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1
一从赞成到反对
众所周知，大致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派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时人曾描述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2]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因此陈独秀等人在接受唯物史观洗礼、逐渐转向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放弃思想领域的启蒙，他们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表示赞许。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便说：“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3]在此期间，他还应胡适的邀请，为亚东图书馆新整理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撰写了一系列《新叙》，这其实也是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支持。与此同时，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张闻天也针对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指出：“中华书局以后应该做的事情：（一）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4]这更是与胡适等人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尽管此时唯物史观派已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持一种颇为支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的。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逐渐意识到“整理国故”与现实政治斗争之间的抵牾冲突，由此开始反思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便发表文章批评：“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学、哲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5]至1924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更是发表《受“国故毒”的学生听着》一文针砭道：“中国国势已经危急的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6]。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胡适、梁启超大开国学书目，《中国青年》还及时开列出《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试图借此消除胡适等人的影响[7]。
在这种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陈独秀等人也迅速调整了对“整理国故”的认识。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国学》一文评价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8]两相对照，他这一评价明显与此前不同。而无独有偶，类似陈独秀的这种思想转变还同样发生在茅盾身上。1923年12月，茅盾在《杂感》一文依然写道：“近年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方法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原是极该批评讨论的；即使是过分严格的批评，也是社会所乐闻。但是现在有的批评整理国故，却不肯据理讨论，而徒凭主观，说整理国故的人们，不是老秀才乘势出风头，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种武断的态度、谩骂的口吻，几使读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9]显然，他此时对“整理国故”仍持一种为之辩护的态度。但时至1924年5月，茅盾对时势的观察却发生了极大逆转，于是他撰写《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指出：“这一年来，中国处于反动政治的劫制之下，社会上各方面都显出反动的色彩来。在文学界中，这种反动运动酝酿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朕兆，不过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当的效果，有了相当的声势。和其他反动运动一样，文学上的反动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复古’。不论他们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寻求文学的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复古”，特别是第二种反动，“要到中国古书——尤其是‘经’里面去找求文学的意义。……这一等反动家，头脑陈腐，思想固陋，实在不值一驳；他们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却因一则主张文言的一支反动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们攘臂加入的热心，二则近年来‘整理国故’的声浪大盛，‘古书原来也有用处’，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了。”而在茅盾看来，以上这“两种反动运动，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潮”，所以“我们应该立起一道联合战线，反抗这方来的反动恶潮”[10]。不久，他又发表文章批评说：“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作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因此我们虽然“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11]显而易见，这番尖锐的言词实际上是针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而发。
由上可知，当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初，由于它继承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学术文化观念，所以唯物史观派一度对此颇为赞许。而随着整理国故运动日益风行，其现实流弊也逐渐地显现出来，如向来被“冷搁在毛厕边缘的线装书，连孔家店的一应旧礼教在内，却逐步的得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美名，而重受时代之盼睐”[12]。鉴于此，唯物史观派开始对“整理国故”进行了严厉批判。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便说：“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3]194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也一改早先支持“整理国故”的态度，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文章说：“要批判的接受中国旧文化，决不是等于号召中国青年去读古书、整理国故。”[14]这不啻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唯物史观派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基调。
二对立中的互动
历史地看来，唯物史观派后来虽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出发，反对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但是并未就此将历史研究领域拱手相让。事实上，当时的唯物史观派中拥有不少以史学研究著称的学者，而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整理国故运动具有某种重合性，于是双方在研究过程中便自然呈现出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
具体说来，唯物史观派并未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他们只是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加分别地笼统提倡所谓“整理国故”。郭沫若就解释说：“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们的良心了。”同时，他又指出：“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因此，“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凡事只能各行所是，不必强人于同”，“至于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它，我们便不能不研究它。”[15]郭沫若还表示：“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难解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代文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很必要的事情”[16]。由此可见，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并没有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价值。转贴于其次，唯物史观派也并未否定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根本精神，即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李大钊就说：“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17]范文澜也承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18]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引用了胡适的说法，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步骤就在于“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是什么还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19]。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充分肯定了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甚至深受其影响，十分重视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如顾颉刚在向胡适介绍范文澜时便说他“近来亦颇受先生的影响，屡欲改善其治学之方法”[20]。由此可知，范文澜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曾经一度深受胡适影响。此外，范文澜还曾参加了顾颉刚等人创办的“朴社”，以擅长考据的清代朴学为榜样。而正是缘于这种史料学的训练经历，唯物史观派能够充分认识到史料整理和考证的价值。李大钊便强调：“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21]。周谷城也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22]吕振羽甚至提出：“我们必须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对已有材料进行系统的考证。”[23]而翦伯赞更是将此付诸实践，在其代表作《中国史纲》中对“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至当时就有学者评价说：“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24]而这些都“表明他重视梁任公、胡适之和傅孟真所推动的新潮流”，“且有意与当时的‘主流史学’”在史料学方面“一较高下”[25]。
在唯物史观派中，对考证学意义阐述得最丰富的是郭沫若。他提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他还批评一些所谓的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26]因此，“考证乃研究工作必经之初步阶段，如能‘实事求是’，可不失为作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即使是“为考证而考证，乃割地自限，然较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终胜一筹，较之为反动而考证者更不可同日而语”[27]，这无疑是充分肯定了考证学的意义价值。他还具体举例说明：“鲁迅是受过近代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而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他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阐发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再如闻一多，他也“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28]。
此外，唯物史观派对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赵纪彬便称赞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精确至当，无可移易”，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之一最大贡献矣”[29]。郭沫若也坦然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他同时还评价：“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都可算是卓识。……胡君又说：‘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这个态度是很矜慎的，虽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为中心，还是问题。胡君的见解较一般的旧人大体上是有些科学观念，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史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但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摩着一些，这可以说是他的进步。”[30]
有些时候，唯物史观派甚至还从“整理国故派”的具体观点中得到直接启发。如董作宾关于甲骨分期断代和“贞人说”的论述就对郭沫若产生了很大影响。郭沫若曾说：“曩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今据其说以诠之”。另外，郭沫若原先拟在《卜辞通纂》“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其后不久，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有关分期断代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已写竣并提出“十项标准”后，随即赞许此十项标准“体例綦密”。而当他收到了董作宾寄来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更是激动地说：“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31]。
总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具体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随着唯物史观派不断壮大，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也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启发。吴承仕的思想转变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身为章门弟子之一，却最终跳出了“整理国故”的窠臼，转而信仰唯物史观。他曾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32]1934年，时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承仕开始着手改造国学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33]，因此主张“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34]。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35]，而是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历史。他在阐释《丧服传》时就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36]这些研究结论无疑大大突破了“整理国故”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次。
又如，作为“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虽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古史的辨伪，但他同时也十分关注唯物史观派的观点。1926年11月18日，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与之讨论说：“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37]与此同时，顾颉刚也不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他声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8]。他还高度评价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39]。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有所歧异，但由于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由是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三跳出“国学”的范围
历史地看来，整理国故运动虽然曾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但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欠缺宏观的分析与概括，从而无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初衷，于是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相反地，唯物史观派则因为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获得了不断的壮大。而在这一话语权势的转移过程中，他们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种种流弊做出了严厉的批评。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唯物史观派深刻地批判了整理国故运动陷于考据而不可自拔的弊病，阐明了自己“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的主张。
众所周知，胡适最初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时，有其明确的目的，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试图从中发现中西方文明的结合点。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考据癖”，胡适往往沉溺于琐碎的考据而不可自拔。他曾自言其在二战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40]。他还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41]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倾向无疑是舍本逐末。李大钊就屡屡强调：“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42]，因此“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43]。郭沫若更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考据流弊严厉批评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须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因此，“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4]。
郭沫若还称赞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45]这不啻是对胡适陷于“考据癖”不可自拔的尖锐针砭。同时，郭沫若自己也与闻一多一样，对国学采取的是一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态度。他声明：“我辈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知返矣”，“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碛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辈今日所应有事。如徒效蠹鱼白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则不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随之腐化而已。”[46]可以说，郭沫若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深入国学而又跳出国学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唯物史观派也严厉地批评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非史观”倾向，并公开阐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柳湜就说：“我们不反对整理国故，甚至承认‘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相当的功绩，但……不是主张仍和过去那样无方法，或用错误的方法去整理国故，研究历史。我们主张用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47]。
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带有一种明显的“非史观”倾向，尤其是排斥唯物史观的指导。胡适便表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48]傅斯年也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49]，“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50]而刘节更说：“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51]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非史观”倾向无疑是错误的。李大钊就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迷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52]。翦伯赞也强调：“无论是何种研究，除了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53]，因此“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54]而侯外庐更是明确指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55]
在这一方面，郭沫若的有关论述也十分丰富，他不仅提出唯物史观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他自己就是“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56]，而且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了铿锵有力的批评。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啊！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最后还表示：“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57]今天看来，这不啻是唯物史观派全面超越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份公开宣言。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错误提出了质疑和商榷。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凿破鸿蒙、廓清迷雾，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但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的界限，顾颉刚等人往往将“伪书”中所记载的历史皆视为“伪史”，如顾颉刚就曾经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58]如今看来，此论显然断之过勇。而关于这一点，唯物史观派恰恰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
1945年，翦伯赞就提出：“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经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过火。”他并且指出：“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记载了春秋的史实，“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亦如此，其所录西周、春秋的诗歌，“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59]。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60]这就科学地将“辨伪书”与“辨伪史”区分开来了。
此外，针对“古史辨派”抹煞一切神话传说的做法，唯物史观派也提出了批评。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记载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对此，吕振羽曾明确表示：“我研究的是神话传说，出于战国书中的神话传说，和西汉书中的神话传说，都是根据当时社会流传的神话传说加以粉饰，正史中的神话传说是如此，伪书中的神话传说也是如此。正史中的伪成分要分别出来，伪书中的真成分也要分别出来。对于我国古史中的材料，都要经过详细分析才能引用。”[61]这就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转贴于总之，无论是在研究目的和方法，还是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唯物史观派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各种流弊作出了严厉批判，从而极大地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而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整理国故运动往往仅仅拘囿于个别细小琐碎史实的考证，却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当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62]、“风靡一世”[63]时，顾颉刚却不得不喟然感叹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64]
注释：
[1]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2]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总务部日刊课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年版。
[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4]张闻天：《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学灯》1920年1月22日。
[5]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6][7]《中国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29日。
[8]独秀：《寸铁·国学》，《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9][10][11]《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36－438、444－445页。
[12]钱穆：《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46页。
[13][15]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13日。
[14]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16]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创造周报》第37号，1924年1月13日。
[17][21][42][43][52]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212、193、210－212、183页。
[18]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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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2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献学趣味性教学典故艺术内涵古籍拍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3-0052-03
文献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从“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保存和整理”讲起，但文献学一直到20世纪才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名称出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建古典文献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历史文献学已成为各高校历史系普遍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历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辨伪学、辑佚学展开，其专业性、学术性很强，但与社会现实联系并不密切。在教学过程中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怎样随着学术发展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做到与学术研究同步发展，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问题。除了强调学术性之外，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在趣味性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程的动力源泉。从已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来看，内容专而精，比较深入，往往令学生望而生畏，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趣味性势在必行。
一穿插故事与典故，活跃课堂气氛
中国历史文献学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与典故，把它们运用到教学中，可收到深入浅出之效。南京大学的徐有富、徐昕指出：“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做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这个故事可使学生认识到读书治学选择版本的重要性。
在讲解卷轴装时，可介绍“卷帙浩繁”“触手如新”“黄卷青灯”“信口雌黄”等相关成语的来历。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教授指出：“染潢的目的一般是防虫，色微黄，所以卷子又称‘黄卷’。……又用‘黄卷青灯’描绘夜读情景。陆游《剑南诗稿》卷九《客愁》：‘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既然纸是染潢的，所以写错了涂改也用黄色盖住原字，再行重写，这种涂改颜料为雌黄，所以形容不顾事实，随便议论叫‘信口雌黄’。《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曾回忆程千帆教授教学时讲的一个故事：“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问题。
“郭公夏五”、“鲁鱼豕亥”也是常用的校勘典故，“郢书燕说”也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古书致误的一种原因。故事和典故不仅可以使较为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二彰显文献学的艺术内涵，丰富教学内容
艺术代表性是古籍善本的标准之一，古籍的装帧、印刷技术的发展都与书法、绘画艺术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古籍主要是线装。装帧精美的图书，令人赏心悦目，也可视为艺术品。如明代经厂本虽校勘不精，学术价值不高，但用纸上乘，装帧考究，形式颇为美观。
随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古籍中版画和插图产生了很多艺术珍品。如明代汪光华刻《琵琶记》、汪士珩刻《唐诗画谱》、汪成甫刻《吴骚合编》、洪国良刻《怡春锦》、刘荣刻《凤凰山》等，现代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曾指出：“所刻各书插图，线条秀劲有致，刀法精妙入微。不但为本书增加声色，且因内容丰富，绘刻俱精，成为研究绘刻版画艺术的良好范本。”明代晚期彩色套印技术发展成熟，以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家为佳，如闵绳初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代晚期版画艺术中还发明了版、拱花的印刷方法，如明代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古籍写刻本由作者或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的版刻印，堪称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清代是写刻本盛行的时期，如林佶写刻的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有“林佶四写”之称，极负盛名。余集写刻的周密《志雅堂杂钞》、元好问《续夷坚志》、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黄仪写刻的《渔洋续集》、许翰屏写刻的胡刻《文选》、郑燮自写刻的《板桥集》、金农自写刻的《冬心集》等亦为艺林所重。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徐有富指出：“写刻本一般书写精美、刊刻细致、讹误极少，它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所以一向被人们珍视。”
版画、插图、书法等艺术可使中国历史文献学充满灵性和活力，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三了解古籍拍卖行情，拓展教学空间
1992年，中国书店开始尝试用拍卖的形式经营稀见书刊资料，并于1993年成功举办“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成为国内古籍拍卖的先行者，后来成立了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中国嘉德首次设置古籍善本专场，此后，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涉足古籍拍卖领域。如：北京德宝、翰海、保利、歌德、纳高、匡时、鼎丰、盘龙、万隆、中鸿信、泰和嘉成、中安太平、大唐四季、中贸圣嘉，上海嘉泰、博古斋、朵云轩、崇源、国拍、敬华、工美，香港富得、佳世得，天津鼎晟、立达以及南京盘龙、山东天承等。
近年来，古籍善本拍卖持续升温，屡创佳绩。如：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晋索靖出师颂卷》写本拍出2200万元；2004年，上海崇源推出的《殷契国粹・孟广慧藏甲骨精品》拍出5280万元的天价；2009年，山东天承推出的《北宋建阳景福院罗汉会斋牒》以5040万元的高价落槌；2012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元代吴郡庠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2012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以3450万元的高价成交。
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古籍包残本与零页，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范围，价值不菲。清代就有“宋版书按页计值”之说，古籍收藏界“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我国古籍善本专家孟宪钧指出：“1999年嘉德秋拍宋刻《朱晦庵文集》一页，成交价为12000元。1999年春嘉德公司拍卖《丹杨后集》傅增湘旧藏宋版书一页，成交价竟达2万元，成为宋版书单页成交价之冠。”
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规范和成熟，拍卖会已成为古籍善本流通的主要渠道，由于古籍善本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2012年，北京匡时推出“过云楼”藏书，上海著名钱币收藏家吴伟忠指出：“以1.8亿元天价起拍，至1.88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2.16亿元，开创中国古籍拍卖价格新纪元。此次上拍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历代古籍善本，曾于2005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中以2310万元拍出，7年里升值了8倍多。”
古籍拍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重要体现。介绍古籍拍卖行情，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使他们更直观地认识古籍善本的价值，但目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尚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加以拓展。
四介绍区域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有多种说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包括八桂、八闽、巴蜀、草原、陈楚、滇云、关东、徽州、江西、荆楚、两淮、岭南、陇右、齐鲁、黔贵、青藏、琼州、三晋、三秦、台湾、吴越、西域、燕赵、中州二十四种区域文化类型。
近年来，区域文献整理与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湖湘文库》《巴蜀全书》等大型的区域文献汇编工作陆续开展，“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举办三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中充实区域文献的相关内容，是学术研究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怀有爱乡情怀，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引导他们熟悉和整理与自己家乡相关的文献，加深对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五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重实践教学，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讲解古籍版本、古籍修复知识时，可带领学生到图书馆古籍部，通过亲自翻阅古籍，现场观察古籍修复，了解古籍版本的类别、单页版式以及古籍修复的材料、工具、设备和操作的基本程序。
讲解古籍装帧形式时，可让学生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的图书，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各种装式的装订方法、优点和不足。
讲解文献错误的类型与校勘方法时，可选择古籍的不同版本让学生对校，体验发现讹误的快乐，培养他们对古籍整理的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还可以走向田野，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家谱、碑刻、契约等散见文献，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意识。
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应避免“曲高和寡”，在教学的趣味性方面应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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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3
新材料的研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年内，中国有五项重大的发现：19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1900年甘肃敦煌藏经洞敦煌文书的发现，1908年新疆及甘肃的汉晋木简的发现，1909年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1889年蒙古的古代中亚民族遗文的发现。王国维说：“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的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以新方法研究新材料成为一时的学术趋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即发表了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马衡《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考》、罗福苌《敦煌博物馆敦煌书目》、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伊凤阁《西夏国书论》、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等，开辟了国学新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白话小说考证从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看来，小说托体甚卑，非学术研究的对象。胡适发起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其最大的功绩是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中找到了新文学的标准，而且以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是白话文学的语言典范。为了推广它们，得到上海远东图书馆的支持，自1920年开始出版系列的新式标点本长篇白话小说。在出版这些小说时很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作者、版本和历史背景，但因资料难得和历史线索模糊而成为很困难的学术问题。胡适自1920年完成《水浒传考证》之后，迄于1925年完成的论文有《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镜花缘的引论》、《跋红楼梦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三国演义序》、《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这些小说考证论文是以新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
古史的讨论自1920年顾颉刚在胡适的启发下开始古籍辨伪工作，以作为国学新思潮的学术突破。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对中国远古历史传统作了颠覆性的论断。钱玄同继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表示支持。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疑问》和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对顾颉刚的观点进行辩论。胡适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也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事件可算是中国学术界一件极可喜的事，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古史讨论遂在国学运动中兴起了以疑古为特点的古史辨派，陆续出现了一批辨伪与疑古的论文，大大震动中国学术界。1925年国学新倾向所体现的新思潮已经形成，曹聚仁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里说：“近顷之治国故学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使非极端守旧，局守宋儒之陋见者，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群力所注，则国故之各各资料，必由一一考证而日渐正确……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呈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这断定新思潮派以科学方法考证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学术问题是国学运动的主流了。它取代了国粹派在国学运动中的地位，大大推动了国学的发展。1926年1月顾颉刚发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进一步发展了新思潮派的观点，重申胡适的纯学术的主张，摒弃势利成见，不考虑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回答了学术界的种种责难。此年四月顾颉刚完成《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它是国学运动中古史辨派的宣言。《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由朴社出版，自1941年共出七册。其中作者有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刘复、罗根泽、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郭沫若、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派。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古史，但更多的是关于先秦典籍的辨伪、诸子的考辨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国学的新倾向和国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古史辨派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以疑古的态度对先秦典籍———包括儒家经典的辨伪，将中国远古的传说与信史分别开来，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存在，了儒家典籍的神圣性，表现出以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古史辨派的辨伪工作起到了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破坏。周予同于1926年说：“辨伪的工作，在现在国内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学方面，我承认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辨伪虽是国学常识，但也是第一步工作。”这种辨伪的破坏，实质上是对国学运动中国粹主义理论的动摇。《古史辨》收入的论文如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钱玄同《论〈庄子〉真伪考》、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张寿林《〈诗经〉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俞平伯《论〈离骚〉的年代》、冯友兰《〈中庸〉的年代问题》、张西堂《陆贾〈新书〉辨伪》、朱希祖《〈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二篇系汉人伪书说》、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罗根泽《晚周诸子反古考》、吕思勉《考》、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等，皆是振聋发聩，开一代风尚之作，使新考证倾向得以发展。
古史辨派的这些考证，虽然从表象上看来十分琐细，但疑古的精神特别鲜明，的确表现了新文化光照下的新思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1927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南京，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办于1928年，标志国学运动中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此刊自1928年迄于1949年共出版二十本，此大型连续出版物是纯学术性的，如研究所的名称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傅斯年理解的“历史”是广义的，“语言”已具文献的意义。他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与欧洲近世的历史语言学派颇为相异，仅限于历史与文献的事实考证的层面。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生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多多少少带点中古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借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这里“史料”即历史文献。傅斯年从中国传统考据学找到了与历史语言学的契合，于是提出判断学术价值的三项标准：一、对材料作直接的繁丰细密的研究；二、能扩张所研究的材料；三、扩充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他特别强调材料和事实的研究，要求原创性的研究和体现研究方法的进步。历史语言学派的宗旨贯彻在《集刊》里，如其典型的论文：董作宾《跋唐写本〈广韵〉残卷》、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徐中舒《耒耜考》、赵荫堂《〈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孟森《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王明《〈周易参同契〉考》、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等。这些论文与《古史辨》的论文都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做细密的考证。它们实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体现，属于国学研究性质的。我们如果将《古史辨》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主要论文进行比较，则不难见到：二者虽然皆以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问题为对象，皆采取科学考证方法，但前者关注的问题限于汉代以前，以先秦古史古籍为重点，其课题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的基本的事实问题，编者的思想倾向极为明显；后者的课题十分广阔，涉及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琐细的学术问题，编者并不具某种倾向，亦不迎合时代思潮，而是沉潜地进行研究。此两派均属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流派，因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才促进了国学的繁荣昌盛。自1925年国学新倾向形成以来，除《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两种大型学术集刊而外，其余具有国学性质的刊物纷纷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北大国学月刊》（北京大学，1926年）、《国学》（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国学年刊》（无锡国学馆，1926年）、《国学专刊》（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6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中山大学，1927年）、《国学论丛》（清华研究院，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厦门大学，1927年）、《燕京学派》（燕京大学，1927年）、《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中央大学，1928年）、《辅仁学志》（辅仁大学，1928年）、《师大国学丛刊》（北京师范大学，1930年）、《国学丛编》（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国学汇编》（齐鲁大学，1932年）、《国学商兑》（国学会，1933年）。这段时期国学运动极兴盛，新的考据之风影响着一代学术。1941年12月四川史学家蒙思明应钱穆之邀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时，他谈到新的考据风尚说：“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使人除考据之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他对科学的考证成为学术界的支配势力和学术风尚表示忧虑和指责。这反映了“新考证之盛行”确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和强势了。当新思潮成为国学运动主流时，国粹主义的残余仍有很大的势力和社会基础。
1935年萧莫寒论治国学之门径，以为：“宋之理学，诚为上承五代以上学问家研究之结晶，启元明清后代治国学之门径。故吾人研究国学者，得宋儒理学为辅佐，则无异获得第一把锁钥也。”同年何键在湖南国学院讲研究国学的方法与应具之眼光时说：“我们今日研究国学，要抢着‘致用而读经’的目的，处处都抢读经书应用到应事接物上，才算得通经，也才能算确实提倡国学。”1942年陆德懋论国学的正统时说：“凡人的道德及才能，皆受先天的遗传之限制，亦无可讳言。然在中上之才，如能留心于修养及致用之学，皆能有所成就。及其成也，皆所谓‘明体达用’之学，亦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斯即正统的国学之所尚。”他们坚持弘扬国粹，以国学为儒家“修身”、“致用”之学，而且以为这才是国学的正统。从上述可见，国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国粹派和新思潮派两种基本的倾向。历史已表明，在新文化思想引导下的新倾向是国学的主流。当国学运动终结四十余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又兴起“国学热”时，原来的两种基本倾向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转换的变化。1993年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问世，它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坚定纯学术的宗旨，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学术界兴起。由于历史的断裂，致使在新的国学热中，人们对曾经是国学运动的主流倾向淡忘或模糊了。《国学研究》所代表的纯学术倾向，渐渐在“热潮”中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国粹主义却以变形的态势居于主导的地位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以呼唤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建成文化强国的历史背景下，国学热以国粹主义的特色走向世俗化和商业化。国学被理解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国学的宗旨在于提倡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倡导普遍的读经，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试图恢复经典教育制度。许多学者联合发表文化宣言，宣称：“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的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国学似乎可以担当重大的社会使命，“要在‘科技’无法涉足的广阔之域，载负起将‘人类精神’引向天府的重荷，并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这从弘扬国粹的愿望出发，使国学脱离学术的轨道而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宣教。我们回顾国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可以证实国粹派的弘扬国粹的使命感及改变世道人心的善良愿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为背离现代文明的逆流而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4
关键词：古名人文化旅游开发前景名人效益。
如今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关注文化，用通俗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电视传媒百家讲坛的节目存在，表明了大众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兴趣。2011年中国文化旅游年，人们在休闲的时候，不仅仅是关注自然景观，而是越来越多地在意旅游本身的文化内涵。原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如今旅游成为各个省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的状态之下，打造古名人文化效应，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成为很多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开发的方面。
在这样的文化旅游氛围中，更好地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对于整个省的旅游文化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河北省古名人文化资源的梳理，探讨、规划、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发、提升古名人文化的品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1河北省古名人文化旅游景点概述。
河北省曾经从传说时期的黄帝时期，经历了五千年的古代文明。保定、沧州、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廊坊、沧州、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古代名人资源，可以感觉到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都散落着历史的记忆，那些历史人物、故事、传说沉淀出的是河北省的整个历史，在美好的风景呈现的时候，仿佛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河北省的古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而这些古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个的自然资源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可能脱离整个的旅游状态，了解各种不同的古名人文化的存在方式，才可能更确切细致地开发和提升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内在品质。
第一类关于历史传说类的景点：孟姜女庙也称“贞女祠”。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到此拜海求仙并驻跸于此而得名，是我国惟一一座以帝王名称命名的城市。灵山相传灵山乃女娲娘娘补天炼石处。沧州千童祠记载着秦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百工巧匠成功东渡的故事。武灵丛台，相传是战国埋藏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所建，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京娘湖风景区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在此地梳妆、搭衣之传说。回车巷位于邯郸市区串城街南段，相传战国时赵上卿蔺相如曾在此处为大将廉颇回车让路，故名蔺相如回车巷。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是依据唐代沈既济所著传奇《枕中记》故事而建的。邯郸学步桥学步桥原为木质浮桥，明万历年间（1617年）改建为石桥，解放后重建，已非过去学步桥之真面目。邯郸涉县娲皇宫是我国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的奉祀中华始祖女娲的古代建筑群。
第二类关于古名人的故居墓地遗址：正定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家乡，也是曹雪芹先祖曹彬的故里。邢台内邱扁鹊庙风景区据记载始建于汉，是祭祀中医圣祖扁鹊的重要场所。清东陵位于遵化市境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定州碑林院中高大的封土之下保存着一座完好的东汉墓室，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满城汉墓、清西陵、兰陵王墓等。
第三类关于名人的历史事件：避暑山庄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张家口下花园鸡鸣山景区，名山自有众人攀，北魏文成帝、唐太宗、宋太宗、辽圣宗、辽萧太后、元顺帝、明英宗、清康熙帝等历代帝王都先后登临鸡鸣山，历史上曾有秦始皇、曹操、唐太宗等九代帝王登临的千古神岳碣石山。
在这些已经开发的古名人文化资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化历史的久远和厚重，但是大部分的已经开发的资源，力度和规模都有所欠缺，而有的开发耗费巨资，却没有能真正打造出古名人的文化效应。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理清出现有的资源和开发状况，对于我们进一步地提升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2河北省古名人文化资源开发可借鉴的成功范式。
探寻名人名胜对于旅游者而言，是在旅游放松身心的过程中可以欣赏美丽的山河大川，并同时感受拂面而来的文化气息，使旅游者徜徉于有着深厚的名人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就有必要更好地打造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品质。关于名人与旅游的关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唐诗人刘禹锡的名言已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自然景观的美丽尚需名人效应给以推广，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美丽风景，感受到文化的厚重，润物细无声地渗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大家对于古名人文化开发的探讨中，值得借鉴的成功方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寻求因名而贵的物，因名而胜的地方。比如说“江南三大名楼”的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是因为范仲淹、王勃、崔颢的文句而闻名。
第二是寻求名人文化旅游打造的成功范例。比如四川省绵阳市把“李白”这张牌打得很响，李白文化氛围很浓，李白文化游很火。绵阳市有青莲镇李白故里、市区李白纪念馆、太白公园、海灯武馆、太白洞等有影响的景区景点。李白故里风景名胜区景点众多，陇西院、太白祠、太白碑林、李白衣冠墓、磨针溪、洗墨池、粉竹楼等均为省级文物单位。
第三是寻求名人文化旅游打造的积极建议：比如开发建设名人纪念馆、博物馆；开发建设名人和名人事迹雕塑；开发建设名人陵园；开发建设名人文化广场；开发研制名人文化旅游商品。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均将自己的历史和名人当作高品质的特色旅游商品进行开发。可出版发行名人事迹图书、音像制品；可设计名人或名人事迹的精美图案的纪念品、发行纪念币、纪念章、面塑、泥型、木雕、袖珍式的便于携带的名人半身或全身的铜像、名人字画墨宝。
第四是寻求河北省名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设想：开发中华“三祖”文化，清帝史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综合开发，邯郸有中国“成语典故之乡”美誉，将旅游与古今文化密切结合，提升其品质，充实其内涵。
第五是寻求适合推广名人文化的各种节日活动，以及大型的实景表演，还有现在所新的推广出来的经典影视剧的拍摄和放映。比如庐山放映《庐山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剧表演等等。
以上的内容只是在中国古代名人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一些小的范例，我们可以通过资料的查阅和实地的考察，学习那些旅游发达地区的开发的精髓，规划河北省古代名人文化开发的前景，并真正地打造属于河北省独特的文化旅游品质，创造出真正地品牌，实现名人文化的效应。
3河北省古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前景规划。
在这么多灿若晨星的古名人文化的资源和遗迹中，打造古名人的名牌效应和经典旅游路线才是最重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记住所有的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和抛洒热血的人们，但是不一定全部用物质实体的打造来完成这样的文化记忆。所以进行整体规划就是最重要的了，并且要在做规划的时候，同时要消除恶性竞争，单纯为了旅游的经济效益，不尊重真正的历史事实。河北省名人类型众多，在燕赵大地的这些古名人们在中国各个不同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绩。在这些古代名人中，他们所表现的业绩与这片土地的相关性各不相同，关联性有多有少，现在以人物为中心，以出生地或者祖籍为宗旨，在原有的已经开发的古名人文化旅游的基础上，来规划河北省古名人的文化旅游前景。
第一，开发最有价值的历史传说旅游。胡服骑射、奉公守法、药王摘匾、背水一战、围魏救赵、完璧归赵“、鹿”的传说、黄梁美梦、猛张飞工笔画美人，金石为开这些历史传说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有的还彼此相关，但是对于同一个古名人的历史传说最好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避免割裂和重复。
第二，开发帝王类的名人文化旅游。赵武灵王、燕昭王，关于他们的故事有很多，都是对于当时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而秦始皇这个人物，他的传说众多，并且洒落在各地，比如千童祠，比如求仙入海处，还有他的出生地，死亡地都不在一个地方那么就寻找最可以遗存的遗迹来开发这个古名人文化，真正地达到可以有开发性。
第三，开发文学艺术类的名人文化旅游。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北魏散文家杨?之。北朝魏、齐时无神论者、文学家邢邵；北齐文学史学家魏收。隋代诗人卢思道。唐代诗人崔护、李峤、卢延让、卢照邻、刘长卿；唐代散文家李华。金末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王若虚。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元代戏剧家李好古、尚仲贤。北宋文学家刘筠、柳开。明代文学家马中锡，明代散曲作家赵南星。清代学者、文学家纪昀。清朝祖籍河北丰润人文学家曹雪芹。他们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的典籍，是可以很好开发和充实文化旅游的资源。
第四，开发政治类的名人文化旅游。商末孤竹国叔齐、伯夷。战国末期燕国高渐离。秦南越国王赵佗。西汉大臣窦婴。三国时蜀国将领赵云、张飞。唐代政治家魏徵；唐朝名相宋?。南宋抗元将领张世杰，宋代民族英雄李若水。元代政治家、法学家何荣祖。
第五，开发科学家类的名人文化旅游。春秋战国名医扁鹊。东汉名医邳彤。南朝宋齐间科学家祖冲之，齐梁间数学家祖??之。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刘焯，音韵学家陆法言。唐初史学家李百药。五代造墨名家李廷。金朝著名医学家刘完素，金末元初著名医学家李杲“，金元四大家”之一。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郭守敬，元代数学家李冶。明末清初历史学家傅维鳞。
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名医王清任。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前沿贡献值得后人尊重和学习。
第六，开发艺术家类的名人文化旅游。汉代造诣很高的音乐家李延年。隋代画家展子虔。五代后唐画家胡?。元代书法家、诗人鲜于枢。唐朝文学家、书法家李阳冰。南宋画家赵伯驹太祖七世孙，太祖第十一世孙赵孟坚。元代著名画家刘贯道。北宋皇帝画家赵佶，河北涿县人。
在民间传说和故事中有着与之相关联的古代名人，虽然有的名人只是在这片土地上是短暂的存在，但是依然带来了最为夺目的光彩，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应该书写他们每个人的传奇，那怕是轻微的，却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这些资源与已经开发的资源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打造全新的古代名人文化的旅游品牌。
注释。
①李卓文。三峡名人文化与旅游开发[j].三峡大学学报，2003.
②熊春水。打造文化旅游胜地 应打响陶渊明品牌。九龙网，2006.
③许文建。河北省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立体开发。.2007,7.
参考文献。
[1]龚绍方。旅游规划与开发[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1）。
[2]李天元。旅游学[m].北京：教育论文"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5
一
一九七二年，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B.Griffith）为翻译《孙子兵法》，向院询问有关《孙子兵法》的年代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表达了《史记·孙武传》不可靠、《孙子兵法》是战国时著作的个人看法，并安排年已八十岁的顾颉刚先生书面答复。二十天后，顾颉刚做出了回答，据笔记，其结论是：“《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顾颉刚先生的这项结论可以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然而在一番驾轻就熟的辨伪工作后，顾颉刚忽然感到一丝不安来，他在这条笔记的末尾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5页）顾先生这里所说的正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这次发现不仅完全推翻了顾颉刚等人对《孙子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而且引发了人们对疑古派古籍辨伪的深层反省。
众所周知，古史辩派辨伪古史（包括古籍）的指导思想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从这一思想出发，其辨伪古史又表现为：一，对古代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顾颉刚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见《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48页）二，以故事演绎的方法对“伪史”的成因进行解释说明，把有独立来源的文献记载看成故事流变中的不同版本。（上文关于孙武被误传为孙膑的说明，即是典型一例）古史辨派的这一套辨伪方法虽盛极一时，并产生大量的辨伪成果，然而其基础却是脆弱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不仅一次次证伪了古史辨派的具体结论，同时也暴露出其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与自由无序的故事传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古史辨派用故事的眼光看待，用梳理故事传播的方式来处理历史文献，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结果。古史辨派的另一个不足，是他们缺乏对于古书体例和成书情况的了解。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外，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同时，由于古人没有类似后世的著作权概念，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参见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而古史辨派简单用古书出现的“早晚”来判定历史事实的“真伪”，难免会以偏概全，制造出种种“冤假错案”来。因此，古史辨派的失误并非个人的偶然原因，而是其方法论导致的必然结果。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只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来看待的，即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回忆、记录、认识和描述往往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即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的原因所在，而古史辨派由这种记录、描述的不同，转而怀疑事实本身的“有无”和“真伪”，这可以说是导致其片面“疑古”，并最终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走出“疑古”，并非要重新回到“信古”的老路，也不是要放弃对史料的审查，而是要对审查史料的方法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一，由“有罪推定”转变为“无罪推定”，承认古代文献是在长期的传承中形成的，其中虽有某种“变形”、“失真”，但应是基本可靠，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由控告方转变为审判方，以“法官”客观的身份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裁决。这里古史辨派的成果可以重新拿来作为“控词”，但允许被告有申诉的权利，凡申诉成功即无罪，反之则有罪。三，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证据，不重推理。如果以上概括不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活跃于当今史坛、代表了史学方向的“释古派”的“辨伪”方法，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方法已被一些前辈学者运用到古史研究的实践中，何炳棣先生近年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考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见《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收入《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6
关键次历史剧;繁盛;原因
元杂剧里历史剧占的比重特别大,可谓一派繁盛景象。如果我们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大凡取材于前代的人物故事的剧目都可列入历史剧的范畴,那么元杂剧现存的162种杂剧中能够明确题材时代的就有109种可算作历史题材的剧目,占元杂剧的67%。《丹丘先生论曲》云:“构肆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门,愚俗无知,以置鼓于门,改为鼓门道。后又讹而为古,皆非也。苏东坡诗有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门道。’”可见,元杂剧就是以扮演古人古事为主,那么,为什么元杂剧对扮演古人古事有那么的钟爱呢?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历史剧的繁盛,除了和元杂剧的繁盛有共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外,还主要来源于作家对现实的观照、史官文化的铸造,以及审美趣味的偏好等内外在因素的相动影响。
一, 史官文化的铸造
我国是一个“史”的概念很早的古老国度,好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人们早早就重视对历史的记载,史官设制也很早,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说:“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顾准先生解释说:“所谓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1]史官的责任是“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太史、内史、掌记言行”“史谓国史,书录王事者”。[2]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思是说“史”字就是象征手持中正以写事的人。因此,古代史官是帝王身边的侍从,所记之言、事都与政治权威相关,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权威性也有意识用其思想来教化民众;另外,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崇拜祖先意识非常浓厚的民族,对先人的经验极为重视。因而“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3]“史官因掌管天文术数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际,孔子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从而使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战国史官参与了战国士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士林价值观。中国史官文化以其独特的创造而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4]由于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注重历史的思维模式,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回溯往事,乐于接受传统的东西,习惯从故有史实中选取能指导现实的素材,不仅文人士子如此,而且对一般平民同样形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觉行为,这就是中国诗歌中“咏史怀古”之作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文化因素。文人们的史官文化意识使他们喜好选择历史素材,而民众的史官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使他们乐于、并易于接受历史题材的作品。孔尚任写《桃花扇》的目的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元杂剧历史剧的创作多也是如此,作者的史官文化意识使他们更偏爱历史的题材,写出大量的历史剧。《赵氏孤儿》、《梧桐雨》、《汉宫秋》、《伍员吹箫》等都是如此的历史剧。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7
值得说明的是，古装戏虽然有些题材来源于正史或野史，但它却不是正襟危坐的历史剧。“戏”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戏剧”的“戏”，是戏说，也是演义。著名导演郑晓龙说过这样一番话，“涉及历史题材可以有三种处理：历史剧、古装剧，还有就是戏说剧了。历史学家和我们这些写戏的人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眼光，也承担完全不同的任务，甚至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们的剧作角度，我们并不看中他是不是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的人物可能改变了历史进程，但未必对我们有价值。我们所说的价值是故事价值，有故事价值，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历史事件，好的历史人物。我参与做的这几个戏，我都认为是古装戏，而不是历史剧。就像我从来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当历史来看，这些就是古装的文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和历史学家没关系。虽然我们都用历史材料做原料”。
郑晓龙导演的言谈虽然是极力撇清对“历史”的责任，但他负有另外的责任――戏剧的责任。古装戏的主人公多为人们熟悉的帝王将相及历史名人，由于这些人物在受众中很有影响，构成潜在的市场价值。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古装戏是万金油，古装戏毕竟是拍给现代人看的，怎样使古人的故事与现代人的心灵产生沟通，是每一个写古装戏的人首先面临的难题。古代人的思想观念往往与我们相去甚远，如《水浒传》这部小说宣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最后梁山好汉被统治者招安，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可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却是难以接受的。电视剧《水浒传》的改编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使受众能够接受，便想为宋江等人的投降路线找一条出路，而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能想到的也就只有招安这条路了，这种努力却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电视剧最忌曲高和寡，一旦脱离观众，便只剩下死路一条。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千禧年后，在追求观众喜闻乐见的路途上，古装戏也有了自己的演变和发展。
80年代
兢兢业业 部部精心
彼时中国内地的电视荧屏非常匮乏，用“文化沙漠”未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与此同时，人们的娱乐方式还比较单纯，电视的普及率也不如90年代，但奇迹的是――对古装戏来说，这不是一个寒碜的时代，而是一个诞生经典的时代。《西游记》、《红楼梦》、《济公》、《八仙过海》……那个年代，人们或许没有充裕的拍摄资金，先进的拍摄机器、以假乱真的特技效果以及美轮美奂的“服化道”，彼时的人们为拍摄好一部戏无一不是采用最笨的方法，六小龄童为塑造孙悟空的角色，自己在家养了一只猴子，和猴子同吃同睡同呼吸，观察它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为了让演员从气质上接近大观园，在开拍之前就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全封闭培训，细致入微地去学习人物的言谈，走路的幅度，执筷的手势……除此之外，还特邀到国内最著名的红学家参与剧本的修改，其中有周汝昌、王蒙、周岭、曹禺等。前29集基本忠实于曹雪芹原著，后7集不用高鹗续作，而是根据前八十回的伏笔，结合多年红学研究成果，重新构建这个悲剧故事的结局。1987年上演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
与内地相比，香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迎未了古装戏的巅峰时代。那时的tVB和亚视的武侠剧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非常受欢迎。可以说香港上世纪的80年代是武侠剧的黄金时代。区别于内地的古装戏喜欢改编文学名著的习惯，香港的古装戏虽然也喜欢改编文学，但绝大多数是金庸或古龙的武侠小说，比如至今都广为流传的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刘德华版的《神雕侠侣》、梁朝伟版的《鹿鼎记》、汤镇业版的《天龙八部》、吕良伟版的《雪山飞狐》、郑少秋版的《楚留香》、米雪版的《萍踪侠影录》……一时间，港剧成为优秀武侠剧的代名词。可以说香港黄金时代的古装戏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至今许多电视台还在不断重播这些经典的古装戏，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90年代
成功可以复制
90年代虽然也诞生了不少经典，那是因为它的“分母”比80年代大出许多，相对来说，90年代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也更上一层楼。90年代的古装戏，是一个喜欢复制的时代，不光复制别人，也可以复制自己。跟风和续集成了最好的复制手法。《宰相刘罗锅》火了，续集便冒出来了；《还珠格格》火了，续集更是火上浇油的火；《荆轲刺秦王》火了，一时间许许多多“荆轲”站了出来，《战国英雄传之刺秦》、《英雄》要把“刺秦”进行到底；描写西楚霸王的片子赚了，又冒出来无数“翻版”的项羽，“欲与刘邦再比高”；《西游记》火了十几年，原班人马若不鼓捣出一部续集，实在愧对观众厚爱，至于《戏说乾隆》、《神探狄仁杰》、《康熙微服私访》以及《包青天》之类的剧集，更是可以接二连三，源源不断地推出续集续续集。
和80年代喜欢翻拍名著相比，90年代的古装戏更多了借古讽今的声音。著名的好莱坞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曾经说过一句经典金句，“故事是对生活的比喻”。古装戏到了90年代，观众已经不满足于从名著中汲取营养，一来是观众希望能在下班后找到一种可以松弛神经，又能足不出户的娱乐方式，二来观众希望在下岗之后能找到一个安全又免费的渠道来代谢掉一些负面的情绪。于是出现了各种戏说权力腐败，各种明察秋毫的微服私访以及铁面无私地主持人间正道的古装戏，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满足了观众最微妙的精神需求――在当下社会里，不少人习惯于用一种娱乐的方式规避现实困境，掩盖实际问题，这也许是一种悲哀，但更是一种无奈。
所以说，古装戏的续集不光有“经济效益”的驱动，剧作家们创作历史戏剧，还有另外的动因，或借古喻今、古为今用，或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或厚古薄今、挞伐污浊，或厚今薄古、前车之鉴。虽然说古装戏不需要对历史负责，但它毕竟是历史的另一种教科书，中国人喜欢读史，因为读史使人明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90年代的古装戏借用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情节和形象说话的艺术手法，达到某种教育目的。事实上，有些剧目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是政
治的原因；有些则是历史背景的原因，政治政策的原因，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角度不同的原因，等等)，好恶不同，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剧目甚至曾经一度受到不公平的非议和排斥，如《武训传》、《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都曾被视为“影射文学”。
总结90年代的古装戏，容我盗用北岛的一个比喻，90年代的古装戏就像连接两个黑夜的白色走廊。虽然演的是前尘往事，却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2000年后
娱乐不休 穿越不止
进入千禧年之后，国内的娱乐产业和电视文化已经不容小觑。相比之下，曾经鼎盛一时的香港古装戏却是每况愈下，辉煌难续，除了一部差强人意的《金枝玉叶》，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武侠剧方面，没有再过多翻拍。而当时内地著名制片人张纪中也开始了他的金庸剧翻拍大计，相比内地古装剧制作之大，场面之恢弘，仍在室内小小的摄影棚内拍摄的香港古装剧就显得有些寒酸。
千禧年后的古装戏从题材和运作来说，比以前都更多元，更灵活。既有对名著和民间神话的翻拍，也有对金庸、古龙、温瑞安等武侠名家的小说改编，这之外还有对网络游戏和穿越文学的改编――这在以前是完全没有的。有人说，这是一个老板拎着一麻袋的钱去找项目的时代。只要有好的项目，资金根本不是问题；技术就更别提了，裸眼3D的电视机都跌破万元大关了，走人寻常百姓家；至于人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能请到韩国人演格格，让黄毛蓝眼的白种人和皇帝的女儿谈跨国恋。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却并非期待中的锦上添花，大多数制作花哨宣传卖力的古装戏不过是过江之鲫，能红过三五个月已经是“不容错过”的“力作”了。这当然和人们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有关，观众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死忠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候。但是更多的原因可能还是要归结为从业者们缺乏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怀揣着玩票和捞钱的心理是不可能诞生经典的。
或许古装戏的幕后制作人员也深知粗制滥造成不了气候，某种题材一部一部地分散播出形成不了冲击力，如果几部联手同时播，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目前古装戏的播出无意中就采取集中出击的方法，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电视大台，这样就形成了一股潮流，人为造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强势，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比如《赵氏孤儿》，再比如更极端的刘邦项羽，漫画家王原画过一幅讽刺漫画，名字就叫《首届刘邦项目影视博览会》。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8
【关键词】宫廷题材；电视剧；审美特征
作为一种“复古”的艺术形式，宫廷题材电视剧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抓手，通过形象化的叙事，勾勒出古代宫廷复杂、多样的情节。观察发现，宫廷题材电视剧多是以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后妃格格之类的权贵人物作为焦点来演绎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历史场景。从《开国皇帝》、《开国皇妃》到《末代皇帝》再到《末代皇妃》，从《秦始皇》到《唐太宗》再到《康熙王朝》，从《昭君出塞》到《后宫争妃记》再到《还珠格格》，不胜枚举。从这一系列剧名可看出曾经轰动历史的那些人物被重新塑造，登上了电视剧这一新的媒介形式，成为不折不扣的主人公。在众多题材的电视剧中，宫廷剧几乎占了中国大陆电视剧创作的半壁江山。那么，宫廷剧何以受到青睐？这要从它的审美特征谈起。
满足了大众对古代宫廷生活和封建权力的好奇心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这种漫长的封建史孕育出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由于古代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民众对古代神秘的宫廷生活和封建权力所知甚少，众多的演艺、小说也都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被歪曲。这就导致了宫廷生活和一些权力的斗争渐渐与普通大众疏远。在普通人眼中，宫廷生活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直到现在，人们还想探究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总是对古代充满向往。宫廷剧便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因为宫廷题材的电视剧可以把宫廷生活和权力运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众面前。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通俗洞察，采用巧妙的方式将宫廷历史生活化、封建权力日常化。例如：通过观看《汉武大帝》，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汉武帝时期的风俗、民情及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汉武帝的权力是如何一步步得以巩固都在平实的日常生活中所展现。这就使受众不是一味地凭空猜想，而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段汉朝历史。宫廷剧剧情通常借助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大事件来演绎。然而宫廷剧又不是生硬地阐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事件，而是把这些事件当做剧情开展的背景来演绎。宫廷剧总是结合人物具体的生活和情感，来侧面反映当时的历史面孔。
宫廷大剧《武则天秘史》向我们讲述了武则天从一名卑微的宫女，经过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动人故事。当然这只是这部宫廷剧的主线。其实仔细分析，这部电视剧并没有一味地去描述武则天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和不为人知的权力运作，而是把她的成长和权力的巩固过程融入到她与亲属、大臣的日常交锋与纠缠中，这样便拉近了受众和古代人物的距离，受众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历史就在昨天发生，而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这也是宫廷剧的精髓之所在，通过这样日常化描述历史事件，使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具体、更加真实。《雍正王朝》中，围绕着康熙数个皇子的夺位之争，向我们展现出古代宫廷权力斗争的运作方式和规则。诸如此类的种种宫廷大剧，说明宫廷题材电视剧就是通过形象化地再现历史人物和故事，达到一种对受众普及历史知识和教育的理想效果。
借助扣人心弦的情节，紧紧抓住受众的个人情感
历史是一部不朽的长歌，无论是一统六国的大秦、继往开来的大汉，还是千秋万代的盛唐、催人泪下的大清，都深深步入历史的长河中。在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河中，存在着数以万计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仍在被人传唱。宫廷题材的电视剧正是抓住了这些感人肺腑的动人情节来满足人们对古代历史的探寻。纵观历史风云，不论是后宫的争宠夺势，还是朝堂的尔虞我诈，总有演绎不完的勾心斗角、权术运用、明争暗斗。这些矛盾冲突的焦点拉近了电视剧与人们的情感纠葛。人们往往与这些情节的发展共呼吸，时刻洞察故事情节的进展历程及结果。历史本身的发生发展远远高于作家的想象力。这也是宫廷剧受宠的原因所在。受众在欣赏宫廷剧的时候，常常喜欢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事件加以联系，以宣泄自己的种种情感。同时人们往往把历史事件的发展期望化，喜欢把自己的情感期望加在历史故事的发展结局中。《贞观之治》中，在战乱再起、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李世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做出了倾其府库与颉利媾和以换取生养发展时间的艰难战略抉择，从而使唐朝避免了兵连祸结、一蹶不振的危险。观众在看这段剧情时必定是如坐针毡，唯恐故事没有向期望的方向发展。一部好的宫廷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多条情节线索复合推进，多重矛盾错综交织，在复杂的矛盾情节中演绎曲折有致、波澜起伏、引而不发的宫廷事件。武则天从一个卑微的宫女一步步走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其间多少权力运作、勾心斗角的场景引发人们的深思，足以让人们感到惊心动魄。《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与纪晓岚斗智斗勇，可谓逸趣横生、诙谐幽默，在给人快乐的同时也让人们在和与纪晓岚之间作出了抉择，到底孰对孰错，总有评论。就连“戏说”宫廷剧也同样运用大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来感染受众，《康熙微服私访记》中，故事情节风趣幽默，但大多都是虚构创作，且都植入了艺术手段，但是同样矛盾凸显、交织，在皇权和其他人权利的矛盾斗争中彰显皇帝的大爱。客观地说，几乎所有的宫廷题材电视剧都是借助于官场的你争我斗、光怪陆离的环境变换、形形的人物性格，揭示无所不用其极的权术谋略和人性内涵，营造了丰富生动的戏剧情节，从而紧紧地抓住了受众的个人情感。
借助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打破古代与现代的时空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了解历史，但是唯有宫廷剧能够更活灵活现地展示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宫廷题材的电视剧通过塑造个性的人物形象，从而缩短了古代与现代的时空距离。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人的历史，只有活生生的人参与的历史才能构成真正意义的历史，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是由有血有肉的大小人物去参与和经历的。所以，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人物，才是历史的主角。通过历史中的人物，我们才能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风土人情。通过虚构历史中的人物及由人物演绎的种种故事，我们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对古代历史的一种大致认识与思维逻辑。根据不同时期的宫廷剧，我们便对不同朝代的人物、风土人情有了不同的理解。成功的宫廷题材的电视剧往往能够实现人物普通化、人性普遍化，以此来贴近剧中人物。我们知道皇亲国戚在中国历史上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在电视剧中，他们常常被演绎成人类中的普通个体。历朝的诸位皇帝，他们在现实中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宫廷剧中却被描写为具有大爱、仁义、有人情的普通人物，这样便缩短了受众和剧中人物的距离，拉近了和他们的关系。而电视剧中的普通平民，更加和我们现代人物相似，他们都是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现代社会的，或为父亲、母亲，或为儿子、丈夫，这样使受众更容易融入历史，由此及彼地加入历史的长河。
综上所述，宫廷剧正以其特有的审美在千家万户中走红，丰富着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文化需求。本篇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使宫廷电视剧今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受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9
【摘要题】历史理论(唐宋史研究网站)
【英文摘要】abstract：Jaspersseparatedthehumanhistoryintofourfundamentalphases，whichconsistofthepre-historytime，thearchaiancivilizationtime，theaxialageandthescienceandtechnologytime.Duringthethirdphase，aboutBC500，thereindependentlyorcontemporarilycreatedfouraxialcivilizations，China，india，palestineandGreece.Justassomescholarspointedoutthatthistheoryispermeatedwithantiwesterncenterthoughtm，butwealsomustnoticethatduringthewholehumanhistorythathasbeenseparatedbyJaspers，Chinesecivilizationentirelyspannedfourphases，butthecivilizationofegyptandmesopotamiadisappearedduringthesecondphase，andtheancientGreekcivilizationbarelybeganatthethirdphase.thetrendofdoubtingancienthistorythoughtwhicharisinginearly20thcenturycutawayandrebatedhalfofChinesehistory，theaxialagetheoryresumedthevalidityofthevariousscholarsinlaterZhouDynasty，andwentondisregardingthegovernmentandofficialscholarsoftheSanDaiDynasty，hutthegovernmentandofficialscholarsofSanDaiDynastyjustistheheadstreamofthevariousscholarsinlaterZhouDynastyevenofthewholeChinesecivilization.
【关键词】雅斯贝斯/轴心时代/学术源流/疑古派/王官学/诸子学
KarltheodorJaspers/axialage/thefountainheadoflearning/thetrendofdoubtingancienthistorythought/thegovernmentandofficialscholars/thevariousscholars
四、“砍掉一半”和“打个对折”
——“轴心时代”与“疑古派”的对接
按照雅斯贝斯的设计，淘汰了其第二阶段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选择第三阶段为轴心文明的起点；同时，再以孔子时代的中国学术作为印度佛教、波斯伊斯兰教和古希腊哲学的表衬。这一理论设计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后相当普遍地为中国学者接受，与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重新估定”背景大有关系。
自19世纪末兴起、至20世纪初而大盛的疑古思潮，曾被评价为“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①。单从时间上看，“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的做法是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
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从《诗经》时代的周宣王讲起。同年发表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否认先秦诸子的王官渊源，认为皆由春秋战国时势世变所产生。两年后出版的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②。又二年，胡适提出了自己全新的“古史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③
顾颉刚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倡导，终其一生以“古史辨伪”为事业。当胡适不再疑古、改为信古之后④，他成为“古史辨派”的核心人物。顾颉刚说道：
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⑤
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⑥
需要注意的是，砍掉一半、打了“对折”以后的中国古史，恰从雅斯贝斯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退出，而与第三阶段对接。
对于影响巨大、流衍复杂的“疑古派”，这里所要强调的有两点。第一，自“古史辨派”创建之后，“疑古”与“信古”、“释古”、“考古”各派主张既有分合又有兼容，各派间的争论延续至今，疑古的影响亦延续至今。
以王国维、傅斯年为代表的金石、考古一派，与疑古派在表面上确有相互对立的形式，实际上正如方家所指出的，“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⑦。不过此语还有推敲的余地，准确说来应当是“疑古派”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实际上也刺激了不少其他现代新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顾颉刚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助成他的疑古观点，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
“信古”派的称谓本为“疑古”一派所加，其逻辑上的次第应当排在“疑古”之前，实际上却是虚拟，并无其人。刘起谓，在“古史辨派”以前，“盈天下都是信古的人”，指名道姓的有章太炎、陈汉章、黄侃、刘掞藜、胡廑人、柳诒徵、戴季陶⑧。严格界定，均不能认为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与阐释性的工作。与“信古”的状况相反，“释古”一派则有许多人，声闻一时的诸如梁启超的学术史建构、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建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研究、郭沫若的史观派阐述等等以现代科学方法为指导的研究，都只能综合在“释古”一大类中。这些“释古”研究亦颇多受到疑古的影响，甚至“所疑皆超于颉刚”⑨，虽无疑古之名，却有疑古之实。当然，“释古”派在有些时候是专指郭沫若的，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证明其他学者的阐释都是不对的。需要注意的是，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史观释古一派，新中国建立后即提出“薄古”主张(全称“厚今薄古”)。“薄古”的技术目标之一是批判“言必称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⑩。在学理上，“疑古派”主张“破坏就是建设”，“薄古”主张“不破不立”，故“疑古”与“薄古”亦为前后承接的关系。
所以，虽然有学者认为“疑古派”在新中国建立后即不复存在，顾颉刚自己也称“疑古”不能自成一派，而其实际影响始终存在(11)，“不但是我们今天国内的学术界，还有相当的影响，对于海外、国际上的汉学界，影响更大！”(12)
第二，在疑古派的发展阶段上，胡适与顾颉刚始合而离，二人对中国古史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早先，胡适为“疑古辨伪”预定的目标有“先缩短，后拉长”之说，而邓实、梁启超、钱穆也都提出了由晚周恢复三代的预想，指出“本朝学术……未有能出乎孔子六经之外而更立一学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学派始”(13)、“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14)、“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15)和“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16)等。
但是，顾颉刚的工作则是将疑古更进一步。他的疑古并没有沿着胡适最初的实验主义设想发展，而是在“五四”思潮带动下加入了许多预设目标。顾颉刚是先提出古人造伪的假设，再将假设直接坐实为结论。疑伪的古书范围不仅包括经部，而且包括子部和史部。时间范围也从三代延至春秋战国，下及两汉。
单从时间因素方面来看，顾颉刚提出过一种为学者所称道的“移置法”。他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17)“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它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18)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说当然不错，但在实际层面却不免有主观的先导。所谓“以周还周，以汉还汉”，焉知不是“以周还汉，以汉还唐”？顾颉刚的辨伪工作实际上是将大量先秦时期的经部、子部著作“整体移置”到了汉代，由此造成了先秦无史的疑难，也带来了古史专家“专业”岗位的忧虑。(19)在20世纪30—40年代，金毓黻曾经慨叹：“疑古太甚者，亦岂有可信之古籍耶？”(20)梁园东也说：“中国的古史到了现在，差不多已无法攻究，因为‘伪书’的观念甚盛，研究历史的对于古书上的记载大都在敢信不敢信之间。”(21)50年代，吴泽说道：“夏商以前的原始时代，根本没有文学［字］，没有史书，原始社会的历史，用默证法，不是可以一笔‘考’个光吗？”(22)徐旭生说道：“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23)
与雅斯贝斯的四个历史阶段相较，可以认为，胡适“砍掉”了前二个阶段，而顾颉刚“砍掉”了前三个阶段。顾颉刚在80年代去世，“轴心时代”理论恰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
胡适本人在首开风气之后，并无“拉长”的工作。对应胡适的“拉长”计划，与梁启超、钱穆“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预想的，实际上是近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24)。
而在克服疑古所带来的先秦无史与岗位忧虑方面，使学术界从顾颉刚退回到胡适、从否定三代经学与晚周诸子到只否定经学而不否定诸子的，正是雅斯贝斯。百年纷争被雅斯贝斯使用一个世界文明比较的方法妙手解除。“轴心时代”的理论绕开顾颉刚重归胡适，恢复了诸子学的合法性。至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而令人不解的现象：“整理国故”以来最讲究“拿证据来”的，却将最回避证据的结论接受了；“疑古辨伪”以来最强调“科学方法”的，却将最回避方法的结论通过了。
五、“截断众流”与“婢作夫人”
——关于中国学术源流与正反题的反省
顾颉刚是否可以绕开而无须面对？重归胡适的“先缩短”而忽视其“后拉长”，或忽视邓实、梁启超、钱穆重建先秦学术的预想是否会偏离正位？
通过疑古派的作用，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体系被打破之后，按照现代意义实际上是西方模式构建的学科体系顺利完成，文、史、哲不分大小高低并列为一级学科。同时，一批分支学科如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俗文学、历史地理学等在疑古派影响下建立起来(25)。“轴心时代”理论是在这样一种学科建构背景上，跨过近百年的真伪论争不论，而直接在诸子学上嫁接新枝。这种隔着“古史辨”的诸子研究所铸造的是否会是一件“沙器”呢？
雅斯贝斯所关注的“轴心时代”现象——“精神创造”、“人的觉醒”、“哲学的突破”等等无疑都有事实的根据，国内学者以此作为依托，积极重构民族传统，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但郢书燕说，“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蔡元培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体系曾有“截断众流”一语(26)，实际上胡适所“截断”的并不是“流”，而恰是源。胡适不是截流，而是塞源。胡适在阐明其“中国哲学史”体系时又有“婢作夫人”之语(27)。他说：“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28)“塞源”与“婢作夫人”两者恰是一因果关系。因为有了“截断众流”，自然便有“婢作夫人”。从此，“先秦”便没有“三代王官”，只剩下“晚周诸子”。三代、晚周亦无分辨，而概称“先秦”。
钱穆曾经指出：“我们撇开周公来讲中国思想，把战国先秦来比拟希腊，真所谓从何说起。我们讲中国史，断不该只从战国讲起。讲战国思想，也断不该只从老子、孔子讲起。”(29)
余敦康近年指出：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一脉相承，在轴心期产生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以前早已有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他们是流而不是源。(30)所论均切中肯綮。
源头意味本质。如果截断众流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不会是本质问题；或者截断的是下半截，也不会伤及根本。现在的情况是失去了源头，导致文化本质的模糊。近百年来学者渐以“诸子”为中华文化的原典和源头，后世论学多是以流代源，本末倒置，导致史、哲各科多失祈向。之所以会本末倒置，首先与近代以来两个学术概念的讨论有关。
其一是关于诸子起源的讨论。
从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到《古史辨》第六册，诸子学是疑古派讨论的核心之一。胡适此文直接反驳章太炎，间接反驳刘歆。文章的主要线索是反驳《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认同《准南子·要略》诸子起源于时势说。此后诸家论学，基本上都要从分辨诸子起源开始，而观点则大致不出三种：或者支持章太炎，或者支持胡适，或者折中修正。冯友兰将《汉志》的记载修正为：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31)(唐宋史研究网站)
傅斯年将“王官说”修正为“职业说”，认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如儒家出于“教书匠”等。(32)梁启超增多“地域”一种因素，将先秦学派划分为北派、南派，以下再细分出邹鲁、齐、秦晋、宋郑各派。(33)
笔者要指出的是，以“时势说”为出发点的种种阐释，其实均由于对《汉志》文本的误读。误读的原因又并非复杂的训诂问题，而只是由于时代潮流宜乎“视而不见”。《汉志》“诸子略”先以十段文字概述九流十家，谓儒家、道家等“出于”某官，随之以一段文字作为总论，谓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由相连的两段对读，应当能够看出“出于”、“起于”二语在使用上的区别，“出于”即其远源，“起于”即其近因，两者绝不相混。(34)其书例严整，所透视出来的正是世官世畴、有其守则有其官、失其守则死及之、学术生命重于个体生命的王官遗制。
其二是关于“六经皆史”的讨论。(唐宋史研究网站)
近人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一语的理解，大致可以区分为温和、极端两种观点。温和者理解为“六经皆历史书”(35)，极端者理解为“六经皆史料”。
战国之际，已有学者指出“六经，先王之陈迹”(36)。强调追寻“大义”、“真意”、“本意”的学者解“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历史书”并没有错，但却未必是“于史学如有天授”的章学诚之用心。作为史家，章学诚的本意应当是提升史学，所以“六经皆史”一语当有一“向上”的解释：六经皆史，史即六经。章太炎谓：“上古以史为天官……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37)故章学诚是要将史学提升到经学的地位，亦即提升到官学的地位。其所著《文史通义》开篇即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8)(唐宋史研究网站)
而“六经皆史料”则是“向下”的解释，即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如顾颉刚曾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便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39)其次是时空错位导致本末倒置，这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源流的颠倒。
在诸子起源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上古史官史职制度的理解。刘师培将刘歆、章太炎的认识具体化，提出“古学出于史官”说，是非常正确的。(唐宋史研究网站)
近代学者对“经”有种种界定，如着眼于“经”字的训诂、“六经”之得名等，但是更为本质的，“经”是王官之学。王官之学最重要的是政学合一、官师合一。政学合一与官师合一最重要的是“技兼于道”(40)。执政者都是劳动能手和技术发明家，换言之，劳动能手和技术发明家才得以执政。学术以政治为标尺，政治以技艺为标尺，这乃是中国文化的常道。
政学合一体制的保障是“世官世畴”制度。“世官世畴”又称“世业”、“职业”，但与现代的“职业”不同。古代“世业”、“职业”是以文化的传承延续民族的生命，有技术乃有职守，乃有家族与民族的生存。晋史蔡墨谓：“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41)章学诚谓：“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宫守其书。……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42)(唐宋史研究网站)
王官之学职掌在史，《周官》所载有“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等“五史”。《孟子·离娄下》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就文字而言称为“文”，就史官载记而言称为“史”，就王官之义而言称为“经”，故经、史、文为一事。刘师培谓，“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又谓，周代学术源流分为三派，一曰六艺出于史官，二曰九流出于史官，三曰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官，三派皆渊源于史，故“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43)
王官之学不只六经，亦不只西周一代，凡三代王官之学皆可称之为经。柳诒徵谓：“诸子之学发源甚远，非专出于周代之官……按《七略》原文，正未专指《周官》。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44)(唐宋史研究网站)
因为出于“王官”、“世畴”，所以经典不署私名，署私名者均出于纪念首创之功。古人敬首事，故凡署名均从上限；今人重版权，故署名均从下限。近人称誉“私人著述”，而古典之本源皆是“集体作品”。
现代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为并列关系，古代则以天地万物皆为一大关联而存在，故“经史子集”并称而不并列。姚永朴谓“经……盖子、史之源也”，“集……则子、史之委也”。(45)集部最后起。史部本在“六艺”之内，自晋代出于篇幅原因由经部分出。今人有“史家”一语，古人史不得称家，称家则为子矣。今人有“史学”一语，三代之史不得称学，亦有史官而已矣。司马迁作《史记》，本称《太史公书》，兼有子家与史家双重身份，其本意则是以史为子，据子升经，故私拟《春秋》，上比孔子。自司马迁之后，官修与私著相混，史部篇幅流衍最众。而在夏、商、周三代，经即是史，史即是经。章氏《文史通义》以“文史”题名，不是“文学”与“史学”之通义，其意亦存乎三代之际，故其书首论“六经”。子部古称家、家言，为私家之学，与官学相对。子家又称为派，派与流同义，而与源相对。子源于经，故子者所以辅经，其精神祈向如此。
“经史子集”旧称四部或四库，是西晋以来传统的典籍分类方法，同时亦具有学科分类的意义。四部分类之前，有刘歆《七略》。《七略》之中，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四略均为家言(实际上仍有部分出于官学)，因篇幅原因从“诸子略”中分出。近人称《七略》为“六分法”，实际上《七略》只是二分法。古者学术只分二类：一类是源，一类是流。或者说，一类是经史王官之学，一类是诸子百家之学。经史子集，各有等差，不可同日而语。第二，学术正题、反题的倒置。(唐宋史研究网站)
雅斯贝斯“轴心”概念出自黑格尔：“所有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46)就中国文化而言，具有类似此种“轴心”力量的，只能是三代王官之学。李塨曾谓，“三代实学《六艺》不复，天下终无强立之日”(47)；刁包谓，“作时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时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48)。三代政事以“六经”为典要，而学统即道统即政统，官师合一，政学合一；学即其仕，仕即其学；学即所用，用即所学；道不离器，器不离道。此是古学之本然与正脉。
希腊古有黄金时代，中国古有大同之世，此为中国文化之正题。雅斯贝斯的理论正是由黄金时代推演出“轴心时代”，近人则从一开始就对古代大同之世为黄金时代断然否定(49)。政统、学统由此分裂。
故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三代王官学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三代王官学是正题，晚周诸子学是反题。取消三代王官学的源头地位，而代之以晚周诸子学，其影响不只是缩短年限的问题，而恰是正题与反题的倒置，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各期的整体错位。凡衰世皆夸其学术，凡盛世皆贬其经术。只认同政治统一，不认同学术统一。故中国学术皆成衰世之学，而政事亦与学术无关。
汉唐政治、制度均称极盛，其经学承三代馀绪亦粲然大备，此为正题。刘师培称西汉经学有官学，有师学，有家学(50)，其学尚能多存古制。近人则贬其为集权专制、繁琐僵化，将晚周诸子争鸣局面的结束委过于汉代。
晚周一向称为衰世、乱世，诸子百家莫衷一是，大哀伤心，孔子开创儒家，全由“周文罢弊”、“礼崩乐坏”反动而出，此为反题。王正颜谓：“晚周之学术，以之与中古尧舜之世相比，诚衰之极矣，宜乎庄周叹其分裂矣。”“周自东迁以降，王纲不振，文化亦随之而扫地尽矣。于是列国以干戈相向，争地争城，生民涂炭。以视前王道盛时，尚礼义，明孝弟，真不啻天壤之别矣。”(51)近代学术亦从晚清民初衰世起，故错认晚周为中国文化的原点。自从经学被“移置”到汉代，中国文化真正成了“无头”之学。(52)
注释：
①顾潮：《顾颉刚先生小传》，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第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第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③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④据顾颉刚20世纪80年代初的追述，胡适1929年自言：“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1册，第13页。
⑤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第42—43页。
⑥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载《古史辨》，第1册，第14页。
⑦李学勤引夏鼐语，见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1)。夏鼐原文为：“古史辨派……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载《考古》，1979(3)］
⑧刘起釪：《顾颉刚学述》，第277—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⑨钱穆语，见钱穆：《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⑩参见《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见《厚今薄古》，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1)近年出版的疑古派著作有刘起：《古史续辨》、吴锐：《古史考》等。据为《古史考》承担排版发行的北京新潮社文化公司称，《古史考》原有《古史辨》第2辑或《续古史辨》、《新古史辨》等拟名。参见“北京新潮社”在2005年5月10日的网上发帖。
(12)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1)。
(13)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号。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33页。
(16)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第5册，第6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大意又见钱穆《国学概论》：“今按：梁氏此论极是。然复先秦之古，犹未已也。继此以往，则将穷源拔本，复商、周之古，更上而复皇古之古。则一切崇古之见，皆得其解放，而学术思想，乃有新机。”(第3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17)顾颉刚：《自序》，载《古史辨》，第3册，第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8)顾颉刚：《顾序》，载《古史辨》，第4册，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唐宋史研究网站)
(19)在50年代强调“厚今薄古”之际，一些学者对“薄古”作了解释：“留少数人去做古史研究工作，这叫做薄古”；“决不是反对让少数人研究古代”(范文澜：《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夏鼐：《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见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厚今薄古》，第18、37页)。(唐宋史研究网站)
(2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1)转引自杨鸿烈；《历史研究法》，第43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2)吴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载《历史教学研究》，1959(4)。叶德辉论诸子学起于毁经，早已有言：“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势不得不问途于百家诸子。”(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第10页)
(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1章，第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L960。
(24)“夏商周断代工程”与胡适的“拉长”计划及梁启超、钱穆“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预想在学术方向上的对应，参见张京华：《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载《江南大学学报》，2002(5)；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载《近代史研究》，2003(1)。
(25)张京华：《古史研究的三条途径——以现代学者对“绝地天通”一语的阐释为中心》，载《汉学研究通讯》，2007(2)。
(26)“截断众流”典出禅宗德山缘密禅师，见普济《五灯会元》，卷15。
(27)“婢作夫人”典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2引梁袁昂《古今书评》，其事则出于三代礼制，《穀梁传》僖公九年载“毋以妾为妻”，《礼记·内则》载“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其主从正副不可颠倒如此。
(2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第9页。
(29)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0)(唐宋史研究网站)余敦康：《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及新浪网关于国学源头的访谈。
(3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见《冯友兰选集》，上卷，第253—2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此节题为“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32)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见《史料略论及其他》，第100—10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6、25页。按以地域追考文化，其后渐盛，迄今有“地域文化”、“区域文化”诸说，其言虽不为无据，但终究不足以解决诸子起源的根本问题。柳诒徵谓梁启超“孔老南北之说出于日本人。日本人读中国书素无根柢，固不足责。梁氏自居学识高于刘歆者，何得出此不经之言耶？”(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载《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第535页)
(34)参见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黄丽丽：《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上)，载《中国历史文物》，1999(1)；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载《近代史研究》，2003(1)。
(35)何为“历史”，另当别论，可参阅王尔敏有关历史定义的“近世学者新说”列表，载王尔敏：《史学方法》，第89—92、97—9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6)庄子语，见《庄子·天运》。
(37)章太炎：《訄书·清儒》，第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8)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39)顾颉刚：《中国古代史研究序论》，载《文史》，2000(4)。
(40)《庄子·天地》：“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又称“技进于道”，兼亦进之意，《论语·先进》：“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4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42)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
(43)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
(44)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见《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第520—521页。
(45)姚永樸：《文学研究法》，第21页，合肥，黄山书社，1989。
(46)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8页。
(47)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附录恽鹤生《李恕谷先生传》，第2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48)李塨、王源：《颜元年谱》，第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49)顾颉刚“四个打破”之一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第101页。
(50)参见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号。
(51)王正颜；《国学原理考》，第69—70页。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篇10
关键词：姜太公；古吕国；新蔡
中图分类号：K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7-0083-05
姜太公，原名尚（本姓姜，称“姜尚”；国名吕，称“吕尚”）；又名姜子牙（号“子牙”）；又名飞熊（另号“飞熊”）；又名藏丈人（早年曾为赘婿，《庄子》称“藏丈人”）；又名吕渭（因渭水垂钓，称“吕渭”）；又名“太公望”（归姬昌后始称“吕望、太公望”）；又名师尚父（曾为周武王师，称“师尚父”）；又名吕涓、吕消（封齐后居涓水，称“吕涓”，宋以后误称“吕消”）；又名武成王、武圣（唐代设武庙，始称“武成王”）。至于太公尚、太公、太公渭、吕太公望、齐太公、姜望、姜牙、姜老、吕牙等诸般名号，皆从上述称号演绎而出。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繁杂，关于“姜太公故里”的学术官司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打到现在，历经两千余年，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学术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姜太公又姓“姜”又姓“吕”，说明姜太公来自姜姓的古吕国。只有通过对姜子牙时代的姜姓古吕国地望研究，才能找到解开姜太公故里问题的钥匙。
一、学界关于姜太公故里的分歧
姜太公史迹散见于我国先秦诸多文献，如《楚辞・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等等。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出姜太公故里者当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之《首时》篇云：“太公望，东夷之士也”。约略150年后，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却云：“太公望者吕尚，东海上人也”。一个是“东夷之士”，一个是“东海上人”，由此可见，秦汉之际，姜太公故里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学术争议。时至今日，主要有河南卫辉说、山东日照说、河南南阳说、河南新蔡说、山西霍县说、甘肃羌州说等10多种观点。
“河南卫辉说”始于东汉，学者高诱注《淮南子・锫垩怠贰疤公之鼓刀”条下，第一次明确指出姜太公为“河内汲人”①，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姜太公故里”确切地望的记载。“汲县”即当今河南卫辉市，高诱之论，应来源于东汉顺帝时期汲县令崔瑗所作的《太公庙碑》，该碑有言“太公望者，河内汲县人也”②。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汲县又有汲县令卢无忌所作《齐太公吕望表》碑；东魏武定八年（550年），汲县又出汲郡太守穆子容所作“修太公吕望祠碑”（即《东魏修太公祠碑》）。崔瑗所作太公庙碑、卢无忌所作《齐太公吕望表》碑、穆子容所作“修太公吕望祠碑”合称“古汲三碑”。“古汲三碑”均明确姜太公为“河内汲县人”。唐宋以降，历代吕氏宗谱基本上认定吕氏远祖姜太公故里为河南汲县。至此，姜太公故里问题似乎已经坐实河南汲县。
“山东日照说”始于《孟子》。《孟子・尽心上》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司马迁《史记》云姜太公为“东海上人”，西晋学者张华所著《博物志》则明确姜太公为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也说：“汉海曲县……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汉代海曲县即当今山东日照市。“山东日照说”佐证史料似乎也很充分。
“河南南阳说”始于北魏郦道元，其《水经注・硭》记载：“梅溪又经宛西吕城东。《史记》曰：吕尚先祖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受封于吕，故因氏为吕尚也”③。近代学者傅斯年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姜原》和《大东小东说》，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先祖尝为四岳”、《国语・周语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等史料，推断姜太公古吕国地望在河南南阳。
“山西霍县说”主要是当代学者王玉哲、徐少华等人提出的观点。王玉哲先生认为：早期的姜姓古吕国“源于山西霍太山一А雹埽恍焐倩先生认为：“作为太岳之裔的吕族，长期以来，一直活动在以太岳为中心的山西的西南部”⑤。
“甘肃羌州说”主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北学者提出的观点，如孙作云先生在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姜太公是渭水上游的羌族部落长”⑥。
除上述主要观点外，“姜太公故里”尚有河南新蔡说、河南许昌说、河南淇县说、安徽临泉说、山东安邱说、山东莱地说、山东即墨说、陕西宝鸡说、陕西华县说、河北冀州说、山西石楼说等等。
二、杂说质疑
1.河南汲县是姜太公“故居”而非“故里”
目前，姜太公故里“河南卫辉说”影响最大，但仔细考察史料则疑点多多。首先，最早的史料只能证明汲县是姜太公的“故居”而不是“故里”。如上所述，最早提出姜太公故里汲县说的文献是东汉时期的高诱，而高诱的结论直接来自于东汉顺帝时期汲县令崔瑗所立的“太公庙”，庙碑之文，不可得见，所幸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清水》里有一略记，注云：
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坛祀，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
上述文字，一处提到是“旧居”，一处提到是“故居”，说明杜宣、崔瑗、王喜、郑笃、勤诸人当年认定“姜太公为汲人”的依据是姜太公的“旧居”和“故居”。姜太公史迹遍布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旧居、故居”之处应该很多，“故居”毕竟不同于“故里”，“旧居、故居”具有多元性，而“故里”则具有唯一性，不能因为崔瑗为姜太公建庙立碑时间最早就认定“姜太公故里”一定为汲县。
其次，郦道元本人对“姜太公故里汲县说”持怀疑态度。郦道元又着意说明：“又案，新蔡县有大吕、小吕亭，而未知所是也”⑦。说明郦道元对姜太公故里到底是汲县还是新蔡存有疑问。
第三，在古代典籍中，汲县境内从未出现“吕亭”的记载。庙、碑可以随便修建，但“亭”是古人最为看重的“地标性”古迹，说明“姜姓的古吕国”根本不在河南汲县境内。
第四，持“河南卫辉说”者往往以古本《竹书纪年》（即《汲冢书》）作为证据，事实上，西晋太康年间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并没有“姜太公为汲县人”之内容，《汲冢书》涉及姜太公的仅仅9个字：“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⑧。《竹书纪年》在汲县被发现，不能说明姜太公就是汲县人；《竹书纪年》只记载姜太公“卒年”时间，没有姜太公“故里”甚至“故居”的任何文字记载。
最后，“古汲三碑”有当地官员为本地争夺名人之嫌。最早提议为姜太公建庙立碑者为会稽太守杜宣，而杜宣本人为汲县人；最早的“太公庙碑”为东汉汲县令崔瑗所建，“《齐太公吕望表》碑”为西晋汲县令卢无忌所建，“修太公吕望祠碑”为东魏汲郡太守穆子容所建，都是汲县本地最高官员，庙堂文饰，古今皆然。
2.山东日照是姜太公的“封地”而非“故里”
孟轲《孟子》所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只能说明姜太公为逃避商纣王的迫害而跑到东海之滨，恰巧说明姜太公原本不是“东海之滨”人；司马迁《史记》云姜太公为“东海上人”，应该主要依据《孟子》之说。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明确姜太公为海曲县“东莒乡东莒里，太公望所出也”；南朝梁时期，学者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引用《博物志》所说，但把文字篡改为“太公望所出，今有东吕乡”⑨。考察《左传》等先秦文献，当时山东之境，只有“莒国”而从未有“吕国”，且历史上的“莒国”与“吕国”是并存于世的，说明“莒国”是莒国、“吕国”是吕国，二者无涉。考察《通志・氏族略》，莒国是西周武王时期始分封的一个子爵诸侯国，“嬴姓，少昊之后”，与“姜姓，炎帝之后”的古吕国分明就是两个不同的诸侯国。
西周建立后，姜太公以异姓诸侯首封于齐，以夹辅王室。当今山东日照、临淄等地自然有不少姜太公及其后人遗迹，因此，把山东日照等地定为“姜太公封地”比较合乎史实。
3.河南南阳是“西周后吕”而非“西周前吕”
《史记》等秦汉文献很多都提到“宛城申、吕”，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在当今的南阳地区确实存在申国、吕国。故徐广、杜预注解《史记》时都认为“吕在南阳宛城西”。然而，《国语・郑语》却讲的很明白：“史伯曰：当成周时，南有申、吕”。《春秋外传》也载：“当成周时，南有荆蛮、申、吕，姜姓矣”。两则史料都说明，到西周第二代国君营建东都洛邑时，才出现南阳吕国。实际上，南阳吕国在周穆王满时（吕国国君入朝为司寇主持制订《吕刑》）才显名于世。姜太公是商末周初的历史人物，其出生地望当在商代末年的古吕国，新蔡古吕国至少早于南阳吕国数百年，故姜太公故里不能定位在河南南阳。
4.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杂说皆过于牵强
“河北冀州说”主要旁证史料是东汉时期的《列仙鳌罚该传云：“吕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内智，预见存亡。避纣之乱，隐于辽东四十年”。《列仙传》主要讲神仙故事，且把姜太公史迹又随便移植于“辽东”，实不足为凭。
《吕氏春秋》说姜太公是“东夷之士”，《史记》说姜太公是“东海上人”，尽管他们讲的都很模糊，但大致圈定一个地理位置，即姜太公来自于“河东”、“河内”，即当今的河南、山东一带，故而，姜太公故里陕西华县说、山西霍县说、山西石楼说、甘肃羌州说皆可排除在外。
三、姜太公时代的古吕国应在当今的河南新蔡
梳理姜太公故里问题，必须从“姜太公时代的古吕国”地望着手。姜太公以前的古吕国或姜太公以后的“吕国”均不是姜太公的故里之地。
1.中国古代所有历史文献把“大吕亭”的地望皆定位在河南新蔡
追寻先秦原始地望，“亭”是一个重要线索；寻找姜姓的古吕国，首先应在古代文献中搜寻“吕亭”。“吕亭”最早文献见载于《后汉书》，东汉以降古籍又有“吕亭”“大吕亭”“小吕亭”之分。“大吕亭”不同于“吕亭”，“大”者，太也，“大吕亭”就是最早的吕亭，即所谓的“故吕侯国”。中国古代所有历史文献有关“大吕亭”的记载均在河南新蔡，部分如下表：
2.中国古代所有历史文献把“古吕国”、“故吕国”皆定位在河南新蔡
不论是“古吕国”还是“故吕国”，言外之意，就是最早的吕国地望。中国古代所有历史文献有关“古吕国”、“故吕国”、“故吕侯国”的记载均在河南新蔡，部分如下表：
3.“姜姓古吕国”的地域方位应在河南南部
《国语・周语下》云：“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丰民也”。《国语》所说的这位历史人物就是舜禹时代的伯夷，伯夷因辅助大禹治水土有功，封“吕侯”，又因是炎帝后裔，袭“姜”姓。《说文解字》曰：“吕：脊骨也，象形，惜太岳为禹心膂之臣，故封吕侯”，其义与《国语》之解相同；吕国图腾为，上为“鸟”，是炎帝氏族“太阳神”图腾的典型标志；下为“宫殿”，意为伯夷职掌“宫中礼仪祭祀”，与《尚书・舜典》伯夷之职“秩宗”相一致；三代之际，以“太阳神”为图腾崇拜的炎帝部落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新蔡正好在淮河边上；夏、商之际，吕侯国应为一个势力较为强大的方国，甲骨卜辞中有“吕受年”（即占卜祈祷吕国风调雨顺）；《逸周书・世浮解》有：“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吕他”是商末吕国一将领，“越戏方”不论是三个诸侯国还是一个诸侯国，但地域在我国东南方无疑；《孟子》曰：“大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意思是说：大禹时代曾治理过汝河与汉水。古汝河发源于洛阳嵩县，向东再向南流，途径新蔡，在新蔡南部与淮河交汇，通过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贯通，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水上大通道，新蔡正处在汝河之滨，极有可能是伯夷协助大禹治理过汝河；吕国之封设，主要是防范南方的苗夷内侵。从当时国内政治、军事背景来看，炎、黄二帝联合，在河北涿鹿打败了蚩尤（三苗、九黎族首领）之后，苗、黎族虽然退居到江淮流域，但仍经常向北方骚扰，与中原华夏民族不断发生战争，史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⑩。远古所谓“中国”，南方疆界至淮河，而新蔡正好处在汝河与淮河的关津渡口。种种迹象表明，古吕国在商都的南边，而新蔡正好在商都南边的淮河沿岸。
4.古代诸多历史文献明确古吕国的地望在新蔡
从我国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新蔡说”所依据的文献十分丰富，记载翔实，可信度高。除《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汝南郡……新蔡有大吕亭”以外，《诸山记》《水经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郡县志》《竹书纪年・西周地形都邑图》《太平寰宇记》《通典》《路史・国名记》《舆地广记》《通志》《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河南通志》、嘉庆《重修汝宁府志》《春秋左氏传地名补》等均载明古吕国在河南新蔡。如此之多的文献记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宋代欧阳修等人撰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最为详实：
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遍掌四岳，为诸侯伯，号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赐姓曰吕，封为吕侯。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历夏、商，世有国土，至周穆王，吕侯入为司寇，宣王世改“吕”为“甫”，春秋时为强国所并，其地后为蔡平侯所居。吕侯枝庶子孙，当商、周之际，或为庶人。吕尚，字子牙，号太公望，封于齐。
这段仅有百余字的短文，不仅明确提出新蔡是吕侯伯夷的封国，也说明吕尚是伯夷的后裔。宋代的郑樵《通志》卷26亦持此论。欧阳修、郑樵都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大家，欧阳修还曾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蔡州（今河南汝南），欧阳修之子欧阳斐后来也知蔡州。阜阳与新蔡相邻，新蔡在当时就属于蔡州管辖范围，欧阳修对这里的情况较为熟悉。郑樵治学严谨，《通志》在史学史上有着很高的盛誉。所以，他们的记载可信度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当今河南新蔡有诸多吕国遗迹
从新蔡古吕国的方位来看，地域南北约100里，今临泉县西北部的城、姜寨、瓦店三镇均属古吕国范围，东西约120里，今安徽临泉西南部的吕寨、艾亭、土坡等乡镇，亦属古吕国疆界。古吕国属于“侯国”，这种版图规模，正合于古代诸侯五爵分封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规定。吕都位于今新蔡县城古吕镇。公元前529年，蔡平侯迁都于此，为别旧都（上蔡），改称新蔡。秦时置县，东魏武定七年（549年）至北齐天宝六年（555年）为蔡州的第一个建治地（后来移治汝南），故新蔡别称“古吕蔡州”。一方面，从目前所知新蔡最早的历史文献（嘉庆年《重修汝宁府志》）来看，明清之际，新蔡县有吕亭书院、大吕书院（书院内供奉的人物正是“伯彝”，即伯夷，修史者避讳用语）、吕历坛、古吕国城、尚家沟、《大吕书院碑记》等与古吕国有关的古迹或记载。另一方面，从当今新蔡县境内诸多地名来看，也与“吕”、“姜”、“周”有关，如当今新蔡县城为古吕镇，镇内有大吕中学；新蔡城西有吕湖、吕沟、吕岗、吕塘坡、吕庄、大吕庄，城西南有闾河、吕台、姜庙；城东有吕寨、吕沟桥、吕家桥、姜东村；城北有吕庄、周庄、东周庄、齐寨村、尚庄村等。新蔡县境内村名很特别，直接冠名“吕庄”者有3个，直接冠名“周庄”者有4个，而“北周庄”、“南周庄”等不同的“周庄”有十几个。
6.当代考古发掘文物佐证古吕国在河南新蔡
据1994年《新蔡县志・文物古迹》载：大吕亭：位于县城东北1.5公里的洪河北岸……1984年文物普查时探孔2.5米，下有灰陶片发现，属新石器时代夏文化遗址。人祖庙冢：位于县城北4公里……地表散布陶片、残器等遗物颇多，鉴定为商周早期文化遗址。周冢：位于县城西北5公里处的洪河南岸……1955年8月考古学家裴文中来此考察，鉴定为商周文化遗址。吕侯墓：古吕国侯之墓，位于城外东北隅，20世纪50年代墓迹尚存，高5米余，占地约600平方米，后被县石油公司夷平建为油库。
“姜尚故里”石碑：1958年，新蔡县城北约30里的姜寨镇（今属安徽临泉县）曾出土“姜尚故里”石碑。当地农民在整挖渠河时，挖一巨型石碑，上刻“姜尚故里”四个大字。“此碑当时运至（临泉）县政府保存，现在许多健在人都见过此碑，后来经过‘’等运动，此碑不知去向。据专家分析鉴定，从‘姜尚故里’四字的形体结构看，大致可确定是汉代碑刻”。
7.姜太公前半生史迹用“新蔡说”解释更合乎史实
众所周知，春秋以前，黄河没有固定河道，每逢夏季，河水冲出孟津，整个中原成为水乡泽国。源于洛阳嵩县的汝河首当其冲，故新蔡周边地区的地名大多与“水”有关：“吕”，本身来源于伯夷治水；“蔡”，《说文解字》云“龟”；“汝南”，来源于古汝河；“沈”（今平舆县北部），来源于古沈水。新蔡地处汝河与淮河交汇之区，这里的早期先民自然是以捕鱼为生的“东夷之人”和“舟人”，这就能很合理地解释《吕氏春秋》为什么称姜太公为“东夷之人”、《韩诗外传》为什么说文王“举太公于舟人”的学术问题。姜太公前半生的活动轨迹：为庶人少为人婿齐之逐夫负贩于朝歌（商贩）汲县鼓刀（屠夫）孟津雠不庸（开饭馆）渭水垂钓。姜太公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早年家贫，远走齐地为“赘婿”，后被女家“逐走”，先后至朝歌为商贩、至汲县为屠夫、至孟津开饭馆，前半生颠沛流离。随着年岁渐高，“闻西伯赡养老”，遂至渭水，仍以东夷舟人惯有的捕鱼生活方式糊口，逢姬昌巡视民间，得而用之。
8.姜太公c周文王的关系用“新蔡说”解释更合乎逻辑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段不为人注意的重要史料：“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太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伯舅是赖”。该史料说明姜太公与周文王之间具有“伯舅”姻亲关系，原来，姬昌之母“太任”为挚国首领之次女，古挚国位于今河南省平舆县南部，正好与古吕国相邻，都城之间距离不过30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过是后世的传奇，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姜尚前半生在殷商朝歌等地来回奔波，苦于生计，对商朝的腐败颓废以及东方诸侯不满商纣王残暴统治等社会状况十分熟悉，就“不满殷商统治并殷商政权”而言，二者有共同的志向与抱负；姜尚是姬昌“娘舅”家的来客，这是姬昌“见而用之”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机缘加上姻亲关系使两位历史伟人走到了一起，并最终成就了“吊民伐罪、剪商兴周”的历史伟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姜太公来自于姜尚时代的古吕国，该诸侯国在河南新蔡，河南新蔡是姜尚的“故里”，河南卫辉、淇县、孟津等地是姜尚的“故居”，山东营邱是姜太公的“封地”，山东日照、临淄等地是姜太公后裔的“居地”。
注释：
①刘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第146页。
②③⑦郦道元：《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版，第136、465、465页。
④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
⑤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40页。
⑥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版，第44页。
⑧李民、杨择令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版，第63页。
⑨范宁校注：《博物志校正》，中华书局1980版，第118页。
⑩《史记・五帝本纪》。
《新蔡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版，第649―653页。
马家敏：《姜尚故里考》，《学术界》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