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市场；解析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07-03
“市场”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既定前提下的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市场”具有真正的历史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及其体系看做一种历史的东西，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阶段。这种历史性正是反映和概括了人类客观历史的进程。马克思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市场”的认识从“抽象的规定”出发，逐渐向越来越具体的形态和概念演进，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一最具体、现实的概念中展现“市场”范畴的全貌，反映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正是看到了“市场”的历史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市场”范畴在当代也有了新的阐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焕发勃勃生机，也为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开阔了更大空间。
一、马克思思想中原生态意义的“市场”
马克思非常重视市场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市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经济范畴。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指出，“市场——它最初在经济学上作为抽象的规定出现——采取总体的形态。”[1]p238并认为，“市场学说”应该“属于论述资本的部分”[2]p185。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篇章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但其思想中仍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市场问题的论述。
（一）“市场”的时间维度——商品的流通阶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涉及市场的时间内涵，例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条件和资本生产或再生产条件是：“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货币购买能由这种劳动进行生产消费的商品（原料、机器等等）。……为了能够买到这些商品，它们就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即存在于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尚未开始的消费之前的中间阶段，存在于卖者手中，存在于流通阶段。”[3]p551-552这里的“市场”不仅表明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涵盖了商品流通阶段的意思。又如，马克思在谈到商人的商品储备时，也提到了市场的中间作用，认为这种商品储备或商品积累，“不过是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之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存在”“已经最后成为使用价值并已进入可以出卖状态的商品，作为商品处于市场，处于流通阶段；一切商品，当它们必须完成它们的第一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时，都处于这个阶段。……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都是多种多样和大规模的，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处于这种停顿状态，即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一句话，处于流通中，或者说，处于市场上。”“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在市场上，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应该停滞不动，而应该只是在运动进程中作短暂的停留，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4]p310-311因此，对于“市场”的内涵，从时间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指商品的流通阶段。
（二）“市场”的空间维度——商品的流通领域
马克思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不同于生产领域，因而是这样一个流通领域的总表现，在这个领域中发生w’—G—w，并且商品所有者（在这里资本家是商品的卖者）和货币所有者（买者）表现为该市场的主体。”[5]p309由于空间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某一场所或地点，因此，市场也可以指具体的场所或地点。人们出卖产品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总得有进行交换或买卖活动的场所或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也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并提出“国内市场”、“既是国内又是国外的市场”、“世界市场”等概念[3]p598。马克思在分析市场形成时又指出，“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中心的直接供应地。”他还说，“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1]p238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6]p816而“世界市场”的概念则是由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p391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市场可以理解为商品交换的场所或地点。而且，这种场所或地点的变换有扩大的趋势。同时，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有时也把“商人的店铺、栈房”叫做市场[4]p31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提到：“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6]p190而他在论述商品的形态变化时说过，“随同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6]p123再如，他在谈到商品经营资本时再次提到资本形态变化：“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7]p298以上的“市场”可以理解为流通领域、交换领域、交换范围等含义，也就是说“市场”范畴的空间内涵是指商品的流通领域。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把市场看做一个以商品生产地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圆形领域。他说：“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商品在市场停留的间歇期间的缩短，空间的范围相应扩大，或者说，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4]p317这一空间范围扩大的理解也为“世界市场”的出现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在生产关系上的体现——商品买卖关系的总和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对市场和商品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素，“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把产品运到市场，“可以看做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2]p27-28。在涉及到商品流通费用时，马克思认为，商业把产品运到市场，使产品获得了新的形式。这一运送过程产品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因此，所花费的费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产品只有到了市场，才是商品，才处于流通之中。”[2]p141而运输工具的改进则可以促进商品流通，“产品只有出现在市场上，才成为商品，才离开生产阶段。”[2]p185由此可见，市场和商品是一同产生、并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了商品，就有市场；而有了市场，产品才转化为商品。商品产生和发展伴随着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二者是同一过程。社会分工的出现使不同的产品变成商品，社会分工越扩大，“产品本身越片面，它所交换的商品越多样化，表现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系列越大，它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4]p296因此，市场不仅是商品的流通领域和流通阶段，而且特定地、历史地反映着商品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或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思想的历史顺延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认识深深影响着其他经典作家，作为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的劳动力就白白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8]p606这种批判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端，更是对市场历史性的肯定和认同。
列宁很早就有比较系统的市场思想，他认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市场’”，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9]p79，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一样“没有止境”，“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9]p17；商业、货币、信用制度的先后出现，市场关系的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列宁曾表示，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信贷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所具有的一种制度”[10]p137，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关系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交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市场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11]p11-12，41。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一直与时俱进，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认识有所改变，当时党内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允不允许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存在。列宁主张允许，并提出用粮食税取代战时“余粮收集制”，取消国家和农民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成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1921年12月，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12]p559
斯大林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斯大林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根本对立，他指出：“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它“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在这种特种的商品生产中由于不存在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因而是不会导向资本主义的，相反，“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13]p571同时，他还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4]p373
虽然没有专门讲过市场经济问题，但从他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认识和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粗略的构想。1956年12月底，同志在同统战部等部门负责人谈话中表明，同意陈云同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1958年11月，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14]p148他强调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三、“市场”范畴的当代阐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资源配置问题展开了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家密赛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并认为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人为地”仿制。而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较早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并有了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弊端的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总结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其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为党的十二大所确认，并写进了1982年的宪法。1985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企业家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6]这次谈话，邓小平同志又重申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观点。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2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主义市场的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于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2]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交换理论；《资本论》；体系；内在逻辑
能否正确理解交换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问题。纵观整个经济学发展史，唯一对流通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分析的，当属马克思。马克思把流通环节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并作为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主线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排斥交换和流通，忽视、误解了交换和生产的关系以及交换的基础性地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攻坚阶段、适应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原马克思交换理论的本来地位，并联系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对于全面提升本世纪中国经济竞争能力至关重要。
交换关系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研究对象。《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资本论》体系的展开来看，交换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重要内容和贯穿始终的线索。笔者尝试以交换角度切入，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从交换和简单商品经济、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交换的国际拓展三方面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进行总结：
一、交换与简单商品经济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商品、价值、货币等都是交换发展的产物。
1.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前提条件
交换的直接动机是需要，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商品首先有使用价值，有用处。生产者首先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
2.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某种商品可以和不同商品按比例交换，这就说明：同一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而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个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这个东西不能是使用价值，因为当做使用价值的两个商品首先是异质的；而作为交换价值，两个商品却是同质而异量的，因此“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最后，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了，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就是商品的价值。所以，隐藏在商品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的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作为价值实体和计量价值量大小的就只能是一般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在这里，马克思从商品和交换关系入手，发现了隐藏其后的价值本质、价值实体并考察了价值量、价值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3.交换过程使货币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
马克思作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与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相适应，交换过程也具有二重性并包含着矛盾。交换过程是个人过程和一般的社会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个人过程(为了得到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商品对别人有没有使用价值)。商品交换要完成，必须是两个商品所有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商品并且二种使用价值包含的劳动量又相等时才能达到。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想把自己的商品当做一般等价物，所以实际上就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这就是物物直接交换的矛盾。随着进入交换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出现一个独立的价值形态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交换中出现了第三种商品(一般等价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起初是很不固定的，但随着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也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天然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上。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说明了货币的产生。
4.私人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简单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商品的劳动直接是作为私人劳动表现出来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各种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私人劳动本质上又是社会劳动。不过，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发生社会联系，所以，其私人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在生产领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有在交换中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才能表现出来。这时他们的私人劳动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并在事实上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实现交换，私人劳动必须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对社会有用，能满足社会一定的需要，即具有社会有用性；另一方面私人劳动还必须具有社会等同性即必须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各种商品才能相互比较。简单说，就是商品必须在质(使用价值)、(价值)量两方面满足社会需要。交换的实现意味着矛盾的解决。
5.货币职能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完备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分析了作为货币本质具体表现的货币职能，阐明货币职能的完备反映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内在矛盾的发展。
货币的产生一方面使商品交换的矛盾得到了实际的解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超越了直接的产品交换，克服了直接产品交换的困难，实现了买卖分离，打破了直接产品交换的个人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货币又发展了商品交换的矛盾：买卖在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支付手段的出现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
交换的发展使货币的职能逐渐完备。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商品和货币在流通中不断交换位置，商品流通也表现为货币流通。货币当做支付手段也是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债务关系。货币的支付手段的职能直接产生出信用货币，并逐渐占据了大规模交易领域，而金银被赶到小额买卖领域。当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和规模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在非商品关系的地租、赋税等方面发挥作用。随着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世界货币。货币制度作为最古老的金融制度，为交换提供便利，节约交易费用，促进了流通和分工的发展，银行信用制度为流通的发展筹措资金，加速流通领域的资本积累，使流通的扩张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相适应。
二、交换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1.货币转化为资本，简单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
“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从第四章起，马克思进入对资本的研究，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研究的序幕。该章阐明了由货币到资本的质的飞跃，随着这个转化过程的完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就转化为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矛盾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
首先，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货币)是资本的前提(最初表现)。“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生产的起点。
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不同于商品范畴(产品变为商品只需要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就足够了)和货币范畴(它是商品交换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各种职能表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使这些职能出现。)有了商品流通或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工人在市场上出现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货币作为可能性上的资本，它可以交换的使用价值，只能是生成、生产和增殖交换价值本身的那种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了。
2.生产过程中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及其作用
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中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商业资本参与产业资本的循环，以其专门化的服务缩短了流通时间，节约了流通费用，提高了经济效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分析商业资本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商业资本的活动加速了产业资本的周转。因为在商业资本代行产业资本出售商品的职能的情况下，产品一旦转入商业资本手中，对产业资本来说，商品出售过程即告结束，从而大大减少了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另外，一个商业资本可以为不同产业部门的许多产业资本推销商品，这样不仅能缩短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而且能缩短一个产业部门以至整个社会资本的周转时间。况且，商人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产业资本家更熟悉市场状况，能更快完成买卖。第二，商业资本的活动有助于增加生产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规模。商业资本集中专业的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由产业资本各自单独兼营商业事务来说更经济，能节省大量用于商品销售方面的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了单个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用于生产领域的资本，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第三，商业资本活动于各生产部门和生产企业之间，对他们之间的分工起媒介作用，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总之，商业资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提高利润率。但是商业资本的积极作用是以它的数量不超过社会必要的比例为条件的。过度臃肿、重叠的商业机构和环节会增加纯粹流通费用，减缓资本周转速度，破坏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既掩盖又加深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商业资本的反常运作、流通中商品储备的人为垄断和炒作都会造成市场的虚假供求并加深这一矛盾。
3.交换与资本运行
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广义)过程：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的第一、第二篇，马克思不仅总结了循环连续进行的条件，而且进一步概括出资本的循环运动和价值独立性的本质关系：既然资本循环的主体是价值，目的是价值增殖，则加入循环的商品与“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显然，价值规律是左右商品经济的客观内在规律，资本流通过程尤其是商业的发展突破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成为必然趋势。
在论述社会总资本的运行即再生产理论时，马克思把商品资本作为分析的起点：从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了再生产中三个方面的交换关系和过程。分析表明，交换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内容，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与否能够通过商品交换的情况直接反映出来。
4.发达的商品交换(流通)与生产价格
突破前人，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性的提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科学的解决了古典学派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从历史上看，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小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大体按价值进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和统一的商品市场还不够发达，竞争也尚未充分展开，因而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平均利润率，价值也不可能转化为生产价格。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时期，信用关系广泛深入发展，不存在人为及自然垄断，从而为资本自由转移提供物质、技术、经济条件，平均利润率才形成，利润才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才转化为生产价格。
5.交换的完全形式——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市场有几方面含义：首先，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其次，市场是交换的组织。马克思有时也把“商人的店铺、栈房”叫做市场。第三，市场是供求关系总和。第四，“市场即流通领域”。马克思还分析了市场的类别。但是马克思并不确定市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市场的抽象范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后将会知道。”马克思研究计划的中断令我们关于市场和交换关系的认识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交换行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总和。随着产品(商品)、劳动、产权的社会化，集中、统一、开放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及其运行机制逐渐形成，商品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就是通过各种交换活动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交换经济。市场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
三、交换发展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1.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和交换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就是分工和交换的相互关系。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市场。交换的深度、广度及方式都取决于生产和分工的发展水平。同样，国际分工也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当社会分工从部门分工、地区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时，贸易关系和市场联系也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到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和市场关系。在国际商品交换的背后，是各国商品生产的分工，没有国际分工，就没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贸易的规模、范围、方式和速度。国际贸易的格局也明显受到国际分工格局的制约。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互为条件、互为促进。没有交换，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分工和生产就无以为继。国际贸易引导、加快、创造着国际分工，使参与国能够直接分享到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转贴于
2.商品、价值、货币的国际化发展
交换使商品、价值、货币等一切经济因素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自身性质的充分表现。“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
首先，在世界市场中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将自然经济扫除干净，使产品普遍发展为商品；同时，在世界最大范围和各国劳动创造的无限产品中，商品普遍的展开自己的价值，发展为世界劳动所形成的国际价值，真正地成为一般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其次，货币转化为世界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货币变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交换手段；……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获得的特殊民族形式，在它作为货币而存在时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
最后，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国际生产价格是由商品的国际平均成本和国际平均利润构成的市场价格，它是世界市场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商品交换的基础。
3.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
首先，“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世界市场是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的经济要求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的，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寻找更大的投资和销售场所。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区域性的国际市场联合起来形成世界市场的雏形，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促进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制造业以后，机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商品需要日益扩大的市场，而生产的扩大又引起对原材料的大量需要。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产联系，寻找廉价的原料和有利的产品销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其次，资本国际化从商品流通领域起步向生产领域发展，造成国际化过程的全面发展，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并将各国的经济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世界市场一旦形成，就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据
《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并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内容。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资本论》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论》为它提供了间接的辩护，就是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所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资本论》相关内容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经典著作，耗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一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时仍在修改《资本论》的手稿，可以说，它是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的一部科学巨著。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资本论》共分三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一卷主要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和货币入手，阐释了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卷阐述了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进而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结构。本文主要围绕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来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创立的。邓小平同志认为：1.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阐明并重新定位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将市场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问题，打破了以往国内外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从理论上来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资本论》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
三、《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间接地理论依据——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经常出现一些像“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等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词语。二者虽相近，但仍有不同。商品经济强调的是商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所有者将自己的商品按等价进行交换、分配，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应；而市场经济则是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利用市场机制，如价格、价值、竞争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但事实上，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从属于商品经济，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结合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里看，市场经济属于共性、一般的事物，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个性、特殊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般的商品经济并不决定社会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单纯的是一般的商品经济，它与一般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
（二）《资本论》中一般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
《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章就是从一般的商品出发，通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逐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1.根据劳动价值论，通过对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进行分析，得出商品货币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结论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具有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二重性指的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的是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的是价值。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到不断地扩大的物物交换，再到一般等价物的产生，最后一直到货币的出现，这时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一旦货币再进入流通领域，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些在市场上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这一部分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这时雇佣工人的自由、平等等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被剥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就转变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由平等、自由的关系转变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2.根据剩余价值论，分析劳动者和资本家对产品的占有关系，得出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结论
资本主义的剥削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成资本后，劳动者直接进行生产却不占有自己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而资本家不进行生产却占有他人的部分产品。这时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是商品生产者直接占有自己产品的权利。这是一般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在没有和资本主义结合之前的所有权关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和所有权分离，劳动者直接参加劳动却不占有劳动产品，资本家不参加劳动却无偿的占有劳动产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规律。由于所有权的变化导致这时的经济形式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3.根据资本积累理论，通过分析价值增值过程，得出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掩饰其剥削实质的结论
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就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并将这部分价值追加到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购买劳动力。从形式上来看，资本家是通过等价交换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撇开生产资料单就劳动力来说，其实质上是通过无偿占有的别人的劳动成果，来获取更多的可以被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从而实现价值的不断增值。马克思也不断的强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1]（p.239）这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实质，只不过是被等价交换的形式所掩盖住了。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它还利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来掩饰其剥削的本质。
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利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p.13）市场经济它并不能改变或也不能决定社会性质，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即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只要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以说，《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间接地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法典;研究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按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商品经济、交易制度需要根据市场共同准则,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赋予国家意志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就是民法典的实质所在。
法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法是社会的调节器。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这种功能不仅表现为每个法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各个法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在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出整体功能。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关系到民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关系到整个法律是否科学合理。民法不仅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且对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民法所创立的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思想,逐渐被其他法律接受和吸收,这就决定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是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化,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由于民法的渊源在西方,人们在研讨民法时不得不光顾西方社会发展史。西方奴隶制社会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罗马法,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又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虽然绵延两千年,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着,但是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以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本身具有26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法权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律关系”。法律调整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中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世代流传的道德原则和人们在共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人占有,形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商品经济的法权表现。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品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的这些名言指明了商品经济关系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以及相应的法权表现: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监护人”,即所有者,这种法权要求就是确认权利主体制度;二是商品交换者对商品享有所有权,这种法权要求是确认所有权制度;三是必须要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一致,只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商品才能交换,这在法权上要求建立契约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上三个基本要求的法权表现逐步发展演变作为现代民法的三大制度———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市场经济是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不同的是,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交易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交易的安全系数。为了适应市场的这些基本需要,民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主体制度方面,法人的出现和法人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适应生产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股份有限公司和责任公司应运而生。1897年《法国商法典》首次确认了这些经济实体的法律地位,赋予他们以法律上的人格。以后,法人制度为各国立法所确认。在物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条件下是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主张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财产所有人享有的、绝对的、全面的、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财产资源,出现所有权与其他各项权能相分离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调整所有人和非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关系的物权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在债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经济强调交易双方当事人意志自由,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障经济秩序和体现社会公平,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和维护社会公益的交易原则,使债权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之,在人类社会由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法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民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化产生极为重要和广泛的影响,成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首先,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别劳动对社会劳动的从属,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依从,表现为个人直接隶属于他人或从属于某种社会组织。社会的资源配置,只能表现为不同身份中的不同配置;人或组织对资源的享有,只能表现为对特定身份的拥有。社会调整的措施是确认人的不同身份并维护这种身份关系。在市场条件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涵义中不但包含了独立、平等、自由的前提,而且意味着权利、义务、责任的内容和结果,人类社会“由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开始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行基本上依靠权力的运作完成,而权力是掌握在有权人手中的,因此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是人治。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它需要的是大经济观念而不是与手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长制”观念。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规范有序的制度而非小生产条件下的家长的个人权威,要求通过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为自身开辟发展的道路,反映经济关系的法原则必然体现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内在要求,使整个经济秩序进入有序的法律状态。因此,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是凭统治者主观好恶所决定的。再次,市场经济带来人们思想道德观念方面的许多变化。在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是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均由政府计划支配,一切经济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和调配。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义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关系是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求尊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所要建立的是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而民法作为这种变化的媒体或中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逐渐被其他法律所接受和吸收,使民法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
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平竞争、民事权利不受侵犯,诚实信用以及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契约自由,等价有偿等。这些最初形成于古代罗马法中的民法原则,并未因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无论古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本质上都是用民法准则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8页）也就是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将市场共同准则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从而减少经济运行中所有权、经营权行使的不确定性和不必要的环节,把随机变动,杂乱无章的市场活动秩序纳入规范模式。民法的作用在于以平等自由、等价有偿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为前提条件,以确认和界定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交换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保障民事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正是基于民法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是指进入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既不因所有制形式不同,也不因权力大小和财产多少的区别而形成不平等的地位,每个主体都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资产阶级在封建专制统治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把民法的这种平等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平等。而民法的平等原则,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调整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民法的公平原则主要是指等价和平等竞争,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夺和不平等交易,反对垄断。公平是一种主观评价,但判据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民法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念,即形式上的公平。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的是劳动人民和多数人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公平原则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得以实施的物质条件。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法的公平原则不仅是民事关系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而且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民事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是指任何人的合法财产和人身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民法的这项原则体现了权利主体本位的思想,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职能。因此,民法的这一原则已经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时要讲信用,只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才能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化,要求每个人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利益、意志、情趣和生活方式等,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总之,民法原则的社会化趋势,其意义在于使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能够实现协调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影响民法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的因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使中国始终没有产生一部独立的民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王朝,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自1907年至1911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法典《大清民律草案》,但尚未公布,封建王朝即灭亡。民国建立后,于1931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而这个照搬大陆法系民法大典订立的新民法尤如立于沙滩上的大厦,终以倾覆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民事审判实践积累的经验,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进入新时期后,加快了民事立法步伐,一批单行民事法律陆续制定,特别是《民法通则》的制定,为解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公民和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中遇到的大量共性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大环境始终制约着民法的发展。从民法在我国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48页）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道德传统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使得民法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不少冲突,如果不解决好这些冲突和难点,就不可能在中国确立和发挥民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民法发展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呈现单一性的特点,生产和分配全凭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层次受到极大限制,生产和经营的单位必须为国家的统一计划服务,如同一部大机器上的零件,不存在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为确保不同利益主体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主体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的是一种纵向的经济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处在一种纵向的条条关系之中。它与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横向经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的债权制度自然难以确立和充分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必须服从于制定计划的部门,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通过市场发生联系,自主经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它理所当然受到民法的调整与保护。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些弊端,决定了民法无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充分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其次是公法的侵位削弱了民法的基础地位。公法与私法的概念最早源于罗马法。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主要涉及国家的利益,调整国家与私人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权力,是国家管理社会的法律手段,因此公法表现的是一种纵向法律关系。在公法中,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与被管理者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广义的公法包括刑法和各种行政法律法规,狭义的公法特指经济行政法。私法,顾名思义是指调整私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从罗马法至今,私法发展为调整一切平等主体之间经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即民商法。私法的共同特点是:私权不可侵犯,私人自治和契约自由。综上,公法与私法虽都属于国家法律,但两种法律手段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调整的对象不同,公法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私法调整横向法律关系,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法律程序以及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由于中国历史上和现代都从未有过公法与私法的明确的划分,因此,要评价二者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只能借助西方国家的做法。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保障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而制定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即公法;另一部分是为商品生产和流通而提供的基本规则,即民商法。法国制定许多经济行政法是基于市场经济需要,因为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的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这种干预是为了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法国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的身份;赋予参加者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需的基本权利;提供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把商品生产者与交换者的基本要求按照平等、自由、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为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破产等各项具体制度。民商法所提供的这些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中国是在公有制前提下建设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一个以私法为核心的社会法律体系,但是鉴于民商法对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法制传统的状况,正确调整好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发挥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政府行为调整本来属于民商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民商法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解决企业间债务关系以及调整企业破产关系等方面尤为突出。这种公法侵位现象如不改变,必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国家权力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行政干预介入民法领域使得行政单位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它是市场主体还是经济管理者的身份难以界定,客观上导致官民不分,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有可能加大经济活动中的人治倾向,使正在形成的法治经济趋势发生逆转。造成公法侵位现象的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长期以来总是以无所不能的、控制一切经济生产活动的政治角色出现,加之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很容易出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惯性不可能突然停止。二是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不完善,民商法没有在市场法律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民商立法速度慢,机制陈旧落后,调整的社会关系范畴较窄,层次不深。归根到底,要确立民法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机制,并通过这种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法典。民商法是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民法所强调的权利本位思想,与封建专制社会中法律主要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镇压人民和维护自己专制统治手段形成鲜明对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神圣职责。因此,权利本位的思想,应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民商立法的地位不是一般的立法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市场经济主要需要什么法律,以及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要不要从部门经济行政法向民商立法转变的问题。确立民商立法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是由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体制所决定的。民法一开始就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进而又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但民法在商品生产社会的基础始终没有变。民法所以在市场经济立法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是与民法机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紧密相关的。民商立法在规范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中不可离开,从体现地位平等、权利本位、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来看,它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交易均衡理论；均衡价格；价值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18-04
交换方式按照人类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社会盛行的，主要以物物交换即商品直接交换的交换方式（exchange）；另一种是现在流行的，主要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间接交换的交换方式（transaction）。现在经济学的交换研究[1]主要以研究第一种商品直接交换方式为主，我们在本文将主要探讨研究第二种方式。为了将这两种交换方式分辨开来，我们将现代市场经济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间接交换方式归结为交易（transaction），而将第一种商品直接交换方式归结为交换（exchange）。
可能主要是由于交易理论的复杂性，[2-3]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能够贴切地解释单个市场交易现象的交易理论。[2-3-1]而对于一个以研究市场经济运作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说，没有合宜的交易理论，不仅交易这个基本的市场经济现象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而且使微观经济学缺乏理论演绎的逻辑基础，由此难免影响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阐释能力和对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测能力。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如果现代经济学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合宜的、能够解释单个市场交易的理论模型，对于经济学这一理论和实践联系日益密切的学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喻的。本文试图在交易理论研究方面借助经济理性的新模型，[4]运用解析几何方法，做一个探索。
一、单个交易中的商品价值、买者价值与卖者价值市场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市场经济机制就以交易机制为重要内容。根据对理性的定义，[4]要进行市场交易的买者和卖者都主要进行的是对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与所支付成本的比量与权衡。在单个市场交易中，买者和卖者都是理性的，对于要交易的商品，二者具体表现出不同的价值理性。正如穆勒所强调的：“产业系统中完全以买卖（交易）为基础，每个人多半不是依靠他自己参加生产的物品、而是依靠通过出售之后继以购买的双重交换而获得的物品生活的社会状态下，价值问题是根本问题。在这样构成的社会内，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即使是极小的，也会使我们的其他一切结论产生相应的错误；我们的价值概念中存在任何含糊不清之处，都会使其他一切概念产生混乱和含糊。”[5]
正确的价值定义建立在理性模型这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上，根据经济理性的新模型，[4]我们认为在单个市场交易中，主要包括商品价值、消费者价值、生产者价值三个部分。如果单纯考虑一个交易的过程与结果，商品价值保持客观不变，消费者价值或顾客价值就具体表现为买者价值，而生产者价值或企业价值就具体表现为卖者价值。
1-商品价值
商品是卖者以一定成本提供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或服务，商品价值是指商品功能与其成本之比。商品价值是客观的，功能和成本是由其内在的物理结构和行为决定的。
这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其中：Vm为商品价值，F为商品功能，C为商品成本。
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同一商品的评价有本质的不同。
2-买者价值
消费者关注的是商品是否符合自己的消费需求，到市场的消费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其本意在于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买者对商品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功能和商品的价格。买者价值是指买者对商品的功能评价和其价格之比。
这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事实上，在市场中，各种商品的功能F各异，价格p也千差万别，二者都是变量。即使对于功能F相同的同一商品，不同的买者也会给出不同的购买价格，也就是说不同买者的偏好不同。但对于理性的买者来说，对于同一商品，商品价格越低，买者价值就越大，买者就越满意。3-卖者价值
生产者是商品的实际供给者，卖者代表生产者在市场进行商品销售，卖者之所以向市场供给销售某一种商品，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商品的功能，赚取利润是卖者经营某一种商品的根本动机。市场上哪种商品的利润空间大，卖者就越希望销售供给哪一种商品，同时卖者也会顾及这样做的成本付出与风险。卖者价值就是指卖者销售商品所能获得的利润和所投入的成本之比。
这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其中：Vs为卖者价值，π为商品利润，C为商品成本。
在商品销售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卖者价值Vs与交易价格p的关系可以用图示的方法表达为图1中Vs的形式。也就是说，成本不变情况下，卖者希望交易价格越高越好，交易价格越高，卖者价值越大，卖者就越满意。
二、单个交易的价值均衡模型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开始，研究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之间就一个商品的单个市场交易。
1-一个买者、一个卖者之间就一个商品的单个市场交易
假设市场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理性的，都具有自然理性。其中一个人是卖者，其拥有并打算出售一个商品，这个商品的功能为F，成本为C，有一个希望成交的价格区间；另一个人是买者，其拥有货币，货币数量为m，买者打算购买一个具有功能F的商品，并且有一个希望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区间。
理性的买者希望能够购买到功能价格比尽可能高的商品，买者的理性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买者价值属于消费者价值Vd。理性的卖者希望能够将商品销售出尽可能高的价格，以取得尽可能高的利润，卖者的理性也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卖者价值属于生产者价值Vs。待交易的商品具有确定的功能F和成本C，其商品价值为Vm。
2-交易均衡的原则是交易双方的价值均等
在市场中，买者和卖者相遇。无论是卖者的推荐还是买者的主动发现，买者认为卖者的商品功能F符合自己的需求，买者和卖者之间就商品的买卖开始协商。买者有一个所愿意付出的价格区间，有一个最高价格限制，购买价格一般不能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p≤m；而卖者也有一个所愿意出售该商品的利润区间或价格区间，有一个最低价格限制，销售价格一般不能低于自己经营该商品的成本，即p≥C。买者与卖者二者经过协商或讨价还价，按照各自的价值曲线的路径移动，如果最终买卖价格落入了双方共同认可的价格区间，就会达成交易。
在商品交易市场上，交易的原则是：等价值交易，即买者价值与卖者价值相等。一个市场交易实现的前提是：一方面，卖者有生产或经销特定功能的商品的意愿，也有生产投资或经销的资金实力，卖者为了获取他意念中的利润，必须在成本投入方面冒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买者有购买和消费特定功能商品的意愿，也有消费的客观经济能力，买者为了获取他意念中的消费商品所带来的享受，必须付出一定数量的货币才能购买到特定功能的商品。
3-交易均衡的解析几何表达
买者愿意以一定的价格购买特定功能的商品，以满足其需求；卖者愿意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特点功能的商品，以获取他所满意的利润。卖者价值与买者价值相等，商品交易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买者价值与卖者价值相等的交易均衡。可表示为：
综合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的价值曲线，商品市场交易的价值均衡可用图示表达为图1。当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逐渐达到共同的契合点，双方就会认同一个共同的交易均衡价格po，二者就会达成交易。这时，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相等，且二者的价值都得到了实现，双方都会对交易结果感到满意。
三、单个交易的均衡价格解
由于单位商品的价格、成本与利润存在如下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当实现价值均衡时的卖者价值与商品价值是大体一致的。
四、交易均衡与三种均衡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市场交易每天都在发生，但从理论上却一直没能求出单一交易的均衡价格。单一交易均衡价格的数学解之所以能够在本文中推导出来，关键在于单一交易的价值均衡模型的建立，而这关键取决于新的价值概念的明确，而新的三种价值概念的明确，关键在于新的理性形式化定义的界定。没有合宜的理性新模型，就难以明确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建立交易均衡就缺乏基础。可以说，理性新模型和价值概念的明确是能够求出交易均衡价格数学解的关键因素。
在商品价值、买者价值、卖者价值三个概念明确的基础上，研究方法也由此超越了传统的静态、线性叙述模式，将动态、非线性引入了经济学的基础部分，并用解析几何方式表达了交易均衡理论的基础内容。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理性、价值、效用等概念的定义大都是线性的，这样就将经济学研究限定在了静态领域，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大都注重于研究经济系统的静态特征，研究经济系统动态性质的功能较为薄弱。这基本上是由经济学中理性定义的缺陷所造成的。
而在交易均衡理论中，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构成的价值函数都是非线性的，在交易进行过程中价格的形成是在买者和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这就有望对市场交易中的价格形成过程进行研究，这样动态的交易理解就有望对讨价还价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启发作用，为能够有效地解释动态的讨价还价行为创造条件，就有望突破传统的均衡静态性质，为经济学理论向经济现实的靠拢奠定一个基础。
1．交易均衡与纳什均衡的关系
在市场交易尤其是讨价还价的理论探索中，大多是以纳什均衡[5]为研究基础展开的。虽然纳什均衡成功地将经济行为研究归结到两个人的博弈领域，但纳什均衡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纳什均衡的理论研究没有一个合宜的理性定义和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奥曼认为，在纳什均衡理论中是没有理性要求的（没有理性要求就没有价值理论作为其基础），这个极为基本的思想揭露的潜在含义意味着：即使是昆虫和鲜花也有达到纳什均衡的可能性，而且其可靠性可能超过人类。[6]
第二，在纳什均衡的研究中，博弈策略中既没有明确提到商品的功能及其价格，也没有具体提到商品的成本，而且买卖双方的身份也难以从价值观上予以区别。因此，很难把纳什均衡和交易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
第三，更为关键，即纳什均衡具有静态缺陷，根据线性的效用函数在一个静态体系的一个不动点处达到了在假设中就预订了的均衡点。这种静态的或经过改良后准静态的博弈研究无需通过博弈就有望能达致所谓的“均衡”。
有的研究认为，纳什均衡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关市场交换的理论。[1]市场交易理论的研究突破取决于理性概念、价值理论的研究突破。[6]现在那些试图突破纳什均衡静态特征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没有在理性概念、价值理论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大都还没有超越纳什均衡框架固有缺陷的限制。
2．交易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关系
从瓦尔拉斯的理解角度来揣测，一般均衡理论的含义是指所有市场的所有交易的均衡。也就是说，要了解一般均衡理论首先要了解一个交易的均衡理论。如果没有对一个交易较为深入的了解，就难以体会一般均衡理论中所有交易均衡的内涵。
从交易均衡理论可以看出，只要具有自然理性的正常人，具有买者价值或卖者价值就可以参与市场交易。由于理性人假设对交易者适用范围没有繁杂的限定，市场经济中达成的任何一个交易都可以通过这个交易模型来予以分析说明。这样就将每一个交易均衡纳入了一般均衡之中，也把一般均衡融入了每一个交易均衡之中。单个的交易均衡与一般均衡二者的关系正如一个经济哲学命题：经济整体来源于经济个体，而经济个体又支撑了经济整体。
通过交易均衡理论，就有望将微观的交易均衡理论与由瓦尔拉斯等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论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取得这些研究内容的统一性和逻辑的一致性，而且有望使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理论大厦得以找到自己的根基。
阿罗与德布罗曾对完全竞争经济的均衡解的存在性进行了证明，[7]但具体均衡解到底是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被求出过。我们从市场经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可以推测，交易均衡价格的求解对于解决一般均衡价格的均衡解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3．交易均衡与市场局部均衡的关系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的市场局部均衡理论为基础，把同一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同市场中该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数量的变化趋势相联系。但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商品供给成本的影响作用，这种没有直接考虑到商品成本的供需理论有违市场经济常识。
从经济系统的研究层次上，这种只涉及商品供需数量影响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正确论述更倾向于一个产业的市场供需情况，相当于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虽然它能够较为客观地描述中观经济动态情况，但难以称之为是一个合宜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而真正涉及到商品市场交易的机制，具体到一个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是如何完成的，这才有望构成经济系统微观层次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现有的微观经济学中，“市场需求曲线是将在每一价格水平下所有个人的需求量加总而得到的。”[8]而所有个人的需求量都是通过很多个单一的交易单独来体现的。没有单个的市场交易，也就难以通过交易商品数量的加总来描绘出市场需求曲线。也就是说，单个交易的价值均衡是市场局部均衡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绍荣，杨春学．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交换理论的批判――兼评经济核心理论［J］．经济科学，1999，（6）：87．95．
［2］DengXiaotie，papadimitriouChristos，SafraShmuel．onthecomplexityofpriceequilibria［J］．JournalofComputerandSystemSciences，2003，67：311324．
［3］axtellRobert．thecomplexityofexchange［J］．theeconomicJournal，2005，115：F193．F210．
［4］武爱．经济理性的数学模型［J］．财经问题研究，2007，（7）：9．11．
［5］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91．
［5］KuhnHaroldw．ClassicsinGametheory［C］．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1．
［6］aumannRobertJ．Rationalityandboundedrationality［J］．GameandeconomicBehavior，1997，21：2．14．
［7］arrowK．J．，DebreuG．existenceofan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J］．econometrica，1954，22（3）：265290．
［8］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38．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7
2016年9月13日商务部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商品流通市场是农产品、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流通的重要载体，其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传统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改造市场、改进服务、拓展空间、打造市场发展的新平台，这是当前市场转型升级亟需解决的问题”。《黑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强调要“培育新动能、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调出新结构”这就对哈尔滨市的商品流通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二五期间”哈尔滨市商务事业发展成效显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质量和速度得以优化提升。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模式加速推广，电子商务迅速崛起，“大数据”与“平台经济”概念日渐突破探索，商品市场发展出现很多不适应，且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为落实《黑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精神，以“互联网+”助力传统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发展，将电子商务融合市场转型升级，以铸造品牌维系市场活力，是解决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
二、“互联网+”促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动因
1.“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与实施商品交易市场是供给侧的重要环节之一，链接着生产端和消费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商品交易市场转型与供给侧改革实施的互为影响关系越来越紧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除去过剩的产能。“互联网+”的概念通过概念创新到执行创新，再到格局创新，可以有效进行调整解决产能过剩问题。2.“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可拉动商贸流通行业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并进而拉动商贸流通行业提升的空间很大。一是整体管理的提升。在新常态、经济下行、交易市场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必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创新商品交易市场的管理。二是营销创新，通过互联网思维树立起来的营销管理理念可强化服务并创造新的优势，特别是可建成“市场+互联网”的现代智慧型商品交易市场配套综合服务体系。三是随着技术的推广标准化、溯源机制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可促进市场秩序维持机制的进一步形成和市场环境的优化。3.“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有利于“流通市场+互联网”的产业融合“互联网+市场”的概念就是利用电子商务的手段使线下的交易市场与线上网络资源融合。利用“平台经济”的概念因地制宜地应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所囊括的系列化的手段与方式，如移动互联网和app（包括微信）的服务、利用o2o的方式与现有第三方平台合作。使电商产业进一步规范化的同时推进了流通业的发展，并使两个产业迅速融合达到规模效应，加速产业化进程，提高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4.“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有利于创新发展未来经济新动能的形成必然要求创新来完成。“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一是通过商品交易市场中引入其他新型业态，可促进在多业态的融合与跨界融合的创新；二是通过流通对于生产的指导性作用，可促进生产在研发创意上的进展，缩短产品设计和销售的中间过程，达到产销一体化在模式上的创新。三是通过发挥产业聚集效应，以商品交易市场为核心组成流通类产业联盟，通过产业链条在横向与纵向上的延伸，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
三、“互联网+”推动哈尔滨市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总体思路与目标
1.哈尔滨市现有商品市场提升整体竞争优势通过“互联网+”思维，促进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集聚，形成强大的规模优势，使哈尔滨市商品交易市场不仅在全省商品市场发挥引领作用，还要辐射至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不仅带动全市经济加快发展，更要带动全省经济加快发展。2.提升哈尔滨市商品交易市场现代化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哈尔滨市乃至全省互联网用户和电子商务交易额都相差悬殊，大多从事电子商情、电子贸易、电子合同、国内物流等较低层次的电子商务，缺乏从洽谈、订货、在线付（收）款、开据电子发票、电子纳税等完整的电子交易过程，更缺乏银行或金融机构、政府机构、认证机构、配送中心等机构的加入。如果不能在国内外电子商务高速发展黄金期抢抓机遇，发掘我市固有的内生动力，找到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捷径，将难以突破哈尔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3.打造全省对俄商品交易中心平台以中俄电子商务平台为牵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全省对俄经贸合作大平台、大物流、大通道、大合作的格局，进而推动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快速发展，达到大幅拉动全市乃至全省经济发展的目的。一是把哈尔滨打造成对俄商贸中心，设立黑龙江省对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展示展销进出口商品，成为具备辐射国内和俄罗斯的大宗商品集散地，逐步获取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以对俄贸易为切入点，采用“oto”方式，买全球卖全球。二是依托对俄商贸中心，在俄建立中国商品展示中心（海外仓），实现对俄商贸线上线下的体系创新和转型升级。
四.哈尔滨商品交易市场创新发展路径规划
1.发展定位（1）“差异化”定位.。以打造具有地区特点的商品交易市场品牌入手，整合生产、销售与电商平台相关市场主体，有效链接具有特色市场资源及销售渠道。根据本市所辖各类市场的不同特点，并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差异进而平衡、互为协作补充的发展局面。（2）“集约化”定位。加快推进高新开发区、电商产业园与商品交易市场的互动机制，提高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充分利用并发挥配套的软硬环境，力求将电商与商品交易市场有效整合，打造以聚集商品交易市场各类市场资源而服务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在聚集商品市场资源的同时，还要积极进入智能物流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增加产业集群的联系，通过配送、加工、信息处理等服务的实现，增强流通效率，进一步实现资源的流动性。（3）“国际化”定位。随着黑龙江省“东丝路带”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部署，哈尔滨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将进一步突出，因此哈尔滨的商品交易市场必须要加大国际化的扩展。为此应借助跨境电商的创新趋势和有利条件，加快将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强传统商品交易市场集散功能与跨境电商的配合，加强与边境口岸、边境经贸园区的对接，加快形成哈市的商品交易市场与延边地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互动合作机制。2.战略选择哈尔滨是的商品交易市场要实现创新发展，引入“互联网+”进行资源整合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总的其路径设计为：两大战略并举，二大创新点推进。（1）着力促进电商化转型战略。现有的各类商品交易市场应组建线上推广与交易系统及新媒体推广团队，并在此基础上实行o2o与iot运营模式，进而形成线上线下协调发展格局，并对接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和物流园区扩大辐射力。在交易场所内应增设线上交易区，扩大经营主体与客户线上交易机会，部分具有条件的市场交易场所对于相关品类由有关专业团队论证后可试行线上竞拍交易方式。（2）内外贸一体化战略。充分发挥哈尔滨的区位优势，利用商品流通市场转型升级之际，挖掘并释放传统市场资源新的优势，积极搭建国内外企业合作平台，通过连锁业态及体验式消费，积极鼓励国际商品流通积极推进市场、流通企业经营行为、贸易管理机构和内外贸管理规则的一体化进程（3）创新战略。合理规划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结构。积极发挥产地与销地批发市场的作用，切实增强龙江特色产品的辐射能力；转变流通方式，构建新型物流体系。大力发展与电商配套的智能化物流，发挥物流节点城市的作用，形成区域性物流枢纽网络；创新产销互动体系，提升市场综合竞争力。
五、相关对策建议
1.以“互联网+”推动商品交易市场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加快传统市场主体的电商化转型升级在商务领域全口径范围内推广“互联网+”概念，积极利用电子商务重组与整合各市场要素，零售业要积极促进商品交易市场与将网络科技公司的嫁接，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形成线上线下优势互补，推进全渠道销售模式和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体验式消费。同时，批发业积极扩展商品采购范围。加强物联网的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发挥其对商品与信息的集聚优势，提升批发市场的竞争力。（2）持续推进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创新及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①加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创新升级采取“电子信息平台+供应链增值服务+现代物流”的创新运营模式，立足哈尔滨，服务黑龙江商品生产、贸易及消费企业，打造一个面向全国的、公开的、电子化的、有监管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互联网崭新形态，更好地为哈尔滨对俄贸易交易产业链中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构建以哈尔滨核心的黑龙江区域特色农产品贸易电子商务生态环境。大宗商品交易将呈几何式放大中俄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带动下游仓储物流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②积极加快跨境电商平台发展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壮大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促进传统外贸企业深化电子商务应用为核心，以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储服务能力、加快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设和构建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为抓手，全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将哈尔滨打造成为全国区域性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心、物流中心和结算中心。2.培育以“互联网+”概念为引领的新兴业态产业集群，发展跨界融合创新平台（1）加强跨界融合打造平台经济业态。哈尔滨的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应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功能和作用。从政府角度入手，使自身先发挥作为“平台”的职能转型。更要为“平台经济”和有关企业提供适宜于发展软硬环境，在此基础上建立多部门综合管理机构，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统筹规划，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资金配套的扶持政策，降低“平台经济”的交易成本，支持“平台经济”内企业的多元化发展。（2）建立“大宗商品交易+跨境电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电商平台”共生发展机制。此共生发展机制就是将原有的面对面单一的交易模式，转为具有标准化的网络平台线上交易。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等不利因素，从而促进交易模式的创新。为此应科学地规划哈尔滨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规范大宗商品流通秩序，进一步完善实现线上交易平台、跨境交易、金融服务、物流，多元化配套机制。（3）发展培育“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生态圈。互联网生态是以it技术为基础层面，崇尚服务客户理念，利用产业融合与客户管理系统，在后工业时代背景下打破惯常的产业边界和传统模式，实现链圈式价值重构的生态体系。“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垂直整合的完整生态系统，以互联网生态为发展基础，构建了一个从生产端，到平台，服务终端的硬件设备铺垫和和软件的升级应用的完整生态。在哈尔滨的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中应考虑到互联网生态的概念，将互联网的流量、内容平台、营销与品牌能力与强大的研发、硬件、专利、供应链、渠道等资源融合，通过纵向的闭环生态链的每个环节开放，能够与相关的外部资源通过强烈的生态化学反应，不断创造全新的产品体验和更高的用户价值。3.构建适宜于“互联网+”模式发展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包括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人才资源、创投资金、新型孵化器等要素，是连接政府、产学研机构、社会资金与劳动力经济的关键资源的良性循环系统。一是坚持管控与开放相结合，积极促进创业创新系统各要素的流动性，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交流与交融。哈尔滨要在层次、渠道和模式上，加强区域经贸与科技合作，搭建成果转化平台和人才流动、产学研合作、科技金融运行、企业合作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产业化基地。二是鼓励企业层面建立创业生态系统强化机制。加强创业创新类企业间协作，引导企业强化创新能力，组建创业创新企业联盟，实现资源与利益的共享，在企业层面将产业创业生态系统模式做大做强。4.构建BUC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模式“BUC模式”是企业利用大学电子商务平台链接消费者的新型电子商务模式。依托商品交易市场企业平台和资源实现与高校和大学生创业的互动总，引入这一模式就是要打造的综合化的商业模式将校企合作、大学生创业、孵化器融为一体，即为企业和大学生搭建桥梁建立互助机制，又有助于人才资源的流通与共享，促进产业新陈代谢。5.设立商品交易市场互联网创业投资机构（1）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并加大对创业投资机构的支持。畅通退出渠道是增强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积极性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新三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然而现有的资本市场体系仍然需要一个继续完善的过程。加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科学化政府管理，防止引导基金之间的“挤出效应”，促进创业投资业发展。（2）创业投资机构进一步完善内部。创业投资机构应当完善内部管理方法，强调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规范尽职调查的过程。在激励机制方面，应当坚持短期以量为主，长期以质为主的长短期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激励机制，并适当引入配套投资制度，从而对创业投资机构内部人员形成良好的约束和激励。（3）互联网创业企业加强与创业投资机构的互动和配合。互联网企业应当认识到创业资本的作用，注重维护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保持技术和研发的优势，并加强同创业投资机构的交流（创业投资机构关心的问题往往就是互联网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创业资本需求点和供给点两端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祝艳.互联网时代传统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浅析[J].现代交际,2016,(12):42-43.Doi:10.3969/j.issn.1009-5349.2016.12.022.
[2]蔡柏良.平台经济视野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发展[J].商业经济研究,2016,(16):5-8.Doi:10.3969/j.issn.1002-5863.2016.16.001.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8
一
现代民商法在形式上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鲜明分野，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无实质性重大区别。英美法系中虽无“民商法”这一总称概念，但大陆法系民商法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中都有相似的法律制度与其相对应。在国际交往日益直接、频繁的现代，两大法系的民商法在内容上的统一性更加明显。这根源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性特征和一般性规律。因此，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现代民商法具有无可质疑的全球普遍性。这就是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具体说，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是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的民商法，在内容上具有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共同认可、一体遵循的通行性。这与现代民商法在形式上仍然是国内法，具有一定的个性（特色）并不矛盾；并且，形式上的个性是服从于内容上的共性的。
笔者在此提出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问题，是因为民法典（指民商合一体例的现代民法典，下同）的制定是中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首先应明确的就是制定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其中，如何处理民商法国际化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将来我国民法典的可行性与先进性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民法典的重点应放在其内容的国际通行性上，符合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特征与趋势；其次才可考虑民法典的中国特色问题。
二
现代民商法导源于罗马私法。由于罗马私法是罗马法的主要部分和最发达、最具价值的部分，所以，一般所称的罗马法就是指罗马私法，而不包括罗马公法。罗马人在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的陶冶中，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归纳并创制了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善法律──罗马法。罗马法被称为“罗马市民法”，最早仅适用于罗马市民。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渐强盛和对外扩张，罗马市民法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市民法在吸纳被征服地法和其他国外法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衍生出一套“万民法”，适用于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此时，市民法与万民法并行不悖。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发告示于整个帝国辖区，将市民权授予罗马境内的所有公民。罗马市民籍的扩展，也带来了罗马法适用范围的扩展。至此，因主体不同而并行的罗马法二元体制宣告终结，市民法与万民法合二为一。由于后世约定俗成的缘故，我们今天所称的罗马市民法，其内容包括公元212年以前的“市民法”与“万民法”两部分。“万民法”一词，今天则被看作是国际法的语源。《卡拉卡拉告示》由于在主体领域带来彻底的开放而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即罗马法冲开罗马城邦的地理束缚而广泛适用于模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影响远出其辖区，第一次带有了国际化色彩。
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将罗马法的内容编纂成《民法大全》。这为后来罗马法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种方便可靠的形式，从而积极影响了后世民商法的国际化进程。然而，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使罗马法渐趋衰微，民商法国际化进程大大减慢。随后而来的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则打断了民商法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到了十一世纪，当商品经济冲破中世纪的束缚并有了发展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1]这就是罗马法复兴运动。欧洲大陆各国法学家竟相钻研罗马法，形成了学派重多、大家辈出的壮观局面，从而为后来近现代民商法的长足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法国民法典》是近现代民商法形成的标志，也是近现代民商法的经典模式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民商法国际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法国民法典》吸收了罗马法的精华，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了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三大原则，反映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为发展市场经济在法律上开辟了道路。恩格斯赞誉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2].《法国民法典》的成文法典形式、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通俗而优美的语言为后来世界各国继受法国民法奠定了基础；而法国的武力扩张和开拓海外殖民地运动对此也功不可灭。《法国民法典》颁布后的民商法国际化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奥地利在1810年，荷兰在1818年，意大利在1865年，葡萄牙在1867年，土耳其在1869年，埃及在1875年，加拿大在1866年，智利在1855年等，都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其内容多是《法国民法典》的翻版，仅在程度上有些差异。因此，恩格斯称《法国民法典》是“世界各地编纂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3].
1896年，一部与《法国民法典》齐名的民法典颁布，这就是《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为基础，借鉴《法国民法典》制度与实务中的经验教训，吸收最新法学研究成果，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在内容上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完备，在立法技术上则达到了历史顶峰。它首创了含总则的五篇体例制，使法典结构更趋合理与完善；它大量使用抽象而准确的法律概念，使法典极具语言的精确性和思想的严密性。《德国民法典》把罗马法各原则提高到以前不曾有过的系统化程度，对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民商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希腊、日本、中国（指清末与民国时期）、韩国以及一些非洲、拉美、欧洲的国家等。即使一些曾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在以后修改原法典时，也不同程度地参照了《德国民法典》。
我国自1911年第一个制定民法草案，到1925年制定第二个民法草案，再到1929-1931年国民党政府制定出第一部民法典，都主要参考《德国民国典》。对于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民法学者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俄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4]虽然如此，我国学者对这部民法典仍有公正评价：“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采民商合一体例，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法及债法的特点，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5]象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环境等与西方各国大不相同的国家都最终继受民商法，这说明民商法的国际化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如上所述，在形式上，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表现为罗马法的广泛传播和《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世界范围内被不同程度地移植。然而，就其实质方面而言，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则是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态──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被世界各国在法律上予以承认的必然结果。
三
现代民商法国际化的深刻原因，存在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中，即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使民商法国际化成为必然。
民商法是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6].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就是民商法。无论从各国立法的历史沿革，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民商法与一定社会的商品经济总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发生作用。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就需制定与该社会商品关系本质特征相适应的民商法。商品经济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存在，在法律上就直接表现为民商法的国际化。市场经济更是如此。因此，恩格斯称简单商品经济的法律表现──罗马法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7].并指出：“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修改。”[8]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他的法学名著《罗马法精神》一书中也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9]
虽然从立法形式上看，民商法属于国内法的范围，但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使民商法在内容上具有了国际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就是存在社会分工（私有财产）、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和契约自由。民商法以相似的法律制度规定，表述了上述条件。
1、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原始经济条件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为一体的身份发生了分离。对于某一特定商品而言，一部分人是生产者，另一部分人则是消费者。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维持生存与发展，人们就必须走向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交换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社会分工的存在和交换成为生活的必要，使人们对自己的产品和交换得到的商品的排他性占有和支配成为必然，即私有财产的出现成为必然。私有财产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从而也构成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民商法用财产权制度表述了经济生活中的私有财产关系。物权制度，全面规定了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静态关系；债权制度，描述和界定了财产流转过程中的动态关系。物权与债权两大制度共同构成了动静结合的财产权体系。
2、不同产品的所有者到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即使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正是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才使交换成为流转可行的财产流转方式。否则，在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的情况下，一方可以用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而不必出让自己的等价物。从这一点上说，交换本身就包含着人人平等思想的最初萌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民商法用权利能力制度表述市场主体之间地位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生而有之，人人平等。法人同样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和其他团体。在商品经济的大舞台上，市场主体之间只存在平等的关系，没有隶属关系。
3、通过交换来实现市场主体双方各自的利益，这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的行为模式。交换过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是一个彼此选择、彼此为对方提供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双方订立和履行契约的过程。市场就是全部契约的总和。契约在本质上由市场主体双方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因此，契约自由必然成为安排经济关系、组织经济活动的首选原则。市场主体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契约自由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独特个性。民商法正是用契约（合同）来表述市场的。契约在民商法中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契约自由则是由《法国民法典》确定起来的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大量、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契约。契约法（合同法）是现代民商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与民商事立法的历史事实以及民商法理论无不表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尽管其历史背景、经济性质各异，但有着共同的规律。民商法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产生它的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色，但它总是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其内容必然具有共同性，表现为民商法的国际化。在现代，世界各发达国家无不实行市场经济，我国也最终予以肯认、确立。各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但有共同的规律性，并且，在形式上，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也突破了国界，具有全球性特征。各种经济资源不但能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上自由流动，得到合理配置，并且能伸向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民商法的国际化达到了最高程度，即各国民商法的内容在差异性上渐趋向零的极限。
四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普遍性、共同性是主要的，东方、西方无甚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重点应放在民法典内容的国际化上，以与世界各国的贸易通例相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去，最终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民商法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我国的民法典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但仅是指形式方面。在内容方面，民商法不过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其要求是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通，不应追求什么特色。《法国民法典》的优美、富丽与简练，《德国民法典》的深奥、晦涩与精确，《瑞士民法典》的明白与通俗以及各自不同的编制体例等众口皆碑的特色，都是指形式而言的。其次，应明确，民法典的中国特色是服从于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的第二位的特征。我们决不能以所谓的“中国特色”为名而肢解、扭曲已基本定型的现代民商法的内容，将中国的民商法弄得貌合神离、不伦不类，从而人为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最基本的法律障碍。与其为追求“中国特色”而制定一部难于实施的民法典，不如老老实实地学习现代民商法，取而用之。在此问题上，扭扭捏捏、放不开手脚或者妄自尊大，最终受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及民商法本身。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我国以近半个世纪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最终承认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训。对于作为直接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民商法，我们一开始就要尊重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要求，吸收和借鉴西方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民商事立法的经验，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可行的、先进的民法典。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8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84页。
[4]梅仲协：《民法要义》，第2页。
[5]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第45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第454页。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9
一、经济发展是工商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当人类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扩大了商品的生产，后来就渐渐形成了国家而且还使得国家的集权不断地加深，为了维护私有制和统治阶级利益，设置一个专门性的工商管理机构来对商品经济的市场主体以及一些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管理与监督，维护并规范市场的经济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以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为代表的商品经济产生及发展是工商管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我们还不难发现，工商管理机构的形成，正在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向成熟和完善迈进。
二、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是相互促进的
当商品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了市场经济这一产物，它是市场作为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无形的手"在发挥基本的调节功能的经济。从一般的市场经济来看，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的种类不断增多，市场的法规不断完善，市场的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等，都为我国的工商管理不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需要对其进行优化、改良的紧迫性。而且，工商管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促使了市场经济自身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两者之间是由于互相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
三、经济发展是推动工商管理进行完善的动力
如果按照原先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基本观点来看的话，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需要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和调整。当人类从自然经济状态进入封建经济甚至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以后，商品经济的许多活动中，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这些主体通过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在彼此之间产生各式各样的利益关系，这样的多元主体中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首先，单个的经济主体所追求的活动目标就是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与我们国家的整体宏观目标不同，甚至是与国家所追求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或冲突，对于这一类的经济行为要进行调整，仅靠经济个体本身和单一的市场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会存在一些弊端。由此可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工商管理部门利用一定的强制手段或是政策措施来对其予以监督和协调。
其次，单个的经济主体为获得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物物交易活动中取得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会爆发出一场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会使得市场经济一系列活动中现存的矛盾更加加剧或者是出现新的矛盾，这就要求工商管理部门要考虑并参照实际的市场现实情况，按照维护和建立一个有序、公平、竞争和开放的经济型市场，对各个利益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适当的管理和干预。
最后，如果我们将范围进行扩大，在世界性的市场领域中，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的物物交易活动，由于国家同样存在自己的利益需要，所以促使了经济主体间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不断加剧。外汇制度、倾销以及资本流动贸易的限制等都对商品市场经济和谐稳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为了更好地维护整个世界的经济稳定和商品交易活动的公平性，维护正常的、和谐的国际贸易交往秩序，就需要工商管理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全球化的工商管理机构来对国际贸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加以解决或是协调。
根据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生产关系进一步的优化，经济飞速的发展引起了各种利益主体彼此之间的矛盾关系渐渐频繁化和复杂化。本来单纯的市场调节机制就不够完善，它自身的力量就非常有限，所以就要求工商管理能够不断完善机制、更好的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现有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管理、监督、协调和完善。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农村商品流通农产品商品化农村商品经济
党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国事日程。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八部门于2005年8月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农村新型流通方式,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形成以县城为重点、乡镇为骨干、村为基础的农村消费品零售网络”的目标,并部署在全国部分县市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2006年2月,商务部又《关于实施“双百市场工程”的通知》,指出国家将重点改造100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着力培育100家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国家发展农村商品流通经济的新政措施,是否能够改变我国农村商品流通经济落后的基本现状,进而实现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繁荣是本文的思考内容。为此,笔者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商品流通市场普遍存在着农产品商品化率低、农资供应不畅、生活消费低迷的现象,并且这些现象在传统流通体制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下正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体系发展中不利的现实因素。
我国农村现代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于理顺和建立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与日用消费品供应等流通渠道的互动关系,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我国协调发展、良性循环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和市场机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侧重于城市化建设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与日新月异的城市繁荣相比,我国农村商品流通经济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这种强烈的反差成为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缩影。
农产品商品化制约农民购买力提高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水平,关键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这也是发展我国现代农村商品流通经济的根本基础。农产品商品化是实现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径,没有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体系的建设也就只能是无源之水。
按照国家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的三分之一。剔除农村的区域性发展差距、贫富差距和统计偏差等因素,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更加偏低,有的甚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如北京市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为7860元,而西部山西省柳林县和中部湖南省新化县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仅为1515元和1536元,全国一亿多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我国农民这种现实的经济收入状况,决定了他们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依然只能是处在维持生存需求的范围之内。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相当程度在于我国农村农产品商品化水平严重低下的状况。
从我国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结构来看,当前农民收入中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性收入比例普遍偏低,非农性收入比重日渐增大,农村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低下。在我国中部的许多农村地区,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不到总收入的50%,大部分经济来源于外出务工所得的非农性收入或其他经营收入;而在中、西部偏远地区,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群体依然在从事着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他们除了因基本生存需求而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外,其他生活需求通过简单的农业生产实现自给,基本被排除在现代市场流通经济的循环体系之外;即使在粤、闽、浙、苏、鲁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同样有不少偏远农村的贫困区域,农民的收入结构大体相近,而“城乡两重天”的状况仍然存在。由于农民收入结构中相当部分的收入来源于农村本土之外,而这些外出务工农民的生活消费需求只有通过城市实现,使得农村居民实际购买能力原本低下的状况显得更加突出。
从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现实水平来看,农产品生产以家庭小规模方式为主,农产品交易以简单的交换形式为主,农产品价格就市而不随行,这种商品化程度低下的状况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和实际购买能力的提高。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效率,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而就建立现代农业商品经济而言,虽然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国家也多次通过市场调节方式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分步放开了对水产品、蔬菜、水果、生猪、麻类、糖料等多数农产品的价格控制,但农村目前普遍存在的个体生产、分散经营的组织形式,严重地分化了农户的市场主体力量,使之在农业商品经济关系中处于极其弱小的地位。笔者在农村地区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的调研中发现,农户个体在农产品的种植生产之初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缺少有效市场信息和专业技术的依托指导,生产出的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缺乏品质检测和分级分类标准;进入农产品销售阶段后,农民根本没有定向的目标市场和销售对象,全凭自己肩挑车拉运到附近集市出售。例如在中部的许多农村地区,农户在天亮前将蔬菜从地里刨出整好,然后挑着上百斤的担子走好几里甚至十几里山路,赶在清晨时上市销售,运气好一天就可卖完,能够收入几十元,否则晚上还得挑回去,自己吃不了或当地市场饱和买不出去时就只能喂猪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很多上好的成品蔬菜最后却成了不催肥的猪饲料。
农业生产手段的传统落后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割经营,很难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这种缺乏科学的产业规划、规模生产、信息指导、组织水平、特色发展的农业生产状况,直接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当前,除加快我国城乡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硬件规划建设外,逐步推进初级农产品的升级加工,着重提高农民在农业商品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维护好农民在农村商品流通交易中的应得利益,大力提高农村居民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这无疑是建立我国以农产品商品化为基础的农村商品经济体系的重中之重。
农村日用品流通重在整肃市场环境
农村日用消费品的流通作为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承担着保障和满足广大农村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商业职能,而理顺和建立适宜农村日用品流通发展的市场环境,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和解决“农民放心消费、商人规范经营、政府监管有序”的三大关系问题,这也可以确立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商品流通领域中市场环境的整肃目标。通过对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环境的整肃,保证农村居民在其相应的购买能力范围内可以放心消费商品,商人在法律规定的许可范围内合法从事商品经营,政府主管部门在履行法定的职责范围内实施有效市场监管,从而促进我国现行农村商品流通机制向一个互制互动、有序良性的循环机制转变。然而从当前我国农村日用品流通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农民买廉、商人贩假、监管缺位”的市场环境状况非常普遍,农村市场环境在受到买方和卖方的双重制约下大都处于原始或初级的市场阶段。从现实状况来看,目前影响我国农村日用品流通市场环境主要存在三大要素矛盾:
一是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与现实生活需求和理性消费意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出廉价的生存需求是多数农民选择商品消费的主要动机。由于受购买力水平的限制,商品价格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决定农村居民消费的首选要素,而对商品最重要的品质和安全要求往往局限于直观感觉,尤其对商品可能存在的潜在品质与安全问题大都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有的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也同样购买消费,唯一的原因和充足的理由就是价格低廉,“只求价而不求质,只求有而不求好”成为农村地区消费者的普遍消费心理。其实,在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依然处于温饱阶段、甚至有些地方还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异常。如果没有相应购买力的支撑,就无法实现农村居民正常的生活需求和提高他们的理性消费意识。换言之,要满足农村居民逐步提高生活品质的现实生活需求和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必须建立在相应条件下的一定购买力水平基础上的。
二是商业经营的利润期待和市场条件与农村居民现实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出农村商品流通的商业价值在传统模式下难以正常实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吸引商业资本进入农村的最基本驱动力在于商业资本对市场的利润期待。如果在基本利润期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商业资本就很难主动地流向农村。随着我国以统购统销模式的原有农村供销合作社体系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农户个体兼营为主要特色的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模式,整体呈现出“散、乱、差、小”的市场特点,那就是网点分布随意散乱而缺乏合理规划,经营环境差而商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经营面积普遍偏小、品种单一,有的农家小卖店就是几百元钱的投入甚至经营与生活不分,缺乏专门的经营人员和基本的商业常识,他们的经营动机只是在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同时,通过附带经营以获得一些额外生活补贴,无税收、工资、租金等经营成本负担,经营的投机色彩较强。即便这样,许多农村小卖部也存在经营困扰,即村民邻里间的信用赊欠问题,有的甚至连初始资本金都赊欠出去了,归结原因,还是受制于农村居民的现实购买力水平。这样一种市场条件,难免对商业资本的自然流入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地域广阔和网点分散与政府实施有效监管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出政府监管部门难以保障农村市场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有序经营环境。在对各地的市场调研中笔者发现,当前不少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对当地农村商业网点的监管职能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农户个体经营的流程就是从周边县镇集市以较低价格批发回商品,带回乡后再出售给村民消费,从中赚取批零差价。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工商、税务、质监、卫生等主管部门由于农村市场的点多面广、地处偏远,均难以保证连续有效地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能。这种监管缺位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得农村市场成了名副其实的假冒伪劣商品倾销地,无疑造成了对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环境的不良损害,显然也对正规商业资本介入正规经营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难度和障碍。因此,我国在推进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需要面临一个对农村市场环境的整肃过程。一个良好的农村市场经营环境的培育形成,在于农村居民具有与其消费需求相适应的购买能力、商业资本规范的经营行为和政府连续有效的市场监管,并在消费需求、购买能力、商业经营和政府监管等要素间形成一个有机互动的市场机制。而在当前状况下,如果农村市场环境条件不能得到根本改观,而只是通过采用单纯的补助方式人为地推进农村商品流通网点的建设,也将难以带来农村市场的真正繁荣和市场体系的长续运营。
农资产品流通模式有待规范创新
农业生产资料作为专门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特殊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效率水平,并关系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的提高,因而农资产品流通同样是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系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农资产品流通领域大量存在着假冒伪劣、肆意涨价、服务性差、监管乏力等市场混乱现象,这种现象普遍涉及到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基础性农业生产资料领域,已经成为破坏我国农业生产和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严重祸害。因此,在我国现有农资产品流通模式中,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在供应来源、质保检测、销售渠道、技术指导、价格监督、售后服务和损害赔偿等环节,都有待于通过创新机制进行调整规范,在切实维护农民经济利益和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规范适应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服务广大农民群众的农资产品流通新秩序,这理当成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
首先,应当加大对农资产品研发、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领域专项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为农资产品的高效流通创造良好宽松的市场环境。相对其他行业的产品,农资产品是专门面向农业生产服务的特殊商品,其最终的消费使用者是农村居民这一社会经济的双重弱势群体,这就决定了农资产品政策需要实行有别于其他商品的低利低价调节政策,否则无异于对农民的间接盘剥,从而造成更深的社会不公,毕竟农民在通过繁重而廉价的劳动承担着解决全民粮食供应安全的重责。为此,国家应当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方式,加大对农资产品研发、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方面的扶持,以转移支付和二次分配的形式实现对农民的利益补偿,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其次,应当突破现有对农资产品流通发展的体制障碍,调整放宽对农资经营主体的不合理限制,国家应将工作重点转向对市场主体资格和规范经营服务的管理监督,鼓励农资生产厂家直接面向农村开展销售经营和技术指导。国家通过制定对从事农资经营的准入条件,强化事前监督和培训制度,以保证农资经营主体应有的基本专业素质,并从进货渠道、运输储存、特品管理、技术指导、售后服务和责任追究等环节实行规范监管,鼓励农资生产企业进驻农村直接为农民提供服务。同时,针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目前的经营状况及其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制定单行的法规或条例,以法律的形式从生产和经营两方面确保农资产品市场的规范发展。
再次,应当积极培育和重点扶持专业性的农资经营企业,鼓励和帮助他们采取连锁经营的形式扩大经营网络,为广大农民提供规范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的经营,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非最终消费功能、隐性化专业技术含量和滞后性风险后果,因而农资产品的经营主体应当具备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条件,在农资经营企业中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使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及时接受农耕育种、栽培、养护、农机维修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在规范市场秩序上,应当完善农资市场监管体系,继续加大对从事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经营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较好地保护农民群体和正规经营者的正当利益。同时,鼓励和帮助专业农资经营企业在农资流通领域积极采用连锁经营等现代商业形式建立营销网络、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资经营企业走向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良性发展轨道。
合理地规划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模式,对于增加我国农作物产量、推广农作物改良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根据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强化农资产品流通模式的规范创新,逐步使我国农资产品流通体系形成以经营企业为主体、专业服务为内容、农民利益为中心、政府监管为保障的特殊农村商品供应体系。
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模式探析
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规划,重点在于解决农村居民的购物便捷和消费安全问题,从而满足农民群众对日渐增长的物质生活标准的实际需求。同时,根据我国长期以来城乡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所存在的客观差距,在规划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市场流通体系中,应当采用实行全国市场一体化的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模式。这是因为在区域面积和居住人口上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原本就是我国商品流通市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不应当采取二元结构模式分割处理城乡商品流通问题,否则只能分化和加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鸿沟;而采取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模式正确处理好农村商品流通问题,无论对国家、企业还是城乡居民都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并且将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发挥重要的作用。
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模式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全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前提下,根据城乡不同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实行相应的商品供销配备机制,将城市供应日趋饱和的成熟消费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导向农村市场逐渐拓展和转移,确保农村市场商品的物美价廉和消费安全。事实上,在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比例从1984年的1.84:1扩大到2005年3.22:1的情况下,如果期待在短期内消除这种长期发展失衡造成的收入与消费差距根本不可能,国家政策也只是抑制和缩小这种差距而已,这就决定了我国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体系建设基础差异性将长期存在。而实行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结构能够较好地适应当前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实际状况,当城市高消费能力支撑下的高商业利润商品趋向饱和后,在商品生产工艺逐渐成熟和产品质量逐渐稳定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商品产能和市场有限需求所带来的行业竞争加剧,必然推动商品生产成本和流通利润的下降,经历市场竞争去除利润泡沫规模化生产商品,这应当成为我国农村消费市场流通商品的基本构成。
实行全国市场一体化的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模式,有利于国家对全国商品流通市场实施统一的政策和监管,可以通过整合现有产业资源减少对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投入,并有利于在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的不同时期实行有效的动态调整。对此,不应主张制定城乡两套政策标准专门针对农村市场研制生产所谓特殊的消费商品,反对以降低原料等级和原料成本等偷工减料方式为农村市场生产劣质低价的专属商品,防止人为地将大众商品区分为“城市商品”和“农村商品”;而应鼓励通过去除过度包装、降低流通费用的方式减少商品生产流通成本,简易包装的质优价廉商品不仅农村市场需要,而且同样会受到城市居民的喜爱。同时,随着农村居民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在这种全国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可以适时动态地调整城乡商品流通市场的发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