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1
老年，是人生中最漫长、也最无奈的一段生命，你也许能幸运地躲过战争、车祸、火灾等意外，但是年老却是我们每个人注定躲不过去的问题，2006年新寿险生命表显示：人的寿命延长了，男性平均寿命为79.7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3.7岁，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伴随着老龄化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当时间变得漫长的时候，生命也就成了一种折磨，因为老年意味着财富越来越少，健康越来越差，那如何度过一个幸福快乐有尊严的晚年呢？
多层次的养老规划
人们的养老保障应该有三部分组成：首先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大约占养老金总数的30%，其次是企业为员工准备的养老的企业年金，比例也为30%，第三是个人为养老准备资金，包括保险、基金、股票、银行储蓄、债券、房产、收藏品等，大约占养老金总数的40%；其中商业养老保险占主要部分。目前国际上三种主要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完全基金制（智利、新加坡）：不设统筹账户，只设个人账户，职工和企业缴纳，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进行投资管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抗风险能力较弱。
现收现付制（美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职工和企业缴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养老金由社会统筹基金统一支付，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拨付，这种办法简便好管理，但容易让财政不堪重负，适用于人口少、经济发达的国家。
部分基金制（中国、瑞典）：企业和个人的缴费分别放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付养老金是从两个账户中按比例分配，这种办法会让每个人的养老金有差异。
“缺口”谁来补？
从2006年1月1日起，社会养老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纳的22.5%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不再进入个人账户，这项政策意味着年轻的和收入高的职工受到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仅靠社会养老保险维持晚年生活普遍缺乏信心，认为退休后生活水准很可能“大降”，加之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易辰昨日的黄花、通货膨胀负利率时代的到来及意外、疾病、教育等不确定因素使老百姓只能把钱“捂”在银行里，居民储蓄存款已达到16万亿元，这叫“寅积卯粮”。社会养老保险无法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帐”运行，在职职工现在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被支付给已退休无积累的“老人”，在为历史还债；个人账户空帐正以每年1000亿的规模增加，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养老金缺口更达2。5万亿元。
即使若干年后，能够按时足额兑付，但养老金数额与在职时也相差甚远，据估算，一个目前拿5000月薪的职工，缴纳社会养老金15年后，退休时能够拿到的养老金每月只有区区的1000元左右。
社保基金的管理、运作没有实行市场化运作，贪污、挪用频出，在空帐规模不断猛增的情况下，社会养老金的安全性、投资运营风险受到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企业年金在中国正处在萌芽阶段，运作复杂，在企业有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托管人、帐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等多方合作完成，况且国家税收政策尚未配套，同时企业会订立苛刻的附加条款，所以员工最终拿多少还是未知数。
商业养老保险成热点
个人资金为养老准备资金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安全，因为是保命钱，其次是保值，免受通货膨胀侵蚀之苦，再其次才是增值收益。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商业养老保险理应成为热点，因为商业养老保险不仅具有无风险、强制储蓄以及能够应付突发事件的发生（如罹患重大疾病、遭遇意外事故等）的特点，而且投保人的寿命越长，所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量越多，这对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的现代人更是难以缺少的，与人的寿命相联系兼具保障，这又是其他投资工具所不具备的。
随着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改变，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规划，到保险公司咨询养老保险的电话铃声连续不断，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规模也在不断攀升，人们把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挪到了更能解除养老困境的寿险公司，寿险公司推出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类型很多，有纯养老型的、分红保障型的、有保底收益率的投资万能型、无保底收益率的投资连结型的，个别产品带祝寿金、间隔返还等。
2005年之前的商业养老保险基本上是纯养老型的，是固定利率的养老保险产品，主要是受到了保监会规定的年预定利率不超过2.5%的限制，今年，寿险公司对养老保险产品作了修改，加入了分红或万能险的投资功能，将固定利率转变为浮动利率，实际分红和结算利率将视寿险公司的经营水平而定，不受2.5%的限制，不仅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并有可观的长期投资复利收益，满足了人们对养老规划的需求，受到追捧自然不足为奇！
投资商业养老保险应注意的问题
把握额度。投资商业养老保险所获得补充养老金占未来所需养老金数量的25%-40%为宜。
注重保障功能。将投资收益和人身、重大疾病保障搭配设计，这样既不会因为意外和疾病的发生减少退休时养老金的水平，又可以利用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抵免保险保障消费的支出，称为“对冲式保险”。
注重保值，购买有保底收益率的投资万能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2
关键词：个人税收递延；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阶段；理论回顾；前景展望
引言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①概括起来，是个人在购买商业养老保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险时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等到领取养老金时再缴个税的一种私人养老储蓄计划，其实质是将税收优惠与商业养老保险结合的制度创新，其最早产生于美国，并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1978年，美国《国内税收法》新增了第401条K项条款，该条款规定不同类型雇主为雇员建立累积制（DC）养老金账户时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该税收优惠政策明确雇主为员工开通的个人养老计划账户在缴费阶段和产生收益阶段不缴税，直到雇员年满59.5岁时，才能从其养老金账户中领取资金，这部分资金作为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由于极大的税收优惠激励美国雇主及个人积极加入私人养老计划，短时间内养老计划累积巨大基金，逐渐改变了美国传统养老保障体系，成为社会养老资金的主要来源，这项养老计划也被称为401K计划。税延政策在美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中取得了极大成功，其他欧美国家也采用税延政策，通过设置不同税收优惠模式、设定不同的优惠税率和最高缴存限额激励不同目标群体自愿加入个人商业储蓄养老计划。我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比较晚，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共养老金支付金额逐年提高，平均替代率60%以上，居民覆盖率达超过80%。但随着我国进入老年化社会，财政养老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养老资金缺口问题逐渐显现，亟须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空间受限，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被寄予希望。2018年4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2018年5月起对上海、福建和苏州工业园区进行试点。试点一年期限过去，成绩差强人意，2019年6月底，共23家保险公司参与试点，销售66款产品，累计实现保费收入2亿元，投保人4.52万人。相反，同时期没有税收优惠的养老目标基金试点发展如火如荼，自2018年9月试点开始至2019年9月，已成立养老目标基金55支，募集资金170亿元，投资者达150万元，其募集资金与银行个人储蓄存款相当。
一、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阶段
1.萌芽阶段（1940—1960年）。自1875年美国运通公司设立第一支企业年金计划来，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伴随其存在。1935年，美国通过法律确定企业和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障税，对工薪课税。随后美国税法规定雇主为其雇员向税收优惠养老金计划、简易雇员养老金计划、避税年金计划存入的资金不按工薪对待，免缴薪金税。1962年，美国开始允许自我雇用的个人建立个人税收优惠退休账户，即iRa前身。
2.产生阶段（1970—1980年）。1974年，美国颁布《个人退休收入保障法案》，iRa账户基于该法案应运而生，并将税收递延优惠推广至没有养老金账户的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纳税者。1978年，美国《国内税收法》以401K条款明确企业加入雇主养老计划适用税延政策，雇主为雇员缴纳企业养老金计划支出可以税前扣除暂缓缴纳所得税。由于401K计划具有税收平滑和投资免税效应，对美国企业年金发展产生较强推动力，该养老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到80年代末逐步成为仅次于国家养老金的第二大养老基金，居于美国养老体系的次要地位。
3.成熟阶段（1990—2010年）。经过401K计划和iRa计划的高速发展和快速累积，美国养老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并强有力的促进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减少了公共养老金财政压力，促进经济复苏。税延政策对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激励为其他国家建立多层次养老体系改革提供成功经验。2005年，德国进行李斯特改革后，根据《老年收入法》确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税收递延政策。澳大利亚的2007年税法修正案针对雇主，为75岁以下雇员提供的养老金部分、个体户自愿储蓄养老金部分全部抵税。
4.调整阶段（2010年以后）。欧美国家经过多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税延政策适度调整和放宽限制，逐渐适应本国私人养老保险市场。福利国家逐渐认识到私人养老计划应该保障居民福利，需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与率，逐步对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模式做出调整。与传统iRa计划和401K计划不同，罗斯iRa和罗斯401K养老计划实行个人税后收入缴费，即tee①模式，而澳大利亚个人超级年金采用tte税收模式。
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理论回顾
1.税收激励论。不考虑代际遗传和税收影响，根据精算平衡原则年金化的财富跨期安排是最合适的，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实际上，商业养老保险市场通常需求不足，除个人非理性决策和财富遗传动机影响因素外，税收负担是主要原因。因此，对个人投资商业养老保险计划延期纳税，一方面可以降低个人边际税率，另一方面推迟纳税时间缩短缴税期限，从而减少投资者税收负担激励加入养老计划。
2.公共物品论。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与一般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不同，运用商业模式保障个人退出劳动市场后收入损失风险，属于准公共物品。公共养老保险保障参与社会劳动的人们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公平。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个人财富投资计划，个人缴纳养老金越多，其退休时期领取资金越多，体现效率。将公共养老与私人养老结合的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需要政府财政政策支持。
3.福利经济论。在工业社会，高水平社会保障能保障社会问题，促进就业从而提高经济产出，而过高的社会福利加重生产企业负担，挤占储蓄份额，同时滋生懒惰，损失效率，长期不利公共福利增进。养老保障制度要体现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责任，采用收益确定型或者缴费累积型的公共养老保险通过代际再分配能增加公共福利，具有个人特性的个人税延养老保险可以通过税收安排提高个人福利水平，进而提高整体福利。
4.风险管理论。随着社会老年化，养老保障需要应对长寿风险和通胀风险。这两类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系统性的长寿风险和通胀风险，二是具有差异性个体保障需求和投资需求。系统性风险需要长期储蓄资金来应对，个人差异风险则需要市场配置来分散。虽然保险计划资金市场运营会带来新的风险，但其相对老年化风险处于从属地位。
5.税收调节论。递延所得税对个人生命周期收入有平滑效应和累积效应。平滑效应可以使边际税率高的收入转向边际税率低的收入，从而节约税收，形成结余收入。累积效应是这部分结余收入随着时间累积会增加收益，滚动累积，形成利得收入。但这两种效应会随着边际税率、参与率及通货膨胀率等外在因素变化，对个人效用产生的影响不确定，因此可以调节个人投资行为。虽然税延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多层次养老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已成为共识，但是也有学者对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是税延优惠政策不是私人养老金增长的激励因素。有实证研究表明具有税延功能的401K账户不能刺激个人储蓄，认为401K计划对其他形式的养老安排没有替代效应，也有人认为个人储蓄增加是企业匹配缴费形成的而不是延迟纳税激励的。也有人研究缴费前401K账户与缴费后401K账户个人参与率是否有关来说明税延的激励作用，结论不一。二是税延政策具有累退效应，加大贫富差距。David对美国居民参与税延型养老保险的意愿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能够取得非劳动所得或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参与税延型养老保险的概率更大，而家庭中仅有一个工作劳动力或者有被抚养者时，该家庭参与计划的可能性更小，说明中高收入家庭享受更多税延优惠。三是税延商业养老保险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不明显。蒋丽彤利用戴蒙得模型分析eet模式下个税递延养老保险的储蓄效应和消费效应，认为税优养老险能否真正影响到国内储蓄并刺激消费，应综合权衡各方面利弊。四是对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机制的研究较少涉及。很少学者对商业保险机构及其他具有长期投资功能的投资机构在管理长寿风险和保值增值的绩效进行研究，也很少探讨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机制。五是对不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税延激励效果作实证研究。吴孝芹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模型，分析得出边际税率、投资收益率和激励年限均会影响政策激励效果。崔军对试点进行建模测算，指出税收优惠力度较小，激励效果会随着时间而减小。
三、个人税收递延商业养老保险展望
1.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与公共经济相关。税优政策对401K计划的激励作用是有其特殊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传统货币和财政政策难以奏效，为走出困境，里根政府采取大力减税和增加储蓄的宏观调控政策。此时，401K计划及税延政策与此宏观政策方向相同，力度相当，客观上促进401K计划快速发展。而我国储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国家，传统依靠储蓄养老，这给个人税延性养老保险提出较大挑战。
2.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激励有明确的目标人群。法国李斯特改革，以法律形式确定改革目标是保证养老金替代率不变，对补充养老金实行补贴，不影响已参与养老保险人的福利。参与养老金计划的个人可以享受财政补贴，其家庭成员也可以参与该计划并可享受财政补贴，鼓励家庭参与养老计划。澳大利亚对于年龄55~65岁处于半退休的中老年人，可以将提取养老公积金，同时存入养老公积金，享受15%的优惠税率，增加老年人收入。我国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要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给予相应力度的税收优惠。
3.个人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需要其他配套政策。401K退休计划在法律上强制要求雇主匹配缴费，澳大利亚对雇主不缴纳超级年金需要缴纳保障税，这些半强制约束雇主加入养老金计划，客观上提高私人参与私人养老计划的积极性。英国将个人养老金写入《社会保障法案》，并明确税收返还政策。我国个人税延商业养老保险除了税前扣除优惠外，没有其他配套政策手段，仅依靠税前扣除鼓励个人进行长期投资，其作用有限。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3
关键词：商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0日
一、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养老保险现状。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在2015年第一季度了201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年度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总参保人数为34，115万人，基金的总收入金额为25，252.3亿元，基金的总支出金额为21，752.4亿元，与2013年同期数据相比，期末的参保人数增加了1，903万人，增加比例为5.91%，基金的收支比例比上一年度降低了4.90%。通过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城乡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基金的收支水平相差甚远。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非常多，而其中缴费水平低下是影响保险待遇水平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二）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根据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人口达到13亿过半，其中满足年龄在15～64周岁的可用劳动力人群总数则超过10亿。占全部人口总数的71.4%，相比于2011年的比重有所下降，下降幅度约为0.3%；并且通过这份统计报告我们可以看到65岁以上基本不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1.2亿，在当年人口中占比约为9.7%，相较前一年有0.3%的上升。由此可见，养老保险基金能否做到收支平衡，是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程的重中之重，是需要首先考虑并解决的问题。
2、“统账结合”模式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历史隐含的债务问题。如今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前所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个人账户基本是在“空账”运行，国家正在用社会统筹账户中的报废收入来补充新旧养老模式转轨所带来的成本。但是当社会统筹账户中的报废首日不足以支付当下应当支付的退休金的时候，个人账户中的保费收入就会被用来补充支付退休金。若一直这样将个人账户的保费补充到养老金支付，个人账户则一直会“空账”运转，这样下去则会使以后我国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财政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二、商业养老保险现状
随着我国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险的认知度和推广力度逐渐加大，国民的保险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势头呈现持续的上升趋势。从企业年金的保费收入来看，2002～2009年间的保费收入从不到400亿元上升到840亿元。有报告显示，未来的20～40年我国社会养老问题将会愈发突出和严重。在未来20年内，养老的需求将会更加多样化，服务标准要求也会提高，养老需求并不仅仅是资金的保障，老年医疗服务、护理服务、看护服务、临终服务、老年生活文化服务等都将成为养老的需求。而社会保险的养老金支付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商业养老保险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
三、商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
（一）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现状。现如今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水平是属于社会资源利用的分配与再分配的过程，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并且这种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现出了社会的公平性并且覆盖面广。第二层水平是个人与其所在的公司企业共同负担养老的模式，企业主要以企业年金的形式，通过职员自愿的选择，以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为手段为企业员工提供养老金的保障。第三层水平就主要是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了，这部分的保障是由个人自由选择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障产品或者对已有资产进行储蓄和理财，这是可以由个人做出选择和决定的养老保障部分。
（二）商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之间衔接现状。近几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势头良好，但是选择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数依旧只是少数，尤其是老龄人口的部分，他们几乎不会选择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保障的方式。大部分劳动人口只是抱着小部分尝试或者观望的态度看待商业养老保险，他们并不了解哪种类型的商业养老保险是适合他们的，或者不确定年老之后这份保险是否依旧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好的保障。他们更愿意用交保费的钱去进行别种类型的投资，他们更偏向于中短期可以看到回报的投资项目。而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目前大部分商业保险都是需要在退休之前开始参保并在退休后开始领取养老金，他们无法找到合适自己投保的商业养老保险。
四、商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衔接不完善的原因
（一）经济水平制约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选择。不同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和普遍性，商业养老保险是由投保人自由选择的，而投保人是否选择投保或选择投保何种养老保险，则完全是由投保人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对以后养老的生活标准来决定的。若投保人的生活较为优越且对退休后的生活要求较高，那么只依靠社会养老保险所给付的养老金远远不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标准，那么他们就会选择保障标准相对来说较高的商业保险投保，而相对较高的保费他们也能够负担得起。而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相对社会养老保险来说相对较高，并且全部需要由投保人自行承担，所以经济水平是投保人是否愿意选择商业养老保险进行投保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二）老年人思想和意识对保险养老并不完全接受。老年人群本身就是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比较低的群体，而国家或保险公司虽然近几年都在大力宣传保险的保障特性和保障能力等优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保险对大部分人来说依旧是新鲜的，而且基本上都不完全、了解保险的运作和特点。老年人群一般追求的是稳定的有保障的理财目标，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银行储蓄，以房养老和养儿防老等都是他们认可并且会选择的养老方式。保险对他们来说太过新颖，方式也很陌生，他们会对把钱放进保险这种方式不放心。
（三）商业保险险种不能满足老年人对老年生活的需求。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发展时间并不长的新兴产业，目前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并不成熟，尤其是在产品设计上缺乏一定的区别性。现在生活当中我们一般能接触到的商业养老保险大部分都是以养老金的给付作为保障方式。但是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的保障，老年生活中的一些服务，如日常陪护、医院护工，或基础设施，如养老院、老年活动中心等都是老年人生活里所需要的保障，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中对这些进行保障的保险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由此可见养老保险产品的设计并没有完全适应市场需求。
五、对商业养老保险补充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议
随着保险的发展日趋成熟，国民认可度与普及率也在逐步提升，商业养老保险将会更多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是政府对国民社会保障能力大小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在整体提高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后，我国的整体养老保障水平才能得到提升，国家才能有更坚实的力量对国民的整体社会福利进行保障。虽然一直以来我国也致力于提升国民人均收入，但是现在更需要努力改善人均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明显的问题。
（二）推行商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结合养老的理念。目前在生活里，保险对于大众来说依旧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理财产品，依旧有部分人对保险的认知并不正确或存有误区。所以，国家和保险公司依旧要以宣传和推广保险保障理念为主要目标，并且适当推广商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保障模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两种保险和其之间相互结合后的优势，并明确他们对养老保障的需求。
（三）增加商业养老保险的险种和保障范围。商业养老保险是我国目前发展潜力很高的保险，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开发。更多的养老保险保障内容和更宽的保障范围会吸引更多投保人进行投保，也会使得商业养老保险得到良性循环和良好发展。也可以很好地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进行更充分的补充，使人们年老退出劳动以后拥有更优越的生活。
主要参考文献：
[1]肖迎春.论我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和谐发展[D].江西财经大学，2009.
[2]韩帅.我国商业保险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09.7.
[3]高海霞.养老保险的界定及其政策影响[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5.1.
[4]周蕊.江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水平的测定与分析[D].南京理工大学，2006.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4
关键词：失地农民商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3-148-05
一、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问题，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伴随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城乡结合部的农用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快速增长。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调查，调查的主要对象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下的农户，共调查了2942户。所以，本文界定的失地农民，是指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农业户口的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少于0.3亩的农民。2009年，民进中央的调查和估算显示，预测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达1亿人以上。中国社科院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估算，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且保持每年约300万人的增速，预估到2030年增至1.1亿人左右。由于受年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等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难以在城市中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失去土地的城郊农民的养老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将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是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的途径。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主要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为主，而失地农民进城后，身份变为城镇居民，可选择的养老保障主要有三种方式：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2014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商业保险建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等的补充作用。本文在论证商业养老保险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推广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探究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窥斑见豹从中找出推进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策略。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已有文献述评论证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部分构建模型，从商业养老保险认知、养老负担、社保满意度、教育程度、渠道影响等因素，对样本地的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研究结论和推进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二、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研究的简要评述
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与养老状况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收入下降、就业困难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失地农民面临的“三大难题”。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2942户失地农民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耕地被占用前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765元，耕地被占用后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739元，约下降了1%，其中持平的约11%，下降的占46%（毛峰，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西南各省20%的失地农户仅靠土地征用补偿金生活，25.6%的失地农户最急需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康钧、张时飞（2005）对京郊失地农民的调查发现，失地农民遭遇就业难题，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也成问题。唐玉英（2012）认为，失地农民由于年龄、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就业机会较少，就业质量较差，失地农民缺少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朱岩（2013）对浙江嘉兴市的调查发现，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水平低、收入低、就业不稳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没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无业游民化。李飞等（2010）分析，劳动力市场排斥是失地农民不能顺利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因素。由此看来，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开始到现在，就业、社保和收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为改善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农民在失去土地这一稳定收入来源的同时，面临城市中饮食、医疗、交通等多个方面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其得到的有限征地补偿款无法持续承受失去土地后的高成本生活压力，日常生活易陷入困境，缺乏养老所需的Y金（杨巢徽，2008）。杜书云（2016）等认为首先应完善征地程序，合理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以保障失地农民生计，体现社会公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通过实地调研，指出应推行“逢征必保”，征地之后，所有失地农民立即转入农村或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注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江治民（2010）等指出要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养老政策宣传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失地农民重视养老保险问题。王轶（2016）等则从失地农民再就业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可以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同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其就业能力。
对失地农民应该建立何种养老保障模式比较合理呢？在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是设计一个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问题；二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受与市民的同等待遇，比如，淮安市开发区“土地换城保”政策，采取财政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办法，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从各地的实践看，大多数采取了第一种做法，即为失地农民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胡媛，2007）。比如，浙江省采取分类保障的做法；石家庄市高新区建立了独立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上海在浦东实施“征地保障”安置模式；重庆市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政府保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利率达到10%；等等。
然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满足失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真正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不能仅靠国家政策的支持，也要从失地农民个体和社会保险的角度进行考量。赵国辉（2005）较早地提出探索商业养老保险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低保无份，社保无门”的窘境问题，第一个途径，以政府财政补贴为前提，商业保险提供运作平台，建立多方支撑的养老机制；第二个途径，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商业保险提供差异化产品，满足被征地农民补充养老需求。秦士由（2008）也认为，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协同配合是优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理想运作模式。冼青华（2013）提出构建三层次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体系，第一层次为基本养老保险，第二层次为强制性的专业年金（即补充养老保险），第三层次为个人自愿性的储蓄养老保险。尚颖、张源（2015）也认为，构建多层次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予以配套运行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针对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民采取不同的养老保险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综上所述，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失地农民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状态，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尤为突出。近几年，各地先后出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被征地农民的缴费标准、缴费方法和享受的待遇也随之明确，并且逐步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然而，社会保障的养老金额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成为弥补社保不足解决失地农民养老的重要途径。
三、调查研究及结果分析
（一）样本说明
本文选择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前期的调查和了解，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在2001年撤县设区、加速城镇化后，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且有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现象存在，故将其作为调研地。
2012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淮安市楚州区更名为淮安市淮安区。2014年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120.06万人，常住人口98.33万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47.06万人，农村人口51.27万人。城镇地区就业人口11.1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22%；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4981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就业660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5821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99.2%、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95.3%，失业保险覆盖率95.5%。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33.57万人（实际交费人数），领取基础养老金人数15.66万人。
根据《江苏省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第93号令）和《淮安市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细则》（淮政规[2013]4号）文件的要求，淮安区制定了一整套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将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中的安置补助费，用于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助或养老保障资金。此套办法规定，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为界限，将失地农民划分为三个年龄段：16周岁以下（未成年年龄段）；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劳动年龄段）；60周岁以上（养老年龄段）。针对不同的年龄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保障。
未成年年龄段：未成年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按照当地安置补助费标准一次性领取补助费，不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本文不再赘述。
劳动年龄段与养老年龄段：根据被征地农民的工作状况和被征地前的参保情况，引导其参加不同的养老保险。除了已经在企业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外，失地农民可以选择以两种方式参加到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一为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二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若失地农民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年满60周岁、按规定缴费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对于连续缴费超过15年的参保人员，每超过1年，基础养老金每月增发2元。提高和增发基础养老金部分的资金由区政府支出。因此，养老金发放遵循参保人员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
若失地农民选择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男60周岁，女55周岁时，缴费年限（包括补缴）满15年的，可以从次月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养老金待遇按照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的养老金计发办法执行。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目前失地农民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主流方案。根据《淮安市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细则》和现行标准，失地农民在被征地后一次性缴清保费，男60周岁（女55周岁）之后按月领取养老金。以60周岁领取为例，每月养老金共509.88元。
根据前文文献研究与分析，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面临着生活成本骤然上升的压力，又失去了土地这一固有的收入来源，如果失地农民在60周岁之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当前的养老金给付水平标准显然不足以一直维持日常生活。
综上所述，淮安市现有的失地农民所享受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表现出实际给付水平不足的问题。此外，商业保险有强制储蓄的特点，通过对现有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分析，我们认为商业养老保险进入到针对失地农民的B老保障体系中是必要的，商业养老保险可以有效地保障失地农民的晚年生活。
（二）关键变量与模型构建
国内学者对影响失地农民是否参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石绍宾（2009）的调查发现，农民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受农民身体健康状况及子女养老能力等个人特征、家庭中儿子的数量及是否拥有党员等家庭特征、社区区位特征、农民的未来预期以及周围邻居行为等因素的影响。范成杰（2010）对武汉市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相对比较低，年龄等个人特征和家庭子女数、家庭年净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影响显著。王积田（2016）等调查发现，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保险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保险产品合适度、保险公司信用对失地农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养老期望、自评家庭富裕程度、家庭耐用品价值及是否参加其他养老保险对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
黄英君（2016）运用Logistic模型对重庆市转户人员参与配套养老保险情况的研究发现，影响转户人员购买与否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因素，包括周围购买情况、给付水平和转移接续制度。其中，周围购买情况的影响最大，给付情况的影响是正相关的，转移接续制度的影响是负相关的。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比较小，家庭人数与购买结果呈负相关，赡养矛盾与购买结果成正相关。肖应钊（2011）等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发现，子女个数、希望的养老方式、为家庭考虑是否参保、是否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对新农保的总体评价等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具有较强影响。
借鉴前人的研究，我们设计了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和调查研究方案。
1.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根据和当地农民、政府工作人员、中国人寿淮安市淮安区分公司个险销售部访谈的情况，我们从失地农民个人及家庭情况、被征地情况、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认知情况、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情况、保险公司的服务情况五个方面，选取了25个二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选取是否购买过商业养老保险为被解释变量。
2.数据的收集。本次调查研究选取淮安区撤县设区后产生的失地农民家庭作为总体，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本次研究收集的有效样本数为382。性别分布大致符合人口学1∶1的特征，年龄分布符合研究的需要，文化程度分布符合农民群体的特征，因此样本的收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学性。
3.确立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由于选取的指标解释变量较多，且各指标变量对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权重不同，采用信息增益的方法计算各指标属性对购买意愿影响的贡献度，进而去除那些对购买意愿影响较小的指标，选出对购买意愿影响较大的指标，进而建立估计模型。
信息增益法的计算公式：
则Gain（a）为a解释变量对应的信息增益值。
为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将信息增益值小于0.001的指标去掉，共剩下18个解释变量。具体的变量设定见表1。
4.因子分析。上一节构建的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失地农民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但在经过信息增益值处理之后变量仍然较多，给实际应用该模型带来很大不便，因此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解释变量进行降维处理。
（1）因子分析的适合性检验（见表2）。
Kmo为0.78，大于0.7，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194.597，相应的概率p接近0，因此，该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2）指标因子提取和命名。利用SpSS，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上述18个变量的共同因子，最终提取6个共同因子。
由表3数据可得6个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63.217%，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得到了解释。
由表4可知各因子解释的主要变量，结果如表5所示，因子1主要包含的变量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对商业养老保险保费的认知、对商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认知、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总体满意度和与保险营销员接触次数，命名为商业养老保险认知因子（FaC1）；因子2主要包含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子女数和对养老方式的认知，命名为养老负担因子（FaC2）；因子3主要包含对社保的总体满意度，命名为社保满意度因子（FaC3）；因子4主要包含家庭年总收入、家里被征地面积，命名为收入因子（FaC4）；因子5主要包含受教育状况、外出务工人数、对保险公司是否信任，命名为教育程度因子（FaC5）；因子6主要为了解商业养老保险的渠道、亲朋好友的影响，命名为渠道影响因子（FaC6）。
（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SpSS计算出各因子得分，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各因子对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的显著性。采用logistic向前（条件）回归的方法，输出结果见表6。
通过检验的四个因子分别为商业养老保险认知因子、养老负担因子、教育程度因子和渠道影响因子。
似然比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模型整体性显著。
在SpSS中求得Hosmer和Lemeshow检验p值为0.45，表明拟合优度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模型有很好的拟合优度；nagelkerkeR2为0.76，表明该模型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解释比例为76%。
通过以上定量分析，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因子、养老负担因子、教育程度因子和渠道影响因子对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对商业养老保险认知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最大。商业养老保险认知因子衡量被调查者对于目前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的了解情况。回归结果显示，如果被调查者倾向于认为商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较高、对商业养老保险较为了解，且曾多次接触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保险营销员等），则更倾向于购买保险。
认知因子共包含5个方面。其中，认为保险保费便宜、给付水平得当是对保险产品的主观感受，需要基于对某些具体保险产品的了解得出，其本质是保险产品价格的经济激励。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总体了解和总体满意度则衡量了失地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整体的认识情况。而与保险营销员的接触是失地农民作为普通消费者，能够系统了解保险产品的重要渠道之一，接触次数越多，认识程度越深，同时对保险公司也更加信任，因此更加倾向于购买保险产品。随着失地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上升，其购买意愿也随之增加。
2.养老负担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养老负担对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会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年龄、性别和子女数三个问题衡量失地农民的养老毫Γ养老压力越大，则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越强烈，这满足商业养老保险的定位和潜在消费群体特征。商业养老保险对失地农民而言是一种比较新式的养老方式，由于失地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没有持续的收入，因此面临的养老压力较大。但失地农民也保留有农民群体的保守思想，对涉及大笔支出的新型事物抱有怀疑与观望态度，只有较大的养老压力才会促使他们进行尝试。
另外，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方面，认为养老更多靠个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也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养老更多依靠政府和子女，而自己不需要花费过多，因此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较低。
3.失地农民对社保满意度较高。社保满意度因子衡量失地农民对已经享受到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满意程度。该因子在回归分析中没有通过。这可能是由于，失地农民普遍对社保的满意程度较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区分。
失地农民虽然已经失去了农民的身份，但还保留有农民的思考方式。对失地农民有专门的社保政策，其中社会养老保险每年只需要缴纳很少保费，而60岁之后每月可领取一部分养老金，其投入回报比率较高。因此，失地农民认为当前的社保是一笔较划算的投资，普遍抱有较高的认可和满意程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可能是由于失地农民眼中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一种国家强制行为，而非单纯的“保险”产品，与商业养老保险并无太大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失地农民对社保的主观满意程度普遍偏高，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客观上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也是失地农民群体认识上的短板。
4.收入对购买意愿无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收入因子对失地农民购买意愿无显著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家庭总收入的多少对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没有影响。继续深入调研，与失地农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认为原因是失地农民因失去土地可以获得一大笔征地补偿费用，但由于其学历、能力的限制，被安置在城市之后较难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导致他们家庭年收入与征地补偿费用相比金额较小，所以从“财力”这一角度分析购买决策，应当更多考虑所获征地补偿费用的多少。
5.教育程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明显。教育程度因子衡量失地农民的受教育状况，包括学校教育和其他影响其见识水平的可能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有过外出打工增长见识的失地农民，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失地农民，更有可能对商业养老保险有正确的认识，同时拥有更加长远的目光，不仅在意眼下的收入，也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因此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或曾经外出打工的失地农民，思想偏向于开放，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面对商业养老保险这一处于发展阶段的养老保障方式更容易接纳和认可。
6.渠道影响因子与购买意愿显著相关。渠道因子与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显著相关。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第一，越容易受到亲友影响的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越强烈。第二，在电视网络广告、保险营销员、亲戚朋友等接触商业养老保险的渠道中，购买过保险的失地农民更多的是通过亲戚朋友来了解保险。我们认为，失地农民群体中，人们之间有信任作为基本的纽带，亲朋好友对养老保险产品的推荐可以真正意义上影响甚至改变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对购买保险产生积极作用；另外，在消费心理上，消费者具有从众心理并且受到消费环境和消费引导等因素的影响，亲友的购买在心理上对失地农民产生暗示效应，从而刺激购买行为。
四、结论与建议
在现行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不足，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可以极大地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失地农民对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调查研究之后，通过定量分析可以得出，失地农民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其对商业保险和保险公司的认知情况和已购买保险的亲朋好友的影响等，家庭收入或“财力”因素并不是失地农民购买保险时所首先考虑的因素。年龄较大且以自我养老作为养老方式的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较强。
基于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政府和保险公司都要加大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为改善失地农民对商业保险的固有印象，政府可通过在失地农民中普及商业养老保险涵义，如在安置小区内进行专门宣传等方式，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保险公司在保证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尽量使保险条款表达通俗化，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沟通时应当特别注意使用举例等贴近生活的方式使失地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有恰当的理解，促进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其次，保险公司设计定制化和个性化的养老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针对失地农民，有意识地探索开发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比如，对于年龄较大且以自我养老作为养老方式的失地农民，保险公司进行条款设计时应考虑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在访谈中了解到，若以60岁为界限领取养老保险金，通常领取年限不超过20年，这一年限的定期寿险对失地农民最为实用也最具有吸引力。
再次，完善保险人制度，加强保险业声誉风险管理，提高养老保险的声誉。对保险公司是否信任也是影响失地农民购买意愿，进而影响到其养老保障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投保后一旦出现问题甚至纠纷，当事人对保险公司的不满很容易在整个社区内广泛传播甚至恶化，失地农民群体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度会严重下降。因此，保险公司应当保证收到投保人反馈至解决问题整个过程的及时性，尽量在负面评价扩散之前消除其不满情绪，提高保险公司声誉。
最后，保险公司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功能，提高失地农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保率。失地农民群体保留有农村“熟人社会”的特征，特别是邻里之间沟通较多。相对于其他了解商业保险的渠道，亲戚朋友对失地农民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有重要影响。保险公司可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聘为保险人，同为失地农民的情况下，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供专门化服务，促进失地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正光，骆正清.现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模式[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2]杜书云，徐景霞.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困境及破解机制研究[J].经济学家，2016（7）
[3]范成杰，熊波.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J区农民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0（4）
[4]高真真，杨杰，吴平.城郊农户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金堂县的调查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31）
[5]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及若干政策建议[J].改革，2009（5）
[6]胡媛.失地农民路在何方[J].法律与生活，2007（2）下半月刊
[7]黄英君.我国征地农转非人员参与配套养老保险研究――基于重庆入户调查的Logistic回归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6）
[8]康钧，张时飞.京郊失地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改革，2005（5）
[9]李飞，钟涨宝.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的职业获得――基于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0（6）
[10]毛峰.政府该为失地农民做什么？――对2942户失地农民的调查[J].调研世界，2004（1）
[11]秦士由.运用商业保险机制优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运作模式[J].保险研究，2008（1）
[12]尚颖，张源.河北省不同类型失地农民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研究[J].上海保险，2015（11）
[13]石绍宾，樊丽明，王媛.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来自山东省入户调查的证据[J].财贸经济，2009（11）
[14]隋舵，刘伟，余文钦，黄晓天.针对失地农民的商业保险产品开发探索[J].保险研究，2014（D04）
[15]唐玉英（2012）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14）
[16]王积田，陈巧丹，黄梦楠.失地农民商业养老保险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东阳失地农民的调查.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17]王轶，石丹淅.失地农民就业质量的演进――基于北京地区的跟踪调查数据[J].经济经纬，2016（4）
[18]冼青华.中国失地农民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9]肖应钊，李登旺，李茜茜，耿焕瑞，厉昌习.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试点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2011（5）
[20]徐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商业保险化解途径――基于河南省失地农民的实证分析[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9（2）
[21]杨巢徽.浅谈失地农民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J].安徽农学通报，2008（21）
[22]杨翠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分析与评价――以浙江省10个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4（5）
[23]赵国辉.失地农民养老堪忧――探索商业养老保险解决途径[J].中国保险，2005（9）
[24]朱龙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商业保险参与性不足的困境[J].农村经济，2012（8）
[25]朱岩.城市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以浙江嘉兴市为调查样本[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2）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5
关键词:“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商业养老保险;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9-0059-04
一、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threepillars)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结构是世界银行1994年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即促进经济增长》报告中提出的,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主张。可以说,针对全球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对于解决养老问题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案设计[9]。
1.第一支柱。即公共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执行,覆盖全社会,目前,大部分国家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属于社会养老保险范畴。其目标是有限度的缓解老年贫困,提供各种风险保障,体现了社会互济原则。
公共养老保险在规模上应该适中,以便给其他两个支柱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应实行现收现付制,以避免出现国家公积金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2.第二支柱。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是一种完全积累制的并由私人管理的养老金计划,它既可以是强制执行也可以是自愿实施。完全积累制会促进资本积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会使公共支柱的筹资更加容易,如果第二支柱运作的比较成功的话,将会减少人们对第一支柱的依赖,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很多国家的第二支柱一般采用个人账户储蓄积累的筹资模式,如美国的雇主补充养老金计划,澳大利亚的职业养老金保障制度。这一支柱养老基金的运营管理市场化,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运营管理基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计划列入商业养老保险的范畴。
3.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为那些想在老年得到更多收入及保险的人提供额外保护,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个人自愿投保,政府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人们把钱存进养老金储蓄账户。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各种商业养老保险计划,并享有特定的政策支持,如美国、德国等国家都给予不同的优惠政策。
归纳起来,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现社会公平,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体现效率和个人的自我保障责任。这三大支柱有机的将社会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社会保障责任和个人保障责任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养老保险的三大功能――收入再分配、储蓄和保险。收入再分配和储蓄的功能是分离的,保险功能则由这三大支柱共同提供(如下页图所示)。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所带来公共养老金支付膨胀的背景下,尽管各国养老保险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尽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基本思路大致相同:构建并完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注重鼓励和发展商业养老保险。
二、中国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紧迫性
1.人口老龄化让我们“未富先老”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1982年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界定的人口老龄化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8821万,占总人口比重为6.96%;200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已占全国人口的11%(见表1)。因此,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蔡舫等学者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先富后老”,而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未富先老”[1]。
从表2可以看出,总的趋势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虽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过程,各自具有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的变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般规律表现为经济越发达,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此外,在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或地区,人均Gni都很高,如,日本、美国、法国等。但是人均Gni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在一些人均Gni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一定高,如西亚一些国家,人均Gni较高,但是人口结构上属于年轻型;而东欧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但人均Gni也并不高。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属于“异常”范围,人均Gni1100美元左右,这是由于中国实行二十多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变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2.巨额的养老基金缺口
“未富先老”带给中国养老问题的挑战,还因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同时发生而变得更加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养老金筹集模式也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变,体制转轨造成了巨大的养老保险金缺口。同时,由于“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现象比较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近8000亿元,并将在未来的30年里以每年净增1000亿元的速度持续扩大[2]。
目前,尽管中国在建立“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但现行体系仍然是以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的单一支柱体系。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险需要三个条件: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和有效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不完全具备。所以,为维持养老保障体系正常运转而产生巨额的基金缺口就不可避免了。2005年5月,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3]。根据2007年相关数据测算,如果按照全国社会平均工资30%支付基础养老金,每年总需求为13037.8亿元,占当年GDp的5.29%;按照各地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50%支付基础养老金,总需求为3797亿元,占GDp的1.52%。此外,随着通货膨胀和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养老金水平也必须相应提高以确保足够的实际购买力。
3.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发挥强大的补充作用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是“广覆盖,低水平”,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保障需求,因而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以分流日益增长的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养老压力。此外,随着基本养老保险金替代率不断下降,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商业养老保险发挥越来越大的补充作用。据预测,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只能达到30%[8],这意味着退休前后的生活质量将产生巨大差异,而要弥补这样的差距,必然要靠商业养老保险来填补。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则可以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借助商业保险的社会互助机制,把养老保险覆盖到社会保险还没有覆盖到的农村和城镇人口,以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2.8亿城镇就业人口中,基本养老保险仅覆盖1.88亿人,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农村人口总数7.22%,而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势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
三、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也逐步建立起来,但其发展仍然滞后。由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偏高,不仅给企业增加了经济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竞争力,还挤占了企业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和空间;缴费率的偏高也意味着个人将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性过高,从而降低了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06年中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为626亿元,占GDp比重不足0.5%,人均保费不到50元,而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相关费用占GDp的10%以上,人均保费超过5000美元[4]。从国际比较看,中国2007年底人均长期商业寿险保单持有量为0.1件,远低于发达国家1.5件的平均水平。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原会长王在2008年表示,中国人均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大约是431元,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10,为美国的1/70。从中国整个养老保障体系来看,根据国家规划,商业养老保险应占到个人养老保险的10%~20%。而在养老保险成熟的国家中三支柱各占总养老金的比例是: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养老金总数的30%,企业年金占比为30%,而个人储蓄性养老金计划,包括保险、基金、股票、银行储蓄、债券、房地产等,约占养老金总数的40%。在欧美国家,养老保险占欧美人寿保险收入已达60%以上。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寿险公司每年个人年金保费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1/10左右,个人年金在所有年金保费收入中的占比也远低于美国的水平。不难看出,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出来,“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仅仅成为名义上的,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过重。因此,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使其充分社会管理和保障职能,并不断完善中国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是现今最为关键的。
四、促进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几点建议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企业年金计划和储蓄性养老计划的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采取和实行程度不同的税收制度安排政策密切相关。如,美国政府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雇主补充养老保险计划,给予税收延迟优惠政策,其中以401(k)计划最具代表性。该计划因可以享受美国税法(internalRevenueCode)第401条K款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得名,它由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设计建立,雇主可以免除部分税收,雇员也可以控制缴费金额并投资于资本市场获利,因此401(k)计划的参与率高达80%。此外,为鼓励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发展,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当前,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外部税收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依然是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尤其是企业年金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安排能够激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商业养老市场中来,也体现了政府在养老保障中的职能。目前,各国最流行的是“先免后征”的延迟税收制度,即允许雇主和雇员从他们的税前收入中扣除养老金缴费额,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在养老金领取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期养老金储蓄在生命周期里收入再分配的真实性质。为了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及最大程度的保证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化运作,中国税收政策安排可以富有弹性。此外,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初期给予更多的税收安排,以鼓励企业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尽可能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等到其逐渐发展成熟后,可以适当的降低税收优惠的幅度,更多是通过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10]。
2.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首先,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文件表明,高效率的证券法规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来支持。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框架明显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能提供稳定、有效、规范的市场制度,如,至今尚未出台竞争法,对垄断行为的处理无法可依;对证券市场的争论解决体系,即公正和有效的司法体系的建设尚有很大缺陷等等。因此,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比如修改《公司法》,以促成真正股份制企业的建立并按股份制进行运作;完善《证券法》有关规定,理顺监管体制,赋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明确的法律地位,各司其职;尽快出台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5]。其次,发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监管部门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在自身能力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抓住监管的主要对象及关键点,并且要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和原则;重点保证信息的披露完整、及时和准确,这一点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大力推进机构投资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要求管理层依照监督思路国际化、监管理念法制化、监管手段市场化要求,以第三方的立场严厉查处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内幕交易、操纵股市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保护投资者利益,营造公平、公开、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为监管工作的重点,最大限度地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最后,改善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股票的发行与上市必须回归市场,减少中国证券市场有的计划经济色彩,适时推进国有股、法人股以净资产为基础向流通股股东配售;以市场选择机制取代资产重组的行政选择机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使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资产重组中的市场主体;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并规定上市公司退市的硬性标准,细化退市规则,从制度上消除行政干预退市的可能性[6]。
3.健全商业养老保险的监管体系
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监管,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强保险公司等商业机构偿付能力的监管,确保其用来承担所有到期债务和未来责任能力充足,从根本上保护投保人的根本利益。同时,要在深入研究商业养老保险的风险特性和盈利模式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开发更加科学的风险模型和监测技术,完善商业养老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提高其科学性、适应性和操作性;尽快研究建立偿付能力危机或突发事件出现后的处理手段,做好预案,解决商业机构偿付能力不足时的应急措施及其退出机制[7]。
在完善商业养老保险监管体系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1)坚持以偿付能力作为监管核心的原则。(2)坚持有效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3)坚持监管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4)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简言之,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动态监管,才能够保证商业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并促进其健康发展并完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蔡舫,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邓英.英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3]中国金融网,省略.省略.
[5]范恒森,李连三.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环境、目标与建议[J].资本市场,2002,(1).
[6]张锐.资本市场的缺陷与修正[n].中华工商时报,2003-02-08.
[7]段家喜.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行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oL].省略ca.省略,2006-02-24.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6
论文摘要: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所带来公共养老金支付膨胀的背景下，“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成为21世纪全球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巨额的养老基金缺口使得第二、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明显滞后。因此，如何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并完善中国现行“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将是我们亚须解决的问题。
一、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threepillars)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结构是世界银行1994年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即促进经济增长》报告中提出的，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主张。可以说，针对全球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对于解决养老问题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案设计。
1.第一支柱。即公共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执行，覆盖全社会，目前，大部分国家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属于社会养老保险范畴。其目标是有限度的缓解老年贫困，提供各种风险保障，体现了社会互济原则。
公共养老保险在规模上应该适中，以便给其他两个支柱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应实行现收现付制，以避免出现国家公积金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2.第二支柱。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是一种完全积累制的并由私人管理的养老金计划，它既可以是强制执行也可以是自愿实施。完全积累制会促进资本积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会使公共支柱的筹资更加容易，如果第二支柱运作的比较成功的话，将会减少人们对第一支柱的依赖，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很多国家的第二支柱一般采用个人账户储蓄积累的筹资模式，如美国的雇主补充养老金计划，澳大利亚的职业养老金保障制度。这一支柱养老基金的运营管理市场化，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运营管理基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计划列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范畴。
3.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为那些想在老年得到更多收人及保险的人提供额外保护，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个人自愿投保，政府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人们把钱存进养老金储蓄账户。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各种商业养老保险计划，并享有特定的政策支持，如美国、德国等国家都给予不同的优惠政策。
归纳起来，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现社会公平，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体现效率和个人的自我保障责任。这三大支柱有机的将社会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社会保障责任和个人保障责任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养老保险的三大功能—收人再分配、储蓄和保险。收人再分配和储蓄的功能是分离的，保险功能则由这三大支柱共同提供(如下图所示)。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所带来公共养老金支付膨胀的背景下，尽管各国养老保险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尽不相同，但从总体土看基本思路大致相同:构建并完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注重鼓励和发展商业养老保险。
二、中国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紧迫性
1.人口老龄化让我们“未富先老”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1982年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界定的人口老龄化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8821万，占总人口比重为6.96%;200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已占全国人口的11%(见表1)。因此，中国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
蔡舫等学者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人老龄化社会，属于“先富后老”，而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未富先老”。
从表2可以看出，总的趋势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虽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过程，各自具有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的变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般规律表现为经济越发达，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此外，在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或地区，人均gni胡}高，如，日本、美国、法国等。但是人均gni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在一些人均gni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一定高，如西亚一些国家，人均cm较高，但是人口结构上属于年轻型;而东欧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但人均gni也并不高。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属于“异常”范围，人均gni1100美元左右，这是由于中国实行二十多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变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2.巨额的养老基金缺口
“未富先老”带给中国养老问题的挑战，还因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同时发生而变得更加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养老金筹集模式也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变，体制转轨造成了巨大的养老保险金缺口。同时，由于“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现象比较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近8001〕亿元，并将在未来的30年里以每年净增1000亿元的速度持续扩大。
目前，尽管中国在建立“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但现行体系仍然是以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的单一支柱体系。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险需要三个条件: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和有效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不完全具备。所以，为维持养老保障体系正常运转而产生巨额的基金缺口就不可避免了。2005年5月，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根据2007年相关数据测算，如果按照全国社会平均工资30%支付基础养老金，每年总需求为13037.8亿元，占当年gdp的5.29%;按照各地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50%支付基础养老金，总需求为3797亿元，占gdp的1.52%。此外，随着通货膨胀和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养老金水平也必须相应提高以确保足够的实际购买力。
3.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发挥强大的补充作用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是“广覆盖，低水平”，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保障需求，因而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以分流日益增长的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养老压力。此外，随着基本养老保险金替代率不断下降，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商业养老保险发挥越来越大的补充作用。据预测，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只能达到30%，这意味着退休前后的生活质量将产生巨大差异，而要弥补这样的差距，必然要靠商业养老保险来填补。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则可以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借助商业保险的社会互助机制，把养老保险覆盖到社会保险还没有覆盖到的农村和城镇人口，以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2.8亿城镇就业人口中，基本养老保险仅覆盖1.88亿人，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农村人口总数7.22%，而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势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
三、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也逐步建立起来，但其发展仍然滞后。由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偏高，不仅给企业增加了经济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竞争力，还挤占了企业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和空间;缴费率的偏高也意味着个人将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性过高，从而降低了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06年中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人为626亿元，占gdp比重不足0.5%，人均保费不到50元，而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相关费用占gdp的10%以上，人均保费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比较看，中国2007年底人均长期商业寿险保单持有量为0.1件，远低于发达国家1.5件的平均水平。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原会长王在2008年表示，中国人均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大约是431元，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10，为美国的1/70。从中国整个养老保障体系来看，根据国家规划，商业养老保险应占到个人养老保险的10%~20%。而在养老保险成熟的国家中三支柱各占总养老金的比例是: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养老金总数的30%，企业年金占比为30%，而个人储蓄性养老金计划，包括保险、基金、股票、银行储蓄、债券、房地产等，约占养老金总数的40%。在欧美国家，养老保险占欧美人寿保险收人已达60%以上。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寿险公司每年个人年金保费收人水平仅为美国的1/10左右，个人年金在所有年金保费收人中的占比也远低于美国的水平。不难看出，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出来，“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仅仅成为名义上的，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过重。因此，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使其充分社会管理和保障职能，并不断完善中国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是现今最为关键的。
四、促进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几点建议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企业年金计划和储蓄性养老计划的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采取和实行程度不同的税收制度安排政策密切相关。如，美国政府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雇主补充养老保险计划，给予税收延迟优惠政策，其中以401(k)计划最具代表性。该计划因可以享受美国税法(internalrevenuecode)第401条k款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得名，它由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设计建立，雇主可以免除部分税收，雇员也可以控制缴费金额并投资于资木市场获利，因此401(k)计划的参与率高达80%。此外，为鼓励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发展，政府对个人开设退休账户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当前，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外部税收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依然是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尤其是企业年金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安排能够激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商业养老市场中来，也体现了政府在养老保障中的职能。目前，各国最流行的是“先免后征”的延迟税收制度，即允许雇主和雇员从他们的税前收人中扣除养老金缴费额，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在养老金领取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期养老金储蓄在生命周期里收人再分配的真实性质。为了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及最大程度的保证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化运作，中国税收政策安排可以富有弹性。此外，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初期给予更多的税收安排，以鼓励企业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尽可能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等到其逐渐发展成熟后，可以适当的降低税收优惠的幅度，更多是通过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
2.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首先，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文件表明，高效率的证券法规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来支持。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框架明显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能提供稳定、有效、规范的市场制度，如，至今尚未出台竞争法，对垄断行为的处理无法可依;对证券市场的争论解决体系，即公正和有效的司法体系的建设尚有很大缺陷等等。因此，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比如修改《公司法》，以促成真正股份制企业的建立并按股份制进行运作;完善《证券法》有关规定，理顺监管体制，赋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明确的法律地位，各司其职;尽快出台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其次，发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监管部门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在自身能力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抓住监管的主要对象及关键点，并且要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和原则;重点保证信息的披露完整、及时和准确，这一点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大力推进机构投资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要求管理层依照监督思路国际化、监管理念法制化、监管手段市场化要求，以第三方的立场严厉查处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内幕交易、操纵股市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保护投资者利益，营造公平、公开、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为监管工作的重点，最大限度地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最后，改善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股票的发行与上市必须回归市场，减少中国证券市场有的计划经济色彩，适时推进国有股、法人股以净资产为基础向流通股股东配售;以市场选择机制取代资产重组的行政选择机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使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资产重组中的市场主体;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并规定上市公司退市的硬性标准，细化退市规则，从制度上消除行政干预退市的可能性。
3.健全商业养老保险的监管体系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7
关键词：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影响因素
项目来源：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G201218）；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2B035）
一、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12亿，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居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其中农村居民养老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如何让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而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有利于加快建设我国多层次、多适应性的社会保障体制。黑龙江当地农村居民受特殊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宏观框架及风俗文化的多方影响，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本文拟通过对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相关问题的调查，对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旨在通过商业保险公司的有效供给来刺激农民的养老需求，将农民的潜在养老需求转化成现实的购买能力，提高其支付能力。
学术界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相关研究很少，陈显芽（2008）通过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对浙江农民居民的保险支付能力分成了三个层次，并得出农民的保险支付能力在不断的增强的结论。贺文慧（2008）也使用eLeS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信息服务的支付能力进行分析，测算出农民是否具有信息服务的支付能力。但是其研究重点主要是支付能力的测度，并且数据多以统计数据或二手微观数据为主，研究结果往往缺少时效性，也没有分析影响其支付能力的因素和其影响程度。
二、变量及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为了对黑龙江省农村居民对商业养老支付能力的相关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在望奎县及辖内村镇进行实地调研，共投放问卷23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全部问卷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学生和居民一对一对接，通过访谈和问答结合的方式由学生填写问卷，保证了调查问卷的有效性。
（二）变量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影响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因素很多，包括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农民文化程度、农民身体状况、农民家庭子女数、居民养老保险消费观念以及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特征等。
1、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与其可支配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居民的收入情况较好的对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欲望较强且支付能力较高。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会先考虑如何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不会为商业养老保险进行投资。
2、农民文化程度
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理解新事物的能力越好，越能理解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也越强烈，思维也相对开阔，同比下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也就越强。
3、农民身体状况
农民身体状况越好，其用于医疗方面的指出也就越少，家中若有体弱多病者，必然会拖累家里的经济状况，对其购买居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4、农民家庭子女数
农民家庭子女数越多，意味着子女成家立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生活的可能性越大，同时，父母为避免与子女的家庭发生矛盾和摩擦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并且子女越多，一般其经济来源也会较多，因此其购买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也就越强。
5、农民年龄
尽管青年人农业生产的经验不足，但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且由于青年人的文化程度较高，并且年富力壮，一般都外出打工，收入水平一般也较高，故而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相对于年长者而言较高。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知，影响农村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支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农民的文化程度、农民的身体状况、农民家庭子女数和农民年龄。本文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ε]
其中，Y是指调查问卷中“居民的最高支付能力”这一指标，用来衡量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支付能力，X1=农民家庭收入水平；X2=农民文化程度；X3=农民身体状况；X4=农民家庭子女数；X5=农民年龄，[β0]表示回归常数，[ε]为随机干扰项，各变量的具体描述及赋值情况见表1。
根据以上赋值，对调查问卷的有关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处理，通过运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并对模型和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的模型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是0.8822，调整后为0.8603，其整体的显著性的prob值水平0.0000，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五个变量中除了农民年龄（X5）不显著外，其余变量的prob值都呈现在5%之下的显著性。我们可以发现，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子女数都与支付能力显著正相关，其中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最大，说明收入对支付能力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子女数，而其年龄与其支付能力的相关程度不显著。这可能因为年轻人虽然可能收入更为可观，但是由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导致其支付能力受到影响，而年长者子女方面没有负担，并且可能在经济上收到子女的支持，所以并没有出现像上文分析的负相关的情况。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使用eviews软件分析得出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子女数等因素对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有较强正向作用。从分析结果可知，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黑龙江省望奎县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从政府角度应根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当地的优势，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有了多余的钱，解决了基本的经济问题，再经过各方位的宣传和介绍，自然就会考虑未来的老年生活保障问题，进而够买商业养老保险。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对农村居民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其“自我养老”意识，宣传商业养老保险知识很有必要，由于近期银行存款的利息率幅度变动较大，因此给商业养老保险提供了更多机会，激发更多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另外，根据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地区的养老保险需求，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险产品，加强对农村商业养老保险业务上的创新，拓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养老保险需求，对提高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也能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贺文慧.基于eLeS模型的农民信息服务支付能力测算[J].技术经济.2008，4
[2]陈显芽.浙江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支付能力与需求意愿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8
[3]赵琴，王积田.商业养老保险进入农村市场的障碍与对策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4.4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8
[关键词]延迟退休；养老需求；养老保险不足；改进发展
[Doi]10.13939/ki.zgsc.2016.24.209
1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及带来的养老新需求
1.1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背景
截至201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是14.9%，研究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38.6%。相应的，这意味着我国人口抚养比在逐年减少。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2年的数据来计算我国人口抚养比，结果发现，2011年的总抚养比为34.4%，2012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4.9%，由此推算到2027年就会达到50%的临界点，老年人抚养压力加大。到2050年平均每1.3个人就要养一个人。随着人口抚养比的逐年下降，人口红利在2013年达到高峰之后，趋于减少，并且于2027年人口抚养比达到临界点时完全消失。
人口老龄化使得企业和政府的养老压力增大，养老金缺口危机逐渐显现。有资料显示到203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38.2万亿元，占GDp的38.7%。这将是一笔庞大的经济支出，对国民经济将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对于财政支出是沉重的负担。
就在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金缺口如此之大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延迟退休的政策。通过延长养老金的缴费时间，推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来增加养老金收入，缓解养老金账户收不抵支的现状。这一政策对于缓解养老金压力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养老需求的变化。
1.2延迟退休引起的养老需求的变化
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缓解养老金压力，在短时间内起到弥补养老金缺口，以及为企业留住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于从事脑力、技术类的工作于第三产业的老年人来说，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使个人价值更好地得以实现。
然而，对于年事已高的工作于第一、二产业的基层体力劳动者来说，延迟退休首先延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就同时增加了这些老年人所面临的风险，对于身体机能本来就下降的老人来说尤为不利。其次，相比于朝气蓬勃富有竞争力的年轻人，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体力脑力的消耗上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再加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形势，一些企业更愿意接受年轻人，而不愿意雇用老年人。这样就会导致老年人的再就业变得困难。另外，延迟退休后，使得一些更愿意提早退休，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来说，无疑使得他们的幸福感下降。
2我国现有的社会、商业养老保险的不足
2.1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
第一，缴费标准的缺陷。首先，我国以“社会平均工资”来确定保险缴费标准，并且设定了征缴的上限和下限。然而上下限的设置导致工资收入越高，缴费比例越低。造成富人少缴费，穷人多缴费的局面。这实际上更加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其次，没有固定单位的就业者所缴保险费高于有正规单位的就业者。个人与企业共同分担城镇养老保险的缴费，个人工资总额的10%缴纳保险费，按照最低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计算，个人每年要缴纳2000多元，其余由单位补缴。然而那些没有固定单位的流动就业者，他们参加社会保险至少要连续缴纳15年，并且每年要缴纳6000多元保险费。因此，这些没有固定的正规单位的人相当于承担了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两个部分，对于收入来源本来就微薄的群体压力极大。由于缴费标准设计上的缺陷，致使养老保险广覆盖的目标不能真正覆盖到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和无收入人群。这样底层民众不能更多的受益，社会保障制度的功效不能全面发挥。
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覆盖率低。从参保范围来看，传统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范围有限，覆盖率仍然较低。原有的养老保险基本上覆盖了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然而一些偏远地区的私企及农村地区保险覆盖面相对较窄。虽然在养老保险的推广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依然处于家庭养老的阶段。养老保险意识薄弱，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植太深，儿女承担着大部分的养老义务。但是，家庭养老的不确定因素及其风险很大，倘若子女出现意外或者重大疾病时，老人的基本生活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待完善。
第三，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率低。国家规定，养老基金预留2个月的支付费用之后，剩余的基金可以投资于国债或者存入专门账户，禁止投资于金融股市等风险较大的投资领域。加上2015年的央行连续降息降准，使得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更低，不足以抵抗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因此，有部分学者提出养老金入市，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平稳，上市公司的质量较差，2015年后半年到2016年前半年股市动荡严重。另外，我国证券公司出现操纵股市等问题，导致养老金入市风险依然很大，养老金入市久久不能放开。
2.2商业养老保险的不足
第一，商业养老保险同质化程度高。我国目前的保险公司推出的养老保险险种都比较单一，而且险种设计上条款类似，同质化程度很高，缺乏创新。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分红型养老保险、投资连接型养老保险和万能型养老保险这三大类。其中，分红型养老保险占了绝大多数比例，甚至部分公司只推出了此类险种。如多家公司规定投保年龄65岁以下，最高不超过70岁；附加险的保障范围不够全面，主要是重大疾病保险和意外险；另外保险给付方式多采用经济给付，很少涉及服务性给付。
第二，商业养老保险专业化程度低。企业年金和员工福利计划的开发和推广是我国目前大多数保险公司主要的业务发展方向，各保险公司对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险种a开发普遍较少。目前各寿险公司业务量依然比较小，只能通过销售其部分团体保险产品来弥补。
第三，寿险公司经营服务水平较低。我国寿险公司在经营方面，技术含量较低，过分依赖社会关系网来维持经营。通过大量招聘营销员来拓宽业务，导致保险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误导保险消费者，损害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有些保险从业人员过分考虑自己的业绩，为了私人利益在理赔过程中不遵守保险业的诚信原则，服务态度和质量较差，以致很多老年人对保险产生误解甚至反感情绪。严重影响了寿险公司的声誉，降低了养老保险的需求。
3养老保险针对延迟退休引致需求的改进及政策建议
3.1延迟退休后社会养老保险改进
（1）多层次养老缴费方式。延迟退休对于一些就职于第二、三产业的相对低收入者，意味着要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以及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本来这些人缴纳保险费数额占其家庭开销比重较大，然而延迟退休后，使得这类人群在养老金的领取和缴纳上更加处于劣势。
在要通过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金亏空的政策下，更要考虑到低收入者这类弱势群体的利益，以达到更加公平，提高社会总体福利。首先在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的设计上更加细化和公平化，适当给予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群以优惠政策，比如减少低收入者的保险费用。让这类最需要社会养老保障的人更好地从中受益。这与国家想要通过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金亏空的目的并不矛盾，因为对于一些高收入者，他们的缴费年限延长所增加的养老金，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等方式，逐年积累，足以弥补现在的养老金空账。也就是在延迟退休后应对不同群体分别设计更加公平的缴费标准，以提高社会总福利。例如可以从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职工三大群体的养老保险方案的缴费标准上进行细化，以适应各个群体在延迟退休后对于养老保险不同的需求。
（2）加快农村养老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首先，创新保险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可以成立专项小组，对一些社会保险覆盖不到的偏远农村进行有效的宣讲，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从而提高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其次，推进政府强制性社会养老保险改革，使社会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真正进入农村，农民不再过度依赖家庭养老。另外，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可以由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加快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
（3）有效投资，保值增值。拓宽投资渠道，例如在有严格监管的情况下逐步推进养老金入市的政策，来提高投资回报率。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只能通过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债的渠道投资，以致投资回报率过低。因此，政府应当适当放宽投资限制，在有监管的情况下让养老基金逐步走向资本市场。养老基金可以在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同时资本市场在养老金入市后交易更加丰富和活跃。但是，资本市场风险较大，为了更高的安全性，就需要合理运用现资组合理论，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提高收益。
3.2延迟退休后商业养老保险创新发展
（1）养老保险附加险险种的创新。在原有保单标准基础上进行保障范围的拓展，提供多样性的附加险，尤其针对延迟退休之后的养老新需求进行附加险种的探索，全面覆盖被保险人的养老需求。有专家建议让个人账户的部分风险通过保险市场来规避，商业人寿保险公司可以经营个人账户，寿险公司的终身年金由投保人自愿选择购买。虽然退休职工风险系数大，但是有风险和赢利基本上呈正比，保险公司应抓住延迟退休这一机遇，进行险种的创新，适时研究推出合适的个人商业年金。
（2）培育健康的养老保险市场，加强监管。养老保险的发展市场尤为重要，保险公司应该推动养老保险市场的规范化，构筑合理的市场秩序。另外要通过大众媒体来引导居民对于保险的价值认识，有针对性地对养老保险人群进行培育，对市场进行细分。在城镇将重点放在富裕的有能力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家庭，在农村则要加大宣传覆盖面，适当降低农民参保费率等。另外，保监会等监管机构要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力度，促进保险业健康平稳发展。
（3）政府加大税收优惠。税收一直是商业保险的发展瓶颈，对于养老保险来说，不排除相当大部分企业个人是出于避税目的去购买养老保险，有人将商业养老保险形象地比喻为“避税所”。加大养老保险税收优惠力度将是商业养老保险的一大推动力，能充分带动企业和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智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若干问题[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1）.
[2]易佳.我国商业养老保险险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
[3]刘秋明.大力发展我国商业养老保险[J].科技智囊，2009（7）.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9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劳动局拟订的《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退休后的生活，促进我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结合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我市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条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养老保险的项目为：退休费、医疗费、死亡丧葬费及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救济费、医疗补助费和丧葬补助费。
第四条市劳动局负责管理本市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养老保险工作。市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征集、管理和支付等工作。
第二章退休条件及待遇
第五条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须办理退休：
（一）男职工年满六十周岁，女职员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工人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低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累计满十年，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三）从事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累计满八年，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四）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企业指定医院证明，并经区、县以上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
第六条凡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不满八年的职工，按以下标准计发退休费：
（一）连续工龄不满十年的，发给本人档案工资40％的退职生活费；
（二）连续工龄满十年不满十五年的，按本人档案工资的60％发给；
（三）连续工龄满十五年不满二十年的，按本人档案工资的70％发给；
（四）连续工龄满二十年以上的，按本人档案工本的75％发给。
前款规定中的职工同时享受国家和我市规定的各项补助和补贴，并在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养老补助费，即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每满一年，计发一个月的本人退休前三年月平均实得工资。
第七条凡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满八年的职工，以退休前三年本人月平均实得工资为基数，按以下标准计发退休费：
（一）连续工龄不满十年的为35％；
（二）连续工龄满十年的为45％；
（三）连续工龄满十五年的为50％；
（四）连续工龄满二十年的为55％；
（五）连续工龄满二十五年的为60％；
（六）连续工龄满三十年的为65％；
（七）连续工龄满三十五年的为70％；
（八）连续工龄满四十年的为75％；
第八条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职工患病，须到企业的指定医院或在居住地区就近确定一个医院就诊。
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由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报销。当年医疗费支出低于本人全年退休费收入时，报销90％，个人负担10％；当年医疗费支出高于本人全年退休费收入时，其超过部分报销100％。
退休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医疗费报销50％。
第九条退休职工死亡后的丧葬费按企业上年度月平均实得工资的两个月发给。
退休职工供养直系亲属死亡后的丧葬补助费，按企业上年度月平均实得工资的二分之一个月发给。
第十条职工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后死亡，其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按以下标准发给：
（一）供养一人者为本人退休前三年月平均实得工资的25％；
（二）供养二人者为40％；
（三）供养三人及三人以上者，为50％。
以上待遇按月发给，直至失去供养条件为止。
第十一条退休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其供养直系亲属的救济费按以下标准一次性发给：
（一）供养一人者为本人退休前三年月平均实得工资的六个月；
（二）供养二人者为九个月；
（三）供养三人及三人以上者为十二个月。
第三章养老保险基金的征集
第十二条外商投资企业按上月中方全部职工实得工资总额的30％向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
第十三条外商投资企业自正式招用中方职工的当月起，应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在本规定颁布之前已招用中方职工的企业，应为其补缴养老保险费。一九八六年八月以前成立并招用中方职工的企业，应自一九八六年八月起补缴养老保险费。
第十四条自本规定施行之月起，职工个人按本人月实得工资的2％缴纳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在发放工资时按月代为收缴，连同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一并向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缴纳。
第十五条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为本企业中方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所需费用从税后留利中的奖励、福利基金中提取。提倡、鼓励职工根据个人收入情况自愿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允许企业采取补充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挂钩的办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归个人所有；职工退休时，连同利息一次或分次发给本人。
第十六条外商投资企业应在每月发薪后五日内向所在区、县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委托企业开户银行按“同城委托收款”方式优先托收。企业逾期不缴，按日加收应缴基金1‰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养老保险基金。
第十七条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要分别记入《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作为退休时计发养老保险待遇的依据。
《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由劳动部门核发，职工所在单位填写并保管，职工流动时随同转移，退休时换发退休证。
第四章管理
第十八条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按本规定征集的养老保险基金独立建帐，在银行开设专户，专款专用。存入银行的基金，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并入基金。
第十九条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由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负责发放。
第二十条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有权到外商投资企业审查有关帐目，核查《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填写内容。如发现虚报、错报的，应予纠正，并补齐少缴的养老保险费，对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必要的处罚。
第二十一条市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机构按征集养老保险基金的2％提取管理服务费，在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
第二十二条养老保险基金及管理服务费不计征税、费。
第二十三条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职工因触犯刑律被判刑的，停发一切养老保险待遇，刑满释放后恢复享受原退休待遇。
第二十四条财政、税务、审计、银行、工会等部门应监督、检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管理、使用情况。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办理退休，由市劳动局批准。自批准的次月起，享受本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六条实得工资按计入成本的工资总额计算。
第二十七条本规定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老年商业养老保险篇10
商业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共性是：它们都是为了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存在的一种方式，都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区别在于，商业保险完全是建立在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并且保险资金完全是由投保人个人支付。然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一种，是国家作为责任人强制性要求企业员工订立的相关保险合同，并且保险资金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
2商业保险的作用和意义
2.1化解社会养老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企业退休人数迅速扩大，国家和企业在养老保险基金财政上的支出迅速上升，同时，社会相关医疗服务设施跟进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的财政负担。如何有效地统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职工养老资金不断“造血”，已经成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商业保险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双方资源平等的前提下，商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钱生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老资金的“造血”问题，有助于化解我国社会养老问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根据调查，截至2011年底，我国保险业总投资达6.01万亿，全行业投资收益率达3.6%，仅比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0.1个百分点。到2013-02，保险行业的投资达到了7.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9.56%.商业保险充分发挥了“钱生钱”的优势，科学地利用了人员、营业网点和精算效率等。保险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2推动保险公司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商业保险也在迅速发展。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商业保险深度为3.7%，保险密度为165美元，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商业保险参与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的时间比较晚，并且发展规模和效率都处于初期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保险市场也在逐步完善，而商业保险参与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人作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元素和最活跃的因素，养老已经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个性化的养老产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可以为不同的人员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从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直是企业吸引优秀员工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国家对于个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将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可以为商业保险公司筹措资金，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2.3有助于保障晚年生活，提高幸福指数
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投资防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观念都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加关注整个周期内的生命财富分配，尤其是晚年没有了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因此，养老保险成为了每个企业员工所看重的福利之一。商业保险可以为投保人提供更加个性化、优质化的服务，所以，在当今社会，商业保险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将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商业保险与养老保险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保证个人的晚年生活，不断提高我国企业职工晚年生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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