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1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程序等有关事项作了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后，《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中的个别条款规定与上位法存在不一致，需作相应修改。为此，法制工作委员会草拟了修改决定草案初稿，征求了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及省海洋与渔业、环保等相关部门的意见。11月12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审议，提出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现就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是取消向海域倾倒废弃物的备案制度。根据我省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确需向海域倾倒废弃物的，应当“将倾废许可证和倾倒的详细记录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鉴于《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已规定，“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详细记录倾倒的情况，并在倾倒后向批准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倾倒废弃物的船舶必须向驶出港的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因此向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已无必要，建议相关内容予以删除。（草案第一条）
二是修改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报告批准程序。根据我省条例规定，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再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修改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批准之前须征求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为此，建议对省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批准程序作相应修改，并删去第四款规定。同时，对条例第四十八条法律责任的规定作相应修改。（草案第二条、第四条）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2
保护海洋环境倡议书一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是人类和所有地球生命的摇篮，也是为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提供庇护的蓝色伊甸园。然而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已经承受了过度的重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责任!明天，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发起的海南省XX年海洋保护行动计划将正式启动，在这重要的时刻，我们向社会各界郑重倡议：
一、积极参与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珍视海洋环境，呵护蓝色家园，我们责无旁贷!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海洋省，在海洋保护中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也肩负着自己的特殊责任。承担这一责任，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正式启用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标志。在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推出的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标志，它蕴涵了海洋、环境、海南、和谐、未来的深刻含义。今后，我们将在各种场合广泛应用这一标志，并使之真正成为我们海洋环境保护行动的醒目标记。
三、保护海洋环境，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我们呼吁各界人士不向海洋丢弃垃圾、排放污水，不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捕捞受保护的海洋生物，不购买珊瑚、海龟等法律规章禁止的海洋生物制品。善待海洋，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四、呼吁各界人士加入我们的志愿者行列。海洋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更是我们全体公民的崇高责任。不分老幼，不分职业，我们张开双臂，热切欢迎所有热爱这片蓝色家园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与我们一起宣传蓝色生态保护理念，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海洋环境的事情，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海洋永久美丽、家园永久安宁。
为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协会(筹)
海南是中国的海洋大省。。。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最吸引人的，也是最大的旅游卖点，就是海南优异的海洋环境，海洋环境保护是最重要的工作。。。
然而，不夸张地说，除了海口、三亚，海南几乎每处海域每天清晨都在上演炸鱼的悲剧，非常规律得就像每天学校的广播体操一样准时。。。凌晨58点左右。。。
因为喜欢海，这些年走遍海南的各个海岸，发现每个海域几乎每天清晨都能听到炸鱼的声音。。。这一点都不夸张。。。同时，也潜入过许多海域，许多海底珊瑚，是被整个炸平的。。。是平的!!!。。。成为海底荒漠。。。以下有潜水拍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惨状。。。
另外，炸鱼频发，也是贫穷和落后象征，国际旅游岛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政府的威信何在?!每天这么炸下去，海南的海里还剩下什么?!国际旅游岛拿什么来建设。。。
所以，恳请政府重视，严管严惩。。。同时疏导辅助，帮助贫困渔民脱贫。。。在海南杜绝炸鱼行为。。。建立合格健康的国际旅游岛。。。
保护海洋环境倡议书二
各位游客朋友们、各旅行社：象山港海域是著名的避风良港，也是公认的部级大鱼池。然而今天，这片海域却不堪重负，港内鱼类总量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海面上漂浮物随处可见，沿海滩涂垃圾成堆。同时，渔家乐旅游安全问题频发，甚至造成了很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众多家庭带来了巨大伤痛。目前象山港奉化海域渔家乐出海旅游的主要是渔民自备的三无船舶(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含排筏)，由于其自身构造、航运技术等原因，存在易翻船、孩童摔滑入海、食物中毒等多种安全隐患，还存在发生安全事故处置能力弱，发生侵害赔偿能力低等缺陷，容易给游客带来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努力保护象山港海洋环境，需要我们大家的节制和理性，在此，奉化市旅游局和奉化市旅游协会联合向广大游客朋友们和旅行社提出如下倡议：
一、积极参与振兴浙江渔场专项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珍视海洋环境，保护渔业资源，呵护蓝色家园。
二、配合浙江省开展的浙江渔场一打三整治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即严厉打击取缔涉渔三无船舶、整治船证不符渔船、整治禁用渔具、整治海洋环境污染。
三、提高安全意识，不预定、拒绝乘坐三无船舶出海游玩。
四、注意饮食安全，选择执照齐全、正规的酒店品尝海鲜。
五、向周围亲朋好友宣传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及乘坐非法制造改装游船出海的危害性。
六、海涂游玩不乱丢垃圾、不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购买过小的鱼虾蟹类海鲜。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3
论文关键词海岛及周边海域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海洋综合管理风险预防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或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拥有6536个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海岛总面积约80km2。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成因、形态和价值各不相同，但都与其周边相关海域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偏重海岛海域的经济开发，而忽视了对海岛海域环境的保护，造成目前海岛海域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面。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近40年来，与海洋相关的法制建设已得到重视，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我国关于海洋的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陆续出台。一些海洋、海岛和海域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成果逐步为各级立法机关所采纳，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与主要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尤其是在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上仍相对落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适应海洋发展需要的新原则和新理论，例如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修复原则等。但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理论的借鉴和体现还显不足。我国需要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整体，综合考虑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建立立足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一、我国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问题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稳定性差、易遭到损害且被认知度不足，一旦受到人为的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得到恢复。目前我国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第一，资源开发无序。很多无居民海岛上存在掠夺式的开采现象，采石、挖沙、挖掘珊瑚礁和贝壳堤、砍伐树木和捕捉岛鸟等，都严重干扰和破坏海岛资源。第二，海岛海域生态失衡严重。由于非法开发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在华东、华南的海岛周围海域赤潮频发，不顾及海岛的环境容量，超负荷接待游客，加剧了海岛及周边海域污染、干扰海岛生物的繁衍栖息和生存、造成了海岛及周边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失衡。第三，监管不力。海岛具有四面环水的自然特点，这也就决定其与大陆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不畅，国家对海岛进行法制监管存在困难。我国相当一部分海岛仍存在着炸岛、炸礁，修建实体连岛坝和海岛大面积围垦等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海岛资源全面开发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和海岛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加强了海洋、海岛相关立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制定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我国第一部关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于2010年3月1日开始施行，这填补了我国海岛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一道初步建立起海岛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国海岛及海域环境保护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尚未成熟，表现在立法上就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例如，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矿产资源的勘探，鱼类资源开发及合理捕捞，旅游资源的开发等影响海岛海域环境的问题都亟需法规制度建设。
三、思考与探究
在海岛和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明显不能满足海岛海域环境保护对立法的需求。在国际层面，一些理念和原则被逐渐引入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因此，应该放眼世界，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的现状，在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先进的立法原则和技术来改良整个海岛及海洋保护立法体系，以达到国内海岛海域环境立法与国际相关先进立法的无缝对接。
第一，在我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中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以弥补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并逐渐发展到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在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获得共识并被采纳，会后发表的《伦敦宣言》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风险预防原则。1992年《里约宣言》中的第十五项原则对风险预防作了最为权威的表达。1990年以后生效的所有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几乎都就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例如《波罗的海海域环境保护协定》及《联合国跨界与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约》等。随着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及各国立法中逐步被借鉴和采纳，其适用范围也从海洋环境保护领域逐步扩展到环境法的其他领域，并日渐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是近二十几年来国际环境立法中最具创新性，最具影响力，且最重要的新兴概念和原则，现今许多国家在国内海洋环境立法中都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例如《比利时海洋保护法》、《加拿大海洋法》、《英国防止石油污染法》及《澳大利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等。然而，在我国现行环境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岛保护法中都还没有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但在2002年10月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风险预防原则已有体现，该法规定建立环境预测和评估机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国内法学界，尤其是在环境法学研究领域，对风险预防原则不乏探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们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内容、基本构成和内在逻辑性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阐述和分析。也有学者提出，未来我国有必要在对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但我国传统“治理已造成损害的环境污染”的环境价值理念与该原则有所冲突，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出“以法为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政策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
第二，探讨将海洋综合管理理论应用于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海域环境保护立法。海洋综合管理是政府对特定海域涉海事务进行管理的高层次形态，20世纪30年代起源于美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指出，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有学者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海洋难以用一种单一的海洋综合管理系统来管理。我国学者最早于1997年阐述了海洋综合管理的概念、客观基础及其与行业管理的关系。海洋综合管理的“综合”是把海洋区域作为一个资源和使用者的完善系统来管理，是国家通过各级政府对海洋的空间资源环境和权益等进行的全面的统筹协调的管理活动，以在整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海洋综合管理的立法框架。此外，对海洋综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应适合各个国家自身的特点，例如，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海岛管理中存在一些职责交叉、条块分割以及权力和义务混乱的局面，因而我国有必要调整国家海洋管理模式，建立并实行以综合管理为主，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三，要充分考虑海岛及海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劣化的现实，开展海岛海域环境修复的立法。我国海岛保护法已提及对遭受建设工程项目破坏的海岛进行修复，但是在海岛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涉及海岛及海洋环境生态修复的规定。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提出加强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的同时，应尽早将生态修复作为保护海岛及海洋环境的重点内容进行立法，使得我国海岛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有法律的保障。当然，在海岛海域生态修复的立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选择何种方式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修复需要跨学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要保障相关法律有效施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还是在于并付诸实施。未来的法律要在加大整治和修复力度，推进景观保护，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海岛监管力度，打击非法活动，促进海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配合行政法律规定，明确相应机关的权力和责任，切实推进海岛及其海域生态修复。
世界离不开中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是国际责任，割裂中国与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关系无疑是非理性选择。因此，我国在研究制定海岛海域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国际公约的各项原则，也要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海岛及海洋立法的成功先例，以国际的视角，从立法到执法尽可能多的和国际环境法形成协调一致。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4
学习环保的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了解并自觉维护有关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大力支持环保工作。"珍视海洋环境，呵护蓝色家园"。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倡议书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阅读。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倡议书一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已经承受了过度的重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责任!
今天，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发起的"海南省20__年海洋保护行动计划"在这里正式启动了。在这重要的时刻，我们向社会各界郑重倡议:
一、积极参与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珍视海洋环境，呵护蓝色家园"，我们责无旁贷!海南作为全国的海洋省，在海洋保护中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也肩负着自己的特殊责任。承担这一责任，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正式启用"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标志。在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推出的"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标志，它蕴涵了"海洋、环境、海南、和-谐、未来"的深刻含义。今后，我们将在各种场合广泛应用这一标志，并使之真正成为我们海洋环境保护行动的醒目标记。
三、保护海洋环境，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我们呼吁各界人士不向海洋丢弃垃圾、排放污水，不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捕捞受保护的海洋生物，不购买珊瑚、海龟等法律规章禁止的海洋生物制品。善待海洋，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四、呼吁各界人士加入我们的志愿者行列。海洋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更是我们全体公民的崇高责任。不分老幼，不分职业，我们张开双臂，热切地欢迎所有热爱这片蓝色家园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与我们一起宣传蓝色生态保护理念，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海洋环境的事情，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海洋永久美丽、家园永久安宁。
为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
倡议人：
20_年_月_日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倡议书二
我们少年儿童要爱护每一片绿叶，爱护每一棵小草，爱护每一朵鲜花。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绿化校园，让绿色生命激发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珍惜青春。因此，让我们作为绿色的守护者，郑重向全体少先队员们发起倡议：
一、水是生命之源，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爱我太湖，爱我“母亲河”，爱我30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海洋，爱护祖国的所有“蓝色国土”。
二、学习环保的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了解并自觉维护有关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大力支持环保工作。
三、自觉维护公共环境的整洁，出门要带“清洁袋”。
四、爱护环保设施和设备，爱护花草树木，保护野生动物;讲卫生，爱劳动，积极帮助地区做好环境卫生和绿化工作;遇到破坏环境保护的不文明行为要勇于劝阻，发现破坏环境保护的违法行为要主动报告，敢于斗争。
五、保护资源，节约水电;提倡垃圾分类，废品回收，废物利用，保护再生资源。购买商品要选购“绿色包装”物品，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包装过度商品和一次性筷子，尽量少用纸木制品。
六、降低噪音，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使用收录机、电视机时，音量要适中，不影响他人的工作、学习与休息。提倡以步代车和骑自行车，杜绝机动车尾气污染。
让我们共同携手，让一粒粒种子花开似锦，让一颗颗小苗绿树成荫，用实际行动投入到三月的“植树，爱绿”活动中，从自己身边做起，向全社会证明，我们是高素质的一代，我们真正懂得珍惜绿色!
倡议人：
20_年_月_日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倡议书三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是人类和所有地球生命的摇篮，也是为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提供庇护的蓝色伊甸园。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住在了海边，在大海上张网捕鱼;600多年前，中国人驾着大船驶向海洋，追波逐浪;可是今天，由于过度捕捞，向大海排放污水，以及沙滩污染物，造成海洋污染急速增加，使我们的海洋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近五十年来，世界海洋的污染使成千种海洋生物消亡于无形。而随着对海洋无节制开发使用，这个过程越来越剧烈，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经对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了威胁。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人指出污染严重的渤海，可能在十年后变成死海，而如果海洋死亡，人类和一切生命也就不复存在……
要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除依靠政府的努力之外，公众的自觉行动至关重要。牢固树立公众的环境保护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是保护我们美好家园的希望所在。今天作为一个公民，爱护环境，崇尚文明，无疑更是一份必须的责任。
21世纪我们有必要选择一种更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呼吁大家参与“保护海洋，从我做起”行动，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改变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培养自觉保护环境的道德情操，形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风尚。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海洋环保的几条倡议：
1、大力宣传和普及海洋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国民海洋意识，要向朋友、同学、儿童和周围的人广泛宣传节约环保知识，形成大家共同参“关心大海、爱护大海”的良好风气。
2、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不向海洋及沙滩丢弃垃圾，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
3、减少海滩餐饮业和水产养殖的污染，使用无磷洗衣粉，不要将未经处理的污水随意排放到河流、湖泊、海洋中。
4、不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捕捞受保护的海洋生物，不购买珊瑚、海龟等法律规章禁止的海洋生物制品，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5、以“关爱海洋-我们一起行动”为主题，树立关心海洋、了解海洋、热爱海洋的意识，争取未来投身海洋事业。
作为热爱大海的青少年，我们更有义务担当起保护海洋的重任，成为大海的“保护者”，只有这样，大海才会更美，为了这份美丽，让我们永远地承担起保护她的责任。
海洋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保护海洋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人类只有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心动不如行动，让我们携手努力把保护大海付诸行动，让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共同关心、支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海洋环境的事情，共同保护好、建设好美化我们的家园。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海洋永久美丽、家园永久安宁。
倡议人：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5
目前有关海洋环境的履约机制虽已初具规模,但尚且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一)联合国海洋法法庭的实践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成立于1996年,是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创立的一个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在海洋纠纷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其判例不多,所管辖案件范围也很有限。④但其在海洋纠纷审理的专业特色、国际法规范依据的采用和解释、诉讼主体范围的扩大以及弥补国际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相关国际公约成立的履约机制
1、《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履约机制公约规定,基于公约的解释或者适用方面的任何争端,采取提交国际法院或按照附件中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或调解的义务是强制性的。⑤2、《海洋法公约》的履约机制该公约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间,应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下列一种或多种方法以解决争端: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或特别仲裁庭。⑥这种选择是强制性的,一方若依公约提起诉讼,另一方不得拒绝;而且其前提条件是,缔约国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失败后,有义务将争端提交法律方法解决,并接受有拘束力的裁判可见,现代国际法针对气候与环境方面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均具有强制性特点。此外,尚有为数不少的国际环境保护组织,比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等,积极承担包括保护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保护公益事业,他们的行动也是在积极监督与履行海洋环境国际法规范规定的权利义务。
(三)海洋环境法律履约机制之缺陷
1、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的管辖权执行情况不理想首先,由于许多船旗国是方便旗国,在领海管辖权的权利义务行使方面往往不作为。其次,各国对防污的规定没有严格的限制,解释不一、技术不统一、资金匮乏等现象普遍存在。传统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接近失败。1958年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仅仅是一种妥协与微妙的平衡。⑧2、司法程序的强制性仍显不足从《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整体角度来看,仅仅包含了强制管辖与强制裁判,并未规定强制执行。如果出现当事方不履行海洋法法庭司法裁判的情况,就没有相关的补救办法。
二、完善海洋环境国际法律机制相关对策
为了让海洋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相关海洋环境纠纷得到更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及各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切实对策。
(一)完善海洋环境国际法规范的相关内容
1、细化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海域物权、海洋区域划分、海上权利义务、海洋环境保护保全、以及海洋纠纷解决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而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许多具体制度不可能作一刀切的规定,全球各国各个区域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有待各国在照顾各个区域具体条件的情况下作出更为合理的安排,同时履行国际法上的条约义务。2、弥补国际公约之不足关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已有众多国际公约对此作出规定,比如《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等。但在进入海洋的陆地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方面,尚且是国际法的空白。目前一些主要海洋国家实行的是国内法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关于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谈判将有可能成为下一步的议题。3、推动强制管辖权的进一步发展在国际争端出现时,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纠纷,国际社会逐步发展出一种准强制性程序,使得缔约国接受一种程序,在将来出现争议时自动接受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国际法的这项制度,先是在《国际联盟盟约》第12条和《联合国宪章》第36条作了初步规定与尝试,接着《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规定了任择强制管辖权,后来《海洋法公约》第289条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但其强制性仍然不足。国际社会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执行裁判的当事方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二)加强履约机制建设
国家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既有报复、反报和制裁等外部压力,又有自愿、声誉、秩序以及互惠等内在动因。影响国家遵守国际条约的因素大致有三: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战略观念。瑏瑡三者当中,只有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国家利益追求才是有保证的。瑏瑢在海洋环境国际法义务的遵守方面,国家同样离不开对这些博弈因素的考量。因此,相关履约机制的设计也不可能脱离这些现实因素的制约。1、充分利用国际法院、联合国海洋法法庭目前还有一些国家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也不打算将有关海域争议提交海洋法法庭,这些顾虑自然有国家层面的现实考虑。但从长远看,这些国家应该加强研究、充分准备,以便条件成熟、现实需要时,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享受国际机制带来的公平与便利。2、不排除设计出管辖权更广泛的海洋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因为现有的国际性法庭处理的争端大都涉及国与国的重大事项,而有关国际组织、公司法人甚至自然人的诉讼案件则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国内法律程序解决,有时诉诸国际仲裁庭。从程序角度而言,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基本够用。但也造成不同区域同类纠纷的不同解决结果,加剧海洋环境国际法的碎片化。将来应当尽可能在更专业、更统一的基础上设计出适用于各类纠纷解决的综合机制。
(三)各国切实履行海洋环境国际义务
1、各国应批准和充分实施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中心的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的国际法公约,并尽量将其纳入国内法体系以严格执行。2、各国应对本国船舶进行有效监督。由于船旗国监督不力会威胁到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并导致过度开发海洋资源。3、各国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有效应对海洋环境受到的各种威胁。例如应该加强国际合作积极解决海平面上升、珊瑚礁褪色、长期累积的海洋废弃物、过度捕捞行为以及海洋环境不断退化等实际问题。
三、中国实行海洋强国战略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执政理念。作为海洋大国,中国在迈向海洋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亦应有所作为。除了加入《海洋法公约》,进行相关海洋法律国内立法与执法之外,今后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努力。
(一)完善海洋环境国内法律体系
1、亟须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该法第三章规定了“海洋生态保护”。但是,该法已不适合目前海洋环境的发展变化趋势,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改完善:对海洋环境的整体性与隐蔽性进行综合把握,要求立法适度超前,具有预见性;改变海洋环境管理政出多门、分散执法的体制性弊端,解决“内部重复和重叠”之苦与“机构间竞争”之弊,设计出合理高效的联合执法新机制;改变海洋环境执法自上而下的落后模式,增加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新模式,提高执法透明度,尊重公众环境知情权。2、加强海洋生物物种保护中国于1993年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同时于1992年开始编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并于1994年正式。《渔业法》也建立了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培育和推广、进出口检疫、安全性评价、限额捕捞制度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制度。但在执法力度上有待加强。3、完善海上油污损害民事赔偿法律机制我国已于1980年加入《民事责任公约》,但尚未加入《建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在国内法,相关海事案件可以援引的法律依据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商法》等特别法律规范,除非这些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才参照《民法通则》。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个法律缺陷:一是没有赔偿基金制度,往往受害方得不到应有的赔偿甚至补偿;二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全额赔偿实际损失原则”与《海商法》的“责任限制”规定相矛盾,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与同案不同判的不确定后果。瑏琐不仅如此,《海商法》的责任限额远低于《民事责任公约》的限额,这又造成在很多案件中受害方的损失根本得不到有效补偿。从损失的角度看,案件胜诉等同于败诉。4、制定海洋基本法,完善海洋法律责任体系中国应当尽早制定海洋基本法,确立海域管理有关实体法规则,完善海洋环境方面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甚至宪法责任在内的立体化法律责任体系,并在现有《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程序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程序法规则。
(二)积极合理承担海洋环境国际法律义务
1、海洋环境立法与国际接轨中国法在处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时,采取了不同法律领域不同对待的方式。在海商法领域,《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商法》都坚持了国际公约优先的原则。瑏瑶然而,这个简单明白的原则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两种相反观点和做法:《民事责任公约》适用于所有海事案件,还是仅仅适用于有涉外因素的案件?究其原因,在于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我国尚未根本疏通。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积极加入海洋环境相关国际公约并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2、积极利用国际海洋法规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对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内的海洋纠纷国际机制的研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法律实践,明智地利用国际法创造的海洋环境国际机制,有效运用国际公共产品,为提升与巩固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增加法律筹码。
(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原则是贯穿于《海洋法公约》的主线,甚至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在其区域海洋计划中已经产生了30多个区域公约。我国参加了一些区域计划,比如西北太平洋区域计划,但是在合作问题上还有一些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总之,中国应该在海洋国土及海洋环境方面实施依法治海战略。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6
海洋污染是指人类改变了海洋原来的状态,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陆地污染源流入海中、石油污染、人类无节制的捕捞活动等。
海洋污染的特点是:污染源广,污染物质种类多,影响范围大,危害深远,控制复杂,治理难度大。
1.1陆源污染
陆源污染是指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海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其他危害。人类长期以来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使海洋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其中,陆源污染成为全球海洋环境持续恶化的罪魁祸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为蒙特利尔环境部长会议预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80%的海洋污染源于陆源污染。
《防止陆源物质污染海洋公约》中对陆源污染的界定:陆源污染是:1)通过水道;2)源于海岸,包括通过地下水或其他管道的引入;3)源于公约所适用区域内一缔约方管辖内所铺设的人造设施对海洋区域所造成的污染[1]。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污水大量排入近海水域,成为陆源污染的主因;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将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通过地表径流或者河流流入沿海水域;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也成为主要的污染物。随着大量的陆源污染物流入海洋,致使海水中重金属含量升高,直接导致海产品重金属超标。
1.2石油污染
随着我国石油进口量和海上运输量的逐年增长,我国近海石油污染日益严重,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32×108t石油中,约有320×104t进入海洋环境[2]。
石油流入海洋的途径包括:
1)海底油井开采开采过程中溢漏和井喷;
2)油船运输中泄漏或发生事故;
3)炼油厂含油的废水直接流入海洋。
石油污染海洋环境,危害海洋资源,破坏生态平衡。通常1t石油可在海上形成覆盖12km2范围的油膜,油膜会使透入海水的太阳辐射减弱,从而影响光合作用;油膜影响海水复氧,石油的分解,会消耗海水中的溶解氧,使海水缺氧,据研究,1kg石油形成的浮在水面的油膜完全氧化需要消耗40×104L海水中的溶解氧[3],造成海洋中藻类和微生物死亡,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失衡;石油流入海洋后,会产生光化学反应,生产綑、酮、酚、酸、硫的氧化物等,危害海洋生物[4]。
1.3过度捕捞
过度捕捞是指捕捞超过系统能够承担的数量的鱼,使整个系统退化。捕捞了太多的某种鱼类,让它们的数量不足以繁殖和补充种群数量。
据《中国区域海洋学——海洋环境生态学》书中指出:近海的过度捕捞正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生态系统中价值高、个体大的种类被过度捕捞后,人们的捕捞目标必然转向其他一些价值较低的物种,而当这些价值较低的物种生物量枯竭后,捕捞目标随之又转向价值更低的种类,这样依次将使生态系统的所有物种都被过度利用,造成渔业资源的系列性枯竭和物种品种的退化[5]。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海鲜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为了满足人们餐桌上的需求,人类大肆从海洋中捕获渔业资源,现代渔业捕获的海洋生物已经超过生态系统能够平衡弥补的数量,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2海洋环境保护
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关键前提是要求我们增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海洋环境的污染,制约了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污染范围的扩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如何保护海洋环境,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2.1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保护海洋环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7条规定: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源污染,包括河流、河口湾、管道和排水口结构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6]。
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通过法律的形式,坚持把陆源污染防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行重点规划。严格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
2.2多管齐下防治沿海城市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
随着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沿岸海域环境压力加剧,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海洋污染:
1)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2)制定排污指标,严格控制污染源排放总量,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3)加强截污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治理;
4)加强沿海城市防护林建设,保护滨海湿地;
5)强化污染物的资源化再利用,治理工业废弃物,减少海洋环境的污染。
2.3突出科技手段,加强海洋石油污染的防治
目前对海洋石油污染的处理主要包括:
1)物理方法。包括围油栏、吸油物质(如麦秆、泥炭、聚苯乙烯等)、沉降和磁性分离等;
2)化学方法。包括投放化学处理剂(如乳化分散剂、凝油剂、集油剂等)、燃烧处理等;
3)生物方法。通过投放噬油微生物,进行人工石油烃类生物降解。
其中,生物降解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具有迅速、无残毒、低成本的优点。据研究,海洋中存在大量能够降解石油的微生物,目前能够降解海洋石油污染物的微生物有200多种。
2.4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防止过度捕捞
海洋渔业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要科学利用,如果过度捕捞会导致资源匮乏,最终无鱼可捕捞。防止过度捕捞,保护渔业资源,促使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1)渔业法规需要被重视起来,要加大宣传这方面教育的工作力度,增强渔民依法兴渔的法律意识,提高广大渔民的自觉性;另外还需要治理水产品的销售市场,要扩大宣传面,让社会广大群众都能认知到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意义,并参与保护市场,共同抵制违法水产品的销售;
2)制定休渔期。我国每年的6至9月,相关部门会对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的渔民实行2到3个月不同的休渔期,以此来保证海洋水产资源正常繁殖、生产与发育;
3)规定渔网最小网目尺寸、可捕标准、幼鱼比例,限制对幼鱼的捕捞是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最基本措施[7]。
3结论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7
关键词：海洋倾废污染 国际法律制度 控制 影响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4-114-02
海洋污染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造成海洋污染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大量有毒、有害废弃物排放入海，包括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海上或沿海操作性事故和自然灾害等引起的废弃物。其中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包括岸上废污水及其他废物向海洋排放、船舶向海洋倾倒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海洋勘探开发中的废弃物向海洋倾倒等。占据了海洋污染的绝大部分比例，严重的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海洋环境的质量。因此，通过国际法律制度控制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是当前防止海洋污染的关键所在。
1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主要国际文件及其特点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社会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协定――《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至今，为了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有不少全球性、区域性公约和双边合作协定被制定，这其中关于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主要国际文件包括：
(1)《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
1954年4月在伦敦制定了《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以下简称《1954年油污公约》)。公约确定了船舶故意排放油类和油性混合物的海区，建立了禁止倾废的特别区域，制定了油轮排放油类或油质混合物的标准。
(2)《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简称《1972年伦敦公约》是1972年在伦敦制定的，是第一个全球性的控制废物海洋倾倒的公约。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在海上任意地处置易于对人类健康造成公害，危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破坏舒适环境或干扰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废物。该公约适用于公海和领海利用船舶或飞机等处置废弃物的控制，不包括事故和正常操作处置的废弃物。
(3)《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1978年议定书》，简称《73／78船舶妨污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际公约。
(4)《巴黎陆源污染公约》和《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
《巴黎陆源污染公约》将陆源污染源分为三类，分类标准时各种物质的毒性、持久性及在生物体内的蓄积。并且建立了巴黎临时委员会来督促公约的顺利贯彻执行，要求各缔约国对禁排及限排物质提供情报。《巴黎陆源污染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北海区域，随着全球海洋防污形势的进展，联合国环境署行政处设立了临时专家工作组，召开了三次会议，1985年4月，形成了《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4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在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海洋法公约》是迄今最综合、最全面、带有里程碑式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
(6)《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及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简称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习惯称为iSm规则。是imo(国际海事组织)于1994年5月颁布的新的国际性法规，是就船舶安全营运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定的国际标准。
(7)其他与海洋倾废有关的区域性条约
1)1972年地处大西洋及北海的西欧几个国家缔结的《防止由船舶及飞机投弃引起的海洋污染有关条约》是规定生活废弃物及产业废弃物的最初条约。
2)1974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保护波罗的海区域海洋环境》公约列举了危险物质，同时对这些危险物质区别对待，即一些物质是完全禁止向海洋排放的：一些物质可以在获得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向海洋倾倒。该公约还禁止船舶向波罗的海排放油类物质和废水，油类物质和废水必须被排放在符合附件四的陆上处理设施中。该公约1992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其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操作性。
2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自1954年第一个海洋油污公约的规定以来，随着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而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为预防、限制和减少倾倒废弃物污染海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目前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还无法遏制所有的海洋倾废活动，海洋倾废污染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除原来的海洋倾倒以外，目前新增的或以前有控制，但效果不明显的倾废活动，还包括海洋工程、大气源、海底采矿活动、海底处置、陆源污染、过去的倾废活动等，都是近期缔约国协商会议展开议论的热点。而目前签订的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协定或公约，都是从防止某一单一污染源开始的，所以，对海洋倾废进行统一的国际立法是海洋倾废的一个立法趋势。对此问题，国际上存在三种态度，其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要么加强管理，发展标准，使伦敦倾废公约成为一个综合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公约：要么重新制定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包括陆源污染在内地国际公约。
(2)直接向海洋倾倒陆源废弃物的国际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被强化。长期以来，防止陆源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都比较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1)各国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和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限制，对此方面的国际立法态度不够积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反映十分敏感。并且考虑到国家问题，很多国家不愿接受国际方面的管辖；2)人们目前还普遍关注那些明显的环境损害现象，而很少关心潜在的环境损害。但陆源倾废污染由于其污染方式不同，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近二十年以来，国际上关于陆源废弃物的法律制度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效果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海洋倾废管理方面的国际立法还应该被加强。虽然目前已经出台很一些海洋倾废管理方面的国际立法，但随着国际海洋环境的日益变化，目前的国际立法不管是从立法的范围、立法的强度、立法的完善性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加强海洋倾废管理的国际立法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3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的海洋倾废管理工作从1973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开始，到今天虽然已经制定了和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立了初步的法律体系，但离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利用国际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确保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
目前国际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利于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我国应正确利用，为此，我国必须积极履行公约和区域相关条约义务。包括不断拓展与他国的协作，继续主动参与国际、区域海洋活动，提高我国应对国际海洋事物的能力，用和平方法解决各种海域争端；我国应利用大国政治外交优势，竭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我国周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确保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方针的良好环境。
(2)完善我国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
1)加强海洋倾废的统一立法制度。从实践来看，我国的海洋倾废立法还不能满足国际海洋倾废管理的需要，立法还比较简单、片面、笼统、缺乏操作性；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可在专属经济区内划定特定区域，实施特殊标准甚至特殊立法权，但我国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还是空白，我国务必尽快颁布这方面的立法，扩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权，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8
关键词:国际法/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渔业管理/新发展内容提要: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和细化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了国际法在诸多领域，如法的渊源、法律原则和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关注和研究这一变化，有利于我们跟踪和把握当前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资源法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动向，也有益于完善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法规。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世界近海生物“死亡区”的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而近海之外大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同样令人震惊。（p19）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面建立新的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内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框架性一揽子协议。（p41）《公约》从法律上明确了各国管辖海域与公海的界线，但新的海洋法律秩序在实施中已逐渐暴露出国家管辖范围内资源管理的强化与公海生物资源管理无序之间的弊端，海洋生物资源和渔类种群不会也不可能去遵从人们所划定的人为政治边界。《公约》在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导致了智利、秘鲁、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试图以违反《公约》精神的单方国内立法将其渔业管理与资源养护的管辖权扩展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外，单方主张200海里以外海域的“特殊权利”。（注释1：1991年智利颁布渔业法将专属经济区外200海里广大海域宣布为“承袭海”，置于国家管辖之下；秘鲁1992年颁布法令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内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措施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出现的公海海域；加拿大1994年通过国内法宣布对邻接公海海域的渔业管辖权，宣布在该公海海域可单方实施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管理措施，并扣押了西班牙渔船。）90年代以来，为弥补《公约》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多方面问题，国际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和实现了国际海洋法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关注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领域的新发展，以深化我们对国际法和海洋法的研究。一、《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我们研究其新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伴随着20世纪国际社会为控制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而进行的众多国际立法和相关国际实践而产生的，是对长期国际协约和国际习惯的总结，也是《公约》建立的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来看，运用国际法律手段，通过国际协议，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最早是从1867年《英法渔业条约》中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始的。（p28）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发展史上第一个全面保护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协议。1982年《公约》是1958年公约实施以来通过和实施的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系列国际协议和相关国际实践所体现的国际习惯的总结和发展，（p459）它全面规定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公海海域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义务，明确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内外所承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一般性责任和特殊责任，是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形成的标志。（p575）《公约》已成为当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一）确立了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和目标人类已意识到海洋生物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念指导下，养护概念得到重视并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实践中。《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但从其有关条款和与之有重要传承关系的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来看，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内涵是清楚的。《公约》第61条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应“参照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生物资源保持最高持续产量以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一语系所有可使此项资源保持最适当而持久产量，俾克取得食物及其他海产最大供应量之措施的总称。”其目标是使海洋生物资源达到最完全利用的理想平衡状态，以充分发挥环境、生态、资源和经济效益，使人类社会持续利用而不减损海洋生物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和利益。总括来看，所谓养护应是指为了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对海洋生物资源所采取的保养、护理及管理等措施的总和。这一概念是海洋环境保护从单一的渔业资源保护向整体性生态系统保护、从单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人类中心主义向更多关注生态平衡、物种安全，实现环境、资源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变的体现。（二）《公约》形成了全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法律制度《公约》从法律上将浩瀚的海洋划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洋区域，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公约》视不同海域规定了不同的养护管理权。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沿海国拥有完全主权的海域，如内水、领海和群岛水域等，明确了沿海国拥有全面而充分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生物资源，及对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种群或鱼种，沿海国和在邻接公海海域捕捞这些种群的国家及相关方在养护管理上的“特别性”权利和义务；三是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公海及其海床洋底，不论是沿海国还是非沿海国均享有《公约》规定的养护管理的“一般性”权利和义务。（三）确立了缔约国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义务《公约》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在众多条文中特别要求缔约国，无论是在拥有管辖权的海域还是各国不得主张管辖权的公海海域，都有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合作义务。这是现代海洋法的一大进步。如《公约》第118条要求缔约国在国际海域，凡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共同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利用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都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1条规定为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而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沿海国在适当情形下应当和各主管国际组织，不论是区域、分区域或全球性的，都有为此目的实施国际合作的义务。包括其国民被获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应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捞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类种群资料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3—67条分别规定了各沿海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特定生物种群或鱼种的国家及相关方，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适当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进行养护合作的义务。《公约》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秩序的新框架，开启了生物资源由传统开发利用向现代养护管理的根本转变。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形式特点《公约》建立的海洋新秩序，迅速带来了国家管辖海域的法治有序化和国际海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混乱无序之间的鲜明对比，对海洋生物资源尤其是公海生物资源形成了新的严重威胁，也暴露出《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的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p5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社会力图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完善和弥补《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方面的制度缺陷。这种发展因发生于1994年新的国际海洋秩序建立之后，故可以称之为“新发展”。从法律渊源角度，这种新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大量出现并成为新发展的主体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整体性、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实现。（p10）运用国际法，通过制定国际条约，形成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行为准则，是保护海洋资源，维护海洋生物资源多样化的根本途径。90年代以来或称“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第一，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所有洄游生物资源明确了缔约国的权利和养护管理责任；第二，1993年粮农组织第27次会议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以下简称《遵守协定》），强化了公海捕捞渔船国籍国所承担的管理责任；第三，1993年4月至1995年8月联合国就跨界鱼类种群和洄游鱼类种群问题举行了六期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种群协定》），确认了在公海捕捞管理中应采取预防性措施，是《公约》缔结以来养护管理公海渔业最重要的多边法律文件；第四，1983年生效的《养护移栖物种公约》及其后制定的各项区域协定，如《关于养护黑海、地中海和毗连大西洋海域鲸目动物的协定》、《养护波罗的海和北海小鲸类协定》和《养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等，要求缔约国单独或合作采取适当的必要步骤，养护移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第五，其它涉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条约，如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系列议定书（如京都议定书）、2000年《对危险和有毒物质污染事件的准备、反应和合作议定书》、2001年《控制船只有害防污系统国际公约》、2011年《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等；第六，区域性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如《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等。“后公约时代”的上述国际法律文件作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国际条约，法律形式上属于具有“立法”功能的普遍性国际文件，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性质上属于正式国际法律渊源，其内容主要是细化和补充了《公约》的相关规定，完善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制度，是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领域新发展的主体。（二）非约束性的“软法”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习惯法以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守则、宣言或标准等形式出现，并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软法”现象，是现代国际法的一大特点。西方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曾为软法作过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在国际法上，通常是指国际法主体间达成的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协议。虽然关于这类被称为软法的国际文件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但普遍认为：软法虽不具有条约法上的约束力却有力地影响和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形式上，它们往往表现为一般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具体规范，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针而不是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在内容上，多是对现有或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原则与具体制度的阐明、确认和宣示，其代表和反映的正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正是这一特点，使“软法”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发展和确认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国际法意义。特别是在那些各国由于利益冲突而不易达成一致的资源、环境、人权等现代国际法新领域，其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可或缺。（注释2：现行国际法律体制注定了国际习惯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环境、资源和人权等国际社会尚存在较大争议的国际法领域。）90年代以来通过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软法”性国际文件主要有：其一，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禁止在公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到1992年底在各大洋和公海海域全面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其二，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等系列文件；其三，1995年粮农组织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简称《渔业守则》）列举了负责任渔业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其四，粮农组织为推动《渔业守则》的执行又先后制订了国际文件，如1999年《在延绳捕鱼中减少附带捕获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养护和管理鲨鱼国际行动计划》、《管理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和2001年《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就渔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更高的养护要求；其五，1998年《粮农组织改善捕渔业现状和趋势资料战略》是一项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自愿性文书。此外还有1995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和2001年《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负责任渔业雷克雅未克宣言》等。以上众多国际文件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软法”，是国际社会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表示的共同态度或政策，并无意就具体事项规定明确的权利义务，或鼓励各国自觉自愿地遵守，或在制订文件时即已表示不认为该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都“在扩充着或编纂着既存的规则”，都应视为国际法的一种渊源。（p12）在现实国际法律实践中，这些文件或成为后来制定的国际协议的先导；或逐渐为其后众多全球或区域性国际文件、国内立法所吸收和援引；或是现行国际法律制度的扩展或说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习惯。（p54）如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跨界鱼类种群在养护管理上的众多宣言与和决议，正是最终促成《鱼类种群协定》签署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既是国际习惯法逐渐建立法律确信和共同国际实践广泛出现的过程，（注释3：国际习惯或称“通例”是公认的国际法重要渊源。普遍认为其构成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国家之间普遍、一致、重复性的行为或实践；二是国家承认其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受其拘束，或称“法律确信”。）也往往是国际社会最终制定成文国际协约从而走向成文国际法的必由之路。大量出现的软法规范及对其的广泛认同，正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在法律渊源上的新变化。（三）国内法与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的大量出现并成为推动国际法发展的源泉1982年《公约》通过之后，各国纷纷通过国内立法落实《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责任与义务，如1983年挪威《海洋渔业法》、1980年美国《渔业保护和管理法》（1983年、1996年多次修订）、1996年日本《关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渔业等主权权利法》与1996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等。其内容主要涉及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可捕量、特殊鱼种的养护利用、海洋保护区建设、捕捞能力控制、捕捞方式限制等问题。国内海洋渔业法规的发展已成为各国养护管理200海里专属区内生物资源重要的法律武器。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是“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解决区域或跨区域渔业纠纷与资源养护管理冲突最普遍使用的法律手段，相关文件或安排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各国之间陆续签订了大量以共同开发利用和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的双边或区域性协议、安排。如中国先后与周边各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1997年11月11日）、《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0年12月25日）等，并建立专门渔业或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协定的具体实施。这些文件的效力虽然从法律上讲仅限缔约方，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其内容或规则或成为正式国际协约的先导或补充，或是逐渐成为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的法律传统或国际习惯，为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对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p5）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国际法的所有内容无不发端于国内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内法是国际法的最终渊源。三、“合作执法”的国际法实施机制传统国际法上，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没有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司法或执法机关保障国际法实施，只能有赖于国际法主体的自觉自愿或单独与集体的强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将国际法称之为“准法律”或“弱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趋严峻的海洋渔业与资源形势，如何强化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提高养护管理制度的执行和实施效能，已成为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面临的最为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法律问题。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国际协议，突破了传统国际法在实施机制上的缺失，确立了一种具有明显“合作执法”特点的国际实施机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公海上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海洋的浩瀚广大、渔船作业的流动性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等特点，都使传统的以船旗国专属管辖为主的船舶管辖机制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安排上日益显现出缺陷和无力。《种群协定》、《中白令海峡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和《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养护和管理公约》等新的国际文件都建立了突破传统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合作执法新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群协定》，建立了包括观察员制度、登临检查制度、证据收集保全制度、联合执法机制、通报制度、非缔约国和参与方渔船的监督与管理等为内容的新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合作执法机制具有如下几方面明显特点：首先，确立了在管辖或安排海域内，任一成员正式授权的渔业检查员的普遍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1条承认调查国渔业检查员在管辖区域或安排海域内对悬挂另一缔约国旗帜渔船的登临检查权，而不论另一缔约国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以确保该组织或安排的措施获得遵守。其次，赋予调查国以一定的强制执法权。《种群协定》第19条规定不论违法行为在何处发生，船只应当向“调查当局”提供船只位置、鱼获、渔具及涉嫌违法捕捞作业相关资料；如调查国依据本国法律确定船只严重违反协议，为确保该船不在公海从事违法捕鱼作业，可酌情扣押船只，直至船旗国对违法行为所认定的但尚未执行的所有制裁得到执行时为止。再次，突破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原则，确立了协议或安排对非缔约国或有关参与方渔船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17条明确了对不属于某个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在性质上属于“第三方”的合作义务。“第三方”有义务不得授权悬挂其国旗的渔船从事协定目标种群的捕捞作业，非组织成员国或安排的参与方并应就从事捕鱼作业、捕捞有关种群的渔船的活动进行情报交换，并采取符合本协定和国际法的措施，制止这种船只从事破坏区域或分区域养护和管理措施效力的活动。复次，确立了港口国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3条规定在港口国授权情况下，港口国可以禁止破坏养护管理措施而捕捞的渔获上岸，并可登临检查自愿到港的渔船。最后，确立了在“必须时”可以使用武力的原则。根据《种群协定》区域性渔业组织成员国通过其授权的检查员，认为任何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渔船具有违法行为，即可无条件地行使登临权，一旦发生对抗还可使用武力。尽管在《种群协定》讨论是否可使用武力问题时，有关国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最终在协定中仍保留了“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任务时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时除外”的规定。[11]（p53－55）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彻底宣告了传统公海捕鱼自由的终结，突破了公海船旗国专属管辖的法律原则，赋予了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扩大了沿海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被有关学者称为“国际法领域此类法律制度中规定得最为详尽的制度”，是“极富活力”的国际法实施机制。[12]（p186－251，285）这一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是国际法在涉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行法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应对共同国际危机的国际法实施新机制。四、国际法律原则的新发展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并试图形成生物资源养护的新原则。虽然这些新原则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尚待国际社会的更一步的认可和确信，但这些新原则无论从条约法上还是从国际习惯法上，都并不缺乏国际法理基础、成文法的宣示、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形成习惯所必须的国际实践。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一）负责任原则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具有明显的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确立负责任原则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必然要求。负责任原则又被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各国政府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地球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它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共同责任意味着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均对地球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有一份责任，并参与到全球环境资源保护事业中来。有区别的责任是对共同责任的限定，指的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担是不平均的，而应与它们在历史上或当时对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压力相适应。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来看，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继承和确认了国际环境法确立的这一法律原则，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明确各国承担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共同责任的同时，对沿海国、船旗国、远洋渔业大国等“利益相关方”提出了更多的养护责任与管理义务。1982年《公约》确立了沿海国在管辖海域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特别责任；1993年《遵守协定》、《种群协定》和1995年的《渔业守则》都进一步强化了渔船国籍国在各国管辖海域之外公海所承担的“一般性”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面实施海洋捕捞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建立起了对捕捞渔船的监测、报告与强制执行、防止制止并消除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行为等制度；提出了国家管辖海域和公海上负责任行为的原则和国际标准等。负责任原则已成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重要法律原则。（二）预防性原则依《里约宣言》，预防性原则是指为保护环境，各国政府应尽可能依照本国的能力，广泛使用预防性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确实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从各法律文件普遍采用“precaution”一词的本意来看，也都是指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类行动确实会发生环境资源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损害。[13]（p152－155）本原则是针对环境资源问题所发生后果的滞后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提出的。传统国际法上，如1946年《国际捕鲸公约》规定，只有存在科学证据证实了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损害已经发生或即将出现时，才应采取国际行动。但90年代以来，海洋生物资源丧失的速度之快令国际社会震惊，在资源损害发生之前采取相应的限制或控制等预防性措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新国际文件的明确要求与基本规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提出“预测、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或丧失的原因，至为重要”，在“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鱼类种群协定》将预防性做法作为协定的一般原则，要求缔约国在海洋渔业活动中采取审慎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利用。（注释4：协定第5条“一般原则”规定，应根据第6条适用预防性做法；第6条“预防性作法的适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养护、管理和开发生物资源的预防性做法、互不抵触和相互合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强；二是注重各类预防性措施之间的联系；三是协议具有强制性要求。应该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预防性原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得到广泛实施的法律原则，是预防性原则的典型体现。五、公海自由捕鱼权的彻底结束与全面管理的公海渔业新制度包括自由捕鱼权在内的公海自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后公约时代资源养护的系列国际文件，对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与控制。从国际法来看，这种规范和控制标志着传统公海自由捕鱼制度的彻底结束和公海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于：（一）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管理重视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及其国际合作，是现代国际海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国际文件，在资源养护管理上已逐步实现了对公海渔业资源、特别是跨区域或高度洄游鱼类或种群实现了公海海域或是整个洄游区域从整体上的全程管理和从捕捞、运输、加工和销售等整个渔业生产过程的全程控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众多双边、多边和区域或全球性的协议，并成立全球、区域、分区域或双边的养护管理机构，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来实现的。依《种群协定》要求，由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联合成立的渔业管理机构，包括区域或分区域养护管理组织或安排，与全球性资源环境条约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资源养护制度的发展。《种群协定》要求成立区域或分区域管理组织以从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而不论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的渔船均有服从区域和分区域管理组织或安排的“义务”，并严格将该种区域合作作为入渔的条件，并确立了非船旗国的强制执法等重要内容。为保证协定的效果，《种群协定》规定了有关“非组织成员和非安排参与方”条款，排除了非成员方的渔船在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管制的区域和分区域内捕鱼的权利。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成为当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区域性或分区域性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组织58个，其中粮农组织体制下的有11个，全球及跨洋性的有6个；大西洋区域15个；太平洋区域有13个；印度洋区域5个。这些组织依其对缔约国管理职能可分为三种类型：直接确立渔业管理措施的管理型、指导型和学术研究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为核心的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旧的公海渔业制度的全面结束，也是新的公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二）公海养护管理措施的量化和细化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细化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措施，构建了完整的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渔船管理制度、捕捞许可与登记制度、渔船船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渔船及其捕捞活动的管理。二是渔业数据统计收集与保存制度、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海洋捕捞作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而采取的量化管理措施，强化对公海作业渔船的管理。三是渔船渔获标志制度。以加强对渔获物的加工、贸易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打击非法无捕捞许可的违法渔业活动。另外，第62届联大关于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草案就要求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面建立强制性船舶监测、监督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所有在公海捕鱼的船舶尽快配备船舶监测系统，大型渔船至迟应于2008年12月完成配备以强化公海渔业监管。“只有遵守规章的渔船才可以参与捕鱼作业游戏”。[14]（p138）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既体现了现代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措施由简到繁、由原则到具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也标志现代国际海洋法已发展到对公海资源养护和渔业捕捞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新时期。全面管理海洋的新理念已取代了千百年来“海洋自由”理念。六、结束语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国际法在这一领域通过强化国际管理、建立国际新秩序所采取的多方面努力及其未来实施的成效，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这不仅仅因为海洋生物资源关涉到人类社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给现代国际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冲击，无论是法的理念、治理方式、法的形式，还是法的实施，“后公约时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第7页)，将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未来国际法的窗户。注释: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C．C．Joyner．theUnitedStatesandthenewLawoftheSea［J］．oDiL，1996，（27）．田其云．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研究［J］．河北法学，2005，（1）．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m］．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傅秀梅，王云长．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n］．法制日报，2005－12－15．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曾炜．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影响［J］．时代法学，2004，（5）．[11]郭文路，黄硕琳．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及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2）．[12]G．G．Scrams，tahindro．DevelopmentsinprinciplesfortheadoptionofFishers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measures，DevelopmentsininternationalLaw［m］．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9．[13]刘超，夏清瑕，等．国际法专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14]Belton．StrengtheningtheLawoftheSea：thenewagreementonStraddlingFishStocksandHighlymigratoryFishStocks［J］．oDiL，1996，（27）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9
关键词：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替代方案
随着人类活动向海洋的不断进军，盲目的涉海工程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要想遏制海洋污染和对海洋损害的势头,实现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强化涉海工程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而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则是涉海工程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涉海工程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本文试对我国的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1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1.1环评资质证书的审查颁布
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工作的专业特殊性及其重要性决定了评价机构必须具备特殊的资格以胜任某项涉海工程的评价要求。《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明确：“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的立项或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有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编制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根据批复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开展工作，组织编制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据了解，自2006年国家推行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企业申请甲级资质的门槛提高，使得全国拥有“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甲级资质”的单位由之前的32家降为3家。此外，为了更好的落实涉海工程的环评工作，海洋工程环评工程师的培训工作日益兴起。
1.2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验收等程序要求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四十三条规定，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但由于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涉及到海域使用、浅海滩涂养殖和船舶航行安全，所以本条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审核”，是指对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查核实。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审核意见，可以纳入行业主管部门预审意见中，也可以按规定直接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对于海洋工程，依本法第四十七条：“……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准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权，并且规定：“海洋主管部门在核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征求海事、渔业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其中，围填海工程必须举行听证会。”使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程序更明确。
2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从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本身来说，欠缺替代方案，这一基本缺陷使得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环评中也缺少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对替代方案的分析是环评的核心内容，可是我国法律中却一点都没有涉及。“我们的现有规定中，所采取的办法是比较几种方案，选择最佳方案，所以也就没有再规定替代方案。但其实比较选择最佳方案与替代方案这二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替代方案要求另外一个方案可以在对立的角度上完全代替评价方案，并有同样的效果。”替代方案的缺乏，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不能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的、全面的科学信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真正目的无法实现。
2.2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海洋管理部门审核的现象仍存在一定的普遍性
自新《海洋环境保护法》施行至今,在整个海岸工程环评管理流程中,海洋管理部门审核缺位的问题依然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浙江国华(宁海)电厂、上海宝钢马迹山矿石中转港扩建工程等,在未经海洋管理部门审核的情况下,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就已经得到环保管理部门的批准。以浙江省为例，据一项非正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沿海市海洋管理部门对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核率普遍较低,如宁波市为32%,台州市为7.5%,舟山市为5%,温州市为2.6%,而嘉兴市则为0。这说明在现实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程序中,大部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没有经过海洋管理部门审核这一必经的法定环节。
2.3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始终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
虽然法律要求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之前应该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环评。但是许多建设项目未经环评就直接报送到计委、发改委，甚至直接由后者发起某项项目。实践中往往是在受理海域使用权申请或者废弃物海洋倾倒申请的时候,发现该涉海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评方面的内容和管理程序存在缺损和瑕疵,如有的没有开展海洋影响评价,有的没有海洋管理部门签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核意见。项目由计划部门立项以后，意味着开发行为已基本上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可，后来环评程序的功能似乎只是论证该建设项目没有不利的环境影响，或者寻求减少环境影响的对策。这样就失去了从源头上把关海洋环境影响项目的良机。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最后落脚点只能是提出合适的治理方案，实质上就成了一个在社会行为末端和尾部的行为。
2.4管理信息系统尚不完善
从管理的技术模式上看,目前涉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基本上处于手工操作层面,管理程序中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凭借人力来操作完成.虽然计算机已经在办公活动中得到普及,但基本上只是一种辅助的技术手段,仅仅发挥着文字处理和简单、机械的数据整理功能.从涉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实践过程来看,这种操作模式已经显现出诸多的缺陷和弊端,如信息交互不及时、信息反馈不灵敏、统计口径不统一、统计标准不规范、统计数据不准确和不完整、资料共享性差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
3对这一制度的改进建议
3.1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替代方案制度
为了真正发挥环境影响评价优化建设项目方案的预防作用，保障建设项目真正符合环境法规的要求，在进行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应该提供两个以上的建设项目方案，以便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对海洋环境影响最少的最优方案。可以借鉴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引进替代方案机制，在立法中规定替代方案环境影响的内容,以体现科学决策的择优原则。
3.2加强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部门之间的共识,促进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作
海洋环评管理是整个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审核或核准是整个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事实已经说明,海洋管理部门要想做好涉海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评管理工作,切实履行涉海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评管理职能,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与配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因此,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履行各自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行政职能时,不能为本位主义和本部门利益所囿,应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协作与配合。针对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最好是省政府出台有关加强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相应意见,提出针对性的强力政策和措施,以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规范各职能部门的管理行为,理顺部门关系,加强部门协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工作的“科学、规范、便民、高效”。
3.3及时启动环评程序，在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立项时,环评单位就应开始介入，同时要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履行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职能时所产生的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内容予以严格监督
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对于未按照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程序而审批的行为,一律视为无效审核、审批。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和要求,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和信息披露制度,实行行政审批行为的透明化。对于没有经过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并由海洋管理部门出具环评审核(核准)意见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和不具有环评资质或没有按照相关涉海环评技术规程,以及采用不具备资质的业务机构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涉海工程环境评价的报告编制单位,定期在媒体上予以公开和曝光,及时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有效监督。
3.4构建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涉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系统，加大对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的科技投入力度
改进和完善涉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就必须实现管理程序操作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在涉海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与海洋管理部门之间构建一个交互式的技术平台(见图1),来进行相互间的交流、沟通以及信息指令的传递反馈,从而实现涉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流程的高速、高效运作.加快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数据库的建设。包括建设国家环境数据库、地方和地区性环境影响评价资源中心、专家信息系统等。这些数据库一旦建成，将极大地方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高环境影响评价预测的准确性和减缓措施的有效性，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更具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张元和，卢静，陆州舜.浙江省涉海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状及其思考［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4).
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篇10
海上突发的石油污染事故［1］，尤其是近岸海域的突发性石油污染事故一直是国际法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英国bp公司在墨西哥湾开采石油的平台发生大规模石油泄露之后,更是将此问题重新带入国际法的关注视野。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公布的信息,大型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溢油,“仅”占每年入海石油量的10%～15%。［2］然而此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却不宜简单地以数字本身大小予以判断。溢油事故，尤其是溢油量逾万吨的重大污染事故,由于其一次性溢油量过大,比陆源油污更容易对海洋环境造成大规模污染,其后果也更为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大规模事故很容易发生在闭海和半闭海海域,加之此类海域内海水交换速度远远低于开阔公海上的海水交换和更新速度,它们将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①［3］海上突发溢油事故的罪魁祸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最为明显和直接的联系。［4］1一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频繁发生海上溢油事故。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此类事故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同的问题;为解决溢油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国际社会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努力之后,最终缔结并逐步丰富了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
一、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鸟瞰
（一）海上石油污染的溯源
溯源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因为,“无论一个人从过去的什么地方起步,都会有更早的开端”［5］。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油污如同维纳斯一般,“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的浪潮中,突然间获得了生命”［6］。溢油的历史渊源可以回溯到纽约捕鲸船及其易燃鲸油货物所遭遇的事故［7-8］，甚至更早的基督教时代［9-10］;而更为真实直接的联系,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根据普理查德（s.z.pritchard）的研究,“一战发生后,来自船舶的石油广泛污染——大多是由于排放出的高度易燃的石油——造成了港口内的火灾、损害以及沿海地区的健康危机。”［4］1
（二）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回顾
关于油污的投诉在一战之前时有发生,但“战争（一战）期间,装运石油的船舶数目急剧增长,加剧了港口内水质条件的恶化”［11］229;一战之后,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并进而引发了港口火灾以及海洋生物死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英美等国家的注意②［6］，随后在纽约港、南非港、百慕大港和南澳大利亚港等诸多港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此,相关各国颁行了禁止在港口内排放油类水的规定。［4］207但这一时期的相关措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并未能解决油污所带来的污染。随着二战的爆发,石油污染事故愈发严重。但由于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点已转移至发展国际经济上,对控制海洋油污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直至1967年托雷·坎永号［12］溢油事故发生,国际社会才开始警醒。令人无奈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觉醒之后,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也开始进入频发阶段。1970—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700吨以上的船舶溢油事故达458起。［13］近40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典型溢油事故［14-15］给国际海洋环境带来了巨大损害,见表1。
表1国际典型溢油污染事故万吨
（三）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引发的法律问题在不同阶段呈现了不同状态。一战后,英美等国港口海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船舶排污造成的石油污染［11］230;［4］2;因此,如何排放油类废弃物、在何区域可以排放油类废弃物等问题,亟待法律上的规制。由于港口都处于各国领域之内,因此，此类问题此时更多地是被视作各国的国内问题［4］62-63，国际上的努力仅仅取得了纸面上的成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一战和二战期间。
二战之后,西欧各国国内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背景,各方对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③［16］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海上运送石油到大英帝国、斯堪的纳维亚、西德、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重要性”增长了300%。相应地,“这些国家近岸水域石油污染事故迅速增长,也引致召开了第二次（合作解决油污问题的）国际会议”［11］252。换言之,由于海洋上油轮线路日渐密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成为此时期国际法律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海上溢油事故——托雷·坎永号事故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大型的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发生,更多地造成了区域层次上的国际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由此如何通过区域合作解决此问题也就成为了法律规范关注的重点。
二、国际防范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法律制度演进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在不同阶段引发的不同问题,决定了国际法律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1926年公约草案的有益尝试
为解决一战后石油排放所造成的港口内污染问题,英国和美国都颁行了相关法律。［4］1-7;［11］230英美两国的立法,仅仅解决了各自领海内的石油污染问题,对来自公海的石油污染威胁则无能为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就公海石油污染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4］6;［11］230-2311926年6月8—16日,航行水域石油污染会议（conferenceonoilpollutionofnavigablewaters）在华盛顿特区召开。［18］除来自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外,还有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1］231如会前所期待的,此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公约草案。
此项草案是针对油污问题所达成的,其主要内容在于促成国际社会在如下几方面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其一,在某些水域内,国际行动才是解决石油污染的适当途径。
其二,海上的石油污染源主要是油轮,包括运载原油、燃油、柴油的远洋散装货轮。
其三,混合油类含有上述油类一半以上量的,则视为有害。
其四,提议设立海岸带,即在邻近沿海国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禁止排放此类有害油类。海岸带的宽度可由各国自行确定,必要情形下则应就该海域宽度和邻国协商一致。邻接公海时,此海域宽度不得超过50海里;惟50海里不足以防范海岸遭遇油类污染时,则可拓宽至不超过150海里。
其五,各类船舶应依据船旗国之要求遵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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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鼓励船舶配备分离装置,以分离石油以及含油混合物。
在与会的大多数国家的观念中,此时的海上石油污染问题并不严重，而且各方也难以认同海洋环境利益应优先于各国经济发展利益的观点，因此,各方就草案的通过并未能达致合意。⑤［4］15-19;［11］231随着二战爆发,此项草案被迫搁浅。但是这之后美国通过单边立法规范油污排放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⑥,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还是必须通过合作的途径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平衡,［4］62-63以避免承载国际社会广泛利益的海洋成为某个特定国家的管辖区域。
由于1926年公约草案未能获得通过,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诉求在此落空。但是,1926年公约草案的提出,证明了国际社会合作抗击海上溢油事故的意愿。
（二）1954年《油污公约》奠定的国际合作基础
二战后,基于前述西欧各国为发展经济对石油的国际运输需求飙升以及因此带来的油污事故频发,沿海国家、相关国际组织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出台关于海上油污问题的国际公约的必要性。基于此背景,1954年《油污公约》应运而生。1954年《油污公约》在前言中提出了缔结公约的目的:采取措施以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由此,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关于控制船舶排放油和油污水入海的国际规则被确立。
与1926年遭遇夭折命运的公约草案相比,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海洋所面临的石油污染问题,并就在海洋环境保护上所负有的国际义务达成了一致认识。［11］231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避免了某些国家因单方面规范石油污染而对其他国家的航运利益形成不合理的限制［4］27-44，国际合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三）1969年《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实践
托雷·坎永号事故是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油轮泄漏事故,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关键和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合作抗御突发性大型海上溢油事故。在此背景下,第一项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区域公约——《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达成并生效。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指出，北海区域已受到严重的石油污染。⑦这说明协议缔结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所造成的重大海洋环境损害，其根本原因则是海洋环境利益的凸显,以及由此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议全文不过10条,其中有7条直接体现了对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视。尤其是第1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和第5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时各方的义务）,更是彰显了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要性。
协议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自然也吸取了此次事故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应急合作的重要性。协议条文在承认海洋环境利益的同时,也刻意强调了保护此利益的方式,那就是合作。无论从协议的标题、前言还是正文内容来看,协议处处强调“合作”。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缔结,仅是北海周边各国间为共同保护海洋环境而为,但是该公约的缔结,却能够给全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带来有益的启示。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海洋环境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决方法的选择。在临近各国的近海海域内,航线密集、进出港口船只数量多,海域内海水的自净能力大大低于公海。前二者导致近海海域内事故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公海之上,后者则导致一旦发生溢油事故,环境影响会尤为突出。加之近岸海域通常有几个沿海国家,海域内的环境问题通常会超出一国的政治边界,或者可以说通常此类问题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问题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只能选择区域合作的方法。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确定下来的区域合作方法,使得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可资借鉴之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推动下,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制度,及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法律制度迅速成熟完善,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施行。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近岸海域环境概略
中国近岸海域由北至南分别包括: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邻接近岸海域的各个城市,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先发展的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40%的人口、50%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19］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也随之伴生。东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引进外资和发展国际贸易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加之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尤其是石油,其进口也多是以海运为主，这就使得中国对海洋运输高度依赖。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了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20］
石油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并不奇怪。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西欧等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颇有类似,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对石油的大量需求上。相应地,溢油事故在中国所引发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均包括水质恶化、海洋生物死亡、港口火灾、渔业旅游业受损等。为解决此问题,其他国家经多年探索并在遭遇重大事故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宜的道路。为明确这条道路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则应该先对中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及其应对突发性溢油的部分予以检视,而后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二）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中国在国内法律制度的构建上，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始于“六五”（1981—1985年）期间。在此期间,中国于198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此法颁布之后,又就船舶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倾废、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拆船等事项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在宪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上述法律组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从上述条例列举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国内法上并没有专门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的法律,唯一可查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当然,根据此条的规定,目前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国际法层次上,中国已经加入了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internationalconventiononoilpollutionpreparedness,responseandco-operation,1990,简称1990oprc公约）,并根据公约积极开展了国内的应急能力建设。为了履行1990oprc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中国于1999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设了防范突发溢油污染的规定。依据1990oprc公约以及1999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年3月,中国海事局制定了《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并经交通部和环境保护总局批准联合。
从该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根据国际上防范突发性溢油的法律制度经验,目前中国应该在国内法上弥补国内法的立法空白,以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同时在国际法上,在区域层次上就突发性溢油事故缔结条约,以区域合作的途径解决区域内的海洋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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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防范海上突发性石油污染法律制度的构建
对中国而言,国内法的进一步完善相对而言不会遭遇过多的障碍，关键在于区域层次上的合作以及区域法律规范的构建。在区域层次上,中国的周边海域分别归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下的西北太平洋区域和东亚海区域,两个区域在合作防范溢油污染上的具体路径基于其现状不同可选择不同的路径。西北太平洋区域具有如下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对立、经济利益开始融合、内部主导力量缺乏而外部推动力量存在等;东亚海区域则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但对立在弱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但经济利益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者要实现区域合作必须强调海洋环境的整体利益,同时确认整体利益下的具体体现,譬如合作对抗溢油事故。具体而言,该区域内的合作防范溢油事故的路径以强调区域综合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为宜,以此冲破政治利益对立带来的合作障碍;同时在这种综合背景下,探讨具体领域内的实践,诸如应急合作、防范陆源污染合作、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基于其他区域的经验,西北太平洋区域或许可以从波罗的海区域的经验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至于后者,区域内的合作应该既强调海洋环境保护的整体重要性,又应该就具体的领域（譬如油污）规定具体而切实的合作义务，即在达成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公约之后,就各方应具体合作的领域制定具体的议定书，并要求各方在签订公约的同时至少签订某几项议定书,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履约能力的建设实情不断推进对其他议定书的签订,以此适应区域内各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所带来的履约能力的差异。在此方面,被奉为区域合作工作样本的地中海区域的合作经验更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