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托管篇1
一、基本情况
根据2018年7月摸底排查情况，XX市目前共有幼儿园162校，其中16校为民办幼儿园，在16所民办幼儿园中分布在乡镇的有10校，分布在城区的有6校。按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原则，营利性幼儿园3校，非营利性幼儿园13校。XX市目前有托儿所29家，公办托儿所1家，民办托儿所28家，其中腾越镇25家（含公办）、界头镇3家、中和1家。随着“二胎”的放开，托儿机构有增加的趋势。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一是深刻认识民办教育已成为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办教育的有力补充。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有关政策法规，严格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不断增加民办教育机构数量，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社会贡献日益显现，发展态势良好。已具有一定特色，对我市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健康发展、质效发展、长远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民办学校党组织建设，确保民办学校按照党的要求办学立校、教书育人，把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学校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党员人数超过3人的宏盛幼儿园、新远双语实验学校、博爱幼儿园成立了党支部，其余民办学校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了民办学校党的领导全覆盖。
（二）完善制度，分类管理。一是结合民办幼儿园实际，制定了《XX市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监管实施方案》、《XX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审审批标准》、《XX市民办幼儿园教育教学管理考核评价方案》、《XX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扶持实施方案》等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二是推进分类管理改革。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实施民办学校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举办者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营利性民办学校，教育部门针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制定差别化扶持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三）严格常规，规范办学。一是严格审批准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XX省民办教育设置标准》等规定，对新审批的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在选址建设、设备设施配备（含消防和安保）、教职工配备安全保障等方面作了详细严格规定，确保达到办学标准。二是加强常规管理，规范办学行为。每学期开学组织召开全市民办幼儿园园长参加的教育工作会，对民办幼儿园、托儿所的房屋、消防、交通、食品、卫生防疫、设备设施等进行督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年终组织相关人员组成专家组对民办托儿所、幼儿园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责令其限期整改。
（四）加大师资培训，开设特色课程。一是坚持“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的师资培训方式，利用寒暑假期，分别邀请北京、上海等地专家对我市民办学校校（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专题培训；组织民办学校校（园）长及部分骨干教师到临沧市学习先进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经验。二是因地因时制宜，引导鼓励民办幼儿园开设特色课程。开设独具民族性和地域性课程，有的学校将农村的玉米、南瓜等作物有机融入教学中，有的开设幼儿民族小舞蹈，效果较好，得到家长和幼儿的喜爱。组织托儿所进行保健员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对婴幼儿的保育水平。
（五）对托儿所的管理。目前虽然没有明确民办托儿所由教育局管理，但在前期摸底排查的基础上，XX市教育局在对照《XX省民办教育实施意见管理办法》、《XX省民办学前机构设置指导标准》等文件精神，对民办托儿所的办学场地、办学设施、设备、师资等方面做了指导，并要求托儿所到教育局做办学情况的备案。
三、存在困难和问题
一是办学条件有待进一步提升。乡镇学校大都是木楼为主，房屋简陋，空间狭小，采光差，室内、室外活动场地有限，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城镇学校大都是租赁民用房或自建房，面积小，活动场所狭小。二是优质教师资源不足，教师队伍不稳定。由于待遇差，外出培训学习机会少，教师素质普遍偏低；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在待遇、保险等有差别，民办学校教师不稳定。三是办学资金不足。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投资者自筹，XX市民办幼儿园16所，每年国家的扶持资金约25万元；幼儿园学费收入仅够支付教职工人员工资，无法满足幼儿园设施和发展需要，资金问题成为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四是托儿所监管主体不明确，托儿所的监管部门主要有卫生部门、妇联、建设部门、教育部门（但教育部门主要管理的是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各个部门都有监管的一个侧面，但都不是明确的监管主体，所以有的时候少数托儿所对教育局的要求置之不理。（比如要求他们交备案，他们不来交。）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民办教育的认识。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形式多样的宣传民办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国家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和法规，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民办教育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扩大教育资源，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不同层次教育的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民办教育、支持民办教育，为民办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制定民办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努力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各类民办教育的布局规模、办学条件、生源、师资进行全面的统筹，制定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划，引导民办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批民办学校，合理布局，保护合法办学，严厉查处违法办学，遏制恶性竞争。使适龄幼儿和学生能得到优质的保育和教育。
三是加强校长及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将民办学校纳入统一管理，建立健全学籍档案和教师人才档案，在业务培训、评先评优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制定相关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培训力度，做好教师在岗提升的工作，并积极鼓励公办学校的教师向民办学校流动，以吸引优秀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从而解决民办托儿所、幼儿园以及中小学师资水平低、数量不足的问题。
四是建立和完善民办学校的督导评估制度，坚持公益性原则，诚信办学。通过督导评估，对民办学校办学方向、教育教学质量、总体运行状况进行规范管理，促使学校依法办学，规范运行，健康发展。遵循社会与教学发展规律，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民办学校托管篇2
现场目击：学校周围被托管所“包围”
“站好啦！等同学齐了，再一块走。”11月10日下午放学时，长沙市芙蓉区东郡小学校门外，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中高举写有托管所名字的木牌，高声呼喊着。记者看到，校门口，和她这样高声呼喊的托管所人员有10来个。抬眼望去，只见学校正对面十多层高的住宅楼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托管机构广告牌，托管班的名字也别出心裁：“向日葵托管中心”、“惟楚托管托教中心”……上面清晰地写着托管的具体内容和联系电话。
东郡小学校门口的现象并不是个案。记者在长沙市区多所小学尤其是一些规模大的学校门口看到，每天下午4点不到，一些举着颜色不同、大小各异的“托管中心”牌子的工作人员，都会准时出现。没有放学的时候，她们向接孩子的家长散发招收午托、晚托、全托学生的宣传单子。当放学的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她们就会将牌子举得老高，让那些已经“入托”的孩子在牌子下集合，等所有托管的学生到齐以后，再排队回到托管的地方。每个牌子下，少则几个学生，多则二三十人。如果要接的学生分布在几所学校，“举牌人”会到先放学的学校接学生，再带着这些学生到附近放学稍晚的学校去接其他学生，然后一起回托管中心。
那么，这些托管机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东郡小区内调查时，记者发现一家处于一楼的托管中心。走进一看，一个约80多平米的普通套房内，客厅摆着两排桌子和20多张塑料凳子，室内有黑板，有空调。两个卧室分别放着两张高低床。客厅内，20来个孩子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男一女两位员工正躬身辅导。
“请问你有什么事?”眼前这位说话的男士姓朱，是这家托管班的负责人，见到记者后显得很警惕。记者以家长名义询问费用，这位负责人答道，周一到周五全托1500，而白托只要600元。听完这名男子的报价，记者暗暗一惊：价格还着实不菲。他告诉记者，这个托管中心是去年下学期开办的。“我以前在这边的湖湘货运市场做点小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长对托管的需求很迫切。我就投了4万来块钱，租用了这套房子办托管。”在朱先生看来，从事“托管”服务比做生意强得多。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很自由，他还请了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妹子打下手，月薪2000。“除了开销，每个月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放学之后学生无人看管，这个难题其实由来以久。学校受到各种制约，办托管班不是很现实。从这个方面讲，社会上各类托管中心的兴起，有着积极的意义。以我们学校为例，对面小区大大小小的托管中心就有好几十家。”在东郡小学校门口，记者采访了一名老师，她告诉记者，每到开学那段时期，就是这些托管中心招生的黄金时段，校门口站满了举着宣传牌的招生人员，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学校不去干预，也无法干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准他们进校宣传。因为牵涉到收费问题，严禁教师们参与招生。所以，托管中心一般都是直接和家长联系，互相签定托管协议。”
东郡小学对面住宅小区托管中心林立，是长沙市学生托管服务行业的一个缩影。当天下午，记者又来到湖南师大附小，校门口已聚集不少接孩子的家长。“学校周围的小区里，零零散散分布着20多家学生托管中心。”学校附近开零食杂货铺的钟老板告诉记者，小区托管中心多，有时也有抢生意的闹剧发生。
明查暗访：“生意兴隆”背后的隐忧
社会力量兴办的托管中心在一些有名气有规模的小学周围“遍地开花”，已成为一种独特现象。学生托管，已然成为一个新生的服务行业。许多家长表示，长沙近年来托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主要源于暴利。“你不要瞧不起用一套房子就开业的托管中心，赢利可能比有的公司还多呢！如果招到20名学生，他们一个月可以赚到上万元。”一位与该行业“经常打交道”的小学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如果是全托，一名学生每月在1500元～2000元，如果招生20名，以低线1500元计算，每月的收入为30000元。支出房租每月1500元左右，负责生活的阿姨月工资在1200元，两个负责接送和辅导学生的老师每月最多每人2000元，20名学生生活费（周六周日学生回家），每人每天按10元计算，每个月生活费一共5000元左右。每年以9个月计算，一年的利润在15万元以上。
如此丰厚利润，难怪托管中心会如此火爆。但是记者在深入采访中发现，火爆的背后有隐忧。
记者深入长沙市10余家托管中心探访时发现，没有一家能提供营业执照。记者通过工商部门了解到，托管机构有的挂靠在咨询公司，有的则挂靠在家教中心，有的就是个体营业。“既然不具有法人资格，最坏的事情就是托管班可能‘人去屋空’，到时丢了孩子不说，还找不到任何负责人。但就是有这种担忧，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放在这托管，孩子在外面游荡也不是法子啊!”这是记者在三角塘小学对面的新苗托管中心采访时，一位接孩子回家的王女士坦露的心声。
把孩子送给托管机构，大多数家长是心存顾虑的，别说学习效果难以保证（有的托管班为了蒙骗家长，写出作业答案叫学生照抄），万一孩子出现三长两短，也是十分麻烦的。没有证照，没有担保，只有口头协议，如果真发生什么纠纷，学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家长与托管方发生的纠纷时常见诸报端。
记者以家长的名义探访育英小学、育才小学、燕山小学、枫树山小学、师大附小等学校周边多家托管机构时，发现没有一家能出示合格证照，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安全隐患重重：没有必要的消防设施，很多设在楼上的托管机构的通道狭小，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孩子们的安全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托管班大多办在居民小区里，室内的环境卫生，厨房、食品卫生安全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有的是一个老太太带三五个学生，再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保姆。有的是“一人包办”：一些待业妇女，在自己家里办一个托管小班，组织孩子做作业，午休就在自家客房，小孩挤在同一间房。她一人既当辅导员，又当炊事员。采访中，家住砂子塘小学附近的刘先生就告诉记者，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小孩，刘先生只好选择把今年读一年级的小孩交给托管中心。他走访了学校周边十来家托管中心，好容易才相中一家还算满意的，但是他对孩子的吃饭问题一直不放心。“至少有三四回，孩子吃了托管中心的饭菜后拉肚子，但是找负责人理论，得到的答复是孩子自己不注意饮食卫生，乱吃了东西，搞得我没点脾气。”刘先生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其实，托管无疑会缩短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家长不能把孩子单单放到托管中心就了事。”湖南师范大学学工处教师、社会学博士鲁良指出，把孩子交给托管所会减少孩子对家庭、父母的归属感，即便是在条件较好的托管所，父母也要多和孩子进行交流。
“托管机构的服务内容牵涉到教育、家政、辅导、卫生等各方面，教育、工商、卫生哪个部门出来管好像都不合适。它的特殊性，让其成为了管理上的一个盲区。”长沙市许多小学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没有哪个部门具体管理，现行的托管行业越来越变味，民办托管管理孩子，最主要的方式便是辅导作业，而组织学生开展益智类活动的托管机构少之又少。在多个托管所，记者问起孩子的感受时，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上学要做作业，在托管所又要做作业，烦死了”。可见，孩子内心深处是排斥现在的托管模式的，久而久之，他们会产生厌学情绪。
百姓呼声：不让托管变“脱管”
“客观来说，民间资本介入各类托管中心，缓解了家长无暇看管孩子的矛盾，托管机构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使这些社会力量兴办的托管机构走向规范化、有序化，如何深层次地提质，让老百姓真正放心。”曾深入关注过民间托管行业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肖律师表示，从托管机构不断发生的民事纠纷以及学生意外伤害等案例来看，现在的托管机构大有“脱管”的趋势。“我们曾经受理过这些案件，也与教育、工商、卫生、消防和民政等部门都有交流，但是这些部门都明确告知，学生托管机构不属于他们监管的范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生托管机构的监管仍然是缺位的。”肖律师如是说。
监管意味着责任，如果出了事，就要担责。缺位的症结也许就在这里。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又迫在眉睫，这是广大家长的呼声。
雨花区教育局副局长王青春建议，能否把托管的工作交给社会机构，由学校提供场地，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教育、工商、卫生部门携手督察，一旦发现违规即可投诉，按照相关的规则处罚。采访中，有学生家长也积极通过“为先在线”网站建言献策：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对托管机构登记注册，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此外，要把好安全关，比如通风不好、安全通道狭窄等安全隐患问题，以及卫生设施和条件的监管、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办理等，都要予以关注，并有专人负责。同时，也有学生家长提议能否依托当地居委会，而不是当地民舍，这样孩子的安全更有保障。
面对各种质疑，许多民间托管所举办者显得很无奈。
“我以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下了海’。但是对教育的情结却一直未变，所以当我了解到托管行业大有可为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开办托管中心。”眼前这位年轻的谢先生，是位于长沙市新民路新民小学附近一家托管中心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特别注重规范化办学。“所以我的中心请了三位专职的辅导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且在硬件设施上舍得花钱。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托管中心办成一流的托管学校，于是我跑到教育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以及社区，想办一个营业执照，大大方方地把业务做大做强。但是这些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他们没有权利办证，这样的背景下，我只能靠自己的自觉与家长的契约精神办好托管班。如果有政府部门的挂牌，我就可以放开手脚把托管这项社会教育做出示范效益来。毕竟，短期效益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谢先生颇显无奈地表示，不是他们怕花钱不办证、不接受相关部门监督，而是实在不好找管理托管中心的“婆家”。
一方面是民间托管机构被动接受或者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与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开辟“第二阵地”为孩子们搭建更令人放心的公益性托管平台，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已经在为破解这一难题而行动。
在长沙，许多社区为解决孩子托管难的问题，利用社区资源开辟了“四点半学校”、绿色网吧、16点驿站等公益性托管中心，让孩子们放学之后有了更好的去处。“社区举办的‘四点半学校’，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放学之后搭个‘避风港’，更应该成为孩子们愿来、乐意来的‘幸福乐园’。”德政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黄继文告诉记者，社区花大力气引进了体育教师、声乐教师，还请来了画家、作家，建起了乒乓球室、舞蹈排练室、练耳室、书法表演室等10余间各类活动室。“那投入不是一笔小数目，说实话，我们社区是一个大社区，还有点资金，能应付得来，不然的话，完善‘四点半学校’功能也只能是一个空想。”黄继文坦言，正是因为“四点半学校”改变了托管模式，牵住了孩子们的眼球，入“校”学生由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现在每天60多人。
东郡社区党总支书记谢美玲介绍说，芙蓉区所有的社区办公大楼内目前也都建起了“16点驿站”，“驿站”内建有图书室、健身房、棋艺室、绘画室等各类活动室，还有专门的社区义工辅导照看，家长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唯一的遗憾，就是场地太小，我们每天能接纳的孩子也只有50来人，还有许多孩子进不来。”
“据我了解，雨花区过半数社区都建立了‘绿色网吧’，孩子们放学之后由老师带队来到社区网吧，健康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可玩游戏，可看电影，可聊QQ，可网上交流学习体会，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下午时光。”三湘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石希对记者说。
孩子放学后这一两个小时，家长要上班，学校管不着，其实正是社会教育大有作为的时候。“有效利用学校、街道、社区的一切资源，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供服务，让社区积极行动起来，就像学生暑期里一样，街道社区组织故事会演讲赛、开办假期活动中心等等，这都可以常态化，让我们的孩子放学后有去处。另外，博物馆、图书馆、展会等社会教育机构，能否在这个时间段免费向孩子们开放，让他们乐在其中。”益阳赫山实验学校副校长罗虹如是进言。
民办学校托管篇3
1、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帮扶基础薄弱学校；
2、推动义务教育就近入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3、努力构建科学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二、继续实施“阳光少年”工程，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1、继续组织德育论坛并推出阳光少年理论建设与案例成果专著；
2、民办学校创建“健康促进学校”铜牌年内达到60%以上，3-5所公办学校升金银牌。
3、继续大力开展“体育大课间”活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三、做好“全国区域教育发展特色示范区”创建工作
1、工作定位和工作重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立“健康第一”的理念，以“健康第一”带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形成优质、均衡状态下的以健康促进学校为基础的学生健康发展特色；
2、成立迎评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分区层面和局层面。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迎评工作顺利、扎实、高效；
3、准备一台以迎接全国区域教育发展特色示范区验收为主体的综合性文艺节目,作为**教育特色和素质教育特色展示。
四、加强队伍建设，打造精品教育
1、创新教育管理和教学方法，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提升教师幸福之诉，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全面实施兼职教研员制度，提高**教研水平
3、推进“区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
4、和北京大学继续合作举办一期教育管理校长高端培训，提升校长队伍整体素质。
五、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和环境整治,优化育人环境
1、全面贯彻安全管理分工网格化、责任岗位化、检查精细化、程序规范化、管理常态化，改善校园周边交通和治安状况。
2、“五一”和“十一”期间分别开展校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活动，对校园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进行专项整治。
3、加强安全主任队伍建设，举办1—2期业务培训。
六、规范管理校内外午托班，为群众排忧解难
1、整治、规范校外午托机构，办好校内午托，认真解决中小学生午托问题；
2、开展解决“午托班问题”途径的调研，制定**区午托办理事项指南，并向社会公布；
3、将审批合格午托班通报相关部门，配合街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对非法午托班清理。
七、规范和扶持民办教育，提高办学质量
1、对15所经济型民办学校进行支持，为他们订阅部分教育教学报刊杂志
2、开展民办教师体检、培训等
3、继续开展公、民办学校结队帮扶，不断提高民办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八、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抓好国际性联合办学试点工作
民办学校托管篇4
学校委托管理协议书范本【通用版】
订立协议双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为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实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激活办学机制，增强办学活力与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双方就甲方所属学校的委托管理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经双方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一、管理对象与性质
甲方将所属学校委托给乙方管理。
二、管理目标与要求
乙方在受托期间，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改革试点中，积极探索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促进新区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积极探索利用社会多种资源和方式发展新区基础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创建良好的社会声誉。在管理中期，被委托管理的学校要取得明显的办学成效。该成效的具体考核标准是政府教育督导的考核和评估以及社会的评价和反响。
三、管理期限与形式
委托管理期限为一个教学周期，共年，从2005年年日起至年月日止，管理形式同国有公办学校，由法人单位管理。如果管理期间发生办学体制变更等有关事宜，应按规定的申报、审批顺序办理。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
权利：
1、甲方依法对乙方的办学管理行为进行监控和评估。
2、甲方依法对乙方管理学校的资产和财务进行监督和审计;对教育和教学质量、管理体制和办学机制等工作进行考核和评估;依法核准和聘用校长，对学校校长在任职期间、任职期满或因调动、离退休、辞职、免职、撤职等原因离开现职岗位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和考评。
3.管理期间，学校的全部校舍、土地、设备、仪器等国有资产性质不变，甲方依法拥有对学校的全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和处分权。
义务：
1.管理期间，甲方根据新区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保持对学校依照新区公办学校的经费投入水平提供办学资金，保障基本的办学条件。
2、学校校长由乙方推荐提名，报甲方核准聘用。被聘用的校长原人事关系不属于该学校的，其人事关系不得进入学校编制以内，甲方比照浦东新区同类学校校长职级工资发放办法，核拨该校长工资，由乙方负责发放。
3、甲方积极支持乙方进行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依法维护和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为乙方有效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人、财、物等方面的管理工作提供及时的指导和有效的服务。
4、甲方依法负责在学校内设立党组织、工会、团组织和学校职工代表大会等合法的机构组织。
5、甲方同意每年支付乙方委托管理费元，具体支付方式另行商定。甲方对乙方管理学校取得明显成效的，将给予表彰和奖励，具体的奖励办法另行确定。
(二)乙方
权利：
1、乙方依照本协议享有充分的办学自，在委托管理期间，乙方负责推荐学校的校长人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依法组织实施教育、教学等各项管理工作。
2、乙方在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相关规定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改革创新的方案，及时向甲方提出教育、教学创新思路和人、财、物等方面的改革举措方案，并书面提出具体的需要由甲方帮助协调、支持的申请和要求。
3、管理期间，乙方享有对学校校舍、土地、设备、仪器等国有资产的使用权，但不享有处置、处分权。乙方享有合理地获得委托管理费的权利。
义务：
1、管理期间，乙方应自觉地将教育、教学活动和各项管理工作置于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依法接受甲方对学校人事、财务、资产等管理工作的要求，依法接受
甲方对学校办学水平、教学质量、教育管理工作的监控和评估以及对校长的经济责任审计。
2、管理期间，乙方应向委托管理学校一次性支付开办保证金万元，该笔资金由甲方委托社发局会计核算中心监管，未经甲方同意，不能随意动用，也不能抽调转移。在委托管理期满后，该笔资金的结余部分归乙方所有。
3.乙方在对学校进行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学校国有资产的保护管理，认真做好校舍等各类资产、设备、仪器的日常维护、维修保养等管理工作，保障学校各类资产的安全完整性，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随意出租、改建学校的房屋和改变学校土地的使用范围;不准随意对外调拨设备、仪器等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造成损失。
4、乙方应建立规范的学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国家举办的同级同类学校校长任职资格条件的规定，推荐校长人选，并报甲方核准和聘用。
5、乙方应按有关规定保证甲方依法设立党组织、工会、团组织和学校职工代表大会等各类合法机构和组织，并支持他们开展活动。
五、合同的解除与违约责任
若出现以下事由之一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可随时提前解除：
1、签约双方均同意终止的，经双方签署协议后停办，善后事项按协议办;
2、对于因乙方严重违纪、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办学质量低劣和学校发生重大的责任事故，引起社会矛盾和影响较大的，甲方有权及时终止委托管理，乙方除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外，甲方还可动用乙方的开办保证金弥补损失，并不再支付委托管理费。如造成国有资产和其他经济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3、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违约的，经双方协商，签订终止协议，各方违约责任按协议承担。如双方协议不成，按合同法原则处理。
六、协议的生效与变更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委托管理期满后自然失效。乙方如意向继续管理，须在协议终止当年的3月20日之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另签协议。在协议执行中，甲乙双方法人代表如发生变更，不得变更本协议。本协议在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拒的情况产生(如地震、台风、市政动迁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应共同协商、合理分摊。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共同协商，及时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正本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副本一式5份，分送社发局资产管理中心、局会计核算中心、局工程管理中心、相关教育署、被委托管理学校各留存一份。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乙方：
法人代表或委托人：法人代表或委托人：
年月日签订于浦东新区
学校委托管理协议书范本
甲方：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为充分利用和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意识，转变服务观念，积极开拓市场，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现有_________辆汽车委托乙方管理，具体条款如下：
一、托管范围
_________大客车_________辆、_________小货车_________辆、轿车_________辆(其中_________辆、_________辆)、面包车_________辆。
二、托管期限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三、托管的职责和任务
1.乙方必须确保托管车辆良好运行状态及用车安全。
2.乙方负责车辆各种规费按时、足额交纳。
3.乙方必须积极开拓校内、外市场，搞好有偿服务，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
4.乙方必须遵纪守法。
5.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运行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执令整改。
四、乙方的承诺
1.乙方将确保托管车辆在安全良好的车况下运行。
2.车辆运行遵纪守法，按时、足额交纳各项规费。
3.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优价的服务。
4.尽量满足甲方用车需要。
5.乙方根据市场价格制定优惠的车辆运行价格。
6.接受甲方和监督、检查。
五、经济条款
1.协议期间车辆更新、添置费用由甲方承担。
2.协议期间由于甲方特殊需要改造车辆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3.协议期间车辆的一切规费与燃料、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七、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_____种方式解决：
(1)提交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可作补充。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
甲方代表：_________?????????乙方代表：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民办学校托管篇5
关键词：小学生课后托管托管形式托管现状
中图分类号：G627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2-0210-0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中的大部分家庭成为双职工家庭，工作时间为“朝九晚五”，而城镇中大部分小学生的放学时间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样学生放学后的时间就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真空”地带，成为社会的一个教育难题，被称为“四点钟难题”。
同样，笔者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笔者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笔者夫妇皆为一线教师，下班到家的时间在六点钟左右。家中老人承担着孩子的接送和“真空”时间的教育问题，“隔代亲”现象使得家庭教育没有明确的学习和作息规律。这个问题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更为严重，这些家庭中并]有专门负责“真空”时间接送和监管的人员，增加了这段时间的安全隐患。学生在放学后大都沉溺于游戏或者电视，学习习惯较差。
面对“四点钟难题”，前几年主要由各小学校的各种晚托班承担起了小学生放学后两三个小时的教育问题，但是随着素质教育所倡导的学生减负和规范学校收费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各小学校依赖于教师无偿劳动的晚托班也不断消失。面对家长的晚托需求，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以小学生为服务对象的“托管中心”。这种社会机构以接学、看管、功课辅导等为服务内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的需求，但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分析了解城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的现状显得非常必要。
1课后托管的概念
托管是指将事物移动或者放置在一起。由于家长对托管的需要，学生托管一词应运而生。学生托管包括课后托管、假期托管、课后同步辅导等方式，不论是“四点钟学校”还是晚托班，其含义都是差不多的。本文所强调的课后托管主要是指父母因各种原因将自己的孩子交付受托方，由受托方负责学生的课后教育，托管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活、学习、品德、行为、身心健康等各个方面，形式包括全托和半托。
2校内晚托班的历史演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双职工的数量不断增加，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学生放学后家长还处于工作状态，没有时间去接送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承担起了监护学生放学后的安全和学习的责任。在这一时期学校晚托班主要负责为学生提供场所进行学习和游戏，保证学生的安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校晚托班也由最初的安全监管发展为学习辅导。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校内晚托班由免费或者低收费的监管服务演变为盈利性的课外辅导，学校的收费标准在不断提高，教师“主业”和“副业”本末倒置的情况更加明显，学校正常的学习内容、进度、效率等受到了影响。学校乱收费现象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同时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2004年，国家对义务教育收费进行规范，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将学校晚托班收费取消，校内晚托班也随着减少甚至消失。
3校外托管的形式
3.1盈利性的校外晚托班
盈利性的校外晚托班主要包括社会教育机构承办的晚托班和家庭作坊式的晚托班。正规社会教育机构承办的晚托班在场地和设施的要求上基本满足小学生现代化教育的需求，有专业的教师、专业的设施和专业的教师，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兴趣学习班，但是收费较高，普通收入家庭难以承受；家庭作坊式的晚托班是由个人承办的晚托班，只负责学生的安全监护，提供简单的学习场地，费用较低。
3.2公益性的校外晚托班
公益性的校外晚托班是由社区自行组织的，社区和街道借助自身的资源，如利用老年活动中心作为晚托班的场地，利用退休人员、志愿者和义工担任晚托班的工作人员，社区晚托班的场地设施优势和志愿性质使成本大大降低，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公益。但是，由于师资力量主要依靠志愿者和义工，大部分社区并不能寻找到足够数量的人员，同时志愿者的流动性较高，在时间上无法得到保证，使得辅导内容也呈现出零散性特征。上述这些因素制约着公益性校外晚托班的发展，在校外学生托管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3.3半公益性的校外晚托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社区晚托班逐渐由公益性转向半公益性，依托于社会免费的教育资源向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支付志愿者的工资补贴和必要的教育物资，不断提高校外晚托班的教学质量。半公益性的形式一方面使得师资力量相对稳定，调动了教育者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必要教育物资的补充，也使晚托班的内容更加丰富，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模式是目前开展较为成功的一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家长的开支，而且丰富了社区文化。
4政府职责部门针对“四点钟难题”的政策支持
国内有些城市出台了有关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的规章，如江苏省出台的《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和苏州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但是因为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支撑，有些甚至与当前某些相关法规相矛盾，其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综上所述，学生托管关系着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学生托管形式成为时代的必然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生的自身情况和家长的需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做出调整，成为城市小学生托管所面对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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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托管篇6
关键词：政府与公立高校；内部行政委托；外部行政委托
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政府的作用可以从极端的控制到完全的放任自流不等。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高等院校属于。政府所有，政府提供高等教育资金，管理高等院校，任命校长，规定学位要求和课程。人们通常认为，既然政府投资教育，它就有权管理教育[1]。但这种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世界各国相继从凯恩斯模式中急速跳出来，把市场看作是组织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手段，我国也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人们经常抱怨说，教育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最顽固的堡垒，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国家控制高等学校的弊病，人们越来越强烈要求对这种政府一高校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确实，在整个社会关系都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不能独立于时代潮流之外。
然而，传统的政府与高校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关系究竟给高等教育、政府及高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种新型政府与高校关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究竟要构建何种模式的政府一高校关系？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其现实可能性又是什么？对传统的政府一高校关系进行改革、构建新型的政府一高校关系不是一个完全从零开始的工作，而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与权利重新分配的博弈过程。本文试从委托的角度来研究我国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研一种新型的政府一高校关系。
一、传统体制下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
从法律上来看，“国家”与“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权限也是不同的。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体现者；而政府的权力则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权力的配置是不同的：有的国家严格限定了政府的权力，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其余的权力则由社会享有。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的划分形成适度的张力，并在各自的权力领域内发挥作用。在我国，宪法并没有就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做出划分，政府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实际上全面享有国家权力，而社会的权力则相对萎缩。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全面行使国家的权力，高校作为政府的附属物，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能执行政府的具体行政任务。政府与高校之间是一种以命令与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内部行政关系。政府与高校实际上是一体的，也是同构的。
（一）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的形成
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与高校之间是典型的服从一命令式的内部行政关系，政府是一种全能型政府，管理所有国家事务。从立法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国家教育权实际上并没有分立，也没有分化，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
在政府拥有全部国家教育权的情况下，政府的教育职能表现为：在宏观上规划全国教育发展、划拨教育经费、制定各种教育法规政策；在中观上主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管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内部事宜，如招生、分配、校长的聘任、教师的聘任、教学经费的使用等；在微观上还要制定教学计划、课程标准、选择教材内容等。简言之，政府既是学校的主办者，也是学校的管理者，同时还是办学者。
在内部行政关系下，高校完全是一个执行机构，一切遵照政府的行政命令，没有任何自主权。
这种情况随着高校自主权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内部行政性的委托关系。
一方面，政府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不能事必躬亲，因此，政府必须把某些事项委托给高校自己去决定。高校也就逐渐获得了部分的办学自主权，能够自主决定某些内部事务。政府委托、授予高校的权利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行政机关内部的授权，由政府自由决定，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因此，政府可随意收放权力。另一方面，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高校面对着一些新的情况，必须自主决定，因此也获得部分自主权。但高校并没有在法律上完全独立，它仍然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高校之间逐步形成了内部行政性的委托关系。
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的发生是必然的，正如在经济生活中一样普遍。而且由于是内部行政行为，公立高校作为行政相对方，必须履行其义务，不能拒绝委托任务，不作为行为。
（二）政府与公立高校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的责权特点
在内部行政性的委托关系中，政府是行政主体，作为委托方以行政命令、行政授权等方式将某些事务交由行政相对方的高校完成；处于内部行政关系下的高校，作为政府内部行政行为的相对方，必须服从政府以命令、计划等为行为方式的直接管理。
在内部行政委托关系中，政府作为行政首脑，拥有所有教育行政事务的决定权，可以随时根据教育行政管理的需要命令，而不需要法律依据，也不受法律的限制。政府对高校所采取的措施适用内部行政规范，如果高校不服政府的行为，是不能适用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的。具体而言，政府与公立高校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力，承担不同的责任，即：
1.政府全面掌握国家教育权
因为传统文化及政治体制的原因，我国实行福利国家制度，政府因之是一种“大政府”，即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政府职能覆盖了社会自治领域的职能，对政府的职能、权力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与限制，使得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甚至无限膨胀。
从宪法的授权来看，政府对教育享有“领导和管理”的权力（直到1995年《教育法》与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没有任何法律授予高等学校权利），根据传统，宪法的这种规定实际上暗示着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全面享有国家教育权，既包括宪法规定的“领导和管理教育”的宏观调控权，也包括主办、设置高等学校的权力，还包括对高等学校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如对各高校校长聘任、招生、毕业分配、学位授予等一系列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即政府享有宏观上的公立高校的管理权、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管理权，掌握着微观上的教育教学权。
2.高等学校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在传统上，高校作为政府的附属物，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典型的“营造物机关”。所谓“营造物”，是指“为达成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行政主体将一批财产与人员（通常称为管理人员）作功能上之结合，并依其目的订定其组织规章所成立之组织体。”[2]高等学校作为非独立的营造物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由行政主体即政府为特定目的而设；第二，是人与财产的功能性结合，既非成员之团体，也非单纯物之集合；第三，其组织规章由行政主体专门为其制定；第四，没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起诉和应诉。
高校作为政府的营造物，其所处理的事务实际上是政府的事务，作为教育教学机构，完成政府规定的教学任务，它不具备更多的权利，也不行使更多的职能。
3.政府承担巨大的委托责任与风险
内部行政性委托是普遍存在的，这是由政府的行政行为所决定的。政府的行政行为特点是它必须有执行、实施部门，而执行、实施部门只要不是由政府自身（即使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则必然发生委托关系。
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具有委托的一般特征。即由于人的效益目标可能不同于委托人的效益目标，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可能会导致委托问题，如败德行为、机会主义问题等。基于委托关系，政府要承担作为委托人必须承担的各种责任与风险。由于公立高校众多，因此，政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与负担。
（三）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的种类
传统上，政府作为高校的主办者、管理者与事实上的办学者，全面垄断了国家教育权。但政府通过内部行政性委托的方式，将部分权力委托给高校，而高校作为一种“营造物机关”，“是人与财产的功能性结合”机构，因而从实际情形来看，政府与高校之间具有多重的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
1.国有资产的委托
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公立高等学校由政府出资主办，高校资产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高校与国有企业一样，只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使用者、人，而不是所有者。
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国有资产的委托，是以内部行政性委托的方式进行的，即公立高校作为政府的附属单位，其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上的预算拨款，在这一点上，高校与政府没有区别，高校人追求预算最大化。
另一方面，高校作为“营造物”，是人和物的集合体，又有着与企业类似的地方：高校生产“高等教育”这类特殊的产品，事实上也是一个“生产性单位”。作为一个生产性单位，必须有用于生产的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两种形式：物质或金融性资产方面如校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及仪器设备，也包括校园土地；人力资奉，即高校拥有的师资人力资本。利用这些国有资产，高校人与国有企业人一样，可能与委托人的效益目标不一致，而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导致委托问题的产生。2.教育教学权的委托
国家教育权全面委托给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精简机构，政府必须将比较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委托给作为“营造物”的高校，即实际的教育教学权必须委托给高校。
在传统的政府—高校关系中，招生、毕业分配、聘任教师、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决定权均掌握在政府手中，高校只行使范围非常狭窄的教育教学权，即进行教学活动的权利，高校只是作为政府的执行部门完成政府委托的教学任务。
随着高校自主权的逐渐增大，原来由政府享有的招生、毕业分配及教师的聘任等权力逐渐委托给高校。这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委托。
3.其他方面的委托
由于利益集团的游说，政府部门可能还会向教育部门委托非教育类的其他任务。如卫生部、教育部曾决定，每年的5月20日为“中国学生营养日”，2001年“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喝牛奶，促健康”。……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门正在组织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加快奶制品工业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让学生喝上放心奶。显然，所谓“学生饮用奶计划”并不是教育类公共物品，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显然不应该提供这类公共物品。这种事件的发生只能表明：政府权力过大。如果不约束政府的行为，恐怕教育部门还得接受这样非教育类任务。
二、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内部行政性委托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正如前面所述，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存在着多重的委托关系，不同的委托关系造成不同的委托问题，同时，多元化的任务给高校人造成了行为中的人因素以外的困难，同时也加大了多重委托任务的监督的难度以及考核的费用，致使委托问题更加严重。
（一）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国有资产的委托问题
公有制经济必然采取委托方式。在我国公有制是基本的所有制，经济活动的委托关系极为普遍。从产权来看，政府是所有公有制单位的出资者和所有人，国家对各单位具有最终决策权，各单位只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使用者，因此，在我国，委托关系不仅存在于企事业单位内部，而且表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表现在全体公民与政府之间，这使得委托关系更为复杂，委托问题也更为严重：
1.国有产权“内排他性”导致所有者弱化，以至对人监督乏力，导致教育腐败
从国有产权的特点及其形成来看，下列诸多原因使得人民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即初始委托人(originalprincipals)地位逐渐弱化，导致对人监督乏力，使得委托问题普遍而严重：
第一，国有产权的“内排他性”使初始委托人不具有剩余索取权，使得他们缺乏监督人的动力。
所谓“内排他性”是指个人只是人民中的一员，作为个人所拥有的国有产权只有同其他一切人的所有权相结合、共同构成国有产权的时候才有效，才能发挥作用；他既没有特殊的所有权决定资本的使用，也不能根据特殊的所有权来索取总收入中的任何一个特殊分额[3]，个人对于国有资产的权利只能在集体决策的前提下共同行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初始委托人的个人不具有剩余索取权，使得他们缺乏监督人的动力。国有产权绝对的、全面的、充分的、对外排他的权利，由体现集体意志的一个“国有产权主体”独占，这表现为集体意志对于个人意志的排他性权利[4]。
第二，国有产权的初始形成是强权界定的结果，初始委托人的委托权最初来自于这种强权界定，在强权界定产权规则中处于受惠地位，由此造成其委托能力的先天不足。尽管国家强权行动的合法性来自初始委托人，但这种一次性界定对于后者个体来说，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
第三，初始委托人将受赠的全部所有权直接而无限期地让渡给国家，初始委托人“放弃”了委托权，国家（政府）成为了真正的、实际的委托人，从而形成国有产权。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产权的运行规则是行政等级界定，其实际交易的可让渡性是通过政治过程即行政活动来实现的，而初始委托人处于这一等级的最低层次。这导致初始委托人作为国有产权的索取者地位越发弱化。
由于所有者地位弱化以及“集体行动难题”，作为初始委托人的所有者则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缺乏基本的动力。
2.多层次长链条的委托关系：信息失真与失控
从国有产权的形成一直到最后的生产者，国有产权形成了多层次的委托链条，如下图所示。
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委托层次可能比下面的图示更复杂一些。有人统计过，公有制经济中最多可达60多层委托关系。如此长的委托链条使得委托人很难获取人的信息，即便获取成本也非常高，而且也容易失真。由于信息严重的不对称，根本无法监督与控制人，以至在公有制经济中普遍存在败德行为与机会主义等问题。
过去，国企的腐败现象引人注目，而在高校中很少发生，以至人们忽视委托问题在高校中的存在。近些年来，高校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这警示着在高校中同样存在严重的委托问题。
3.双向的委托关系及双重角色：部分所有者侵犯全民所有者的利益
公有经济中委托人一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存在两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通过从剩余索取人即初始委托人到中央政府的授权链(delegationchainofpower)而形成的，即全体民众是所有者与初始委托人，第二等级体系是通过从中央政府到企业内部成员即最终人(ultimateagents)的授权链而形成的[5]。
在这两条链中，除两类特殊的局中人（一是剩余索取人即初始委托人；二是企业内部成员即最终人，他们在链上只扮演一种角色）外，每个局中人均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委托人的人，又是人的委托人。这种双重角色，导致对公有经济中人的监控与约束更为困难：一方面，作为上游委托人，他也有自己的人，其人必然也有着不同于他作为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因此，他必须监督下游委托人（人）；作为下游人，他又追求着与他的上游委托人不一致的利益目标；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理性的无知”，他和他的下游人可能合伙欺骗委托人从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并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如国企经理具有双重所有者身份，他既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又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作为国有产权的人他完全有可能与最终人（国企职工）勾结，利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督失控等条件，侵犯初始委托人的利益。如某些行业严重亏损，但其职工福利、奖金却非常丰厚就是典型的“部分所有者”侵害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的利益。
毫无疑问，上述委托问题同样表现在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即高校作为人有着自己特殊的目标函数，由于信息不对称，高校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国有资产进行营利性的活动，从而表现出公立高校作为“营造物”的特殊人问题，即无偿使用国有资产、资源，进行各种非国家计划内教学活动的营利性活动，如出租校舍、教室、实验室及实验设备用于计划外的各种培训班、补习班的教学活动，占用校园土地建立宾馆、招待所，开办商店、超市等。可以说，时下的公立高校几乎没有一所不从事这类营利性的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政府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允许学校进行各种经营活动，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这一举措使得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委托问题更为严重。
（二）教育权的寻租
由于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教育教学权是一种内部行政性的委托关系，因而教育教学权实际上并没有下放，而是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使得政府机构必然臃肿，而且导致权力寻租、设租等各种腐败现象的孳生。
另一方面，高校作为教育教学权的人，实际上享有某种象征性的权力，这使得高校享有类似政府的权力，从而导致高校与政府几乎是同构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机构，则高校也设置什么样的机构，高校就像一个小政府，也拥有许多权力，因而也就具有许多官僚习气并得以“借权谋私”。
虽然教育权是一种“软权力”，但作为一种“权力”，实际上也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即教育资源。在我国，由于高等教育一直是稀缺产品，因此高校人完全有动机利用它创租设租，谋取个人的私利，这种权力寻租在招生过程中最为普遍，如各种“条子生”、“关系生”的出现就是教育权在委托过程中出现的败德行为。政府作为委托人必须承担因为人的败德行为造成的各种风险，如近些年来的事情一些在高校招生中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发生了许多状告教育行政部门。
（三）学术腐败
在知识生产方面，政府与高校之间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委托风险，尤其是在各种项目的审批方面，由于没有公开透明的制度，种种学术腐败不仅猖獗而且屡禁不止，严重地影响着知识生产。
由于没有真正建立起教授治校的学术制度，高校没有相应的机构直接对知识生产负责，也没有能力监督学术腐败问题。而教师个人，由于“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难题”，对学术腐败也几乎是无能为力。政府虽然掌握着大量的学术权力，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它没有能力监督知识生产，也没有能力评估知识生产的内容与质量。
这种由“政府采购”的知识因此形同“无因”产品，即知识产权没有归宿。在产权不明晰或者产权没有归宿的情况下，没有人有动机监督知识产品的质量或水准，以至即使出现大量的低劣知识产品形成学术泡沫都无人过问，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腐败者由于没有得到遏制，益发猖獗，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知识生产的“逆淘汰”现象，导致知识生产质量的严重下滑。
学术腐败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腐败，它浪费的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人力物力，还败坏了一个民族的良知良能，影响着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其恶劣后果甚至可能影响到几代人。反对学术腐败是每一个知识人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我们每一个都对腐败现象无动于衷，那么，有一天，我们自己也将被淘汰出局。
但是，反对学术腐败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的问题。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坏人不敢为非作歹，而一个不健全的制度则可能使好人迅速堕落。实际上，学术腐败的根源就是制度本身存在漏洞，即政府的行政权力仍然控制着高校知识生产的资源，而不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学者的教师，基本上没有权力监督政府的行为，没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转贴于（四）制约公立高校自主发展
在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中，由于政府全面控制着教育资源，掌握着所有的国家教育权，使得高校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没有积极性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发掘办学潜力，提高办学效益，从而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质量与数量方面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加入wto之后，由于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必然导致教育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关教育服务的条款，所有wto签署国都将有权参与商业性的教育服务竞争。这将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极大的冲击。加入wto之后，国外教育机构、团体将携带优质的教育资源来中国办学，从而使办学的主体多元化。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一方面要留住本国的学生，同时还要吸引国外来华留学生，或走向国际教育市场，在国外办学。因此，提高高校的竞争力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改革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迫不及待，势不容缓。
三、重建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随着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愈来愈强烈，政府提供高等教育产品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财政的压力，政府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高校自主性要求的日益强烈，传统的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面临着强烈的挑战。改革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成为必然趋势。
（一）重新界定政府的教育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原来由政府生产的公共物品现在可由市场来提供，或者引进竞争机制，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共同提供，从而形成政府机构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竞争，以生产、提供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公共产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为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政府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政府实际上是一种“小政府”，从原来的一些职能中退出来，政府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并把它做好。换言之，政府可能更多地行使管理职能，包括宏观上的政策导向以及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运行机制。
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和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分别规定了政府关于教育的权力与义务。总体来说，政府的权力主要是领导和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包括提供主办学校需要的国有资产，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与法规，即，政府的教育权主要包括作为高校主办者所享有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作为全国教育事业管理者的管理职能。
除享有主办学校、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等权力外，政府还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即保障由政府主办的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制定相关的政策调整、规范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法规，为各类学校的发展提供公平竞争与稳定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
（二）确保公立高校教育教学权的实现
《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授予高校的权利是独立于政府，不受任何组织、个人非法干涉的教育教学权。可以这样说，1995年《教育法》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明确了公立高校的法人地位。
简言之，高等学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或学校经营权，包括具体的教育教学权、国有资产处分权、学校内部管理权。
从法理上来看，由《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授予高等学校的权利应该由高等学校享有，任何组织（包括政府）都不能非法干涉，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教育权的分权，因此，国家教育权可分为三大部分，即高等学校主办权（及国有资产所有权）、宏观管理权以及微观上的学校经营权。前两者的权力主体是政府，后者的权利主体是高校。即原来由政府行使的学校经营权应退还给高校，交由高校自行行使。
高等学校的学校经营权来自法律的授予，而非政府的授权或委托，政府是不能任意剥夺的。高等学校的学校经营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这个民意机关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修改，是不会因为其他机关的改变而改变的。《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九款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高校的义务也是法定的，政府不得随意要求高校履行法律未作规定的义务。如若不然，政府的行为则构成侵权，高校可以提出异议并通过包括诉讼在内的手段要求政府改正甚至赔偿损失。
（三）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新型法律关系
重新界定了政府与高校各自的权力之后，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政府与高校之间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也发生了分化与转化。可以看到，虽然它们之间还存在一部分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但是大部分则表现为外部行政关系，也可形成外部行政委托关系。
1.重构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国有资产的委托关系
高校作为政府主办的教育机构，其资产仍属于国有资产，其所有权归政府所有，高校只行使国有资产的处分权，即使用权与经营权。因此，在经济上，政府与高校之间仍然存在着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这种经济上的委托关系过去也存在，由于所有者和委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较远，因此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委托人也没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造政府与高校之间经济上的委托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的职能较过去更明晰，活动的范围相对较小，政府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体、直接地管理公立高校的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可有三种思路改造政府与高校之间经济上的委托关系。
(1)成立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学校董事会
在国家层面成立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公立高校国有资产，监督高校国有资产的经营与使用。
在学校层面，成立学校董事会，其成员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名流、社会公众等，也可包括其他捐资者。学校董事会监督审核高校国有资产的使用与经营。
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因为高校的资产仍然是国有资产，而并不是公立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资产，其产权仍在国家。但它缩短了委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减小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并加强董事会监督的力度与动力，以使高校人更合理地经营使用国有资产，更好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2)成立永久性基金，以公益信托的方式管理、经营公立高校国有资产
公立高校的国有资产必须进行严格的评估，确定其实际资产数额。国家对公立高校的拨款（或赠地）成立永久性基金，由社会信托机构进行托管，受托方根据协议规定经营、管理受托资产，其赢利用于公立高校的发展。
社会信托机构作为受托方，可以由公众信任的专家委员组成，也可以由学校董事会担任，按照事先指定的规则独立行使权力，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运作。
社会信托机构不是政府序列机构，它与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并不构成任何行政隶属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契约关系。
公益信托是一种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式，将这种方式引进高校国有资产的使用与经营，减少原来因多层委托关系造成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委托问题，从而提高高校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3)项目拨款
所谓项目拨款，是指政府对公立高校的资助是以项目运作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承认政府和公立高校都是独立的法人为前提的，即政府无权直接要求公立高校从事某种工作，公立高校也有权利不接受政府的项目；公立高校想要承担项目，接受拨款，必须以投标的方式与其他单位竞争。
2.政府与高校之间外部行政委托关系
外部行政委托是指行政主体将其职权的一部分依法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但是这里的“依法”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在某些行政事项范围内，应当有关于委托的明确规定，如税收、行政许可等；在另外一些行政事项范围内，只要不违背法律精神和法律目的，即可实施委托，如物价、卫生、治安等方面的监督、检查行为。
外部行政委托关系具有随意性。相对于内部行政性委托，外部行政委托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发生，即政府自身包括其内部组织机构及附属机构不能完成，必须由政府以外的法人、组织或公民来完成。如某一项科研可以委托给某高校或科研机构；某项认证须委托给社会中介机构，某项市政工程可委托给某施工单位等。
外部行政委托关系适用外部行政法规范。外部行政委托一般由行政主体以较具体的委托决定来进行，有关委托的事项范围、职权内容、委托时间、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将在委托决定中予以明确。委托决定受外部行政法规范，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可以适用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政府与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其权力并没有交叉重叠，分别享有宪法、教育法及高教法授予的不同界限内的教育权。政府作为高校的管理者与高校之间一般只发生外部行政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依然可以将某些事项委托给高校，如公务员的培训、科研项目、咨询项目等。但是，这种委托属于外部行政委托，高校可以也可以不。如前面提到的项目拨款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行政委托行为。
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外部行政委托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行政委托合同实施。行政合同属于一种双方行政行为，其特殊性在于，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时需要与相对方协商，相互意见表示一致后，才能实施相应行为。行政合同以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行政管理目标固定化、法律化，并在合同中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种合同关系中，行政主体具有优益权。因此，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行政合同纠纷通常通过行政法的救济途径解决。
在外部行政委托关系下，双方的行为都受到约束，既可约束政府的随意性侵权、越权行为，又可制约高校人的败德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激励高校办学自主性与积极性，同时也减少了委托风险。
四、政府、市场、高校之间新关系的形成
在传统的模式下，高等教育是由政府生产并提供给公民的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公民与中央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倒置导致委托人对人失控，使得高等教育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教育需求，即使公民对人极为不满，也没有更换人的自由。
传统的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双边的单向关系，高校与政府是同构的。由于没有外力的参与，这种结构比较固定，双方都缺少变革的积极性，使得公立高校成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府与公立高校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更好地规范政府与公立高校的行为，同时又要激发它们的积极性，即政府要更好地提供它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高校要生产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产品。因此，政府与公立高校都不能独立于市场之外，以市场精神改造政府和高校，形成政府、公立高校、市场以及公民（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具体地说，其措施为：
（一）建立国家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之间的均衡关系
随着中国加入wto，政府的教育职能与权限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国家教育权将发生重大分化和转移，甚至被剥离，国家教育权将部分转移到国际组织、地方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中央政府将只保留有关国家教育宏观政策、教育法规、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监督的权力以及教育司法权，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而将其执行实施环节交付给社会组织，从而在宏观上管理教育，以提高教育行政的效率。国家大部分教育行政权将分化并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中去，从而使国家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保持总体上的平衡互相制约的动态之中。
1.部分国家教育权让渡给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社会在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的一体化逐步形成，国家主权在自愿基础上部分让渡与共享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6]。我国加入wto，在教育领域也将参与国际合作，因而必须接受现行国际组织的各种“游戏规则”，以接受条约为基础，在决定教育事业的发展时，必须与国际接轨，而不再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就导致国家教育权的削弱，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国家教育权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国家教育权的这一部分转移，主要包括教育的监督权、部分教育权，如主办教育机构、选择教育内容、确定教育年限、招生等一系列的权力。如，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三条中有关“教育服务”的条款规定，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凡带商业性的教育活动，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服务竞争，这涉及各级各类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在wto的143个成员国中，目前只有40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且其中30余个国家也是有限开放本国市场，如以商定、对等方式互认学历、学位，放开成人教育、技术培训领域的外资办学，取消某些领域教育活动的营利限制等等。随着教育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组织将更多地参与教育，国家教育权将更多地让渡给国际组织。
2.部分国家教育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市场统一规则要求对宪法中中央和地方关系进行明确甚至重构，中央将下放部分权力到地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将出现一种平行、合作、讨价还价的对等关系，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对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干预，不得随意对地方政府独享的权力进行限制与改变。国家教育权也将逐渐下放，地方政府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决定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下放的部分教育权包括地方教育立法权、地方教育行政权和地方教育司法权。地方政府将有更多的权利为本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教育，包括前面提到过的由中央政府主办的高校划归地方政府主办。
3.部分国家教育行政权社会化
教育行政权是最具扩张性与侵略性的教育权力。加入wto将使我国市场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由此增长的社会组织与公民的自主自治权力，必将使行政权的垄断一切的局面被打破。
国家教育行政权的社会化可采取几种形式：一般的合同出租、公私合作、一般的用者付费制、凭单制度等。合同出租（承包）的主导思想是使教育这种公共服务的非垄断化。政府将原先垄断的教育产品的生产权与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进行转让。政府将确定教育产品的数量、质量标准，然后对外向私营、非盈利部门招标承包，中标的承包商按合同生产教育产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承包商生产的产品。订立合同前，教育服务的确定是一个政治／行政过程，政治／行政机制起主导作用；订立合同之后，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承包商将在允许范围内自由地配置教育资源，由此，合同管理代替了行政组织的等级控制[7]。政府与其他单位（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质是外部行政委托行为。
其实，这是政府部分教育职能的市场化，即，充分利用市场提供的竞争机制来缩小政府教育管理的范围，对政府的商业性、非赢利性以及管制性等职能部门实行企业化管理；将教育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分离开来，在政府部门体制内部引进竞争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让公民自己去选择政府部门之间通过竞争生产或提供出来的公共物品；并在政府部门绩效和财政拨款之间建立起关系。
在国家教育权经过如此分化、转移之后，包括国际组织、地方政府、社会及高校自身都获得了相应的教育权。这些权利其来源不同，作用的大小与范围也不同，但这些权利之间会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并最终达到某种平衡，因而中央政府与公立高校的关系将不再简单地归结为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
（二）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市场共同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形成主办者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约束高校主办者
传统的高等教育是由政府生产并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由于高等教育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品，而且既由政府垄断生产，政府本身又是教育的管理者，集“球员与裁判”于一身，使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以市场精神来改造政府意味着在教育的主办者之间引进竞争机制，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社会）力量共同主办高等教育。这种新的模式意味着；公民在用手投票控制中央政府的基础上，将公民和政府部门分别比喻为经济市场中的“顾客”与商品的“生产或提供者”，通过非垄断化和“模拟市场”的手段创立公共物品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由“顾客”选择权的扩张来迫使中央政府和政府部门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果公民不满意某一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他们会转而“购买”其他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用足投票），该机构会因失去顾客——衣食父母——而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其利益相应受损。
对我国来说，目前已有许多高校在进行改制，即原来由中央部委主办的高等学校，逐渐与地方共建、共管，有的甚至完全交由地方政府主办。这一举措意味着缩短委托人与之间的距离，尤其是对我国来说，意味着减少委托链条，使委托人能掌握人更多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另一主要职能是充当市场管理者的角色，为市场介入高等教育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改革人事制度，形成办学者——校长市场[8]，通过市场力量约束规范校长
如同对企业人的约束、规范是通过股票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的形成来实现的一样，在约束规范高校人（校长）方面，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
在国家管理层面，建立高校质量监督委员会，对高等学校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并予以公布，形成类似股票市场一样的教学质量信息以及时反应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在社会层面，加快人才流通体制的建设，逐渐形成办学者——校长市场。
在学校管理层面则可建立学校董事会，由董事会直接管理校长，缩短委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有效监控高校人，使其能更好地办学。
通过这种市场机制的引进与建构，可很好地激励校长更好地办学。英、美等国在公立学校改革中的“凭单制”(voucher
plan)，就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经验。即让学生及家长根据自己对学校教育质量的判断去选择学校，然后填写一张单据并将该单据交给其所选择的学校，学校凭着这种单据到政府部门领取经费。这样就等于在学校之间引进了竞争机制，进而迫使教育主办者以及学校中的公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凭单制是办学者——校长市场的雏形。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机制引入政府与公立高校内部，通过以市场精神来改造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的双边单向的固定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一种新的多边互动、自动调节关系正在形成，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公立高校与市场之间，以及政府内部、高校内部、高校之间都形成了一种互动。竞争、协调与制约的机制。
这种新型关系的形成，将极大地改变政府与公立高校的行为。政府的教育职能将集中于提供高质量的纯教育类公共产品，其他行为则受到严格的约束；而高校将积极生产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产品，以立足于激烈竞争的高等教育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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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托管篇7
关键词高校融资渠道资金筹措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深化，高校办学资金的筹集渠道不仅包括财政拨款、收费、科研、产业和社会捐赠等传统渠道，而且还包括融资渠道。融资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凭借信用并运用一定的金融工具和投融资方式主动筹集资金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找钱”。高校面向社会运用资本运作手段融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建设发展与资金短缺的矛盾，促进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外，高校在资本运作的实践中，借鉴企业融资模式，实现了融资渠道的创新，这些可行的融资渠道包括Bot项目融资、委托贷款、信托融资、融资租赁和资产置换等。
1Bot项目融资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经营—移交方式，是指政府及所属的公共部门或其所属的公共部门通过协议授予投资者（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攒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所属的公共部门。
我国高校继从1999年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并纷纷征地建设新校区，而现阶段仅依靠国家投入还有很多困难。因此，大量的资金需求致使高校新校区建设最大的瓶颈是资金短缺。同时，民间资本已经积累得相当可观，根据人民银行统计表明，截止2006年6月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3.13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余额为15.52万亿元，并且社会财富还在继续向民间集聚、倾斜。由此可见，民间资金有巨大的投资潜力，这为民间资金的Bot投资提供了条件。高校内许多基础设施如学生宿舍、食堂、学术交流中心或招待所、医院、体育场馆、科技孵化器、科技园区等均可采用广义的Bot模式来建设。
采用Bot融资对高校来说有以下优点：可以弥补国家投资的不足，扩大利用非官方资本加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投资者承担所有费用，不增加政府负担，并最终增加了学校的固定资产；学校不承担任何风险，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学校可集中精力抓教学和科研，对后勤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化为依据市场宏观指导。
对投资者来说有如下好处：可以充分利用富余资金，并获得丰厚回报；高校基础设施使用市场稳定，投资风险比其他行业要小的多；由于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和高校教职员工，素质较高，易于管理和沟通；学生大都是现金消费，不会产生呆账、坏账，并可得到稳定的现金流。
近几年，高校也有应用Bot的例子。如北京市政府划拨土地和提供优惠政策，北京科技园国际学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筹资12亿元来建设中关村国际学校。学校产权归政府所有，项目公司则拥有一定的经营年限；湖南教育投资公司以Bot式投资6000万元用于中南大学学生公寓、食堂等综合项目，学校提供土地，公司注入资金，项目建成后所有权归学校，但公司享有15年的使用权；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采用“模拟Bot”项目融资方式，合作方投入基本建设资金3.3亿元，项目建成运营30年后，项目公司无偿把学院资产移交给南开大学。
2委托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办发[2002]100号文件《关于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委托贷款是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只收手续费，不得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
个人委托贷款是一种于学校、个人、银行三方都有利的融资方式。学校可借到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低且利率稳定的资金，个人可得到比银行同期存款利率高的收益，银行可通过委托贷款总额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并能拓展市场业务；个人委托贷款利率按约定的利率执行，相对比较稳定，不受银行利率调整的影响，可以有效控制财务成本；学校因委托贷款支付的利息，通过委托贷款这种形式，使学校教职工或其他个人成为直接受益人。
3信托融资
信托业务是指委托人基于信托投资公司的信任，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运用和处分的行为。2001年国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简称“一法两办”），为信托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标志着我国的信托业进入规范、有序和发展的通道。信托公司在发展传统产品的同时，也逐步探索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信托计划”，目的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高校的发展融通资金或代为其管理财产以实现增值。
高校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属国家鼓励发展范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信托公司和特定的公众投资者签订信托合同，筹集社会资金用以高校的软硬件建设，从而达到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目的；二是将学校拥有的闲散资产，比如教学金基金、科研发展基金、闲置设备等委托给信托公司，通过其专业理财使这部分资产实现增值。高校信托融资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
（1）政策支持。随着2001年“一法两办”的出台和国家第五次信托投资公司整顿工作的结束，我国的信托公司彻底告别了业务不明的历史，从以信贷、实业和证券为主营业务的收入来源“金融百货公司”，转向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主要业务，以收取手续费、佣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中介结构。我国《信托法》第61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
（2）高校资金的现实需求。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对资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扩建，主要是改造老校区和建设新校区；二是科研设备和图书资料的更新和配备；三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四是优秀人才的引进。无论哪方面的规模扩张，瓶颈就是资金短缺，这为高校信托计划的诞生提供了需求的可行性。
（3）收益及偿还本金可行性。高校收益的平稳，以及国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将会确保高校信托计划预期的收益。
4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在分期付款的基础上，引入出租服务中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特性，租赁结束后将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现代营销方式。通俗来说，融资租赁法就是“借鸡下蛋，卖蛋买鸡”。融资租赁是以融物的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尽管冠名“融资”还不如冠名“融物”，因为企业在租赁交易过程中不仅得不到资金，还要支付租金。但在租赁期间，承租企业可以拥有租赁物件的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
融资租赁和其他形式的租赁根本区别就是，它是以承租人占用出租人资金的时间，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计算租金的。尽管承租企业在这项交易中没有得到资金，但是必须按照占用资金的时间偿还租金。融资租赁在高校中的应用一般为后勤设施，如学生公寓，这也属于后勤社会化引资的一种方式，一般由投资公司开发，学校租赁，产权开始属于投资公司，而随着逐年支付租金，产权也逐步过渡到学校，并在租赁期满以象征性价格转让给校方。
5资产置换
“资产置换”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主要运用于企业经营运作中，是一种资产经营模式。“资产置换”是资产重组的一种方式，即上市公司的交易双方将经过评估的资产进行等值置换，将不符合公司发展的资产剥离出去，同时注入优质资产；控股公司置入的资产是优质资产，被重组公司置出的则是劣质资产。经济学中的这一概念、这一经营模式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的经营，尤其是在高校的新校区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
民办学校托管篇8
从现代学校制度看，托管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有益尝试。现代学校制度构建的基础是学校具有相对独立的主体性。政府将黑龙江省甘南县职教中心托管给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做法，实际上是将独立办学主体――甘南县职教中心的办学所有权与经营权进行分离，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获得的仅是办学经营权。虽然这种“托管”是形势所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在事实上构建了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从提升服务质量看，托管是改善“教育服务能力”的有力探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下的教育，无论是政府举办的还是民资甚至是国外资本参与的，都必须把对学校而言的“提高教育质量”和对学生来说的“提高服务质量”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及教育未来长远发展的重点。
从深化教育改革看，托管是推进“办学体制改革”的有效举措。由政府“完全”买单的教育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公共服务。但从“服务”的角度看，政府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其质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提供能力（主要是资金）的高低和管理能力（主要是学校内部管理）的大小。所以，公益性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鉴于黑龙江省甘南县职教中心的投入主体是政府，但政府又不能“完全”资助的背景下，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民办学校）只能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特殊条件下“有效”参与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的盈利只能“以捐款的形式”汇入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案例未能就基金的使用进行充分说明，但已经看出端倪：即民营资本参与公办学校的发展，如何合法获得适度的报酬，需要进一步探索。
职校托管是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积极探索。未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除了促进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之外，还必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只有将教育的所有权、经营权和质量评价权有效分流，中国职业教育新一轮“又好又快”的发展才会真正到来。我们期盼更多地像黑龙江省甘南县职教中心的改革先行者和践行者！
（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徐健）
民办学校托管篇9
首先，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发展动力源泉。办好一所学校，体制机制最重要、最关键，比单纯依靠政府优惠政策更持久、更长远。我们可以推动职教集团化办学，建立政府、院校、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探索建立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推进中高职在培养目标、学历层次、课程内容、教学过程方面的衔接，在与跨国企业、境外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办学、职业培训等方面进行研究、选择、探索和尝试。如果能做到敢于突破、大胆创新、推陈出新，充分发挥公办院校、民办院校、企业等各方优势和特长，跨越影响学校事业发展和质量提升的体制，就一定能焕发出类似于“公办学校，民办机制”“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和办学模式之下的活力与动力。
其次，注重吸收管理理念，结合实际逐步推进。一所学校，如果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肯定会人心涣散、事业滑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资金、技术、项目、资源的效能也将难以发挥。因此，托管也好，合作也好，衔接也好，改制也好，学校从中真正学到的应该是职教理念和管理经验。理念先进了，模式创新了，管理加强了，架构合理了，软实力才能得到提升，才能产生好和高的效益。当然，机制改变、经验借鉴、管理加强也应结合实际、为我所用，不能照搬照抄、囫囵吞枣。同时，应注意做好与现行学校体制、政策之间的衔接工作，充分考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心理承受能力，消除各种疑虑，自觉转变观念，积极投身改革，切不可盲目发号施令、简单粗暴、一改了之。案例中托管办学遵循了“三个分离”原则，以及托管期间学校名称和建制不变，学校人员事业单位身份不变，原投资渠道不变，办学经费只增不减，因托管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用于职教中心发展等措施，也正周密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
第三，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提供长远智力保障。体制机制是灵活的，要靠人去创新；托管合作是有期限的，要靠人去延续；管理模式是变化的，要靠人去适应；发展资源是多元的，要靠人去挖掘；教育教学是动态的，要靠人去改革。因此，广大干部和教职工的素养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学校长远发展的智力保障。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吸收管理理念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人才引进、培养和团队建设、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与合作单位共同组建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教学团队、互派人员到合作单位任职锻炼、建设一批“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等途径，促进管理干部和教师的素养提升，促进相互之间的理念沟通和文化交融。通过开展校长和中层干部聘任制改革、扩大学校在教师聘任等方面的办学自、完善教职工岗位绩效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方法，营造有利于管理干部脱颖而出和优秀师资集聚发展的良好环境。
民办学校托管篇10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遏制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确保现“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的道路交通管理目标，根据县委办印发《*县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尉党办［*］66号）精神，现就开展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摩托车整治工作的领导，成立*县教育系统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科，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协调指导和工作落实，办公室主任由沙达开提.卡德尔同志兼任。
二、整治时间
*年6月至8月，共3个月。
三、整治重点
各学校、幼儿园教育教师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并驾驶或乘坐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违章载人、酒后驾车、超载、无证驾驶、无车牌证、乱停乱放、灯光不全等交通违法行为。
四、整治目标
通过整治，使教育系统摩托车行驶秩序明显好转，无牌无证驾驶、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超载、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摩托车交通事故明显减少。
五、工作部署
（一）宣传发动阶段（6月1日－6月30日）
各学校、幼儿园要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结合交通安全“五进”宣传活动，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摸清情况、掌握规律，研究对策，并结合实际，制定各自工作计划。要落实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广大教职工要带头执行交通安全法规，努力营造人人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的良好氛围。
（二）严打治理阶段（7月1日－7月31日）
各学校对学生驾驶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情况进行登记，对违反规定驾驶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的学生进行集中清理，杜绝无证驾驶、车辆无牌以及12岁以下的学生骑自行车的违章行为。要在学生上学、放学期间，严格治理学生驾驶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的交通违规违章行为。
具体严打治理工作目标如下：
1、12岁以下的学生骑自行车的违章行为。
2、中小学生在上学、放学期间，驾驶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的违规违章行为。
3、督促限期办理摩托车牌照、各类证书；
4、杜绝摩托车驾驶人无证驾驶；
5、摩托车超员载人；
6、驾乘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7、教职工酒后驾驶；
（三）检查验收阶段（8月1日－8月31日）
如果发现干部职工、学生驾驶摩托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县教育局把摩托车交通违法违章情况纳入各学校年终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对乱停放、灯光不全、驾驶报废或拼装摩托车的人员所在学校扣1分/次；对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超载或不正确乘坐的人员所在学校扣2分/次；对酒后驾车、无证驾驶和车辆无牌的人员所在学校扣5分/次。
县教育局要对工作措施不力导致师生员工交通违法行为严重的学校和教育不严、管理不力的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和警示谈话。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学校、幼儿园要切实提高对交通安全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切实做好专项整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