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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30 00:40:31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1

以2013年和2014年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两个年度所发生的医疗纠纷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2014年度强化综合管理后,医疗纠纷新发数量和赔偿额度与2013年度相比分别下降61.9%和19.5%。就此,从医疗纠纷的预防、解决途径和处罚三个方面分析了2014年度与2013年度相比医疗纠纷“量价齐跌”的原因,并提出几点完善医疗纠纷预防措施和完善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建议,为打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

医疗纠纷;减少;预防;解决途径

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显示,近年来,73.33%的三甲医院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目前,我国仍处于医疗纠纷高发期[1]。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表示,医患关系有三个层次: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和医院暴力。医患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医疗纠纷,医疗纠纷处理不好就会升级为医院暴力,所以,杜绝医院暴力贵在医疗纠纷的预防和疏导,疏导医疗纠纷的关键就是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1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现数量持续增多、性质日益恶化、方式非理非法、索赔数额巨大、影响越来越大等特点,医患矛盾也呈现常态化、血腥化、复杂化[2]。据统计,从2015年5月28日~6月7日,短短的10天时间内,我国连续发生了9起伤医事件,多名医护人员受到了伤害。“暴力伤医”也成为中国社会近年来的热点词汇,近五年来,每年都有轰动全国的伤医案件。医疗纠纷的发生不仅给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影响了医院的声誉和形象,同时,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在以后的行医过程中大都会采用防御性医疗行为[3],广大无辜的患者就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疏导医疗纠纷迫在眉睫,也是解决我们当前医患矛盾的关键所在。

2某医院2013年度与2014年度医疗纠纷新发数量与赔偿数额对比及分析。

2.1材料来源及说明材料来源为某三甲综合医院医疗安全办公室2013年度与2014年度统计数据。投诉数量为年度内综合接待来访数量(包括医德医风、医疗纠纷、后勤保障等方面),形成医疗纠纷案件为医方解释沟通后患方仍不理解并要求赔偿的投诉数量,图表中同比栏中“负号”表示下降,总赔付额度下降19.5%,见表1。院内协商率为通过院内协商途径解决例数除以年度内形成赔付纠纷总例数,其他两项类推。2014年度医调委调解率为61.9%,同比上升97.8%,见表2。

2.2对表1和表2的综合分析在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医患冲突的加剧严重的大背景下[4],该医院2014年度医疗纠纷新发数量和赔偿额度与2013年度相比分别下降61.9%和19.5%。此“量价齐跌”的现象说明医院在2014年度医疗纠纷得到良好的控制,该院针对预防医疗纠纷所采取的新措施是有效的。该院接到的总的投诉数量也下降了27.7%,这与医院文化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有关系,主要表现有:无责投诉制度、100%患者出院满意度调查、医疗感动式服务等新措施。医院还专门针对预防医疗纠纷实施了新的措施(下文另述),由此可见,通过各方努力,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纠纷发生的数量,取得了短期较好的成效。在本市实践中,医疗纠纷处理一般有三种途径:医患双方院内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调解、法院诉讼方式调解或判决。医患双方院内协商解决优点是简单快捷,缺点是医患双方意见需高度一致,限制条件是患方索赔额在1万元以下;医调委调解优点是具有准司法性、效率高,缺点是不具有强制性,医患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需进入鉴定程序或诉讼程序;法院诉讼方式解决优点是具有强制力,缺点是周期长,成本高。通过表2可以看出,该院2014年度院内协商解决率和法院诉讼解决率与2013年度同比分别下降28.2%和69.2%,而医调委调解率则上升97.8%。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从部分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国际经验分析来看,第三方调解已经成为发展趋势[5]。原国家卫生部在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县级以上全覆盖[6]。该院实践也证明:医调委调解途径能有效缓解医疗机构压力,患方也对医调委意见比较认可,调解成功率高,理赔计算也具有准司法性,医患双方对此途径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32014年度该院针对医疗纠纷采取的综合管理措施。

3.1医疗纠纷的预防

3.1.1举办《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系列讲座,聘请医疗纠纷专职律师及医院法律顾问对我院职工实行全员授课培训。

3.1.2将医疗纠纷工作前移,从处理解决为主转移到预防杜绝为主。医疗安全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临床科室宣传医疗安全相关知识,下发《医疗安全事件处置规定》。

3.1.3建立未结医疗纠纷分级预警机制。对未结医疗纠纷根据不稳定级别分为三级,对最高级给予重点关注,深入病房了解患方动向,节假日期间做好预案。定期排查纠纷隐患,将医疗纠纷扼杀在苗头阶段。

3.1.4进一步转变观念,引入医疗感动式服务理念。只有在充分重视并尊重患者及家属正当权益时,才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才会有更多的谈判基础。

3.2医疗纠纷的处理

3.2.1建立科室内部安全小组讨论制度。科室内发现医疗纠纷苗头后,应及时上报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组织科内安全小组讨论,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3.2.2对事态可能扩大或后果较重的医疗纠纷首要引导患者医调委途径解决。

3.3医疗纠纷的处罚对医疗纠纷责任人由经济处罚向培训式处罚转变,成立“医疗安全培训班”。对医疗纠纷当事医生综合评价评分,考核项目有:医疗安全委员会委员评分、涉及纠纷次数、赔偿金额、鉴定级别、纠纷配合处理情况五项。综合评分得分最高者,脱产临床到医疗安全办公室、医务科、病案室三个部门参加培训,培训周期为半年,分为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理论学习通过书面考试考核,实践学习需满足参与解决纠纷各环节次数,考核合格后方可回本岗工作。

4预防和疏导医疗纠纷的思考与见意

4.1医疗纠纷的预防

4.1.1加强临床医务人员医疗安全与法律知识培训。相关职能科室要制订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严格按照培训计划执行。医疗安全相关培训中,一是要加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的规范意识,特别是病历书写规范意识,医疗纠纷发生后,病历就成为了医患双方最重要的证据,是调解、诉讼以及鉴定中的最根本的依据。二是要加强个人业务技术水平,尤其是外科临床医生技术水平,科室主任做好带教作用,形成人才梯队。法律教育得分和风险意识得分呈正相关,与风险概率得分呈负相关[2],说明医疗机构全员法律知识培训可以有效提高医护人员的风险意识,进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在法律知识培训中,要特别注重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自费药物知情同意书的告知,要向患方说明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等情况,并取得患方的书面同意。

4.1.2推行医疗感动式服务。在该院2013年度发生的63例医疗纠纷中,48例都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占比76.2%;2014年度发生的24例医疗纠纷中,有4例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占比16.7%。说明自该院2014年度开展医疗感动式服务活动以来,发生医疗纠纷不仅同比减少61.9%,而且在发生的医疗纠纷中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的比例也急剧下降。实践中,服务态度问题是医疗纠纷发生的导火索,容易引发其他原因的医疗纠纷。现阶段,各医疗机构往往重视护理工作的感动式服务而忽视医疗工作的感动式服务,造成医生在工作中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多医生都认为服务应该是护士的工作。其实,医生才应该是诊疗活动中的主角。医疗感动式服务是医生在诊疗活动中,通过沟通使患者对自身疾病充分认知,并达到对医生充分信任甚至患者感动的行为规范。它要求与患者平等对话,言语朴实,态度谦和,沟通过程中要注重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全方位的需求。要特别留意在门急诊、住院查房、术前谈话等重点环节的沟通,加大感情投入,照顾患者的负面情绪,做到待患者如亲人,站在患者的立场向患方分析病情。实践证明,既使医生医疗行为有些许瑕疵,患方也会因为医生的感动式服务谅解。

4.2医疗纠纷的疏导

4.2.1建立无责赔偿科室风险基金制度。目前,我国对无医疗过错导致患者医疗损害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此种情况下,患方为了得到赔偿,往往会与院方纠缠,甚至会激化医患矛盾,实践证明,构建无责赔偿机制[7],是解决此类矛盾及时有效的方法。对于因科室管理发生的此类纠纷,患方索赔金额较小时,可通过科室内部安全小组讨论评估,认为可以赔偿的,通过科室风险基金给予赔偿或补偿,并报医务科备案。

4.2.2进一步完善医调委调解机制。第一,建立医调委调解员选聘制度,进一步充实调解员队伍。现阶段,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大多是由退休医务工作者或法律工作者组成,没有正规的招聘程序。应建立调解员选聘制度,在医疗机构或法律机构中招聘选拔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在职人员,来充实调解员队伍。第二,专家咨询意见鉴定化、法律化。医疗纠纷具有其特殊的专业性,所以实践中,医调委往往通过咨询相关专业专家意见来明确责任,在此责任程度基础上进行调解。但是,咨询意见与鉴定意见不同,没有医患双方共同到场鉴定环节,亦没有专家出庭质证环节,医患双方往往对此专家意见接纳度较低。对因此调解不成的医疗纠纷,往往还要进入诉讼程序和鉴定程序,浪费了医调委调解过程的时间和资源。医调委按照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程序来进行咨询专家意见,咨询人数可以灵活多变,必要时,专家可出具书面意见说明。第三,构建调解员监督考核制度。对调解员的考核项目应主要包括:受理案件数、调解成功率、当事人满意率、结案时间、疑难案件数等[5]。监督制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立案、调解、定责、理赔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关制度,制度越完善,调解就越规范,医患双方权利遭到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对因调解员故意为他人或为自己谋取私利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应按照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进行追责。

参考文献

[1]卢光明,范贞,韩学军,等.27所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率和赔付情况调查[J].中国医院管理,2015,35(6):34-36.

[2]杨思进,杨勰,徐厚平.论我国医疗纠纷特点及防范措施[J].医学与法学,2014,6(5):68-71.

[3]曹志辉,陈丽丽.医疗纠纷对医师防御性医疗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9):9-11.

[4]梁子君,吴超,郭洪宇,等.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430例医疗纠纷数据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10):57-59.

[5]张泽洪,马洪君.基于调解过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公信力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5):62-64.

[6]卫生部.关于做好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卫医管发[2012]53号)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2

中图分类号:R192.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5-0225-02

2010年8月至9月期间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辖内发生了三起较严重的医疗纠纷事件。这就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医务人员的心上。如果说我所在的海珠区妇幼保健院是一所二级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受限,但其他两间都是三级甲等医院,有着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但为什么仍然会出现挂横额、烧香、摆灵堂的医闹行为,是不是今后医院就不能死人了,究竟老百姓是不是只有闹才能拿到“钱”。似乎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已成为老百姓心中默认的惯例。因此建立医患纠纷处理工作机制,缓解医患矛盾也是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1目前的现状

1.1为什么医患纠纷有增多的趋势。

相信老百姓和医护人员双方都能感受到医患矛盾正在逐渐恶化,医闹行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部分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患纠纷是社会矛盾在医院的反映。二是解决医疗纠纷的体制机制不顺畅,通过正规法律途径判决需要的时间较长。三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医院自身存在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医务人员超负荷运转,增加了医疗风险,加上医院和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措施,很容易引发医患纠纷。

看看东莞市的情况。据报道“东莞的医闹事件逐年递增,2007年东莞发生医闹35例;2008年东莞发生医闹42例;2009年东莞发生医闹50多例。2004年至2008年发生的医患纠纷共540宗,其中属于“医闹”事件123宗(占22.8%),共计赔(补)偿金额2197.94万元,年均440万元。

1.2目前海珠区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模式

一是医疗事故鉴定及诉诸法院解决,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解决。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法律途径,诉诸法院解决医疗纠纷的仅占9%,通过医疗事故鉴定解决医疗纠纷的仅占15%。正是由于绝大部分的医患纠纷由医院与患者双方协调解决,所以患者认为直接找院方索赔是最快捷、最直接、最有效地方式。医患纠纷“大闹多赔”、“小闹少赔”等现象的存在,模糊了医疗事故赔付标准,扭曲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医闹”等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助长作用。而且大部分医院为了保住医院的声誉,尽早恢复正常诊疗秩序,也会忍气吞声,赔钱了事。当然目前海珠区对于严重的医患纠纷也逐步建立起街道、公安、司法等多个部门介入的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对于医患纠纷的尽早和解起到一定作用。

1.3医患纠纷赔偿机制

据了解,不论赔偿金额大小,目前海珠区大部分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都是由医疗机构自己承担的,缺乏第三方的监督机制。既然赔多少医院可以自己说了算,出现医患纠纷时,患者及患者家属当然只会围着医院转,大吵大闹,把医院名声搞臭,让医院无法正常开诊,迫使医院妥协,而不会考虑其他的索赔途径。其实医疗纠纷赔偿金也是国有资产,十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不通过法律途径和权威机构认定就可以赔付出去吗?如何监管?这难道不算腐败?

2其他省市的做法及利弊分析

发生医患纠纷绝不是海珠区仅有的,也并不像某些部门官员所指:“为什么你们医院老是出事!”。南平医闹事件、沈阳聘警察当副院长事件就像是催化剂一般,让越来越多各级政府意识到,建立医患纠纷处置工作机制显得多么重要。据了解,天津市、浙江省及宁波、苏州、洛阳等16个省56个城市已出台了解决医疗纠纷处置方面的政府规章,或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使医疗纠纷处置有章可循,收效明显。具体做法分析如下:

2.1成立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

比较成功的有福州市和天津市,该市设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并设立医调中心,医调中心在调解医疗纠纷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患者与医院发生争执,双方都可向医调中心咨询医疗纠纷调解相关问题。医调中心的职责还包括调解医疗纠纷,防止医疗纠纷激化;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纠纷;向医疗机构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医调中心将按照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等。医调中心隶属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医患纠纷发生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超过1万元的,必须向医调中心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员构成包括法律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医疗工作者。

2.2完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目前国内部分医院试行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即按医生、护士分工、责任大小等因素缴纳医疗责任保险费用。一旦出现医疗损害,赔偿费用就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完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医疗机构或调解机构与患者协商调解达成的赔付金额有明确限制,患者索赔金额超出规定标准时,必须经过第三方调解或走司法程序,压缩了医闹的空间,同时防治国有资产随意赔付,有效遏制“大赔大闹、小赔小闹”和“花钱遮丑”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能保证患方及时得到赔付。

但此前,东莞也有五家公立医院买过该类医疗责任险,而买过一段时间后也全部停保。主要原因是现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仍习惯性地找医院索赔,不愿与保险公司交涉,医院仍然要付出大量人力和精力来应付医疗纠纷。另外,多数医院认为医疗事故发生几率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必要性不大,因此尚难全面推行医疗责任险。

3小结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医疗纠纷处置及人民调解工作,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为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就医环境和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3.1结合地区实际,尽早出台区域性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规定医院与患者自行调解的赔付金额上限(如天津市规定一万元),万元以上赔付金额必须经第三方调解中心调解。使老百姓明确知道,赔多少不是医院自己能说了算的,因此达到有效减少医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目的。

3.2试行购买医疗责任险。建议改变由医疗机构自行购买保险的形式,由区卫生行政部门或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等政府行政部门牵头与保险机构统一购买医疗责任险,经费共同分担。关键也是要明确规定调解金额赔付的上限(如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以上赔付金额必须经医疗事故鉴定或法院判决。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3

一场医疗纠纷最终演变成一场,对于患者和医院来说是“双输”局面――患者失去了生命,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同时,此起事件背后凸显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缺失。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紧缺,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加上医疗机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关系往往十分紧张,甚至出现了“职业医闹”等不正常现象。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安定、稳定。在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无法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要破解医疗纠纷困局,单靠医患双方自发调节机制显然不够,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来制衡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维护双方的利益。在“南平医闹”事件中,如果有类似的“第三方”介入调解,想必事态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处理有三条途径,分别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和人民法院诉讼。然而,这三种途径在实际操作中均遇到了种种困难。第一,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虽然程序简单方便,但因医院和患者双方缺乏相互信任,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反而容易将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二,由于人们通常存在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有附属关系的观念,患者也因质疑卫生行政调解的公正性,故而不愿去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第三,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医疗纠纷虽被认为是最正规的解决方法,但始终存在着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缺陷,医疗纠纷的审理时间多以年计算,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损失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济;而患者往往因病致贫,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在时间上也等不起。这些现实情况共同导致许多患者及其家属不愿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医疗纠纷,而是选择了“医闹”等非正常行为。

2006年,一项对深圳市10家公立医院、6家民营医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6家医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患者及家属聚众闹事,甚至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医闹”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一个既懂专业知识,又与医疗机构没有多大关系,可使医患双方均能接受的“中立调解机构”从中调解,显然不仅能让医院避免“医闹”之苦,也能及时维护患者的利益,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具有“第三方”主持、调解方中立、案件处理快捷等优势。医疗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一类民事纠纷,属于可以调解的范围。在现有法律制度下,通过由保险公司、公安部门、司法机构、医学会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无疑是目前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最好方式。由于“第三方”的社会地位中立,不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之下,能有效打消患者的顾虑;同时,在医患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为双方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为医疗纠纷中的弱方提供证据、法律方面的援助。从实践来看,我国部分地方如浙江省已采取了这种“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4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解

有资料统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医疗纠纷平均上升了26.41%,在全部医疗纠纷解决中,自行和解的占83.31%,行政解决的占6.2%,诉讼解决的占10.48%。和解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较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同时使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和解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1现行医疗纠纷和解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1.1不同医疗机构的和解权限。《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四十九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财产的处置需征得国家同意,营利性医疗机构财产的处置一般不需征得国家同意,有自主决定权。因此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一般只能对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与患方进行调解。而营利性医疗机构一般对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可以和解,对不属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的和解视为将自身财产赠予患方。

1.2参加和解的民事主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1.2.1患方具备的条件:①参加和解的患方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独立的进行民事活动,一般要求在18周岁以上。②患方必须直接与医院发生利害关系,如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本人。若病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此时与医院和解的患方只能是病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具备主体资格的患方既可亲自参加和解也可委托人参加和解或与人一起参加和解。为了避免日后可能产生的纷争,委托最好采用书面形式。在授权委托书上应有患方和人的签字、人的姓名、事项、权限和期限。

1.2.2参加和解的医方所要具备的条件:医院的法人即院长,参加调解,代表医院的行为,其和解行为合法有效。如其他医院人员参加和解,原则上应有医院的授权委托书,并在协议书上盖上医院公章。

1.3医疗纠纷和解必须采用法定的形式。由于医疗纠纷涉及的问题特别复杂,时间跨度较长,而且患者容易出现反复,因此医患双方在协商解决纠纷达成一致意见时,应当制作协议书。协议本质上是属于契约,效力比较弱,事后容易反悔。在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时,最好通过公证或担保等形式来加强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同时在协议书中写明违约的责任,以此来制约反悔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4和解行为不得规避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法律问题。由于和解无需甚至无法严格坚持法律规则,和解把纠纷主体的意志置于判断纠纷主体行为合法性以及处置纠纷权益的关系的法律规则之上。和解尽管可以解除纠纷,但也常常排斥了应当介入的权力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法律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间的私了可能就排斥了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从而使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在实践中,对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应划定适用范围,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的事项绝对不能适用于和解。

2在医疗纠纷和解中其他一些格外注重的法律问题

2.1自行和解中的权利滥用及其危害发生。正常情况下的自行和解应当是双方友好地交换意见,以求明确不良后果与诊疗行为有无关系,双方知识相差悬殊,经常发生权利滥用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不正当方式维护自己利益和行使权利时牺牲他人权利,难以实现自行和解简便高效、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公平解决医疗纠纷的真正目的。媒体关怀弱势群体的行业视角使他们常站在患者一边,公安机关的具体工作人员出于同情,常对患方的过激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于是“闹医院”成了默许的可容忍的患方“维权”的最佳方法。

2.2医患双方自行和解时应当注意的情况。医方应结合患方提出的质疑深刻反思,客观全面地重新评价全部诊疗过程,如果确实存在诊疗上的错误,则应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深入了解疾病,完善诊疗技术,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使双方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转化为谋求医学科学技术上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对于不构成医疗侵权的情况,应通过科学解释和人文关怀消除患者或其家属的误解,而患方应控制情绪客观地面对。自行和解中支付的过高的赔偿金,未被查清的医疗隐患和未能认真总结的诊疗经验,仍是阻碍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严重问题。

3怎样完善纠纷的和解机制,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根据医患关系的特征采用《医事法》进行调整是必然的选择,我国目前尚无形式意义上的医事法,但诸多单行的医事法律、法规等已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医事法。《条例》虽然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调整医疗侵权,但其中的内容已基本脱离了单纯的行政干预,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解决医疗侵权兼顾医患双方权益和社会公益性的医事法律的内容,在目前医事法和社会保障法初步发展的阶段中,以《条例》为基础作出对医疗纠纷自行和解的必要限制应当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选择。

医疗纠纷解决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很多,而交流与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和宽容欠缺,往往是医疗纠纷难以快速高效解决的最大障碍。所以说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的路途还是很长的,需要不断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栋.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中国社区医师,2003

[2]杨立新.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二集)[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5

2010年5月7日,金华市箬阳乡张庚夫妇(化名)在金华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理赔中心拿到了9.7万元赔偿款,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一周前的5月1日,张庚夫妻抱着16个月大的儿子到金华市一家医院就诊,第二天上午儿子仍然高烧不退,该院建议转送金华市中心医院。金华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发现,小儿体温正常,即作一般病症处理,张庚抱儿子回家。当晚,张庚见儿子又发高烧,急送金华市中心医院。医院安排住院,后组织专家会诊抢救。5月3日中午,小儿因手足口病死亡。

张庚认为,金华市中心医院延误了病情,导致儿子死亡。他们向院方提出了35万元的索赔,并将花圈摆在了医院门口。院方自认无过错,主动要求金华市医调委介入调查。

“我们请来了专家组,对诊治过程进行了分析,专家组意见是医院延误了诊治时机,负有责任。”金华市医调会主任沈恒榜说,“我们告诉死者亲属,索赔10万元以上,需要尸检和医学鉴定后方可调解。”

张庚夫妇在咨询了律师后,权衡再三,决定不尸检,不进行医学鉴定,由医调会继续调解。“我们可以到法院打官司,但要花钱,时间又长,结果难以预料,这样我们会更痛苦,让医调会帮助我们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张庚说。

在浙江,自《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3月1日实施以来,至今已有9个地市、40余个县区成立了中立的医调会。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模式”正逐渐被医患双方所接受,也成为类似张庚这样的受害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第一选择。

破解医疗纠纷的“怪圈”

从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到深圳医务人员头戴钢盔上班,医患纠纷愈演愈烈。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疗结构,救治了无数位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却为何难以平复那道横亘于医患之间的裂痕?

据了解,按照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发生医疗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可以采取直接协商、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调解和向人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3条途径。但在现实当中,3条途径都存在问题。

医患双方协商的途径最为常用,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倘若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往往会发生激烈冲突。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也常受到患者的质疑,认为卫生行政部门跟医院是“一家人”,必然会袒护医院,难以做到中立。至于诉讼,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即使选择诉讼或者行政调解,还须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而由于进行鉴定的医学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遭到质疑。

“小吵小赔,大吵大赔,不吵不赔”,长此以往,医疗事故处理陷入了一个“怪圈”:患者一方闹事―医患双方“私了”―医院赔钱了结。结果往往是“双输”: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遭到破坏;患方即使获得赔偿,抵消掉“医闹”花费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可能也得不到多少好处。

“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出现,就像为医患双方建立起‘缓冲带’,从而为解决纠纷创造更多的转机。”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杨必明认为。

的确,《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医患纠纷调解,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保障。第三方调解模式给医患双方增加了一种沟通渠道,能够尽量避免极端解决途径如“医闹”等问题,降低纠纷解决成本。

该处理办法规定,市、县(市)设立医调会,市辖区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医调会。医调会的工作职责主要是,调解医疗纠纷;通过调解工作,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向卫生、司法行政等部门报告医疗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向医疗机构提出医疗纠纷防范意见和建议;提供有关医疗纠纷调解的咨询服务等。

该处理办法最大的亮点是,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费用,其工作经费及人民调解员的报酬补贴由本级政府予以解决。医调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由司法部门负责,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

“医调会是完全的第三方,能得到双方的充分信任,尤其是患者方的信任,解决问题的效率将会更加高。”浙江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陆德兴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余海也认为,“这是制度上的一种进步”,避免了以往卫生部门行政调解方式“老子管儿子”之嫌疑,能够做到相对客观。

不过,不是所有的医疗纠纷都由医调会调解。发生医疗纠纷后,如果患方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下,医院与患方可直接协商解决;索赔在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不得自行协商处理,双方可向医调会申请调解或者寻求其他处理方式;索赔超过10万元的,必须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调会调解不成的,可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宁波探索先行

据了解,最早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是我省宁波市。

2008年3月1日,《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实施,在全国率先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实行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处理医疗纠纷,即第三方处理模式。遇到医患纠纷,医患双方可找宁波市各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论理,并向保险公司索赔。

退休后的老茅,似乎比以前还要忙碌,而且还成了一个整天与“矛盾”打交道的人!

老茅原名茅永斌,曾任宁波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退休后,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当调解员,除了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外,还要讲究技巧。在公正的前提下,如何让医患双方接受,才是关键所在。”

宁波市鄞州区一名40多岁的妇女因为胸闷到附近一家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在对其进行静脉注射时建议其安装心脏起搏器。但是输液结束后,患者自行离开了医院。傍晚其丈夫回家后发现妻子死在浴室,于是带领家属10余人到医院讨说法。

老茅接到案子后,立刻赶到现场。他先出示了工作证,稳定家属情绪,然后就开始和工作人员一起研究病例、分析死因。“一看病例就发现问题了。这名妇女曾多次因胸闷到不同的医院就诊,而且医生都建议其安装心脏起搏器,可是她一直没有安装。这才是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

但是那时家属情绪十分激动,想要稳定下来比较难。于是老茅就来了个“以情感人”。

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对死者家属说:“你们知道她死亡的真正原因吗?不是医院错,是你们错了!看看这份病历,她去看了这么多次病,你们谁知道她心脏病严重到这个程度?医生每次都建议她安装心脏起搏器,你们谁关心过这件事?要是早安装上,能出现这种结果吗?”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家属懊悔不已。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医院一次性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共6600元。

“当然,当好调解员还需要你真心喜欢这份工作,那才能有耐心地去调解纠纷。”老茅说,调解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拉锯战”,这时候就一定要有耐心,反复宣讲法理、事理和情理。有的当事方在调解中一时情绪激动,起身离场,调解人员就要尽量把对方劝导回来,尽最大努力促成调解。“最长的一次调解,处理了整整107天。患者不断反复,我们也要耐心陪到最后!”

“老娘舅”的介入,使医疗纠纷的调处朝着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向迈了一大步,冲突一触即发的医患双方终于可以平和地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据统计,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3月1日,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共会同相关单位解答咨询750余人次,受理医疗纠纷410起,成功调解396起,调解成功率占96.5%,医患双方无一反悔。医务人员被打事件从2007年的91起148人减少到了30起50人;医院被冲砸也从2007年122起减少到85起。

“宁波在公立医院改革和处置医患纠纷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创新,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希望能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200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说。

成长的烦恼

尽管医疗纠纷第三方人民调解制度一面世,就以其中立、权威等特性,展示了自身的优势,但处于探索期的制度并非一帆风顺。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于不受卫生行政部门管辖,其中立性毋庸置疑。不过,鉴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强,普通的调解员难以胜任。

陆德兴表示,按规定设立的医调会专家库成员,有懂法律的,有懂医学的,也有长期在基层从事调解的。“最重要是保证专家的公正。”陆德兴说,为避免当事双方信息不对称,医调会会将专家的资料上墙,患者可点名选择。“如果在调解时对指定专家不满意,可随时更换。”

杨必明认为,医疗行业是高风险和特殊性行业,还应当建立医疗责任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保障因遭受医疗损害的患者得到及时赔偿。

确实,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只有与医疗责任保险相配合,由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公司负责医疗纠纷赔偿,减少医院成本,才能使第三方调解发挥最大的功效。为此,浙江的办法引入了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办法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或实行医疗责任风险金制度,非公立医疗机构按照自愿原则参加;对医疗责任保险,则规定了保险费率的确定、保费支出、理赔程序和依据等内容。

目前,浙江考虑将省级医院纳入医疗责任险。根据宁波“第三方调解模式”经验,医院将根据规模、发生纠纷概率,向卫生局缴纳风险金,再由其交给保险公司,以便调解成功后赔付给患方。

“保险公司不是由一家,而是由多家公司组成的航空母舰式的共保体,医院将财产险、火险和风险金捆绑在一起,向共保体投保。”陆德兴表示,这样有利于保障医患双方利益。

杭州市医调会于6月1日启动,萧山医院院长商炜炜却仍有顾虑:“有第三方来调解纠纷固然好,更公平更公正,也更能得到患者信任。但万一患者不愿意第三方来调解,这可怎么办?”《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要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具体办法和程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要求协商的,要告知其推举代表参加协商,代表人数不得超过3名。

“不少家属认为不闹不给钱,先过来打了再说。”商院长说,实际工作中,医院即使要求患者走第三方调解途径,但患者也不会听。对此,陆德兴坦言,调解是自愿的,目前只能通过向当事人宣传以及通过有效调解让老百姓相信,树立医调会公信力。

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的赵丽华律师则认为,实行“第三方调解”的政策,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6

论文关键词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审判

一、人民调解制度在医患纠纷中的实施

良好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是确保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医患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极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不仅患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会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甚至威胁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从而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002年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患纠纷处理途径有和解、行政调解、诉讼等各种方式,由于医患双方和解带有很强的任意性,其公正性及合法性无法得到保证;“老子审儿子”的行政调解方式很难妥善并终局解决纠纷;而民事诉讼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备受质疑。因此必须探讨一套新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2002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开启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立法和司法者都希望调解制度能以其优势成为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为aDR应用于民事、商事、刑事等近乎所有纠纷解决领域提供了法律支持。2010年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新时期人民调解在化解医患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其组织机构、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业务工作、指导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意见》法律效力层次过低,而且在具体规定的内容上也存在缺陷,亟待完善。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适应了我国当前和谐社会依法治理的需要,开启了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起点。为进一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卫生部2012年卫生工作要点中进一步提出加强医疗服务管理,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设,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的明确要求。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以下简称“医调委”)开展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实践探索,截至2011年10月份,已成立医调委1358家。医调委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各地医调委作为解决医患纠纷最现实、高效的方式,对于集中化解医患纠纷,从根本上缓解医患矛盾、保证正常医疗秩序,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

二、人民调解制度解决医患纠纷的困境

《调解法》对人民调解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但仅搭建了适用人民调解的基本框架。各地“医调委”在轰轰烈烈的构建中对适用调解处理纠纷的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员选任、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没有统一的规定,争议较大,医患纠纷的调处依然是影响医患和谐的棘手问题,医患关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医调委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民间调解所具有的内在活力

根据《调解法》第五条、第七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医调委从性质上看应是一种社会自治型的民间调解组织,相关行政部门仅仅对医调委的调解工作进行指导。但从医调委调解医患纠纷的实践经验看,医患纠纷发生后,不管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出于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考量,只要患方提出要求,医调委往往会在由相关行政部门出面组织协调下对医方施加压力,由此使医方陷入“被调解”的无奈境地。医患纠纷调解由社会自治型的民间调解变为一种政府控制型的调解。医调委行政化色彩浓厚,失去了其民间调解组织所具有的自愿性与主动性,缺少内在活力。

(二)调解程序随意性太强,调解的公平性与合法性备受质疑

在法治背景下,“依法调解”应当成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正当化的标志。调解程序的规范性、合法性是促进医患纠纷公平、合理解决的基石。由于《调解法》对医调委调解的范围、启动程序、调解方式等程序性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调解程序过于随意,往往会损害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医患纠纷发生后,患方往往认为诉讼解决方式费时、费力,医疗赔偿诉求未必能得到有效支持,于是倾向于选择更为“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的解决途径—调解。但在调解过程中,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患方往往会采取“边调边闹”“调调闹闹”的谈判策略,甚至会采取摆花圈、设灵堂,挂条幅等“医闹”方式干扰医院正常诊疗秩序,不管是否属于医疗事故,不管院方有没有过错,患方经常漫天要价,最终的调解结果是院方屈从于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各方压力拿钱来息事宁人,被迫签订不公平调解协议,时常发生“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不公平调解结果,打乱了公平的调解程序,损害了有序的社会秩序,恶化了医患关系,为公序良俗的良好社会风气蒙上了阴影。

(三)缺乏配套制度保障,调解的主动性与有效性大打折扣

1.资金保障不到位,阻碍调解工作开展

对于调解不收费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来说,经费保障是一切调解活动开展的基础,经费问题不解决,医调委的各项工作将很难持续。按照《调解法》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调解法》只对调解经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对经费落实的检查督促机制。《意见》提供了医调委经费获得的三种途径:一是其经费由设立单位解决。二是经费不足的,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争取补贴。三是通过吸纳社会捐赠、公益赞助等渠道筹措工作经费。但是实践操作过程中这三种经费来源的保障性太差,医调委的交通费、办公费、出差补贴等必要费用支出甚至需要由医调员垫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影响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2.医调员队伍参差不齐,影响调解质量

医调委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是调解结果科学、公平、合理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成败的关键。医患纠纷调解涉及医学、法学、沟通等各方面专业知识,由“既懂医、又懂法、还要懂社会”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担任医调员才能保证调解工作的公平性、合理性、科学性。由于《调解法》对医调员的选任没有具体规定,目前医调委工作人员往往由退居二线的司法、行政人员担任,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或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背景,或缺乏调解工作经验,或缺乏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医患纠纷调解的质量。因此,如何在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解决医调员的编制、待遇等问题,从而吸纳专业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人员担任医调员是保证调解工作质量,推动调解工作持续开展的基础和前提。

3.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不健全,赔偿资金落实不到位

赔偿数额是医患纠纷解决的核心问题。西方的成功经验是,医患双方将争议提交双方认可的纠纷调解机构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根据协议内容替医疗机构进行赔偿,这样可以避免医患双方的直接冲突,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成熟,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的推广并不普及、不均衡,保险公司只有在构成医疗事故时才承担赔偿责任,而多数未进行医疗事故责任认定而经过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导致医患纠纷赔付资金只能由医院自行承担。医疗责任保险在院方看来有名无实,影响其投保的积极性。

三、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的路径选择

(一)明确“医调委”组织的性质,确保其中立性和公信力

目前的医患调解原本为社会自治型的民间调解转变为政府控制型调解的根本的原因是体制障碍,行政部门在调解过程中的过分干预是导致调解工作不中立的根本原因。因此医调委的设置首先要去除行政色彩,突出中立性,既不应该由医学会管理,也不应当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而是应当仿照《调解法》的规定与普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样,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管和管理。这样方可增强医调委的独立色彩,确保作为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性人民调解组织”的中立性和公信力。

(二)规范和完善公平的调解程序,确保调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合理的调解程序是充分发挥调解效能,获得公正结果的制度保障,因此应规范调解程序的各个环节。首先严格贯彻《调解法》第17之规定,医患纠纷调解的启动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人民调解组织主动调解”为例外的原则。在医患双方发生矛盾时,可申请“医调委”调解,也可选择不接受调解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确保调解协议的自愿性。同时对适用调解的条件和范围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可以借鉴即墨市等“医调委”的做法,医调委一般只受理索赔金额1-15万元的医患纠纷;患方索赔金额1万元(含1万元)以下的医患纠纷,医患双方可自行和解;患方索赔金额在15万元(含15万元)以上的,医患双方应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明确责任后再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医调委”受理调解后,要根据当事人的特点和纠纷的难易程度,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应签订调解协议书,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如果有一方不履行协议,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确保医患纠纷调解有效性与合法性

1.依法完善医调员的资格选任制度

是保证调解工作质量,推动调解工作持续开展,应当尽快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懂法律、懂医学、懂调解”的复合型的医调员队伍。在此可以借鉴仲裁员与公证员等职业的选任标准办法,规定统一的医患纠纷调解人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该制度除了重点考核应试人员的医药学、法学、保险等专业的基础知识,还应考核应试人员调解能力。从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员中选任公道正派、业务能力强的人员进入医调委专家库,进入调解程序后,医调委将从专家库中抽调专家对医患纠纷“定性、定责、定损”,引导医患双方签订和解协议。

2.落实医调委的运行经费

针对《调解法》只对调解经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对经费落实的检查督促机制的问题,以及《意见》提供的经费获得的三种途径的思路,笔者认为,最有利的保障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应当给予专门国家财政拨款,确保医调委的办公场所和基本经费尤其是医调员的待遇贯彻落实。

3.医疗责任保险的推广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7

关键词:购买服务;医疗纠纷;律师

政府向社会购买律师服务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一种具体形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源于英美国家,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安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对于某些设立的特定的公共服务目标,不是由政府直接运用财政资金提供,而是通过各种模式建立契约关系,委托社会组织或营利性机构等其他主体来提供,政府支付相应的财政资金的模式。

政府购买律师服务可以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法律服务效率和质量。目前,政府购买律师服务在行政实践中应用范围十分有限。2010年,司法部、原卫生部和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在此之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在全国各地快速建立起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为政府购买律师服务提供了新的应用空间。

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在解决医疗纠纷问题中的一项新的制度尝试。自2009年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开始,全国各地陆续组建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随着各地探索的逐步深入,较为成熟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已经形成。

当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主要由三方主体构成,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院和保险公司。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流程中占据主导与核心地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一般在司法行政部门下设置。医调委根据医患双方申请开展调解工作,运用专业法律和医疗知识提出调解方案,在医患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签订具有准司法效力的调解书。如果医院已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将根据医调委出具的调解书向患方进行理赔。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立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三种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其一是医患双方自由协商;其二是申请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其三是向人民法院诉讼。以上三种方法在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医疗纠纷的形成必然是医患双方无法协商的结果。此外,由于公立医院占我国医院数量的85%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公立医院的上级部门参与调解本身就缺乏客观性和公平性。最后,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需要患方先行支付巨大的诉讼成本。因此,患方不愿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医疗纠纷。面对制度层面的不可行,患方往往采取“医闹”行为强迫医院满足自身诉求。久而久之,“医闹”行为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必经之路。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恰好弥补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所规定的解决途径的局限性。医调委与医院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身份较为中立。此外,调解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且调解时间较短。由于以上优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在各地取得了医患双方的高度认可。

然而,在医调委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关键性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申请调解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高水平调解员呈现出相对短缺的局面。由于纠纷案件数量的不稳定性,医调委在确定聘用调解员数量上存在困难。根据降低财政成本的原则,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不但可以满足临时增加的案件需求,又可以从总体上节约财政支出,并且提高效率和质量。

二、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途径

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途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界定。其一是确定购买律师服务的范围,即哪些具体工作可以向律师购买服务。其二是确定购买律师服务的方式,即购买律师服务应采取《政府采购法》中何种形式更为适当。

1.购买律师服务的范围

医调委在以下方面可以购买律师服务:

(1)事实调查。由于资源及法律权限所限,医调委在进行调解时仅能依靠医患双方提供的证词及书证进行事实判决,而不能进行实地调查。这就使医调委对纠纷事实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引入律师服务恰恰能弥补医调委工作的这一不足。《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因此,律师具有法定的调查权,可以进入纠纷医院,对相关人员、视听资料、书证、物证等进行调查取证。律师参与调查取证工作,可以保证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实践中,律师作为第三方主体的独立取证往往可以获得当事人的认可,对纠纷双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此,律师协助医调委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有助于案件调解的公正性,提高医患双方对医调委调解意见的认同感,做到案结事息。

(2)参与调解。医调委可以聘请律师作为调解员直接参与调解,或独立负责整个案件的全程办理。律师是具有司法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员,不仅具有从事调解工作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具有丰富的办案实务经验。因此,律师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取得医患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律师在参与调解过程中,可以随时向医调委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保证调解工作合法、合理进行。总而言之,聘请律师担任疑难案件的调解员或直接参与案件调解工作,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和案件办理质量。

(3)出具法律意见书。医调委根据自身需要可以聘请律师对调解中的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在律师不亲身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的情况下,律师仅根据医调委提供的纠纷事实及相关证据,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秉承客观、公正的执业操守,对案件进行法律层面的认定并依法提出调解建议,以法律意见书的形式提交给医调委。此种购买律师服务的方式比较简单,律师仅提供单纯的书面工作。虽然律师服务在整个纠纷调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少,但程序简便,易于被医调委接受和采纳。

2.购买律师服务的方式

大部分地区医调委隶属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管辖,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因此,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也应遵循政府采购的相关法律规定。《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6种政府采购方式:(1)公开招标;(2)邀请招标;(3)竞争性谈判;(4)单一来源采购;(5)询价;(6)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其中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目前,各地医调委均未正式实施向律师购买服务的措施。但是在其他政府部门中,已有一些购买律师服务的成功实践。如2005年,成都市金牛区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法律诉讼服务;2009年,深圳市政府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向律师购买法律服务,深圳市33家律师事务所成为首批获准为深圳市政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机构。同时,深圳市福田区政府按照“以事定费,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通过招投标方式采购律师调解服务,被称为“福田模式”。2009年,上海市政府为营造世博会良好环境,用政府购买律师服务的方式化解拆迁积案。2009年,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市政府部门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试行办法》,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通过政府统一采购的方式,为政府部门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制度。以上探索为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由于律师服务的个性化特点,所以不能将服务价格作为购买律师服务的唯一考量指标。对于律师服务的质量主要应从律师所和承办律师的专业水平进行综合比较,选择一些具有医疗纠纷办案经验的律师所和律师作为备选对象。然后,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要求,通过邀请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中标律师所。

三、完善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建议

在当前法治和政策条件下,政府购买律师服务的整体环境还不完善。短时期内医调委不可能将购买律师服务作为主要的服务外包方式,但从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可见,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是政府精兵简政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在推进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之前,要持续推进以下方面的相关工作。

1.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思想认识

传统的政府治理思想强调全能政府的亲力亲为,所有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全由政府直接提供和运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全能政府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建立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大范围购买公共服务是必然性的制度选择。为了适应政府改革的需要,要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的思想进行传播。尤其是要让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购买公共服务是实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鼓励各级政府积极尝试运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以履行自身职能。在各级政府普遍接受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后,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工作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颁布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相关政策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不断深化,国家层面已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从政策实施的情况看,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主要集中在公益服务和社会养老等非常有限的几个领域,至今没有中央政府层面关于政府购买律师服务的政策出台。由于缺乏政策支持,政府或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发展并不理想。比如,要推行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工作方式,政府必须要在一定地区或范围内颁布相关政策,以示支持。

3.逐步建立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配套制度

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不但要建立购买制度,还要建立监督、评价、反馈等相关配套制度。具体而言,在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过程中,不但要建立起购买环节的制度,还应建立起相关的运行和绩效评价制度。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全面公开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相关信息,建立由医调委、医院、保险公司、患方及独立第三方组成的评审机制,及时组织对已完成的律师服务项目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应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后续医调委购买律师服务的重要依据。建立律师服务质量反馈和评价制度,将业绩情况纳入律师所和律师的执业档案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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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春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21-23.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8

坚持以防为主。要真正切实有效地遏制医疗纠纷的发生,预防是根本。首先,医疗机构应该做的:狠抓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一是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建立医疗纠纷的长效防范机制。医疗机构必须针对医疗质量管理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容易出现医疗安全隐患的重点环节,进行逐一排查和重点排查,并将管理责任落实到人,最大限度保障医疗安全。定期或不定期对各科室进行检查考核,并对考核结果严格按制度兑现,对出现过错的科室,督促其进行整改。同时,经常组织医护人员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发生的医疗纠纷认真分析讨论,找出其主观、客观方面存在的原因,并对照自身,总结经验教训,对本单位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改正和完善。二是加强医疗机构硬件、软件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完善自身医疗设备,对使用时间过长、维修频繁的医疗器械要予以更换,及时更新设备,以适应诊疗的需要。改进服务流程,改善医疗机构内部环境,为患者提供清洁、舒适、温馨、私密性良好的诊疗环境和便民服务措施,让患者享受周到的服务。不断推进技术创新,鼓励进行科学研究,以适应医学发展的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三是推行诚信服务,增进医患沟通。这是确保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的重要环节。良好的医患沟通,不仅能增加患者对医疗行业高风险性、高技术性的了解,加深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更能疏导患者的心理问题,促进早日康复。所以,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必须提高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转变服务作风,注重诚信服务,加强医患沟通。沟通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医患之间加深理解与信任,促进医疗过程顺利进行,让患者在生理与心理上获得双重康复。患者入院后,我们首先必须维护其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其隐私权以及对医疗服务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改善服务态度上,积极推行微笑相迎、主动问候、首诊负责、出院相送的服务模式;语言文明礼貌,杜绝生、冷、硬、顶、推等现象。在沟通的方式上,可以是医患之间面对面的沟通,这需要医护人员多关心患者,多了解患者所需要的关心。对医护人员来讲,多询问患者的病史,多关注病情变化,多关注检查结果,多把诊疗过程告诉患者,这些都是医护人员关心患者的表现。医院也可以公布投诉电话、设立信箱,及时整理、收集患者对医院的意见、建议和投诉等,并及时受理处置,认真改进,以此来维护患者的消费权。

由于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纠纷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坦然面对,缓和矛盾,妥善解决。

第一,认真分析。医疗机构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分析医疗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差错的重要环节,根据分析结果认定自身在医疗过程中有无差错,有无责任,差错与责任有多大,医疗结果对患者身体有无损害,损害程度有多大。

第二,协商处理。在认真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之后,如果在医疗过程中医院不存在任何过失,只是由于患者及其家属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对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的诊疗行为不理解,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有关医学知识,以及医护人员诊疗行为的科学性、风险性与必要性和合理性,取得他们的理解,使纠纷得以在萌芽状态中解决。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9

【关键词】医院医患关系管理

一、医患关系管理的概述

医患关系指的是在医疗活动中,病患与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医疗人际关系,其是以医疗职业技术为基础,以医疗执业道德为核心,在医疗活动中不断发展的。目前,医学界对医患关系的定义有广狭之分,狭义上的医患关系,指的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广义上的医患关系,指的指医疗者(包括医院、医生、护士等)与就医者(患者、患者家属等)之间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关系。从两个定义可以看粗,广义的医患关系的定义是在狭义的医患关系的基础上延伸得到的,本文研究的医患关系是广义上的医患关系,即医疗者与就医者之间的关系。医患关系管理是以医患关系为内容的管理,指的是医疗机构以管理理论为依据,根据医院资深实际情况,通过制度和规范对于就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目标、有计划的监督管理,维护医方与患方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二、医患关系管理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医闹事件不断增加,这给全国医生都造成了伤害,医生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医患关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缓解我国激烈的医患关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但其过程非常缓慢。要较快缓解我国当前激烈的医患关系,必须要通过改善医患关系管理为切入点,建立高效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管理是解决当前医患纠纷,打破“医患僵局”的重要途径。建立科学的医患关系管理体系是我国创建和维持良好医患关系重要基础,是提高医院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对医患关系进行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化解我国当前激烈的医患危机,也有利于医院在管理中不断动态把握市场发展动向,拓展医院的服务功能,提高就医者的满意度,提高服务效率。此外,医患关系管理的推进能够有效评价医院的服务,区分客户类型和客户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建立客户关系结构,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完善医院的管理流程,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切实提高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医院的品牌优势。

三、医院如何进行医患关系管理

(一)医院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提高医患关系管理,要求医院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时刻树立“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这要求医院要不断加强服务理念的教育。自古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医人员的职业道德都被广泛关注,医者要用自己的良心和技术来执业,将病人的健康摆在首位,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医院领导作为医院的管理层,必须重视医患关系管理。医患关系管理要落到实处并取得效率,必须要求医院领导对其予以足够的重视。杜绝医院被投诉是不可能的,处理医患纠纷的最有效途径是正确对待就医者投诉事件,及时与就医者进行沟通,就投诉的问题发现医院管理存在的不足,并针对性地进行完善,促进医院改革和创新。

(二)医院设立专门的管理医患关系的组织机构

医患关系的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医院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对其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医院关系是当前各大医院面临长期的、重要的、复杂的问题,紧靠一两个工作人员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应当建立在医院内部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医患纠纷。医患关系管理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工作任务多、要求高,要求负责医患关系管理的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工作能力强,而且要品行端正、心理素质良好、甘于奉献,对负面情绪能够及时清理,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等。

(三)医院建立与医患关系管理相关的制度

建立医院关系管理,必须依赖于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落实,主要的制度包括医患正常关系管理制度和医患危机管理制度,前者是就诊前、就诊中和就诊后的医患沟通制度,后者指的是医院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制度。医患关系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做好出院患者回访工作。医院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告知患者出院后的治疗保健方案、注意事项、复诊时间、复查项目等,并由主管医师对病人定期进行访问,将医疗服务持续到后续康复中,就患者出院后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处理,改善医院管理的薄弱环节,防范医患矛盾。第二,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当医患双方发生纠纷无法协商解决时,可以引入第三方协调机制来化解纠纷,化解纠纷和实现医疗责任保险理赔,防止医闹事件和暴力事件。

(四)创新医患关系管理方法

医患关系管理方法要不断创新,增加医疗信息透明度。医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复杂学科,在就医期间,就医效果一旦达不到就医者预期,患者及其家属因为缺乏医疗专业知识可能对医生不信任。事前预防医患矛盾发生是医患关系管理的重要途径,通过定期讲座、医生家访、术前沟通等方式,让就医者更多地了解治疗风险和治疗措施,掌握更多的医疗服务信息,让就医者充分了解就医风险。由于就医者与医疗者在信息上存在不对称,医院应采取多途径让患者了解医院相关信息,公开药品价格,让就医者明白消费。此外,还要强化医患沟通,增强理解和信任,降低医患纠纷。

总之,医患纠纷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给医院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缓解我国激烈的医患关系,建立科学的医患关系管理体系是重要途径,提高就医者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段玉焕,郭秀卿,董芳.医院客户关系管理初探[J].中国医院统计,2012(6).

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篇10

(一)属地管理。按照行政区划,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工作由乡综治委组织实施。

(二)部门联动。根据部门职能,医患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相关部门协作配合。

(三)预防为主。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上,最大限度减少医患纠纷,最大限度防止医患纠纷激化。

(四)教育疏导。处理医患纠纷过程中,坚持教育疏导为主,引导医患双方通过正当渠道和合法途径解决问题。

(五)重在调处。坚持实事求是,查清事实,准确定性,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明确调处责任,及时化解纠纷。

(六)依法处置。对医患纠纷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和,依据法律法规及时果断处置。

二、预防措施

(一)乡卫生院要教育医务人员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

(二)乡卫生院应加强对医疗价格的管理,督促各基层卫生所建立完善医疗费用一日清单制和查询制度,严禁乱收费,杜绝不合理收费。

(三)卫生执法部门要加大监管,严格人员、技术、设备等服务要素准入,严禁无执业资格的人员从事医疗技术服务,从源头上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四)乡卫生院和卫生所应强化医护人员医德医风和廉洁行医教育,健全监督机制,畅通患者举报渠道不断提升患者满意度。

三、处理程序

(一)医患双方当场封存所有与纠纷有关的医疗文书和现场实物,并由医疗机构妥善保管。

(二)医方必须严肃认真核查患者质疑的问题,并及时口头或书面向患方通报核查结果。

(三)医院负责人必须在1小时内赶赴现场,面对面地听取患方诉求,认真解释患方的质疑,明确告知解决纠纷的途径。

(四)医院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办公室必须在1小时内将发生的纠纷处理情况报告县医患纠纷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可能引发刑事、治安案件或的纠纷,同时通报乡综治委和派出所。

(五)协商处理不成的,特提卫生行政部门调处,对调处结果仍不满意的,根据患方意愿,转请医疗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调解,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或向人民法院提讼。

四、应急处置:

(一)患者在医疗事故过程中死亡的,其尸体应立即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对停尸闹事或要挟医方的,应通知乡综治委派出得力干部进行教育劝解,对劝解无效的,由公安派出所协助医院采取强制措施,将尸体移至太平间、殡仪馆或公安机关指定的其它地方。

(二)医患双方对死者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48小时内申请尸检,具备尸体冰冻条件的可延长7日,尸检应当经患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尸检费由医疗机构垫付。对拒绝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所以责任由拒绝或拖延方承担。

(三)对侮辱、威胁、恐吓或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或在医疗机构寻衅滋事或损坏医院财物、设灵堂、抢夺尸体等的,由乡综治委通知公安机关维护好医院正常诊疗秩序,保障医院财物和医务人员生命安全,同时协助医院强制将尸体移送至殡仪馆或公安机关指定的其它地方。

(四)对医患纠纷引发的,由乡综治委通知卫生、公安、司法等单位和患者及家属所在地的单位或村协助处理,对于属于医疗事故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对无理取闹,实施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理,对在幕后操纵“医闹”的组织策划者和骨干分子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五、工作职责

(一)乡综治委要把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作为和谐平安人和建设的重要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对医患纠纷突出、“医闹”事件不断发生的地方,适时组织力量开展重点整治。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院要把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列为平安医院创建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平安医院创建活动。

(二)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适时通报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理情况,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解决对策。

(三)对属医疗责任事故引发的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对负有责任的医护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对不属于医疗事故但有过错的,按实际过错严肃处理;对医患纠纷发生后篡改、伪造、隐藏医疗文书和现场实物的医院及直接责任人加重作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