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面朝大海篇1
【关键词】海子诗歌多主题表达
提起海子，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的“麦地之子”，这位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卧轨自杀的“诗歌王子”，以短短的七年创作时间为我们留下了几万行优秀的诗篇，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遗憾与困惑。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该诗的主题，旨在揭示该诗的多主题倾向。
一、对失恋感伤情绪的深情咏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于1989年1月13日，距海子卧轨自杀只差两个多月的时间。根据张应中先生的推断，构成这首诗的起因可能是海子不成功的初恋。“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期间与女生B发生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1986年分手，B于1987年毕业后去了深圳发展。海子虽然与初恋女友结束了恋爱关系，但仍保持着友情性质的通信往来，特别是海子去世前一段时间。”不难看出，该诗所表现出来的感伤情调正可以作失恋解之。“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诗人经历了失恋的阵痛，终于想从失恋的悲伤中站起来了，终于想重新追寻自己的新生活了。海子从小生活在农村，经济贫困让他饱受了饥饿之苦。正因为物质贫困，海子才想到要在尘世中获取幸福。因而，诗人在第二节热情洋溢地写道：“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由于诗人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因而他获得了短暂的幸福与满足，这瞬间的安慰让单纯的诗人欣喜若狂，竟然想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每一个人”。在第三节，诗人还是抑制不住心中喜悦的冲动，甚至想“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甚至打算祝愿自己的“情敌”（“陌生人”）与前女友“终成眷属”。然而，诗人终究无法走出失恋的阴影，这一切达观与快乐都不过是他自己的“虚设”，这只是他在“下决心”的时候心中的意想而已。
二、对孤苦生存境遇的有力揭示
海子被文学史家定位为“后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之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是其后期诗歌中最为好读的篇章。在海子的心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精英意识，试图拯救这个世界。在海子的心中，似乎有一个农业帝国，那里山明水秀，给人以无限慰籍。他早期的诗歌中无不充满着“天空”、“土地”、“村庄”、“麦子”、“农妇”、“大海”等意象，早期的作品是“以浪漫主义为底色的生命意识和乡愁意识。”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海子所向往的“农业帝国”在现实生活中不堪一击，不得不宣布破产。诗人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中，以反讽的笔调，在看似快乐的叙述中表现了自己心中的哀伤与绝望的情绪。开篇时，诗人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显然，此时的诗人心中还充满着矛盾与困惑。因为他从明天起打算做的那种“幸福的人”，并不是他心中最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需要的幸福不是尘世之中诸如“喂马，劈柴”之类的日常生活，也不是诸如“周游世界”的物质享受，也不是诸如“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的浪漫情绪，而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种精神的超脱。诗人所追求的幸福在现实之中是注定要碰壁的，他也只能用语言幻想自己能够获取到“超物质”的超凡脱俗般的“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借此表现自己不愿流俗，愿永葆精神的绝对洁净美丽的超越情怀，从而有力的揭示了诗人孤苦的生活现实和生存境遇。
三、对人类存在价值的终极追问
在阅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时，我们不妨放开眼界，把该诗看成是诗人对人类存在的一个隐喻和象征性的描写。该诗的前两节，诗人为我们展示的不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对这些场景的描绘中，海子饱含深情的歌咏与描绘。诗中的“我”，在此时是人类的化身。诗中的欢乐也是超越了“小我”而上升为“大我”立场的欢乐。诗人热情洋溢地写道：“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诗人表面上是在“愿你”，事实上诗人也是在“愿我”，“愿我们自己”，只不过，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罢了。于是，诗人在失望（绝望）之中，为自己描画了一幅美丽的“乌托邦”，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就是这样，诗人以婉曲的笔调，感伤地摹写出了人类的美好愿望，又随之把它轻轻地否定和毁灭。正是在这样的美好愿望的生生灭灭之间，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进步，人们也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痛并快乐着”生活。——人们渴望的幸福，看似切近，实则遥远。它仿佛在你眼前，然而，又永远不会真正地兑现。它能够给你的，或许只能是永远的在自我安慰与追寻中得到精神上的抚慰。海子正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价值的终极思考与追问。
海子面朝大海篇2
诗哭了，紧紧拉着我的衣襟，不停地问着为什么。
“为什么海子要在山海光与我不辞而别？不是说好了，我们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是说好了，从今天起开始热爱生活？……”
“我们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什么你还要与我相别！为什么？”
诗用她那小小的粉拳捶打着我的胸口。泪流在她那粉嫩的脸上，却滴在我的心间，撞击着我良心的心弦。我无法忘记我们相恋的那些美好时光。在那些日子里，她是那样美，我们去看夕阳，我们去数繁星，我们去听鸟鸣，我们去赏蜂飞蝶舞，我们去观柳絮飞扬……然而一切都成过往，此刻诗在哭泣！
“诗，对不起！多保重，我得走了。相信我，我会记得，我们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不会像海子一样一去不返，我会回来的，相信我。”
诗还在哭，两行眼泪像奔涌不息的清泉流个不停。她没有说话，只是泪流满面。哭花了脸的她依然是那样美，美得让我不忍心离她而去。
诗，我的恋人，她能给我无限的温暖。理化生，我向往的天堂，那里有太多神奇的力量。在二者之间，我该如何选择，我该何去何从？我好迷茫，我的心中满是惆怅。
诗没有了海子，如今，我又怎能忍心抛弃她，让她再度受伤害？但我，若放弃了天堂，放弃了那些神奇的力量，我将会如一片浮萍，漂泊不定，没有了方向，我的白天将会满是黑暗。我好害怕，害怕那种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的日子。我不想，不想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可我也不能没有诗，没有诗的日子里，我会很孤独，我的世界将会天昏地暗。我同样很害怕，害怕自己会相思而死，走进海子的世界里，另一个国度。
海风轻轻地吹着海面，海面泛蓝泛蓝，那些花开了又落。诗的心中有一泓苦泉，泪如泉涌，永不尽。
望着伤心流泪的诗，我好无助，好自责。曾经那些比翼双飞，海枯石烂的誓言，那些相随天涯海角的蜜语，难道就如一片浮云，风过后就会云淡风清吗？
我轻轻拭去诗眼角的泪水，紧紧拉着诗的手。伤心地对诗说：“诗，你应该明白，理化生是我理想的天堂。当然，你才是我生命的全部。曾经的誓言，曾经的美好，是我生命的所有，我不能没有你。我想带着你开始我的征程，只是一路艰辛，我不忍心你受太多的苦？”
诗再一次泪如泉涌，拥如我的怀抱：“我愿意，我不怕苦，我不怕，不怕……”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片海，那所房子，那座花园，开始了我理想天堂的征程。走过海滩时，我发现诗哭了。
海子面朝大海篇3
关键词：中学生；现代诗歌；赏析；海子
一、中学生赏析现代诗歌的盲点和误区
由于中学生受人生经历、阅读条件和理解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在赏析现代诗歌，特别是理解诗歌的丰富内涵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盲点和误区。作为语文教师，应当善于引导学生，在发现现代诗歌的美的同时，准确把握作品的感情基调，深刻理解诗歌的丰富内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的抒情名篇，这首诗以朴素明朗而又隽永清新的语言，唱出一个诗人的真诚善良。抒情主人公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愿意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每一个人，即使是陌生人他都会真诚的祝愿他“在尘世获得幸福”。海子所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不过是诗人眼中或心中的海市蜃楼。试想，“面朝大海”又怎么能看得见“春暖花开”？然而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对这首诗的感情基调理解不够准确，他们往往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理解为一种现实存在，理解为诗人对尘世生活的理想追求，从而错误地把它确定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下面，我就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谈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赏析现代诗歌。
二、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创作风格、创作背景是正确把握作品感情基调的前提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中国当代诗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于1989年1月13日，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海子的生前至友西川所说，海子是一个有着自杀情结的人，死亡的意象是他的诗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而表现其最后自杀意识尤切的，无疑是他自杀之前的最后几首诗之一，也就是作于1989年3月14日的《春天，十个海子》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在这里，海子无疑发出了死亡的宣告，这是一个悲伤的海子，陷于死亡而不能自拔；这是一个绝望的诗人，一个破灭而无任何希望的灵魂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由此可见，海子所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能理解为诗人对尘世生活的向往，这样的生活只能存在于诗人的幻想中。
三、研读文本是正确把握作品感情基调的关键
之所以叫做“研读”是为了区别于走马观花式的阅读。
现代诗歌的“诗眼”有时就藏在诗歌的题目中，作品的感情基调也就集中体现在题目中。所以研读文本就应该从解题入手。正如前文所述，“面朝大海”并不能看见“春暖花开”，或者说，当抒情主人公“面朝大海”的时候，他看见的“春暖花开”就只能是海市蜃楼，因为大海上没有“春暖花开”，“春暖花开”只能是在“我”的身后。“我”幻想，“我”憧憬，却始终不能面对。而诗人没有言明的“身后”却是一语成谶。
再看正文，诗中三次出现的“从明天起”、“愿你”以及诗歌最后一句的“我只愿”是教师引导学生正确把握作品感情基调的关键。“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幅图景即便是尘世生活，也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式的尘世生活：实在却不乏闲适，清苦却不乏浪漫。如果抒情主人公真的可以在这幅图景的感召下走出封闭，摆脱孤独，那么的确可以算作“一个幸福的人”了。但是这一切憧憬却被“从明天起”限制住了，“从明天起”意味着“今天”的不如意、不幸福，今天的注定孤独、暗淡，注定无法融入尘世的幸福生活。
海子面朝大海篇4
“联合国军”单方面划定的“北方限界线”
签订于1953年7月27日的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司令官在停战协定生效后10天内自对方在朝鲜的后方与沿海岛屿及海面撤出其一切军事力量、供应与装备”。所谓“沿海岛屿”，即“黄海道与京畿道道界以北及以西的一切岛屿”，其中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延坪岛及隅岛诸岛群（即西海五岛）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控制，其他的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军事控制下”。
白翎岛等西海五岛，按西北到东南的走向分布于汉江入海口附近的西海海区，在朝鲜黄海南道与韩国京畿道两道道界在海上的自然延伸线以北。西海五岛拱卫汉江入海口地区，既是韩国汉城首都圈地区防卫的海上屏障，同时又环伺朝鲜康翎半岛海岸，对朝鲜在该地区的海岸防御构成直接威胁。
当时“联合国军”对中朝方面拥有绝对的海上作战优势，控制着西海北方相当纵深海区的大和岛、椒岛、席岛、月乃岛、麒麟岛和昌麟岛等岛屿及西海五岛。在停战谈判过程中，“联合国军”方面曾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不愿在停战后以军事分界线为界从朝鲜北方后方的沿海岛屿撤退，并强以部分岛屿在其控制下为理由，要求中朝方面以朝鲜开城的相当土地抵偿其应该撤退的岛屿。中朝方面则坚决反对这些无理要求。
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双方在停战协议中就海上划界秩序达成了简要的一致意见,在停战协定中确认了“联合国军”占领西海五岛的事实。然而，停战协定又未规定具体的海上划界方法。于是，“联合国军”利用占领西海五岛的优势，单方面划定了一条海上分界线，称为“北方限界线”（northernLimitLine）。
五十年的对峙
近50年来，朝方为改变于己不利的海上控制态势，始终谋求突破以“北方限界线”为基础的西海划界现状，并为此不断进行政治军事试探；韩方则努力保持并巩固于己有利的西海现有海上划界秩序。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围绕“北方限界线”的存废问题不断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5年3月朝鲜宣布了“12海里领海”，并宣称将建立“50海里军事区”。同年5月，又声明允许韩国渔船在其领海内捕鱼。这些声明意在从法理上宣布朝方不承认韩方占领西海五岛的事实以及“北方限界线”的存在。
1973年八九月间，发生了所谓的“西海五岛危机”。朝方首先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不承认“北方限界线”，同时，约60余艘朝方舰艇43次越过北方限界线进行活动。但由于当时韩方以强硬的姿态应对，因此维持了北方限界线的稳定。
近几年，因“北方限界线”而引起的摩擦更是不断。据韩方统计，在1996年4月至1997年6月大约一年间，朝方舰艇在训练、护渔及抓捕渔船等行动中共26艘次越过“北方限界线”。
1999年夏捕蟹旺季，朝鲜派出警备舰艇为越过“北方限界线”捕蟹的朝鲜渔船护渔。自6月5日起，西海形势再度紧张，韩国方面在当月11日采取强硬措施，以军舰冲撞朝鲜的警备艇。最终，朝韩舰艇于15日发生交火。在这次冲突中，韩国舰艇共向朝鲜舰艇发射了150多发炮弹和7000多发机枪子弹。朝鲜一艘鱼雷艇被击沉，重伤5艘，约30名军人死亡，数人受伤。
“6.15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朝鲜方面态度强硬，并点名批评了金大中，但在“北方限界线”附近作业的朝鲜渔船及海军巡逻艇于次日起就没再越过“北方限界线”。与之相反，韩国在加强西海战场警戒的同时，金大中总统对外重申了扩大对朝交流、坚持推进“阳光政策”的立场。双方虽然都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但实际上都采取了低调处理。
此后，尽管还有舰艇越线事件发生，但2000年的南北首脑会晤及朝韩关系改善都促使双方在战场接触中保持克制，未再发生严重冲突，西海一直处于有惊无险的状态。但2002年伊始，朝鲜警备艇又越线进入韩国控制的海域活动，上半年越线达十余次。
西海局势事关重大
1999年的“6.15冲突”和今年的“6.29冲突”这两次西海冲突表明了朝韩双方在西海划界问题上绝不让步的强硬立场。
朝鲜认为，“北方限界线”是由联合国军司令部单方面非法划定的，因此不能作为海上分界线，必须立即重新建立一条海上分界线以缓和西海的紧张态势；而且，西海划界是停战协定范畴内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停战协定的签订双方美朝来谈判解决，韩国代表只能参加工作级谈判。朝方在西海对峙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不时以“北方限界线”问题向南方发难，其动机主要是可以借此增加在与美韩两国关系中的筹码。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对朝鲜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并因此导致了朝韩关系缓和进程的停滞。这次“6.29冲突”的发生不能不说是朝鲜打出的又一张牌，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关注，并再次与美国接触，以改善朝鲜的不利境地。另外，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朝鲜努力改变西海划界现状的又一原因。西海是朝鲜半岛的传统渔场，尤其盛产螃蟹。朝方如能扩大对西海渔场的控制范围，则可以赚得更多的外汇以缓解当前的经济困难。
作为冷战时代遗产，朝韩军事分界线两侧始终是全球兵力密度最高的地区，朝鲜半岛至今仍是全球最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地区。与陆上分界线相比，“北方限界线”所确立的西海划界秩序的不平衡性及西海海域复杂的战场结构，决定了西海是有可能爆发大的敏感区域。
海子面朝大海篇5
渤海国由粟末H建立，是与唐朝确立了臣属关系的我国古代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当时渤海能从形势复杂的东亚地区取得“海东盛国”之成就，离不开与唐的密切接触。渤海国从建国初便开始向唐派遣学生学习先进的文物典章，积极推行“唐化”政策，从而逐渐摆脱了氏族部落和奴隶制的原有特征，发展至以儒家经典为治国理念的区域强国。因此，对渤海国“唐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渤海学生在唐学习状况，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就成为深入研究渤海国存亡历程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
渤海国；学生；唐朝；学习
[中图分类号]K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2008106
渤海国存世于公元698至926年间，属粟末H建立并与唐确立臣属关系的我国古代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其疆域主要包括今天我国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滨海边疆区的部分地区。9世纪后半叶在大彝震执政时期（831年～857年），“总兵力当在二十万人以上”，人口“增加到二十余万户左右”，“海东盛国”的局面已经出现，
[1]（43～44）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已成强势。
渤海建国前后，周边的黑水H、突厥、新罗等业已成为区域较强的势力集团。渤海能从形势复杂的东亚地区实现“海东盛国”的成就，实离不开与唐朝的密切接触，并接受其先进文化。渤海国从建国初始便开始向唐派遣学生学习先进的文物典章，积极推行“唐化”，从而逐渐摆脱了氏族部落和奴隶制的原有特征，发展至以儒家经典为治国理念的区域强国。因此，渤海国的发展几乎与其“唐化”的过程同步。
有关渤海国向唐朝学习先进文化方面，学界前辈已有所研究。其代表性成就主要有魏国忠的《渤海质子侍唐述略》，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宋基豪的《渤海政治史x究》，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等人共著的《渤海国史》，刘占凤的《新罗与唐的教育体制比较》等论文或著作。虽然以上研究都对渤海国的“唐化”过程有所涉及，但还有必要对渤海国“唐化”过程中最为直接的渤海学生在唐学习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对历史上渤海的发展历程进行较为深入的考证。
一、派遣学生赴唐学习的动机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时期。当时东亚区域的众多势力集团和国家都曾抱着不同的目的向唐王朝派遣学习人员。那么，渤海派遣学生赴唐学习的原因会有哪些呢？
首先，渤海建国初期有向唐示弱，并主动与其接触的现实需要。渤海建国集团属粟末H，696年卷入了由李尽忠、孙万荣挑起的旨在对抗唐廷的营州之乱。翌年兵败后在首领大祚荣的带领下开始东奔，后于天门岭东大败唐军并于698年建国。正因为渤海国的建立始于一场针对唐廷的叛乱，使得渤海在建国初期的无力状态下，为缓和与唐廷的矛盾而积极地接触唐廷，并接受其“招慰”，又于711年向唐“献方物”[2]（11404）等。其中派遣学生赴唐学习就成为了其与唐接触，向唐示弱的优先途径。《隋书》有载：“开元二年（714年），令生徒六人入w。”[3]（1814）而开元二年即714年，此时大祚荣仍然在位，这就意味着渤海在反叛唐廷为开端而立国，后16年便在建国者大祚荣的主导下开始派遣学生赴唐学习，可见其欲主动与唐接触的愿望非常迫切。
其次，从内部治理、经济发展和提升文化品质的角度出发，也需要向唐学习各种文化制度。新罗文人崔致远曾在其所撰《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将渤海比喻为啸聚山林的“矢国”。[4]（174）虽然崔氏的这一评价因带有浓厚的敌对意识而显偏颇，但仍然在客观上反映出渤海国初期作为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众所周知，唐王朝存世之时其经济、政治、文化在东亚居领先地位，而立国初期的渤海在经济发展、典章制度的确立以及提升落后民族文化素养方面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因此，为了巩固政权，提升文明程度，渤海同唐周边其他藩属国家一样，亦有向唐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的迫切需求，也由此开启了二百余年间连绵不绝地向唐派遣学生的历程。
再次，寻求区域优势地位的需要。立国初期，渤海周边强国环绕。北边是实力不俗的黑水H，西边是“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5]（5174）的东突厥及其附属下的契丹和室韦诸部，西南方向为唐廷所设安东都护府，南边则是刚刚崛起的统一新罗。面对这一周边环境，渤海首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周边强势集团的进犯，于是就有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渤海传》中所记载的主动派遣使者与突厥交往的史实。不仅如此，据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所载，渤海国“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藩五品大阿餐之秩”。[4]（174）这也就是说，渤海初期甚至向新罗俯首称臣。虽说这些举措都是渤海早期立足未稳时期的变通之举，但当年渤海建国集团的忍辱负重之状如在眼前。因此，我们可推测，在渤海建国初期便派遣学生入唐学习的动机中，应不乏与唐交往、摆脱孤立、提升“国威”而实现域内优势地位的“雄心壮志”。
除上述动机外，在唐朝宾贡科及第821年唐王朝为域外学子在唐授官而设立宾贡进士科。
而授官亦可能对追求区域影响力和向往“大唐盛世”的渤海人形成较大的激励效应而使其不断地向唐王朝派遣学习人员。
出于以上目的，渤海决定向唐朝派遣学生学习，但在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欲向唐派遣学生亦少不了各种公式化的人员来往的途径。
二、赴唐学生的身份与赴唐学习的途径
在难以找到渤海国自身所撰各类典籍的情况下，对渤海选派学生的身份与赴唐学习的途径问题目前难以做出准确回答。然而现仍可依据一些同一时代其周边文明所留各类文献进行分析和论证进而找到某些答案。
渤海“最晚到文王全面唐化之际，逐渐以唐朝教育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胄子监’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务。至少是五京所属的发达地区的京、府、州、县有可能普遍建立自己的学校。”[6]（429）这说明渤海的统治者在积极推动本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勇于吸纳中原地区的先进经验以不断完善自身的教育制度，提高教育水平。同时在客观上不仅可体现出向唐王朝“示好”，而紧随其“步伐”的形象，又能为向唐王朝选派赴唐学习人员等事宜提供现实基础。
那么，当时的渤海哪些学子能拥有入唐学习的机会呢？对于这一问题，虽因缺少针对性的历史文献，难以精确表述，但仍可依据现有文献中的各种旁证进行有限的推测。据《旧唐书》所载：能进入“国子学”的学生仅限“文武官三品以上，国公子孙、二品以上曾孙”[7]（1159）等名门贵族子弟。这很可能意味着在仿唐制建立的渤海官学内鲜有平民百姓子弟入学，同时也说明取得赴唐学习资格的学生很可能主要来自渤海官学的贵族子弟。而且从渤海方面的动机来讲，由王公贵族子弟组成的赴唐学子队伍将更有利于渤海统治者阶层与唐王朝的进一步接近以实现渤海对唐的各种目标。而这一点又大大提高了渤海方面主要选派名门贵族子弟赴唐求学的可能性。
在派遣学生的方式方面，《册府元龟》记载道：“文宗太和七年春正月己亥银青光禄大夫・简较秘书监・忽汗都督・国王大彝震奏，遣学士解楚卿・赵孝明・刘宝俊三人附谢恩使同中书右平章事高赏英赴上都学问，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等三人事业稍成，请准例递乘归本国许之。”[8]（11724）该文内容反映出833年唐廷准许渤海人高赏英负责完成有关赴唐学生和回归学生之间交替工作的一段史实。《册府元龟》的记载表明，渤海国高规格地用派遣使者的方式直接将学生移交唐廷方面安置学习是渤海派遣学生赴唐朝学习的途径之一。同时，该记载中提到的“请准例递乘归本国”说明渤海向唐派遣使者送交学生，以及渤海学生学成回归的次数之多已成惯例，从而印证了渤海以官方渠道向唐王朝派遣学生学习的常态性。
另一方面，在渤海入唐宿卫人员中，也应有赴唐朝学习的可能性。章群在《论新罗入唐之宿卫与质子》一文中指出：“所谓宿卫是指宫阙之守备，而内府之守备则由高官子弟担任。”[9]（100）韩国学者宋基豪在《渤海政治史x究》一书中，列出了渤海在一百多年间派遣的赴唐宿卫者名单共12人，且均为渤海大氏王族。[10]（163）魏国忠在《渤海质子侍唐述略》中认为：“各藩属国王族入唐宿卫时待遇优厚，偶尔可入国学学习中国之文物。”[11]这就说明，在赴唐宿卫的渤海贵胄子弟中必然有经唐廷允许转修学业的情况存在。另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所载：“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12]（349）其意思是说，新罗经常派遣学生赴唐宿卫，并安置于宿卫院以求学。那么，同样作为藩属国的渤海国赴唐宿卫人员也极有可能得到与新罗上述人员差别不大的待遇。
除了上述的情况之外，还应考虑到渤海遣使的短期滞留问题。朱国忱、魏国忠在其所著的《渤海史稿》中写道：“历史上渤海国派往中原政权的使臣次数至少有160次以上。”[13]（258）这些渤海使长途跋涉来到中原，在其使命完成前后，大部分都不太可能立即返回。那么，这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渤海官员在“盛唐”滞留期间接触并吸纳先进文化的可能性就难以排除了。
综上所述，赴唐学习者的身份和途径至少应有渤海官方选拔贵族子弟直接送交唐王朝入学、渤海王族赴唐宿卫期间不时转为学生学习以及渤海使滞留期间的学习等三种情况。当然，上述情况都与渤海向唐朝派遣学子的动机密不可分。遗憾的是，由于渤海史史料的严重缺失，难以了解渤海赴唐留学生的详细数量。
关于渤海学生赴唐学习的人数是目前难以精确掌握的渤海史课题。但仍可根据各种史据旁证进行探讨。按上文所述，渤海向唐派遣学生具有常态性，且根据渤海向唐学习先进文化的需求性，相信当时的赴唐学生不在少数。对于急需学习先进文明，且立国初始就从官学中选派学生赴唐学习的渤海而言，其学生的在唐数量应该多于入唐使的在唐数量。另一方面，二百多年间渤海国遣使于唐的次数至少有160次以上，而目前能查到的渤海王族入唐宿卫者只有十二人，因此推断渤海的遣唐使应多过渤海赴唐的王族宿卫者中的求学者。据此得出推论：渤海赴唐学习的各类群体中，由多至少应为，渤海直接选送的赴唐学生、渤海的遣唐使、渤海赴唐的王族宿卫者中的求学者。
不过，这些赴唐学生回归渤海后在推动渤海的发展，促进渤海与唐廷之间紧密联系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三、赴唐学生的学习内容
王承礼在《渤海简史》中指出：“大钦茂以武则天（大周政权皇帝）时中原的典章制度为典范。”[14]（40）这说明渤海统治者和中原周边地区民族一样希望通过学习“盛唐”的治国方略来不断巩固并发展自身。这就意味着渤海在教育领域亦深受唐的影响。
唐代的教育m分为官学和私学，但仍以官学为主。官学教育不仅门类齐备，且具有较大规模。据刘泽华的《中国古代史》一书所载，唐代长安具有较大规模的官方办学，即国子学和太学。其中，除了“内地及来自吐蕃、高昌、渤海等中国边疆地区的青年外，还有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的留学生。”[15]（785）由此可知，国子学和太学是渤海赴唐学生重要的学习机构。而有关国子学和太学收录学生的标准以及二学所设置的课程内容均可通过探察现有文献而有所收获。
当时的长安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而且这六种官学的等级亦不尽相同。国子学是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学以下办学等级依次递减。不仅如此，六学的招生标准具有其明显的等级划分。《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指出：“这六种学校，国子学收三品以上高级官吏的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中级官吏的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官吏和一般地主子弟。”[15]（645）作为唐代最高学府的代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向学生传授儒家经典。”[16]
另有“唐廷教育体制中的国子监下设的律学，算学；秘书省内史局下设的历博士，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太常寺太医署下设的药学，医学，针灸，按摩，卜`；太仆寺下设的兽医学和宗正寺的崇玄学”[16]等专业技能类科目供学生学习。
上述学习内容都是渤海学生在唐朝学习过程中有机会接触的知识。除此之外，渤海学生对中原文化中的文学部分亦体现出浓厚兴趣和学习欲望。据《全唐诗》中刘禹锡的诗句所载：“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17]（4076）这句诗词不仅反映出渤海人在唐期间积极收集诗词作品的情况，亦能感受到渤海人对汉文学的推崇之心。另据《全唐诗》所载：“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18]（8162）这说明渤海士族阶层普遍喜爱汉文化，以至汉文化成为了渤海士族阶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后，渤海赴唐学习者中亦不乏佛教界人士。基于传于后世的资料，可确定渤海与唐中央王朝之间在佛教领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考虑到渤海派遣学生赴唐主要以学习儒家治国理论为主，其他术业为辅，故本文将不再赘述佛教领域的学习交流状况。
通过分析渤海派遣学生的赴唐渠道和唐廷的官方办学所设科目可知，来唐的渤海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应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根据唐廷官方开设课程，学习儒家经典，并努力了解中原的治国理论。第二，据《咸和十一年闰九月廿五日渤海国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抄件所载：“渤海赴日使团中有译语、史生、天文生、医师。”[6]（429）结合上文内容可知，渤海国内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联系唐王朝教育体系下所设的专业技术知识科目可知，诸如律学、算学、天文、医学、兽医学等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识也很可能成为部分渤海学生的学习内容。第三，唐代的诗词发展处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再加上渤海文士对汉文学极为推崇，渤海赴唐学生很有可能利用在唐的便利条件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和学习唐代的汉文学。而事实上，随着汉文学造诣的提升，渤海人也为后世留下不少佳作。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渤海学生向唐求学内容包含当时各领域的专业知识。其中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有利于渤海统治阶层加强封建集权，同时在文化上与唐王朝的主动接近；学习各专业技术门类的知识不仅有利于渤海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起到了增强区域影响力的作用。总之，渤海学子在唐学习内容仍然未曾偏离渤海派遣学子赴唐的动机。当然，这些知识在渤海的运用也在事实上为渤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渤海人的这一求学过程始终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因而也就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四、赴唐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渤海鼓励赴唐留学，但是唐廷拒绝全部接收。据《唐会要》载：“开成二年（837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19]（668）从该引文内容可知，当时渤海方面对派遣学生入唐学习事宜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在渤海王子带领入唐的情况下，唐廷方面依然作出了“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的决定。究其原因，可做以下分析：其一，渤海入唐学生大部分应该是和其他非中原地区的留学生一样进入位于长安的国子学和太学。而国子学和太学作为官学的主要代表内部招生制度中应该有招生名额方面的规范；其二，唐代有众多外邦学子赴唐学习，其开支由唐廷的鸿胪寺负担一部分，因此从财政支出上看，招生的数量应该受到计划性的限制；其三，《隋书》（卷8）有载：“开元二年（714年），令生徒六人入学。”[3]（1814）另据上文中《唐会要》（卷36）所载内容可知，837年唐廷也只允许渤海6人和新罗7人入学。对比两次招生情况，不难想象唐廷在招收外邦学子时应该是设定了一定的比例，以达到某种平衡。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很可能造成了渤海国内许多学子欲来唐深造，却未能如愿的结果。
其次，宾贡科及第者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受唐官职的大小。宾贡科及第是众多赴唐留学者的奋斗目标，也是有机会在唐进入仕途的一般途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学子的未来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出身。以获得宾贡科及第人数最多的新罗为例，王公贵族赴唐宿卫者中得到最高官位的试光禄卿金允夫为从三品，海州刺史金装亦为从三品，其余多数为五品官职。另一方面，身为一般学子的宾贡科及第者最高也只获得从四品以下的官位，如841年，金云卿获充兖主都督府司马之职，其余大部为七品至九品的官职。[20]（69）那么，同样是在唐通过宾贡科考试获得官位的渤海宿卫者和普通学子之间的差异很有可能与新罗方面大同小异。这样，由于家庭出身而导致的未来仕途成就上的差异必然在一定数量的家世普通的学子心中形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在唐的学习和生活。
再次，藩属国赴唐的宾贡及第者，难以在唐朝实现抱负。一般而言，学习儒家经典，一朝金榜题名，追求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运筹帷幄的仕途前景。但是从宾贡科及第数量最多的新罗人的情况来看，并不圆满。新罗人金允夫获得的是管理宫廷膳食的从三品试光禄卿之职，金装的海州刺史是地方管理者的职位，而作为一般学子的金云卿的充兖主都督府司马之职只是没有实权的幕僚或是办事人员。那么，对于在唐宾贡科及第者数量少于新罗人的渤海人而言，其在唐进入仕途的情况不大可能比新罗人更好。由此可推断，渤海名人乌荻戎挥谢氐讲澈2庞辛嗽紫嘀位，而李居正亦只有回了故里才有机会代表渤海出使日本。[21]（510～511）因此，相信多数赴唐学习的外来学生只能将学习目标定在唐廷的宾贡科考试，而将未来希望置于归国之后。
五、渤海学生赴唐学习的成就
从目前搜集到的文献看，在渤海学生赴唐学习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属参加唐朝宾贡科考试并及第。据《拙藁千百・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载：“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v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五代梁唐，又三十有二人。盖除渤海十数人，余尽东土。”[22]根据这段引文可知，从821年唐朝为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来唐学生设立宾贡科开始，一直到五代梁唐时期共有90人及第。其中渤海十余人，其余皆新罗及第者。
目前在渤海赴唐学生宾贡及第者中，能够确认者仅三人，即乌荻取⒏咴固和乌光赞。据宋基豪在《渤海政治史x究》一书中的分析，他们的宾贡科及第时间应分别为872年、892年和906年。[10]（170）有关乌荻缺龉笨萍暗诘募锹伎刹卧拇拗略端作《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中所载：“靖恭崔侍o放宾贡两人，以渤海乌荻任首，韩非同老聃之传……”[23]（62）以及《与礼部裴尚书瓒状》中所载：“然至故靖恭崔侍o主贡之年，宾荐及第者两人，以渤海乌荻任上。有同瘠鲁而肥杞。……”[23]（66）文中虽然流露出崔致远对于渤海人乌荻缺龉笨萍暗诘牟宦，但仍可推测宾贡科及第应属极为荣耀的成就。正是这个乌荻纫员龉笨萍暗诘纳矸莘祷夭澈＃后官至渤海宰相。
有关高元固的宾贡科及第的记录可参阅上文所提《全唐诗》所载：“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18]（8162）该引文是唐末文人徐夤在福州地区停留期间接受高元固的拜访时所作诗文。该文清晰地显示出渤海人高元固曾经宾贡科及第的史实。但不知何故，在其后的历史文献中，再难查到此人行踪。
有关乌光赞的历史记载可参考《高丽史》（卷92）中的相关内容。即，乌荻鹊弥其子在宾贡科放榜顺序中居新罗人崔彦扌为下之便向唐廷陈词：“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赞宜升彦扌为之上。”[24]（9）分析这一内容可知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向唐学习，渤海的文明程度得到提高，特别是渤海的汉学水平已到可以和“唐化”水平较高的新罗相媲美的程度；第二，宾贡科竞争较为激烈，其排名顺序甚至可能影响到藩属国区域地位，以致招来官方干涉；第三，曾经在唐宾贡科及第的乌荻仍诓澈9僦猎紫嗾饧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渤海学生在唐参加宾贡科考试及第后，即便不能在唐为官，回国后仍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除宾贡科的情况之外，另有833年在唐学业有成返回渤海后，于860年出使日本的李居正。文献记载，当时李居正的官职为吴秩大夫，正堂省春部卿，正三位，上中郎将，均谷枉县开国男。[21]（511）这再一次印证了渤海对赴唐学习者的重视程度。
如果说渤海学生在唐宾贡科及第属于渤海学习唐文化的直接成就，那么，渤海在各个领域模仿和学习唐朝并取得的发展便应属其间接成就。渤海以儒家学说作为其立国的指导思想，“最晚到文王全面唐化之际，逐渐以唐朝教育为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6]（429）儒学理论是为封建的“中央”集权而服务的。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渤海国比照唐朝的建制，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相对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王权体制。另一方面，汉文化在渤海的传播和普及使渤海的文明程度为世人所瞩目。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为渤海某王子返国作诗，云：“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25]（6756）在此，温庭筠对于渤海人的汉文化水平给予极高的评价。882年，渤海文坛领袖裴e率使团出访日本，和日本著名诗人菅原道真、岛田忠臣等举行诗宴，期间裴e凭借出众的文采，得到日本朝野的极高评价。除政治和文化方面以外，自渤海文王实施“唐化”政策开始，渤海在诸如宗教、经济、军事等多领域全面吸收唐的先进知识，以推动自身的迅速发展。
据《新唐书》所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26]（6182）而后渤海遂发展成为“海东盛国”，这说明渤海的发展离不开对唐先进文化的学习。同时，该段引文也体现出了渤海赴唐的众学子在学成归国后将唐文化普及到渤海，从而推动渤海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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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面朝大海篇6
脚下，已不见往日忙碌的弹涂鱼和小螃蟹，却还有稀疏分布的花草。在灌沙管快要填埋这片土地前，它们是这里最后的守候者。它们也许满腔愤懑，想发出抗议的心声，无奈的是，它们只能保持沉默直到和这片海一起消失。
“哗！……”于是，海浪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一波又一波翻滚着，诉说着它对熟悉的，幸福的世界的向往。我闭上了双眼，思绪同这悠长的声音一起涌动了起来，一直很远很远……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啊！多么自然而朴素的呐喊，它唤起了我对理想的幸福的向往，那便是，大海——春暖花开。虽然平淡，但却充满绮丽。
抛开困顿，让我们也一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吧！
我睁开了双眼，眺望着远方，开始一点一点地想象着大海的尽头，而这想象，是充满万般美好的：
遮着半个红日的海平线上，跃起了一只雪白的海鸥。它展开丰满的羽翼，衔着一颗种子，一颗来自远方的种子，向我飞来。海鸥穿过了一层层云雾，终于，稳稳地降在了这片荒凉的海边。然后，它吐出了嘴中的种子。地上立即腾起一片片花草丛，变幻成无尽的美丽花园，沙滩上又出现弹涂鱼和小螃蟹的身影，海边洋溢着温暖。
海子面朝大海篇7
2、“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出自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原文：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海子面朝大海篇8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按照省直机关工委的通知要求，7月31日，局机关党委办公室组织全局党员干部观看电影《文朝荣》。
全体党员干部通过观看电影《文朝荣》，同志们被村支书文朝荣的事迹深深感动。思想上得到了升化、灵魂得到了洗礼，进一步激发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根据真实人物和故事改编的电影《文朝荣》，生动地再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贵州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彝族村支书文朝荣的感人事迹。他带领村民艰苦奋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植树造林三十余年，为上万亩贫瘠荒凉的山岭披上了绿装，彻底改变了海雀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他用自己的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和自己职责使命。
在文朝荣身上，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体现在他的人性光辉，正是这种精神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感动不已，催人泪下。《文朝荣》以种树为主线，影片穿插了一连串的故事情节，用生动地事例来衬托主人翁的伟大、时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月父亲下葬时的情景，因为贫穷，由邻村的麻老二垫付了费用，麻老二以此胁迫二月嫁给他，并按照苗族风俗习惯带人抢亲，遭到海雀村百姓拦阻，村民们在达成三天内偿二月父亲欠下的一千多元债务的协议后，苗族首领才被迫放人。为了筹集欠款，文朝荣村支书早出晚归，走遍了几个邻近村寨，因为劳累过度，昏厥倒下，从山坡上滚落山谷。最终因为无法凑齐这笔钱，二月被迫远走他乡躲避，离开她熟悉的小学，离开她热恋的王老师。为了给即将缀学的孩子们寻找上课老师，村支书文朝荣极力恳求一个怀孕七八个月、挺着大肚子女儿给孩子代课。
他为了让饥饿的村民有力植树，他将爱人给女儿坐月子准备的鸡蛋，煮熟之后分给村民们充饥。
小学的屋顶下雨坍塌了，为了筹钱修好教室，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忍心卖掉了家里的仅有一头耕牛。在当时的特殊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他以一己微薄的力量，统揽起全村的大小事务。而恰恰是这种不得已的行为，强烈地折射出了文朝荣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折射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通过观看电影《文朝荣》，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文朝荣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攻坚克难、造福子孙的崇高精神风貌。文朝荣老支书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的一生是勤劳务实、艰苦奋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一生。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学习文朝荣带领海雀村人民走上致富的道路的精神。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学习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我们每名共产党员要立足平凡岗位建功立业，以文朝荣同志为榜样，切实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实到实处，切实把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放在心上，以实际行动做好每一件工作。
《文朝荣》电影观后感
近日，后勤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共同观看电影《文朝荣》。
电影讲述了贵州赫章县海雀村支部书记文朝荣带领群众在艰苦的岁月中，靠勤劳奋斗把海雀村变成了今天郁郁葱葱、青山绿水的样貌，让海雀村成为了贵州乃至全国“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先行者。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在文朝荣身上，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体现在他的人性光辉中，正是他的精神让我们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感动不已，潸然泪下。
通过观看电影《文朝荣》，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文朝荣书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攻坚克难、造福子孙的崇高精神风貌。文朝荣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的一生是勤劳务实、艰苦奋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一生。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学习文朝荣带领海雀村人民走上致富道路的精神，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学习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观看电影《文朝荣》有感
树立的是旗帜留下的是丰碑
他是一个农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但他让一个贫苦落后的山村变成了一片绿色，他让人们从吃国家救济粮到今天的小康生活，等过上幸福的日子时，他因劳成疾，远远的离我们而去，享年72岁。
他留给我们的是永远也用不完的财富，他的双手指引着我们一路前行，他的经验让我们终身受益，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他的名字响彻了贵州省的每一片土地！他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他是谁，我想每一个贵州人都知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
位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海雀村，属咯斯特地貌，不宜生存，历来以“苦甲天下”闻名于世，为了让乡亲们过生好日子，他带领村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土地······
他说：“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就有草，有草就能养牲畜，有牲畜就有肥，有肥就有粮”这是多门简单的道理，也是多么深刻的教育，他用自己平凡的一生书写了一部不平凡的人生格言。
平凡铸就伟大。他很贫穷，衣着简陋，粗茶淡饭，甚至吃糠咽菜，一生没有任何积蓄；他很富有，两袖清风，表里如一，创造了今天的珍贵财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艰苦的人民群众中去导尿管雪松”，是他朴实的话语中渗透着“乡土气息”的坚忍品质。
他自参加工作以来，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带领百姓在贫瘠的家园播撒幸福的种子；他以一生的忠诚和执着，守卫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的精神高地，演绎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公仆他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党的纯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写照，他用自己朴实的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始终把自己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他犹如沙漠上的一片绿洲，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人民谋幸福”是发自对人民、对祖国最真挚、最浓厚的感情，这一共产主义信仰，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益而前仆后继，奋勇前进······他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海雀人民明天的路，撕破了延绵万里的黑暗。中国拥有你，有了一个光明，我们拥有你，便有了一个不舍的信念，不弃的追求。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文朝荣同志是党员干部的一面镜子，以其为镜可知荣辱，明职责，立言行，激励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我，将以文朝荣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永远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党员。
致敬平凡中的伟大——观电影《文朝荣》有感
《文朝荣》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物和故事改编拍摄的电影，主人公正是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村支书文朝荣，他带领这村民们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下艰苦奋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植树造林，终于将这上万亩的贫瘠的山岭改造成绿色的海洋，也借此一扫海雀村当时那贫穷落后的颓势。他只是一个最最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也是一个最最平凡的普通人。但是他穷尽了毕生的精力去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时代责任和崇高使命，我相信他是伟大的。
影片中有许多许多让人心痛和感动的镜头，为了抢救出半口袋苦荞麦，二月的父亲重新冲进破旧的房子里，结果房屋坍塌，生命消逝；为了帮二月还钱赎身，文朝荣挨家挨户借钱拼凑，到最后体力不支滚下山坡；为了补修村中的破旧的小学屋顶，文支书竟卖了家中唯一的牛而自己扛起了那沉重的犁，他说：“我看不得二月无奈伤心的眼泪，更看不得孩子们在破烂房间下纯洁懵懂的眼神。”
今时的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存在于海雀村的那般破败和悲愁，极度的贫穷让几乎每个村民都濒临绝境却又无可奈何，当每家每户都是家徒四壁，断炊断粮竟已成常事，如何将陷入如此境地的海雀村拔出泥淖，是始终困扰在村支书文朝荣心头上挥之不去的难题，也是背负在这个村支书的无比沉重的担子。他知道政府的救济只是一时，要想将贫困彻底消灭，只有自力更生、自我求变一条路罢了。而如何变，文朝荣有他简单而又清楚的想法——植树造林。
他说：“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这样建立好良性循环，才可以让“苦甲天下”的海雀村逐渐走出贫困的围城。他通过乡里和县里的支持，设法取到了两万株树苗，并带领着大家栽种在一片片荒岭上。他也懂得“三分种七分养”，成立护林队，并设立了“八项护林公约”，确保树木能得到有效的养护。是他的坚持和不懈努力，让乡亲们都认识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的行动中来。当所有人都齐心协力，不畏艰难，这份力量便能够一年一年地改变着海雀村贫瘠的面貌。
文朝荣以一己微薄的力量，做着远超出他职责和能力的事情。他依靠的是什么？是他无比强烈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以及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怀。面对困难，他也会内心纠结，也会痛苦无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血肉丰满、真实平凡的人。正因如此，他做出的这些不平凡的事情，才更加让人敬佩和感动不已。
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生态环境与人相互依存的紧密关联，知道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看到了文朝荣人性的光辉，也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有许许多多个文朝荣这般默默奉献，才会有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他们甘心将伟大披上平凡的外衣，将身心扎进广大的人民群众。我在此向他们致敬，致敬这平凡中的伟大！
绿水青山不是梦——观电影《文朝荣》有感
2015年，《文朝荣精神学习读本》出版，作为该书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文朝荣的事迹于我并不陌生。当时，我知道要拍摄电影《文朝荣》，有一些疑虑，文朝荣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分别授予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称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形象已经被定格与固化，要在大银幕上给予“文朝荣”鲜活的人物形象，既要让观众，尤其是熟识文朝荣的观众感觉“像”，又不能弱化他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这样的高度，编剧、导演、演员是很难把握的。当然，作为曾经参与宣传文朝荣精神、且生长在毕节试验区土地上的我，内心依然期待。
时隔三年，正值毕节试验区成立30周年之际，电影《文朝荣》于7月28日上映了。作为首场观影者，兴奋之余，是欣喜。毋庸置疑，编剧、导演、演员对“文朝荣”这一人物形象的把握很出彩，不仅展现了真实的文朝荣，也让人觉得文朝荣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的称号当之无愧。
电影《文朝荣》的编剧、导演、演员的确走近了海雀村、走近了文朝荣，他们不是简单地围绕文朝荣带领海雀村村民植树造林的事迹来拍摄，而是通过挖掘文朝荣以及文朝荣身边人的那些事，分析、提炼若干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直抵文朝荣的魂，以至于作为观影者的我，深受震撼、饱含热泪。比如，文朝荣多次说“我的海雀”，这四个字极具力量，深深地触动我。或许，有人会问，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海雀”怎么能是你的？你是否太霸道了？然而，正因为文朝荣深爱海雀村，他才会这样铿锵有力地说“我的海雀”，试问，除了是“我的”，若是别人的，谁会如此热爱？缘于文朝荣对海雀村炽热的爱，海雀村村民都是他的家人，只有家人，他才会四处奔走借钱，保护二月，以及二月的爱情；他才会恳请怀孕的大女儿为孩子们上课；他才会偷偷把妻子留给大女儿“坐月子”吃的鸡蛋煮给种树的村民吃……由此，文朝荣不仅仅是一名带领村民种树的村党支部书记，他还是一名有温度、懂感情的父辈、家长，他才能鲜活地出现在我内心深处。
海子面朝大海篇9
关键词：渤海国；行政设置；遣使交聘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25-03
渤海是以东北少数民族粟末H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并作为羁縻府州隶属于唐朝。渤海于公元698年立国至926年灭亡，前后存续了229年，历经十五位统治者治理，疆域最盛时占据了今东北大部分地区、朝鲜半岛北部、苏联沿日本海部分地区。本文以渤海国的行政设置与管辖、渤海同周边各族的往来、渤海与日本新罗的外交关系为重点进行相关梳理研究。
一、渤海国的行政设置与管辖
（一）渤海立国与受唐册封
渤海，本粟末H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既灭，大祚荣率领众部徙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唐朝万岁通天年间，国家政局动荡，连年征战致使民不聊生。时任营州都督赵文面对激化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采取残酷的手段镇压。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率众叛周，杀死营州都督赵文，史称“营州之乱”。同契丹毗邻的粟末H部，在大祚荣父子的领导下也投入到反周的行列，大祚荣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部授予“大舍利”之职。伴随着李尽忠部被周军剿灭，H首领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1]。武则天对H部采取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免其罪。乞四比羽因未接受唐朝封爵而被杀，是时乞乞仲象已死，其子大祚荣引歼痍遁去。在天门岭大祚荣部队与唐李楷固部队决战，李楷固兵败而归，此“天门岭之役”保存了H力量，成为渤海建国史上举足轻重一战。
圣历元年（698年），突厥与武周反目，攻姒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契丹依附突厥，中原与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唐朝无法再继续征讨大祚荣余众。大祚荣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发展割据势力，即并乞四比羽部众，恃荒远，在东牟山旧国（今吉林敦化县敖东城）建立了肃慎系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政权，自号“震国王”。随即遣使结盟突厥，同时靠吞并邻近部落与毗邻领土的方式扩展疆域，取坐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迅速成为当时东北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势力。
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复位，派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大祚荣接受了来自唐王朝的招抚与册封，同时遣子大门艺入侍唐廷。先天二年（713年），睿宗派遣朗将崔忻摄鸿胪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H号，专称渤海”[2]。崔忻将此事刻石题铭于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石碑上纪念，“敕持节宣劳H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3]该碑成为见证唐与渤海关系史的重要物证。自此，唐王朝正式承认渤海的合法地位以及大祚荣对渤海的统治。渤海国也正式成为唐朝的羁縻府州――忽汗州，纳入唐王朝版图。随即渤海国“每岁遣使朝贡”，直至开元七年（719年）大祚荣去世从未间断。唐朝要求渤海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渤海国祚存续的二百余年间，也基本保持了与唐王朝睦邻友好的关系。只是在大武艺统治时期，渤海曾几度挑战唐王朝权威。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玄宗设置黑水都督府，以此遏制大武艺继续向北扩张的野心。大武艺借口攻打黑水H，后又乘契丹、奚叛唐之机寇抄唐边郡。开元二十年（732年），更是兵分水、陆两军攻打唐王朝。唐朝诏令渤海前侍子大门艺、新罗王侍子金思兰、唐将军盖福顺进兵渤海。不利的战势令大武艺认识到渤海与唐王朝军事实力的差距，随即谢罪臣服。在唐与渤海关系史中，也仅有大武艺统治渤海期间曾发生过与唐的战争摩擦。宝应元年（726年），唐王朝晋封渤海郡王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历朝统治者皆受唐王朝册封。
（二）渤海国的行政设置
渤海国行政设置，大抵依仿唐制而设，不仅各省、部、台、寺、院、监、局等部与唐朝各部门职能相似，就连有的部门名称均与唐朝相同。虽然在官制规模上不可与唐王朝同日而语，但职能则是大同小异，封建化程度较高。根据《新唐书》对渤海国行政设置的记载，渤海国国王俗谓曰“可毒夫”，尊曰“圣王”，曰“基下”。国王之父曰“老王”，国王之母曰“太妃”，国王之妻曰“贵妃”，国王长子曰“副王”，国王诸子曰“王子”。
渤海中央行政官制依仿唐朝中央官制而建，设有三省、六部、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官僚体制完整，职能清晰明确。
三省为宣诏省、省、政堂省。宣诏省，依仿唐朝门下省设置，负责审议政策，颁发政令。并设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等职位。负责掌管诏令草拟，出纳王命，相礼仪，讽谏王政得失等职责。省，依仿唐朝中书省设置，负责军政要务审议。并设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等职位。负责参议国王大政，侍从国王，进奏，记录王言，参议表章，侍从顾问。政堂省，依仿唐朝尚书省设置，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并设置大内相一人，辅佐国王，总领百官，居三省长官之首位，居左右相之上。又设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仆射；左、右允比二丞。
六部为忠、仁、义、礼、智、信，同时又设有十二司。六部受政堂省左、右司管辖，职能堪比唐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左六司，忠、仁、义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仓、膳部，部有郎中、员外；右六司，智、礼、信部，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官。
一台为中正台，依仿唐朝御史台设置，是中央监察机构。并设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负责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鞠官府公事，会审内外刑狱理断不当之事。
七寺为殿中寺、宗属寺，太常寺、司宾寺、大农寺、司藏寺、司膳寺。这七寺分别依仿唐朝殿中省、宗正寺、太常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光禄寺而设置，不仅功能与唐朝类似，个别府寺名称均与唐朝相同或者相近。这七寺在功能上分别为掌渤海国王服御之事，掌王族属籍，掌礼乐、郊庙、社稷，掌迎送宾客、凶丧礼仪，掌仓储，掌财货、廪藏、贸易，掌宫廷膳食、宴享、牲祭。
一院为文籍院，依仿唐朝秘书省设置，掌国家经史典籍、天文历法、著述撰修。
一监为胄子监，设有监长，依仿唐朝国子监设置，掌儒学训导之政。
一局为巷伯局，设有常侍等官，依仿唐朝内侍省设置，掌侍奉王室，宣谕令制。
渤海国行政设置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不仅官制设置，渤海国品秩与服饰制度亦仿唐有严格定制。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
（三）渤海国的辖区管制
渤海国不仅行政设置依仿唐制，地方管辖制度同样依仿唐朝设置。渤海在地方管辖上采取京府、州、县三级管辖体制。渤海国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县，京府属同级区划，有的京府在一起，如渤海的五京又为五府，京所在地的府地位上要高于其他的府。京府之下辖州，州之下辖县。府的长官为都督，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随着渤海疆域的不断扩大，在一些军事重镇，渤海还仿唐制设节度使。
渤海的五京制度成于大仁秀时期，渤海首领大祚荣率众恃荒远之地史称“东牟山旧国”，第三代统治者大钦茂时期建立中京显德府、上京龙泉府、东京龙原府，第十代统治者大仁秀时期又增置西京鸭绿府、南京南海府，至此渤海五京制度确立。渤海的五京分别设于不同的民族或部落的聚居区域，作为管理各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上京龙泉府为肃慎故地，东京龙原府为秽貊故地，中京显德府为H聚居区，南京南海府为沃沮故地，西京鸭绿府为高句丽人故地，管理扶余人的扶余府虽非五京之一，但是确是渤海的军事重镇，既要管理扶余人又要防御劲敌契丹人。显然五京的设置事基于国家的统治，强国固边的因素之上。五京的地位也有差别，上京、中京、东京都曾是王都所在地，西京和南京则不然。五京作为五府与其他府一样各领州若干：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卢、显、铁、汤、荣、兴六州。豸岁{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领扶、仙二州；|颉府领|、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安边府领安、琼二州。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铁利故地为铁利府，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越喜故地为怀远府，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安远府领宁、d、慕、常四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4]。
渤海在区域管辖制度上效仿唐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渤海的统治疆域不断扩大，到渤海宣王时达到鼎盛，发展为“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今朝鲜咸镜南遵的龙兴江），西南以鸭绿江之泊洵口（今大蒲西河口），及长岭府之南境，与唐分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棘鞫，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5]囊括了今黑龙江省、吉林省的大部和辽宁省的一部分以及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和今俄罗斯的滨日本海区域。
二、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往来
渤海国是由H为主体民族，同时兼收并蓄汉族、高句丽、扶余、沃沮等多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地处东北边陲的渤海，北连室韦，南抵新罗，西接契丹，西北连突厥，东北接黑水H，西南与中原政权相接，渤海与周边各族，更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沟通往来的重要桥梁。
渤海与契丹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渤海建国之前，渤海曾与契丹是结成盟友关系共同参与唐的“营州之乱”，兵败后，由于唐军的追缴，大祚荣率部脱离营州。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载：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勾丽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从此渤海与契丹由盟友变成了仇人。渤海建国后，为防御契丹设扶余府，《新唐书》载“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领扶、仙二州”，扶余与契丹接壤，从史料中可见渤海与契丹关系的紧张。渤海与唐往来的营州道也经常因契丹的南下劫掠而受阻。契丹立国后，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二月，渤海朝贡辽朝“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6]此后不久渤海就被辽所灭，辽朝在渤海之地建立东丹国附属于辽王朝。
渤海与突厥的关系，可查的记录有两条，一是，大祚荣自号震国后“遣使交突厥”；一是，“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7]。后者是讲渤海与黑水H的关系，除此变没有渤海和突厥往来的记载，可见渤海和突厥只是一般的往来关系而已。
渤海与黑水H可谓近亲，同为肃慎族系的两个分支，粟秣H处于黑水H之南，社会发展水平比黑水H进步许多，粟秣H建立渤海国后，由于疆域的扩张，与黑水H有隙，黑水H慑于渤海的威胁，有大的行动要告知渤海“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显然，黑水H是独立于渤海之外，且笼罩于渤海的威胁之下，自然与渤海的关系比较紧张。随着渤海的不断强大，黑水H已不能与之相抗衡，最后被渤海征服，臣属于渤海之下“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8]黑水H与渤海的关系经历了由对抗到臣服的过程。
三、渤海与日本新罗的关系
关于渤海和日本往来的史料甚多。大武艺时期，开元八年（720年）初，日本元正天皇派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H国，观其风俗”[9]。日本首先向渤海抛出橄榄枝，自此开启了双方长达二百余年的交往大门。此期间双方互访达48次之多，其中渤海出访日本34次，日本出访渤海14次。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渤海国首次派出以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为大使、义游将军德周为副使的24人使团出访日本。使团历尽周折最终抵达日本的出羽（日本秋田县、山形县一带），日本圣武天皇遣使隆重接待。
渤海国使团赠送礼物并附渤海国王大武艺国书“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献，只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授命，日本开基，奕业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贾钷，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航等二十四人责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消。主理有限，披澹未期，时嗣音徽，永敦邻好。”[10]圣武天皇回礼并附国书道：“天皇敬问渤海郡王：省启具知。恢复旧壤，幸修曩好，联以嘉之。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便因首领高齐德等还次，付书并信物，彩帛一十匹、绫十一匹、J二十匹、丝一百p、绵二百屯。仍差送使，发遣归乡。渐热，想平安好。”[11]
渤海与日本往来初期主要目的是政治上的诉求，因渤海与新罗为敌，与日本结好可以用日本牵制新罗，使其腹背受敌。而此后的长期交往则更多是出于商业贸易的需求。在渤海与日本的交往中，渤海显得更为主动，但是渤海并未向日本称臣而是臣服于唐王朝，渤海对日本的主动是出于利益的需要而已。渤海和日本的交往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也促进了日本和中原文化的交流，许多唐文化由渤海传入了日本，为东北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渤海和新罗往来的记载颇少，新罗人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称新罗曾授予大祚荣“第五品大阿餐之秩”，而没有记录大祚荣是否接受这一官职，不能说明渤海曾臣服于新罗。在渤海与新罗的关系中，敌对一直是主旋律，出于对新罗的牵制，渤海才主动示好于日本。10世纪契丹崛起，渤海欲与新罗结盟对抗契丹，新罗却暗度陈仓反联合契丹围攻渤海上京城，违背“远攻近交”的军事策略。整体而言，渤海和新罗的关系一直处于防备与敌对之中。
综述所述，渤海国统治期间对东北地区不断开发，同周边民族与周边国家进行开放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之成为当时东北亚区域内的强大政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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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面朝大海篇10
一、“韩侯之国”的移民
“韩侯之国”仅见载于《诗经•大雅•韩奕》，是一首赞美韩侯的史诗，诗的最后一章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综合全诗，可以得到三方面的信息。一是韩国主曾先后两次受周的册封，一次是“先祖受命”，即周初，周王“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⑥封武王之子为韩侯，国接蛮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邗、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四国皆武王子……韩国在河东郡界。”洪亮吉诂:“《郡国志》河东郡;河北，有韩亭。”韩侯的主要职责是镇抚北方诸民族，初时功德显著，但后来国势渐弱，一度失去了先祖的殊荣;另一次是“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周宣王(前827—前782)召韩侯之后接受天子的册命，并恢复其先祖旧职，担当“侯伯”，管理秽(亦作追)、貊诸族。同时，将秽、貊之地作为属国加赐给韩侯，其统治区大体包括了整个北方，成为北方部诸国之“侯伯”⑦。二是韩侯之国的封邑韩城是在燕国民众的帮助下修筑起来的。关于韩之故城的位置，说法不一，主要有今陕西大荔县东北说⑧和今河北省固安县境说⑨等不同认识。但由“燕师所完”的韩城显然不会在上述位置，张博泉指出，此韩候城“其地必与燕近，其城当在周之北土之内”，“韩侯城当于燕东与燕近之秽貊地区求之”。瑏瑠三是韩侯在做侯伯的过程中政绩卓著，秽、貊之民诚心奉周，贡纳不绝。值得关注的是，周宣王时期，周初召公奭所受封的燕国的领域已经达到辽西地区，瑏瑡东北地区的孤竹、山戎等民族皆服事于燕，而燕国在周代与东亚其他部族的关系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与不断衅边，作为侯国，燕保护治内与周边蛮夷的能力弱化。宣王之世，为稳固“北土”①，任命韩侯为新的侯伯，管理秽貊等北方民族事务。因而，“燕师所完”的新韩城应在靠近秽、貊区域，大概位于辽西，有学者推断大体在医巫闾山附近地区，即今辽宁省阜新或北镇一带。②《诗经》中的韩侯，郑玄理解的是周武王封于今陕西省韩城的韩侯，并认为秽、貊族原来处于今陕西韩城之北，后来为狁所逼，逐渐向东迁徙。这种见解存在颇多问题。据《逸周书•王会篇》载，在成周之会时，秽、发(貊)与肃慎、良夷等东北民族同列朝拜周王，所以，秽貊是东北民族无疑。民族学界公认，秽、貊的分布区起自今医巫闾山西麓，向东直达今吉林省中部和辽东地区。韩侯之国的重建，意味着周人对秽、貊控制力的加强，这也因而成为宣王中兴的一个基础点。韩国学者尹乃铉认为，《韩奕》“是西周宣王时称赞韩侯访问西周王室所唱的歌”，而韩侯是古朝鲜的统治者，他“访问了西周王室，以首脑外交广泛地结成婚姻关系”，“韩侯迎娶西周宣王的堂兄弟的女儿姞氏为妻”，在这首诗中，“还有韩侯奉受自先祖们的天命，全部接受了西周北方所有部族以及包含追与貊的诸国，成为它们之长的内容”，进而认为“古朝鲜是集合了诸侯国和许多部族而构成的一个国家……不过韩奕篇中，在诸侯国中只谈到追和貊，而不见此外的诸侯国的名称”③。尹乃铉的说法是不客观的，按照他的说法，古朝鲜果真是韩侯之国，那么无论古朝鲜如何广大，朝鲜王即是“韩侯”，因而，确定朝鲜王即是周天子的封侯。当然，我们所说的箕子之国、韩侯之国皆为周天子所分封的诸侯国，二者显然不是同一回事。东汉时期的王符在《潜夫论》中指出，韩侯之国“其国也近燕”是合乎历史真实的，但是，对于他所说的“其后韩西亦姓韩，为魏满所伐，迁居海中”，④则需要进行科学的辨析。正如罗继祖先生指出的那样，“入海之韩与卫满时代远不相及”，卫满所伐“乃是辰国后人箕准，而不可能是入海之韩”⑤，但罗继祖、刘子敏⑥皆认为韩侯之国在西周末或东周初迁居海东，半岛之“韩”的得名与韩侯之国东迁有关。笔者亦赞同此说，但细节认识有所不同。关于韩侯之国人迁至朝鲜半岛南端的时间。据《竹书纪年》载，周平王十四年(前757)，韩侯之国为晋所灭。⑦韩侯后裔之一事晋国为大夫，“得封于韩原”⑧，这一支也即是后来“分晋”的三卿(韩、赵、魏)之一韩。此外，大批韩侯国人迁离故地，其中一支来到朝鲜半岛南端。论及其迁居朝鲜半岛南端的原因，有必要首先追溯箕子东走问题。武王灭商之后，“箕子不忍周之释”⑨，于武王元年(前1046)浮海瑏瑠而至朝鲜半岛南部，并建立辰国。瑏瑡辰国名称的由来，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宋、鲁亦曰商、鲁(吴语)，商而曰辰，亦犹‘参辰’之即‘参商’乎?宋为微子之国曰辰，则海中古之辰国即箕子之国也”瑏瑢。以“商”与“辰”在意义上的联系进而提出殷之遗裔箕子所建之国的国号曰“辰”的可能性。罗继祖进而引用《史记•郑世家》中“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沉，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的说法，认为“商代祖先瘀伯始封之地，主辰，那么箕子的国号叫辰，应该说还是远有渊源的”①。箕子们本为殷商遗民，对避居之地以“辰”命名是合乎情理的。春秋初期，韩侯之国亡于晋后，遗人四散而走。其中一支浮海投至箕子之辰。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一是春秋初期，周王朝所确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开始崩解，宗周势微，个别诸侯越来越强大，而韩侯等宗室自保尚且不能，拱卫周室更谈不到，兼且不愿为晋等诸侯之臣，故而采取回避，远遁他乡;二是箕子为殷代三贤之一，颇得周武王器重，克殷之后，武王曾向箕子请教治国之策，《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所发亡，箕子……问以天道。”箕子向武王讲述了《洪范》。《尚书大传》亦载，在箕子“不忍周之释”而走之朝鲜之后，武王“因以朝鲜封之。”韩侯是武王之后，耳濡目染的箕子记忆，使其投奔箕子居地，率众来到“古之辰国”。而大约与此同时，箕子后人迁居至大同江流域的良夷居地。②东迁韩人将迁居之地顺理成章地命名为“韩”，同时，古“辰”之名依然保留，便成为文献所载之“辰韩”。
二、移往辰韩的秦人
《后汉书•韩传》中有一段关于秦人移往辰韩的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三国志•韩传》中有类似的记载: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由上面的记述可以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迁入韩地的秦人皆是避役而来。秦王朝的统一仅持续了十几年，便因繁重的兵役、徭役以及赋税而招致反抗并因而亡国，这些避役而来的秦人逃来的时间估计是在公元前210年左右;二是，马韩“割东界地”给这些秦人，使其保持聚族而居，故而被朝鲜半岛土著人融合的情况较弱，基本保持了秦人的语言、习俗等方面的民族特色。那么，这些秦人，包括此前的箕子及韩侯之国人是通过怎样的路径迁徙的呢?我们认为，海、陆两条路线皆存在。首先，从海路而言，中国东部沿海通往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辟。当时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走渤海之路，先到辽东半岛，再走黄海，前往朝鲜半岛南端;二是由山东半岛出发，跨黄海直达朝鲜半岛南部。由今山东半岛的龙口市到辽东半岛的大连只有127海里。③到了战国时期，我国的水上交通工具大为改进，木板船和帆船得到应用，浮海远航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燕、齐方士出海寻仙已见载于史籍，及秦汉时期前往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海上道路更是畅通无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东渡事件就属徐福东行。进入朝鲜半岛南部的秦人系通过陆路辗转而至应该是客观真实。《史记•匈奴列传》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秦在原燕长城的基础上，续修长城，据《魏略》载:“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经考证，“辽东”之长城修筑至今朝鲜清川江南岸安州，即江西郡咸从里一带的狭长地带。①又据《史记》和《汉书》之《朝鲜传》载，这一朝鲜半岛西北隅在汉初已经成为“空地”，而“空地”的形成，当与移居而来的秦人为逃避繁重的赋役有关。其逃避的方向是“塞外”，主要是东向避入今平壤地区，即良夷故地，这一地区后来为箕氏朝鲜建国之地，也是汉武帝所置之乐浪郡地;同时，一部分秦人未在乐浪地区居留，而是继续向南迁徙，有相当一部分来到辰韩之地，居于辰韩的秦人认为“乐浪人本其残余人”，而秦人称“我”为“阿”，故而“名乐浪人为阿残”，②即说明辰韩的秦人系从秦故空地上下障经由乐浪地区而来。
三、迁往辰韩的古朝鲜人、汉人以及倭人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六村”之民为朝鲜遗民，所谓“朝鲜”，包括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两个政权。关于箕氏朝鲜遗民移入辰韩的情况，据《后汉书•东夷传•三韩》记载: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可知，箕准打败马韩之后，取代马韩人成为三韩部落联盟的盟主，自称为“韩王”，而原盟主“辰王”至箕氏灭绝之后才复用。那么在箕准为韩王期间，随其至三韩的箕氏朝鲜的遗民应该也有相当一部分来到辰韩之地。对于卫氏朝鲜人迁居辰韩的情况，据《魏略》载:“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溪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贡蕃不相往来。”所言“贡蕃”应为“真蕃”之误。从“右渠未破时”可知，历溪卿率众东走事系发生在汉武帝发兵攻打卫氏朝鲜期间，即元封二年(前109)秋至三年夏。早在卫氏朝鲜灭亡前夕就有一部分贵族与百姓因政见不同而出走至辰国，那么，在卫氏朝鲜灭亡之后有一部分朝鲜人向东南方向迁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奈勿尼师今二十六年(381)，“遣卫头入苻秦，贡方物。苻坚问卫头曰:‘卿方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耶?’答曰:‘亦犹中国时代变革，名号改易，今焉得同?’”从卫头名字特征以及应对的文化素养来看，有可能是卫氏朝鲜王室的后裔。在卫氏朝鲜建立前后，文献中关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记载较多，仅《史记•朝鲜列传》所涉及的就有三处。一是“(卫满)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过浿水(今清川江)，在箕氏朝鲜西鄙之地定居;二是卫满招徕“燕齐亡命者”，势力渐强之后，东进，灭亡箕氏朝鲜;三是卫氏政权传到第二代王右渠时，“所诱汉亡人滋多”。大批汉人的迁入，致使古朝鲜的民族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朝鲜蛮夷”，到融入较多汉人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卫氏朝鲜存国80余年，加之当国者本身是来自于燕地的汉人，所以卫氏朝鲜境内汉人的“朝鲜蛮夷化”较轻。及卫氏朝鲜灭亡，有一部分原卫氏朝鲜的汉族迫于政治形势而南迁，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汉四郡设置之后，汉族与朝鲜半岛南端的韩族的人员交流就显得更加频繁起来。据《魏略》载: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辰鑡因将户来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