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传篇1
中国赞誉最隆的大诗人，当属陶渊明。杜甫，《旧唐书》还说他好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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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一、陶渊明传，你读懂了么？
中国赞誉最隆的大诗人，当属陶渊明。杜甫，《旧唐书》还说他好空谈、借酒装疯，等等。陶渊明几乎无人批评，坡更把他吹得人品爆炸。史家陈寅恪，讲到陶渊明也没平常心，夸是“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的思想多本老庄，有甚原创？陈先生这话，不是他讲的“同情之理解”，而是“同情之曲解”。坡与陈寅恪尚且如此，他人，我们可想而知。
对中国人来讲，神话的陶渊明，比真实的陶渊明更重要。我们读他之前，内心并非白板，而是“胸有成见”，灌了一脑前人美化他的“成见”，入其彀中而不自知。结果，真实的陶渊明倒被读不见了，悲夫！
其实，撇开成见，真实的陶渊明，古人写得清清楚楚。陶渊明传，最早为南朝的沈约所写，见《宋书·隐逸传》，去他逝世六十年。此后，编《陶渊明集》的梁太子萧统、佚名、《晋书》与《南史》，在沈约的基础上增减，写成了另外四篇陶渊明传。五篇传记加陶渊明的诗文，真陶渊明基本就在其中了。
陶渊明“耕植不足以自给”，沈约说他想弄点钱来隐居：
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
要读懂这故事，得懂当时的俸禄制度。中古俸禄，不完全发钱，一半发钱，一半发粮食、布帛等实物。陶渊明的东晋也如此，但有点特别，地方官发俸禄不发钱，只发粮食。粮食哪来？来自公田，又叫“禄田”。按规定，县令年薪为三顷公田的产粮。“秫”，酿酒用的糯稻。“秔”，粳米。陶渊明要求公田都种秫，是打算把俸禄自个喝掉。他单身赴任，老婆翟氏与五个儿子在家等米下锅，得知后
不干了，坚决要求种秔，“固”即“坚决”，矛盾很大。陶渊明被迫让步，“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一顷为一百亩，就是说，在他的价值尺度里，妻儿温饱问题，等于自己喝酒问题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因为这还是妻儿争取来的。
陶渊明的生平，疑问甚多，但这件事时间确凿，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因为《归去来兮辞》记有任彭泽令的时间。
沈约还记下了陶的另一则轶事：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至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这件事，时间也确凿。颜延之是高官，他出任始安郡太守的时间，大致为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
两则故事实为一个故事，只是隔了十九年，“稻”变成了“钱”。后一次，陶渊明连商量都不跟家里商量，自己把颜延之给的钱全喝掉了。二万钱能买多少米？二十余斗，够陶家吃一个月。当时陶家生计窘迫，“寒馁常糟糠”，“窥灶不见烟”。但他不管，“家务悉委之儿仆”（《晋书·隐逸传》），只顾自己喝酒。家人吭声么？没记载，但我们可从“悉送酒家”看出蛛丝马迹。为何他把钱统统放到酒家，而不放家里？嫌带来带去麻烦？我以为，这是他担心把钱拿回家，被妻儿拿去换柴米油盐—还有别的解释？
或许你会问：都是真的吗，这些事？我以为是真的。首先，没理由说是假的。《宋书·隐逸传》是最早的陶渊明传，没有证据，不能轻易否定。第一则有个问题，据《归去来兮辞·序》，他仲秋到任，并非种稻季节。不过，决定种秫未必马上就种，也可以明年开春种，他也没想到只干了八十多天呀，所以前人没质疑它。其次，后世对两则轶事几乎没啥异议，津津乐道。萧统的传记，唯恐大家不注意第一则多风雅，还添了一笔，让陶渊明嚷嚷：“吾常得醉于酒，足矣！”谁都不以为异，陶渊明真做出这种事，又何足为奇？第三，第一则提及陶渊明公田为“三顷”，跟记载的县令公田数吻合，可见沈约确有所本，非信口瞎编。
二则轶事，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二、见风使舵的出仕
陶渊明，今江西九江人。曾祖陶侃，出身寒微，但勤俭刻苦、果敢善战，崛起为一方大员。陶渊明甚仰慕。普遍认为，他继承了陶侃这些优点。我倒不这么看，他生性懒散，缺乏陶侃的毅力与恒心，继承的只是把“勤勉”当口头禅写进诗里罢了。陈寅恪认为，陶侃可能是溪族人，南方蛮族一支。如是真的，陶渊明有少数民族血统，不过这无关宏旨，因为他已彻底汉化。
他父亲早逝，没有兄弟，一个妹妹，甚受宠，少年时“无乐自欣豫”。十八九岁，写了现存最早的文字《闲情赋》。作赋是魏晋学生功课，如同明清学生作八股。这赋很一般，有十几句颇色情：他希望变成女人的缎带，缠住对方的腰；变成胭脂，涂上对方的脸；变成竹席，铺在对方的肉体下面；等等。萧统甚震惊，高尚隐者为何这样龌龊？“白璧微瑕”！苏轼则唱反调，大赞之，指责萧统黄口小儿，有眼不识真金。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这赋实在不咋样。明人指出，苏轼未必真喜欢《闲情赋》，只是讨厌萧统编的《文选》，借题发挥罢了。不过，《闲情赋》说明：陶渊明也有过男性的“青春期写作”，一言以蔽之—荷尔蒙文学。这类文字，我写过，朋友写过，前辈诗人写过，没啥大惊小怪（王瑶把这赋定在丧偶的三十岁，也是看出了其中的性压抑）。这赋还说明：当时陶渊明处境不错，否则不会写这类文章。有人认为，这赋如此忧郁，说明处境不佳。不对。“为赋新词强说愁”，向来是文青的特征。青年的忧郁，底子不是绝望，而是乐观，所以他们的痛苦难免肤浅。文艺腔、荷尔蒙、无所事事，这是我读《闲情赋》的感受。
二十八九岁时，陶渊明有了第一个儿子陶俨，我们知道，是他写了一首《命子》，现存最早的诗。老婆姓甚，什么家族？不知。只知道她不久死了。又娶了一个老婆翟氏，生了四个儿子。
这时陶渊明出来当官，任江州祭酒。陶侃虽死，家族势力还在，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祭酒是学官，东晋没科举制，又是乱世，地方教育没人管，学官毫无地位（明清州县学官也没啥地位，自嘲“十有九分不像官”）。没多久，陶渊明“不堪吏职”，辞了。过一阵，州里又召他当主簿。主簿啥官？掌管文书簿籍。他不肯干。从两番轻易辞官看，他虽自讲“少而穷苦”，但家境貌似还可以。
过了几年，他又出来到桓玄的军队里做官。桓玄之父桓温，跟陶侃同是东晋大将，如非早死，可能就篡了权。两家关系密切，想来走了后门。这个桓玄，虽是将军，却也是文痴，喜跟文坛名士交往。《世说新语》里有他的小故事，很逗。据说他喜欢顾恺之的画，统统偷走，骗顾恺之讲画“升仙”了。后来他篡位失败，逃亡之途还舞文弄墨，要左右读，沾沾自喜，也是痴得可以。所以他政坛名声不佳，但文坛甚有人缘，被杀后，顾恺之痛哭失声，陶渊明有一首诗貌似是哀悼他的，可能关系不错。
东晋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将领保持着脆弱的平衡。陶渊明投桓玄前，一场突然爆发的宗教起义打破了平衡，各路将领跃跃欲试，想取而代之。掌握荆州军的桓玄是最有力的竞争者。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陶渊明这时投桓玄，原因很清楚。那时的他，正怀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劲头。他当的是参军，没啥钱，但升迁快，干得好能当将军—后来的宋武帝刘裕也当过参军。他干了一阵，母亲去世，回家守孝。守孝期间，桓玄攻占京师，篡位称帝，刘裕率众讨伐桓玄，掀起内战。守孝结束时，桓玄势力犹在，但已失利。陶渊明咋办？他弃了桓玄，改投刘裕，做了他的参军。见风使舵，够快。这事，他的粉丝甚震惊，千方百计否认。实在否认不了，有人辩解说，陶渊明是忠君，愤激于桓玄的篡位，至于刘裕，陶渊明不是神仙，哪知他后来也要篡位？这话站不住脚。魏晋人忠君观念不强，皇位篡来篡去，皇帝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忠”，改讲“孝”了。陶渊明无甚忠君观念，《桃花源诗》讲“秋熟无王税”，王安石一眼看出是“无君”。曾祖陶侃也没啥忠君思想，曾想举兵反叛，取东晋而代之，因为顾虑才没动手。所以，他弃桓玄投刘裕，无非“良禽择木而栖”。忠君？谈不上。
陶渊明的最后一任官，是彭泽令。县令虽小，竞争很激烈，托叔父才谋得的，不过，干了八十多日就辞职。《宋书·隐逸传》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
关于辞官，他的解释是：生性自然，难以勉强，饥寒虽急迫，违背本性太痛苦，刚好妹妹去世，便借机去职。大家不信仅仅如此，纷纷猜测。一种猜测是：他嫌这个督邮出身卑微。此处的“乡里小人”（萧传做“乡里小儿”），意为“下等人”。魏晋社会重门第等级，士族看不起庶族，由来已久。《世说新语》里有两则陶家的故事，甚能说明歧视之严重。陶侃是庶族，七十多岁，做到征西大将军，位高权重，还是被士族看不起，骂作“溪狗”、“小人”。他叔祖陶范想接济一个落魄士族，反被对方奚落，说哪够资格接济他？刘裕控制东晋后，大量起用寒门。这个督邮可能出身寒微，没准还是熟人，这回风水轮流转，轮到曾祖被骂作“小人”的陶渊明来鄙夷“乡里小人”了。这解释颇有道理，士族向来鄙夷当事务官，士族子弟辞官的事不鲜见。
还有一种猜测是：他缺乏执政能力。“万事胚胎，皆在州县”，州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县令，大事小事都抓。首先是征税。税催不上，不但要丢官，严重的还要问责。当时到处打仗，费钱费粮，钱粮哪来？盘剥地方，所以“县令的责任重”；其次是应酬，县令如同招待所的所长，上级应酬不当，也要丢官；还有司法，当时战乱初平，陶渊明讲“风波未静”，你能保证管辖之地没叛乱？处理不当要掉脑袋的。陶渊明当过祭酒、参军，都是佐助官，不是“管全面”的，估计难以独当一面，所以干了八十余日，心力交瘁，只好放弃好不容易谋到的肥差。三、被误解的隐居
辞官后，陶渊明“隐居”终老。
关于隐居，我们容易误以为就是种田度日，田园牧歌。不是那么回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读书人种田为生，难得很。三十年前，我父亲算一个州的“祭酒”，却养不活一家，还是母亲与外婆在学校附近开垦菜畦，才勉强度日。现代社会的“祭酒”，尚且难以养活家人，东晋乱世的一介隐士，那更不用说了。而且，除了耕作，农村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没关系网哪成？所以你别奇怪：陶渊明就“隐居”在寻阳城（今浔阳）南郊，那是两个大城市江陵（今荆州）与建康（今南京）中间的交通要冲，邻居不少是官员，像颜延之，后来成了当朝显贵兼文坛领袖；交往者也有诸多接近权力中枢的官员，包括后来成为司徒（宰相）的王弘。
明白这点后，我们再读那首《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就会发现，四句实为陶渊明自辩。估计有人嘲笑他：跑到这隐居，飞来飞去宰相衙，假的吧？陶渊明有压力，遂自问自答地辩解：只要内心宁静，哪都能隐居。中古时期，官僚既想当官，又想隐居，便“吏隐”，“大隐隐于朝”；隐士既想近官，又想隐居，“中隐隐于市”。陶渊明就这思路。
事实是：没有当官的朋友接济，光靠耕作，陶渊明很难维持生活，他隐居城郊，目的是要接近接济者。后来杜甫避乱成都，靠好友弄了个大草堂，赋诗“恶竹应须斩万竿”，郭沫若由此认定是“大地主”。饶是那么大地方，高适一走、严武一死，杜甫衣食无着，只能一走了之。同样，杜甫草堂也不是在荒郊野外，就在成都郊区。
人以群分，读书人毕竟不是农夫，偶尔跟农夫喝口酒，“但道桑麻长”，风雅，天天桑麻，那郁闷了。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讲“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大家以为“跟人民打成一片”的证据，没注意“劝”字明明写出他跟“农人”的身份差异。古代，政府有劝农耕作的工作，这诗实为陶渊明为官时劝农的“命题作文”，《陶渊明集》里还有一首诗，题目正叫《劝农》。魏晋社会，等级森严，陶渊明也视为当然。
中西都有人文神话，古希腊有“哲人王”与“哲人”，古中国有“圣人”与“隐士”。躲起来不当官，为何就道德高尚？以陶渊明为例，当官意在捞钱（他自己讲的），无大恶，可也无甚政绩，退隐后，自娱自乐，何德何能？这事儿，如同古人喜欢三寸金莲，没啥道理可讲。不过，魏晋人对隐士的仰慕，使陶渊明出了名，连江州刺史王弘都想方设法结识他，“欢宴穷日”，且“酒米乏绝，亦时相赡”（《晋书·隐逸传》）。王弘之于陶渊明，显然近似严武之于杜甫。王弘卸任后，新刺史檀道济对陶渊明也感兴趣，却碰了一鼻子灰。这是陶渊明最有勇气的一次：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王弘与檀道济，为何态度如此不同？众说纷纭。最通行的一种解释是，檀道济为刘裕心腹，灭东晋的干将。刘裕为了篡权，建立刘宋，先后杀了东晋两个皇帝，连反对篡权的儿子都杀，实在残酷。陶渊明看不过眼，在诗里委婉批评之。后人便猜测他忠于晋室，痛恨檀道济。这话根本不通，王弘也是刘宋高官，为何陶渊明跟他热络？另一种解释是，他嫌檀道济一介武夫，出身低微，说话大炮筒，而王弘出自琅琊王氏，当时的名门。我则怀疑，他跟檀道济都在刘裕手下共过事，很可能是老相识。檀道济讲：“奈何自苦如此？”是可怜老同事，没准还有点奚落，所以陶渊明特别生气。这种解释可跟第二种解释合并：他既嫌檀道济出身低微，又讨厌他态度恶劣，不会讲话，泥菩萨还有三分脾气呢，遂大光其火。
陶渊明不仕刘宋，是后世视为晋代忠臣的一个证据。其实，他只是畏惧刘裕，或许还鄙夷他出身寒微。刘裕雄才大略，北伐恢复中原（如同抗战胜利），是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为篡权不择手段的杀星。陶渊明当过他手下，深知他心狠手辣。他在《感士不遇赋》里讲“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可见在一旁看得毛骨悚然。晚年，刘宋征他当官，不肯去。至于他鄙夷刘裕出身低微，《宋书·隐逸传》写得清清楚楚：“（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当时的等级观念极其强烈，皇帝也敌不过，刘裕死后，用过的平民用具被发现，朝野大哗，热讽冷嘲，整个皇室皆以为耻。从陶渊明对督邮、檀道济与刘裕的态度，可以推断，等级思想，陶渊明根深蒂固。而且，从人性来讲，事业失败者的陶渊明，等级观念也是他蔑视成功者、获得内心平衡的一件武器吧。
如果《宋书》可信，陶渊明六十三岁时去世。四、他的“想象”，我们的“观察”
据颜延之讲，陶渊明“居无仆妾”，只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任，情况不详，第二任翟氏则有记录。萧传记载：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
唐代的《南史》添了一细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仿佛患难夫妻。有人甚至猜测，翟氏乃是隐士翟汤后代，能理解陶渊明。但记载同时表明，夫妻俩有矛盾。他的诗文也有痕迹：晚年他给儿子写信，抱怨妻子不像古代隐士的老婆，“室无莱妇”（《与子俨等疏》），又在诗里羡慕古代隐士家有贤妻。
看来，翟氏不理解陶渊明，没有“与其同志”？
我看不矛盾。翟氏或许本是“安勤苦”，支持丈夫的。但人不是机器，耐性总有度，丈夫啥事不管，喝酒游乐，老这样谁受得了？种秔风波不过冰山一角。可以猜想，类似矛盾频繁，且随着家计恶化加剧。陶渊明辞官回家后，日日床头相聚、屋下碰头，矛盾更是激化。
陶渊明为儿子写过不少诗文。后人据此认为，他是慈父。杜甫还取笑他太溺爱孩子：“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是好父亲，疼孩子，教孩子（不过偏心，疼能读书的小儿子宗武），但他推己及人看陶渊明就看错了：真疼孩子，会为了喝酒，忍心孩子挨饿？
我们看自己，是“想象”；别人看我们，是“观察”。陶渊明谈父子关系的诗文，是“自我想象”，不见得是“事实”。把诗歌与史料搁一起，你会发现：他的“想象”，跟他人的“观察”，甚有差异。比如，他讲“大欢惟稚子”，似乎特别疼孩子，但我们发现他为了喝酒，毫不犹豫让孩子挨饿。又如，他嗜好游庐山：“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说是带孩子游玩。怎么去？萧传记载：“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篮舆”是一种登山轿，直白说是能装人的大箩筐，一前一后地抬。庐山我爬过，没黄山陡，但也不好爬，何况抬个大活人？他的“良日登远游”，儿子们估计累死了。再如，他抱怨五个孩子“总不好纸笔”，据记载他们也的确不成材。但他教育孩子了么？五个都不成器，实在让人诧异。很可能，他不闻不问，更别说教育了。我一朋友，七后，小时吃不饱穿不暖，父亲不闻不问，倒花几百元买了一个留声机，自娱自乐。朋友忆及眼泪花花。陶渊明跟他爸有一比。陶渊明有名言：“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后人解为“贫贱不能移”，赞不绝口。那他会为家人“累己”么？如果不，孩子们对他会有感情么？
奇怪的是，陶渊明不怎么管家人，跟亲友却不错。他生病，“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他爱喝酒，亲旧“置酒招之”。隐居结识不少文友，来往密切。缺乏亲情，却重视友情，为何？很可能，他没有亲情，是孩子缺乏利用价值，而友情除了交流的慰藉之外，还有互惠的实用价值。
其实，陶渊明对待朋友，温情的同时也有苛求的一面。他挖苦朋友周续之即一例。周续之也是“浔阳三隐”之一。一次，周续之等被官府请去讲学，陶渊明很不高兴，写了一首诗攻击他们是假隐士。我不理解他为何这样干：当不当隐士，是人家的自由，出山讲学，讲的是孔孟之道，不是杀人放火，他不也到王弘那里去了么（他的《于王抚军坐送客》诗，写于王弘的一场官方聚会）？
想来想去，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羡慕嫉妒恨。
他对慧远的攻击也是一例。慧远是庐山东林寺主持，名动天下，谢灵运、周续之、张野等文士都与之交往。佚名的《莲社高贤传》记载：
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为何如此失礼？答曰：观念不合。他的组诗《形影神三首》，公认批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他人懒，多凭灵感写作，不爱经营，但这三首诗写得缜密细致，可见是一次刻意攻击。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会因一些无关功利的观念脸红脖子粗，甚至决裂。陶渊明对慧远如此气急败坏，倒也蛮可爱。
从上两例，再联想陶渊明骂督邮的火气，我们可知后人的“平淡从容”印象不完全靠谱。实际上，他也承认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意为“耿直”。这是他的“想象”，我们的“观察”倒不一定要这么理解。“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我以为理解为执拗、任性、妒忌更准确。
当然，陶渊明不是傻子，到处“性刚忤物”，该小心时非常小心。据《晋书》，王弘上门拜访之初，他“称疾不见”。为何？他这样解释：
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
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
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
其罪不细也。
此处的刘公，指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曹植亲近刘桢，而疏远家丞，刘桢便劝告曹植说：这样不好，人家会认为你“习近不肖，礼贤不足”，而我“为上招谤，其罪不小”。陶渊明这事，只见于《晋书》，他传不载。有人说，这不符合陶渊明的“淳朴天真”，肯定是《晋书》编的。这我不同意。在萧传与《南史》里，陶渊明均自称“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意思差不多，也吻合他自己讲的“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你看，该谨小慎微时，陶渊明毫不天真，毕竟在官场打过了十多年滚。他死后，忘年交颜延之写了篇诔悼念（现存最早评陶渊明的文字），说陶渊明教诲他别太“独正”，“违众速尤，迕风先蹶”，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处世哲学。你看李白，大大咧咧，自以为是“东山谢安石”，其实毫无政治头脑，最后卷入永王之乱，身败名裂；陶渊明出入更残酷的东晋政治场十多年，没捞到富贵，却在风口浪尖里全身而退，可见保全自我的敏感。
讲来奇怪，如此明显的人格特征，我遍读资料，只有日本学者冈村繁也这么看。他指出：“任性而为的固执性格与保存自己的敏感都是利己主义者的最大特征。因而可以说，构成陶渊明超俗和隐逸生活之心理基础的，正是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陶渊明李白新论》）这种人格，冈村繁认为，跟陶渊明从小丧父、母亲溺爱有关。这我也同意，现在的小皇帝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类特征。
陶渊明的诗风，后人评为“平淡”，引申出“人淡如菊”，当作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其实，“平淡”也可理解为“冷漠”。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国家大势而快。陶渊明的“生平第一快文”是《归去来兮辞》，为自我解脱而快。胸襟差异，一眼可见。或许你会觉得，这比较太苛求。那我提示你，名垂千古的《归去来兮辞》，冈村繁据陶渊明后来作的《祭程氏妹文》考证，正写于得知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去世之时。他正不想干彭泽令，马上以奔丧为由辞官，“因事顺心”，写了这篇兴高采烈的赋，想象自己归家的情景，“载欣载奔”。他“无官一身轻”的快乐，我们可以理解；但才丧妹还乐成这样，实在让人嘀咕。所以冈村繁愤慨地讲：“从这一点可以说，他对于已故妹妹的态度是颇为随便薄情的。”
陶渊明的自我中心及对他人的冷漠，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冈村繁先生到底是日本人，太重武士道。他满腔义愤，竭力要证明陶渊明是伪君子。这我倒不以为然。陶渊明的确利己，但不虚伪。利己者未必知道自己自私，但伪君子明确知道自己虚伪。利己者能写出《陶渊明集》，伪君子则不能，因为他做不到这样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利己，人之本性，陶渊明是过分了点，但也没必要过多指责，至少我不打算指责。依我看，如果他不是如此自私自利，毫无责任感，恐怕写不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类自得其乐的诗句。“浪漫”这东西，虽然我们不乐意承认，常跟“自私”联系紧密。
而且，人是多面的。陶渊明虽非常利己，却不是完全没同情心。据萧传，他当彭泽令时，派一个“禄力”（官方雇工，也算官禄的一部分）回家帮役，带信给孩子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遗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不损害自己切身利益时，陶渊明也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只不过世人太记得他的人情味，忘了背后的利己。五、志怪小说家，兼神经症患者？
讲到陶渊明，现在不太想到《搜神后记》，又名《续搜神记》。这部志怪小说，从南北朝到唐，都认为陶所写，直到他成了道德楷模后，大家觉得：伟大诗人岂写这类怪力乱神？遂绝口不提。至今，除了那则《桃花源记》，哪本《陶渊明集》都没《搜神后记》的容身地，可怜哉！说不是他写，谁都没硬证据，但连鲁迅也一笔抹杀之，“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跟朱光潜争论，引陶渊明吟咏《山海经》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驳斥对方，这《山海经》正是“拳拳于鬼神”的著作也！
颜延之讲得清清楚楚，陶渊明“心好异书”。他嗜读《山海经》、《穆天子传》、《史记》这类属于古代小说的“异书”，还写进诗里。嗜读之余，如同写诗，“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写写志怪小说，又何足怪？一个证据是，《搜神后记》的故事，以九江为中心向邻近地域扩散，涉及的东晋人物，也以陶渊明工作与居住过的荆州与江州为主。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是，陶渊明的某些诗，很像诗体的志怪小说（详后）。据现存资料，陶渊明应是《搜神后记》的作者，至少是作者之一。
陶渊明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小说家，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小说家的一大特色，是擅长塑造各类人物。因为读小说、写小说之故，陶渊明的虚构能力特别强，如《形影神三首》、《桃花源诗》、《五柳先生传》、《挽歌诗》、《自祭文》等，小说味很浓。特别是《五柳先生传》，因为太栩栩如生，史家干脆当作自传。其实，开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明摆说是虚构了。陶渊明对家族无比自豪，念念不忘家谱的，哪肯“背祖忘宗”？这个“五柳先生”，跟《陶渊明集》的“陶渊明”，不完全一致，“万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并未出现。
后世把《五柳先生传》当“实录”，结果把陶渊明弄成一张脸。近八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打笔仗，争论陶渊明到底是不是“静穆”。“静穆”（serenity）这词，来自德国古典哲学，朱先生“以夷变夏”地用，确实不怎么熨帖，被鲁迅指责他忘了陶的“怒目金刚”，不见“全人”。鲁迅并非真关心陶渊明，估计意在讽刺其弟周作人，朱光潜为周作人之友，遂倒了霉。但摒除两人的意气之争，我们得承认，比起朱先生视陶渊明为一个单纯的脸谱，鲁迅确实高明。正如他的“天真”乃“世故的天真”，陶渊明的“单纯”也是“复杂的单纯”。嗜好虚构的陶渊明，如同小说家塑造人物，塑造了好几个“变形自我”，“五柳先生”或曰“静穆的陶渊明”不过是其中一个。
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用了“形”、“影”、“神”三个角色各抒己见，讨论生死。陈寅恪甚欣赏，认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乃思想之独创。这话过了，不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么，有甚新奇？《形影神三首》的价值，在形式。三首诗，实为陶渊明的三个“变形自我”：一个是“形”，惧死之我；一个是“影”，道德之我；一个是“神”，自然之我。他诗序里讲“神辨自然以释之”，意为三首诗乃递进关系，“神”击败“形”与“影”，道家思想大获全胜。细读正文不然：“神”、“形”与“影”各说各话，未分胜负。依我看，《形影神三首》属于“复调诗歌”。俄国文论家巴赫金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例，提出“复调小说”理论，认为此类小说，特色是不搞“一言堂”，角色各说各话。《陶渊明集》也如此，至少有三个“变形自我”在斗争：一个“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一个“身灭名亦尽，念之五情热”，一个“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个“常恐大化至，气力不及衰”，一个“朝与仁义生，夕死亦何求”，一个“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形影神三首》，实为他内心“三国演义”的戏剧化。诗人自相矛盾，不奇怪，但能意识到自己的内在矛盾，用诗歌客观化之的中国诗人，也就陶渊明一人。颐和园长廊上的彩绘《渊明爱菊》
“变形自我”的叙述模式，陶渊明不止用过一次，较早的《饮酒》里也有：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诗里两个角色：“醉者”与“醒者”，彼此对话，但谁也听不懂谁。更妙的是，还有一个“第三者”，多嘴多舌，说醉者很蠢，醒者也不咋地，冲醉者嚷嚷：“太阳落了，该点蜡烛了！”两首诗，叙述模式前后有发展，可知陶渊明乃故意为之，而且，从两诗的神鬼氛围来看，明显受了志怪小说的启发—《搜神后记》就收录有形神分离的鬼故事。他既能编散文体的《搜神后记》，当然也能编神秘兮兮的诗体小故事。
“形”与“影”对话，陶渊明不是首创，化自《庄子·齐物论》的“罔两”与“景”。但庄子意在说理，“罔两”与“景”形同传声筒。陶渊明把角色拓展为三，让他们“众声喧哗”，实为诗学革命，可惜无人识货。李白模仿《形影神三首》写《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云云，也用了“我”、“影”与“月”三个角色，却忽视了陶渊明的复调结构，买椟还珠。李白如此，他人可想而知。欧美复调诗歌二十世纪才出现，那就是t.S.艾略特一九二二年发表的《荒原》。一九四一年，穆旦写《神魔之争》，把复调诗歌移植到新诗里。陶渊明的诗，不但不单纯，反而复杂得吓人，超前得惊人。
为何陶渊明能写出这样的复调诗歌？
一种答案是，天性使然：他嗜好编故事，有小说家塑造各色人物的天赋。他的《挽歌诗》，想象死后的细节，“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异想天开，发前人所未发。鲁迅模仿他，也在《野草·死后》里想象自己死后的情形。两相对读，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非凡想象力，杜甫与李白都不具备这才华。
还有一种答案是，陶渊明的心智迥异于常人，直白说：他可能有神经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写出复调小说，是他有神经症，对分裂人格异常敏感。t.S.艾略特则差点精神崩溃，进过疗养院，而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很可能，陶渊明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
陶渊明自传篇2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精灵，是诗歌中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在我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意象，它们蕴含的意义逐渐趋于稳定。如松树的挺拔、苍劲，象征刚直不阿的精神；梅花的娇艳、耐寒，象征高尚坚毅的品格；“长亭”象征别离；“红豆”象征爱情或相思；翱翔的鸟、游荡的鱼象征飘逸和自由等等。把作为诗的意象古已有之，以在百花凋零时独自怒放的特点和耐受各种艰苦环境的性质，象征清高孤傲的人品和不与世人同流合污、洁身自好，飘然出尘的隐士情怀。
是中国传统名花，姿态优美，香气清雅，不畏严寒，凌霜盛开，古人称之为“花中君子”。因在农历九月开放，又名九华、九花、秋菊；古代品种单一，多开黄花，因此又称为“黄花”、“金蕊”。除可供观赏外，还可饮用和药用，经济价值很高。我国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中医学上以黄菊和白菊入药，性微寒，味甘苦，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等功效。因为独特的外形和丰富的内质，它不但受到爱花者的喜爱，也成了很多文人墨客的钟爱，有的吟其色，有的品其味，有的赞其姿，有的歌以咏志，有的借景抒情，美不胜收。
但一提到，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陶渊明，而谈到渊陶明，人们就会想到，两者似乎已成了一体。那么陶渊明与有何不解之缘呢？
晋代诗人陶渊明善于在他的诗中使用意象，松、鸟、云、菊等随处可见，意味深远。这些意象流露出诗人难以言表的微妙心态，传达了诗人对人生的思索和追求，寄托着诗人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他现存125首诗，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其中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南朝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一生主要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和道家的追求个体自由和超脱世俗的出世精神，以及崇尚自然、追求反朴归真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他的诗多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引导读者去体味文中悠然恬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
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时，不满当时朝政官吏的腐败，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去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彭泽令，也结束了他的出仕生涯。隐耕田园，过着“击壤以自欢”的生活。劳动之余，独青睐于，他在宅旁东篱边种了许多，每到秋来时节，房前屋后，竞艳争芳。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道：“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此段说的是：一年重阳，正是盛开的时候，陶渊明在篱边赏菊，没有酒喝，遗憾不能一醉方休，只得采了一把在手里，边嗅边嚼，以菊代酒。后来是江州刺史王弘差人给他送酒来，他才能够对菊畅饮。陶渊明一生嗜酒如命，无酒时，可以以代酒，可见他对的喜爱。每逢秋日盛开之时，附近的乡邻常到他家作客赏菊。走时，他都采菊相送。他曾梦想都能在九月九日这天开，并作诗道：“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不料此后，每年九月九日，真的一齐盛开了。亲朋诗友都争相来观看，赞誉有情，不负陶公载培。亲友们相约，年年重阳一同来赏菊，称陶公的满园为“重阳菊”。
在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怒放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孤标傲世、高洁劲节的君子之德。陶渊明出生贫寒，一生怀才不遇，在仕隐之间几经徘徊,为保全本性而终归耕于田园，他的愤世嫉俗,憎恶黑暗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修养心性,追求率真自得的卓越品行与有“君子之德”之称的何其相似。惺惺相惜，也许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会在百花园中独钟情于吧！陶诗中描写的诗共六处，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赞其清新、飘逸的外姿
菊在四季花事中开得较晚,时众芳摇落,万木凋零,唯有在那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怒放并且西风不落，为冷寂荒芜的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陶渊明《饮酒》（其七）写到：“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每当盛开，陶渊明不但观其“佳色”，还“掇其英”，用来泡酒，以此修身养性，淡泊世情。陶渊明还把与松相提并论，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意思是说园中的小路已经荒芜，可喜的是先前种下的松和菊还在。似青松生命力强，随处可见，随遇而安，这种恬淡、宁静与性本爱秋山的陶渊明同出一辙，无怪乎他那么喜爱了。
赞其傲雪凌霜的内在品质
不逢迎风雅，耐得寂寞，敢于傲雪凌霜，静静地绽放，不呼蜂唤蝶，真正地孤芳自赏，即使是残菊，也悬挂枝头，含香吐芳，挺然不落。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敢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傲视权贵，淡泊名利，坚贞守志，宁静致远。可以说与陶渊明的品德是不谋而和。陶渊明在《和郭主簿》中写到：“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诗中赞赏是“霜下杰”，诗人笔下的菊像松一样傲霜而立，又像春花一样美丽多姿，开得既芳香又光彩。正是菊的“贞秀”品质令诗人赞赏不已。菊是诗人的自喻，是其品格的象征。以的品格自励，陶渊明是最有资格的。后人因陶渊明有此不慕荣利，志存隐逸的品格，尊称他为靖节先生。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辞官归田后的陶渊明，采菊东篱，在闲适与宁静中偶然抬头见到南山，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这种自然、平和和超逸的境界，犹如千年陈酒，能让人品味出无限韵味。诗人超脱尘世，静穆自然的隐士形象呼之欲出。因此陶渊明被戴上了“隐逸之宗”的桂冠，也被称为“花之隐逸者”。从此与陶渊明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钦慕陶渊明采菊之雅趣，更推崇他清心淡泊的性格。
赞其清热去火，延年益寿的功效
陶渊明自传篇3
［关键词］陶渊明；偶像；选择性接受
abstract:taoYuanmingisregardedasanidolin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themainreasonsfortheformationoftheimageincludetheinfluenceofthoughtsintheweiandJinDynasty，tao’scharacteristicsandstyleofhisworks，aswellasfeaturesoftheselectiveacceptanceoflaterpeople.thispapergivesaprimarydiscussionfromthreemainaspects.
Keywords:taoYuanming;idol;selectiveacceptance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现为孤傲、高洁、刚直。许多意象与之相连，比如菊花、饮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让后世文人对其心驰神往。笔者认为生活在一个思想多样且活跃的时代，对陶渊明形成复杂而易变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性格使其文风也比较多样，进而为后人对其选择性接受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因使得陶渊明形象日益变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
一、纷杂而互动的思潮
自东汉末年以降，知识分子对依靠人多势众取得话语权力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兴趣，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再去认同某一个团体，而是更集中在自身。“个人的理想主义在古代中国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的思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一世纪初，一个叫樊准的文人在一份上书中曾经猛烈地批评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似乎对于儒学以及经学颇为失望，他在追忆西汉历史时突然发现，‘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他把理想人格与道德追求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从群体的现世的楷模转向了个体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思想倾向，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后，曹操对汉代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孟德求贤三令，大致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经完全破产也……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曹魏极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于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世人的影响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马氏篡位之后，传统礼教观念再次被重创的时候，士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玄学固为汉代繁琐经学之反动，且多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家之形上学，但是由于三国晋初玄学家所受教育所在于家庭，而且家庭之礼教未堕，因而这一时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经，且仍推孔子为圣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调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认为孔子贵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来养性命的，认为两者可以相结合并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以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游走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间，也有调和各种流派的愿望。在此风气下，对陶渊明形成多样而易变的个性产生极大影响。
二、多样而易变的个性
陶渊明从小的时候就研读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他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作《赠长沙公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外祖孟嘉也是陶渊明倾慕的一位长辈，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来纪念。于是多次出仕，参加了当时几路枭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为身心受到役使而觉得不悦，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渊明不愿苟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就说明了一个长时间隐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环境之后产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业，少时的学养，还有自幼家贫，母老子幼的生活现实需要通过出仕以养家糊口，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和隐居逐步养成的闲适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产生了冲突。陶渊明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左右摇摆。陶渊明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依照当时司马氏希望通过招隐来笼络各方名士，巩固朝政的用心来看，历任江州官员都希望陶渊明出仕，但是他与官员结交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陶渊明对王弘之和檀道济截然不同的对待。因此对陶渊明的辞官动机，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风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希望归隐，但是他自身的性格应该更值得重视。本来就在矛盾中左右摇摆的他，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离开当时的官场，所以辞官只是性格使然。离开官场之后，内心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又会驱使他对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绩有几许感慨，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罗伊德认为意识是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脑，它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使动作协调。前意识就是储存的记忆库，人通过召唤回忆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识范畴。在意识和前意识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论中最重要的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占据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潜意识被压在最深处，最底层但又是最活跃，总是设法浮现到意识表层上来”［4］。陶渊明早年受儒家进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压制，进而进入了他的意识底层，然而潜意识是架构本能的基础，只要他的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不能完全去除，对之前的追忆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归隐思想的辖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或者没有表现而已。朱熹曾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将这念头抵拒将去”（《朱子语类》卷三四，《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p74-75），这就是说陶渊明固然有追求飘逸自由的隐居生活，不愿意和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意识控制之下，这些潜意识有所表现之后再一次被压制了，这是陶渊明个性多样而易变的表现，可是恰恰这一点没有被后来人完全接受，他们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点。
三、选择性的接受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偶像，主要还是在于后世文人的选择性接受。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较为典型的特点：
第一，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其人格品质的推崇，而后才是对其文艺风格的赞许，但这种赞许往往出于呼应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质。
从效陶诗、和陶诗一类作品的主要作者来看他们都是在陶渊明是一位高洁隐士形象之后开始对其诗文产生兴趣的。这说明在接受的开端，引人注目的是隐士形象。特别是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是最早对他进行评价的作品，而且还被收入了《文选》。依照当时颜延之作为文坛喉舌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对陶氏声名传播有了极大的帮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讲述陶渊明的品质，而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价值形成过程中，第一笔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传播稍微滞后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坛主要的创作风格受到谈玄的浸染，因此在内容上大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让陶渊明并没有在被认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钟嵘的《诗品》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而已，因为在这之前，陶渊明没有被人们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诗品》的出现，才出现了文人形象的陶渊明，将之评为“质直”，“田家语”。直到萧统的《文选》将其收录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萧统著《文选》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除了其自身正统观念比较深厚，主张文章体现“温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对颜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隐士形象的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讲《陶征士诔》收入《文选》当中。尽管萧统对这篇《闲情赋》有所非议，但是他的选择也反过来说明了陶渊明首先是作为隐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萧统在文艺批评上还坚持言行一致的观念。“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己任的心灵和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需放荡’。”［5］91言行一致的要求就使萧统在选择标准上将目光自觉地集中在陶渊明那些符合归隐心理，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适自然的作品。这无疑就使得陶渊明的“大贤”的高洁形象固化。借助《文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后来读书人必读的书，无疑是把这种固化的形象传播得更深更广。但是陶渊明许多作品中还流露了对生命的忧虑，对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慨叹。在《杂诗八首》中这种思绪有比较集中的流露：“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些都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说明在为人刚直，不愿心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渊明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另外还可以从《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一面，这些和隐士形象共同构成了陶渊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
一个被部分接受的陶渊明形象光环掩盖了所有作品所表现的完整形象。当然这不是在造神，但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
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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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4］苏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80.
陶渊明自传篇4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晋书·陶渊明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迦陵论诗丛稿》）。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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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自传篇5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意象；写意之美；浑融之美；显豁之美
陶渊明一生，存诗不多，只有一百二十余首，但在晋宋之际的诗坛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却成为一道独特而且耀眼的审美风景。陶诗之美，不仅表现在高洁的个性与旷达的情怀上，不仅表现在平淡而又隽永的艺术风格上，也不仅表现在“质而自然”的语言特色上，它同时也表现在陶诗的审美意象上。本文所要梳理、探讨的就是陶诗意象的审美体性。
一、陶诗意象的写意之美
工笔与写意原是绘画术语。按照北宋韩拙的概括，写意是指“用笔有简易而意全者”，工笔是指用笔“有巧密而精细者”。作为绘事笔法，写意与工笔的趣舍明显不同。前者重神韵，后者求形似。“诗画本一律”，如果把这样的绘画术语移用到诗歌评论上来，那么陶诗之中的景致风物描写，无疑具有略貌取神的写意之美。
陶诗意象的写意之美几乎俯拾即是。摘要引例，四言诗之中，《停云》诗的“飞鸟”意象、“园树”意象，《时运》篇的“新苗”意象，“花木”意象，均堪圈点。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亲好，以招余情。”
“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五言诗之中，写春景，“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写夏景，“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写秋景，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写冬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写村落，“暧暖远人利，依依墟里烟。”写涧水“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写山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秋月，“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写行役风波，“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写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上述意象的描写，显然不是“极貌以写物”，不是精雕细刻，而是大处着眼，抓住特点，取其风神，是典型的写意笔法。
有关陶诗的写意之美，学界早已论定，我们在此也无需做过多的发挥。这里拟以申说的是陶诗意象写意之美的形成原因。我们认为陶诗意象写意之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它与陶渊明的文学观念直接相关。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在《饮酒》组诗的序言中，又讲：“既醉之后，颇题数句自娱。”在《五柳先生传》中，夫子自道：“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可见，在陶渊明看来，诗文的写作，并不求其外在的功能与作用，它只是一种宣达情志，自我娱乐的活动而已。受到这种重在自我抒发的文学观念的驱动，陶渊明之于物候景致，自然更注重的是以我为主的“感物”，而不是以物为主的“察物”，体物之时，更注重的是“物感”而非“物态”。从以我为主的“感物”、
“物感”出发的景物描写，也就必然趋于物象风神与主观情志的自然契合，这是陶诗意象写意之美得以形成的首要原因。
其次，它与陶渊明的精神个性也有密切的关联。陶渊明之为人，并非琐细破碎、斤斤节节之士。于人生，他关注生死，讲究的是委运任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于立身，他思考的是质性节操，践履的是适性任情与固穷不滥。于读书，他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作为一种读书取向，并非贬义，指的是求取大意，把握文章或著作的基本精神。这样一种“大处着眼”的精神个性，拓展到观物、体物上来，也必然趋向于不滞于物的写意描写。
此外，前陶之时，虽然“赋体文学”已经“体物而浏亮”，但诗歌之中，从《诗经》到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再到正始、太康时期阮籍、左思等人的诗作，都没有把自然风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所以诗作之中，笔涉风物，也往往是写意呈象而已。这样的传统对陶渊明的影响无疑是明显的。
二、陶诗意象的浑融之美
诗歌的内容要素不外乎景、情、事、理。这里所说的浑融之美主要是指景与情、事、理之间彼此引发，交融渗透、相得益彰、混沦为一的审美风貌。
如果对陶诗的意象加以分类，那么，诗人自我意象之外，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意象，一类是比兴意象，一类是人文意象。自然意象是指诗人即目“直寻”的山水田园、风花雪月等自然实有之景。比兴意象是指经过了诗人“审美过滤”的别有寄寓的物象。人文意象简言之就是那些经过了诗人审美选择的有来历、有出处，体现了特定的价值内涵与观念内涵的物象。
自然意象方面，与事、理、情浑融一体的代表性作品是《饮酒》其五。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以议论开篇，先讲自己心远尘俗，故能精神超越，这是理。接下来写事，写自己采菊东篱，南山偶望。然后写景，在夕阳雾霭之中，飞鸟结伴归林。最后两句写刹那间的感受与体悟。这首诗的景、情、事、理的浑融之美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从诗歌的表层结构上看，正因为自己心远尘俗，所以才能悠闲自得，采菊东篱，才能“采菊之次，偶然见山”。既然南山在目，那么山间美景自然会引起诗人的关注与赏眺。而赏眺之际，又必然会有所感悟，有所会心。显然，诗中的理、事、景、情、悟，在意脉上是前引后续，环环相生的。从诗歌的深层的“义理”上看，其中的景、情、事、理也是浑融一片的。就诗作的基本精神而言，应该说，这是陶渊明对于人生回归的讴歌。“心远地自偏”，讲的是如何回归，采菊见山，讲的是回归的悠闲，飞鸟归林，讲的是物类的回归，作用在于启示人的回归。最后的“真意”感悟，所表达的正是妙得回归之理而且沉浸其中、乐在其中的一份无法言表的喜悦。理说回归，事显回归，景乐回归，情在回归，在远离尘俗，心系回归的意义上，景、情、事、理，浑融为一。
比兴意象与人文意象，就其有所寄寓而言，二者并无差异。区别只在于意象之中精神内涵的设定者有所不同。如果是作者独立设定的，那么这种意象就是比兴意象。如果由前人设定，并且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这样的意象就可以视为人文意象。陶诗之中，人文意象主要有松菊幽兰。代表性诗句见于《和郭主簿诗》其二、《饮酒》其七、《饮酒》十七。“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真秀姿，卓为霜下杰。”“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青松意象来源于《论语》之中孔子的青松赞：“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幽兰意象来源于屈子的《离骚》而又有所提炼。它们表达的是一种浊世自清的人格追求与情操取向。这样的人文意象与陶渊明的情怀志趣无疑是契合无间的。陶诗的比兴意象主要是飞鸟游鱼。袁行霈先生认为“陶诗
中屡次出现归鸟意象”，“此皆渊明自身归隐之象征。”可谓精辟。结合我们的论旨，我们对袁先生的观点还可以做如下的发挥。陶诗之中的种种飞鸟形象，不仅负载着渊明一生由仕而隐的人生踪迹，也凝聚着渊明在仕的徘徊痛苦与归隐之后的自由解脱、喜悦怡然之情。当然，如前所述，飞鸟的意象中还隐含着渊明对人生真义的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讲，飞鸟意象本身就已经呈现了景、情、事、理的浑融之美。
陶诗意象浑融之美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认为，就人文意象与比兴意象而言，个中原因主要在于陶渊明对于诗歌意象审美过滤与审美选择的精严。应当说，陶诗取用的人文意象与比兴意象在数量上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这两种意象又都是用在人生大节的表达上――个体的操守问题，仕途的进退问题，适性与违己问题。为了更好地“导达意气”，示其本志，陶渊明势必格外地关注所取之象与情、事、理的契合性、包容性以及表现力，进而促成景、情、事、理的浑然一体。
就自然意象而言，陶渊明之取象，并非“寓目辄书”，它的基本套路有二：一是诗人于彼时彼地，因物兴感，即景生情，情为景动，所以纳景入诗。《停云》诗中的园树意象，就属于此类。“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亲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停云》自序云：“思亲友也。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这是对诗人取象的直接说明。诗人取象的第二个套路是以我观物，据我取象。诗人先自有一种境遇、一种胸襟、一种情怀，然后激活并取用眼前之景，或者忆中之象，并把它笼罩在自己的识见、境遇与心境之下。陶诗名作《归园田居》其一、《读山海经》其一，也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饮酒》其五，都是此一类属的佳例。按照上述两种套路取象，当然会有情景的交汇，会有景、情、事、理的浑融。
三、自我形象的显豁之美
显豁的对应概念是深隐，是内敛，是藏而不露。从艺术表现的显隐角度着眼，无论陶诗的意蕴，还是陶诗的自我形象都具有显豁之美。这里，所谓自我形象的显豁之美，主要是指诗人的情貌、风神、心境、状态的生动鲜活与“指而可想”。
赏读陶诗，我们仿佛见证着诗人喜怒哀乐，目睹了诗人的颦笑举止。“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迂。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这是有违“真想”，在役思归，身倦心苦的陶渊明。“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这是回归田园，近观远望，恰然自得的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等身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的陶渊明。“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是与农夫有了共同语言且能相处融洽的陶渊明。“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这是南风清阴中，得其所哉，书琴自娱的陶渊明。“欲言无余和，举杯劝孤影，日月掷入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是心志难酬，孤寂悲慨的陶渊明。“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是在饥寒交迫中饱受煎熬的陶渊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词。”这是饥饿之中、困顿之际求乞于人而又难于启齿的陶渊明。总之，全部陶诗，已经立体地、多方位、多侧面地把诗人的自我形象“和盘托出”，品读诗作，千载之下，如见其人。
陶诗的自我形象为什么能够具有上述的显豁之美，此中原因，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除了与陶渊明的“导达意气”、真情为文的文学观念、创作观念直接相关之外，“学非称师，文取旨达”，语言表达上平易自然的风格取向也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助成之因。这里还需要拈出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前陶之时的诗歌传统以及陶渊明对诗歌传统的承继关系。
论到前陶之时的诗歌传统以及陶渊明对诗歌传统的承继关系，袁行霈先生曾经讲过：“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看来，诗风是古朴的。”又说：“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袁先生的概括简要而又精辟。对于两汉魏晋之诗的古朴，我们可以有多层面的界定。但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显然既有别于南北朝诗歌的声色雕琢，也不同于自唐以后画意加诗情的精致的意境营构。它是“我”在诗中，以“我”为主，融景、情、事、理于一炉，汇行、见、感、思于一体的相对“古拙”的诗思范型。在这样的诗思范型中，诗人的自我形象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呈现。而陶渊明作为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自我形象具有显豁之美，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参考文献：
陶渊明自传篇6
摘要：世人都知陶渊明爱菊，在其诗歌中菊花是常见的意象。从“菊”这个意象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崇尚自然，包括委运顺化与任性而为的生命情结；珍爱生命，包括担忧生命短暂，及时行乐，希望长寿的生命表现；物我两忘的生命造诣与超脱生死的生命彻悟。
关键词：陶渊明菊花意象生命体现
一、崇尚自然的生命情结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说：“他用自然作标准去衡量现实，发现了现实的丑恶与虚伪，主张返回自然的人性，返回原始社会的自然与淳朴。他以自然作旗帜，和虚伪的名教，黑暗的政治以及竞逐名利的世俗社会相对抗。”现实很黑暗，陶渊明的政治抱负无处依托，他只能用率真与任性来释放自己的本性。他的任性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向往自然的环境。根据陶渊明在诗中的提示，无论是《九日闲居一首》（并序）中“秋菊盈园”，《和郭主薄二首》中“芳菊冠林耀”与《饮酒二十首》并序中“采菊东篱下”，“秋菊有佳色”中的“秋菊”“芳菊”，还是《归去来兮辞》中“松菊犹存”，《问来使》中“今生几丛菊”中的“松菊”“几丛菊”，皆生长于室外自然的环境中，并且菊最初也是生在“川泽及田野”的。陶渊明笔下的菊植根于自然的土壤中，受自然空气的给养与霜露的洗涤。但是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的环境，也做不到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中。他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与“济世救民”等思想的影响，积极出仕。在那个以司马道子与司马元、刘牢之、桓玄为代表的三派势力撕扯的混乱时代里，良好的社会环境已经是奢望。《论语》有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对陶渊明而言，若对时局判断有半点偏颇，就很难真正的置身事外。他的5次出仕几番归隐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正是因为求之自然而不得，所以他通过“菊”这个意象将自己对自然环境的憧憬翻译成笔下的文字。
二是食菊习惯。陶渊明在《九日闲居一首》（并序）中这样写道：“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华”是重九之华的简称，也就是菊花。《神农本草经》将菊归为药物，并且有这样的解释：“上药……多服久服不伤人……”“空服九华”，可以理解为空吃菊花。再结合晋傅统妻《菊花颂》“爰采爰服，投之醇酒”的诗句与西晋傅玄《菊赋》中“掇以纤手，承以轻巾，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的诗句，以及《本草纲目》中所记“生熟并可食”，可以发现陶渊明食用的是生菊花。其目的是饮食菊的原汁原味，更能体现他崇尚自然的生命情结。《九日闲居一首》（并序）中说“秋菊”是“盈园”的，况且，萧统的《陶渊明传》中也有“菊丛”一说。由此，陶渊明可取的菊花之多，供他食用的生菊花之多，足以使他养成一种食菊的习惯。而且笔者认为他的这种食菊习惯是“本我”的一种表现，这种原始本能与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生命情结密切相关。
二、珍爱生命的生命意识
如果说崇尚自然是“本我”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珍爱生命则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他开始关注自己的生理、心理状况，并力图改变客观身体状况以求用更好的生命存在。珍爱生命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担忧生命短暂。“菊是陶渊明人格的象征”，在陶渊明的六首涉及到菊花意象的诗中，“秋菊”出现了两次。《岁时》中这样介绍菊：“菊是应时的花草”，并且因为“在霜降时，唯此草甚貌”，所以菊被视为“候时之草”。若无意外，秋菊的存活时间只有三个月。所以，陶渊明担忧生命短暂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九日闲居一首》中说：“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菊是用以“制颓龄”的，而且陶渊明已经五十八岁，“颓”字更能突显出他内心的这种对生命短暂的担忧。这首涉及到菊花诗的全文皆被“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的忧生意识所笼罩。由此观之，陶渊明担忧生命短暂的意识就更加明显了，他担忧生命短暂的诗句随处可见。
第二个方面为及时行乐。萧统的《陶渊明传》中记载：“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这里的“菊”与酒是相联系的。所以，这里的“菊”影射出陶渊明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他之所以要及时行乐，是因为他爱自己的生命。他要把每一天都过得潇潇洒洒。陶渊明在自己的很多诗歌中都表达人生短暂要及时行乐的思想。如“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飘尘。”他在菊丛中坐，在菊丛中饮酒也是他纵情于自然、及时行乐的表现之一。远离了官场，他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及时行乐，放纵的生活大概就是陶渊明认为有意义的、自己不后悔的生活。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是他对生命真正的爱。
第三个方面为希望长寿。儒家教导人珍爱生命，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与庄子同样有“贵生”“全性保真”“损一毫利天下，不于也”及养生等关于珍爱生命的理念。陶渊明不免受到两家思想的影响。在《九日闲居一首》（并序）中陶渊明说：“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西京杂记》中：“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此可用来可解诗意。《本草纲目》中则证实了菊确实能使人长寿的事实，还记载有不少菊花助长寿的方药。东汉应邵《风俗通》就讲“南阳郦县有甘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的人家皆饮此水，结果“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大夭”。《抱朴子》内篇仙药中亦记载了此事。傅统妻《菊花颂》中投菊花于醇酒的目的是“以介眉寿”，也可以证明菊花的长寿之功用很早就为人所之，当然陶渊明也不例外。陶渊明所在的环境中有很多的菊花，菊花的花香与花上水同样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陶渊明“裛露掇其英”，是其有意养生、珍爱生命的表现。
一言以蔽之，不难得出菊花及其附属品的保健与长寿的作用，而陶渊明服用菊花、花上水及置身于香气氤氲的菊丛中的深层原因皆源于他对自己生命的珍爱。
三、物我两忘的生命造诣与超脱生死的生命境界
陶渊明与菊花合二为一，进而达到“超我”之境。笔者觉得，陶渊明的这种物我两忘是较低程度的“物化”，而其超脱生死的生命境界则是其人生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是其超脱生死的前提与必由之路。
菊与陶渊明的生命融为一体。陶渊明在《和郭主薄二首》中称赞菊花：“芳菊冠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花与陶渊明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在古代菊花一度成为祭祀用品，日本皇室的家徽也是由16瓣的菊花构成。菊花是神圣高洁的象征。菊花的可贵品质迎霜怒放，坚贞不屈，生命力极强，与陶渊明卓尔不群，高标独立，洁身自好与不畏强权，屡次出仕的品格相呼应。在那个腐败、黑暗、虚伪势力分割的社会里，陶渊明这样描述菊也就是在表明自己的生命态度。并且菊是“花之隐逸者”，而陶渊明最终也成了一位隐士。此时陶渊明俨然成了萧统《陶渊明传》中所写“菊丛”中的一株。坐在菊丛中的陶渊明似乎是在通过“坐忘”以求“心斋”。忘我是心斋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我合一。陶渊明与菊的这种融通与同一是一种极高的生命境界，距离“物化”的最高境界已经很近了。
超脱生死的生命境界。这种超脱生死的生命境界主要表现为冲淡平和。《饮酒二十首》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正是因他已内心虚静，超脱生死，所以他才能够在不经意间瞥见南山。陶渊明也有“高世之志”，他在采菊时得意而忘言，进入无我之境，这是一种超脱生死的生命境界。当菊花、南山、飞鸟和陶渊明自己达到混融的境界时，“陶渊明完成了玄学中的最高境界——‘体无’”。他此时已将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放空。这种生命表现在《问来使》中也可以看出。在诗中陶渊明写道：“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从此诗句中可以发现此时陶渊明的心境已经达到了“空灵”的境界。他做到了真正的气定神闲，做到了心灵的超然物外。所以，从这两首诗的菊花意象中可以充分感受到陶渊明那种彻底超脱生死的生命境界。
陶渊明受到儒家、道家、玄学家及佛教的影响，从菊花这个意象上我们不仅可以窥见陶渊明的生命表现，也可以感知多家思想交织的生命体悟。并且，笔者认为从菊花这个意象中，不仅可以窥见陶渊明的生命表现，而且还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陶渊明。
（论文指导老师：周海平）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11.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钱志熙.陶渊明传[m].中华书局，2012：254-267.
陶渊明自传篇7
关键词：陶渊明道家思想田园诗创作
陶渊明一生主要接受了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仕”两种思想。儒家的“出仕”思想指导着年轻的陶渊明选择他的人生目标，但这种目标并不固定长久，时断时续的13年官场生活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无法融入现实世界时，陶渊明性格中的道家“出仕”精神就逐渐显现，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越到后来，这种思想特征越突出，他的这种性格也越成熟、越坚定。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将这种精神旨趣写入诗歌，创作出了清淡自然的田园诗，开创了诗歌的一片新天地。本文旨在探讨陶渊明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想对他创作田园诗的影响。
一
陶渊明（365―427），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这个时代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出仕是文人的最好出路。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他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祖上的殊勋伟业，他是极其看中并深以为荣的。社会传统和家庭背景必然会让他心中的儒家“出仕”思想占据上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雄心壮志。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但只担任过祭酒、参军之类小官，所以他的壮志无法实现，而且不得不在官场中苟合、周旋。
晋宋之际，“政风腐败、世道昏浊、阀阅专权，骏才者不免沉沦，庸碌者反得显赫”［1］244，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许多名士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政治旋涡，甚至被无辜杀害。像陶渊明这样一个有理想而不愿随世俗浮沉的士人，必定会陷入现实与理想矛盾的痛苦中。在陶渊明之前也有无数的文人有这样的苦恼，如阮籍、嵇康，他们也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无法为现实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充满了“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的困惑和忧恐，他们企图以超世来求得解脱。陶渊明则不然。“‘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自然会使希冀隐逸的风气伴着道家思想的流播而大大发展起来，从而使士大夫在‘仕’之外，还存有一种‘隐’的意念”［2］244。首先将这种“隐”意念完全付诸现实的是陶渊明，在他四十一岁那年，陶渊明坚决辞掉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从此终生不再出仕，一直隐居耕种在农村，直到六十三岁逝世。陶渊明不是时隐时现、朝隐暮现的“半吊子”隐士，也不是拿归隐当筹码，搞欲进先退把戏的假隐士，他是一个真心归隐的文人。
经过先前几次出仕与退隐生活的体验对比，陶渊明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由仕而隐。改变的原因除了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极端厌憎污浊的官场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他的崇尚自然的本性。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看出年轻的陶渊明并不为儒家思想所拘锁，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中滋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本性中对自然的渴求。这与“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有共同的基础。
二
晋宋之际，玄风盛行，这种“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同时又综合了儒家思想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3］136。陶渊明在与现实决裂的失望与痛苦时，道家思想就成为抚慰他心灵的灵丹妙药，到自然中去，“抱朴守静”，寻找自然中的“真”、“淳”。正是道家“复真”、“还淳”的意念引导他走上归隐田园之路。归隐之后，陶渊明并不能忘情于世，“他以老庄达生、外物的思想排解痛苦，更以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意念来追求理想”［4］245。道家思想救济了他那颗孤独而寂寥的心，于是他由衷地仰慕“自然”与“本真”。
“贤人失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政治位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得不到施展，于是道家的遁世归隐则在心灵的矛盾中占据了上风。道家哲学思想本源为深陷困境的文士们的精神困苦提供了有效的解脱途径”［5］132。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选择了田园生活。读书、采菊、耕田、饮酒，各种生活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生活基础，他才能以最真切、最深刻的感受写出耳闻目睹的田园生活。归隐田园后，陶渊明饱尝耕作的劳苦和辛酸，“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陶渊明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晚年他甚至到了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但生活中的充实与乐趣，给诗人在精神上很大的寄托：“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他接近农人，参加劳动，与农人在情感上和谐地交流。总之，陶渊明归隐后的种种体味，是从他勤劳的“躬耕”生活中得来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正是这种“不忧贫”的意志让他真心地投入了田园的怀抱。陶渊明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描写的景物之中，真情实感从“胸中自然流出”，用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说明一些生活的哲理，创造出富有情趣，又富有理趣的诗歌意境。
道家善于隐喻说理，言简意丰，以少总多，其思维具有简约性，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国维认为：“陶诗不隔。”（《人间词话》）。陶渊明田园诗写情写景皆不隔，正是得力于道家简约的思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平淡普通而高度提炼的语言与田园风光情调结合得天衣无缝。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而且丰富了他的艺术之路。陶渊明诗歌题材广泛，生活中凡有所感都被写入诗。有遇物即言的杂诗，有以古人古事抒发自我心声的咏史诗，有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在风格上有“金刚怒目”式，也有“悠然见南山”类。其诗歌成就最大的要数其田园诗。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沉入“自然”，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农耕劳作，第一次成为诗歌题材被写入诗中，田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审美对象。清言玄诗的两晋诗歌，其作者是清一色的都市里的上中层文人，田园是无法进入其创作视野。在两晋以前的诗坛上，田园乡居生活偶尔在诗歌中出现，那也是作为背景和辅描写出现的，并非诗歌题材。所以陶渊明在有意无意中拓宽了诗歌的创作之路，引发后世的田园山水诗领域，他也成为田园诗的开山鼻祖。
陶渊明不仅开辟了田园诗领域，而且其田园诗别具一格且造诣极深。这样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与他的人生取舍与信仰有关。儒道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陶渊明的心态、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道家崇尚天道自然，显出消极退隐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引向人自身的生活和人的心灵，归隐后偶尔出现的儒家关心民生国事的心情被淡化和掩盖起来，所以大家看到了陶渊明诗歌中平淡无奇的田园风光，最普通的农人耕作与歇息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复真”、“还淳”的意念和恬静平淡的心境与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十分投契。
三
信仰道家思想的诗人做诗，通常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传达其信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其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准确地传达出了陶渊明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
除了这些能传达信仰的词语外，意象也是信仰的见证。他诗歌中出现的鸟、酒、菊、松、山、园、柳意象就是最好的明证。“陶渊明对自然的渴求，是对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求”［6］288。下面以鸟来做说明：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鸟展翅能飞，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向往的地方，陶渊明心中的“鸟”是逍遥与自由的。但这种逍遥与自由的生灵也有被束缚的时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羁鸟受困牢笼，失去了飞翔的快乐，陶渊明的仕宦之路犹如羁鸟的可怜状态，所以陶渊明急切地要解放被束缚的心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二），南山之下，他与归巢的鸟儿有了神会。“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庐”即精神家园。倦鸟知归巢，“吾亦爱吾庐”，表现出陶渊明对“出世”后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仕宦生活带来的煎熬也在这种自由逍遥的生活中烟消云散，陶渊明借鸟表明远离世俗，游心于天地自然的心迹。陶渊明就是一只在田园上空自由飞翔的鸟。
陶渊明把正始以来批判现实的精神导向了一种“返于自然”的理想主义，他以归隐来寻求人生自然化的道路，为否定现实后找到一条出路，他把道家的自然主义当作现实和构造理想世界的原则。陶渊明在他的田园诗中成功地渗透了他“自然”、“真淳”的人品，以及任从自然、以得天真的道家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2］［4］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陶渊明自传篇8
关键词：鲁迅朱光潜陶渊明静穆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领袖鲁迅与京派文人朱光潜在评判其是否浑身“静穆”展开了思想交锋。朱光潜把陶渊明的伟大归结为其所达到“浑身静穆”的境界，而鲁迅则坚决反对完全忽视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主观欣赏方法。本文拟就鲁迅与朱光潜之间关于陶渊明“静穆”的观点进行剖析。
一.鲁迅论陶渊明的“静穆”
鲁迅一向对魏晋人豪放潇洒的风姿倾慕有加，陶渊明自然得到了他的格外关注。鲁迅对陶渊明的研究突破了大众对陶渊明成天飘飘然的传统认知，从现实需求的角度主张避免由于寻章摘句而选择性阅读，试图纠正人们心中陶渊明性格的单一化。鲁迅提倡知人论世，既肯定了陶渊明质朴自然、平淡静穆的人格魅力，又发现其性刚才拙、金刚怒目的艺术风格。
（一）全面还原实际，认可“和平静穆”
从南北朝至今，世人对陶渊明平淡冲和诗风为主要特征的认定基本一致，也得到鲁迅的共鸣。但在鲁迅看来：“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鲁迅独创性地通过还原陶渊明的实际生活环境，结合社会境况和历史背景来剖析其“静穆”风骨。鲁迅屡次提及陶渊明的《述酒》，那篇作品就是对两晋历史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里面充满了血腥。
1.内忧外患加剧，阶级矛盾尖锐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年，战火四起，北方贵族军阀逐鹿中原，民族矛盾日益升级，而腐朽的统治阶级却偏安一隅，只顾荒淫享乐，对外战争无法抗衡，对内人心无法安抚。百姓流离失所，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不断升温，反抗的声音也越来越激烈，然而统治者不但对哀鸿遍野的民情视而不见，反而采取高压政策，强制文人三缄其口。陶渊明身处乱世便也无法独善其身，反抗的态度虽不那么激烈，但必然有针砭时弊的愿望，只是隐晦地表达些许内心深藏的政见，以免遭来杀身之祸。这些在陶渊明诗文中有许多表现。
2.玄佛思潮盛行，避世思想蔓延
当然，魏晋时代玄学兴盛，其鼻祖老庄主张“清静无为”，再加上当时统治者极力推崇佛教，这两者合流共同构成麻痹人们斗志的社会思潮，正如梁启超所谓“一面极端的悲观，一面从悲观里头找快乐”的“厌世的乐天主义”，陶渊明浸染于这样平静的社会风气中不免由文风逐渐表现出“和平静穆”的态度。所以陶渊明也是有许多“静穆”风格的作品，例如《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
3.饮酒风气沿袭，司空见惯
陶渊明身处晋末，历经汉、魏、晋三代易主，统治王朝更替频繁，他见惯了篡乱变迁，况且即使他胸怀天下，但这些君主无一不昏庸无能，只沉溺于荒淫享乐，壮志难酬的苦闷日积月累也只好将万般无奈与美酒一起融入愁肠。也正是因着魏晋饮酒风气相沿，如南朝的萧统所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酒不但成为了陶渊明寄情托怀的媒介，也成了他韬光养晦、平和心境的良方。在酒中，陶渊明的“静穆”与“金刚怒目”交融在一起。
（二）辨证读出真实人生，强调“金刚怒目”
针对朱光潜所提出的陶渊明因浑身都是“静穆”而伟大的观点，鲁迅认为探讨陶渊明的艺术风格一定要全面分析，不能割裂整体，只把陶渊明拘束于飘逸的一面。
陶渊明除了世人皆知的冲远高洁，也有在《闲情赋》中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显露儿女情长柔情细腻、大胆而多情的表白。由《杂诗》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他也有过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年少轻狂。晚年尤以在《读山海经（十）》中所作：“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突显出他“金刚怒目”的一面。鲁迅秉持着一贯辨证的态度去看待陶渊明，他倡导看遍作者人生全貌及其所处社会状态后归纳总结。因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渊明自有豪情满怀的雄心，也有含情脉脉的温情，更不乏云淡风轻的闲适心境，只有当摘下他头上被人们刻意萦绕的光环后，人们才能真真实实地看到的一个饱满的、有血有肉的陶渊明。
陶渊明不乏闲情逸致的作品，但是其诗作恬淡外表下亦隐藏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反抗的本质。如《桃花源记》展示了令人们无比向往的国泰民安、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而这样一幅乌托邦式的生活画卷在当时来看无疑是对奢靡无度的统治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实中的百姓苦于战争和繁重的赋税，被肆意剥削，遭到残酷的压迫，陶渊明创造那恍如仙境的世外桃源恰恰是代表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心声，向往悠然自足的自由生活，隐晦地批判统治阶级的昏聩不堪，“以优美的艺术形式，含蓄而曲折地表达自己对封建统治者的抗议。”
二.朱光潜论陶渊明的“静穆”
陶渊明以其冲和恬淡、渊默自守的风格从芸芸诗人中脱颖而出，世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后，寓热烈情感于安静肃穆的文笔中，将自我境界净化和升华，领悟人生百态终得归依，达到朱光潜所提出的艺术的最高境界――“静穆”。
（一）融贯中西文艺理论，寄托“静穆”理想
早年在《陶渊明集》的熏陶下，朱光潜对陶渊明“闲逸冲淡”的风格便尤为钟爱。又因其自小饱读古书，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审美观点便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朱光潜的审美意识中。后于留学期间，朱光潜深入地学习了尼采、克罗齐等人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并独创先河在此基础上融入儒家“和”的传统观念，提出：“‘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不认同热烈则为高妙的艺术标准，贯通古希腊人将“静穆”当作艺术的最高境界的观念，认为陶渊明正是不可多得的能够流露这“静穆”风味，达到艺术极境却醇练得让人忘其为艺术的伟大诗人。
于朱光潜而言，陶渊明超一切忧喜而调和自我情感冲突的质朴诗风，可以与西方“静穆”的艺术典型――诗神阿波罗相媲美，这正是其“静穆说”的最佳立足点。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出类拔萃的诗人，飘逸豪放如李白、沉郁顿挫如杜甫，陶渊明却始终以超脱现实、与世无争的造化独树一帜，他坚持用审美的眼光审视自己并不如意的人生和那暗流涌动的世界，完美地执行了朱光潜所崇尚的“用艺术解决人生”的文艺理论。陶渊明“采取一种超然的、安静的姿态无视它”，寄托了朱光潜从消逝的万事万物里感受到永恒的存在，并对这体悟加以美的阐释，以至“静穆”的理想追求。
（二）吸取兼具平淡绮腴，着眼“静穆”归宿
在遭到鲁迅以“缩小”和“凌迟”的猛烈抨击之后，朱光潜也反思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诗论》的最后从陶渊明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以及情感生活还有人格与风格方面系统性阐述，给予了挚爱的诗人以和气周流、纯然天机的最高评价。
1.率真自然，寄予人情魅力
陶渊明一生饱经忧患，如脆弱的浮萍飘零于世，他经历过夏日抱饥、冬日无被的极端贫苦，他常常因无法给妻儿富足的生活而自感羞愧，可怜病痛缠身，甚至到了出门乞讨的地步。祸不单行，陶渊明才到中年便要接受父母双双离去的现实，又因丧妻之痛而迟暮之感日渐浓烈，对生死的忧虑日日在他心间盘旋。他一心的苦闷无处诉说，只可借酒消愁。陶渊明并不只有单一“冲澹”性格，他不否认冲突矛盾的人生境遇，但辛酸苦楚个中滋味唯有自己尝遍品完才能跳出怨天尤人的枷锁，神游千载，与众多与自己心迹相通的古人共求清风亮节，跳脱现实中混沌的樊笼，追趣于无限的外物，又吸收外物活跃的生命和情趣填补自己的胸襟气韵。陶渊明随酒喝下的苦闷经过他特有的智慧发酵，酿成了他极丰富的精神世界。他胸中自有无限，所以并不拘泥于雕绘的表达形式，以醇练的诗作示人，终于达到极端的调和静穆。
2.温和中庸，调和质绮文风
朱光潜认为陶渊明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他乐于归隐却不像一般隐士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矫揉造作出一副道貌岸然，孤芳自赏的神情。陶渊明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又心存抱负，寄怀于张良、荆轲等“遗烈”，自有侠气。但他并不走极端，而是敞开胸襟低调做人，隐逸脱俗却至情至性，他脚踏实地自己种田，坦白说因为穷困才出去做官谋生。他不会将自己包装得矫情立异，他为自己而活，不张扬不藻饰，凡事适可而止，只求自身内心安适。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也正是承袭了他领悟人生悲喜而不卑不亢的真性情，他的一字一句不事雕琢，通篇流露自然本色，恰到好处地创造了兼并绮腴与平淡但又不偏不倚的奇迹，完美地呈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朱光潜并不否认欣赏陶渊明“金刚怒目”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这也仅仅是陶渊明文风的冰山一角，他真正的伟大在于将生活的琐碎片段熔炼成率真简练的诗语，完整地透析了宇宙世相后化世间万物具象于浓郁的悲悯情怀中，超越“金刚怒目”的激进，修炼修为归于平淡，沉淀生命的厚度，最终达到“静穆”之境。
其实，两人对陶渊明的评论观点高下难以评判，只是双方的立场与美学旨趣相异造成的。朱光潜受到系统的西方美学思想启迪，偏爱“趣味”和“静穆”的美学。他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以纯粹审美的态度去体味人生，表达丰富的情感，为艺术而艺术。鲁迅不认可朱光潜空灵的美学观，他所欣赏的是“刚健”和“力量”，其创作则具有时效性和目的性。他认可文学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搅动人们沉睡的灵魂，激励国人麻木的精神，从而直接有力地热切呼唤人们为现在抗战。
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京派文人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拉开了文学与时代，追求人性的、永恒的文学价值。鲁迅作为左翼文学的核心人物，从时代要求出发，积极提倡直面激烈的阶级斗争，要求文人应积极面对现实问题，以笔为反抗斗争的武器。另外，鲁迅强调要“知人论世”，从作家生活的时代和作家全部作品出发去论定其文学风格，而不是想寻章摘句式的评判。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版
[2]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3]南朝梁.萧统《陶渊明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
陶渊明自传篇9
［关键词］陶渊明；客体；自我生存方式；人生态度
人的社会行为往往受到其人生态度的影响，尤其是像陶渊明这样生活在动荡时代之中，社会地位变化无常的官僚士大夫人物。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又字元亮，东晋末年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这个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所特有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价值和其行为走向。
一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1］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建立过功勋的人，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其价值观的建立和人生观的形成。
陶渊明处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社会转型之际，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军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兵祸连年不绝。陶渊明自幼经历一系列战乱兵变，认识到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破坏，因此痛恨战乱，关注民生，忧国忧民，进而心生辅佐明君之愿，胸怀匡扶天下之志。同时，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生活使陶渊明对现实感受有切肤之痛；战争破坏和军阀人物的行径迫使陶渊明对去留志向作出选择；对现实悲惨状况的认识，陶渊明明晰了思想意识中的善恶观，坚定了其人生价值抉择，并在其诗作《桃花源诗并记》中，描述一种美好和谐田园生活图景，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希望构建一种无压迫、无剥削、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在拥有准确知觉自我的愿望的同时，还有提升自我、改善自我的愿望。虽然日渐衰落的家庭使陶渊明有幸学经读史、弹琴习剑，但与士族出身、家境优裕的文人相比，其生活是艰辛的。而这种艰辛是陶渊明真正咀嚼过并刻骨铭心地镌刻在脑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
同时，传统思想及同时代思想家，也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2］。另，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所描述的“恒产”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陶渊明对其也进行了借鉴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其所描绘桃花源理想的生活场面中。由此可以看出，孔孟思想对其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对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社会模式的架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如“黄绮之商山”，“贤者避其世”也和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相像；“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些在陶渊桃花源理想社会中的社会生活描写，可以说是对《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继承与阐释。
一定的人生态度受一定时代的影响。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产生于东晋南初特定的时代，当时魏晋玄学之风盛行。陶渊明受到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他生活及各个方面：崇尚自然并以自然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朴真诚、淡泊致远、幽美的田园生活。而崇尚自然，则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关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也着重谈了这点。
同时，阮籍、嵇康、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陶渊明也对其吸收应用。
总之，受传统及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并由于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意识形态或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因而使得陶渊明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成为政治社会化中的一员。陶渊明在接触社会和他人的过程中，更加理性的去认知，将自己与拥有自己向往的技能或者特质表现为一种文学的东西，即用诗作来实现自己的认知目的，用行动诠释自己的另类人生，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陶渊明的人生观。
二
陶渊明以其大量的诗文著作、以诗歌散文的文学形式和论证严密的政论文体从不同方面、不同深度表现了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一）对战争、士庶、自然及贫困生死等的看法
1.对战争的深恶痛绝
社会动荡，战乱无数，使陶渊明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情，不满之意。在《和刘柴桑》中，“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点出民生之凋敝，田园之荒芜。也正是这样“乾坤含疮痍”的痛苦现实加剧了陶渊明对战争的厌恶。另外，在《饮酒并序》其四中，“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也点明当他为贫穷所迫而求仕时，做了镇军参军之后，随刘裕东讨孙恩时，目睹“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的现象时，强烈反对他们的凶暴行为，也为由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感到不安。同时，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中说“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3］也是对战争所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谴责。由此得知，陶渊明是强烈反对战争并厌恶战争的。
2.对士族阶层的鄙夷
虽然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但是其一直对魏晋以来的士、庶颇有看法。魏晋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以及风气使然，使得魏晋来的九品中正制已经违背了其初衷，沦落成为世族豪强垄断政权的工具，所选荐人才不再是为统治阶层选拔服务型的有用人才，而是社会寄生虫，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催生激化了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使社会矛盾激化、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政局的不稳定性，也最终使得士族开始衰落，寒门庶族兴起。另据《抱朴子疾谬》载：“或假财色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足见这种社会巴望高门、趋炎附势的社会恶习。鉴于此，陶渊明对士族腐朽及必然消亡是有深刻认识的，一方面，他反对士族的特权和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怜悯这种阶层政权。而对于寒门，陶渊明则没有好感。在其诗作《赠羊长史并序》中，“愚生三季后，慨然年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嘲讽庶族出身的刘裕，对其表现出了不屑和嘲讽，显示出陶渊明不趋权势的高尚人格修养。
在士、庶的权力争斗中，陶渊明选择了超脱的行为。在《饮酒并序》其二中，“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陶渊明以青松自喻，借青松来表现自己坚贞高洁的人格。左思在《咏史》中曾用“涧底松”和“山上苗”对比，来揭露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而陶渊明以“青松”和“众草”对比，显然也含有对士族门阀制度所造成的贤愚倒置现象的揭露。
3.对自然及贫穷生死的看法
从陶渊明一生的事迹中可以看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如他在《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4］。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油然而生，不再是对自然的简单欣赏，而是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物我两忘的质界，凸显出陶渊明淳朴率直的自然生活风貌，这与其以后的归隐田园，远离官场的人生态度转变是分不开的。
基于此，陶渊明对自然的态度也很大程度影响了其对贫穷生死的认识。“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自祭文》），陶渊明回忆了自己艰难曲折，宁可穷困潦倒、忍冻受饿向人乞食也不回头同时又顺达自然、无怨无悔的一生。此时的陶渊明已经把财富的多寡不再看作是一种人生的极致，而把劳动谋生的手段作为人生的一种新坐标，如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陶渊明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以此来抒发他在收获早稻之后的劳动喜悦之情，藉以表明立田自足是合乎自己人生大道的。
对于生死，在《挽歌诗》中，“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5］陶渊明抒发了自己对生死的彻悟，表达对“死”的达观看法：死是平常不过的事情。表露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流露出潇洒的生死观。
通过对战争、士庶、自然及贫困生死等客体的看法，逐渐构筑了陶渊明本人的人生观，即厌恶战争、不愿意与庶族为伍、崇尚自然和看淡生死。这种人生观也决定了其自身价值体系及理念和本身人生的设计轨迹。
（二）对自我生存方式的定位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加深了主体自身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选择性。陶渊明认识到了社会的腐朽，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产生了厌恶战争，同情老百姓的看法，也因为如此，选择了一条弃官归田、隐居田园的人生道路。
陶渊明少年时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养成了陶渊明积极进取和直率的品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陶渊明立志宏图，“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其从二十九岁起，曾几度出仕，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关于此在《晋书陶潜传》（唐房玄龄等）中也有记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其展示了陶渊明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的高尚人格。在陶渊明后来的《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作品中，陶渊明借咏荆轲歌颂那种英勇报仇精神，影射对刘裕政权的憎恶，这对后来辞官归田的有很大影响的。
将解甲归田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最好归宿。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明确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思想，表现了他对仕途生活的淡漠和对淳朴的怀安止足生活的热爱。在《饮酒并序》（其一）中，陶渊明也描绘了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思想意境，指明自己在思想上远离了那些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的喧扰，不再对浑浊的官场有留恋之意。同样，在《饮酒并序》（其三）中，其对拒绝出仕也有所表述。该作是为答复友人劝他做官而作。陶渊明采用《楚辞渔父》中屈原和渔父问答的形式来反映自己拒绝仕宦的决心和坚贞不屈的意志，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
在《拟古》(五首)其二中“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陶渊明也通过对燕子的问话来表达他隐居不仕的坚决意志。
既然不愿意出仕，那么作为社会中的人，总要去寻找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说去追求一种理想人生。归田初期，“乐知天命”、“安贫乐道”（《癸卯岁始春怀古思舍》）、“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在《归园田居》（五首）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6］，陶渊明开始体会躬耕生活的乐趣，并开始怀疑孔子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合理性。在诗中陶渊明进一步说明其辞官归田是适合本性的。自述在园田中深居简出，摒弃一切尘俗杂念，参加劳动，加深了对劳动的感情，表达对古人躬耕生活的仰慕之意，初步建立了以“躬耕自资”作为自己人生落脚点的思想。而在其《归园田居》（其四）中凭吊故墟，描写农村残破的景象，感慨人生无常，表明心迹，感悟自己对淳朴的、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非凡志趣。
在田园生活中感受人生乐趣，在邻里相处中体会人生极致。“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把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等远远抛置脑后，而是在农闲时和邻人相招饮酒、高谈阔论，在辩难析理中探讨人生哲理的趣味。
走入田园的陶渊明，内心并未真正的平静，更没有完全超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他的一生。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失落使他尤为痛苦。在其四言诗《荣木》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为成”感叹自己岁月虚度，功业无成。另外，生活的贫困，死亡的痛苦也时时困扰着他。而思想矛盾的冲突也是其归园及创作的一种内在异化。
（三）对现实人生的积极总结
陶渊明在对社会和人生作出设计之后，并没有一味消极地在社会中生存，而是对社会更加积极地去关注，热爱人生，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在生活中不断总结、不断追求更加积极向上的生活。在《饮酒并序》（其六）中“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极力希望当时污浊的社会能返朴还真，具体的办法即像孔子那样研习诗书礼乐；然而当时却无人问津，自己感到十分痛心。他怀着以六经来弥补败坏的社会风尚的抱负，但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以饮酒遣悲而已。
同样，在《乞食》中，“愧我非韩才”，陶渊明感慨自己不能像韩信那样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得遂其志，而是穷困潦倒志不得申，但他并不灰心，即使死后也要报答朋友“一饭之恩”，甚至想到“结草”相报。
也正因为怀着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在与普通人的共同生活中忘却战争动乱、权力争斗，找到了人生快乐［7］。陶渊明一度希翼通过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拟古》（其四）中“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便是陶渊明政治理想的表现，即收复中原。然而，他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得不到共鸣的，即使想听到别人在这方面的思想言论都不可能，但是涵盖了其对东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不谋恢复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在《杂诗》（其四）“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陶渊明感慨自己努力耕作，然而连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无法维持。表达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对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人都各得所宜，而自己耕作不辍，反而受冻挨饿，从而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质疑。
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陶渊明提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构筑“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在其作品《桃花源诗并记》里，详尽勾勒了一幅人人自耕自食、真诚和谐相处、甚至无君无臣、自由自在和平安乐的社会图景。《桃花源诗并记》是描绘作者所幻想的乌托邦社会，比较详细地记叙了桃花源社会制度的情况，而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剥削，所谓"秋熟靡王税"，从而也就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自耕自食。这种社会理想是在现实斗争中产生的，是陶渊明政治思想的结晶。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小私有者农民反对剥削，反对兼并，反对专制的思想要求，是对当时战乱、污浊、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否定［8］。
三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对特定社会现实存在的反映，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使人们了解了作品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陶渊明便是如此，其以大量文学作品表现他以及这个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态度意识。
陶渊明通过自身的人生经历，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抒发胸怀，以浪漫主义的文学手笔，将自己思想意识、人生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富于十分强烈的感染力。
1.以具有鲜明形象性的作品表现人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千年以来脍炙人口的名句。因为有了“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才会悠闲地在篱下采菊，抬头见山，是那样地怡然自得，那样地超凡脱俗！这两句以客观景物的描写衬托出诗人的闲适心情，“悠然”二字说明陶渊明所见所感，南山的美景正好与采菊时悠然自得的心境相映衬，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接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无意之中看见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景色中，飞鸟结伴飞返山林，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其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在，在这里悟出了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来理解，“真意”则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生不应该汲汲于名利，不应该被官场的龌龊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自然中去，去赏析大自然的无限清新与生机勃勃！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境界与素描都彰显其作品的形象性与表露人生态度的哲理性。
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陶渊明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细细描绘自己晚年的悲惨生活情景，表明心迹：自己已经横下心来，无论怎么贫困，将再也不出去做官，不与那个黑暗淡上层社会同流合污。
2.以富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作品宣泄人生
同样，作品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经历，对朴素的农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园景色的切身感受，使其诗作植根于田园生活，方宅草屋，绿树繁花，远村近烟，鸡鸣狗吠，在他的细腻勾勒下，都显示出无限的生机，构成一幅幅美丽的乡村图画，农家生活气息浓厚。在其诗作中，陶渊明对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强烈的思想感情；同时，陶渊明又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又体现了“贫士”诗人自己的性格。
“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9］陶渊明从平淡冲和，意境混成，令人感到纯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宁静清幽的庄园，繁木林荫下的惬意，朗朗书声与悠然琴韵，小康和谐的农家乐趣等等无不包含着一种真挚的情感。
又如，在《桃花源记并序》，陶渊明将桃花源描绘得神奇美丽而又扑朔迷离，感染读者情绪，震撼读者心灵，关键在于“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真且实。”（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它融入了作者全部的人生体验，全部的思想情感，写出了他对黑暗丑恶现实的强烈不满，对自己济世壮志难酬的深沉愤慨，对诚实劳动、和平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对“抱朴含真”美好社会的热情向往。
3.以表现出强烈的感召力的作品来感悟人生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艺术与人格高度统一的诗人，他的诗作曾使无数读者为之陶醉；而他的人格，自古至今，也一直受人们所敬仰和羡慕。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是其人格的焕发，蕴含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辞官归田后，陶渊明没有置身世外，也没有停止对正义的讴歌，并且在其作品中时时显出一副“金刚怒目”的样子。如作品《咏荆轲》、《拟古》等，陶渊明借称颂荆轲除暴安良的豪侠人格以及视死如归的豪侠壮志，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以此来抒发胸臆，再现其正义和勇敢的人格，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陶渊明的作品中，很多以缅怀古之先贤、圣人，多以伯夷、颜回之志自勉，以他们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准则，从而树立起自己人格的丰碑，对后世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固穷”、“守节”是陶渊明高尚的品格节操，这正是后人仰慕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陶渊明人格的精神支柱，表明他所向往的也是那种远离尘世的生活，从而树立起自己“固穷守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萧统说：“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守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为此乎？”（《陶渊明集序》）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0］（《东坡题跋》卷三《书李简夫诗集后》）
再如，其在《桃花源记并序》里面所勾勒出的“秋熟靡王税”的大胆设想，对后人创作揭露封建剥削、赋税征徭的作品很有启发。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桃源行》中写道：“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刘禹锡写道：“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筵羞石髓劝客餐”（《桃源行》）。清初黄宗羲提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主张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取消君位，建立和谐有序社会，这种思想和陶渊明的思想是相通的。
4.以对当时及以后人们的人生选择爆发出强力冲击力的作品来启迪后人
陶渊明近乎完美的人格，对当时及以后人们的人生选择爆发出强力的冲击力，而这种完美人格成为其后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典范，也成为他一千五百多年来能被人们恒久赞颂的根本所在。陶渊明自然真趣的诗风，将文人诗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直至唐代，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沈德潜《说诗睟语》）宋代以后，更是声誉大增，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无不倾心赞美，“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钱钟书《谈艺录》）陶渊明的人品诗风，人生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诗坛风尚、审美观念、人生处世。
陶渊明以鄙薄世俗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不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精神，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精神放旷的自由境界的追求［11］。朱熹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陶靖节集》引）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是以“自然”为皈依所在，向往和平安乐、躬耕自资的社会，追求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的人生，喜爱恬静幽美、充满自然意趣的乡居，在田园生活中体味自然之“道”，寻求自然之“真意”，获得无限的乐趣快慰，这正是其人生境界和文学情趣的最好结合。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陶渊明以陶醉喜悦之情的简约文笔真切描绘出蕴含着厚实的社会人生内容的优美画面，是纯粹理论描述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陶渊明所要渲染的意境最终在生存本体中牢固确立起社会价值的核心地位，将自然人的切身关怀引向社会人的理想追求之中，将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安置在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上，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人性，更合理地实践人生。而这种意境随着其优美动人的诗歌、散文等文学载体千古流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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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自传篇10
东晋讲究门庭家世，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因此而博取功名，夸宗耀祖成为当时的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中，他将家谱续唐尧、虞舜，把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但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利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历代文人的理想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陶渊明也不例外。南朝刘宋时著名文学家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说，陶潜年轻时，有高远的志趣。二十九岁时，他带着满腔热血，“为州祭酒”，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猛志逸四海”、“抚剑独行游”，不仅要振兴门庭，还要“大济苍生”。
然而，陶渊明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他生活的那段时期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繁，祸乱不已。东晋统治者不能励精图治，只是沉湎于江南水乡的安乐之中。大批重权在握的将领多以维护个人实力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的北伐复土运动半途而废。公元399年，爆发了历时13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江州浔阳成了义军和官军必争之地。战火给陶渊明的家乡带来巨大灾难，人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何谈展其才志？东晋时期，在选官制度上沿用曹魏时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才按才能、德行分为九级，按级授官，实际上只看士人出身门第，以维护士族门阀的特权地位。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的进取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
陶渊明个性刚直、坦率、不合群、不适世，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他就像个小学徒，到处磕磕碰碰，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委屈和折磨，也没有这种耐心。现实与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一心处两端，游移于进退仕隐之间，陷入两难境地，“大济苍生”的理想也以失败告终。既然进不能“兼济天下”，那么就退而“独善其身”。405年，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还是听从心灵的召唤，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田园。
陶渊明舍弃了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官位，舍弃了稳定、可靠、优厚的生活待遇，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有舍才有得，陶渊明乍回田园后，他得到什么样的乐趣呢？有家庭稚子绕膝的愉悦，有邻居对酒闲聊的融洽，有田园耕作辛劳后休息的闲适，有纵酒豪饮后的迷醉，也有空闲时啸傲东皋的舒畅，琴书自陶时的欢娱，下卧北窗、凉风暂至时的满足，南山东篱采菊时的悠然。归隐后的陶渊明过着闲云野鹤般优哉游哉的生活。他想到，人寄身于天地之间尚能有多长时间，为什么不随心顺意任其自然地生或死呢？急急忙忙地追求什么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长生不老的仙境又是不可期盼的，不如尽情地享受田园之乐，顺应生命自然的变化，乐天知命。“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谁说这不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理想的生活境界？陶渊明在“愤世”和“玩世”之间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避世。通过陶渊明的生花妙笔，这种避世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种种在官场上永远也寻找不到的独有的快乐，且这种快乐不需要孜孜以求便能得到，因为它就存在于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体验、享受这种平凡的自食其力的安宁和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淡泊无为、超越功利的人生态度，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中，获得安宁与幸福，这样的人生坦然、自信、潇洒。
陶渊明的归隐，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归隐，并非权宜之计，同历史上那些以退隐为手段、沽名钓誉、走终南捷径的人不可同日而语。陶渊明只求保全质朴自然的本我、自我，他不想再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要做一株盛开在空谷中的幽兰。陶渊明离开了漆黑一片的官场，在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一盏照彻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心扉的明灯。陶渊明找到了他要走的路，找到了自己心灵上的栖息地，从此可以“愿无违”了，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于是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际，悠悠然地咏出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千古名言。
但是，毕竟桃花源是梦境，是虚无缥缈的，现实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点都浪漫不起来。为了躬耕这一选择，陶渊明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最高的代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他十分勤劳与辛苦，可是实际生活状况如何呢？“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可以说陶渊明生活在最底层，几乎是挣扎在死亡线上。“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读到这些诗句，我们都会感到心酸，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陶渊明竟然因为贫困几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陶渊明是在如此艰难的人生境遇下写出让后人无比景仰的诗篇的，在他身上，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穷且不坠青云之志”和“诗穷而后工”这两句话的含义。
梁启超先生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写道：“他实在穷得可怜，所以也曾转念头想做官混饭吃，但这种勾当，和他那‘不屑不洁’的脾气，到底不能相容。他精神上很经过一番交战，结果觉得做官混饭吃的苦痛，比挨饿的苦痛还要厉害，他才决然弃彼取此。”陶渊明的退隐生活虽有苦痛，但精神上是快乐的，这种乐是苦中之乐，是含泪的微笑。能从贫穷、困苦的生活中找到快乐和诗意，这是陶渊明的过人之处，也是他的迷人之处，是千百年以来陶渊明为后人无限崇敬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