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0-02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转移数量庞大、任务艰巨
目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东部、中部、西部的较大型城市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速度上要慢于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岗位的需求。加之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对环境、工资、岗位、保险等的渴求度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任务艰巨。
（二）非物力资本缺乏、受教育程度低
现今有69.9%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阶段，并且他非物力资本缺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转移就业中面临很多困难，知识积累不足、劳动技能缺乏、再社会化能力低等因素导致他们主要从事低层次的、技术含量小的工作，如餐饮行业与制造业。
（三）外出务工男女比例失衡、分居式家庭激增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男性人数占68.6%，而女性人数只占31.4%，他们大多数只身一人外出打工，脱离家庭、夫妻分居，分居式家庭的激增也导致了亲情淡化、理念冲突以及农村离婚率大幅上升，留守的孩子则面临教育危机，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四）内向型转移、文化传播滞后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多选在省内进行，仅仅有25.8%的人在省外务工。此外，吉林省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经济相对落后，本省在接纳农村劳动力方面能力有限，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滞后又进一步拉大了外省的就业信息与工作理念的传播，不利于吉林省的快速发展。
（五）转移途径单一化、组织化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主要依靠自行外出和亲戚介绍这两种方式，很少通过政府及相关组织。这种单一化的转移途径由于主要受“熟人社会”影响，组织化程度低、合法权益得不到落实、社会保险得不到保障，加大了劳工矛盾。
（六）体力型从业结构、风险成本增加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以体力型为主，缺少技术型，主要从事低层次工作甚至是有害有毒的工作，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制造业这四大部分成为农村劳动力从业的首选，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风险成本大大增加。
（七）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趋于“边缘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上升，而处于底层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他们遭受着工资低、环境差、风险高、权益少的不公正对待。他们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过程中也会受到排斥与歧视。
（八）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不健全
目前，吉林省的培训机构在项目设置时不能与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切实联系。在教学过程中不符合就业需要，加之实习地点远、费用高，使得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专业技术。
（九）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由于当前从事低层次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处在弱势地位，加之用人单位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解，经常出现工资拖欠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十）就业呈“短期性”趋势、稳定性较弱
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与就业过程中，一方面工作单位缺少相关法规约束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选择相对自由，随意性大，对工作单位缺少认同感，这就出现了阶段性就业、兼业式就业等形式，“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的现象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
二、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对促进工业发展、城市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从家庭中脱离出来转移到城市中去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变得尤为重要。
（一）目前农村劳动力在规模上日益增大，同时竞争压力也日益增强，但是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分析其原因有二
（1）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人均收入的比较上，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农民的人均收入，城市居民还享有福利待遇、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政策，而这些政策在农村劳动力身上则不能体现。这种情况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由于农业价格的波动，土地产出的有限性，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增长也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通过利益比较，离农意识会越来越强，最终会选择转移到城市中去务工。
（2）唐纳德・博格的“推力一拉力”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流动时主要是由于两种力量的影响，即推力和拉力。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提高收入以补贴家庭或个人发展而进行迁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由于迁入地存在吸引人们的力量，如更优的环境、更稳的工资、更好的教育。而迁出地农村环境差、收入低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迁移时找到心理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平衡点。
（二）当前，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有69.9%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阶段，主要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的原因造成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都对经济快速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只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那么劳动力在就业中就会出现低技能、少知识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择业辐射半径就会大大缩短，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同时，由于缺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创新能力不高，适应能力不强，在工作岗位中的提升空间与潜力都很小，也就不利于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人数是女性人数的两倍，打工者与家庭脱离，导致离婚率上升和青少年犯罪增加，原因有三
（1）当前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大大推动了社会流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会在不同时期和阶段采取理性的行动，来达到利益最大化与目标最优化。农村劳动力如何使家庭的经济收益最高成为每位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
（2）由于男性农村劳动力单独外出打工，这就使得他们与家庭脱节。家庭系统论认为：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位而存在，家庭成员在一定的、稳定的环境中发生互动，在心理认同中发展。而互动与心理认同都有一定的平衡机制，当家庭成员出现变动，稳定性会降低，平衡机制被打破，这时整个家庭就面临解体的风险，如果不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动，角色不能快速调试，家庭就会分崩离析。
（3）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指出：人的发展与人格的形成都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顺序与任务。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家庭留有一位家长，还有的家庭夫妻双方都离家务工，孩子的教育与社会化成为问题。由于家长的缺失，孩子没能在不同的阶段完成相应的任务，这时孩子会产生“自我疑虑”“孤独无力”等感觉，不利于孩子的成L，由此青少年的犯罪率也在逐年增加。
（四）吉林省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多在省内，主要通过自行外出与亲朋好友的介绍选择职业，转移的范围有限，转移途径单一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社会成本较高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由于文化差异、就业制度不完善又缺少熟人介绍等因素，通常面临低保障、高风险的社会成本。有的企业打着招工的幌子，骗取女性农村劳动力从事活动。而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抢劫犯罪又成为另一个社会成本。社会治安出现问题。
（五）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逐渐成为边缘群体，原因主要是他们在生存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过程中也会受到排斥与歧视
文化震惊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下，当他们初次接触、了解其他文化时思想上会产生混乱、心理上也会出现压力。如果快速适应则会融入到群体当中；如果适应出现问题，则会被边缘化。目前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在伦理情谊的“熟人社会”中，转移到城市以后则要面对“陌生人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情往来淡化、自我意识增强都会对农村劳动力带来文化冲击，这就导致了边缘化问题的产生。
（六）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存在缺陷以及农村劳动力权益无法保障，究其原因有四点
（1）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分析：目前农村劳动力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从事体力型工作，由于技术含量低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培训机构不愿花费过多的资金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人数过剩合法权益也会降低。
（2）从法律角度分析：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存在缺陷，当用人单位以牺牲农村劳动力的切身利益来提高自身经济效益时，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到位。
（3）从农村劳动力自身角度分析：缺少必要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很少借助集体、相关组织部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4）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也没有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制度。
（七）“短期性”务工形式降低稳定性，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对企业缺少心理认同与归属感
用工企业由于缺少对企业文化、企业道德、企业形象方面的大力宣传与培训，这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归属感降低。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择业自由、流动性和随意性大，而且农忙时节需要返乡务农，这就出现了间歇性的就业形式与兼业式的就业形式。
（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过程中的制度阻碍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限制，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转移可以平衡劳动力机制，促进劳动力从过剩地区向短缺地区转移，从而实现收入与待遇的均等。当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大量的偏见、排斥与歧视的问题，诸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其次，户籍制度也导致了城乡差别，这种农民身份使农村劳动力在享有待遇方面也受到阻碍。
三、结语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与就业过程中面临诸多的问题。要针对所提出的问题，运用相关理论详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便于进一步采取措施、政策并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Z].2011-02-26.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2
论文摘要：针对现有文献在解释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团理论．从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角度解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仍然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1．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论不容置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确实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战略的偏差．扩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轻工业发展步伐Jil快。从理论上说．轻工业的较快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但现实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偏差无力解释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滞后的原因。
12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论现有的户籍制度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户籍制度能够如此顽固地坚持着．以至于持续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1．3农村劳动力素质约束论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缺乏解释的是为什么农村教育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根源又是什么?
1．4土地制度约束论现行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单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解释力度不够
2基于利益刚性角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或着力于以上的一个方面．或综合以上符素进行分析，但其解释都有一定局限性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恨本原在于城市集州的利益刚性
!．1利益集团的一般理论，、所渭利益集州是指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并试图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政策、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动，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团体，但它本身不以控制政府、掌握权力为目的。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日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城市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就是在政治集团逐渐对压力集团有所反应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
2．2我国城市利益集团利益刚性的形成
2．2，1城市集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人为的经济干预，市场将根据我国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点选择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需要较少资本的轻工业优先发展。因此．为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计划经济应运而生。政府依靠计划手段保证城市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为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资金．国家通过剪刀差吸取大量农业剩余并在财政和信贷上完全偏向城市重工业：为降低重工业发展的劳动成本．国家实行低工资政策，同时向城市居民提供大量实物补贴和福利待遇：为保证价格信号全面扭曲的宏观环境下，短缺的资源能够优先用于发展重工业，政府制定全面的资源配置计划．其中包括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计划。由于要保证低价格条件下的农产品供给以及减轻城市生活就业眶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转移相应地受到了严格限制，能够有效限制人L7流动以及提供利益差别的户籍制度也因此被彻底地贯彻执行。
这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其客观要求下形成的户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相互联系，共同赋予了城市集团在传统体制下利褴分配的绝对优势。这种经济资源配置的初始偏差进而形成了潜在的城乡利益集团在政治资源分配上的偏差及集体行动能力的反差当我国的政治环境逐渐对压力集团有所反应时．城市利益集团的潜在政治影响力显性化。
2．2．2城市集团利益刚性的形成。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变迁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即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城市集团是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他们对维护既得利益，“锁定”城市偏向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对于农村利益集团而言．城市利益集团规模小、组织化程度高、资源控制力强．集用综合影响力较大此．城市利益集团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其拥有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也使得政府住决策函数中赋下城市集刚较大的权蕈。这样．城市集就能够通过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持制度变迁中城市偏向的性质，形成城市偏向的路径依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但是城市集团的利益却呈现出刚性化特征。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维系着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利益差别．坚持教育的城市偏向．形成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及粘性的城市工资福利制度．最终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和分享．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实原因
2．3城市利益集团利益刚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2．3．1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日益实现。但由于城市公共资源的容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城市会损害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因此．呈现利益刚性的城市集团必然选择支持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以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城市集团的影响下．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心理歧视、福利歧视等依然存在，这些歧视增加了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压力。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此外，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准人条件，如学历、资金、技术等，超过了普通农民的能力范畴；另一方面，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的选举、人事、教育、医疗、征兵等制度改革滞后．这也使得理性农民对放弃农村户121、迁人城市定居保持审慎态度因而．城市集团利益刚性的存在使得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减缓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
2．3．2教育的城市偏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极不平等。城乡教育差距源于政府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城市偏向。在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影响下，教育的城市偏向得以保持且不断强化．从而造成了城乡教育投入差距大、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经费负担程度不平衡的现状。教育的城市偏向造成了农村教育的弱势地位．影响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削弱了进城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城市生存能力间接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2．3．3集体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影响土地制度存续：在城市集团利益刚性的影响下．国家选择由土地来承载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成为现实的选择。城市集团利益刚性支持下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持续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少人多．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化，规模经济和土地流转难以实现．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土地集体产权制度的效率性约束、功能性约束和市场性约束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集体土地制度造成土地平均分配，土地的分散、细碎直接限制了土地的规模经营，限制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现代管理方法的推广．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束缚农村劳动力．不利于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强化使得缺乏礼会保障的进城农民倾向于保留土地．土地福利保障功能的显化也使离开土地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附属收益．这样．土地的功能性约束形成农f’f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粘滞效应：现行土地制度产权不清以及土地流转的预期收益过低导致土地流转困难．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现行土地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原因和结果。现行土地制度的存续是城市集团利益刚性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土地制度又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化了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
2．3．4城市工资福利剐性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城市利益集团利益刚性的作用下．城市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呈现刚性。这种工资福利的刚性既阻碍了劳动力价格的市场调节，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负面影响。城市职工工资福利刚性上扬．而企业在政府的职业保留制度下又不得不优先采用城市劳动力．因此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将上升；或者城市职工与外来工同工不同酬．企业使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被本地职工的高工资福利所抵消。这样，企业的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等量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3政府对资源分配城市偏向的纠正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3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经济发展
0引言
保定市是个农业大市，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其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保定市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已成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1当前保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是我市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6%以下，而我市2005年全市年末人口1092.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38万人，约占76.7%。2008年我市农业人口约900万人，人均耕地面积1.12亩。远远低于全国人均4.2亩的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
1.2未能实现真正的长期性的转移我市现阶段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绝大部分不在迁入地永久性居住。这说明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是暂时性的，进城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外出务工只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一种手段。最终他们依然会回到土地上。因此，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市的农村、农民问题。
1.3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种种原因导致我市对农村教育投入较少，义务教育的基础比较薄弱。并且，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农村中小学生流失严重，很多孩子未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
1.4以青壮年为主。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外出打工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保定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2.1积极影响
2.1.1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能促进保定市经济增长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可以缓解保定市农村的人地矛盾，促进劳动资源由低效益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1.2有助于改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受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认识到家庭收入的高低更多地依赖家庭成员的素质，而非数量。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和自身的学习。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同时也为未转移的劳动力提供了示范，使整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
2.1.3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的发展积累资金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收入。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还缓解了农村资金紧缺的矛盾，为农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
2.1.4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内需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走向发达工业国的必由之路，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内需及投资需要。
2.2消极影响在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不利影响。
2.2.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造成农村人才流失，阻碍了新农村建设进程。留守人员接受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的难度较大，使得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同时人才的流失使文化素质本来就偏低的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
2.2.2“留守儿童”教育的缺失将会影响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父母外出“打工”，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一般无法获得。有些过早辍学，或打工或游荡，必将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2.2.3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序转移对流入地公共事务的管理带来的影响。由于流往城市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和居住状况不稳定，使得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也给流入地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带来了沉重压力。
3制约保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因素
3.1体制和政策的影响在我国许多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如：
3.1.1土地制度。土地是农民生存、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使用权，因此很难彻底迁移到城市。另一方面，现行的土地制度对农民具有一定人身约束，也难以合法转让其代表的相应权益，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1.2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仍然具有较强的限制作用，以此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如入学、社会保障等，对农户举家长期搬迁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3.1.3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政策，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2008年我市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仅为12.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社会保险体制也使得农民难于彻底离开土地，实现长期的真正的转移。
3.2转移的成本过高在我市经济较为落后的县，所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出自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没有支付进城务工的路途食宿费用以及由于信息不畅，经常发生的因难以就业而增加的费用等流动成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歧视性冷遇，以及家中无人照料的老人、孩子更是增加了农民工的心理负担成本。
3.3流入地吸纳能力不足。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关键产业，目前我市第三产业约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33.3%，同发达地区相比，我市的第三产业至少要低8个百分点。第三产从业人数不仅低于国内和全省，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0-60%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0-40%的水平。
3.4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劳动力素质越低，就业面就越窄，有效转移的难度越大。我市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技能单一，甚至没有什么技能，文化水平低，难以满足用工单位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低，不善于把握信息，增加了流动的盲目性，使转移的风险加大，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4对策和建议
4.1建立和完善促进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
4.1.1改革户籍制度。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导致许多进城农民无法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也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社会保障，而这种脱节的现象大大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从长远看来，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户籍之分、势在必行。
4.1.2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以及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农业生产（特别是我市的平原地区）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原有的按人头平均分配耕地、土地使用权无法流动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耕地难以形成经营规模。因此，应考虑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4.1.3建立全面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转移，根本原因在于其年老后对土地和子女的依赖，如果不改变依靠土地和子女养老的现状，农民便无法真正离开土地，不可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4.2扩大就业渠道
4.2.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产业化经营，实现以工促农、以企带村，实现农业就地变工业、农民就地变市民，使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融合在一起，既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又避免了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4.2.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回乡创业。一些农民工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他们回乡后兴办企业，带动了一方农村脱贫致富。对此，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
4.2.3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推动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是产业的发展，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领域。
4.2.4加快小城镇发展。以县和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也是我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重要渠道。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可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活跃农村市场，带动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为广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岗位。
4.3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服务工作
4.3.1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免费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也可在农村地区发展培育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服务组织，积极开展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调查、登记、培训、职业介绍、管理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农村剩余劳力输送到城镇、企业和单位。避免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降低流动成本。
4.3.2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拓宽其就业面并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
5结语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少，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是必然。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不仅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会严重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有效地转移出去已不仅仅是农民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社会问题，关系着我市经济发展的全局。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参考文献：
[1]丁兆庆.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战略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5.
[2]郑万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现实困境.经济参考报/2008年/2月/1日/第010版.
[3]于小妹，孔荣，徐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11月第6期.
[4]刘先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利弊与措施.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4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流动均衡假说；平衡常数；城镇化率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244
1引言
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导致了中国城乡经济及人口发展的不均衡。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0万人，占55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0599万人，占4412%，与2010年同期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加13%，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大量企业用工短缺现象。
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关于乡―城人口转移的理论。19世纪末出现的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转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进一步研究，托达罗认为乡―城人口流动由城乡预期收入和转移的成本之间的差距决定。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工资上的差距导致传统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直至被完全吸收。而针对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逆向流动，南京大学的刘根荣教授在他的流动阻力模型中全面客观地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流动地远近、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社会学家则认为民工收入低、对商品价格的需求弹性较大、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在城市生活各种高昂成本都是导致其消费水平低下从而阻碍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均衡分析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常住居民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均衡假说可表达为：在特定经济―社会系统中（如制度政策、经济环境人口容纳量、经济社会融入程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因素作用力相抵消，转移与逆转移的速率相等，城镇化率相等，记为K值。我们可以把这个常数看成在特定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特性常数，这个常数是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标志，能很好地表示出劳动力转移进行的完全程度，K值越大，流动均衡时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越大、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越小，城镇化率也越高，也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越强。反之亦然。
现在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阻机制。首先，农业剩余的存在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和动力机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深层原因，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相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劳动供给严重过剩，而城镇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是吸引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向非农生产部门和工业部门迁移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城镇化率提高。其次，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范围的扩大是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流动的实现机制。较便捷的交通、更广泛迅速的信息传播条件使市场配置范围扩大，使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更广泛流动更有可能实现。再次，城乡收入差距及就业机会的不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就业机会越多，转移动机越强。正是由于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以及较高的预期收入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自发转移，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预期收入高于其迁移的机会成本，迁出地的推力因素远远大于迁入地的推力因素，转移速率相对较大，回流数量较少。
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看似变得源源不断，而农民工工资没有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长期存在的无法消除的户籍制度，有限的公共服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单一的从业技能不适合用工单位的需要，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镇，此外，农民工的低收入以及在城市生活的各种高昂成本都是农民工城镇化的阻碍因素。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以及相对较慢进步的农业技术，农业部门资源稀缺性问题开始凸显，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制约了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在这一阶段，劳动力逆转移速率逐渐增加，正向转移速率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持续增加而趋缓，直至二者达到平衡。
3现实意义及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综合模型，指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和内在规律，通过现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即就业人口比重或城镇化率与该经济―社会系统的劳动力转移平衡常数之间的比较，可以判断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和方向，也可以采取对策使平衡发生移动，为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的劳动力转移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部分依据。但这个假说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基础上的经验之谈，而缺乏必要的实证分析以及公式推导，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我国农村尚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会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本文思想来看，特定社会条件下的K值是一定的，即达到平衡时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及城镇化率是一定的，要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种思路是加“催化剂”，即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如交通费用、从业技能培训来促进转移，另一种思路为根本途径，是通过改变K值，即通过改变经济-社会系统本身来使劳动力转移程度增加，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健全农民工医疗、子女教育、购房入户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等。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C].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
[2]Ravenstein，eGtheLawsofmigration[J].JournaloftheRoyalStatisticalSociety，1889（52）：241-305
[3]todaro，michaelpamodelofLabormigrationandUrbanUnemploymentinLessDevelopedCountrie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9，59（1）
[4]刘根荣阻力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逆向流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7）
[5]张综坪“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J].山东经济，2008（2）
[6]张华，李晓阳农村剩余劳动力逆向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时代，2011（20）
[7]刘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8]翟振武，杨凡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8）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5
关键词：向量误差修正（VeC）；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Granger因果关系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特定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中无法实现与劳动条件有效结合的那部分劳动力。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指那些不能获得足以糊口的收益以及无法创造剩余产品的过剩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非农业劳动力转化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曾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大多是理论的定性研究，例如：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论”认为：工业部门只需付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传统农业生产部门略高的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用获得的超额利润以期创造新的资本扩张。唐纳得・博格等人提出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由于农村消极因素，如较低的劳动边际产值、劳动报酬等；而迁移的目的地有种种积极因素，如较高的收入预期、较多的工作岗位等。国内的学者大多是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影响因素、问题以及对策方面的定性研究，只有较少学者进行定量研究。本文对1980～2011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在验证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给出协整方程后，直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torerrorCorrection，VeC）模型，通过VeC模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能更全面、更系统地研究二者之间长期和短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国内外多数学者先验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再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因果关系有所不同。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单位根检验主要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实质是检验自回归模型中滞后变量的显著性，常用DF检验和aDF检验，DF检验只适用于一阶自回归模型，因此，常用aDF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3]。aDF检验的模型如下。
模型1：Δxt=δxt-1+βiΔxt-i+εt
模型2：Δxt==c+δxt-1+βiΔxt-i+εt
模型3：Δxt==c+βt+δxt-1+βiΔxt-i+εt
检验时从模型3开始，然后模型2，再模型1，直到检验到拒绝零假设。如三个模型都不能拒绝零假设，说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可进一步检验时间序列的差分形式的平稳性。若一个时间序列经过n次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则原序列为n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有Johansen协整检验和e-G检验。Johansen提出的协整似然比检验主要包括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engle和Granger在1987年提出两步检验法，即e-G检验。首先，采用oLS法建立回归模型：yt=α+βxt+εt，琢赞和茁赞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着赞=yt-琢赞-茁赞xt，然后，对着赞进行平稳性检验，若着赞：i（0），即着赞本身是平稳性时间序列，aDF检验的结果不存在单位根，则xt和yt具有协整关系。
3.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是对各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只能对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立模型。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包含有协整关系，用协整组合的均衡误差对模型进行修正，是一个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例如，有两个序列变量x和y，可以建立如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Δyt=c+αiΔxt-i+βiΔyt-i+λeCm+εt（1）
Δxt=c+αiΔyt-i+βiΔxt-i+λeCm+εt（2）
其中Δ表示差分，eCm表示长期的均衡误差。
在（1）式中，若αi显著不等于0，则在短期内解释变量x是被解释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若αi显著等于0，则在短期内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若λ显著不等于0，则在长期内x是y的格兰杰原因；若λ显著等于0，则在长期内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同样，在（2）式中可以判断解释变量y是否是被解释变量x的长期和短期格兰杰原因。
（二）数据说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标，以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外乡务工的人数为指标，用nZY表示；工业化发展指标，以我国每年的工业化产值为指标，用GYH表示。选取1980～2011年的有关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公报。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和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和。
二、实证研究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我国1980～2011年和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表1表明，和两个序列的aDF值分别为-2.556和-0.807，均大于显著水平为5%的临界值，说明和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一阶差分后两个时间序列的aDF值分别为-6.557和-4.821，均小于显著水平是1%的临界值，说明和为同阶单整序列，因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
1.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和都是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Johansen协整检验见表2。
由表2很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迹检验法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法都说明和之间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着一个协整方程。
2.协整方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和之间存在着协整方程，通过e-G两步法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最终的协整方程为：
很明显，协整方程的R2检验值很接近于1，说明建立的协整方程拟合度非常高，方程显著有效；协整方程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统计量都很小，说明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LnZY和LFYH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通过对LnZY和LGYH的协整分析可知，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两者可能出现失衡，可以通过建立VeC模型很好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联系起来。根据aiC原则，LnZY和LGYH的最佳滞后都是2，所以在建立VeC模型时取滞后项为2。包含有协整关系的VeC模型估计见表3和表4。
所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可以建立如下的VeC模型：
由表3可以看出，在长期内，ΔLnZY做为因变量时，均衡误差系数的t检验值为-2.31167，系数显著不为零，因此，长期内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格兰杰原因；ΔLGYH做为因变量时，t检验值为2.43684，系数显著不为零，因此，长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在短期内，ΔLnZY做为因变量时，D（LGYH（-1））的系数检验值为1.69165，系数显著不为零，因此，短期内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格兰杰原因；ΔLGYH做为因变量时，D（LnZY（-1））的系数t检验值分别为1.95941，系数显著不为零，因此，短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
（四）脉冲响应函数
因为VeC模型是具有协整约束条件的VaR模型，所以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了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动态特征。
由图1可知，工业化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标准差信息一直都有正的响应，且比较平稳，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第一期没有的响应，但是，从第2期开始，工业化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存在形成正的影响，且第5期以后趋于平稳，说明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与前面通过VeC模型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我国1980-2011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一是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可知，虽然LnZY和LGYH不是平稳序列，但二者为同阶单整序列，并且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是通过VeC模型可知，在长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在长期内，工业化的发展可以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有助于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在长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互为依赖性。三是在短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也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者在短期内也具有相互的依赖性。
基于文章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的实证检验，同时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发展的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是我国要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业相对于农业来说具有较高的边际报酬，较高的劳动边际产值，较高的收入预期，较多的工作岗位等特点。因此，我国要加快工业化发展，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以便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各级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而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农民兄弟的增收，有利于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产业结构以及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有利于我国工业化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程名望，阮青松.资本投入、耕地保护、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08）.
[2]高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区域差异研究[J].商业时代，2010（26）.
[3]林清泉.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白海琦，刘义臣，孙飞.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06）.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6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移劳动力获得的较高收入,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速度,甚至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总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间接地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农民收入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分,可分成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生产性收入进一步又可划分成第一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通常所说的非农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是指农民在第一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非农业收入是指农民在二、三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是农业转移劳动力所获收入的直接体现。
1•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四成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农村劳动力被牢牢地束缚在农业生产之上,因此,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几乎是单一的第一产业收入。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33•6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122•9元,占农民纯收入的92%。第一产业纯收入为113•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93%,非农业纯收入仅有9•4元,所占比重仅为7%。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业劳动力开始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获取单位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的非农业收入,使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日渐丰富,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84元,其中,非农业纯收入202•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5•8%。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4,开始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开始,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开始加速,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稳中有降,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占纯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7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3,达到34•4%。1999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了40•7%,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四成,成为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中的重要一级。但是,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9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0%,中部地区为27•6%,西部地区为32•9%,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低22•4和17•1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3•1%,中部地区为34•4%,西部地区为35•1%。这说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农业,而中西部地区将近2/3收入的来源依然靠第一产业。
2•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达到42•5%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平均每年增加100•2元,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长。农民的非农业纯收入由1978年的9•4元提高到1999年的898•6元,平均每年增加42•6元,以年均24•3%的速度增长,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0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达到42•5%,1978年的直接贡献率仅有16•8%,而1999年达到了199•5%,非农业纯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3•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村新增劳动力在农业就业的数量,甚至绝对减少了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已达到1545公斤,肉类145公斤,而在1978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粮食的数量仅为1071公斤,肉类的数量为30公斤。人均生产粮食的数量提高了近45%,人均生产肉类的数量是1978年的4•8倍。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减缓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增长幅度持续走低,1997年实际增长4•6%、1998年4•3%、1999年3•8%;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199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为1•1%,1998年下降为0•6%,1999年进一步下降为0•4%。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
1•非农业收入增幅下降
进入90年代,在三年“治理整顿”结束以后,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快速增长,1992—1996年间,平均以年均31•4%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加92•4元。而从1997年以来,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幅回落,1996年增长28•5%,1997年降到15•9%,降低了12•6个百分点,1999年进一步降到12%,1997—1999年间,非农业收入平均每年增加92•6元,基本维持上一阶段的水平。
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停滞
1996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64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16•8%,人均生产肉类148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97%,提高了近一倍。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45公斤,比1996年还略有下降,生产的肉类为145公斤,也比1996年有所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加上近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使得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形成了极大制约。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造成已成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
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其自身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和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都增加。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初期,此时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非常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小于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规模。
第二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下降,但总量仍然增加。一般发生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末段和经济发展中期的开始阶段,此时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起步,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转移规模扩大,从而导致农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仍然较大,人口自然增长所生成的劳动力依然多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增加的速度大大放缓。
第三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都减少。一般在经济发展中期的中段开始出现,与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相对应,农业劳动力以较大的规模和速度转移,从而引发了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的同时减少。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由绝对增加变为绝对减少的点称为“转向点”。“转向点”出现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化大规模推进的时候,“转向点”出现以前,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农业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当“转向点”出现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曲线显现为倒“U”形,即起初的速度微缓,继而加快,达到最大速度后又开始减缓。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转移。1978—1999年,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18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62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0•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9•3%,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6年的两个“高潮期”和1989—1991年、1997年至今的两个“低潮期”。1984—1988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556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113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3•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8•8%迅速提高到21•5%,提高了12•7个百分点。1992—1996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4122万,平均每年824万,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0•7%又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个百分点。两个转移“高潮”的十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近9700万,1978年以来8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在这十年实现的。
1989—1991年的第一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2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99万人,转移劳动力总量平均每年仅增长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出现了下降的局面,由21•5%下降到20•7%,下降0•8个百分点。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957万人,平均每年319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4%,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8•8%提高到29•8%,仅提高1个百分点。从我国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看,1992年,农业就业劳动力4•38亿人,比1991年同期减少0•07亿人,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绝对减少,“转向点”出现,然后连续多年下降,1997年以后,就业总量开始徘徊。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看,1992年开始加快,1993年达到最高峰,然后连续几年保持较高的转移速度,但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转移速度由1993年的最高峰2•8%,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0•7%,1997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出现微缓态势,1997年1•1%、1998年为0•6%、1999年降到了0•4%。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阶段,转移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总供给不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进入低潮,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说,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中一个相对偶然的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转向点”以后。
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已从过去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了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农业生产上了新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局面,大部分工业产品出现过剩,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出现徘徊,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性的体现,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进入由速度微缓再到高速转移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缓,将对农民收入增长形成制约,使农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加速“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是关键。
三、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得以实现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农村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赋予了农民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农民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时间的权利,使农民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入调整优化自己的劳动配置成为可能,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打下了基础;二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三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强大的拉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将是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挑战与机遇。
(一)存在大量可转移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农产品的供应基本实现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这不仅意味着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吃饭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在我国现有的4•7亿农村劳动力中,已实现转移的劳动力1•4亿,仍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达到3•3亿,据测算,至少还有1亿以上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
(二)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我国过去长期将城乡经济分割发展,人为地分割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国家对就业的计划与管理只考虑了城市问题,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也只存在于城市,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的严格限制,使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长期处于了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已经实现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90%以上是靠自发转移实现的,亲友介绍、家庭成员带领、本村外出人员的示范、自行外出等外出方式各显其能。这种自发转移的模式所带来的“民工潮”问题、城市治安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这无疑是加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给城市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使城市重新筑起了农村劳动力进入的“门槛”,加大了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难度,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因此,建立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是“新阶段”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另一个机遇。
(三)“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进入“新阶段”,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已完成基本原始积累过程,再上新台阶将面临许多新的矛盾。第一,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企业,乡镇工业企业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上与城市工业基本一致。在近年我国工业产品供需基本实现平衡的情况下,这种“同构”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也制约了农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技术落后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是在我国工业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短缺经济造就技术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升级,面临的技术进步矛盾突出;第三,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问题,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由于起步较晚,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这种不平衡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不仅制约了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第四,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矛盾。在乡镇企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五个轮子一起转”造成了这种分散布局的局面,由于布局分散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削弱了乡镇企业在“新阶段”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矛盾的存在,使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不景气,限制了农村非农产业吸纳更多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解决“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吸纳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给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大的空间。
(四)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一转移模式直接导致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不到12个百分点,两者间相差8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造成的,在我国转移的劳动力中,接近50%的是在本乡(镇)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农村第三产业没能随农村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同时,也使转移劳动力面临第二次转移的局面,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这将极大地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如果能够使农村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步,将会可以减少农村人口7500万人,按现有农村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计算,可以多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
(五)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很大空间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平均为29•8%,其中东部地区为37•9%、中部地区为25•8%、西部地区为22•5%。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4个和7•3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部地区12•1和15•4个百分点。分省来看,“东部十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分别为:北京57•0%、天津51•9%、河北38•2%、辽宁31•5%、上海64•9%、江苏44•5%、浙江48•6%、福建35•8%、山东31•6%、广东42•5%,“西部开发十二省”分别为:内蒙15•4%、广西22•9%、重庆28•9%、四川28•0%、贵州17•4%、云南13•4%、9•0%、陕西23•9%、甘肃25•0%、青海16•9%、宁夏20•5%、新疆10•4%。东部非农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比西部最低的高出55•9个百分点,“西部开发十二省”中只有重庆、四川的非农化水平比较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区)差距巨大。如果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水平提高到目前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可以再增加转移劳动力600万人,西部地区可再增加转移劳动力900万人。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将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四、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为核心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完善劳动要素市场,使农业劳动力实现有序转移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仅有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而没有人口结构的转换,是不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如此,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特殊矛盾,还会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清醒地认识和估计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其次,不能把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看作只是农民的事、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我国劳动力资源进行统一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调度劳动力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
(二)积极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第一,可以考虑农副产品加工业及部分城市工业的配套企业适当向农村扩散,城市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农副产品加工升值,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解决长期困扰农业的增产不增收问题。第二,要加快东部地区农村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东部地区利用已经形成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发展高技术产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在全国形成中西部农村、东部农村与城市工业产业结构“梯度递进”的合理布局。第三,推动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随着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乡镇企业面临着发展升级,技术改造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然而,技术改造不等于就是一味追求资本密集型技术,而放弃劳动密集型技术。如果不重视劳动密集型技术,就等于放弃了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也背离了乡镇企业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历史使命。第四,开创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新局面。利用西部地区自然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便宜、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结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发展与“西部开发”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农村非农产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7
[论文摘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城乡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改变我国现存的二元结构的巨大动力源,是一个融理念、追求,需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变移,因此它具有必然性、特殊性和长期性。借鉴国外经验,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努力实现地方经济长期增长。
城镇化建设过程,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和必然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本质并不单单是因为“剩余”,还因为“不足”,这种“不足”也不单单是因为劳动力的不足,它还包括我国城乡体制、政府职能和现存的“二元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任何一个领域,都涉及到科学发展和和谐共处的问题。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我国经济暂时不均衡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研究和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合理的导向,关系到城乡建设和协调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我省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正确与否。
一、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的比较研究
(一)规模的比较。劳动力转移,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著名的有山西洪洞人口的转移、清朝末年的山东人口的转移等。这些劳动人口的转移现象与现今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许多不同,一个是以农村、农耕为主,商贾为辅;一个是以城市务工为主,工商并举。这与英国历史上劳动力转移有相似之处。英国被专家认为是世界上劳动力转移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国家,11-12世纪,英国就开始了第一次农村人口迁移的浪潮,16世纪开始又出现第二次,但两次规模都不大,第一次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生存问题,第二次转移则主要是商人。18世纪60年代,尽管经历了两次农民劳动力转移,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80%。直到100年后的英国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第三次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经过这次迁移,英国的农村人口仅剩不到全国人口的25%,城镇化的进程初步完成。
我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gdp得到迅速提升,20年的时间我国gdp翻了两番,2006-2007年国民总产值跃居世界第四位,超过了英、法、意等发达国家。和英国一样,产业的发展同样加快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 2007年仅上半年增加1.16亿人,增幅达到8.1%。目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个规模以总量计算,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农业人口转移总量比例水平。
河北省是我国人口大省、经济强省。2005-2006年,河北省总人口为6800-6900万人,gdp全国排名第5位,经济规模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无论在转移规模还是转移工商领域的广泛程度都呈现飞速发展的势头。
(二)成因的比较。促进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1.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与英国土地长子继承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历史上,世界许多国家实行长子继承制,这无疑给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困窘,土地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摆脱长子继承制的唯一出路便是背井离乡;
2.圈地运动引发了农村经济变革。圈地运动是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农牧场。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者不稳定因素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3.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制造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家庭作坊。制造业、运输业、采矿业、商业以及家庭服务业等大批产业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劳动力转移速度越来越快;
4.人口流动制度障碍得到消除。任何一个国家人口流动制度建立的初始,是为了“有序”,“时”和“空”的控制是实现“有序”的重要手段。英国人口流动制度的时空表现经历了一个摧残--歧视—融合的过程。消除人口流动制度障碍是统治者的需要,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
我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长期受到制约。只有新中国成立,只有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以工业为主的产业不仅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引发了产业结构的根本变化。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英国前两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我国历史上“山西洪洞”、“闯关东”一样,围绕的主题是“土地”,解决的手段也是“土地”。只有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的城镇化发展才能够让人们虽然摆脱了土地也能存活,才让人们尝试了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变化是引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这不是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发展中的巧合,而是一场革命,是人类发展到某一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启示
《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中指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通过对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国民经济增长推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带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主要表现为:
(一)城镇化建设得到了发展。就河北省目前而言,县域经济是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2006年,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劳动力比例为65%,县级市吸纳农村劳动力比例为12.4%,建制镇吸纳农村劳动力比例为6.6%。农民工在城镇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截止到2006-2007年度,我省进入全国百强县就有三个,一、二、三产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大幅增长。远距离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河北省并不广泛。这说明,河北省与经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差距,沿海和发达地区的经济有他们的特点,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遵循我们的规律。
(二)经济发展迅速,结构合理。河北省经济正在以“环渤海”经济为布局,以沿海省经济为特点实现着快速发展。以唐山经济、石家庄经济为重点的经济圈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大经济格局发展下,河北城镇化建设、现代化建设都将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朝着更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1.第三产业成为了吸纳农民工的主体。2007年,全省第三产业吸纳农民工约60%,在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中,转移到批发与零售贸易业的劳动力占17%,转移到居民服务业的劳动力占15%,转移到交通运输业的劳动力占12%,转移到包括住宿、餐饮、娱乐、文化、教育、体育等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占56%;
2.四成以上成为第二产业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河北石家庄是全国建国以来著名的纺织基地,国家建立的大型纺织企业十余个,数十万纺织工人曾占据这个新兴城市的半壁江山。走进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令人惊愕地发现,这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农民工。她们有的工作了一两年、有的三五年,更有长达七八年,每月1000余元的工资令她们满意。集团领导表示她们都是先培训后上岗,他不愿意离开她们,她们也不愿意离开企业。
(三)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与指导。有资料显示,已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只有不足20%的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因找不到工作返乡的占16%,转移进城的农民工大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因此,我省农民工转移不仅成本大,而且不利于城镇化建设的有序发展。近几年来,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农业厅、河北省财政厅等联合下发文件,以专项资金补助形式实施了阳光工程。
2007年河北省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达到800000人。其中118人领衔创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2007年,河北省示范性培训达20.5万人,引导性培训57万人,农业科技培训2万人,创业培训0.5万人。农民进城“转产转岗”技能就业成为了现实。
(四)农民工为我国gdp值增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河北省gdp连续增长,2006年全国gdp排名第5,其中,建筑业、服务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就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值的拉动力量。
毋庸置疑,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城乡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改变我国现存的二元结构的巨大动力源,是一个融理念、追求,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社会迁移,城乡收入水平不实现均衡、劳动力供给峰值不变,这个现象就不会停止。因此它具有必然性、特殊性和长期性。
三、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借鉴与对策
历史上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当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圈地运动和腐朽的私有制,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和生机勃勃的体制改革。尽管如此,一些有益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
(一)消除制度障碍。英国早期的一些法律和抵押、担保、罚金制度曾限制了农民的流动。但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当局修订了人口流动的法律限制,调动了进城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这是一种敏锐的经济嗅觉。我们河北省在当今以科技发展为龙头的时代更应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从制度上取消农民的歧视内容,逐步提升他们的地位,使其与城市人群同工同酬。
(二)发展生产力。城镇化进程快慢,是由工业化程度决定的。英国由80%农业人口转变为80%城市人口,用了100年的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将生产、服务各个环节集中到了城市,表面看,城市规模膨胀了,实际上工业化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城市的人多了,农产品需求量大了,农村人少了,市场需求却大了,城市农村相互之间地位逐渐牢固了。由此可见,发展生产力是通过自然规律解决社会现象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三)就业准备教育。我们将就业准备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其实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都应该办成就业准备教育,只是就业的领域、层次不同罢了。英国很早就注重就业准备教育,他的职业教育非常成熟,任何制度的国家都在这个国度里学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大城市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基地,不是完全的技术工人是进不去的。因此,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便成为新“流民”栖息之地,他们在那里接受初等的技能训练,这既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员压力,又可以使农民通过低层次工业技术实现“脱农”教育,为技术人员筛选提供了机会。
河北省正在逐步加强农民工的培训教育体系建设,目前不仅建立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而且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问题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河北省每年拿出每人270元、150元、1000元不等的专项培训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负责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年培训量超过100万人,这充分体现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确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河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走在全国的前列。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趋势
(一)关于提法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提法笔者是不赞成的。正如前文提到的所谓“剩余”并不是因为单单一个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重要的是城市建设缺口大。的确,在考察全国范围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四川、安徽、陕西等省份开始确有因各种原因使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但是有更多的省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因为“剩余”,甚至由于劳动力转移使当地出现了人荒、地荒。就今天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看,物质的追求已不能再掩饰了,追求劳动的更大价值理想大于劳动力剩余问题,低年龄、高学历和技能的人群比例逐步大于传统转移人群比例。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分析看应当视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甚至是劳动力转移。
(二)关于迁徙地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南沿海迅速崛起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由西北向东南的大规模迁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的身影在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现。2008年底,美国次贷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东南沿海经济遭受了冲击,农民工的需求急减。2008年11月,作者去广州、深圳、珠海考察,当地的农民工已经开始返乡。这些都从经济的角度阐明了劳动力迁徙的规律。
(三)城镇化建设问题。我国有13亿人口,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不可能等同于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建国以来,我国不少以产业带动城镇化建设的例子,如汽车城、石油城、煤城、钢城、化工城等等。这些城市的建设也带动社会巨大的就业生机,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进了城,走上了生产线,住进了职工公寓。只是他们的迁徙没有今天这么远。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西部大规模工业项目落实,随着我国大规模拉动内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会不断丰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会不断加快,城镇化建设会让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转移。
参考文献:
1.《河北省2006年阳光工程总结》。
2.《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工程研讨班研讨资料》。
3.“今年全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将大幅度增长”,eb/ol].2008-04-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8
一、国内外有关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
1.刘易斯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创立了二元经济体系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该模型假定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转移的农民都可以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那么，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决策就是唯一的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一般工资水平达到一定比例，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为止。
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于1961年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模型相似，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而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供给弹性降低；在第三阶段，工农业生产率达到均衡，农业中零值劳动和低值劳动完全消失，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该模型强调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它指出了工农业平衡增长在二元经济阶段的重要性，提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
3.乔根森模型。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1961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模型，指出技术进步必定会促使工农业部门工资上涨，因此工农业的工资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该模型认为工资差距并非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消费需求拉动的劳动力转移观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在于消费需求的变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人们留在农业部就业是为了满足对农产品的生理需求，一旦当农产品出现剩余，农业部门便失去了对劳动力的拉力，劳动力便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转移。
4.托达罗模型。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规模转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这种决策依据包括两方面：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悬殊很大，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移民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只要在城市中预期收入的现值比在农村大，作出移民决定就是合理的。
5.伊斯特林-斯塔克的相对贫困假说。伊斯特林较早地借用相对贫困假说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认为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转移之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斯塔克（1991）等人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来解释转移问题，弥补了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该模型假设人们转移不仅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那些按照当地基本要求来看收入水平太低，感受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会有转移动机。
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非常活跃,蔡、陈吉元等人的“人口转移与城市化研究”;田雪原、蔡、王嗣均等人的“中外人口城市化比较研究”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的关系方面,20世纪80年代辜胜阻、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90年代，高佩义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大城市超前增长、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三大规律,等等。这些研究的思路主要有发展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再就业；搞好农村再就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实施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农民创业；打开城市就业封锁,实行城乡统筹等。
二、国内外（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实践模式
（一）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模式
1.英国模式-圈地式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由于英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最小。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英国经历了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问题。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2.美国模式-自由迁移模式。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自由迁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主要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美国模式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继续飞速发展。
3.日本模式-“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在政府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
（二）周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1.中国台湾与韩国模式――实现快速转移的典型。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份额都已降至20％以下，基本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从促使台湾和韩国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具体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看，二者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有两点：一是二者资金都较为雄厚，为经济腾飞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金保证。不过，其资金来源有所不同。台湾主要靠内部积累，外资占的份额很小；而韩国主要靠资金输入。二是台湾和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实行过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台湾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转移，而韩国是在农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实现转移。自50年代以来，台湾通过，实行农、轻、重为序的建设方针，增加农业投入。与此相反，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实行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战略，农业生产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主要靠大批进口粮食来支撑农村劳动力转移。其二，台湾和韩国所采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大相径庭。台湾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转移方向是多元的，农村劳动力既向大城市流动，也向中小城市转移，同时还为农村非农产业所吸收，未出现过度人口城市化和“大城市病”等现象；而韩国则选择了农村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的转移方式，结果导致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问题发生。
2.印度模式――转移极端迟缓的典型。印度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慢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仍占70％左右，几十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应该说，60年代以来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还是比较快的，但并没有相应地推动本国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农业过于落后。长期以来印度农业生产一直沿用原始工具和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偏重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印度独立以来，工业发展较快，相继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工业，但绝大部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而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占的比重很小。因此，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第三，人口迅速膨胀，农业劳动力大量增加。据统计，目前印度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以上，而且90％集中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每年新增数量超过了转移数量。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实践模式
1.就地转移模式。该模式主要采取扶持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的格局。乡镇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使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界限日趋模糊,乡村地区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特征,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非农化的结果不仅使部分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镇人口,而且使部分由于城乡迁移政策而未彻底实现地域转移的农村人口在所从事的职业、生产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也具有相当的小城镇特性,成为准城镇人口。
2.异地转移模式。该模式主要是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劳务输出,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目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机理与作用主要体现在：(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2)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利益机制和需求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有利于推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推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深化。(3)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进入城市,使劳动者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学习掌握了劳动技能,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个人素质。
3.多元复合转移模式。该模式的内涵主要包括：(1)坚持城乡统筹。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2)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减少农民，使其转移到非农产业。(3)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4)搞好劳动外出就业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流动就业,缓解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5)改革和加快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改革小城镇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城市之间实现人口无障碍流动,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经验借鉴或启示
（一）工业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按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应走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道路。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发展所处的特殊环境，不得不采取直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跨越了发展轻工业、基础工业的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正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积聚并逐步完成转移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需求数量相对减少，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考虑到我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较多的情况，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较多的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二）发展农业对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之初便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并为农业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物质支持，从而成功地启动了农业剩余劳力快速转移的进程。而印度和韩国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农业增长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使得印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异常缓慢，韩国虽然具有较高的转移速度，但却长期与通货膨胀相伴。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首先成功地发展了农业，才能保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顺利进行。
（三）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是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重要因素。中国台湾和韩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显然与其较强的资本形成能力密切相关。而提高资本形成能力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像台湾那样，充分发挥农业部门资本积累的功能，提高储蓄率，走自我积累的道路；另一条是像韩国那样，大量利用外资，走资本引进的道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模式中既包含着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应吸取的教训。值得重视的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应与自身的偿债能力相适应，避免陷入债务负担吞噬经济增长成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应多样化。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迁移，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这种方式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可行的。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可通过农村城市化的方式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我国台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采取了分散型转移方式，逐渐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小城市为纽带和以中心镇为细胞的多层次的城镇空间构型，并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样可避免像韩国和印度那样，因农村劳动力过量涌向大城市和不能有效地利用农村内部机制，而出现诸如大城市恶性膨胀、城乡差距过大，以及转移质量差，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无法同时实现等问题。
参考文献：
[1]黄敏.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23）.
[2]惠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
[3]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4,(5).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9
关键词：规模化经营；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38-02
一、规模化经营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状况
“十一五”规划要求建设现代农业，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从调查看，各地农村已经出现了自发土地联合的趋势，农业规模经营势在必行。这种模式有利于土地资源的统筹安排和综合利用，有效解决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成本高、增收速度慢等问题，但规模经营下的农业机械化将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安于现状的传统农民对此必然会不知所措，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主体素质滞后于实践发展。现实的发展战略越过了家庭式经营为主的小农经营阶段之后，近几年来，一直向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迈进。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相对排斥劳动就业，加之科技进步产生的新兴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只是小学文化程度(据统计，我国农村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比重接近80%，文盲半文盲近15%)，从而形成了资本、技术与劳动非同步的新型“二元”结构，这无形中在就业与失业间形成了一个真空，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求，造成劳动人才短缺，在某些地区或企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民工荒”。这种状况使本有所改善的原有“二元”结构雪上加霜，劳动力素质低下已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
2.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设置了障碍。现有体制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风险，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配置，又使进城民工遭受歧视，其权益受到侵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屡屡发生。同时，农民缺乏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其子女的安置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的积极推进，城市职工下岗数量增加，城市就业压力日益增大，这又为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带来困难。
3.乡镇企业及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我国乡镇企业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分散性，布局的不合理性使其无法发挥非农产业的积聚效应，使其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城镇化水平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都伴随者大量人口转移，而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城镇化与工业化差距很大；同时，城镇规模小，结构分散，经济集聚程度低，产业结构层次低，功能单一，质量差。这些因素使现有小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形式由原来的“离土不离乡”转向“离土又离乡”。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和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到了21世纪初“离土又离乡”的流动形式成为最主要的流动形式。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单一化。从目前趋势看，人口和劳动力流向仍然会维持由中西部农业省份流向东部地区，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基本格局。三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趋于青年化、男性化、精英化。另外，随着我国人口流动进程的发展和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中实现职业转换，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后对就业和生活空间提出进一步要求，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化流动趋势将在未来越来越明显。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时间呈季节性。他们大多都有恋乡情节，再加上没有能力在城市买房，像候鸟似的春来冬回，往返奔波于家乡和就业地之间，也有的是家庭式流动。五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上具有自发性。由于没有相应的劳动力转移机构，缺乏劳动需求信息来源，也没有相应中间组织，大多数是同乡介绍，也有少部分的“盲流”。
二、规模化经营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解决对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加快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还不发达，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这种环境下，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合理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加快农村小康步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前提。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就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减少农民数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施城镇化的需要。城市化水平低，乡镇企业就无载体，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没有蓄水池，城乡物资、信息交流就没有枢纽，农村经济发展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如果城镇化长期游离于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外，农民增收难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过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需要，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向城镇转变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控制人口和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通过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生育的成本――收益结构。由于城市生育与培养孩子所需成本高，投资大，城市妇女的生育欲望受到抑制，农民进程后考虑到生育与培养孩子所需成本与投资，会主动推迟婚龄，接受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更好地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势头，农民进城后，其后代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利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
1.健全制度建设，优化政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一切导致城乡差别的制度壁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的有序流动，给农村居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险，解决其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后顾之忧。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民出售，转让土地经营权，保持自己土地资产的收益权，为将来城市就业遇到困难时留一条后路。三是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网，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预测网络，及时掌握全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分布、年龄结构、技术状况、求职意向等情况。四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教育制度，重点要抓好专业技能和法律法规培训。在加大教育投资、普及农村基础教育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门槛。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促进农民内部就业。从目前情况看，应建现代大农业体系，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大大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提高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第一，要进一步抓好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在农业开发上，必须综合开发和利用耕地、水面空间资源，发展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的高效农业。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投入，通过对农业的综合开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第二，要大力发展乡镇民营企业，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民营企业开始出现资本密集化、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下降的趋势，因势利导，推动一些乡镇民营企业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扩大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与领域，使其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贯彻合理布局、相对集中的原则，推动乡镇民营企业的连片发展，加快工业的适当集中，从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3.压缩劳动力的供给，维护耕地面积，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狭隘的一项长远措施。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鼓励少生优生，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膨胀的问题；其次，让非劳动年龄人口学成一至两种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后再进行就业，既可减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又可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竞争能力；三是要提高全民节约用地和保护土地资源的意识，充分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管理，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免遭破坏，提高土地资源的质量，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篇10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就没有“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事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实现无疑是一种“多赢”的策略。因此尽快制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划，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解决农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1.农用耕地减少趋势增强，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大。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全国30个省区中已有12个属于土地资源超载区，8个属于土地资源临界区，这两种地区已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0%，加之工业兴起和城市扩建不断占用土地，致使狭小土地上负担的劳动力越来越多。随着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生产设备的投入，其技术份额的加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单位面积土地数量有限的前提下，便会产生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力，这也将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到劳动力转移的大军中。
2.产业结构不合理。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第三产业应该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比重最大的产业部门，但我国则恰好相反。由于我国重型化的产业结构资金密集度高，创造就业机会少，不仅无法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且连城市内部的新增劳动力也难以消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原有的发展优势逐渐削弱，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减缓。加之国家向城市倾斜的投资政策，乡镇企业的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积累能力较弱，资金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明显出现资金增密，从而导致吸纳就业能力下降，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迅速转移。
3.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加，留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带来的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充分，进而导致向城市转移受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下岗职工增加，过去在城市中无人愿干的“粗、重、脏、累、差”工作及第三产业，下岗职工已开始问鼎。而新建企业的招工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主要来自各种岗位自然更替的人员和社会上的下岗职工。从而缩小了农村劳动力进入空间。
4.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劳动力的素质越高，实现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下，使其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程中将面临重重障碍，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只能在低层次产业中，形成过度竞争。从而造成转移劳动力队伍的庞大与可供选择就业空间相对狭窄这一矛盾。
5.农村信息化进程建设滞后。信息经济的出现，加剧了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生活的贫困。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就业市场信息，而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在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时，其信息获取目前几乎全部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这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6.政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福利性制度，使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无法获得真正的城市市民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等方面受到一系列排斥和困难，无法融入所就业的城镇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内部，不能与城市劳动者进行平等的就业竞争;另一方面，有的城市要求民工进城后要缴纳暂住费、管理费、岗前培训费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转换成本，特别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进城寻求就业要预先支付将近千元的转换成本是无法承担的，使他们只能望“城市兴叹”了。
7.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观念制约。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是在争城里人的饭碗，其结果是引起城市劳动力的不满甚至抵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注入城市进行行政干预。。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1.就地转移。一是农村内部地域上的转移。即加快城镇化步伐，建设小城镇，使剩余劳动力向农村地区的小城镇转移。二是农村内部产业上的转移。即向农村的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向乡镇企业转移。三是扩大农业内部的吸纳能力。即通过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推动农业经济全面发展，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增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转移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