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汉江宋之问篇1
一、形制、分类与物像组图
宋金时期流行的达摩题材人物故事镜，按形制与纹饰的区别，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Ⅰ类：镜作八出葵花边形，圆钮。镜图以翻卷流动的细密水波纹为底，钮右侧配置一罗汉状老僧
以禅宗初祖达摩神异传说内容为构图题材的例镜，一般以头顶硕大斗篷、脚下踩踏一短小棒状物或椭圆盆形器独自漂行于波涛之上的达摩为主体物象构图，古今藏家和研究者多将此类镜命名为“达摩渡海镜”或“达摩航海镜”。为禅宗祖师达摩。达摩秃顶，宽额，粗眉，大眼，高鼻梁，耳长而硕大，身披交领右衽袈裟，脚下踏踩一短小棒状物或椭圆盆形器，独自顺风漂行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头上方有硕大斗篷。由于水面风大，达摩袈裟随风飘拂、褶皱清晰可辨，头上的斗篷被吹歪至一侧，因而不得不作伸手扶护斗篷状。钮左侧配置一头部或上身露出水面、正昂首吐升腾云气的神龙，腾起的云雾向上托起一处庙宇。此类镜在目前已发现的宋金达摩故事镜标本中最为习见，典型传世器与出土物见于上海博物馆藏镜、山东省博物馆藏镜、陕西省西安市文物考古所藏镜、安徽六安舒城县马河口祝山村宋墓出土镜等，见于著录的此类私藏典型器也十分丰富，如三槐堂藏镜、息斋藏镜、狄秀斌藏镜、内蒙古地区私藏镜等。此外，在近年来各地举办的铜镜专场拍卖会上，也经常见到此类达摩故事镜，如瀚海2011秋拍铜镜专场拍品等都堪称此类镜中的精品佳作。从器形、纹饰、铸制工艺看此式镜在达摩故事镜中出现的年代最早、流播地域最广、前后延续的年代最长，其中金地所见例镜的数量远多于两宋镜。
Ⅱ类：圆形，圆钮。主纹区满置波浪纹，钮左侧置站立达摩像，达摩脚下踩踏一半月形器在波涛上顺风航行，手中扶持被大风吹歪至前方的斗篷。主纹区外置两周弦纹圈带，素缘。本式镜与前类镜不同之处在于主纹区组图简约，物像细部刻划不精，缺少水中吐云气的神龙和云中庙宇，就铸镜工艺而言亦较前者粗陋。此类镜目前发现数量不多，主要流播于金统治的北方地区，《北方草原古铜镜》收录有两枚内蒙古地区出土的本式镜。
Ⅲ类：柄形镜，镜首圆形，主纹区上部为岸边树木，下部为水波纹，水纹区配置达摩脚踩一弯弧形枝条状物漂行于波涛之上，头戴风帽、身着长袍随风飘拂。例镜见于《华夏国拍2010秋拍铜镜图录》图5440。本式镜与前两类镜物像组图差别较大，达摩头戴风帽子，身着长袍，风帽已与Ⅰ、Ⅱ类镜中的硕大斗篷完全不同，双袖拢于身前的动作亦与前两类镜物像有别。整幅图像表现的场景已没有了前两类镜图式中那种惊涛骇浪、危机四伏、蛟龙出没的神秘恐怖气氛，变成了一幅水面波澜不惊、达摩气定神闲悠然漂渡的空灵画面。
此外，湖南地区出土一件宋代方形人物故事镜（《湖南出土历代铜镜》图168），镜图以水波纹为地纹，水波上配置一着长袍、脚踩长条形棒状物（有研究者认为是宝剑）漂行，岸边另有一人身体前倾、向着航渡者作喊话状。此类镜图故事的文化内涵，论者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其描述的也应是达摩航渡的禅宗故事。
二、“达摩渡海故事镜”定名辨误
上文Ⅰ、Ⅱ类镜中水波之上“罗汉型”达摩形象的确认，虽无镜铭旁注，但因有宋、金及其前达摩图像作品互勘俱证，论者向无异议。Ⅲ类镜镜图中的达摩图像与Ⅰ、Ⅱ类镜比较系晚出，一般认为此类披风帽画像是南宋以降随着禅意水墨画兴起而出现的，可视为传统达摩图像的“衍生模式”。关于上述三类镜图展现的情节场景及其文化内涵，传统的说法认为反映的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航海来华的故事，此说至今为众多著录和藏家、研究者所采信，因故十分流行，然而比较唐、宋禅宗史料中的相关记载，用“达摩渡海故事”解释此类镜图式表现的情节内容显然是有问题的。
早期佛教史文献中有关达摩的身份及其活动事迹记载不多，北魏《洛阳伽蓝记》中的达摩只是一个从西域波斯国东游来华的普通僧人，并不曾与“南天竺僧”、“渡海来华说”联系起来。六世纪《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及序》称达摩为“南天竺国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谓其“远涉山海，游化汉魏”，此虽明记达摩从南天竺国“涉海”至中土汉魏传法，但也只说达摩是一位潜心习传《楞伽经》、修道“二人四行”论的平实而不尚神通的普通游僧，其航海来华的具体时间、地点仍付诸阙疑。至唐道宣《续高僧传》中，开始确认达摩来华路线为“初达宋境南越，来又北渡至魏”。此后达摩“航海来华说”在佛教典籍与禅宗诸派中渐成定论，如《楞伽师资记》说达摩“泛海吴越，游洛至邺”，《传法宝记》记“航海而至嵩山”，《南宗定是非论》云“（达摩）远涉彼潮，至于梁武帝”，《历代法宝记》亦记达摩“泛海而来”等。
唐代中期以来，随着禅宗的兴起与日趋繁盛，达摩航海来华的事迹经禅宗弟子累世穿凿附会、虚构神化、叠加增益而变得越来越丰富生动、细节清晰，然而无论是佛教典籍记载中的辗转稽求、衍变异化还是禅宗弟子歧义多出的世代耳口相传，皆未出现过达摩独自从南天竺国远漂重洋来中土传法的说法，即便是宋金以后神异志怪小说繁盛、达摩故事被极度虚构神化之际，也没有出现过达摩能够不借助大船独行航海来华之说。在达摩来华的南北朝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古印度，先民的航海工具均较为原始，航海技术相对落后，人们对远涉重洋望而生畏，从南天竺航海至南朝吴越之地要面临巨大风险，当时即便是有雄厚经济实力和航海经验的大型商人船队，也不敢轻易冒险。上述社会背景下，达摩独自乘小船远涉重洋来华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而顾及演绎、虚构禅宗故事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历世禅宗弟子无论如何神化达摩航海来华的事迹，均不见言达摩独自航海来华说者。
唐、宋佛教典籍中有关达摩航海来华事迹的记载十分丰富，这些记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达摩航海来华故事的内容，现摘要列述如下：
唐《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达摩）附船泛海，涉潮来至汉地。”
唐《宝林传》：“先辞师影，后别于王，而告之言欲住东土，王乃启留不住，遂敕大目御已舶送。经于三载至于广州，刺史萧昂出迎。”
五代《祖堂集》：“泛海东来，经于三载。梁普通八年丁末之岁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广州上舶。刺史萧昂出迎，奏闻梁帝。”
北宋《景德传灯录》：“师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
宋《传法正宗记》：“菩提达摩之东来也，凡三载。初至番禹，实当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也，或日普通八年丁未之岁。州刺史萧昂以其事奏。”
宋金以后的文献《稽古略》记载达摩“既而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辞于侄王，王为具大舟，实以珍宝泛重溟，三周寒暑达于南海。”
以上典籍所记达摩航海来华的原因背景、来华登陆的时间、地点及具体情节等虽有歧义，但认为达摩来华是乘坐国王所赐大船、或搭乘当时往返于南天竺至南朝吴越之地的商船队而来是没有争议的，且航海来华耗时较长、前后达三年之久，由此，宋、金之际所谓的达摩独自航海来华说实际是不存在的，稍后的明代志怪小说《达摩出身传灯录》中收录了前代有关达摩的各种神异传说并进一步作了创新加工、神话演绎，可谓集达摩神异传说故事之大成者，其中亦未见达摩独自驾驭小舟航海来华的记载。
从以上文献所记校验宋、金铜镜图式中的脚踏短小直棒状物、短弧状条形器或椭圆形器漂行于水波之上的独行者达摩形象，此类镜图表现的人物故事情节显然应与“达摩渡海故事”的场景无关，镜图承载的达摩故事内涵，定另有所指。
三、正名“达摩渡江故事镜”的依据
上述达摩故事镜图式表现的情节场景与“达摩航海三载而至南越”故事内容不相干，却与宋金时期流行的另一类达摩“折苇渡江”、“一苇渡江”的禅宗故事内容十分契合。
唐《宝林传》中记载有达摩来华先至南朝的梁地，后因与梁武帝论法不合而渡江北上魏地的故事：
菩提达摩经于三载，至于广州，刺史萧昂出迎，时当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岁九月二十一日。闻奏梁帝，梁帝下诏赴京师，武帝亲驾车辇，迎请大师升殿供养。尔时武帝问达摩曰：“朕造寺、写经及度僧尼，有何功德？”达摩答曰：“无功德！”武帝日：“云何无功德？”达摩曰：“此有为之善，所以无功德。”是时梁帝不悟此理，遂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泛过江北。
关于上述禅宗故事伪命题的考证，近世早有研究者论定，不过，唐、宋以来这个故事的确十分流行，《祖堂集》云“（达摩）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地。”该书还录有暗示达摩来华与独自渡江北上的谒语：“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换换暗渡江。”宋《景德传灯录》：“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传法正宗记》：“尊者知机缘不契，潜以十九日去梁渡江。”可见当时禅宗弟子均视达摩独自渡江北上的故事为信史。
达摩使用什么工具独自渡江北上的？北宋中期以前的禅宗文献缺载。约略于北宋晚期，所谓达摩“折苇渡江”北上魏地的神异传说开始出现。
南宋《佛祖统记》记达摩与梁帝论法“帝不契，师遂渡江入魏。”句下自注曰：“圆悟云：后人传折苇渡江，未详所出。”圆悟是生活在北宋仁宗嘉佑八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五年间的一位很有影响的禅宗宗师，所著《碧严集》卷1《达摩廓然》云：“帝不契，遂出国，渡江至魏。后来有传折芦而渡，恐亦不详，此乃赞叹之言也。”作为学识贯通古今的一代高僧，圆悟自然不会相信南北朝时期确有达摩“折苇渡江”之实，只是在著书立说时较为客观地辑录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这一传说，由此亦间证至迟在圆悟禅师生活的北宋晚期，有关达摩折苇渡江的故事已经在市井坊间流播。除圆悟外，其他禅宗弟子著书最初没有将这个故事录入典籍，有论者认为可能与故事本身过于荒诞怪异、神话意味浓重而不被众多习禅者认可有关。此后耳口相传流播愈广影响亦深，日久竞渐生“三人成虎”之效，于是不少禅宗弟子著书自然也就接纳了此说，如南宋本觉《释氏通鉴》记“……（达摩）遂去梁，折芦渡江，二十三日北趋魏境。”自此达摩折苇渡江的故事作为“信史”正式人编禅宗史。
宋、金时期与“折苇渡江”故事约略同时流行的还有一类更为神异的“达摩一苇渡江”传说，以上两类故事貌合而神离，实有明显区别：芦苇细长而中空，置放于江中有浮力，可以托举一定重量的实物而不致下沉，倘若集聚足够数量的芦苇捆扎成浮筏放置江面，承托达摩摆渡过江亦不无可能，此说多少有点合理的成分，大致是说得过去的。而仅利用一根芦苇或折断一截芦苇作为工具承托达摩安全渡江显然是不可能的。“折苇渡江”的禅宗故事演绎成“一苇渡江”，实应另有传统文化诱因，《诗经·卫风·河广》中有诗句“谁谓河广？一苇航之。谁谓宋远？跛予望之。”是说河水之短，旅居卫国的思乡宋人咏叹只需一条小船便可通过而返归故里，此处的“一苇”表意似乎是指“一根芦苇”，实则是以其借指“小船”，并非真的是说能够乘一根芦苇过河。《诗经》中的这个经典辞句及借指含义，为后世著书者屡用，如《三国志·吴书·贺邵传》：“长江之险，不可久持，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唐独孤及《将还越留别豫章诸公》：“他时相忆双航苇，莫问吴江深不深？”宋苏轼《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等，随着宋、金时期禅宗故事神化程度的加深与泛滥，用“一苇渡江”故事附会达摩离弃梁帝渡江北上的事迹，自然要比“折苇渡江”故事更能凸显达摩祖师卓尔不凡的法力与神通，达摩的神由此亦被无限放大出来，此系宋、金以来达摩“一苇渡江”故事流播迅速以致家喻户晓、另一“折苇渡江”故事渐趋隐没不显并最终罕为市井坊间所知的原因。
以上结论，可对本文论及的达摩人物故事镜图式内涵作出解释：（1）镜图中达摩独自航行于波涛之上，表现的是其离弃梁帝渡江北上的场景。（2）达摩脚下踩踏的短小棒状物或椭圆状盆形器，是标示其过江所乘的小船。整幅镜图描绘的场景，是对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的达摩“一苇渡江”禅宗故事的形象化图解。（3）镜图中加载喷吐水柱的神龙和水柱顶部的庙宇，是标示达摩具有神性法力的“符号化”物象，是宋金时期佛教文化中国化、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4）少量例镜图式中，有达摩脚下踩踏细长条状漂浮物的物象，此或系表示“一根芦苇”或折断的“一截芦苇”，果真如此，则传统意义上“一苇渡江”的借指内涵，在宋金之际达摩日趋神化的光环笼罩下被彻底作了异化修正，进而达摩真正变成了能够借助一段芦苇悠然横渡长江的神人了，这在达摩其人其事被民间世俗彻底神化了的宋、金社会市井坊间，抑或是可以“合理”存在的现象。
渡汉江宋之问篇2
龙舟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善于驾驶独木舟，他们信奉蛟龙为图腾，“是以剪髪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1]1976年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靑铜钺，上面刻有龙舟競渡的图案，终于有了实物佐证。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競渡的图纹，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船上的指挥面对桨手作有节奏的鼓动和指挥。桨手们的头上都有雉尾装饰，且向后飞扬，反衬出船体飞速前进。[附图1，上]广西贵罗古墓出土的铜鼓上层，有完整的龙舟競渡图像[附图1，下]。它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至东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2]。
我们现在不知道古越龙舟的结构怎样，从铜銊、铜鼓上的图样看，当然比后世简单些，但古朴的艺术性非常突出。有史以后有关龙舟的结构、取材、大小、长短、形制，龙舟的人数、桨手的培训、挑选等，文献上少见全面的记载，直至明朝的《武陵競渡考略·競渡考》中才有详尽的记载。[3]《競渡考》虽然有龙舟的大小尺寸，却没有形象的图画。但可以与现存最早的宋代龙舟图联系起来理解。宋代龙舟种类之多样化，出乎今人的想象。其大型的龙舟有多层的楼台亭阁，豪华非常，当是天子所乘的龙舟。其余龙舟也有大小不同，或八桨，或十桨，都是可以競渡比赛的。[4][附图2]
龙舟发展到后来，內容趋向复杂。如龙舟競渡的时间定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前后举行，龙舟节和端午节重合，家家都要裹粽子、吃粽子，龙舟上也必备带粽子。并且有关龙舟的传说积累很多，最流行的是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因为据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自沉于汩罗江的，粽子是给屈原吃的，一说是给蛟龙吃的，以求保全屈原的屍体…等等。但在南朝·梁（公元502～557）的《荆楚岁时记》中，对五月五競渡的起源，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按五月五日競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荊楚方言，称大船为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龙舟，称之为飞凫。二是作者摘引邯郸淳（人名。邯郸，复姓）《曹娥碑》的原文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其三又引《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5]笔者按，《曹娥碑》全文已佚，这里的摘引，易致误会。因曹娥是东汉（浙江）上虞人，传说她的父亲是五月五日投江死，曹娥沿江哭父，后跳入江中抱父屍而出，是个孝女故事。伍子胥是春秋吴国故事，似乎张冠李戴。也有可能《曹娥碑》文字中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才不矛盾。但不论曹娥或子胥，都非屈原。《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是楚人，他也听说过龙舟起源于越王勾践，只是详情不知。这都说明南朝时，五月五的競渡还存在不同传说。唐朝的诗歌中有以龙舟競渡为纪念屈原的，也有不是指屈原的（详后），到了明朝《競渡考》中，开头就说：“競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故划船之盛，甲海內。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倣傚之者，不能及也。”不过《競渡考》是专讲武陵（今湖南常德地区）的競渡情况的，当然以沅湘为起源地。
屈原是公元前299年自沉于汩罗江的，当年，楚怀王为秦所执，过两年客死于秦。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龙舟競渡活动。查屈原《楚辞》中提到的船名，计有“舟”字：“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6]；有“舲船”、“吴榜”：“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7]舲船即通常帶窗的小船。榜是船桨，也可指船。有“桂舟”：“美要目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8]桂舟指用桂树木制造的舟。所称的舲船、桂舟，吴榜都是其他处也见使用的词，与龙舟无关。所以司马迁详细叙述屈原如何遭遇楚怀王和襄王的迫害，最终被谪于南方，作“怀沙赋”之后，“怀石自沉汩罗以死。”紧接着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批评他们“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最后又说；“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9]如果屈原自沉汩罗以后，当时楚国的百姓们即以划龙舟、投角黍纪念屈原，如此重大之事，司马迁决不会弃而勿写，却连百余年后贾生投书吊念也予以记载。
上述考古出土的吴越青銅钺上龙舟競渡的图案，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汉字，古越文已消失，不可能找到史籍上的记载。先秦文献里还没有龙舟这个词，《史记》里也没有。笔者查阅最早提到龙舟的是西汉《淮南子·本经训》，《本经训》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反对木、水、土、金、火五种物质财富的“遁”（遁，指奢侈浪费），其中的“水遁”是指农业丰收以后“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汉时的龙舟鷁首，在水上游乐时，还有音乐伴湊，相当繁华热闹，不属于競渡的龙舟，刘安认为是一种不应有的奢侈之风。[10]但有人引《穆天子传》的记载：“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因而说：“龙船在西周穆王时就已出現了。”[11]这是不足为信的。因为《穆天子传》相传是记述周穆王出游四方的事，内容荒诞，带神话性质。如说穆王一次行猎，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之类。这书相传是晋时人盜魏襄王墓出土的遗物，从晋时算起，距离周穆王也已有两千五百来年，郭璞为之作注说“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靑雀舫，此其遗象也。”[12]郭璞这是以晋时吴地的靑雀舫形制，推论解释两千多年前的“龙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与龙舟密切相关的是角黍和端午的问题。
角黍的最早记载在晋·周处的《风土记》，此书已佚，《齐民要术》引《风土记》
注云：“俗以先二节（指端午节夏至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糉（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尙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齐民要术》又引《食经》及《食次》的内容，角黍也可用糯米做。[13]说明古代的粽子可兼用糯黍和糯米制作，其起源当甚早，但那时还没有和龙舟发生关系，这里不作讨论。
《风土记》所记的做角黍和端午节吃粽的风俗，起因于秦汉时期，那时中原人民迷信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后汉书·礼仪志》里讲一年四季里应该注意的礼仪，其中仲夏之月云：“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4]。到南朝时这个风俗更为完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名拟甚多。”[15]。有的地方在这天用菖蒲叶做成宝剑狀，挂在大门上，认为可以驱赶疫鬼消灾，还有打扫房间，饮雄黄酒（有杀菌消毒作用）等。这些活动，全国都有，只是内容大同小异，流传至今。如所众知，端午以后，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就容易得病，端午节民间的这些活动，可以视为古人的卫生防疫活动。
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禳灾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起有关键性影响的当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五百年后的南朝·梁·吴圴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色丝，皆汩罗遗风也。”为什么用五色丝纒粽，吴均有个故事交代，说是汉时长沙有个姓曲的人，路上遇到一个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对他说，谢谢你们年年祭祀我，只是祭品常被蛟龙吃掉了，以后请你们“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緾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6]这个故事托古到汉时，人们无从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仍没有牵涉到龙舟競渡，只提到蛟龙偷吃角黍的事。这与沿海一带崇拜蛟龙为图腾，粽子专门为祭蛟龙而制作的，完全不同，也可以反证龙舟最初不是起源于华中地区。
现在所知，歌咏龙舟競渡早而多的当推唐诗。笔者从《全唐诗》查得咏競渡的诗有九首（可能有遗漏），其中卢肇“競渡诗”别无新意，元稹“競舟”诗则是批评岳阳赛舟的时间太长，农民负担太重，与本文无关。其余七首多少都有启发，尤以张建封的“競渡歌”最为生动，令人如身临其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即桨）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船桨）。……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競脫文身请书上……”[17]这首长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末句“競脫文身请书上”中的“上”，是为了同前两句末的“赏”及“往”押韵，其叙述的词序应为：“上书競请脱文身”，说明参加競渡的桨手们要文身代表蛟龙，競渡毕，经过上书的手续，解除文身。显然这还保留着古越人纹身的风俗。二是全诗详写龙舟競渡的景象，没有提及纪念屈原，却清楚交代文身手续。张建封官御史大夫，曾任徐（州）、泗（州）、亳（州）节度，属今苏北皖北地区，故所写的“競渡歌”，反映的是东南吴越古风。而储光羲“观競渡”[18]、白居易“競渡”[19]、刘禹锡“競渡曲”[20]及李群玉“競渡”[21]等诗中，都提到屈原。储诗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末句并与丰收联系：“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大有年即丰收年）白诗云；“競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别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较灵均死几多。”刘诗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传浮彩舟；灵圴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檝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招屈亭是沅江边纪念屈原的亭子，至少立于唐以前）。张说《岳州观競渡》中有句云；“土尙三闾俗，江传二女游。”[22]“三闾”是“三闾大夫”，即屈原的官职。“二女游”是指周昭王时东瓯献二女，善歌笑，后二女和王同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的故事，与龙舟无关，这里从略[23]。这诗说明唐时已把競渡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但有地区性，即地点在湖南岳州一带。同时“二女游”的传说还在流行中。
到宋朝的黄公绍，有《端午競渡櫂歌（櫂即棹，船桨）》十首，都是描写杭州西湖競渡的，其第四首云：“贺灵鼍，贺灵鼍，几多翠舞和珠歌；看到日斜犹未足，湧金门外湧金波。”灵鼍即鼍龙，鼍是鳄鱼，即龙的原型之一。这是典型的古越人贺灵鼍遺风，没有牵涉到纪念屈原[24]。
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把屈原和龙舟的故事更进一步完整化、通俗化，书里详述屈原受廹害的种种情况，最后屈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室之絶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汩罗江而死，其日为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里人乃为角黍，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龙舟競渡之戏，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吴，相沿成俗。”又说：“宋元丰中，封原为清烈公，…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髯翁有过忠烈王诗云：‘峨峨庙貌立江旁，香火争趋忠烈王。侫骨不知何处杇，龙舟处处吊沧浪。’”[25]冯梦龙把龙舟起源归在楚国，然后东传到吴国。冯梦龙不知道这类传说各地都有各自的说法，其特点是结合地区历史风情。如浙江绍兴地区传说古越国勾践曽于五月五日在这一带操练水军，龙舟競渡是仿照水师操作。江苏苏州（古吴国）地区的传说则是龙舟競渡起因于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投屍钱塘江，所以后来钱塘江江涛汹涌澎湃，还有子胥的女儿驾舟追潮故事…等。
当然，龙舟競渡并不局限于汉族，壮、苗、侗、布衣、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类似龙舟活动。如大部分壮族地区都过端午节，人们用糯米包成卷狀，中夹猪肉，煮熟后作为节日的食品，一部分投入江里祭奠屈原。有些地方这一天整天只吃凉粽，表示对屈原清孝，当月不剃头，表示对屈原崇敬。端午的中午，把雄黄酒喷洒到房屋四周，以避邪疫。全家老少都喝一两口雄黄酒，有钱人家还用雄黄酒洗身，表示消灾。在门口插艾草、枫叶或茅草等，屋里熬醋液，烧柚子皮等，认为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驱邪。靠近河边的壮族，举行龙舟活动，龙舟用长竹扎缚而成，约七八个人一组，競赛的情况和汉族地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宁明县当地传说，古时候的蛟龙叫“图额”，是壮族的雌性水神，宁明县五月五纪念的不是屈原，而是白母娘。当天先在室內祭祀祖先，然后换衣，化妆，打扮一番，去看龙舟競赛。在競赛时，还要放鞭炮和地炮，炮声和呐喊声此起彼应，十分热闹。与他们祖传的《端阳节歌》所唱的一致：“划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响连天。”壮族地区龙舟的演变，更为明显地说明端午纪念屈原是后来受到汉族的影响，他们最初祭祀的白母娘（蛟龙图腾）才是与古百越族同源。[26]端午节也是湘西和贵州部分地区苗族的节日。有关裹粽子、挂艾叶、饮雄黄酒、祭祀祖先等，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要祭五谷神。贵州东北部间于四川湖南之间的松桃县，地处酉水上游，端午节有划龙舟的习惯，但西北部的苗族是以跳芦笙为主[27]。纳西族的端午节，一切和其他地区相同，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所提到的“续命缕”，纳西族称“续命线”，长辈们要在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小孩手腕上，绕上五种颜色棉线，说十五岁是人的生命一道“坎”，缠上续命线，可以度过这一道“坎”。这是对《礼仪志》的一个注释[28]。拉祜族的端午节则类似汉族的植树节，这天各家各户都在村旁和房屋前后种植树木、竹子等，同时禁止在这一天砍伐树木[29]。凡此可以说明端午节的习俗，因地而异，不一定都划龙舟。
综以上所述可知，尽管龙舟、端午和粽子的起源都很早，屈原自溺也很早，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是逐渐形成的。历史人物凡是生前受到人民拥护的，死后必受到纪念追悼，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类似屈原的在先秦还有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汉代的曹娥等。何以随着时间的推延，独有屈原取得突出的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本文作这种分析，不是肢解这个古老的传统风俗，恰恰相反，笔者的意图是想从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中华民俗的道德伦理精华是怎样发展演化的？它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修养起着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也类似），需要解决的有四大问题。一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个体生存的保障；二是“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这是家族、种族绵延的保障。三是“祈禳消灾，趋吉避凶”这是身体健康的保障。四是“孝悌忠信，仁义道德”这是社会稳定、精神健康的保障。几千年以来，农业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所谓“天人合一”，或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人与天上的诸神及祖先在精神上是沟通的。龙是司理雨水之神和司理生殖之神，绘画和雕塑之龙是静态的，动态龙的形象化就是龙舟和龙灯（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舞龙灯是生殖崇拜的升华）。所以，获得龙的欢心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获得龙的欢心可以“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至于第三个问题，古代人不可能知道细菌、病毒等病原物，它们心目中人之所以得病，是由于某种致病的“凶神恶煞”作祟之故，一年之中，五月被视为恶月，是最易得病之月，于是有了一系列端午节禳灾驱病的措施。现在看来虽然无稽，却不能否认它具有警诫和预防作用。最后第四个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除了儒家经典古籍的教导，在民间风俗上也自有其优良传统。把端午节、划龙舟同纪念屈原投江自溺联系在一起，就为第四个问题树立高尚的学习榜样，同时这四大问题也获得统一的解决。
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善良诗人，更是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社会公正、平等的偶像。司马迁说他“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騒"”。称赞屈原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之自溺，绝非他个人的不平和忧愤，而是楚国的悲剧，也是后世国家政治腐败屡屡重演的悲剧。屈原是以自溺抗议政治腐败的“变白以为黒兮，倒上以为下”[30]的精神堕落。人民所以怀念追悼的正是这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民意代言人。年年端午划龙舟，也即是人们年年期盼政治清明、相信好人永生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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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陵競渡考略》原作未见，此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45页上海中华书局影印1934
[4]《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七部《世风》第76章
436节競渡食粽度端午第190～19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1996韩国大宇集團赠书
[5]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44页上海中华书局影1934
[6]《楚辞·九章·哀郢》据黄凤显注释《楚辞》156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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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楚辞·九歌·湘君》据黄凤显注释《楚辞》51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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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卷八《本经训》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五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杭州1984
[11]曹景文，深受人民喜爱的龙舟競赛，见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百科》（上）《民俗
卷》27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穆天子传》卷五，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七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杭州1984
[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梁·刘昭注补）第五《礼仪·中》据《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涵芬楼据日本藏宋刊本影印上海1935
[14]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粽饐法第八十三
缪啟愉校释516页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1982
[15]南朝·梁·宗懔《荊楚岁时记》五月转见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厍全书精品文存》第27卷团结出版社北京1997
[16]梁·吴圴《续齐谐记·五花丝粽》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o一九册44页中华书局影印上海1934
[17]《全唐诗》（上）275·695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18]《全唐诗》（上）139·324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19]《全唐诗》（上）441·1099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0]《全唐诗》（上）356·887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1]《全唐诗》（上）568·1451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2]《全唐诗》（上）88·229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3]晋·王嘉《拾遗记》卷二周昭王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五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杭州1984
[24]《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51页中华书局影印上海1934
[25]明·冯梦龙、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下册第九十三回，8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979
[26]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壮族端午节
585～586页，知识出版社，北京1993
[27]同上，472页
[28]同上，387页
渡汉江宋之问篇3
龙舟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善于驾驶独木舟，他们信奉蛟龙为图腾，“是以剪髪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1]1976年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靑铜钺，上面刻有龙舟競渡的图案，终于有了实物佐证。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競渡的图纹，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船上的指挥面对桨手作有节奏的鼓动和指挥。桨手们的头上都有雉尾装饰，且向后飞扬，反衬出船体飞速前进。[附图1，上]广西贵罗古墓出土的铜鼓上层，有完整的龙舟競渡图像[附图1，下]。它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至东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2]。
我们现在不知道古越龙舟的结构怎样，从铜銊、铜鼓上的图样看，当然比后世简单些，但古朴的艺术性非常突出。有史以后有关龙舟的结构、取材、大小、长短、形制，龙舟的人数、桨手的培训、挑选等，文献上少见全面的记载，直至明朝的《武陵競渡考略·競渡考》中才有详尽的记载。[3]《競渡考》虽然有龙舟的大小尺寸，却没有形象的图画。但可以与现存最早的宋代龙舟图联系起来理解。宋代龙舟种类之多样化，出乎今人的想象。其大型的龙舟有多层的楼台亭阁，豪华非常，当是天子所乘的龙舟。其余龙舟也有大小不同，或八桨，或十桨，都是可以競渡比赛的。[4][附图2]
龙舟发展到后来，內容趋向复杂。如龙舟競渡的时间定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前后举行，龙舟节和端午节重合，家家都要裹粽子、吃粽子，龙舟上也必备带粽子。并且有关龙舟的传说积累很多，最流行的是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因为据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自沉于汩罗江的，粽子是给屈原吃的，一说是给蛟龙吃的，以求保全屈原的屍体…等等。但在南朝·梁（公元502～557）的《荆楚岁时记》中，对五月五競渡的起源，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按五月五日競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荊楚方言，称大船为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龙舟，称之为飞凫。二是作者摘引邯郸淳（人名。邯郸，复姓）《曹娥碑》的原文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其三又引《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5]笔者按，《曹娥碑》全文已佚，这里的摘引，易致误会。因曹娥是东汉（浙江）上虞人，传说她的父亲是五月五日投江死，曹娥沿江哭父，后跳入江中抱父屍而出，是个孝女故事。伍子胥是春秋吴国故事，似乎张冠李戴。也有可能《曹娥碑》文字中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才不矛盾。但不论曹娥或子胥，都非屈原。《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是楚人，他也听说过龙舟起源于越王勾践，只是详情不知。这都说明南朝时，五月五的競渡还存在不同传说。唐朝的诗歌中有以龙舟競渡为纪念屈原的，也有不是指屈原的（详后），到了明朝《競渡考》中，开头就说：“競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故划船之盛，甲海內。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倣傚之者，不能及也。”不过《競渡考》是专讲武陵（今湖南常德地区）的競渡情况的，当然以沅湘为起源地。
屈原是公元前299年自沉于汩罗江的，当年，楚怀王为秦所执，过两年客死于秦。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龙舟競渡活动。查屈原《楚辞》中提到的船名，计有“舟”字：“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6]；有“舲船”、“吴榜”：“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7]舲船即通常帶窗的小船。榜是船桨，也可指船。有“桂舟”：“美要目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8]桂舟指用桂树木制造的舟。所称的舲船、桂舟，吴榜都是其他处也见使用的词，与龙舟无关。所以司马迁详细叙述屈原如何遭遇楚怀王和襄王的迫害，最终被谪于南方，作“怀沙赋”之后，“怀石自沉汩罗以死。”紧接着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批评他们“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最后又说；“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9]如果屈原自沉汩罗以后，当时楚国的百姓们即以划龙舟、投角黍纪念屈原，如此重大之事，司马迁决不会弃而勿写，却连百余年后贾生投书吊念也予以记载。
上述考古出土的吴越青銅钺上龙舟競渡的图案，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汉字，古越文已消失，不可能找到史籍上的记载。先秦文献里还没有龙舟这个词，《史记》里也没有。笔者查阅最早提到龙舟的是西汉《淮南子·本经训》，《本经训》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反对木、水、土、金、火五种物质财富的“遁”（遁，指奢侈浪费），其中的“水遁”是指农业丰收以后“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汉时的龙舟鷁首，在水上游乐时，还有音乐伴湊，相当繁华热闹，不属于競渡的龙舟，刘安认为是一种不应有的奢侈之风。[10]但有人引《穆天子传》的记载：“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因而说：“龙船在西周穆王时就已出現了。”[11]这是不足为信的。因为《穆天子传》相传是记述周穆王出游四方的事，内容荒诞，带神话性质。如说穆王一次行猎，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之类。这书相传是晋时人盜魏襄王墓出土的遗物，从晋时算起，距离周穆王也已有两千五百来年，郭璞为之作注说“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靑雀舫，此其遗象也。”[12]郭璞这是以晋时吴地的靑雀舫形制，推论解释两千多年前的“龙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与龙舟密切相关的是角黍和端午的问题。
角黍的最早记载在晋·周处的《风土记》，此书已佚，《齐民要术》引《风土记》注云：“俗以先二节（指端午节夏至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糉（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尙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齐民要术》又引《食经》及《食次》的内容，角黍也可用糯米做。[13]说明古代的粽子可兼用糯黍和糯米制作，其起源当甚早，但那时还没有和龙舟发生关系，这里不作讨论。
《风土记》所记的做角黍和端午节吃粽的风俗，起因于秦汉时期，那时中原人民迷信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后汉书·礼仪志》里讲一年四季里应该注意的礼仪，其中仲夏之月云：“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4]。到南朝时这个风俗更为完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名拟甚多。”[15]。有的地方在这天用菖蒲叶做成宝剑狀，挂在大门上，认为可以驱赶疫鬼消灾，还有打扫房间，饮雄黄酒（有杀菌消毒作用）等。这些活动，全国都有，只是内容大同小异，流传至今。如所众知，端午以后，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就容易得病，端午节民间的这些活动，可以视为古人的卫生防疫活动。
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禳灾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起有关键性影响的当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五百年后的南朝·梁·吴圴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色丝，皆汩罗遗风也。”为什么用五色丝纒粽，吴均有个故事交代，说是汉时长沙有个姓曲的人，路上遇到一个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对他说，谢谢你们年年祭祀我，只是祭品常被蛟龙吃掉了，以后请你们“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緾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6]这个故事托古到汉时，人们无从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仍没有牵涉到龙舟競渡，只提到蛟龙偷吃角黍的事。这与沿海一带崇拜蛟龙为图腾，粽子专门为祭蛟龙而制作的，完全不同，也可以反证龙舟最初不是起源于华中地区。
现在所知，歌咏龙舟競渡早而多的当推唐诗。笔者从《全唐诗》查得咏競渡的诗有九首（可能有遗漏），其中卢肇“競渡诗”别无新意，元稹“競舟”诗则是批评岳阳赛舟的时间太长，农民负担太重，与本文无关。其余七首多少都有启发，尤以张建封的“競渡歌”最为生动，令人如身临其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即桨）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船桨）。……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競脫文身请书上……”[17]这首长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末句“競脫文身请书上”中的“上”，是为了同前两句末的“赏”及“往”押韵，其叙述的词序应为：“上书競请脱文身”，说明参加競渡的桨手们要文身代表蛟龙，競渡毕，经过上书的手续，解除文身。显然这还保留着古越人纹身的风俗。二是全诗详写龙舟競渡的景象，没有提及纪念屈原，却清楚交代文身手续。张建封官御史大夫，曾任徐（州）、泗（州）、亳（州）节度，属今苏北皖北地区，故所写的“競渡歌”，反映的是东南吴越古风。而储光羲“观競渡”[18]、白居易“競渡”[19]、刘禹锡“競渡曲”[20]及李群玉“競渡”[21]等诗中，都提到屈原。储诗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末句并与丰收联系：“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大有年即丰收年）白诗云；“競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别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较灵均死几多。”刘诗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传浮彩舟；灵圴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檝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招屈亭是沅江边纪念屈原的亭子，至少立于唐以前）。张说《岳州观競渡》中有句云；“土尙三闾俗，江传二女游。”[22]“三闾”是“三闾大夫”，即屈原的官职。“二女游”是指周昭王时东瓯献二女，善歌笑，后二女和王同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的故事，与龙舟无关，这里从略[23]。这诗说明唐时已把競渡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但有地区性，即地点在湖南岳州一带。同时“二女游”的传说还在流行中。
到宋朝的黄公绍，有《端午競渡櫂歌（櫂即棹，船桨）》十首，都是描写杭州西湖競渡的，其第四首云：“贺灵鼍，贺灵鼍，几多翠舞和珠歌；看到日斜犹未足，湧金门外湧金波。”灵鼍即鼍龙，鼍是鳄鱼，即龙的原型之一。这是典型的古越人贺灵鼍遺风，没有牵涉到纪念屈原[24]。
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把屈原和龙舟的故事更进一步完整化、通俗化，书里详述屈原受廹害的种种情况，最后屈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室之絶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汩罗江而死，其日为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里人乃为角黍，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龙舟競渡之戏，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吴，相沿成俗。”又说：“宋元丰中，封原为清烈公，…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髯翁有过忠烈王诗云：‘峨峨庙貌立江旁，香火争趋忠烈王。侫骨不知何处杇，龙舟处处吊沧浪。’”[25]冯梦龙把龙舟起源归在楚国，然后东传到吴国。冯梦龙不知道这类传说各地都有各自的说法，其特点是结合地区历史风情。如浙江绍兴地区传说古越国勾践曽于五月五日在这一带操练水军，龙舟競渡是仿照水师操作。江苏苏州（古吴国）地区的传说则是龙舟競渡起因于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投屍钱塘江，所以后来钱塘江江涛汹涌澎湃，还有子胥的女儿驾舟追潮故事…等。
当然，龙舟競渡并不局限于汉族，壮、苗、侗、布衣、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类似龙舟活动。如大部分壮族地区都过端午节，人们用糯米包成卷狀，中夹猪肉，煮熟后作为节日的食品，一部分投入江里祭奠屈原。有些地方这一天整天只吃凉粽，表示对屈原清孝，当月不剃头，表示对屈原崇敬。端午的中午，把雄黄酒喷洒到房屋四周，以避邪疫。全家老少都喝一两口雄黄酒，有钱人家还用雄黄酒洗身，表示消灾。在门口插艾草、枫叶或茅草等，屋里熬醋液，烧柚子皮等，认为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驱邪。靠近河边的壮族，举行龙舟活动，龙舟用长竹扎缚而成，约七八个人一组，競赛的情况和汉族地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宁明县当地传说，古时候的蛟龙叫“图额”，是壮族的雌性水神，宁明县五月五纪念的不是屈原，而是白母娘。当天先在室內祭祀祖先，然后换衣，化妆，打扮一番，去看龙舟競赛。在競赛时，还要放鞭炮和地炮，炮声和呐喊声此起彼应，十分热闹。与他们祖传的《端阳节歌》所唱的一致：“划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响连天。”壮族地区龙舟的演变，更为明显地说明端午纪念屈原是后来受到汉族的影响，他们最初祭祀的白母娘（蛟龙图腾）才是与古百越族同源。[26]端午节也是湘西和贵州部分地区苗族的节日。有关裹粽子、挂艾叶、饮雄黄酒、祭祀祖先等，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要祭五谷神。贵州东北部间于四川湖南之间的松桃县，地处酉水上游，端午节有划龙舟的习惯，但西北部的苗族是以跳芦笙为主[27]。纳西族的端午节，一切和其他地区相同，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所提到的“续命缕”，纳西族称“续命线”，长辈们要在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小孩手腕上，绕上五种颜色棉线，说十五岁是人的生命一道“坎”，缠上续命线，可以度过这一道“坎”。这是对《礼仪志》的一个注释[28]。拉祜族的端午节则类似汉族的植树节，这天各家各户都在村旁和房屋前后种植树木、竹子等，同时禁止在这一天砍伐树木[29]。凡此可以说明端午节的习俗，因地而异，不一定都划龙舟。
综以上所述可知，尽管龙舟、端午和粽子的起源都很早，屈原自溺也很早，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是逐渐形成的。历史人物凡是生前受到人民拥护的，死后必受到纪念追悼，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类似屈原的在先秦还有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汉代的曹娥等。何以随着时间的推延，独有屈原取得突出的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本文作这种分析，不是肢解这个古老的传统风俗，恰恰相反，笔者的意图是想从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中华民俗的道德伦理精华是怎样发展演化的？它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修养起着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也类似），需要解决的有四大问题。一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个体生存的保障；二是“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这是家族、种族绵延的保障。三是“祈禳消灾，趋吉避凶”这是身体健康的保障。四是“孝悌忠信，仁义道德”这是社会稳定、精神健康的保障。几千年以来，农业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所谓“天人合一”，或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人与天上的诸神及祖先在精神上是沟通的。龙是司理雨水之神和司理生殖之神，绘画和雕塑之龙是静态的，动态龙的形象化就是龙舟和龙灯（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舞龙灯是生殖崇拜的升华）。所以，获得龙的欢心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获得龙的欢心可以“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至于第三个问题，古代人不可能知道细菌、病毒等病原物，它们心目中人之所以得病，是由于某种致病的“凶神恶煞”作祟之故，一年之中，五月被视为恶月，是最易得病之月，于是有了一系列端午节禳灾驱病的措施。现在看来虽然无稽，却不能否认它具有警诫和预防作用。最后第四个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除了儒家经典古籍的教导，在民间风俗上也自有其优良传统。把端午节、划龙舟同纪念屈原投江自溺联系在一起，就为第四个问题树立高尚的学习榜样，同时这四大问题也获得统一的解决。
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善良诗人，更是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社会公正、平等的偶像。司马迁说他“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騒"”。称赞屈原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之自溺，绝非他个人的不平和忧愤，而是楚国的悲剧，也是后世国家政治腐败屡屡重演的悲剧。屈原是以自溺抗议政治腐败的“变白以为黒兮，倒上以为下”[30]的精神堕落。人民所以怀念追悼的正是这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民意代言人。年年端午划龙舟，也即是人们年年期盼政治清明、相信好人永生的愿望。新晨
参考文献
[1]汉·刘向《说苑》卷十二《奉使》，见《百子全书》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
[2]庄礼伦，浅谈东南亚古代铜鼓装饰艺术，收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讨》第88～91页广西民族出版社南宁1993
[3]《武陵競渡考略》原作未见，此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45页上海中华书局影印1934
[4]《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七部《世风》第76章436节競渡食粽度端午第190～19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1996韩国大宇集團赠书
[5]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44页上海中华书局影1934
[6]《楚辞·九章·哀郢》据黄凤显注释《楚辞》156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7]]《楚辞·九章·涉江》据黄凤显注释《楚辞》151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8]《楚辞·九歌·湘君》据黄凤显注释《楚辞》51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9]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卷八十四）南宋黄善夫刻本上海上海涵芬楼影印1937
渡汉江宋之问篇4
平庸无能的大英雄
先看《三国演义》，在三国众英雄中，无论是论武功还是论智慧，刘备都显得才能平平。论武功的话，他的结义弟兄关羽和张飞都是万人敌，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但是二人都对刘备忠心耿耿。论智慧的话，诸葛亮的智慧冠绝群伦，少有大志，每每“自比管仲、乐毅”，而当年刘备还在寄人篱下、只有一个“皇叔”的空名。诸葛亮不投靠曹操或孙权，为什么非要投靠这个很落魄的“刘皇叔”呢？
再来看《水浒传》里的宋江。宋江长得其貌不扬，又黑又矮，也没什么背景和职位，在被逼上梁山之前只是山东郓城县的一名押司，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文书，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务员。后来因老婆阎婆惜有外遇，一怒之下将老婆杀死，被官府从山东发配到江西，这一路上宋江可谓结识了众多江湖豪杰，其中有后周皇室宗亲柴荣、占山为王的强盗王英、抑牢节级戴宗、监狱里的狱卒李逵、渔夫张顺……这些三教九流的江湖好汉，只要一听是宋江，便翻身拜倒，还免不了要问一句“莫非你就是山东郓城，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哥哥？”一个小小的县城押司，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智慧武功更是无从谈起，竟然具有如此高的江湖知名度，岂不怪哉？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神通广大，能上天入地，降龙伏虎，法力无边，但却乖乖地保护着什么能力都没有的唐僧一路去西天取经。在前往西天的路上遭遇了无数妖魔鬼怪，唐僧总是被妖怪幻化成的假相所迷惑，因此经常被妖怪所蒙蔽，沦为俘虏。而无论是妖怪幻化成的山野村夫，还是绝世美女，都逃不开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每当被孙悟空识破后提起金箍棒要打，唐僧总是大喊一声“悟空，不要伤他性命。”让孙悟空前功尽弃。这样一个无能又懦弱的师傅，孙悟空为什么还不离不弃呢？
仁者才能无敌
其实这三个人物看似软弱，实际上却是儒家“仁义”的化身。所谓“仁者无敌”，这三个人物之所以能引无数英雄豪杰竞折腰，说到底就是，他们用仁义征服了人心。
刘备是“仁义之君”，对兄弟讲义气，对百姓讲仁爱。《三国演义》第十四回和第十五回，张飞不仅丢了徐州，刘备的两个老婆也不知所踪。张飞被关羽骂了几句，羞愧难当，竟然要拔剑自刎。这时，刘备赶紧上前抱住张飞，并将剑从张飞手中夺出扔到了地上，然后说了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在对百姓的仁爱方面，最为经典的就是“携民渡江”那个情节。诸葛亮火烧新野之后，曹操分兵八路来攻樊城，城中百姓要跟随刘备一起渡江南逃。在江边，百姓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号泣而行，两岸哭声不绝。刘备见此情景，心中悲恸不已，鼻子一酸，哭了起来：“为我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罢，就要投江自尽。左右急忙抱住，众人见状，莫不痛哭。
宋江则是“忠义”的化身。作为一个小小的县吏，能够名播天下，就是由于他义薄云天。其中最经典的故事，就是“担着血海也似干系”营救晁盖。身为郓城押司的宋江，缉贼捕盗本是他的职责，但是听到晁盖“生辰纲”事发之后，他立刻独自飞马，急急地“舍着性命”去救晁盖。宋江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弟兄间的义，也由此走上了亡命之路。宋江被逼上梁山之后，无时无刻不想着招安，“早招安，心方足。”可见忠的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所占的份量之重。在受到招安之后，他又远征方腊，成为朝廷忠臣。即使受到了奸臣的毒害，宋江临死之际，心中所虑之事竟是自己身死之后，李逵造反会坏了他的清名忠义，狠心用毒酒毒杀了李逵。兄弟的义到底没有抵过对皇上的忠。
唐僧的仁与刘备、宋江有所不同，他的“仁”中有佛教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色彩。作为师父，他对徒弟要求很严，经常教导徒儿“要以慈悲为怀”。大徒弟尽管机智不凡，本领高强，但在连伤“良家三人性命”后，师父也不能顾及情面，而将他逐回老家花果山。即便是每每遇到要吃掉自己的妖精，他也要求孙悟空不要伤其性命。
儒家文化与“仁”
三大古典名著的主要人物都看似平庸，然而他们却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众人的拥护，无论他们的下属如何勇猛、如何足智多谋，但最终还是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效劳。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倾毕生所学辅佐刘备成就王霸之业，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刘备死后，明知道后主刘禅昏聩无能，为了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却仍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他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为了抵御邓艾入蜀，在保卫四川绵竹的战斗中纷纷战死沙场，诸葛武侯一家可谓一门忠烈。
《水浒传》里的宋江和李逵是一对绝好的搭档，宋江对李逵仁至义尽，因此感化了李逵，李逵这种硬汉子吃软不吃硬，受宋江感化，对宋江忠心耿耿，甚至最后喝下宋江的毒酒，陪同哥哥一起见阎王爷去了。
《西游记》里，唐僧在取经途中先后搭救了他的几个徒弟，因此成为他们的恩人，并且一路上慈悲为怀，尽显菩萨心肠，最后在徒弟的保护下，求取真经，修成正果。
渡汉江宋之问篇5
李清照
乌江不是尽头，纤纤素手握着溅血的诗。你思念的依旧是那位霸气凌天的王。霸王千年之后是你，偏安的南宋王朝的小女子。
你在南渡的小船上拔出一鞘金质玉声的诗。于是，它凛冽的寒光照亮了低暗的南宋王朝的额头。过不过江东？霸王那一柄长剑在天空中画出了巨大的问号。如今江东在金兵的铁蹄下泣血啊！你恨啊！恨自己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不能渡江东，驱金兵于千里之外，还我江东的河山。你不能再问那卷帘人是谁了，要问就问桌上的笔墨纸砚，那里有一腔属于活着的大宋子民的热血，那里有一统江山的气概！你独守窗儿磨着陈旧了千年的墨，轻的、重的，浓的、淡的，只需要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横的、竖的、平的、直的、曲的过不过江东的理由。黑字白纸，不管它是意是象，也不管它是勾是画，更不管它是随性随意，只要它是用一颗热心裱成的，它便会在历史的深处铮铮作响。小女子又何妨？同样有二百零六块骨头，一颗沸腾的心，一身硬气。
郑板桥
我只是数百年以后，曾在一张叫板桥的纸上走过，走在那条铺满了中国式的气节的竹子中。我只是百年后，仰慕你的一个小生。我跟在你的脚印后，目睹一个个瘦骨伶仃的脚印，它们触目惊心啊！你迎风而立的背影让小生误以为是窗下的一竿修篁。任它东风也好，西风也行，北风也罢，只有你是那样的不折不摧不卑不亢，站着，迎风送雨，沐霜浴雪。
也许这个年代因为家庭不富，身世不赫，做官不贪，才会有一个“瘦”字了得。竹瘦，你瘦，瘦得同病相怜，瘦得心心相印。瘦，是你一生的写照，写出了形体的瘦，衬出了你精神和人格的丰满。
苏?轼
渡汉江宋之问篇6
一、选择题：每题2分，共50分
1.“我来自元谋，你来自周口，牵起你毛茸茸的手，爱让我们直立行走。”这首在网络上颇为流传的诗句，让我国境内的远古人类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薄纱。下列远古人类中，生活在周口店的是（）
a．元谋人B．北京人C．半坡人D．河姆渡人
2.公元前210年，一位前往南海郡做生意的商人携带的货币是（）
a．开元通宝B.刀形币C.秦圆形方孔钱D.交子
3.张骞通西域后，不少西域的物种传到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下列选项中属于从西域传入的是（）
①核桃②小麦③石榴④葡萄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4.《左传》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一史料反映西周的社会制度是（）
a．禅让制B．王位世袭制C．分封制D．郡县制
5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
a．孔子B．老子C．墨子D．韩非子
6．广告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是兵马俑的故乡”。“这里”是（）
a．陕西西安B．河南洛阳C．江苏南京D．甘肃敦煌
7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介绍一位历史名人时，展现右图画面该名人是（）
a．孔子B．孙武C．墨子D．孟子
8.“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以下属于诗词里“汉武”的功绩是（）
a．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创立科举制，改善用人制度
D．设立行省制度
9．历史课上同学们畅所欲言，内容涉及：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等。据此判断同学们所谈论的主题是（）
a．商鞅变法B．文景之治C．孝文帝改革D．王安石变法
10．中国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是（）
a．隋朝B．汉朝C．秦朝D．唐朝
11.某同学利用右边的行政系统简表进行研究性学习，
他研究的主题应该是（）
a．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B．西周推行分封制
C．夏朝实行王位世袭制
D．西汉强化监察制度
12.楚霸王项羽——宿迁的骄傲，成语‘破釜沉舟”表现他勇往直前，绝不后退的决心。该成语出自下列哪次战役？（）
a．涿鹿之战B．牧野之战C．巨鹿之战D．官渡之战
13“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向汉武帝提出这一建议的是（）
a．李斯B．主父偃C．张骞D．董仲舒
14.汉武帝下令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主要目的是（）
a．加强中央集权B．排斥异己C．平定叛乱D．发展经济
15.在古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水平。东汉时，改进造纸术，使纸成为重要书写材料的是（）
a．蔡伦B．张仲景C．华佗D．祖冲之
16.中国古代有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其内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作者“功业追尼父，千秋史公”；其体例则开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它就是（）
a．《史记》B．《汉书》C．《通典》D．《资治通鉴》
17．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都城在建业的政权，国号是（）
a．魏B．蜀C．吴D．汉
18.“（江南）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这一现象开始出现于（）
a．秦朝B．西汉C．东晋南朝D．宋朝
19.“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等。”这些关键词与哪一事件有关？()
a．禅让制B．分封制C．北魏孝文帝改革D．商鞅变法
20.当看到某同学画了许多不同边数的正多边形，埋头计算圆周率数值的情景时，我们知道该同学正在探究（）
a．韩非子的思想B．张仲景的理论C．祖冲之的贡献D．毕昇的活字印刷术
21．北魏贾思勰撰写的我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农书是（）
a．《水经注》B．《齐民要术》C．《天工开物》D．《本草纲目》
22.电视剧《三国》再创收视率新高。追忆三国历史，你知道曹操领导了以下哪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吗？（）
a．赤壁之战B．淝水之战C．巨鹿之战D．官渡之战
23.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发明于（）
a．东汉B．唐朝C．明朝D．清朝
24.《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作者是东晋书法家（）
a．顾恺之B．王羲之C．祖冲之D．贾思勰
25．欧洲人最早穿上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是在（）
a．秦朝B．汉朝C．唐朝D．宋朝
二材料题（共47分）
26.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8分)
材料一：汉兴……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税一。——《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汉书》
材料三：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史记》
1.材料一说明西汉初年什么样的社会状况？（4分）
2.材料一中的“上”指的是哪位皇帝？他针对这种状况采取了什么政策？（6分）
3.材料二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什么？请举例说明汉景帝的做法。（6分）
4.材料三反映的是什么治世局面？（2分）
2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6分）
材料一：江南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稻米和鱼是主要食物，人们还可以从山泽中采集植物果实和贝类为食，放火烧荒，耕种水田，不需要商人贩卖货物，没有非常富裕的人。
材料二：徐州扬州地区的发展，只是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自东吴起经东晋到南朝，南方各区域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六朝时期各地区经济发展与进步的轨迹是不同的。总而言之，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是由长江流域逐步推向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的；就长江流域本身而言，尽管长江上游地区在六朝以前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但在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长江上游地区，原来经济水平较差的豫章地区又迅速发展并开始跟上。这样，整个长江流域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富有生机的经济带，这与北方黄河流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恢复与发展缓慢形成鲜明对比。
材料一反映的是哪个地区？试总结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情况。（4分）
材料二反映了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与材料一相比，有什么变化？（2分）
这一时期“南方各区域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进步”的原因是什么？（8分）
这样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分）
28、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13分）
材料一：魏主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称风易俗，心甚为难。崤函帝宅，河洛网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引自《魏书》
材料二：孝文帝曰：“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
——引自《资治通鉴》
两则材料各自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4分）
渡汉江宋之问篇7
只有老人能闻到来自北方的凛冽飓风，像狼嗅到血腥那样，寒毛贲张。北固亭下，汹涌的江水正裹挟着锋利的冰凌呼啸而过，在悬崖上撞成碎片，重又化为流水。激流夜以继日地洗刷着险滩，在江中形成大片的漩涡。有许多次，他都以为，那些漩涡可以把冬天吸进去，不动声色地释放一个春天出来。然而，他已进暮年，却从没见过春天临近的熹微迹象。
帝国漫长的边境已经从长城转移到长江。此时是宋廷南渡后的第四朝皇帝，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65岁的辛弃疾终于从闲职任上被调往前线，出任镇江知府。战事一触即发。
亡国之痛、不遇之恨，日夜腐蚀着这个腰间渐生赘肉的男人，43年后，当初英武的少年将军，已经变成一个乏味唠叨的老人：他日夜在江边逡巡，苦苦等待进兵的信号。百无聊赖中，他站在屡次被焚毁又屡次重建的北固亭中，把《永遇乐》和《南乡子》这两个词牌填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在这些极富盛名的浏章中，他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曹、刘、孙仲谋的名字，还有那个代表了他最高理想的南朝宋武帝刘裕――他从长江一路打到黄河。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帝王，并且，他们不朽的功业，只有放进镇江的苍凉涛声里。才能被无限放大，找到缅怀的出口。在镇江，绝世的英雄狭路相逢，在对抗中彼此成就；在镇江，英雄们挥师北上。光复河山，这些逝去的故事，是辛弃疾镇江情结的根源。
镇江由此成为辛弃疾记忆的临界点，登高临望，即是他北方的故乡。北方有他的过去，也是他对于朱来的全部想象。面向遥远的北方，辛弃疾又陷入相同的梦境。
梦境中，少年纵马回枪，甩了缰绳。只在一箭之地，数十匹战马纷纷人立起来，它们继而四蹄刨地，鼻息暴躁地喷起尘土，试图保持前冲的姿态，却是再也不敢前进一步。辛弃疾极目虎视，招展的旌旗模糊了彼此的面孔，辛弃疾也没有兴趣去捕捉那些面孔，刀枪交接之后，生死已判，记住死者的面孔，是件何其荒唐的事情。
那已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往事。那一年，参加耿忠义军的辛弃疾南渡，面见宋高宗，希望高宗同意义军南下归附朝廷。洪迈在《稼轩记》中记录了这个22岁的年轻人，“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高宗不仅答应了辛弃疾的请求，还当即对他策封。返回北方的路上，辛弃疾才知道，张安国叛变降金，耿京已死。辛弃疾当机立断，召集五十轻骑，突入金兵五万军中，直闯大帐，当着一千女真将领的面，生擒张安国，旋即全身而退。临走时，他还策反了一万名汉族士兵，追随他一起南渡。
这是辛弃疾夸耀一生也遗憾一生的事情，也是他最后一次难忘的试手，后来他在词中写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突骑渡江初。燕兵夜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南渡后，这个传奇将军便被人们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人们太需要希望，所以无暇去想，把一枚不安分的北方的种子，深植进南方温润的土地，会结出怎样的果实。
辛弃疾开始接连上奏，条陈厉害关系，劝说帝王北伐。他的《美芹十论》、《九议》很快就像他的词章一样在坊间流传，只不过，它们是被当作散文，而不是檄书。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年轻，的辛弃疾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将在未来掀起多么浩瀚的波澜。作为那个时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众多年轻人之一。他只是一味地想象，拼杀，殉国与救赎。他完全不会料到，有一天，自己会在破旧茅屋的黑夜里轻易就把过去一笔勾销，写些“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的词句来敷衍自己。他更不会知道，时至终了，他还是作为一介书生而被铭记，他没能用他的刀枪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时代豁开哪怕一个缺口。
辛弃疾太渴望麾旌北上，收复失地，哪怕仅仅是坐镇镇江前线，然而，镇江却成为他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他被频繁地委以新职，他几乎在大半个南方都担任过转运使、安抚使，他一次次上疏请战，距离镇江的战场却越来越远。他夜夜枕着长江的涛声，却再未踏上江北的土地。他连成为高适、岑参那样的军旅诗人的机会都没有，他见不到塞北的明月，边地的悲笳。他只能在江南幽静的山林里回想自己昙花般的年轻时代，将交错的觥筹误当作兵刃的撞击。那些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在黑暗中噬咬着他。
他不知道南渡是不是一场根本性的错误。南渡多年后，在给尚书韩元吉的祝寿词中，辛弃疾写道：“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天马渡江，可堪回首。镇江这城市正像个技艺绝伦而叉异常贪婪的赌徒，上手便向辛弃疾要走了四十年光阴。属于他的一切梦想都被命运迅疾地卷走，恰似北固亭下的江流，日夜不息地卷走他的热血、他的壮怀、他的记忆、他的词章。
开禧元年是辛弃疾最后的机会。然而，他已经不可能再独闯万人大营。这个故事曾一再安慰着他，然而，43年后，这故事被时光磨砺得那么地矫情和伪善。
为了这次北伐，辛弃疾已经默默筹备多年。他一直与出使金国的使者们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也屡次派遣细作潜入幽燕，甚至综合各方回报，绘制出详细的地图，各地山川形势、将帅姓名、兵力分配莫不详尽。这些一厢情愿的筹备，被他总结为“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然而，花甲之年的辛弃疾终究还是与命运擦肩而过。朝廷里瞻前顾后的文官集团开始不断地攻击他，他很快又被驱逐。两年后，当他终于再次被启用时，倔强的词人已经走不动路，他65岁，死在秋天。 城外联翩的战马倥偬，到头来只是他的错觉。镇江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梦境。
在风波亭慷慨赴死的岳飞。被永久地怀念和演绎；而在北固亭苦寻反攻良机的辛弃疾，却不得不面对别样的命运。悲剧有许多种，有的惨烈壮丽，有的则以苦为乐，并不是所有悲剧都无限接近于永恒。因为，在中国荒诞的历史上，从来只有死者才有权利获得尊严。
辛弃疾面向北方遥祭的时代，天下的中心再度从中原转向江南。这一次不仅是人口的迁徙，经济中心的转移，更是观念的更替，在城市的生死病老间，这个国家也被赋予新的气质和内涵。
辛弃疾渡江时，镇江声名日隆。在历史上，镇江始终在商旅中心和军事中心之间举棋不定。地处长江与大运河的交点，镇江“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太平盛世里，它是“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莘而错处”，而烽烟一旦燃起，镇江又会迅速成为天然的屏障，庇佑南来的帝王与臣民。辛弃疾的挚友陈亮曾到镇江考察军备，他在奏折中描述镇江，“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大略如虎出穴”，镇江的战略价值可见一斑。
高宗渡江自立门户时，一度打算把镇江当作行军所在地。然而，帝王贵胄怎能置身前线?大臣们稍加劝慰，君王便
义无返顾地一路南去，直到遭遇临安的烟雨，才缓下一口气。
有那么一阵子，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金国内部动荡，怯懦的高宗少有地离开临安，亲临镇江前线，打算反戈一击。然而，女真军队稍做集结，高宗便二话不说重回临安。他的子孙们，孝宗、光宗、宁宗……每一代帝王登基后都曾希望成为中兴之主，忙着为岳飞正名，蟾顿军备，然而，他们很快便因女真人的威胁或一两次战争的失败而锐气尽失。忙不迭地把这烫手的江山丢给儿子，像父辈们那样去做太上皇。自此，镇江这道烽烟中的关口，被南宋的帝王们长年搁置，永久地遗忘。
镇江并未因此便在那个时代黯然失色。恰恰相反，十万驻军，数十万南下的难民，来自全国的羁旅的客商，沿着江岸叫卖身体的烟花女子，一起涌进镇江城，构造出一道末世的奇景。
人们滞留在这座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中，今日车马繁华，也许明日覆手即为焦土。然而，商业还是义无反顾地喷薄出来，毕竟，有那么多人需要生存，再惨烈的战争也不能剥夺人们经营日常生活的渴望：尽管这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然而，在交通枢纽线上，三教九流之人混杂，各色观念相互牵制，本与末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镇江的商业在刀刃上喷薄兴盛，粮食、丝绸、桐油、木材……都在这里集散，中转，售卖。南宋时，镇江港的粮仓存储能力曾高达240万石以上，漕运的发达也激发出城市的商业活力。
商业比政治更加迅猛地更改着城市的格局，与政治的强行干预带来的憎恶与抵抗不同，商业在不知不觉间渗透进日常生活、风俗时务。随着用地的紧张，镇江的商业沿着大运河两岸逐渐扩张，与此同时，在旧城与运河之间，形成了面积大出几倍的新城，以及5个贸易集市：大市、小市、马市、米市和菜市。整个城市的布局因商业而成型，逐水而更生。
1842年，镇江再度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了彻底摧毁清王朝的信心，英军舰艇长驱直入，决定攻占镇江，控制大运河，切断清廷的南北漕运。镇江之役异常惨烈，副都统海龄自缢殉国。守军阵亡上千人。此战宣告了鸦片战争的正式结束。道光皇帝被迫开放沿海五口岸通商。然而，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占尽地利的镇江，16年后，《中英天津条约》终于迫使清王朝开放镇江为通商口岸。这段屈辱史，却也促成了镇江商业的再一次萌芽。资本为这座濒临强弩之末的城市注入新的生命力。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轮船招商局等都在镇江建造码头，在上海卸下的货物，取道镇江中转和调配，借助长江和大运河深入中国腹地。全盛时期，镇江的商业势力一度北达河南、山东，南至安徽，傲视江左。
兴衰只在半个世纪间。镇江过度依赖河流运输及中转，突如其来的繁荣驱逐着人们追逐利润，根本无暇思考，如何
才能发展出具备自身特色的产业。这条黄金水道，在20世纪初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青岛开始从镇江分走来自山东的业务；此后，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的通车，又使汉口和上海一涌而起，夺取了河南和安徽的业务。更具标志性的事件则是陆路交通枢纽南京，取代了水路交通枢纽镇江，铁路的时代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渴望现代化的中国，完全更改了中国的商业规则：铁轨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盘丝错节地蔓延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而那些在水一方的城市，则被迫或消亡或蛰伏下去。
祸不单行，镇江港口的河道也开始严重淤积，客商纷纷撤离。与此同时，南通、无锡等新兴工业城市开始攻城略地，镇江商业的腹地遭到无情蚕食。镇江最终龟缩为扬州、高邮、淮安的一隅之地。镇江的光芒完全被拥有张骞的南通，或者拥有荣宗敬和荣德生的无锡所淹没。以致几十年后，人们已经忘记，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城，曾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的省会。曾经独一无二的镇江陷入“长江三角洲”这个笼统的概念里，城市的商业精神被不断地切割，简化。
我仍然固执地留存着小时候阅读辛弃疾的汜忆。18年前。在一个罕见的高温天气里，我搭着一条已被身体捂热的毛巾，读到辛弃疾那骇人的起笔，“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它促成了我对北固亭长年的想象。在镇江，我已经找不到多少辛弃疾的痕迹。北固山成为一个公园，北固亭被翻修一新，而被称为镇江女婿的辛弃疾，不属于这城市。辛弃疾只是镇江的过客，镇江只是辛弃疾理想的殉葬地。其实我早浚知道，历史与当下、想象与现实从来是两码事，只是因为回执。固执终要戏弄我们，然而，也正是这些固执，时时安抚着我们菲薄的记忆。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前赴后继地卷入旅游造势的热潮，镇江却没能在中分得一杯羹：许多年后，有人愿意坐着刚刚开通的铁皮慢车，一路颠簸去更加凋敝的扬州，却再也无意渡江南来。镇江不是传统旅游路线上“华东六市”中的任何一个，它是颗从线串上滚落的佛珠。
镇江并非没有美景，古人谓，“生居洛阳，死葬朱方”。北固山更被称为“天下第一江山”。镇江也不乏历史或名士的绯闻，然而，对城市英雄的经营，镇江却总是蜻蜓点水。
镇江曾试图宣传金山寺，据说那里是法海的地盘。然而。风靡中国的《新白娘子传奇》，并没有唤起人们对金山寺的好奇心。至于曾寓居镇江1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只是被翻修了故居，开几次研讨会，更何况，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赛珍珠和他所推介的林语堂，并没能像张爱玲、胡兰成们那样得到和大规模的地捧。
苏轼可以代表眉山，杜甫可以代表成都，或者仕牧，可以代表扬州。然而，镇江却没能成功地打出一张历史的底牌，使之成为拯救旅游业的杀手锏。
渡汉江宋之问篇8
2、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3、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两汉乐府《悲歌》
4、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渡汉江宋之问篇9
《河广》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河广》一诗。正可与《汉广》一诗相互比照。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所叹者乃是追寻的遥不可及；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所咏者乃是朴实而切近的信念。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念，便产生出奇特的效果。你看，河那边在感叹：啊，河水太宽广，我游不过去啊。河这边就说：谁说河水宽广啊?一根芦苇就可以航行过来。这口气就像一对冤家情人在隔河喊话，不用下水的人自然占了上风。但这样的读法自然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是两首不沾边的诗，不能硬扯到一起。如果非得拿到一起来说，河广也好，汉广也罢，其河流的意象却正是人生的象征。而两首诗也正好表现了人生的两极，一极是不可及的追寻，一极是可及的寻求；一极是天命，一极是人事；可及与不可及，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生。人生哪有完满的呢?听天命，尽人事，正是古人极为高妙的态度。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时，也不见得就要呼天抢地，读《汉广》，我们读到乃是爽朗的笑声，追寻不得，也不觉得气馁。而在“谁谓河广”的反问里，我们读到的是更爽朗的笑声，当目标踮起脚跟就能望到时，我们的喜悦自然是要流于眉梢的。
这首诗相传是宋襄公的母亲归卫国之后所作，因见其宗国有狄人之灾，君灭国破，忧思不已，而叙其望宋渡河救卫之辞。然此诗到底是何人何时因何而作，诗序、郑笺、孔梳的说法不一，宋代以后说诗者更是争执不下。以考据的路径读诗，不失为一种方法，因为它让人少去许多望文生义的猜测。然而，最严密的考据也不能保证一首诗会得到最为切近的把握，我们必须学会穿过语言的丛林去领会诗所想说出的和所能说出的。这基于一种诗心相通的朴实信念，即使人心之隔如同河汉之广。然而诗人教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人心之航也当如是。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这实在是难得的想象。面对浩淼的河水，肯定有人感叹：难啊，这么宽，怎么过去呢?诗人却说：谁说河水宽?一根芦苇就可渡过去了。这真是诗人说出的话。因为它轻易。“一苇杭之”，真是轻快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后来李白写：轻舟已过万重山。乃与这里的一苇杭之、予望之有着血脉上的相亲。然而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实景，是实情，一苇杭之则是凭空拾来的想象，诗人用来也更需要胆量。因为一根芦苇乃是轻的，它需要承载的却是现宴的急迫与沉重。一根芦苇能承载急于渡河的现实吗?于真正的现实而言，一根芦苇连救命的稻草也算不上；于诗而言，一苇杭之却以其轻盈的力量承载起了整个世界的急迫，诗人越是说得容易，诗的轻盈就越是与这个沉重的世界对称。因为诗人所提出的过河方案越是轻快，他所传达的渡河的愿望便越是强烈。诗乃在这种对于现实的距离与张力里获得它的无穷的生命。其实仔细想来，一苇杭之未必无用。当人生面临许多与渡河相似的情景时，“一苇杭之”乃是一种巧妙的指引。它让我们在急迫的事件面前获得一个出神的空间，从而获得一种更为超越的眼光。芦苇无船的实际功用，才剔除掉了所有为渡河而来的航行。它空出的部分才得以承载起一种人生的引渡。
诗的第二章稍稍做了些让步：曾不容刀(刀，或以为是舟的异体字)，还是回到了更为实际一些的小船上来了。因为二章因首章的抒发则有所缓解，然而口气还是一样地坚决。谁说宋国远啊，不到吃罩饭的时间就可以到了。诗人的心真是明月可鉴啊。
道不远人，这正是古人难得的心灵。河广的妙处，乃在于一苇杭之的轻巧。然而一苇杭之却实在是无中生有。这样的想象真是奇绝，读后，我还真是为诗人捏了一把汗呢。
偷闲读诗：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翻，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阳阳，陶陶，皆是和乐、爽朗的样子，此诗一开头就把我们带到一种爽朗的氛围中。之后便是热闹的场景了，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左执翻，右招我由敖，这热闹且是不由分说的，呵，那就乐他一乐吧!
一片热闹的背后是什么呢?穿过那片笙歌的文字面纱，才可能走进诗的内里。以为此诗是乐官遭乱、相招以卑官为隐，全身远害之作，大抵是不错的。然而那些微言大义并不构成读诗的魅力。读此诗的大乐，乃是在和乐热闹中，一个“招”字引起的一阵来自脊骨的颤动。招的动作意味着在音乐的间隙里两个人亲切的相逢，音乐在稍微的停顿之后，获得了一种新的节奏，而诗的节奏恰如其分地跟随在这种细微的变调中。然而这些变化是如此地细微，就像不曾发生，招过手之后，打过招呼之后，并无仳离、啜泣、百罹、百忧之举，一切都在平静里。这让我想起杜甫的一首诗来：“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同样是一首关于相逢的诗，同样是一个乐官，于乱离之后的相逢。然而杜甫的诗所唤起的乃是苍凉的人生之叹，哪怕他一再让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所谓的江南好风景之上，然而落花时节的相逢仍让人不得不对辗转的命运之途有所伤怀。杜甫让我们听到的只是过去的快乐歌声，而这已然逝去的快乐只会增加眼前的苦楚，而让这苦楚闷哽在喉间，欲吞不下，欲吐不能。
与杜甫与李龟年的相逢相比，《君子阳阳》中的相逢显得更平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然而正是这种无名状态更让我们多了一分挂怀。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相逢的现场，重新跟随音乐的节拍去见证那次仿佛漫不经心的相逢。音乐乃是现场的音乐，洋溢着君子和乐爽朗的心情，这音乐仿佛不包含过去，也并不把我们引向过去，音乐构建的陶然空间乃为我们的心灵提供了舒展的契机。这时候，也许是漫不经心的、也许是刻意在人群中的找寻，一个可以呼应的人出现了。于是，右手抬起，轻轻一招：来啊。
请暂停。让我们的注意力能够持续地深入这个瞬间。在这个手势里，乃有一种聚集――因为这个手势，这里的音乐、这里的人(包括作为读者的我们)便忽然获得了历史。往昔，已然飘散的往昔，可能的家国之优，生世之叹，都在陶然的音乐里，借着这个手势得以重回这个空间，并让正在进行中的音乐成为双重甚至多重的演奏，也让眼前的欢乐陶然多了些说不出的意味。借助这个手势所指引的往昔里还葆有着过往生活活生生的气息，这有别于在闲谈中所唤起的生世之叹。在闲谈中所能把捉的过往仿佛只是生活燃尽之后的灰烬，而在无言的手势里聚集起来的则是往昔生活尚留余温的火焰，熨贴着人心。
渡汉江宋之问篇10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
公元前219年，他东行到山东邹县的峄山刻石记功,登泰山祭记封禅，到烟台芝罘岛，沿渤海向东到成山头，向南到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又南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在泗水寻觅周朝九鼎,后南行过淮河到衡山,由汉水经南阳返回。
公元前218年，他又向东游历，经河南、山东到芝罘、琅邪（今琅邪山）,沿漳水从上党返回。
公元前215年，他巡游河北，直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北）。
公元前2l0年，他出武关，沿汉水南下到湖北云梦,乘船顺长江东渡到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又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再渡浙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陵；后又北上琅邪、荣城、芝罘游历。
在这5次巡游中，他4次在7个地方立巨石刻字建碑以记其功绩。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喜巡游，爱猎射，祠山川，慕神山,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旅行家之一。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寻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行迹。
为实现先带兵耀武，再祭告天地的古训，他于公元前110年冬带兵18万,北上甘泉宫、上群、西河、五原（今内蒙古东胜、包头一带），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前后达千里。他出长城，登单于台，成镇匈奴，又回陕西祭黄帝陵，到华山祈祷；再东行至嵩山，敬礼于太室。
公元前119年，他封禅泰山，至东海求仙；又北抵碣石、辽酉,再由九原返回，行程9，000公里。此行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一次壮举。
公元前106年，他经由盛唐（今安徽安庆）向湖南九嶷山拜虞舜,到潜山登天柱山；又从寻阳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向枞阳行驶，其船首房相接，不绝千里；再由陆路北行，直抵山东琅邪海岸后归。
秦皇汉武，显赫一世。二者巡游，也颇相似。与秦始皇比。汉武帝巡游的路程之遥，地方之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隋炀帝杨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二、官吏宦游
中国古代封建官吏，常受帝王派遣，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出使各地。官吏宦游即源于此。其中以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最有名气。
张骞（约公元前175～公元前114年）是西汉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和旅行家，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奉武帝之命，带100多人出使大月氏（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他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甘肃临洮），穿河西走廊，出阳关，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一带），到大月氏，行程7，000多公里，在月氏，他考察了那里的山川地形、风土民情、特有产品，政治军事，并涉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许多城市。然后，他取道葱岭（原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的总称），从祁连山过羌人区，进入陇西，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
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他又率300人前往乌孙（今新疆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走访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伊拉克等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乌孙使节的护送下返回。
他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凿空”（司马迁语）的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不朽功绩。
郑和（1371～1435年）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年），他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南洋群岛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他南到爪哇，北到波斯湾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西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涉海5万多公里，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比1487年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环球旅行早1个多世纪，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率领的船队62艘，大的长过百米、宽至四五十米，一般的也长90米、宽三四十米，体势巍然，巨以无故；有的载物，有的载人，有的载马，有的载水，也有专供作战用的，各种功能齐备，整个船队，有水手，有书记，有医生,有翻译，还有将士，多达2．78万人，首尾相接，长5公里，浩浩荡荡，极有声势，堪称当时航海的“世界之最”；船上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罗盘设施，夜观星象，日测风云，加上船是采用分舱密封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即使局部触礁，也不影响大局。
他把中国大陆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罗纱、锦绮带出去，又把异国他乡的胡椒、象牙、宝石、药材、染料、香料、硫黄以及狮、豹等稀奇珍贵动物换回中国内地，不仅扩大了贸易，而且加深了友谊。至今南洋一些城市还保留着纪念他的遗物胜迹。其随从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分别撰写的《瀛涯胜揽》、《星槎胜揽》、《西洋蕃国志》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三、买卖商游
往返各地做买办的活动为“商旅”。做买卖所经之路为“商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各地糟运水路四通八达，驿道陆路遍及各地,而且西南各省有栈道，沿海地区有海运。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是买卖商游发达的重要标志。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说，早在商代时期，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到今日鄂皖乃至四川，西北达陕甘宁绥乃至新疆，到处都有商人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吕不韦等都曾周游天下,负货贩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人。
被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海上商贸旅行线路。《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曾派遣官员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织品，从雷州半岛乘船驶过南海，进入暹罗湾，绕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西亚半岛，通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与当地交换明珠、壁流离（宝石名）等物品。印度商人也穿过马六甲海峡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
被历史上称为“殷明略航线”的海运线路是由元代千户（官名，世袭军职）殷明略开辟的。这条水路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经长江口出海直驶成山角，再经渤海湾沙门岛到天津市，只有10天航程。元朝政府征收的粮食、瓷器和丝绸织品的相当部分就是靠这条水路从南方运至北方的。北方的豆类、谷物和枣、梨等土特产品也靠这分水路运往南方。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政府以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一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给江南各省“与民互市”；且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公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由此可见当时买卖商游规模之巨。
四、士人漫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几乎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后期待人。他因受人谗毁，被楚国君主贬谪，先后到汉北、江南，长期在沅、湘流域游历；深感国家政治的腐败和自已理想的破灭；愤然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诗。这些诗，以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他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被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西汉时的史学大师。他从20岁起漫游各地，到过庐山、会稽，考察过“禹疏九江”的遗迹；经历过屈原被流放之地，凭吊过屈原沉水的汩罗江；又到过孔子故居，参观过孔子“庙堂车服礼器”；游历过刘邦起兵的丰沛，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事迹；还去过魏都大梁，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嬴看守过的“夷门”……具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势，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轶闻趣事。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大学史纲要》），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传体通史的先例，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地理、民俗等多种领域；不仅是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他深感前人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过于简略，在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的同时，着力搜集有关水道的文献史料，为汉代的《水经》作注。《水经注》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道沿岸的地理沿革、历史古迹、城邑建筑、风土人情
、传说故事；不仅对桑钦的《水经》作了修正、补充和阐释，而且对祖国山水作了讴歌和赞美；既具有珍贵的地理学价值，又占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李白（701～762年），唐代大诗人。他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过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河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他那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而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是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真实写照。旅行游览为他提供了题材、意境和灵感，他为祖国留下了脸炙人口、动人心弦的诗歌遗产。在他的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九曲黄河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庐山瀑布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西北高原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的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流传千古、与世长存。
徐霞客（1586～1641年），时代地理学家。他不入仕途，专事旅游，他22岁起就在母亲支持下，“周游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他北抵燕幽，东达粤闽，西入滇南，不怠尽志，历时39多年，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跋山涉水，凤餐露宿；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地质矿产、水利资源以及各种生物、植被、洞穴、岩溶进行了详尽地考察研究；并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艺术语言记述了其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是部地理学著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沈括、坡、李清照、陆游、朱舜水、李时珍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著名文人，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壮举，都有不朽作品传世。
五、高僧云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憎云游是很盛行的，其著名旅行家是法显、玄奘、鉴真等人。
法显（377～422年），东晋佛教学者。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从长安出发，先越甘肃的陇山，过青海的养楼山，穿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经流沙河（大戈壁）到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又北上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再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遍历北天竺（今阿富汗、巴基斯但境内）、中天竺（今印度垣河流域）等地，是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驱。他得到了《摩河僧祗律》、《方等》、《大般泥洹经》等经籍，并学会了梵书梵语。后来，他乘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经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上,于义熙八年（412年）从山东青岛崂山登陆返回。他把自己14年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对3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物作了扼要描绘。这部书既是5世纪初亚洲的佛教史,又是中印等国的交通史，也是中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的最早史籍。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佛教学者。他13岁就出家为僧，先后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拜会高僧名师，寻求佛教真谛，精研俱舍、摄论、涅（）等经，通晓大乘小乘。他深感国人对佛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解惑释疑，提高佛教地位，他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经西域16国，前后4年到达天竺（古代印度）。他遍游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印度），尽取佛学要义，著有《会宗论》和《制恶论》；642年,他应邀主持了有18个国王、近万名僧侣和教徒参加的经术辩论大会，显露出他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议论。645年，他从印度回国，带回650多部佛教书籍，在长安，洛阳集结高僧，学者进行佛经翻译；并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等地；还奉唐太宗之命，著《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16年、行程5万里、所历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习俗。这部书,文辞绚丽雅瞻，叙述生动真实，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但、孟加拉国、中亚等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
鉴真（688～763年），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生于武则天执政的佛教鼎盛时期，长于佛教发达的江苏扬州市区，生活在以释迦为尊的家庭里；14岁出家为僧，18岁授菩萨戒，20岁到当时佛教发达的长安、洛阳二京学习，22岁授具足戒，日益加深其佛学造诣；24岁返回故里，任扬州大明寺住持；研究律宗和天台宗教理,精通戒律，兼备医学、建筑、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知识。46岁时，他在佛教界斐声天下、众望所归,天宝元年（742年），日本派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邀他东渡日本授戒传律，他欣然应允。天宝元至十年（742～751年）,鉴真5次东渡，都没获得成功，且因感受暑热，致使双目失明。他东渡日本的决心始终不渝。天宝十二年（753年），他带23人搭乘日本遣使的便船第6次东渡。获得成功，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他在日本都城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投戒律，被誉为日本“律宗太祖”和中国“过海大师”。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文学、医药、书法、绘画、刺绣等介绍给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六、节会庆游
在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节会喜庆中，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瑞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是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
春节庙会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主要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逛花市等。如舞狮子，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之时，舞狮活动便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乡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使》诗中云：
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
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起毛衣摆双耳。
两人合扮一头大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另一人扮作武士。当武士拿绣环引诱、踢打狮子时，狮子便随着鼓点演出各种各样的舞姿：忽而翘首翘望，忽而回头凝视，忽而匍伏在地，忽而奋力跃起，忽而张牙舞爪，忽而摇头摆尾，忽而舐毛洗耳，忽而朝拜翻滚，千姿百态，令人称奇。
元宵灯市是夜，张灯结彩，吃元首，猜灯谜，表演戏曲和杂耍技艺，这是西汉之后世代活袭的民间习俗。《东京梦华录》云：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至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北宋词人辛弃疾对元宵之夜繁华熙攘的赏灯景象作过惟妙惟俏的描绘。他在《元夕》词中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清明踏青时逢三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气候宜人。人们竞相到郊外去，拖暮方归。
唐代诗人杜甫在《清明诗》中云：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里万人出。
渡头翠柳艳明媚，事到朱蹄骄（）膝。
清明踏青之风盛行于宋时，宋周密在《武林旧亭》中记述了杭州清明踏青的事：
是时，城中士女“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本绝”。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开封城外以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的画面上，人物多达550人,牲畜50多头，船只20多艘，车、轿20多乘。当今开封的宋都一条街和香港九龙的宋城
就是由此引发而成的。
端午竟舟古代吴越民族（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举行一次图腾祭的节日。该民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每年五月初五，举行一次图腾祭，把各种食物装在竹筒里或裹在树叶里扔到水里供图腾龙吃；且伴着鼓声，划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游戏，给图腾和自己带来乐趣。端午竞舟即来自此。后来人们把这一习俗与纪念屈原联系一起，使其更有深远意义。人们悼念屈原，“羡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怒其志”（王逸《离骚章句》），以激励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秋赏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清辉洒地。千家万户围坐在庭院、楼台、地坪那赏月，与月共享月饼、花生等礼品；且吟诗作对，感受天伦，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中秋赏月盛于宋时，宋词对之多有描绘，坡《水调歌头》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根，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总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回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重阳登高九九重阳，金秋送爽，风霜高洁，丹桂飘香。此时，好高望远，赏菊赋诗，别有一番情趣。当人们置身高处，极目远眺时，那漫野的山花，金黄的果实；那晨光熹微的拂晓，夕阳如火的黄昏……尽收眼底。面对祖国锦绣河山，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如醉如痴？历代诗人骚客以重阳为题，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在《九日》诗中云：
”去年登高郏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刘禹锡《九日登高》诗中云：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露深。
年年上高处，未有不伤心。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节会庆游更是丰富多采，生动奇异。这些节会庆游，或此起彼伏的音乐，或千姿百态的舞蹈，或张灯结彩的赛场，或美味可口的佳肴……无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如壮族的歌圩节时,男女青年欢聚圩场，行歌互答，其乐无比；且以抛绣球、碰彩蛋、谈情说爱与之相随。有诗对其盛况作过如下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