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调研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30 01:30:12

非遗文化调研篇1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围绕新区规划建设,强调,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

雄安新区非遗传承人众多,市级以上传承人XX余人,新区非遗传承具有浓郁的特点:有的展现当地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有的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承,世代相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有的具有促进华北地区地域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有的出色地运用传统文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具有见证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这些非遗项目最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原生态传统文化,留存有中华民族最珍贵的Dna,并且塑造了雄安特有的历史文化气质。但就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研工作程度来看,传承人的资料仅限于申报时的文字材料,急需有专业背景的人征集整理。参加此次调研的文博学院学生都具备撰写口述史的基本技能,此次活动对于非遗的整理和传承,为新区规划建设与当地历史文化传承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活动的目标

通过走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采访形式进行,最终整理成口述史,呈现精湛独特的传统表演艺术;记录富有民族特色的民俗节庆;彰显深藏民间的地方古老音乐;展现高超绝伦的传统手工技艺,表达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语言,介绍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

三、调研的内容及任务划分

根据口述史采访的最低要求,每三位学生访谈一位非遗传承人。访谈从“项目概况、历史渊源、轶事传闻、重要人物、当今现状、传承发展”等八个方面进行口述录音、影像采集,同时,搜集相关照片、文件等相关材料。

四、活动前期准备工作

1、2018年12月XX日前成立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研活动工作小组,由XXX任组长,组员有。讨论并完善调研活动方案,形成可供各组参考的参访大纲。成立学生活动小组,指定各组组长,统一安排调研活动,保证实践访谈调研活动圆满完成。

2、12月XX日前,由辅导员老师完成调研安全教育,按照传承人数量并参考学生意愿划分采访小组,传达调研活动具体实施步骤和最终作业要求。由专业教师完成采访技巧和传承人及其项目基本情况的讲授。组织学生提前查阅部级、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的具体资料,做好知识储备,根据各组采访对象实际情况细化采访提纲。

五、活动中期实施阶段

教师于12月XX日带领学生分批到雄安新区进行采访调研。根据采访提纲,要求每位传承人口述时间不少于2小时,并保存10分钟视频,根据不同类别现场展示非遗内容,采访内容全部录音及形成文字资料,登记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

补充采访实践:12月XX日,对于因身体原因或自身特殊情况没有集中到县城接受采访的传承人,再次深入到其家中进行实地采访。

非遗文化调研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游客感知;真实性保持;共生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234-02

一、研究背景

目前,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丧失生存土壤濒临灭绝,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保证其生命的暂时延续。但目前我国的国情只能惠及到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没有资金支持的遗产只能自寻生存之道。在2009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发表的《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积极倡导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并号召地方旅行社企业要积极组织和宣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和文化活动,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濒临灭绝。旅游开发本意是为了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在不破坏其本真性的条件下适度合理的利用,最终目的是为了其能够得到持续的传承。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开发的关键。因此,在旅游开发这把双刃剑下,怎样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本真性的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对旅游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内涵的挖掘,可以丰富和拓展旅游的真实性理论,有助于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为游客所感知”理论问题。能够体验到当地原汁原味的异质文化是大多数旅游者的追求,但是旅游的过度开发不仅会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而且会损害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涵,因此,研究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感知不仅可以为如何增强游客的体验深度提供依据,而且还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保护提供指导性建议。

二、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感知的研究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本身产生于国外,被引入中文语境的时间并不长,所以,直到2001年我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才使其走入大众的视野。国内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由此而展开,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各省域及少数民族地区非遗项目的抢救挖掘及现状[1]、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2]等方面。

旅游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认知,对其的保护和传承是非常必要的。真实性是旅游动机之一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二者并不对立,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辨证关系,马晓京(2006)重点探讨了原真性与商品化、民族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问题,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可以通向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3]。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旅游中的精品,其现实性的话题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过程也得到了关注。

感知即感觉和知觉,是消费者心理学的范畴。感知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是获得感性认识与直接经验的主要形式[4]。旅游感知包括对旅游产品和旅游环境的感知等,其中旅游产品感知包括对旅游资源的感知、旅游软硬件设施的感知等;旅游环境感知包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经济环境的感知等。因为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方面的因素。整体来说,基于游客视角下的感知同样包括这六个方面的感知。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协调共生

游客感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需要共生理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理论,不仅涉及非物质文化保持与文化传承的协调,同时涉及协调统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和旅游开发的主体,是两个存在复杂关系的有机体。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就必须采用一个超越旅游和文化的视角来进行协调非遗保护和开发。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将真实性和开发作为两个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通过分析二者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解决非遗真实性保持与开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协调共生理论研究表明,对于互动发展这一复杂共生系统而言的共生单元,各类旅游要素在这些共生单元间的优化配置是增强旅游开发和协调良性互动发展的有效保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共生系统而言,较为理想的协调共生模式是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组织模式,而保证共生模式顺利运行必须有良好的共生环境和良性有序的共生机制。当前,国内提出的促进非物质文化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设,因此,这些共生环境已经成为文化与旅游互动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对于共生机制而言,必须在充分兼顾非物质文化共生单元利益的基础上,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导,在开放的环境中,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协调分工和协同,促进各类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协调共生发展。

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心理要素的测量,以及感知心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影响力分析。未来学家托夫勒20世纪70年代在《未来的冲击》指出,人类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产品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体验经济时代。同样,我们的旅游形态正日益进入体验旅游时代,在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旅游消费者从注重旅游产品本身将转移到注重体验时的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的旅游文化产品,基于感知理论揭示游客感知文化传承真实性保持的内在动因。

四、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的旅游功能使游客感知非物质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复杂性特征。借用共生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协调,通过政府行为,可以合理地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在借鉴对遗产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自身的特点,基于旅游者对其真实性的感知,并进一步探讨在非物质文化旅游中真实性感知对旅游满意度是否产生影响,验证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通过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与旅游开发的共生机制,确立政府制定政策和完善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1]袁少雄,陈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J].热带地理,2012,32(1):94-97.

[2]徐杰,吴承照,王莫迪.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式开发的实践与思考――以石林民俗文化主题园为例[J].规划设计理论,2013,(1):

60-64.

[3]马晓京.国外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原真性问题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研究,2006,(3):185-190.

[4]竺肖英.基于容忍区理论的女性出游安全感知评价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Researchonthenonmaterialculturalheritageauthenticitymaintainingand

thetourismdevelopmentcoordinationandsymbiosisperception

CHenGQian,wUXiu-ju

(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非遗文化调研篇3

一、教育环境 

(一)社会环境 

“叮叮腔”所在的江苏徐州市,是部级历史名城,素有五省通衢的江苏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徐州市共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1项,其中入选部级名录9项。众多“非遗”项目的开发均来自当地本土资源。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对“非遗”校园传承起着无形的推动作用,在政策上、资金上、社会宣传上可以为校园传承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有利因素,为“非遗”校园传承创造事半功倍的积极因素,这些有利因素表面上作用于学校,却在无形中推动了“非遗”校园传承向更深层次发展,促进“非遗”校园传承具有更强的主动发展机制。 

(二)学校环境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学校注重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努力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学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作为高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突破口,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科研工作。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教育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校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的一大特色。学院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教学资源,开展特色课程群建设,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一条地方高校立足区域文化,加强校地互动,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原创性和推广价值的可行路径。为了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与交流平台,徐州工程学院整合人文学科的力量,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在2009年和2011年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120余人出席会议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获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相关建设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奖。学院非常注重校地互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积极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我们共同谱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交响曲,通过三支队伍共商“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彰显与传递。在这样的环境下,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徐州工程学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教师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教师作为“非遗”校园传承的主体,应该说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开发者、实施者、贡献者。“非遗”专业是新兴的专业,“非遗”课程也是新兴的课程,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校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很少是“非遗”专业出身。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主要为文学、艺术学、体育学等专业。教师在“非遗”教学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等等,这些都将对“非遗”在校园传承的教学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对于课程改革有过这样一句话:“课程改革的失败不一定在于教师,而成功一定在于教师。”可见,“非遗”校园传承的成败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笔者这几年在工作中的体会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授课方式 

“叮叮腔”的教学采用了1+1模式授课,也就是说一位老师和一位艺人共同完成一节课。“叮叮腔”的民间艺人大都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农民,语言表达也是地道的铜山利国地方方言。比如目前健在的吴承瑛和孙为荣老人,一位没有读过书,一位是小学毕业,所以在“叮叮腔”理论方面的讲解(比如解说剧本、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方面的理论知识),就需要专业的老师来完成这部分工作。因为戏曲类“非遗”项目地域性和专业性较强,这部分工作由民间艺人担任(唱腔和身段的表演)。教师可辅助老艺人做一些读谱,以及唱词的解释等工作。也就是说教授“叮叮腔”的教师是由两类人构成,一是本校教师;二是“叮叮腔”民间艺人。以校内教师与校外艺人1+1的方式进行教学。 

(二)开设“非遗”选修课程 

2012年笔者在所在学校面向部分专业的同学开设了《徐州“叮叮腔”的传承与保护》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是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指导选修课,也是伴随学校“非遗”保护研究特色化、“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课程建设”群集化而生发的行动研究性课程。即以音乐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为基础,建构以“叮叮腔”为核心的保护知识体系,结合田野调查、排演剧目实践,并呈现开放性、综合性的地方特色活动课程。 

本课程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地方民间戏曲“叮叮腔”的诠释(“非遗”视野),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小传统”教育的不足。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传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并采取积极行动参与保护(排演剧目、对保护的调研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校园中形成一种宣讲“保护文化遗产”的氛围,激发更多的学生关爱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尤其通过本课程排演剧目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在丰富校园的艺术文化生活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来传承文化遗产。 

(三)教师在科研上对“非遗”项目的研究 

课题研究是“非遗”校园传承得以持续有效实施的保障。在上文提到,“非遗”专业是个新兴的专业,大量从事“非遗”教学研究的教师不具备“非遗”研究的知识背景,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他人所取得的成绩来保证自己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非遗”科研是“非遗”保护的高级阶段,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然后总结归纳成可供同行们参考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进一步实施到自己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去。更促进了“非遗”保护在校园里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重视“非遗”科研无非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自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为学校教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非遗”研究平台,学校鼓励教师们对地方“非遗”项目进行研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短短的几年间,学校教师已发表“非遗”类相关论文105篇,省部级课题8项,市厅级课题103项,这对徐州甚至周边地区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做了巨大的贡献。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非遗”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使自己更进一步的从社会、历史、传统、风俗等方面更全面的了解“非遗”文化,并且能让“非遗”传承植根于年轻人的意识中,达到校园“非遗”传承的根本目标。以“叮叮腔”为例,2012年,10级音乐系张夏梦同学申请的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下视角下的徐州“叮叮腔”音乐采录、整理与研究》被评为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成功结项。张夏梦同学在了解和研究“叮叮腔”之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目标定为自己家乡的小戏——“淮海戏”,并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12级音乐系学生孙亚、张雅文所申报项目《徐州“叮叮腔”老艺人口述史调查整理》被评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学生们在申请和研究“非遗”项目的过程中,能够基本掌握科研的基本操作方法,为自己毕业论文的撰写以及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学生与教师一样,也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关键因素,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能力及其学习方式都会影响到“非遗”在校园的传承。学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叮叮腔”的保护传承工作。 

(一)田野调查。2012年7月,学生们就奔赴“叮叮腔”的流泛地开始了第一次的田野调查。这次田野调查也是在1960年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师生对“叮叮腔”进行全面普查之后的又一次的田野调查,经过漫长的半个世纪的空白期,把接力棒送到了这些学生手里。同学们得知后充满了对“非遗”文化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现有的关于“叮叮腔”发展的文字、图片、音像进行大量的搜集与整理,调查其流布范围、密度及其文化生态等情况,掌握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2015年7月,再一次对“叮叮腔”艺人的口述史做了详细录音整理。然后将各相关类别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二)学唱排演“叮叮腔”。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叮叮腔”,更深层次的领悟“叮叮腔”的魅力,在学生通过“叮叮腔”选修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该小戏的唱腔以后,我们又聘请了“叮叮腔”的专业演员帮助同学们排演“叮叮腔”剧目。主要是通过唱、念、做、舞、音乐、服装、扮相等几个方面入手,为其“活态化”的传承做出实际行动。2013年12月16日,音乐系孙亚、梁欢欢、马芯如、张雅文同学排演的“叮叮腔”剧目《梁祝》参加了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传承“非遗”项目汇报演出,她们俊俏的扮相、专业的演唱受到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扬。 

(三)论文写作 

从学生层面上看,如何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技能和审美特征,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论文写作无疑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些问题。我校10级音乐班徐达2013年暑假到“叮叮腔”的原发地徐州市利国镇进行了7天的田野调查并跟老艺人面对面学唱了“叮叮腔”。回校后,徐达同学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和学唱体验发表题为《探究“叮叮腔”传承与保护中遇到的问题》,文中除了提到政府对“叮叮腔”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外,还提出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后人演唱与记词记谱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老艺人的待遇问题等等。10级音乐学专业杨海鸥同学也把自己的毕业论文选定为“叮叮腔”的保护和传承方向,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学士论文《浅谈“叮叮腔”的保护与传承》。 

四、教材和教法 

教材的继承是优化和完善校园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丰富传承的校本教材,不仅是现阶段高校校园文化遗产的成果,还是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重要载体。“非遗”校园传承在帮助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在引导学生感受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所以,传承教材的编写必须紧紧围绕传承本土优秀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这一原则,要力求体现继承与创新这一主题思想,坚持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力为出发点,注重系统性和实践性的教材,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目前使用教材为吴跃华、李爱珍编写出版的书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和笔者撰写的“叮叮腔”的研究报告为使用教材。教材涵盖了一下几个内容: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概述——知晓什么是保护;2.“叮叮腔”的艺术特征——了解“保护对象”;3.“叮叮腔”的田野调查——掌握“保护存见状况”;4.“叮叮腔”保护实践——采取“保护行动”。 

在实际教学方法上,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性解决保护问题为学习取向,以合作教学(师生共同合作)为基本理路,以讲说为辅,排演、调研保护实践为主的课程理念。力争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等各方面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并取得学生发展与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一整套的建设目标。 

五、结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教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观其前景,高校应当积极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打破单一文本式、学院式的学术及教学模式,通过教师和学生多角度、广泛性的参与,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非遗”项目科学而有效的“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为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徐州“非遗”项目“叮叮腔”的教与学模式探究》,项目编号:YGJ134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徐州“叮叮腔”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60053。 

参考文献: 

[1]吴跃华,李爱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娟,钱逍.试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为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 

[3]赵欣,刘佳新.高校音乐专业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人才培养模式[J].教学研究,2011,(02). 

[4]张坤.在高等音乐教育中建立“非遗”特色教学”的思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5). 

非遗文化调研篇4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简介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考古证明,远在4000多年前大理就有古人类活动,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和稻作文明,秦汉时期商道就通往内地和东南亚,成为祖国西南边疆开发和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理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南诏、大理国的故地。元、明、清时期生产生活水平与中原同步发展,各种文化与之交汇,被称之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是云南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彝族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汉武帝时期,在大理设置了郡县,唐宋时期先后建立的“南诏国”、“大理国”地方政权延续数百年,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理不仅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全国历史文化特别丰富的地区之一。大理现有8个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有9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5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大理州已经有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技艺、彝族打歌、彝族跳菜、白剧、白族民居彩绘、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弥渡花灯等9个项目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张仕绅、赵丕鼎、李云义、茶春梅、鲁朝金等5位民族民间艺人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关系

地方高校院校人才培养类型和定位的应用型取向,不仅仅是教育理论界的呼吁,更是政府政策宏观指引的结果。大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应当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推广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的文化多元:加强本土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注重民族文化的启蒙教育。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应落实到学科创新发展和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中。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应把自己的己任落实到学科创新发展和课程建设中。地方高校应当积极创建地方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急需的新学科,为地方提供文化遗产信息,尤其是作为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研信息,积极协助支持地方及政府制定适合域情和文化发展的文化政策和操作模式,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学者、企业与民族群众、特别是地方高校要密切协作,增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意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游,不断完善旅游开发的保障体系,要围绕打造精品文化产业的要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需人才的实际,围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要,有计划、有目标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入地方高校教学改革教育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开放民族胸怀、提升民族理想、推动民族文化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文化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学者、企业与民族群众、特别是地方高校要密切协作,增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意识,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保障体系,要围绕打造精品文化产业的要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需人才的实际,围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要,有计划、有目标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入地方高校教学改革。大理学院是一所建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综合性地方院校,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地方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应积极出台相关举措。

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大理地区作为地方高校教育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民族宗教、民间歌舞、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工艺、民族节庆、民族旅游和民族饮食文化等。目前可以围绕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技艺、彝族打歌、彝族跳莱、白剧、白族民居彩绘、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弥渡花灯9个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张仕绅、赵丕鼎、李云义、茶春梅、鲁朝金等5位民族民间艺人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相关内容开展。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方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课程问题,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类课程,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质。大理学院可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培养教育、研究、创作、传承人才。可以围绕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容,邀请或聘任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族民间艺人为学校的客座教师,进校为学生开课。

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内容体系,大力开发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编写具有南诏大理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选择、整理,注入课程体系,这是实现大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目标的重要一环。可以围绕南诏大理民间文学、民族宗教、民间歌舞、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工艺、民族节庆、民族体育、民族旅游和民族饮食文化等编写教材。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聘为传习课程专业师资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3.5鼓励、组织大学生走出校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进行参观、调研,把非物质文化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大学生社会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大理学院可以利用寒暑假,组织大学生“三下乡”志愿者服务团队、学生社团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社会实践和调研,通过实地走访、个例调查、统计对比、录音采声、实地摄像记录等多种形式进行非物质文化的发掘保护工作。同时,大理学院可以将这些传承基地定为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长期组织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研、保护工作。

非遗文化调研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社会、审美等多重价值。全面学习所有的音乐类“非遗”是不现实的,集中了解所在省份的音乐类“非遗”是务实而可行的。广东省主要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雷州文化等分支,其中音乐类“非遗”领域,处处表现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个性,给人以种类多样、色彩缤纷之感。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音乐有12种,民间舞蹈18种,传统戏剧15种,传统曲艺4种。①而入选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则更为多样。

一、高校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困境,现状不容乐观。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广东省的高校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高校教育是传承音乐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教育能最大程度地影响大众。广东是中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省会之一,也是中国南方高校最密集的城市,仅广州市就有高等院校80余所。将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与高校教育相结合,不仅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目标和精神的需要,还能深化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通过两者的结合,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育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促进校内教学与社会实践互动,形成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科学的发展观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方针。

(一)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非遗”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但具体涉及到音乐类“非遗”的类别划分、保护与传承的方式方法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广东省音乐类“非遗”的资源,因为传统音乐与其他艺术及文化门类的交叉性等原因,目前还未有比较权威的电子资料库或专著予以宏观、详细的说明介绍,而侧重于关注某一具体类型诸如客家山歌、粤剧等的研究。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可以从高等教育、地域性非遗资源以及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展开有关音乐类“非遗”保护的深层次的理论课题研究,提出相关概念,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如,可比较研究不同专家学者们有关非遗分类的观点,提出广东省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广东省艺术类非遗工作系统而深入地展开。通过对广东省内各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加强数字化研究,有利于图文声像并茂地向学生介绍广东省内各地区、各类别的不同级别的音乐类“非遗”资源及传承人;深入挖掘和展现岭南文化的厚重底蕴与优秀精华,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体现其教育价值。

(二)教学方面

高校不仅具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即专业师资力量,能为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充分的专业指导;配合政府、传承人做好实质性的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同时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教育方式方法的专业化、集约化能培养更多更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人后继无人的局面。

立足广东,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因地制宜开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活动,并将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教育列为素质教育的内容。不但能够丰富高校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拓展教学资源,体现地方特色,还能够以此为契机,编写相关音乐类“非遗”普及教材,有效地传承广东省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保护与传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设精品课程以及教材革新,开设艺术类非遗特色专业。通过音乐类“非遗”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从素质教育的高度,朝着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方向发展,以文化传承的视野重新审视音乐学科的教学,探索出具体有效的有关音乐类“非遗”的教学形式和方法。

(三)传承方面

在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今天,传统文化极易丧失其保存、传承的生态环境。在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中对传统表演艺术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理解和发掘,在此基础上,对其传承模式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有可能为广东艺术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提供一种校园形态的场所、方法与思路,并为其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能够通过营造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提升校园文化建设。

通过在高校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大家进一步认识非遗的地位、价值、作用,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氛围,利于深入探索建设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体系。

二、高校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思路

高校参与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旨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高校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之路。通过研究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方法,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为广东省音乐类“非遗”保护做出教育传承的努力。

(一)广东省音乐类“非遗”现状的调研

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众说纷纭,各有利弊,尚未统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分类标准、遗产名录予以公布的。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包括传统音乐类、传统舞蹈类、传统戏剧类、传统曲艺类等类别。目前尚未有完整而系统的资料库或专著能够便捷地查找到相关资料,不利于相关内容的学习与研究,直接影响其保护与传承。

因此,首先应对广东省各级非遗名录进行搜集与整理,按照部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大区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类型把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予以分门别类。通过搜集、整理、汇编,以此为基础,编写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普及教材。其次,应对广东省内兄弟院校关于音乐类“非遗”保护工作进行学术调研,通过调查,了解“非遗”在高校传承的现状,总结各个高校在保护与传承方面的经验与不足,提出思考与建议,撰写相关调查报告。再次,可结合各自高校的地缘与师资条件,对本区域内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予以实地调查,通过文献资料搜集、田野调查系列报告会、田野调查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积极展示和宣传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研究

在高校的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中进行实践研究,从专业、普及层面做好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相关工作。在音乐专业方面,对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如将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范围,在音乐赏析、专业演唱、演奏等课程中渗透“非遗”文化,以求达到继承和保护的目的;将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作为“活性资源”请进校院、请进课堂,举办“非遗音乐进校园”活动,实现非遗的动态保护与传承。在非音乐专业,开设与音乐类“非遗”相关的选修课程,积极宣传教育;与校社团结合,积极开设校园“第二个课堂”,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认知、学习、研究“非遗”音乐,激发学生对音乐类“非遗”的兴趣与热爱。

筹备构建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不仅对广东省的非遗工作保护和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利于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发挥高等院校资源充沛的优势,和其他学科建立共同研究的关系。重视“非遗”音乐传承的研究团队与教学团队的建设;与广东省其他兄弟院校进行广泛的交流与研究,从多角度探讨非遗音乐的传承模式。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努力贯彻构建广东省文化强省的总方针,广东省的高校有责任与义务承担保护与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努力探索,不断提高全省的文化软实力及对外文化影响力。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保护与传承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来源于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的统计数据。

参考文献:

[1]李爱真,吴跃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非遗文化调研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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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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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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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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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2008,(1).

[34]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review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ethnicminoritiesinChina

DenGXiao-yan1,2

(1South-Centralnationaliy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2Hubeieconomycollege,wuhan430205,China)

非遗文化调研篇7

据《咸阳年鉴》(2012卷),咸阳前三批申报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92项,部级占2项。其中形成品牌效应的有23项,以食品及其加工技艺为主,如张记馄钝、老王家烧鸡、各县地方小吃等。2012-2016前三批涉及互联网推广的品牌仅占到5.4%。咸阳市电子商务企业创业孵化基地2014年12月对咸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琥珀糖进行了品牌的互联网线上推广孵化,品牌化系统中的mi、Bi、Vi及其应用系统较为完整。互联网推广中的应用系统有一定缺失,仅做到网页宣传,渠道销售等。

二、咸阳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样本选择

咸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调查样本的选取截止第三批以前申请成功却未进行品牌化的“非遗”。以样本总数达到5个左右为适,以下将整体介绍此次具体样本的概况。

(一)旬邑彩贴剪纸。旬邑彩贴剪纸是采用多色彩纸通过剪、贴、衬三种工艺流程把彩色纸粘拼并和汉族民谣故事相呼应,点缀为一张完美的艺术作品,内容以人物、动物、花卉、民俗、民歌、为题材,富丽堂皇,神秘诡谲,浪漫夸张。旬邑彩贴剪纸与招魂、送病、镇宅、祈雨等多种汉族民俗活动息息相关,是汉族民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二)乾州布玩具。乾州布玩具是流传于陕西乾县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手工艺品的代表作,集民间剪纸、刺绣、制作工艺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布艺,即布上的艺术,它是以布、绸、绢、缎等为主要原料,以民间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容为题材,用变形、夸张的手法,同时融合、吸收民间美术中多种品类的制作技艺制作的一种布质工艺品。

(三)礼泉皮影。礼泉皮影是在中国农耕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汉族民间艺术,是古代陕西人民思维与物质观念的产物。它的题材、内容、艺术形式都是为适应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生活和居住特点而产生的,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点。作品高大美观大方,形象夸张、刻工精湛、细腻,色彩明快、雅俗共赏等特征。

(四)秦腔脸谱绘画。鲁新政先生是兴平秦腔脸谱绘画艺术的一位杰出代表,他从事秦腔化装艺术四十余年,退休后,一直进行秦腔脸谱的绘画及制作工艺。他笔下的脸谱人物不但有皮影、剪纸艺术的原生态韵味,又具有汉代石刻的粗犷与刚劲,极具研究与收藏价值。

(五)乾州面塑。面塑又称礼馍、面花,其实就是花样馒头,乾县花馍是面塑艺术的代表之一,它的花饰以花鸟鱼虫、蝴蝶、蔬菜、水果等万物生灵为主,表达对祖先的祭祀、老辈的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S富内容。

三、咸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化调查

(一)调查目的。通过调查目标用户的价值观,了解影响用户认可“非遗”品牌化及互联网推广的因素与内容,了解“非遗”品牌化具体发展及状况、了解品牌化程度、系统是否完善、了解品牌载体产品的市场状况、了解大众对品牌的认知度、得到准确的互联网+品牌化的系统建设指南。

(二)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访谈录音法、资料调查法。

(三)调查地点及人数。调查的地点为咸阳“非遗”8个样本的所在地,旬邑县、礼泉县、长武县、彬县、兴平、乾县、永寿、咸阳秦都区。调查队由4人组成,每地发放试调研问卷20份,主要针对当地“非遗”继承人、保护单位等,以便及时调整正式问卷中的问题,最终每地发放正式问卷102份。

(四)试调查问卷。试调查的目的是增补自己问卷中的因素及对问卷中的问题进行改进。试调查了20份,记录一般用户在做问卷时所遇到的问题,指出问卷中晦涩难懂的地方,并进行改进,而对专家用户在填写问卷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访谈,增加因素的全面度。

(五)咸阳“非遗”互联网+调研。利用互联网平台搜索门户网站,各类平台有关咸阳“非遗”的宣传及推广情况,情况不容乐观。缺乏品牌化的同时仅仅做到一些网站的宣传是无法达到“非遗”产品的推广。并不能让更多人认知咸阳“非遗”,大部分也未能形成品牌效力。整个品牌企业产业链也未利用互联网进行更大潜力发掘,主要还是“非遗”产品单一,不能被大众认知和接受。

通过互联网对咸阳“非遗”进行搜索的结果可以看出,咸阳“非遗”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仅仅停留在政府官网介绍、微信平台、其它设计品牌周边产品研发上。未形成自主品牌推广,互联网咸阳“非遗”品牌形象系统也很缺失,因此也加大了品牌化的难度。

四、小结

通过对咸阳“非遗”互联网+品牌的初步调研,对其问题及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认知,得到其品牌化及互联网推广的现状。得到设计指南,为下一步的品牌化手册的完成提供了依据,也为互联网线上推广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1]种海峰.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01):164-166.

[2]王伟伟,胡宇坤,金心.传统文化设计元素提取模型研究与应用[J].包装工程,2014,35(3):73-81.

作者简介:

非遗文化调研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音乐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201-01

加强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更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高校的音乐教学体系中,在教学过程中,加入音乐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使当代大学生在学习中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培养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并不断进行传承。

一、高校音乐教育能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校音乐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高校经过多年的建设,具有大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音乐、图像等资料,能够使学生从各个方面了解认识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其次,高校是学识渊博的学者的聚集地,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可以讲授各种音乐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还可共同协作,组建科研团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再次,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同时还掌握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较强,加之对本专业的喜爱,因此有助于开展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教育,唤起当代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识。同时,大学校园不仅是一个文化载体,也是一个社会化的场所,学生拥有较多的实践机会,可组织参加各种与音乐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认识独特的民间艺术,领略其中的艺术价值,对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阻碍非遗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发展传承的因素

笔者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查找资料等方式对河北省近十所高校进行调研,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情况,并对其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当代大学生的兴趣来看,大学生最喜欢流行音乐,从几年前的“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再到现在的“中国好声音”,备受当代大学生喜爱,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却极少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

其次,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课程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缺少重视。高校的音乐教育虽然在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却忽视了中华民族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在渐渐消失。因此,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进行传承势在必行。

再次,教师业务水平仍不能驾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的传授。目前,河北各高校音乐专业的师资队伍较雄厚,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具有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专业课程能力的教师仍很匮乏。

三、在高校音乐教育中传承非遗的意见与建议

(一)配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种类繁多且地域性强,学校应选拔优秀教师,鼓励其外出学习进修,并要求其积极参加专业院校和社会中举办的相关课程培训,积累相关的文化遗产知识,迅速提升相关的专业技能和教授能力。

(二)精心挑选,组建适宜的教学材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地域性强,可供课堂教学选用的教学资料可谓琳琅满目。各高校可根据本校所处的地理环境,选取适宜的教学材料,在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提供充足的音响材料的同时,也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呈现出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形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因此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模式,以便与教学内容相符,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讲授”“讲座”等方式可以作为学生学习“非遗”内容的基础形式,教师通过讲解基本知识内容,表演相关的音乐作品,使学生认知并记忆。

“观摩表演”是一个有效连接两个学习过程的教学形式。首先学生通过观摩民间艺人的现场表演,学习表演者的表演形式、动作要领等,并与表演者交流、请教学习,获得直接的体验。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了人类历史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魂宝。高校音乐教育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势在必行,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传承优秀民族民间音乐作品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会不懈努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寻找、总结更多、更好的传承经验。

参考文献:

[1]裴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文化研究――许昌市城市社区音乐活动的音乐社会学考察[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

非遗文化调研篇9

2007年被录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雅砻江河谷藏族母系氏族习俗”它产生于雅砻江支流鲜水河下游两岸狭长的河谷地带,分布于雅江县瓦多、木绒、普巴绒三乡。来到走婚大峡谷可以听到来自天籁的梵音,可以探寻那独特的扎坝方言――“扎巴话”,可以倾听这个雪域民族的古老传说,还可以看到飞檐走壁式的浪漫爱情---“走婚”,怪异的饮食文化――吃“臭猪肉”。但随着国家大型水利设施"两河口"电站的上马,“扎巴走婚习俗”将面临电站大坝的库区淹没。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雅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和氛围,使我县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抢救、保护、传承和发扬。

一、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科学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一)把抢救濒危项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对我县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又处于濒危状态的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年事已高、掌握特殊传统技艺的民间艺人的生活条件进行改善,并对其技艺抓紧进行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对珍贵、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等,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尽快进行征集、收藏和保存。

(二)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组织,统一部署,全面开展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调查,彻底摸清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逐步建立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报国务院备案;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积极做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工作。

(四)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要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及相关学科建设。经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单位可以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予以妥善保管。

(五)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鼓励传承人讲习、带徒等多种方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传承。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如:“扎巴走婚习俗”就可以采取此办法来保护。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

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规划,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各级政府应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和实际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非遗文化调研篇10

一、强化领导、健全机制、全面布置,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落到实处。

我市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狠抓落实。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多方争取支持,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先后多次召开相关工作会议,明确各部门各科室的职能及相关责任人职责分工。二是完善和健全相关组织,2005年我市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及专家委员会,2013年8月,鉴于人员变动和工作分工调整,重新调整了组成人员,分别由市文化局一把手局长任组长,分管社文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组长、主任,积极向上争取,落实专项经费、调整充实了三名新同志,加强人员力量匹配、所需器材设备得到有效保障。三是精心谋划、科学制订普查工作方案。今年以来,我市先后多次组织部级专家、学者座谈、论证,多方召开协调会、论证会,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确定首选普查、申报的重点对象及范围。四是加强培训,专题布置。举办文化站长及普查骨干培训班,提高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同时针对部分乡镇、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专题讲解、培训、指导。

二、突出重点、点面结合、全力推进,深入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一是抓好重点非遗项目的普查、申报工作。在去年完成溱潼会船、溱潼砖雕、淤溪面塑、滚莲湘等普查、申报工作的基础上,今年5月之前,我们重点抓好了溱潼鱼饼虾球技艺、白米糖塑、邓氏脾症、蒋垛许氏伤科项目的整理上报,申报市第二批非遗名录。通过深入民间走访以及组织人员到基层挖掘、收集素材,辅导、指导基层文化站工作人员帮助完善资料、装订档案等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基础台帐资料。二是邀请专家、学者会审,指出存在不足,明确努力整改方向,完善补充方案。今年我们借助溱潼会船已成功申报为部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扩展名录的契机,专题就溱潼会船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就如何放大“溱潼会船”效应组织了研讨,结合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日在电台、《新闻》报纸大幅度,大力度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也达到了教化民众、引起重视的目的。央视4套《走遍中国》栏目,专题播放了“溱潼会船”,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非遗项目的重大影响。三是查用结合,发挥普查效用。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开展各项非遗普查与保护成果展示活动,让人们认知历史,认知非遗保护利用价值,先后组织全市民间艺人绝活现场制作、展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民间美术作品展以及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图片展、农民歌会等活动;同时,精心创作了溱湖旅游文化丛书、出刊了三水文化丛书《人文三水》、《物华三水》、《诗画三水》三本重要刊物,组建了市散文学会,将我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精心采风,创作了“窑工号子”,“筛花生号子”等,打出了“滚莲湘”、淤溪“牵驴花鼓”的品牌,今年,我们还组织了农民歌会民歌大赛,组织参加了市原生态文化农民演唱会活动,让非遗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创新应用,并在市电视台开辟“三水文化”讲坛,今年以来,我局已就“三水文化”、“溱潼会船”、“走近天目山西周古城遗址文化”进行了三期讲坛,先后两批公布了市第一批、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而使得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得以传承光大。

三、整体推进、有机交融,全方位普查,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我市继续把2013年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年”。通过“一查”:以各镇为单位,对本镇境内的乡土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性大普查;“二清”:弄清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存在保护、传承情况;“三展示”:展示调研活动的重要过程,体现抢救历史文化资源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展示本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物原貌以及抢救、保护和传承情形;展示乡土历史文化大调研活动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文章、摄影(含电视)、美术作品等,确定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传承项目7项。目前,正在首手准备调研、整理包装的有:董记牛肉、张甸斗七巧、华港皮老虎、溱潼窑工号子、淤溪牵驴花鼓、蒋垛猪头肉、酥饼等。陈氏针灸、吉高故事、罡杨纸扎、大炉烧饼等正在整理之中。今年11月份,将结合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对大调研活动收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进行全方位陈列展示、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