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的收获篇1
一、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
根据《问答》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无直接联系，以及虽与生产经营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评价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在理解非经常性损益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非经常性损益即国际会计准则中所提到的利得和损失。公司如果发生非经常性收益，则会导致公司经常性活动产生的净利润要低于利润表中所反映的当期净利润，从而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盈利指标就会小于按照当期净利润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如果发生非经常性损失，则会导致公司经常性活动产生的净利润要高于利润表中所反映的当期净利润，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盈利指标就会高于按照当期净利润计算所得出的结果。
(二)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发生于与公司生产经营无直接联系的相关领域。比如，公司出售分部或子公司所取得的投资收益在很多公司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但是，非经常性损益也有可能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比如在关联交易中，大股东为了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购买上市公司生产的产品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上市公司供应原材料，从而增加上市公司的利润。由于按照非公允的价格进行关联交易所获取的利润并不是公司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可以获取的利润，因而也应该算做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
因此，在确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时，切记非经常性损益与非经营性损益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公司完整的经济活动应该包括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三部分，除了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外，还应该包括企业基于各种战略考虑所进行的对外长期投资活动等资本经营活动，也应该包括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资金自行进行的短期投资活动和相关的筹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损益是否来源于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作为判断该收益是否为非经常性损益的唯一标准。
(三)判断某项损益是否为非经常性损益时，除了应该考虑该项损益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联系外，更重要的是应该考虑该项损益的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的大小。
1.判断某项损益的性质，应主要分析产生该项损益的事项或业务是否为公司持续经营所必需，是否为公司发生的特殊业务。从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看，特殊性的事项或业务具有高度的反常性，而且与企业正常典型的活动明显地不相关或仅仅偶然相关。如果产生某项损益的事项或业务是公司持续经营不可或缺的，则该项损益就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来处理。比如，公司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每隔几年要对设备进行一次大修理，因而不是公司的特殊业务，所发生的大修理费用就是公司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能力所必须发生的费用，由此而产生的损益也就应该是公司的经常性损益；又比如，上市公司由于向关联企业借用资金而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如果明显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则此项资金借入业务就不是公司持续经营所必需的业务，而是一项特殊的业务，因此多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就应该是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
2.判断某项损益是否为非经常性损益时，还应该考虑损益金额的大小。根据会计中的重要性原则，对于一些金额较小的非经常性损益即使将其视为经常性损益，也不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分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对于一些明显可归于非经常性项目、但金额较小的损益，为了简化起见，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其视为经常性损益处理。但是，如果这些损益对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将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时，仍然将其视为经常性损益就不恰当了。比如，某上市公司向关联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收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高了50万元，扣除所得税的影响后仅占当期净利润的0.1%，如果公司按照当期净利润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刚好超过6%，但扣除该项收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则低于6%。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扣除多收的50万元，会使公司达到了发行新股的最低条件，扣除后该公司就失去了发行新股的资格。所以，应将多收的资金占用费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3.除了考虑损益的性质和金额外，还必须考虑其发生的频率。产生非经常性损益的事项或业务应该是公司发生的偶发性事项或业务，也就是公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合理预计是否会发生的业务。正是因为这些事项或业务发生的偶然性，由此而产生的损益就应该归属于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比如，公司于本年度获得了当地政府给予的一次性财政补助300万元，使公司避免了出现亏损的不利局面，但公司对于以后年度能否继续获得此类补助则无法进行合理的预计。因此，本年获得的300万元一次性财政补助就应该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二、非经常性损益包含的项目
在《问答》中，对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分别按照“应该包括”和“可能包括”进行了解释。非经常性损益应该包括的项目有：(1)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导致的损益;(2)处理下属部门、被投资单位股权损益;(3)资产置换损益;(4)政策有效期短于3年，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以及其他政府补贴;(5)比较财务报表中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期间净利润的追溯调整数；(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公司在编报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或申请发行新股的材料时，应将上述项目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非经常性损益可能包括的项目有：(1)流动资产盘盈、盘亏损益；(2)支付或收取的资金占用费；(3)委托投资收益；(4)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公司在编报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或申请发行新股的材料时，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析上述项目的实质，准确界定非经常性损益。公司若将上述项目不归类为非经常性损益，应该充分说明其原因以及涉及的金额。《问答》并没有列举全部的项目，但强调公司在具体判断时应该根据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合理地进行。以下拟对非经常性损益可能涉及的项目做一简要分析。
(一)商品经营活动可能涉及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1.商品经营活动中显失公允的关联购销交易产生的损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只要基于公平合理的基础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是商品生产经营中的正常现象。但很多公司基于利润指标的考虑，在关联交易中往往采用不合理作价的方式为公司增加利润。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高低，在计算财务指标时应该将由不合理的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润水分予以扣除。但是，在扣除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损益时，应该按照关联交易的具体类型分别确定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属于公司持续经营必不可少的、经常性发生的业务产生的损益在计算非经常性损益时，只应该扣除关联交易作价与公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所形成的差额损益，如商品经营活动中包括的关联采购、关联销售、土地的租赁、各种辅助性劳务的提供等交易类型。
2.资产的处置或置换损益以及债务重组损失。公司为生产经营所购置的各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是公司进行持续经营不可或缺的基础，作为生产型公司购置资产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通过对这些资产的出售或置换以获取利润，处置或置换此类资产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频率也是很低的；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发生的损失也是经营活动中偶然发生的损益。因此，对于企业由于处置或置换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损益以及债务重组的损失，应该剔除在经常性损益之外，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3.有关资产的盘盈或盘亏。资产盘盈或盘亏应该是属于公司偶然发生的业务，由此产生的损益应该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4.资产减值准备。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公司在持续经营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项，因此公司不应该将计提的各种资产减值准备对损益的影响看作非经常性损益。
5.补贴收入及相关的税收优惠、返还。对于公司获取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等各种税收优惠及税收返还、财政补助等其他各种补贴收入是否应该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合理地判断：(1)根据获得补贴收入或享受税收优惠、返还的期限，判断公司能否在未来较长的期限内获取这些收益。如果公司能够在较长的期限内(比如在连续3年或3年以上的期限内)连续地获取这些收益，则可以认为这些收益的取得构成了公司经常性损益的组成内容。(2)根据相关收益取得的法律文件是否存在、是否符合现行规定。如果没有审批文件，或属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越权审批，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即使能够在很长的时期内可以获得，也不能作为公司的经常性损益。比如，某公司拥有进出口经营权，每年均有大量的进出口业务，则公司每年收到的税务部门的出口退税虽然在会计处理时作为补贴收入，也应该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处理。
(二)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公司发生的投资活动包括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两种基本类型，由此获取的投资收益包括:股权投资收益、债权投资收益以及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对于上述三部分收益能否作为公司的经常性损益，应该根据其形成的具体来源进行分析：
1、公司基于战略发展的考虑进行各种长期投资，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转让以获取价差收益。因此，通过对外的长期股权、债权投资在持有投资期间所获取的正常投资收益，应该作为经常性损益。但是，公司转让持有的长期投资属于特殊业务，由此而产生的损益应该全部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否则无法合理地评价公司的盈利能力。
2、公司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时发生的股权投资差额按照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计入投资收益，如果公司能够合理地预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不会转让该项股权，且摊销期限不短于3年，则可将此项发生频率较高的损益归属于公司的经常性损益。
3、公司进行的各种短期投资(包括委托投资)其目的主要在于获取短期内的差价收益。由于在经营活动中收入和支出之间存在时间差，从而可能导致部分资金闲置。因此，如果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资金而不是借入的资金直接进行而非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短期投资，则可以将此类投资产生的收益作为公司的经常性损益处理。
4、如果公司发生向其他企业拆出资金或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也应该作为企业的投资活动。如果此类活动产生的收益高于或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则应该将实际获取的收益与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结果之间的差额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三)筹资活动可能涉及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1.如果公司在进行工程项目建设时，可能获得财政贴息的优惠政策，则可以将获得的财政贴息收益冲减工程成本或当期财务费用。但是，由于财政贴息的时间一般为一年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三年，因此，应该将获得的财政贴息收益进入当期损益的部分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2.如果公司在向关联企业及其他企业拆入资金时，支付的资金占用费高于或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应该将实际支付的资金占用费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得出的结果之间的差额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处理。
3.对于外币业务发生较多的公司，由于汇率变动而形成的汇兑差额应该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处理。
(四)其他项目
1.营业外收支项目中，公司发生的诸如捐赠支出、债务重组损失、罚款收入或支出、非常损失等营业外收支项目(不含上面已经提及的项目)，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频率不大，属于偶然发生的事项，因此均应该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但公司支付的学校经费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是公司需经常发生的事项，因此应该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处理。
2.追溯调整的影响数。由于公司会计政策在制订以后一般情况下应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会计政策变更不是经常发生的事项，由于变更会计政策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而引起的以前年度损益的变化，应该作为当年的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3.公司由于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而实际收到的所得税返还，按照现行会计处理的方法应该在收到时冲减所得税费用，而不是计入补贴收入，严格说也是公司的一项非经常性损益。但是，公司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应该先以利润表反映的利润总额为基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后再结合纳税调整因素计算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然后扣除按照法定税率计算的所得税后即可得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因此，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计算方法看，由于所得税返还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在计算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时无需考虑所得税返还的影响。
三、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的现行规定，公司在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信息披露时，应该在利润表下面以补充资料的形式，同时在披露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财务指标时，应该在主营业务利润、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基础上，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披露以上两个指标。《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公司披露的是有关非经常性项目对利润总额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披露方式不利于报表使用者对会计报表的分析，不能直观地向报表使用者反映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公司在反映此项目时，可以参考下列信息披露的方式：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2
【关键词】非经常性损益;确认损益;虚拟损益
“损益”是评价企业经营业绩和预测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但是,利润表中的“净利润”仅是准则意义上的“确认损益”,不能反映企业未来获利能力,其中还包括不影响正常获利能力的“非经常性损益”。
在我国,“非经常性损益”是1999年中国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首次提出的。此后,2001年,中国证监会又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专门对“非经常性损益”披露问题规范性意见;2004年修订了2001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文件;2007年对2004年版进行了修订,2008年对2007年版了修订意见。仅9年的时间,有关“非经常性损益”披露规范就出现5版,修订了4次。
显然,“非经常性损益”对报表编制主体与报表使用者无疑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非经常性损益”关系到企业的形象――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价。对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价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毕竟企业归股东所有,股东将资本委托给经营者,其目的是资本增值;经营者接受股东委托,经营资本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股东财富是否增值的主要标准(不是唯一标准)是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但企业的净利润并非完全来源于正常的经营活动,还有一些来源于非常活动。如果投资者误将非常活动带来的损益作为经常性损益理解,可能对企业未来的前景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蒙受决策失误带来的经济损失。
一、非经常性损益的历史变迁(表1)
二、从定义变迁看“损益”观念的转变
虽然有关“非经常性损益”的规范文件有5版,但定义只有3版。由此可见,“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相对稳定、成熟。
(一)1999年,初次定义“非经常性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损益之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损益。
该定义在我国会计改革中的历史意义是对“损益”观念的重大革命。“净利润”能够反映企业过去的业绩、展望未来的获利能力,但是,“净利润”仅属于会计“确认损益”,不能等同于“盈利能力”。
因为“净利润”中还有不影响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损益,这种损益不具有可持续性,不能作为正常损益对待,否则,会导致投资者对企业为未来获利能力作出错误的判断。
该定义的缺陷:将正常性损益与非经常损益的判断标准定义在损益发生的频率上――偶发损益。有些损益并非偶发,但也不影响企业未来获利能力,如果将这些损益作为正常损益对待,也会导致投资者对企业未来作出错误的判断。
(二)2001年对1999年定义的修订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
修订后的定义不再单纯以损益发生的频率作为划分正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的标准,开始强调损益与经营业务的关系――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损益,或者与经营业务有关,但影响正常盈利能力的真实性与公允性的收入与支出。
该定义将“准确考核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理念融入其中①,将与经营业务有关但影响准确评价企业获利能力的损益列入其中,防止投资者错误地理解“正常性损益”,弥补了初次定义的缺陷。
该定义的缺陷:容易使人对“非经常性损益”作出错误的理解,即“非经常性损益”是影响“正常盈利能力”真实性与公允性的“虚假损益”。“非经常性损益”包含在会计准则确认的损益中,并非虚假或不公允,只是这种损益对企业未来获利能力没有可持续性。
(三)2004年对2001年定义的修订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该交易或事项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的特殊性,影响了反映公司正常经营、盈利能力的各项交易、事项产生的损益。
修订后的定义弥补了2001年定义的缺陷,不再将“非经常性损益”与真实性、公允性挂钩,强调“非经常损益”对正常获利能力的影响。
该定义更加突出从“净利润”中分离“非经常性损益”的目的――反映公司正常经营、盈利能力,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作出准确的判断。
三、从内容变迁看“损益”观念的转变
在短短9年中“非经常性损益”内容进行了4次修订。一方面是由于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会计准则对“净利润”确认的变化。
(一)1999年首次提出从“净利润”中分离“非经常性损益”的要求
非经常性损益内容:主要是利润表中的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②。
当时,企业经济业务比较单纯,复杂的重组业务与资产置换业务还较少见,“净利润”的构成主要是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损益,“非经常性损益”所占比重较小,因此对投资者理解企业获利能力影响不大。
但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许多企业在资本运作中采取复杂的重组、置换等手段,报表利润剧增,但企业获利能力却无显著的改善,许多收益属于“运作收益”。
(二)2001年对1999年的内容进行了重要的修整
就“非经常性损益”作出专门的解释,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将营业外收支以外的非正常或不影响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损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防止投资者对企业未来获利能力作出错误的判断。如表1中的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导致的损益;处理下属部门、被投资单位股权损益;资产置换损益;支付或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委托投资损益。
这次对“非经常性损益”内容的扩展,使人们对“正常损益”有了新的认识――“正常损益”并非“净利润”-/+“营业外收、支”:在营业收入中存在关联方交易显失公允的收益与资产置换收益;在财务费用中存在资金占用费;在投资收益中存在着非本企业所能控制的委托投资收益。
这次修订,将“非经常性损益”分离,从“净利润”引向“营业利润”,打破了利润表结构限制――正常损益≠营业利润。
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还是会计规范的变更。2000年12月,财政部修订了《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投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其变更、会计差错更正》等5个容易被利用粉饰报表损益的准则;对有关重组业务回避了公允值;颁布了完整的会计行为规范《企业会计制度》。会计规范的变化,导致“非经常性损益”中不再包括:债务重组收益、接收捐赠收入、资产置换损益。因为这次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提高“损益”的可靠性,防止重组收益计入利润表:不再确认资产置换损益,将债务重组收益和接受捐赠收益计入权益,但将债务重组损失和捐赠资产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这些会计改革举措提高了“损益”的可靠性,但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会计确认的合理性。
(三)2004年对2001年的内容进行了微调
将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作为“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
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粉饰获利能力的现象进行补充。
(四)2007年对2004年的内容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这次重大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与我国进入世贸组织的背景,要求我国企业财务报表提高国际通用性。这次会计改革,对确认计量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影响到“非经常性损益”内容的重大调整。
增加了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小于合并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损益。这是由于《企业合并准则》要求对企业合并中的“负商誉”确认当期损益所致。这种收益属于重组收益,与营业活动无关,不影响未来获利能力。
增加了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这种支出计入“管理费用”,但与营业活动无关,且属于偶发事项,不影响未来获利能力。
增加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这是由于《合并报表准则》的要求。这部分损益也属于重组损益,不能作为正常损益,但在合并报表中并入了相应的收入、费用等项目。
增加了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预计负债产生的损益。这是由于《新准则》积极贯彻谨慎性原则充分确认预计负债所致。但是,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预计负债确认的损失属于正常损失。
这次调整的重大缺陷是忽略了“虚拟损益”③的存在,将其保留在“正常损益”中:《新准则》在利润表中对重要的“虚拟损益”单独列示,以便报表使用者从“净利润”中分解出“实现损益”④,使企业获利能力的评价和预测更加合理、有效。
《新准则》下,利润表中的“虚拟损益”主要为: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新准则》将公允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营业损益,但该项损益对企业的现实经济利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资产减值损失”是资产持有期间,由于市场原因、技术原因、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资产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损失。这种损失虽然十分明显,但因资产尚未处置,因此,只能作为估计损失(只有在资产处置时,资产损失才能被真正确定),该项损失对企业的现实经济利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新准则》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要求采用“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是按享有被企业净利润份额确认,这种收益属于“林中之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虚拟损益”是贯彻“相关性原则”与“谨慎性原则”的产物,对企业现实经济利益与未来获利能力影响不大。“实现损益”仍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它与“净利润”的区别在于前者剔除了谨慎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在损益确认中的估计成分。
此外,这次调整还将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成本负差额导致的利润增加留在了正常损益中。这种收益与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损益相同,均属于重组收益,与营业活动无关,不影响未来获利能力。
(五)2008年欲对2007年内容的缺陷进行完善
将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纳入“非经常性损益”。
将“虚拟损益”纳入“非经常性损益”: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持有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将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的损益视为与营业活动无关的损益,纳入“非经常性损益”。
将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视为与营业活动无关的损益,纳入“非经常性损益”。
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将“虚拟收益”纳入“非经常性损益”时,是否应将“虚拟损失”减计“非经常性损益”,以使“虚拟损益”的概念更完整?但是,在“虚拟损失”中包括:以“公允值为基础的持有损失”和“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持有损失”,两者都包括在非经常性损益中,还是只包括公允值为基础的持有损失?
【参考文献】
[1]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证监会计字(2001)7号[Z].
[2]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Z].2004年修订.证监会计字〔2004〕4号.
[3]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Z].2007年修订.证监会计字〔2007〕9号.
[4]《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证监会[Z].2008.
[5]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列报[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6]presentantionofFinancialStatements,2008.
[7]noncurrentassetsHeldforSaleandDiscontinuedoperationgs,2008.
陈敏教授简介
陈敏,女,1954年生,天津市人,现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研中心教授、博导。1993年全科考取注册会计师,1996年全科考取注册评估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财务会计\企业财务管理。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3
判断一个征收征用行为是否满足“公共利益”条件,关键要看其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而不是在于这个公益目的实现过程中是否同时让特定的企业或私人获益。
公共利益必须最终能够还原为特定类型、特定群体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
今年10月1日,与土地权利密切相关的《物权法》就要实施了。《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制度,构建了土地物权体系。目前,应当以《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以宪法为基础,从以下几方面逐步推进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
征收征用不可为特定对象谋取私利
顾名思义,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可以共享的利益。从受益者来说,它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即某个范围内社会公众或大多数人可以普遍享受到的一种好处,以区别于个人、组织、团体、党派等非社会公众的利益。按此标准,国家安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应属于“公共利益”的构成范围。
公共利益的共享性决定了征收征用行为不得用于为特定的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同时也排除了某一特定方因征收征用行为得益而以另一特定方受损失为代价。在美国,公共利益(公共使用)一般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直接享受的利益,如公共交通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科学及文化教育设施。但政府征收少数人财产又立即转让给另一些少数人使用,比如征收a的住房给B开设零售商店,就不能构成公共使用。
这就需要严格界定征地范围,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区分开来。对于一般性建设用地,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并可保留农民集体土地性质,允许农民以土地权利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即使对于国家机关和军事设施用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工程等用地,也不应过分强调征地的强制性和政府的单方意志,而应尽可能地减少自由裁量权。特别要排除一些地方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将招商引资项目统统作为公共利益,无限制征收征用土地的做法。
征收征用也不适用于直接追求商业利益的经济活动
商业利益不属于公共利益,这是被普遍接受的。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是无法列举的,但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肯定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轶教授也认为,公共利益具有直接相关性。即特定的利益关系的安排,只有直接涉及公共利益时,才产生公共利益的问题。不能把与公共利益间接相关的事项也都归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非商业性决定了那些营利性的商业开发活动不能动用征收征用权。
事实上,法律并不禁止商业开发本身,只是商业开发所需用地不应动用国家征收征用权来强制解决,而应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平等协商和签订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只有那些公益项目才可以动用征收征用权来获得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经济发展对公共利益的基础保障意义,并不意味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都可以构成“公共利益”。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实际上把一切经济发展和建设活动纳入“公共利益”范畴,显得过于宽泛。笔者认为,不宜笼统地界定经济发展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否则将使“公共利益”丧失其作为征收征用权限制的实质意义。
公共利益不禁止非公共利益的附带实现
市场不能自动实现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因此,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但政府的作用主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身份来体现,它不可能自己去实施每一项公共事业,必然要借助各种经济实体(比如开发商)去完成这一使命,也就是要把征收征用的财产(比如土地)转移给它们。
例如,政府征收土地交给某公司用于建设垃圾处理中心,该企业在完成建设任务后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也从中获得了利润,这并没有违反土地征收行为的“公共利益”目的。判断一个征收征用行为是否满足“公共利益”条件,关键要看其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即征收征用及随后的建设行为是否主要为了让社会公众受益;而不在于这个公益目的实现过程中也让特定的企业或私人获益。
换句话说,我们既要防止征收征用行为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追求商业和私人利益,也应允许征收征用行为在主要体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有助于一些非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4
现行农技推广体系是以公益性为基础，从最为关键的基层农技推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选取那些能够反映公益性活动和经营性活动的指标，继而研究这些指标如何影响推广行为和绩效，这是本文判断两者是否可分的基本思路。
1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界定
国发［2006］30号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做出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农作物和林木病虫害、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强制性检验，农业资源、森林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水资源管理和防汛抗旱技术服务，农业公共信息和培训教育服务等。”同时认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承担的农资供应、动物疾病诊疗以及产后加工、营销等服务”属于经营，应积极稳妥地从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中分离出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
本文对农技员发挥的公益性职能和开发性职能从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一是从推广形式来看，农技员对农户的指导时间反映了农技员的基本推广活动，入户指导次数大致反映公益性的指导行为；二是从指导内容上看，农技员对农户进行推荐品种、施肥技术、病虫防治三项内容或多或少地受开发经营利益的驱使，从而与“农资供应”有关；而育秧技术、栽插技术和田间管理则是非物质的纯技术，更多地与公益性职能相关。
2数据来源
对此，2009年本课题组专门对农技员的收入、工作状态和考核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区域包括福建漳浦；广东博罗和高要；广西田东；湖北武穴；湖南鼎城、东安、赫山、醴陵和湘阴；江苏洪泽、金坛、如东；江西都昌、贵溪、宁都、兴国、余干；辽宁大洼、东港、开原；四川泸县、射洪、中江等9省24个县共计339位农技员，然后从农户电话调查中提取对应的2948位农户，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3变量选择
区别是否存在开发经营活动的指标主要包括两个：一是从农技员收入角度来看是存在开发经营收入及其占总收入的比例；二是从农技员工作时间角度来看是否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及其占总时间的比例。
3.1开发经营收入变量。农技员的收入状况是最能反映基层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的指标，受访的339位农技员中，有开发经营收入的农技员仅为62人，占样本总数的18.29%。
3.2开发经营时间变量。工作时间的分配比例反映农技员是否从事开发经营活动，调查显示，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农技员为103位，占受访样本总数的30.38%，另有69.62%的农技员没有从事开发经营活动。
3.3推广行为变量选择。本研究将农技员的推广行为划分为外在的农技推广形式和内在的农技推广内容两个方面。其中，推广形式包括沟通行为、指导次数、指导时期、指导方式、工作态度等5个方面；推广内容包括推荐品种、育秧技术、移栽技术、田间管理、施肥技术和病虫防治技术6项内容。为了准确描述农技员的推广行为，每位农技员的推广行为得分为其对应指导农户评价的平均得分。
3.4推广绩效变量选择。反映农技员推广绩效的数据从2948个农户电话调查中获得。在充分尊重农民对于农技员评价的参与权和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农户可述性角度选择了“增产效果”、“农户满意度”、“指导作用”和“农民素质提升”四个指标来评价农技员的技术推广行为所产生的推广绩效。
开发经营活动对推广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1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概况
1.1有无编制对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有较大影响，但三权管理对农技员从事公益性活动的时间有明显影响。有无编制对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有较大影响。无编制的人员中，三分之一的农技员需要通过开发经营活动增加收入，开发创收占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76.9%；在编农技员也有17%的样本有开发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1.7%。同样，40%的无编制农技员将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于开发经营活动，而在编人员仅30%的农技员偶尔从事开发活动，开发时间平均比例为16.4%，可见开发经营活动是无编制农技员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从三权管理来看，部分县管和乡管农技员存在开发经营收入，开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47%左右，而县乡共管的农技员中约四分之一的农技员可以从开发经营中获得一定收入，开发创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40%。从病虫害预测预报、新品种新技术试验推广、农民培训及农民应急等公益性业务时间比例来看，有无编制对农技员从事业务工作的时间影响不大，公益性活动时间比例均为66%左右；三权管理对农技员从事公益性活动的时间则有明显影响，县管农技员76%的时间用于从事公益性业务工作，而乡管农技员和县乡共管的农技员的同类比重分别为60.85%和61.33%。
1.2农技员从业年数越长，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比例越高。从年龄结构来看，35岁以下的农技员仅有8%左右的农技员有开发经营收入，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开发创收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6.8%；随着年龄的增长，超过55岁的农技员中27%的人员将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于开发经营活动，开发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达74.8%。农技员的从业年数也显示出同样的规律，从业年数在十年以下的农技员仅有18%左右的人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而从业年数超过30年以上的农技员该比例则增加到29%，开发创收比例也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可见工作经验对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也有一定影响，而随着年龄和从业年数增加，农技员用于公益性业务工作的时间也逐渐增加，尤其是55岁以上和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农技员，业务工作时间比例超过70%，公益性职能得以有效发挥。
1.3学历和职称越高，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的活动的比例越小。从学历来看，本科以上学历的农技员中仅有6位有开发经营收入，且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32%，而高中及大专学历和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技员分别有33位和23位有开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5%和50%；开发经营时间分布也呈现相同趋势。可见学历越低的农技员，对开发经营活动的追求动力越大。职称结构也大致相同，高级职称农技员中约有30%的人员将13%左右的工作时间用于开发经营活动，获得的开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40%左右。从公益性业务时间比例来看，职称和学历结构的差异并不明显，均超过65%，公益性职能明显。
1.4各省均有部分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公益性业务活动仍是基层农技员的主体工作。从省份分布来看，江西、湖南、辽宁三省有部分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获得收入，开发创收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5.74%、51.39%和60.96%，开发创收比例较高的多为无编制人员，而广东省有3位农技员从事的开发创收比例超过90%，均为无编制农技员，开发经营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另外，江西、江苏、湖南、四川等地的部分农技员将20%以内的工作时间用于开发经营活动，公益性业务时间比例大部分在60%以上，病虫害预报预测、新品种新技术试验、农民培训等公益性业务活动仍是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主要工作，开发经营活动成为一种有益补充。
2开发经营活动与农技员推广行为和绩效的对应分析
2.1搞开发经营创收的农技员对推广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62位存在开发经营收入的农技员平均推广绩效为77.19，比277位没有开发经营收入的农技员高4.59分，且差异在10%的水平下显著；在推广绩效的各单项指标中，两组样本除了增产效果没有显著差异外，满意度、指导作用和农民种稻技术提升三项指标均有显著差异，有开发经营收入的农技员的三项指标值都相对较高。当开发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0%～75%范围时，农技员推广绩效最高，增产效果和农户满意度均达到最优水平。开发经营时间呈现出同样的规律，日常工作中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农技员平均推广绩效综合得分为76.84，比没有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农技员显著较好，当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时间占工作量的比例为25%以内时，农技员工作绩效达到较高水平，可见适度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并没有影响农技员的推广绩效。
2.2搞开发经营创收活动的农技员对推广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有无开发经营收入和是否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对推广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广形式上，有开发收入的农技员对农户的熟悉程度更高，指导次数也相对较多。当农技员的开发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水平的比例为50%～75%时，开发经营收入成为农技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时农技员与其对应指导的农户非常熟悉，平均入户次数可达10次以上，在4～5个水稻关键生长季节均有指导，工作态度和技术水平也得到农户的认可。同样，开发经营时间的比例超过50%以上时农技员与农户的熟悉度增强，指导时期更为及时，指导方式更为多样。从推广内容来看，有开发经营收入的农技员在育秧技术、栽插技术的平均得分上略高于没有开发收入的农技员；日常工作中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农技员在育秧技术、栽插技术、施肥技术和病虫防治技术的得分上具有较优表现（如表3所示）。开发经营收入比例在25%以下时，农技员在栽插技术、田间管理等非物化技术指导上的到位率较高，而随着开发收入比例的增加，当该比例达到50-75%时，农技员在推荐品种、病虫防治、施肥技术等与农资经营相关的技术到位率较高。调查显示，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并未减少农技员从事公益性推广活动，在入户次数、育秧技术指导、移栽技术指导等典型的公益性指标仍上有显著较优的表现；而且，在受访的9省24个科技入户示范县中，农技员也只有在开发经营收入比例和开发经营时间比超过50%以上时才在诸如施肥管理、病虫防治等有可能与农资经营挂钩的行为指标上有特别显著的较优表现，而在适度存在开发经营活动的50%比例以内则差异并不明显。
2.3不同管理体制下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对推广绩效和行为有不同的影响。有编制且能从开发经营活动中获得一定收入的农技员与没有开发收入的农技员相比，在推广绩效和行为上有显著较优的表现，可见对于有编制的农技员而言，适当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可以作为公益性职能的有益补充。而无编制的农技员是否具有开发经营收入则对推广形式和推广行为的影响较大，开发经营收入诱导无编制人员在推广的形式和行为上有显著改进，而推广内容和推广绩效的差异并未显著改进，可见对于无编制人员而言，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与公益性职能发挥的目的无关。从三权管理来看，县管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获得开发收入的人员有较高的推广绩效和行为，在推广内容方面差异并不明显；而三权管理下放至乡镇一级的地区，能够从日常开发经营活动中获得一定收入的农技员无论在推广形式和内容等行为方面，还是在农户满意和增产增收效果方面都较那些没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农技员更优，可见开发经营收入对乡镇农技员的刺激更大，有助于推广行为的改进和公益性职能的发挥；而在县乡共管的样本中，农技员从事开发经营活动尽管并没有削弱推广绩效，但一定程度上对推广形式、推广内容等行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结论与对策建议
由此可见，农技员的经营与公益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一方面，经营性活动与公益性推广在农技员的工作时间安排中此消彼减，另一方面，经营性活动与公益可以实现对接，允许农技员开展“技物结合”等合理的经营性活动，通过为农户有偿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物品，既可以为农资把关，提高良种覆盖率，促进良法到位率，同时农技员也可以获得一定收益，提高为农户服务的积极性。由于农技推广服务存在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等不同属性，因此有必要根据农技服务性质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系，根据推广服务的物品属性划分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各自的职能领域，积极探索公益性农技推广的多种实现形式。
（1）推广站点，公共服务。对于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农业公共服务的推广站点和组织，应明确其公益性职能，确保能够及时为农民排忧解难。从事这些活动的农技员，应结合当地农作物种类、种植面积、村庄大小和农户数量、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等因素，科学合理落实机构的人员编制，三权管理收归县农技推广部门，予以财政全额拨款，给予编制、经费的保障，使其有明确的工作职能、优良的推广队伍、稳定的经费保障和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其公共服务质量。
（2）专业社队，特色服务。放活经营性职能，重视技物结合，构建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对于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应根据需要组织专业社队，为农户提供特色服务。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5
[关键词]营利所得；所得税；所得税制；净资产税
追求目标的公益性和互益性以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宗旨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不该有“营利”行为。但从现状看，营利日渐成为世界各国非营利组织获取财务资源的重要方式。这是因为营利能够增加组织的经济价值，弥补为实现组织目标带来的财务承受能力不足，保证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服务能力，但过度的营利又可能演变为营利行为，从而使组织偏离“非营利”宗旨。因此，世界各国都将所得税制度设计作为约束非营利组织营利的重要手段之一，保证非营利组织在不偏离组织宗旨和使命的前提下，适度开展营利性活动，并稳定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价值。
一、营利的界定
迄今为止，人们对非营利组织营利与非营利行为界限的认识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j·gregorydees对非营利组织——社会性企业营利的描述。他指出，几乎没有哪个社会性企业纯粹是慈善性或纯粹是商业性，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把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达到一种高效的平衡。他的“社会性企业光谱”采用与纯粹慈善行为、纯粹商业行为相比较的方法，对社会性企业进行了如下界定：行为动机复杂、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收费价格为折扣价或者介于免费和付全价之间；从资本提供方获取低于市场价的资本或捐款与市场利率的结合；劳动力的工资低于市场或者志愿者与专职人员结合等。j·gregorydees对社会性企业的描述，尽管仍是一种框架设计，但这一描述使我们认识到，从纯粹社会性的非营利行为到纯粹商业性的营利行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行为，即营利，它是指非营利组织在不背离组织宗旨和使命的前提下，以提高组织的社会价值为目标，适度采用商业手段，以增强组织获取财务资源的能力，从而实现组织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典型国家非营利组织营利所得的税制标准
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典型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税制标准，总体上采取激励政策，对非营利组织获取的各种收益给予所得税优惠，作为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手段。概括起来，典型国家的所得税制标准主要有收入用途标准和相关经营标准，分析和研究这些标准对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所得税制有一定的启示。
(一)收入用途标准
根据收入用途标准，只要所得收益或利润用于非营利组织实现公益宗旨，则非营利组织的所有经济活动收入都应当减税或免税。如英国对非营利组织(称公益组织)的税收政策取决于该组织是否以慈善为目的，其对慈善目的的界定是一种广泛的含义，包括基本法确定的四个范畴(减少贫困、教育进步、宗教发展，以及其他有利于社会的慈善目的)。如果公益组织是慈善团体，就可以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慈善团体用于非商业目的而使用的燃料和电力也有5％的优惠税率；如果不属于公益组织，一般适用与企业相同的所得税税收政策。
新加坡允许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活动，但收益不能在成员中分配，而只能用于非营利组织本身的活动或从事公益活动。另外，新加坡法律还规定，从事任何与慈善目的相关的贸易或商业活动的慈善组织，其经营所得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时才可享受所得税免税待遇。另外，慈善组织如果不能将总收入的80％或更高用于新加坡国内的慈善事业，则未被用于慈善事业的那部分所得应依法纳税。
日本对非营利组织营利获取的所得，除税率低于一般企业经营所得外，还规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次享受减免税待遇。如果收入用于非营利活动或资助另外一个公益组织，则减税20％；而如果将收入用于资助某些教育组织，这一限额甚至可提高到50％。
198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贝－都乐(bayh－dole)立法：一方面要求大学推广发明成果，并且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收入；另一方面要求大学与企业合作时，对支付必要成本后的剩余收入，必须用于科学研究和教育活动。
收入用途标准有利于促进非营利组织遵守社会公益宗旨，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这一标准一是未限制非营利组织盈利的程度或盈利率，只要将所得用于实现公益宗旨，都可以获得减税或免税优惠，而不论其盈利程度或盈利率高低；二是不能保证非营利组织获取的所得全部或大部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因为非营利组织获取的所得主要依如下路径实现公益目标：营利所得首先进入非营利组织这个“蓄水池”，然后应用于非营利组织这个服务“中介”，如公益宣传、人员培训、工资发放、管理费用支出等，最后应用于公益事业，使公益服务对象受益。但收入用途标准并没有明确“中介”运营的支出标准，这可能导致非营利组织滥用减免税特权，甚至变相为个人营利。如美国基金会自由论坛1993年总资产近7亿美元，而当年用于非营利活动支出只有2000万美元，只占总资产的2.86％，而行政经费却达3400万美元，是非营利活动支出的1.7倍。1995年某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报道了有关6名非营利组织管理者每人领取100多万美元薪酬。因此，必须进一步细化营利的所得税制标准，保证免税或减税收益主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二)相关经营标准
相关经营标准的基本做法是将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活动分为相关经营活动和无关经营活动，对于其从事的与组织宗旨高度相关的营利行为所得免税，而对于其从事的与其非营利组织宗旨不紧密相关甚至无关的营利行为，则与营利组织的征税方式相同。
如美国对符合《国内收入法典》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经美国国内收入局核准认定后享受免税资格，其从事与它们的非营利目标相关的事业取得的所得，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服务性收入(包括会员费)免交公司所得税。美国联邦税法501(c)(3)条款规定，在宗教、慈善、教育、科学、公共安全实验、文学、促进业余体育竞技及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等七个方面，从事非营利性、非政治性活动的组织可以申请成为慈善组织，获得税收优惠。但其开展的与自身免税事业不相关业务的无关经营所得不能享受免税。
新加坡禁止与非营利组织目的无关的商业活动。只有当某项业务或活动与非营利组织目的相关时，才享受所得税等免税待遇。而有的国家只要求其无关经营活动少于年活动总收入的一半就可以享受到免税的优惠政策；有的国家则规定对无关经营活动在其收入的一定比例范围之内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超出限额的计征所得税。
日本《团体税法实施条例》允许非营利组织在33个行业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对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经营的所得课税的税率则规定为27％，这低于对一般企业经营所得课税所适用的37.5％的税率。
相关经营标准对促进非营利组织围绕组织宗旨和使命、增加工作业绩、提高服务质量、避免志愿失灵有着重要意义。与收入用途标准一样，相关经营标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不利于非营利组织通过无关经营活动获取公益目的所需的财务资源，导致组织资金来源渠道偏少；二是无法排除非营利组织谋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可能，例如，利用相关经营实现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服务性收入(包括会员费)最大化，但不按照其宗旨履行社会公益使命，努力使社会公益支出最小化，从而实现非营利组织净资产的过快增长，违背代际公平原则。因此，在肯定相关经营标准的前提下，应当辩证地看待其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完善营利所得的税制标准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典型国家非营利组织营利所得的税制标准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促进了这些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我国没有针对非营利组织颁布专门的所得税法，非营利组织依照《企业所得税法》交纳所得税，可能享有的税收优惠也散见于相关法规政策当中。笔者认为，我国非营利组织营利所得的税制标准除了必须坚持收入用途标准和相关经营标准外，还应以j·gregorydees对社会性企业营利所做的界定为重要理论基础，对现行所得税制做一些补充和修正。
(一)税收优惠所得上限符合组织绩效最大化目标
对营利组织而言，利润最大化是组织的基本目标，但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如果片面地强调商业化行为取向将会改变组织性质，使组织失去存在的价值，但没有经济价值的支撑又会使非营利组织社会价值的实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非营利组织应当努力寻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实现组织绩效最大化。组织绩效是指业绩、效率和社会价值的综合。其中，“业绩”是组织的产出，即办了多少事，提供了多少服务；“效率”指在一定时间内单位资源(人、财、物)投入所实现的产出，即产出／投入；而“社会价值”则指组织行为与使命、非营利宗旨的吻合程度，吻合程度越大，社会价值越高。因此，所得税制标准应当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绩效最大化，核心是确定税收优惠所得的幅度或上限，即盈利率上限。
盈利率与组织绩效存在相关性，如图1。当非营利组织无营利时，盈利率为o，非营利组织业绩因无更多的资源支撑为a，由于缺乏对员工的财政激励措施和良好的服务设施，效率为c，其时社会价值可能达到最好状态为i，组织绩效为b(纯粹非营利行为的组织绩效)；而随着盈利率的提高(由o点向r点移动)，组织业绩和效率因有较多的财务资源支撑而不断上升，虽然社会价值受到损害，呈下降状态，但组织绩效线(bg)仍呈上升状态，当盈利率为r时，业绩线(ad)、效率线(ce)和社会组织线(u)可能接近或相交于q点；但随着盈利率的进一步提高(由r点向f点移动)，非营利组织社会价值将受到损害，社会价值线将进一步下降，可能与横轴相交甚至低于横轴到达j点，形成负社会价值。因为与营利组织相比，公众对非营利组织“背信弃义”行为的厌恶可能更强烈。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效率已无法继续提升，效率线呈水平状态运行，虽然业绩仍在上升，但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边际盈利率增加带来的业绩上升已小于社会价值线下降的幅度，且两者差距呈扩大趋势，结果导致组织绩效线逐步下降，甚至到横轴以下的。
也就是说，与没有营利相比，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能够使组织绩效提升到一个新高点，即由图中的b点到q点，与新高点q对应的是营利的最佳盈利率r，此时，非营利组织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矛盾的协调达到最好状态。超过最佳盈利率点的盈利率，将使组织绩效从最高点下降。
因此，所得税制设计在坚持收入用途标准的前提下，还应当明确税收优惠幅度，即超过组织绩效最大化标准的所得应当按营利组织标准征收所得税，抑制非营利组织利用自身某种或多种优势赚取巨额所得的行为。当非营利组织营利所得连续3年超过税法规定的盈利率上限时，可要求其撤销在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而转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成为名符其实的营利组织。
(二)高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薪酬差额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不以营利为目的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特征，也是非营利组织值得信赖的标志。但“非营利”特征如何得到体现呢?henryb.hansmann的“非分配约束”规则要求非营利组织不能把获得的净收入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个人。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应为所有者、管理者或组织其他成员营利，而应当为组织营利，所获利润只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组织发展，任何个人也没有剩余索取权。
“非分配约束”是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的最重要特征，非营利组织员工的薪酬分配也必须遵守“非分配约束”规则。非营利组织员工薪酬标准的确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薪酬确定除应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外，还应充分考虑社会心理标准，以维护其非营利宗旨和形象。我国民政部登记管理并公布2009年工作报告的41家基金会，2009年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达3940多万元，虽然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职员的薪酬水平是合理的，甚至偏低，但人均薪酬79289.22元(共497名专职工作人员，已剔除不在基金会领取薪酬的专职工作人员49人)，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北京市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140元)，甚至有一家基金会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达到人均385731元，人均福利支出170770元。因此，必须通过税制约束非营利组织变相为个人“谋利”的行为。当非营利组织员工薪酬不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时，只须按税法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反之，税务部门应按超出社会平均工资的差额调增非营利组织应纳税所得额，并参照国外做法征收惩罚性税款和罚款，以督促非营利组织遵守非营利宗旨。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规定，如果非营利组织与对其事务有实质性影响的个人进行交易，并产生了有利于个人的“过多利益”，则对为私人目的或利益服务的行为进行处罚，即对该组织征收相当于该收益10％的税额。对于有实质性影响的个人征收相当于该收益25％的税额。如果这种交易行为在税法规定期限内仍未改正，该个人将被再次处以相当于该收益200％的罚款。同时，对于未按规定期限申报或未完整准确申报的，将面临每天20美元的罚款，最高处罚可达10000美元或其总收入的5％。
(三)对不高于无风险投资收益率的出资者回报免征所得税
我国的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结果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来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是行不通的，但公共服务全部提供“免费午餐”也是脱离现实的。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告诉我们，追求个人私利是人类的本能。只有设法建立起一个基于人类这一本能的、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进行自动调整，才能使二者最终达到和谐和一致。因此，非营利组织所得税制既要鼓励社会资金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又要抑制不正当的出资回报率。
以民办学校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出资人的“合理回报”。营利组织投资者期望收益率的确定遵循收益与风险均衡原理，其基本关系是风险越大要求的收益率越高。用公式表示如下：
营利组织投资者期望收益率=无风险投资收益率+风险投资收益率
但非营利组织以社会公益为目标，与营利组织的纯商业存在显著差异，出资人的出资如果认定为风险投资有违非营利宗旨。因此，非营利组织出资者出资风险投资收益率期望值应当为零。根据上式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非营利组织出资者的期望出资回报率=营利组织无风险投资收益率。如果无风险收益率也不能获得，表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没有获得合理回报，对自筹资金并承担组织营运风险的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显失公平。因此，无风险收益(如银行存款利率、国库券收益等)可以作为出资人“合理回报”的上限；即非营利组织出资者获取的“回报”，只要未超过无风险收益率，就不违背“非分配约束”规则。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出资人“合理回报”从非营利组织全部所得中扣除，并免征个人所得税。
(四)对非限定性净资产增长率超过规定标准的，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净资产税
非营利组织的盈余保留应遵循代际公平原则。“代际公平”理论最早由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b·维丝提出，它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即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获取的盈余，同样应遵循代际公平原则。保留盈余过少，可能会损害后代人利益；保留盈余过多又可能损害当代人的利益，且有变相逐利之嫌。
衡量非营利组织是否遵循代际公平原则的重要指标是非限定性净资产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增长率=非限定性净资产本期增加额／期初非限定性净资产
非营利组织的净资产分为限定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限定性净资产是指非营利组织资源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使用所设置的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因此，非营利组织无法控制限定性净资产的变动。而非限定性净资产是非营利组织没有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的净资产，主要包括：期末非营利组织的非限定性收入的实际发生额与成本费用实际发生额的差额，以及由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的净资产。为不断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能力，非限定性净资产应当保持适度增长，过快增长有违代际公平原则。在我国民政部登记管理并已公布2009年度工作报告的41家基金会，非限定性净资产年末大于年初3.5亿元，平均增长14.47％，占当年全部收入的10.35％；但非限定性净资产年增长率很不平衡，有10家基金会非限定性净资产年增长率超过100％，这表明少数非营利组织可能违背代际公平原则。因此，税法应当明确规定非限定性净资产年增长率，对超过净资产增长率标准的非限定性净资产，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净资产税。但如果5年内净资产增长达不到标准的非营利组织，税务部门可退还部分所征净资产税，弥补净资产增长不足。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6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7
【关键词】税收筹划财务目标纳税债务
一、公司一般财务目标内涵规定性
（一）财务目标体现着本金的本质特征
财务目标是经济组织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与自身的价值判断中不断推动本金运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影响和制约着各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目标。资金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货币。论文百事通增值性是本金的本质特性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本金投入的目的是为了增值。二是本金的增值具有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不仅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而且形成了价值。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本金增值的来源。财务管理是本金外在表现形式——财务活动与内其在利益约束——财务关系的有机构成，其行为充分体现出本金运动的本质特征即对增值或利益水平的追求。这就是公司财务目标的本质取向及核心。
（二）公司财务目标内涵
公司经营理财，其目的直接指向获利水平和偿债能力的提高。尽管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以及在不同的时期财务目标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公司在形式上拟定怎样的具体财务目标，最终都必须符合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在实际公司运作中，经营管理阶层与投资所有者对目标实现的期望上常常产生一定的分歧：投资者在理财策略上和经营策略中往往会从公司长久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而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往往会满足于“安全处理业务”，其结果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所有者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财富最大化期望。但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其一，投资所有者的理财目标，其长久的利益必须首先通过公司经营者对财务目标的追求才能得以体现；其二，经营者的保守、消极态度和行为一旦被投资所有者认为“不当”，也会危及到经营管理者的利益。因而，从长远来看，经营管理阶层拟订的财务目标必须统一于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客观要求。
二、纳税制约下的公司财务目标
（一）纳税债务与公司一般性债务偿还对现金支付需要的差异
公司的负债主要来源于：（1）营业性债务，如各种长短期借款、应付债券、结算信用债务、其他长期应付款；（2）应付投资所有者股息、红利；（3）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等等。前两者定义为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后者称之为纳税债务。
纳税债务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的偿还对现金流量的要求呈现差异。一般性债务偿还相对于纳税债务偿还对现金流量的约束具有较大的弹性，即体现出一定的“软”约束状态。纳税债务的清偿则体现着现金流量的“刚性”约束，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弹性可能。税法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决定了公司只有及时足额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能使其市场法人资格在法律上得以认可，进而才可能享有法定的市场自与正当经营收益的法律保护权。法定税款的缴纳，不同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其运作的规则是必须动用现实的现金才能予以完成。论文百事通
（二）现金匮乏对公司切身利益目标的负效应分析
税款的计量依托于法定税率与公司账面记载的应税收益（为便于分析，假定会计计税收益与税法计税收益具有同一的内涵）金额，而不考虑这种账面意义的收益所实际取得的现金流入量的状况。因而公司纳税的行为规范就是：只要体现出账面（或会计）观念的应税收益，公司就必须依法及时足额地动用现实的现金予以解缴。
既然存在着会计收益预期的应计现金流入量与实际现金流入量的非对等性同依据会计收益而非实际变现收益计算的应交税款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间的矛盾的客观性，因此，单纯地依据公司最大获利能力所确立的所谓“最佳”财务目标在纳税现金支出刚性约束下对公司切身利益产生以下负效应。
其一，绝对的现金支付能力匮乏。即手持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即时税款，而公司在税法规定期满前又无法予以融通。
其二，现金的相对不足。即公司手持现金相对于纳税现金支付需要量短缺，但通过融通能够弥补，只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新晨
相对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的纳税现金流量的短缺，都直接反映为对公司根本利益的侵蚀，即纳税的机会损失完全定义为公司的成本。一旦这种成本损失的增长额度超过账面边际税后利润时，便意味着此时的账面利润相对过度，或者说抑减一定数额的账面获利能力对公司可能更为有利。
（三）纳税约束下的公司适度财务目标的内涵规定性1．适度财务目标以公司获利能力与现金偿付能力的制衡协调为基础
账面收益最大化并非直接等同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必须充分依托于现金的偿付能力，特别是纳税现金流量的有效限度，遵循边际损益分析原理，通过获利能力与现金支付能力间的利弊权衡与制约协调，最终达成在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维护下二者的和谐统一。2．适度的财务目标应当有利于公司与国家长期利益的良性稳健增长
较高的公司账面收益的确有利于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政府这种即时收益的增加是基于公司需要承受较大的机会风险损失前提，一旦公司因税负相对现金支付压力过重而无以缓解时，便将对公司资金运行的内在秩序发生严重的扰乱，以致效益再殖活力基础推进滞缓。这样最终损害的就不仅仅只是公司利益更主要的将是国家利益。相反，若政府能真正通过法制规范将市场价值判断取向权力赋予作为市场法人主体的公司，使之能够充分依托有效的现金支付能力预期，而非单纯地以账面收益最大化组织经营理财决策，这样尽管可能对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一微小的代价将换取公司长期稳定的资金基础的有效奠立，因而从长远意义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必将随着公司效益增殖活力与功能的提高和强化而得到更大的增长。
参考文献：
[1]唐腾翔.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8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冯琦，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经济系讲师，江苏南京210013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1―0001―04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新意的提法，体现了我们党基于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战略决策，表现出在我国改革发展近30年来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对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我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缩小社会发展差距，构建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财产性收入的内涵解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是指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更多”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群众”就是咱老百姓；“拥有”就是合理合法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指各方面的财富，涉及到诸多金融理财方式；整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利于使无财产者有信心、有财产者能安心，使人民安居乐业、仓实礼全，进而使和谐元素增多，推动小康社会全面建设。一般来说，从收入形式上看，财产性收入属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工资性收入(工资、薪金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社会捐赠、社会保险、辞退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位置较小，大约在2％左右，主要来自居民银行存款利息等。
对财产性收入这一概念的内涵解读综合起来有这几个方面的观点：
1 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孟子》中将之诠释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这里所说的“恒产”，是一种可以让人获得心理安全感，法律上的认可与社会承认以及有保障的私有的物质财产。通过拥有、增加“恒产”――“财产性收入”，让百姓产生、巩固“恒心”――信心、安心。
2 经济类词典上对“财产性收入”的解释是：“指金融资产和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给他们支配，作为回报，从中获得的收入。它的主要形式有：利息、红利、地租等。”如在企业总资产分类中的“非生产性资产”，就包括住房、医院、学校、商店及其他为职工服务的福利设施。而有时还包括一些隐蔽的资产，主要是指具有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那部分资产。可见，这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进行的解读。财产性收入与投资性收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投资是经济主体为获取预期收益将货币或资源等经济要素投入某一领域以形成资产的经济活动。投资性收益就是从投资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对比两者可以看出，投资性收益与财产性收益具有一些相同点，包括：都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得收益的一种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收益。但是，财产性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获得的收益，投资性收入则是货币或资源等经济要素投入某一领域形成资产的活动而获得的收益。此外，投资不一定完全是为了获得收入，如投资公益事业就不是为了获得收入。
3 严格意义上，“财产性收入”这一理念应该从我国居民总收入的角度来解读。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它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这涉及到各种投资，比如实业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这一解读是目前比较符合中国政府提出这一理念的本意的，被理论界普遍接受。
4 对“财产性收入”还可以从法律意义上结合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去理解，将它定义为利用财产权获取的经济利益。
按民法通则，我国公民享有的财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还有知识产权。财产按其拥有主体可以分为：国家财产、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和公民个人的财产。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尽管增加国家的财产性收入与增加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间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十七大报告提出“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显然这里所谓的财产性收入，是指让更多的公民个人利用其财产获取经济利益，包括公民个人利用其合法收入进行各种投资所获取的报酬，通过房屋出租获取的租金收入，通过储蓄获取的利息收入，通过文物收藏获取的价值增值，通过债权的执行取得的收益，利用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等。因此我们强调让每个居民拥有合法性的财产性收入。
总之，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有资可投，有财可理”。要让群众拥有财产必然有赖于经济水平的发展。通过经济的增长来带动群众收入的增长，通过收入的增长来累积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样，更多的群众才能够拥有更多的财产，进而拥有更多的合法性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理论的提出，得益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展的成就，特别是确立按要素分配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制度安排，它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为我国人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激励机制。从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展30来的总结中，我们可以更深地领悟到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展回顾
收入分配制度与方式历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与之相适应，我国人民的收入来源也从以单一的劳动收入为主发展到以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为主，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劳动是广大群众生活收入的源泉，如何让群众通过劳动获取的财富成为资本进而成为收入的来源，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新课题，改变了以往单纯以劳动为收入来源的狭隘理解，也体现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巨大飞跃。
1 改革开放初期至党的十三大，以劳动收入为唯一收入来源，在按劳分配制度基础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克服平均主义。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是对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以劳动获得收入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由于劳动能力不同，家庭人口不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于是就形成了过分追求平均主义的风气，这就使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病”。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处于贫困时期，绝大多数家庭入不敷出，在基本生存线上徘徊；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60美元，中国人民必须先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让绝大多数家庭衣食无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基尼系数为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因为当时我国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30，收入差距小，所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平均主义。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继续强调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着重克服平均主义，继续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企业和一部分人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激励人们发展经济，引领大家奔向富裕生活。 这一时期国家把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打破了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东部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 党的十四大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分配制度，强调通过其他分配方式获得更多收入，先富带动后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发展，改革初有成效。这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40，收入差距开始增大，到达国际规定的警戒线，因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提出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具体包括逐步建立健全工资总量调控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企业，进一步完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逐步实行以岗位技能工资制为主要形式的内部分配制度。这一改革拓宽了收入增加的渠道。
3 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强调各种财产要素公平参与收益分配，进一步扩大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各种生产要素带来的收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乡居民的财产不断增加。居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房屋、收藏品等财产的拥有量迅速增加，相应的利息、红利、租金、增值收入等也在成倍增长。人民手中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各种要素收入就会逐渐成为我国国民新的重要收入来源。可以说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所有权，就必须允许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承认要素收入的存在与发展，给予他们相应的收益回报。否则，是没有人会自觉自愿地无偿提供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那么生产活动也就无法正常、高效地运转。
1997年，党的十五大坚持解放思想，提出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土地、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公平参与收益分配”。这一分配方式的改革，要求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的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提供的要素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贡献越大，所获得的收入就越多。这一改革一方面更好地调动人们的投资和提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为加快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也更好地发展了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4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如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一系列影响民生和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200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47，属于“差距偏大”的情况。中国有必要防范出现因为贫富悬殊过大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就需要党和政府从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让财富覆盖更多的普通百姓，缩小贫富差距。
党的十六大更加关注公平问题，继续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就把法律保护范围从合法的劳动收入扩大到了合法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其中就包括了合法的财产性收入，这又发展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党同时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提低”和“调高”都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手段，“扩中”则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对较低，只有2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比重已超过50％。我们只有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才能真正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但是手段和目标的混同问题在当时并没有解决。
5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期。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家庭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仅为128元，而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4元，相比上一年度，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均超过了居民收入10.4％的涨幅，财产性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劳动报酬和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其发展潜力巨大，无疑正成为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的新增长点，中国人民现在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和忽视的事实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财产性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总体上水平还比较低。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还比较狭窄，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于是就可能产生“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从而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从根本上看收入差距问题是因为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太低，只有低收入者由多数逐步减少为少数，中等收入者由少数逐步增加为多数，才能实现社会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为了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健康与均衡，对当前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在重申了按劳分配的重要性基础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强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9
关键词：强制要约收购；公平；效率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我国《证券法》规定的以规范上市公司收购活动为内容的重要法律制度，其价值目标在于对少数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明显的体现出经济法中公平与效率的比较和权衡，本文拟通过对该项制度的法律分析，探讨经济法价值中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问题。
一、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基本内容与适用
强制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法定比例时，强制其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的法律制度，除非经法定机关豁免，收购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英国是最早确立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国家，1968年的《城市法典》确定了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此后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相继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证券法》第96条规定："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收购人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但是，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以此确立了我国的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发生条件，也称强制要约收购触发点（triggerpoint），即指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适用。一般来讲，如果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已经达到一定比例，并且继续收购，以获得目标公司控制权为目的，即发生强制要约收购义务。我国的证券立法上，对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触发点也有具体规定。结合《证券法》第88条和第96条的规定，我国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触发点为30%，收购人只要对目标公司的持股份额达到30%，并且继续增持股份或者继续增加控制的，除非有法定的豁免情形出现，就必须向该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要约，即收购人此时必须承担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二、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与少数股东利益保护
通说认为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可以归纳为两点[1]：一是保护股东退出机会。当股份转让导致目标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造成该公司的经营者和经营策略的改变,而其他中小股东未必认可这种改变。此时小股东虽无力影响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但也应该有公平的机会撤出投资,法律应保证小股东行使其选择权。二是基于公司股东平等的原则,在发生公司收购时,被收购公司股东应获得相同的对价。在公司收购中,收购方为迅速获得公司控制权,往往愿意支付更高的对价给被收购公司的控股股东。如果收购者购买的股份数量足以控制被收购公司时,收购者便不再向被收购公司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要约,或者以较低的价格发出要约,最终导致大股东取得了高于其他股东的对价。这是一种明显歧视中小股东的行为,违背了各国公司法都普遍接受的"同股同权"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多数学者认为，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规定，在收购者获得被收购公司股权达到一定比例时，必须以法定的价格向所有的股东发出要约，才能有效禁止在公司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双重歧视性要约，使得少数股东出卖股份的机会免受剥夺。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保护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确立的重要价值目标，甚至可谓该制度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对少数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从经济法意义上而言，则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的追求。
（一）保护股东退出机会的公平意义
法律上的公平强调一种平等、合理的状态，这种公映到经济法中表现之一即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给予保护。上市公司收购活动通常会导致目标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而大多数收购又都是基于目标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意图发生的，对少数股东而言，只能被动的接受这种由于控制权转移而引发的改变。少数股东购买某公司股票的依据往往是看好公司的未来前景从而为其带来收益，是对公司管理人员信任和经营策略的肯定。如果公司控制权转移，少数股东做出投资判断的依据也发生了改变，其与公司的信赖关系也不复存在。至于是否信赖新的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对公司的治理和运营，需要尊重其做出自主选择的权利，为其提供退出投资的机会。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保护了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退出投资的权利，使其能够自由的进行投资活动而减少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意图对其造成的胁迫。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强制要约收购制度对少数股东退出机会的保护，既是出于实现公平价值的目的而设立，又为实践中的公司收购活动带来了公平的结果。
公益活动的收获篇10
社会收益（SocialRevernUe）
公平（equity）
效率（effieiency）
一、最大社会收益原则的基本要求
政府的收支决策（即收支规模及其结构的决定）是政府决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讨论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政府财政（收支）决策评价中的应用。
在评价财政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收支决策是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支决策的收益是高于还是低于它的损失？依据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公共部门在从事任何活动时，应当选择社会收益最大限度地超过成本的方案，并且尽量不从事收益未超过成本的活动。①
① Haveman，1976，p.53.
可见，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对财政决策提出了两个重要要求。首先，任何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活动必须通过“最小、检验” （minimumtest）。该检验要求，任何公共活动的提议在获得批准之前要进行论证，其预期收益至少要超过预期成本。如果某种活动不能通过最小检验，即使这一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也不应当从事这一公共活动。否则，政府就会把私人部门价值较高的资源转移至价值降低的公共部门使用，结果因这种政府活动的成本超过收益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其次，最大社会原则还提出了一个“最大检验”（maximumtest）。为了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公共决策者必须全面分析、研究和选择实现既定目标的各种方案，且必须选择那种使社会收益超过社会成本的最大化方案。比如决策者面临两种方案a和B的选择，二者的收益分别是25元和35元，成本分别是10元和15元，那么，最终选择的方案应当是B.
总之，最大社会收益原则要求估计公共决策每一方案的收益和成本，选择社会净收益最大的那种方案。
二、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
在分析政府决策时，首先要清楚地理解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含义。任何公共决策的收益和成本都有两个基本类型，即效率意义上的收益和成本，以及收入再分配意义上的收益和成本。
首先，我们考察效率方面。经济效率概念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以最有效的方案配置，那么，社会的经济福利（及其实际Gnp）将达到其最大可能程度。倘若政府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把在私人部门值X元的资源转移出来，用于生产某种值（X+1）元或更多的物品，这种政府活动就会增加实际Gnp，提高经济的效率。因此，这种效率是通过私人部门为了支持政府活动而被迫放弃的价值（用税收成本表示）与政府利用来自私人的资源提供的产品价值（用公民愿意向政府产品支付的价额表示）之间的比较得到的。在讨论这种效率问题时，“愿意支付的价额”用来描述私人部门的物品和服务需求曲线，同时也表明当存在外溢性收益时，该需求曲线没有反映出公民的全部支付意愿。
公共部门活动的第二种影响是收入再分配影响。实现社会最理想的收入再分配目标也是公共部门的责任，但估价这种影响需要一种价值判断。一般而言，大多数人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即再分配给富人1元的社会福利低于再分配给穷人1元的社会福利。这一命题的意义是，从富人那里取走1元并把它给予穷人，其社会成本低于社会收益。因此，这种转移符合公共利益。
下面，我们利用两种典型情况来说明政府决策对效率的影响和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第一种情况讨论经济效率，即讨论“公共部门的最适规模应是多大”；第二种情况讨论收入再分配问题，即公共部门的转移性支出会对公平产生怎样的影响。
三、以最大社会收益原则确定政府的最适规模
公共部门的规模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相对于私人品而言，公共品的生产需要占用多少社会资源？最大社会收益原则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作如下三种假设：第一，假定私人部门的所有市场在理想状态下运行，亦即不存在外溢性、成本递减等现象。第二，假定存在着私人部门不能生产的某些公共品，而且，这些公共品不能在私人市场出售。这些公共品将构成政府活动的范围。第三，假定政府已对用于生产这些公共品全部数量的各种方案进行了评价，而且知道每种方案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值。
图1把生产和经营某种公共品的社会收益与其社会成本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用总社会收益（tSB）曲线表示。这条tSB曲线表明，对于政府花费在该公共品上的第一个1元，公民的意愿支付较多，即这1元财政支出的社会收益很大。可是，随着支出的增加，每增加1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值越来越小。这一结论来源于tSB曲线的形状，即随着用于该公共品的支出越来越多，该曲线变得越来越扁平。在图1中，第一个1元支出所产生的意愿支付（社会收益增加）是0a，而第301元的支出所增加的社会收益仅为bc.很明显，同样是增加1元，但0a>bc.
在这种情况中，由于政府已清楚地知道各种公共支出方案的社会收益或支付意愿信息，故能推导出全部公共部门支出的总社会收益曲线。假定整个公共部门的总社会收益曲线（tSB）如图2（a）所示。总社会成本曲线由图2（a）中的tSC曲线所示，它是一条45线，原因在于横轴和纵轴衡量的都是成本，即1元税收造成的社会成本是1元，100元税收造成的社会成本是100元，如此等等。政府的规模用横轴所示的税收或支出表示。
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如下基本问题：政府应当多大？或者说政府应当征多少税和支出多少？最大社会收益原则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按照这个原则，只要政府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决策者决定的这种活动就应尽可能地大。根据图2（a），政府的预算应当正好是oa，不多也不少。当政府的预算规模是oa时，社会净收益（总社会收益减总社会成本）是bc，这是总社会收益曲线与总社会成本曲线之间的最大垂直距离。如果政府支出低于oa，说明有一部分潜在的净收益没有实现。如果政府支出大于oa，说明多出来的那部分政府支出使其社会成本超过了社会收益。
根据图2（a）推导出来的图2（b）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结论。在图2（b）中，边际社会收益曲线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分别对应于图2（a）中的总社会收益曲线和总社会成本曲线。因此，同样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也适用于公共部门：当边际社会收益（mSB）等于边际社会成本（mSC）时，净收益（bc）最大。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应用于政府规模时，可作如下表述：无论是每一领域的公共支出还是公共部门支出总额，都应当将规模增加到使支出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那一点，这将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
四、收入转移、社会福利与最大社会收益原则
最大社会收益原则也可以用于分析收入再分配问题。我们首先作一些假定。第一，假定社会中的每一公民从拥有收入中获得满足。第二，假定每个人的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收入的社会收益（SBl）曲线表示（如图3），该曲线之所以是这种形状，是因为假定穷人的收入增加1元比百万富翁的收入增加1元给社会增加的福利更多。第三，假定该社会仅有两个人，其中X的收入是a，Y的收入是B.
按照最大社会收益原则，要使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政府必须决定是否有必要把一定的收入从X转移到Y或相反。在基本原则以及图3曲线既定的前提下，政府结论是明显的：一部分收入应当从丫转移到X，直至从丫那里取走的最后1元收入所造成的社会收益损失等于这笔收入给予X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福利收益为止。
在图3中，从Y那里取走的第一个1元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是cd，把这笔收入给予X而获得的社会福利收益是ab.由于ab>cd，这种收入转移是值得的。而且，这种收入再分配应当持续下去，直至Y放弃的最后1元所造成的社会收益损失等于X获得这1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为止。因此，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应用于收入再分配问题所导致的结论是：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收入应当从额外1元收入具有较低社会收益的人那里转移到其额外1元收入具有较高的社会收益持续下去，直至Y放弃的最后1元所造成的社会收益损失等于X获得这1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为止。因此，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应用于收入再分配问题所导致的结论是：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收入应当从额外1元收入具有较低社会收益的人那里转移到其额外1元收入具有较高社会收益的人那里，直至所有人的边际社会收益都相等为止。
不难看出，上述分析的结论就是：当全部转移完成之后，将出现完全的收入平等。但这种分析是把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建立在不太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事实上，社会收入最优分配的决定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对工作刺激的影响。过分的再分配意味着税率过高，这反过来会抑制工作积极性。
尽管上述分析是以不恰当收入的社会收益曲线为基础的，但也可以在一些比较现实的假设条件下讨论收入再分配问题。例如，如果高收入者看到穷人的生活感到不自在或不舒服，他们可能自愿放弃一部分收入以减少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再分配可能被看作是一个经济效率问题，即可能存在一种自愿的支付意愿，以减少贫困。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效率基础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适再分配”。
五、结
语
本文利用两种情况分析了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公共部门决策中的应用。最后我们给出三个基本命题来概括出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政府决策中的一般性应用，它们分别适用于三种决策，即政府规模、支出构成以及税收构成。
第一，政府的支出规模应当多大？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应当持续增加，直至额外1元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恰好等于通过征税从私人部门取得的这1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
第二，政府应当在哪些项目上支出以及在每一项目上支出多少？政府在各项目之间分配支出的原则是，在每一项目上的最后1元支出的社会收益等于在其他每一项目上的最后1元支出的社会收益。
第三，政府应当征收哪种税以及每一种税应当筹措多少收入？政府在各税种之间分配税收收入的原则是第一种税筹措的最后1元收入的社会成本等于其他每一种税筹措的最后1元收入的社会成本。
其实，早在70余年前，著名财政学家道尔顿就表达了类似于上述这些“法则”①。根据这些法则，政府通过调整其规模和收支结构能够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①Daiton，H.，1922，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augustusKel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