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研究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30 00:47:01

老龄化研究篇1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日本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对策

一、引言

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的定义,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数量比重的7%以上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跨入老龄化社会,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特别是在日本的农村,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日本国民寿命的增长,出现了大量的高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地涌入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给日本农村社会生活及农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日本老龄化问题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5%。而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的增长超过了7%,1994年则进一步增长到14%。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显示,截止至2011年10月,日本人口总数为1亿278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为297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3.3%。与2010年(23%)相比,增加了0.3%。其中,男性老龄化人数为1268万人(平均寿命84.19岁),女性为1707万人(平均寿命90.93岁)。

三、日本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平均寿命的增长而导致65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日本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增长。以平均寿命为例,2011年,日本男性国民的平均寿命为84.19岁,女性国民的平均寿命为90.93岁。

二是由于出生率降低而导致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

与日本社会高龄化的增长趋势相反,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却是在逐年下降。1956年人口出生率为2.22%,1975年降至1.91-2.00%,1993年为1.46-1.50%,2005年则降至历史最低点1.26%。今年虽然略有回升,但仍然只能达到1.39%的水平。

四、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1996年11月15日,日本内阁颁布了《高龄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从雇佣、养老金、医疗、福祉、教育、社会参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着手,依靠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地域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共同携手努力,来解决老龄化问题。其主要体现为:

1.增加高龄人口的就业机会,提高高龄人口的收入,并加强稳定社会养老金制度。

2.通过加强高龄国民的健康管理、支援社会护理服务体系的发展、改革高龄者医疗制度,以实现高龄者健康寿命的延长和生活品质的提高。

3.为了促进高龄者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鼓励高龄者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他们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

4.从生活环境方面进行改善,比如在城镇规划建设、交通安全等多方面增加投入,来确保形成适合高龄者生活的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

五、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社会老龄化对策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成果。尤其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通过确立老龄化对策的相关法律,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参与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构筑从政府到地方、企业、家庭、个人的全局性的老龄化社会对应体系,是日本老龄化对策的核心。这一点,对于我国所面对的日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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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研究篇2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扩展索洛模型;合理养老水平系数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98-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5-22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李绍泰(1988-),浙江台州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统计、抽样调查。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反映了人类的进步,表明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们的健康、营养水平的提高。法国在1865年率先进入老龄化国家,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我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确定不同老龄化率下合适的养老金支出,既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水平,是目前研究的重点。穆怀中在研究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时将养老金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作为养老保障的考核依据[1]。姜向群通过计算养老金总额在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来观察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缴费负担的影响,并提出了改革养老金制度的建议[2]。李敏用养老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研究合理的养老金支出,虽然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但并没有在生产函数中加入年龄结构[3]。

本文通过建立加入年龄结构的索洛模型,推导出老龄化率下养老金支出系数公式,测算了给定老龄化率下国民经济中应该分配给老年人养老所占的比重,文中称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反映在不同的人口结构下,考虑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推导出养老金总额应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中国目前实际的养老金支出比例,文中称为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根据模型中推导出来的公式,用养老金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老龄化率的比值来表示。本文将合理的养老金支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分析了目前养老金支出比例与合理养老金支出间的差距及原因,为政府制定养老金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一级标题二、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推导与分析

二级标题1扩展索洛模型的建立

索洛模型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主要关注四个变量,即总产出Y,资本K,劳动L,以及“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假定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它的生产函数采取如下的形式:Y=F(K,aL)。本文研究中加入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索洛模型中的劳动L仅仅指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扩展后的索洛模型形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n代表总人口,α是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老龄化率。β表示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少儿比。1-α-β则表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γ表示劳动参与率,所以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表示成L=(1-α-β)γn。

θ是老龄人口的人均养老收入与全体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之比,称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即在给定老龄化率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其中:Yα是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的养老总支出,即老年人的养老总收入。Lα表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则Lα=αn。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公式中可以看出,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越多,养老水平越高。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可以很好地研究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情况。

经济产出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分配,投入投资的份额s是外生的,现有资本以速率δ折旧,投入资本的增量为:

二级标题2老龄化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影响分析

为了观察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下面推导加入老龄化因素的索洛模型平衡增长路径。

式(2)等式两边同乘以k,得到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为:

其中: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f(k)=YaL,未加入年龄结构的原索洛模型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k&=sf(k)-(n+g+δ)k,第一项sf(k)称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第二项(n+g+δ)k为持平投资(见图1)。与原索洛模型相比,加入老龄化因素的扩展索洛模型推导出的式(3),第一项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减少了sαθf(k),第二项持平投资减少了(m-α&+β&1-α-β)k。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可以从正效应和负效应进行分析。

(中)图题图1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线

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们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意愿逐渐降低,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所以m会小于0,从而使持平投资的斜率降低,使得为了保持现有资本水平的持平投资减少,稳态资本水平k增大,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第二,如果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即α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经济产出中,单位有效劳动产出f(k)中有αθf(k)的产出分配给老年人用于消费,导致实际投资减少,从而降低了资本的积累水平,使资本低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资本水平k。第二,由于老龄化率不断提高,储蓄水平下降,使储蓄率s降低,实际投资下降,加深了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第三,如果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快于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即α&+β&1-α-β

二级标题3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推导

其中:表示人均国民收入,Yα是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支出的部分,Yβ是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抚养少儿人口的部分,Yc是扣除分配给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后的分配给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投资的部分,α是人均养老收入水平,β是抚养少儿人口的人均支出水平,c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

假定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μ倍,并且只消费不储蓄,老年人的收入就等于消费:μ(1-s)c=α。假定0~14岁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是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ν倍,并且也只消费不储蓄,则有:ν(1-s)c=β。所以,可以推导出老年人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模型:

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主要是由储蓄率s、老龄化率α和少儿比β共同决定的。储蓄率s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呈负相关,储蓄率s下降,θ上升。反之,储蓄率s上升,θ下降。储蓄率高低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不确定的担忧,存钱养老,存钱防病。老龄化率α和少儿比β都与θ呈正相关,老龄化率越高,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越大,表明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要求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保障的支出更多。

一级标题三、实证研究

二级标题1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计算与比较

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70%左右[4~5],也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的80%[6]。史多尼兹(Stolnitz)对不同年龄组的消费水平系数给出了两个假设:一是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都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7。二是少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6,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08[7]。王金营对中国1978~2003年加入年龄结构的消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和检验,发现这两个假设都通过了检验,但是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系数都为07时,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检验效果更好,更加符合中国的消费规律[8]。

本文对中国1985~2010年的消费时序数据进行检验,以1985年作为不变价格,对消费和GDp进行价格平减,结果如表1所示。

标准消费人口用SCp表示,SCp=[μα+νβ+(1-α-β)]×n,

一个标准消费人口的消费水平sc=CSCp,考虑消费习惯的标准消费水平函数与人均收入(用人均GDp表示)和前一期的消费sct-1有关。模型如下:

注:中国的老龄化率和少儿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的全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个阶段:1990~2000年和2001~2010年。第一个阶段,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总体上呈现稳定,没有很大的波动。第二个阶段,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不断下降,在最近几年逐渐趋于平稳。2000年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为0531,2010年为0402。在扩展索洛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中,实际投资为s(1-αθ)f(k),因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θ的降低,实际投资变大,使经济产生正效应,但这个正效应是建立在牺牲老年人利益的基础上的。

与其他四国相比,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较低,我国从1990年的0524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0402。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1990年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跟中国相差不多,中国为0524,日本为0552,最近20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不断地提高或保持稳定,而我国却在不断下降,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769%降至2010年的166%,老年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57%增长至2010年的89%,但老龄化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少儿比的下降速度,即α&+β&

二级标题2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测算

三级标题(1)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的测算与分析。实际养老水平系数是反映在不同老龄化率情况下,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文参考穆怀中的社会保障模型和姜向群的养老金缴费率模型[9~10],结合推导出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构建了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从扩展索洛模型中推导的养老水平系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主要由养老金支付水平系数和老龄化率的比值来表示,文中所用的养老金支出采用的是城镇居民养老金支出,统计年鉴中农村养老金支出从2010年才开始有数据,且只有2004亿元,相对于城镇养老金支出的105549亿元,影响不大。

实际养老水平系数=1α×养老金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1α×养老金支付系数

为了后面进一步研究实际养老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把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公式分为两个部分:老龄化率和养老金支付系数。养老金支付系数,用Z表示,即养老金支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反映了经济总产值中社会分配给老年人用于养老的支出比重。

根据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公式计算的详细结果见表3。图2反映了20年来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

和合理养老水平系数的变化情况,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1990年时只有0144,在2000年时达到了0305,增加了0161。这十年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逐步提高,在1999年时达到一个峰值。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时降至近十年的最低。2010年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为0296,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3%。老龄化率的增加会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产生负向作用,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实际养老水平,因此,在满足更多老年人口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高对老年人的养老金支出水平。

从表3可知,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和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两者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中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前一直稳步上升,但最近十年总体呈下降趋势;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最近十年也是趋于下降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因此,两者的差距在减小。从表2可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的全球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平均值的历年数据在066左右,因此,我国的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也应该把066作为发展目标。

(中)图题图21990~2010年中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和实际养老水平系数

过高的养老水平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经济总产出中分配给老年人过多,会减少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总产出的进一步扩大。过低的养老水平又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给家庭成员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确立合适的养老金标准,既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级标题(2)中国实际养老水平系数的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我国2000、2010年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分别为0305和0296,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下降了3%,是老龄化率和养老金支付系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老龄化率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下降了2235%,养老金支付系数使实际养老水平系数增加了2338%。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支付系数的影响因素,把养老金支付系数进行因素分解,如下:

养老金支付系数=养老金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养老金支出总额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平均养老金职工平均工资×离退休人数职工人数×职工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进入老龄化十年后,中国的养老金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21155亿元增至2010年的105549亿元,增长了3989%,老年人的迅速增加加速了对养老金制度的考验。平均养老金和职工人数指标根据表4中数据计算,运用多因素指数分析中的连锁替代法计算得:

平均养老金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X1。2000年X1为0715,2010年X1为0458,下降了3693%。养老金支出在平均工资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一方面表明职工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反映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低于职工工资增长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职工工资的增长,物价水平被不断抬高,而老年人的养老金增长速度要慢于职工工资,这将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要适当提高养老金的增长幅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人数的比例X2。从2000年的0270增长到2010年的0487,增加了8046%,相当于两个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负担一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这对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468%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1564toZS,老年人口将近1/4,离退休人数也将快速增加,而随着少儿人口的减少,到时在职职工人数将快速减少,却要负担更多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养老金支出会出现巨大负担,也更容易产生养老金缺口。

职工工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X3。与2000年相比,2010年X3增长了671%,从0110增加到0118,变化不大,表明职工工资的增长基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步调一致。综上所述,影响养老金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为X1和X2,随着离退休人数的快速增加,养老金的支出会更多,未来将给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政府部门要提前做好规划部署。

二级标题3未来中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预测与比较

2015~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α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β的预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储蓄率数据作以下处理:①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最近十年基本趋于稳定,因此,储蓄率的预测数据以各个国家最近十年储蓄率的均值来代替。②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不能简单地以最近十年储蓄率的均值来代替。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各项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的总储蓄水平会不断下降。日本跟中国同属东亚,民族间有很多相似性,在1990年时两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相差不多,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将参照日本的储蓄率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预测中国可能在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30/content_12903596htm。因此,假定储蓄率每年保持一定的速率下降,并在2040年,中国的储蓄率降至日本最近十年的平均水平025,并在预测期最后十年保持稳定,预测结果见表6。

未来4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逐步提高。从表6可以看出,我国在2040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是0635,跟养老水平最高的美国有0077的差距,与最低的瑞典有0012的差距,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到达2050时,中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将达到064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跟美国和法国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存在差距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要大于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在2010年的储蓄率只有0120,预测期2050年的储蓄率为0140,远远低于中国。中国跟日本、瑞典储蓄率逐步接近的情况下,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到达2050年时我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468%,少儿人口比重只有1352%,在五个国家中,我们的少儿人口比重是最低的。日本的老龄化率将达到3327%,远大于中国,少儿人口的比重也略高于中国。瑞典的老龄化率为2296%,虽然略低于我国,但它的少儿人口比重达到了1779%,高出中国4个百分点还多。因此,综合各种情况,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要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实际养老水平系数与合理养老水平系数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缩小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实际养老水平在不断提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增加;另一个是因为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在不断降低,而全球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066左右。针对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实际养老水平。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做实养老金账户,提高养老金的管理水平,防止养老金缺口,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努力推进养老制度的发展。

二是要大力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如果未来不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到2050年时,我国将会出现少儿人口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个极端,对国家发展影响重大。因此,可以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从“双独二胎”过渡到“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随着未来人口的降低,应增加资源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的素质。

三是要合理利用老年资源,发展老年经济。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比发达国家早,到2050年占中国总人口近1/4的老年人赋闲,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还身强体健,老年人的经验阅历将是巨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老年人的经验技术,为年轻人提供指导培训,为企业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献谋献策。此外,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大力发展老年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服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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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6]

老龄化研究篇3

根据预测,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严峻时期,人口红利将逐步转为老龄化负担。积极的养老服务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现实需要。

一、我国老年养老现状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等几种。家庭养老,即养老的物质需要和生活照料由家庭成员提供。我国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家庭养老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养老方式,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工业社会的生产特点对老年人的地位造成一定意义上的冲击,以及我国的家庭结构快速地向“421”模式转变,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家庭养老的方式。而机构养老由于其缺乏社区和居家氛围,大多数老年人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养老方式。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更多家庭更倾向于居家养老。联合国早在1995年第50届联大报告中就强调促进《联合国老年人原则》的实施。根据该原则,老年人“应能在有收入、有家庭和社区的帮助以及自助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食物、水、住房、衣着和保健”。应能“尽可能长期在家居住”,应得到“家庭和社区根据各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给予的照顾和保护”。可以说,目前,医学研究、国际趋势、国内政策都已经将主流养老方式更多地指向了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老年人居住在家中,以社区为中心,将社区作为依托,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养老资源的一种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既可以让老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又可以把一部分养老功能从家庭转移到社会,由社会或者社区组织来承担和完成,弥补家人照料的不足。

二、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做法

我国对居家养老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在“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上提出应该积极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在借鉴国外“社区照顾”的基础上,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逐渐被推广和为人们认知。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的增大,以及政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居家养老服务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机构建设、设施建设、服务项目建设等方面都逐步完善。各地在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主要做法:一是以服务和代用券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采取政府补贴购买方式,对符合条件的老人发放补贴服务券,服务实体凭券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项目以生活照料、日托服务、保健护理、精神慰藉为主。二是成立老年活动中心。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得以普遍建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达到满足老年人休息、就餐、阅览、医疗康复、教育与文体活动的需求。大批日间照料站的建成,让更多老年人可以就近享受到各种服务和照料。三是配餐服务。在与老龄群体的深入接触中发现,很多老年人由于高龄、空巢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就餐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很多地区创新服务方式,依托民生服务中心建立起集配餐、就餐、送餐于一体的老年人配送餐服务中心,开展老年人助餐服务。

三、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议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政府社会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得以实践并迅速发展。尽管在各地,居家养老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居家养老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社会化程度不够,投资主体单一;居家养老的服务水平不高;养老机构布局不合理等等。

老龄化研究篇4

   对晚年进行沉思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专注———一种不健康的关切,有点类似于恋尸癖。因为人类学家实际上是自身文化的造物,所以民族志作者无意识地选择忽略生命周期里的这一阶段,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美国人对老龄化的普遍态度[1](p67)。好像是为了证明克拉克所言不确,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老年人的研究、出版物和组织化尝试都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爆发,它们拒绝了上一代人类学家们的恐老症。

   一、老龄化人类学的成熟

   虽然有些人依旧抱着玛格丽特·克拉克在50年前所指出的那种观点,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已经渐渐开始忽视以往知识界关于晚年和老龄化的错误观点。在早期确实有一些开创性的着作,例如利奥·西蒙斯(LeoSimmons)[2]的《原始社会中老人的角色》,还有渊博的格里高利·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一些文章。但是,对老龄化现象做全世界范围的、跨文化的分析还是由那些研究本国的北美人类学家发起。是奥托·冯·默林(ottoVonmerling)、朱尔斯·亨利(JulesHenry)、玛格丽特·克拉克、芭芭拉·安德森他们第一次将民族志方法变成了理解老龄化、地方文化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有力工具。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冯·默林在精神病医院的老年病房进行了田野工作,说明了文化上对晚年的贬抑是如何导致了老人得不到心理的和社会的关怀。朱尔斯·亨利紧接着出版了一本让人不安的民族志,叙述了三家美国疗养院中的生活。然而,只有到玛格丽特·克拉克的《老龄化的人类学: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出版,人类学研究老龄化才有了明确的指导。此后她与芭芭拉·安德森合写了《文化与老龄化:美国老年人的人类学研究》[3]。她们的着作考察了旧金山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关爱行动背后的文化动力学,这一行动的对象是患精神障碍的老年公民。从那以后,处理老龄化和老年人的人类学文献开始迅速膨胀。

   幸运的是,随着这些有全球性比较视野的晚年问题研究工作步入全盛期,一个鼓励和支持这些学术努力的新制度性框架也发展了起来。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学与老年学学会于1978年成立(ht-tp://artsc.iwust.ledu/~aage/),1982年由杰·索科洛夫斯基和拉尔夫·加鲁托主持成立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老龄化与老年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萨格勒布大会上第一次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后来的墨西哥城大会和威廉堡大会上都有来自该委员会的有分量的论文。德纳·申克(DenaShenk)、玛丽娅·卡特尔(mariaCattell)、阿兰·比托斯(alanBittles)和克莱尔·文杰(Clarewenger)、汤玲玲(LengLengthang)都为维持和指导委员会做出了贡献。这些努力同样体现在创立了两份刊物上:《跨文化老年学学刊》和新创刊的《人类学与老龄化季刊》。委员会还协助编纂了《国际比较老年学研究者与研究目录》[4]。

   要想查找关于老龄化的迅速扩展的文献,可以从几本编好的着作入手:《老龄化的文化背景》(第二和第三版)[5]、《异文化,老年》(第二版)[6]、《全球视野下的老年》[7]、《衰老的经验》[8]、《人类学与老龄化:综合回顾》[9]、《老龄化及其转变》[10]、《衰老的其他方式》[11]、《面面观:老龄文化与健康》[12]、《文化与社会中的老龄化》[13]和《生活经历,老龄化》[14]。最近也有一些重要的文集关注具体的主题,例如东亚的孝道与社会变迁;非洲的年龄关系;无子女的老龄化和痴呆的文化分析。

   还有大量民族志阐明了印度、中国、非洲、日本和美国的老年文化动力学。在医学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兴趣中,也有一些书和重要的文章在关注健康话题和长期关爱。

   还有许多杂志最近有特刊关注老龄化人类学。包括:《生物人类学与老龄化》(20(2),2006)、《沟通实践与气候》(JournalofCross-CulturalGer-ontology19(4),2004)、《在跨文化视野中积极应对老龄化》(JournalofCross-CulturalGerontology16(1),2001)、《老龄化与老年人关爱》(JournalofFamilyissues21(6),2000)、《家庭健康关爱与老年人:国际视野》(JournalofCross-CulturalGerontology8(4),1993;)、《老龄化与健康的文化背景》(medicalanthropologyQuarterly9(2),1995)。

   重要的是,人类学在研究老龄化方面的专长通过几本着作走向了理论上的成熟,它们是《老年研究的新方法》[15]、《年龄与人类学理论》[16],《全球视野下的老年》[6]和《老龄化的经验》[7]。这些着作都旨在推动关于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的人类学方法和理论这一特殊领域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最后一本书报告了“年龄计划”,该计划是学者们第一次努力将长期的田野工作与具体而首尾贯通的研究协议结合起来,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研究老龄化。研究不仅在香港、博茨瓦纳和爱尔兰乡村的居民中展开,也包括了两个美国社区。研究显示“泛及体制”的社群特征(例如社会不平等)和“内部机制”(例如价值观)是如何为老年人概念化生命周期、建立年龄规范、影响对于幸福的认知创造了明确的背景[7]。

   “年龄计划”已经启发了其他研究者采纳它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得到应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柯林斯发现在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中,意识形态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贡献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也就是说,成功的长者是那些愿意把他们积累的知识传授给社区里的年轻成员的人。

   二、全球背景下的老龄化人群

   直到上个世纪末,世界上的许多人口只有不到60岁的平均生命预期,这远低于人类可能活到的潜在极限120岁。此外,15岁以下的少年人比6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多得多。这种情况变化得很快。从2000年开始,在大多数后工业化国家,人口中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了15岁以下的人,在其他地区,2050年以前也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到2030年以前,大多数第三和第四世界地区还不会达到现在北美、很多欧洲国家、日本的“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但是象巴西、印尼和墨西哥这类今天的“年轻/少年”国家将会发现它们的人口中年纪最大的人数(超过65岁)至少会翻两番———在印尼甚至会翻四番。

   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们的人口特征到2050年为止依然会显得相对年轻(见表1),保持着一种较高的潜在赡养率(8位年轻的成人赡养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在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的传染导致了“短命”(Shortgevity),过去10里生命预期全面下降,并因此对传统的国际援助与交换体系造成了巨大破坏。

   人类社会戏剧性的人口成熟,是伴随着所有那些极其强大且前所未有的当代全球转型发生的。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比欧美更严重的人口成熟问题。

   到2025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会达到76岁,比美国高7岁。这种变化已经促使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重新思考其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政策。全球老龄化的后果将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人类学家研究的每一个题目,包括人类生命跨度的生物性极限,生命周期的文化建构、代际交流与亲属关系、家户与社区、中年与老年的文化表述、对待残障与死亡的态度等等。

   三、老龄化:晚年(elderhood)和老年

   从生物的角度讲,老龄化牵涉到长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在成熟期和衰老期都是如此,通常在男人和女人在度过青春期之后,变化就开始了。生命周期中有漫长的成熟期是智人的种群特征。此外,人类也是灵长类动物中唯一一种在育龄之后还有大量雌性存活,而且由亲属和社群来赡养超过五六十岁、生理机能下降的老人的物种。对非洲哈德扎劫掠者(Hadzaforagers)的研究表明,儿童能否长到成年实际上与祖母和老年的姑妈有莫大的关系。不过,现在有各种研究者已经在探讨有无替代霍克斯的“祖母假设”的可能,例如“母亲”、“族长”和长寿的“首要典范化身”等。

   人类生命周期的文化建构在如何感知和对待老龄化和社会里最年长的人方面创造出了相当大的变异。人类文化系统通过语言创造标签,来勾画出成人阶段的晚期,从而承认生命周期模式的重要性。史迪夫·埃尔伯特和玛丽娅·卡特尔在老人、老年和长者之间做出了有益的区分[6]。“晚年”的概念存在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它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个人在生命周期中的地位的社会性和功能性界定。这个概念被用作指标,来将一代人放在与社群内他人的关系中衡量其社会成熟度。这与用某种晚年的标准来界定老年,并将这种标准与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行为如何反映出生物上的老龄化过程相结合起来的做法大相径庭。在许多部落社会中,晚年的到来伴随着仪式转换,并不一定经过许多年。没有通过这些仪式性过程的人,不论年纪多大,也不会被认为是老人。在澳大利亚土着和非洲游牧部落中,人们在30岁早期就可以进入晚年的初始级别,在以后的岁月中通过仪式过程,进入其他的老年人地位。

老龄化研究篇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在2014年出现负增长,而且中国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老龄化将会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长期特征。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老年人生活涉及的养老保障体制、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及家庭生活照料等方面,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政府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通过在养老、医疗领域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我国在财政支出方面也有了类似的变化:财政支出规模逐年扩大,并且养老保障金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2014年为14.33%,较1900年的4.40%上升了9.93个百分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将会受到老龄化加剧的影响,财政风险会相应提高。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讨论其产生的财政风险以及应对措施,是十分有意义的。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明显,故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收支的研究较多,其中包括新古典偿债模型:即通过研究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序列之间的时间序列性质,来检验政府债务的长期稳定性。Faruqeeandmuhleisen(2001)对日本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及财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未来人口转变将会成为日本的一个必然特征,出生率的下降暗示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及日本人口的减少,这种人口转变将会对日本社会及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日本需要实施长期的财政政策来维持公共支出的可持续性,并建议日本采取减少公共投资、扩大收入及消费税收并减少社会保障福利来解决长期的财政负担。

我国学者从1982年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田雪原发表《关于人口“老化”问题》之后,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因此那时的研究集中在研究人口数量的问题上,极少关注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及影响。1986年袁辑辉、邬沧萍开始探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分别发表了《老龄化问题》及《漫谈人口老化》。至此之后,国内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及财政支出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厉以宁(1994)通过对包含老年抚养系数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后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具有横向及纵向关系,横向来看,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变动关系;而从纵向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且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余永定(2000)通过建立“国债/GDp”动态路径模型,采用“国债警戒线”作为判断财政稳定性的标准,衡量了财政赤字/GDp的稳定性。张天芳、王林、吕王勇(2006)通过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将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预测,如果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超过10%,政府财政将需支出50%来满足社会保障支出,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5.34%,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将会进一步加重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李民强(2010)认为,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我国的财政长期是稳定的;如果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我国的财政中长期是不稳定的。李洪心、李巍(2012)研究得出,老龄化会导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也会增大,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等也对财政支出规模具有较强劲的相?p性。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对财政收入、支出的影响

(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老年人口抚养比1不断升高的过程。国际上通常的划分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我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从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06%,老年人口抚养比13.7%(见表1)。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据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5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二)老龄化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长期特征。2011年底,我国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就达到了1.23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从1982年到2000年,我国总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47%,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为3.02%,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55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4年,总人口的增长率为0.57%,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3.57%,高于总人口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实施了30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的速度较发达国家更快。根据联合国的预测,1990年到2020年间,世界老龄人口年均增速仅为2.5%,但我国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3%。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到世界老龄人口的24%,即:全世界约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老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7%上升到14%只用了25年的时间,而比我国经济发达的美国用了66年,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5年。

在老龄人口增加的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逐步下降。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少儿抚养比从2005年到2014年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可以预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也会呈现出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会由2010年占总人口74.5%下降到2050年的56.7%。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抚养比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供给将进一步减少。而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调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的时间较长,老龄化又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老龄化将会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长期特征。

(三)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服务体系跟不上老龄人口需求。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养老体系及医疗水平均较高,可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经济上的挑战。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GDp一般为5000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800美元,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6.2%,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老龄化带来的负担较重。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会使得老年人群对赡养、医疗、社会福利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但是,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还远远滞后于养老的服务需求,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更加不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更重。

(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老化,导致社会产出及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来说,劳动者体力的好坏对劳动产率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而老年人口体力及精力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且高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及科学技术的能力?^差、缺乏创新、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也较差,将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及技术变革,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社会产出及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并缓解养老的巨额财政支出,老龄化的加剧将促使政府采取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以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对老龄产业进行扶持,比如对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的养老金给予税收减免、对私人养老服务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虽然有利于老年产业发展,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减少。

(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使我国在养老和医疗方面财政支出持续增加。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如此多的老年人将会导致与养老、医疗相关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上升。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及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增大,领取养老金、养老保障的人数增加,直接加重了我国财政的养老负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部《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84232万人,比1996年的8800万人增加了7543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金累计结余35645亿元,较上年下降4370亿元。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预计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并且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在相应的增长。所以,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政府的养老支出压力也将逐步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自身的生理特征,身体功能开始下降,很多老人不得不面临慢性疾病的困扰,加之老年人对健康生活的需求,将会促使政府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老年人的卫生、医疗条件,导致国家用于老年医疗的费用增加。

三、政策建议

(一)减少和避免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返聘老龄高级人才。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一些人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比如科研、医学领域老年人队伍中的佼佼者,即便在知识和技术更新换代频繁的今天,他们仍然能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游刃有余。通过返聘,可以继续使他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二是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的素质,使其成为能对社会贡献力量的人力资本。不论是因为经济的困难还是排除空虚的需要,一些低龄老年人就业的愿望非常激烈。可是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过时,跟不上社会的步伐,难以胜任各种岗位的工作。发展老年教育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就业需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三是大力发展老年产业。目前,我国老年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呈不断上升的态势。而我国作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广阔市场,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机构等,将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

老龄化研究篇6

关键词: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1.068

1前言

据统计,近年来新疆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截至2013年底,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253.18万,人口老龄化比例达到11.18%。据了解,新疆253.18万老年人口中,60岁至69岁人口为153.37万人,占老年人口60.27%。据2014年底,乌市常住户籍老年人口已达38.48万人,占常住户籍总人口(258.8万)的14.91%,较上年增加了2.79万人,增速为7.82%,是近5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以上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国际通行标准,新疆于201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乌鲁木齐市早在此前已经提前进入。这表明在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下,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不断提高和改善,人均寿命在不断提高,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人口老龄化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虽然乌鲁木齐市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较其他省晚,但是乌鲁木齐市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社会保障滞后,社会承受力还很弱的条件下出现的,将会对乌鲁木齐市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瓶颈制约,导致多种压力接踵而来,让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加突出,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借鉴其它省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丰富经验和有效措施,做好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的充分准备。

2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2.1乌鲁木齐市总人口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乌鲁木齐市的总人口为10.7710万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乌鲁木齐市总人口为14.4096万人,跟1949年比较人口增加了3.6万多人;经过三年调整期,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上升到54.0517万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39.6421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已达109.1680f人,又增长了55.1163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达到了129.1051万人,增长速度开始变缓,只增长了19.9371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208万人,增长了103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为311.2559万人。如图1所示。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人口在增加,但是增加幅度不大,如乌鲁木齐市2011-2015年常住人口图。

通过2011年-2015年五年人口变化可看出乌鲁木齐市人口增加数量在逐渐减少。2011年乌市常住人口为321.21万人,比上年增加9.95万人;2012年乌市常住人口为335万人,比上年增加13.79万人;2013年乌市常住人口为3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万人,2014年乌市常住人口为353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人。2015年较去年只增加了两万人,是“十二五”期间人数增加最少的一年。

2.2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每个年龄组在总人数所占比重的情况。为了研究的便利,人们按照一定的标准,根据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一定指标,可将人口群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即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国际上,一般以总人口中以60岁或65岁作为老龄人口的界限,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在5%―10%为成年型人口,10%以上为老年型人口。人口老龄化的范畴有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上升和成年型人口向老年型人口的转化。

根据比例计算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年龄结构类型。

表1中给出的是乌鲁木齐市2010年-201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变化情况,从2010年到2015年,这些评价指标中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青少年儿童系数的趋势是在逐年增加,2015年的少年儿童系数是11.90%,比2010年高0.6个百分点;老少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上升速度较青少年系数和老年系数快,2015年达到93.30%,比2010年多5.7个百分点;老年系数则总体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2015年比2010年的老年系数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市已经迈进了老年型的社会,并且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近六年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

(l)青少年人口即18岁以下的人口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比重的增长缓慢。说明新出生的人口逐年减少。

(2)18-35岁人口比重呈逐步下降的趋势,2015年比2010年下降了6.6百分点

(3)表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乌鲁木齐市老年人口年龄全面增长的发展趋势,出生人口和青少年人口减少,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发生了变化。

2.3人口老龄化特点

2.3.1增长速度快

乌鲁木齐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逐年增长,且增幅有变大趋势。从2006年-2015年10年内,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逐年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4.85%,截止到2015年末,乌鲁木齐市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高达7.82%,呈现了老年人口增长高速化态势。

2.3.2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或地区面对人口老龄化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而乌鲁木齐市处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低于我国内地一些城市。但是老年人口逐渐增长,不仅阻碍经济的平稳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乌鲁木齐市属于未富先老。

3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对于乌鲁木齐而言,由于我市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必将会加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使社会压力倍增,并将间接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又因为乌鲁木齐为省会城市,所以其经济发展如若产生问题,势必将影响全疆的经济发展。

3.1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企业开始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从最初劳动力丰富时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由于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减少,又因为中年劳动力的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差,难以接受高新科学技术,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以乌鲁木齐市原新疆八一钢铁集团为例,在建立初期,新疆八一钢铁集团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导向型企业,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大量新技术被运用至钢铁生产线,但是由于劳动力数量锐减,现有劳动力学习能力与年龄较大,导致科学技术难以被掌握和推广,使得八钢集团在产业结构转型方面受到了阻碍,最终在2007年1月被宝钢集团收购。

3.2对家庭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个人层面上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家庭养老负担的日益增加。在这其中,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最为显著。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的城市转移。一方面是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青壮年去往城市工作,就剩下留守老人;另一方面是有一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到了城市之后生活压力增大,住房等问题接踵而至,没有余力去赡养身在农村的老年人口,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国家医疗水平的提高,国民平均寿命上升,特别是在新农村等政策出台之后,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也有了显著的上升,这从另一方面加快了人口老龄化。

3.3对经济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由于我国执行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对充足的养老保险供给有着强烈的依赖,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对养老金的需求量开始猛增,其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了影响。

由于乌鲁木齐市为我国西部的省会城市,又因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养老金需求量的猛增,势必会对中西部城市的地方财政产生严重影响。

4对策

老龄问题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紧密相连,早做准备,能把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巨大的惯性。对此,我们只能因势力导,从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分配制度等多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其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提出可实施的措施。

4.1建立医疗保障机制并健全医疗服务

关注老年人健康,提高医疗保障。各级医疗机构应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比如定期免费体检,设点健康培训等,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医疗服务,并且逐渐改善城乡医疗合作的制度,加大对贫困老人和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力度,解决贫困边远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建立一个能为老年人提供老年病防治等服务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提高医疗质量,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远离疾病的困扰,使老年人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4.2巩固并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初期,加大财政支出规模和健康保障支出,有助于平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为经济均衡增长创造条件。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已经对实物资本积累带来越来越大的效率损失,而健康保障支出的增长也逐渐挤占了公共教育投入。根据中国国情和乌鲁木齐市的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4.3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口服务

国内学界对中国老年产业的研究应该说是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经济背景是国民经济呈平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其人口背景是人口老g化的速度在加快,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促使学界和商界对满足老年人市场需求的广泛关注。老年产业是指老年人口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的产业,为了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而为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它实际上就是为老年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需求满足而必然产生的市场供给体系。积极发展老年产业,制定老龄产业优惠政策,首先是政府的投入和政策优惠扶持,其中包括税收、投资、信贷、价格和市场营销方面。其次是老年产业需要舆论和媒体的宣传和引导,要让全社会增强发展老年产业的意识。最后需因地制宜,在乌鲁木齐市多民族地方发展老年产业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文化习俗等方面差异。

4.4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乌鲁木齐市的经济发展,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被动局面,提高对老龄化的经济承受能力。可以利用乌鲁木齐市得天独厚的条件创造财富,但是与此同时要注意环境的改善,适当加大发展第三产业。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环境去适宜的发展旅游业;大力发展科技,提倡科技带动经济,不仅能带动乌鲁木齐市的发展,也能带动全疆的发展。生产力发展起来能够为增强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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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杰华.关于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现状、设想与前景的理论思考[J].人口与经济popULation&eConomiCS,2000,121(4):60.

老龄化研究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新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2-0049-03

一、世界人口数量变化和增长模式

(一)世界人口数量变化

世界人口增长的6个“十亿”所用的时间是在逐渐缩短的。专家研究表明,在一百万年以前世界上的人口总量只有1万人左右。当时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差,抗御疾病的能力非常低,再加上战争以及天灾等的原因,使得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直到1830年世界人口总数才增长到了10亿。到1930年,世界人口增加到20亿。从第一个“十亿”增长到第二个“十亿”花费了大概100年的时间。随着人们生存条件的改善、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人的寿命不断延长,同时加上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使得人口净增长速度不断攀高。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了30亿,即世界人口从20亿增长到30亿只花费了30年时间,人口总数的增长呈现加速趋势。随后人口增长速度继续提高,到1975年世界人口总数达到40亿,这第四个“十亿”人口的增加时间只有15年。1987年和1999年,世界人口分别增加到50亿和60亿。纵观世界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从第一个“十亿”增加到第六个“十亿”分别用了1800年、100年、30年、15年、12年、12年。到2011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这第七个“十亿”人口的增长也用了12年时间。这些数据表明,近30年来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稳定,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很大,所以即使是一个比较低的增长率,也会导致比较大的增长绝对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虽然科技水平在提高,但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生存环境还是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世界人口增长模式

根据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可以将人口的增长模式分为原始模式、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三种类型。

原始模式即“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的生存条件较差,再加上战争、灾荒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虽然人口出生率很高,但死亡率也很高,人口的净增长率较低。

传统模式即“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于人们生存条件的改善,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出生率很高的情况下,死亡率得以降低,人口的净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现代模式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不但生存条件得到更大改善,而且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传统思维方式在逐渐改变。很多人开始主张晚婚晚育甚至拒绝生育。于是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负增长的问题。这些国家开始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1]。人口增长的现代模式是比较理想的。

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差异,上述各种形态的人口增长模式在当今世界上都有表现。一般而言最不发达国家处于原始模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传统模式,发达国家一般处于现代模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世界的人口贡献相对较大,这些国家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质量提高之间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较低,居民生活质量相对较高。

不同国家人口增长模式存在的差异以及同一个国家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国家人口政策、居民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影响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福利状况越好,国家则对人口实行从紧的限制政策;人们的文化水平越高,则人口的出生率相对较低。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但是更重要的是依靠居民观念的转变。欧美等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较低,主要并不是政府采取强制性干预的结果,而是依靠居民自觉实现的。除欧美国家外,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人口增长率也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与国家推行人口限制政策有关。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人口猛增的势头得以遏制。目前我国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还是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还很严重。

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新的人口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问题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高龄化、增速快、数量大等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3]。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发展速度非常之快,这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有很大的关系。美法英德日5国的老龄人口比重从7%增长到14%所经历的时间分别为73年、116年、46年、38年和24年,5国的平均时间是50年,我国用了25年,仅略慢于日本,但比5国平均用时快了25年。仍是上述5个国,老龄人口从14%增加到21%所花费的时间分别是35年、40年、55年、45年和15年,而我国花费的时间是15年,比发达国家花费的平均时间25年少了10年。

人口老龄化只是人口现象的一个层面,高龄化是另外一个趋势。根据国际上对老龄人口的一般规定,低度、中度、高度老龄化人口分别为60~69岁、70~79岁和80岁以上的人口。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高龄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30%左右。人口高龄化问题比老龄化问题将对社会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不同区域也存在差异。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农村高于城市,东部高于西部。针对这种情况,在应对老龄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政策倾斜。

(二)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问题

2011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最近20年间我国处于低生育水平。从人口的流动性方面看,在户籍政策逐渐松动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由于人口的流动性比较高,户籍所在地与居民居住地不一致的问题增强。由此带来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的问题日益突出。不但在农村,在城市也出现了数量很大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在家庭养老模式下已无法解决。

三、解决人口新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家庭养子,社会养老”

我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家庭养子”、“养儿防老”。但是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性加强。父母在年老的时候能够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逐渐降低,社会的变化对“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家庭中只有不到20%的老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美国老人中只有不到3%的人能够从子女那里得到资助,发达国家的老人生活来源主要是来自政府转移支付。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抚养子女的责任都是主要由家庭承担的。“家庭养子”的局面虽然没有变化,但“社会养老”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共识。

“家庭养子,社会养老”是社会走向更加完善和成熟的标志,也是解决我国人口增长较快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然选择。在“社会养老”机制完善的情况下,“养子”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不再是“养老”的需要,这时“养子”的高额负担会使很多人自愿少生甚至不生育。很多社会养老机制完善的国家人口出生率低的现象已说明了这一点。随着社会养老体系的完善,传统观念中多子多福的观念将逐渐淡化。

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日本也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社会养老机制下,年轻人承担的各种用于向社会支付的养老费用非常高,养育孩子在很多日本人看来是个“奢侈品”。这使得很多日本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些人甚至有放弃结婚的打算。如果目前的政策不作任何调整,就很难提高日本的生育水平。

(二)人口结构维持均衡状态

按照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在2030年将达到15亿的人口高峰。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增长势头开始放缓[6]。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1990年7月1日到2000年11月1日的10年零4个月期间,我国人口增加1.3亿,年均增长1.07%;2000年11月2日到2010年11月1日的10年间,我国人口增加0.739亿,年均增长0.57%,比上个10年,年均增长率降低0.5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户均人口数量也开始下降,已经由2000年的3.44人降低到3.10人。除了总量变化和户均变化出现如上的特点外,性别比例开始下降,受教育程度开始上升,城市人口数量在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快速增加有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的原因,也有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而且后者占了60%的比重。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人口问题开始更加关注,并从人口红利角度进行了研究。人口红利是国内外专家在研究中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的过程提出的概念,是指在出生率和死亡降低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时代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空间,人们都会从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获益。人口红利的产生需要社会群体结构中,少儿、中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7]。在这种情况下,中年人的抚养负担比较小,生活压力相对较小。这样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专家将这个时期称为“人口机会窗口”。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能够在“人口机会窗口”时段内很好地产生人口红利效果。除此之外,人口红利的产生还需要有多个其他前提:人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在各个行业中进退自由;劳动力有参加劳动的愿望;劳动者的素质要足够高;国家的资源还有更多的开发空间。这些前提都需要以国家有合理政策为基础,在有关劳动力资源使用的制度设计上不存在任何限制,让人力资源都能够有愿望并且能够发挥其作用。否则人口红利的作用不但不能表现出来,反而会给社会发展造成较大的障碍。人口红利就会演变为人口陷阱。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儿、少老年”到“多少儿、多老年”再到“少少儿、多老年”的发展轨迹。在整个过程中,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低―中―高”的发展历程。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自然就会导致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年轻人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一定要处理好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均衡发展问题。年轻人在总人口中占比过少,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压力就会很大。在抚养比攀升和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就会诱发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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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孟祥林.养老保险高效运营:不完资本市场下的策略分析[J].金融与保险,2008(9):114-119.

老龄化研究篇8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日益凸显。一方面,在和平环境下,我国医疗卫生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使得人口死亡率获得大幅降低,老龄化呈现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也促进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首先,我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的过快增长便得到了抑制。1978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后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却是边得到了基本控制。其次,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育愿望同样发生了改变,两者均说明了生育率下降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当前是人口第一大国,并且人口仍处于持续膨胀趋势,一方面是总数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口平均寿命持续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在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对策任重道远。

二、目前我国老龄化现状及对消费需求的主要影响

目前,我国老龄化现状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首先,人口老龄化区域城乡发展并不均衡。在经济区域性发展的影响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大多呈现地区间不平衡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超10%,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却低于5%,其中的大多数地区仍属于典型年轻型人口结构。除此以外,大多数的老年人口被分布在农村,而农村却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缺乏必要社会保障,老龄化问题的处理压力相对城镇更为突出。其次,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截至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有2.12亿人,占据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大约有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老年人口数量问题,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再次,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高龄化趋势,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所占比重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最后,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据推测,1990年至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递增速度则大约为3.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速度最快,而且其还将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较快速度。我国老龄化现状对于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高龄化趋势决定社会服务消费需求的扩张。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们身体各项机能呈现下降趋势,各种疾病趁虚而入,老年人需要依赖多方面的照顾。但是当前大多数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所以单纯依靠家庭成员照料老人,已经无法实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其需要社会付出更多的照料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例如开设养老院,聘请陪护等等。老年人口对于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其消费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其次,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使得医疗保健消费需求获得提高。大多数老年人均患有很多的慢性病,这使得老年人心理压力增加,急需医疗保健方面可以提供更好保障。除此以外,伴随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许多高龄老人开始重视自身健康问题,在自身自我保护意识加强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最后,老年人在基本生活方面的消费比重逐步下降,精神层面需求获得不断提升。在老年人退休后,多多少少会感到些许落差,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缓解内心不安,对于一些生活有保障,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愿意接受全新消费观念,将消费比重向精神文化方面倾斜,在开阔眼界同时放松身心,充实生活。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和意义

消费需求包含个人消费以及公共消费两个层面,而个人消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不断采取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才能有效规避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具有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其较大的老年消费潜力急需进一步挖掘。所以,大力发展老年产业以及开发老年消费品市场,在仍未消除世界金融危机产生影响的今天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由低到高、分层次的,它们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许多即将步入老年社会的中年人或者已经成为的老年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粗浅的茶饭以及粗旧的衣房,其希望能够享受到更为营养的食物、更为新潮的服装、更为舒适的住宅,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中安稳度日。所以,采取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对于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大有裨益,其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更能够盘活老年市场,带动相关产业持续稳步发展,为解决我国现今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经济影响奠定坚实基础。

2.有利于提升国内消费水平

虽然已到垂暮之年,但是老年人口仍然具备着较大的购买力。2010年,我国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总额已经超过8000亿元,不难推测到2020年,我国退休金额将持续增长至28000亿元,2030年可超73000亿元。除此以外,大多数的老年人在青壮年期间还将储存相当数量的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所以,综其两个方面可以发现,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部分具有着不输青年人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还具备很强的购买欲望。现今“花钱买潇洒,花钱买健康”正成为老年人追求的潮流。扩大消费需求使得我国消费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3.有利于促进就业

在老年人市场中扩大其消费需求,不仅可以维护老年人利益,同时可以在我国老年人消费水平的不断扩张下为企业开辟崭新的市场,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上岗机会。201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6万人,登记失业率高达4.05%,失业率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与国际间竞争背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有紧密联系。如果能够在金融业、教育产业、医疗卫生服务业、房地产业、娱乐业等加大老年人消费产品的生产比重,将能够大力吸纳就业人员,在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同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四、约束我国老年人消费的主要因素

约束我国老年人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不仅与老年人以往的生活观念,追求的生活理念紧密相关,同时也与我国对于老年人建设的程度较低有一定的联系。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约束我国老年人消费的主要因素,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1.医护保健业

老年人的身体免疫力以及生理机能随年龄增长而日趋衰弱,各种疾病接踵而至,而且其发病持续时间以及几率也较年轻人眼中,所以老年人在医护保健行业的消费比重较大。例如,在健康教育普及中,老年人体育健身参与率达到40%至50%。但是,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老年医疗护理业并不发达,老年医院、老年专用门诊、老年保健中心非常少,如此低的老年医疗护理专业程度使得许多老年人无法享受所需的健康照料;另一方面,享有医保的部分老年人无法独自承担高额费用,再加上子女照顾有限,医疗费报销困难,使得其消费需求被大大约束。

2.旅游及服务业

老年人的娱乐生活并不丰富,其大多限于家中以及家外的几个地方,并没有足够的文娱活动放松身心。虽然伴随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快速融合,老年人的娱乐休闲视野得到大大开阔,但是国内硬件设施不足,使得娱乐业发展难以满足老年人需要,老年人消费受到约束,其无法享受到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与此同时,我国老年旅游业的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的发展势头较好,但是由于一些老年人的个性化消费,例如运动平衡性、听力、视力、体力以及反应灵敏性等方面的不足,使得旅行团配置队医必不可少,增加的旅游风险以及消费制约着老年人的参与类别。而且老年人十分关注自己消费的主观感受,而这一项并没有在旅游产业中显现,所以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受到约束。

3.房地产业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之一,对于老年人来说,拥有一个舒适的住所对于自身健康的维护十分重要。老年人在住房需求方面主要以环境质量、出入方便性等为主要的考虑条件,其与年轻人追求的住房质量有所不同,但是在当前社会,极少有房地产商以老年人为主要的消费群体开发相应的房地产业,即使是现存的老年公寓,其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方面也存在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据调查,在北京、广东、江西、浙江四地,存在6%的老年人没有单独住房,在老年公寓生活的仅仅占据0.42%,可是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却高达8%。如此的社会现状以及家庭理念制约着老年人消费需求的扩张,使得人口老龄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难以及时解决。

五、扩大老年人消费需求的主要对策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无法规避的重大社会问题,而扩大老年人消费需求,拓宽其消费市场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大有裨益。政府通过实施落实老年医疗改革、开发老年旅游产业、发展老年地产业等产业政策,在社会以及市场力量的集结下破老年产业约束,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到来。

1.进一步推动老年医疗改革,促进保健业健康发展

在改革的日渐深化中,我国在医疗改革方面加大了政策落实力度。通过促进保健业健康发展,实现老年人健康问题得到及时关注、解决。参考发达国家老年产业的发展创举,在研究老年人消费特征的同时,使产品市场能够推陈出新,以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例如,专门研制适合老年人胃口,不仅营养丰富,而且易于消化的食品,使得老年人食物需求得到满足;由专家设计多种方便老人使用的生活用品,像可调节的淋浴喷头、坐式淋浴设备、可升降的床、椅子等等。这些专门的产品能够有效解决老年人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不足,通过加大该方面的研究,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的消费水平得到极速提升。

2.开发老年旅游产业,提升娱乐业水平

在老年旅游产业的开发中,旅游团应参考老年人特殊的身体状况,通过安排特殊照顾,使得不同经济状况、文化层次的老人都能够享受到身心的愉悦。例如,组建老年旅游团,配备相应队医,选择适宜的专门旅游路线,以达到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本需求。除了旅游产业注重老年人特征外,在娱乐业方面也应适当组织适合老年人参与,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娱乐的活动。例如,政府或社区组织轻量的体育活动,如太极、交谊舞等等,在专门人员为老年人指导的基础上获得低投入、高产出的效益。

3.逐步发展老年地产业

在老年地产业方面,东西方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老年人愿意与年轻人分开居住,在西方国家,地产业更容易发展起来。而我国更为崇尚大家庭式住宅的传承,但是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趋势下,人口流动性逐步增强,家庭功能开始减弱,所以,发展独居式住宅、老年公寓以及养老社区,对于现实更为适宜。政府应积极鼓励老年地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强调服务需求量的增加,更是要求服务种类多种多样。根据市场与政府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思路,在政府提供基本养老经济保障的基础上,借助市场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使得我国的养老市场在福利化以及公益性方面持续进步。

六、结论

老龄化研究篇9

关键词:老龄化;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45-01

1南京市人口结构概况

根据2010年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南京市人口总数为8003744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数是1100642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3.75%,由于年龄性别等所造成的差异,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在60岁以上总人口数的1100642个人中,其中男性老年人口数为543081人,女性人口数为:557561人,两者性别比例为97.4。

2南京市老年人口健康情况

人到老年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的健康,一般来说,男性老年人口的身体比较强壮,进而和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体现出来就是健康的差异化程度就会比较的明显,要么就是比较健康的状态,要么就是健康程度较差的情况的发生,这也在数据比例关系上得以体现。在健康的情况比例中,男性老年人口的所占的比例为:50.8,而女性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41.5;男性老年人口比女性老年人口高出9.3%;然而在基本健康的统计中,男性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为38.7%。女性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为45.8%,女性老年人口的比例比男性老年人口的比例要高出7.1%个百分比。

3南京市老龄化特点

3.1老年人口的总的数量在快速增加

根据南京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的时候,南京市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0万,该数据已经超过了1990年南京市60岁以上总人口的一倍。即用了二十年时间,南京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翻了一倍还多。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去年底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南京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20万,根据预测,在到2015年的时候,该数据将达到150万,在2020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将占到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总数量为200万。

3.2老龄人口高龄化的发展速度较快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划分标准,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划分为三个层次,低龄老年人口具体是指:年龄在70岁以下的老龄人口;中龄老龄人口:年龄在80岁以下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高龄老龄人口: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于老年人口的时间跨度还是非常大的,要大于20年以上。不同的时期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口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会有较大的差异。可能一个60岁的老年人还处在工作的激情中,而一个80开外的耄耋老人已经需要机构养老的护理。

3.3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素质也不断提高

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其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会有较大的差异。一个人的受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文化水平、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这些对于养老服务的提供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根据前面的统计情况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与2000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男性老年人群和女性老年人群之间的受教育差距在逐渐地缩小,一些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也在显著降低。

3.4老年人口中平均寿命不断增加

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南京市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根据统计数字显示,1981年的时候,南京市平均期望寿命为72.24岁,到1996年的时候,南京市平均期望寿命为75岁,到2010年的时候,平均寿命为76.84岁,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的时候,南京市平均寿命为79.31岁,笔者预测,到2020年的时候,南京市人口的平均寿命将达到81.5岁。比较以前,老年人平均预计寿命的延长,则说明养老的时间会增加。

3.5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不断上升

社会的老龄化会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就是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不断上升,南京现在老年抚养比要高于全国老年抚养比大约6.7,从1990年开始,南京的老年抚养比一直呈现一个上升趋势,1990年到2000的时候,虽然抚养比也在一直上升,但是由于总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不是非常的迅速,增长的趋势不是非常迅速。

4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4.1政府对于养老服务的投入还是不足,政策的具体落实没有到位

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特别是养老服务的社会化是其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内容,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化运作规律来进行操作。但是在这其中,需要政府作为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

4.2目前我们养老机构的规模偏小,数量也较少,管理水平较低

在养老服务体系中,机构养老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以及一些三无老人和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人群,在专业养老机构中养老是他们度过晚年生活的重要场所。一般来说,在养老服务比较发达先进的区域,在养老机构中床位的数量应占到总人口的7%,而目前江苏省所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4.3在养老服务中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机构不够专业

在养老服务机构中,提供养老服务人员(包括正式的养老服务人员以及志愿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普遍不足,只是会一些基本的技能(烧菜等),如一些具有一定的的专业背景的服务(如基本按摩等)普遍不了解,同时养老服务机构缺乏具有较高学历以及专业背景知识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缺失以及素质的不足。

5对于养老体系应采取的对策

(1)首先我觉得就是需要改变人们原有在脑海中的观念。

(2)虽然政府的投资预算每年都会有所增加。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的投入还是不足,并且所筹措资金的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目前主要还是靠政府来进行投入。社会的资源需要能够进行有效的进一步整合。

(3)社会服务组织还是不健全,服务组织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组织其自身的生存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我们现在的养老服务组织数量还是不够,每年也就是利用敬老日的时候,去老人院给老人们理理头发,打扫卫生等。

(4)在进行整个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的策划,到后面的实现和检查监管,应有一套完整的全面的约束机制来进行管理,尽管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还是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

[1]董红亚.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

[2]罗楠,张永春.居家养老的优势和政府财政支持优化方案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学版),2012,(5):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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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晓峰,刘帆,马云博.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分析-以长春市的调查为例[J].人口学刊,2012,(6):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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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苏省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9]孙燕丽,张肖敏.2009年江苏人口发展研究报告[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0.

[10]陈友华.南京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发展前景[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

老龄化研究篇10

关键词: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对策

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近况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010年,60岁及60以上老年人口中城镇人口为4631万人,其占老年人口中的比重为11.69%;乡村人口数为9930万人,乡村人口占老年人口总人口的比重是14.98%;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城镇人口数量为3102万人,其占老人口总人口中比重的7.8%,乡村人口数量为6667万人,其占老年人口总人口比重的10.06%;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为1.35%,乡村为1.8%。联合上述数据阐发可得出,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的水平要高于城镇人口的老龄化,高龄化水平更比城镇的高龄化紧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性差异大,东部地区的生活条件要远高于西部地区的生活条件,西部农村的生活条件要远低于东部农村的生活条件。

二、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

(一)农村老年人的抚养比难以承受。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农村老年抚养比为4.22:1。也就是说,4.22个农村劳动力赡养一个老人。我国总体上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在我国农村未富先老的特点更为突出,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造成这类现象既有政策方面的缘由又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缘由,早在197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得到有效的遏制。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卫生医疗条件大幅度提高,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又由于现代人的压力大,生育意愿也在不停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的必然导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

(二)存在大量的空巢老人。农村空巢老人是人口老龄化中的一个特别群体,一般是指,60周岁以上的无后代或者子女持久居住在外地,本身自立糊口的老人。大部分的空巢老人缺少生活上的顾问,老人不免有孤寂之感,尤其是老人抱病时,子女又不在身旁求医看病比较难,乃至出现病死无人问津的征象。在农村,农民首要是外出务工,赚些外快进一步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农村劳动人口的流动也是造成农村中的空巢老人的一个因素。

(三)农村中医疗卫生条件状况不是很好,农民看病难和看不起病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村中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体检活动,小病累积成大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瞧瞧。现在,有了新型农村合作社会保险简称新农合,可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等因素是得新农合轨制还未发挥有效的功能。由于按比例报销和封顶制度的制约,使得新农合轨道对患大病的老年人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大多数老人就是小病抗、大病挨的状况,生病时往往就这么拖着,只有少部分人会去看医生。农村偏远地区甚至曾发生老人病死在家而无人知晓的悲剧。

(四)农村老年人养老办事条件严峻欠缺。长期以来,民政局在农村的养老办事方面着重于保障那些“五保户”、特困户等特殊群体,对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及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也慢慢正视起来,但与众多老人的需求相比仍然是无济于事。农村中大多以家政服务项目为主,其服务内容跟形式比较枯燥,还不能充分满足农村老年人对服务内容多样化的需求,居家养老模式在农村中受到阻力,往往进行不顺利。然而多半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因为报酬较差,业务素质总体不高,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员异常少。

三、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提出公道响应的对策

(一)加速计划生育基层工作程序。要对合适零丁二孩生养政策的方针人群,政策要宣传到位,办事合理到位,简化再生养证审批流程,真正将人口政策盈利落到到实处。加速推动信息化建设,建设好下层卫生计生的管理平台。连续推进卫生计生系统内部的信息整合和共享,展开优质服务建立做好榜样性的服务工作,加以推行从而使农村里出生率的比例高于老龄化的比例,从而改善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比例,为农村增添新鲜血液。

(二)增强政府的主导力量,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率,加大公众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本地政府应当增强城乡统筹规划建设,出台写惠农政策,用财力大力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勉励农地集中以便形成规模性的发展范围,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和产业链,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政府引进外地投资者企业,以使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应用。提高农村劳动人的知识,拓宽视野,提高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利用,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以此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能使农村能集中劳动力,从而空巢现象会减少,老年人从身体和精神上都能得到有效的照料。

(三)增强农村基层卫生工作。(1)在建立大病保险政策的同时也要健全商业保险,同时做好大病保险和商业保险机构考核评价机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群众。一部分原合管办人员负责对保险公司经办业务的监管,从而实现医疗保险全流程办事。(2)建立好网上结算工作,能实现省内省外核查信息和报销,实现民不出户就能办理好一切医疗繁琐事务(3)政府加大对新农合基金的监管力度,培养专门的新农合基金管理人员,使其具备相应的资金管理知识。

(四)在摸索的道路中寻求新的农村养老模式。完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外,还要鼓励民间资本力量的参与,并给予税费优惠政策。探索“以农地养老”的新模式。连系农村改革的情况,在许可土地流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措施,探索“以农地养老”的新模式,发挥土地资产在农民养老保障中的重要作用。钻研适合老年人身体健康所必要的食物产品,开展对老年人在营养与膳食方面进行检测指导,保障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和健康水平。要继续鼓励农村中有劳动力的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积极参加当地村里的活动、对新农村的建设及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贡献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等,以提高老年人自己的身心健康精神上得到满足来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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