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1
***市农业委员会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全市经济形势分析调研活动的通知》下发后，市农委高度重视，牵头组织市畜牧局、市渔业局、市水利局、市农发办、市扶贫办、市气象局、市烟草公司、市林业局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门调研组，通过下发调研《通知》、召开座谈会、到乡村企业农户调查等方式，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总的看，我市1—10月份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农民收入等方面都好于年初预期。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212.39亿元，增长3.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7524元，增长21.3%；各项农业农村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粮食生产形势好于预期
***是农业大市，粮食生产大市。历届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近年来我市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去年秋、冬季、今年春季遭遇百年不遇持续特大干旱，夏、秋季遇到旱、涝交加等特别不利气候条件，粮食生产保持连续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党委政府狠抓抗旱、抢时播种、加强管理，努力减轻灾害损失，实现了夏粮总产持平，秋粮总产保增长的目标。据统计，全市548.1万亩小麦，单产达384.7公斤，较去年减少9.7公斤，总产210.9万吨，与去年相比增加0.2万吨；预计秋粮总产266万吨，比去年增加8.6万吨。全市粮食总产预计可达477万吨，比去年增加8.8万吨。今年在这么大的自然灾害之下夺得丰收，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的目标，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抗旱及粮食生产工作会议，对抗旱、打井及春季麦田管理等进行部署安排。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临抗旱第一线，指导全市各级做好抗旱促农业生产工作，力争大灾之年粮食实现“八连增”。农业部门积极行动，市农委在***县召开了春季麦田管理暨春季农业生产现场会，制定了春季农业生产督导检查的标准，委党委成员分片包干，到各县区抓督导落实。抗旱以来，始终坚持每周两次抗旱情况联系调度，及时掌握旱情、抗旱春管和春季农业生产情况，形成《抗旱促春管专报》13期。加强土壤墒情监测，在全市12个县区，设立了109个土壤墒情监测点，实行土壤墒情周报告制度。
二是抗旱效果显著。据统计，我市投入各级抗旱资金3.38亿元，抗旱工作用电2024.23万度，用油4605吨。新建塘坝、水池、机井等水源工程5312处，新增蓄水能力1238万立方米，累计解决13.69万人、4.35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2010年秋、冬季灌溉共调配抗旱水源2.58亿立方米，有390多万亩麦田浇上了越冬水；2011年春季，全市调配抗旱水源1.84亿立方米，浇灌319万亩次，其中返青水麦田260万亩，为夺取夏粮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农业科技支撑。农业部门发挥技术人才集中的优势，组成6个农业专家组，在小麦生长的关键环节，深入田间地头，及时进行苗情、旱情、灾情的调查会商，通过农情调度、土壤墒情监测和专家会商，提出指导意见，为各级政府指导生产提供了决策依据。今年在全市扩大了高产创建的实施范围，特别是面对灾情，广大农技推广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和帮助农民群众救灾、生产。今年8个县区承担了小麦、玉米、水稻粮食高产创建项目，落实万亩示范片23个，其中小麦13个、玉米8个、水稻2个，示范带动面积达160万亩。在省、市组织的实打验收中，小麦十亩高产攻关田平均亩产704.5公斤，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598公斤，超出全市小麦平均单产213.3公斤；玉米高产攻关田最高亩产908.86公斤，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630公斤，高出全市预计单产185公斤；水稻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618.5公斤，比全市预计单产高38.5公斤；花生高产创建共有6个县承担，十亩高产攻关田平均亩产达599.89公斤，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400.7公斤，高出全市平均单产91公斤。为全市粮食丰产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今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7524元，同比增长增长21.3%；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分析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就业增收形势好。一是农民培训力度加大。今年以来，市农委、共青团***市委联合开展了青年农民创业增收培训工程，市农委、市妇联共同开展了沂蒙农家女创业致富培训工程，市委组织部、市农委联合开展了新型农民十大示范培训工程等，利用农广校、农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及各类成人教育学校，借助实施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项目，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自主创业、外出就业渠道拓宽，增收后劲增强。今年以来，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15万余人次，经培训转移劳动力2.8万人。开展农民创业培训3000余人，有1500名农村劳动力获得沼气工、园艺工等农业职业技能证书。二是农民工工资水平上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企业用工也从“民工潮”进入到“民工荒”阶段，即“刘易斯”拐点呈现，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据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12日，江苏省今年企业用工缺口达36万人，***省企业用工缺口达10.8万人，其它省区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民工荒”问题。不管是从国家的政策看，还是从客观实际看，工资的上涨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我市历来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大市，常年外出农民工达120万左右，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7%，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这也是今年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重要因素之一。
（二）农民政策性收入增多。国家对“三农”的重视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政策性直补增多。一是粮食补贴政策直接增加农民现金收入。2011年小麦直补面积575.18万亩，每亩补贴资金98.45元，共补贴资金5.66亿元；玉米371万亩，每亩补贴10元，共计3710万元；水稻70万亩，每亩补贴良种15元，共计1050万元；棉花16万亩，每亩良种补贴15元，共计240多万元。全年粮棉油补贴6.2亿元。二是农机化补贴高效惠民。2011年，我市共争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001亿元，比去年增加1350万元。截至目前，全市补贴资金已全部落实完成，共补贴农机具4.1万台（套），受益农户3.47万户，完成购机总额3.4亿元，带动农民直接投入2.34亿元。其中，购置免耕播种机546台，玉米收获机394台，深松机245台，小麦收获机986台，动力机械1.51万台，其它各业机械2.39万余台（套）。
（三）家庭经营收入实现丰产增收。前三季度农产品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据***省农业信息中心统计，今年第三季度，***省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棉花持续弱势外，普遍高位上涨。其中，小麦前期平稳后期略涨；玉米、鸡蛋价格延续了今年以来的涨势,价格持续上涨,且幅度增大；蔬菜、化肥价格稳中有涨。粮食价格涨势明显；经济作物中花生7月末上涨行情接近尾声，价格开始略有下跌，但仍大幅高于上年水平，三季度花生仁平均价格7.53元/斤，环比上涨21.87%，同比上涨57%；三季度蔬菜批发价格持续上涨,且幅度逐月扩大，7、8、9三个月份蔬菜批发价格分别较上月上涨1.00%、2.80%、11.70%,所监测的35种蔬菜批发价格平均为1.44元/斤,同比下跌7.18%。整体来看,三季度蔬菜批发价格水平低于上年同期,主要是由于大蒜、生姜等部分品种价格明显回落造成的,大部分蔬菜品种价格仍要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畜禽产品中生猪三季度平均价格9.39元/斤，同比上涨55.25%。生猪价格冲高回落，7月份基本延续了今年以来的涨势,价格继续有所上涨并创历史新高。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帮助农民实现了丰产增收，这也成为农民收入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随着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农民从事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越来越多，得到的非农产业收入也越来越高。
三、现代农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的社会化农业。在按农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属于农业的最新阶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发展，今年提出“四三二一”发展战略，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大亮点之一，***市各级给予了高度重视，全力推进，成效明显。
（一）高效特色农业发展快速。***市气候宜人，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温差明显，年平均气温13度，无霜期200天左右，年降水600-800毫米，气候条件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农民历来种植蔬菜、果茶、花卉等高效特色农作品的传统，特别是近年来，在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基础上，全市各级因势利导，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全市各级紧紧围绕打造沂沭河两岸高效特色农业长廊、环蒙山林果产业带、郯苍优质粮食产业块，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大力发展蔬菜、果业、畜禽、渔业、银杏、杞柳、茶叶、中药材、苗木花卉、食用菌等十大特色高效农业，在全市形成了南粮菜、北果油、西果药、东油茶的农业种植业格局，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优化调整，形成了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全市高效特色农业已达到700多万亩。特别是食用菌产业，已在我市的苍山、***、蒙阴、***等县区发展为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中药材总产1.1万吨，其中金银花总产3360万公斤，年实现收入20多亿元；食用菌总产23.86万吨，年实现收入11.1亿元，休闲观光农业、区域特色高效生态农业异军突起。今年，我市有8个农业园区被确定为***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
（二）烤烟生产工作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随着行业“卷烟上水平”战略的实施和现代烟草农业的深入推进，市烟草公司按照“基础工作上水平、重点工作求突破、创新工作见成效”的总体思路，面对非常不利的气候条件，大力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烟用机械研制与推广、公益事业帮扶、水源工程建设及土地整理项目试点等各项工作，烟叶生产生态村富民工程进展顺利、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烟叶生产发展。2011年国家局批复我市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74个，行业投入补贴资金9018万元，发展种植专业户5506户，种植面积14.05万亩；家庭农场307个，面积4.4万亩；户均种植面积26.54亩,同比增加12.71亩,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共收购烟叶44.53万担，上级下达计划51.5万担，完成计划的86.5%；上等烟比例57.1%，中等烟比例21.1％，均价16.01元/公斤。投放收购资金35641万元，烟叶价格补贴3482万元，实现烟农总收入39123万元，实现烟叶税7841万元。
（三）优质农产品基地品牌建设深入推进。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是加快推进农业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的重要举措，市农委深入分析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现实及全市人民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和要求，提出了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市的目标，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高规格的基地品牌建设会议，全市基地品牌建设工作快速发展。目前，形成了一批优质农产品产业集群，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显著提高，“生态沂蒙山、绿色农产品”的品牌成功打响。截止今年10月底，新增优质农产品基地59.59万亩，新增优质林产品基地33万亩，新增优质畜禽小区83个，新增优质水产品基地1.79万亩，新增观光小区50个，提前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累计，全市优质农产品基地达到479.59万亩，经过认证的“三品”达到902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9个，注册农产品商标4300件，均位居全省前列。在上半年全省例行抽检中，我市蔬菜合格率达到100%。滨河生态高效特色农业长廊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建成万亩桃生产基地、万亩优质葡萄生产基地和1.8万亩的出口生姜基地。***辛集生态园、葛氏农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初具规模。河东区建设了汤头三益有机循环农业示范园、太平星期九假日采摘园、汤河海棠精品园、凤凰岭枫荷苑湿生水生植物基地、刘店子绿三叶草莓基地等一批生态观光项目。兰山区南坊街道、白沙埠镇、李官镇初步形成鲜切花、蔬菜、桃、园林苗木四大主导产业。郯城县开发建设了新村省级万亩古银杏森林公园、重坊中华银杏品种园、中华银杏树圣碑林等生态农业观光景点。***围绕“影视城”项目，规划建设了面积1000亩的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科技示范园区，推出“蒙莲牌有机藕”、“蓝鹏牌绿色蔬菜”等特色农产品。蒙阴蜜桃、苹果、葡萄、板栗等形成规模，蒙阴县被评为“全国果品综合强县”。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加快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农民通过创办农业企业、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联合起来，抱团闯市场，形成规模优势。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发展县域经济列为重点工作，国务院批准沂蒙革命老区执行中部地区政策，各地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措施，全市农业企业经营规模快速膨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机遇期”。2011年新增86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使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447家，其中部级3家，省级54家，市级390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列全省第二位，农业产业化经营总体水平居全省前三位。目前，各类产业化组织达到1777家，全市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发展到923家，占全省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十分之一，其中销售收入过亿元的158家，过十亿元的12家，过百亿元的1家。***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起步早、发展快、数量多、分布广，全省知名、全国有影响。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就对莒南县王家坊前农业合作社作出过重要批示。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运行日益规范、功能不断拓展、竞争力逐步增强，初步实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低级向高级、由单一向复合、由松散向紧密、由生产联合向股份合作和资金合作、由本区域联合向跨区域联合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科技推广，提升了农业标准化水平，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11年10月底，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1299家，其中工商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7331家，拥有成员87万人，出资总额41.92亿元，登记总数和出资总额均居全省首位。今年10月份，***在全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
（五）生态循环农业成效显著。发展循环农业作为抢占现代农业制高点的战略选择，早已引起***历届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农村户用沼气建设始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近年来，按照“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总体部署，全市各级农业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和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今年以来，全市新建户用沼气2.6万户，累计达到41.6万户，新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87处，累计在用数达到326处。年产沼气总量2亿立方米，可替代标煤13.6万吨。沼气总户数和产气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位。农村沼气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同时，打造了“畜-沼-菜”、“畜-沼-果”、“四位一体”、生态家园、秸秆沼气等一批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循环农业新亮点，新发展“猪-沼-果（菜）”等循环农业模式。***三益畜禽农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初投资571.91万元建设大型沼气站，可日产沼气900立方，年产沼液、沼渣1.1万吨。沼渣用作有机作物肥料，沼液经沉淀处理后，清液通过管道输送和液肥喷灌等方式给生态园作物提供生长所需养料。而沼气除供公司生产、生活用能所需外，还向附近村民供应。大型沼气工程的建成运行，使公司由“饲料—养殖—鸡粪—种植”的简单化粗放式循环链条，变成了“饲料—养殖—鸡粪—沼气—沼液沼渣—种植”的精细化循环链条。一方面，鸡粪污水通过沼气站的有效处理,既实现了养殖基地污染物的零排放，又使附近居民用上了清洁生态能源，改善了农村环境；另一方面，以沼气站为核心的绿色循环经济模式拉长了产业链，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为企业增添了后劲和活力。
（六）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取得了较大进步。近年来，各地积极申报、争取农业基本建设项目，严格规范实施，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助推剂”。目前我市在建的项目有***县千亿斤粮食项目、临沭县千亿斤粮食项目、莒南县花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蒙阴县水果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建设项目、苍山县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区域站项目、苍山县标准粮田建设项目、***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市农科院小麦新品种原原种扩繁项目、***县标准粮田建设项目以及有关县区质监站项目等工程有序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必将改善水土资源环境，减少自然灾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能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增加农民创收。
四、优化产业结构，畜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全市畜牧产品价格波动频繁，畜禽存出栏继续增长，畜牧业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提高，畜产品档次和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全市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115家，年加工能力180万吨，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年产值133亿元。饲料加工企业157家，年产值120亿元；兽药生产企业8家，年产值2亿元；畜牧服务业年产值130亿元。畜牧二、三产业共吸纳农村劳动力80多万人，年创收160亿元，占当年农民纯收入的32%。
（一）畜禽存出栏继续增长，利润可观。1-10月份，我市生猪、统货猪肉、仔猪价格整体上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养猪效益维持在300-700元/头。6月底-7月上旬，全市生猪价格达到最高位，利润在600-700元/头。国庆节后价格下滑，最近价格降幅较大。目前，二元肥猪、三元肥猪、统货猪肉、仔猪价格分别为15.7元/公斤、16.6元/公斤、27.4元/公斤、24元/公斤，同比上涨19%、20%、28.7%、28.1%。尽管饲料、人工、防疫等成本上涨，但出栏一头100公斤的三元肥猪利润仍达300元左右。
（二）禽类产品价格波动频繁，生产平稳发展。一是受猪肉价格影响，肉鸡价格稳中有跌。肉鸡价格今年最高时曾达11元/公斤，目前为9.4元/公斤，同比增长3.9%，但比6月中旬下降10.5%；肉鸡苗4.8元/羽，同比增长6.7%。1-10月份肉鸡养殖利润基本维持在1.5-2元/只。二是蛋鸡养殖比较稳定，鸡蛋价格处于涨后下跌阶段。目前鸡蛋市场价格8.6元/公斤，同比持平，比6月中旬下降3.4%。蛋鸡养殖仍有利润，每售一公斤鸡蛋净利1.2元左右。通过无公害认证的鸡蛋超市价格仍在10元/公斤以上，每公斤利润5元左右。三是肉鸭养殖利润可观。合同肉鸭价格8元/公斤，同比持平；合同鸭苗价格5元/只。养鸭场户利润在1.4-1.5元/只。今年鸭产品最高价曾达1万元/吨，目前均价在8700-8800元/吨，同比增长2.9%。
（三）草食动物养殖平稳发展。一是奶牛养殖。目前生鲜乳到奶站的价格为3.3-3.5元/公斤，同比持平。大育成奶牛和产奶牛为9000-13000元/头，绝大部分奶牛场盈利，奶业生产正处于理性稳定发展阶段。正常情况下，年产6吨的盈利2500元左右。二是肉牛养殖。目前价格18.4元/公斤，同比增长19.5%，与9月中旬比增长8.2%；牛肉价格36.9元/公斤，同比增长13.3%，出栏一头肉牛获利500-1000元。三是肉羊养殖。目前价格22-24元/公斤，同比增长22.2%；羊肉价格56元/公斤，同比增长16.7%。出栏一只50公斤肉羊，利润200-500元。四是獭兔价格波动中上涨，肉兔价格上升。前三季度獭兔价格大幅下滑，9月中旬跌至底点，獭兔皮价格20元/张，同比下降63.6%；獭兔价格14元/公斤，同比下降48.2%，出栏一只2.5公斤獭兔约亏损10元。10月底以来，獭兔价格强劲反弹。目前，獭兔皮价格40元/张，与9月比上涨100%；獭兔价格22-25元/公斤，同比下降22.6%，但比9月上涨64.3%。出栏一只2.5公斤獭兔利润约30元；肉兔16元/公斤，同比上涨23.1%。出栏一只2.5公斤肉兔利润10-15元。
（四）特养行情复苏。随着国内市场扩大，国际市场逐渐恢复，去年底以来，皮毛动物行情一路看涨，走出微利阴影。据河东政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老板赵欣玉介绍，目前母貂皮190-360元/张，公貂皮400-460元/张；狐狸皮品种不同为600-1100元/张；貉子皮为330-550元/张。目前，特养动物平均毛利率高达180%。
五、实施板块建设战略，渔业呈现五大发展趋势
（一）渔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实施水库、池塘、塘坝、河流“四大”渔业板块建设战略，狠抓优质水产品基地品牌建设、现代渔业园区建设、水产良种工程建设和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打造生态渔业知名品牌，不断提升水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全市渔业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运行势态。1-10月份，全市水产养殖面积46万亩，水产品产量9.93万吨，产值10.66亿元，同比增7.8%，渔业经济总产值23.8亿元，同比增8.1%。入秋以来，雨水充沛，养殖水面扩大，水质条件改善，鱼种投放充足，秋季渔业生产势头良好。水产品市场价格保持高位，水产养殖利润较常年增加20%多，极大地刺激了群众发展水产养殖的积极性，全年渔业经济目标有望超额完成。
（二）池塘养殖向名优高效渔业方向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市池塘面积在逐渐减少，由原来的近10万亩降到现在的8万亩，而且仍有下降的趋势。池塘已经成为渔业生产宝贵的资源。粗放粗养、低投入低产出的养殖方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名优高效养殖。南方省市的池塘规模化养殖，主要是养殖鳜鱼、鲈鱼、黄颡鱼、黄鳝、翘嘴红鲌、泥鳅等名优品种，市场价格高，养殖效益好。郯城县的河鲈、狗鱼养殖就是很好的例子。池塘养名优、养精品，高端高质高效，是今后发展方向。
（三）大中型水库生态养殖成为必然趋势。我市有天然水面100多万亩。淡水资源丰富，特别是水库河流众多、水质良好，是我市渔业发展最大的优势所在。水库等大水体渔业发展的方向就是生态增养殖，以增殖放流鲢鱼、鳙鱼等滤食性鱼类为手段，净化水质，保护生态环境。***许家崖水库2011年3月份清除了养鱼网箱，全市7座大型水库中有4座已清除了养鱼网箱，另外3座大型水库的网箱清理也为期不远。开展水库等大水体鱼类增殖放流，加大资源修复力度，发展有机生态渔业已成为必然趋势。
（四）现代渔业园区建设成为发展重点。***省渔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园区建设行动。今年全省选划300个园区建设项目列入《***省现代渔业园区建设规划》，是今后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扶持的重点。我市根据要求提报了22个工厂化流水养殖、精品池塘和休闲渔业项目，把园区建设列入渔业发展的重点。如：以沂河、沭河为轴，沿河两岸规划布局现代渔业园区建设，在百里滨河高效生态特色农业长廊中心地段——***县辛集镇，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一处“***现代渔业产业园”。结合我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优质鱼产业项目的实施，今年总投资4000万元，建设工厂化养殖面积20万平方米；计划到2015年，园区建成核心区面积1000亩，规划面积5000亩，示范带动10000亩，形成年产冷水性名贵鱼类1万吨、产值4亿元的省内一流、国内领先的现代渔业产业园。通过园区示范带动，建立郯城、***、经济开发区、河东、***、***等沿沂河两岸冷水鱼养殖产业带，促进我市现代渔业发展。
（五）休闲渔业持续升温。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生态旅游、休闲垂钓和都市观赏渔业的兴起。我市山清水秀，独具资源优势，发展休闲渔业具有广阔的空间。***区、郯城县的观赏鱼养殖，亩效益上万元，是常规品种养殖的近十倍；莒南陡山水库、蒙阴黄仁水库的休闲渔业特色鲜明、效益显著；城镇居民家庭观赏鱼养殖市场潜力很大等，促进休闲渔业快速发展。9月28日-29日在***滨河景区成功举办了首届·***沂河放鱼节。省市领导及渔业部门、园林部门职工代表和热心市民12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和放鱼活动。在最近省旅游局组织的“到***不可不去的100个地方”评选活动中，***滨河景区名列其中。
五、农业支持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在为农服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低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今年以来，农机部门坚持“立足大农业，发展大农机，服务新农村”战略，不断提升农机化综合指标，实现了农机化整体工作更好更快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截止到10月底，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891万千瓦，比上年增加28万千瓦，全市拖拉机保有量40万台，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获机械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粮食作物机械化、经济作物机械化、牧渔林业机械化和农产品加工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市已进入农机化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二）水利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2011年，市委、市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极大改善了我市农田水利设施状况。今冬明春计划总投资12.9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国家下达了3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8个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涉及全市的饮水安全及面上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共计总投资64768.9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1819万元，省投资14358万元，市县投资22600万元。以上项目的实施，使全市农村水利灌溉设施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全市有效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为保证全市粮食生产连续增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三）气象预测提升了农业生产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市是气象灾害频发、多发及灾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如2010年9月11日至今年2月下旬，***连续166天无有效降水，发生特大干旱，为200年一遇，有119条小型河流断流、48座小型水库干涸、2080眼机电井出水不足，500多万亩冬小麦受旱。面对严重旱情，全市气象部门统筹部署，精心策划，全力以赴开展干旱气象服务。市气象局抽调技术骨干专门负责干旱决策服务，制作图文并茂的抗旱服务专报15期，气象短信息417余次，服务的针对性、实用性显著提高。2月26-28日，全市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人工增雨（雪）作业，发射火箭弹200余枚。5月9-11日天气过程，市气象台预报准确，服务周全，人工增雨作业及时有力，大部分县区旱情基本解除，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2011年7月中下旬到9月中旬，***市发生三次大规模降水、大范围降水和连续阴雨天气。全市气象部门密切监视每次天气过程，从短期到短时、临近预报均较为准确，服务及时到位。汛期市气象台共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重要天气预报》16期，《雨情报告》52期，《一周天气预报》13期，气象旬月报12期，农业气象旬月报12期，全市通过气象决策短信平台各类预警信息151次415条，1503349人次免费接收到预警短信服务，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四）积极推进农业开发项目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市农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工程，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民生工程。今年以1-10月份，我市已争取省以上农业综合开发无偿资金1.22亿元，其中土地治理项目资金首次过亿元。争取土地治理项目19个，其中存量资金项目16个，增量资金项目3个。争取产业化经营项目27个，其中财政补助项目14个，贷款贴息项目13个。争取到的项目和资金量都位列全省前茅。莒南玉芽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基地项目、***明富食品有限公司优质生猪屠宰加工项目、***县鲁中蔬菜保鲜配送项目、农丰食品有限公司财政贴息项目、兰山区龙雨食品有限公司种鸭养殖基地等产业化经营项目，建设档次高、效益好、带动能力强，成为当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亮点，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龙头。***县***镇项目区成功引进了万德大地公司和深圳客商两只“金凤凰“，万德大地公司投资110万元进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投入，发展有机果蔬基地1200亩，深圳客商投资200余万元，在项目区高标准建设了目前全省最大的连体樱桃大棚，发展大棚樱桃38亩；蒙阴县扶持宗路果品专业合作社2000吨气调库建设项目与土地治理项目相结合，发展优质果品基地，项目总投资239.6万元，其中财政扶持51.6万元，辐射带动发展优质果品基地2万多亩。这些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农业综合开发的综合效益，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六、当前发展现代农业存在问题及不足
（一）粮食生产在高的基数上增加产量难度较大。农村生产要素流失严重，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发展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凸显；加之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粮食生产在高的基数上实现“九连增”难度大、困难多。
（二）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今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从增长的因素看，一是农民工工资上升，二是农产品价格上升，这些增收因素增长空间有限，加之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难度增大。
（三）县区之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县区之间因区域位置、经济发展基础、领导重视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现代农业发展、农机化、烤烟生产等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四）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装备水平不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滞后、组织化程度较低等问题突出。部分农田靠天吃饭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市还有297万亩是“靠天田”，有近200万亩根本没有抵御洪涝干旱、防灾减灾的能力；中型灌区灌溉渠系亟待配套维修，灌溉水跑冒渗漏现象严重，水资源浪费严重；渔业苗种繁育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畜牧业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今年以来，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农口部门群策群力，广大农民群众抓住机遇，发展经济，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已成定局，今年小麦播种面积552万亩，为明年粮食实现“九连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突破7500元，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底全市肉蛋奶总产将突破200万吨大关，全年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33亿元以上；全年水产品产量将达到12.5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28亿元以上。
七、几点建议
（一）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用足用活沂蒙革命老区执行中部地区政策的有利条件，完善相关制度，把增加农业农村投入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支持引导、社会主动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二）以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全市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依靠农民自已搞困难重重。因此，应借鉴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开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建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的新机制。积极探索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政府直接面对一家一户的交易成本，集约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三）强化工作措施促进农村增收。近年来，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增收困难，既有经济规律影响，也有体制因素制约。应通过提高直接补贴和间接利益补偿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2
一、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必须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民盟作为统战的成员，一定要按照统一战线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上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民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任务，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发展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和运用民盟界别的资源，参与、支持、服务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民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原则要求十分明确，重点措施和实施办法切实具体。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都对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要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民盟界别优势，运用民盟资源，把工作领域由以政治领域为主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拓展，把工作内容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局延伸，因势利导，充分调动盟员积极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
2、服务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必然要求。我市70%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类组织普遍兴起，特别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致富带头人、科技工作者和在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士，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人士到农村寻找市场和商机，有的直接把企业、事业办在农村。这都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盟工作的战略任务，作为民盟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努力促进城乡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共谋发展局面的形成，尽最大努力调动和运用民盟资源，服务新农村建设。
二、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民盟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农村工作和统战工作精神，及时部署实施，充分发挥了民盟人才智力优势、科技优势，服务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挥智力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一是积极提交提案。年以来共向市政协提交42篇有关农业或农村工作的提案，并被市政协采纳。年以来提交市政协提案《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关于发展和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力度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年月市政协组织相关人员到基层专题督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这份提案，《日报》年月日以《让林改继续走在前头》报道了此信息。盟市委提交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等3篇提案获市政协—年度优秀提案奖。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近年来民盟共组织开展了有关涉农方面专题调研近10项，如《关于加强我省农村医疗队伍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研究》、《推进我省农村文化建设，为繁荣海峡西岸经济区服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课题调研报告》、《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关于我省山垅田低产改造的若干意见和建议》等。其中《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粮食安全问题调研报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等三篇调研论文在第三、四届“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建言献策论坛”上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还获年市“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三等奖。三是积极反映有关农村农业方面的社情民意。年以来盟市委会有6篇信息被盟中央和盟省委采用，曾获得民盟组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组织二、三等奖。
2、发挥资源优势，突出民盟特色，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民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盟员结合本职工作和农村工作实际，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中我们注意准确定位，选好切入点，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多做中间服务和拾遗补缺的工作；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注意发挥民盟优势、突出党派特色。通过深入开展“为党增光辉，为盟添光彩”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服务工作。民盟每年都组织盟员开展了以智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化、医疗下乡”三下乡活动，先后赴等地开展三下乡活动，累计达数十场次，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3、发动广大盟员开展爱心捐助，真心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盟市委结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每年组织开展服务进农村活动，受益农民群众上千人。为贫困村捐赠科技书籍500余册、书写春联近1000余幅；发放农业资料和疾病防控书籍和宣传材料近1000份；开展水产、农产品栽培、科普知识、讲座20多场次。每年不定期地开展下乡义诊活动，免费发放药品近3000元。广大盟员积极开展向弱势群体献爱心、赈灾捐款和“两节”送温暖活动，累计捐款达30000余元。盟市委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服务社会活动，树立了盟的良好形象，扩大了盟的影响，得到了受助群众的好评。
尽管市民盟在服务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农民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改变，在实际工作中，民盟工作也深刻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危机。
1、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深，认为只需搞一些活动、抓一下教育、稳定一下人心就可以，农村改革发展了解和参与一下就够了。二是由于基层组织外部工作环境较差、干部兼职过多等主客观因素，服务经济无有效载体。三是部分盟员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认为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与民盟工作关系不大；习惯于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面对与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存在畏难情绪、创新意识不强，使得服务新农村建设处于被动状态。
2、服务农民缺乏有效途径。一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找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合理配置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还需要树立科学、全面、和谐发展的意识，找准影响和制约民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办法，使民盟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取得重点突破，并实现全面发展。二是服务手段单一。对农民急需的科技培训、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等缺乏实质性的帮扶措施，影响大、生命力强的品牌工作不多；三是服务机制僵化。深入农村、贴近农民不够，整合资源能力不强，社会化的服务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
3、组织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对民盟工作体制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服务“三农”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区位联动、内外结合、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在组织和支持盟员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还缺乏长效机制；在发挥盟员作用方面，办法和措施不够多，不能完全满足他们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农村改革实践和新农村建设的新期待。
三、对策与思考
如何根据农村改革发展需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从农民生产、生活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寻求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因地制宜、扎实有效推进民盟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取得实效，确实还有不少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用心策划，狠抓落实的。
（一）提高认识，增强推进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深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体制机制等，按照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要求，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寻求新的对策，着力解决民盟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工作。
1、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始终保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勇气，自觉做到分析和研究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武器，谋划和部署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依据，检验和评价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标准，努力形成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相对齐备的优势，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的实现。要紧紧抓住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要积极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推动文明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2、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和完善工作体制机制。一是要建立稳定有效的协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减少交叉，整合资源，加强工作力度，切实解决好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的问题。二是加强工作指导，明确重点，理顺思路，利用并发挥已有的工作网络，进一步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三是依托互联网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政策、法规、经济、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充分发挥网络在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3、统筹好理论政策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推动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中为“三农”工作服务的成绩和经验，把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转化为经常之举、普遍之举，并不断加以完善。要结合中央的新精神，着眼农村的新发展，加强调查研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努力探索新思路，提出新举措，创建新载体，要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最容易见实效的事做起；要高起点、多视角、多类型、多模式、有特色地制定分期实施的方案；要从农民最有积极性，基层干部最主动，主客观条件也比较成熟的地方开始，设置试点，培植典型，探索经验，取得可靠阶段性成果后，再逐步推开，不断把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工作引向深入。
（二）发挥优势，增强合力，找准服务农村的着力点、切入点
中央、省、市委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有效模式，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进民盟工作的强大动力，找准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着力点、切入点，破解难题，谋划新举措，推进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果。团结广大盟员，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结合农村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村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发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界党外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引导盟员围绕农村改革发展，提高农民生产发展能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培育新型农民等事关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多搞实地调查，多做深入研究，多献务实之策，帮助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切实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认真学习，加强舆论宣传，使广大盟员充分认识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要更好地发挥民盟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盟员立足本行本职，发挥自身特长，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为新农村建设谋务实之策，拓发展之路。要为盟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他们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要支持、帮助盟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使自身的事业也获得应有的发展。
3、发挥民盟优势，群策群力，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一是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相当部分盟员本身处于农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广大盟员主动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决策咨询、人才开发、项目协调、投资推介等活动，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如推广实施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培训农村实用型人才、引进资金、引进投资项目、组织科技下乡、科技咨询活动、发送农业实用科技资料。二是发挥广泛性和包容性优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全面协调处理好各类关系，推动新农村建设走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三是发挥盟员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农村地区发展牵线搭桥，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是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结合工作实际，针对性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成本过大、农民增收乏力、村财薄弱，农村教育不公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村民民主自治，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民盟服务新农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村级班子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建设自己家园的关键所在，村级“两委”主要干部与班子成员的政治素质、为人品质、法律意识、工作能力以及带领致富能力是关键。针对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功能、农村党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弱化，农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有所抬头的，制约着农民生产发展、生活提高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等问题，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盟可以在强化农村基层干部培训与指导，提高村级班子成员管理村务的素质能力，尤其是民族示范乡镇和示范村的村班子建设，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2、加强和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适应广大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切实改善农村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教育培训，培养一专多能的群众文化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提高其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能力，巩固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支持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从事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使农民群众逐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三是加强对农村文化骨干培训辅导，努力在文化教育、政策宣传、提供娱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开展灵活、多样、方便的文化服务。以“三下乡”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共建联动活动。五是推进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闽台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台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六是积极倡导、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事业。重点捐助农村文化站、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
3、重视改革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素质，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农民文化、技能素质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设新农村，根本要从农村教育改革入手，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培训劳力就业技能是当务之急。”教育制度设计不公平，农民教育权利受侵害，农民迫切要求尽快改革扭转这一不合理状况。要整合统一战线教育资源，着眼于服务农民成才增收，着眼于培训新型农民，着眼于增强村民法制意识，大力推进“双百工程”，努力培养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扎实推进农民素质提升，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扶持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4、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一是加强调研，摸清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了解他们的就业创业需求。二是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返乡农民工岗前引导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做好服务于我市主导产业发展的转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开展多形式就业创业。积极有效引导以到工业园区就业创业为主的多形式就近就业创业活动。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立足我市农业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有效推动包装储运、农资配送、信息咨询等农业产业化配套企业发展。引导返乡农民工在商贸、运输、餐饮、旅游、娱乐等领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现代物流、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四是切实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免费介绍和宣传用工信息，及时把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提供给农民工，让农民工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和方向。
5、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互助联动活动，带动农村产业延伸提升。支持企业开展重大农业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力度。协助企业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强化科技创新，通过改造提升和延伸传统农业产业，力争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上促进我市农业更好更快发展。支持企业与农村帮扶结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打造工业、农业双赢的态势，实现以工补农、富农目标。通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利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和品牌等优势，扶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采取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对农产品等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带动当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也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3
关键词: 云南农村; 变迁发展; 主体性
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 经济文化发达, 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 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 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 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 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 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 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 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 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 6) .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2. 费孝通, 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 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 马戎, 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4
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也涌现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说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加、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等，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文章结合笔者相关工作经验和悉心研究，主要对新时期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意义和具体路径展开探讨。
［关键词］
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重要意义;具体措施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村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也是党中央大力扶持“三农”，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如今，新农村建设正在深度实施，农村经济发展也面临深挖潜力、寻找亮点、优化结构的新态势。所以说，我们对新时期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意义和具体措施展开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当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分析
1.1有利于改善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实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优化与调整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加快地区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从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来看，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农产品加工、销售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也在逐年增加，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国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这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努力，以当前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努力实现品种优质化、农业生产规模化以及产品销售多元化、经营目标效益化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
1.2有利于加速形成开放、统一以及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这一战略，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制定与进行的，相关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有利的市场环境和基础条件。从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上来看，各级政府首先打破了以往的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保护等区域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了农产品市场的建设步伐，这有利于国内尽早形成开放、统一及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让市场在推动和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3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形势比较单一，第二、三产业基础薄弱且发展空间狭小，经济发展滞后和长期的落后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普遍存在城镇化、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和科技化水平较低等系列性问题。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举措，也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会大力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新时期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具体措施
2.1农业生产应以农户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目前，国内多种农产品的生产基本完成了从短缺到盈余的过渡，处在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针对这一状况，农村经济结构必须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新时期“三农经济”的发展要求。新时期的农业生产仍当以农户为主体，政府从旁进行辅助，在充分调研并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生产和加工，避免采取盲目经营、跟风种植等不科学生产方式。政府要充分发挥协调和辅助的作用，为农户提供技术、信息和农产品销售方面的支持，减少或避免农产品收成不好或销路不畅，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挫伤农户积极性等问题的发生。
2.2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特色，注重特色经济的发展
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应当充分认清并发挥区域优势特色，针对性去发展优势产业项目，以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各地区间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偏重的产业也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时，应当充分结合地区的实际状况，优先发展适宜、具有特色的农业生产项目，然后争取做大、做强，形成具有地方色彩和优势的农业产业。但在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时，也要注意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应当统筹兼顾、全面发展，走持续、稳定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
2.3立足于农业科技之上，确保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科学性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自然也需要农业科技的全面支撑。所以说，发展地区农业产业应立足于当前的农业科技之上，积极推广农业科技技术、转化科技成果，走科技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加强农技推广，在基层建立集教、科、研一体化的农科研究基地，让农业科研变得更加接地气，加快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步伐。②实现农村地区农、林、牧、副、渔的多元化发展战略，积极推广优质良种、高效经济林、现代化养殖和畜禽病害防治等农业科学技术，拓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③加强农村人才培养，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完全依托现在的教育体系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人才培养工作，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联合农技推广部门、地方专业院校、培训机构和村委会，建立起集培训、技术推广和人才分配等一体化的实用人才体系，为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2.4紧跟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小城镇始终起着联系城市和农村的重要作用，比农村的基础条件更好、市场也更加广阔，有利于让农民感受到产业结构带来的利益和便利。如今，在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下，鼓励发展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所在。同时，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地区迅速向城镇化靠拢，这也为农村经济结构优化提供了方向和基本要求，让农村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明朗、有迹可循。
2.5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主体是农户，但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农户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及经营分散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发展缓慢，也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因此，要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将产业化作为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牵引点”，进而“以点带面”，实现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够有效地将市场信息、农业科学技术和销售渠道等优势快速、直接地带给农民，让农村经济加快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步伐，让农民在围绕市场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3结论
总的来说，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想要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基层政府组织以及农业科技研究单位、教育培训机构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认真结合地方的区域优势，坚持走产业化、科技化、经济化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才能最终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
作者：阿不都外力·艾合买提托乎提·达吾提单位：新疆巴州库尔勒市西尼尔镇人民政府农经站新疆巴州尉犁县古勒巴格乡人民政府农经站
参考文献:
［1］陆彬.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5(35).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5
关键词：产权发展；产权转移；产权集中性；产权稳定性；买断式产权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040-05
新世纪以来，产权发展呈现三个态势：一是产权内容日渐丰富，产权体系不断完善，承包权与所有权分离，承包权又发展出占有权、经营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后者可以与前者分离；二是产权流转加速，所有权、承包权、经营使用权等都在流转，流转类型也较多，可以出租、出售，还可以入股；三是产权所属子权利，既有分离趋势，同时也有集中趋势，即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子权利有从承包权分离趋势；从其他主体如村庄来看，子权利有集中趋势①。土地及其产权的变化必然会对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地权所在村庄产生影响。从实践来看，产权发展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本文想探讨产权发展对村庄两个重要主体：村庄与农户权力分配的影响，即产权发展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文献与假设
对于产权与政治关联的研究学者比较多，最主要的观点是产权具有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功能，产权的个人化能够促进民主、自由。
首先，产权的限权作用。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②。布坎南认为，“私人财产或几个人共同占有的财产起到自由的保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治决策或集体决策方式的影响。当然，其直接的隐含意义是，必须存在有效的宪法限制，这样的限制将有效地制止对法律界定的财产权的公开的政治犯，对涉及财产转移的自愿契约性安排的公开政治犯”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哈耶克则认为产权的确定是个人对付强权的第一步，也是防止强制的根本条件，“承认所有权是确定个人权益领域以保护我们对付强制的第一步④”。“承认私有财产权或是个别的所有权，因而是防止强制的根本条件，即令不是唯一条件”⑤。产权具有保障功能。蒲鲁东认为，“财产就是保障，就是消除自己有切肤之感的生存上的不安全”⑥。
上述研究表明，产权包括财产权对个人具有保的阶段性成果。
障功能，特别是对国家强权具有划界、对抗的功能，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财产的侵害。这些研究都是从产权视角来研究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权利，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土地，从集体所有权中分离出了承包权，在现实中又从承包权中分离出了占有权、经营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而且这些权利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单独存在。那么这些权利的分解、流转、集中对村庄权力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对于产权与治理的关联研究，项继权教授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3个个案村的历史研究得出了结论：一是集体产权形式的变化对村庄的治理结构有着重大的影响⑦；二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土地所有制对社区产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的影响也随之降低”⑧；三是在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乡村的集体化和再集体化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乡村民主的发展⑨。项继权教授主要是研究集体产权及其形式变化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影响，其中广义的集体经济工业化等均在其中，而且其研究是总体的集体经济，而不是构成集体经济的各类产权及其子权利对治理的影响。也就是说，项继权教授只是研究产权与治理中的一个小的方面——集体经济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而且产权对治理的影响机制也没有揭示出来。
吴晓燕从历史维度考察了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村庄治理形式，即小土地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集体所有制下的“纵向官治”、家庭承包制下的“乡政村治”以及新一轮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多元治理”⑩。文章的理论关怀很好，希望能够在所有制与治理模式之间建立一定的关联，但是有几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研究内容不清晰，究竟是研究土地所有制，还是所有制下的产权形式；二是治理的形式并没有按照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明晰的分类；三是所有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从现实来看，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村民关系，如有些村庄比较强势，农民也比较强势（村强民强）；另一些村庄则是村庄比较强势，农民比较弱势（村强民弱）；还有一些村庄是村庄比较弱势，而农民比较强势（村弱民强）。本文的问题意识是：村庄与农民之间的这种权力结构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所决定的？我们初步研究假设：一是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程度和稳定程度所决定的，二是产权集中度和稳定度的不同组合方式会形成不同村庄治理结构，三是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
二、产权与治理关系：四个案例
1.广东顺德的村庄：村强民强
广东顺德区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承包地收归集体，组建股份合作社，农民根据集体成员权拥有股权，股权是以当时的人口为依据量化到人，每人一股。农民与土地没有实物联系，只与股权、股份合作社、村庄有联系。农民只有一项权利，即股权或者说收益权，没有承包权，也没有承包权所包含的占有权、经营使用权。村庄拥有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与农民共同拥有处置权。可以说是，农民只有1项权利，村庄有3项权利，村庄与农民共同决定处置权。其实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地权的处置属于村民会议决定的内容，但是现实操作中村委会有一定的决策权。
广东顺德村庄的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村庄经济的发展，股权也比较稳定，但是因为股权没有流转以及没有后续的制度完善，如外嫁女的股份、去世人的股份、子女分割股份等问题的补充性规定，问题和矛盾也比较多。最近有些村庄开始尝试土地特别是股权的流转。可以看出，顺德村庄的土地制度比较稳定，产权（指子产权）向村庄集中，村庄拥有多项子权利。村庄在经营管理、村庄事务中比较强势。因为土地已经收归村庄，而这些土地是农民的生存基础和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农民非常关注土地的经营，关注股份社的分红，特别是地权的处置。村庄干部经常感慨，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够处置土地，太难办了。这表明顺德的农民在与村庄关系方面也比较强势。农民比较在乎土地关键在于，不少村庄面临着土地被征用、非农化的问题。
从产权的集中程度来看，顺德土地产权更多地集中于村庄，较少集中于农民；从产权的稳定性来看，20多年来，村庄的产权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最近开始尝试土地股份的流转、交易、继承和分割。产权的稳定性和产权向村庄集中导致了村庄强势，农民也强势，即形成了“村强民强”权力结构。
2.湖北蔡甸星光村：村强民弱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蔡甸星光村工业较为发达，经济实力雄厚。进入90年代以后，传统的村庄企业开始衰败，在新世纪衰败的趋势仍然没有扭转。于是蔡甸区委决定为村庄找一位能人带领村庄发展。2008年星光村引进了一个企业家型的支书。这位支书上任就在土地上做文章，将村庄部分土地集中起来，建设工业园，招租工商企业，同时通过整治村庄，集中居住，建设新型村庄社区。
星光村的土地统一由村庄经营管理，不属于反租倒包，也不像顺德采取股份制，而是一种信用式的收回，即农民信任村支书，愿意将承包地交给村庄集中经营。农民拥有承包权且凭承包权拥有收益权，农民与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实物性的对应关系，而村庄则拥有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在土地的处置方面，村庄有更大的发言权，当然从法律上讲地权的处置要征求农民意见，但是在现实中农民比较信任村支书，即使民主的形式存在，但是支书当家也是实情。
从产权集中程度来看，与顺德村庄相比，星光村拥有更多的土地子权利，农民也较顺德拥有更多的权利，至少在名义上还拥有承包权。另外，处置权也与村庄共同拥有，当然星光村拥有的处置权比顺德村庄拥有的处置权要大些。从产权数量来看，星光村拥有3项权利，农民拥有2项权利，双方共同拥有处置权。从稳定程度来看，因为最近几年土地还在变动，即从农民向村庄流动，而且农民拥有承包权，从理论上、法律上讲，农民拥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因此相比顺德的村庄，蔡甸星光村的地权相对不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
由于蔡甸星光村拥有一个企业家型的村支书，支书非常强势，而且村庄拥有更多的产权，特别在土地处置方面，村支书和村支两委有很大决定权。因此，村支两委在村庄事务中也很强势。虽然村庄管理过程中也实施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但是农民对地权因为认同、拥护支书及其团队而变得不重要，特别是农民相信将决策、处置权交给村庄，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农民因为信任而相对比较弱势。因此，蔡甸星光村是一种“强村弱民”的村庄权力结构。
3.山东东平的夏谢村：村强民弱
山东东平夏谢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大部分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拥有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及承包权的处置权，当然部分务工的农民将土地出租给股份土地合作社，但是农民仍然保留土地承包权，以及收益权和承包权的处置权。村庄将土地承包后，只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土地产权集中于农户，大部分的农户拥有承包权所具有的各项权利，部分土地出租的农户缺少了占有权和经营权。村庄集体只拥的法定的所有权。夏谢村一个农业型村庄，村集体经济不发达，村民以务工收入为主。
夏谢村有一个传统，每隔5年要对承包地进行微调，即人口减少的家庭要调减土地，人口增加的家庭要调增土地。虽然土地收益不太高，但是农民还是比较在意承包土地，同时也认同“五年一调”的调地传统。我问农民，“你们为什么同意调整土地，按照土地承包法，这是违法的”。农民回答，“村庄要调整就调整吧”。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产出收益低，调地对其收入影响不大；二是村庄比较有权威，农民服从村庄的安排。可见，东平的夏谢村的村庄比较强势，农民较为弱势。总体来看，山东东平的夏谢村为“强村弱民”的权力结构。
4.湖南汉寿的湖村：村弱民强
湖南汉寿县的湖村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湖村农民以务工收入为主。村庄不仅没有集体经济，而且负债累累，大部分农民在外务工经商，土地大多让给亲朋好友种植，或者只是简单的种植一季水稻。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即使土地交给其他亲朋好友种植后，仍然拥有承包权，无论什么时候回家均可以随时要回承包地。最近几年湖村的土地也开始有偿流转，只不过价格很低。湖村农民既拥有承包权，也拥有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当然还具有承包权的处置权。租赁农户的承包权只有占有权和收益权。湖村的土地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微调过，当时种田负担沉重，许多农户弃田抛荒，村庄为了不出现抛荒，承诺只要耕种，抛荒土地就属于他们了，这是一种占有获得法。从此以后土地都没有再调整过。
湖村集体经济不发达，只能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村庄对农地既没有管理职能，也没有指导和干预的能力，另外村庄没有经济实力，也无法提供农民需要的公共服务。因此，村庄的要求或者安排的工作，对农民根本没有约束，很多需要农民参与的工作，根本无法推进。有些农民甚至公开与村干部叫板。湖村的土地产权向农民集中，产权也比较稳定，村庄无法干预农民的生活经营，甚至也无法组织公共服务，村庄比较弱势，农民比较强势。可以说湖村是“弱村强民”权力结构。
三、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从中提出若干变量来考察农民与村庄权力关系，以寻找影响或者决定村庄权力结构的变量。
1.村庄经济发达程度
按照一般的政治理论，村庄越富裕，农民对权利的期待和要求就会越高，农民要求参与的愿望就会更高。从4个村来看，蔡甸星光村比较富裕，但是农民比较顺从，比较“听话”。这与传统的“富民要权”的政治观点相悖。所以，村庄的富裕程度与农民的强势与否没有相关性。
2.农民组织化程度
按照政治学理论，农民的组织化能够增强农民的对抗能力，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有利于保障农民的权利。但是在4个村庄中并没有特别的组织，只有顺德的村庄有股份社，但这是一个类似集体经济组织的“全民社”。东平的夏谢村有经济合作社，但是即使有组织农民也比较“顺从”“顺服”，何况经济合作社比较少，覆盖的农户少。汉寿的湖村根本没有组织，但是农民比较强势。可见，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民的强势与否没有直接的关联。
3.产权的市场化
按照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市场化程度、产权的个人化与社区的民主化有一定的关联，即市场化有助于提高个人的权利，促进社区民主的发育。从农民来看，湖村地权的市场化程度不太高，但是农民很强势，因此市场化与农民的强势之间并没有相关性。湖村地权的个人化程度最高，虽然农户比较强势，但不是强势民主，而是一种“不服从管理”的强势。因此，产权市场化、个人与村庄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与村庄权力结构并没有固定的、规律性关联。当然也许4个样本比较少，暂时还无法观察产权市场化、个人化与村庄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4.村庄资源禀赋
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资源禀赋越小，农民对资源的关注可能越多，即越少越珍贵，因而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资源会表现得更为强势。在4个案例村庄中，湖南的湖村人均耕地较蔡甸星光村要多，但是前者农民更为强势，后者表现得更弱，因此资源禀赋固然影响农民的关注度及其行为，但是受其他的因素影响，资源禀赋并不能完全决定村庄的权力结构。
5.产权的稳定性
按照经济学理论，产权越稳定，产权主体的权利就越有保障。从产权的稳定程度可以发现，在产权集中于村庄的情况下，产权越稳定，村庄越强势，否则村庄则更弱势，山东东平的夏谢五村最不稳定，农民也最弱势，蔡甸星光村的产权不太稳定，农民也显得比较弱势，顺德村庄产权最稳定，农民也最强势。因此，在产权集中度一定的情况下，产权的稳定性与权力关系有一定的相关性。
6.产权的集中性
从产权的集中程度来看，产权越集中于村庄，则村庄越强势，如顺德的村庄、蔡甸的星光村；产权越集中于农民，则农民越强势，如汉寿的湖村。但是如果产权集中于农民，同时产权不太稳定，则村庄会更强势，如东平的夏谢村。所以，产权的集中性也要与产权的稳定结合才能够发现其关联的规律性。
7.产权的非农化程度
上述的分析都是在产权非农化、尊重农户承包权基础上的得出的结论。当前的农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些村庄土地面临着非农化，农民、村庄将永远失去土地，即农村的土地可能被国家征用的情况下村庄权力结构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本文将这种产权的非农化称之为买断式的非农化。在产权非农化情况下，村庄资源增多，其权力会加大，村庄会变得越来越强势；同时农民面临失去生存资源，会更关注非农化土地的收益分配，农民也会显示出强势，如顺德很多农村都面临着产权非农化的问题，因此农民非常强势。蔡甸的星光村虽然土地被用来建设工业园，但土地仍然为村庄所有，农户法定的承包权还存在，所以这种非买断式的非农化只会更多地加强村庄权力。
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定，村庄与农民的权力关系主要受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的影响。其中，产权的集中性是最根本性的影响因素。产权的稳定性与村庄的权力结构有相关性，但是产权的稳定性要对村庄和农民的权力关系发挥作用必须与产权集中性组合。其中，产权的稳定性与集中性结合能够形成多种不同的权力结构。从极值来看，可以形成四种模式：即“强村强民”的顺德模式、“强村弱民”的星光模式、“强村弱民”的夏谢村模式以及“弱村强民”的湖村模式。再考虑产权的非农化程度，买断式产权发展因为产权主体完全失去土地，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而非买断式的产权发展属于本文考察的范畴，可以用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来解释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
四、基本结论
通过上述描述和分析，可以从中得出几个基本的结论：
1.村庄权力结构主要受产权的集中性和稳定性的影响
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产权市场化程度、农民组织化程度、村庄资源禀赋、产权的集中性、产权的稳定性、产权非农化等七个因素中，每个因素都会对村庄权力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只有产权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分别与村庄权力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当然在某些时候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组合方式对村庄权力结构有相关性。
2.稳定性决定权利，集中性决定权力
从第二、三部分的描述、分析可以发现，产权的稳定性决定产权主体的权利，而产权的集中性则决定产权主体的权力，即在很大程度上，村庄和农民的权利由稳定性决定，权力由集中性决定，即权利是基础，产权的发展既改变权利，也改变权力。
3.在村庄权力结构中集中性是决定性影响因素
通过第二、三部分的描述、分析可以发现，产权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但是要对村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特别是相关性影响则需要在明确产权集中性的基础上才能够考察产权的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产权的集中性是基础，产权的稳定性要通过集中性才能够充分体现，有时需要两者的组合才能够看到其影响规律。
4.买断式产权的非农化对村庄权力结构有重大的影响
如果产权特别是村庄的所有权和农民的承包权全部转移给国家，其产权主体的突变对村庄权力结构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无法用产权的稳定性和集中性来解释，因为产权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只能够解释产权发展在村庄、农户以及从属于村庄的企业之间的变换，如果产权主体完全变成国家，而且土地还要非农化。这种突变对村庄、农户的权力是同向的，即增加村庄的权力，也会增加农民的关注度，但是权力增加是否同步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本文来看，村庄的资源和利益并非在每一个村庄都能够对农民的参与产生影响，如蔡甸的星光村集体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
对于中国而言，产权发展对民主化、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否具有线性相关性则很难判断。除非产权主体突变，资源禀赋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不大，产权突变对村庄和村民都有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村庄权力结构有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并不是特别明确，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当然本文建构的解释框架和分析性概念只是对四个村庄的个案比较研究，是否具有普适性则需要更多的案例和样本进行检验。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6
关键词：政策设计投入机制农村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602－0056－04）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中之重”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但是真正解决农业发展、农村振兴、农民增收问题，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作保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农村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大。
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包括普通农户、种植和养殖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涉农企业。多数乡镇企业也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农村金融需求既包括生产性借贷，也包括消费性借贷，后者主要是农户因为盖房、看病、婚丧嫁娶、子女教育而产生的借款需求。那么，宠大的农村金融需求靠什么来解决呢？
通过对近年来山西忻州市30户农民的常年跟踪调查，2003年到2005年上半年从信用社得到贷款的农户比例为25％。多数农户不愿意从信用社贷款，或者取得贷款的难度较大。省内和国内一些相关的个案调查也基本支持这一结论。据2004年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传统农区农户借贷资金的需求与供给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在农户获得的贷款中，大约30％左右是来自银行和信用社，其余的70％左右则来自民间融资。
在生产性贷款中，农户小额信贷具有手续相对简便、不用担保抵押等优点，但它无法满足农民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化经营。这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生产周期也较长，有的要三五年，初期投入多，风险大。而农户小额信贷，一是还款期短，一般是半年至一年，有的只有两、三个月，与林业、养殖业的生产周期不适应二是额度太小，一般在1至3万元。从调研情况看在生产性借贷中，对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银行支持的力度大一些(中国农业银行也将支持农业产业化作为其信贷投放的重点)。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央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力度比较大，取消了农业税，加上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状况有所好转，农户用于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这方面的贷款满足程度相对提高。但总的看，农户和其他农村企业生产贷款仍然很难。
我国农村存在融资需求和融资困难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制约因素。对于造成农村融资困难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提出了诸多观点，但比较一致是融资渠道不畅通和农村资金向外流动是造成农村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
二、症结分析
1、政策设计缺陷，是导致农村资金净流出的态势不断扩大主要原因。近几年，农村资金外流趋势不断加剧，对农村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对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抑制效应。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政策设计不合理所致。一是邮政储蓄部门吸收的大量农村资金不能直接返还到农业生产中去，从而加剧了农业资金的“农转非”。到2005年6月末，忻州市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33.47亿元，按5成来源于农村估算，从农村就净流出资金16．74亿元，即使抵减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支农再贷款1.64亿元，净流出仍达15.1亿元。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虹吸”效应。随着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信贷权限逐级上收，县以下分支机构在农村基本无所作为。据对忻州市调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差分别从2000年的42．53亿元增加到2005年上半年的102.8亿元。对于政策规定的国有商业银行应按核定的比例向农业领域发放信贷资金，在实际中基本落实不到位。三是目前城市二、三产业积累已成规模，收益率明显高于农村，农民进城经商、购房、建厂、打工等渐成气候，加剧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
2、资金投入机制梗阻，是制约外部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投入经济原因。一是从财政投入的角度分析，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加上投资农业难以形成利润规模，地方政府缺乏自觉安排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和内在机制，长期以来主要靠农民投资投劳。据调查，2000―2004年5年间，忻州市仅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两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就从14．3％降到了7.5％，降幅达6.8个百分点。二是从金融投入的角度分析，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推行城市发展战略，收缩农村营业网点，逐步淡出农村金融市场。配合国家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农业发展银行也停止了农村经济开发等几十种专项贷款，将主管业务转向为国家储备粮棉油提供收购资金。农村信贷市场基本形成了由农村信用社一家支撑的局面，2000―2004年5年间，忻州市农村信用社贷款年均增长率达17．19％，超过农业GDp近l0个百分点。保险机构尽管已经深入农村，但对农业保险开展不多，反而还抽走资金。三是农业资本投入障碍对农民获取融资形成硬约束。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本来就缺少可供抵押、质押的物品，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就是承包的土地，但只有使用权，而不能将土地的产权抵押、出租、入股和转让，加上对土地按户分散划分，土地起不到任何融通资金的作用。
3、农业投资收益率不高，是难以形成对外部资金吸引优势的客观原因。农业受自然条件和市场风险的多重影响，生产周期长，见效慢，保险系数低，客观上是一项高风险产业。从对忻州市农村地区的调查情况看，近几年，农产品价格长期在低价位徘徊，有的甚至大幅度下跌，加上受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农业比较效益下滑。据测算，农民种粮的收入减去生产成本和农业活劳动投入(免去农业税后)，仅能维持微利水平。农业投资的低收益，决定了金融介入的有限性，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不高，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机构，甚至包括农村信用社都是如此。
4、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状，是难以满足当前农村多元化的融资需求的客观原因。从目前现实的金融供给情况看，农村信用社已经发展成为农村资金供给的主体，但与农村日益多元化的融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能适应。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家庭承包制以外，又出现了经济合作组织、个体专业户、民营企业等更多的组织形式，资金需求主体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农业，各类经济主体资金用途各异，而农村信用社受新增贷款50％要投向农户等种种限制，根本无力满足农村各类主体发展的资金需求。二是农村信用社经营规模普遍偏小，不良资产占比较高，资本充足率较低，还有少部分信用社资不抵债，而农村资金需求总量缺口较大。据调查，目前农村贷款满足率基本在60％－80％之间，贷款面在40％左右。三是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仍停留在粗放阶段，市场营销的主动性不强，业务品种开发滞后，结算渠道不畅，特别是传统的“春放、秋收、冬不贷”信贷管理模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严重脱节，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方面相当被动。调查发现，目前高效特色农业和个体工商业对资金需求基本占到75％高效特色农业已经突破传统季节限制，资金需求时间不固定，资金回收期长。而农村信用社对农户贷款期限一般控制在一年以内，额度一般在1至3万元，这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求。四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始终居高不下。目前忻州市农村信用社普遍执行2倍于贷款基准利率的上浮幅度，对社员贷款也没有给予较多的优惠，农民获得贷款付出的成本明显高于城市。
5、农民增收缓慢是限制农村自身资本积累能力提高的根本。通过对近几年忻州市农民收入的增长分析，增长幅度相当有限，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特别是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的大背景下，农民收入增长十分困难，农村资本积累能力严重不足。一是农产品价格始终在低位徘徊，特别是农村初级产品较多，加工深度低，附加值低，农民获得的直接销售收入低。据调查，忻州市农村约有80％的农产品是以原料形式售出，加工、销售等环节的高额利润多数流向城市和企业。二是城市与农村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居民已从温饱向小康阶段跨越，而农民仍处于维持温饱阶段。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农民从工业企业获利的收入相对减少。四是城乡救济的“价格差”不断拉大。近几年，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工资及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性支出不断增加，但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收入补贴却没有相应跟上，从政策上拉大了城乡差距，所以说，单纯依靠农村自身积累来发展农村是不现实的，依靠有限的资金救济和投入也是不现实的，关键的问题是从政策上解决农村的弱势地位，解决农民在社会发展中负担成本过重的问题，从根本上增强农村自身的“造血”功能。
三、解决路径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建立适应农村需求的微观机制灵活的金融组织；二是从政策和制度上帮助金融机构降低从事农村金融业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为此，具体建议如下：
(一)发挥政府在解决农村投入机制障碍方面的主导作用
一是根据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充分研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制定法规，规范各级政府的农业投资行为，确保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尽快结束“取大于予”的局面。二是在遵循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调整农业补贴政策，研究出台国家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的具休办法，并调整农业补贴方向，把对农业支持与补贴的重点由流通环节逐步转到生产和销售环节，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益的支出，以弥补农业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的缺陷，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二)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政策，提高农业的边际收益率
一方面是要通过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培育特色产品，形成工业化、区域化的生产基地，依托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延伸产业链条，通过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实现生产――销售――加工――销售的良性循环。另是一方面是进一步改变农村土地承包体制，通过政策引导，以合作制形式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值。
(三)尽快出台扶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
借助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是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允许其开办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粮食生产专项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扶贫贷款等业务。二是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建立金融支农风险基金，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和呆账损失的弥补，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三是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建立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制度，对邮政储蓄资金通过再贷款或专项贷款等方式，按比例返还当地金融机构使用。四是对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贴息，补贴金额可以随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增加而增加。对农业贷款要逐步推行有选择的低利率政策，减轻农民利息负担，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五是研究制定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专门法规或条例，对政策性金融的经营宗旨、经营原则等加以明确，确保其稳健持久运营。
(四)加快构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由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民间金融等多元化金融机构组成的，既相互竞争，又具有内在互补功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是对农村信用社改革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采取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的具体组织形式，保持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一致性。特别是要打破目前信用社法人设置的行政区域划分，消除“供给垄断”和“竞争隔离”，实行差别竞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另一方面是农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商业性信贷资金的优势，对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提供贷款批发业务，重点支持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和集约化生产基地建设，把尽可能多的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
(五)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进一步激活民间融资
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放宽投资限制，净化投资环境，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和投资手段，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投入到开发性农业领域，切实解决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要鼓励成立农户间的互助金融机构。互助金融组织的形式和规模一定要由农户自己决定，不要照搬国外合作金融的模式。只要基于农民自愿，是不是民主管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了解农户，也为农户所了解，在此基础上能够给农户发放贷款。国家要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扶持其发展。
(六)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风险分散机制
一是加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尽快进行对农业保险专门立法的研究，把农业保险纳入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在资金、税收、再保险等方面给予支持。二是缓解农民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担保业务，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农业担保机构，建立担保基金。鼓励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三是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和分散风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
【2】史清华“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及演变趋势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3】张红宇“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绩效、缺陷与制度创新”，《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4】郭沛“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估算”，《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5】《金融时报》若干期。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7
高等农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是紧密联系、相互统一的。正是因为高等农业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发挥的功能决定了它在其中的地位,同时高等农业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又为它的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赋予了巨大的空间和良好的机会。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认识好、把握准高等农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
(一)农业人才培养与培训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业务素质高、技术能力强的现代人才是高等农业教育的本职所在,为农村提供引得来、用的上、留得住的综合性农业人才是时代对高等农业教育的鲜明要求,对农民进行培训与再教育,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是高等农业教育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关键在人才,而现实之下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差、农村“致富能人”少、农业缺乏各式各样现代人才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单纯依靠农民自身,很难及早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由此可见,农业人才的培养与培训已成为高等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核心任务。高等农业教育必须紧紧扭住这个核心任务不动摇,跟进时代步伐,转变思想观念,充分发挥自身雄厚教育资源优势,为新农村建设培养既有理论又肯实干、既有技术又能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传播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离开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与运用,只会是一句空话。高等农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注于高等教育与“三农”研究两大领域,产生了自身特殊优势和发展特色,同时又处于我国农业教育系统的顶端,发挥着“领头羊”和“引路人”的突出作用。[1]这就使得高等农业教育成为了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培育新型农业科技人才的神经中枢和主要力量。因此,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传播已成为高等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和工作重心。高等农业教育应当继续发挥自身特色优势,不断创新农业科技,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介及时把新型成果向农村推广,用先进农业技术来武装农民大脑,指导他们从事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促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越来越凸显。通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实现高校与社会第一线的对接、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把自身人才、科技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校的现实力量的同时,社会现实情况也让学校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应当如何培养这些人才,促使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明确学校发展方向,认认真真地“俯下身来”,深入农村第一线,实实在在地“耐下心来”,研究“三农”;积极调整发展步伐,适应时展要求,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稳步前进。故此,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已成为高等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和重要内容。高等农业教育服务应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查找不足和缺陷,利用学校和地方两种资源、双重力量,突破学校发展瓶颈,提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建设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二、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策略与方式
高等农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来发挥作用,而且只有系统总结和思考已有的服务策略和方式,结合自身发展特色、发展方向,不断增加服务内容,完善服务机制,才能增强服务的针对性、时效性,实现服务效果的最大化。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策略与方式应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并应从其中进一步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
(一)明确学校定位,加快教学教育改革,为新农村建设培养拥有综合素质的现代农业人才
建设新农村涉及农业、农村、农民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亟需补充理论水平高、创新意识强、技术知识与动手能力兼备的现代农业人才。高等农业教育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转变陈旧思想观念,下大力气打破传统教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创新和升级人才培养模式,把人才培养的目标瞄准在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需求之上,通过开设符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前景所要求的新专业、新课程,调整专业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强化社会实践;不断进行高等农业教育研究,推动高等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所急需的各级各类现代农业人才。
(二)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及传播力度,多渠道创建和扩大科技推广平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先进农业技术在农村的传播和应用。高等农业教育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通过大力加强现代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创新,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有机调整,加快了农业增长方式的科学转变,提高了农村的农业综合生产经营能力;注重培养和培育大量的农村基层工作者,为新品种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做好人才铺垫;通过定期培训、成人教育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村农机推广人员、农民企业家、农村致富能手的科技素养,结合各级各类农技推广部门,把先进农业技术推广、普及、运用到农村生产经营的第一线;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70%-80%相比,我国仅达到30%左右,高等农业教育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充分挖掘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巨大潜力,努力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三)拓展高等农业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高等农业教育紧紧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多方位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基层对农民进行“三农”政策宣传服务,通过宣传和讲解党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增强建设新农村的信心。激发他们创造美好家园的主动性、创造性;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调查,寻找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关注的焦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发挥人才优势,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形成调查报告,为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献言献计;大力推动“三下乡”活动,“百县千乡文化宣传”活动,把先进文化、管理理念和科技知识带到农村,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稳定和谐;扩大建设高校在农村的科研基地范围,帮助农民解决实际生产经营难题。
三、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探索
(一)调整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和提高大学生对农民的理性认识
知农爱农、学农为农是大学生顺利成长为新农村建设所需现代农业人才的重要前提,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农民处于被误解甚至藐视的尴尬局面,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也没有做到对农民深层次、全面的、客观的理性认识,农民被认为从来就是落后愚昧的社会下层群体,看成了跟不上时代、懵懂无知的代名词。因此,作为为农民服务、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合格人才的高等农业教育有必要、有义务,通过增设课程内容,深化课程内涵,使得课程体系定位更加准确,结构更加完善,从而使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环节更加符合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切实把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知农爱农、学农为农的一线高级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河北农业大学积极探索课程体系改革,通过开设《中国农民》课程,紧紧抓住中国农民的社会历史发展作用、丰富内涵和未来美好发展前景,努力把《中国农民》课程打造成为大学生服务“三农”与自我发展相融合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的重要平台[2],使大学生在全面、系统、科学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基础上,把他们对农民的感性认识和朴素感情,提升到理想认识与坚定信念上,真正做到知农爱农、学农为农,自觉调整步伐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保持一致,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把大学生社会实践与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相联接
新农村建设亟需大量人才,尤其是农村教育、农业技术等方面第一线实用性人才。[3]高等农业教育要以通过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媒介,把鼓励、支持、帮扶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理念贯穿到社会实践活动的始终,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走出校门、走向农村、走进农民,在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和交往之中,加强对农村的全面认识,增进与农民的友好感情,了解社会现状与发展趋势,明晰自身面临的现状和所处的位置;要在实践活动中,注意结合大学生实现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及时传达和大力宣传国家支持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宣传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营造和浓厚支持鼓励大学生服务基层扎根农村的舆论氛围,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农业、农村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认识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认识到无论在城市就业还是扎根农村都是实现自身价值的良好途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进而转变就业观念,增强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自信心、自豪感,从而使他们有意识地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学习与农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培养适应农村社会的能力和不怕吃苦不畏困难的实业精神,规划好立足农村、立足基层的发展方向,实现高等农业教育大学生与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对接和双向互赢。
(三)将支持农村扶贫开发和帮扶农民专业合作社相统一
支持基层扶贫开发和创建扶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都是高等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良好途径,在具体实践中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创建和帮扶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提高农村扶贫开发水平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有效利用高等农业教育的人才科技优势,以科技服务为纽带,形成“专家协会骨干会员”的技术传播网络[4],促进农业科技新成果在贫困地区的转化、利用和普及;通过地方与高校合作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新产品,形成“大学+公司+基地+农户”经营生产方式,推进地方特色行业产业化经营与发展,提升行业生产经营组织化专业化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与此同时,高等农业教育要以国家推进农村扶贫开发为重要契机,在服务农村扶贫开发中组织一些相关方面的专家深入农村、深入合作社为农民特别是合作社的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指导和组织指导,使合作社的发展少走弯路、不走弯路,不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中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既实现贫困地区的开发式扶贫又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又好又快发展。
(四)发挥高校高级人才的“高级参谋”作用,为政府的科学决策贡献智慧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做出科学决策,高等农业教育有义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各级政府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因此,高等农业教育应当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意识,继续实践选派科技副县长、副乡长的方式,密切与各级政府的联系,积极把学校高级人才向政府推荐;充分发挥高等农业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优势,创建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与食品安全、农村文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镇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通过调研报告和论文的形式把研究成果提交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和客观依据,促进政府更好地指导和引领地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有序快速进行;鼓励和支持学校专家、教授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深入农村、研究农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面,加强学校、政府和农民的联系和互动,切实做到把一般理论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带动和培养更多更好的研究农村的高级人才,同时组建为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服务的高级顾问团,为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决策参谋和咨询。[5]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8
工作作风的调查报告
根据县委办公室《关于对乡村基层干部工作职责进行调研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快转变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作风，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围绕破解这一课题，探索新形势下转变乡村干部工作职能、加强农村工作的对策，8月12至15日，xx乡党委抽调人员组成两个调研组，深入到xx个村委会的xx等x个村小组xx户农户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乡村基层干部履行职能现状
（一）当前乡村基层干部工作的主要职能
免征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惠农政策，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之举。农民摆脱了千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发展农村经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仍然是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服务广大农民、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是当前乡村干部真正的职责所在。其乡村干部工作主要职能是宣传上级党委政府的政策、推广农业科技、产业结构调整、宣传法律法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化解群众纠纷、组织救灾救济、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乡村基层干部履行职能主要采取的方式方法
当前乡村干部履行职能主要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变“管理型”为“服务型”。从过去催种催收的“四季歌”向急农民所需的“全天候”转变；从过去指挥农民的“司令官”向帮农民发家致富的“好参谋”转变；从过去抓管理的“农业警察”向农民群众贴心的“服务员”转变。以便更好地服务农民，指导农村工作，落实好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乡村干部通过加强职能转变，采取“献策不决策、参与不干预，政府搭台不唱戏，服务不增负”的措施，指导全乡发展农村经济。
（三）当前乡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在调查中我们深深地感到，通过近几年开展的“三个代表”、“三为”、“三观”和“先进性”教育等活动以及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全乡乡村干部在转变工作职能、驾驭市场经济、服务群众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但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一免两补”政策的过程中，乡党政机关、站所、村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显现出诸多的不适应，影响农村经济加快发展。主要表现为：
1、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开拓创新意识不强。
一些基层干部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思想有些保守，行动有些迟缓。部分干部精神不振，缺乏争上游、创一流的信心和勇气，事业心、责任感不太强，怕担风险当老好人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问题较多的村的干部，在困难面前怨天尤人，缺乏带领群众尽快改变贫困面貌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更谈不上治穷致富的发展思路，以致经济发展缓慢，集体经济薄弱。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乡村干部面对农村形势因政策调整而突如其来的新变化，缺少足够的应对准备，思想观念一时还很难适应。主要体现，一是存在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谈到新形势下农村工作，许多干部总是“难”字当头，感叹乡村经费缺口难解决，历史债务难化解，农民难组织，农村公益事业难开展。在调查中时常能听到“现在的农村工作没抓手、没法干”、“过去当干部扬眉吐气，现在当干部忍气吞声”等消极言论，畏难情绪较为严重，迎难而上、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主动性不高。二是陷于传统工作方式不能自拔，缺乏转变作风的主动意识。大多数乡村干部从事基层工作时间比较长，摸索出了一套对过去农村工作来说比较适用的工作经验，但一遇到新形势、新情况就无从下手。有些年岁稍大、思想保守的乡村干部对计划经济时期以催、管、要为主的工作管理方法未忘过去成功经验。而一谈到如何服务农民则束手无策，有的甚至一个劲抱怨群众素质太低，缺乏转变工作作风的自觉性。三是观念保守，思想不够解放。在调查中我们感到，部分乡村干部仍用老观念、老眼光去分析和应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对开创工作新局面没有创新意识，又不善于学习借鉴的先进经验，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的问题尤为突出。四是“等、靠、要”思想严重，感到无事可干或有事难干。有些干部认为在新形势下税费收缴等硬任务没有了，担子轻了，事少了，压力减轻了，工作自然好干了。也有的认为当前农村改革任务一项接一项，历史债务处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一件比一件难办，只好一味等上边定框框、出政策、给扶持，没有攻坚克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招数。在很多乡村干部思想认识中存在着新形势下农村工作无事可干和有事难干两个极端。
2、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低，与群众盼望致富的迫切心情不相适应。当前，广大农民群众盼的是致富，要的是服务，求的是保护，特别希望基层干部能适时为当地群众致富指点迷津、保驾护航。但有些乡村基层干部到基层蹬不住，能力不强，引导不利，服务不够，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群众想的盼的实现不了，急切的致富愿望变成失望，当干部再要求农民为集体做贡献时，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工作稍有差错，群众就会抓住不放，甚至激化干群矛盾。
3、依法行政的能力弱，与群众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不适应。现在乡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已由过去的指挥者变成了指导者和服务者，不仅要带领群众致富，还必须依法行政。但有些基层干部不善于运用政策法律、示范引导等综合手段推动工作，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等传统方式，极易引起群众反感，甚至激化矛盾，换来农民强硬的回应，使一些问题解决起来愈加困难。
4、对新时期的群众工作特点把握不准，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手段不适应。面对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部分乡村干部还在用陈旧的工作方法，农民根本不吃那一套，导致开会难集中，公益事业组织难，好项目难落实。在座谈中，乡村干部普遍反映，在村上“一事一议”办法执行起来难度特别大。尤其是一些诸如兴修水利、改造电网、维修校舍、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植树造林、农业综合开发、科技培训等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常常是部分农民顶着不办而无法实施。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有些乡村的干群关系不是紧密了，而是松懈了；不是融洽了，而是紧张了。个别村小组干群关系甚至达到了对立对抗状态，有些群众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前都是你们管我们，现在政策好了，也应该到我们治治你们的时候了。”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素质不高所致。应该肯定，经过多年的教育，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一些农民无政府主义倾向抬头，不服从基层组织的管理和约束；部分农民小农意识严重，在处理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个人权益与集体权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时，往往只强调民主而忽视法制，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个人义务，只强调个人权益而忽视集体权益，只强调当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另一方面是乡村干部组织发动群众的方法僵化。在新形势下，一些乡村干部对党的农村政策尤其是新出台的政策掌握不到位，宣传不到位，解释不到位；有的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感召力不大，群众反感，不能做到一呼百应。特别是随着农民生产经营自、政治参与权的不断扩大，用过去那些罚工罚款等经济手段来管理约束农民实施村级事务和兴办集体公益事业不灵了，就无计可施，束手无策。部分乡村的环境卫生、村容村貌、道路维修等普遍降低了标准，教育、卫生、文化等公益事业的筹资筹劳更是无从谈起。
5、对群众亟待优质高效全方位服务的科技知识要求难以满足，服务意识和方法不适应。一方面，有些干部的服务工作与群众的需求对接不上。在调研中，通过座谈了解到，一些乡村干部不注重去研究掌握新形势下随着农民政治、经济等权益的扩大而日益强烈的服务需求。当前农民在生产、流通、销售、劳务输出等经济领域，在居住、环境、卫生、文教、交通、养老等社会领域，都期盼着诸多优质、高效、全方位的服务，而很大一部分乡村干部服务农民的工作还仅限于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宣传宣传政策，组织发放补贴资金等浅层次水平上，相当一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科技知识，服务深度、广度、力度不够，群众不认可、不买账。另一方面，有些服务内容和行为群众不接受。前些年，有些村在引导农民搞种植业结构调整、发展新产业等方面曾通过无偿使用轮歇地、给资金补贴等方式为农民服务，但目前由于政策调整或乡村集体经济薄弱，有些原来有效的服务方式不再有效或无法再用。
二、适应新的形势，实现乡村基层干部职能的转变
（一）适应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形势，推进乡村基层干部职能的转变
1、要转变观念，积极应对
做好新形势下的乡村工作，关键是对农村的现状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要客观评估和正确对待，教育引导他们转变观念，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从政治的高度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转变政府工作职能，依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二要从角色上转变观念，一些乡村干部过去发号施令惯了，现在职能发生了变化，工作就不知从何下手。要帮助他们尽快走出这个过渡期，适应新的形势。三要从工作方式上转变观念，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在目前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的情况下，乡村不能等待观望，要主动应对，积极探索。
2、要认清形势，把握方向
当前要着重从二个方面把握工作方向。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求，切实防止负担反弹，尤其是要采取措施减少和防止农民的隐形负担，以及变相损害群众的利益。乡政府、村委会不仅要从自己做起，而且要监督、制止部门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二是要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一、二、三产业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3、要明确任务，创新方法
（1）切实搞好基层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的问题已经显现，少数地方除了上级有工作任务外，支部几乎不活动，偏远山区的少数党员甚至一年都没有一次活动。基层党员对此意见很大，有失落感，党员的先进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搞好基层组织建设，首先党委要搞好自身建设。要带头搞好乡机关站所支部的建设，做好表率。二是要搞好村级支部建设。三是要积极推进“双培双带”工作活动深入开展，同时，要注意培养吸收那些受群众拥护、公道正派的优秀农民入党。
（2）创建平安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要落实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一是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要以良好的社会正气和道德准则引导人们形成伸张正义、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团结友爱、扶贫济困，为创建平安社会奠定思想道德基础。二是要抓好综合治理。要根据农村人口、居住的分布特点，加强农村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三是要及时掌握情况，及时调解矛盾纠纷，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四是要加强对乡村干部的管理和教育。要结合深入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云岭先锋”工程活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4、要科学安排，统筹兼顾
税改后乡级精简机构，干部人数缩减，要确保乡村工作稳步推进，就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工作统筹兼顾的良好局面。一是要统筹安排。对各项工作都要重视，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全面兼顾，样样工作有人分管，有人实施、落实。二是要科学分工。不仅乡党政领导班子要有明确分工，而且要根据干部的能力、特点、优势进行细化分工。三是要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详细内容、具体要求，并将全年的任务分解到每季、每月、每个干部，防止有人无事做和有事无人管的现象出现。四是要狠抓落实促发展。五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对工作要有正确的政绩考评机制，既要考评经济工作，又要考评生态环境保护；既要考核建设亮点，又要考核社会稳定发展；既要考核中心工作，又要考核社会各项事业统筹发展。
（二）适应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推进乡村基层干部职能的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免征农业税，对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干部思想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方法经历着质的蜕变。面对新的形势，不少乡村干部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不知如何下手，感到“管理无门、服务无路、引导无方、工作无劲”。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乡村干部工作职能已势在必行。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必然迫使乡村干部思考新时期乡村工作重点的转向。乡村干部今后工作主要职能就是担任“三农服务员”，把工作岗位直接下移到村组农户，为群众提供近距离贴身服务。
乡村干部在工作中应发挥好十四个方面作用：
一是当好政策的宣传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当前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农村税费改革还有待进一步配套和完善，发展农村经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乡村干部应当把宣传政策、宣传农业科技、宣传法律，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是当好民情民意的调查员。掌握所在村民小组的基本情况和每一户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
三是当好农民致富的服务员。乡村干部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具体工作部署，做好服务工作。要借免税之机，科学安排农村工作，加快基层政府向“服务型”转变，一要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发扬奉献社会，服务农民的崇高精神，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做到服务周到、办事规范、工作热情。二要提供优质服务。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检查乡村干部服务意识、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正确处理对上与对下的关系，对上要严格按照政策，执行党委政府决定，对下要尊重农民意见。
四是当好科技推广的辅导员。要加大科技普及力度，工作重点应放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上，从品种宣传、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方面开展全程服务。引导农民相信科学，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科技人员要深入到农民中间进行技术讲课、现场技术指导或咨询。把服务体现在各个工作环节。
五是当好便民服务的员。代办群众需要前往县、乡有关部门办理的事项。
六是当好树新风新俗的倡导员。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七是当好经济发展的带头员。提供项目引介、政策宣传、技术咨询、信息提供、资金借贷等服务。
八是当好组织建设的指导员。加强对村组干部的教育管理，注重培养好的带头人。
九是当好廉政建设的监督员。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
十是当好社会稳定的安检员。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创建“平安村组”。
十一是当好计划生育的协管员。协助计生部门落实好各项工作。
十二是当好安全生产的监督员。树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加强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十三是当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员。
十四是当好其它工作的助理员。及时完成乡党委、政府交办的其它中心工作任务。
（三）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推进乡村基层干部职能的转变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认识是前提，规划是龙头，产业是支撑，投入是基础，制度是保障，农民是主体，领导是关键。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切实加强领导。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尤其是村支部书记作用的发挥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此，要选好、配强农村支部书记，并充分发挥好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要放手发动群众，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鼓励群众勇于创新，积极改革，大胆实践，调动他们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加强教育引导，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的认识，防止出现片面性、盲目性和急躁情绪。
2、制定标准，科学规划。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内涵相当丰富，对全国各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我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标准。一是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要求依据当地实际，突出产业特色，以主导产业的壮大，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坚持城乡联动、统筹发展的原则。要按照“立足农村抓农村、跳出农村抓农村”的思路，把小城镇发展与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谋划。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尤其要注意以水利、电力、交通、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起来进行规划，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当地政府“执政一方、造福一方”的工作思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防止单独的政府行为、干部行为。四是要坚持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原则。新农村建设，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延及子孙的持久工程，决不能单兵突进，急于求成；要将农村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合在一起统筹规划、分阶段规划，循序渐进地实施。
3、重点突破，试点先行。针对实际，当前要抓好以下五个“突破口”，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要以产业扶持为突破口。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离开了发展，新农村建设就成为无源之水。因此，要因地制宜，进行产业扶持，以保证新农村建设稳步、持续推进。二是要以“五位一体”为突破口。建小水窖、建沼气池、民房改造、乡村道路建设和适用科学技术培训以及改厨、改厕、改厩工程，是农村实现循环经济、改善村容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三是要以提升农民素质为突破口。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要加强对农民综合素质的培训，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四是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围绕改善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加强农村交通、通讯、文化、卫生等设施建设。同时，要采取典型引路，整体推进的办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要依据山区、偏远村寨、经济相对发达村寨、经济欠发达村寨等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分别选择不同的典型，进行重点扶持。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9
关于新形势下转变农村工作职能和作风的调查
关于新形势下转变工作职能和作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的调查（20xx年7月30日）在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尤其是“一免两补”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快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作风，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最近，围绕破解这一课题，探索新形势下转变工作职能、加强农村工作的对策，县委办、组织部、农委抽调人员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到祯祥、永丰等五个乡镇进行了调查研究。一、问题及成因在调查中我们深深地感到，通过近几年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市场经济的锻炼，全县乡村干部在转变工作职能、驾驭市场经济、服务群众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但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一免两补”政策的过程中，农村乡镇党政组织职能、乡村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等显现出诸多的不适应，影响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1、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形势缺乏准备，思想观念不适应。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大部分乡村干部面对农村形势因政策调整而突如其来的新变化，缺少足够的应对准备，思想观念一时还很难适应。主要体现，一是存在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谈到新形势下农村工作，许多干部总是“难”字当头，感叹乡村经费缺口难解决，历史债务难化解，人地矛盾难处理，农民难组织，农村公益事业难开展。在调查中时常能听到“现在的农村工作没抓手、没法干”、“当基层干部没权了，没意思”、“过去当干部扬眉吐气，现在当干部忍气吞声”等消极言论，畏难情绪十分严重，迎难而上、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主动性不高。二是陷于传统工作方式不能自拔，缺乏转变作风的主动意识。大多数乡村干部从事基层工作时间比较长，摸索出了一套对过去农村工作来说比较适用的工作经验，但一遇到新形势、新情况就不灵验了。有些年岁稍大、思想保守的乡村干部对计划经济时期以催、管、要为主的工作方法念念不忘，谈到如何管理农民振振有词，而一谈到如何服务农民则束手无策，有的甚至一个劲抱怨群众素质太低，缺乏转变工作作风的自觉性。三是观念保守，思想不够解放。在调查中我们感到，部分乡村干部仍用老观念、老眼光去分析和应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对开创工作新局面没有创新意识，又不善于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的问题尤为突出。四是“等、靠、要”思想严重，感到无事可干或有事难干。有些干部认为在新形势下税费收缴等硬任务少了，担子轻了，事少了，压力减轻了，工作自然好干了。也有的认为当前农村改革任务一项接一项，人地矛盾化解、历史债务处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一件比一件难办，只好一味等上边定框框、出政策、给扶持，没有攻坚克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招数。在很多乡村干部思想认识中存在着新形势下农村工作无事可干和有事难干两个极端。2、对集中显现的各种矛盾化解不力，应对招数不适应。通过深入五个乡镇调查，我们感到当前农村工作，在经济领域中，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地矛盾突出。通过调查分析，造成人地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1）政策性矛盾导致。我县在实施二轮土地承包时，主要是遵循当时的《绥化地区延长土地承包期办法（试行）》及相关补充规定，而此政策又与国家现有《土地承包法》有关内容相互抵触。（2）土地分配不均衡。二轮土地承包时，有的乡村在没有充分摸清集体土地资源底数的情况下就划分了土地，而且乡镇与乡镇、村与村、屯与屯之间的分配要求和面积都不尽相同。（3）用土地化解债务留下隐患。20xx年实行化解村级债务以来，有些乡村干部钻政策空子，把不能长期发包的预留地和一年一发包的机动地长期发包，大部分发包期限为5至8年，最长的出现在芦河镇平原村，达27年之久，导致农民回来要地无地可划。据统计，全县化解村级债务所用土地达到5.3万亩，其中占用二轮土地承包时预留的“户在人不在”承包田1万多亩。（4）退耕还林占用土地。个别村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占用农民土地，没有及时补给农民。（5）土地权属不清。部分乡镇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划分不清，纳税面积与非纳税面积不能明确到地块，导致“两补”发放对象不清，责任不明，产生矛盾。（6）处理程序不规范。因土地承包纠纷引发上访，一些乡村和部门不能按《土地承包法》的处理程序妥善解决，在涉及具体案件时，不给上访群众出据调解书、仲裁书或是答复意见书。少数村在处理土地纠纷时不能做到全面、公正、公平，往往避重就轻，出现了“压下葫芦起了瓢”的现象。从农委统计的情况看，年初到6月末全县土地纠纷上访案已达242批次，这些纠纷大体可分为8类。（1）一轮土地承包时举家搬走，未参与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现在回来要地，占10。（2）二轮土地承包时因欠款、超生外逃，未分给承包田的农户回来要地，占25。（3）二轮土地承包时，部分农户因欠款，所分土地被村上抽回，或当时少分了承包田，占35。（4）机动地超标准或长期发包引发纠纷，占4。（5）土地补偿问题引发的占5。（6）“两工”及欠款计息引发的占6。（7）土地流转不规范引发的占5。（8）其它问题引发的占16。由于人地矛盾引发的上访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从年初到现在，全县信访案件中有85是由于人地矛盾而引发的。有的干部反映，在那段时间内，每天从早到晚，上访群众络绎不绝，乡村干部被纠缠得焦头烂额。在春种期间，尽管处理了一大批上访问题，但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到位、不彻底，潜伏着不稳定因素。仅综合调查的这五个乡镇情况看，能够预测到的秋季上访案件就可达到1250起，涉及农户1200多户。其中，建设乡双信村预计秋冬季回来要地的农户大约有200多户，占全村总户数的近1/3。从农委和信访部门提供的情况看，预计全县到秋季返乡要地的农户大约有9.9万人，按政策要求应该划给土地的人有7万人，而可以给予农民的土地只有13.2万亩，土地缺口达30万亩。通过调查分析，大部分乡村干部对人地矛盾的具体状况了解不深不细，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束手无策。有些乡镇虽然对人地矛盾进行了研究和疏理，但还没有成熟的化解招数。因此说，人地矛盾如果不超前研究化解方法，可能会成为年底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二是乡村债务负担沉重。通过调查了解，全县乡镇政府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七种：一是兴办企业直接举债；二是政府担保间接举债；三是互助基金会转嫁举债；四是改建、新建办公用房举债；五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举债；六是为完成税收计划举债；七是发展特色经济作物举债。全县乡镇政府债务总额为2343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3116万元，单位之间借款6937万元，原合作基金会借款2999万元，向个人借款、抬款、集资款等6632万元，基建工程款3752万元。债权16771万元，其中无效债权5298万元，有效债权与债务相抵后，净负债11963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797.5万元，其中负债最高的乡镇为劳动乡，负债3605万元。全县村集体债务形成大体有六种原因：一是开展达标竞赛举债；二是兴办企业投资举债；三是完成各项急难新任务举债搞优惠补贴；四是乡镇财政包干基数不合理举债；五是为有关部门垫付税费举债；六是村级组织职能弱化、管理混乱造成。全县村级债务总额高达4.3亿多元，其中，银行贷款5515万元，信用社贷款3831万元，单位借款2323万元，合作基金会借款1747万元，抬款8300万元，欠农户款11416万元，其它应付款10426万元。债权3.7亿元，其中无效债权1.2亿元，有效债权与债务相抵后，净负债1.8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16万元，负债最多的村是建设乡双富村，高达586.5万元。目前全县乡村债务已到了难以化解的严重程度，债务矛盾如果化解不得力、不及时，将会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制约乡村干部干事创业。对于这些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债务问题，一些乡镇被动等待国家出台债务豁免政策，化解债务的思路不开阔，眼光总是盯在土地上，不能拓宽视野，通过上项目、办企业等办法迅速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增强化解债务的实力。我们知道，仅靠乡村集体所有的“一亩三分地”来解决债务问题，根本不现实。况且，目前的土地矛盾问题又非常突出，乡村集体所有的机动地、预留地等大部分要分给农民，再加上过去退耕还林、还草占地，使富余的土地为数不多，通过土地化解债务很难实现。三是大部分村级经济脆弱不堪甚至崩溃。目前，全县资不抵债村已达111个，占全县现有行政村的67。由于20xx年集中力量开展化解村级债务工作，一些村低价出售林地、闲置资产和承包田，使原有的集体资产所剩无几。同时，一些乡村集体创收能力低下，根本没有稳固的收入来源。全县像中和镇四排六村和建设乡新合村这样有实力、有积蓄的村并不多。中央一号文件和“一免两补”政策实施以后，乡村集体的经费缺口加大，全县所有乡村如要满足工作的正常运行，需要办公费、取暖费、燃修费、修缮费等经费1490万元，即使上级给了转移支付，也还存在830万元的经费缺口。这种薄弱甚至已经崩溃的乡村集体经济，不仅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办社会事业的根本需求，甚至难以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3、对新时期的群众工作特点把握不准，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手段不适应。面对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部分乡村干部还在用逼、卡、压、摊的工作方法，农民根本不吃那一套，导致开会难集中，公益事业难办，好项目难落实。在座谈中，乡村干部普遍反映，在村上“一事一议”办法执行起来难度特别大。尤其是一些诸如兴修水利、改造电网、维修校舍、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植树造林、农业综合开发、科技培训等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常常是部分农民顶着不办而无法实施。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有些乡村的干群关系不是紧密了，而是松懈了；不是融洽了，而是紧张了。个别村干群关系甚至达到了对立对抗状态，有些上访群众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前都是你们管我们，现在政策好了，也应该到我们治治你们的时候了。”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素质低下所致。应该肯定，经过多年的教育，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一些农民无政府主义倾向抬头，不服从基层组织的管理和约束；部分农民小农意识严重，在处理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个人权益与集体权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时，往往只强调民主而忽视法制，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个人义务，只强调个人权益而忽视集体权益，只强调当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在今年7月份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中，中和镇一排六村没有一名农民发动起来，村上只好出了7名党员干部自己动手，对全村的道路和排水沟进行整修。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组织发动群众的方法僵化。在新形势下，一些乡村干部对党的农村政策尤其是新出台的政策掌握不到位，宣传不到位，解释不到位；有的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感召力不大，群众反感，不能做到一呼百应。特别是随着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参与权的不断扩大，用过去那些罚工罚款、收回承包地等经济手段来管理约束农民实施村级事务和兴办集体公益事业不灵了，就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近两年，很多乡村的环境卫生、村容村貌、道路维修等普遍降低了标准，教育、卫生、文化、敬老院等公益事业的筹资筹劳更是无从谈起。4、对群众亟需优质高效全方位服务的要求难以满足，服务意识和方法不适应。一方面，有些干部的服务工作与群众的需求对接不上。在调研中，通过座谈了解到，一些乡村干部还没有从“管住”农民的思想倾向中扭转过来，不注重去研究掌握新形势下随着农民政治、经济等权益的扩大而日益强烈的服务需求。当前农民在生产、流通、信贷、销售、劳务输出等经济领域，在居住、环境、卫生、文教、交通、养老等社会领域，都期盼着诸多优质、高效、全方位的服务，而很大一部分乡村干部服务农民的工作还仅限于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宣传宣传政策，跑一跑贷款，组织发放补贴资金等浅层次水平上，服务深度、广度、力度不够，群众不认可、不买账。另一方面，有些服务内容和行为群众不接受。前些年，很多乡村在引导农民搞种植业结构调整、兴办企业、发展新产业等方面曾通过无偿使用机动地、减免税费、给补贴等方式为农民服务，但目前由于政策调整或乡村集体经济薄弱，有些原来有效的服务方式不再有效或无法再用。同时，有些经济杠杆和行政执法部门工作定位不准，服务意识不强，或部门利益至上，以服务为名，行管理收费之实，使农民增收和项目建设的外部环境不宽松。在调查中，永丰镇友爱村的一些干部群众反映，一家年可创收1.5万元的小粉坊曾有5、6个部门上门收费，费用近3000多元，致使很多粉坊停产。全村粉坊已由四年前的27家缩减到目前的7家。祯祥镇干部反映，镇砖厂一开工就有九个部门收费，费用高达15万元，致使发展步伐滞缓。正是由于服务不到位，环境不宽松，影响群众上项目、办企业、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积极性。5、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格局的新调整应对迟缓，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行，极大地激发了我县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尤其是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一免两补”政策的出台，经济利益分配向农民倾斜，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一些乡村的可用财力大大减少，国家安排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又不能充分满足基层的需要。同时，随着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经济收益权、民主政治权的不断扩大，其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和强烈，一些乡村在经济上根本无力为农民提供服务。调查时有些乡村干部反映，现在上边出台的政策，缺少如何保护国家和集体权益的内容。多数乡村因有限的财政收入、巨额的债务包袱，已无法保证人员的正常开支。“一免两补”政策的实施，一些乡村“黑地”等问题的暴露，加上农村“两工”的取消，使乡村事务和公益事业难以运行。对此，很多乡村组织和乡村干部感到无能为力，茫然无策，只依赖于上级给政策、给资金来解决问题，不会面向市场想招数，主动出击市场闯出路，对招商上项目、活化机制搞有偿服务、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显得很为难、很费力，更不会利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公益事业难办的问题。二、对策和建议1、着眼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精干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要坚决树立以人为本思想，把建设一只驾驭市场经济本领强、懂经营、会技术、敢开拓的经济领导型干部人才队伍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一要以项目开发和服务能力为标尺，拓宽送人用人视野。新时期农村工作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勤政廉政，更重要的是能服市场经济水土，适应加快发展需要，具备促进农民、集体增收和化解现实矛盾的能力。所以，必须要打破常规用新的尺度来衡量和选任乡村干部。坚持围绕发展，打破城乡、身份、年龄等界限，注重在加快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启用一批优秀干部。选用干部的标准应该是，要看在做大做强“四大主导产业”上有没有思路、在加快项目开发上有没有着法，在复杂形势下能不能够有效组织群众打开工作局面。可以发挥县校合作共建优势引进一批科技领导型人才到县乡兼职；借助村村大学生计划的落实，向村级充实一批有知识、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同时加大县乡干部下派和在外企业家中选人力度，通过任职、兼职改善队伍结构。目前，祯祥镇正在探索在离乡创业的成功人士、企业家中选人兼任村级干部，既引才、引智又引项目；永丰镇采取上挂下派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的成效也比较显著。二要以提高干部素质为目的，创新干部培训手段。在培训干部上要舍行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经济投资。调查中乡村干部对加大智力投资力度要求迫切，普遍认为实现干部素质升级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要通过借鉴引导实现思维转型。经常组织乡村干部外埠参观考察，让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引导干部从原来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启迪和拓宽干部的思路和视野，让发展的事实和差距触动干部，促使干部在探索新的领导方式方法和上项目发展经济上敢闯、敢试、敢冒。组织部组织18名项目开发型村党支部书记参加哈洽会、参观省农科院科技园区，支部书记反响非常好，觉得受到了很大启发和教育，一些支部书记在项目建设上跃跃欲试，有的已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新项目。要通过培训教育实现知识更新。分层次、分类别培训提高乡村干部。采取请进来讲的方式，聘请有创新思维、发展理念和农村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成功人士传授市场营销、项目建设、产业化理论、新时期农村政策等相关知识。采取走出去学的方式，挑选部分优秀干部送到哈工大、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和外埠培训基地进行中长期培训，满足现实知识需求。我县首批赴哈工大学习的领导干部得到了很大收益，这种培训受到干部的一致欢迎，需要继续大批量输送干部。采取派下去训的方式，在职能部门抽调专业干部组成专门的培训团深入农村进行新时期农村工作普及性培训教育，使乡村干部能力素质得到革新性提高。要通过实践锻炼实现能力提高。给干部压担子，促使他们在开发项目和解决各种矛盾的实战中不断提高和成熟。可以探索保留干部职级、按比例发放工资，鼓励干部赴经济发达地区进行2-3年务工，到期可以回乡原级别任职，也可以续签终身在外务工。这种培养锻炼方式可以使干部带回新的思维观念、发展经济的本领和先进的工作方式方法，而且能够引进资金、项目和技术；部分干部不回来，也可解决机关干部人员过多人浮于事的问题，减少财政开支。三要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为目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着眼乡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的实际，要注重通过立标、兑标、公示、奖惩等措施激发创业热情。建立起目标考核机制、干部动态管理机制、奖罚激励机制，保障和促进乡村干部在开展农村工作和上项目上充分发挥作用。要注重科学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分解班子成员工作指标，详细制定实绩考核方案和考核实施细则，用工作实绩反映干部业绩，以干部业绩定干部去向。通过定期调整、及时调整，对那些有创业能力的、有发展项目能力的、实绩突出的干部不仅重用，还要重奖。特别是要对在项目开发中业绩突出的村级干部，要以给政治待遇上挂乡镇副职，给生活待遇对子女就业上学优先安排和建立退休基金或养老保险等制度，解决后顾之忧，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积极性。允许干事创业的干部出现失误，只要出发点好，为事业和群众利益着想就要得到保护，鼓励他们干事、干成事。同时，制定乡村不合格干部认定标准和处理办法，流通下的渠道，绝不能因为迁就干部贻误事业发展。四要以解决冗员过多、人浮于事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全县乡镇干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无事可做或长期放假。针对这种局面要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采取“定标选人、竞争上岗”的办法，裁掉富裕人员，实现乡镇干部的精干高效。对下岗干部应该妥善安置，鼓励和支持他们优化组合，参与创办产业和发展致富项目，给群众做示范搞引带，进而解决好“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五要以提高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着力点，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多下功夫。调查表明，要把解决农民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偏低，无发展经济本领党员比例过大等问题作为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好发展农村经济和保持农村稳定的有效途径高度重视起来。我县通过开展扶持贫困党员、兴办基地、联合体等形式在发挥党员作用上做了很好的探索，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要继续发挥好能人党员作用。组织和鼓励有能力党员领办创办各业致富联合体和党群共建股份合作公司、各类协会和中介组织，在带领农民发展项目、带着农民进市场和为农业农民提供有效服务上发挥突出作用。要继续提高贫困党员“双带”能力。通过扶持贫困党员，努力提高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让党员自身有优越感，在群众中有影响力，在发展经济中把身边农民带起来。要继续加大“双培工程”实施力度。采取乡村干部重点包联等形式尽快把发展经济的能人强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经济能人，尽快使党员队伍成为促进农村发展稳定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要着眼转变工作职能和作用，探索新形势下发挥乡镇党委、政府作用的新途径。面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各级党委、政府只有转变职能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通过调查和总结分析一些乡镇的好做法，转变工作职能和作风，可探索通过以下四种途径。一是要积极鼓励兴办各类协会和中介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在新形势下，农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已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无法适应广泛联系的“市场经济”，而组建协会和中介组织可以说是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问题、抗御市场风险弱等弊端的最有效形式。祯祥镇和建设乡新合村在协会组建和参与中介活动的探索和尝试启示我们，兴办各类协会和中介组织，一方面，在创办主体上要坚持多轮驱动、多元创建的原则，敢于打破地域、身份等界限，不论什么人、什么组织，只要能办起来，就应鼓励去办，允许来办。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立足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抓紧制定相应的鼓励扶持政策，通过党员干部领办、典型大户带动办、乡土人才创办、农民群众自发办等途径，进一步壮大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在创办类型上要坚持多领域、多模式的原则，综合考虑本地的资源优势、经济条件和群众生产经营习惯等因素，积极创建加工型、销售型、科技型、服务型等独具优势和潜力、机制灵活多样的各类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二是要大力创建示范引带服务载体。可以充分借鉴祯祥镇“实体服务”运作模式兴办事业服务中心的做法，探索实行承包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同制等形式创办“园区服务”、“基地服务”、“典型服务”等多种模式的示范引带服务载体，进一步增强各级党委、政府在新形势下示范群众、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和功能。三是要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实践证明，一个好的龙头企业是拉动一个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德胜乡在万寿菊加工厂这一龙头企业的牵动下，仅今年全乡共种植万寿菊2.8万亩，占全县万寿菊总种植面积的42，可为种植农户创收1400万元左右。各乡镇要依托和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放宽视野，激活思路，加快上项目、办企业步伐，注重开发建设一些对农民增收拉动大、对财政贡献大、发展前景看好的龙头企业。同时，要组织群众在基地建设、原料供应等方面积极参与，使已具有一定规模的加工型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从而致力走好依托资源建龙头、依靠龙头搞服务的路子。四是要鼓励党员干部带头探索发展新的致富项目。在调查中，有些干部群众反映农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不好，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对此，我们要通过开展发展型班子创建、项目开发型村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及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教育和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争当示范群众、引领群众的典型，敢于承担市场风险，敢趟路子，敢跑项目，敢于率先试验示范，靠自身的实践影响群众、带领群众。要把党员干部所负责的产业、项目发展的成效与各自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紧密挂钩，并探索入股经营等形式，连接好干部切身利益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服务于民、示范于民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对服务功能发挥得好、示范引带作用强的党员干部要给地位，给荣誉、给利益，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3、要着眼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我们感到，加强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加快发展与农民素质息息相关，都依赖于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在调研中，不少乡村干部也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当务之急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为此，应注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一是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为此，要努力引导新时期的农民增强法制观念，做到依法办事，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司法部门的职能作用，采取集中培训和巡回讲解相结合、正反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农民学习经济合同法、承包法、劳动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各乡镇司法所要设立义务法律咨询台，免费向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在开展“科普之冬”等培训活动时，要适当确定一些法律法规的培训内容，使农民法制观念和科技素质同步提高。可以探索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中培养懂法、知法的明白人，并借助农民协会、中介组织开展好政策法规普及教育活动。二要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和部分村干部座谈我们了解到，相当数量农民文化素质的低下和经验型思维习惯严重阻碍着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因此，要充分发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各乡镇事业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借鉴祯祥镇组建服务中心、兴办科技示范园区、成立科技协会等经验，大力发展民间科技服务组织，通过专家讲座、科技致富典型引带、专业技术培训和组织农民参观典型现场等手段，强化对广大农民的科技培训。要引导各乡村围绕本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因地制宜地确定新技术、新品种的培训内容，从而在广大农民中形成学科技、懂科技、用科技的良好氛围。三是要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要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必须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一些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并没有围绕市场转，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农民观念陈旧，市场意识不强，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想方设法激发农民出击市场的欲望和勇气，增强他们的冒险意识、机遇意识、信誉意识和竞争意识。要引导农民舍得投入，购置必备的通讯和网络设备，善于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媒体捕捉市场信息。各乡村要创造条件，组织农民参加省内外的经贸活动，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品牌观念、自我推销意识、产品包装意识，由浅入深地掌握商业谈判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在观念和行动上真正进入市场。四是要增强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责任感。目前，大部分农民本位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十分严重。为此，要引导他们增强兴办公益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为社会造福、为后代造福的大局意识和长远意识，树立改善生存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观念。县乡人大、组织和民政部门要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拿出适应新形势的可行办法，完善村民代表议事会管理机制，提高“一事一议”成效，引导、鼓励农民出资出劳，大力兴办公益事业。要在发展农民党员、吸收农民协会会员、公方组织劳务输出等方面对那些不热心公益事业、不履行应尽义务的，加以约束和制约。4、着眼改善乡村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法制和村民自治作用。调查表明，应对当前各种利益关系出现新调整带来的诸多复杂矛盾，必须努力在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上进行重大变革。要尽快实现乡村职能由行政命令向社会服务的根本性转型，改变当前群众不买账、干部交不了账的局面。要加快农村工作法制化进程。切实加强乡镇司法所和派出所建设，配齐配强力量，加强对无视法律、无理取闹、破坏治安行为的整治力度；充分发挥法制在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中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调整纳入法制化轨道，让法制统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建设法制乡村。优化农村事务管理途径。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这种有效途径，还权农民，让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实现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转。对事关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有关权益和事关公共利益和事业的大事大项，基层党组织要注重指导村民自治组织制定和遵守村规民约，用这种村里的“小宪法”来实现协商决策。根据当前村民自治能力差、水平低，发挥作用差的实际，组织和民政部门应该重点进行规范性指导，以便形成新的农村管理秩序。
农村经济形势调研篇10
关键词：统筹发展新理论；城乡一体；乡城一体
中图分类号：F291.3
一、引言
在我国当前的各级各类政府和研究机构中，绝大部分主要领导和学者都认为“城乡统筹”是为了破除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提出的一个时代命题。事实上，若我们将“城乡统筹”这一命题稍作延伸，提出缘何出现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统筹”为何仅仅针对城乡二元结构而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以及未来的城乡进一步分化的形式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经历。为深刻了解城乡统筹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在引言中我将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历程和当前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等三个角度，来阐述我国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一)“城乡统筹”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市场经济时代以前，是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决定当时的人们只能聚集在一起，为生存而集体努力。这时候没有脱离于生产实践的上层建筑产生，生产生活的分工处于极端低级的层次，也就谈不上城市和乡村的分化。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阶层出现分化，一些专职于上层建筑的人员脱离于生产生活实践，他们聚集地可称为城市，农村则专业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业经济社会，城市的功能比较单一，仅仅作为上层建筑聚集地和产品市场集散地。此时的城市和农村分化，但是功能比较单一。
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分化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使得工业商品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而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大都为自然周期，因此工业品的产品市场相对繁荣，它们大都集聚在城市，并因此产生了大批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商业活动者和上层建筑管理者聚集而构成近代城市的主体。此时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出现了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仅在扩大生产规模上有所改进，并无法改变农产品的固有生产周期。因此，这一阶段的城乡分化非常明显。
科技的发展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大批的生物技术使得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像工业品那样缩短其产生周期，信息时代使得城市的商业更加繁荣，市场的迁移和扩大使得产品的交易不再仅仅发生在固定的场所。当代的城市功能扩展让它产生与农村经济融合的渴望，同时，农村经济也希望进一步融入工业经济的范畴。双方的大范围深度融合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出现，当前，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中，基本上城乡经济融合进入稳定阶段。
遁着以上的逻辑，城市和乡村从产生――分化――融合的路径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完美体现。而仅仅认为城乡统筹是破除二元结构的观点是片面的，从以上的分析可得，城乡统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式。
（二）“城乡统筹”是我国经济实践的历史选择
近代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划分绝大部分沿用了历史的区分。建国初期，经历过若干次的土地革命，我国农村基本实行集体制的农业生产经济，而城市实行高度计划的工业经济模式。这符合当时的国情，并且在此基础上，为缓解城市来自于交通、能源、居住、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实行户籍，从制度上稳固了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城乡人员的流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稳固对于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稳定城乡相对固定的劳动力资源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二十世纪，我国的户籍制度基本没有变化，然而就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两次竞争式的城乡“融合”。第一次发生在“”时代，当时部分乡村从农产品横向规模扩张的角度夸大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城市竞争。由于盲目夸大农业经济的优势，使得对当时的生产有相当大的破坏，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它们采用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在一定阶段上弥补了城市商品的缺失，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后期，尤其是近十年来，这样的乡镇企业举步维艰，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足，难以把控现代工业生产的节奏，在市场中逐渐被淘汰。由此可见，我国在二十世纪经历的城乡融合的经验是不成功的。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户籍制度成为城乡统筹的关键障碍。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还存在不和谐因素。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同步、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仍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主要矛盾,成为困扰我国走向城乡和谐发展的障碍，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因此，当前“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经济实践的历史选择。
（三）新形势下，我国城乡统筹迫在眉睫
当前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金融危机余波不断，国际资本虎视眈眈，我国处于世界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举步维艰，濒临倒闭，因此要扩大内需。国际国内资本瞄准我国农产品市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谨慎加快农产品市场化步伐。在国内，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加快发展农村市场就需要增加农民收入。要保证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安全，就要稳定农业生产，就需要加快调整财政的转移支付结构，增加对于主要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业从业人员的补贴。
凡以上种种，迫切需要我国把发展的视角转向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与现代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环境，迫切需求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城乡统筹”迫在眉睫。
二、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的共性问题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城乡经济发展关系不够密切。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即城乡经济之间能实现良性互动和循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密切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关系要用引导和鼓励等经济办法，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二)农业反哺工业现象突出。用于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远高于农村，部分农村根本没有所谓的公共服务。因此，需要强化对于农村建设的转移支付，从财政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三)农村金融环境恶劣。绝大部分商业银行不愿意从事从村金融业务，从而限制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因此，改革现有商业银行考核机制，将视角投放到农村势在必行。
此外，在城乡融合的模式选择上，存在以下两种模式：
（一）以城市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
以城市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为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提倡。他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城市生活的益处。城乡一体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然而，这其中也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渠道不畅。拓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渠道，可用引导、鼓励的经济办法、思想教育的政治工作方法与规范要求的社会管理办法。当然，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必要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工作。(2)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意识不强。鉴于我国城市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方面应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找准切入点。总的原则和要求是：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尽快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城乡地域分工和经济体系，打破或避免出现城乡发展相互脱节或分割的局面。
此外，某些地区在农村超前投资建设档次高、占地多和利用率低的服务设施。城乡一体化在某些地区的实践就是简单的城乡一样化。工业化尚未达到相应水平就超前发展城市化，必然落入发展陷阱，带来农村衰落和城市停滞双重困境。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也非简单地改变户籍制度，脱离就业结构现状去变农民为市民。
（二）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
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观点源自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他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明确倡导“用乡城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农村由于其工业化程度不高，自然环境污染相对较少，比较宜居，因此田园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但在我国的城乡统筹现实中，与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理想大相径庭。首先，我国乡城一体化主要出现在以农产品为主的地区，城市的工业化完全依托于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对于这样的乡城一体化将成为低水平的城乡融合，不利于长期发展，并且形成的城乡融合结构不够稳固。其次，我国近年来在某些地区出现的“非转农”现象较为突出。其原因并非致力于农村经济发展，而是为了谋求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宅基地补偿。这并不是真正的乡城一体，而仅仅是钻政策的空隙，谋求私利的方式。最后，乡城一体容易很快进入发展瓶颈，由于产业单一，不利于产业升级，从而不能实现更高层面的经济增长。
三、城乡统筹发展的现有理论
（一）极化――涓滴效应学说
极化――涓滴效应学说是由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提出的，该学说解释了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相互作用及影响。赫希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先在某个区域发生，那么它就会对其它区域产生作用。并把经济相对发达的“北方”的增长将对经济欠发达的“南方”产生不利和有利的作用，分别称之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而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北方”占据优势。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终涓滴效应会大于极化效应，即北方的发展将会带动南方的经济增长。
城市和乡村作为构成区域的基本地域单元，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其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由于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具有比较优势而先于乡村发展起来，成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乡村则成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城乡内部结构及外部发展条件的不同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不断地从腹地――乡村地区获取一切有利于其发展的各种要素和资源，从而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乡村的发展受到压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极化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城乡经济差距过大的后果。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如何正确审视并指导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城乡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所以，正确运用这一学说对于解决城乡经济发展失衡这一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梯度推移学说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梯度推移说是建立在产品周期理论基础之上的。梯度是指区域之间经济总体水平的差异。梯度推移学说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兴衰取决于他的产业结构，进而取决于它的主导部门的先进程度。与产品周期相对应，可以把经济部门分为三类，即产品处于创新到成长阶段的是兴旺部门；产品处于成长到成熟阶段的是停滞部门；产品处于成熟到衰退阶段的是衰退部门。因此，如果一个区域的主导部门是兴旺部门，则被认为是高梯度区域；反之，如果主导部门是衰退部门则属于低梯度区域。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然后，依据产品周期循环的顺序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
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具有决定作用。城乡经济系统内，城乡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将直接导致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历史，导致区域经济中城乡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比例极不协调，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总体水平不高。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要素流动日趋自由，要素更替日趋频繁。借鉴梯度转移理论，对于改善不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的不断创新和更替，盘活城乡经济，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中心――理论
中心――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展经济学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相关理论观点的总称。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R.Friedman)在196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的中心――理论较具代表性。弗里德曼认为，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心”，其它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中心与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总体上，中心居于统治地位，而则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中心依靠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方面的优势而从获取剩余价值，对而言，中心对它们的发展产生压力和压抑。中心与之间构成了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弗里德曼对中心与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中心存在着对创新的潜在需求，使创新在中心不断地出现，创新增强了中心的发展能力和活力，并通过主导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更加巩固了中心的有利地位，相比之下，的发展将处于不利地位。
某一区域经济系统中，在资源配置能力、区位条件和外部环境相对恒定的条件下，城市和乡村经济子系统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势必对区域内有限的资源察赋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资源和要素趋于高投资收益和机会的诱导及历史时期实施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作用下，导致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城市经济率先发展起来成为“中心”，乡村经济则成为落后的“”地区，形成了城乡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将逐步得到改善。以中心――理论为指导，对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找出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症结所在，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扭转城乡发展不平等格局的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四、探索我国城乡平衡融合新模式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现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本文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应该走一条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道路。
从历史和动态的观点来看，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地从周围乡村腹地获取各种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支持和补充。而到了经济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相对饱和，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它开始关注并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注入新的能量，在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因此，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割裂城乡经济的发展而要把城乡经济纳入到城乡系统内，城乡系统本身的“强相互作用”功能将会不断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以相互依赖理论为指导，从城乡关联的角度出发，使城乡发展融合到互补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关联网络中，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和乡村对城市的支持作用，充分实现城乡诸要素的有序流动，协调城乡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才能彻底地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进一步地，结合我国现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下六个方面：（一）突出城乡各自比较优势，加快产业链延伸步伐；（二）改进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三）多渠道提供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四）拓广农民融资渠道，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形式；（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步伐，合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六）开拓视野，做好区域间产业对接。
参考文献：
杨晓娜.城乡协调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黄恒.我国西部服务业发展对城乡协调影响的实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9.
胡国远.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博士论文，2007.
邸加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张建国.城乡统筹跨越发展［J］.群众，2004(12):49-50.
孙洁.城乡统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支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4(02)：73-76.
王平.城乡统筹――2004年:中国农民的春天[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05)：15.
领导决策信息编辑部.城乡统筹的东营“三四四”样本可能在全国推广［J］.领导决策信息，2005(42)：25.
曾业松.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J］.当代思潮，2004(03)：4～9.
赖明.城乡统筹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J］.建设科技，2003(12)：30～32.
城乡统筹一体化转移发展一体化.领导决策信息，2003(07)：27.
王瑾.城镇化建设对城乡统筹的促进机理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03)：38～39，112.
四川劳动保障编辑部.创新工作思路坚持城乡统筹［J］.四川劳动保障，2004(08)：13.
丁国华.村庄建设与城乡统筹――江苏村庄如何建设?［J］.小城镇建设，2005(04)：100～125.
徐福英，马波.基于城乡统筹的旅游业发展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1)：16～19.
曲亮，郝云宏.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统筹机理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05)：371～374.
中国人民银行永丰县支行调查组.金融应在加快城乡统筹方面有所作为――对江西省永丰县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武汉金融，2004(03):55～56.
李和森.论“社会保障”概念――兼论对实践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4(02)：105～107.
张德元.论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与“城乡统一”［J］.调研世界，2004(02)：29～31，44.
西部大开发编辑部.破解“三农”难题城乡统筹［J］.西部大开发，2003(06)：24.
黄保亮.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n］.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6)：53～55.
李宪建.以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发展［n］.福州党校学报，2005(02)：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