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软法公共治理高等教育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而目标的实现基础在高校，关键在政府，根本在法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法律现象日趋复杂，受传统的法学思维的桎梏，人们难以从合适的角度对该领域中大量存在的软法现象进行考察，致使软法研究滞后于蓬勃发展的软法实践。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者各种软法，它们在发挥者各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因此，对软法进行规制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一、利用软法推行公共治理是欧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
“软法”(softlaw)的概念肇始于西方，并日益被国内外的社会科学界所重视。软法作为一种观察与研究法律现象的新视角，一般是与硬法(hardlaw)相对而言的。虽然法的内涵与外延是比较稳定的因素，但是事实上它只是相对的稳定，它会随着社会发展与变革而有所变化。典型意义上的法具有国家性、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等特征，我们把这种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建立在严格的法律位阶和单向传达的命令-控制机制基础上、具有程序性、可诉性和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则称为硬法。需要注意到的是，法律规则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硬法范畴，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一类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规则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我们把这种具有开放性、可选择性、非强制性、不可诉性、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等特征的法律规则称为软法。如果把观察与研究的视角仅局限于典型意义上的法，我们就不能够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许多法律现象。
软法高等教育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盟在教育领域利用软法推行公共治理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世界范围内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的社会背景下，欧盟的教育领域改革与发展也表现出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换的趋势。在治理模式下，实施教育公共管理的国家公权力开始向国际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转移，传统的法源形式难以为教育领域中的公共治理提供制度依据，而软法正是应上述挑战而被纳入法视野的新形式的法源。软法是欧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类型的软法在欧盟的教育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的一些学者把欧盟法律体系中的软法分为三种类型：宣言性或资料性的文件、解释性的和决策性的文件、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指导性文件。这三种类型的软法表现为多种形式，如绿皮书、白皮书、行动纲要、资料性通信、声明、决议、建议、行动守则等等。近年来欧盟出台了《多样的体制与共同的目标欧洲教育与培训年计划》、《苏格拉底计划》、《达芬奇计划》、《田普斯计划》、《世界伊拉斯漠斯计划》、《2007―2013年终身教育整体行动计划》，这些教育计划以及实施这些计划的行动刚要、行动准则等均属于软法的范畴。这些软法为欧盟明确教育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协调相应的行动步骤、整合资源提供了指导原则、工作机制以及制度依据，虽然在成员国之间以非强制性的方式为其主要的运行机制，但确实达到了推动欧盟教育事业发展的目的，产生了重要的效果。可见，软法具有导向、补充、协调、整合等功能，它是欧盟实现教育公共治理状态所不可或缺的。
二、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多种类型的软法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已经表现出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换的趋势，其显著的表现就是高等教育领域中软法现象的大量出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软法，根据软法形成的主体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如下类型：
1.立法机关制定的软法，可以分为法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中的软法四种形式。《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主要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这些都属于典型意义上的法，一般认为它们都属于硬法，但根据笔者的对其中的条文进行统计与分析，发现上述四种法源形式中均包含大量有关高等教育的软法规范。如法律层面涉及高等教育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修订)》等等，其中的不少法律规范刚性不足而弹性较强，强制性较弱而柔性成分较大，都包含有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从功能上看多注重引导与协调，应当属于软法规范。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多根据区域的具体情况或者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制定了有关发展高等教育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该层面中则包含有更多的涉及高等教育的软法规范。从功能上看，上述软法规范多用来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为全国以及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
2.行政机关制定的软法，一般表现为行政立法中的软法与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软法两种形式。行政立法一般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准立法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我国行政立法的主要形式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它们的数量大大超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数量，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数量众多，包括《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等共计数百部。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社会实施管理，依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的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令，它可以表现为纲要、章程、规程、守则、示范、指南、意见、建议、规定等多种形式，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需要遵守的其他规范性数以千计。几乎每部行政立法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中都包含有软法规范，这些软法涉及高等教育管理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实施教育行政规划、教育行政指导、教育行政契约等柔的主要法源依据。
3.社会团体自主制定的软法，其形式一般表现为高等学校规范其本身的组织和活动及学校成员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高等学校规范其本身的组织和活动及学校成员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此类软法规范则的渊源则属于自律规范或专业标准。这种被俗称为校规校纪的软法不仅全国的各所高等院校都有，而且每个学校还不止一部两部，有的甚至多达几十部。这类软法调整的对象为学校的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等，内容涉及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的管理等等诸多方面，对高校内部人员的权利义务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如对学生学籍管理、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的要求、奖励与处分等等。此外，该类型的软法还包括高校以外的社会团体制定的软法，如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就制定有《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助学计划实施暂行办法》，中国建设银行也制定有《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这些软法都从不同的方面完善了高等教育实践的内容。
4.其他主体制定的软法，包括党制定的政策性规范、政协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以及我国国家机关与社会公众共同制定的软法。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完善高等教育阶段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鼓励社会捐资助学。
软法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普遍存在。长久以来，我们只注意到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硬法，若以软法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软法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大量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弥补了硬法的不足，不但为高等教育朝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为解决政府、其他社会主体与高校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以及为各种主体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担当的权利义务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和法源形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软法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前文所列的只是高等教育领域中主要的软法类型，随着软法研究的深入，还会发现其它的类型和形式的软法。
三、规制软法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
软法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采用软法与硬法的混合治理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软法的柔性、回应性、灵活性、协商性、互动性、共识性、亲和性、自觉性、经济性等，既是其优势，又是其劣势；同样，硬法的刚性、确定性、可预期性、普适性、单方性、强制性、权力性等，也既是其优势，又是其劣势。软法与硬法在功能上各有所长，因此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需要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顺应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通过软法与硬法的混合治理，以实现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职能转变，落实高校办学自，实行依法治校。
规范与控制软法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我们在注重软法的积极作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其消极的一面。现阶段由于软法的形成、执行以及监督由于缺乏成熟的软法理论的指导和硬法的必要的规制，软法与硬法相冲突，违背法治的精神的情况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虽然软法一般不具有国家性、规范性、程序性等形式特征，但软法是各种公权力行使权力的重要依据，亦对公民的权利义务能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表现形式之一的软法也应当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规制软法应当着重从下列方面入手：
1.在软法的形成过程中要增强民主的作用，扩大民主参与的范围。从欧盟的软法的经验来看民主是产生软法的必要条件。高等教育领域中软法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事项的公共决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制度有助于维护教育决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为教育决策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规避教育决策中的“专制”与“随意而为”等问题，从而不断提升软法品质并促使其得到顺利贯彻。因此，在软法的形成过程中必须发展各种类型的民主，逐步由单一的票决民主向审议民主以及协商民主过渡；采用听证会、座谈会、协商调解等多种民主形式；扩大民主参与的范围，尽量使影响高等教育中软法的制定和受软法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应具有相应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到软法的形成过程之中。
2.软法的内容不但要符合法治的精神，也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软法作为承载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其内容中首先必须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重要的法律价值。其次，高等教育中的软法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需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做到科学与合理，不但需要软法必须尊重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满足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发展需求等，还要求软法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
3.建立有效的软法执行机制。从欧盟的经验来看，软法在运行的过程中包含着各种协调机制，如开放协调机制(omC)，它在软法在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形成的采用没有约束力的目标和指导等手段的协调方法，它是一种新的正式的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的标准化的制度。开放协调机制模糊了硬法与软法的界限，使得软法与硬法手段能够在实践中优势互补。我国的高等教育受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故软法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这削弱了公共治理理念下的软法的效能，必须在软法的运行过程中借鉴采用类似与开放协调机制的成熟的机制使行政机关或者高校的行为褪去行政强制的色彩，强调柔性指导、引导、合作，从而保证软法可以发挥作用。
4.完善软法的监督救济机制。由于软法效力实现非司法中心主义是软法的特征之一，因此虽然许多软法涉嫌滥用公权力或者侵犯个人权利，但当事人却无法获得司法的救济。在实践中这类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例如2004年成都某大学两男女大学生因其在教室拥抱接吻被学校依据校规校纪勒令退学等等。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自主制定的软法与硬法相抵触而引发的案件在现实中为数众多，为应对这种对软法监督不利的局面，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对软法侵权的申诉救济机制，同时可以尝试突破软法效力实现的非司法中心主义，将司法救济引入高等教育中公共治理之中。
参考文献：
[1]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LindaSenden，SoftLaw，Self-RegulationandCo-RegulationineuropeanLaw：whereDotheymeet，inVol.9electronicJournalofComparativeLaw，2005.
[3]刘万亮.欧盟教育项目一览[J].世界教育信息，2007，(9).
[4]程雁雷，廖伟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角色与教育立法[C].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论文.
[5]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J].中国法学，2006，(2).
[6]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程雁雷.高等教育领域行政法问题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行政法学研究，2006，(1).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2
事实上，边界意识由来已久。近代自然权利思想产生伊始即秉持明确的边界意识，目的在于划清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线，以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只要稍微用心就不难发现，洛克的《教育漫话》与卢梭的《爱弥儿》都在探讨家庭教育，这应该不是什么偶然；他们所讲的家庭教育完全打破家庭教育是父亲职责的传统，都将教育孩子的权利给予家庭教师，这也应该不是什么巧合。他们都主张限制父权，主张父亲的权力仅限于儿童需要他帮助之时，否则父子平等。这种对父权的限制，对儿童独立的崇尚，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变革，这种“家庭罗曼史”甚至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想象。这就是说家庭秩序与政治秩序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启蒙思想家正是企图通过家庭秩序的重建来重构国家的政治秩序。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既存在着鲜明的界限，联系又十分紧密，私人领域的教育思考不仅成就了私人领域中的个体权利，而且意在成就公共领域中实现个体权利的想象。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洛克与卢梭的家庭教育思想是否成就了个体权利教育理念的集体无意识。应该说，这种意识是有的，只不过还没能达到集体的程度。日常生活是个领域分殊的状态，早在十九世纪斯宾塞在论述教育为生活做准备时，就将人的生活划分成五大活动领域，各领域有各自的功能；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得意弟子波尔坦斯基将人的生活划分为六大领域：圣灵（宗教）领域、家庭领域、舆论领域、民事领域、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重要的是他提出每一生活领域都有自己遵循的最高价值、自己的秩序观念和自己的价值合理性的证实方式，各领域之间根本没有价值一致性，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代替所有其他领域的价值。
领域分殊的认识所以没能成为集体无意识，原因在于对国家的认识。自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并相互竞争开始，教育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工具，由于国家的发展往往以追求国家利益掩盖个人利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的发展以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需要为前提。教育所奉行的价值观通常是国家在特定时期特殊利益的笼统表达，非常容易导致以某个领域的特有价值代表所有领域价值的不良倾向，原因就在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那就是不同领域之间所遵循价值的一致性，即边界意识的缺失。但遗憾的是，一直作为国家发展工具的教育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没有了关于教育本身应该拥有什么权利的探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边界，在其内部的发展中也就难以形成边界意识。当国家利益成为教育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最佳明证时，个人也就只能充当工具，一切服从于国家需要。所以，要使权利个体成为现实个体，需要观念的转变，需要将洛克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关于家庭教育中的个体权利思想发展成一种个体权利教育理念的集体无意识，以边界意识代替“统一”思维。唯其如此，个体权利才有望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得到双重实现。
二、个体意识———整合现代教育文化
“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权利文化”是现代教育制度在西方首先建立的精神条件。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基督教，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来自于犹太教《摩西五经》中的约法精神，是近代社会契约精神、法律观念及道德规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契约意识与近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然权利观念相结合，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权利文化，成为西方特有的文化精神风貌，是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建立的精神保障。当然，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建构的过程充满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权利要求打破少数人的特权，实现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而特权的持有者当然不会轻易让自己“把成本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即权力受损，由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秩序转变的背后，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文化与以权利为核心的文化之争。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歇，文化也需要“动态化”的发展。动态化的文化突破了文化对过去原有规范的保存功能，使文化由“产品”转向“策略”，由“过去”指向“未来”，“整合”是文化发展的策略。对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是简单的取舍，而是整合后的再生，是植根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与历史的新文化规范的创造。权利文化对于中国是一种泊来品，其中的个体观念、个性自由、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与其说是“东”与“西”之间的冲突，莫如说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这种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中早已达成共识，他们已经认识到古代文化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是相对落后的，中国应取法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习西方的民主，发展工业经济，振兴民族文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走向市场，中国社会已经走向法治，实践已然提出了创建新文化的要求，也已经具备创造新文化的条件，所要做的是将西方的权利文化与中国现有的国情相结合，与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气质相融合，“整合”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权利文化，作为统领现代教育制度的精神支柱。
整合的现代教育文化要有明确的个体意识，突出个体权利，个体尊严至上，其精神内涵如下：一是个人观念。杜威对于个人心灵重要性的强调值得我们关注：“实用主义和工具的实验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地位，个人才是创造性思想的承担者、行动者和应用者。……个人的心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是那个使传统和制度发生变化的器官……”。权利文化是一个个体本位的文化，对于个人的重视落实在教育中应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二是个体良知。杜威的观点一方面提醒个人观念在文化中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将个人心灵理解为思想与行动的力量源泉，这激发了另一个联想，即“整合”的权利文化要张扬个体的良知。“良知是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人们完成其性格的塑造并发展出抵御榜样和众多法律条文之影响的能力来”。“良知越是更积极地走上社会生活的前沿，那么，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就不是国家已做了什么，而是国家允许人们能做什么；……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对权力的分立。社会要优先于国家———个体心灵要优先于国家权力。”只有打破权力的垄断，才有可能保证教育制度的道德性。
三是宽容精神。宽容是民主生活的内在要求，是权利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没有宽容就无法完成权利的下移。文艺复兴的重要文明成果之一就是宽容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才会有受教育对象的扩大，从而突破贵族阶层的垄断。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洛克也强调宽容，意在为权利下移创造良好的思想空间。有了宽容才会有良好的竞争，才会有有序的市场，才会有更多的教育选择，才会为教育制度的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一个社会能够演化到何种文明高度，最终取决于这一社会的精英群体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宽容、开放、明智和自我批判的态度，从而在相应程度上保持着恰当的纵向流动性，以及相应地，让精英群体分享的权利以相应的程度不断扩展到弱势群体”。四是让权利意识成为大众的生活常识。套用杜威关于民主的论说，那就是当权利是个人习惯或个体生活方式时，它只能是一个“道德理想”，只有当权利成为大众的生活常识时，它才会是一项“道德事实”。
三、服务意识———强化教育保障机制
前现代教育建立在等级化与特权传统之上，而现代教育制度则以个体权利为坐标，是以个体权利为本的制度。为实现教育制度由特权向权利的转向，法律是最关键的制约力量，现代教育制度是建立在教育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回顾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无论是初等义务教育的推行，还是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无论是教师教育的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善等等，不仅得益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的落实，国家成为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强化国家权力的同时，西方现代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多种保障机制，其中，来自于社会的制约是不可小视的力量。因此，我国教育制度欲实现由权力向权利的现代转向，建构自身的教育现代性，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建设，实现教育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另一方面则要重视挖掘社会力量，以社会制约公共权力。只有国家与社会同时建立起为个体发展服务的教育意识，才有可能在教育实践中实现个体权利。
完善国家法制建设，服务个体发展需要。完善国家法制建设就是要强化国家权力，走强国家之路，让公共权力服务于个体发展。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形成了“初见端倪的教育法体系”，即第一层次的《教育法》，第二层次的单行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层次的教育行政法规，第四层次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第五层次的政府规章。目前的法律、法规解决的是制度化教育中公共领域的教育问题，在公共教育权力如何保障个体受教育权利方面，建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是，由于教育实践中权利问题众多，加之《教育法》中的权利处于被“虚置”的状态，因此，研究教育实践中的具体权利问题应是当下教育法律建设所应努力的方向。
教育实践中的具体权利问题研究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按照领域分化的思维方式，细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自的权利问题，二是权利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路径问题。按照边界意识与领域分化的思维方式，在原有法律公权利与私权利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教育领域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所有相关权利主体的权利问题，使领域分化后各自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按照这个逻辑，除需完善国家与地方的教育法律法规外，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领域教育权利的研究。如同制约公权力需要一部民法典一样，教育领域要确保个体权利同样需要一部保障私人领域权利的教育法，以保障教育公权力介入个体私人生活领域的合法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赋予个体什么权利，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权利实现的社会成本，以保证制定法律的可行性。同时，对于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确保权利落实，这也可以适当借鉴公共权力制约的司法机制，在执法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可行路径。
加强社会监督，服务个体发展需要。从法律上赋权到实践中真正的享受权利，需要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而加强监督则要寻找制衡公共权力的有效方式，确保公共权力能够服务于每个个体的利益，这对于强国家理念下的个体发展尤其重要。西方的实践表明，以社会制约权力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然而如托克维尔所说，“指导社会机器运作的手是看不见的”，特别是当把目标锁定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上，这就更为复杂，其中涉及诸多相关因素。如何让个体权利能够规避各级政府的权力异化而落在实处，社会学家的想象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让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公众舆论与国家公共权力形成制衡，以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而导致个体权利落空。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需要“重新发现社会”，中国虽然以家国同构为传统，但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力量正在崛起，建构公共领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如今发达的网络为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利于人们积极参与公共问题的辩论与商讨，有利于形成共识，借助于公共理性反映民意，保障权利的真正落实是可行的。以扁平化的权力制约垂直的权力或许可以使权力更好地服务于个体发展。
四、结语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3
一、教育法制不完善
1.法律对教育行政权力的规范模糊
实际上，法律对教育行政权力的规范，从《宪法》那里开始就模糊不清，用语不够严谨，条文表述模糊，导致教育行政权力的法制边界是模糊的。《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的职权，其中涉及教育的第（七）项是这样规定的：“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第10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其中的关键词“领导”和“管理”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所产生的权力也就没有边界了。
再看看从《宪法》延伸下来的教育法律方面的有关规定：《教育法》第14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第15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可见，法律对教育行政权力的授权就是“管理”两个字，但是管理什么？怎么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几乎不符合法律授权的基本要件。
2.教育行政立法问题突出
当前，中国教育行政立法的突出问题是：作为行政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立法”权力太大，教育行政权力可以凭借“行政立法权”很轻易地扩大自己的权力。
一是教育行政立法的领域太广，几乎没有限制。《立法法》第8条对行政立法的领域作了限制，规定10大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不能由行政立法来规范。但是，这10大事项并不包括教育方面。这就意味着：再大的教育问题，都可以划入教育行政权力的范围。
二是创制性教育行政立法边界模糊。中国行政立法可以分为执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两种：执行性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或实现特定法律和法规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进行的立法；创制性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填补法律和法规的空白或者变通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以实现行政职能而进行的立法[1]。就行政立法，《立法法》有如下规定：
“第五十六条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第七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立法法》的以上规定不但允许创制性行政立法，而且没有限定创制性行政立法的权力边界，这实际上就为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埋下了隐患。创制性立法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法制边界，使得行政权力大大扩展。作为行政立法的范围，教育行政立法实际上也已经脱离了法制边界。
3.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缺乏程序保障
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教育行政权力主要内容之一的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的制定程序混乱。非立法性行政规范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现行立法没有给出充足、完备的程序规范。目前，对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的制定程序仅限于《行政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6条的规定：“依法不具有规章制定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参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执行。”这一条款，从表面上看，似乎给出了非立法性行政规范制定的法定程序，但该条款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这一规定没有涵盖所有的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的制定主体，“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这个范围没有涵盖国务院及其部委，没有涵盖教育厅、教育局等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也没有涵盖乡镇一级政府；二是“参照”规定不具有强制性，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大打折扣。
正是由于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的制定程序没有规范，在制定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是草率发文。有的制定主体忽视民主程序，个人意志取代集体意志，长官意志取代群众意志，往往凭领导的一个指示、一句话或一次大会发言，便匆匆起草一个规范性文件，其间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考虑，更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经过相关人员的讨论和磋商，听取意见，便草率发文与公布，公布前或公布后也没有“备案”程序。另一方面是暗箱操作，很多规范性文件根本就没有公开。现实中，很多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成了行政机关的“秘密武器”，径直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产生约束力，败坏了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象”。
4.法律救济机制缺失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4
“健康中国战略与卫生基本法立法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社会法室召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明日报》报社、《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社、《健康报》报社、《中国医药报》报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与会。
“健康中国”战略、卫生改革大背景下――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定位
a方：“大健康”当下立法，推动“健康中国”战略
讨论1卫生立法范畴和功能：医疗卫生法pK“大健康”法？
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跨出医疗立法，着眼“大健康”立法
2004年我曾提出过“卫生国策”的理论。2012年前原卫生部组织专家编写了“健康中国2020'’研究报告，时至今日，“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卫生政策上升为国家基本“国策”，标志中国进入“大卫生时代”。当前，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非常紧迫、意义深远。同时，“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对改善国家形象也意义重大。从卫生基本法的立法意义来看，是因为现在虽已制定大多数卫生技术性规范依据和医改文件，但还缺失与医改相配套的立法。
再一个问题是立法的理论基础，目前医疗改革的基础是卫生经济学，这导致一个核心卫生政策问题：健康照顾的责任主体是市场，而不是国家。2008年我提出我国应建立“卫生财政学”学科体系，研究卫生费用由谁担负，担负主体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等问题，这个理论基础非常重要，过去医改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理论基础出现偏差。还有立法方略的问题。由于卫生问题较为专业，因此在各种卫生立法中，外界的参与相对较少，以前过于强调医疗，但我们还需要一个“大健康”的概念，以配合“健康中国”战略，在观念上应当侧重预防、侧重公共卫生；同时关注康复、临终关怀等一直被忽略的重要健康问题，与此相关的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也应当纳入健康法的范畴当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卫生立法宜采取综合性“大健康”视角
“健康中国”概念的提出适逢其时，目前该概念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我认为原因有很多：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乏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医保制度不健全，居民看病负担重。当前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日益攀升，一个人发生重大疾病，就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些本来没有多大负担的家庭，可能会因此陷入巨大的债务之中，阻碍消费、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近些年医患冲突已经表现为较严重的社会矛盾。三是涉及发展方式的转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疾病谱上却体现出发达国家的特点，城镇化、高消费、高资源消耗等都可能产生疾病影响；医疗卫生投入不足、发展方式不健康，都会转化为医疗卫生系统的负担。所以，“健康中国”战略不仅是卫生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都需要解决和弥补的发展中问题。
“健康中国”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在我看来，“健康中国”绝不是“医疗中国”，不能把“健康中国”搞成“健康服务业”，把医疗问题等同于看病吃药。未来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政策，“健康中国”战略应该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小的层次，即健全医疗卫生体制，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二是建立有利于健康促进的大卫生体制。医疗卫生对维护人的健康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能也就是起到10%～20%的作用，重要的是文化、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休息、城市布局、交通布局、产业布局是不是符合健康的需要，这需要以国家的综合治理、预防性政策为主导，这个原则需要体现在卫生立法里面。横向来看，卫生立法比教育立法更具有综合性。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卫生法学系副教授刘兰秋――基本法制定应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国情
从世界各国的卫生立法情况来看，做法都不一样。除了日本制定有《肝炎对策基本法》《癌症对策基本法》等之外，域外各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尚未见到直接以“基本法”命名的法律，但如果将基本法理解为该领域具有全局性的、规定国家、政府、医方、患方及保险等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如英国《国民保健服务法》、法国《关于患者权利和保健系统质量的法律》以及《关于公众卫生政策的法律》等。这些法律中并非只是规定纲领性、政策性的内容，也规定了很多具体性、实质性的内容。在立法内容方面，目前国际上只有保加利亚等少数一些国家制订了内容比较全面的健康法（Healthlaw），这里的“health”，可以指“卫生”，也可以指“健康”，我认为是指“健康”。保加利亚的健康法规定得很详细，不仅有患者权利和义务，从业人员的权益，还包括献血、医学教育、食品安全、营养、劳动卫生等问题。另外，南非、匈牙利也有健康法（Healthlaw），但相对聚焦于医疗问题。
我国制定基本法应结合国情，现在适逢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肯定需要制定有利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法律。而“健康中国”战略就是要保障公众和患者的健康权，至于如何保障，在立法上可以充分探讨，但期望通过一部法律来承载“健康中国”战略是不现实的，需要多部法律来保障。对基本医疗卫生法，既不能持法律万能主义，也不能持法律虚无主义。
讨论2.定名、定责任主体：卫生基本法pK基本卫生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卫生领域的基本法要涵盖健康
作为卫生领域的根本大法，这部法律首先应高于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工作，具备宏观视角，规定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定位、基本价值、基本框架。政府、社会、个人都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参与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都要明确，但政府在其中是起主导作用的，要着重明确政府责任。具体而言，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科学制定法律的名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的名字是《基本医疗卫生法》，而不是《医疗卫生基本法》。需要明确的是，究竟如何为一部法律定名，最重要的是要考察一下这部法要解决什么问题。目前我国确实需要制定一部卫生领域的“基本法”，而不是解决“基本医疗卫生”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根据医改给出的概念，“基本医疗卫生”就是常用的药品、常见病、基本的医疗保障，这只是健康里面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健康问题。因此，首先要强调立法的目标是制定卫生领域的基本法，它应该涵盖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包括“预防为主、公平路线、人人享有”，这也是宪法第45条的具体化，以弥补宪法这一条缺乏可执行的法律，缺乏可诉性的不足。
从立法目标来看，法律的名称宜确定为《卫生法》或者《国民健康法》。目前确定的名称《基本医疗卫生法》容易引起误解，即认为这是一部规范“基本医疗服务”的法律，而不是医疗卫生领域的“根本大法”，所以，如果仍沿用“卫生法”一词的话，宜改为《卫生法》。那么，是叫“卫生法”还是“健康法”好，需要在立法难度和效果之间做一个权衡。健康的范畴远远大于卫生，从终极目标来说，应该叫《国民健康法》，不仅涵盖医疗卫生工作，还应该涵盖各个部门、领域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工作、教育等影响健康的领域。但这样做的话，摊子铺的太大，立法的难度和时间可能更长。如果名字叫“健康法”而内容上主要是医疗卫生，又会导致两张皮，名不副实。所以，如果短期内无法制定一个能够涵盖一切健康相关领域的法律，还是不宜用“健康法”，而是用“卫生法”为宜。
第二，应从政治上明确卫生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在法律的前言或总则部分提出，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民健康协调发展，国民健康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当人民健康和其他发展目标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有优先发展健康的制度安排。《教育法》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要确保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卫生法至少也应有类似甚至更高的表述，因为从国际上看，多数国家都把确保国民健康权写入宪法，作为基本人权和国家的基本职责，卫生保障的是生存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第三，明确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原则和目标。目前医改也提出了一些原则，但是大多数还是从部门工作的角度出发的，而没有回答“整个医疗卫生体系要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比如，“保基本、强基层”，“政府管基本、市场管非基本”，这些话在原则上都是对的，但是，保基本怎么算保住了底线？基本和非基本服务之间是什么关系？综合起来要实现什么目标？如果仅仅是各部门碎片化的出台一些政策，谁都没有责任对总目标负责。政府为“保基本”确实花了不少钱，但是由于大医院仍然在扩张，不断从基层虹吸资源，最终群众的负担仍然是上升的。那么，谁来为“群众负担上升”这事负责？这就需要在卫生“基本法”中，对于医疗卫生体系的总目标作出规定，至少应当包括：国家保障人民健康水平随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居民医疗卫生负担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降低、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健康水平差距、保障人人能享受可负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消除因病致贫和返贫现象等。有了这些硬约束，才能倒逼具体的政策落实。应该充分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充分体现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面向全民、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
第四，明确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基本框架。目前，对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采取什么保障模式、服务模式？公立医院要不要办、办多少？要不要基本药物制度？医务人员的薪酬如何确定？等等问题，都还存在不同看法。卫生基本法就是要给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画个像”。像《教育法》的第二章就是“教育基本制度”，规定了“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且详细规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学业证书制度、学位制度、教育督导制度等，统称“教育基本制度”。类似地，医疗卫生领域也要有几个基本制度，像基本医保制度、基本医疗服务制度、公立医院制度、分级诊疗制度、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采购制度等。像公立医院制度，起码要写几条，明确公立医院的出资责任、资产属性、职责定位，以便为将来制定公立医院法或者管理条例提供依据。再比如社会办医，在目前我国还没有《非营利组织法》的情况下，在卫生法里先明确如何对非营利性医院财务进行管理，杜绝分红行为。
第五，明确政府责任和法律责任。保障居民健康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律既然规定了权利义务，就一定要有问责机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将卫生发展作为政府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形成了强有力的问责机制以保障卫生发展目标的实现。政府责任最主要的是投入责任、监管责任。我国财政卫生投人占财政总预算的比例仅有6.4%，而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为13.3%、11.5%、9.8%、10%，还远远不足。即使不像教育法那样规定具体比例，但也要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同时要明确问责主体，按照《宪法》45条，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在公民生病时给予有效帮助，实质上是违宪行为，应该有程序，让患者可以提讼，否则落实政府责任只是一句空话。
第六，明确信息公开和信息披露。医疗领域的信息披露，是规范医疗卫生行为的有力手段。比如，公立医院的收支信息、医保基金收支信息、药品采购和使用的价格、数量、厂家、品规等等，药品的出厂价是多少，采购价是多少，医院用了多少药，用了哪个药厂的药，都要向社会公开，这就会使一切灰色利益无所遁形。医疗卫生是公共事业，包括公立医院在内的一切非盈利机构的财务信息都应向社会公开，这是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卫生法学系副教授刘兰秋――不拘泥于“基本法”表达，我国急需高位阶法律
从域外情况来看，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在某一法律领域制定基本法的法律传统，如日本法律体系中有《教育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等诸多冠之以“基本法”之名的法律。而且，日本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讨论制定医疗基本法的问题，社会各界对于制定医疗领域基本法的必要性也已达成广泛共识，他们认为要解决日本医疗领域面临的四个难题，即保障患者权利、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充实医疗提供体制以及维护全民保险制度，就必须制定医疗基本法，但日本至今没有出台这部基本法。韩国也有《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社会保障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等直接命名为“基本法”的法律。除了日本和韩国，法国也有些法律中冠名“基本法”，如法国的“国内交通基本法”（Loid’orientationdestransportsinterieurs），该法规定了交通政策的基本方针。除此之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名称中并不体现“基本法”一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外，我们很少在某一个法律领域制定一部直接体现“基本法”一词的法律，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制定医疗卫生领域基本法的问题应该是就这部法律的制定主体和效力层级而言，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制定通过一部在效力上仅次于宪法但高于普通法律的“法律”，也就是“基本法律”。这个“基本法律”不同于日本、韩国和法国这些国家中直接冠名“基本法”的法律，不能只规定大的原则和方针，而应就具体内容作出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虽然我国和日本都在讨论制定医疗卫生基本法的问题，但所面临的国情有所区别。日本现行的医疗卫生法律有100多部，法律规定比较详细，如仅就医疗保障问题，就有《健康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护理保险法》等多部法律。我们现在虽然有十余部有关医疗卫生的法律，但医药卫生法的位阶比较低，尤其是欠缺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高层次法律，很多问题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
山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专业学科带头人孙淑云――比之基本法，基本医疗卫生法更具实操性。
从战略角度谈，究竟是制定医疗卫生基本法还是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如果是医疗卫生基本法，就是调整医疗卫生活动的基本法律，但医疗卫生活动的领域很广，包括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药物、健康教育、医疗保障，每个具体领域又很复杂，包括法律结构、法律关系性质、政府责任等都不可同日而语。对此若要制定基本法，制定原则性的条规非常繁复，很难设计，难以操作，不客观，不实际。
而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则比较实际，它本身也是一个体系，2009年的基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涉及四个领域、两个逻辑层面：即各种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的组织法；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各个层次服务的法律。
因此，基本医疗卫生法体系有两个：第一个逻辑层面是组织法，包括公共卫生机构组织法，公立医院（非盈利医院）的组织法；营利医院组织法，药事企业法，各种相关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机构、以及健康教育机构等的组织法。第二个逻辑层面是基本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具体包括5个方面的法律：一是公共卫生法律，目前立法较多，纯公共产品，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立法相对简单；二是初级卫生保健法，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如何提供，提供的方式，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责任如何分担，政府如何治理，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院怎么建设，怎么投入、怎么免税、怎么提供低价服务，这些机构与民众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定位等；三是医事服务法，属于民事法律范畴，与初级卫生保健法不在一个范畴。四是药事监管法；五是医疗保障法律，内部有医疗救助法律、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基本医疗福利法律等。现在最缺的是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法和医事服务法。这样的体系每一部分都有其逻辑和独立的调整对象，都有其保障的独立法律权利，这样的法律规范设计较为容易，共同组成基本医疗卫生法。
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福利性oR公益性？定性决定责任划分
现在医改总在提“基本”，但是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没有回答什么是“基本”，别的国家也不这么表述。我建议，需要制定的法律就是“健康法”，先制定出来再说，至于虚实怎么结合，那是下一步的事。
卫生立法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界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界定医疗卫生是福利性，还是公益性。20世纪50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医疗卫生是福种l生的，财政部、卫生部经过调研最后明确了这个性质。改革开放后，1997年第一个医改方案将医疗卫生的性质改为双重属性，即公益性和福利性。但是，公益性和福利性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公益性的责任主体是模糊的，谁都可以是公益的，市场、社会都可以，只要是“利他”的都是公益性的。福利的性质却非常清楚，100%是国家责任，尽管提供方式可以是市场的，即“公共产品属性，私人提供’的现象。
两个性质的界定和区分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性质决定责任划分，相关责任划分和承担形式均来自于定性。以精神卫生法立法为例，也没有界定精神卫生服务是什么性质；第二个问题，需要对制度框架立法和对服务体系进行概括和安排；第三个问题进行原则性立法，需要明确大的原则应该是什么，而不是特别具体的微观服务的立法，因为微观立法是技术性的，医疗卫生界以外的人很难说清楚，也不是法律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世界各国卫生制度当中的很多弊端在我们的体制中都能看到。我们需要对医疗卫生重新定性，包括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都将医疗卫生事业定性为福利性事业，只不过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有市场机制。美国学者介绍，总统奥巴马推行医改5年来，美国健康公平性大大提升，医保几乎达到全覆盖。站在“国家问题诊断”的角度来看，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化太严重，现在有必要回归其福利性，而不是公益性本质属性。
另外，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关于福利问题，全世界只有我国采用的是“社会保障”这个概念，而不是“社会福利”这个概念，这跟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国际劳工组织所定义的“社会保障”只是个小概念，等同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遗属津贴，其他东西都涵盖不了。我们现在对概念的认识很混乱，把“社会保障”作为包括所有福利项目的大概念，这在对外宣传上也有不好的影响。我们需要走向“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国家需要承担基本福利责任。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没有改革获得感，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问题由个人负担，包括医疗教育、二孩养育等，学者的立足点应当高于行政人员、高于实务人员，站在普适性发展规律的角度，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来考虑立法问题。
我国能否避免福利国家发展道路？我认为必然要走向福利国家，但不同于西方的福利国家，我国可以有自己的模式。如果连医生都解决不了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我们所建立的制度就存在问题了。我们建立医疗卫生制度的目的是实现健康福祉，而不是功能异化。医疗领域容不得半点市场因素，这是国际上很多专家早就论说过的。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认为，医生不能在公开市场上出卖他的劳动。政府应该做它需要做的事情，承担起很多责任，医疗卫生领域最为典型。
讨论3.原则性立法，还是技术性立法？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卫生法学系副教授刘兰秋――纲领性法律和微观小法同步推进，适时修订
我的看法是：在我国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首先，要明确制定的法律是宏观、纲领性的还是部门性的，这二者实际上并不排斥。医疗卫生是一项涵盖医疗、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等诸多内容的社会事业，期望以一部法律对整个医疗卫生事业进行提纲挈领的规定是很难的，我们可以尝试制定统领性的卫生法，但当前的立法重点应该是遵循“精细化”的路径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法律规制，因为现有的十余部卫生法律不够用。以医院管理的法律为例，目前只有一个《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几十年来的医改实践中，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在效益和公益之间有所摇摆，这需要法律来解决和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医疗卫生是一项事关全国亿万百姓包括广大医务人员安康幸福的事业，关乎国民的生命健康权以及医务人员执业权利的保障，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地会影响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与福祉、生命与健康，对于这样一项重要事业应尽快纳入法治轨道。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重要问题都需要立法规范和保障，纲领性立法与部门性立法应同步推进，只要实践需要，就应当推进制定各个具体医疗卫生领域的小法。
其次，医疗卫生法律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法律自身也要求与社会生活相契合。这就要求遵循“静态性立法”和“动态性修法”的原则对待医疗卫生立法工作，使得法律具备与社会生活共同生长的机能。未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将会遇到新的发展机遇，同样会面临新的挑战与矛盾，如何通过法律的修改使得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依然在法律的规制之下，是必须要考虑的。我们现有的十余部医疗卫生法律往往存在“稳定性有余、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所以应高度重视法律的修改工作。这几年法国、德国一些国家除了制定了很多部有关医疗保险、健康促进以及医疗伦理方面的法律，这些国家医疗卫生领域的法律修改也是立法常态。
山西大学法学院民法和社会法讲师曹克奇――卫生立法目标应定位于基本法
在法律位阶上，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存在一种位阶，称之为基本法。基本法的功能在于避免宪法和普通法律之间的落差过大，因此，需制定基本法，再以基本法为基础，制定该领域具体事项的法律。从内容上看，基本法是规定特定领域的立法原则、架构、主要内容和基本事项等，又被称为政策立法。我国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就是典型的劳动基本法，之后又陆续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普通法律。现阶段，我国卫生立法的目标应定位于基本法，规定卫生立法的基本原则、架构、主要内容和具体事项，并逐步制定完善规范具体事项的普通法律。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文勇――基本法制定，更应着眼于基础
健康问题涉及各个领域，需要各领域的条件和环境作为支撑，同时，健康问题也影响各个领域。“健康中国”战略确实非常重要。我国《宪法》规定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也是党的“五个全面”方略之一，因此，宏大的战略应当有战略性的法律相匹配。现在新一轮医改进人深水区，这个“深”不仅仅指细节，在我看来更是指关键性问题、影响重大的问题、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具体立法解决不了的，但是问题总要解决，那怎么解决？以往的解决方法是政策性的，效果如何？我们看到，有些改革措施推行不下去，有些措施到了基层就变味，有的地方措施五花八门，还有些改革有权无责。这些问题表明，依靠政策推进改革的方法并不理想，如果缺乏统一的、有贯彻力和执行力的法律，那么改革难以保障，依靠法治保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个必选项。
我国的卫生发展不仅是改革的问题，也不仅是医药卫生的问题，而是国民健康问题，其错综复杂，牵涉面广，彼此互动，既可能相互牵制也可以相互促进，这就决定了医药卫生范围以外的很多内容也应纳入到卫生立法中来，否则难以解决医改的条件性、关联性问题，改革难以彻底，所以，这样的立法必定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不限于医改范围。
改革和发展，看点是“旨意”，而不是就事论事。立法范围是宽还是窄，这不是个意愿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而是科学规律问题。任何立法都应当是科学的，应当遵循自然科学规律和社会科学规律。制定基本法，并非说法律名称一定要带“基本”两个字，而是说它应该发挥基础性的功能。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李志强――卫生基本法应倾向于原则性立法
健康中国战略是个很大的概念，其法律保障必然是一个很庞大的法律体系，如果要对健康所有的因素进行法律调整、整合到一部法律里面，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医疗卫生之外，还有食品安全、污染治理、生活方式等一些与健康有关的问题，甚至国外一些卫生法研究中也将意外事故等都纳入到卫生法中，范围就太大了，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内，没有必要把这些边缘的内容考虑进来。
具体说到卫生基本法的规定，我倾向于原则性立法，原则性或授权性的规定应该多一些，因为确定法律标准既不能高也不能低，只能原则一些，把党和国家的一些卫生政策转化为法律。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教授――应制定一部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法
卫生法的立法调整范围涉及一些概念问题，如卫生和医疗的差别，医疗的范围比卫生要小，卫生至少还涵盖公共卫生。有专家提出采用大健康的概念，特别是“健康中国”战略本身就是从部门规划到国家发展战略，其意义重大，也有助于国家形象的提升，但是此次立法则要从现实出发。
大健康概念比卫生概念还要大，在国外，如伤害预防、职业安全、环境卫生、人口甚至一些健康文化因素等都属于健康范畴。比较起来，健康、卫生、医疗、基本医疗，四者之间的外延逐渐递减。基本医疗是最低限度的保障。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会议提出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基本医疗卫生法还是医疗卫生基本法，“基本”的限定对象是什么？如果是框定基本医疗，那么范围就比较窄了。
我认为医疗领域缺乏一部基本大法，它应该是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宪法，医患关系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人离不开医院，从出生到死亡，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却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调整，显然是不周到的。对比教育领域存在根本性大法，医疗卫生领域也得有这么一部。
怎么看待将要出台的基本医疗卫生法与既有法律的关系？出台基本法的好处包括：单独立法容易造成法律价值不统一，内容上会有缺失甚至冲突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概念的认识，甚至反映了如何看待医疗卫生的性质，到底是公益性的、福利性的还是商业的、消费者的？性质反思对立法很重要，这直接涉及国家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任务，包括投入、覆盖人群的范围，都会受到影响。这几个问题连在一起，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结论，医疗卫生基本法和基本医疗卫生法两者问有很大差别，下一次还需要再明确。
关于立法，有理想和现实两种态度。冷静理性的看法是，如果希望通过一部广义卫生法，把医疗、卫生、环境、意外伤等问题都包括进去，是不现实的。另有观点从立法技术角度出发，提出全国人大定的名称是“基本医疗卫生法”，要改成其他的名称不现实。目前的这个名称也是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人大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其他版本多方面认为很困难，所以最后才定为现在的名称。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5
厘清了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意义和方向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依据新课程的任务、目标和要求，形成具有较强操作性的价值取向。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角度出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需要发挥其作为政治理论课应有的政治功能；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新课程需要体现其作为一门课程应有的教育功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新课程需要体现其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何种人才的社会功能；而从教育内容出发，新课程还需要实现思想、道德、法律诸领域在教育实施以及观念形成中的一体化目标。
1 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根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新课程的基本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建立在党中央对当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等形势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为了培养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公民而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在全社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因此，政治性是新课程的根本方向和显著特征，在教学中体现政治性既是落实新课程的要求，也是课程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在教学中以体现政治性为价值取向，是指在新课程所有章节的教学中，都要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重要指导思想，教学的至高宗旨是以此为方向引领学生的思想、观念，并进而引导其行为。这一方向既要落实在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教学中，也要体现在法律修养的教学中，要在教学中避免具体地、逐个地讲解法律条文。对于法律修养部分的教学而言，更重要的是理清法律条文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内涵，要让学生充分认识现代社会在其构成上的特点是追求自由自主的个体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并存，认识主体、主体的行为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认识遵守法律规范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要能使学生形成对于法律的总体认知——法律规范是为了维护人(不仅是单一的个体，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正义而出现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既实现人的需要，又约束人的行为；它通过国家的强大力量促使主体在满足和实现自身各方面需要和利益的同时，又不去损害和妨碍他人、社会、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的实现。法律所调整和规范的行为，都是主体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交互行为，法律规范主体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和一门具体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体现政治性的特殊需要，也有其他课程所具有的共同性——科学性。科学性是指就课程内容体系的各大组成部分而言，“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确切性和指导性，是对思想、道德和法律领域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和论述。这种科学性在教育实施的领域还表现在：其一，就社会规范而言，它是社会生活中较为独特的一个领域；其二，它可以向学生展示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领域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标准，并由此鼓励学生在思考这一领域的问题时变得更为敏感、稳健和理性；其三，它可以用适当的方法鼓励学生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不断地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是“初生之物”，在其全新的逻辑结构和课程体系之下，它既承载了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性使命，又要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知识和信息。因此，它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新的教材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过去两门旧课程中不曾出现的新关键词，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荣辱观、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法治精神、法律思维方式等，这些新的核心概念既是承接全书内容的重要链条，也给我们的解读和教学提供了新视角，也体现了课程内容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性。可以说，政治性与科学性共同构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课程生态”，政治性是其根本方向，科学性则是其生命之源，新课程在教学中必须形成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2 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内容体系中，不仅包含了科学的理论和系统的知识，同时还在理论逻辑中凸显了问题意识，把理论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践相联系作为实施教学的落脚点。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新课程的目标是通过教学使青年学生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使他们真正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这是一个宏观性的目标，也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社会性要求，这一社会性要求对于我们实现社会的理想、追求和秩序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性要求之上来实施教学的话，理论的说教就很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很可能高高在上而远离学生的实际需求，就很可能变得空洞而没有说服力，并最终导致学生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言行不一、知行脱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表现层面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青年学生的思想和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自身的需要和追求，在实现这些需要和利益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选择，这些需要、追求和选择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在社会规范的领域内，事件的发生在更多时候带有个体性的特点，平凡而丰富的日常生活则是他们作出所有判断和选择的现实基础。因此，教育教学的实施只有把宏观的目标与受教育者的具体生活结合起来，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教育教学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才能真正把教学效果落到实处。
要做到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必须把思想、道德、法律领域社会性的要求转化为青年学生的内在需要，事实上，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性要求中包含着许多对于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性生存等方面内容的关注。国家的、社会的理想是对个体理想的概括和抽象；爱国使个体获得归属感，维护国家利益使个体获得更高层次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个体价值的实现以社会为基本的参照体，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又能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个人；良好的社会秩序在个体对道德和法律规范的遵守中逐步形成，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又是个体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教育教学的过程既是通过理论讲授提高学生认识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让学生不断地接受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过程，而“行为者的规范行为模式不仅具有一种‘认知情结’，而且还具有一种‘动机情结’，有了‘动机情结’，才有可能存在符合规范的行为”。因此，我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紧扣学生的现实生活，要了解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分析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深入学生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实际才能使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从而唤起并引导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把规范领域社会性的要求放到社会实践的情境中去体验，才能形成学生在实践中遵循规范的心理基础，并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
在教育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以积极的姿态去认识、理解、领会、接受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分析、评判社会现象与自身的思想实际，立足高远，明辨是非，分清真伪，从而成为规范领域社会性要求的主动服从者和实践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切实考虑学生的个体性需求，把塑造个体的德性、增强个体的全面修养和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克服单纯地强调社会性或个体性需求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形成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价值取向。以学生为本，关心学生，了解学生，引导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既体现了教育中的人文关怀，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追求。
3 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内容体系有三大组成部分，即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这三大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法与伦理的关联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新教材从社会秩序结构的角度，把这个法哲学、社会哲学中的问题以全新的面目展示在我们面前，把思想、道德、法律放到社会规范的层面上让我们重新认识：思想、道德与法律都以社会为其发生的基础，它们在内容上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在实施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立足于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构成影响社会秩序的要素；它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综合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来形成我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定的社会秩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在没有社会共同生活的地方，社会规范只有观念上的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而只要有社会共同生活的领域，就需要规范和秩序的存在。在现代社会，自由、自主的个人行为若离开一定规范的制约就会导致混乱，就像市场的自主运行若离开了政府的有效干预和调控就会产生无序一样，现代社会的秩序是由思想道德和法律规范共同支撑的。法律意味着和平的秩序，而和平又恰是道德的重要戒律之一，形成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这一理解和认识，也是思想修养的重要体现。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也把社会规范意识的形成作为基本目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维护各自价值追求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领域的教育。当然，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需要哪些规范，以及它们之间怎样结合与统一，这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构造和性格。
当我们站在社会规范的确立、传播和践行的角度来实施新课程的教学时，我们发现，其内容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整个教学过程可以由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统领，做到在教学过程中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在教学培养目标上把思想道德觉悟与法制观念的增强相结合、把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提高相结合。对青年学生提出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要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在行为评价标准上的反映。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等的要求是健全法律制度、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以及法的意义与功能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的各项制度在制定与形成过程中既融合了思想道德领域对公民的要求，也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宣告和肯定了我们所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正当性，法律是更为具体化、更具可操作性的社会规范。
从社会规范的层面上来看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的融合，体现的是在建设目标上追求人的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前者更关注人的思想动机，后者更关注人的行为结果，而内在的思想动机又是影响外在的行为结果的重要主观因素。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为例，对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确定需要考量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有无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将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尺度。而且，许多违法行为都可以从思想道德上找到行为的重要根源，一个在思想道德领域的修养上有重大欠缺的人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个思想道德修养较好的人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可以说，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法律意识和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执行的加强又有利于推行和弘扬道德。因此，在新课程的教学中，把以促进个体全方位修养的形成为内在尺度的价值取向与以促进规范的全方位落实和遵守为外在尺度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有机地融合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容，形成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是取得教学实效的重要途径。
4以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来促进课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前三大价值取向是笔者从形成教学理念、把握教学内容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的，在此基础之上，把强大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生动的教学实践是高质量地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方案的根本要求。因此，积极地探索、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使新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是需要我们每个教师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在教学实践上尝试以下方法，将有益于促进新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二、探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问题的缘由
从课程的历史沿革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在“98方案”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从教材的逻辑结构和体系编排来看，新课程无论在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上都有其自身的新定位。新课程并不是旧课程的简单合并，而是在体系和内容上将两门旧课程融为一体的崭新课程。新课程的这一特点，既需要我们在理论认识层面不断达到新境界，又需要我们在实践探索层面不断作出新举措。
但是，从现状来看，在认真落实新方案的同时，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与新方案的目标和要求之间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一方面，我们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深度融合的教材内容以及新课程的性质和要求在理论认识上把握还不够深透，表现为仅仅把“荣辱观”、“理想观”、“爱国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等内容作为组织课程的孤立片断来实施教学，缺乏系统的贯穿与连接，我们“合并”了课程，但“融合”与“一体化”的工作还未到位；另一方面，我们在具体的操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分而治之”的倾向，一门课由过去分别承担“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的两位或多位教师来实施教学，以及同一教师根据自身的特长在教学过程中张扬或偏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某一方面内容等现象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是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尚未真正深入理解和把握新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也即与我们尚未真正厘清新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的继续存在，不仅会使新课程在内容体系上出现“貌合神离”的倾向，还会贬低新课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进而削弱新课程正在确立和建设中的地位。因此，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消除理论认识和教学实践中的偏向，迫切需要我们不断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价值取向，这也将成为推进课程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般来说，“价值”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关性，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及其对主体而言的意义，教育的价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质特性基础之上的，是教育对于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教育活动就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动力，以掌握社会历史经验为媒介，以培养人为特征而构成的价值认识、价值选择、价值实现的特殊活动。”追求价值是教育教学活动重要的驱动力，而且教育教学还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这不仅意味着教育教学的内容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还意味着我们对教育教学活动存在一种价值期待，希望能藉此实现我们在某一方面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在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明确价值取向，就是要在众多的意义中作出符合某种需要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与取舍的过程是一个比描述、分析、认识客观价值本身更为重要的过程。事实上，人们关注价值的更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对事物本身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也就是说，确定教育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地实现课程本身的静态价值，又能较好地体现和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教育教学中的价值取向是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教育体系中的其他课程一样，它有自身客观存在的价值，而课程的教学则承载了实现其客观价值的特定使命。我们可以把其中属于课程本身价值的部分称之为静态价值，而把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价值部分称之为动态价值，可以说，动态价值的实现是体现其静态价值的重要途径，动态价值和静态价值一起构成了整门课程的价值系统。因此，如果没有动态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没有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整个价值系统就会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课程的真正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三、形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依据
要形成新课程教学中正确的价值取向，就需要我们科学地认识新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使命，科学认识新课程的任务、目标和追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领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了帮助大学生确立和坚定理想信念，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任务。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新课程的产生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性的高度重视。同时，新课程的实施方案和要求还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在国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以及在国内层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都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引领大学生的未来发展，由此也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形成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根本依据。
新课程的根本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理论武装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青年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理论认识、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根源。在青年人的思想、认识、观念逐步成熟和成型的大学时期，科学的理论武装可以成为青年人的行动指南，可以确保青年人才的发展方向。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让学生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复杂现象，是新课程在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高校培养大批懂业务、有专长的人才，更需要这些人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因此，培养怎样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具有怎样的素质品质，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必须充分体现这一基本目标，并由此出发形成一条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线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既体现了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一定的继承性，又在课程体系和内容上体现了许多新理念，形成了许多新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保留一些共同性之外，更要认识和实践差异性。新课程虽然在名称上沿用了旧课程的关键词，但是在内容上并不是两门旧课程的简单叠加。新课程把社会共同生活作为青年学生形成思想和理论认识的土壤，以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为主线，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结合与统一，勾画了我国社会所追求的基本社会秩序的方向、内涵和样式，也反映了我国社会在秩序领域的基本构造和性格特点。新课程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思想道德觉悟与法制观念的结合、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结合，体现的是培养全面、健康发展的“社会人”、“道德人”、“法律人”的要求。体现这些特点和要求，是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新课程在展示其全新的结构体系和内容安排的同时，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人的思想认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必须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由此，理论灌输和课堂教学也向来是我们实施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它既在内容上体现了实践的丰富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逻辑性、思辨性。作为理论的教育者和传播者，教师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理论的深刻内涵，把教学实践牢固地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基之中；同时，还要不断地转变教学观念，以人为本，深入学生，全面掌握和分析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倾向，把教学视野拓宽到学生思想实际和生活实践之中。教师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特点特长，又要以理论为纽带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深入浅出，情理结合，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使教学既准确又生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程，以质量和效果保证新课程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地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增强教学实效，是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
其一，专题研讨法。新课程内容体系的各个环节之间既有一致的精神相贯穿，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我们可以以这些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专题。以“爱国主义”的教学为例，“国家利益”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教学中首次引入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做忠诚的爱国者”一节中设置“国家利益”专题，列出“国家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家利益的判断依据和分类”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等专题，在研讨中把教学要求落到实处。通过专题的设置，把现有的理论结论引向深入的探究，通过分析理论的来龙去脉，让学生站在体系的高度去把握理论，这样学生就会从内心深处认同理论结论的科学性，理论也才能真正产生物质的力量。当然，专题的设置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那些理论上的热点、难点、前沿的问题列入研讨的专题，通过分析研讨，使学生体会理论本身的魅力，如果仅仅把教学作为理论结论传播的环节，不去关注理论上的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理论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6
一、网络公共领域中高职院校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主要内容
公民意识是现代意识的一种，是推动国家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的来源。公民意识与公共领域是一个紧密相联的概念，个人身处社会中，需要涉足的除了个人领域，还有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的各类实践活动都要以公民意识为指导。在网络公共领域需要培养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公民意识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一）理性参与意识
参与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公民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才能够反映大众的思想诉求。笔者在实践中发现，高职院校大学生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公共参与意识，但是参与行为有失理性。互联网的讨论空间具有匿名发言、快捷反馈、互动性高的特点，这迎合了青年学生渴望交流思想和自我表现的心理需求。大学生群体出于使命感和成长动机的驱动，热衷于参加各类网络空间讨论，但是缺少建设性的话语构建行为。对互联网上常见的大学生言论加以观察，会发现其中很多都是个人情绪的无意义宣泄，甚至是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言论，因此，培养高职院校大学生在网络公共领域的理性参与意识势在必行。
（二）权利义务意识
权利与义务是一体的，马克思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参与网络公共领域事务的过程中，许多大学生都表现出重权利表达而轻义务承担的问题。互联网的存在是为信息交流服务的，大学生有权利在不影响他人利益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和信息。大学生也同样有以自己的行动维护和谐网络空间的义务。互联网是一个公共领域，不仅涉及到许多其他公民的利益，还涉及到信息安全等重大事务。大学生是互联网用户中一个极为活跃的群体，要建设一个良性的网络公共领域，就必须要提升大学生参与网络公共领域的权利义务意识。
（三）法律责任意识
高职院校大学生在校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群体，在绝大多数公共领域中都具有较高的法律责任意识。但是在网络公共领域，却表现出法律意识欠缺的现象。互联网公共领域是近十年来快速形成的事物，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起来，公民群体之间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有关网络参与行为的道德约束准则。但是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律法规，对一系列的互联网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也已经被用于司法领域，应当培养高职大学生在法律范围内参与网络公共领域的责任意识。
二、培养路径分析
（一）建设绿色校园网络空间
互联网是一个信息繁杂的公共领域，其中充斥着许多真假莫辩、思想偏离、违反法律道德或内容低劣的信息，大学生身处于这样的互联网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网络公共领域参与行为也会放松警惕。加之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的运营目的是为了吸引流量和创造盈利，并无意规范用户的上网行为，这就进一步导致大学生错误的互联网使用意识。
为了提升大学生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合理参与意识，学校可建设绿色校园网络空间，以抵消互联网对学生的不良影响。大学生普遍有使用校园网络的需求，而且在绝大多数高职院校也拥有完善的校园网建设设备，所以建设绿色校园网络空间是具有可行性的。学校的绿色网络空间应当基于校园网平台建设，在其运营中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是要提供优质资源，所提供的信息资源要有利于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严防思想错误、政治错误的信息，对一些充斥不良信息的网站或软件要予以屏蔽。第二是以营造和谐网络为出发点，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设立相关管理制度，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上网行为习惯。网络公共领域开展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交流空间，但是学生的自由要以不伤害公共利益为前提。通过校园内部网络对学生上网行为的规范管理，有助于学生反思自己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行为，形成良好的理性参与意识、权利义务意识以及法律责任意识。
（二）提升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指的是人们解读、批判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要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公共领域参与行为，不仅要靠学校监督引导，更要靠大学生自己树立公民意识并开展自我教育，这就必须要以良好的媒介素养为基础。在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媒介素养是任何一个个体的必备能力。
在网络公共领域公民意识培养的视角下，媒介素养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善于从海量网络信息中甄别优质信息，要能够察觉违反法律法规、有伤网络安全的言行，并同这些言行保持距离。当发现有违反社区规定的内容时，还应当行使身为“网络公民”的职责，向内容提供方反映，帮助建设一个和谐安全的网络；二是要规范自身行为，从我做起，用网络公民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检视自己的网络参与行为是否合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用合理的方式参与网络公共社区讨论。大学生借助网络公共社区表达政治参与愿望和热情，这是大学生关注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表现，是青年进取心的表现。但是大学生也必须要认识到个人言行的影响力，规范自身行为。可开展网络媒介素养专题讲座，就其中的细节问题提供指导。
（三）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网络公共领域公民意识的重要渠道。从思想理论方面看，大学生在网上所发表的言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基础；从道德上看，大学生在网上所发表的言论应当符合公共道德；从法律上看，大学生在网上所发表的言论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思想理论、道德、法律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的内容，这就意味着通过思政课程培养网络公共领域的公民意识是完全可行的。
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开展网络公共领域的公民意识教育活动，最为可行的方法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学者依据教学需要编制相关案例，以此为中心组织教学，通过师生对案例情境的共同分析、交流、研讨和评述，来达成教学目标的系统性教学方式。教师可在课堂上提出相关案例，并同学生一起开展讨论，在对具体的案例讨论中总结出抽象的网络公共领域参与原则。案例教学法的优点是生动性强，在提出案例时要坚持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并举的原则，既用正面案例正向引导大学生的网络公共领域公民意识，又用反面案例让大学生反观自身，反思领悟。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7
《教育法》共九章八十四条，其中涉及高等教育的规定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教育法》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各级各类教育都作详细规定，所以大多条文只是对各类教育具有导向性的概括性规定;二是《教育法》对高等教育的规定本身确实存在缺陷或疏漏，许多应规定的内容而未作规定，或是规定不够明确、合理.笔者的建议主要是针对第二个原因而提出的。
一、总到部分
1.《教育法》第四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笔者认为应增加有关倡导学术自由的内容。大学的发展一靠科学研究，二靠教育教学，而科研必须以一定的学术自由为保证。近年来国家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学术发展与交流，而现实中学术的发展与交流尚存在诸多观念因素的影响，无形中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术自由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只有在我国《教育法》中对学术白由加以保护，坚持实践标准，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发展。
2.《教育法》第十条:“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本条是扶持特殊地区和特殊人群教育的原则，也是对平等受教育机会原则具体实施的保障.笔者认为，除了本条所规定的三项措施之外，还应有国家鼓励教师、高校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内容，因为这不仅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切实政策，同时也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高等教育法》第59条对此也规定:“……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所以建议《教育法》中也应对此加以规定。以此既适应了现实情况，又与《高等教育法》合理衔接，达到了法制统一与满足现实需要的双重口的。
3.建议在《教育法》总则部分增加关于民办教育的内容。近年来各类民办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而原法中对民办教育无相应规定，使其地位、权利、作用被某些地方主管部门所忽视，客观上阻碍了它的发展。事实证明，民办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只有通过法律对其鼓励、引导和监督，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只有在法律中对其权利、地位加以明确规定，才能确保其合法地位不被忽视、其合法权利不被侵犯。
4.《教育法》第十三条:“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奖励有突出贡献者是国家重视教育事业的表现。但什么是“突出贡献”，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称为有“突出贡献”，本条对此规定不明确，从而给实际操作增加了难度，一旦就此发生纠纷，将难以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会给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而，有加以明确规定之必要。
5.《教育法》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1，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
《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十三条:‘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
对比《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关于高等教育管辖权的规定，显然《教育法》中的规定不明确，关于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分工不清和位阶不明，易产生或相互推诱的混乱局面。同时，高等院校的白治权应得到必要的原则性肯定。笔者认为应比照《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界定，同时达到二者的合理衔接。建议作出如下修改:“高等教育山国务院和省、白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改为“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省、白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享有一定的白主白治权”。
6.《教育法》第十五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白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
《高等教育法》第十四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骨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
《教育法》第十五条与《高等教育法》第十四条所存在的缺陷十分相似，即在管辖界定上不够全面。对比《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可以看出，应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的规定补充到《教育法》中。这是因为，教育领域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该领域实施管理的行政部门具有广泛性，除了专门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外，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也承担着大量的教育管理及与教育管理相关的职权。而且鉴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无权”的原则，所以一旦法律出现空白，很可能成为一些主管部门逃避责任，推姿搪塞的借口，因而只有在《教育法》中对其职权与职责加以规定，才能为其实施管理职能提供法律依据。
二、教育基本制度部分
7.《教育法》第十八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本条是对义务教育保障措施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增加有关进城打工人员子女受教育权的相关规定，这是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目前我国城市大量涌人农村进城打工人员，对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经常发生纠纷，而《教育法》对此无明确规定，使之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与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教育法中有关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规定相违背，如不对此加以规定，势必影响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进城打工人员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也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能因其户口、经济、家庭等原因而遭受不公平待遇，国家对此应给予法律保障。
8.《教育法》第二十二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子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二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
学校向学生授予学位和学生向学校申请授予学位体现了教育的互动性，明确了学生具有申请授予学位的合法权利，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积极性，而《教育法》只对学校向学生授予学位作出规定，并未赋予学生和应的权利。这是传统行政思维的体现，已不符合现今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总体趋势。笔者建议，在《教育法》中增加“受教育者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申请条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的规定，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部分
9.《教育法》第二十七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往册或者备案手续。”
口前某些教育机构在设立时确实严格遵循了《教育法》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然而设立后由于某些原因已不再符合办学资格却仍在继续办学，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机构的质量标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普及、提高和发展。因此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其进行定期评审，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认为应补充下列内容:“国家有权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定期评审，对不合格的取消其办学资格。”从而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10.《教育法》第二十九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六)依法接受监督。”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
“教育督导”和“教育评估”是保障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制度，《教育法》第二十四条已作出明确规定。而《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六)项在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义务时却忽视了教育评估制度，造成《教育法》内部内容互不统一，不相协调，同时与《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也不衔接。所以建议《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六)项改为“依法接受监督和评估”。
四、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部分
11.将《教育法》第三十二条“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三十三条“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中的“教师”均改为“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这是因为，从立法技术上看，一部法律每一章节的标题与其相应的法律条文的用语应体现一致性。套教育法》第四部分的标题为“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其下的内容却仅提到教师，忽视了对其他教育工作者的规定。从内容上看，作为非教师的其他教育工作者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1，也发挥着一定作用，拥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立法应给其以相应的法律规定。同时，这样的修改也与《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五、五十条的规定相衔接。
五、受教育者部分
12.《教育法》第三十七条:“国家、社会对符合人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随着高考取消年龄限制政策的实施和国家一直实施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提倡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方针，我国的受教育人群已不仅仅限定在儿童、少年、青年，还应包括成年人、老年人等更为广泛的主体，笔者认为应将‘儿童、少年、青年”改为“受教育者”，以此使所有公民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应对本条中的“经济困难”的标准给予具体化(理由同本文4)，便于法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13.《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笔者认为此条中有以下内容值得商榷:(二)中有关贷学金的规定应具体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贷学金这一形式日益受到重视和普及，而贷学金制度已突破了以往单一的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涉及的法律主体比较复杂，如果对贷学金的规定不详，就可能导致社会现实中有关金融机构推脱责任，使受教育者的此项权利实际上得不到实现。有必要将(四)中的“处分”加以明确，而且对“处分”的救济手段除“提出申诉”外，还应包括诉讼救济在内，并在(四)后新增一款学生的权利，即“国家和学校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学生白主选择和调整专业并适当延长学习期限”。这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六、法律责任部分
14.笔者认为本法的法律责任部分，采取列举的方式列明责任条款，显然不能将其全部涵括，建议增加概括性法律责任条款，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现实要求。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8
一、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为主线，努力构建统一的刑罚执行及教育矫治体系
刑罚执行及教育矫治体系主要包括刑罚执行，即监狱监禁刑罚执行、社区矫正非监禁刑刑罚执行，以及司法行政戒毒管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等。一是积极推动政法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互帮共建机制。加大监地、所地对接，推动建立政法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在监狱、戒毒、社区矫正、特殊人群管理服务等方面，在亲情帮教、技能培训、心理矫治、困难救助等领域，实现机制联动，资源共享。二是把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把持续安全稳定作为构建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重要基础，确保实现监狱、戒毒系统场所管理安全、生产安全和队伍安全。三是坚持把改造、矫治罪犯戒毒人员作为中心任务。统筹使用好惩罚和教育两种手段，既发挥惩罚功能，让罪犯有切实的刑罚体验，消除再犯罪思想，又发挥教育改造功能，让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树立大教育的理念，把罪犯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教育、劳动教育、出入监教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安排，统一组织实施，切实提高教育改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完善适合社区服刑人员特点的集中教育、个案矫正、社区服务、心理矫治等教育矫正措施，增强教育矫正效果。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覆盖面，提高社区矫正质量，发挥好这一制度在促进服刑人员改过自新、减少社会对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戒毒教育矫治，根据戒毒人员吸食的种类、成瘾程度、心理行为特征等，创新教育矫治方式方法，丰富教育矫治内容，加强戒毒医疗和康复训练，努力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
二、以大力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为重点，努力构建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法律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公共法律服务、涉外法律服务以及社会法律咨询服务等。一是紧跟服务“龙江丝路带”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决策部署，开展法律服务专项行动。着力打造具有黑龙江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法律服务网络。组织法律服务人员进企业、进园区、进产业，搭建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服务项目建设新平台，通过法治手段帮助企业提升抵御风险能力，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法律支持，促进市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公平交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二是在构建外向型法律服务体系上下功夫，吸引、培养、留住高端法律服务人才，积极服务我省企业走出去，为开展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三是全力抓好《全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大力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让政策发挥作用，惠及群众。细化“互联网+法律服务”内容，进一步完善服务网络，着力建设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积极推动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四是大力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着眼就业、就医、就学等民生领域，围绕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重点人群的法律诉求，努力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事项普遍纳入补充事项范围，将覆盖人群逐步拓展至低收入（上接8页）群体。五是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标准，优化法律援助办案流程，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建立质量检查和通报制度，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
三、以培育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为目标，努力构建有效的法治宣传体系
法治宣传体系主要包括法治宣传教育，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法学教育和对外法治宣传等职能和工作。一是认真做好全省“六五”普法总结，有序推进“七五”普法工作全面展开，推动法治宣传、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突出宣传宪法，系统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投诉、调解等法律法规，引导人们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抓住“关键少数”，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守法、学法、用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积极推动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保证在校学生都能得到基本法治知识教育。二是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积极推动《黑龙江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立法，进一步落实“谁执法l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三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要进一步深化地方、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工作，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法治单位创建活动，建立科学完备的创建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推进法治创建制度化、规范化。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执业药师;队伍建设;影响因素;对策
我国自1994年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来，执业药师培养制度不断完善，执业药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提高药品质量和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等起到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医药事业的迅猛发展，执业药师队伍建设及管理现状越来越不适应发展需要。如何加强执业药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执业药师在药品质量保证、药学服务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影响执业药师发展的因素
1.1执业药师法律地位不高《规定》明确指出：执业药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在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执业的药学技术人员[1]。而我国有关部门颁布的Gmp、GSp规范中，均未直接提到执业药师。在相关药品监督管理文件中，对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所必须具备的人员条件要求，大多是“执业药师或依法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为技术监督管理中坚力量的执业药师，并非法定的、必须的和唯一的强制性要求，有关规章“刚性”不够实施的法律基础薄弱，职业准入控制形同虚设，是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种弊端的重要因素。
首先，在一些药品生产企业中，全职执业药师地位得不到肯定，有的执业药师相关合法权益和义务得不到履行和保障。其次，在药品经营企业中，部分零售药店追求经济利益与执业药师职责出现矛盾。很多执业药师由于受雇于药店，为了自身生存，往往屈从于药店追求经济利益的要求，不能真正履行执业药师的职责。再次，在医疗机构中，还普遍存在药师替代执业药师的现象。到2007年止，我国有执业药师151313人，其中医疗机构9万余人，部分医疗机构执业医师形同虚设。执业药师与执业医师虽然均属于责任重大、社会适用性、关系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准入控制的职业，但二者实施的法律明显不同。执业医师所依据的是《执业医师法》之国家法律，而执业药师依据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规章。同是涉及人命关天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法律地位和保障，直接影响到执业药师的队伍建设和作用的发挥。
1.2执业药师定位不准确在《规定》中，执业药师被定位于药品的生产、经营领域。1998年修定后的《规定》中，采取了简单扩大的办法，将执业药师定位到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领域，几乎涵盖了整个药学实践，执业药师的定位过于宽泛，导致了执业药师考试及继续教育内容的宽泛，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影响到执业药师对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职责及药学服务能力。
1.3资格考试及继续教育内容缺乏专业特性目前，我国的执业药师考试及继续教育内容覆盖了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等学科专业和各种性质不同的领域，参考的药学人员感到考试内容过于宽泛，考试难度大。继续教育的内容在具体执业过程中适用性不强。一方面：我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起步较晚，相应的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与继续教育工作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目前，部分地区的执业药师培训中心与全国执业药师培训中心不能同步进行，所开展的继续教育与执业药师知识的需求还不适应。虽然《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对执业药师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目的、内容、管理办法等事宜做了规定，但还未上升到国家法律地位，从而影响了执业药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学习。另一方面：我国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形式较单一，对药品执业药师的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不能有效地达到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预期目的。
1.4执业药师数量不足，分布不合理在国外，如日本的药师人口比为13名/万人;法国的药师人口比为9.1名/万人;美国的药师人口比为7.6名/万人，而我国的执业药师人口比为1名/万人，执业药师数量不足[2]。从执业领域来看，我国的执业药师分布不合理。执业药师主要集中在药品生产和医疗使用单位，而在执业药师数量相对较少的药品经营单位中，较多的执业药师分布在药品批发单位，而需要较多执业药师的药品零售单位的较少，执业领域分布不合理的现象十分突出;从地域分布来看，执业药师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与东部及沿海地区，占执业药师总数的70%，而中西部地区仅占总数的30%左右，同时还存在执业药师“向东流”的现象。
1.5职业道德建设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级阶段，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执业药师队伍中执业药师职业道德规范尚未形成。还不可忽视的一是执业药师的职业道德意识不够强，有的不履行执业药师的职责，有的甚至还弄虚作假;二是有的执业药师缺乏自律意识，导致服务水平下降，影响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三是执业药师执业权益保障与义务履行缺乏有力的监督。
2新时期执业药师发展及对策
2.1明确加快执业药师立法药师是一种特殊职业，它是连接病人、医师和药物的纽带，是确保药品质量和合理用药的关键因素。而执业药师承担的是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关键药学技术业务领域的药品质量和药学服务的任务。进一步完善职能定位与明确法律地位是当前执业药师制度建设的紧迫任务。完善执业药师的职能定位是落实执业药师执业的基础，也是执业药师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我国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领域对执业者的知识能力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药学领域不宜设立统一的职业准入标准。药品流通和使用环节，主要是医院药房、社会药房和社区医疗药房，对从业者的知识素质与能力结构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共性，主要职责是确保合理用药，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药品生产领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与流通使用环节相去甚远。因此，需要加快执业药师立法，重新对执业药师进行科学的准确定位，有利于执业药师队伍建设和确保药品质量与人民用药安全。
2.2完善执业药师考试、注册和继续教育制度执业药师职业是关系公众生命健康安全，保证药品质量稳定、安全有效的特殊职业。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资格考试制度认证药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和本国的药学教育密切联系。如日本侧重于药学基础内容，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重视专业技能操作[3]。而我国现有的执业药师考试内容和形式较单一，考试内容与所从事职业的工作不够吻合，难以达到考试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应结合药学实践，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领域的执业药师，采取分门别类的针对性考试，以达到学以致用、考以致用的目的。
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教育；行政执法；对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促进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教育行政执法作为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实施教育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教育执法工作，对于保障教育科学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充分发挥教育法制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教育行政执法的重要性
（一）做好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是发挥教育法律法规效力的必由之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教育法律法规20余部，部门规章近150个，已覆盖了各阶段教育基本需求，标志着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行政执法却相对滞后,在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缺乏权威,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现象时有发生,教育行政执法欠缺明确的程序规定,一些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得不到制裁。开展教育行政执法工作就是为了保证国家颁布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和执行，对学校办学行为、教师从教行为等作出奖励和惩处，教育法规的权威也必须由此体现。没有踏踏实实的执法工作，再多、再完善的教育法律条款也必将成为“一纸空文”。
（二）构建教育行政执法体系是实现教育法治化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多个行业多个领域，政府管理的法治化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教育作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管理教育行为，加快教育法治化进程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抓牢抓好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有利于增强家长、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意识。行政机关通过加强执法工作，可以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行政相对人的同时，也会有意识地约束自身行政行为，达到依法行政要求。
（三）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才能真正树立教育法律权威。我国教育立法已初步形成了内容较为完备、结构较为合理的教育法律体系，这样就能有效的改变目前主要依靠政策和文件来进行教育管理的现状。有法可依已初步实现，下一步的主要方向应是研究如何加大教育执法力度。长期以来，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比较弱，执法工作消极被动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的制裁。法律的规范作用和自身价值都要从行政执法工作上来体现，不管是从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都必须全面加强教育执法工作，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树立起教育法律的权威。
（四）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是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直接要求。很长时间以来，我国教育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很多时候落实工作主要靠领导意志和行政指令，以人治为主，出现了政事不分，事权分离的现象。随着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深入推进，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已成为当前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当前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着随意性较大、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一些教育法律法规束之高阁等问题。因此，当前必须加大教育行政执法推进力度，用法律、制度和程序去代替以往的行政指令，加快教育管理方式转变进程，进一步提升教育管理的依法行政水平。
二、目前我国教育行政执法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对一线教育行政执法工作主要有三个不利影响：一是横向覆盖面还不够完整。一些基层教育实践中急需的法律法规迟迟没有出台；二是纵向深度也不够，规定不细。在实施层面，由于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表述规定的较为宏观，地方又没有完备的配套法规或规章体系，导致许多教育教学需要规范，但却无法可依。三是法律责任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在很多的教育法规中并没有对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设定了很多的原则，而缺少罚则，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在规定中经常用“应该”、“应当”来要求，而没有对行政职责做出相应的规定，这样就会导致做和不做的效果相同，从而使得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情况层出不穷。
（二）执法人员法律意识不强，执法水平不高。我国是一个法治传统不强的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在教育领域还普遍存在重人治、轻法治，重政策，轻法律的现象，教育行政管理主要还是传统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政策文件,习惯于按照领导意志办事，按文件办事，没有形成教育活动以法律为依据，教育违法严格依法追究，教育纠纷按照法定程序处理的法治文化氛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领导教育执法意识淡薄。长期以来，教育行政管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依法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缺少教育执法的理论和实践，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与依法治教的要求还有差距。二是教育执法队伍建设滞后。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是执法水平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教育行政执法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执法行为，不仅要求执法人员具有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还要求具备过硬的法律素质，而我国的教育执法人员普遍并未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对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十分不利。
（三）教育执法监督制度缺乏。教育行政执法监督主要指的是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的监督。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政机制的要求。与决策、执行系统相比，我国教育监督系统尤其薄弱，与保障我国教育事业健康科学发展的要求相比,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需求相比，极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执法监督机构职责不清；二是教育执法监督缺乏程序设计。
三、教育行政执法的完善路径
（一）促进教育行政执法立法。完善的教育立法不仅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纵观世界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教育立法工作。教育立法要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就必须要不断加大立法工作力度。首先，应适时制定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法律法规是教育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应根据教育形势的发展，新的教育问题的产生适时制定教育法律法规。其次，应及时对教育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教育立法的废、改和补充涉及教育行政执法的操作性问题，我国大部分的教育立法都是上世纪、年代制定的，已经很难适应现在教育管理的需要，有些规定已经丧失了执行力，甚至和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应该加快教育立法的废、改和补充，以促进完善我国教育法制，确保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再次，应对己过时的、明显不能适应教育工作发展和需求的法律法规及时进行清理。例如，新的义务教育法将不收学费杂费作为一条重要原则予以确立。法律同时明确，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因此，应该对《义务教育收费管理办法》及时予以废止。
（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教育发展，法治先行。教育改革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教育法治是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全面实现依法治教，是依据十五大依法治国的精神，改变过去靠政策、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来对教育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然而我国毕竟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旧有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些困惑，使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场仍然比较普遍。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尤其是在行政执法岗位上的人员，要转变观念，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和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然而，“法律不仅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就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教育法律法规还是要靠人来付诸实施，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教育行政执法的水平，在实际工作中，教育行政执法的效果受到诸如执法人员法律素养、道德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要根据教育行政管理的特点，不断提高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