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与原则的精神教育公民”（4）。再如，在图书馆经费的来源和使用上，一般是根据国民总收入，确定图书馆一定的投资比例，或者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图书馆事业的总投资。图书馆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它的总量直接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收入变化而变化。美国各州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经费来源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是根据财产征收图书馆事业特别税；二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专款作为图书馆的资金。此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国会制定的图书馆法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支持。日本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国家应在其预算范围内拨专款支持地方政府兴办的图书馆。还规定，公共图书馆在设置规模和经营等方面必须达到最低标准时，才能接受由国家支付的经费。它将图书馆经费的投入与产出、使用与效益紧密挂勾，更加注重使用经济手段促使图书馆提高其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图书馆的需求（5）。许多国家的图书馆经费除国家投入外，其来源渠道也是多方面的，如个人和团体捐款、社会基金等。如丹麦设有“共同目的基金”，用于公共馆和高校馆的技术工作、合作事宜及各项研究等。日本为振兴图书馆事业，设有图书馆振兴财团，其基金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提供（6）。
总之，我们要注意吸取、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立法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规律，制定出中国图书馆法。
二、我国图书馆立法存在的障碍
1、国书馆立法的思想基础较为薄弱
图书馆事业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柱石，它在我国这近五十年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中，得到了较大规模地发展。但是从全社会、全民族发展的整体上讲，对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不是认识不足，这种思想观念的薄弱已经在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基础设施、服务手段、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影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讲程。例如，图书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依赖于社会公众或政府支持的公益性机构，所以在经费来源上，应当形成一种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创办图书馆事业的合理机制。但从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经济支持明显力度不够，不仅图书馆事业的经费在有限的文化、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且其数额没有及时、同步地更不必说较快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图书馆事业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实践中图书馆费用被拖欠、挪用的状况亦屡见不鲜。社会、个人对图书馆的资助也不够积极，人们可以为一餐饭、一首歌而一掷万金，却很少为图书馆慷慨解囊。这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等文化公益事业得到社会、个人的积极支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卡内基图书馆有一千多座，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音乐厅和图书馆而记住他的英名的。
对图书馆事业的作用认识不足，还深深地影响了图书馆法律意识的建立和加强。图书馆法律意识是人们对图书馆法的地位、作用等法律观点的总称，它对于我国图书馆法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及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对于图书馆立法普遍重视不够。有的人认为通过我国现行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图书馆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就已经足够了，甚至有人认为图书馆作为一项具体的事业，没有必要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进行规定。即是说，在我国还没有从全社会的整体范围内、从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图书馆立法问题，对于图书馆法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这是制约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
2、图书馆立法缺乏组织保证
图书馆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宏观控制、实行协作协调的重要保证。各国政府都把图书馆事业列入国家信息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视为保护和发展国家信息资源的主要基地。我国也应当把图书馆系统作为国家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建立起国家统一的专门机构，领导统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协调各系统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工作。但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来看，国家缺乏对事业的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缺少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综合协调能力不足；图书馆业务工作难以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体制仍处于低级、分散状态；没有建立起全国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无法做到资源共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一部统一的图书馆法的制定，使其迟迟难以面世。
3、图书馆立法及立法研究亟待加强
我国图书馆事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发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没有图书馆法，立法不完备，就谈不上图书馆法制建设。已有的工作条例和规章多属于行政性法规，是对图书馆工作的内部要求，缺乏图书馆与社会、经济联系的内容，难以协调图书馆与外部的各种关系。由于其法律渊源采取了行政法规的形式，其权威性和效力不够充分，实施时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甚至发生违反条例、规章的行为，也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即便如此，条例、规程的内容也是非常陈旧的，其补充修改工作也远远跟不上客观发展的要求。以《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为例，该规程于1987年制定，至今已实施了近十年。这期间，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自不必说，图书馆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也是不言而喻的，规程的内容显然有待修改。如关于图书馆文献资料购置费的来源和渠道，应随学校教育经费的来源和渠道的拓宽而拓宽，经费所占学校事业费的比例应有所提高。再如，随着现代化设备在图书馆的应用，高校馆的设备费应在学校设备费中保持一定额度。此外，关于人员编制、工作时间、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等也应重新做出规定（7）。而且，以往的规定还缺乏相应的保障条件，使其
执行缺乏实际的约束力。
图书馆法制建设基础薄弱，对图书馆立法研究相应不足。图书馆界关于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迫切性、意义和作用等已基本取得共识，也有一些专文探讨图书馆法的问题有关问题，但是，对图书馆法的涵义、图书馆法的原则、图书馆法的内容等方面缺乏深入细臻的分析和研究，尚没有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
三、我国图书馆立法应有的对策
1、加强立法的宣传工作
《世界图书馆事业-比较研究》的作者通过对备国图书馆副业的比较研究，认为：“图书馆立法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事业的性质、目的和需求了解的越多，这些官员制定的图书馆立汉就越充分”。可以说，英、法、德、美、加、澳等国图书馆立法之先进，应归功于其政治家的图书馆意识。而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反作用的立法，如需要图书馆员负经济责任的立法，对书目资料征税的立法等等，就要归咎于国家政治家缺乏对图书馆的认识（8）。可见，思想认识对立法的影响之大。我们要从我国图书馆的实际邮发，从图书馆界作起，增强服务观念，发挥图书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图书馆工作的社会地位。要采取不同形式，主动与全国各级人大、政府法制部门、司法部门、各专业主管机关、新闻单位加强联系，密切协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尤其向各级领导宣传，提高领导的图书馆意识和法制观念，以期带动群众搞好立法工作。确立完整的图书馆法制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依法制馆的新秩序，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
2、加强图书馆立法的组织工作
成立跨系统的国家统筹图书馆事业领导机构，是集中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必要措施。由其研究发展我国图书馆副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划，提出建议，协调组织全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和自动化系统的总体布局和建设，加强社会化书目事业建设、图书馆队伍建设和国际馆理论、技术的研究，建立起竞争、利益等科学有效的原则和机制，惟解决图书馆总体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当前已基本具备了图书馆立法条件的情况下，更需要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和组织工作来保障繁剧的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考虑建立事业性质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图书馆事业管理委员会，由其组织、协调、管理全国各系统图书馆的工作。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2
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诞生与发展，客观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各大产业的变化，社会的整体形态也随之向着经济社会市场模式进行转变；新时代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使得人们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电子网络技术推动人们社会和历史不断前进的同时，也对学校图书馆当中的文献服务工作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力。
一、学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工作内容与网络的关系
学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主要是将图书馆内的信息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将资源以文字、影像、图片以及声音等形式通过压缩后到网上来进行传播的；学校图书馆随着科技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向着高科技发达的数据化形式发展了，其本身已经逐渐的成为了文献信息的主要集散地。学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的服务工作内容主要是将具高度价值的文本、声音、视频、图片以及软件设备等进行细致的收集，同时统一完成一系列的归纳和整理，在对其加以规范，从而实现高效率的保存与管理，对知识进行一定的有效增值，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存储和资源共享，实现知识经济的完善发展，我国的学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电子信息资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目前存在的弊端
（一）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人员素质不过硬
当前我国各大院校中的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工作人员普遍还不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文献服务的专业知识；然而这两者对于学校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工作而言却是缺一不可的，就目前形式而言，由于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人员素质不过硬，因此也就导致了学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展开，文献信息行业缺乏有贡献的生力军，文献信息工作的质量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除此之外，学校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工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十分复杂且多元化，这也就要就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工作人员需要有较高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同时具备文献信息管理的相关技能；然而，就我国现今的学校图书馆的发展环境来看，工作人员的素质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和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校图书馆行业的建设与前进的脚步，我们国家的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领域急需水平扎实并且物熟练的新鲜血液，真正的撑起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工作。
（二）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缺乏资源共享
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逐渐地进入了资源共享的时代，随着科技进步和计算机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各行各业都已经达到了信息互通的新型发展模式，并且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我国的学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技术领域上却远远的落后与其它领域，由于知识经济体系对于学校图书馆需求的不断增大，都迫使我国各大院校的学校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工作不得不加快发展。然而，由于相关的经费缺紧，以及多种学校条件所限制，这也就导致了学校图书馆无法获得完整的信息文献资源，使得我国的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的发展和进步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僵局当中。
三、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摆脱现状实施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学校图书馆搞好文献信息工作的大前提
学校图书馆想要真正的搞好文献信息工作，首先要做的大前提就是全面的提升各大院校中图书馆文献信息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根据上文所提到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由于图书馆的文献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不过硬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的对图书馆文献服务人员进行系统且完整的有效培训，同时引进具备专业技术和知识的有生力量，这样才能完美的胜任图书馆文献服务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从而解决当前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只有人员素质和业务知识水平从根本上得到了提升，工作人员才能有效的将这项工作完整顺利的进行展开，这样才能在逐步的实践与探索当中收获成果。另外，对于当前在职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相关管理者应该严格要求其仔细认真的掌握图书馆的系统理论知识，使其熟悉我国学校图书馆文献信息工作领域的作用和特点，熟练掌握获取文献信息的高科技手段和技术手法，让其清楚的认识到，不学习、不进步，就会被图书馆文献工作队伍所淘汰，建立工作人员的危机感，使其主动积极的进行素质培养和学习，以便于未来，适应更多的文献工作需要和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不断发展。
（二）建立学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
对于当前我国已经步入的信息资源共享时代而言，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明显没有跟进社会发展的脚步；由于资金和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因此也就导致了我国各大学校当中的图书馆文献服务工作无法进行有效的发展，因此，我们想要向着发展与进步进行努力，就需要我们学校图书馆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建立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获得有效的传播与收集，从而使学校图书馆文献服务走向逐步领先、壮大的发展前景当中。
四、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和普及，学校文献信息服务已经大规模地实现了网络化的信息发展和数据统计，真正地使校园内的学生们实现了“足不出户知天下”的伟大理想，同时也加深了学生们对于学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新需求，促使学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向着更加宽广的领域前进。
参考文献：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3
关键词：文字；书法；本体；载体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61-01
虽然说书法早已脱离了作为文字附庸的地位，而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但实际上在书法艺术自觉后的朝代，书法作为文字书段的实用性都没有消亡，直到今天计算机无纸办公的出现，文字才彻底离开了书写。抛去实用性不说，就拿古代作为艺术品的书法，它和文字就彻底撇清了依附关系了吗？答案当然是不，再狂放的狂草作品如果出现了错别字，也会为品评家所不耻；书写内容如果出现不符合封建社会核心价值的文辞则多半不会被流传；一个正统的古代书家如果不通文字学、音韵学，不擅诗赋文章则多半只会被人当做书匠……如此等等现象也许会被读者认为是理所应当，但这些问题也恰恰是关乎书法本体的质问：在当代，书法和文字，究竟谁依附于谁，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
启功曾在《诗与书的关系》中说道：“我曾认为书法不能脱离文辞而独立存在，即使只写一个字，那一个字也必有它的意义。……所以我曾认为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近来有人设想把书法从文辞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这应怎么办，我真是百思不得其法。”从启功先生这段话和上文的若干现象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书法的活动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的，要进行书法的创作和审美，需要先解决文字的问题，文字是第一性的，书法是第二性的，说书法是文辞的载体，而文辞由文字构成，所以我们说这种观点下，文字仍是作为书法的“本体”而存在的。既然书法家要先过文字关，那么关乎文字的各种因素都会被牵扯进来，一切不符合文字格律的书法活动将统统被否定，这种观念几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可是，在这个看似理所应当也早已被大众习惯了的命题之下，却隐藏着一丝疑惑：我们欣赏书法的时候，到底因什么而获得美感，抛开关乎文字的种种格律要求，我们还能获得审美愉悦吗？事实告诉我们：能。当步入一个书法展厅，特别是行草书展厅的时候，只有眼力不高的业余爱好者因无法体悟草书的美感而纠结于文辞的内容，而具备一定书法鉴赏能力的人对作品的第一印象绝不是停留在文字内容上，因为他们已经被书法的艺术语言――线条所吸引，被线条所构成的空间造型所吸引，被一些只和书写效果本身有关的纯粹的美所吸引，其次才是对内容的审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在一个外国友人家看到一幅裱好的书法，内容是一个大大的“狗”字，而且书写技法相当高妙，我们依然会十分尴尬，很想用一个恰当的方式让他拿下来不要再挂，这是因为“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下贱的的象征，我们没有把它写进书法的习惯，这种活动触犯了和文字有关的格律，应当被否定。但是，作为不认识这个字的外国人，他只会从中欣赏到书法本体的美――书写的美感，而无论内容是“龙”还是“狗”，对他的那种审美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这个例子看似有些无理取闹，实际上却揭橥了一个真相：我们对作为艺术的书法进行审美的时候，欣赏书写是第一性的，对文字和与其相关的周边因素统统放在了其次。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4
51岁的怀特是哈维尔大学的教员，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他曾经出过多部唱片，他建立的个人图书馆更是成了一座独具特色的“音乐图书仓库”。不久前，《美国图书馆》杂志对他进行了采访，请他谈了他的个人图书馆的相关情况以及他为保护新奥尔良的音乐文化遗产所作的努力。
《美国图书馆》：谈谈你是怎么想到保护新奥尔良的音乐文化遗产的。
迈克尔・怀特：是的，我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在我还是个青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街头乐队，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有关音乐的东西，并且有机会和一些很有经验的街头音乐人在一起共同表达对音乐的感受。后来我在偶然间加入了音乐家联盟，在那里我和很多老资格的乐手一起表演，在和他们一起表演与创作音乐的日子里，我逐渐感受到了传承音乐传统的重要性，于是，我开始收集一些音乐方面的资料。首先收集了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唱片，此外，还做了大量的寻访和记录工作，我相信这对于音乐文化的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
《美国图书馆》：到建立了个人图书馆时，你收集的相关资料都包括哪些？
迈克尔・怀特：其中有4000多本图书，有很多是关于新奥尔良音乐人的传记文学。还有500多张CD，其中包括非常珍贵的美国最早的黑人音乐。另外，我的图书馆中还有许多早期的爵士乐唱片以及一些录音带和图片资料。
《美国图书馆》：去年飓风来袭的时候，你的图书馆遭受了怎样的损失？
迈克尔・怀特：所有的图书和唱片资料几乎都被毁了。有很多珍贵的唱片被毁坏了，这是令我非常痛惜的。
《美国图书馆》：这些资料和唱片都不能再被复原了？
迈克尔・怀特：是的，很难再复原了，像唱片和录音带都被水泡坏了，还有我收集的一些乐器，也都被水泡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了。事实上，我都不想再踏进这个被毁坏的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对你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灾难。不过在今年夏天，美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还是在新奥尔良如期召开了。就你自身而言，你认为图书馆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迈克尔・怀特：实际上，在我对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着迷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经常去哈维尔大学图书馆的黑人文献阅览室借阅书籍，那里有很多关于爵士音乐和爵士乐历史的书，我经常捧着这些书在那里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些书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音乐，更好地理解音乐。后来我到了图拉内大学念研究生，那里的威廉・霍根爵士乐档案室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儿我找到了许多早期的经典爵士乐唱片，并且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些早期爵士乐，那儿还有好多很早时候的录音资料，听着这些资料，我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爵士乐时期。可以说，图书馆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它鼓舞了我对音乐的热情，为我打开了进入音乐世界的大门。
《美国图书馆》：这也使你成为了一名“图书馆人”，或者说是图书收藏者？
迈克尔・怀特：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发现在公共图书馆里还是有一些被遗漏的资料，所以我开始了自己的收集工作。未来，我还会继续这样的收集工作，为了新奥尔良音乐和爵士乐文化的传承。
《美国图书馆》：你的个人图书馆得到过其他机构的帮助吗？
迈克尔・怀特：没有来自官方的帮助，毕竟这是一家私人图书馆。不过哈维尔大学图书馆的莱斯特・沙利文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收集了许多有关新奥尔良文化的书籍，这对我帮助不小。另外，新奥尔良大学图书馆也向我的图书馆捐赠了不少书籍。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5
目前，地方志编写工作正在全国绝大部分市县内大规模地展开。仅我省就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县已经或陆续开展了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己有鸡西、虎林、嫩江、呼玛等市县写出初稿，这是建国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地方志编写活动。在配合地方志编写过程中，国家图书馆、省、市、地、县图书馆以及大专院校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通过一些图书馆的工作实践和编写地方志同志们的体会，可以这样说，没有图书馆提供地方文献资料，没有图书馆的紧密配合，地方志的编写工作至少是不能顺利进行的。为了在地方志编写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现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使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提高认识，把配合地方志编写工作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当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地方志编写工作中，有些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认识开始是不太清楚的。有些县图书馆认为这是档案部门的事，和图书馆工作无关，有的则认为馆里连一本本县的县志都没有，能提供什么资料呢？还有的同志认为图书馆人手少，无人专门负责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工作。这种无关论、无资料、无人员的三无思想，是图书馆为编写地方志工作服务的一大思想障碍，对此，我们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提高认识。
1、从理论上看，地方文献学、方志学和图书馆学、目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地方文献，杜定友先生曾经说道：“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都包括在地方文献之内。他又进一步说道：“凡有历史价值的，即‘断简另篇’，‘片纸只字’也在收集之列”。他还把地方文献的范围划分为史料、人物、出版三部分，[1]这虽然未免过于笼统，但也有一定道理。顾廷龙先生则将地方文献的范围分为文物、图书、资料三项，而图书又可分为区域史、区域地理，方志、地方档案、地方丛书、地方总集类书、各种笔记杂著，地方专著、外文书刊、地方书目等十类。［2〕在北大和武大新编的《目录学》讲义中，对地方文献又增加了碑志、档案、谱牒三种并对地方文献的具体要求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凡关于本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情况的记载，例如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语言文学、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资料，特别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指示、决议；当时当地的新事物、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最新成就，均应收录在地方文献书目中。”[3〕
地方志，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它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地理著作和资料的总汇，它最早是以地理书的形式出现的、逐渐而及于历史，最后更进而把有关地方的各种资料及作品都收录进去，这样一来，地方志便成为对地方各种情况兼容博采的著作，是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它最能体现地方的特点，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地方志是地方文献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郑樵《通志·校仇略》）。既然有了地方文献与地方志，从而也就有了地方文献学与方志学。
地方文献学（方志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钻研有关地方文献（地方志）的理论、方法，从历史学、地理学、图书学、目录、版本与校勘学以及科技情报学等各种学科脱胎而出的一门边缘科学。［4〕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图书馆学的一个主要部门是对藏书的研究，即研究图书馆选择和搜集出版物的原则与方法，各种出版物的类型和藏书成份的发展，出版物的供应制度，藏书的划分、组织、排列和保管等。因此，对图书馆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的研究，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图书馆学是地方文献学的基础；地方文献学、方志学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同时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好多地方都是和图书馆学密不可分的。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的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掌握目录学基础知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要研究地方文献学、方志学，必须借助目录学的基础知识，“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六史商榷》）。
因此，目录学是打开地方文献宝库的钥匙，是进行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研究的指南，而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的研究又可以促进目录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
2、从图书馆工作任务上看，为编写地方志提供地方文献资料，是在新时期内图书馆为四化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志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于疆域、沿革的考证，资源勘察、气候变化、学术思想、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农业水利等，均有足资参证的记载。搜集、整理、研究、提供这些资料，可以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因为：
①、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地方志有关自然地理、自然灾害的资料，可以为基本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②、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地方志中有关农业的资料，总结我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宝贵经验，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借鉴；
③、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地方志中的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可以为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提供历史资料；
④、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地方志中大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资料，可以为历史科学研究补充史实。尤其我省地处祖国东北边疆，一些地方志中记载了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滔天罪行和我国人民抗击沙俄侵略斗争的英勇事迹和革命历史；
⑤、搜集、整理、研究和提供地方志中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料，可以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促进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服务。
3、从地方志编写工作上看，所需要的书刊资料是多方面的。
编写地方志工作是一项深入细致、严肃认真的工作，从有关资料的分析、史料的鉴别、史实的考证、文词字句的推敲直至年月日的换算等，不仅需要现成的方志材料，而且更多需要的是掺杂记载在有关其他书刊中的地方文献资料和有关参考工具书，以及历史和其他学科的一些专著。这些书刊资料是在编写地方志工作中所需而又不易弄到的。
如年表、历表、职官表，有关书目、索引以及《辞海》、《辞源》和一些专科字辞典。比如，有的同志在收某地方文献资料的时候竞不知本县过去还曾经有县志，后来在《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里发现了本县的两种地方志和它的收藏情况，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另外，有些官名（如副都统、佐领、协领、同知等）、人名、地名都需要查找有关的人名、地名词典、地图、职官表等等工具书，如《历代职官表》、《清季重要职官表》、《清季新设职官表》、《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历代官制概略》、《历代地理沿革表》、《清代地理沿革表》、《读史方舆纪要》等。有关年表、历表则是换算历史年代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如《中国历史纪年表》、《中西回史日历》、《中国近代史历表》等。关于历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则需要查找《会典》、《会要》、《通典》、《通志》、《通考》之类的政书和有关类书。关于清末沙俄侵入黑龙江的罪行和义和团抗俄斗争的历史则需要参考《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沙俄侵华史》、《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等历史专著。可见，认为只有入藏地方志或足够的地方文献资料才能配合和满足地方志编写工作需要的观点是错误的。
4、从藏书建设上看，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省《市县图书馆工作暂行条例》中明确指出：“各市、县图书馆都应积极地有计划地建立起既有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又具有地方特点的藏书体系。”并把地方文献列为征集、采购的重点之一。所谓地方特点就是本馆藏书所具有的特殊性，这种地方特点一方面以满足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以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职业区分为准；一方面就是突出地反映出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特征，而最能体现地方特点的就是地方文献资料，体现最全面和完整的就是地方志。无疑，地方文献是一个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得好坏是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质量的高低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的重要标志。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图书馆则是全国收集地方志最丰富最完整的图书馆之一，民国六年王岱撰写的《巴彦县志》手抄本除上海徐汇图书馆外仅此收藏。我省地方文献收集较为丰富的是哈尔滨市图书馆，在哈尔滨地方史研究所编写《地方史料》中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搞好协作，保证图书馆在地方志编写中发挥更大作用
任何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收藏范围，尤其对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都不可能是完整无缺、有书必存的，所以必须搞好各个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
1、加强馆际互借。搞好馆际互借工作是提供地方文献资料的好方法，尤其是地方志，本馆不一定就藏有本县、本地区的地方志，另外，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的复本一般都很少，或者仅有一本，所以必须很好开展馆际互借。仅省图书馆和吉林、上海等地的图书馆通过馆际互借就借得各种地方志和有关地方文献资料二十余种。一些邻近的县馆也都开展了这项工作，获得了不少可用的材料。这些资料在弥补缺藏、校正版本，添补残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地方志的编写工作，也使一些地方文献资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编制联合目录。编制地方文献的联合目录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的潜力，为地方志编写工作打开方便之门，提供更多的线索。这方面，有些人和图书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地方文献的联合目录中，有反映全国地方志收藏情况的方志总录如《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编），有反映一个地区文献联合目录如《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主编）。地方文献的联合目录可以按照全国大的行政区划编制，例如：东北三省可编《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省下所辖地区可按地区编制，比如可编《松花江地区地方文献联合目录》，这样既便于馆际互借，又有利于地方文献的交流和协调工作。
3、开展地方文献协调。地方文献的协调应有利于充实馆藏，有利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完整为原则。如果有复本可以用复本交换，有原刊本可以用影印、重印、油印本交换。如果外地区馆有本地区馆所需地方文献资料，而本地区馆又有该地区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以相互交换。总之，地方文献的协调工作就是沟通地方文献的有无，使之更加方便利用，扩大流通。
4、搞好复印、代印。在目前我省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志少的情况下，搞好地方文献复印、代印工作更显得重要。黑龙江省图书馆已复制各种地方文献资料一百一十余份。但是我省公共图书馆能进行静电复印的仅有省图书馆和哈尔滨市图书馆，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为齐齐哈尔市图书馆也配备静电复印机，这样就可以在我省北部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文献中心，更好地发挥齐齐哈尔市图书馆馆藏图书的作用。其他较大的市图书馆也应逐步配备起来。
三、加强馆内业务建设，逐步建立起本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料中心
为了配合地方志编写工作，应积极搞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健全目录组织。我省各馆所藏的地方文献大多底数不清（包括省图书馆）、目录不全，有目无书，有书无目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一馆之内分类原则和标准也不统一。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地方文献的利用，所以各馆都应努力搞好地方文献的目录工作。有条件的馆应当单独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并编制出书本目录，而且要作好提要。条件不成熟的馆应首先做好目录核对工作，做到存放有数。
2、搞好配套补齐。我省许多馆的地方志或其它地方文献资料都不配套，残本较多，这就应通过各种方式搞好配套补齐。省图书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通过馆际互借利用静电复印的方法，复印、补齐了二十来种地方志和有关地方文献资料。
3、加强收集、访求。图书馆搞好地方文献工作，可以大大推动地方志的编写工作，而在提供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方志编写人员又可以向我们提供缺藏情况和有关地方文献资料的线索。这正是我们丰富馆藏，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好机会，也是和档案部门及社会其他有关部门密切协作的好机会。只要我们用心，是可以收集得到大量的地方文献的。有些县馆就在个人手中征集了本县的县志。在收集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注意收集现有的方志，而且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文献资料，不仅要注意收集书本形式的，而且要注意收集其他各种记载形式的资料，不仅要注意收集历史的，而且要注意收集现实的，因为现实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就成了历史。在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新方志的收集和入藏。否则，错过时机就难收集了。依个人之见，省一级的图书馆的收集范围应包括本省和邻近省份在内大的自然区域的地方志。因为这些大的自然区域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比较密切的联系，其行政区划在历史上有过互相分合或隶属等关系，如我省图书馆就应收藏以黑龙江本省为主、兼收吉林、辽宁、内蒙（特别是呼伦贝尔盟）等省、区的地方志和重要地方文献资料，较大的市馆如哈尔滨市馆、齐齐哈尔市馆则应收集全省范围和部分有关的外省的地方文献资料，其它一些市馆和地区馆则以收集本地区为主包括邻近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料。对于县馆来说，地方志收藏应以本县所在地区各县的地方志和有关地方文献资料为主，还要收集邻近县或历史上有分合和隶属关系的县的地方志和有关地方文献资料。如巴彦县馆除应收集以本县为主和松花江地区现在十一个县的地方志及有关地方文献资料以外，还应收集兰西、绥化、海伦、庆安、汤原、铁力、龙江等县的地方志，这是因为清季兰西、绥化、庆安和巴彦、呼兰、木兰等同属于呼兰副都统所辖，而后巴彦、兰西、木兰又归呼兰府所辖，民国改元后其中现在属于绥化地区的几个县在当时又都和巴彦同属于绥兰道。所以它们的地方志和有关地方文献也应收藏一些。一时收集不到的应建立待购目录积极采访，也可以委托有关馆代为征集，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本馆建设成本地区的地方文献中心。
4、重视地方文献资料的整理保管，设专人负责。配合地方志编写工作的开展，还必须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保管，开展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的研究工作。整理工作包括版本的鉴别校勘以及分类、编目等，有条件的、地方文献收藏又比较丰富的馆，应当单独保管（或设立特藏书库），专人负责。分类可参照杜定友先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使用》和罗焕文《省地方文献的组织》[5]中的关于地方文献分类进行，也可以按照《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初稿）的要求进行分类，一些较大的省市馆都应设立专门人员从事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小的中县馆也应有专人兼管。地方文献学和方志的研究应和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研究一样重要。如果说图书馆具有学术性的话，那么开展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的研究就更能充分体现这一点。我省图书馆已经派一名专人负责这项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也订一些县馆的同志被抽去参加本县县志的编写工作，这种方法我们不一定大力提倡，但也不能完全反对。如果确实需要我们馆的同志参加，而我们又有这样的同志能胜任，单位人员又能安排得开，那么参加一个人也未尝不可，这样还可以促进我们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进行地方文献学、方志学的研究工作。
总之，图书馆在配合地方志编写工作中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要我们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一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附注：
[1]、杜定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事业与使用》一九五七年五月，南京，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单行本。
[2]、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四川图书馆》一九七八年十一期。
[3]、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编写组编《目录学》（征求意见稿）一九八零年六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本。
[4]、于乃义《地方文献简论》一九七九年《文献》第一辑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6
1：文秘和秘书的区别有两点，如下：
(1):服务范围：文秘既可以服务于行政部门和部门职员，还可以针对服务单个个体，而秘书只服务单个个体。
(2):工作职责：文秘的工作可以是独立的行政方面，也可以是协助的行政方面，而秘书只是协助领导。
2：文秘：顾名思义就是文书和秘书的合称，文秘是指经过学习，掌握公关与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现代文书学、秘书学的原理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熟练地从事文书、秘书事务工作，能进行文章写作、文学编辑和新闻写作，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并从事信息宣传、文秘服务、日常办公管理及公共关系等工作。
3：秘书：是协助领导人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工作人员;秘书岗位是与领导岗位相伴生的，有了领导才有秘书的存在。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是一种有别于同事关系的特殊关系。
文秘;是指经过学习、掌握公关与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现代文书学，秘书学的原理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熟练的从事文书、秘书事务工作，能进行文章写作，文学编辑和新闻写作，有较强的公关能力。最终能胜任企事业单位的文员、秘书和行政助理等文职性工作。
秘书;①协助领导人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工作人员。②指秘书职务。写字楼及商业机构内的文员职位，专长是速记、打字、安排日程、会议、订机票、订酒店等③使馆中职位低于参赞高于随员的外交官。有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之分，在大使馆馆长领导下进行工作。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
文秘是指经过学习，掌握公关与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现代文书学、秘书学的原理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熟练地从事文书、秘书事务工作，能进行文章写作、文学编辑和新闻写作，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并从事信息宣传、文秘服务、日常办公管理及公共关系等工作。
秘书，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既是一项职务，也是具体的工作者。是专门从事办公室程序工作，协助领导处理财务及日常事务，并为领导决策及实施服务的人员。
秘书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人处理综合情况，以辅助决策、调查研究、综合协调、沟通信息、联系接待、办文办会等，是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和各种办公室繁杂事务的公务人员，是领导者、主事者的参谋和助手。
秘书岗位是与领导岗位相伴生的，有了领导才有秘书的存在。一般机关单位的秘书皆不是某个领导的专门秘书，是要为整个机关单位领导群体服务的，工作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拓展阅读：文秘专业要求
基本要求
1.身体素质：健康的身体应该是做好任何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身体状况不佳的人是不能胜任秘书工作的。
2.心理素质：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心理状态要正常，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每一天都应以平和的心态从事自己的工作。一个有着心理障碍的人，一个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是不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
3.思想素质：这是更高的一项要求，作为现代社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一个国际知名的机构里工作，应当具有爱岗敬业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此外，还应具备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业务能力
1.理论知识：必须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法律、外语、经贸以及对业务工作有帮助的其它知识。另一方面也注意收集新的信息，关注的法学领域的新的发展动态。
2.实践经验：要注意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尽量避免走弯路，要经常进行经验交流，要多向有经验的人学习。
3.办事能力：秘书工作繁杂、琐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较高的办事能力，无论是办案，办会，还是处理日常事务，都要注意锻炼自己的办事能力，提高办事效率并应掌握一定的办事方法与技巧。
文化素养
1.社会科学
学好专业知识应是起码的要求，而懂得一点文史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也很有必要，可陶冶人生情趣，亦可对工作有所裨益。相传，在清朝某年间，皇帝派朝廷官员到南方招考官吏，但先后派了几人均未能完成此任。何故?只为南方的秀才们嫌这些官员文化素养低，写诗做对皆不行。
后皇帝派了一个叫王尔烈的人又去江南办理此事。那些江南才子们以出对联来试王的文化，上联曰：江南千山千水千秀才，王尔烈即刻以此下联对之：塞北一天一地一圣人。语出惊人，顿受青睐。江南秀才们进而问到，先生的学问究竟有多大?王随口吟到：天下文章属三江三江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由此，一句对联，一首诗完成了招考工作。
2.自然科学
仲裁、调解案件五花八门，常常要涉及自然科学的有关知识，如机械设备，建筑工程，医药化学等。一方面，我们平时要注意积累;另一方面，在办理这方面的案子过程中，也要从中学一学这方面的知识。
3.外语
我们办理的案件中，涉外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经常涉及外国当事人，对外交往中，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要经常运用外语。我们要使自己成为既懂业务又懂外语的，“两条腿走路”的人才。
其他方面学会一些有益的技能，如电脑、开车，琴棋书画等，也是很有好处的。俗话说，“艺不压身”，如果你具备了一定的素养，掌握了某种技能，总会有你显山露水那一天，同样，假如你在那一方面尚存缺陷，则一定会有你无地自容的那一刻。但有一点要明确，我们必须始终围绕本职工作这个“重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再去充实自己的其它知识与技能，而绝不能冲淡“主题”，更不能“不务正业”。
秘书人员要掌握一定的工作原则、方法和艺术工作原则：在工作中应遵循的规律并使之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工作方法：为了达到工作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比如过河：你可以选择游泳，划船，架桥等，关键是要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法。工作艺术：通过运用高超的、巧妙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方法，顺利地完成工作任务，同时给人以美的感觉和享受。作为现代社会的秘书人员或管理人员，我们应该学会：坚持工作原则，运用工作方法，讲究工作艺术。为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协调好各种关系：包括与本部门的领导之间，同事之间;与仲裁员/调解员之间的关系;与当事人的关系，与律师的关系;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等。在协调与本部门领导的关系时，要作到尊重领导，维护领导的威信，适应领导的工作习惯、工作方法、工作风格以及工作特点。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7
对中小学校图书馆进行业工作辅导与培训，一开始我们遭遇了一个问题：县级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工作性质、业务内容基本一样，都是和图书杂志报纸打交道。但是领导隶属关系却不同：县图书馆受县文化体育局领导，学校图书馆则是县教育局主管。要做好对学校图书馆的业务培训和辅导，须同时取得文化、教育两局的理解和支持，否则一切无从说起。县城高中是我县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学校图书馆。不过该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多由教师“转业”过来，且变换太多太频。他们讲课也许还不错，但在图书馆业务方面却不知怎样做才好。他们有学习培训的愿望，我们也有下去辅导指导的打算。我们作了计划安排，可是主管局的一些同志却认为我们是没事找事，有时间送书下乡下厂不好啊！学校图书馆自有教育局管呢！我们不是这么想。下乡下厂我们会妥善安排，到学校图书馆进行业务培训辅导并不是什么份外之事，而是我们职责之所在。我们取得了文化局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按既定计划到学校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提高了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学校图书馆工作步入较为规范化的管理，为教师提高教学技能提供了帮助，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到学校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时了解到，不少学校领导对图书馆工作不够重视。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阅读图书一直被认为是课余消遣的事情,而没有被提升到是师生拓展知识面，资料、文献和信息查阅的主要来源这个高度来认识,因而得不到学校教师和家长的重视,从而也摆不上学校领导的议事日程,图书馆建设严重滞后。此外，一些学校领导对图书室的工作难度认识不足。由于不少人认为图书馆的工作是最清闲的工作之一,无非是翻翻书看看报。这种思想影响到学校领导。因而被派往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多是书教不好或老、弱、病、残者,这种人员素质情况自然影响了学校图书馆的业务开展和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
有鉴于此，我们在到学校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时，也经常和学校领导沟通、交流，向他们提供一些优秀学校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和相关信息资料，希望对学校领导有所启发，引起他们对学校图书馆工作的重视。如我们最早下去辅导的这所高中，领导重视图书馆建设，把它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办学品位的重要载体。尤其是近两年来，学校图书馆的硬件设施和运作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学生的图书借阅量逐年攀升，图书馆的育人效应日益彰显。
一所学校，它的真正魅力应该来源于对人类优秀文化的追求，让所有师生在这个不懈的追求过程中提高精神修养，规范文明礼仪，习得技能、技巧，成为一个有博爱之心、自信博学、个性健全、主动发展的人。要实现这个目标，“读好书、好读书”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所以我们除了对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和培训，还经常协助学校图书馆开展多种多样的读书活动。如组织“读书节”活动，向教师和学生推荐新书、好书，开展古诗词诵读活动，搭建学生知识积累、展示的平台，举办和读书有密切联系的灯谜展猜活动等。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文化、教育两局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对于如何做好学校以及其他基层图书馆业务辅导和培训，除了取得有关领导部门以及学校领导的支持、重视之外，我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要统一内部认识,加强业务辅导力量，是搞好基层图书馆、室业务辅导工作的基础。我们这个县馆，是山区的穷县穷馆，规模不大，人员不多，本身业务工作已很重，对“份内”的乡镇图书馆、站辅导任务已经不轻，再兜揽不属文化系统管理的学校图书馆来辅导，馆里就有不同意见。有些同志就认为我们自己人员精力有限,何必还去管别人呢?但经过交流、讨论，大家认识到，搞好图书馆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是专业的公共图书馆，业务水平多少比基层图书馆高一些，尽管学校图书馆不隶属于文化系统但终归是我们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对学校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统一了思想，大家便自觉安排好工作，按计划下学校或其他基层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
其次，打铁先得自身本领硬。作为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我们首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技能，不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如果自己都弄不清楚，干不下去，你又拿什么去辅导帮助别人呢。所以我们馆内同事都自觉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这样更有利于开展辅导培训工作。
其三，对学校图书馆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和培训，要采用合适的手段。学校图书馆不同于乡镇文化图书馆，和我们没有业务隶属关系。我们不可能组织他们出来办班学习培训，只能在适当的时间，主动上门访问了解情况，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辅导。我们下乡镇辅导文化站专干，都会顺便到当地学校图书馆、室了解情况，看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久而久之，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建立起密切联系，主动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我们还设想：现在是网络时代，电脑普及，计划建立一个图书工作QQ群，无论乡镇、学校、社区、企业的图书管理人员都参加QQ群，使QQ群成为我们图书馆工作的一个交流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换意见，交流信息，交流工作经验，有问题可以在网上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研究解决。
对基层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是县级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这些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做得还不够，应该继续努力加强。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8
［关键词］图书馆；法律；政策环境
［中图分类号］G259.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6-0056-04
1概念和数据来源
所谓图书馆法律，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图书馆活动中有关的当事人（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图书馆工作人员、读者、出版发行商以及一切与图书馆活动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图书馆政策是指各级政府部门，以颁布文件、编制规范等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图书馆发展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等。
本文所参考的法律、政策文件皆来源于《中国法律数字图书馆》中的《中国法律法规库》（http：///）。设置不同的检索词，检索时间为“1979年到2011年”。
2我国颁布的与图书馆发展有关的法律情况分析
2.1 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专门的图书馆法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颁布过专门的图书馆法。自2001年立法工作启动至今，由于各种原因，图书馆法至今未诞生。200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立法规划，把制定图书馆法列入其中。同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会议，正式启动制定《公共图书馆法》的工作，以此为标志，图书馆立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专门的图书馆法没有出台，但在国家宪法以及其他许多部门法中，皆有涉及图书馆的内容，通过中国法律数字图书馆中的《中国法律法规库》（http：///）中检索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设置检索项为“全文”，检索词为“图书馆”，检索时间为“1979年到2011年”，共检索到7 662个涉及“图书馆”内容的法律法规。
2.2 宪法中有关图书馆的相关规定
1982年颁布的宪法和2002年修订的宪法第二十二条都有明确规定：国家要发展图书馆事业。
2.3 著作权法中有关图书馆的规定
著作权法和图书馆的发展关系密切，为图书馆合理利用馆藏提供了法律保障，由此图书馆获得免费使用馆藏文献的权利。著作权法中规定“图书馆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这一规定有利于文献的保护和传递。
著作权法中还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这为盲文图书的出版降低了成本从而更好地为盲人读者提供文献服务。
2.4 其他部门法中有关图书馆的内容
在《中国法律法规库》中，共检索到16个内容涉及图书馆的法律文件，包括文物保护法、档案法、著作权法、教育法、科学技术普及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消防法、刑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些法规中，主要针对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提出了一定的规范要求，要求图书馆管理要规范，服务要到位。例如文物保护法、刑法中都有规定，如果馆藏属于文物，那么就受国家保护，凡私自出售和赠送，要受处罚。消防法中规定图书馆作为公众聚集场所，必须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而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等则要求图书馆为这些法律的权利主体提供免费、便利的服务。这些涉及图书馆的法律条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的发展提出要求，并没有涉及如何支持和保障图书馆发展。
3我国颁布的与图书馆发展有关的政策情况分析
3.1 内容以图书馆为主体的法规性文件
对《中国法律法规库》（http：///）中的数据进行检索，设置检索项为“题名”，检索词为“图书馆”，检索时间为“1979年到2011年”，共检索到94个以图书馆为主体内容的法规性文件。这些法规政策文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3.1.1 由国家颁布实施的有关图书馆的国家标准。虽然没有专门的图书馆法，但这些由国家颁布的行业标准，在某一个方面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加速了图书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进程。截至2012年8月，这类标准共有三个：
（1）2008年6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批准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8］74号）。这一标准的颁布，填补了我国自建国以来文化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建设国家标准的空白，使得公共图书馆的建设首次纳入城市规划中，为公共图书馆走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统一管理提供了政策保障。自此公共图书馆新建、改建和扩建馆舍无偿使用土地有了政策依据。
（2）2008年11月由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实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建标108—2008）》。该标准的实施，加强和规范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公共图书馆馆舍建筑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依据，是我国图书馆行业法制化建设的新成果，使得公共图书馆建设逐步走向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
（3） 2012年1月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编号为GB/t28220—2011）。该服务规范的，成为我国图书馆行业首个服务类标准规范。该标准分别包括服务资源、服务效能、服务宣传、服务监督与反馈等8个部分51个条款，内容翔实，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为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办馆效益，提供了参考和依据。由此，我国图书馆行业的发展告别了随意性、随机性的时代，这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理性发展的重要体现，使图书馆的服务向标准化、规范化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标志着公共图书馆事业从数量发展转向质量发展，是我国图书馆行业法制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另外还有《标示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10001.1），为图书馆这一公共场所使用各种标示的规范化提供了统一标准。
3.1.2 由国家各部委颁发的图书馆工作条例、规程、标准如表1所示。
这些针对性很强的部门文件，既立足现实，又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各馆制定工作规则、业务细则提供了技术依据和数据参考，为全国图书馆行业的发展走向标准化、规范化，起到很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3.1.3 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政府颁布的区域性规范文件如表2所示。
这些规范性文件由各省、自治区、市政府部门颁发，依据各省、自治区、市的具体情况而制定，适用对象主要是辖区内的公共图书馆。这些文件为各级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保障，规范了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具体业务规范，同时为目前条块分割的图书馆行业体制提供了资源共享的政策基础。
3.1.4 文化及相关部门颁发的专项性文件。这些专项性文件，主要是指针对图书馆的某一项具体业务要求的发文，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强调了文件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对于图书馆某项业务的推动具有很强的执行力，是推动某项业务迅速铺开的最快捷、直接、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之一。例如2011年由文化部首先发文，各地方政府纷纷按照文件要求通知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实施免费开放的专项性文件。每年5月都要举行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教育部、新闻出版署还频发文件，要求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室）图书配备和管理工作等。由于这些文件具体细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具有较强的执行力。
3.2 内容以图书馆为辅的政策性文件
3.2.1 对图书馆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例如对老年人要优惠开放；要积极主动地为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要求公共图书馆要积极开展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借阅服务，省级以上图书馆设立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馆（室），为残疾人、盲人要提供特殊需求的服务等。
3.2.2 对图书馆资料搜集、使用方面提出了要求，例如要求各级图书馆都应订阅《公报》，各图书馆和收藏单位，对现有和已征集到的民族古籍，要加强保管，等等。
4几点看法和建议
4.1 应高度重视图书馆立法工作
图书馆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同时也是管理图书馆的法律依据。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图书馆法，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制环境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图书馆发展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缺乏法律的支持是我国图书馆行业发展的瓶颈，使得图书馆在诸多社会职能事业中处于劣势地位，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无法获得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财政支持，各级、各类图书馆的规划和发展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包括馆舍、经费、人员这几个图书馆发展的要素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图书馆从业人员没有职业归属感。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图书馆立法工作，只有在法律的框架内发展，才能协调政府部门、图书馆馆员、读者以及各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图书馆的公益性质，保障读者的文化权益，最终推动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
4.2 图书馆法应具有可操作性
从宪法和各种部门法规中，皆有提到要加强图书馆的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制定法律时，具有一定的图书馆意识，但还只是停留在口号阶段，还没有到政策层面，这些法规中有关图书馆的内容比较空泛，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而且不具备可操作性。在今后的立法中，希望能进一步明确图书馆的权利和义务，将条款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确，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也有利于图书馆真正配合这些法规条款的落实。
4.3 应多出台一些图书馆行业的国家标准
从国家政策来看，最近十年，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特别是近两年达到了历史的最新高度，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将文化建设作为国家行为，不再只是文化系统的部门行为，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和建设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可见，图书馆事业仍处于一个逐步上升发展的生命阶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进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以期提高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2010年7月总书记要求把“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文化改革发展要做好的“三加快一加强”四项重要工作之一。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2012年2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正式印发。由以上这些中央文件、国家发展规划中不难看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第一次纳入中央重要决策部署，发展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这些国家政策的确振奋人心，但如何设计制度，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使得这些方针政策变为可操作的政府行为，并形成长效机制，这是一个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国家可以针对图书馆行业的特征，多出台一些该行业的国家标准，使图书馆行业的发展更理性、更科学、更规范。
4.4 应加大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力度
许多部门的政策性文件，特别是文化系统制定的各项政策文件，除对下属部门具有业务指导外，并不具有强制力，对地方财政、地方政府不具有约束力。这些政策文件，有些虽然对图书馆业务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更多地关注财和物，忽视了图书馆发展最重要因素——人的因素，对图书馆馆员关注少，特别是对图书馆人才的引进、教育培养、职业生涯规划等关注较少，几乎没有涉及，这使得图书馆员自身的发展处于混沌状态。希望今后文化系统制定的各项政策，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加大图书馆的业务深度，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另外制定政策时，应该以人为本，在目前的环境下，可以充分发挥各级图书馆学会的作用，多关注图书馆馆员的发展，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要求，为图书馆员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图书馆馆员找到职业归属感。
4.5 对图书馆的评估标准应更加科学化
近年来各级政府依据各自的情况颁布了区域性规范文件，还举行了各类型的评比活动，例如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的文明城市考评，文化部组织的图书馆评估，从政策导向上促使地方政府增加了对图书馆的投入和建设，客观上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类评比、评估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希望评估的标准能够更加科学细化，评估的过程能够更加深入和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查看表面。
4.6 应制定针对性强的专项政策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9
关于书证的证据效力，有书证的形式证据力和书证的实质证据力之分，这是由书证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书证是记载人的思想的诉讼证据资料，判断其证据力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即首先判断文书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为某人的思想，即该书证是否被伪造，称为形式上的证据力，也叫文书成立真实。在肯定没有被伪造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该书证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争议的案件事实，即对文书内容的证明价值进行判断，称为实质上的证据力。[17]任何一种书证，必须是由书证制作者真实作成，并与待证事实存在某种关联，该项书证才能论及其证据力。如果书证系由他人所伪造，该项书证就自始无证据力可言。一项书证系书证制作者真实作成，并非属于伪造，该项书证即具有形式上的证据力。有形式上证据力的书证，而且其内容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此种书证就具有实质上的证据力。书证必须先有形式上的证据力，然后才有实质上的证据力。当然，具有形式上的证据力，未必一定有实质上的证据力。形式上证据力涉及书证存在的真伪问题，而实质上的证据力涉及书证内容能否证明待证事实的问题。书证是否具有无实质上的证据力，往往由法院根据经验法则，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
（一）公文书证证据效力的评判
1．公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无论为处分书证或报告书证，对其中所记载的事实，均认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日本学者三个月章认为，“有关形式上证据力的认定，或多或少都存有推定。亦即，如根据文书的方式即内容认定为公文时，则推定为真实成立。”[18]记载公共管理机关（如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机关等）意思表示的公文书，即处分性公文书，如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公文书等，能够直接证明该公共管理机关在该公文书载内容上的处分事实。例如，行政处分的公文书，即有证明在该公文书上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事实之效力，应当直接认定其具有形式上证据力。对此，法院不得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否则将有悖于设立公文书制度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不利于交易上的安全。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类公文书形式证据力的认定，在理论上一般不认为可以提出反证，否则，将降低公文书的信用，同时也导致诉讼迟延。[19]
记载公共管理机关观念表示（认识表示）的公文书，即报告性公文书，同样系其作成者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按法定方式而制作，因而具有证明其中所记事项属于作成者行为之效力（形式证据力）。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应该法律的规定，检记记录、送达书证、执行记录、票据拒绝书证、登记簿、户籍、受理证明书、邮件收受证明书等都属于此种情况，应当推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公文书，其形式上证据力可以根据文书的程式和意旨直接予以推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有争执，认为其不真实者，可以提出反证予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出反证予以”，并不是指对此有争执的对方当事人仅仅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实际上负有本证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果不能使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相信公文书为虚假，仅仅使法官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对方当事人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法官必须采信公文书为真实。
公文书证之所以能够产生形式证据力推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的考虑：
首先，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行使公权力而形成的文书证据，一般要遵守一定的程序，特别是一些生效性公文书，需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才能够制作形成。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处罚的程序，也赋予了相对人的充分的救济手段。由于有规范的程序保障，制作的公文书证一般真实可信，和私文书证相比较，显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其次，一般而言，公文书往往有法律的特别保障，如《刑法》中关于伪造文书罪的规定，这里就是对伪造公文书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刑事制裁。由于法律对公文书的特别保护，从而伪造公文书就更加困难，虚假而不真实的公文书相对而言就比较少，赋予其形式上的推定力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最后，由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制作的，是运作公共管理权力，履行管理职责的结果，往往会保存在档案资料中，可以随时查阅的。正是由于公文书存在这样的管理制度，审核和核对公文书是很容易的，故意提供虚假的公文书很容易被发现和查明。
2．公文书证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是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依据法定方式所作成的书证，因而与私文书证的证据力，是有所不同的。依据文书的程式及意旨认定为公文书的，推定其内容为真实。如果对公文书证的真伪产生怀疑时，法院应当请相应的制作机关或公务员陈述其真伪。对此，提出该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不必证明公文书证为真实。如果对方当事人仍然对此有争执，应举出反证以证明公文书证为非真实。但对于外国公署或外国公务员于职务上作成的公文书证，不能当然推定为真实，应当由法院审酌情形断定其真伪。如果法院审酌情形，依自由心证不能判断其真伪的，提出该项书证的当事人对该外国书证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20]但如果经驻在该国的本国大使、公使或领事证明的，应当推定为真实。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第170条关于公文书效力的规定认为，“公文书推定为真实，对公文书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当事人任何一方对公文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对此负担证明责任。”这也表明我国学者也大都认同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第902条的规定，盖章的国内公文、无印章的国内公文、经过证实的公共记录、官方出版物、经过认证的文件等，并不要求其在采纳作为证据之前有其他外来证据证明其真实性，而可以直接确认其证明力。在法国，公文书证具有特别的证据效力。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19条的规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规范要求的公文书证，直至提起伪造文书之诉讼为止，始终产生证据效力。因为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必须通过方式才能达到否认其真实性的目的。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据力也同样可以被推定。如果公文书所记载的是在公共机关和在制作文书的人面前所作的陈述，对于这种由公共机关或制作文书的人以文字记载的事项，将当然确认其证据力。但对文书内所记载的事项，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其不真实。由公共机关制作的载有公务性命令、处分或裁判的公文书，应当认定其为真实。此外，其他具有内容的公文书，如送达书证、邮局收据、户籍簿、出生书证、死亡书证等，对其中所记载的事项，也同样认定其为真实。[21]
日本学者认为，处分性公文书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如果成为待证事实，“理论上惟有为其解释及判断其法律上之效力之必要，殊无评定证据之余地也。故确定书证之真实，同时亦即确定应证意思表示之存在及内容，不能谓无实体之证据力也。”[22]但认为这种推定证据力仅及于该书证内容部分，不及于作成书证的地点、时间等情形。对于公文书内容是否正当，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争执，并可以提出反证予以。如，经过公证的合同文书就具有公文书的效力，或者其他诉讼案件笔录中涉及的自认的记录，在本案件中可以把该笔录作为公文书直接确定其证据效力。
我国台湾学者在论述评判公文书实质上证据力时，认为生效性文书，因其文书内容的作成，即系该法律的行为的完成，若该文书为真正，文书内容即存在，不得再存疑义，即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法院判决书正本，如为真正，即可证明有法院的判决行为及宣告内容。对于报导性文书，因其系传述文书制作人观察的事实，虽文书为真正，但传述内容事实是否可靠，尚须斟酌，因而并不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医生的诊断书，即使为真正，并非当然可以证明有诊断行为及诊断的病情。因此，公文书如为真正且属生效性文书者，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若为报导性文书，除有反证公文书内容与待证事实不符之外，通常均有实质上证据力。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认为，法院书记官依法定程式所作笔录，除有反证证明其记载失实外，就其所记事项有完全的证据力。送达书证为公书证，就其所记载事项除有反证外，应认为有证据力。至于勘验、依法制作的笔录及附勘图，均有完全的证据力。[23]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该条第（一）项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证明力大小对比的角度，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公文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也就是私文书证。这里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应当如何理解？事实上这也是困惑法官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公文书证的证明力问题，不应当从不同证据比较的角度，而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视角来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本文认为，这样的规定不是科学合理的，明显具有法定证据的色彩。
《证据规定》第77条第（二）项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这也是从证据力大小的角度，明显带有法定证据色彩成分的规定。该条列举规定的“档案、公证、登记的书证”仅仅是部分公文书证，这里的“其他书证”完全既包括私文书证，也包括公文书证。在立法文件中规定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大于另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而又没有设置具体的适用情形，从操作层面上说，法官将无所适从；从证据法学理论层面上讲，以法定证据形式机械的规定不同种类书证的证据力大小，有悖于书证证据效力评判的基本规律，违背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最终导致背离对客观真实的追求。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证据力的大小由法官自由评判。《证据规定》第64条明确了证据力的批判原则：“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规定，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规定公文书证的形式推定力和实质推定力。
（二）私文书证证据力的评判
关于私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评判。对公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的，应当由争执的一方当事人对公文书不是真实成立的事项负本证的举证责任，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为不真实。而对私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仅负反证的证明责任。其主要原因在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据法定的程式制作的，是行使公共管理职权的一种形式，具有公信力，当然应推定其证据力。而私文书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当事人对其提出的私文书是否为该文书的名义人真实作成，负有证明其真实的责任。与公文书不同，对私文书的形式上证据力有疑义的，对方当事人仅负有反证的举证责任，举证人仍然负有证明私文书为真实的证明责任（本证）。因为“私文书无从依其程式及意旨，推定文书之真伪，应由举证人证其为真正。若他造承认该文书为真正或不争执其为真正，且不能因他项陈述可认为争执者，即系有诉讼上之自认或视同自认。”[24]
有学者认为，如果对方当事人认为该文书并非制作人签名，或内容有变造，或印章被盗用、伪造、或签名指印属伪造，以及认为自己签名或盖章或按指印于空白纸张上，被他人利用违背其意思书写的文字，皆属反证事项，应当提出反证予以。[25]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如果对方当事人否认私文书上签名或印章的真实性，认为不是本人的签名或印章，提出反证即可，即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使争执的事项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完成其证明责任。但如果承认签名或印章的真实性，否认系本人或人所为，该争执的一方当事人须承担本证的证明责任，亦即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不真实，仅仅提出证据使法官对争执事项的判断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并未完成其证明责任，法官将最后推定其为真实。杨建华教授也指出：“如当事人虽承认签名、按指印系其本人或人所为，又以该签名、按指印系于空纸张上为争执，或承认印章（指盖于文书上之印文）为真正，而否认系其本人或人所盖时，则应由为此争执之当事人负举证之责”。[26]
对于私文书，如果有制作人的签名或印章，则推定该私文书为签名人或印鉴人的意思表示，即推定系作成名义人真正作成之文书。这里推定必须以私文书内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系本人或人所为，在当事人之间已不存在争执，或者已经举证证明私文书为真正作为基本前提。此为多数国家立法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6条规定：“由制作人署名或者经过公证人认证的私文书，完全能证明文书内所为的陈述是由制作人作出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私文书如果有制作人的署名，或者有经过法官或公证人认证的制作人的亲笔记录，并在该文书中表明该文书有制作人制作，具有完全的证明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8条规定：“私文书经本人或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证人之认证者，推定为真正”。此外，《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17条、第31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有学者认为，“不设是种区别之条文，故不能不谓凡属真实之私文书证，一切皆有证明作成者曾为其中所记陈述之形式证据力”。[27]
关于私文书的实质证明力，即私文书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待证事实相一致，应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为原则。但对于生效性的私文书，如契约书、遗嘱等，在判断其证据价值（即实质上证据力）时，私文书如为真正（即具有形式上证据力），应认定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但对于报导性文书，如商业帐簿等，不能从其形式上证据力推定其实质上证据力。私人商业帐簿即使经税捐机关盖有核验者，同样私文书，仅仅是增强其实质上证据力而已，并非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三）书证复印件及副本的证据力评判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书证时，应当遵循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提供原件，在符合例外情形时，才能够提供复印件。最佳证据规则是有关书面证据材料的一个规则，是指原始的文字材料作为证据时优于其复制品。根据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时，应当提交原件；在不能提交原件而提交复印件时，应当说明理由，或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将不被接受为证据。最佳证据规则实际上是确定原始文字材料与副本、复印件等先后顺序的证据规则。也就是说，文字材料在作为证据时，原始文字材料优于复印件，并非是指原始文字材料是案件最好的证据。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关于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的真实性的最佳证据方式是提交原本。美国1945年的一项判例认为：“最佳证据规则在其现代的应用中仅指这样一条规则，即一份文字材料的内部必须通过引入文书本身来证明，除非对原始文字的缺失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28]因此，有人认为，最佳证据规则应当称为“原始文书规则”。[29]其主要理由是：作为文字或其他符号，如差之毫厘，其意义则可能失之千里；观察时发生错误的危险大，尤其是当其在视觉上难以判断时更是如此。[30]
英美法系中的最佳证据规则主要是解决文书证据资格问题的，如果不提供文书原件，而又不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另外情形的，当事人提供的原始文书证据复印件或者副本的，则会因为不具有证据资格而被排除，不被法院接受为适格证据而提交陪审团评判。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没有象英美法国家那样从证据资格或者证据能力方面明确规定最佳证据规则，而是从审查书证的真实性角度出发，要求当事人提供书证时，原则上应当提交书证原件。但提供复印件并不当然不具有证据资格，法官仍然根据当事人提供复印件的具体情况来评判其证据力的大小。日本证据法学者松岗义正认为，判断书证的证据力，以书证的真实性为要件，原则上而言，书证的原本具有证据力，而书证的复印件则不具有证据力。所以，在理论上，应当以提出书证的原本为必要。但在对方自认书证正本的真实性，或者其缮本内容与原本一致时，实际上亦无须提出书证的原本，只提出其缮本便足，在此场合下，书证的缮本与其原本具有同等的证据力。所以在实际上，应提出书证的正本与否，任凭法官自由裁量。[31]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的规定，文书的提出或送交应当以原本、正本或有认证的副本进行，法院可以不顾此项规定，命令提出或送交原本。但这并不排除在必要时可以使当事人提出其所有引用文字的副本或节录本。对于原本以外的其他复制件材料证明力的判断，全凭法官通过自由心证予以确认。该法规定，提出公文书证时，可提出正本或已认证的缮本，但法院可以要求举证的当事人提出正本，如果当事人不遵守法院的命令，法院则以自由心证，判断缮本的证据力。关于私文书证的提出，以提出其原本为通则。[32]《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5条规定，对于公文书，可以提出原本或提出经认证的缮本，但缮本在认证后须具有公文书的要件；法院也可以命举证人提出原本，或命其说明不能提出原本的原因并加以释明。举证人不服从命令时，法院依自由心证对该认证缮本的证明力作出判断。
当事人提出书证时，是否应提交书证的正本或缮本，则视书证是否为公文书证或私文书证而定。[33]对于公文书，应当提出原本或经认证的缮本。私文书则必须提出其原本。但仅因文书的效力及解释有争执时，可以提出缮本。[34]但法院认为必要时，仍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文书原本。[35]如果是准公文书，须以科技设备才能呈现其内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实上的困难（如电脑硬盘内存资料）的，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但必须证明其内容与原件相符。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的，并不完全排除复制件的证据力，只是由法官依自由心证予以判断。[36]
对于私文书证，如非原本，则要求当事人说明不能够提交原件的理由，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且对方亦无陈述其是否真实的义务。[37]故在通则上，要求举证者须提出私文书证的原本；然在特则上，如当事人对于提出书证缮本的真实性（确实是原本之缮本）已陈述一致时，对于书证的效力当事人彼此发生争执的，则无提出原本的必要，举证者只要提出私文书证的缮本即可。在法院对缮本的发生是否为正当产生疑惑时，才要求当事人提出原本。若应当举证的当事人拒不服从法院的命令，法院则以自由心证裁判缮本的证据力。可见，德、日民事诉讼法对文书复制件证据力的评判并不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规定得详尽，赋予了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缺少具体的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证据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49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才能够不提供原件：“（一）出示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原物已经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这些规定表明，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提交书证时，应当提供书证原件。[38]
但这里规定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最佳证据规则，尽管要求当事人提供书证原件，只有在符合法定的“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供书证复印件。这里要求“确有困难”的情形并不完全是书证复印件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当事人没有提供原件，而又不属于“确有困难”的法定情形，并不当然丧失证据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说明当事人在不具备“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提供复印件而不提供原件，法官将结合其他证据，根据自由心证评判其证据力的大小。此种情况下，其证据力将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其他证据而当事人又不认同时，不能够在诉讼中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我国关于书证的规定接近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地区的规定，但遗憾的是，我国没有区分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分别予以规定。二、书证外延问题
（一）视听资料应当属于书证范畴
关于书证内涵的认识，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认为包含这样几层含义：1．它首先是一种物件或物品；2．该物件是一定文字、符号、图表等的载体；3．这些文字、符号、图表等记载或代表一定的内容、含义，而且能证明案件事实。但对于书证外延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即视听资料。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赞同这种立法上的分类，也即在理论上认同这种分类方法。[1]笔者主张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视听资料不应当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而属于书证范畴。因为它与普通书证在本质特征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不能作为与书证并列的独立的证据种类。不可否认，表现事物内容的方法可以是用文字、符号、图案等，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但表现方法本身的区别，并不影响其以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这一书证最本质的特征。[2]尽管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须借助一定的设备才能知晓其内容，但毕竟同样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其实，有些普通书证也需要借助一定器械或其他工具，才能解读其内容。如微雕作品，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或看见其文字或图案。又如，利用某种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等，在通常条件下无法识别，必须在特定的化学药剂中才能显现。这些微雕作品或用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显然不能排除在书证之外。同样是借助于一定的外在工具才能知晓其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并不因此成为一种独立证据的理由。
我国的《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其本质特征仍是以电子记录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与书证并无二致，甚至其载体也被纳入了广义的书面形式的范畴，因此电子证据应归属于书证。
对于书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查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就适用的证据规则来看，书证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即提交书证原则上必须提交原件，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交复印件。视听资料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则。学者们在论述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时往往认为，视听资料具有易于复制和伪造的特征，主要应当审查其真实性。[3]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辨别真伪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求当事人提交视听资料的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8条规定的拒不提供原件的法律后果，应当包括视听资料在内。[4]可见，视听资料并没有有别于一般书证的采信规则，都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应当属于同一种类的证据。
（二）书面证言应当归入书证范畴
1．书面证言的性质属于书证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权威学者大多认为，证人既可以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也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对于这种理解，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证人应当亲自出庭，向法庭提供口头证言。在英美法系，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要求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对方当事人诘问；大陆法系国家同样要求适格的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询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5条中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出庭的，其所提交的书面证言应当当庭宣读。当事人自己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当事人宣读后提交法庭，对方当事人可以质询；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书记员宣读，双方当事人可以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56条则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的情形更加具体化。由于立法上和司法上都明确规定了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所以，在理论上也就认为证人证言有两种表现形式：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词。以亲自出庭作证，提供口头证言为原则，以提交书面证词为例外，即只有在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出庭作证而提交书面证词。
我国现行立法对提供书面证言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可以提供书面证言，但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应当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种类，本质上属于书证。书面证言根本不能够满足证人证言的程序规则要求，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不管是否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都不会对书面证言的本质特征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因能够证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就使得书面证言等同于一般的证人证言，从而成为适格的证人证言。书面证言符合文书证据的要求，应当将其视为书证接受为适格证据。其实，就证据种类的划分而言，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如何进行分类才能更有效、更客观、更科学地评判证据价值或证明力，运用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案件真实。为此，就必须考虑不同证据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针对不同特征的证据设立不同的证据规则。因此，证据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和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就成为划分证据种类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标准。据此，书面证言应当属于书证，其理由是：
首先，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言词证据，其最根本的属性是以口头陈述（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并以此内容以及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或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真伪进行判断的心证。书面证言与此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却与书证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以文字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
其次，对书面证言资格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书证证据能力的判断要求。对于书证，举证的当事人应当首先证明该书证作成的真实性，即证明确系出具该书面证言的名义人所亲笔书写或签名、盖章。提出书面证言的人还必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书面证言所陈述的事项必须能够正确识别。[5]书面证言原件具有证据能力，因此，举证人原则上应当提交书面证言原件。如果提交的是书面证言复印件，必须在符合法律关于书证的规定，才具有证据能力。[6]
最后，就证据方法而言，证人证言属于人证的方式，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和证人的口头陈述来证明案件事实。[7]而书面证言属于书证的方法，是通过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书面证言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评判，以形成对案件事实真伪的内心确信。
2．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依据书证规则评判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是否意味着该规定是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就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及审判实务来看，实际上已经把“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如果提出书面证言的当事人不能证明出具证言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该书面证言就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就将被排除。理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重要义务，也是对证人证言的原则要求；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允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即接受书面证言为证据，必须证明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要求。审判实务中，有些法院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提供的书面证言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就将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对此规定更加详尽，该规则第39条关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中规定：“证人证言由证人到庭作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询，证人出庭作证应经法庭传唤或允许。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到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该规则一方面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又对“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例外情形用列举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必须证明提交书面证言符合该列举的具体情形，才能容许为证据。这些规定都表明，在司法实务中，实际上已经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将视为不适格证据予以排除。
3．把书面证言作为书证具有合理的价值基础
如果把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出的书面证言都认为属于不适格的证据而予以排除，在理论上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在审判实务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就民事诉讼而言，英美法系对证据能力的限制在向减少的方向发展，即所谓传闻规则自由化。自1968年的民事证据法以来，英国民事诉讼已经没有传闻规则的限制，到庭证人的传闻陈述，所引用未到庭人的言词陈述或书面陈述，皆可容许为民事证据，而不设例外规定的限制。[8]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资格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对证据力的大小进行自由评判。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出具的书面证言，如果我们一概排除其证据资格，与国际社会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更是缺少合理性。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往往都是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极其少见。如果都认为没有证据能力予以排除，无疑是大大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法院对案件真实的发现，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从理论根据上讲，还是从现实的合理性出发，对书面证言都不应当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对《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应当给予新的解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笔者认为，对该条规定应当理解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并接受法官和当事人双方询问的义务。如果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但负有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即在证人出庭确有困难，经法庭许可的情况下，仅仅免除其人证义务，但仍然负有提出书证义务。
究竟以人证方式出庭作证，还是以书证方式提供书面证言，不是取决于证人本身，而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否确有困难，[9]一是法院是否准许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这两个因素如果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以改变证据方法，免除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义务，仅仅以书证方式提交书面证言即可。但如果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已发出出庭作证通知，该证人就必须出庭提供口头证言，而不能擅自改变证据方法，以书面证言予以代替。提供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口头证言是两个不同种类的证据方法，因此，即使提出书面证言，也同样没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当然就不能够因此而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审判实务中，将书面证言不作为书证对待，而视为一般的证人证言，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误解：往往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履行了作证义务，于是，为了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主张严格限制提交书面证言的条件。[10]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民事证人提出的书面，是本案诉讼外的陈述，如果有不到庭的原因，可依文书证据的规定，证明真正”。[11]将书面证言视为书证，依据文书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但认为必须有不到庭的原因，如果证人能够到庭而不到庭的，不能采作为证据。笔者不敢苟同。没有不到庭的原因而向法院提出书面证言，依据文书证据规则的要求，同样具有证据能力。
《法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关于书面证明的规定，[12]该书面证明类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书面证言。《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在准许证人证言时，第三人就其亲自了解的有争议的事实所做的能够查明该事实的声明，法官得接受之。此种声明，依其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以书面证明为之，或者经调查途径收集之”。该条规定即是要求法官不得拒绝知道案件情况的第三人提供的书面证明和口头证言，但同时要求，如果以书面形式作证，则用书面证明的方式；如果以口头形式，则以证人证言的方式予以取得。[13]对于书面证明，完全按照文书证据的程序进行审理。如该《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法官直接将向其提交的书面证明交各当事人阅知。”交当事人阅知是处理文书证据的基本程序要求，《法国民事诉讼法》在关于书证程序的第132条有明确的规定：“援用某项文件、字据的当事人应将此文件、字据送交诉讼的其他当事人阅知。相互传达书证应当自动进行。”由于书面证明直接提交给法院，因此，由法官送交各当事人阅知。《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还规定：“法官得始终经调查途径听取出据书面证明人的口头陈述”，这意味着，提交书面证明与口头提供证人证言，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或证据种类；提交书面证明法院固然要接受为证据，但并不因此免除其口头作证（证人证言）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详细和具体。《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法院认为适当，当事人又无异议时，可以提出书面证词代替证人询问。”也就是在当事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改变证据方法，免除证人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
以上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本文提出的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将书面证言归入书证类证据，有利于划分证据种类标准的统一；其次，有利于当事人举证以及法院获得更充分的证据资料，也就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因为书面证言，就书证角度而言，只要其作成真实（确实为提供书面证言人所为），就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够因为没有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予以排除。[14]再次，有利于更科学、更合理地运用证据规则，对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作出更客观的评判。如果将其视为证人证言，又无法运用询问规则，对其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于是，就忽视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甚至导致极端地、片面地运用证明责任分担的原则，对案件进行裁判，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裁判事实基础所追求的价值目标。[15]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16]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证言是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提交书面证言，并不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不存在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
三、文书提出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在民事诉讼中，文书系重要的证据方法，它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民事案件而言，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文书，如果不是被作为当事人的原告、被告持有，就是被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持有。持有文书的当事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文书一般都会积极提出以作为。但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文书，或者对方当事人持有的有利于自己的文书，以及第三人持有的文书，则往往并不积极主动提供。为此，我们就必须探究持有该项文书的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义务提出文书？设定此项义务的法理价值何在？如有提出义务，其应提出的文书有无范围的限制？如果文书持有人拒不提出文书时，将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
（一）提出文书义务的性质
在罗马法中，为使诉讼程序进行的正当，无论何人，皆有将证书提出于法院的义务。故证书提出义务，与证人作证义务相同，属于一般公法上的义务，但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并没有采用这种法则。[39]德、奥、匈、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提出证书义务的性质，学者们认为提出证书义务，是证书所有者为使举证者用作为证据方法，而将其证书提出于法院的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此义务属限制公法上之义务，非一般的公法上义务，[40]也不是私法上的义务。[41]当事人使用自己所持有所的证书时，可随意提出使用，不存在证书提出义务的问题。如果举证的当事人欲使用的证书属于他人（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时，举证的当事人就当然不能随意使用，于是就发生了该证书的所有者是否须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将证书提交到法院的义务的问题。根据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及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和第三者才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否则，证书的持有人就不具有提交证书的义务。之所以认为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而不是一般公法上的义务，也不是私法上的义务，主要是因为：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公法上的义务，就意味着证书的持有人必须提交所持有的证书，而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否则就将受到公法上的制裁。这样一来势必侵害证书持有人的利益，如侵害其保持秘密的利益、隐私权、导致其本人或近亲属遭受到不利的法律后果等。强调提出证书为公法上的义务，固然可以获得更为充分的诉讼资料，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诉讼公正。但另一方面，它却危及证书持有人的利益。如果通过损害更大的法益来追求诉讼公正所带来的相对较小的法益，这种诉讼正义的成本就太高，代价就太大。因此，制度的设定就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故证书持有人提出证书义务不能作为一般公法上的义务。
在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尽管往往基于私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负有将证书引渡或提出的义务，[42]旦并不能由此认为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就属于私法义务。私法上规定的证书引渡或提出义务，只不过是诉讼上提出证书义务的原因。[43]
因此，证书持有人提出证书的义务，系证书持有人为使举证当事人用作为证据方法，而将其持有的证书提交于法院的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此种义务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第一、举证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的第三者必须持有举证当事人所欲使用的证书，即举证的当事人欲向法院提出的证书，在举证的有效期间内被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第二、举证当事人必须有证据上的主张，如果举证当事人没有主张该项证书，该证书持有人当然也就不具有提出证书的义务。
（二）拒绝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考量，在民事诉讼中，几乎世界各国法律都规定，文书持有人（不管是当事人还是第三人）都有义务提交持有的文书证据。在英美法国家，证书持有人是否具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取决于法院的命令。一旦法院命令其提出证书，则该证书持有人就必须提交持有的证书，否则，其行为就构成藐视法庭，受到法律制裁。在美国，当事人可以通过发现程序获取各种证据资料，包括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质询书、录取证言、要求提出文件资料等。如果遭到拒绝，当事人可以向法官申请命令，违背了法官的命令就将受到一定的制裁。[44]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没有严格区分拒绝提出文件资料和拒不履行其他发现命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立法将拒不提出文件资料和拒不履行其他发现命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统一进行规定。因此，只能从拒不履行发现命令的的制裁措施来理解和把握拒不履行提出文书义务的法律后果。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规定，对拒绝答复当事人发现要求的人或者不遵守法院命令的人，法院可以采取各种制裁措施。最为严重的是藐视法庭罪（contemptofcourt），[45]当事人或不是当事人的人没有正当的理由不服从法院的传票（包括提出文书的传票），就视为犯有对发出该传票的法院的藐视法庭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把一定的事实视为已经得到证明；禁止提出证据；驳回诉讼或作出缺席判决；负担费用等。
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依据民法或其他私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在诉讼外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引渡或提出所持有证书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方当事人持有证书，还是第三人持有证书，也不管请求引渡证书或提出证书的权利是物权的请求权或债权的请求权，持有证书的人均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46]
对方当事人拒绝文书证据提出义务，往往承担私法上后果，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的命令，或者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相信对方当事人持有举证方当事人主张的书证，就可以把举证人提供的证书缮本视为正确的证书；如果举证人没有提供证书缮本时，举证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就视为已得到证明，其立法目的在于避免举证人之相对人恶意阻碍举证人完成其证明责任。从其立法效果规定可知，对方当事人不遵守法院要求其提出文书证据的命令，并不对其进行公法上的处罚，而是发生证据法上的效果，即法院依自由心证进行评判，将文书缮本视为真正，或者将举证人关于文书性质及其内容的主张视为已获证明。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5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文书命令者，法院可以凭自由心证认定举证人关于文书的性质、内容及文书成立之主张为真，或认定举证人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从而对违反文书提出义务者发挥制裁之实效。[47]但为避免法院此种真实拟制的任意和错误，并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对此有辩论的机会。台湾学者认为“不从文书提出之命时，应止于拟制举证人（他造）所主张之文书内容为真实即足，而不应拟制其主张之待证事实为真实。”[48]究竟如何认定主张文书内容的真实，还是应当根据自由心证原则，充分考虑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的要求，“应依各事件类型，斟酌持有人拒绝提出之事由，该文书作为证据之重要性，取代可能性，他造接近证据之程度等各因素，兼顾证明权保障，真实发现，促进诉讼，当事人间公平诸诉讼法上基本要求，始能妥适调整当事人两造之利害而平衡各种利益。……至于可否据此进而认为认定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仍应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49]
关于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各国或者地区有不同规定。有的规定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要受到法律制裁，承担公法上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需要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交其持有的证据材料，可以向受诉法官提出请求，由法官命令提交该文书或字据。法官如果认为其请求成立，就作出提交文书的命令。对于违背该项命令的，可以处以罚款。[50]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拒不履行提出文书义务，将受到罚款处罚。[51]
通过诉讼程序或者强制执行程序获得文书证据。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主张证书被第三人持有时，可以提出证据申请；第三人在有与举证的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原因时，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如果应以证书证明的事项是重要的，而当事人的申请也符合条件，法院应当命令持有证书的第三人在规定期间内提交证书。但强制第三人提出证书，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实行。[52]《法国民事诉讼法》同样规定，要求持有文书的第三人提交文书，也必须由举证人提起交付文书之诉。[53]
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提出文书命令的，除可以处以五十元以下的罚款外，在必要时，还可以予以强制执行，即强行扣押第三人持有的文书。[54]
我国现行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及文书持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及其法律后果。但是，《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里“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当然应当包括文书证据，这仅仅是从证据妨碍的角度规定当事人不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没有从文书提出义务的视角来设置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的义务。而且这里仅仅是对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的情况，如果证据被当事人以外的人持有而拒不提交，则没有相应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但并没有规定拒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的法律后果，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有关单位拒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将依法对其采取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仅仅是对当事人以外的有协助义务的有关单位作出了规定。就这些规定看，实质上并没有直接规定违背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本文认为，为了更多的获取诉讼证据资料，最大限度地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实现诉讼正义，有必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对方当事人持有文书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的，适用证据妨碍规则，直接认定举证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书证复印件为正当，或者推定举证当事人就书证的性质、内容为真实等，但必须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判断，并给予对方当事人辩论的机会。
【注释】
[1]参见各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尽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视听资料与书证并列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加以规定，但并不因此就必然限制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探讨和认识，导致这种结果也反映出了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不深入，明显体现出了“注释法学”的特征，对证据种类及其划分标准认识上的模糊。
[2]书证与其他种类证据最本质的区别或特征是以其所记载或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事实，至于采用何种方法、状态来记载或记录其内容，并不能改变本质特征。如鉴定结论的本质特征是有关专门人员利用其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所得出的意见性结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不能改变其证据种类的性质。
[3]不少学者认为视听资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特征：一是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是视听资料的可复制性和易伪造性，均强调从其来源审查其客观真实性。（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4]《适用意见》第78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5]其实，书证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书证都有其特殊的要求，如遗产继承案件中的代书遗嘱，对代书人的范围要求与遗产继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代书人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须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为证明人等，书面证言，作为书证的一种也有其特殊要求，这里涉及到的要求提供书面证言的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就是对书面证言资格的特殊要求之一。
[6]对于单位作证提交的书面证言，更加体现出其书证特征。审判实务中，对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必须要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就是无效证据。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7条明确规定：“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无效”。这实际上就是必须证明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否则就不具有证据资格。
[7]证人证言作为人证的证据方法，非常强调出庭证人的口头表达或陈述。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证人不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任何稿子”；《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也规定：“证人不得照文书进行陈述。”
[8]SeemcCormick，evidence，p．915（3rded．1984）．
[9]这里证人“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仅仅是指证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出庭或出庭极为不方便，不包括因证人出庭作证可能导致受到刑事追诉或承担民事上的责任，以及其他国家关于证人拒绝证言权的情形。审判实务中也都持这种看法，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39条规定，确有困难而不能出庭的情形包括：年迈体弱或残疾人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的；因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出庭的；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等。也有人认为，还应当包括：证人被拘禁、审查的；证人属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已为对方所认可的等。参见华锋：《我国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王利明、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10]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在要求提交书面证言必须提供确有困难而不能出庭的证据，或明确列举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的具情形；另一方面，对不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或未经人民法院许可的书面证言，一律否认其证据力。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7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7条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接受质证的，其所作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2条规定：“当事人仅提供书面证言而证人不出庭，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5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对其证言的质证。除法律另有规定或经人民国法院准许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接受质证的，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书面证言的证据资格，其目的是重视和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但并不因此而取得任何积极效果。相反，却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对案件真实的发现。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惩罚制度来实现。
[11]参见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61—862页。
[12]此处“书面证明”的法文原文是“attestation”，含有“证明信”、“证明书”之意，指由第三人出具书面证明。参见何家宏、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注释[1]。
[13]《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至231条专门就口头形式作证，如出庭作证、宣誓等义务及违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作证的要求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表明口头作证与书面证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
[14]由于把书面证言误认为是证人证言的表现形式，也就认为只有在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交的书面证言才具有证据能力，才能接受为证据。由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极少，绝大部分都是书面证言，而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非常少见，于是，就会使得大量的书面证言被排除在证据资料之外。
[15]审判实务中，只要书面证言，对方当事人又不认可的，又没有其他证据，法官对书面证言的证据力往往不进行评判，而是直接认为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便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原则，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这样的裁判，实际上放弃了对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同时，也并不完全符合适用举证责任进行裁判的条件。关于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可参见赵钢、张永泉：《略论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
[16]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证人证言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证人提供书面证言多而出庭作证的少。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是审核证言必要而有效的方式，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由于上述问题长期未能够得到解决，证人证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引[3]，江伟书，第480页）。这完全是把书面证言作为证人作证的一种表现形式直接带来的后果，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当事人履行作证义务，所以造成对只提交书面证言而不出庭的现象无能为力。
[17]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7页。
[18]三个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0页。
[19]参见松冈义正：《民事证据论》，张知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05页。但在匈牙利，根据《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16条的规定，认为处分性公文书，亦不免有记载不真实处分之时，故不能不许对于该项书证之形式证据力，提出反证，否则将有害于实体之正当。
[20]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35页。
[21]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2]前引[19]，第306页。
[23]前引[20]，第536页。
[24]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郑杰夫增订，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81页。
[25]参见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版，第355页。
[26]前引[24]，第281页。
[27]前引[19]，第308页。
[28]（美）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宏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29]前引[28]，第335页。
[30]参见（美）edmundm．morgan：《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发行1982年版，第385页。
[31]前引[19]，第282页。
[32]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349条。
[33]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49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5条。
[34]所谓缮本，是指照录原来文书内容的文书，对于缮本而言，原来的文书就是原本。原本有制作人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缮本仅照录原本作成名义人之名，无制作人的签名。如果有制作名义人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则就成为原本，而不再是缮本。参见前引[11]，第1094—1095页。
[35]参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2条、353条。
[36]参见前引[24]，第275页。
[37]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l条。
[38]我国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关于复印件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给书证复制件一个准确的定义；其二，我国三个司法解（即关于三大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释不规范、不统一；其三，对书证复制件的使用条件规定含糊。参见宋强：《我国书证复制件相关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9]参见前引[19]，第248页。
[40]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执有文书之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文书之义务，固亦认为公法上之义务”，但同时又指出，“如无限制命为提出，有害执有人之秘密保护之利益”，应当给予一定限制。因此，同样主张提出证书义务并非一般公法上的义务。参见前引[24]，第278页。
[41]松冈义正认为：“提出证书之义务者，乃证书所有者为使举证者用之为证据方法，而将其证书提出于法院之民事诉讼法上之义务也。此义为限制公法上之义务，非一般是公法上之义务，亦非私法上之义务。”参见前引[19]，第248页。
[42]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在诉讼中提出证书的义务，往往最终源于私法上的义务。该法第422条规定：“依照民法里的规定，举证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证书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德国一些私法有不少关于交还证书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371条规定，债务人清偿债务后，有权要求债权人交还债务证书（借据）。此外，《德国民法典》第402条、第716条、第810条等；《德国商法典》第118条、第157条；《德国票据法》第50条等都有关于交还证书的规定。关于要求第三人提出证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9条规定：“第三人在有与举证的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原因时，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但强制第三人提出证书，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实行”。由此可见，第三人在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也同样必须源于私法上的义务。
[43]参见前引[19]，第249页。
[44]美国民事诉讼尽管实行当事人主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不能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制约。事实上，不管是大陆法系的法院，还是英美法系的法院，法官都拥有很大的权力，都能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继续约束，不过法官行使权力的程序有所不同。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法官往往不是主动依职权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只要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而向法院提出申请（motion）时，法院才能介入。经过审查以后，从而作出决定进行制裁或者驳回申请。法官一旦介入其权力很大，可以宣告当事人构成藐视法庭罪，给予刑事制裁。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45]藐视法庭罪（contemptofcourt）是制裁损害法院权威或者妨碍法院司法运作的行为，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实行法院命令的事项为目的而采取的间接强制手段，称为民事藐视法庭罪（civilcontemptofcourt）；另一种是对已经作出行为所采取的，以制裁为目的的强制手段，称为刑事藐视法庭罪（criminalcontempt）。参见前引[4]，第100页。
[46]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文书提出命令。该法第422条规定“举证之当事人基于民法之规定，锝请求对造当事人交付或提出文书时，该对造当事人，即负有文书提出之义务。”提出文书的义务源于民法有关查阅证书的规定。但对于与诉讼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持有文书时，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该第三人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当第三人拒绝提出时，可依法提起独立的诉讼，并依强制执行的方法，强制第三人交出有关文书。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可以对其处以罚款，并依据强制执行法物的执行方法予以实现。
[47]参见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07页；前引[24]，第303页；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86页。
[48]前引[47]，邱联恭书，第186页。
[49]许士宦：《证据开示制度与秘密保护程序》，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400—401页，转引自姜世明：《文书提出义务之研究（上）》，载《万国法律》2001年6月117期，第108—109页。
[50]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8、139、140、142条。
[51]《日本新民事诉讼法》225条规定：“第三人不从提出文书之命令者，裁判所得以裁定科二十万元以下之罚瑗。”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令者，得迳以裁定科以五十元以下之罚瑗。但需要注意的是，举证当事人要求第三人提出文书，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该申请应当表明：1．要求第三人提出的文书；2．文书的内容；3．该文书所要证明的事实；4．该文书被第三人所持有的事由；5．持有文书第三人提出文书义务的原因。举证人申请人必须对此加以释明，其目的是防止申请权的滥用，以及避免延迟诉讼的进行。对于举证当事人的申请如果认为不具备法院要件时，法院应于终局判决的理由中载明驳回其申请请的理由，当事人之间就此项申请有争执时，法院亦得以中间判决为驳回（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83条）。如声明书证已具备法定要件，则除第三人自行提出该文书于法院或交由申请人外，法院必须就该文书应证之事实是否重要进行审查。若法院认应证之事实非常重要，且举证人的申请也属正当者，应以裁定命第三人提出该文书。（参见前引[11]，第1076页；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96页以下；王甲乙等：《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广益印书局1992年版，第403页以下）。
[52]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8、429、431条。
关于我和书的作文篇10
论文摘要：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要认真学习领会知识产权法，科学地解决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既要寻求法律保护，也要积极采取新技术手段。建议在修改和完善知识产权法时，赋予图书馆对馆藏文献的数字化权、展示权和出借权。论文关键词：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建设；知识产权法；版权保护数字图书馆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焦点问题。在我国，国家图书馆、部分省市图书馆、部分高校图书馆，甚至一些城区图书馆都已经着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数字图书馆由于改变了传统图书馆文献信息收集、整理、传播、利用的类型、方法、途径和模式，因而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界和图书馆界关注的热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问题。一、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要认真学习领会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标记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大部分。其中，工业产权保护对象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产地标记和原产地名称、制止不正当竞争等；版权保护对象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曲艺作品、舞蹈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解剖图及其文字、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等。目前，我国颁布的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有1984年颁布199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草案）》、1982年8月颁布1993年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90年9月颁布2001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9年12月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等。国外比较有影响的相关法律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我们知道，数字图书馆的特点可概括为文献收藏数字化、文献信息传输网络化、信息存取自由化、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化、操作自动化。那么，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图书馆可否将已收藏的纸质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在网上提供给读者使用？图书馆可否将作者在网上发表的作品下载，并提供给读者使用？图书馆在购买数字文献资源时，是否要考虑其有没有违背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过程中，图书馆是否有一定的特权？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照法律认真思考。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法律纠纷案件，如王蒙、张蒙志等诉“北京在线”（世纪互联通讯技术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未经许可未经付酬刊载了部分作家的7部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彼阳状告新浪网在未经许可未署其名未经付酬的情况下刊载其文章等.这一方面反映了著作权人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告诫我们依法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性。二、科学地解决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1.寻求法律保护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但要考虑与数字图书馆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如《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关于设立世界知识产权机构的条约》等；同时还应积极呼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有关数字图书馆的法律体系。首先要争取在立法上为数字图书馆提供法律保障，加强现行版权法中有关图书馆方面的条文，如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法规中应明确规定，版权人可以通过许可协议的法律形式委托图书馆将其数字化作品无偿提供给公众，确保其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1999年12月，国家版权局制定《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这从著作权角度出发，规定了数字化制品的性质、范围，对数字图书馆运营和发展有指导意义。2000年12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网络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保护对象、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等作了明确规定。在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的第四节“权利的限制”中，规定在“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以及“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等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初期，我们可以先对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和超出知识产权保护年限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因保存版本需要对馆藏文献数字化要控制使用范围，高校图书馆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对馆藏文献数字化要控制在校园网范围内使用，购买数字化文献或数据库也要注意考察其数字化产品是否有著作权授权。2.采用新技术手段保护在数字版权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内外的普遍做法是采用新技术手段来保护数字图书馆信息和知识产权。如权限设置、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数字水印技术、认证技术等。对于作品全文，可以利用某些技术保证在网上浏览到信息资料，但不能下载和打印，上海数字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源保护，就采用这种模式。除了上述硬技术手段之外，还可采用一些软技术手段来控制版权的使用，如主动征求著作权人的意见，对不愿让自己的著作上网公开的著作权人可申请将其作品从网站中删除。国家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网上服务，基本上采用的是这种模式。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北大方正推出apabi网络出版系统，并与150多家出版社开始合作，近期北大方正又推出“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eBook）解决方案”，其开发的DRm（数字版权保护）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从技术上实现了对电子图书的版权保护，通过北大方正apabi网络出版方案制作并发行的电子图书，在下载到客户机后，将无法进行非法的打印和复制，更不能随意传播，从而使出版者的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三、修改和完善知识产权法的建议目前，针对数字图书馆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在国际上还没有成型，急需通过实践不断提出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数字图书馆建设是基于网络进行的，因此要求我们在建设初期就要注意同国际规则接轨，注重研究现有的其他国家的有关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处理网络空间中知识产权问题的法律规范，开展深入研究，并结合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实际，为我国网上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素材和建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制定的wipo条约和tRipS协议，以及国外某些发达国家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已走在世界前头，这些都可成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立法参考和借鉴的榜样，使立法向国际化的规范准则靠拢。如俄罗斯1995年通过的《俄罗斯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就是典型的与数字图书馆相关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法就是协调作品使用与作品版权人权益关系的规范，既要充分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提供公益服务。那么，对于旨在促进文献信息交流的公益性非赢利的社会组织———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理应被给予一定的特权。199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上，国际图联执委会和专业委员会在27日通过了一项立场文件，强调版权保护不应阻碍信息的传播与流通。国际图联指出：图书馆为了文化和教育的目的出借公开出版的电子信息资源不应受到立法的限制，各国立法机构应该阻止供应商在法律中写入限制图书馆向外出借公开出版的电子信息资源的条款，立法机关应该允许图书馆和档案馆用数字化形式存储受版权保护的文字和图像。目前，部分国家已在相关法律中作了相应的修订。美国的《数字时代版权法案》对非赢利性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豁免条例进行了修订，允许这类图书馆和档案馆制作3份复制品，其中包括可以制作数字复制品，但条件是数字复制品不能向图书馆以外的公众传播。澳大利亚《1999年版权法修正案》也规定，图书馆和档案馆在网络环境下可以使用新的传播技术，像使用现有技术那样向公众提供作品，图书馆还可以将作品上载到网站，但只能为读者提供作品的屏幕浏览，不能打印或输入到软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作为收藏和提供文献的公益性社会机构，在不赢利的情况下，图书馆理应被赋予在知识产权限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权。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能否从立法的角度赋予图书馆对馆藏文献的数字化权、展示权和出借权，使读者可上网浏览馆藏数字化文献，可按规定出借馆藏数字化文献，但不能拷贝馆藏数字化文献。在一般情况下，可默认为著者同意图书馆对其作品的数字化、展示和出借。当然，这种权利也应有一定的限制，不应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当著作权人明确向图书馆提出拒绝对其作品数字化、展示和出借时，图书馆应尊重其意见，停止对该著者作品的数字化、展示和出借行为。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尹哲，刘文青。网络条件下图书馆开发文献资源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及对策[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S1）：169170。陈建红。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的法律问题[J].图书馆，2001（4）：2527。吴荇。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3）：2932。杨丽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