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素描篇1
整个天空染满均匀的蓝色，天上只有一片云彩——不知它是在飘浮呢，还是在消散。没有风，天气晴和……空气呢——像刚刚挤出的牛奶那样新鲜！
云雀在高声鸣叫；鼓胸鸽在咕咕低语；燕子在静悄悄地飞掠；马儿有的在打着响鼻，有的在嚼（jiáo）草；狗儿没有发出吠声，站在一旁温驯地摇着尾巴。
空气里呢，散发着烟和青草的气味——还夹杂着一点儿松脂和一点儿皮革的气味；大麻田里大麻花盛开，散发着浓郁的令人愉快的芳香。
一条深深的，但缓缓倾斜的沟壑（hè），两边长着好几行爆竹柳，枝叶婆娑（suō），下边的树干却已龟（jūn）裂了。一条小溪顺着沟壑流去，透过碧清的涟漪，溪底的小石仿佛在颤动。远处，在天空和大地尽头的边缘上，闪现着一条大河的碧流。
沿着沟壑——一边是整齐的小粮仓，门儿紧闭着的小贮藏室；另一边是五六间木板屋顶的松木小农舍。每个屋顶都竖着一根装有鸟巢的高高的杆子；每家的小门廊上，都装饰有一匹铁铸的短鬃（zōng）小马。粗糙不平的玻璃窗上，辉映出七色彩虹。木板套窗上描绘了花瓶。每座小农舍前，都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完好的条凳；几只猫儿在墙脚周围的小土堆上蜷成一团，耸着透明的耳朵；高高的门槛后边，现出凉爽、幽暗的前室。
我铺开马衣，躺在沟壑的边缘；四周围——一堆堆刚刚割下的干草，散发着使人懒洋洋的芳香。机灵的主人们，把干草散放在小农舍前边：让它在向阳处晒得更干透一些，然后再从那儿放到草棚去！要是睡在那上面，再舒服不过了！孩子们卷发的头，从每个干草堆里钻出来；有冠毛的鸡，在干草堆里寻觅着甲虫。一只纯白的小狗，在蓬乱的草堆里翻滚。
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们穿着洁净的束着腰带的衬衫，足蹬笨重的镶边皮靴，胸部靠在了卸了马的大车上，彼此交谈着有趣的话题，笑着。
一个圆脸的年轻女人，从窗口伸出头来探望，她笑着，不知是听了他们的话发笑呢，还是笑干草堆里喧闹的孩子们。
另一个年轻女人用两只有力的手，从井里拉出一个湿淋淋的大吊桶……吊桶不住地颤抖，在绳子尾端摇晃，掉出长长的闪光的水滴。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老农妇，穿着新的方格布裙子和崭新的毛皮鞋。一挂大空心串珠在她黝黑干瘦的脖子上绕了三圈，一块染有红点点的黄色头巾裹着她的头发，直垂到黯淡无神的眼睛上边。可是，她那对老眼睛却喊着欢迎的笑意，整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想必这老太婆已经年逾七旬了……
乡村素描篇2
论文摘要：从古至今，农民始终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生活受到普遍的关注。文人在文学创作上，没少以“农民”形象为主要描写的对象。其原因是农民这个角色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下，发生了多次的改变。它的每次改变往往伴随着历史的巨变，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它已成为反映历史的主角，所以文人通过再现当代的农民生活，写出了真实的社会形态，还有文人对社会环境的深邃思考，对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功不可没。反映时代的作品是丰富的文化宝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改变着社会的环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鸦片战争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3]熊峰.谈谈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变化的“轨迹”.九江师专学报.1989
乡村素描篇3
一、体验学习生活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作家创作离不开生活，学生写作也离不开生活。因此，老师要想方设法去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让他们学会体验学习生活。
1.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与形式
课堂是学校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阵地。要让学生体验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首先就要丰富课堂内容。
2.体验学习生活的酸甜和苦辣
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用心去感受、用笔去记录的。
二、感悟农村生活
1.亲近大自然，歌咏家乡
（1）风景名胜美。我们的家乡风景名胜比较多，它就是写景的一个很好的题材。比如，我们铜梁有全国第四大古镇之称的安居古镇；著有“奇”“悬”“险”“高”之称的巍巍巴岳，有梦幻般美丽的七彩梦园……这些美的资源，都应让学生多去寻找、去感受。
（2）田野风光美。农村田野风光是美丽的。这也应成为学生的写景素材。水稻、油菜、小麦、桑田、菜地……各具风韵，它们的形状、色彩、生长过程又各有特点，随着农时变化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闹春图、青苗图、丰收图……引导学生就地取材，从平平常常的、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去发掘事物的形式美与内在美，激发学生对家乡热爱之情。
（3）农家新居美。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建设给农村带来了无限生机。反映家乡发展变化，不能说大话、喊口号，而要“采集”实实在在的事物，以小见大，反映家乡富了、家乡变了，农家新居正是现代新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应该引导学生观察农家新居，描绘农家之美，反映农村巨变，表达爱乡之情。
（4）新农村建设美。现在，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的家乡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以前的泥泞小路变成了村村通的宽阔的柏油路，许多的村子还建起了图书室、老年活动室，修起了小广场、篮球场、乒乓台，配置了丰富的健身器材，这些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学生完全可以描绘这些，既有内容，又有真情实感。
2.问家史村史，丰富情感
“知之愈深，爱之愈切。”通过调查、访问，了解家史、个人成长史、村史，了解家人以及家乡的过去，收集这些值得记叙的故事，从而激发对亲人、对家乡的爱。
3.学农艺农技，交流思想
农艺农技是农家的传家宝。在开发作文题材时，我们通过让学生拜师学艺，身体力行，领悟劳动的艰辛，丰富学生生活。在劳动中交流情感，获取最有感受的写作素材。这样可以避免虚构故事、泛泛而谈、虚情假意的作文现象。
4.寻农家之乐，陶冶个性
（1）感悟乡情之浓。农家人纯朴，他们勤劳、善良，与邻里和睦相处的故事比比皆是：像你帮我助赶农时、互帮互助抢农活、乡邻之间办茶会、修桥筑路出力出资等等。我们可以让学生在观察、采访中收集这些题材，并通过班内、校内共享交流，比较出村与村、户与户间的大同小异，感受农家人的淳朴美、勤劳美、善良美。
（2）感受乡俗之趣。千百年的农家文化、农家风情，有其独特的风格，富有强劲的生命力。农家人自娱自乐，表现出农民祖祖辈辈的纯真品格。农家的节日，不仅有“五一”节、国庆节、元旦和春节，还有更具农家特色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等。
（3）体验时尚之美。随着时代的变迁，农家旧俗在悄然改变，许多风俗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些反映当代农民新思想、新观念、新习俗的题材，也是值得学生去捕捉的，如农民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风尚，他们捐资办学校、修村道、帮助贫困户等等。如今的农家有了钱，他们不仅买彩电、冰箱，还要买书、买电脑、上网等等，让学生摄取这些时尚画面，写下来，留下美好的记忆，受到情感的陶冶。
乡村素描篇4
记者：为什么书名叫“土地的黄昏”，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背后蕴涵的是什么？
张柠：书名中或许包含着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一种对农耕文明、乡土文明消失的隐秘焦虑。离开故乡多年，回看乡土世界，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用“黄昏”来比喻。我在绪论里一开始就来描写“黄昏”的感受，它不是一种绝对的黑夜，也不是绝对的消失，它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在运动和生长。它仍然在那里改变着，以一种潜藏在暗夜中的形态。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晚上它是以一种元素和分子的形式在运动”。“动”与“静”是一组辩证关系，因此我用“黄昏”这个比喻，一方面象征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黄昏”本身不是一个绝对死寂的状态，它还是有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可能性。
记者：这本书的内容很多是基于您个人的乡土经验，按社会学常识来说，较为丰富的个人体验往往带着比较强的主观性，但读后感觉您写得很克制，作者的主体性在隐退，您在写作时是无意识地还是有这个自觉呢？
张柠：我觉得，这是搞文学的人的一个长处，擅长在叙述过程中选择和使用更合适的词语。我在写作和选择词语的时候，态度力求冷静，叙述力求客观，比如对形容词的使用就很谨慎。因为形容词主要是对一种个人感受的表达。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之中也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形容词很不可靠，使用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在学术著作中更是如此。但在文学创作里，为了加强文学性，达到个人对世界认知的强烈效果，会经常使用形容词，特别是古典浪漫主义的写作，它用大量的形容词来渲染情感力量。我不反对民俗志写作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但我自己比较谨慎，在写作的时候，我极力过滤个人色彩，尽量多地用名词和动词去描述，让观察和叙事视角往后退，保持视角的相对客观。当我脑海中的某个事物通过回忆的方式摆在我面前时，我会描述它是某一个空间结构里的一个要素，呈现它跟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形容它，尽管我有大量的个人经验，仍然尽量滤去个人化的感受。
记者：既然书中所写的内容并不单纯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层面。那您是如何实现从个人层面的乡村经验向集体层面的跨越的？比如您是江西人，但我作为福建人读后也有同感，可能贵州、云南等地的读者看后也有共鸣，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柠：面对农耕文化，我会发现一件事情表象背后更根本的一个构成方式，或说，这个事物、动作表象背后稳定的规律，我要捕捉的就是那个不变的东西。如果我只描述事物的表象，它就成了一个太个性化的对象。比如说刈草，蒙古人的割草方式与江西人肯定不同。而当我不关心割草的表象，而关心割草动作和工具背后的一些原则，情况就大不同了。比如农民用短柄镰刀割麦子，用长柄锄头锄草，不是随意设计的，它要符合农具使用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在场原则”和“节约原则”。在场原则就是你必须把农具抓在手上，如果你用电门来控制它，那是使用机器，不是农具，也不再属于农耕文明范畴，而是属于工业文明。第二个原则是节约原则，如农具的柄要安多长，必须是根据农民弯腰和直起腰来所使用的、消耗的能量来计算的。锄草时要用长柄，因为草除掉之后，不需要再回收，直接让它在田里晒干或者腐烂，还可以做肥料。因其不需要回收，农民就可以省去弯腰捡拾的动作，所以锄头用长柄，劳动时拿在手里保持站立即可。割麦子就不同了，它需要弯下腰割下麦子再捆绑起来，这时用镰刀，省去了一个再直起身的动作，这就是是节约原则，节约动作、时间和体力。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在对农民使用工具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了其背后存在的稳定结构，在场和节约，无论你是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内蒙的，如果不符合这两个原则，那就不是农民了，农具也不是农具了。所以通过对一个客观事物的呈现，力求发现它背后不变的恒量、程式。我不直观地去描述表象，所以我的方法还不能完全说是民俗志的写作方法，描写是一个起因，结果是指向背后的规律的分析，或者叫文化哲学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民俗志的方法就是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哲学的分析方法却是我看到许许多多的表象，但我要对它进行归纳、抽象成一个模型。这样不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方的人看后也会产生认同。
记者：您的书里描述了最日常的乡土生活，对有过乡村经验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但您以一种重新发现的眼光对它们进行了陌生化的加工，这会不会反倒拉开了读者们的心理距离呢？
张柠：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学的文科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喜欢读的人里又有两类，一类是情感式的阅读，这类读者熟悉乡村经验但自己不知如何表达，他一方面觉得你说的很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勾起了他对乡村的回忆，所以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伴随着乡土文明的情感的。另一部分读者实际上对乡村不熟悉，对农村没有太多情感，但他会发现这本书所运用的方法本身的智性触动了他。我的描述跟一般的理论书不同，是把事物从杂乱无章的符号世界带回到原点，再从原点出发，重新描述和编码。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一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展示，这对于乡土经验不丰富的学生来说，是有挑战性和新奇感的，看到把众多无章可循的东西拼成这么严谨清晰的图案，他们更感兴趣。
记者：还有个问题我比较感兴趣，您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事实上您已经离你的家乡很远很久，那现在您觉得和家乡的联系，包括情感上和身体上的，或者说故乡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张柠：童年回忆镌刻在你的记忆之中，往往是比较深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它的存在不因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爱它还是不爱它而有所改变，是一种镌刻得非常深的印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国度里的人，天生有着对土地和祖先记忆的基因。我们没有更高的、具有超越性的仲裁者，我们只有一个出生地的概念，有人称之为“我的血地”，有人称之为“我的第一哭处”，我更愿意称之为“出生地”。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但为什么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叫做“张家村”的故乡的记忆呢？其实不仅是作为出生地的“故乡”，凡是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记忆，比如我曾经生活过的上海和广州，我都会回忆它。比如，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很多记忆，这些记忆是和一些场景、感官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某一条街道、街道拐角的一棵树、某种食物的味道，某处的气息等等。这些记忆的呈现，往往是作家的重要写作动力。我的书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童年回忆。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它镌刻在我记忆里的一些痕迹，重新描述出来。我说的是“痕迹”，痕迹不是情感、不是颜色和气味，可能是一个几何图案，以及这种图案的文化背景。此外，的确还包含着一种寻根的冲动，我们来自哪里？将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根是在土地和血缘，我们没有全人类意义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只有血缘意义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问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怎么喜欢“同乡会”那种东西，我不认为只有家乡的人、姓张的人才是兄弟姐妹，我认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姐妹的观念。这种价值观打破了地域和血缘的限制，是“世界城市”的新要求。所谓的“世界城市”的观念，就是不同的人群，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契约”关系上重新结合在一起。
中国乡土“熟人世界”是不需要契约的，靠传统道德规范就行了，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人”和“君子”，要求太高，所以经常出现“伪君子”。伪君子就不如“先小人后君子”，意思就是先订契约来限制你。乡土社会里的人对“契约”很不习惯。到了城市里面来，和陌生人打交道，契约也没用，中国人是不讲契约的。除非变成兄弟，喝酒喝成了兄弟，他可能会很关心你，或者是老乡说一样的口音，这是农耕文明里的人还能团结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从这个文化里面出来的人的非常大的局限性，他只跟熟悉的人、共同血缘的人打交道，不熟悉的人一概视为潜在的陌生人，潜在的敌人，是需要提防的、反对的、消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必须先变成亲属关系，比如说兄弟、姐、婶，换成家里面的称呼，他才可以跟你交往。对这样一种价值观念我内心是不认同的，我纯粹是把我所知道的乡土文明的东西，变成一个解剖学的对象，将它的元素呈现出来。
记者：那本身这种乡土经验对您的价值观，对您的心理有多大影响，或者您现在回头看，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柠：潜在的影响还是有的。比如说，我对城市生活中那些变化的、新奇的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好奇、喜欢刨根问底。但是我也有很保守的地方，你比如说自己的生活中不喜欢变化，迷恋重复性的东西。饮食中我就喜欢那几样东西，老吃，吃家乡菜的口味，抽烟我不抽洋烟（生烟草或者混合型烟草），洋酒我也不喝，只喝中国的烧酒。我儿子一代喜欢吃的西餐，我都吃不惯。所以我的肠胃还是一个“乡土肠胃”，这个“肠胃”习惯隐藏得很深。表面上我会说“吃什么都行”，其实我喜欢的还是家乡饭菜的口味，喜欢长江流域的口味，或者说南方的口味。北方菜我也不习惯的。我也不大喜欢山水、风景那种东西，小时候就在农村长大的。整天看风景，有什么好看的？我着装也不喜欢变，比如说一双皮鞋我很喜欢，穿破了，我还买一双一样的。就是这种很细微的，跟身体层面相关的，跟肠胃相关的，还是很有农民性的。我称之为有着一副“农耕文明的肠胃”。
乡土社会：“熟悉”与“陌生”
记者：关于宏观权力说法较多，如“皇权不下县”以及1949年之后我们对农村的改造，您在书中却回避了对宏观权力与政治的直接解析，而以微观权力切入乡土社会的肌体和灵魂，为什么您会产生这样一种视角，并用它去分析乡土文明或说乡村意识形态？
张柠：“微观权力”实际上是被词语判定的一个静态事件内部细微的动静。宏观权力可能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微观权力却是在一个看似静止的动态内部的细微的冲突和矛盾，它可能会表现在乡土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细微的变化上。
乡土文化、农耕文明之所以逐步地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工业革命所取代，被城市文化所代替，我不认为完全是宏观权力的原因，当然宏观权力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包括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城市文明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变成城市文化的一种大的格局。我觉得这种格局的出现，这种巨变的背后，还是会有很多细微的动因。动因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农耕文化里感到不舒服，想离开。这群想远离乡土的人里大部分可能是智力很发达，体力不是很好，敢于求异、求变、求新的人。而能够忍受乡土社会静态状况并且恪守那一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可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愿意过一种用身体和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生活的人，就留在了乡村。留下来的人一来是身体素质比较好，二来可能是思维中固化的比重压倒了变化的，不愿折腾。我认为之所以导致一批人在乡土社会里感觉不舒服而要离开的现象，就是其中的微观权力在起作用。农耕文明排斥那些体力不好但智力很高的人，排斥那种不能忍受重复生活而求新求变的人，排斥那些脑子很活泛、想法很多的人。我想这是我从农村走出来，将城市生活与之相比较而发现的一个冲突。乡土社会作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可能很有诗意，但当你真正身处其中却感到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根源，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微观权力。
记者：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他曾说，从根本来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土的中国，您在书里也突出了现代性和传统农民文化心理层面的对比和冲突，但其实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也是有着相互渗透和博弈的，对此您怎么看？
张柠：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研究不仅是中国理论家的原创，在世界的社会学研究里也有特殊的地位。是他首次把一个无法用现代逻辑与语言言说的对象，通过几本专著阐释出来。其中有些命名十分精辟，比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等，都用很简短的术语，就把我们不曾知道或知道而无法名状的一种“存在”一语道破。前辈对于乡土文明、乡土社会的研究也是我的研究的基本起点，还包括杨懋春、许烺光、林耀华，这一批老一辈的学者的著作我都读过。在阅读过程中，我一方面惊叹于他们高度抽象总结和命名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们的有些命名在我熟悉的乡土经验中也并不完全能解释通。他们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田野考察，有它特殊的敏感性。但是，像我们沉浸在乡间十，对乡下的农民的一举一动，眨巴眼睛，叹一口气有什么隐秘含义，都非常熟悉，而这种东西是田野考察考察不出来的。
我在这本书里面十分关注的不只是“熟人社会”，还有它的镜像：“陌生人社会”，它属于“熟人社会”共生在一起的，同时又是对立面。既然“熟人社会”是描述乡土社会是怎么团结到一起的，那么“陌生人社会”则是描述这个共同体是怎样分崩离析的。熟人社会内部也是有很多陌生性的，它要维系这个熟人社会的高度的统一性、整一性和团结性，必须在不断的生产实践和道德规范里面排除掉陌生性。而这种熟悉性和陌生性，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内部共同存在的两个要素。农耕文明排斥陌生性，也是压抑和制约人性中的要素之一，所以有些人会感到不舒服。
农耕文明的熟悉性，建立在高度统一的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上，所以它的家族繁衍和两性关系的道德准则的建立，是首先维护熟悉性而否定陌生性的。比如，血缘的熟悉性对学院的陌生性的排斥，体现在对所谓的“家种、野种、杂种、私生子”这四类人的不同态度上。因为它搅乱了血缘关系的纯粹性和熟悉性。另外，还有价值观念上的陌生性。比如说，农耕文明认为劳动或生产（谷子和儿子）才是唯一的最高价值标准。而有一种陌生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但被压抑下去了，那就是“惰性”——不愿意用自己身体或汗水与土地进行能量交换的这种人，在乡土社会是受排斥的。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是用脑力代替体力的人，商人和科技发明的人就是属于这一类。这样一种使得世界上的资源得到高效的运用的智力行为，在农耕社会却被排斥。所有乡土文明社会内部微观权力的争斗，都是以熟悉性去排斥陌生性为底色的。所以我的书的重心是用陌生性来描述乡土社会的离心力，而用熟人社会来描述的是乡土社会的向心力。因而我这本书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而且它崩溃的原因并不只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文化，也来自于乡土社会内部的离心力，人性的复杂，我描述的就是乡土文明价值观是如何排斥陌生性的。
记者：我阅读完这本书可以看出来在书的理论建构上综合了各种学科，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的尝试，那您是如何做到在书中融合这么多学科，以及这种尝试给您带来的困难多一些还是便利多一些，比如说，它可能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张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因为我在构思、设计这几大版块的时候，并未有意识地想到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新史学的方法，但这些领域的著作是读过很多，也许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我的思路与那些学科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我们的学科设置往往不是寻根究源的，而是从事物发展的半途开始的。而我觉得学术思路应该是，让任何一个问题都回到它的原点上去。特别是人文学科，多是关于抽象的“人”的问题的讨论。回到原点就是回到“自然人”（生物学、动物学），然后才有“种的人”（人类学）、“群的人”（社会学）、“精神人”（美学和心理学）。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随之你会考虑自身如何在自然中凸显出来，求得生存，如何学会一系列的技巧，这实际上是人类学的问题。之后你生存在这个世界就要与别人打交道，怎样压制个人欲望，摆脱丛林法则，与人相处，相处的规则是什么，这些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最后才是精神科学，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思维应该是这样的。因此我的思路就是把我所有的经验部分，我所想到乡土世界里的所有要素全部还原到最初的源头去。
正是基于此，我在整个社会构架的前面，加上了比较抽象的关于乡村时间和空间描述，也是我要客观呈现的乡土社会的事实。这个事实首先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在此基础上，生活在这个时空内部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个身处其中的时空坐标，这两方面共同呈现出乡土社会的基本时空结构、生产实践方式、对时间的理解等内容。在明确这些之后，我开始写乡村器物。这些器物包括家具、工具、农具、玩具，它们是跟人的身体最相关的、直接发生接触的东西。在一个村落集团里面，这些工具和器物被如何使用，它们又是怎样作用于人的身体，这其中的规则和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比如，有时通过工具使用的不同方式去实现群体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透过器物可以看出乡村内部社会化的过程。接下来就是纯粹社会层面的分析，如对人际关系、等级制、族长制、权力、职业等的描述，再后来才是文化层面的解读，如声音、歌声、传说、故事等。循着这样一种正常人的发散性思维的路径去写，它可能会歪打正着地把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等全串联在一起。但我当时在写的过程中，是严格地遵循了一种逻辑学和分类学的方法，有学者把它描述为从代数学、几何学到微积分，或者逻辑学、分类学、发生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一直强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方法——从里向外，从物质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
那么现在各个学科的人都从中看到自己研究领域的影子，但实际上这个著作，如果单独从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标准的任何一个角度切入，它都不像。就像有一位民俗学的学者说我的这本书看似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但因为描写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替换的对象，所以在这个维度上，它超越了一般民俗志的写法，它变成一个可替换主体、对象和内部零件的模型，这也许是很多人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可以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根据人与物的接触、人和自我、人和他人的接触而重新梳理出来。
乡土文明：现状与未来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在说“沦陷”，但回过头去挽救这种“沦陷”的人却很少，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乡土。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这样的“沦陷”是不是不可逆的，或者说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离去，会使这一“沦陷”加剧？
张柠：这里的“沦陷”本身是个社会管理范畴的概念，这一过程是个社会学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剥夺农耕文明的资源来养肥城市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沦陷”是资源配置这个意义上的“沦陷”，而不是说农村已经消失了，全是城市了。解决这个问题已有两个思路，一是既然城市各种强势，就让农村彻底消失，也变为城市；二是提倡城市反哺农村。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这就是十二五规划所谈的“城镇化”。我个人觉得“城镇化”最关键的问题是让农村“升级”，就像一个杀毒软件，升级后还是这个软件不是别的杀毒软件。同理，农村升级后还是农村而不是城市。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这几件事情：搞卫生，建厕所，打水井。我觉得十二五规划中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对十一五规划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伸和补充，举措不再仅停留在打水井、建厕所、搞卫生的层面，而是让自来水、抽水马桶进家，让村民室内过着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通邮、通水、通电、通路。这在西方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叫“居室革命”。这是“农村升级”的硬件方面。软件方面主要是教育网，不仅要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学，还要推进到孩子毕业后，能够有能力反哺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京漂”“沪漂”“广漂”，还要到家里去要钱。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资源配置的平衡是个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扎根，因需要花费的成本太大，但是其他地方的资源与这些地方相差又太大，所以人们不得不重返北上广。如果各地的资源分布是较均衡的，人们就不会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而是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我的家。
记者：现在还有个现象就是，一边是所谓的农村文明的萧条，一边是很多城市人对“农家乐”“乡村游”的热衷，这能代表一种乡土生活的“回归”吗？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柠：农耕文化变成消费品进入了城市人的视野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文艺青年的好奇心，比如说把农村的农具、手推磨、犁买回来，挂在酒吧的墙上或摆在地上。农耕文明对城市里的青年来说是正在逝去的历史，他们把农耕文明的遗物作为收藏，并把它作为招徕顾客的道具，这一消费农村的文艺行为，实际上是历史消费的一部分，真正作为商品的是历史。
第二种形式，是农耕文明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就是到农村去吃“农家乐”，实际上只是消费行为，而并不是打算返回乡村。
第三种是把乡村变成旅游景点。有些地方会把民国时期或晚晴时期乡村的完整的面貌保存下来，包括住宅里的厨房、客厅、门口的陈设或设施等。有的地方还会安排当地民风民俗的展示，比如浣纱、捣衣、车水等。农民都变成景点上的演员了。
最后一种情况是，部分城市人厌倦了城市。其实城市的优势在于教育、文化、权力各方面的资源和资本，但论空气质量、生活悠闲等都不如农村。所以有一类人进入城市掌握城市的很多资本后，一边骂一边还生活在城市。也有一类人掌握了很多资本，但是他厌恶了这种生活，就到终南山、峨眉山去隐居，有看破红尘的意思。还有一类人在城市里面资本掌握得不多，也没有享受到山水、新鲜空气，他们也返回到乡村去居住了。
不论是哪一种返回乡村，成本都很高。比如一个人卖了北京的一套房子，到广西阳朔、贵州的长寿村去居住，但一般住不长，久居会改变思维方式不适应城市生活，但他们的资源、资本还是来自城市，所以还要以城市生活为主。
由此可见，返回乡村的代价不菲，而乡下人想扎根城市成本也很高。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土地流转，让乡下人可以通过流转获得收益到城市里去买房子，变成市民。这样就方便实现城乡间的交换与流通，解决了进城难和出城难的问题。
记者：在日本考察时发现他们乡村基本完成了升级，他们现在有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叫“半农半X”。“半农”是指从事部分农业生产，“半X”指你仍可兼做其他职业。现在日本已有很多精英返回乡村，而且很有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当地的传统文化。日本几乎每一个农村都有自己的文化节，几百人的一个村庄都会有自己的画册供给游客做宣传。而在中国，乡土文化好像一直在萎缩，目前还看不到保护的自觉性。那您觉得，以后中国的乡土文明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日本这样复兴起来，还是渐渐湮没在城镇里？
张柠：像你说的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已经有保护乡土文化的自觉，是需要条件的。首先是要有剩余时间，这点我们农村是有的。其次，要有剩余资金，这点我们还不足。第三，想让农民自己完成文化宣传册的制作和传播，能力上也不够。随着以后整个一代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我觉得高中生就完全有能力去做一些文化事业，如果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也许这种乡土文化自觉的形成就指日可待了。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乡村也不会消亡，而是会升级。实际上，国家已经开始做了，现在已经开始免税，而且农民种地国家还会给补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黄昏之后黎明就要来了。
乡村素描篇5
关键词：乡土文化；美术教学；新课程改革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美术教育面临着许多挑战。作为一线美术教师，如何有效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课程资源，以弥补国家美术课程的单一与不足，发挥乡土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使学生在乡土教材中学习到属于本民族、本地区的独特的艺术形式，满足学生学习美术知识多样性和实用性的需求，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农村小学的实际情况，作为乡村教师更应该以乡土美术教学为契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为美术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一、结合本地资源，开展乡土美术教学的必要性
充分挖掘本地的乡土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和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美术教育资源，拓展学习和运用美术的渠道，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了解当地社会与经济文化发展的有益尝试。乡土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性的民族文化，充分展示了本地人民的智慧和能力，让乡土美术文化走进美术课堂，让学生了解民族自豪的过去和辉煌的未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了解和发掘乡土文化，精心组织开展乡土美术教育活动，还能将环境教育和美育相结合，增进学生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树立学生热爱家乡、保护家乡、美化家乡的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
二、乡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的巧妙运用
（一）探本溯源，设置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开展乡土美术教学，要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审美能力，结合课程特点，注重对学生感兴趣的课题的研究，营造宽松、民主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尝试不同的工具材料，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美术创作学习。农村广阔的田野、丰富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文化积淀，为农村的美术教育提供了生动的课程资源，既可以使身处农村的孩子感受到美术课的生动有趣，还能坚定农村孩子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农家孩子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通过户外体验，主动收集材料，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亲手描绘或制作作品，让学生成为整个美术学习过程的主体。从而使乡土文化与美术教学的内容直接联系起来，并创设美的环境，可以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美，激发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这样通过设置情境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开阔了视野，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初步认识乡土文化与美术教学的密切联系。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美术教学，不仅学生的学习兴趣浓了，而且学生描绘、制作的作品也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美术鉴赏能力
加强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评论，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重要手段。让学生找寻生活中的美术作品，对乡土文化中蕴含的美术作品进行鉴赏，是切合农村孩子认知实际的一种好的做法。
美术教学的特点，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淡化“填鸭式”的说教，关注学生的积极参与、亲身体验和情感感受。而大自然赐予我们丰富的、独特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很多农村学生，利用自然资源不仅可以丰富和贴近学生的生活，也可以解决农村学生购买美术材料的经济困难，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情感。所以在教学中，可以根据教材的特点，组织学生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对农村学生来说，如果所选取的素材都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文化知识，品评一幅艺术作品也就变成了品评一幅家乡画卷，对他来说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教师可以在课前让学生自编成小组，对自己身边的乡土文化中蕴藏的美术因素进行收集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美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以学生收集的诸如农村屋檐上的绘画、剪纸、古桥、老建筑物等等作为素材，引导学生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一下自己对这些图画的理解。教师在充分肯定学生的回答后乘机简单地介绍相关的人文历史与传统，然后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学生美术鉴赏力的提高大有帮助。学生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给予积极的引导，往往能使一堂简简单单的美术课变得丰富起来，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这种形式，将美学艺术中不同观念在不同作品中的体现介绍给学生，使学生认识到艺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拓宽他们的审美思路。
三、利用本地资源，开展美术教学的具体做法
开展乡土美术教学，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自然文化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推进。
（一）延伸课本内容，创新教材
教师在教学中应努力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社会生活资源、文化资源，大胆地对原有教材进行改、减、增，也可以编写富有乡土特色的美术校本教材，引导学生把美术学习与生活经验、周围环境相联系。如开设《奇妙的沙画》、《精美的卵石画》、《巧粘贴》等，让学生对平日随处可见的沙子，卵石、树皮等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变废为宝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创造美的愿望。
（二）关注学生情感，突破教法
在教学中可以根据教材的特点，组织学生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到广阔的田野，山间的小溪旁写生，这样孩子们不但兴趣盎然，作品富有真情实感，而且在宽松愉快而自由的环境里，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自由发挥。在手工制作方面，教会学生合理利用各种自然材料，开拓与众不同的表现手法。
（三）切实亲身体验、开放教学
乡村素描篇6
[内容]
小说是通过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写，以反映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怎样引导学生潜心地理解课文呢？我们以鲁迅的《故乡》为例，来看一下于漪老师、钱梦龙老师和蔡澄清老师三位语文教育家的《故乡》教学的大致思路。
于漪老师的《故乡》教案（四课时），教学步骤为：一、解题；二、理清故事情节；三、典型人物分析：1.闰土；2.杨二嫂；3.分析“我”；4.小结，总结《故乡》运用对照的方法刻画人物的写作手法及景物描写对表达中心的作用；四、归纳主题思想；五、作业。钱梦龙老师的《故乡》教学实录为二课时。共分三步：一、学生认真自读全文，提出问题；二、教师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分类归并，然后启发学生逐类讨论解决；三、布置一定的练习。第二步步骤为：一、将学生提的问题分为七类、解题以及讨论“一般疑问”；二、讨论回乡途中的“我”（以上为第一课时）；三、讨论闰土；四、讨论杨二嫂；五、讨论宏儿和水生；六、讨论离乡途中的“我”；七、讨论写景部分（以上为第二课时）。蔡澄清老师的《故乡》教学实录为三课时：一、导入新课：1.解题；2.了解情节发展，把握文章结构（以上为第一课时）；二、点拨、讨论：1.分析闰土——“小英雄”与“木偶人”；2.分析景物——“神异的图画”和“萧索的荒村”（以上为第二课地）；三、突出训练——研究《故乡》的结尾三个自然段，完成练习“五”（以上为第三课时）。
三位老师执教《故乡》，从大方面看，有着明显的一致性：第一，都打破了介绍背景，再分段、分析，然后总结主题与写作特点的传统程序。第二，都根据小说三要素设计分析思路。第三，都在解题、熟悉情节、把握小说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人物和景物描写。同时，三位老师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思路。
一、情节和结构的分析
于漪老师设计的提纲：
情节安排：（板书）
蔡澄清老师设计的情节结构提纲：
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主题思想
1.渐近故乡（萧索·悲凉）
2.故乡见闻（人物变化）
①和母亲的谈话
②回忆少年闰土（插叙）
③杨二嫂要木器（间有插叙）
④会见中年闰土（对比）
3.离开故乡（感慨·希望）
钱梦龙老师把学生提的问题分为七类，板书如下：
一、一般疑问
二、回乡途中的“我”
三、闰土
四、杨二嫂
五、宏儿和水生
六、离乡途中的“我”
七、写景
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任何事物都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因素。《故乡》的作者对客体作审美选择定位时，注重于时空密切结合的艺术视角来反映内容。于漪老师、蔡澄清老师按时间、地点的转换列出的情节提纲，客观地反映了创造主体的艺术视角。课文本身是一个整体系统。这个整体系统有着整体性和层次性两个特点。两位老师的情节结构提纲，又都体现了教材的上述两个特点。这样理清情节结构的益处，一是帮助学生在听课文录音、识字、积词基础上有层次地来熟悉小说情节，二是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提纲挈领地把握小说的基本风貌。钱老师的情节结构提纲淡到看不见情节。提纲以对学生所提问题的分类形式出现。显然，钱老师帮助学生理清情节结构的工作是在学生提问的过程中完成的。学生不经过思前顾后的熟悉情节，是不会提出那么多有价值的问题的。而这些问题，正是老师要引导学生解决的问题。学生很好地发挥了主体作用。
三位老师对情节结构分析处理虽不尽相同，但都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在顶峰，放眼全文，引学生纵观布局谋篇，领略整体结构之美，获得整体印象。为“潜心”分析，理解人物、景物打下基础。
二、人物形象分析
1.闰土形象的分析
先看于漪老师的分析思路：少年闰土是怎样一个人？中年闰土又是怎样一个人？从他们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①读有关部分。②少年闰土：生气勃勃，少年英雄。③中年闰土：自卑、衰老、迷信，像个木偶人。④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再看蔡澄清老师的分析思路：①《故乡》主人公是谁？为什么？②鲁迅是怎样描写闰土的？童年的闰土和中年的闰土有什么不同？③大家先概括一下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形象特点，再说说作者是如何描写这些特点的，在描写中渗透了作家什么样的思想感情。④是什么使闰土从“小英雄”变成了“木偶人”呢？⑤作品对闰土的描写在写作上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钱梦龙老师的分析思路，是由学生提问和教师将学生引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的启发问两种提问的结合组成的：学生提问：①闰土和“我”小时那么好，现在为什么要叫“我”“老爷”，而且还叫水生磕头？②“我”很想见到闰土，但闰土来了后，“我”并不感到高兴，有许多话要说，却又吐不出口，为什么？③本文题目是《故乡》，却为什么要写闰土和迅哥的关系？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闰土的外貌？（教师启发问：①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外貌有哪些不同？少年闰土怎么样？这是什么样的形象？②再看中年闰土，他的外貌怎样？③这样对比着写有什么作用？闰土的生活“困苦”又说明了什么？④区别“日趋”与“日益”。农民生活怎样？农村经济怎样？（钱老师针对学生的每个问题都有启发问，以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在此仅举一例。）⑤小英雄的形象为什么“忽地模糊”了？⑥为什么闰土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⑦闰土为什么要把碗碟埋在灰堆里？⑧（这个问题由老师提出）造成闰土变成木偶人是什么原因呢？
三位老师分析闰土，首先是领学生从作品的语言上把握作品的艺术形象，这主要是从肖像描写、对比描写中来感知的。这样可使学生通过想象在脑子里再现闰土的形象，这是感性认识。分析起步后是对形象理解的理性认识。三位老师又进一步引学生去理解闰土这个形象所体现的现实，本质意义及作者根本意思：闰土悲剧的根源在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这正是旧中国广大劳动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总根源。闰土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是痛苦的，在精神也是痛苦的——他
的思想被封建意识束缚得麻木了。于漪老师在闰土形象的归纳分析中对闰土的思想历程分析得十分深刻。的确，闰土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深沉而又忧郁的。这深沉和忧郁体现在社会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所以他的悲剧价值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否定。“小英雄”变成“木偶人”，善良、美好人物的毁灭悲剧，正说明了一个审美形象的被毁灭。由此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学生对过去生活的认识，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并使之受到思想教育。作者塑造具象化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将本人的生理感觉和情感体验包容在其中，因而人物还有作者的内视化特点。为此，蔡老师设计了“在描写中渗透了作家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一问，以引学生把握作者的情感体验的内视形象。蔡老师还结合写作提出了“对闰土的描写在写作上有什么启示”一问，将阅读和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钱老师对闰土形象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作了讨论分析，视野阔大。三位老师对闰土的具体分析形式上略有不同，但理解的深度却是一样的，都引学生感悟了作者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把握，感悟了作者的历史的、人生的深沉体验与博大思考，从而在更广阔的深刻的历史背景上，认识了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农民灵魂中的深层意识，理解了鲁迅“呐喊”的深层意识。2.其他人物形象分析
蔡澄清老师只分析了闰土这一个人物，内容集中，重点突出，以点带面。于漪老师分析了闰土、杨二嫂和“我”三个人物。钱梦龙老师分析了五个人物。在分析人物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认识各个具体形象以及形象之间的关系，以诱导学生看到当时故乡的全方位的生活情景，多角度地理解主题、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景物分析
不难发现，三位老师都对《故乡》的景物描写作了引导分析。钱梦龙老师专门分出“写景”一题，让学生提出问题来讨论：①文章末了，为什么要重复前面的一段写景？②鲁迅在《风筝》、《一件小事》中都写到冬天，《故乡》又写到冬天，为什么？学生关于写景的讨论，开始仅就写景作用而言。而联系前面的“回乡途中的‘我’”之教学，我们不难看到，在这部分分析中，已具体讨论了“神异的图画”的形象特点及这幅“幻想中的美”的图画和人物的关系，还简析了描写“萧索的荒村”的作用。蔡澄清老师将景物分析列成一个与人物分析并重的分析：①鲁迅对“故乡”景物的描写共有几次？哪三次？②作品为什么有这样三次描写？它又是怎样描写的？③“神异的图画”、“萧索的荒村”两相对照和比较，又反映了什么？④写“萧索的荒村”是为了反映中国农村的破产和现实世界的黑暗，也反映了“我”现在的“悲凉”的心情。那么，写“神异的图画”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农村就是一个美好的天堂呢？⑤写了“神异的图画”和“萧索的荒村”，小说的结尾处为什么还要写那“朦胧中”的想象，而且基本上是重复“神异的图画”的描写？⑥《故乡》的这些景物描写对我们写作有何启示？于漪老师的景物分析与“我”这个形象的分析是同步的。“我”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对故乡和故乡人的变化，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感受描写出来的。于老师主要分析了“萧索的荒村”的描写作用：显示了当时农村的凋敝，衬托了“我”的悲凉心情：现实的故乡与记忆中的故乡距离太大，“我”感到非常的失望与悲凉，从而抒发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无比憎恨的感情。在分析了三个人物之后的小结中，于老师又概括总结到：故乡前后情况的对比，描绘了日趋破产的惨景，揭示导致破产的根源。
自然景物描写的内在意味总是与生命的存在、生命的精神相一致的。三位老师分析景物描写的方法有所区别。虽然这样，但都抓住了核心问题——景物描写对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作用和对揭示主题的作用。
此外，三位老师都设计了对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训练内容，体现了讲练结合或读写结合的语文教学特点。
三位老师的《故乡》教学在教材处理方面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从以上较具体的教材处理思路分析来看，大约有以下几点：第一，“潜心会本文”。处理教材应当注重引学生潜心地理解课文，以达到对精读篇目的“甚解”。小说教学要遵循作者思路，走进作者胸境，把握教材特点，把握小说的基本特征、小说中蕴藉很深的字、词、句，理解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作者的思想感情。第二，处理教材要适合学生的理解水平，注意诱发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学习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坚持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相结合的语文能力的训练。第三，因教材因学生施教，因教师特点施教。法因文生，教学不必求固定的单一模式。教学贵在创造，贵在有良好的效果。
乡村素描篇7
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依据帕森斯社会行动结构理论,任何社会行动背后都有一套支撑该行动的意义体系,理性就是赋予行动意义的能力。在西方,人们对理性有着不同的解释。而最经典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另一种是社会学家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解释。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人看做是利益的追逐者,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而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理解为手段理性和目标理性。当我们在说工具理性时,是指人在理性算计角度去促成行动,达成预期的目标,而价值理性是在终极信仰层面上而言的。当科学的信仰渐渐挤占与取代人们的,人们开始“祛魅”之时,这就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2〕贺雪峰:“当代中国农村的价值之变”,未刊稿,2009。
〔3〕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载《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4〕陈柏峰:《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杨华、范方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杀》,载《开放时代》2009年5期。
〔6〕刘燕舞:《自杀秩序及其社会基础》,《现代中国研究》(日本)总第25号,2009。
〔7〕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
〔8〕王会:《传统市场与川西平原的善治》,工作论文,2008。
〔9〕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四川罗江县井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
〔11〕梁漱溟指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并将集团生活确定为三个标准,详见《中国文化要义》第65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而我们所考察的川西、南漳等地缘性村落符合这些标准。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价值理性的一个体现。
贺雪峰教授在他的《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1〕(简称《乡村社会关键词》)提出的农民的理性化进程与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的理性,既有韦伯所说的两个层面的理性的含义,更是对当前中国农民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变迁的本土化的解读。这种本土化的解读是和村庄内部的小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贺氏是在中国农村遭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之下来阐释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
最近十年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的核心或关键是农村社会的快速理性化”。理性化的进程并没终结,还在快速进行。贺氏将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主要概括为人际关系的理性化、人生态度的理性化、人生目标的理性化和权威的理性化四个方面。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既指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又指村庄层面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而人生态度和人生目标的理性化主要是指个人的理性化,权威的理性化是指村庄层面的理性化。因此,贺氏所提的农民的理性化其实是从个体层面,再到家庭层面,最后到村庄层面的一个横向与纵向一体,个体与整体同步进行的理性化过程。个体的理性化就是个体对于行动意义阐释的变化,而整体的理性化就表现出村落生活意义体系的变化。
一、个体理性化
――从“操心”到及时行乐
从个体层面来讲,农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人生态度的理性化和人生目标的理性化。贺氏主要以湖北京山地区农民的生活态度为例说明了农民生活态度的理性化和实用性特点。京山地区的农民和川西平原的农民一样,不讲究面子上的竞争,而是注重生活的享受。他们没有长远的人生预期和打算,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了他们的生活。因此,这里的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体的实际利益。
传统的中国农民将传宗接代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传宗接代是他们的本体性价值。正是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将“有限的个体生命加入到无限的世代延续中的努力”构成了整个人一生的内在价值基础。传宗接代的具体努力就是为子女“操心”。而在京山地区和川西平原的农民看来,男女平等。他们没有非要生一个儿子的想法。对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的追求已经让位于对个人生活享受的追求。农民的意义世界已不再是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而是现代的消费主义观念与享乐。
这里的农民将科学和迷信划分得很清楚,“不信鬼,不信神,只信科学”。这里的农民认为他们是比较进步的,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是当地人的“富足而现代,开放而文明,讲求平等,相信科学”的面孔。而同时,京山人还有另一副面孔,这副面孔是在“现代性因素以压倒性优势和政治正确进入到传统中国村庄”,农村传统消失和农民本体性价值倒塌之后农民生活和村庄生活出现的各种乱象与失序。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婚丧仪式中的恶搞。“在丧事上跳脱衣舞已成为丧事仪式的一部分。”在中国虽有喜丧一说,但也不曾出现以在丧事上跳脱衣舞这样突破伦理底线的恶搞。传统的中国农村,婚事和丧事的仪式都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仪式的每个程序和环节都有着深刻的寓意,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也即是说,形式的背后是更为丰富的内涵。而当本该庄重与严肃的婚丧仪式中不断出现徒具低俗形式而无任何实质内容与意义的恶搞时,就说明农民价值取向已经扭曲了。借用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娱乐至死”。
二、家庭关系理性化
――厚重期待向低度期待的转变
从家庭层面来讲,农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代际关系已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考虑的内容。”传统意义上父母为子女的操心贯穿了他们一辈子。“操心”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在传宗接代这种内在价值的指引之下的具体行动。父母为子女操心,将生育儿子,为儿子盖房娶妻抱孙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任务。在汝南农村,父母为子女的操心贯穿了父母的一生。而儿子在成家之后会与父母分家,儿子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赡养费却不及五保户的标准。当父母为子女承担了无限的责任,而子女只对父母承担有限责任时,父母在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时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个人打算。汝南的父母也开始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而在川西平原,代际关系的理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这里的生育观念里没有必须生一个儿子的想法,二是这里的代际交换下呈现的是一种低度的平衡。所谓的低度平衡,即父母为子女操心很少,而子女为父母同样回馈很少,子代和父代相互的期待都很低。
如果这里的家庭跳出核心家庭的范畴,扩展到大家庭的层面,那么横向上的家庭关系还可以扩及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的理性化体现在表面的温和与实际的疏离。表面的温和是指现在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少,“大家变得客气起来”,而实际的疏离化是指这种客气的背后是兄弟关系的“淡漠”。这种淡漠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关联的弱化。
农民理性化在家庭层面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家庭对于个人的意义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农民生命的归属和生命意义在于家庭。而在现代性的侵入之后,虽然家庭还是一个初级群体,家庭仍然承载了农民生活的意义,但已不再是全部的意义和唯一的意义,农民开始在家庭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川西平原的农民对茶馆和庙子的热衷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情感转移出家庭的体现。从家庭内部获得意义与满足转向从社会性活动中获得意义与满足,就是一种“社会性价值”对“本体性价值”的取代。
三、村庄理性化
――原子化状态的合作困境
从村庄层面上讲,农民的理性化还表现为村庄权威的理性化和农民在村庄层面行为的理性化。村庄权威的理性化是指村庄对权威的认同从传统的长老认同转为对被赋予公权力的有体制身份的村组干部的认同。以前村庄内部的矛盾与纠纷由族长或户长来协调,而现在都是由村干部出面协调。
农民的行为的理性化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不断有人迁出,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大为降低,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弱化与消失的情况下,农民的行为从包含着长远预期的考虑转变为追逐短期的利益。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是在没有任何道德压力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的极端追逐。传统的乡村社会有一套地方性的文化与共识,这一套地方性的文化与共识不仅约束着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它还约束着从村庄中走出去的人,在每一个从村庄中走出来的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生活在传统村庄中的人会获得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与道德感。这种历史感与道德感会让村庄中的人们对自己在村庄内的行为有长远的预期,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大冶农村的房头力量和村庄中的诸多禁忌就是村庄结构性力量和地方性共识的一种体现。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和村庄禁忌所带来的传统氛围表现了农村文化的主体性。正是大冶农村文化的主体性,在面对现代性因素的侵蚀时能够有一定的抵抗与应对能力,而不至于出现像荆门地区那样,在国家力量进入村庄,彻底改变了村庄传统与文化之后,面对现代性的侵入而毫无抵抗的能力,没有地方传统与现代性因素的博弈,现代性的因素长驱直入,主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大冶农村,村庄层面的合作很容易达成,很少有村民愿意去破坏村庄内的规则,逆村庄浪潮而行事。因为在这种结构性力量强大的村庄,个人对结构的突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村庄内部被边缘化,在舆论上和在实际上受到惩罚。正如贺氏在书中提到的,那个从村庄走出去在外做官的人在村里修路时不交钱,开车回村时村民不让他的车通行,而是将他的车推到水田里。
正是由于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有历史感与道德感,有对村庄的未来预期,村庄内部有一套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村民才不至于成为极端的利益追逐者。
大冶农村文化的主体性的特点是全国大部分农村所没有的。相反,更多的农村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微弱的地方传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之下,更多的缺少结构性力量和地方传统的村庄出现了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原子化村庄中的农民在行为上更加注重个人理性的算计,对自己的行为预期的短视性强,很难达成村庄内部的合作。因为没有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没有像大冶那样传统的文化和组织以及所内生出的一套相对有效的规约来约束和惩罚不合作者,农民眼中只有现时的利益而没有长远的预期。这即是荆门农村水利合作的困境。
农民合作是村庄建设的核心。正是通过合作,农民共同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共同创造他们生活娱乐的形式和价值”,也正是“农民在村庄中通过互动来获得生活的意义”。〔2〕114而当市场经济破坏了村庄的共同力量,村庄变得原子化之后,农民在村庄生活中获得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贺氏在书中不仅展现了农民的理性化表现,更深刻地阐释了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他从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和现代性进入的特点分析了农村传统力量与现代性因素的博弈。同时,电视等媒体对现代性观念的传播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也为农民的快速理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民快速理性化可能会导致村庄治理层面的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村庄传统合作的困境。同时,这种快速理性化还可能导致伦理危机,京山地区老年人自杀秩序的形成正是这种伦理危机的表现。这样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四、田野的灵感与素描的笔法
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贺雪峰将中国经历的这个转变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转变不仅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转变,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在乡村社会,这种转变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巨变的图景。《乡村社会关键词》就是以随笔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社会景象。
之所以称为“中国乡村素描”,是这本书主要是以随笔的形式呈现了江西、四川、浙江、河南、湖北、贵州、山东等农村社会景象与图貌。“素描”,一方面是展现了中国农村鲜活的经验事实与场景,另一方面又不止于对丰富的经验材料的描述,而是通过对经验内部的悖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这是建构能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一种准备。
“要将农村调查随笔的写作当做战略提出来。”之所以要将写农村调查随笔上升到战略高度,这和华中乡土派2002年就提出的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更进一步说,这是对直白的文风更加具体的落实与推进。直白的文风是在对中国经验有厚重把握的基础上,在写作层面突破形式上的学术规范限制。农村调查随笔和学术论文的不同在于,它不用做“系统的综述评论”,由此去证明自己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创新。这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功夫而用以去思考经验本身的逻辑,达致对经验的解释。这样,随笔就可以深入经验内部,就经验本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而不是流于对经验的表面理解。
随笔是对经验思考产生出的“顿悟”。在田野的灵感之中,在原生态的经验之上产生经验的意外。这样,随笔就是进一步建构理论的基础。随笔是对经验的原生态展现,但却不是只有粗糙的经验,而是对鲜活的经验现象中的悖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既然是尝试性的解释,就不是最终的结论,“提出问题最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笔是一个开放问题、激发思考的很好方式。因此,“写作调查随笔的关键问题是要有真问题意识”。
对于如何写农村调查随笔,贺氏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是要去展现研究者既有知识所解释不了的经验现象及其中的悖论,二是在对悖论做出尝试性的解释,三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做一个扩展性的讨论。这里的现象的悖论不是经验事实本身的悖论,而是研究者既有知识解释不了的现象。
可以说,农村调查随笔的写作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方式和积累方式,它能让人很快形成经验的质感。尤其是对于农村研究的初学者和农村调查的新手,这是入门的极好方法。大胆的假设与快意的写作,及时捕捉思想火花与经验灵感,可以为进一步构建理论体系奠定扎实的基础。评注释
〔1〕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乡村素描篇8
[关键词]乡土油画；本土精神；人道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J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70-01
乡土油画——通俗我会把它理解为描绘农村、农民生活状态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油画。从中国乡土油画的基本创作手法上来说，是借用这一世界语言来讲我们中国人的事，表现本民族的思想，人的生活，理想，现实等。它深刻的意义还是要表现中国精神，表现中国人民的生存意义，这也便是乡土油画的意义。
一、乡土油画题材在中国的地位、发展现状
乡土油画题材在中国大规模出现是在三十年代的解放区。从事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们，开始深入社会底层，创造了很多具有乡土情怀的油画作品。这一时期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是民族苦难的象征，如王悦之《弃民图》、吕斯百的《四川农民》等。应该说这是乡土油画在中国正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但是无可厚非它的存在为乡土油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阶段的乡土油画仍是不够成熟的。从五十年代起，油画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门的重视，同时引进了苏联楔斯恰科夫教学体系，培养了一批油画骨干力量。因为在这战争不断的年代里艺术家们受到中国这个特殊时期的影响，艺术家们创作出的作品并不是在于发展个人风格，不得以让艺术为革命战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道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油画家有吴作人、王式廓、董希文、罗工柳等。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绘画作为宣传政治的一种手段仍在延续，这种政治形态下必然限制了艺术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乡土油画仍然在中国的发展，并使民族化、本土化的思潮不断弘扬，就形成了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乡土特色油画。在“”这种强制的社会压力下，我想任何艺术的追求都无法展现。乡土油画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走向低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变化，重点在于人性的复苏。继“伤痕美术”之后，一大批描绘乡村和农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相继问世，乡土油画达到高峰期。其代表作是陈丹青的《组画》、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它们被视为乡土油画的代表作品。这个时期艺术家们把创作重心投入到关注生活，他们对农村、农民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把这些感受描绘到画面之后，便成了打动人心灵的艺术魅力，是人文情怀在中国不断地发扬光大。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美术界爆发了85美术新潮运动，随着中国向世界打开窗户，无论是人们思想还是艺术家们的绘画风格、语言、形式上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宴。乡土不仅仅是题材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范畴和情感范畴，不仅仅是描绘农村、风情、农民形象，艺术家们更加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关注人的生存、关注生命的意义。
进入到十九世纪之后，虽然乡土油画的多元化发展给中国油画坛增添了许多色彩，但是却改变不了乡土油画淡出主流的事实，随着多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现实主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乡土”的关注越来越少，乡土油画这一现象令人堪忧。在许多描绘乡土绘画的作品中，很多艺术家缺乏对发现新事物的敏感度，导致乡土题材里出现单一性。
二、浅析中国乡土油画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随着探索的深入，中国乡土油画也必然走向了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写实风格、具象的意象、抽象的异彩纷呈。在九十年代的美术中，乡土题材出现了新的倾向，一是传统艺术方式中的艺术源向表现的方向转换，二是新的媒体开始介入，三是最重要的变化还是艺术家们从都市及现代文明的立场重新的审视和表达乡村的意义。
乡村素描篇9
今年暑假，我与爸爸和弟弟去乡村游玩。
刚下汽车，我们便踏上了去农家的山路。山中的空气纯净，深深地吸口气，呼吸畅通无阻，将一切烦恼抛到脑后，尽情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恩典。仰望苍穹，是一片洁净的蔚蓝，遥望四周，是漫无边际的稻田。蝴蝶勤快地在万寿菊黄色小花上采集花粉，一片粉红色的玫瑰花迎面飘来一阵淡淡的清香，在暖风中微微有些醉意；在这农作物成熟的季节，枝头缀满了一个个肥胖的大青瓜。在明媚的阳光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仿佛是一幅连绵的画卷。这里虽不算是人间仙境，但比起城市里污浊的空气、嘈杂的人群，可谓是修身养性的佳处，这里丝毫闻不出浓重的机械味。望着鳞次栉比、排列有序的稻田，一种莫名的敬意油然而生。
（点评：这里的乡村美景已经就令人陶醉了，更不用说其它的。作者优美的字里行间展现出一幅幅连绵不断的画卷。）
悠然走在竹林中间的小路上，心中乐开了花，一些乡亲也在这竹林之间慢慢晃悠着，是啊！竹子可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宝物啊！在这密密的竹林之中散步，感觉无比轻松，这里没有城市的石屎森林，没有难闻的汽车尾气，只有一根根青翠剔透的竹子和林间无比清新的空气。
当我们到达爸爸的一位农民朋友家后，受到了热情款待。这位农民朋友已经年过六旬，却还是十分热爱田间劳作，亲手种了许多果树，还挖了一口塘来养鱼，并且就地利用养了一大群鸡鸭，以前喂这么一大群鸡鸭我们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次亲眼目睹，自然是兴奋不已。
休息的时候我跑到了村头的小溪边，想在那里玩一玩山间的清凉的溪水，不料却看到几个乡村妇女在溪边洗衣服。她们一边洗一边聊着生活小事，自然而纯朴。瞧，一个小妹妹也在洗自己的小鞋子，看她那吃力的动作，憋红的脸，仿佛在说：我就不信我洗不了自己的小鞋子。
晚饭后，乡下的老人们都聚集在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下下棋，悠闲自在。远处的天边，晚霞映红了整个天际，这正是鸟儿们捕食的好时节，它们在半空中欢笑着，盘旋着，发出一阵阵清脆的鸣叫声。
（点评：农家生活朴素、自然、纯真，作者正是用这样的笔脉描绘出一幅幅农家图画。）
乡村素描篇10
关键词：城市化；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双向文化互动
当代江苏乡土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而根据地域的不同江苏乡土文学也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譬如苏中地区的乡土文学多以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苏北地区的乡土文学则多以描写自然风光、天人合一的内容为主。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江苏乡土文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其也对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与城市化的双向文化互动。
一、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简要概述
（一）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表现在外部则直接体现为城市形象，其中包含三大领域分别为以城市建筑、道路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文明、以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代表的政治文明以及以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明。城市形象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表现和重要特征，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经济、政治、市民素质、生态环境等等。而城市文化则指的是人类生活在都市社会组织当中的生存情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加之城市风貌形成的集合体。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具有复杂性、集聚性以及开放兼容性的主要特征。鉴于其与人类的都市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也有部分学者也愿意将城市文化称之为“都市文化”。
（二）乡土文化
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繁衍发展历程当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一种宝贵的智慧结晶，就是乡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拥有核心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在乡土文化当中包含物质性的古建遗存、古树名木等，同时也包含众多非物质性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等，然而无论是否为物质性，其在乡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当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江苏省正是在乡土文化的影响之下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乡土文学，用以展现江苏农村的乡土人情、民俗风貌，致力于将乡土精神的文化内涵代代传承下去。
二、城市化对当代江苏乡土文学的文化影响
（一）乡村习俗逐渐淡化
城市化其实指的就是国家以及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产业结构等均实现大力发展进步与相应调整，将传统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型社会转变成以工业、服务业等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而在此过程中，乡村经济得到有效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乡村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其固有的传统民俗风情等也逐渐被淡化，这一现象也集中体现在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当中[1]。比如说在江苏部分地区有专门的乡村“职业伴娘”，负责为各家各户的婚礼提供伴娘服务，这也是江苏的一大乡村婚俗。在庞宇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当中有着详细描述，比如说新娘在走出家门前其嫁鞋必须穿在爹爹的大鞋子里，并且一定要穿到门口，这样嫁鞋上将不会带走娘家的一块土，避免新娘出嫁之后过于思念娘家。另外还有迎娶的“轿子船”，在船头需要放一个火盆喻义“兴旺”，而在船尾需要放上一只鸭子取谐音“押子”喻义生活“稳稳当当”，而新郎官则需要手捧的头像站在船头，取吉祥和辟邪的彩头，轿子船上的人只要遇到桥就需要放鞭炮用来敬神。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的传统结婚习俗已经逐渐被淡化，许多传统婚俗已经逐渐消逝。
（二）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彻底拉开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挡板”，村民可以自由进出城市，感受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文明。而在此过程中许多进入到城市的农村人开始嫌弃农村，这也开始对农村人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比方说在高晓生的《拣珍珠》当中寡妇李大婶经过半辈子的努力含辛茹苦的带大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并且盖了新房子搬进了新居，就在李大婶觉得好日子要来临了，想要为儿子娶媳妇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麻烦。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姑娘更加向往城里的生活，认为李大婶家房子太小、儿子只会种地没有手艺、进不了工厂是个“呆人家”，家里没有靠山没有出头的机会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与李大婶的儿子定亲。这令李大婶非常气愤，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老实巴交、勤快节俭的庄稼人，长相、力气也不差于其他人，只因为种田而白白遭受别人嫌弃[2]。高晓声在《拣珍珠》当中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想要离开家乡，而留守在农村的朴实憨厚的农民反而成为别人嫌弃和嘲笑的对象，通过作者在文中对乡村的书写，向人们展现了历史的变迁，进而引发人们对农村与城市发展的深入思考。
（三）农民离乡题材增多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江苏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而慢慢开始瓦解，直到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之后，近代商业文化迅速攻占各大乡村，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当中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生存之路，因此在城市化的影响之下，江苏乡土文学当中有关于农民离乡进城赚钱的题材越来越多。比如说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描写的就是中年农民陈奂生常年饱受贫穷的困扰，在村里有着“漏斗户主”的称号，但是在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动之下，党和政府放宽了对农村的政策限制，陈奂生的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并开始进城从事卖油绳的小买卖，希望能够用赚来的钱买顶能够保暖的帽子。结果陈奂生的油绳虽然卖完了，但是其还未能去买帽子就已经着凉，并且栽倒在车站候车室里，随后被路过的县委吴书记发现并好意安排其住进招待所当中。第二天生平第一次住招待所的陈奂生战战兢兢生怕弄坏了房间里的东西，当结账时陈奂生得知睡一晚竟然要五块钱时立刻大吃一惊，随后又觉得愤然最后在房间里“大搞破坏”，当回到村里以后由于其坐过县委书记的车和睡过五元一晚的招待所，陈奂生在村里的地位大大提升[3]。在这部短片小说当中，虽然陈奂生进城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高晓声利用白描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将农民常年生活困苦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与城市物价高、人们生活精致之间的矛盾活灵活现的勾勒出来，展现了城市化发展中农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四）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当中，人们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暴力掠夺各项资源以便发展经济，原本美丽淳朴的乡村风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赵本夫的《黑蚂蚁蓝眼睛》当中正是由于大力开展城市化建设，使得黄河决堤对女寨主柴姑等扎根在乡村土地上的人原本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冲垮了乡村原有的秩序与文明，柴姑后期成为了整天咀嚼蚂蚁的蚁王，与乡村有着浓厚情感的天生决定与黄河大堤相伴到老，而黑马也来到了荒原决定爬到树上安居。随后在赵本夫的另外一部作品《天地月亮地》当中也描写的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的故事，用自由的笔法描写出村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城市文明之间的残酷斗争。
三、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一）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在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当中，赵本夫一直致力于使用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问题。在其《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描写到溪口村已经十多年没有建过一座新房，但是却倒了几十座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屋，并且还会有不断倒塌趋势。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整个溪口村会彻底消失。书中写到溪口村历史上有过多次如瘟疫、饥饿、匪祸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灾难过后，人们不管逃离多远，最后还会扶老携幼重新回到溪口村重建家园[4]。这在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下，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发了财，虽然村民的日子富裕了可村子却空了，农村中只剩下一些老弱残疾，随着老屋不断倒塌老人相继离世，身为村长的老乔每天的工作就是料理后事。从《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当中，老弱病残“留守”问题等日益严重，村庄逐渐颓败，作者一方面在反映时代变迁，另一方面也逐渐引导世人开始关注“农村留守”等社会问题，而这也成为当前现代化发展当中必须解决的一大社会现实问题。
（二）倡导回归自然人性
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现代城市社会当中的拜金主义、金钱主义等也逐渐侵染到原本民风淳朴的乡村当中，譬如说《拣珍珠》当中大儿子对象的悔婚正是觉得大儿子只会种田，一辈子不会有出息，于是最终找了城里的一个工人结婚。但越来越多的作者此时借助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开始提倡人们回归自然本性，坚持道德底线。比如说在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作者提倡的坚持本性、安分守己的观念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主人翁老乔身上。身为溪口村村长的老乔，中年时丧妻，但即使是在面对满村的留守妇女，老乔任然能够守住道德底线不受诱惑。村众有一个因为结婚多年无法生育而被迫离婚的女人刘玉芬，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够生出孩子，于是想方设法地勾引老乔，但老乔依旧“坐怀不乱”不为所动。在赵本夫另外一本《无土时代》当中，留守在乡村中的村长方全林，与老乔一样也是面对满村的留守妇女，但始终坚持安分守己的本性，没有做出任何有悖道德伦常的事情。在赵本夫笔下的村长都有着善良正直、约束力、自律性比较强的形象，廉耻观念非常重，这也是赵本夫想要透过作品向世人传达的做人理念[5]。
（三）保护还原农村生态
在《无土时代》当中，赵本夫描写了一出钢筋林立、到处闪烁着霓虹灯的现代都市向原始、纯真的乡土转变的过程，在小说当中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将抹去身上全部的土气、丢掉“农村人”的标签作为其一生奋斗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生活在钢筋水泥之后的城里人却开始向往大自然，小说描写了在现代都市当中，几个文化人和民工追逐自然，试图在城市中种满麦穗、豌豆等农作物以改变现代城市所处的“无土时代”，向人们展示出即使身处城市生活却依旧向往大自然的浪漫诉求，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乡村文化、对古朴农村的深深眷恋之情，彰显其浓郁的乡土情结[6]。在《名人张山》当中赵本夫同样使用现实主义笔法，描写张山是一个村里公认不太靠谱的人物形象，其小时候喜欢调皮捣蛋，经常对老且搞许多恶作剧，譬如在其睡觉的被窝里放蛇等等，但是在张山长大之后离开家乡把山货带到城市销售并且赚了许多钱，后来在张山的带领下村民陆陆续续发家致富，对张山也越来越看重。而在后来张山带着教授和博士进山想要开发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山洞中古老的生殖图腾，在张山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借助生殖图腾开发旅游项目的计划，而老且则对其表示出担忧。虽然在作品的最后老且还是没有能够阻止张山的计划，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合理开发的思考，而这也是未来城市化建设中需要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其关于农民离乡的题材也越来越多，虽然农村经济得到切实发展，但是在与城市化融合之后原本许多农村习俗被逐渐淡化、农村样貌发生巨大改变，农村原有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反过来，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对保护和还原生态环境等给予更多关注，同时也在大力提倡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这些也对日后的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之间有着强烈的双向文化互动。
【参考文献】
[1]程光炜，丁帆，李锐.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49-67.
[2]李明觯杨明宇.消费时代的审美惰性――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对立化叙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33-38.
[3]刘依，黄美蓉，丹.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75-278.
[4]许心宏，王颖.乡土漂移的文化怀旧与城市化叙事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