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竞技体育;现状;问题;理性思考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7-0023-05
aRationalanalysisonSomeimportantproblemsofChineseCompetitiveSports
HanKun
(pe&militaryDepartment,Zhejia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Hangzhou310018,Zhejiang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moodabreactionismorethantherationalanalysisontheargumentandcriticismofChinesecompetitivesportdevelopmentandproblems.inordertogivereferenceforpeopletounderstandthedevelopmentandproblemsinChinesecompetitivesport,thestudydiscussessome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masssportsandthecompetitivesports,nationwidesportsystem,olympicmedalsandintegrationwiththeworld.
Keywords:competitivesports;presentsituation;problems;rationalanalysis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大赛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绩,在国际竞技体育舞台上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其发展速度之快、成绩之优异、规模之大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更是以51枚金牌荣登金牌榜首位,打破了长期以来美俄(美苏)争雄的奥运传统格局。北京奥运会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竞技体育大国。然而,在辉煌成绩的背后,我国竞技体育仍存在和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例如,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之间的差距;竞技体育发展的效益问题;举国体制存废问题;地方政府面对全运会与奥运战略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以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田亮事件”、“邹春兰事件”。我国竞技体育存在与面临这些现实问题经过媒体的曝光,也越来越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学者们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来了许多批评。如“为了金牌,政府很累[1]”、“别让‘丁俊晖光芒’遮了‘邹春兰悲剧’[2]”、“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3]”等等。笔者认为,在目前有关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及其改革的评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多于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感性、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进行体育科学研究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必须着眼于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与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只是学理上的探讨。本研究旨在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理性反思,以期勾勒出“后奥运”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蓝图,为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认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中存在和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点参考。
1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
关于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体育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在雅典奥运会期间,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块奥运金牌7个亿”的说法,更是在全国氛围内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许多报纸和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竞技体育,认为当前政府体育工作中存在重竞技、轻群众的严重倾向。有学者拿近年来两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中反映的群众体育的“凋敝”与竞技体育的“辉煌”进行对比,据此,强烈要求“将体育真实的还给大众”。
无论是报纸的指责,还是学者的撰文批评,都表明了社会与学者们对竞技体育的日益关注,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体育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竞技体育的神秘性正在日益被破除,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处于“王谢厅堂”的“燕子”终于开始“飞进寻常百姓家”,被社会广泛的监督。然而,看待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差距问题应该采取全面的、整体的观察方式,有三点需要澄清:
1.1看待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差距需从我国实际出发
毋庸置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两大任务,都应该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不可能有比较富裕的经济基础来全面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实际情况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地区对体育的不同要求,通过有先有后,有重点,区别轻重缓急来协调地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只有这样,也必须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4]。
造成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之间不协调有深厚的历史原因。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竞技体育水平极度低下。三次参加奥运会都无功而返,没有任何项目进入决赛。贫穷积弱的旧中国,国民体质羸弱,甚至被世界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善民族体魄和重塑民族形象与国家尊严,是历史留给新中国的重大历史责任。建国不久,主席就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同时并举。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敌对实力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我国的国际外交事务上面临重重困难。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我国意识到竞技体育是国家间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体育交往中,运动技术水平太差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而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更使我国认识到我国竞技技术水平与国际竞技体育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大大刺激了我国的民族自尊心,加快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作为国家体育工作的重点被突出出来。这一思想的确立,50年代初期,我国迎来了历史上竞技体育的春天。整体上而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基本协调,这一协调发展的态势一直持续到时期。十年给竞技体育带来重创。专业运动队伍基本上解散,运动技术水平急剧下降,国际竞赛活动几乎被取消[5]。“”结束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多数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有的达不到奥运会的报名标准,有的还冲不去亚洲[5]。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确立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随着1979年11月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对体育战线而言,迅速改变竞技技术水平落后的现实再次成为国家体委的工作重点。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化对国家政治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竞技技术水平低下等严峻现实,竞技体育担负起了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国家民族的强大的重要历史使命。于是,国家体委在80年代初期制定了以奥运会为核心的体育发展战略,并在资源、组织、制度上予以侧重,竞技体育开始“优先发展”。直到1995年,国家体委正式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与《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两个战略开始协调发展。可以说,看不清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不深刻理解5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也就无法理解造成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忽略历史,必然作出错误的判断。
其次,那种认为国家重视竞技体育,重视在奥运赛场上夺金牌,因而忽视了群众体育,致使群众体育发展不理想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政府早已充分认识到缩小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差距的现实意义,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例如,国家在1998年和2000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群众体育调查活动,掌握群众体育发展现状,发现群众体育中存在与面临的重要问题,在1995年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基础上,又开始在全国实施《全民健身一二一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利用体育公益金在城市居民小区,在农村,在城镇兴建了大量的全民健身苑点,健身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体育活动缺器材、缺场地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参与健身锻炼的愿望日趋强烈。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锻炼知识,健身不成反受伤的现象屡有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开始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建设,先后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并结合科研院校编制了大量的培训教材。从2000年开始,国家开始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实施国民体质监测制度,将国民体质监测指标纳入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并定期公布国民体质监测结果。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更是唱响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计划,在全国普及奥运知识的同时,大力推进群众体育发展。以上一系列举措表明,国家对群众体育十分重视。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国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体系开始不断完善,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得到改善,群众体育活动内容丰富,科学化、规范化、日常化程度显著提高。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群众体育的发展政府肩负重要的责任,但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程度与效果还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健身意识的增强等等。
综上所述,把造成中国群众体育凋敝的原因归为重竞技体育而轻群众体育,严重忽略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缺乏事实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
1.2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绝非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关于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它们各自的规律与特点的认识,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与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认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无形之中将竞技体育等同于“提高”,将群众体育等同于“普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脱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竞技体育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发展体育应该以群众体育为根基。事实上,纵览我国颁布的有关体育工作的各种工作指示、法规条例以及指导思想,都将发展群众体育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这种观点是目前广泛存在和流行于体育学术界和体育政府工作人员口中。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绝非“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从来都没有事实材料证明群众体育发展好了,竞技水平就会自然得到提高。一个浅显的反面证明材料就是,中国是世界自行车大国,而自行车的竞技水平却并不是很高,并不处于世界前列。群众体育是身体锻炼,是娱乐休闲,是出出汗,笑一笑;竞技体育是挑战极限,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是志在夺金牌,不断超越,是伤病,是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在期间,我国很多项目在群众之中开展很好,也很难以取得优异的成绩。因为,普通人的锻炼与奥运赛场上的比赛完全两回事。要想达到世界优秀水平,取得优异成绩,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运动训练是必须的,这是竞技体育的客观规律,它与普通人进行的娱乐性身体锻炼完全不同。如果运动员的训练也像我们常人一样进行身体锻炼,人类超越的梦想只能是梦想。不经过专业训练,不付出一些身体、心理健康代价,普通人能在跑道上成为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吗?因而,那种自认为群众体育“普及”了,竞技体育就能“提高”的“自然提高论”只是一种理想的说法。群众体育发展好,只能说明通过体育对人种的身体素质进行了改善,为运动训练选材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基础,仅此而已。关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全面一点的看法应该是,群众体育的普及为竞技体育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基础与可能,要实现在奥运比赛等国际重大比赛中争金夺银,取得优异成绩,还需要多方面的要素进行支撑,例如人种条件、综合国力、科学训练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包括运气)。
1.3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越来越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新结构
许多研究者,包括政府官员都认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和主体业务,是同一个事物中的两个不同方面。目前关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各种争论都根源于我们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当成了体育一体的“两面”。这种思想是造成各种争论与认识不清的根源[6]。
需要澄清的是,在现代体育发展历程中,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基本性质与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和发生变化。从当代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事实和结果来看,当代体育内部已经出现分化,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广泛开展的民族性和大众性群众体育与全面融人世界的职业性和国际性竞技体育并存的“二元体育”新结构。当代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虽然还有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共同点,但随着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各自不断发展,它们之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日益分化的基本趋势,规律与特点,越来越显示出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走向,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对独立性[7]。
一方面,群众体育中人们锻炼的方式手段在不断的丰富,其休闲性质越来越明显,活动的量与强度、锻炼的频率也越来越呈现出个人自发、自在、自为、自娱自乐等特性。另一方面,竞技体育在挖掘人体潜能,实现不断超越方面越来越困难,训练的科学化、专业化、周期性、大负荷、大强度等特征愈来愈明显。大型的竞技比赛,甚至像是一场“战争”。在“战场”上,没有怯懦,只有勇往向前,跌倒了,即使留了再多的血,爬起来继续跑;受伤了,只要能坚持,就不会退出比赛。退出意味着失败,而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没有谁愿意主动承认失败,主动退出。要实现超越,必然要付出努力与代价。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你愿意参与竞技体育这种“游戏”,渴望超越,不甘于平凡,你就必须遵守“游戏”的基本规则――承受起较之普通人成百上千的伤病痛楚与心理压力,在跑道上、在体操房、在篮球场抛洒成吨的汗水,才能浇灌出成功的“花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醒地看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在各自的轨道上,遵循着各自的内在发展规律运行着、发展着、强大着,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同特点和走向,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对独立性。
2奥运金牌再认识
虽然中国一再强调从未有计划地以奖牌榜第一为目标,但中国在北京奥运上夺得金牌第一的宝座已成定局。面对如此辉煌的成绩,平静地给金牌第一降温体现出一种理性,但如果这种理性走向极端,走向对金牌的否定和“金牌虚无主义”,就是非理性了,当下舆论中就有这种论调。有人把金牌与民族荣誉对立起来,与大众体育和全民健身对立起来,认为它与国家实力毫无关系,纯粹是一个体育成绩;甚至有人以金牌为耻,透过金牌批判残酷的竞技体育,好像金牌第一成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金牌仿佛成了万恶之源。金牌没有原罪,不是砸烂金牌就可以解决体制问题的。
2.1金牌是奥林匹克精神理念的重要载体
金牌不是体育的唯一,不是体育最重要的内容,国家也不需要它证明什么,不必过度与民族荣誉挂钩。但金牌作为最高体育成绩的象征,它的价值无可否认。
可以肯定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在很长的时期内,还将存在;即使奥林匹克运动会消失,也还有各单项国际比赛。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竞技体育在很长时期内在中国体育事业中仍将占据一定位置。这个位置有多重要,或者说,这个位置的权重如何,将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强大程度。因此,在当前以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竞技体育仍是政府体育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只要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际各单项体育比赛存在,金牌仍是国家想要的,仍是民众想要的,决不是如一些学者鼓吹的那样,社会对金牌的态度已经很淡然。竞技运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它给我们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的精神理念。而这一切,绝非是不要金牌就能实现的。笔者认为,金牌是一个强有力的载体。没有金牌,奥林匹克运动中蕴含的诸多理念,是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扎根的,更别说发芽了。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用优秀运动员榜样的力量来教育青年,让青年人去模仿、去学习,学习优秀运动员不畏艰难、不怕挫折、顽强拼搏的精神与勇气。然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优秀运动员在比赛中所焕发出来的人格魅力。一枚沉垫垫的金牌,对运动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巨大感召。一枚金牌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对运动员的奖励,更大程度上,是对运动员拼搏竞争精神的鼓励。可以说,没有奥运金牌,运动员拼搏竞争带来的巨大影响将大大折扣,运动员的个人榜样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纵然第二名、第三名,甚至一些拼搏了、奋斗了没有获得名次的运动员也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然而,青少年模仿和学习的永远只能是成功者,是第一名,而不是第二名、第三名。第一名意味着最强者,最强者理所当然的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与偶像。因此,可以说,金牌激励了运动员拼搏,金牌彰显了运动员人格魅力,金牌彰显了奥林匹克精神与理念。
2.2奥林匹克许多精神理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继续的“软实力”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竞技精神的缺失。其实,这种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更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缺失的是竞技运动中蕴含的内在价值,例如,公平竞争、自由、平等、规则意识、竞争、超越等等。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急需的民族文化心理品质。而这些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或者说,即使有一点,它们也是分散的,没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也就不能发挥什么效应。这也是当下一些学者分析中西体育文化异同时,认为中西体育文化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原因。这些学者只是活剥了中西体育文化,终于发现了一些相同点。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西方体育文化中的这些东西是密不可分的,而中国体育文化中的这些东西是割裂的。这才是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关键点。好比链条,只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崛起,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革命战争年代,更是有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而努力。今天,在和平年代下,虽然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这个世界还并不太平,局部的冲突还时有发生。一些大国依仗自身实力欺压小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事例仍然存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必须尽快富强起来。美国炸中国的大使馆,撞中国的飞机,已经表露出了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性。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中,硬实力是指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教育等,而软实力则是思想观念、精神等。在我国硬实力还很弱小的情况下,竞技体育恰恰可以弥补软实力的不足,同时,通过这种软实力对硬实力产生重大影响。构建和谐社会,根本要解决的还是发展的问题。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以及通过改革而产生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发展活力,而无论是社会的改革还是因改革而带来的发展,都有赖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增强民族奋斗精神与民族自豪感,才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和世界性大赛中表现出来的为国争光、敬业奉献、科学求实、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中华体育精神,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舞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奋发向上,提供强大精神支持与思想动力。竞技体育的这种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
2.3当前直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奥运会上夺取更优异的成绩,需要更加理性
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技上的大国地位正日益完整地显现,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渴望在各方面充分展示自己的强大和兴盛,竞技体坛概莫能外。可以说,在我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已超越竞技体育本身[8]。
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圆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奥运梦。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取得的辉煌成绩,彰显了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精神风貌,把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无数事实证明,我国竞技体育的实力和水平大大超过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的排位,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已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排头兵。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独特的时代坐标与新的内涵。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竞技体育应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因此,当前直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奥运会上夺取更优异的成绩,仍是我国竞技体育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与时代责任。然而,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应该有新思路,应该超越崛起。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探索竞技体育新的发展道路,切实解决竞技体育发展中效率与效益之间的矛盾,突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3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进一步完善,举国体制越来越暴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融的地方,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引起了政府部门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邹春兰事件,田亮事件,以及第十届全运会中暴露出的问题,举国体制越来越招致各方面的批评。笔者认为,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3.1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崛起的重要成功经验
实践证明,举国体制具有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竞技体育的优势:具有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必要财政支持的优势;具有利用国家的财政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必要资金的优势;具有利用国家的政策资源为体育事业发展获得必要政策支持的优势;具有利用国家的新闻舆论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良好舆论环境的优势;具有整合体育社会资源为国家的总体利益与目标服务的优势;具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激励教练员运动员“为国争光”意识与拼搏精神的优势[9]。以上几种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结合,发挥了最大效力,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持续保持了快速、稳定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舞台。然而,经过10年的浩劫,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很大。对于竞技体育水平落后的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追赶。但在追赶中要注意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体素质的情况,确立目标和步骤,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传统。任何事物都没有统一的模式,体育虽然不同,但也不应有统一的模式。在追赶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我国创造性的设计与实施了举国体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与崛起。可以说,举国体制是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的一种制度创新。
由于实施“举国体制”使我国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迅速地确立了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竞技体育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绩,令全世界瞩目。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历史性突破”,对于一个体育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没有先例的。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完成了由体育“第三世界”跻身于奥运三强的伟业。这一成功跨越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就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举国体制”强大支撑的经典之作[10]。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崛起的重要成功经验。
3.2要实现在奥运会等重大比赛中获取好成绩,必须坚持和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竞技体育十一五发展规划》中都明确提出“竞技体育以重大国际比赛,特别是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合理布局,提高水平”的目标。可以说,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取好成绩,是我国竞技体育必须承担的责任。
可以肯定的是,那么多国家和地区参加奥运会,决不仅仅是为了在奥运开幕式时向世界展示一下,表示自己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赛场上,夺得金牌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也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梦想与追求。来奥运赛场,决不是享受这个“游戏”。我们纵然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有再多的批评,也不能否认这种制度对夺取金牌的重要作用。只要我们不是为了参加游戏,走走“秀”,那么,获取优异运动成绩是所有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愿望。更进一步的说,就是要夺取金牌。然而,中国要想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需要费一番功夫,基于以下严峻现实:
――竞技体育几乎所有的项目,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在中国没有传统与基础。因此,发展竞技体育,在短期内想获得金牌,就必须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这些项目,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很短,而且,由于特殊的国情,许多项目的社会基础薄弱,很多项目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几乎不能开展起来。例如女子垒球、拳击、女子举重等项目。
――现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产生与西方的文化背景之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种特点与比赛成绩之间有很大关联,必须予以考虑。学者李力研[11]对竞技体育中的人种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种属于蒙古人种,在快速力量、耐力、速度等项目上,不如欧罗巴人种。而且,中国人在一些速度类、体能类项目上,较之黑人与白人相比,存在着生理上的巨大差异。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中国男子成绩与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差距很大,而中国女子与世界高水平女子选手之间的差距较小。这也是我国选择“凤先飞”战略的人种基础。
――现代奥运比赛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竞技体育实力很强的国家依然十分重视其在奥运赛场的表现,重视其奥运会成绩和排名,并采取了多种措施手段。例如,法国青年体育部曾制订了长达10年的“体育复兴计划”,强化政府对竞技体育的管理。美国奥委会也对10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并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将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同时美国奥委会还制定了“金牌行动计划”、“运动员奖学金计划”、“就业计划”,使运动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准备奥运会。俄罗斯总统曾经颁布加强奥运会准备工作的命令,强调将全面帮助开展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国家的有限任务。澳大利亚不惜重金向俄罗斯购买“奥运金牌计划”,制定“奥运会运动员培训计划”,并利用奖学金等形式激励运动员出成绩。这些国家都期望这些重点项目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或争得奖牌。亚洲、欧洲、美洲一些发达国家或发展中的国家也都确定了各自的重点发展项目,并在管理、资金等方面加大投入,优先发展[1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想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夺得金牌,绝非一件易事。在人种不占优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竞技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在解放前曾经三次参加奥运会都无功而返的国家来说,想夺取奥运金牌,真的只有寄希望于人为。而举国体制恰恰是这样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竞技体育的赶超战略,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面对必须出色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特殊历史任务,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体育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承担的现实责任与更大贡献,必须进一步坚持与完善举国体制。
4关于竞技体育与国际接轨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福音,使得地球越来越变成一个大的村落,人们的出行与交流更加便捷和畅通。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一致性。现今,在中国社会最为流行的词语莫过于“与国际接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思考,都在探索。在体育界,同样也在谈论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实现与国际接轨。竞技体育的确是超越了种族、信仰、肤色、贫富差距、性别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极强的国际性。因此,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认为,体育是世界五种通用语言之一。虽然体育有着这样独特的特性,在当下中国谈论竞技体育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化道路,还需要有一些清醒的认识,而不是跟风,起哄,人云亦云。
笔者认为,竞技体育国际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一是竞技体育各种项目在全球传播,特别是以奥运会为主体的竞技项目在全球广泛传播,越来越突破地域界限;二是竞技体育的竞赛规则越来越达成了共识,没有特殊化;三是举办竞技体育必须遵循国际竞技体育管理组织的各种制度,不能搞民族特色的东西,也不能搞地域特色的东西;四是竞技体育中蕴含的许多普世价值,如超越、拼搏、公平、公正等越来越得到全世界人们的共同欣赏和追崇;五是竞技体育的训练方式、手段、器材、康复保健措施等越来越趋同,各种竞技体育的资源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
然而,竞技体育的国际化,并不是说明竞技体育的发展、管理模式也需要国际化。事实上,竞技体育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国际化,唯独在发展模式、管理方式上,是可以存在差异的,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今的世界依然是一个阶级社会,虽然经济在全球化,但是,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东西对抗,南北差异仍然存在。这个世界还远远没有趋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还是社会发展层面上,仍然体现着地区和民族差异。如果仔细比较世界上各国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就会发现,远远没有统一的模式。更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面对中国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崛起,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都在学习中国的经验。举国体制是我国发展竞技体育不同于其它一些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成功做法,是一条成功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
在笔者看来,中国竞技体育在很多层面上需要与世界接轨,比如恪守规则、弘扬竞技体育精神、开放竞技体育市场、采用国际先进的训练方式手段、采用国际先进的训练仪器与医疗器械等等,唯独在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上,与国际接轨的难度很大,而且,其现实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需要我们认真仔细的分析,而不是凭直觉与感情冲动。
(本文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副所长祝莉教授的悉心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为了金牌,政府很累[n].学习时报,2006-5-15.
[2]刘克梅.别让“丁俊晖光芒"遮了“邹春兰悲剧"[J].教书育人,2006,31:11.
[3]狐鸣.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J].体育学刊,2007,14(2):1-3.
[4]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二――当代中国体育的基本理论和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J].体育文化导刊,2003(5):5-9.
[5]颜绍泸.竞技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256,270.
[6]陈融.建国以来认识和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关系的历史启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8(4):11-15.
[7]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五――当代体育运动发展的基本趋势、规律与特点[J].体育文化导刊,2003(9):9-13.
[8]杨桦,孙淑惠,舒为平,等.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5:577-582.
[9]杨桦.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4:26-28.
[10]杨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8(1):1-7.
[11]李力研.解读体育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12-31.
[12]杨树安.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五大趋势[J].体育文化导刊,2003,5:3-5.
[13]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8.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竞技体育；竞技科技化；科技化的伦理思考
竞技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代表着人类进步文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竞技体育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不仅有利于竞技体育运动员自身潜力得到充分开发，而且对于人类生理极限的挑战和人的超强意志力的培养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养成等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加速了竞技体育科技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对现代竞技体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我们的主要目标正是对基于竞技体育科技化引起的诸多伦理问题的探讨，但是这些问题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才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们所认知的。事实上，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撑，而且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范围依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竞技体育的本质何在？把科学技术控制在竞技体育的多大范围内是合理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我们首先应该去反思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否实现了与人文主义价值追求的统一，因为人文主义价值代表了竞技体育本质性的价值追求，而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则应该建立在抛开一味的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和重视对人文价值追求的基础之上。
一、科技发展与竞技运动的科技化
竞技体育运动在当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推动下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同时也使得竞技体育自身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其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与实践上整体提高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基于对竞技体育的日常训练研究，许多与之相关且复杂的学科理论开始被注入到竞技体育的一般理论当中，使之相互交融，形成了有利于竞技体育日常训练的系统理论。同时，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系统论的理论研究以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等都相继被用于竞技体育运动员的一般训练当中，这些相关的交叉理论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进步，并且对他们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最佳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类竞技体育成绩极限能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2）竞技体育场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竞技体育田径场的跑道构造都比较简单，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田径场跑道也只是由煤渣等化合物所组成，而现如今最常见的田径场跑道是由塑胶等合成材料组成，并且极少数发达国家还开发出了纳米跑道，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能极大改善田径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条件。3）体育运动员的运动装备的改进。许多根据人体的受力原理和新型材料设计和制定出来的跑鞋，以及游泳比赛中鉴于减少人在水中的阻力而特别设计的泳衣，这些高科技产品无疑在具体的赛事中能极大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4）信息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广泛应用。从上世纪末期以来，信息技术与国际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把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运动员可以根据其具体的训练状态通过应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比赛，以达到有效改善竞技方法和比赛技巧的目的。以上分析研究表明，当代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支撑。正是科技的日新月异推动了竞技体育运动的深刻变革，而在变革的过程中同时又不断影响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以至于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与方案等不断涌现出来，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促进，依存发展的关系。
二、竞技体育的科技化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背离
近年来，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项实践性活动，竞技体育对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能有效提高人的主观实践能力、强化人的体制、锻炼人的毅力，而且能不断丰富与增强人的精神素养。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深层面且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如现代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与科技化造成了竞技体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异化，正是这种异化把竞技体育的工具价值与功利性价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发生了质变的竞技体育的价值观，主要受到了来自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当然也势必会加剧竞技体育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以及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偏离。我们要形成足够的危机意识，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价值与精神的异化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一旦竞技体育失去其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与初始精神，必然造成竞技体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而失去发展的意义。因此，随着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在竞技体育中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更应该重视继承和发扬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把发展纳入到竞技体育的本质上来。学者们在探寻竞技体育价值根源的过程中往往会习惯性的引用不同的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的价值根源在于人类的自我创造的本质，竞技体育存在的首要原因是人类追求人的价值和人权的过程。2所以决定和影响人类竞技运动发展的主要根源依然要落到人自身的发展上来，而不是落在人类能利用来提高比赛成绩的工具上，因为毕竟人的全面的发展才是竞技体育最终要实现的目标。然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当代竞技体育常常会受到一系列外来因素的干扰，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竞技赛场上的滥用现象致使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其应有的价值追求渐行渐远。所以科学技术决不能僭越竞技伦理的约束而存在，因为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将极大的削弱竞技体育中人的核心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毕竟注重人的价值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类应有价值目标的关键所在。从形式上看，科学技术越发达，应用于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器材、日常训练手法等就越先进，进而运动员就能从根本上改善竞技能力水平。但事实上，竞技运动员已经异化为当代各类高科技产品的使用者和某种意义上的试用品，需要时常接受各种生理指标和心理指标的检测，以及调整适应更新后的高科技产品设备。3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在竞技体育赛事中的应用也很好的顺应了时展的要求，由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开发设计出来的一整套竞技方法，也相应的弱化了教练员的作用，同时运动员对高科技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自身在精神上与日常训练中变得更加消极，从而限制运动员的发展。因此，当代竞技体育的科技化难免不会使得竞技体育偏离原有的价值取向，致使运动员形成对高科技及其产品的过度依赖，并依靠对工具理性的追求来向观众展示其竞技能力，将人物化为高科技及其产品的附庸，同时使得竞技体育运动员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异化为高科技主导下的工具理。当“技术性”与“人性”合二为一成为一种复杂的混合态出现的时候，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就会受到弱化，人类因而也会被边缘化，偏离世界中心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及其产品消灭了人类的主体性。4竞技体育的科技化往往会造成某些竞技体育运动员丧失其主体性意识而盲目追求高科技所带来的益处，一味追求商业性和功利性的目标，导致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产生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偏离其在竞技伦理范围内应该发挥出来的强大功能。
三、竞技体育科技化的伦理思考
纵观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其从最初的纯思辨理论到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光辉历程。但必须承认任何伟大的科学都只有建立在以社会实践为目标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这就决定了与其具有某些相关性的行为活动都必须受到来自法律、法规以及道德和伦理的约束。科技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探索，是当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后所形成的对人类既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一种挑战，因此，科技化伦理问题逐渐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广受争议的话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东西；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也就是人类的目标。
当今社会中的一切与科技相关的行为后果都应该与“责任”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局限在科技伦理规范的框架之内，相关科技工作人员也应该加强培育科技伦理的意识。不管科学技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们始终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与科技伦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只不过是从属于人类活动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从以上具体实例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了从传统的人的体能和技能的竞争到各国科技实力竞争的转变，竞技体育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作用正处于不断弱化的边缘。竞技体育科技化尤其在国际重大赛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很难对抗科技和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对追求“公平竞赛”的竞技体育精神的一种讽刺。
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奥委会联合一些国际赛事的主办方已对此种行为加以规范，并采取了必要的干预措施来约束体育赛事中有违道德伦理的行为。当然，竞技赛场上的伦理缺失问题远不止这些，其中最为常见的科技伦理问题就是兴奋剂的使用问题。众所周知，在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是严重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竞赛公平性的行为，并且使用兴奋剂对运动员身体的伤害也是不可小觑的。因此，在诸如奥运会等大型比赛的赛场上使用兴奋剂是被明文禁止的，而且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加大了对兴奋剂的检测力度和处罚力度，对于控制这一局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赛场上的应用范围依然是模糊不清的，除了某些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影响较为明显的高科技产品被明文禁止外，其它很多产品的使用是几乎不受到限制的，这也可能导致运动员作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性作用在不断的下降，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某些高科技手段或者产品来弥补其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随着现代基因学的进步，人类已完全掌握了基因的重塑与改组原理来强化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核心技术，这无疑将促使竞技运动员自身成为高科技奴化下的一种工具。就像某些运动员基于对自身竞技能力提高的诉求，他们常常会冒险使用各种高科技药物。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同样要求有关部门采取的检测手段也必须与时俱进。而在此复杂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科技化伦理问题不只是运动员之间竞技能力的较量，而更多的是相关科技工作人员之间的竞争。竞技体育科技化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科技进步作用于竞技体育的整个过程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高科技在竞技体育运动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体育界对有关竞技体育本质与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及科技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因此，为了保证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不至于受到科技理性缺失的影响，各竞技体育主体以及从事体育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应该高度重视科技化的伦理问题可能对竞技体育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
四、结束语
奥运会是竞技体育中最具代表性的圣会。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不断渗透，奥运会中的竞技比赛逐渐表现为各参赛国背后所隐藏的科技实力的竞争。尽管从整体上看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针对高科技及其产品在竞技体育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同样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一切威胁到竞技体育本体价值追求的不合理的科技应用都应该被排除在竞技体育应用的范围之外。这其实也是与科技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的本来目的相适应的，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能够动摇竞技体育本质的作用力，而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一种能够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工具。因此，同时制定出相关法律法规来防止因高科技造成的竞技体育中有失伦理的行为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竞技体育中能保证人的自然运动能力的竞争才是竞技体育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刘雪丰杨攀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1杨木森.科技革命与体育运动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5):600-602
2王新华，刘波.对中国体育教学与人格精神教育的思考［J］体育科学，2004，(1):59-60.
3徐伟，姚蕾.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角色规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1，(5):75-78.
4陈凡，董传升，贾岩.技术图景中人的主体性的获得、缺失与重构［J］.科学技术哲学，2007，(6):93-98.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3
摘要：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体系构建进行了探讨，同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与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进行关联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包括动力层竞争力、支撑层竞争力、环境层竞争力3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动力层竞争力是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2)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竞技体育；灰色关联分析；动力层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8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2-0117-04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头号竞技体育强国。但亚洲的竞技体育运动在世界竞技体育版图上仍属于落后地区。中国竞技体育在大型的运动竞赛中成绩有时大起大落，这里面虽然有事物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但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原理告诉我们：要想在整个项目中保持优势的长期性，中国竞技体育必须在某个项目或某些项目中具有竞争优势，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竞争优势就是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
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是中国竞技体育独具的、整体的、持续的竞争能力，是竞技体育取得竞争优势，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的竞争优势都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核心竞争力。为了准确了解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与其整体竞技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以中国竞技体育2004―2008年在世界竞技体育锦标赛、奥运会、世界竞技体育大赛上所取得的成绩为标尺，以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二级指标内容为验证对象，把中国竞技体育2004-2008年之间的每年成绩总分当作一个灰色系统工程，运用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二级指标内容与中国竞技体育2004―2008年之间的每年成绩总分的灰色关联度分析，计算出它们之间的关联度，旨在验证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以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和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研究通过大量收集的期刊、著作中的相关文字和数据资料，运用二手分析，即从他人研究的资料中寻找与本研究有关联的重要内容，在基础上构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体系。查阅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和分析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
1.2.2间卷调查法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和运动训练学等方面专家对影响中国竞技体育的相关要素进行访谈，拟定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一、二级初选指标，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第一轮调查问卷，以问卷形式请专家对一、二级初选指标进行筛选和认定；第一轮问卷回收后进行统计处理，结合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设计第二轮调查问卷；最后一轮请专家对前两轮专家认定的一、二指标进行排序和权重程度认定。结合问卷统计处理结果，最后确定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表1)。
1.2.3专家访谈法在研究过程中，多次与体育院校及从事体育研究的专家、国家体育总局个别项目管理中心的主要官员，体育管理学、体育新闻学、体育经济学和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访谈，在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概念的界定、核心竞争力的一级、二级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1.2.4灰色关联分析法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分析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二级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乏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其研究对象是灰色系统。所谓灰色系统就是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它通常表现为：系统因素不完全清楚；系统中因素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明确；系统结构不完全知道；系统的运行机制与状态不完全明白。灰色关联分析是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比较与描述，它是指对于两个系统或系统中多个因素之间随时间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
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步骤：第一步，建立母子序列函数；第二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统一量纲)，包括对各组数据求其平均值、用所求均值去除各个原始数据得均值化数列两个程序；第三步，计算各子序列与母序列在同一时刻的绝对差值，并列出对应差数列表；第四步，根据灰色关联系数公式Lli(t)=min+ρmax/li(t)+ρmax，求出关联系数；第五步，根据关联系数计算结果，求出关联度。
2结果与分析
2.1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定义的理论依据第一，以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属性和构建核心竞争力的相关要素为总体方向；第二，以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的实际情况和决定中国竞技体育实力水平的相关要素为依据；第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第四，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对我国未来竞技体育水平发展的一种预测，而这种预测必须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现状也是定义核心竞争力的依据；第五，童利忠等学者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与案例》一书中认为在外部环境相同、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企业怎样通过有效管理来获取竞争优势，使各构成要素有机融合，并指出核心竞争力包括三个层次，即内部核心层、中间支撑层和外在表现层；第六，罗超毅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运动训练科学化动力系统的研究》中认为：运动训练科学化动力系统太致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动力层、基础动力层和环境动力层。核心动力层主要由教练员、运动员及直接参加运动训练实践活动的各方面人员(如科技教练、队员等)构成的运动训练实施者群体；基础动力层是指对运动训练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有比较大且具有基础性支持作用的各个动力子系统，它们主要有科学技术、科学教育、科学管理和科训结合的各种物质保障条件等因素；环境动力层是指对运动训练科学有影响，其影响力一般、具有间接作用的各种动力要素子系统，主要有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文化环境等影响因素。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度量，包括三个基础的内涵识别：一是竞争力的源动力表征；二是竞争力的支撑表征；三是竞争力的环境表征。三者具有高度的逻辑统一性，只有这三条主线同时包容在中国竞技体育中，中国竞技体育才有厚实的基础，才有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竞争的实力。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应包括动力层竞争力、支撑层竞争力和环境层竞争力三个基本内容，这也成为定义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依据。
2.2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权重分析采用和积法，以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判断矩阵按列归1，即每列各元素除以该列全部元素之和，得到一个新的矩阵，然后按行求和得到一列，该列归1即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权重(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的权重排序为：动力层竞争力(0.63)、支撑层竞争力(0.26)、环境层竞争力(0.11)。由此可见动力层竞争力是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是其竞争过程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其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竞赛主导地位的竞争力。而其动力层竞争力是竞技主体人力资源、科研与训练结合程度和竞技主体参赛能力的组合，是能够使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定时期内保持现实或潜在竞争优势的动态平衡系统，其能力不是几项核心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其组合体共振所体现出来的内在合力，其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独特性)。对其它国家竞争对手而言，动力层竞争力具有越高壁垒，其核心竞争力将趋于更强。所以，动力层竞争力在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中占有主导决定作用。
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形成是其自身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外因存在其系统之外，支撑层竞争力和环境层竞争力就是作用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外部因素，其具有诱导、推动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功能，只有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发挥内部因素的整合协调作用，才能实现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效能a因此，竞技体育只有借助于外部因素的诱导和推动，才能驱使我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培育和优化。
根据动力层竞争力、支撑层竞争力和环境层竞争力在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体系的重要程度，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和层次结构原理，本研究认为三者在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体系中的位置可以用图1来描述。
2.3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权重分析有了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权重和一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权重，现在可以计算出二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权重。二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权重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为：竞技体育教练员资源竞争力(0.328)>政府政策力度(0.144)>竞技体育运动员资源竞争力(0.126)、参赛能力(0.126)>管理竞争力(0.069)>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竞争力(0.065)>科研与训练结合程度(0.05)>竞技体育裁判员资源竞争力(0.025)、后勤保障竞争力(0.025)>媒体宣传力度(0.014)、竞技体育赛制竞争力(0.014)、开放竞争力(0.014)。由此可见中国竞技体育的竞技主体(竞技体育教练员与竞技体育运动员)和国家政府政策，对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相对其它要素来说要大得多。
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具有整体性，形成要素达到最佳或比较合理的动态组合才能形成较稳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素不断改变，形成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要素的作用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直接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立足于中国竞技体育现实资源，加大培育优秀运动员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对有关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与协调，才能够形成高效的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尽管竞技体育教练员资源竞争力、政府政策力度、竞技体育运动员资源竞争力、运动员的参赛能力、管理竞争力、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竞争力、科研与训练结合程度、竞技体育裁判员资源竞争力、后勤保障竞争力、媒体宣传力度、竞技体育赛制竞争力和开放竞争力等要素，不是影响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形成的直接因素，但它们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形成因素的服务性要素，在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耦合、裂变、系统化、强化等功能，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组织效应，从而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各个因素的潜力，最后促使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因此，有效地整合和协调各种因素，使其贡献于中国竞技体育整体，切实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水平。其整合与协调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纵向层面的整合与协调，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整合与协调关系；横向层面的整合与协调是每一层级内部之间的整合与协调。单一的资源无法形成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只有经过高度整合与协调的集合资源，才能产生强大的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
2.4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与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水平的灰色关联分析
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二级指标与中国竞技体育2004―2008年之间的每年成绩总分的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2004―2008年的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指数与中国竞技体育的每年成绩总分建立母子序列函数，即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的每年成绩总分为母序列，2004-2008年的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指数为子序列(表4)。
第二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先求各组数据平均值，然后用所求均值去除各个原始数据得均值化数列(表5)。
第三步，计算各子序列(2004―2008年的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指数)与母序列(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的每年成绩总分)在同一时刻的绝对差值，并列出对应差数列表(表6)。
第四步，将上表中的li(t)(相应差数)、min(最小差数)和max(最大差数)代人灰色关联系数计算公式，即：
Lli(t)=min+ρmax/li(t)+ρmax
其中main=0，max=0.68，p=0.1，计算出灰色关联系数(表7)。
第五步，求灰色关联度
将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指数的关联系数相加并平均，即得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指数与成绩总分的灰色关联度；将隶属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灰色关联度相加求和，即得动力层竞争力、支撑层竞争力、环境层竞争力与成绩总分的灰色关联度(表8)。
从表8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灰色关联度大小顺序为：竞技体育教练员资源竞争力C1(0.40)>政府政策力度C5(0.29)>竞技体育运动员资源竞争力C2(0.24)、参赛能力C4(0.24)>管理竞争力C11(0.19)>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竞争力C7(0.17)>科研与训练结合程度c3(0.16)>竞技体育裁判员资源竞争力C6(0.15)>后勤保障竞争力C8(0.14)>媒体宣传力度C9(0.13)、赛制竞争力C10(0.13)、开放竞争力C12(0.13)。从表8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权重指数比较高的有：竞技体育教练员资源竞争力、政府政策力度、竞技体育运动员资源竞争力、参赛能力、管理竞争力和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竞争力。究其原因，第一方面，“奥运核力”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中国竞技体育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第二方面，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核心人物和青年军的成长给中国竞技体育增加了“显性化”的动力；第三方面，近几年国内竞技体育赛事的主场赛场环境效应的直接作用，对我国竞技体育选手的参赛能力的发挥起到了潜在的影响。最后，通过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结构中二级指标所占的权重对比，我们发现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二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从表8可以看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灰色关联度大小排序为：动力层竞争力(1.04)>支撑层竞争力(0.75)>环境层竞争力(0.61)。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前世界体坛的格局变化有关，非洲国家中长跑项目的强势和原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实力的减弱对世界体坛格局影响深刻；另一方面与国家对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布局战略调整有关。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一级指标对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灰色关联度大小排序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结构中一级指标所占的权重对比，我们发现两者之间保持相同的排序位置。
因此，运用灰色关联度理论，结合2004―2008年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3结论
1)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即动力层竞争力、支撑层竞争力和环境层竞争力；12个二级指标，即竞技体育教练员资源竞争力、竞技体育运动员资源竞争力、科研与训练结合程度、参赛能力、政府政策力度、竞技体育裁判员资源竞争力、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竞争力、后勤保障竞争力、媒体宣传力度、竞技体育赛制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和开放竞争力。动力层竞争力是中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4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技能竞赛是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助推器。职业教育技能竞赛涵括职业教育的社会性、职业性、实践性、技术性、全民性等特征，也具有技能的技巧性、阶段性、迁移性和竞赛的竞争性、激励性、公平性等特征；同时，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具有自己相对独有的特征，且表现直观和具体，如技能性、竞争性、公正性、普遍性、先进性、合作性、复合性和导向性。
职业教育技能竞赛，是指由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或有关行业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据教育部、劳动部颁发的专业教学标准、技能训练标准和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开展的群众性教育类比赛活动。目的是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和教师的专业教学质量进行考评。2007年以来，教育部等1l家单位先后在重庆、天津举办了全国性的职业教育技能竞赛活动，即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期形成“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的局面，这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一次重大制度设计与创新。分析历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各地举办的各级各类技能竞赛的情况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具有如下特征：
一、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具有职业教育的特征
(一)职业教育的社会性。黄炎培先生最早在《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一文中指出，职业学校“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紧密且具体，服务社会是职业教育的宗旨。职业教育不能脱离外部社会环境，与社会劳动就业直接联系，毕业生就业是维系职业教育办学的生命线，而劳动就业又是高度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涉及国家和地域的资源、人口、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社会习俗观念、有关制度措施等各方面。职业教育对社会环境的高度依存性体现在：一是办学的社会性，要求其办学必须是开放的、灵活的，只有吸纳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办好。二是必须与社会民生相适应。其教学、课程、评价和管理也需要行业企业的参与和支持，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职业教育的职业性。职业是职业教育的基础，职业教育应以职业的形式进行，是为适应职业而进行的教育。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具有“职业针对性”，主要体现在：针对职业岗位(或岗位群)所要求的专门技术理论和经验知识，以及专门技能、技巧和其他实践能力。职业教育，无论是就业前的准备教育还是就业后的在职教育，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三)职业教育的实践性。一是教学过程具有实践性。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做合一”“手脑并用”；在课程设置上，教学实习课程所占的比例高，且理论与实践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二是培养的人才类型具有实践性。职业学校培养的是第一线的技术工人、技术农民、生产现场的技术员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等，其共同特征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实践能力和相对不完整的理论知识。
(四)职业教育的技术性。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内化到劳动者身上，才能发挥其功能。技术的演变会影响到职业教育发展的结构、层次、规模、课程和方法等。技术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职业教育结构的演变，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职业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技术，教学过程也充分体现技术的属性，体现技术传授的规律和要求。
(五)职业教育的全民性。温家宝总理说，“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因而，职业教育是面向所有人，而且是所有人的终生，培养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和劳动者。职业教育可以渗透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即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能需要多次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在推动教育公平、满足经济需求、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和职责。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的对象是所有人群，上延可至高等教育阶段，下伸至基础教育阶段。同级职业教育又包含众多的科目、均可相互延伸。现代职业对从业者资格和能力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加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一次教育定终身将越来越少，使得职业教育必将延伸至整个从业阶段。
二、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具有技能和竞赛的特征
(一)技能的技巧性。根据技能熟练程度可分为水平较低的初级技能和水平较高的技巧性技能。技能是人的全部行为的一部分，受意识的控制比较少，且随时都可以转化为有意识的行为。技能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后，具有高度的自动化和精确性，可称为技巧。达到熟练技巧时技能人员可以有条件反射式的行为。
(二)技能的阶段性。技能的形成包括掌握局部动作阶段、初步掌握完整动作阶段、动作的协调及完善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阶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行为的结构、行为的速度和品质，以及行为调节方面。
(三)技能的迁移性。在技能形成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技能动作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已形成的技能若促进新技能的形成，叫做技能的正迁移。如果已形成的技能阻碍了新技能的形成，就叫技能的干扰，或技能的负迁移。
(四)竞赛的竞争性。竞争是各类比赛的一个基本属性。任何一场比赛，不论参赛人数多少，竞赛结束时，只有少数参赛者能够成为优胜者，获奖者享有很高的荣誉。竞赛的胜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个国家、地区、单位的在技能方面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参赛者所在地区或单位的荣誉，参赛选手都竭力争取，把争取胜利作为参赛的主要目标。
(五)竞赛的激励性。在取胜的目标指引下，参赛者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机体的潜力，承受最大强度的负荷。竞赛一方面对参赛者施加相应的刺激，促进其技能的发展，达到提高技能水平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技能竞赛的发展，技能操作水平的提高，参赛者之间竞争能力更为接近，使竞争越趋紧张激烈，使竞赛的竞争性尤为突出。
(六)竞赛的公平性。竞赛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参赛条件的等同性和评判人员执法的公正性两个方面。竞赛过程中，参赛者应遵照统一的规则，在等同条件下，充分地发挥智力与能力，去争取比赛的胜利。同时，各项竞赛的规则和方法须逐步修改和完善，才能真正保证竞赛的公平性。评判人员执法的公正性和一致性，是保证技能竞赛公平性的另一重要条件。公正是评判人员执法的准则，准确判断是基础。评判人员应严格地依据竞赛规则和规程，公正无私地进行观察、分析、判断和裁决竞赛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三、职业教育技能竞赛的特征
(一)技能性。职业教育技能竞赛突出和强调技能性的特点，遵从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强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着重培养能够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能型专门人才。技能性相对于技术性而言，更加突出操作技能，强调实践动手能力。技能是技术的具体表现形式，技能竞赛是发挥其技能性特征的具体表现。近几年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技能竞赛，从竞赛方案的设计上看，操作技能性强；从比赛项目的设置来看，大多为技能型紧缺专业，充分体现了技能性，反映了社会对技能型紧缺人才的需求。
(二)竞争性。职业教育技能竞赛的本身是一项比赛活动。比赛就会产生竞争，有竞争就能激发动力。技能竞赛和其他比赛一样，对参赛者具有一种激发动机、鼓舞斗志、使人产生内在的驱动力，以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功效与能力。在技能竞赛的过程中，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不自觉的比较，且都有获得较高比赛名次，以期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趋向。从竞赛的结果来看，对于取得较好竞赛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来说，是对自己学习成绩和努力工作的肯定与表扬，给人以心理上的满足感，激励人们不断进取，从而对成功的经验起到强化作用，使参赛者更加努力更加主动，以保持或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对比赛后进单位和个人能够起到督促作用，督促他们查找问题，努力学习和工作，以改变落后的状态。技能竞赛对于激发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竞争力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公正性。公平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产生的一种需要，是举办任何性质的比赛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具体到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公正性是所有参赛人员最关注的问题，公平公正是所有参赛人员平等参加比赛的最高体现。第一，公正性体现在技能竞赛的各个方面，如选择承办学校、选择比赛设备、竞赛命题、确定评判标准、选聘评委、实施评判等各个方面。公正性的核心和关键是评判环节，要求所有裁判人员严格按照比赛的裁判和评分规则，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第二，公正性贯穿于技能竞赛全过程的始终，只有坚持公正性，才能为全体参赛选手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氛围，打造一个良好的技能竞赛平台，真正地比赛出选手的技能水平。同时，公正性有助于缓和解决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举办一个和谐的比赛。
(四)普适性。普适性关系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制度化的全员化问题。职业教育的全民性，要求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技能竞赛的普适性，要求技能竞赛是面向所有职业学校学生的比赛。从实践来看，参与技竞赛的学生人数越多，越能反映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就越具代表性。同时，技能竞赛坚持“重在参与、重在学习、重在提高”的原则，鼓励所有职业学校学生都要积极参加技能竞赛，通过人人参赛、逐级举办比赛，使技能竞赛覆盖每所职业学校，覆盖每个专业，覆盖每位专业教师，覆盖每位学生，逐步形成“人人都参与、专业全覆盖、层层有选拔、全国有大赛”的局面。职业教育技能竞赛的普适性，与技能竞赛的效度密切相关。一方面，参与技能竞赛的选手范围广，比赛规模大，自然能够提升比赛成绩的含金量。另一方面，技能竞赛的规模大，也提高了技能竞赛整体的规格和水平，提升了比赛的影响力。
(五)先进性。职业教育本身具有先进性。现代职业教育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课程模式、教材、设备等方面具有先进性，代表现时社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职业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促进作用，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技能竞赛能够评判职业学校教学质量和水平，应当具有先进性，并注重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先进性对职业学校提出了较高要求，职业学校及其教师、学生必须在教学内容上摒弃不适应社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发展的旧内容，去适应具有时代特性和先进技术的新内容，切实加强技能竞赛要求的实践操作技能，才有可能在技能竞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通过先进性引导，引导职业学校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技能水平。
(六)合作性。一是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在技能竞赛中，企业以不同形式参与进来，有的企业参与竞赛项目设计，把现代企业对员工的要求融入比赛，考察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有的企业提供竞赛专用设备，提供技术支持，为比赛的顺利举办奠定物质基础；有的企业在竞赛现场招聘，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搭建平台。这种校企合作的竞赛举办模式，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推动了工学结合与顶岗实习。
二是学生的合作精神。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是高素质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从当今社会的发展来看，要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和事情，需要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因而需要培养学生愿意与人合作，学会与人合作。现代企业更需要团队合作精神，很多企业把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看作所有素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职业教育技能竞赛在设置项目比赛时，设置了团体竞赛项目，突出团队合作的理念，反映了现代大工业发展尤其是装配制造业发展对团队合作的高要求。技能竞赛在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集体解决问题的合作能力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为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5
1“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及涵义
1.1“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在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国家主席在会上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可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包容性增长”的提法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也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虽然国内理论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界定和具体内涵仍在讨论之中,但是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有专家分析说,“包容性增长”已上升为中央执政理念,“包容性增长”可能会被写入中国“十二五”规划,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1]。“包容性增长”虽然是个经济概念,但它与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2]。
1.2“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内涵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将在亚洲各地推行包容性增长作为自己主要的任务。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伊夫扎勒·阿里等人在对“包容性增长”定义中非常注重机会的公平,认为“包容性增长”不仅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而且能确保社会所有部门能平等获得这些机会[3]。除了亚洲银行以外,另一家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也对“可包容性增长”展开研究,并进行了实践探索,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elenaianchovichina等人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提出如下看法:包容性增长采取长远视角,集中关注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容性增长关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消减贫困必要的且“至关重要”的条件;包容性增长既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也关注经济增长模式,重视根据各国国情选择适宜的增长方式;包容性增长关注生产性就业而不仅是收入再分配,就业机会的创造与收入再分配只是包容性增长的潜在结果等等[4]。国内理论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界定和具体内涵仍在讨论,不同学者对包容性增长有不同的诠释,多数学者认为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在共享过程中所有人的机会均等,在共享的同时也需要社会成员都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基于对贫困人群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包容性增长的重点是贫困人群的情况改善;还有学者将包容性增长与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包容性增长应当促进穷人充分就业,并使穷人的就业报酬增长速度高于富人的资本报酬增长速度[5]。
综合亚行与世行以及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概念与内涵的阐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涉及的实质问题就是公平与合理的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其内涵包括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增长共享两个方面,其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归宿在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发展、机会公平、全面共享,最终目标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各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结合包容性增长在我国提出的动因,本文认为“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是经济的增长,因为经济的增长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消除“权利贫困”,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其二,“包容性增长”提倡“平等参与,合理共享”,即社会公众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共享社会财富;其三,在我国现阶段,“包容性增长”应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心带动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其四,“包容性增长”应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1.3我国竞技体育包容性增长内涵及价值“包容性增长”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与精神实质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相契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创造了辉煌战绩,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体育大国。但在竞技体育快速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粗放式增长、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运动项目结构不均衡以及竞技体育运动员不能合理分享竞技体育发展的成果所带来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等问题,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相似。这些问题的本质也在于高速发展过程中对公平与共享的忽略,导致竞技体育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的不协调,并因此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而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运动项目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基础项目的发展;其次,运动项目的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竞技体育的发展;再次,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兼顾。鉴于此,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转变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而又现实的意义。
2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缺失
2.1运动项目发展的不均衡从均衡发展观的视角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缺失首先表现在运动项目发展的失衡(表1)。水上、游泳、田径等基础大项上总体比较薄弱,集体球类项目中的三大球水平较低。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田径项目与金牌无缘,游泳也仅得到1枚金牌,暴露出我国体育项目发展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集体项目中的三大球总体水平还远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尤其是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男足表现乏善可陈。在一些职业化程度高、在全球广泛开展、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项目中,还无法与美国等体育强国抗衡。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发展也不够均衡。尽管我国冬奥会的排名在近几届冬奥会中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取得了5金2银4铜的好成绩,实现了重大突破,但与夏季奥运会中我国取得的成绩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2.2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缺失还体现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基于我国竞技体育基础差,底子薄,国家资源紧缺的考虑,我国在体育的整体结构中优先发展了竞技体育,但各地区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是很不平衡的。董新光教授在2001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1/3”现象指出,近10年来,我国2/3省区市获得了5届全运会平均97.1%的金牌和93.9%的奖牌,而另1/3省区平均获得了2.9%的金牌和6.1%的奖牌[6]。本文对各省市在第29届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和奖牌情况进行的统计表明:东部省份的城市共获得金牌57枚,奖牌81枚,分别占全国金牌总数的71.3%和奖牌总数的71%,遥遥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7](表2)。
2.3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低效率效率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从效率的层面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长期以来是建立在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淘汰率的基础上。举国体制下三级训练网模式,强调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从而导致后备人才淘汰率过高。有研究表明:我国竞技体育队伍每年投入4000多名运动员才能产出一名世界冠军。目前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仅达6%的成材率,甚至达不到人才培养最低成材率10%以上的要求标准[8]。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投资回报率低,成材率低,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因为体育人才的流动障碍造成的人才使用的低效率。我国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是按行政区划统管,人事权归所属体育行政部门,在客观上给人才的横向流动设置了障碍,造成人才资源优势难以较大限度地得到合理利用。三是运动项目的低水平重复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一些省市围绕“省运战略”“全运战略”在运动项目设置上,“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2.4运动员文化水平的低下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从公平发展观的层面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的人才培养体制没能很好地解决运动员文化知识学习的问题,事实上造成运动员与同龄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一直是困扰体育界的顽症,也成为竞技体育领域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大部分运动员从少儿时期就开始从事专业训练,训练时间长、强度大,再加上体育行政部门和教练员过分重视运动成绩的提高,忽视了运动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尽管国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和支持通过“体教结合”的模式来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但这一初衷良好的模式由于种种原因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在实质上只是三级训练体制的变形”,[9]“文化课甚至形同虚设,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10]。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学训矛盾、九年义务教育重视不够(表3)、经费不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仍然突出。运动员由于文化知识的缺失和普遍缺乏职业技能,从而使其与同龄人相比处于明显劣势,造成了退役运动员就业竞争力弱,以致出现了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做“搓澡工”、亚运会举重冠军才力退役后当门卫和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摆地摊这类事情的发生。
2.5运动员社会保障的不足运动员作为社会特殊职业群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防范训练和比赛风险,安定运动员生活,保障优秀运动员的合理权利,充分调动优秀运动员的竞赛和训练的积极性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形势不容乐观。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对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8省进行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专题调研显示:待就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待就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的比例达78%[11](表4)。刘仁盛等对辽宁省2001-2005年运动员退役安置情况的调查结果也显示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率越来越低,且运动员安置所用时间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2](表5)。运动员是竞技体育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工作关系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运动员社会保障的不足也凸显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过度关注竞技体育成绩的增长,忽视对竞技体育人力资源人文关怀,是我国竞技体育非包容性增长的又一体现。
3中国竞技体育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途径
3.1实现运动项目和区域的均衡发展,促进中国竞技体育的全面进步运动项目的“非均衡”发展理念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在于使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居于世界前列,形成了一系列的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负面的影响在于竞技体育发展结构的失衡,尤其是田径、游泳、三大球等集体项目长期得不到改善和发展。基础大项的发展滞后,与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发展极不相称,也与其他体育强国有很大差距。田径和游泳是奥运会比赛小项目设置最多的两个大项,也是奥运会上各国争夺的重点,田径、游泳项目的实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我国要想在国际体坛保持领先的地位,就必须在田径、游泳等奖牌设置多的大项目上取得突破。三大球等集体项目是当今世界竞技体育职业化与产业化程度最高的,他们的薄弱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与产业化的进程,间接影响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匮乏与专业队的萎缩。从我国近年来竞技体育的成绩来看,运动项目非均衡发展战略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为了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运动项目的发展应进行战略调整,即在适度保持优势项目的同时,整合竞技体育的资源,大力发展广大人民喜欢的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和球类等集体项目。
中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类似于我国经济领域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沿海地区由于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甚至富裕到可以举一省之力举办洲际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竞技体育发展不足的中西部地区省份有的甚至许多年未曾拿过一块全运会的金牌。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中西部省份既未能合理地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也没有享受到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成果。甚至还出现中西部省份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动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现象,这种人才外流虽然有利于竞技体育的人才交流,但对于竞技体育水平本来不高的中西部地区无异于雪上加霜。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是社会普遍的“仇富”情绪和社会成员未能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心态的失衡。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战略在达成基本目标以后,也应该考虑将“优先发展”战略调整为“均衡发展”战略,否则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发达地区竞技体育的排斥与不包容情绪难免日益滋生。
3.2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涵括了制度的基本效能——公平与效率,它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内在一致性,包容性意味着制度公平,而增长则意味着效率。包容性增长是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10]。只有做到机会公平,才能真正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经济学领域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或者说其第一层含义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让贫困人口、弱势群体获得更多利益。纵观我国传统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它没能为运动员提供一个公平发展的体制框架。首先,它没能很好地解决运动员文化知识学习的问题,事实上造成运动员与同龄人之间受教育的不公平;其次,这一体制又没能很好解决运动员退役以后的就业问题与社会保障问题,许多运动员退役以后的境遇与其为竞技体育所付出的不对等,客观上造成了运动员与社会其他成员待遇的不平等。
效率是经济增长的保证,竞技体育同样需要有效率的保证才会实现快速增长。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的效率长期以来是建立在“人海战术”与“高强度”的训练的基础之上,走的是粗放式的竞技体育增长方式。“人海战术”导致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成本过高,人才成材率低,大量未成才的运动员再就业困难。“高强度”的训练透支了运动员的体力,过早挖掘了运动员的潜能,导致运动员运动寿命的短暂,也造成资源与体育人才的浪费。因此,改革训练方法,真正做到科学训练,不断提高运动训练水平,逐渐从“粗放式”增长方式向“集约化”增长方式转化成为我国竞技体育提高人才培养效率的关键。同时,资源的政府配置如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容易导致资源过度集中、成本过高、严重资源浪费等等问题,出现“政府失灵”现象。市场配置资源能更好地通过竞争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充分调动市场参与方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如欧洲的足球、美国的三大职业联盟都是产业化运作成功的典范。我国体育事业在政府全面管理成本过高且力不从心的状况下,竞技体育应尽快朝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尽快实现竞技体育的社会化与市场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参与的竞技体育的愿望与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因此从制度、政策上扶持职业体育市场,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产业,让社会和市场来投资体育,可以平衡和减少政府投入体育的不效率。
3.3全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实现中国的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从群众体育的发展来看,相比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群众体育这些年真正成了体育中的“弱势群体”。连续几次国民体质监测都显示我国国民体质明显滑坡,体育设施的人均拥有量及体育人口总数所占比重在世界上排在百名开外,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老百姓参加体育锻炼的需求。群众体育的举步维艰与竞技体育的辉煌战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开始反思“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做法与竞技体育的“金牌战略”,提高全民素质和“体育回归自然”的呼声成为了主旋律。这一转变彰显了当前人们对于群众体育获得与竞技体育平等发展机会的理性考虑。竞技体育在经历了有失偏颇的高增长之后,让渡部分资源来兼顾群众体育的发展,让群众体育更多地从我国经济与体育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实现体育的包容性增长,是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经济与体育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应有之义。从长远来看,这种体育的包容性增长一方面保障了人们公平享有公共体育资源、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良好的群众体育基础只会更好地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在即将过去的“十一五”中,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先后成功举办,中国竞技体育创造了世界体坛的“中国奇迹”,这一成果应该惠及群众体育,政府通过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更多的中国人热爱体育,积极参与到体育中去,通过体育收获健康。同时应告别“金牌崇拜”,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应制定科学的体育政绩考核模式,淡化金牌增速以及淡化金牌指标在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的地位。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竞技异化；夺标育人；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5-0048-04
Questioningaboutcompetitiondissimilation
penGYong-shan1，2，ZHaoYong-ping3，ZHanGXing-qi4
（1.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2.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3.Jilin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Changchun130022，China；
4.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QuannannormalUniversityofnationalities，Duyun558000，China）
abstract:theauthorsdemonstratedthatcompetitionisasortofentertainmentwhosebasedonthegoaltobecomechampionsandtoeducatepeopleviagameorientatedsportstrainingandcompetition,whichisthelogicstartpointforquestioningaboutcompetitiondissimilation;bycollatingdissimilationandunderstandingthecurrentconditionofcompetitiondevelopment,theauthorsrevealedthattheoccurrenceofcompetitiondissimilationiscompaniedbytheillegitimategamingbetweenvariouscompetitioninterestentitiesandtheunbalanceofitsperipherialspacesforexistence,isthebehaviorcontradictivetothehighestprincipleforcompetitionandtheultimategoalofcompetition,intentionallyconductedbycompetitionrelatedorganizationsandtheirinterestentitiestorestrainhumansocietyad-vancementbyutilizingtheirpower,mainlycausedbythatcompetitionentitiesaresubjectedtoexcessivepoliticalandcapitaldeductionandpressure;byanalyzingcausesforcompetitiondissimilation,theauthorsputforwardthatcompetitioninthepostolympictimeshouldgetonthetrackofculturaldevelopment,andthatinitiativelyboostingthesoftstrengthsofcompetitionculture,combiningcompetitionwitheducationandpeopleorientatedcompetitionareimportantguaranteesforestablishingacorrectideologyaboutcompetitionandresistingitsdissimilation.
Keywords:sportsociology；competitiondissimilation；tobecomechampionsandeducatepeople；harmoniousdevelopment
当今，国际竞技面临异化的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虽然我国运动健儿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荣登金牌榜首，但是仍然存在运动员培养成本高、代价大，竞技审美疲劳、生存弱势群体增多，以及黑哨、假球和兴奋剂滥用等屡禁不止的异化现象。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竞技本质及其异化的认识程度不够，即缺少先进的竞技文化。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硬实力的提高。同理，中国竞技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必须要依靠提升其文化软实力水准。因此，揭示竞技的本质及其异化的原因，加强竞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转变国家竞技发展方式，对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1竞技认知的分歧
国内《运动训练学》认为竞技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活动[1]。还有学者认为竞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和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竞赛[2]。也有学者认为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或挑战性、娱乐性、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还有观点认为竞技是为了娱乐健身而进行的游戏性的身体活动，或者说是以夺取锦标为目的训练和比赛。总体而言，上述定义看似较完整地展示了竞技的内涵，不同程度地突出竞技的主要目的，然而过多地将竞技定位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能竞争，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也不符合未来竞技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体育的范畴中，以竞技(体育)代替体育一度是我国体育发展的主流，似乎体育就是竞技夺标，这种建立在“国家逻辑”基础上并发展起来的主流体育过于强调它的社会效应和工具效应，以集体归属和国家荣誉作为唯一价值取向。有学者在谈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时，认为“中国竞技体育是在100余年来受民族屈辱和民族压迫的情势下与世界体育汇合潮流的，它的动力来于民族的忧患意识，同时又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3]，这可谓是一语中的。
目前，国内外竞技由于过于张扬竞技的“物性”，忽略了竞技的“人性”，导致人们越来越远离参加竞技的自身目的，而单纯追求体能、成绩、物质奖励等，这是近年来假球、、黑哨、兴奋剂猖獗和泛滥的思想根源。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体育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竞技的文化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符合当代人对竞技的需求，为此要求竞技本质回归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应更多地为运动员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提供机会，而非一味强调为国争光和夺取金牌。
2竞技本质的思考
竞技的最初含义是暂停工作、离开工作场所，到户外进行自由娱乐、游戏或消遣，人们在竞技中轻松自由，没有过度的工作压力和功利色彩，是彻底地摆脱日常工作中压力的一种娱乐活动，游戏是竞技的最初概念和理想的抽象。谭华[4]在《体育本质论》中提出体育是一种具有游戏性的身体活动（大肌肉活动），游戏性是体育本质属性之一，并认为游戏不仅是竞技的重要属性，而且也是体育所不可缺少的属性，此观点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事实证明，富有游戏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人性化的竞技理念和培养方式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古奥运不仅是宗教性的祭祀活动，同样也是张扬人的“人性”，以及合理竞争的具有完全意义的游戏活动。古代奥运正是因为竞技中游戏精神和教育基因的丧失，以及运动员功利色彩严重等多重腐蚀下停办，代表现代奥运最高形式的竞技应当吸取教训。
从近年来有关竞技本质研究的文献资料看，许多学者已经逐渐走出了传统竞技本质“竞赛论”狭隘范畴，开始从社会文化背景中重新探索竞技的真义，如有人认为竞技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属于大文化范畴，它为社会提供精神和相关的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也有观点认为竞技是在现代体育中形成了一个满足人们通过观赏高水平竞技表演，获得一种为一切其他表演艺术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审美享受和感官刺激的社会实践[5]。还有人提出所谓竞技是指运动员以比赛竞争为基本手段，以满足人们审美享受及刺激等需要的社会实践[6]。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竞技中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了人们的体育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展现了现代竞技的出现、发展乃至壮大的基本历程。
不同学者赋予竞技新的内涵，虽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也有所不同，但均反映出竞技具有游戏、育人、娱乐等特性。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幸福与行为过程的愉悦，同竞技所追求的娱乐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竞技是一种娱乐，具有游戏的性质，这并非贬低竞技，而是出于提升其地位和价值的需要。综合分析，竞技是通过具有游戏性的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实现夺标育人为目的的娱乐，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是对其娱乐和游戏属性的理性升华，将游戏作为竞技的起点和终点，不仅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可以有效解决竞技概念混淆、界定模糊、价值偏离和目的手段颠倒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竞技以游戏为开端，经过中介到达终点后，集秩序与自由、崇高与美、感性与理性、紧张与和谐、共性与个性、自在与自为的结合体，它既有教育和娱乐双重属性，又具有适度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否认后两者的存在是不客观的，但过分强调和夸大后两者的功能，必然会导致竞技异化，因此重新认识竞技本质，是国家竞技文化深层次变革的重心，更是国家竞技“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
3竞技异化的探究
3.1异化的梳理
“异化”一词是人类为满足现实所需创造出来的新词汇，学界普遍认为“异化”一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使用的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7]。随着人类的演进，对异化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有学者提出，异化就是指从主体中分裂出来或丧失掉的东西在摆脱主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压迫或扭曲主体。当这个主体是人本身的时候，那么，异化就是人给自己树立起一个最终控制不了的反对势力，导致人性的变形[8]。也有学者认为异化是指由主体产生的客体脱离主体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反过来支配其主体的结构[9]。
透视对“异化”的各种认识，可以梳理出2条异化内涵的清晰主线：一是以代表人物为特点的阶段性时代内涵，二是哲学异化理论所具有的较强学科动力，是不同学科新方法论的有益补充。在不同的对话语境中，异化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作为语言代码与文字符号的异化内涵与外延的当代扩展，无疑留下时代的烙印，同时也会给人们的意识思维以负面影响。当今社会的异化现象可以视为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品在自身各种思想、外界利益诱导下成为一种独立的异己力量，它在对主体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使人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丧失主体地位。这种异化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在异化中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真正意义存在。异化使人从本质上失去了他自由自觉的特性，沦为一种工具，成为一种手段，从而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竞技现象中的异化也未能脱离其中。
3.2竞技异化的新认知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现代奥运，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开始的伟大社会实践，而以奥运为最高形式的竞技，在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迁和时代洗礼后，已日益显示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如今竞技的影响力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鉴于此，人们将竞技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国际赛场上的追逐和拼搏绝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似乎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将运动场上的胜利看成是展示国家实力、显示民族优越性和提升国际地位的象征。伴随着竞技过程中，过度追求竞争、商业操纵和政治追求的膨胀，最终形成了一种足以扭曲竞技本质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人们越来越远离参加竞技的本来目的，而更多地掺杂了他人的目的、非竞技的目的，竞技异化也就不可避免。
竞技异化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它是伴随着各竞技利益主体的不正当博弈和其外缘性生存空间(比如体制、政策、机制)的失衡而出现，正是因为竞技主体的生存空间出现恶化，即人的内外环境出现问题(内环境――人的情感、道德品质、责任感，外环境――体育体制、机制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若结合竞技发展的宗旨、目标、最高原则及存在空间，一切有悖于竞技最高原则的行为、忽视了人自身发展的倾向以及追求体能、技术等物化层面，或者说是谋功利手段，进而使一个国家的竞技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的一切行为都是竞技异化。因此，竞技异化可理解为与竞技相关的机构及利益主体利用权力故意实施有悖于竞技最高原则和终极目标来抑制人类社会前进的行为，或者部分竞技主体由于在政治、资本和夺标的诱惑下，寻求自身利益、集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必然导致赛场秩序混乱，假球、黑哨、兴奋剂等泛滥。
4竞技异化的成因
4.1竞技缺失“游戏精神”
目前国内外竞技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竞技与游戏分裂，导致其“游戏精神”缺失，从而使人在竞技中感到强迫性增大，自由度锐减。爱玩是人的天性，人在竞技中首先体验的是愉悦。最近有学者提出，“竞技应以游戏为其内核贯穿始终，但当今它与游戏越来越远，成为人谋生的手段。人在其中体验不到自由、秩序和愉悦，部分人感受到的是强迫感。”[10]竞技运动中人们体会不到快乐，而把运动作为目的或者是谋取利益的手段，这样必然导致竞技“异化”，竞技与游戏分裂后，使竞技中的人迷失自我。德国文学巨匠席勒曾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此，培养游戏精神，能够促使竞技中分裂的人性得以复合，游戏精神的回归，有助于国家竞技“软实力”的提升。
4.2竞技运动中人文意识的减弱
体育人文观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强调体育运动中人性的回归和主体地位的建立，最终目的是体育运动为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然而现代社会人在体育竞赛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边缘化，国家利益、金牌至上、物质利益使得比赛场沦为名利场[11]，而这显然都是过于强调竞技运动的“竞技性”，这种视“竞技性”为体育的本质属性与功能，既与奥运的宗旨相违背，又与奥委会主席罗格新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理念不相称。“人文性”的竞技是呼唤“以人为本”的新的人文思想和体育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人文性”的竞技将更为合理地引发人们内在公平、良知和情感，并成为现代社会自觉寻求健全人格的主要价值目标。体育文化中不能缺少的人文理想、人文观念和人文精神等软实力成分，后奥运时代，国家竞技应走文化发展型道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这对抵制竞技异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4.3国内竞技缺少普世性体育精神
奥运是人类竞技的最高形式，其核心理念是竞技概念界定的着眼点。奥运宗旨强调“通过开展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相互了解、团结、友谊、公平竞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而更美好的社会做贡献。”简言之，奥运宗旨的前提条件是“公平竞赛”，目的是“教育青年”，理想是“维护和平”，实质上是有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它强调的是一种通过竞技的教育来培养人，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历史证明，每当竞技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时，它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就提出两大要求：一是要进行奥林匹克教育，二是北京的环境标准要符合要求。显然他希望奥运不仅是展现各国竞技实力，更应该是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体现人生价值、公平竞争和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大舞台。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广州亚运会的“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口号均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思想“和谐”，这是顺应世界竞技文化的发展趋势，宣扬的正是国内缺少的具有“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和充满“人性化”的竞技运动，是一种“类”的文明，而国外担忧的就是我国国民“类文明”的缺失、是否会主动接受奥运教育等问题。“普世性”体育精神的提倡是世界竞技的大爱，是竞技异化得以根治的良药。
4.4竞技体制的缺陷
我国当前竞技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其目标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实力，通过对竞技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改变我国历史上体育落后的局面。有学者提出，中国体育体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从根本上看，体育领域的制度缺陷和失衡主要是忽视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缺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作为指导思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体育精神流失[12]。而目前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确实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迅速的提高，然而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在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体育利益下获得的，如果这种竞技“一尊独大”的形式继续延续，必将持续对其他体育形态的“挤兑”，进一步损害人民群众体育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体育系统内部各形态以及体育和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不和谐，继续加重竞技异化，而这显然与目前国内“十二五规划”发展主线背道而驰。
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娱乐运动，其中，“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和核心价值的基础，“游戏”和“教育”是其本质属性，“娱乐运动”是其归属的领域。竞技异化是其主体受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诱惑及压力，导致比赛目标和手段的颠倒、夺标和育人的分裂，这是竞技赛场问题不断的根源。后奥运时代竞技应走文化发展型道路，主动提升竞技文化软实力，竞教结合、以人为本是树立正确的竞技思想，抵制异化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体育学院通用教材：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2]任海.关于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质疑[J].体育论坛，1989(4)：34.
[3]卢元镇.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
[4]谭华.体育本质论[m].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08：65.
[5]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
[6]肖林鹏.中国竞技体育资源调控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151.
[7]陈力丹.准确使用“异化”概念[J].当代传播，2003：10-12.
[8]卢元镇.竞技体育强化、异化与软化[J].体育文史，2001(4)：19-20.
[9]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3-78.
[10]宋继新.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63-71.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 竞技体育 工具理性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秩序的混乱。体育主体的工具性，以及主体性的过度物化使竞技体育的发展秩序始终处于摸索的调适之中。体育主体作为一个类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以竞技体育为平台而产生了良性联系。但是，由于各种主体对工具价值的过分追求，使自身也成为了一种物性的工具，各类主体发展的个体差异性被极端的利益追求所代替，体育主体间的情感交流也被极端的行为取代。兴奋剂、球迷骚乱等就是这一工具性带来的恶果。为了在激烈的高水平竞技中获得一席之地，个体差异已经不再重要，“先进药物和技术”的刺激使竞技体育充斥着“另类”科技的较量;而球队、球迷间良胜的情感交流也因为主体情感需求的过度扩展成为了没有感性支撑的纯粹利益，各种由此引发的情感爆发以极端方式宣泄出来，因而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性。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8
南昌330013）
摘要：揭示竞技“夺标育人”的本质，探索国家竞技“夺标育人，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为加强国家体育软实力建设，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依据。
关键词：竞技；异化；价值；夺标育人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3-0001-03
ontheessenceandCoreValueofnationalCompetitiveSports
SonGJixin
penGYongshan
(1.JilinUniversityofphysicaleducation,Changchun130022,JinliChina;
2.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y,nanchang330013,Jiangxi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ealstheessenceof“sportsandeducation"forcompetitivesportandexploresitscorevalueof“sports,educationandharmoniousworld".thegoalistoprovidereferenceforenhancingthesoftpowerofnationalsportsandconstructionof“sportspowerforthecountry".
Keywords:competitivesports;alienation;value;sportsandeducation
人，为何竞技？竞技，谓何物？是常新的课题。有人说，国之强大，不仅是物质的增量，更是其文化及核心价值能否得到国际社会认同。2008年主席在“9•29”重要讲话中提出“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令人振奋。全面分析，建设体育强国不仅是金牌的增量，还要有软实力的增强，后者是国家体育文化发展的软肋，不可忽视。从1928年中国奥运第一人宋如海，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误将“奥林匹克”译成“我能比呀！”，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将竞技视为单纯的训练或比赛。这种错误的思想是导致国内赛场异化现象增多，运动员培养方式欠佳，导致竞技生存“弱势群体”增多的根源。因此，重新认识竞技的本质，尽快确立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对于加强国家体育“软实力”建设，推进其科学发展颇有意义。
1国内对竞技认识的偏差
确定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首先要深刻了解国内对竞技本质认识的偏差，因为核心价值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事物的“特质”与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1.1重物轻人，缺少核心价值
当今，有权威人士认为：竞技是以运动竞赛为特征，通过最大限度地挖掘人体潜能，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的活动，还有观点认为竞技是以夺取锦标为目的训练和比赛。显然，这些认识张扬了竞技的工具理性，忽略其育人的价值理性，容易将竞技的核心价值误导为单纯“夺标”。实践证明，竞技若以“夺标”为核心价值，仅研究其工具理性，那么必然会导致其舍本逐末。因为“育人”是竞技之“本”，是其终极关怀，尤其是人和谐发展的规律是潜藏在技能和成绩等现象背后最基本、最稳定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根基”，而单纯夺标是竞技之“末”，其流动性、易变性很大。所以，夺标不可独立作为竞技的本质，因为若是这样，那么运动竞赛（客体）就成了目的，而人却成了手段，最终导致竞技的主体迷失，人性失落。事实表明竞技若要实现其全面价值必须要与人性相统一，全面满足人的生物需求、社会和精神需要。因为竞技的价值是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二者缺一都不可能产生理想的价值。所以，这种张扬竞技的客体，忽略主体，容易积累竞技“负价值”。长期以来，在国内高水平运动群体中的“弱势生存群体”不断增多，以及赛场上异化现象屡禁不止都是例证。刘鹏局长在2009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强调，“体育比赛中弄虚作假、执裁不公、时有发生……”，“办好一届公正、文明、祥和的运动会，最大的隐患和风险就是赛风赛纪和兴奋剂问题……虽然是极个别现象，但破坏力极大，影响极其恶劣，个别团体和个人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置法律、制度、纪律于不顾，置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于不顾，公然破坏和践踏赛场秩序，给全运会的形象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竞技以夺标为中心，必然会使其训练及竞赛的重心完全锁定在“物化”的体能和运动成绩上，这看似练“人”，实则练“物”。在这种“重物轻人”的思想误导下，人的运动成绩虽能凸显，但不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内几支世界水平的运动队的解体；第十届全运会，几名雅典奥运会的冠军因犯低层次的错误而不能在北京奥运会崛起都是例证。
1.2缺少普世性，认同度低
奥运是人类竞技的最高形式，其宗旨是认识竞技本质、确定其核心价值的重要依据。奥运宗旨强调：“通过开展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平、公平竞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简言之，奥运宗旨的前提是“公平竞赛”，核心是“教育青年”，理想是“促进和平”，这实质上是一种“公共体育精神”。然而，国内认为竞技是单纯夺标的比赛，与以“教育青年”为核心的奥运宗旨是不符合的，它既没有普世性，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历史证明，每当作为客体的竞技有利于促进其主体，即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时就增值，就有生命力，否则就贬值，并接受异化挑战。古今奥运与教育的结合与分离，导致其兴衰及挑战的历史就是例证。当今，国内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就是竞技过分追求技术、成绩、奖励等物化的因素，而忽略其主体人的发展，以使主客体分离，进而使之贬值。可见，国内将竞技定义为单纯夺标的训练和比赛，既存在“重物轻人”的问题，又缺少普世性，这是促进我国竞技文化深层次变革的重点，也是确定国家竞技核心价值的着力点。
2对竞技本质的追问
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而，追问竞技本质的目的在于为其“正名”，以求其“事成”，即减少竞技的异化现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2.1竞技定义的由来
竞技一词英文是“sport”，比较复杂，而Sport的词源出于拉丁语desporeare,是指人们余暇时间的各种娱乐消遣活动。英语sport的最初含义就是暂停工作、离开工作场所,到户外进行自由娱乐、游戏或消遣等，因而竞技与游戏的关系十分密切。周爱光教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中阐述娱乐性是竞技的本质属性之一，竞技若失去了它的娱乐性，也就失去了它生命力的源泉，他充分阐述了竞技运动与游戏之间本质属性的内在一致性。2007年，国内学者路云亭在论《竞技的本质》中指出，“竞技源于游戏，又超越了游戏……现代社会整体进步不仅没有剥夺竞技的原始本位特征，反倒促使它更贴近健全的人性。”[1]这是很有道理的。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指出，“运动（竞技）对于多数人来讲暂时依然只是观赏之物而已。体育作为共产主义教育总体系必备的一个组成部分。”[2]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介绍，“今日之欣欣向荣象征早期移民法典中，对体育与娱乐的敌意以彻底否定。”[3]
2.2竞技定义的确定
运用逻辑学分析，竞技的上位概念是娱乐，即临近属概念；种差是夺标育人，因此可以定义竞技是通过公平的运动竞赛和训练，以夺标育人为目的的娱乐。其中，“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公平竞训”是其手段，“娱乐”是其归属的领域。将竞技视为具有游戏性质的娱乐并非贬低它，而是对其性质及其人的升华。正如德国文学巨匠席勒强调，“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夺标，即夺取运动的锦标，它反映了竞技最原始“固有”的娱乐属性（特有属性）。它是竞技区别其它事物的第一性质，是人类竞技的起点。夺标的娱乐性反映竞技最原初、纯粹和抽象的本性。竞技需要富有竞争性和规则性的夺标运动，给参与者和观赏者制造快乐，否则它将失去价值，失去市场。所以，夺标体现了竞技的“娱乐性”，反映了竞技的规律，蕴含着有关现实关怀的工具理性。育人，是奥运赋予竞技的第二属性，是其终极关怀。它符合奥运宗旨的核心价值――“教育青年”，具有普世性。古代奥运在重视宗教和娱乐的同时，更注重对人的教育，现代奥运传承了这一基因。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曾充分论述过，“教育是奥林匹克的出发点与归宿”，与顾拜旦提出的“奥林匹克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教育”相一致。所以，育人体现了奥运赋予竞技的“教育性”，反映了竞技的教育规律，蕴含着竞技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性。夺标与育人的融合，共同构成了竞技的“特质”。二者的结合是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主客体的统一，“人性”与“物性”的结合，是国家确定竞技核心价值的“基础”。夺标与育人的融合，对于抵制当今国际竞技面临异化的挑战意义重大。当前，在国内体育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夺标与育人是矛盾的，甚者阻挠竞技与教育结合，这既与奥运宗旨相背离，又是滋生国内竞技异化现象增多的温床。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和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十分重视调研有关竞技与教育结合的现状，关心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全面发展的问题，力求积极改进运动员的培养方式。这是中国竞技顺应奥运以教育为核心的潮流的“新开端”。然而，当今国内竞技异化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皆与竞技核心价值不明确，以及国家体育软实力建设欠佳有关。
3对竞技核心价值的追问
研究竞技的核心价值，首先要认识什么是核心价值，然后才能全面地把握它。
3.1对核心价值的认识
核心价值，最早出自于1994年克林斯等撰写的《基业长青》的专著。他们认为，“核心价值是一个组织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具有内在性，被组织内成员所看重，独立与环境，竞争要求和管理时尚，一般3至5条”。后来，“同心动力认为核心价值是区别于其他组织、不可替代、最基本、最持久的那部分的组织特质，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组织Dna中最核心的部分”。基于上述，确定核心价值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事物“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二是事物的“特质”；三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样，确定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应当遵循以上三个原则。全面分析，竞技的核心价值是居于一个国家竞技的基础和支配地位的思想要素，是国家竞技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是国家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2国家竞技核心价值的探析
根据上述确定事物核心价值的三原则，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应确定为：夺标育人，和谐世界。
首先，“夺标育人”是竞技“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及“特质”。其中，夺标是竞技的客体――载体，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满足人正常的宣泄、冲动和的娱乐需要，也能使人异化，即产生“负价值”。育人，既是竞技的主体，也是其核心，又是奥运的灵魂。它始终向善，能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能纠正娱乐及夺标的偏差，即产生“正价值”。因此，夺标与育人的结合，实质就是竞技的主客体相互作而用产生价值的表现，是“人性”和“物性”的完满统一。其主要原因是：“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积极效应。”具体说，因为主体对“夺标”的需要并非都合理，只有当“夺标”满足主体合理需要才能产生“正价值”，满足不合理的需要就会产生“负价值”。可见，夺标与育人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姊妹。因为在竞技过程中，竞技离开客体不可能产生价值，同样离开主体及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也不会有价值。现实中，夺标若单纯地成为竞技的核心价值，其培养方式就是单一的训练和比赛，那么就会增多类似邹春兰和艾冬梅等竞技的“生存弱势群体”，从而增加国家竞技的“负价值”。反之，“夺标育人”若成为国家竞技核心价值的基础，那么就会改善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减少竞技的“生存弱势群体”，增加国家竞技的“正价值”。所以，夺标与育人不能分割，育人不但能够主动抵制夺标的异化（避免产生负价值），还能使其产生积极向善的价值，以充分体现竞技具有的公平竞争，和谐有序的游戏精神。国内哲学家王玉梁在赞同价值论的“关系说”指出，“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4]德国学者文德尔班在1914年出版的《哲学概论》中指出，“每种价值首先意味着满足某种需要，或以其某种的东西”。这是从满足需要的角度界定价值。“夺标育人”能在运动中满足人的娱乐和发展的需要，是构建竞技核心价值的“基础”。其次，“和谐世界”是奥运宗旨促进世界和平的崇高理想，是中国与世界竞技的最高境界，它进一步地体现了竞技具有的自由参与、公平竞争、和谐有序的游戏精神，是竞技“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古今奥运兴衰的历史已证明，每当奥运干扰国际赛场秩序及社会秩序时，它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再者，奥运是国际竞技的最高形式，这就说明竞技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所以竞技“和谐世界”具有普世性。试想，一国竞技若“和谐世界”了，那么它自然会高水准地实现“为国争光”。反之，一国竞技若单纯“为国争光”，那么将会引起极端种族主义的谴责。近年来，国家足球等运动队，以及部分观众在国家重大比赛中表现欠佳，已引起国际上种种非议。这说明，国内竞技缺少“和谐世界”的类意识。国内学者陈利在《文化冲突下的犯罪嬗变》中指出，“犯罪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唐纳德•里德•塔夫特在其代表作《犯罪学：一种文化解释》中认为：当一个传统的社会处于剧烈变异阶段时，‘以物质利益为核心，强调个人主义和非人道原则的文化结构必然在各种场合与传统的社会文化发生严重的纠葛和冲突。这种冲突的最终结果，就是诱发犯罪。’”[5]当然，当前国内竞技的各种矛盾冲突并未到引发犯罪的地步，但是确实存在缺少人们共同能接受和认同的竞技思想及核心价值，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之上的问题却在不断地干扰国内体坛，并且随时能引发各种事端，不可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国内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欠佳有直接关系。罗格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致辞中一再强调，“请大家切记，奥运会不仅仅意味着比赛成绩，奥运会还是和平的聚会”。同样，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2008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强调，“在北京奥运会上力争优异运动成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奖牌绝不是我们参加北京奥运会唯一的目标。……我们的参赛目标必须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更高层次的目标，这就是：一是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以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道德风尚展示国家形象；二是充分发挥应有的竞技水平，努力创造更好的运动成绩为国争光；三是向各国、各地区代表团学习，加强友好交流，增进友谊；四是激发和引导人民群众的健身热情，促进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带动体育产业和各项体育事业的进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这是国家竞技思想的深刻变革。这种以人为本的竞技思想，在中国首次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起来，剔除了单纯“夺标”的竞技旧思想，建立了一种既有普世性，又有民族性的高品位的竞技新思想，是我们确立国家竞技核心价值的重要依据。可见，在国家竞技核心价值构成中，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和“特质”，它是我国竞技和谐世界的基础；和谐世界是竞技“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竞技夺标育人的崇高境界，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普世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它符合当今中国“对内求和谐，对外求和平，两岸求和解，以和平天下”的治国方略，是国家体育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4结论
1)揭示竞技是通过公平的运动竞赛和训练，夺标育人的娱乐，而不是以提高运动成绩为目的训练和比赛。其中，“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公平竞训”是其手段，“娱乐运动”是其归属的领域。这是国内竞技思想变革的启蒙，也是确定国家竞技核心价值体系的依据。2)将夺标育人作为竞技的本质，并视之为国家竞技核心价值的基础，对于促进竞技与教育结合，调节夺标与育人的矛盾，抵制竞技异化，促进国家竞技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3)将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确定为：夺标育人，和谐世界。它既有普世性又有特殊性，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路云亭.竞技的本质［J］.首都体育学院，2007，(6)：461.
［2］［苏］巴班斯基编.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550.
［3］mBa智库百科(http:wiki.省略).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竞技体育；公共价值；职业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08-06
abstract：theyear2014isveryimportantforChina'ssports，inwhichanumberofpolicieswereadjustedandthenationalfitnessstrategypushedthesportsreformtoanewhigh.Underthenewhistoricalcontext，rationalthinkingisusedtofindthenewsocialvalueofcompetitivesportexpressedinthestrategicadjustment.alongwiththesocialprogress，thecompetitivesportshaveproducedderivativevalueandalienationvalue.thepublicvalueofcompetitivesportsinthisstudyistheinnovation.thisstudybyusingtheliteraturematerialandlogicanalysismethodtentativelyexploredthepublicvalueofcompetitivesports，includingitscharacteristicsandconnotationandstructureonthebasisofthecleardefinitionofthecompetitivesportsframework.itmakestheoreticalanalysisandinnovationfortheanalysisofthesocialvalueofcompetitivesports.
Keywords：competitivesports；publicvalue；professionalsports
伴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各项事业改革之声不断。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出台，将此轮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凸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优势。2014年，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和政府角度对体育事业发展中全民健身进行历史定位，从1995年开始的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两翼齐飞的时代将出现战略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此时代出现了战略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具有新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价值的竞技体育是必需和必要的。基于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讨论是在新历史时期的理性价值发掘。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在结合全民健身的公共利益表达基础上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理性解读。
1问题溯源
1.1体育的公共价值缘起
研究表明，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换言之，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伴随社会发展，社会与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渐转移：从政府统治到政府管理、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从政府治理到政府服务。体育事业发展逐步成为解决公民自身利益表达和社会利益总体趋和的主要工具。因此，体育作为利益价值的平和与平衡工具在社会变迁及演进过程中均具有公共的价值形态。
1.2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相关概念界定
1.2.1竞技体育概念厘定
国内学者对于竞技体育的概念界定较为争鸣，主要在围绕“竞技”“体育”“竞技体育”进行讨论。本文对竞技体育的概念是以田麦久教授界定为准：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的体育活动。
1.2.2公共价值
“公共”一词是狄冀在《公法的变迁》（1921）中首次提出的。基于词源意义公共价值可定义为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
1.2.3具有公共价值的竞技体育概念范围界定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产业重要的推动力量。本研究所指竞技体育从纵向时间上看：农业社会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指竞技体育即是竞技体育全部社会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农业社会后，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出现导致了公共与私人的对立，竞技体育业出现归属异化问题，本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讨论的竞技体育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剔除以关注私人价值提升和商业价值为主的职业体育所剩余的社会总体性活动。
1.3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1.3.1原始公共体育价值――前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历史上从原始阶段进入有记录的活动。在较为原始时代，以母系和父系为聚落的社会里，体育是每日生活之必需技能――狩猎、徒步、穿越、溯溪、奔跑、跳跃、舞蹈等，且均为原始体育形式。而氏族间的领土斗争、食物争夺甚至原始军事斗争都是一种竞技体育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竞技体育是在目的性前提下对结果斗争的竞争表现，虽然此时对公共与私人的原始划分没有形成概念界定，但是从基本雏形看，具备公共价值的原始基本特征。
1.3.2朴素公共体育价值――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文明的车轮走过前农业社会步入了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开始形成。而农业中的劳动分工使得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此基础上延伸的竞技体育是在家庭和部落这一朴素组织下完成的，因此，我们说具有朴素的公共价值。
以古代奥运会为例，在持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四年一度的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盛会，而且更是一个全体古希腊人的全国性节日。“神圣休战”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奥林匹亚。此时的奥林匹亚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各城邦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和游行，政治使节缔结条约，艺术家展出作品，学者和教师研讨学术，雄辩家发表演说，商人展售商品等，可见古代奥运会其实质是城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活动。
1.3.3经济社会公共体育价值――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进入工业社会后，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清晰区分，尤其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增加和保护私人财产作为利益追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的增加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劳动工作的职业化和资本的商业化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领域中职业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经理人、管理人员等使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劳动分工明确、产业化明显且对社会的产业贡献逐步提升。以体育赛事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的体育商业化逐渐将具有原始及朴素公共性的体育引入到具有新经济时代公共价值的体育中去。从发展角度看，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体育发展伴随社会进步所形成的发展方式，竞技体育的资本运作使其经济价值作用凸显而其他社会价值相对弱化。但是，从事物属性特点上分析，竞技体育依然具有公共价值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鲜明和显著特点。从属性看，经济社会中的竞技体育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2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特征分析
2.1公共性
公共与私人的区分界定是随着农业社会后家庭概念的形成而开始的，公民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使得国家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更加凸显公共价值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必然王国形成鲜明对比。
竞技体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综合社会价值，其产生和发展均是与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的。竞技体育从其原发性产生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过程均是具有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竞技体育本身是对社会领域的总体关注，更体现在竞技体育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价值基础之上的一种属性表现。竞技体育的原始公共产生、对公民的公共利益关注以及个体个人价值提升均具有较强的符号特征。
竞技体育的公共性更体现在其相关社会价值中，如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竞技体育对公民个体社会化的关注，通过竞技体育形式的开展对青少年产生教育影响；竞技体育形式的文化符号功能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公共价值表达；竞技体育精神是以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利益表达，这些种种竞技体育的相关价值均体现了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2.2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增加一个竞技体育比赛参观者不会导致供给资本的增加。二是边际拥挤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
竞技体育过程中，以参与者（以教练员、运动员为代表的直接参与者和以观众为代表的间接参与者）为例：比赛参与者增加的数量对比赛过程竞技水平高低影响较小；竞技体育观赏者的加入数量对比赛质量的影响较小。而在参与观众竞技体育比赛的所有消费者中，均不因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观赏质量。因此，从竞技体育赛场本身的边际成本和竞技体育表演的观众的边际拥挤成本来看，均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
2.3非排他性
非排他行是指某些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而且要想将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不允许他享受该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这样办，则要付出高额的费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能阻止任何人享受这类产品。例如空气、水。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对领域内的其他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对于公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产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独自享受，即便是拥有职业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将俱乐部活动置之于公共场域内才能发挥俱乐部的相关价值，且费用极大。而在竞技体育表演中（竞技体育产品服务过程中），更为明显的市场效果是：如果想获得更好的观赏角度和观赏效果则需付出较为高额的费用以享受产品带来的利益表现，这种特征是明显的非排他性表象。
2.4非资本性
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及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从概念上讲，资本是指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
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改变要求对社会中个人财富的保护逐步加强。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运作成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更是第二部门与第一部门的重要分界标识。
竞技体育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改变，具有原始社会价值的竞技体育更多趋向于体现经济价值这一重要社会要义指标，以竞技体育项目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将运动员职业化，将竞技比赛运作成商业表演秀均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价值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是良性的互动结果，更是一种历史发展价值的必然体现。
在后工业时代，体育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化明显加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从一定程度上是模糊区分其公私属性的。竞技体育资本运作、竞技体育赛事的产业化操作、职业体育的资本注入均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并发展明显，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体现在资本社会中非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隐匿于浮华的商业下，沉寂于繁盛的资本中。
2.5社会服务性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生产和社会。
竞技体育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对社会的价值体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服务。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平台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这一方面尤以举办过奥运会的举办国为明显；竞技体育的开展能够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开展；竞技体育的开展更能够有效调整社会体育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分配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体育薄弱领域；竞技体育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传播；竞技体育能够推动和影响体育科技的发展并直接作用于全民健身和社会服务。
3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内涵分析
3.1内核：体育的公共价值
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体育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主体利益的表达。衡量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就是体现在客体对主体是否产生公共效用价值，如具有则归属。体育的公共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人们能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起到各自的效用目的，而这种效果是一种非竞争与非排他的，是一种非资本性的利益表达，是公共价值的体现。第二，对社会价值的增加。公共价值还体现在增加被创造的积极属性，减少捍卫利益的消极属性。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使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能够通过参与使自身身体和情绪获利，能够使社会总体价值活动提升。第三，体育资源和体育需求的公共价值表达。体育能够通过参与者在使用体育资源时进行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表达。通过体育的生活化表达对个人需要的利益述求；通过生活体育化的转变体现对体育资源的利益要求；通过体育参与能够使得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分配，这种分配是对公共价值的直接体现；通过体育参与更能够使个体的自身需求和情绪进行利益表述进而完成体育的公共价值作用。
3.2公平：竞技体育平台的公共价值
体育从形成的基本形态看，从原始玩耍到具有体育雏形的规则化的游戏再到以竞技为特征标志的体育，这一朴素的体育发展过程均是以一个简单而又原始的原则，即：规则。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对结果的未知和规则的公平。在竞技体育平台，无论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及阅历是否相同，只要是同一场域内的参与者均是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竞争参与的。而平台的公平性是保证游戏得以继续的根本前提，这种公平性是古代奥林匹克遗留下来的文化内核所在，更是竞技体育之所以存在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意义。
竞技体育公平的原则是对竞技体育参与者的价值尊重，是对竞技体育观赏者的价值趋力，是对竞技体育赛事组织者的价值要求，更是对竞技体育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竞技体育的平台是平等的，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是对于项目发展本身亦是制衡的，公平是综合各方竞争利益后的伦理体现。
公平是法的核心，现代社会中，公平原则是对价值主体、价值结果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更是公共产品服务的价值判断之一。Kelly和mulgan（2002）的研究认为公共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的输出以公共服务为渠道和载体。2）结果。结果与服务通常会有交集，但结果中包含了更多隐形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3）信任与合法性。信任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此前的服务水准与结果目标都一大堆，信任的缺失也会减低公民从公共部门所获得的效用。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体现正如Kelly和mulgan在公共价值研究中的一样，具有极强的公共服务特性，同时在公平的条件与规则前提下非常注重结构，这种公平的规则正是一种信任与合法。
3.3竞争：竞技体育利益体总体价值趋同的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的主要规范是平等的规则，而至上伦理则是对竞争结果的重视。竞争是竞技体育最具代表性的范式体现，没有竞争谈不上体育，没有竞争更谈不上竞技体育。因为竞争，竞技体育参与者从中获得成长的体验；因为竞争，竞技体育观赏者得到过程式冲突体验。
从行为过程看，竞争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是建立在平等的规则基础上的，是一种对最终利益追逐的过程，这种利益是在总体平衡基础上获得的。竞技体育的竞争中有优胜者，也有失败者，这种利益的制衡使得总体的利益一定是在竞争中找寻平衡的。就参与者个体而言，每次竞争是对自身价值的提升，每次竞争均存在竞争成功和竞争失败的可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个人价值的利益提升均是正向且积极的，因为这种竞争性冲突是使人能够社会化的，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方式。竞争的冲突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教育、文化以及精神价值提升，从总体归属看，这种具有伦理性的基于竞争体育的价值属性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3.4服务：竞技体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进步发展而向前延伸。竞技体育的原始雏形中，竞技性是在公共性之中表现的，为表达公共需求体现的竞技体育是一种目的性表现。伴随古希腊文明的进步，城邦利益的制衡，古代奥运会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竞技体育表象，奥运会从古至今沿承发展，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举办的任一届奥运会上，作为公共事件（或称公共产品）的竞技赛事，均能够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相应的公共服务：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是城邦的骄傲，是族群的英雄，其影响作用对于所属城邦的军事和社会影响巨大；现代奥运会冠军的产生是伴随具有文化内涵的升国旗奏国歌的形式，而冠军的取得对所属国的项目发展和全民健身发展乃至青少年体育发展均具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功能上看，这是一种推动与引领。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在推动全民健身、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调配体育资源中是具有社会服务价值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比赛推动项目本身发展，更能推动所属项目的全民健身热情；作为公共体育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影响，影响全民健身热情；作为体育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引领青少年对体育的向往与热爱，带动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影响一代人、激励一代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比赛使得某些公共体育资源合理地在项目和体育组织间进行配置与重构。基于以上分析，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服务作用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体现。
4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结构分析
结构是指构成整体部分的组成要素。讨论公共价值的结构需要从构成整体公共价值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去研究和讨论。就竞技体育而言，本研究谈论的结构是基于组织机构思路进行的。对于竞技体育在农业社会前的工业价值结构较为原始朴素，在此讨论的竞技体育是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具体结构如图1。
4.1基于国家主体的奥运会、国际区域性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以奥运会和国际区域性赛事为代表。此类基于国家主体上进行交流与竞技的赛事旨在体现国家间的综合体育实力，而竞争实质则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科研水平、竞技团队综合能力等竞技体育要素构成的综合比较。以国家为主体的竞技体育赛事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类赛事，如奥运会；一类是单项国际赛事，如世界杯、世锦赛。
竞技体育赛事的开展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前提去思考，其价值是全面和复杂的。但是，就其主体性质看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国家主体性体现在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和需求主体上，从结果看，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体间竞争是竞技结果对竞技主体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结果无论直接影响亦或间接影响均能对竞技主体（即国家主体）产生良性效应，那么这种客体对主体的产生的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2基于公共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竞赛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的竞技体育赛事是工业社会后竞技体育发展的主体部门。公共组织就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拥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所有组织实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或私人利益，其行为不会直接地或显而易见地影响其他组织或个人，如经济组织；但有一些组织其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其行为对其他组织或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类组织则为公共组织。
体育公共组织的存在有效弥补了体育领域内“政府失灵”的赛事举办能力和精力，因此区域间非盈利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就在组织内外进行交流与开展。这种基于组织的竞技体育更能体现出群众参与热情，更能体现出项目本身的价值，如美国的nCaa、我国的龙舟赛等均是这种类型。公共组织为主体开展的竞技体育是对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有效补充，更是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客观效用对国家、组织和个人乃至竞技项目本身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客观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3基于公民主体的自组织竞技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是国家的，是组织的，但归其要素内核更是公民个人的。竞技体育从需求产生解决的逻辑上首先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其后是组织和国家。研究讨论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需要严格以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后工业社会后，随着经济发展，余暇时间和可自由自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休闲动机的多样性倍增，基于公民主体兴趣的自组织团体越发增多。个人以及自组织间的竞技赛事也逐步呈现自生长状态，公民间一对一的竞技较量与交流在公民个体间逐步增多，这与社会发展、个人追求以及价值提升的个人意愿均有关系。基于公民个体或个体基础上的自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对公民个人或小团队的价值关注，这种价值是公民建立在非私人的价值基础上的，从这个效果上看竞技体育此类结构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5结束语
竞技体育伴随社会进步其社会价值在不断衍生与异化；公共价值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出现了严格的“公”“私”划分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型理念。价值异化后的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隐匿于凌乱的社会现象中，进入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公共价值表征，从内涵、特征到结构均有明显显现。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梳理将有利于明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核心关系，将有利于推动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中的科学发展，更加有利于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竞技体育事业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董传升.论我国公共体育发展道路选择的基本问题[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4）：6-9.
[2]吕树庭，卢元镇.为竞技体育正名[J].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89（2）：1-4.
[3]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1）：1-2.
[4]董传升.公共需求与体育演进[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4）：1-4.
[5]刘建成.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探析――从批判到整合[J].教学与研究，2008（8）：20-25.
[6]樊炳有，高军.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目标及运行机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28-29.
[7]Kelly・G・moers・S&multan・G・.CreatingpublicValue：ananalyticalFrameworkforpublicServiceReform[m].London：Cabinetoffice，UKGovernment.2002.
[8]梁莹.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J].中国行政管理，2012（5）：105-109.
[9]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10]史康成.备战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R].在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的报告.
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篇10
法律依据
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都需要明确的权力基础(或者说法律根据)，而体育总会此次颁布电子竞技规章的法律根据在于我国《体育法》以及根据《体育法》设立的《体育竞赛管理办法(试行)》。
1995年颁布施行的我国《体育法》第31条规定：“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或者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组织管理。全国单项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地方运动会和地方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办法由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在《体育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中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竞赛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竞赛工作。”
依据上述法律精神，单项竞赛运动的全国性协会纷纷确立了本项目的管理办法，比如我们熟悉的足球、篮球和拳击等等。而电子竞技规章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颁布与负责单位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处，(见《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而不是理论上的电子竞技全国协会(当然，这个单项协会目前还未设立)。当然，体总方面出台管理办法是对填补电子竞技领域立法空白的巨大贡献，至于先把办法定下来，再设立单项协会(甚至不设立单项协会)的特殊做法利弊如何，这里且不做评论。
篮协管理篮球、足协管理足球，是不是电协管理电子竞技就理所当然了呢？也不尽然，在最近针对足球领域违法现象的研究中，法学界逐渐提出了新的观点：
1998年国务院的《社会团体管理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织，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直接规定社会团体(编者注参见前引《体育法》第31条)具有行政管理权，使全国各单项运动协会名不符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务院对全国性单项运动比赛的行政管理权。
《宪法》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而《体育法》规定全国单项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设立了“二政府”，变相地否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违背了《宪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修改《体育法》，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使社会团体真正成为实现共同意愿的自律性社会组织。
我们把足球已经出现的问题放在电子竞技思考，不难预想电子竞技协会设立之后的情形虽然未来中国电子竞技协会的负责人是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的，但其行政性管理权不是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对于中国电子竞技协会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假如受到处罚的个人或者俱乐部不服处罚而对中国电子竞技协会提起行政诉讼，肯定不能把国家体育总会列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一般地以中国电子竞技协会是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
另外一方面，中国电子竞技协会的行政性管理权是立法机关授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理论上应对中国电子竞技协会的行政承担责任；但假如被处罚的俱乐部把立法机关列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也肯定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电子竞技协会的行政性管理权是不受中国法律制约的，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
当然，上述奇怪的法律现象不止电子竞技一个项目会遇到，所以前述电子竞技规章存在将来修改《体育法》之后需要重新订立的可能。虽然我们现在讨论一个尚未存在的单项协会多少显得杞人忧天，但是按照法规和体育领域的实践，我国出现电子竞技协会只是早晚的事情，上面的分析也不算无的放矢吧。至于中国电子竞技会不会变成又一个中国足球，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未来手握生杀大权的“电协”态度如何了。从这个意义看，电子竞技协会后于电子竞技管理办法诞生，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电竞规章的法律体系
虽然本次国家体育总会颁布了5个电子竞技相关管理办法(其中4个为试行)，看似复杂，但是熟悉我国体育立法的人都知道，这些立法活动都是有所本的。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了作为直接法律根据的《体育法》(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也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本源)，《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与《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试行)》之间、《全国电子竞技裁判员管理办法(试行)》与《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试行)》之间、《全国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与《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都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大部分通则性条文也完全一致。
而《全国电子竞技竞赛规则》和《全国电子竞技运动员积分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类似于其他单项协会为协会管理项目所做的单项运动竞赛规则与规定，虽然具体规则具有特殊性(这也是为了适应电子竞技自身的特点)，但是在立法性质上还是高度统一的。
所以从立法结构上说，本次体育总会颁布的5个管理办法涵盖了电子竞技运动的主要领域，在法规的完备性上还是做得相当充分的，符合单项协会对所管理项目所达到的立法标准。形成了竞赛组织管理(《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运动员管理、裁判员管理和项目规则紧密联系的管理体系。当然，电子竞技业界关注点显然不在电竞规章的“共性”，因为只有特殊规定才与业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管辖范围
在《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电子竞技竞赛的单位和个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处(以下简称“全国体总秘书处”)负责全国电子竞技运动训练、竞赛管理及推广、普及等工作，实施电子竞技比赛的具体管理，实行统一指导和监督。”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管人的是体总秘书处，被管的是一切在境内从事电子竞技竞赛项目的团体和个人。
目前业界关注的一些条目，比如赛事的分级审批制度(第四条规定涉外以及全国赛事须由省级体育部门申请体总批准等)以及赛事相关名称的特殊规定(第八条：未经全国体总秘书处审批的电子竞技比赛，不得冠以“世界”、“国际”、“亚洲”、“中国”、“全国”、“国家”、“中华”等字样。第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成立任
何形式的电子竞技国家队)，其实只是参考我国各单项协会规章的立法成例，具体条款与《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毫无二致，只是电子竞技行业以前没有出台正式的体育部门竞赛规范，大家一时难以接受其中的一些提法罢了。
在总纲性质的《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中，我们很难判断如下这个问题什么性质的社会活动适用本管理办法？
比如，如何定义“电子竞技竞赛”这一概念？按照《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指的体育竞赛，是指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办的国际或国内各级、各类综合性运动会、单项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活动。”
显然，电子竞技比赛项目属于其中的单项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活动。可是，我们依旧无法明确判定某项社会活动是否属于管理办法中界定的电子竞技竞赛活动，比如目前nBaLive不在电子竞技比赛项目之列，那nBaLive比赛就不可能属于电子竞技竞赛，这个比赛能否使用“电子竞技”作为赛事名称？举办这样的比赛需要不需要受到《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的约束？这都是我们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
与此相反，在摩托艇、汽车运动，体育舞蹈等新兴体育项目的单项竞赛管理办法中，都有对该项目的明确定义，如《全国及国际摩托车竞赛管理办法》第四条：“本办法所指摩托车竞赛活动为：(一)……”，以及《全国汽车运动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的汽车运动或活动系指……其中包括：……”
纲举目张?
正式颁行的《全国电子竞技竞赛规则》显然非常重要，不但明确了比赛项目(十四、比赛项目 本规则规定比赛项目，自颁布起实施，各单项版本序号和规则细则由中国电子竞技裁判委员会指定更新和废止比赛项目)，还明确了电子竞技竞赛的赛场和设备。
虽然单项管理办法中明确对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械做出直接规定的情况很多(比如台球、门球等)，但是在《全国电子竞技竞赛规则》中看到大量的电脑软硬件术语还是令人感到惊奇。而在《全国电子竞技竞赛规则》的第二部分中，对各个比赛项目分别制定了明确的比赛规则。
而《全国电子竞技裁判员管理办法(试行)》与《全国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分别规定了电子竞技竞赛的裁判员、运动员和俱乐部准入机制，这些规定大部分与通行规定相同，特殊规定主要在于裁判员的选择录用办法、俱乐部资格认证以及运动员须年满18周岁。
罚则说明
所谓罚则，就说规定违反法规会带来的法律后果，而遵守一个法规会带来的良性后果和违反它会带来的惩罚显然是个体权衡利弊的必要参考条件。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体育部门因为欠缺执法权，所以对于一般性民间活动不会加以干涉，除非是社会影响较大、商业色彩较重的社会活动才会主动管制。而且体育管理法规的罚则一般较轻，体育部门的处罚决定往往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才能得以执行。
本次的电子竞技管理法规罚则也保持了上述特点，比如《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赛事审批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暂停和取消赛事的处罚：……”，以及第二十五条：“电子竞技比赛的举办者如不能按时、足额兑现奖金，全国体总秘书处和当地体育主管部门协助参赛运动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