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1
现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正确处理医疗事故是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医院工作秩序和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工作。望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督促卫生部门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德 教育和业务技术训练，积极预防事故的发生；督促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协同做好医疗事故的处理工作。同时，对无理取闹而影响医院工作秩序的人，也要严肃处理，以维护安定团结，保障医院工作的正常进行。
国 务 院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2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3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4
现在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疗纠纷的处理直接关系到病人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就医疗纠纷处理中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如下探讨意见。
一是医疗风险承担问题
医疗机构是一个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疗活动具科学技术密集，强专业性，高风险性于一身。病人患病本身已形成一种风险，到医院就诊让医院承担一切不利后果，显然不合理。即使医院没有过失，但由于疾病和人体的复杂性。在不同病人多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医疗后果。把本应由患方、医方、社会保险机构共同承担的风险全部压在医方一家身上是不公平的。现在医疗纠纷呈现急剧上升趋势，除了少数是医院自身的原因外，很多是社会的原因。医患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在不断变革，人们的一些观念一时转不过来，有的是患方对科学技术密集、救死扶伤的医院缺乏了信任，抱着从社会上带来的不良情绪到医院发泄。有的即是冲着钱来，“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医院”现象的出现，就说明医疗风险承担的不合理性。医疗工作如履薄水，出了问题，自然要赔；没有问题，想着法子索赔；现在的要赔，几十年前的也找来索赔。家属闹如果没达到目的，还组织或雇佣上百人闹医院，社会上甚至出现医疗纠纷索赔公司，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威胁，打骂医务人员，打砸、哄抢公共财产。如果对医疗风险承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建立完善公平合理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病人一旦出现不良后果，把责任推向医院，不仅国家有限卫生资源会不断流入私人腰包，而且严重制约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最终吃亏是病人。一方面，因为医生惧怕风险，不敢动有风险手术，疑难急诊抢救不敢承担，各种新的医疗技术不敢开展。另一方面，医疗风险有不知因素，在施行某种检查治疗措施时，有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意外可能性。如果不对病人实施这种治疗，病人就意味着死亡，如果医生对病人实施，就要承担造成不良后果的风险，虽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但一旦发生病人家属就把责任全推向医方。虽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①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②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予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即医疗意外）；③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④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医疗意外引起的医疗纠纷并不少见，而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类医疗纠纷时，既不对这类医疗纠纷的医学技术作前因后果分析，又不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一味强调患方是受害方，只要造成人身伤害，只要有投诉，就要按《民法通则》或《刑法》有关条款侦查和追究医方的责任。这里有一个例子，一病高龄病人，因服用抗结核药物利福平过敏反应引起急性溶血而死亡，病人在此次服用利福平之前曾服用过该药，利福平过敏反应不像青梅素过敏可事先皮试得知，具不可预测性，而且利福平致急性溶血的可能性只有3.2／10万，服药前医生也向病人作了必要的解释说明，而事后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司法部门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尚未定性之前，竞按患方家属的意愿，先由公安机关介入，传唤医生，立案侦查。在此不言当事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压力，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诊疗工作，而且使该院医生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二、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的问题
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虽然在1987年6月9日国务院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应由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其所作的结论或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是法院审理和定判的证据。时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 ， 有的以医疗鉴定为证据，有的兼用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有的仅以司法鉴定为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人身伤害赔偿原则处理，各行其是，自然有不规范，不公平之嫌。
医疗鉴定是指各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医疗事故或事件所作出的集体鉴定。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是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各个专业的医学专家和法医及医院管理专家组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策性很强而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因为医学是生命科学、生命的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就决定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代医学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有其局限性。有的疾病才刚被人们认识，但治疗上尚未攻克。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尚不清楚。甚至有的疾病可能尚未被认知。所以在鉴定时，需要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只有这些大多数在临床一线、二线工作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专家，才能甄别医疗事件的技术性是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能独立进行技术鉴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摆脱有关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它是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有关机关部门有权对其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而且，医疗鉴定必须遵守五条原则：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二是客观公正原则；三是以行政处理和行政调解的原则；四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 五是“三不放过”原则。这些都是《医疗事故处
理办法》中有明确规定的。《办法》实施十余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它对医疗事故的处理走上法制化轨道，增强了广大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法制观念，对防范医疗差错事故，以及保护医护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法鉴定是由司法部门组织法医对各类人身伤害造成的原因及
损害程度作出鉴定的工作。近年来，司法鉴定作为法庭上医疗事故证据的报道已屡见不鲜，参与司法鉴定的人员大多在司法部门工作，一般都不临床一线。而医疗事故定性定级，必须判断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规章制度的原因是导致所造成病人的损害事实的结果时，即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时，才能是定为医疗事故。参与司法鉴定人员，常年工作于司法部门环境中，一方面接受现代新的医学专业知识受限，对判断因果关系不利，另一方面，难免会用解决某些民事纠纷的观点来思考、分析、推断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极其复杂的医疗纠纷问题。而司法部门在接受和处理那些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案件时，因无针对性很强的法规可依，只好将其等同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过失伤人处理。现代司法实务中，在对法律条文有异议时，按照有利于弱者一方解释，医疗纠纷往往极复杂，难免遇到许多法律条文中的异议。而患方相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处于弱势地位，按照民法处理，自然有失公正。发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一对双胞胎属医源性脑瘫还是非医源性脑瘫的这起医疗纠纷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5
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其答记者问中为了论证最高法院规定的区分两类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条例是体现国家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的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及其赔偿问题的行政法规;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政策根据论(条例为了实现兼顾的政策目的而对医疗事故赔偿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反映了医疗行为的高度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负担能力的有限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有限性等事实，具有合理性。所以,优先适用条例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原则是正确的)都是不妥当的。其法律根据论,误解了条例的赔偿规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忽视了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以及体现了法治原则和民主政治原则的立法制度，缺乏对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分配规定的正确理解；无视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法所确认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误解了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无视宪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为了保障宪法的最高性和国家法制的统一的制定法审查制度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事实上否定了立法法赋予最高法院法规审查请求权的现实必要性。其政策根据论，或者对有关事实的认定本身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不能反映事实真相，或者所依据的有关事实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不能成为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的依据，或者推论明显不合理。以这些事实为政策依据的条例限制赔偿规定必然是明显不合理的规定。
根据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统治构造及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分工和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分配的规定所体现的民主的法律保留原则，医疗事故赔偿制度(如果被认为有必要制定的话)应当被认为是法律事项，国务院未经人大的特别授权，不能就该制度根据自己的特殊的政策考虑制定行政法规，更不能制定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的行政法规。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只不过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医疗事故赔偿争议的依据，对于法院审理案件而言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尽管答记者问断言条例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条例起草者卫生部也主张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的民事赔偿制度，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条例的规定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的重大的不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之处。
现行法律适用原则是得不偿失的。它在客观上否定了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和民法通则作为法律的相对于行政法规的优越性,有损于我国民法制度的统一，违反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在实质上变更了民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从而侵犯了人大的立法权,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宪法关系；在事实上否定了法院必须忠实执行法律、绝对尊重人大国家立法权的宪法原则；没有法律根据地剥夺了医疗事故被害人根据民法通则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赋予了医疗侵权机构承担较轻民事责任的特权，违反了权利救济和权利平等的个人化的人权保障原则。它的实施对医疗侵权案件的民事裁判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条例所期待的，答记者问所支持的兼顾或双赢目标并不能够通过现行的限制赔偿方式而实现。在医疗侵权赔偿领域全面贯彻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并以此促进机能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风险分散机制的形成，才是比较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实现兼顾或双赢的选择。
最高法院应当放弃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极不妥当的、明显得不偿失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现行法律适用原则,采取统一适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损失解释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方针。
〔关键词〕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民法通则关于赔偿问题的两个司法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法律事项行政立法事项法律保留法律的优越特别法的优先兼顾政策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的有限性经济发展水平的有限性
目次
前言
一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过去和现在
(一)《办法》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二)《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二“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法律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医疗纠纷案件的分类和分类的法律依据
(二)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法律根据论
(三)《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与《民法通则》没有抵触的理由
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注:本稿分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包括前言、一、二;第二部分包括三、四、结论)
前言
涉及医疗侵权责任纠纷处理问题的现行实体法规范,主要存在于《民法通则》(全国人大制定,1987.1.1实施)、《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法院制定,1988.4.2实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院制定,2001.2.26实施,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制定,2002.9.1实施,以下简称条例)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院制定,2004.5.1实施,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3]。民法通则确立了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采取了概括主义和过错责任原则(第106条第2款);对侵犯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所引起的损失的赔偿项目作了不完全列举(据此人们可能认为,民法通则在赔偿范围的问题上,采取了实际赔偿原则,未列举的损害也可能被纳入赔偿范围),对赔偿数额未作出限制性规定（据此人们认为，民法通则在赔偿数额问题上也采取了实际赔偿原则）;对伤害或死亡所引起的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未作出明文规定(因此,能否将精神损害作为赔偿项目成了有争议的问题)(第119条)[4]。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对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规定了金钱赔偿;未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其规定(第10条第2款)。条例把医疗事故定义为医疗过失造成一定人身损害后果的事件(第2条),列举了较民法通则所列举的远为广泛的赔偿项目,但是所作列举是完全列举(因此被认为限制了赔偿的范围);对财产损害的部分项目的赔偿数额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作了限制[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在侵犯生命健康权所引起的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上，与条例相比,在赔偿项目方面，增设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在赔偿标准方面，对部分项目的赔偿数额也作了限制，但标准高于条例；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6]。
在这种诸法并存的情况下,在医疗侵权民事案件尤其是医疗事故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法院面临着是适用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还是适用条例的问题。由于此问题不仅有时可能影响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即在某些案件中,如适用前者,原告患者或其遗属有可能获得多于适用后者时可获得的赔偿金；被告医疗机构可能要承担在金额上高于适用后者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适用后者，情况则可能相反),而且有时可能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政府医疗投资的效益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引起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关心。在围绕这一问题的议论[7]中,反对适用或主张限制适用条例的意见认为,条例限制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不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民法通则是条例的上位法,法院在决定医疗事故侵权赔偿问题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排除了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侵权的民事责任,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原则规定;条例规定的部分赔偿标准低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如适用条例,对医疗事故的被害人有时可能是不公平的；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因此不能把条例当作特别法来优先适用；以条例为根据的赔偿不是民事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统一的裁判规则，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应当优先适用解释，只有在解释未作规定而条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参照条例[8]。主张适用条例的意见则认为,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制定的,不存在违反民法通则的问题[9];条例虽是民法通则的下位法,但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处理方面却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法院在决定医疗事故赔偿问题时应当适用条例,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10];医疗损害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与其按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赔偿,还不如按条例赔偿[11]。在上述议论中,反对适用条例的意见大多强调被害人权益的充分救济。主张适用条例的意见则强调条例规定的对被害人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不仅考虑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合理赔偿，而且兼顾了广大患者享受正常医疗服务的利益•医疗投入者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兼顾了医疗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的经济条件,切实可行[12]。
在条例实施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前）,最高法院于2003年1月6日发出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于2004年4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后)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回答了人民法院报记者的提问[13]。答记者问以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为什么应当区别医疗事故侵权引起的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过失侵权引起的两类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对前者的审理“优先适用条例”,对后者的审理适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为主题,就两类案件划分的法律依据、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法律根据、条例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与民法通则不存在抵触的理由、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等具体问题发表了见解,力图解释通知的精神,论证“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答记者问认为,(1)最高法院关于两类案件的区分是有法律依据的。作为分类依据的是法律(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条例)。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是我国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及其赔偿问题的行政法规,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是法律的下位法,所以它关于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的规定不可能违反作为法律的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实行区分两类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方针,并不意味着法律适用的不统一,而是体现了在法律适用上的分工配合。(2)条例所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制度,不但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它充分考虑了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它兼顾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兼顾了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它是合理的制度。因此,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时应当适用条例。
本文作者在阅读了答记者问后产生了如下疑问:答记者问为了论证“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尤其是优先适用条例审理医疗事故案件的原则)的合法性而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是能够成立的吗?答记者问为了论证条例所规定的赔偿制度的政策合理性而提出的事实根据论是站得住脚的吗?这两种论据能够证明“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吗?在医疗侵权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最高法院作出的现行选择是明智的吗?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答记者问为了证明“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所提出的法律根据论和事实根据论,揭示两论所存在的问题,说明该项法律适用原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不妥当的(本文二和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讨论放弃该项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医疗侵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较为妥当的方案(本文四)。
在开始议论上述问题之前,笔者先就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原则的过去和现在作一概述。
一医疗赔偿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原则 ― 过去和现在
（一）《办法》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众所周知，医疗纠纷民事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并非始于条例，而是发端于条例的前身《医疗事故处理办法》（1987.6.29实施，以下简称办法）。也许是因为办法所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14]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中关于赔偿问题的具体规定，与民法通则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关于侵权赔偿原则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更由于办法的起草者和解释者卫生部明确表示办法规定的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而不是赔偿”[15],人们对办法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根据办法的授权所制定的补偿标准)是否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一些地方法院对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否应当依照办法也存在疑问。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法律适用问题，似乎与条例时代的有所不同，不是(或主要不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适用办法这种二者择一的问题，而是审理该类案件是否应当在依照民法通则的同时也依照办法的问题(另外,在90年代初期,医疗纠纷赔偿案件的分类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审判实践的关注)。就此问题,最高法院在《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1992.3.24）中指出,办法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关于复函中的这些意见，笔者在此指出如下几点。
①最高法院提出的不是区分不同案件分适用法律的原则，而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最高法院没有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没有要求优先适用办法，而是主张二者并用。
②最高法院用两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依照民法通则的同时也要依照办法。第一条理由是，办法是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这显然表明最高法院尊重国务院制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政策，重视办法的专门性，承认办法作为行政法规，其中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法院审理医疗事故案件应当受办法的约束。第二条理由是,办法（中关于一次性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办法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补偿标准）与民法通则(中关于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表明最高法院不赞成当时存在的那种认为办法及地方政府的办法实施细则不符合民法通则基本精神的见解[16]。
③最高法院在复函中没有言及“依据民法通则”和“依据办法及实施细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据笔者推测,最高法院对此问题的实际看法(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不外乎以下三者之一。其一是,民法通则对于办法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办法及实施细则的适用应当体现民法通则的精神。其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适用办法不能完全解决赔偿问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其三是,民法通则只是象征性的或抽象的适用依据,法院虽应当在判决中引用,但不应当以其作为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的实际依据;办法及实施细则是实质性的或具体的依据,法院应当以其作为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的直接依据。如果第一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真的认为办法及实施细则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不是把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包括实际赔偿原则）误解为有限补偿,就是把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以及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规定的限制性补偿范围和标准误解为就是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如果第二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只不过是认为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在一定限度内符合民法通则,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民法通则具有补充办法不足的作用。如果第三种推测能够成立[17],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并非真的认为办法及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最高法院之所以提出并用原则是因为想通过解释论回避二者之间的冲突,要求地方法院依据在事实上违反民法通则基本原则的办法和实施细则,防止地方法院以二者存在冲突和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规章为由,在审判实践中排除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适用。
（二）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如本文前言所述，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适用条例的问题。较之办法时代，二者择一的问题似乎成了议论的主题。不仅如此,由于条例关于“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引起了关于医疗机构对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致人损害是否应当赔偿及适用什么法来赔偿的问题;由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出台又引起了条例和该解释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围绕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复杂化了。
最高法院作出的选择(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前发出的通知中)，如本文前言已提及的那样，是区分“医疗事故引起的”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两类案件，对前者，“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即“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参照条例第49条、第50条、第51条和第52条的规定办理”；对后者，“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关于通知的上述内容，笔者在此暂且指出如下几点。
①最高法院以分别适用原则取代了办法时代的并用原则，从而排除了民法通则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的适用。
②最高法院在通知中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变更办法时代所采取的原则，排除民法通则对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适用(笔者也未发现最高法院通过其他方式就这一问题作出过解释)。但是人们如果将最高法院在通知的前文中对条例的意义所作的评价（“条例对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条例起草者卫生部对地方法院以适用民法通则为名，回避执行办法的规定，判令医疗机构支付高额赔偿金的指责[18]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推测出其理由[19]。
③对于条例，最高法院用了“参照”一词（对于民法通则则用了“适用”一词）。为什么不用“依据”或“适用”，偏偏要用“参照”呢？令人难以理解[20]。
④通知只解决了条例和民法通则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由于人身赔偿解释尚未出台,所以当然不涉及条例与该解释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
至于在通知后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与条例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据本文所评论的答记者问的说明,最高法院的选择是,该解释与民法通则一样,不适用于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只适用于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侵权赔偿案件[21]。
二“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法律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不当性
（一）关于医疗纠纷赔偿案件的分类和分类的依据
答记者问认为,医疗纠纷案件,是指“因医疗过失致人损害这一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引
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根据我国法律(指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指条例)的规定,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和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二者的区别在于致害原因不同,“前者致害的原因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后者致害的原因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过失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欠妥当的。
1．答记者问关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定义没有包括因医疗上的故意侵权所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
医疗侵权行为既可能由过失构成,也可能由故意构成。这是医疗侵权的现实和医疗侵权构成论的常识。答记者问将医疗纠纷案件限定为医疗过失侵权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违反常识的[22]。
既然答记者问对医疗侵权所下的定义不是以过错(包括过失和故意)而是以过失为标准,那么,以这一定义为理论前提的、答记者问关于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全部议论,只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关于医疗过失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答记者问所主张的“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也只能被理解为仅仅适用于医疗过失侵权赔偿案件的审理。
尽管这一定义对医疗案件的诉讼实践(比如法律适用方面)也许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医疗上的故意侵权赔偿案件,无论在理论上是否被划归为医疗侵权赔偿案件,都同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侵权案件一样,适用民法通则和两个赔偿解释的规定),这一定义也许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医疗侵权的特征(区别于普通侵权)是过失,而未必是专门职业性,从而忽视医疗侵权案件在审理上所可能具有的不同于普通侵权案件的特点(比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被告医疗机构须承担证明其被诉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责任[23])。
2．对两类案件所作的区分并非具有“法律”的根据。
尽管答记者问明言,法律(即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即条例)是区分两类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依据,但在事实上,这种分类仅仅是以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为依据。因为现行民法通则或任何其他法律并没有为这种分类提供任何标准。
依笔者之见,由于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成为我国常见的也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关系,医疗侵权赔偿案件已成为侵权案件中常见的职业侵权案件,所以,其构成要件或分类标准(及后述的赔偿标准)的问题,如果被认为有必要专门加以规定的话[24],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样的特别法)的形式作出规定;在现行法律对该问题尚未作出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由行使民事裁判权的法院直接根据民事通则关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通过自己的解释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依赖一个没有得到法律特别授权的行政立法。
3。对两类案件所作的区分未必有多少实际意义。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6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和法发〔2014〕5号《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极个别案件还适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较多，就难免存在冲突。同样的医疗纠纷问题，不仅医患双方对法律适用的主张不同，而且各地法院、法官对法律适用的观点也往往不尽相同，其审判结果也就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要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办理；审理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时，则要以《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根据。而《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医疗纠纷损害赔偿的赔偿标准要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则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仅限于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它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应当予以赔偿。相对于非医疗事故纠纷来说，医疗事故纠纷中的医疗过错行为的情节较为严重，对患者实际造成的损害也较大。但是，由于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适用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处理非医疗事故纠纷时则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处理，其结果是，在相对严重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范围和数额，反而低于非医疗事故纠纷患者所能得到的赔偿，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反而没有不构成医疗事故（所谓医疗责任）的赔偿额高，成为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果按照上述的法律适用原则，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患者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也不会以该理由提讼。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不仅造成了案由的混乱，还增加了结果的不公平性，使诉讼没有起到应有的定纷止争的作用。还有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第二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造成的医疗事故侵权应当承担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据此，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之日起，至《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实施之前，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均由医疗机构承担。而《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又重新回复到患者一方，这就给举证责任的分配造成了冲突。
赣州市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是通过协商解决、行政调解、仲裁、法院诉讼等，于2009年9月设立医患纠纷专业调解仲裁办公室，在我国首次开创了医疗纠纷调解仲裁新机制。成立以来，成功快速的调解了部分医疗纠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但赣州医患纠纷专业调解仲裁办公室仅对中心城区医院的医疗纠纷进行调解仲裁。而且因为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将仲裁规定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之一”相关部门对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存有怀疑，进而不愿意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尽管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在《仲裁法》上完全没有障碍的，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加强，必须以完善医事法律制度为前提。目前有关部门之所以反对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采用，主要是因为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把仲裁规定为医疗纠纷案件的一个解决途径，且我国真正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也未建立起来。
我国目前尚无严格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医疗纠纷的问题，赣州市处理医疗纠纷其基本的规范依据仍然是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法发〔2014〕5号《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赣州市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理暂行办法》（〔2010〕第64号令），部门立法、行政立法仍然是我国目前启动立法程序、产生立法文本、推动立法进程的基本形式。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最初通过立法，是想谋求消除人治思想、加强管理和执法力度的效果，但某种程度上也易造成扩张管理权限并对地方或部门利益特殊保护的不良后果[2]。
立法所独有的普遍参与性、民主性、充分吸纳各种利益诉求的属性，以及通过立法上公开的活动，使得各种交叉或冲突的利益相互认识、彼此理解、互为妥协，并求得能够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根本上寻找消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最佳途径[3]。为此有必要制定一部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应的法律，使其与现行的民法、刑法有很好的衔接，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从而防止相同的事件由于适用法律不同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把医疗纠纷仲裁机制规定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之一，并明确规定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的运作模式与程序，为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实施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在立法内容上，实体法部分应明确其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损害赔偿的范围、医疗侵权责任构成和民事责任，程序法部分由举证责任、鉴定制度、仲裁制度、赔偿标准和诉讼时效等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利于减少双方纠纷，即使纠纷出现后，当事人或法院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立法对上述环节的规范，从中判断医患双方各自的责任，进而降低纠纷的处理难度。
【参考文献】
[1]廖泽方.卢盛宽.段飞凤.等.“第三方力量”开出解决医患纠纷良方-赣州市仲裁委成功调解久拖不决医疗纠纷案[J].中国律师，2009，12：81.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7
一、凡是参合农民外伤住院患者，包括生产、生活中因意外伤害、故意伤害、自然灾害所致的外伤和服毒的患者，均需审查认定。其中因打架斗殴、酗酒、自伤、自杀、自残、性传播疾病、违法犯罪、服毒、戒毒、帮工负伤、违章作业、无证作业、违章行（驾）驶、无证驾驶、工伤事故和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以及其他责任事故等有第二方责任事故所致外伤的医疗费用不予补助。
二、定点医疗机构接诊参合农民外伤住院患者后，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首诊医生要将患者或家属所陈述的外伤原因及经过作为第一手资料，如实地记载在病历内，由首诊医生在8小时内通知参合患者或代办人到本院新农合办公室登记备案，以便及时开展稽查、取证、确认程序。首诊医生已告知但参合患者或代办人超过8小时或出院或转院后仍未登记的一律不予报销审核。首诊医生未及时告知而造成患者不能补偿的，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相关补偿费用。
三、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经办人员在一周内将本周所有外伤患者姓名、住址及外伤发生时间、地点、外伤初步调查原因报市新农合管理中心稽查科开展调查、取证。
四、外伤住院患者稽查、取证、确认程序由定点医疗机构经办人员与市新农合管理中心稽查科负责，各乡（镇）新农合办公室大力配合、协助。符合补偿条件的患者，由患者本人或代办人在8小时内通知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经办人员登记备案后，领取《原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外伤情况调查表》（附件一）、《原平市外伤证明承诺书》（附件二），并按要求将（附件一）、（附件二）中要求的内容仔细填写，然后将所有证明材料交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经办人员，新农合经办人员签注意见、统一编号、登记备案、及时进行公示。
五、如经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勘察或处理的无责任外伤事故，可以直接携带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和《原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外伤情况调查表》到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管理中心登记备案后，交由市新农合办公室审批。
六、外伤证明人必须2人以上，与患者无亲属关系并了解参合患者的真实外伤经过，且自愿为参合患者证明并承担连带责任的合法公民。外伤证明人证明时必需在填写《原平市外伤证明承诺书》后，签字按手印，付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七、对辖内或辖外致伤，但不能或证明人不愿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经调查能够确定第二方责任的外伤费用新农合基金不予补偿；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查实又没有充分理由不予补偿的，在征得患者同意后，按照所在医疗机构级别比例降低20%予以补偿，如事后查实已由第二方承担了医药费的予以追回补偿款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患者不同意降低20%补偿，报上级主管部门年底集中外出调查后，再予以审核。
八、原平市外外伤住院患者必须在住院七个工作日内到原平市新农合管理中心稽查科办理登记手续，超出七个工作日或出院后一律不予审核报销。
九、对定点医疗机构接诊医生收治外伤住院患者时，在入院记录、出院小结上，不如实记录相关医学资料的；对外伤患者的事发时间、地点、原因、受伤经过描述不清楚，在病历现病史书写中受伤原因只写“不慎摔伤”、“因故致伤”、“因外伤所致”等用词的；医患合谋篡改医学资料，按照患者意愿变换项目、虚构事实等违规现象。一经查实，由定点医疗机构为患者垫付补偿款，对所垫付款新农合管理中心不予支付。对已经支付的予以全部追回并处以相关责任人或定点医疗机构补偿金3倍的处罚，必要时在全市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十、各村委会、外伤患者、外伤证明人、各定点医疗机构经办人员及市新农合管理中心稽查科，在出具证明、审核补偿和调查取证过程中，如发现、举报查实由个人或单位帮助患者出具虚假证明、虚构事实、编造情节、骗取新农合基金行为的，除追回全部补偿款外，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罚款、取消证明人当年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等处罚。情节恶劣的移交司法部门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8
关键词：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鉴定程序
【中图分类号】R197.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5-0030-02
2009年6月21日，一名患者在南平市第一医院手术后突发变症，经抢救无效死亡，由此引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医疗纠纷事件，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从赤手空拳发展到械斗。南平此次医疗纠纷震惊全国，而医疗事故鉴定与医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医疗事故鉴定申请鉴定时效性，导致患方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排斥，造成医疗纠纷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医患矛盾进一步升级。
随着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的正式实施，日后司法鉴定人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涉及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司法鉴定能够为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及医疗纠纷人身损害赔偿提供新的突破口，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民生命健康权，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均有其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总结一年多来涉及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案例，结合医疗事故相关管理办法，以及社会及政府部门为更好的处理医疗纠纷所采取的措施，讨论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在处理医患关系中的作用，从而使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体制逐步完善和发展，为我国法制化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案例资料
1.1一般资料：10例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案例中，4例由法院委托（占总案件量40%），3例由法律机构委托（占总案件量30%），2例个人委托（占总案件量20%）,1例医院委托（占总案件量10%）。10例案例中被鉴定人6例为男性，4例为女性，其中3例女性案例为分娩引发的医疗纠纷。10例中5例死亡，4例致严重后果；死亡案例中有2例进行尸体解剖，1例通过医疗事故鉴定。
1.2典型案例：案例1男，13岁，以“咳嗽、发热1天”为主诉于2009年8月6日16：00入住XX医院儿科，入院后予头孢曲松抗感染，氨溴索化化痰止咳，补充维生素B6等治疗，当晚20：40患儿出现烦躁症状，医嘱鼻导管给氧、退热等处理，但其家属拒绝给氧。当晚21：55患儿烦躁不安，医院予苯巴比妥镇静镇静治疗，患儿仍烦躁，至8月7日凌晨4：00患儿仍较烦躁不安，乱喊乱叫，予地西泮肌注镇静仍无好转，直到8月7日08：45出院，患儿仍狂躁不安。2009年8月7日11：00再次送回该医院儿科，经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为双侧肺脏出血性小叶性肺炎，伴肺水肿；脱屑性支气管炎。
案例2女，23岁，于2007年1月13日因停经35+2周，发现双胎7个月，阴道流水4小时入院，1月16日02：00开始不规则腹痛，05：00临产，于09：00查宫口开2cm，患者及其家属要求行剖宫产术，剖宫产后出现产后大出血，予各项对症治疗仍无法控制，3p试验阳性，继发DiC，行全子宫切除术，子宫病理检验见胎盘组织。
2讨论
2.1医疗纠纷不等同于医疗事故
2.1.1性质区别：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同时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由此可见，医疗事故主要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政管理范畴（管理的内容包括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做出行政处理及对医患双方关于赔偿的调解）。
而医疗纠纷通常由患者（被侵权人）或其亲属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的过错，提起人身损害赔偿的一类案子，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其属于民事侵权诉讼范畴。
2.1.2委托鉴定的鉴定机构及鉴定的着重点不同：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其构成医疗事故必须符合《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规定等级，医院才承担赔偿责任。
而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是指在医疗活动中，一方因故意或者过失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医疗损害的事实，其只要认定确有医疗过失行为，即可获得赔偿，目前医疗纠纷司法鉴定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人身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多少上。
2.1.3鉴定方式不同：医疗事故鉴定以专家鉴定组成员的过半数通过作为结论。
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则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由两名或多名司法鉴定人，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需在结论中注明。
2.1.4鉴定结论产生的法律效力不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以及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的依据。
医疗纠纷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七大证据之一，是法院审判或调解案件的依据，鉴定结论应当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及客观性，即鉴定人只能对事实问题发表意见，而不能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2.1.5基本程序不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为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依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具有相关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受理符合鉴定条件的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受理后应以书面形式出具受理函，并要求委托方补充相关鉴定材料，并与委托方商议是否举办听证会。通常由法院委托的医疗纠纷鉴定，基于鉴定需要，或原告、被告、法院三方中有一方或多方主动提出要求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可与委托方协议后举行由原被告双方、法院、司法鉴定人参加的听证会。听证会上司法鉴定人听取原被告双方关于该案的意见，在充分结合案件材料及查阅相关权威书籍的情况下，作出客观、公正、公平的鉴定结论。
2.2医疗纠纷调解现状：目前全国涉及医疗纠纷的案件日趋增多，对此各省政府制定出各类解决措施，特别是在6.21南平医疗纠纷案发生后，福建省政府逐步建立地区医疗纠纷调解办公室，同时大力推行医疗事故责任险，并将此模式扩展到全国范围。虽然这些措施从法律处理程序上为处理医患关系构建调解平台，对防止医疗纠纷升级协调医患关系起到一定作用，但无论是医疗纠纷调解办公室抑或是医疗事故责任险，均缺少医疗纠纷中关于医学方面的证据或仍需借助医疗事故专家意见，否则并不能有效的说服医患双方以达到调解纠纷的目的。
自2005年10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来，司法鉴定机构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并在司法审判方面处在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医疗纠纷处理上，医疗纠纷过错鉴定尤其积极作用及优势一面，体现在以下方面：
（1）医疗纠纷司法鉴定的中立性。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由司法部、司法厅管理，严格按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审查批准，与医疗机构并无“血缘”关系，且鉴定独立，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过错责任追究制，其体制上坚持公开、公正原则。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9
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完整版第一条 根据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下列情况属于《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医疗责任事故：
(一)对危、急、重病人片面强调制度、手续，推诿、拒绝抢救，或自己有能力处理而不负责任地转院(科)，以致丧失抢救时机，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擅离职守，贻误诊断、治疗或抢救，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不按病情乱开药、开错药，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在诊疗工作中，明知病情疑难危重，不及时请示上级医生或不听从上级医生的指导，擅自处理，或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请示报告不及时认真处理，以致延误诊断、治疗或丧失抢救时机，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违反手术制度，手术前准备工作草率，手术中开错部位、摘错器官，或违反操作规程损伤重要器官、血管、神经，或将纱布、手术器材等异物遗留在病人体内，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违反接产原则或操作规程，造成不良后果的;
(七)违反护理工作制度或操作规程，造成不良后果的;
(八)违反药品管理制度，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或违反药物配伍禁忌，造成不良后果的;
(九)药剂部门配错处方，发错药物，写错用法，贴错标签，毒、限、剧药品无明显标签，制剂中药物含量不符合标准，发现处方有明显错误不提出更正而照方发药，使用不合格或过期失效药品等，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违反技术操作规程，选错麻醉方式，错用麻醉药物或麻醉过量，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一)违反药物过敏试验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二)检验、放射、理疗等医疗技术科室，丢失或拿错检验标本，漏报或错报检查结果，配错血或发错血，拍错片或理疗过量等，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三)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借故推诿，拖延时间，影响诊疗护理工作，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三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确因业务技术水平所限，发生诊断、治疗、护理上的错误，导致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及功能障碍，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第四条 下列情况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开展新技术、新疗法、使用新药物或进行重大手术，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并向家属说明情况，征得家属签字同意，但仍发生意外的;
(二)在手术或抢救过程中，出现非人为因素造成的医疗仪器、器械故障或发生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的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包括：
(1)病情危重，抢救过程中发生死亡或术后出现严重的后遗症;
(2)由于手术部位严重粘连，解剖关系不清或畸形等，导致手术操作困难，损伤周围组织;
(3)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手术，手术后发生粘连等影响生理功能;
(4)病员体质低下或患有潜在性疾患，术后发生切口裂开、切口出血、吻合口瘘、继发性感染等情况;
(5)在药物(包括生物制品)正常剂量治疗过程中，病员发生严重的副反应或药物过敏(不含规定做过敏试验而未做者和已知病员对某药物有过敏史而继续使用者);
(6)在诊疗(手术)过程中，病员属特异性体质，目前医学科学技术尚难以解决，而发生不良后果的;
(7)在诊疗过程中，发生难以预料的病情突变;
(8)按操作规程进行肝、肾、心包等重要脏器穿刺及心导管、各种内窥镜等特殊检查时发生意外的。
第五条 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医疗单位，应根据《办法》第八条规定指派专人妥善保管有关资料。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
上级医生修改病史，抢救危重病人补记病史和抢救记录，不属涂改伪造。但修改病史的医生必须签名和注明修改的时间。发生医疗纠纷后，不得修改病史和抢救记录。
第六条 各类医院、疗养院(包括其他行业的医疗单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向地方开放的医院)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由本单位先组织调查、处理，并及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一、二级医疗事故，须逐级上报到省卫生行政部门。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上报。
第七条 省、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要分别成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省中医管理部门成立中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市、县(区)可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内设中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各级鉴定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卫生行政机关，接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
第八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限于事故发生后三个月内提出，逾期不受理。
第九条 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确定死亡原因，应按《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尸体解剖，尸体解剖费由医疗单位负担。尸体运送费、保管费的支付，经过鉴定属医疗事故的，由医院支付;不属医疗事故的，由死者家属或所在单位支付。
第十条 鉴定委员会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鉴定结论时，须有鉴定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出席，以出席者半数以上通过的意见作为鉴定结论，不同的意见均应记录在案。鉴定结论须以书面形式作出，由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签发，分送申请(委托)鉴定的单位和个人。
鉴定结论未经公布，不得对外泄露。
第十一条 县(区)以上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在医患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是处理医疗事故或事件的依据，省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病人及其家属或医疗单位委托他人或外省、市所作的技术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地区处理医疗事故或事件的依据。
第十二条 确认是医疗事故的(包括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由医疗单位根据事故等级给予患者或患者家属一次性经济补偿，具体标准如下：
一级医疗事故，补偿金额不超过三千元;
二级医疗事故，补偿金额不超过二千元;
三级医疗事故，补偿金额不超过一千五百元。
第十三条 乡村保健医生和接生员发生的医疗事故，补偿费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责任者共同负担。
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其补偿费由开业者负担。
第十四条 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病员及其家属得到医疗事故补偿费而削减其依法享有的其它福利待遇。厂矿企业单位的职工，可由所在单位按劳动保险有关规定，比照因公发生意外事故处理;农民、城镇居民生活确有困难者，由当地政府给予照顾。
第十五条 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在医疗事故发生前的医疗费或与事故无关的费用，按规定标准收取。
第十六条 病员因医疗事故在医疗单位死亡后，尸体应立即移送太平间。尸体存放时间，每年五月至十月期间不得超过四天，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期间不得超过一周。逾期不处理的尸体，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公安部门备案后，由医疗单位负责火化。火化后的骨灰通知家属领回，火化费由死者单位或家属负担。
第十七条 对造成医疗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按《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给予处分。医务人员在进修期间发生医疗事故，应停止进修，由接受进修单位将事故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交原单位处理。
第十八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省境内的各级各类医院、疗养院、医务室、卫生室(站、所)、防疫站、妇幼保健所、救护站、血站等医疗卫生单位及个体开业医务人员。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七九年《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在此以前处理结案的医疗事故或事件，不再按本实施细则重新处理。
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篇10
医疗责任保险又称为医疗职业保险、医疗业务责任保险。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几乎高达100％，而且费用相当昂贵，保险费通常是医生收入的10％—30％左右。目前美国的医疗责任险的理赔率在80％以上，最高赔偿额超过百万美元，而医疗纠纷发生率仅为7％，其原因是医生都有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保险公司就会及时介入，承担纠纷处理与经济赔偿的责任。医疗责任险属于行业强制性的、每个医生必备的常规性保险，它不仅是一项保障，更是一种约束。国外的保险公司对此险种的开办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能保障国家医疗系统的顺利运转，维护医院、医生、患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笔优厚的无形资产。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开办的情况
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处于起步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个别地区开办了地方性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真正大规模地开展此项业务，始于2000年1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之后平安、太平洋、天安等保险公司也相继开办了此项保险。但该保险推出已两年多，投保并不踊跃，存在不少障碍，部分医疗机构人员的观点代表医疗界普遍的想法。
1.医院地位高，败诉几率小
在执行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10多年间，医疗机构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首先，在事故鉴定方面，过去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单独组织鉴定，这就造成了“老子给儿子”做鉴定的局面，鉴定人员中甚至就有事故医院的专家，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便会大打折扣；其次，患者对医疗事故缺乏鉴别力，而且取证难。医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医患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错误，只要不是致命的，患者一般也意识不到。就算怀疑院方有问题，也会因为拿不到相关物证而无法。让一个外行在短时间内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大量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在病历书写龙飞凤舞，而所有病情记录、化验结果、单证材料又都保存在医院的情况下，患者如欲在法庭上胜诉，简直比登天还难。难怪曾有大夫感慨道：“以前我们很少输官司，如果输了，也是因为医院内部有人向患者通风报信。”第三，司法方面也帮了医疗机构不少忙。以往的民事诉讼都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诉讼也不例外。医院接触并提供证据就比患者容易得多，当然就更方便说服法官，也就难怪医院无所畏惧。此外，缺乏既懂法律又懂医学的律师帮助患者出谋划策，也是患者胜诉难的另一原因。医院成不了被告，即使成了被告也输不了官司，哪还有风险可言，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没有必要了。
2002年4月1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4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含义、医疗机构的责任、医疗事故的鉴定、争议的解决方法等都做了重新界定。例如：医疗事故由三级增加到四级；明确和扩大了患者的知情权，病人可以复印病历；参加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处于中立地位的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进行独立、客观的工作，使这一程序更加透明、合理；如果患者认为医政部门有“偏袒”嫌疑，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述新法规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助于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医患纠纷与事故，使患者的权益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这也意味着今后医疗诉讼案可能会激增，而且诉讼中患者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2.赔偿金额少，风险可自担
在一起复杂的医疗纠纷中，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最终的赔偿金额问题，这也是整个医疗事故处理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是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省市制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一级事故的赔偿额只有3000元左右，最高也在2万元上下。对于受害者，这一金额在当时可能还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医院，觉得这一标准也还可以承受。一年甚至不到10万元的赔偿，却要多交几倍的保费给保险公司，实在划不来，因此也就没有风险及保险的压力。例如在2002年新法规公布之前，北京市有179家二级以上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只有12家；河北省有医院4500多家，投保率只有10％左右。有些医院特别是甲级医院认为自己的事故率很低，即使发生也是小金额的赔付，院方完全可以自担。但凡事都有“万一”，过去无事故并不能说明未来、永久无事故，即使是三甲医院，其从业人员也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况且目前已有法院判赔290万元的医疗事故（湖北龙凤胎儿脑瘫案）出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对人的健康、生命价值认识的改变，几千元、几万元的赔款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解决医疗纠纷的需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赔偿详细罗列了11项内容，并首次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普遍欢迎，但在医学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国的医疗机构多数还是非盈利性单位，以后，一起事故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赔偿可能会屡见不鲜，让肇事医生掏腰包根本不可能，医院的经济负担也会陡增，而且判赔金额的不确定性也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医院、医生恐怕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赔款少、风险小而无动于衷，毕竟约束医方的法规已经开始逐步完善，患方寻求权益保护的意识已经普遍觉醒，途径也越发通畅。
3.风险保障少，保险交费高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0年1月实施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医疗事故每人最高赔偿10万元，医疗差错每人最多承担5000元的赔款。保险费根据医院病床数和不同风险岗位的医务人员数交纳。据北京一家拥有一千张左右病床的三甲医院负责人介绍，按规定他们医院一年要交纳将近40万元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而2001年该医院才赔了4.8万元，这就产生了保险是否值当的问题。从保险赔偿角度看，医疗机构认为10万元的额度也很低，真要出了大事故，保险公司还是不能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当然，无论是保险范围还是收费标准，保险公司都是参考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新产品初期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而制定的。
随着新法律法规的出台，百姓维权意识的提高，加之目前医疗事故与纠纷的日趋增多，医疗损害索赔数额的加大，医疗机构对于自身风险的认识有所提高，化解风险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及时配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在总结了前两年的保险经营情况并结合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建议和意见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原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新产品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大概而论，医疗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保险人：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均可参加此保险。医院投保后，其正式在职医务人员将自动获得保障。
保险责任：被保险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还承担一定限额的法律诉讼费用。
责任免除：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的违规、违纪行为造成的损失；以及明显不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应当保障的范畴的损失。
索赔程序：当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或其家属向医疗机构索赔，然后由医疗机构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
赔偿处理：有三种方式：（1）赔偿金额可由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由仲裁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裁定、调解确定；（3）由法院判决确定。
除此之外，医院和医生关心的损害赔偿金额也根据新《条例》的规定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保费水平趋于合理。
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1.转嫁执业风险，减轻财务负担
俗话说“人无完人”，即使是医术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在从业当中不出一丝差错，尤其是在外科、妇产科等具有高风险性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的统计，医院的妇产科是比较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的科室之一。1982年到1998年期间，美国各大医院为此支付的保险费用增长了167％；2001年上升了12.5％。妇产科医生作为被告的诉讼案，赔偿额往往惊人。1999年的赔偿额平均为349万美元。由于所接触的病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医生一旦发生疏忽，就会造成患者身体上的伤残、疾病、死亡和精神伤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国务院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第51条明确了11种赔偿项目及标准；第52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金额，而且首次增加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由此可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减轻医院的财务负担，医疗机构只要交一定的保险费，就可以得到十几倍、几十倍的风险保障，从而保障了医院经营的稳定性和营业秩序的正常进行。
2.解除后顾之忧，提高业务水平
医生的医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临床实践，只有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手下有准。特别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大夫，更需要这方面的锻炼。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在于7年、8年基础医学理论的认真学习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活生生的患者面前，如何处理而使他们转危为安，尤其是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突发事件或急诊状态。在新《条例》出台之前，医务人员还没有过多的心理顾虑，只要患者前来求医，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尽其所能地进行救治，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会付出十分的努力。然而自从宣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加大事故赔偿力度后，医务界的不少人士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恐惧的心理。因为有些医疗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医生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患者情况特殊所致，不进行救治就会死亡，但进行救治就可能出现意外。以后患者或其家属可以轻易提讼，张口要求高额赔偿，哪一个医生还愿意再冒风险接收高危病人，尝试新式疗法，医学何以得到进步？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引进国际通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让医生放开手脚去救治病人，这才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如果医务人员整天担心出事故、患者或家属会闹事、法院会重判，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选择保守做法，“大病小治、重病轻治”，最终受害的还是无辜的患者。因此给医生吃“定心丸”，不仅可以排除其杂念，激励他们增强医疗安全意识，勇于知难而上、改革创新，提高业务质量，促进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增强患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早日康复，毕竟医患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
3.减少医患纠纷，增强公众形象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10大热点之一，因为轻者它妨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重者则剥夺了公民的宝贵生命。医疗纠纷的大量涌现，不得不让人们感到焦虑，特别是纠纷案逐渐升级，甚至出现命案。典型的例子就是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的血液病专家王万林，被他亲手医治的患者，在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残忍地杀害了。尽管医患矛盾在医院里一直存在，但演变为杀人事件，是医生们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它为迫切解决医患纠纷和保护医生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
据国外的保险同行介绍，他们的医生和患者也会有摩擦，但情节很轻，更达不到使用暴力的程度，因为患者来医院的目的是寻求救治而不是寻衅滋事。目前国外保险业已经很完善，医院买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医生买医务人员职业责任保险，患者买医疗、住院意外事故保险。一旦出现问题，彼此都有默契，如果达不成共识，就找各自的保险公司，按程度分担责任。大吵大闹、拳脚相加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耗时耗财。
当前国内医疗机构的负担很重，既要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又要努力提供优质服务，还要承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牵扯大量精力的医患纠纷也让各家院长头疼不已，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妨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加之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具有导向性的报道，也将医院推向了风口浪尖。保险公司的介入，也就是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可以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医患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保险公司可以和医院组成一个事故鉴定小组，一旦发生矛盾，保险公司的有关人员及时参与其中，从第三方的立场做好医患双方的协调工作，帮助找到一个既让保户（医院）满意，又保障了患者利益的最佳方案。尽量避免诉诸法律，一是可以维护医院、医生的声誉，因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极其忌讳与职业诉讼联系在一起；二是漫长的诉讼程序对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身心疲惫，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只有让医院领导、主治大夫从繁杂的纠纷处理中抽身出来，他们才可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医院管理、钻研技术、提高质量上去。由此为医院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医院纠纷少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高了，医生的工作态度也由消极转为积极，患者情绪也由抵触变为合作，这种良性循环，才是医、患、保共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