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1
虽然脱胎于电影纪录片的中国电视纪录片迄今约有40年历史了，但在电视文艺领域内，这类体裁的应用则较少且成就不大。究其原因，应主要从电视文艺界的主流观念上去探寻。
在电视文艺界普遍认为纪录片体裁不太适于“艺术”表现的同时，近20年来电视新闻纪录片却在逐渐向艺术靠拢——题材的多样化、体裁的裂变、篇幅的系列化、技巧的艺术化等，使一本正经的纪录片也描眉勾唇，狐步蜂腰起来。譬如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红极一时，其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拥有独到、别具一格的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它将美食与人物联系在一起，使整个纪录片丰富而饱满。又比如在全球引起反响的历史纪录片《失落的文明》，其中复原历史场面的艺术性扮演及蒙太奇技巧的全面应用，使人不得不感叹电视新闻纪录片“离新闻远了，距艺术近了”。若因此而联想到“艺术新闻化”（此仅取“新闻”概念的纪实而非时效内涵）的可能性，“电视文艺纪录片”这个体裁概念，就理所当然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对电视文艺纪录片的关注，乃鉴于以下现实背景：商品文化通过电视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以“现代性”为借口，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悠久传统文化艺术的扼杀者，把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艺术推入绝灭的深渊。古老的艺术那无限多样的文化功能和形态，被电视简化为单调的娱乐或“审美”功能和复制形态，用以残害“大众”的智商，腐蚀“大众”的趣味，从而把电视观众变成贪玩无知的顽童。
为图自救，必须改造电视了。所谓“电视艺术”已经是艺术之树上的一个病枝——廉价的复制品，享乐的麻醉剂，刺激收视以谋取金钱的商品或某种观念宣传的符号。它们垄断着荧屏，排斥着真正的传统艺术、民族艺术、少数民族艺术和第三世界艺术，它们以娱乐或“审美”来以偏概全地冒充艺术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多元化功能与性质。总之，电视正在把艺术这棵扶桑巨树演变成病弱的菟丝。
艺术是什么？这是被传统美学和商业文化搅得混乱一团的问题关键之所在，“电视文艺”仅是推波助澜者而已。我们不免有这样一种担心：在“电视文艺”推波助澜之下，丰满鲜活的艺术传统正在枯萎，尸骸标本式的华丽“艺术”将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精神食粮。嚼着这类尸骸长大的我们的孩子，将不再有能力梦见蝴蝶的活体；在他们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将充溢着钉在精致木框里的彩蝶标本。孩子们将因此失去很多宝贵的人性特质，如灵性、爱的能力、价值判断能力、想象能力等等。倘如此，我们罪莫可赎。
所以，电视必须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而不应以“大众文化”的传播为借口以谋私利。所谓“大众文化”的制造和传播者，并不是“大众”自己；同时，“大众”这个概念也不是“人民”的代称。在传播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不应永远只是理想，而应成为电视从业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所以强调这一点，缘于电视在目前的超级传媒地位，若没有理想的导引和道德的自律，对人类的为祸之烈是可以预料的。譬如，日益沦为经济动物的“电视文艺”，已经对不具有眼前利益的一切文化艺术资源，日益失去兴趣和责任感。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2
关键词：贸易限制；路径选择；反倾销；配额；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F7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17－05
收稿日期：2006－06－15
1979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正常化以来，中国纺织品输美一直受到美方配额的限制，不仅如此，美方还利用其他贸易保护手段限制中国纺织品输美的增长，为美国国内纺织业提供保护。这些贸易保护手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即80年代是反倾销，90年代是单方面削减中方纺织品配额，21世纪是特保加反倾销。本文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美方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分析，探寻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的路径选择依据。
一、美iR对华纺织品出口实施反倾销(1980～1989年)
1980-1989年，是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的“蜜月期”，尽管在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发起了3起反倾销调查，占同期美国对华18起反倾销案的16．66％①，但由于这一阶段，中美纺织品贸易处在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受政治影响的因素很小，正因如此，美方选择了被称为技术路径的反倾销措施。这三起反倾销案的最终结果是：1982年的棉毛巾和涤棉印花布案中方最终分别被征收31．3％~40．0％和22．4％的反倾销税，1988年的缝制布帽案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无损害结案②。现就以1988年的缝制布帽案①为例分析反倾销措施中的技术性标准和技术因素，以及实践中美方(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工作的重点。
(一)案情简介1988年5月26日美国帽子协会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对进口自中国的缝制布帽进行反倾销调查。1988年5月26日和1988年6月21日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分别公布立案通知，决定进行调查，国际贸易委员会案号为731-ta-405，商务部案号为a-570-801。商务部1988年11月8日初步裁定倾销幅度为9．71％～126．06％；1989年3月23日最终裁定倾销幅度为5．30％-32．06％。国际贸易委员会1988年7月初步裁定为有实质性损害威胁；1989年5月最终裁定无实质性损害以及实质性损害威胁。
(二)商务部对倾销的裁定
1．出口价格。商务部将本案被调查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帽子制品，另一类是非加工帽子制品，对于前者商务部以中国企业收取的来料加工费为基础计算出口价格。对后者商务部使用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的C&F或CiF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扣除必要的海运费、海运保险费，还要就扣除相关增值税等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2．正常价值。商务部根据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确定中国为“国家控制型经济”，因此对中国缝制布帽的正常价值使用“非国家控制型经济”(即市场经济)国家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或构成价值的方法加以确认，也就是替代国价格。美国《1974年贸易法》规定商务部选择替代国的标准是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同出口国在经济上可比的市场经济国家，这里的可比性主要看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本案中商务部认为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印尼、埃及、摩洛哥、玻利维亚、牙买加、菲律宾、巴拉圭等，于是商务部向摩洛哥、牙买加、菲律宾企业发出调查问卷，由于只有一家菲律宾企业回交了问卷，商务部选定菲律宾为替代国。具体情况是：中国化纤棒球帽的正常价值以菲律宾企业提供的国内市场价格为基础；中国加工帽子制品的正常价值以中国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替代国价格为基础计算；中国棉制帽子的正常价值也以替代国构成价值为基础计算，只是其中关键的生产要素原棉的价格使用的是美国海关提供的埃及对美出口的价格。中方企业反对以菲律宾企业提供的国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理由是：第一，菲律宾国内市场销售数量很小；第二．菲律宾的国内销售并非通过正常途径进行；第三，菲律宾国内市场销售的价格畸高，不具有代表性。商务部同时也认为菲律宾国内销售的帽子产品多是有花边的，与中国的产品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终裁时使用了替代国(菲律宾)生产要素法确定正常价值。
3．倾销幅度。在确定倾销幅度上，申请人主张商务部应该采用一国一税制，或最多为这些企业确定两个倾销幅度。中方则要求实行单独税率。商务部官员根据在中国核查的结果，认为中国企业是各自独立的，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企业的出口价格是经过国家贸易公司统一确定或协调的，因此应按原有的先例，为不同的企业确定不同的倾销幅度(最后确定为9个)，并在终裁时将初裁时确定的9．71％～126．06％的倾销幅度降为5．30％～32．06％。
(三)国际贸易委员会损害裁定
1．同类产品和产业。国内同类产品只有一种，即缝制布帽；同类产业也只有一个，即在调查期间生产缝制布帽的全部美国企业。
2．实质性损害分析。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美国生产缝制布帽的企业在1985-1988年三年调查期间，无论从消费数量、生产能力、还是产品价值等经济指标看，产业状况良好，生产保持了迅速增长。尽管有个别小企业的财务状况不佳，但是由于委员会把生产缝制布帽的全部美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最终裁定国内企业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害。
3．实质性损害威胁分析。来自中国的缝制布帽既受《多种纤维协议》(中国于1984年加入)的制约，又受到中美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的限制(1987年中美第二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到期，1988年1月1日中美第三个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生效)，配额的存在使中国布帽在美国的库存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尽管在调查期内中国产品的价格很低，但美国国内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即使将来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也不会对美国国内产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委员会最终认为，进口中国产品不会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威胁。
4．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并不存在实质性损害和实质性损害威胁．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判断实质性损害和实质性损害威胁是不是由于倾销造成的。
从上述反倾销案可以看出，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案中，不仅要遵守严格的程序规则，还要遵守复杂的实体规则，倾销的成立与否取决于立法上的技术标准是否达到。美国在对华反倾销案中，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确定正常价值时采用替代国价格，使商务部容易做出
倾销存在的裁定。但在缝制布帽案中，商务部应中国应诉企业请求，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进行评估，并第一次公布了市场经济的判定标准。尽管这次评估的结果还是确定中国为国家控制型经济。但是商务部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承认，并给予中国企业单独税率。可以说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案中，更多时候是从法律规定的技术性标准来裁定倾销和损害是否成立。正是由于反倾销措施在适用时很少考虑或不考虑政治因素，因而这种贸易保护手段也被称为“低等路径”⑴
二、美国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制阶段(1989～2001年)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美两国开始了经贸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中美纺织品贸易也从此开始了。1972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1100万平方码纺织品，1978年出口了2亿平方码纺织品。应该说中国作为纺织品生产大国，在1972-1978年期间对美国纺织品出口增长是缓慢的。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输美纺织品享受不到最惠国待遇，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是按普通税率征收关税的，高税率直接影响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中国输美纺织品开始享有最惠国待遇，关说的降低使中美纺织品贸易立刻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97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5．5亿美元，1980达到10．4亿美元、1981年为18．3亿美元、1982年为22．2亿美元。中国输美纺织品的快速增长，引起了美方注意，他们认为，尽管当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绝对数量还不算高，但鉴于中国纺织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有必要对中国纺织品输美的数量加以限制，否则必将会对美国的纺织业构成威胁。因此，应美国政府要求，中美于1980年9月签署了第一个纺织品贸易协议(1980-1982年)，在这个协议中，美国单方面规定对中国8个品类纺织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配额年增长率为5％-6％，在借用灵活度方面可提前或延后使用11％的配额。由于在中美第一个纺织品贸易协议期间中国输美纺织品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中美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中，美方提出要将配额年增长率限制在0．5％-1％，由于配额年增长率是协议的核心条款，中方坚持配额年增长率应保持在5％的水平。1983年初，美国为了向中方施压，单方面宣布将对中国输美纺织品实施严厉制裁，中国则立即宣布停止从美国进口棉花、化纤和大豆，由于贸易战对双方的经济发展无益，中美双方再度谈判，于1983年9月达成了中美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协议规定，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品类为31类，共34个品种，1983-1987年配额增长率为5％。此后直至2001年12月31日，中美共签订了五个纺织品协议，设限类别从1980年的8类别增加到2001年的104个，配额总量约20亿元2
在1980～1989年期间，中美纺织品贸易在配额管理下仍迅速发展，因此美方在数量限制外，还寻求使用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输美，但由于此时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品约有90％受到了数量限制，难以满足反倾销法对国内企业需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要求(如1988年的缝制布帽案)，美国转向更加直接、有效的限制手段――单方面扣减中国配额。尤其在1989年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逐渐盛行。从1990年开始，美国以所谓的人权问题、贸易逆差、市场准入、军火控制等问题为由，多次单方面扣减和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配额。自1990年12月至1999年，美国以中国纺织品非法转口为由共9次单方面扣减中国配额600万打，130多万公斤。仅1994年到1996年美国就扣减中国配额340多万打，涉及出口金额1．2亿美元，并于1996年、1998年2次3倍扣减中国纺织品输美配额②。在第一个中美纺织品协议与第二个中美纺织品协议期间，美国给予中国纺织品配额的年增长率为5％-6％和5％。而到了第四个(1994-1996年)纺织品协议，进口限制大大加强了，1995年和1996年的配额年增长率平均只有1．63％：配额类别扩大到几乎所有纺织品和服装，甚至包括过去未曾受限的丝绸服装：配额留用、借用、挪用的灵活度也有所下降。1996年，美国单方面宣布改变纺织品和服装原产地规则，将剪裁地改为缝制地，并于1996年9月，在中美第四个纺织品双边贸易协议即将到期时，美国故伎重演，再次挥舞制裁大棒，以新的原产地规则为依据，以中国通过转口贸易向美国输出的配额设限服装200万件、价值630万美元为借口，根据美中第四个纺织品双边协议中两倍罚款的规定，对中国输美纺织品处以1900万美元的罚款②。为此，中国不得不宣布了对等的反制裁措施，暂时禁止进口美国的一些纺织品、农产品和含酒精的饮料产品。1997年1月双方经过谈判终于达成了中美第五个纺织品双边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取消了对美国的反报复措施，美国却仍然维持对中国纺织品的罚款，还向中国提出在中国纺织品输美时除了使用纸面签证外，还要使用电子签证系统以加强管理。
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在加强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的同时，多次单方面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1998年10月中国企业只向美国出口纺织品1．657亿m2，下降了8％，而韩国达到9900万m2，增加了53．4％，日本达到了2980万m2，增加了28．8％，墨西哥达到了3．415亿m2，增加了11％②。这一阶段，中美纺织品贸易处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因受两国政治关系影响而不断交恶的大背景下，“贸易问题政治化”使美国改变以往单纯以反倾销为主要贸易保护手段的作法，加大了“经济制裁”的力度。美国多次置中美纺织品双边协议于不顾，选择了单方扣减中方纺织品配额这一更为直接、有效的保护手段。应该说这一阶段，美方对其国内纺织业的保护手段是裸的，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三、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和反倾销(2001年～)
2003年11月美国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针织布、纹胸和睡袍实施特别保障措施；2004年10月美国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袜子实施保障措施：2005年5月起，美国以“中国纺织品出口巨增、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对中国输美的9类纺织品实施临时配额制度。2005年4月，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艺术画布发起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于2006年3月做出终裁，认定中国艺术画布生产商和出口商在美进行低于公平价值的销售，确定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为77．90％～264．09％，国际贸易委员会在2006年4月做出肯定性终裁，认定损害成立。艺术画布是在中国人世
后就一体化的产品，美方在对中国其他纺织品实施特保调查的同时，为什么对艺术画布使用的是反倾销措施?事隔16年之后，美国为何对中国纺织品重拾“反倾销大棒”?同样具有保护目的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美方使用时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一)保障措施目前，美国关于保障措施(美国称“例外条款”或“免责条款”)的规定主要集中在《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简称“201条款”)，后来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和《乌拉圭协议法》中作了修订。“201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某产品正以如此迅速增加的数量向美国进口，以致成为对生产与进口产品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在其权限内，美国总统可采取适当可行的、其认为会促进国内产业对进口竞争进行积极调整、提供比成本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措施③。根据该条款，特定产品进口的增加，既指绝对数量的增加，也包括相对于国内生产的增加④。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一直适用《1974年贸易法》第406条款(简称“406条款”)。该条款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但按照1999年签署的中美市场准入协议的规定，在中国加入wto后，“406条款”不能适用于中国。于是，在2000年，美国国会在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同时，决定在1974年贸易法的后面补加了“421条款”。“421条款”是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6条写入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其内容与“第16条”、“406条款”基本是一致的。“421条款”适用的前置条件是：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406条款”和1930年关税法第七部分的规定，认为“实质损害”是指比“201条款”的“严重损害”程度低的损害；并将“重要原因”解释成比“201条款”的“实质原因”容易满足。而且在“421”条款下，只要wto其他成员对中国实施保障措施，美国就可以以中国出口产品“贸易转移”进入美国为由，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无须进行任何调查。因此，“421条款”比“201条款”适用的门槛要低得多，其损害的标准已降为与反倾销的规定基本相同⑵。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反倾销案例远远多于保障措施案件，主要原因就是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要比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条件严格。既然保障措施是针对公平贸易行为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反倾销是针对不公平贸易(出口国的倾销行为)行为而采取的遏制低价竞争的措施，在损害标准上前者理应比后者要求严格，且保障措施应是非歧视性的。但是，美国的“421条款”却是专门为中国而设的，甚至被称为“中国保障条款”，因此可以说美国在对中国采取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时，二者应有的区别已越来越模糊了。由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具有相同的贸易保护目的，给国内申诉者提供了选择保护路径的可能。由于法律上的规定已区别不大，那么申诉者更多的时候是在考虑保障措施的政治影响，即总统虽然有义务决定在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下如何行动，更多时候总统要考虑其决定可能带来的公众影响后，才考虑制定一个将美国经济、政治、安全利益都考虑进去的一揽子救援方案，并且此时总统所作的决定并不受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据资料显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19个保障措施案中，国际贸易委员会只肯定了其中的7件，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总统会为该行业提供任何救援，总统通常不太情愿采取任何行动。正是由于逃离条款涉及行政机构的自，而“低于公平价值”(声称涉及倾销和国外补贴)的案例则没有涉及自问题，由于政治自．有管理的保护逃离条款或防卫程序被称为“高等路径”，与由低于公平价值的申诉提供的“低等路径”相区别[2]。一个行业采取低等还是高等路径的管理方式进行保护，取决于行业的政治影响力量。一个小行业能够依靠采取技术路径以避免政治上的讨论[1]。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在美国的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该行业可以成功影响总统的决定。2003年11月18日布什政府在最后期限到来之际做出对中国前述3种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的决定，正是由于受到美国国内压力集团的影响。2003年lo月29日．在纺织行业联盟的游说下，代表36个州的165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名写信，督促政府启动特保机制。同时，2004年又是大选之年，在大选日日益临近之时，布什政府不能不考虑选票问题。2003年美国纺织品和服装业正是依靠该行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成功游说对中国三大类纺织品实施了特别保护措施。
(二)反倾销对同属纺织品的中国艺术画布，美国纺织业为什么会选择反倾销措施而不是保障措施呢?首先，涉案金额较小。200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艺术画布总金额约为600万美元左右，而同年全美画布市场销售额为4000余万美元，从中国的进口额仅占美国市场的15％。事实上，美国市场上的画布主要是依靠进口，美国自产的、低档的画布很少。据美国学者统计，在保障措施中规模会影响行政机构的决定。在进口超过每年4亿美元的案例中，每8个案例就有5个被作了肯定决定，而且总统也在3个案例中为协商“有序销售安排”而行动；而在小额案例中，17个案例中仅仅有3个的结论是肯定的，并且没有有序销售安排协商。⑴涉案金额小使美方放弃保障措施选择反倾销；其次，涉案纺织品的品种特殊。艺术画布是在中国人世后就一体化的产品，配额限制取消后，中国输美艺术画布由2002年的187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00万美元。输美艺术画布绝对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调查中容易作出存在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的裁定；最后，按照2005年11月8日签署的《中美纺织品贸易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中美两国在协议期内(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裤等21类产品实施数量管理，对协议外产品，美方保证将克制使用特保措施。那么，对协议外产品及2008年配额限制取消后的产品，反倾销措施必将是美国最可能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之一。可以说艺术画布反倾销案是美国纺织业的一次“投石问路”，这个被称为“中国入世后纺织品反倾销第一案”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反倾销威胁将逐渐扩大到整个纺织品行业。
总结全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贸易限制所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是受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政治考量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贸易限制的路径选择的主要依据。作者简介：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3
摘要：本文以家庭剧《夫妻那些事》为例，分析了经济利益影视传媒文化品格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利益；文化品格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59-01
一、经济利益影响影视传媒行业
在影视传媒行业中，经济利益是行业发展的需求和基础，文化品格是行业自身的精髓，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好似数学中的极限函数，不能简单认为两者是成正比的整函数或是成反比的反函数，而是在一个临界点以内是积极作用，过了临界点将背道而驰。中国的影视剧现处于膨胀发展时期，濒临在临界点飞速发展中。
首先影视传媒行业本身就是个利益大群体，是高回报高利益高名誉的名利场，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就是这个行业需要经济利益的推动。其次影视剧从业余模式发展到专业模式，对精神追求提高的同时就会不自然的进入到消费时代。在经济簇拥下，制片人为达满座率和收视率来加大经济利益最大化忽略对剧本的投资反而在演员和宣传上大投资。这些经济化的考核是衡量标准，这个行业已经乐不思蜀的维持着游戏规则，在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上得到互动。
二、影视传媒中的文化品格
文化品格是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统一体。2011年是艺术这个门派的分界点，从文学大类的分支升级到一个独立门派，影视传媒属于其中一个专业。影视传媒这种观念形态似的艺术，电影，电视，网络，报纸，传媒会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土地上展现重要的影响力。对于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将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品格，影视文化吸纳很多国外新鲜思想的精髓与传统的文化氛围撞击后形成了兼容的媒体形态，以追求精神，质感。但结合大经济背景下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和审核体制尚未完善，现阶段还处于受经济利益影响下以削减文化品格为代价进入浮躁阶段。
三、经济利益影响文化品格的体现
（一）体现在剧情中
剧情以三对姐妹的感情线路展示了当今社会现实的感情生活，丁克一族，嫁入豪门，夫妻经济差距等因素都体现在女性在经济时代展现出的魅力，各种生活矛盾都因经济为起因，从内容上说经济利益影响了人物的生活品格的质量。从电视剧编排来说，剧中人物使用的手机，信用卡，房车，饭店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都体现了人们已经进入消费时代米影视剧只是消费时代的一个载体。
（二）体现在植入性广告
“植入式广告”是指把产品及服务具有代表性的视听品牌符号融入影视或舞台产品中的一种广告方式，给观众留下相当的印象，以达到营销目的。由于受众对广告本能的抵触心理，让商品潜移默化中得到良好的宣传同时广告商的赞助将艺术品位和艺术价值提升是件双赢的事，但商业效益的过分追求所造成过量的广告植入会引起敏感观众的反感，条件反射性的关闭心灵之门，影响对影视剧的客观态度，更有甚者过多的广告加入会让剧情变得牵强和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影视剧本身的创作。制作方表示因筹拍时经费的确紧张，最后招商引资了很多品牌后对方都有这种要求，所以导致影视剧会根据广告商要求略微删减改动。在经济冲动的下牺牲了创作的纯真，人物形象塑造不合逻辑，剪辑点不连贯，影视剧的教育意义和艺术性明显削减。
（三）体现在古今婚姻生活差别
从古至今婚姻都是人生大事，婚姻生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千差万别，古代有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纳妾的说法，男主外女主内，母以子贵，媳妇听顺婆婆，无论家里贫穷还是富足家庭地位都是男尊女卑，现在社会进步了，在经济利益簇拥下，男女家庭地位发生变化，生活和谐程度有差异。单从古人和现代人的思想和觉悟看，古人的大智慧和单纯人品比现代人胜出几筹。社会进步了，人性变得自私，现实，利益了；经济促进人们有条件吸收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却不能增加智慧，不能提升人性人品，从人文品格角度来说是严重缺陷。
四、总结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现实生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表现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以经济为主要元素的消费主义俨然是受国家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所接受，鼓励和怂恿的情感和价值。从家庭剧《夫妻那些事》这个点，不难理解到，现在的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都在告诉人们，美好生活要从高消费开始，有一定经济寄托后才能寻找到自由和幸福，所以要不断的追求物质，追求经济利益才能生活的幸福。而经济利益会导致社会，文化方面的缺陷，健康与正义目标的变差，有损个人身心健康，社会道德的根本原因。从精神层面彻底瓦解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人的品质和文化的品格都在逐渐消亡。经济利益在影视行业中更像是加了催化剂一般消减更加迅速，要想保持品格犹存或提升应更加全面客观的权衡经济利益与文化格局的关系，要善于利用经济利益带来的良性竞争力和文化提升的条件，摒弃过度欲望后对人性和文化品格的摧残。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4
作为一个新入市不到两年的新品牌，上汽大通已位列宽体轻客行业前三甲，不仅拥有行业领先的先进技术，更拥有严谨可靠的制造工艺。采用严密油漆工艺及标准品质的钢材产品，上汽大通凭借经得起考验的工艺流程及过硬的产品品质直接屏蔽“生锈门”，让消费者免受了安全隐患及价值的双重损害。
四道精益油漆工艺一道都不能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家告诉笔者：“油漆工艺看似简单，却关乎到汽车的里子和外观，甚至会影响到汽车安全性能。”据介绍，油漆工艺主要有4道工序，首先要进行磷化处理，提高整个涂层系统的耐腐蚀能力。接着，进入电泳涂装环节，能使工件的内腔、焊缝、边缘耐腐蚀性显著提高。然后进行中涂，增加油漆的丰满度。最后再涂上面漆，面漆具有美观、抗老化性能和力学性能。
据上汽商用车无锡工厂的负责人介绍，为从源头防止汽车腐化生锈，油漆工艺中的4道工序缺一不可，磷化、电泳、中涂、面漆工艺“一道都不能少”。上汽大通引用了上汽集团乘用车方面先进的喷涂工艺，共30多道工序，总共4层漆膜，厚度达到93微米，甚至在10年后车身也不会蚀穿，仿若为车辆罩上了“铁布衫”。
从面子到里子上汽大通全方位确保产品安全可靠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5
关键词:华谊兄弟;电影产业;企业合并;产业链
2009年报告期末，华谊兄弟公司拥有6家全资或控股公司，而在2010年报告期末，华谊兄弟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数量已达12家，最新的2011年财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了21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时隔两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数量就翻了3倍，急剧扩张的背后，是华谊兄弟内部庞大现金流的支持。
2009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在创业板上市，共募集资金11亿多人民币，之后，其利用所募集资金进行一系列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包括在2010年投资设立的三家子公司，以货币资金收购的9家公司股权，并在2011年出资设立多家全资子公司，旗下子公司还出资设立了孙公司。
尽管依托庞大的现金流，华谊兄弟的产业链整合并非全面开花，而是以突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为重点，对公司三大业务板块进行进一步的空间拓展，使得电影、电视、艺人经纪三大业务优势更加突出，业务资源更为丰富。
一、影视领域的整合
面对日益激烈的电影、电视剧行业竞争态势，华谊兄弟公司从2010年起就开始完善制片、制作、发行、放映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而企业合并的重点则是提升制作水平、扩张放映渠道。
1.完善影视制作产业链
2010年3月，华谊兄弟旗下全资子公司华谊兄弟娱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成立了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地处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依托横店丰富的影视资源，从事影视制作，并与华谊公司旗下另一全资孙公司浙江华谊兄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相互协同，其影视制作影响力可谓深远。与此同时，公司通过不断购买股权，完成对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的企业合并，使公司在音乐艺术创作上获得资源优势。
2.电影放映环节的空间拓展
现代电影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大制片厂时代到媒介集团化时期的变化，在电影产业发展中，院线也成为了发展之重，华谊兄弟集团从2010年起，先后在重庆、合肥、武汉、北京、哈尔滨、上海、无锡建立起影院管理公司，实现了电影放映环节的空间扩展，为公司电影发行及全国范围内的放映奠定基础。
3.进军影视周边行业
在突出核心竞争优势的同时，华谊兄弟也通过通过进军新的文化热点潮流领域以获得长远发展。
2010年，华谊兄弟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投资华谊兄弟时尚（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获得60%股权，2011年，公司又以全资设立了华谊兄弟（天津）实景娱乐有限公司，并获得旗下孙公司谦谦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的控股权。通过这一系列企业合并，华谊兄弟公司在进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获得及企业形象策划方面亦增添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华谊兄弟（天津）实景娱乐有限公司利用影视拍摄实景场地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也进一步拓宽了华谊兄弟的产业链。
与此同时，为充分利用电影品牌及影响力，公司与游戏企业也进行了战略合作，其中2010年，华谊兄弟有限公司收购北京华谊巨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1%的股权，并对华谊巨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进行增资，以全面开展网络游戏业务，完善公司产业链。
二、艺人经纪业务的扩展
作为三大业务板块之一的艺人经纪业务，一直是华谊兄弟发展中重要一环，在这两年的发展过程中，艺人经纪业务也获得了空间上的发展和壮大。其中，2010年，华谊兄弟通过购买股权获得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使得艺人经纪业务进一步发展；2011年8月，华谊兄弟公司出资，在天津设立华谊兄弟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使其艺人经纪业务实现了区域扩展与壮大。
三、华谊兄弟面临的巨大挑战
尽管华谊兄弟已充分利用其上市融资所得资金进行了产业链的调整与完善，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华谊兄弟仍面临着以下挑战，主要来自于竞争对手及市场压力以及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
1.竞争对手及市场压力
虽然华谊兄弟制作的影片和电视剧在近年来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也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中国电影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这一领域，市场竞争加剧。如果更多的影片竞争相同的档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上映日期难以协调、观影人群分流的竞争新局面。另外，来自于国外大片的压力也不可忽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资金办最近公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电影票房77亿元，与去年同期票房57亿元相比，同比增长35%。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仅有25亿元，占比仅为32.5%。华谊兄弟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这将是企业管理层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2.企业内部管理
(1)子公司管理难题
经过两年多横向合并与纵向合并，华谊兄弟整合并完善了产业链，子公司数量成倍增加，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如何保证每一个子公司都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如何能够保证母公司对子公司管理的有效性，这将是华谊兄弟的高管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人力资源管理难题
华谊兄弟近年来发生不少大牌明星流失的现象，怎样留住导演、明星、以及企业管理人才，最大程度地激发艺术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从而创造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影视作品，是其在进行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人力难题。
(3)财务管理难题
进行大规模的企业合并，公司需要充分考虑被合并企业是否能够在集团中发挥其潜力，为企业带来增值和盈利，在进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时，更需要关注合并对价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在未来的经营年限中得以实现回报。然而华谊兄弟近年来的几次合并却暴露其财务管理的难题。
3.合并成本过高
截止至2011年期末，华谊兄弟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公司有4家，北京华谊兄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在这些合并案中共形成商誉7000多万元，其中，2010年收购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的成本费用为3400多万元，而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仅为170多万元，仅该一项合并所产生的商誉就高达3200多万，商誉占成本费用90%以上；而收购华谊巨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1%的股权时，交易对价为5700多万元人民币，该合并产生的商誉亦高达4450万元。如此巨大的商誉说明了被合并企业的潜在经济价值，但如果不充分挖掘公司潜力，则很有可能造成企业的巨大亏损。以2010年财务报告为例，因北京华谊视觉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连续亏损，华谊兄弟公司不得不对其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并对收购商誉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商誉减值损失高达900多万元。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6
【关键词】坑口选煤厂;可控成本;成本监控;成本考核
煤炭企业从矿井中直接开采出来的煤炭叫原煤,原煤在开采过程中混入了许多杂质,而且煤炭的品质也不同,内在灰分不同的煤炭混杂在一起。洗煤就是将原煤中的杂质剔除,或将优质煤和劣质煤炭进行分类的一种工业工艺。洗煤是煤炭深加工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序,经过洗煤过程后的成品煤叫精煤,它一般具有灰分低、硫分低、发热值高的性质。经过洗煤过程后所产生的产品,一般分为甲级精煤、乙级精煤、中煤、煤泥、矸石。通过洗煤过程,可以降低煤炭运输成本,提高煤炭的利用率。
煤炭企业坑口选煤厂生产是典型的多步骤、多产品生产过程,从原煤调入到产品外运是不间断的,属大批量、连续性作业。生产步骤或生产环节主要由受煤、筛分、破碎、洗选、储存、装运、循环水处理等主要环节构成。因此,做好选煤生产成本分析,将有利于成本控制和内部考核,提高选煤厂经济效益。本文就煤炭企业坑口选煤厂生产成本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控制选煤生产成本的方法。
一、选煤生产成本项目分析
作为煤炭加工企业的煤矿坑口选煤厂,生产成本有入洗原煤成本和加工费两大部分。入洗原煤成本为不可控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90%以上。加工费主要包括材料费、水电费、职工薪酬、折旧费、修理费和其他成本等。
(一)不可控原煤成本
坑口选煤厂大多入选本矿或附近矿原煤,其成本由上一环节原煤生产成本和实际入选量确定。一般在集团型企业,集团公司制定内部入选原煤内部结算价格,根据不同煤质,给出不同灰分等级的原煤结算价格,灰分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结算价格随着下降,成本则根据入选原煤的实际灰分范围所对应的价格进行结算。入洗原煤成本与加工费有较大关系,煤质好时,原煤成本虽高,但设备处理能力强,事故费用、修理费等却下降;相反,材料费、水电费、修理费等要大幅度上升。尤其是煤质较差时,可选性大大下降,不仅回收率很低,而且材料费、水电费、修理费等成本要大幅度上升。
(二)材料费
选煤厂材料指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低值易耗品。主要材料包括重介选煤用磁铁矿粉、浮选用药剂、煤泥水处理用药剂以及设备配件等等,占整个材料费比重的80%以上,是控制成本的重点。
一是汾西矿业集团公司对坑口选煤厂消耗量大的磁铁粉,实行供应商准入制和招投标制。集团公司物资管理部门首先对磁铁粉供应厂商进行考察,根据其经济实力、产品质量、价格、信誉等因素确定准入厂商。二是在准入厂商范围内聘请招标公司组织招投,最后确定供应厂商,达到质优价廉,控制成本的目的;对主要材料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耗定额,控制消耗量。三是对辅助材料和低值易耗品的管理采取总量控制的办法,核定全年消耗量。一般造成材料成本超定额的原因,主要是原煤质量差,灰分高,含矸量大,设备磨损严重,配件更换频繁,主要材料超出消耗定额。其次,物资价格高,质量差,造成成本上升。
(三)水电费
水费是由当地物价部门核定水价,根据实际生产用水量计入生产成本的。电费是由国家电力部门核定电价,根据实际生产用电量计入生产成本的。近年来,水电费价格不断上涨,水电费成本总体是上升的趋势。水电费成本控制,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耗定额,减少损失浪费;二是要采取避峰用电,降低电费成本。当企业生产任务量大,满负荷生产时,调荷避峰生产难度就会加大。
(四)其他加工费
其他加工费包括职工薪酬(包括工资、福利费、社会保险费)、折旧费、修理费等支出。对职工薪酬的控制,主要通过定员定岗,加强职工专业培训,提高职工技能,进而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来降低人工成本。对修理费控制,主要通过加强对设备维护保养,减少返修率,控制维修次数,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维修费用。
二、控制选煤生产成本的对策
选煤生产成本控制,指在选煤厂生产经营过程中,按既定成本目标,对一切耗费严格计算、考核和监督,及时纠正偏差,使成本被控制在预定的目标范围内,提高选煤整体经济效益。下面从成本预测、监控、考核等方面对选煤成本控制的措施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目标
成本控制目标,在集团型企业中大多由集团公司统一测算、制定,统一考核,考核结果与效益工资挂钩,计提或计罚工资总额。集团公司根据各煤矿选煤厂原煤的煤种、煤质,根据生产技术条件,测定下达成本控制目标。测算洗煤成本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首先,入洗原煤应按质级论价,不应是按灰分升高或降低的百分点固定价格,应确定灰分上限,超过就大幅度降价,以提高对选煤厂公平性,提高成本控制的科学性。其次,材料费、水电费等指标的制定,除了根据近年来实际成本,考虑价格变动因素外,应考虑根据生产技术条件,通过工艺技术革新压缩成本的因素。
各煤矿选煤厂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成本控制目标,要制定详细的成本执行计划,将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生产环节、各归口管理车间、队组直至个人头上,形成“人人头上有指标,千斤重担大家挑”的全员成本管理局面。煤矿选煤厂重点要根据生产工艺技术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材料消耗定额和设备耗电定额;通过推广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强副产品管理,降低中煤、煤泥中精煤损失,提高精煤回收率。
(二)做好成本监督控制
成本监控就是及时地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耗费,通过计算和分析,以发现薄弱环节,挖掘内部潜力,寻找一切可能降低成本途径的过程。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项成本管理制度,比如定额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费用审批制度等,以规范成本管理,保证成本控制质量。其次,确保计量标准化,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活动中量和质的数值进行测定,为成本控制提供数据。要根据生产工艺特点建立健全计量检测体系,要配齐各种计量器具,完善计量网络,基本覆盖从原煤调入卸车后的计量到产品装车的计量,做到凡有成本消耗和影响经济效益的都要计量。另外,成本控制还要结合产品质量标准,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进行。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7
1基于生命周期设计的工业设计教学与实践
(1)家具设计课堂中绿色工艺的选择和设计训练。采用绿色工艺是实现绿色产品生产制造的一个重要环节。绿色工艺又称清洁工艺，是一种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减少环境影响的工艺技术。绿色工艺的实现途径主要有:1)改变原材料的投入方式，对其就地利用，再利用有实用价值的副产品和回收产品，在工艺过程中循环利用各种材料。2)改变生产工艺或制造技术，改善工艺控制，改造原有设备，将原材料消耗量、废物产生量、能源消耗、健康与安全风险以及对生态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3)尽量使用自然环境，对空气、土壤、水体和废物排放进行相应的环境评价，根据环境负荷的相对尺度，确定其对生物多样性、人体健康和自然资源的影响。(2)在工业设计教学中敦促学生采取绿色包装设计。绿色包装，即符合环保要求的包装，它要求商品包装无害平衡，无害于人类健康。在工业设计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提高对环保包装材料的认识，尽可能拓展环保包装的应用范围。例如，图2中的产品便是用可降解塑料做成的一个环保包装设计，底部出口可以减少洗发水或沐浴露等在包装空腔里的残留，减少浪费，并且本包装本身可降解、可挂在墙上，增加使用的方便性。(3)在工业设计教育中，增加对绿色产品回收处理设计产品案例的学习。在绿色产品设计中，当评价某一重复回用方案时，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环境负荷、安全性、可靠性及费用是重要的因素，它们的关系式:回用社会效益=日用物资价值+降低的总处置费-收集和加工费。如图3中土豆雨衣就是利用可回收材料的生命设计案例，工业设计课堂中可增加这类案例的分析学习，增加学生们对可回收材料的认知。土豆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不过除了食用您想过它还可以变成衣物穿着吗?这款特殊的雨衣所采用的原材料就是土豆，它是将土豆中的淀粉提取加工后，合成一种有机塑料制成的。土豆雨衣可以完全降解、无毒无害，废旧破损后直接抛弃即可，不必担心污染环境，十分便捷。(3)培养学生低能耗设计的习惯。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消耗资源并给环境带来负担。所以，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对产品使用造成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学生运用太阳能和LeD技术设计的产品，把窗户外侧用太阳能板，白天窗户角度随着阳光角度接收太阳能，晚上太阳能转化的电能点亮LeD灯。整个产品使用过程能源浪费达到最低。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工业设计教学时，还应涉及工业设计相关的方面，如教会学生关心材料、产品储存及运输过程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通过减少材料消耗，减轻产品的重量和体积等方法达到这个目的。
2结论
工业设计教育直接关系工业设计的未来，工业设计未来又关系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在工业设计教育中植入生命周期设计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在教育中充分普及和重视绿色设计、生命周期设计教育，才能保证未来有更多的设计师真正加入到绿色设计行列当中，只有在工业设计教育中更多地关注生命周期设计教育，才能使环保思想和生命周期设计理念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引起社会的更多共鸣，从而引发环保社会的共建，把人类带入到健康的发展轨道上去。
作者：郭晓燕曹玉华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8
[关键词]后电影市场；4C营销；文化产品
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全球影迷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蜘蛛侠3》的正式上映，堪称影坛一大胜事。与此同时，上海通用雪佛兰也将与《蜘蛛侠3》同步推出aeVo乐骋全新自动版1.4LSLat。无独有偶，Sonyericsson此次也搭配电影的上映，特别推出四款《蜘蛛侠3》特别版限量手机，包括：K800i、K550i、K750i、K610i，并独家内建三款《蜘蛛侠3》电影桌面及一款屏幕保护程序。电影和汽车有关吗？电影和手机有关吗？有的。电影不但与汽车、手机、书籍、音像有关，还和食品、游艺场等密切相关。这些都是电影的衍生产品，也称后电影产品。后电影(post-cinema)产业是电影工业的延伸，是指由电影而产生并与其密切相关的非电影票房收入的所有产业。它包括电影品牌、玩具、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一切衍生产品；在网络上通过点击播放的电影产品；有线电视和电影频道放映的电影；电影书、录像带、DVD、CD、VCD等；电影首映数年后以“怀旧”或“回顾”等名义再次在公共电影院播放的影片等等。由此可见，后电影所有的产品，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电影本身。电影工业通过创造影像奇迹、讲述故事来吸引观众，而消费者也乐意为消费故事、享受视听快感而买单。不仅如此，因为电影艺术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所以，当我们对它进行重新拆分时，就会发现：电影的故事可以出版成书、电影音乐可以出版成CD、电影镜头可以拆分销售、电影中的道具可以拍卖、电影中的人物衣着可以引领时装潮流……而这一切，都是电影工业的延伸，都是“后电影”的众多产业之一。
后电影产品与一般的商业产品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首先，后电影产品也是商品，那么它必然具备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这样才可以进行交换。后电影产品是基于电影而产生的，属于电影的衍生产品，所以，它在具备一般商品的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这些独特性表现在高文化附加值、游戏化与娱乐化、外部利益影响深远、易模版化和被复制等。
后电影产品作为电影的衍生产品，具备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一般特点。“为电视和电影有以下三个非同寻常的特点：跨边境交易时的文化贴现（aculturaldiscount）；属于共同消费品(joint-consumptiongoods)以及具有自身的外部利益(externalbenefits)。”所以，后电影产品的第一个特点便是高文化附加值。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去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所以，后电影产品的高文化附加值决定后电影产品不仅仅是具体商品的消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文化消费。
后电影产品不像衣、食、住、行那样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它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所以，在进行后电影产品消费时，人们往往不是简单地为了果腹、御寒、生存、发展等为目的，而是在寻找精神的愉悦。后电影产品的游戏化与娱乐性，就是从电影本身的特点延伸出来的。后电影产品的游戏化与娱乐性决定其消费模式应该是处于可有可无的、便利得到的状态。
早在20世纪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敏锐地发现，文化生产一旦与科技结合在一起，形成工业化体系，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的巨大力量。而后电影产品基本上与科技紧密结合，并形成规模越来越巨大的工业化体系。从CD、VCD、DVD到电影书籍、海报、主题公园、餐饮、pUB等，无不和科技紧密结合。“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在这种表面以商品相互往来，而本质以精神交流的背景下，后电影产品承载着各国的文化内涵甚至意识形态在各国之间进行交流。这种产品之外的利益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渐渐地改变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时尚潮流等。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9
关键词:中国艺术；文化产业；对外推广；电影艺术；文化形象；策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中国艺术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和中国艺术现代传播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艺术产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兴盛的阶段，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艺术与世界的接轨与对话中，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不足。因此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之际，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状况进行盘点与总结，也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状况与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艺术的国际市场不断开拓，现代推广和传播体系不断完善，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中国艺术家不断在国际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2年，中国电影《阿q正传》第一次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参赛。1984年之后，随着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登台亮相，中国电影开始真正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上大放异彩。陈凯歌打响了石破天惊第一炮，他导演的《黄土地》接连荣获多项国际大奖。www.133229.com英文版《亚洲周刊》把它评为过去25年亚洲最好的电影。《黄土地》打开了中国电影得奖之路。同年，《老井》获第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评委会特别奖。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一举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1990年法国第43届戛纳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授予张艺谋导演的《菊豆》。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意大利第4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学会大奖、美国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一串串的光环像红灯笼一样照亮了中国电影前进的道路，让外国电影人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
同样，与中国电影相伴的中国电影音乐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带动中国音乐艺术不断向前发展，走向世界。在“让中国电影音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赵季平注重对民族乐器的运用，并且经常从中国戏曲中吸取创作灵感。在影片配乐的表现力和思想性方面，把民族民间音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经典作品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赵季平创作的这些烙印上了中国符号的电影音乐给外国观众和外国同行也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象。第一位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的中国人是音乐家苏聪。在1987年由中国、意大利和英国合拍的影片《末代皇帝》中，苏聪与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和英国音乐人戴维•伯恩共同完成了该片的配乐。为了使自己的60分钟中国音乐能更加贴近影片的内涵，苏聪运用现代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来把握中国民族音乐的基调。并加入了中国民间小调的曲风，还原了影片中的历史沧桑。2001年，《卧虎藏龙》夺得了当年包括最佳外语片奖和最佳音乐奖在内的四项大奖，这使又一位华人音乐家谭盾站到了第73届美国奥斯卡奖的领奖台上。这部电影用二胡这样的中国乐器感动了全世界，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谭盾在创作中加入了二胡、箫和笛子等东方乐器的配器风格，又采用了西方音乐的结构和技法，为观众营造了融会东西方音乐精华的听觉享受。
除了电影音乐外，中国其他方面的音乐也是在国际上不断获得各种奖项。2008年4月，萨顶顶夺得英国bbc世界音乐大奖；2008年6月14日，朱哲琴凭专辑《七日谈》获得第七届美国独立音乐大奖“worldfusion”单元奖。这两项大奖都是首次为中国人所获得。被称为“惟一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歌手”的朱哲琴，与富有创造精神的音乐家何训田合作，在上世纪90年行了3张录音室唱片，《黄孩子》、《阿姐鼓》和《央金玛》。1995年，在56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的《阿姐鼓》cd唱片成为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朱哲琴由此享誉世界歌坛，一跃成为国际级歌手。在中国音乐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谭盾。1995年，受德国著名作曲家汉斯(hanswernerhanze)推荐，谭盾成为慕尼黑国际音乐戏剧比赛评委；1996年受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澈(turutakemitsu)提名获加拿大格兰•格德音乐奖(glenngouldprize)；1997年他被《纽约时报》评为“本年度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家之一”，同年又被德国权威音乐杂志《歌剧世界》评为“本年度最佳作曲家”；1999年谭盾荣获当今世界最权威的格威文美尔作曲大奖；2001年他因电影《卧虎藏龙》的音乐赢得使他声名远播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金像奖。目前，谭盾在国际乐坛已享有极大声誉，其音乐在世界各地由著名指挥和乐团频繁演出。
在美术方面，中国美术家徐冰曾在世界各地著名美术馆举行个人艺术展，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award)。2003年，由于对亚洲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获得第14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artesmundi)，获得纽约市教育局和高中教育艺术委员会颁发的第96届青年之友奖。被《名牌》杂志评为中国年度“十大精英男性”。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之一。1999年，青年艺术家蔡国强荣获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成为中国文化界在国际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艺术家，该奖也是中国艺术在国际大展中获得的最高奖项。近年来，他成功地将火药用在艺术创作上，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为中国艺术创作走向世界辟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在戏剧方面，2006年，越南的国际实验剧戏剧节上，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我爱桃花》获好评；2007年，泉州打城戏剧团上演东的《目连救母》在印度巴厘里第二届国际戏剧节上，一举荣获戏剧节最高奖——印度国际戏剧大奖。
第二，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了不断增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国际市场不断开拓，全球商业价值不断提高。
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问世后在国内市场默默无闻，只卖出1个拷贝，但却在日本引起举国轰动，只花8万美元购进此片的日本片商赚得了800万美元的票房，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功。该片风景秀丽、人情味浓、艺术性极强，情节简单、节奏缓慢，所表现出的父子间的脉脉温情、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令日本观众备受感动。于此同时，影片的热映也带了原著的畅销。2002年12月，该小说被日本放送协会创作为录音磁带供盲人阅读。2003年六月，小说《那山那人那狗》被日本国文部科学省选进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后又选入中学国文教材。该片也获得第23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公众最喜爱的影片”大奖和第31届印度国际电影节评委大奖。这部影片创造了中国电影软实力的神话。2002年，《英雄》中国电影拉开了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序幕。《英雄》的国内票房为2.5亿人民币，全球票房为1.77亿美金。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已经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从此，以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为代表的中国导演中的中坚力量都纷纷投入到中国电影国际市场的开拓中。2008年4月，电影《梅兰芳》高价卖出日韩版权，中国电影的世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在美术方面，蔡国强的焰火作品为中国艺术创作走向世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在“9•11”之后创作的代表正义的《移动彩虹和光轮》以及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文化节上创作的象征中国文化和力量的《龙卷风》等大型爆炸艺术设计都取得了巨大成功。2008年，蔡作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创作了《历史足迹》等大型焰火表演，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一场全新的视觉盛宴。
第三，中国艺术的国际推广和传播体系逐渐完善，国际产业化程度逐渐提高。
2009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在京签署“中国电影展”网络合作协议。“中国电影展”网站的创建适应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需求。其宗旨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电影作品，介绍中国电影产业，传播中国电影文化，搭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中国电影展。长期以来，中国影视产业坚持全球推广战略，探索建立“市场运作、企业营销、政府补贴”的国产影视节目海外推销新机制，把政府扶持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近年来，中国电影发行环节的力量正在壮大。2004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首次明确外资可以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技术公司。政策一出，就得到了积极响应。时代华纳与中影集团、浙江横店集团合资成立了中影华纳横店影视公司，这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业公司。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希望通过与国际资本的合作，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借助跨国传媒巨头的渠道，使得“走出去”工程顺畅有效。2006年6月，原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改制为股份制的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由中影集团、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和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共同出资。由事业性的中心变为商业性的公司之后，“海推”的职能和定位随之转变，新公司与会员之间不再是松散的事业关系，而是更加紧密的商业关系。
二、中国艺术对外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推广模式还很不成熟，推广成本较低，推广的操作专业化水平低。
这尤其表现在电影方面。美国任何一个电影，它的推广成本是制作成本的40%到50%，我们现在连5%都不到。中国的电影市场和美国市场非常像，区域非常大，需要大量的推广，但中国的电影推广模式还很不成熟，美国相比相差很远。美国的电影业在全球文化贸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公司出产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近几年，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继续扩大。对于美国电影制片人来说，通常会把国内和国外的发行权交给不同的发行商。海外发行商负责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区域。为了联系到这些发行商，制片人需要在全世界寻找“国外销售”，由他们将电影销售给当地的国外发行商。而有些制片人，甚至会直接将电影的海外发行权卖给发行商。与国外商谈判的合同必须在有经验的娱乐人帮助下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理论上讲，这将排除交叉抵押或者将电影与其他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情况出现。总之，通过以上三点及其它的一些营销技巧，美国电影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可以得到丰富的启示。
中国电影贸易每年基本上存在较大逆差。虽然《英雄》在海外制造了票房轰动，然而即使有不菲的海外票房，《英雄》也没给新画面公司多赚多少，因为这些影片的海外发行方式基本是发行公司一手买断，高票房带来的高利润和生产商一点关系也没有。买断发行权是好莱坞运作非英语影片的一种比较常规的操作方式。一些国外电影公司利用国内电影人语言以及资讯的不畅通，用极低的价格买断此类影片的全球版权机会，再分国别地将影片销售出去。即使是以如此低廉的价格销售影片，仍有很多国内制片方趋之若鹜，一来电影在投资阶段就没有或很少考虑海外市场，能将影片廉价卖到海外对他们来说已是意外惊喜，二来这种买断的形式可以快速直接地拿到一定比例的销售收入。很多制片方一方面看到了这种眼前小利，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将影片的国际销售收入最大化，才以这样的价格进行交易。国外将中国贬价出售后的影片转卖分销，有时甚至可以获得10倍以上的利润。因此，对于电影推广来说，我们急需一批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知识的影视人才。
其次，对海外受众心理和外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出现严重的文化折扣现象，以致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兴趣不高。
所谓“文化折扣”，指因为进口市场的观赏者通常难以认同其中描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历史、制度、神话等环境或因语言的不同，对配音、字幕、不同口音的理解干扰了欣赏，使得外国电影在价值（潜在收入）上减少的百分比。文化贴现显著时，它就会减少在国外市场的潜在总收入，从而阻碍了贸易。长期以来，海外市场的口味与革新促使中国电影的海外推广不能“一枝独秀”，而要“百花齐放”。《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成功上映，就印证了这个道理。《满城尽带黄金甲》自2006年2月21日上映，影片在美国拿到的总票房为657万美元，而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总票房为7200万美元，美国仅占到市场的8.4%，这与《英雄》和《十面埋伏》在美国所取得的都超过1000万美元的票房相比有很大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价值认同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2009年11月在中国上映的电影《2012》成为今年全年票房总冠军，票房数字达4.51亿人民币，打破了《变形金刚2》创下的4.34亿人民币纪录，还赢得了排名第三的收4.2亿人民币的《建国大业》。之前有分析说《2012》剧情的赞美中国，[jp2]所以票房高不奇怪，连发行商都承认，剧情讲中国有份拯救地球是票房成功的关键！这也难怪影片选择在中国和美国同时首映，并且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其中有关中国长城倒塌的一幕也被删掉了。这就是好莱坞的聪明之处。好莱坞为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电影票房，很大程度也在于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的熟悉和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切把握，善于借鉴各国的文化素材为自己所用，拍出具有世界眼光的电影。这一点在动画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中我们会有深切的体会。
三、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策略
首先，必须加大政府扶植，全面推进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和传播。
中国特殊国情从宏观上决定了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和传播事业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才能得到充分和蓬勃的发展。我们必须加速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优秀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出口。此外还需要由政府出面建立完善的关与艺术作品的审查机制，尤其是完善的审片机制。比如《那山那人那狗》问世后在国内市场默默无闻，只卖出1个拷贝，但却在日本引起举国轰动，最后才最终被证明是一部经典影片。8万美元卖给了日本片商，却让其赚得了800万美元的票房。这给中国电影商业价值的实现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无独有偶，《黄土地》也是首先在香港放映获得巨大成功，然后才得到国内业界的认可的。对于艺术行业专业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国家大力扶植。管理人才的培养是电影一个重要的环节，电影投资反倒相对容易。华谊兄弟影业国际销售部大概五六个人，光这几个人的年薪大概在600万人民币左右。付出这个代价很有必要，一部好的商业片在全球一个中等规模地区的销售，就可以支付这个部门的费用。管理人才的培养及制片、发行队伍的建立直接关系到中国电影打入全球市场的成败。
其次，积极吸收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深切把握各民族文化心理，将文化折扣变为文化优势。
美国人能够利用中国的文化符号拍出像《花木兰》、《功夫熊猫》这样优秀的动画片，也能够制造一个中国人拯救世界的神话来满足中国人的观影心理。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吗？退一步说，我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我们能利用好吗？不可否认，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是，这种兴趣更多是来自于神秘感、陌生感和新鲜感。如今，我们所呈现给外国的，多数是中国文化的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比如功夫、舞狮、杂技以及民俗等等。这些文化展示的确能推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但却很难真正打动人心。新鲜感一过，剩下的可能更多的是感官疲劳，最典型的例子是影视界的功夫片。几年前，《卧虎藏龙》中表现的中国功夫，一度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几年来，功夫片、古装片纷纷上马，《英雄》、《无极》、《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部比一部“惊艳”，而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可度却每况愈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从而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外认识中国文化的热情也会持续提升。中国电影更应该包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不断的进程中所蕴藏的生命力，以及新鲜的民族价值指向。
再次，努力加大中国艺术的推广投入，不断完善推广模式，提高推广操作的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合理的营销策略和发行渠道。
经过近几年与国外发行商的接触、磨合，国内影片出品方的经验也有所积累，在进行买断销售时，现在也开始采用相对灵活的方式。比如细分市场分别定价销售，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不同国家分别签订版权售卖合同，收取不同的版权费。还有比如保底分账，海外购片方采取一次支付版权使用费，结合放映后实际票房成绩分账的方式在业内也都有出现。总体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合作，将更多取决于国内制片商和国外发行商双方对影片共同认可的程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片”出现，海外市场成为重要甚至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份额甚至已超越国内本土票房。一些大型电影公司凭借多年发行经验，可以成功地将影片推向海外。据称《夜宴》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销售额都在100万美元以上，日本的销售额为500万美元，日本已成为华语片最大的市场，《夜宴》在日本一个国家的版权收入就已经与从大陆票房中得到的回报接近，这还不包括dvd版权（《夜宴》在日本的dvd版权收入接近200万美元）。亚洲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最便捷的目标市场。
《夜宴》除在日韩等亚洲国家以及欧美一些小国以卖断方式取得1000万美元收益之外，华谊正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几个大发行商采用保底分账模式进行发行。由于这种发行方式需要专业的金融服务，2006年8月，华谊兄弟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夜宴》海外发行达成合作意向，首次尝试电影海外发行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合作模式：“中信保”为华谊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担保”的支持模式，为其影片的海外销售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帮助其在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及分析风险，并承担收汇损失保险责任，支持其采用更灵活的方式开展海外发行，提高发行收益。同时，在保险的基础上，对华谊公司影片拍摄的资金需求给予担保支持。如果华谊的探索能够成功，将为未来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开创出新空间。
中国电影在国外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自然没有能力参与电影收益的分成。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中国电影的资本不足，企业规模较小，与国外的电影公司动辄好几十亿美元的资金相比，国内最大的中影集团也只有十亿人民币的规模，还远远不足以影响到渠道，建立像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那样规模的发行公司，提高整体竞争力，才有可能让中国电影真正地“走出去”。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如何在现有的格局中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掌握主动权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是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体现了中国文化茁壮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国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有着重要的意义。
externalpromotionstrategyofchineseartindustry:takefilmasanexample
guobi-heng,hanguan-jie
(schoolofartandcommuni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
商业性减损电影的艺术价值篇10
由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主办，陕西省拍卖行业协会协办的中国拍卖行业协会2008年拍卖研讨会，于9月9日至10日在西安举行。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和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涛主持会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顾问郭长安，国家工商总局市场规范管理司处长周玉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玉芬，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舟，陕西省贸易管理办公室主任王社安，以及全国各省拍卖协会和拍卖公司的负责人分别在研讨会上致辞和发言。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拍卖中的恶意串通的防范与应对”。与会者就恶意串通产生的原因、具体形式、防范措施、应对方法及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探讨。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对拍卖这种交易方式的逐步了解和认可，我国拍卖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一些竞买人的恶意串通。这些恶意串通行为对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等的利益造成了损害，阻碍了拍卖业的健康发展。如何在制度层面完善拍卖机制、在实践层面主动应对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拍卖业界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针对这一问题，各拍卖协会和拍卖行的代表以本公司出现的实际问题为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哈尔滨北方产权拍卖有限公司梁秉奇认为，竞买人私下串通导致的结果是既损害拍卖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公司信誉，又不能使拍卖标的的潜在市场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实现拍卖标的市场价值最大化，损害了委托人和真正需求该标的竞买人的利益，使拍卖标的资源无法实现市场化有效配置。他认为应在拍卖方式上做文章：一是针对某些特定标的采用密封式多轮竞价方式拍卖；二是密封式报价采取不同时间分别进行报价；三是对竞买人采取单人次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法；四是密封式报价只采用登记号牌号码，不公布竞买人名单；五是公布竞买结果时，由公证处现场开封，公布内容只包括竞买号牌及其报价，同时将密封式报价与电子竞价两轮组合式拍卖方式。该竞价方式特点是竞买人参与多轮竞价无法面对面，减少了彼此的尴尬局面，同时拍卖公司采用竞买号码替代竞买人身份，而且竞买人的电了竞价房间随机确定，只知道竞价价格和竞价房间号，不知道是何人报出的价格价，减少了竞买人之间的心理压力。通过对采用密封式报价与电子竞价两轮竞价方式相结合的组合拍卖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个别竞买人私下串通操控拍卖现场的风险，实现拍卖标的转让公开、公平、公正，也提高了拍卖会的现场效率，确保拍卖工作高质量完成。
安徽省工商局合同处处长蒋月和说，恶意串通主要包括竞买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的串通行为、恶意串通行为(即串拍)。产生恶意串通行为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国家关于拍卖方面的法律还不健全，当前的拍卖法律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没有恶意串通的表现形式的规定；拍卖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不健全；拍卖师不遵守职业道德，影响拍卖市场的正常发展；拍卖企业缺乏诚信，进行不正当竞争，暗箱操作；工商部门的四个不适应，即现有行政力量与拍卖行业规模的不适应、现有的监管人员的素质与拍卖的专业性的不适应、拍卖监管理论与拍卖监管实践的不适应。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拍卖协会会长张延华认为，《拍卖法》的修订势在必行。协会现在要做的是在拍卖的过程中宣传推动，要发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用，把研讨会的精华进行宣传，为企业服务。
《收藏》杂志总编兼社长杨才玉应邀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艺超网记者对王凤海副秘书长以及文物鉴定专家、艺术品市场评论家赵榆先生就艺术品拍卖行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现象等问题进行了采访。艺超网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全程的跟踪报道，详情请关注艺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