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王子篇1
一见钟情，迷上不懂足球的女粉丝
孙继海，1977年9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父母都是老师，婚后生了一男一女。可是天意弄人，大儿子孙继新生下来不出几天，便由于药物过敏留下了后遗症。按照国家政策，夫妻俩又生下了一名男孩，他就是日后名扬四海的国脚孙继海。他18岁参加甲a联赛，19岁便披上国家队主力的战袍，堪称足球奇才。
1997年秋的一天，孙继海到重庆踢球。由于在赛场上表现不俗，一群女大学生将他围住，争相请他签名并合影留念。这时有人喊道：“王佳渝，快过来呀！”孙继海抬起头来，眼前顿时一亮，只见一位姑娘身着一袭白色长裙款款走来，她身材高挑，美丽端庄，微微一笑，更显得甜蜜醉人，仪态万方。
一位朋友介绍说：“她叫王佳渝，是我们重庆人，现在在你们大连外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孙继海和这位姑娘握手时，突然脸红起来，心里一发慌，竟碰翻了一个杯子，惹得全场哄堂大笑。有人开玩笑道：“孙继海，你是不是看上这位重庆姑娘了？”他瞬间恢复了风趣幽默的常态，顺势道：“我就是看上她了，怎么样？”他当众彬彬有礼地掏出名片递到王佳渝的手上，还调皮地说：“王小姐，如蒙不弃，请按名片上的号码给我打电话，好吗？”
谁也没有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人看似逢场作戏般的表演，竟拉开了他们一见钟情爱情剧的序幕。
当时年仅20岁的孙继海是大连万达队的中后卫，他觉得自己应该在最有精力的年龄段好好地踢球，不应该过早谈恋爱。但是，自从认识了王佳渝，他却改变了主意。孙继海主要生活在北京和大连，训练、比赛特别忙，王佳渝却远在重庆。但他每天晚上都一定会给她打电话，煲半个小时的电话粥。
一次王佳渝问他：“我不懂球，你为什么喜欢我？”孙继海大吃一惊：“你不懂球，那你为什么索要我的签名？”“那是同学们硬拉我去的，我随大流找你要的签名。”孙继海很认真地说：“我觉得，爱情这种事，没有理由。我有很多女粉丝，但我从来没想过把她们发展成女朋友。唯独你，见一面就再也忘不了了。”
1998年，孙继海转会到英国水晶宫足球俱乐部。这是他第一次远离祖国，热恋期的他与王佳渝难舍难分。那时还没有视频，他照样坚持每天跟女友打电话，诉说自己在异国的酸甜苦辣。
那年王佳渝生日时，孙继海居然打飞的从地球对面赶了过来，几个小时后又飞回去。王佳渝的同学和朋友们都特别羡慕：“他那么帅，又是体育明星，还那么痴情，不赶快答应，更待何时？”
在孙继海轮番的爱情攻势下，王佳渝最终被他征服。有一天，孙继海郑重地对恋人说：“佳渝，我家情况特殊，婚后你愿意和我一起照顾年迈的父母和智力低下的哥哥吗？”
没等孙继海说完，王佳渝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动情地说：“继海，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嫁给你我心里特别踏实。你放心吧，我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一样，孝敬你的父母，照料你的哥哥。”
不惧千山万水，挺着大肚子赴英照顾老公
相爱的人总会相守，2002年1月12日，孙继海和王佳渝在相恋4年后，终于牵手踏上红毯。
出生在重庆的王佳渝，同一般川妹子的火辣不同，她是靠似水柔情搅乱了孙继海的心。“我这个人说话直，不会讨女孩子欢心，可是佳渝从来不介意。她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帮助，我欠她的太多了，所以干脆娶她回家，这辈子好好照顾她。”
2002年世界杯前，中国队主教练米卢重组国家队时，孙继海居然落选了。他为此变得很消沉，王佳渝知道，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当时，王佳渝每天都会给他发一条短信息，捎上一句鼓励的话。还陪着孙继海散步，给他讲笑话，变着法地逗他开心。在十强赛开赛前，右后卫徐云龙忽然得了病毒性感冒，孙继海得以重新出现在主力的位置上。他凭着自己的实力，帮中国队以3：0大胜阿联酋，顺利出线。
也许是婚姻给孙继海带来了好运，孙继海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引起了英国足球界的注意，两个月后他签约英超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开始了征战英超的传奇生涯。
孙继海去曼城后，仍坚持每天跟妻子通话半个小时。聊天中，王佳渝隐约觉得，丈夫对英国的伙食有点不适应。当时，王佳渝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她毅然挺着大肚子来到英国，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
其实王佳渝是独生女，从小到大根本不会做饭，她只会按照烹饪书所讲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但不管妻子做的菜有多难吃，孙继海都会笑着对她说：“好吃，好吃。”
王佳渝发现，丈夫在英国同样很有人缘。在曼城俱乐部，孙继海和教练、队友高谈阔论；城市球场，“ChinaSun”的喊声排山倒海，即使夫妻俩坐在曼联球场观赛，也有粉丝上来和孙继海搭讪。毫无疑问，他是曼城最红的外籍球星。
2005年11月8日，孙继海受英女王邀请，带着妻子出席了白金汉宫的晚宴。能到自己仅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金碧辉煌的英国王宫做客，让王佳渝颇感自豪。
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堂，妻子是幕后英雄
在生活中，王佳渝总能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比如大大咧咧的孙继海有时着急出门，却忽然发现行李还没收拾，当他回来时，发现妻子已经利索地帮他打包好了。更让孙继海难忘的是，一次他在训练时因用力过猛，导致交叉韧带撕裂，伴随内侧韧带损伤。手术前一天切开厚厚的石膏，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来，那还是自己的腿吗？受伤的左腿肌肉萎缩，明显比右腿细了一圈。此后，王佳渝不仅百般安慰，还每天给丈夫炖排骨汤和鱼汤补身体，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孙继海很快又生龙活虎地奔跑在绿茵场上。
尽管在足球路上苦多于乐，但孙继海喜欢笑，以前笑是因为有亲情的温暖，现在笑则又因多了一份爱情的滋润。孙继海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我的笑为什么像个乖小孩》，他多次将这首歌唱给家人听。歌中唱道：“为什么我的笑像个乖小孩，因为我拥有太多太多的爱。一次次嘱托都充满关怀，我心中融化了感动的血脉，让我们手拉手一起为足球喝彩！”
孙继海在英国效力7年，在英超联赛中出场130场，攻入4个球，是曼城有史以来上场次数第二多的球员，赢得了“中国太阳”的美称。
回国后，2009年6月，孙继海加入成都谢菲联队。2010年转会中超陕西中新队，并任队长。2015年9月，孙继海重返英超，被曼城聘为“中国形象大使”。这个职务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曼城与国足之间的联系，促进其相互学习。孙继海已然成了既熟悉中国足球，又了解英国足球的专家。
好运还远不止这些。2015年10月23日，正在英国访问的主席，走访了英超曼城俱乐部，接见了中国球员孙继海，并见证了他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堂的时刻。孙继海由此成为入驻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名人堂的首位中国球员。
太阳王子篇2
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夏桀暴政，商汤灭夏，都西亳，西亳在偃师尸乡。西亳城是洛阳的第二座都城.仲丁元件，辛丑即王位，自西亳迁都于嚣。盘庚渡河南，复都西亳。庚丁崩，子帝武乙立，从亳迁河北。商两次都西亳。19帝，400年。商朝，洛阳已有了定型的文字。并广泛使用。当时洛阳不仅有小学，还有了大学。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元年，率军东下，会八伯诸候，孟津渡河，灭明，建周朝。武王灭商回镐，路经洛阳，建洛邑，迁九鼎于此。
周成王五年，成王派召公、击公营建东都。
周成王十一年，命周公之子周平治理东都。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平王废镐京，在秦襄公率师护送下来到洛邑。史称东周。
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夏四月，景王卒，王室大乱，王子朝入京。景王旧臣刘子，卓子告急于晋，晋侯派荀踩帅九州之戎，拥王子入王城。未即位而卒。又拥其弟姬丐立，是为敬王。
敬王十年(前510年)敬王改洛邑为成周，并以此为国都，因城小，晋召集诸侯国大夫，扩建成周城。遗址在汉魏故城。
敬王十七年(前503年),十二月敬王入王城。
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秦将白起于伊阙，战败韩、魏二国之师，杀俘兵二十四万.
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秦攻打韩、赵二国，赧王率东方锐师在伊阙战秦军，周败，赧王被迫入秦，并献地，各后卒。周亡。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封吕不韦为相国，食洛阳十万户侯。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划天下为三十六郡，洛阳为三川郡治。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楚项羽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汉取渤海秦置三川郡，改置河南郡。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于汜水称帝，定都洛阳，置酒洛阳南宫，论赏功臣。五月，刘邦改都长安。
汉文帝元年(前179年)文帝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荐贡谊，以贾谊为大中大夫。
王莽始建国四年(12)二月，王莽定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
刘玄更始元年(23年)，八月，王匡攻洛阳，九月克洛阳。十月，更始帝刘率定都洛阳。
刘玄更始二年(24年)更始帝刘率迁都长安，刘秀派冯异率军进驻洛阳。
东汉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至洛阳，以此为都城。史称东汉。
建武五年(29年)王梁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于洛阳城下。在王城东15里筑千金碣，以控制水流。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穿阳渠，引洛水为漕，鸿沟水系通航。从此，洛阳南通江淮，东达齐鲁。中元元年(56年)立灵台，起明堂、建辟雍。
永元三年(60年)明帝刘庄命画工画开国功臣二十八将像，挂在南宫云台。
永平八年(65年)明帝派蔡忄音等人到天竺国求佛经。
永平十年(67年)蔡忄音自月氏邀天竺国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并得《贝叶经四十二章》及佛像，以白马驮回京都洛阳。
永平十一年(68年) 明帝命筑白马寺。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居此译经。
永平十四年(71年)夏四月，汉明帝刘庄亲审洛阳狱中囚犯，平反千余人。
永兴元年(105年)宦官蔡伦，在洛阳制成“蔡侯纸”。
永初三年(109年) 三月，京师洛阳一带发生饥荒。人相食。五月，帝诏上林广城苑，可垦辟者分与贫民。
元初四年(117年)二月，洛阳武库失火，烧兵物115种。 是年，张衡在洛阳制成浑天仪。
永宁元年(120年)十月，京师洛阳雨33天，发大水。
建光元年(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洛阳撰成。
永建六年(131年)九月，汉顺帝刘保派人扩修太学，建房240，室1850。
东汉阳嘉元年(132年)大科学家张衡卒于洛阳。
本初元年(146年)洛阳太学学生猛增，多达三万余人。
永兴元年(153年) 七月，冀州刺史朱穆执法如山，触动宦官赵忠，被醒帝下狱，太学生数千人，集之于宫门外请愿，为穆诉冤，穆被赦出。
延熹九年(166年) 一月，豫州饥饿，人口死亡过半。 七月，宦官把受太学生尊崇的李膺、范滂等200多人宣布为党人，下狱治罪。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死，灵帝即位，陈蕃及大将军窦武执平，起用李膺等及释放被捕的太学生。
建宁元年(168年)夏、六月，京师洛阳雨60余日，发大水。 宦官杀陈蕃、窦武等朝官600多人，又杀李膺、范滂100余人。
熹平元年(172年) 七月，汉灵帝大兴党狱，逮捕太学生千余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熹平四年(175年)春三月，灵帝诏蔡邕等正《六经》，石46块，立于太学，后人称之谓“熹平石经。”
光和元年(178年)二月，汉灵帝诏置洛阳鸿都门学。开创我国文艺学艺术院校的先河。
中平元年(184年) 春，黄巾军预定三月五日起久，事发，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被杀者千余人。三月，东汉政府为防黄巾军，在洛阳周围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擐(扌换成车)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磁，并置都尉。
中平五年(188年)八月，置西园八校尉，以控制兵权。十月，灵帝至平乐观，讲武阅兵。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献帝及京师居民西去长安，火烧洛阳宫。
初平二年(191年)河南尹朱携(扌换成亻)移书州郡，征兵讨董卓。
建安元年(196年)春二月，修洛阳宫。秋七月，献帝还洛阳。曹操率兵来洛阳，挟献帝及百官去许昌。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卒洛阳。 十二月，曹丕初营洛阳宫。
魏黄初元年(220年) 魏王曹丕废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是为文帝。六月，大雨，伊河水溢，漂溺数千家，人畜死亡甚多。
黄初五年(224年) 四月，重建洛阳太学。
太和五年(231年) 命都水使者陈协重修千金碣，并在洛、谷二水内修五龙渠。
正始二年(241年)魏齐王正始二年，又于太学立古文、小篆、隶书“三体石经”，刻石28块，因于正始年间所立，故又称“正始石经”。
正元元年(254年)马钧在洛阳发明龙骨水车。
晋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国号晋，史称西晋。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司马炎，重视太学，亲临太学视察，皇太子司马衷，即晋惠帝也曾两次视察太学，故立“三临辟雍碑”，至今犹存。
泰始十年(274年)杜预在洛北孟津黄河上，建立第一座黄河大桥。
咸宁三年(277年)张华在洛阳撰写《博物志》，献于晋帝。
泰康六年(285年)陈帮城洛阳完成《三国志》。
元康三年(293年)建国子学，与太学并立。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委孝文帝率军进驻洛阳，第二年定都洛阳。
太和十九年(495年) 在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景明元年(500年)在洛阳龙门西山开凿石窟(宾阳三洞)。
]熙平元年(516年)冬十一月，胡太后诏制永宁寺。
神龟元年(518年)诏补三体石经。
永熙二年(533年)冬十月，北魏迁都于邺，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守洛阳。
武定五年(547年) 杨彳(右加玄加亍)之所著《洛阳伽蓝记》成书。
隋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杨广来洛阳视察地形，遂定洛阳为东京。
大业元年(605年) 春三月，命杨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夏五月，建西苑，周290里。
大业二年(606年)正月，东京洛阳宫建成。 四月，炀帝自江都回到洛阳。 十月，建洛口仓，周20里，3000窑，可容粮8000石。十二月，置回洛仓，周10里，3000窑，容粮8000石。是年，炀帝下诏将全国善乐舞者，集于洛阳。 是年，炀帝设进士科，为中国科举之始。
大业三年(607年)三月，派遣朱宽出使琉球。八月，日本国遣小野妹子至洛阳。
大业四年(608年) 四月，遣裴世清出使日本。九月，集全国鹰师万余人于洛阳。 是年，日本药师惠日等人来洛学医。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改东京为东都。
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诸番来朝，陈百戏于端阳门外。三月，炀帝从洛阳西苑乘船出发，游江都。 是年，巢元方在洛完成《诸病源候论》。
大业十二年(616年) 三月，炀帝宴群臣于西苑。七月，炀帝入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洛阳。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瓦岗军攻陷兴洛仓，开仓济民。四月，瓦岗军攻破回洛仓，袭洛口仓，烧天津桥。九月，王世充与瓦岗军战于邙山。为鼓舞士气，遂筑周公庙。
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李密占金镛城，屯兵30万于北邙。五月，越王杨侗称帝于洛阳。九月，李密与王世充战于偃师，败。
义宁二年(619年)正月，李世民攻打洛阳，未克。四月，王世充称帝于洛阳，国号郑。
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军包围洛阳。
武德四年(621年) 二月，李世民在谷水败于王世充。五月，王世充兵败降唐。
贞观十六年(642年)二月，张亮为洛阳都督。
显庆二年(657年)，正月，高宗李治来洛阳，以洛为东都。
龙朔二年(662年) 正月，东都洛阳置国子监。
麟德二年(665年)二月，高宗居洛阳合壁宫。三月，东都乾元殿建成。
上元二年(675年) 十二月，龙门卢舍那大佛立，武则天助脂粉钱两万贯。
凤仪三年(678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顺门。
调露二年(680年)正月高宗李治为龙门奉先寺书匾额。
嗣圣元年(684年)皇太后武则天始御紫宸殿，中宗皇帝率王公周上太后尊号。武则天废中宗，立李旦，史称睿宗。垂拱元年(685年)十一月，武后命僧怀义为白马寺主僧。
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后铸铜大仪，置北阙。
垂拱四年(688年)五月，析河南、洛阳二县，置永昌县。十二月，明堂建成，号曰万象神宫。
武周天授元年(690年) 武则天降睿宗为皇嗣，自立为帝，国号周。
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四月，天枢铸成，号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神功元年(697年)四月，铸九鼎成。共用铜567000余斤。
唐神龙元年(705年) 正月，中宗李显复帝位。太后武则天居上阳宫。六月，洛水溢，漂毁千余家。十一月，武则天卒于上阳宫，年82岁。
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改洛州为河南府。
开元九年(721年)十一月，《群书四录》在洛阳乾元殿修成。凡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年) 改乾元殿为丽正书院。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八月，张九龄于洛阳作《千秋金镜录》五卷，述前世兴衰之原。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于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大历五年(770年)正月，河南尹张延赏为东都留守。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李元膺为东都留守。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以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太和七年(833年)李逢吉为东都留守。
会昌六年(846年)九月，李德裕为东都留守。 是年，白居易卒于洛阳履道里，终年74岁。
广明元年(880年) 十一月，黄巢农民军攻克东都洛阳。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正月，朱温攻占洛阳，以洛阳为都。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二月，后唐迁都洛阳。
同光三年(925年)三月，庄宗改洛阳为东都。
同光四年(926年) 四月，庄宗崩，李嗣源入洛阳。
天成二年(927年)赵匡胤出生于洛阳。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高祖石敬瑭入洛阳。
天福二年(937年) 七月，高行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
天福三年(38年)十月，改东都洛阳为西京。 十一月，杨光远为西京留守。
开运元年(944年) 景延广为西京洛阳留守。
后汉乾枯二年(949年)八月，白文珂为西京洛阳留守。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三月，郑仁海为西京洛阳留守。
显德六年(959年)七月，向拱为西京洛阳留守。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 正月，迁太庙于洛阳。七月，以西京洛阳为河南府。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 六月，洛阳发大水，死者万余人。
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置国子监于西京洛阳。
景礻(加右)元年(1034年)五月，诏令河南府儒学为西京国子监，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监。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司马光任西京洛阳留守。
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司马光在洛完成《资治通鉴》。
元礻(加右)元年(1086年)四月，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诏81岁的文彦博为平章国军重事。
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复以程颐判西京国子监。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 二月，李利用为西京洛阳留守。是年，诏赠程颐为直龙图阁。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八月，金以洛阳为中京。
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洛阳县民反金，杀县令。
嘉定十七年(1224年) 金改建洛阳城。
绍定五年(1232年)三月，蒙古军攻洛阳，中京留守齐克伸守之，三月未克。
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蒙古军攻洛阳，齐克伸被俘。
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宋赵葵率兵入洛阳。八月，蒙古兵攻洛阳。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 二月，于洛阳置铜仪像圭表。
天历二年(1329年)河南府皆大旱，食人肉者51人，饿死者1950年，饥者27400人。
至顺元年(1330年) 七月，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明洪武五年(1373年)洛阳特大旱，黄河竭，行人可涉。
洪武八年(1375年)洛阳立社学，以教民间子弟。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封皇子朱木(右加彝)为伊王。
永乐六年(1408年)伊王就藩洛阳。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洛阳飞蝗蔽日，食禾苗，草木叶皆尽。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二月，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伊安王迁永宁。
崇祯五年(1632年)秋雨多，黄河在孟津决口，淹数百里。
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农民军张献忠、李自成攻洛阳，未克。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及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是年，洛阳大饥，人相食。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清兵攻河南府，明总兵李际云迎降。
清顺治六年(1649年)知县武攀龙修《洛阳县志》。
乾隆七年(1742年)在洛阳建洛浦书院、伊川书院、龙门书院、雪香书院。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乾隆游嵩洛。是年，由龚松林主修的《洛阳县志》成书。
嘉庆十八年(1813年) 魏襄修、张继辂编纂的《洛阳县志》成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洋货开始进入洛阳市场。
咸丰八年(1858年)朱兰外方传教会，意大利人入河南府传天主教。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捻军与清军在洛阳东连战三日，互有伤亡。
咸丰十二年（1862年）至1919年乏善可陈
1905年洛阳成立教育学会,从此有了新式教育.
1920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进驻河南，盘踞洛阳
1923年省政府由开封迁洛阳
1932年中日淞沪之战爆发，威胁南京，国民党政府由南京匆匆移来洛阳，把洛阳定为“行都”。不久又迁回南京。
1937年-1944年洛阳为河南省会
1944年5月日本侵占洛阳
1945年8月光复
1948年4月5日洛阳解放
1954年洛阳大工业开始建设，从而奠定了工业中心地位
1958年4月2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洛阳
1960年4月20日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洛阳
1961年3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洛阳
1964年4月17日中央中央总书记***视察洛阳城市建设和工业企业
1969年10月，焦(作)枝(城)铁路开工修建
1971年投产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
1973年周恩来陪同来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访洛
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洛
1982年2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洛阳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9月，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定牡丹为洛阳市市花，井决定于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举办牡丹花会
1986年“洛漂队”诞生，开中国漂流之先河
1991年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来洛视察小浪底水利工程
1997年10月小浪底工程截流
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00年12月25日圣诞狂欢夜东都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309人死亡。
太阳王子篇3
当时，爆炸产生的大量灰尘在太空飘落形成行星和恒星。原以前，冥王星是行星之首，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温度达到了惊人的400亿摄氏度~1200亿摄氏度，但是，太阳改变冥王星的一切。
太阳黑子引起的强烈磁暴在冥王星上扫过；紫外线破坏了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粒子辐射使冥王星产生了自身黑洞，无声无息的吞噬着它的一切粒子和矿藏，黑洞越是吸收粒子，越是强大；同时，大面积磁暴扭曲了它的磁场反应；最后，太阳热风暴旋涡把它移到了宇宙的另一个地方，因为太阳对它的作为，所以它要报仇。
在地球上生命浪潮翻滚时，就是它与太阳战斗的时间，因为它会产黑洞，所以它只要一靠近太阳，黑洞就开始吸蚀太阳上的所有物质，尽管太阳的粒子在几秒中就能发生变化，但也难逃厄运。到那时候，太阳的一切将化为乌有，宇宙之间也会变得没有一丝光芒。
太阳王子篇4
1、华阳夫人不是芈月，芈月是秦惠文王之妾，在秦昭襄王继位后，芈月成为了秦国的宣太后，而华阳夫人是秦孝文王的王后，秦孝文王是秦昭襄王之子，所以华阳夫人算是芈月的孙媳妇，华阳夫人也是秦史上的传奇女子，荣宠万千却一生无子。
2、华阳夫人姓芈，算是与芈月是同族，她从楚国远嫁到秦国，最初只是安国君的妾室，深得安国君的宠爱，可是华阳夫人始终没有生育，于是吕不韦让她抚养子楚，这样有朝一日也能母凭子贵。
3、秦昭襄王去世后，太子安国君继位，史称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封为王后，子楚也成为秦国的太子，可以说华阳夫人这未雨绸缪的那叫一个好。
（来源：文章屋网）
太阳王子篇5
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有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间）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晋南，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与“尧都平阳”更无涉。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
关键词：尧都平阳地望探讨。
“尧都平阳”即指今山西临汾。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现在有人对“尧都平阳”的历史地望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尧都是太原”、“太原即平阳”。2003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2版在“九州周刊”栏目，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尚义教授题为《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的鸿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着重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尧都太原”说进行了论证。笔者在认真拜读了“王文”之后，感到“王文”的最大缺憾是其立论依据没有考古学方面的支持，有些依据甚至已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其所持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故不揣浅陋，草此拙文，与王先生商榷。不妥之处，祈请王先生及学界同仁赐教。
一、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
史载：唐尧为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号陶唐（1）。尧所属的氏族部落陶唐氏原居于河北省中南部，至尧时才迁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故《尚书·五子之歌》云：“唯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迁晋南后，其后裔受封于唐国，尧为其谥号。所以《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师古注引应劭曰：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后汉书·郡国志》云：河东郡平阳“尧都此”。有关“尧都平阳”的历史地望。《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读史方舆纪要》云：“《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昔唐人都河东”。秦置的河东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主要包括今临汾盆地和涑水盆地。据顾颉刚研究：《禹贡》内讲贡道，政府所收之贡物，大半来自冀州。“尧都平阳，舜都蒲城，禹都安邑，概属冀州。可见冀州的物产很丰富，所以尧、舜、禹都奠都于其境内”（2）。
《水经注》云：“平水出平阳，平阳因在平水之阳而得名”。今屹立于山西临汾市西的姑射山有一座山峰叫平山。历史上平山角下，泉水峰涌，形如蜂房，汇集成河，缓缓流去，因为这股水出自平山，故称平水（3）。《汉书·地理志》注：“平阳县，春秋鲁昭公二十八年置，当今临汾县治，取义平河之阳”。据靳生禾先生考证：平河“称平水，由于年远久湮，已不见现代地图，古代却是水利价值很大，还是水汇成湖，游人云集的风景区”（4）。所以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写道：“尧都平阳，居地在西方”。据此有人推断“尧都平阳”其治所当在今临汾河西的平河之阳（5）。《山西省辑要》卷二、平阳古城下：“在临汾西南，尧都平阳”。对此，笔者认为：“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史籍中所说的“尧都平阳”是泛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尧都在平阳境内”，或“尧都在平阳一带”。当然，我们现在已弄不清春秋鲁昭公二十八年所置的“平阳县”的疆域范围和具体治所了。但“平阳”在今临汾市西南一带却是可以肯定的。
“王文”的第三部分“尧都是太原”，是“王文”的核心。但其所引的3条历史文献中：1、《汉书·地理志》曰：河东郡有县二十四，同时并列记载有：“临汾”、“平阳”两个县的名称，并在平阳县后注释“曰尧都也”。2、《晋书·地理志》记载：“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在十二县中有“平阳、旧尧都侯国”，还有“临汾县”。3、《隋书·地理志》：“临汾，后魏曰平阳，并置平阳郡。开皇初改郡为平河，改县为临汾”。没有一条可以佐证“尧都是太原”。恰恰相反，都说明“尧都在平阳”。至于“王文”说是“今人将汉朝、三国和西晋以前的平阳即太原和后魏以后的平阳即临汾没有区别开来，结果将太原的尧都误解为临汾”呢？还是“王文”从根本上就搞错了“太原”与“平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概念呢？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将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就现有文献鉴证，应该说“平阳”与今太原无涉。
二、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平阳”究竟在哪里，从文献记载来看，“平阳”在今临汾市的区域范围内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考古学方面的发现能不能为其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或证据呢？《夏书》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词一般都认为指“唐尧”。蔡沈《书集传》云：“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同时也认为“陶唐”是古代地名，或指当时生活在该地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有学者推测：“陶唐”的本义，可能是一种特殊器物（6）。《说文·口部》：“唐，大言也，从口庚声”。侯外庐等认为：“唐”字与“庚”字古体相似。“‘庚’，郭沫若释为乐器……‘唐’，也是鼓属”（7）。由于“唐”、“庚”二字形相近，声相同是很明确的。故有学者认为：“庚”为鼓类乐器，“唐”也应该是一种与“庚”相似的鼓类乐器。同时指出：“这类乐器可能有很多种形制，制作材料也会有所不同，质料为陶者，就应该是陶唐了”（8）。
无独有偶，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鼓类乐器当首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和鼍鼓，其中土鼓在发掘简报中被称为“异形陶器”。该器为“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02∶53，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发掘者推测：“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是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故而推测或许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9）。这种“异形陶器”在同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过，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故有学者对此作出如下判断：“因其质料为陶，作为‘唐’所以最初的名称可能就是‘陶唐’。这种乐器在当时为陶寺一带氏族或部落所独有，其主要用途或者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者是作为战鼓，鼓励杀伐。其他氏族大约将拥有这种特殊器物的先民们称之为‘陶唐氏’，‘陶唐氏’的居地因而得名为‘陶唐’了”（10）。
对于上述见解，笔者表示赞同。这不外乎是寻找“尧都平阳”和古唐国的一条重要线索。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间）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加之陶寺遗址又发现了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小城，其城址面积超过280万平方米。宫殿、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铜器、有文字陶器、各种礼乐重器、蟠龙陶盘等都在陶寺文化遗址内发现。故而笔者推断：陶寺遗址有可能就是“尧都”之废墟——古唐国国都的所在地。对此，笔者另撰有《“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专文探讨。在此不赘述。
三、先秦“太原”指晋南
“王文”说：“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的晋阳、平阳、太原三个名称，其实一也，都是唐国侯尧徙迁即帝位的都城”。还援引唐宰相李吉甫撰唐朝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说：“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按晋、大卤、太原、大夏、夏墟、晋阳六名，其实一也”为证。其实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据《史记·秦本纪》载：战国秦庄襄王四年：“王齿乞攻上当，初置太原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并非春秋之“太原”。“王文”坚持以今太原为春秋之“太原”，并以太原有晋水、晋祠，论定晋之始封地亦在今太原。并将春秋时与“太原”为同一地区的“晋”、“大夏”、“夏墟”、“大卤”等地名，都附会于今太原是完全错误的。
“王文”释：“太原”，“太即太上，太古；原，是原来、起初、根源”。并引《晋书·应贞传》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和西侯度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资料为证。但是对“王文”的解释，笔者认为有违“太原”原义。“太”是大中之大。《骈雅训纂·释名称》云：“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如大极、大初、大素、大室、大庙、大学之类，后人加点，以别小大之大，遂分而为二矣”。“太原”又作“大原”，“广平日原，谓平坦之地也”。太原实指一大而平坦的地区，非指某一具体地点。“王文”引西侯度旧石器考古资料为证，来说明太原建都前就有厚重的历史渊源，虽然西侯度是在山西境，却距今太原有千里之遥，而远在古河东地区的西南边缘之芮城县。即便按“王文”的释义来求解“太原”，“太原”也应在今山西南部的古河东地区，而不可能远到山西中部今太原。
《诗经·小雅·六月》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这是古籍中对太原最早的记载，据王国维对历史文献、及金文、甲骨文材料综合考证，认为“猃狁自宗周之东北而包其西”（11）。而宗周丰镐之东此，正是汾河下游与涑水流域一带，亦即《竹书纪年》、《禹贡》、《左传》、《史记》所记之“太原”。《竹书纪年》云：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遂迁于太原”。王国维考证《竹书纪年》所载“太原”在今晋西南一带（12）。《国语·周语》云：宣王“料民于太原”，而宣王四十年晋始败北戎于汾隰，可知此太原不是今太原，而是今汾河中下游一带。《左传·昭公元年》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史记·晋世家》谓“台骀，汾、洮之神也”。司马彪云：“洮水出闻喜县。故王莽以县为洮亭也，然则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乎？”怀疑涑水是洮水的兼称。郦道元云“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周阳邑“其城南临涑水。”可见洮水在闻喜一带。“不出汉河东境内”（13）。《通典》云“绛州曲沃有台骀神。”《元和郡县志》云“台骀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里”，确指台骀所处之“太原”为绛州曲沃、闻喜一带，而决非今太原。大泽，即今运城盐池，古代是一个大湖。所以，清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定“太原，正汉河东郡地”（14）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王文”举证皇甫谧有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皇甫谧传》约4200字可鉴，说明他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在“尧都是太原”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弄错了。他把春秋之“太原”误认为今太原。
《禹贡》所云夏禹治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顾颉刚先生释：夏禹治水之“太原”，“在河东，兼带汾、洮、南障大泽，相当于今山西闻喜一带”（15）。王国维云：“疑壶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谓之太原。”马斗全先生说：“王氏将太原扩大了，但也远不到今太原”（16）。李广洁先生认为：《尚书·禹贡》中的太原所在，也是泛指汾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17）。《史记·夏本记》云：“禹行自冀州始。”翼州在《禹贡》内无明确定界。顾颉刚由其它八州的疆界“推定冀州是在两河（东河、西河）之间。”即春秋时“赵、魏二国地”（18）。《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两河之间曰冀州，晋也”。可见夏禹治水自晋始是很明显的。那么他从什么地方治起呢？《禹贡》载：“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夹石碣石入于河”。这说明夏禹是从壶口以下沿黄河两岸治起的，正所谓“理水及贡赋从帝都为始也”（19）。然后向下游治去，即“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次覃怀、次衡漳、而终以恒卫。”（20）。从夏禹治水的经过来看，“太原”也指今晋南。
“太原”又名“大夏”，《史记·齐太公世家》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所伐之地在晋南。“禹凿龙门通大夏”（21）、“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22），可见“大夏”也指的是晋南。故《吕氏春秋》称河东池盐为“大夏之盐”。又《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集解》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按商丘在东、河东在西，地望与商东参西正合。若大夏为今太原，岂不成了商南参北了么？
《世本》云：“叔虞居鄂”。《集解》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谷梁传》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左传》云：“命唐叔以唐诰，耐封于夏墟。”“迁实沉于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可见“鄂”、“大卤”、“夏墟”、“大夏”与先秦之“太原”同为一地，均指古河东之晋南，而非指今太原。
四、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太原之“晋阳”始见于《左传·定公十三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时间为公元前497年。太原之“晋阳城”为春秋末期赵简子之家臣董安于所修，既不是唐尧所筑，也不是晋之始封地，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考古学提供的情况也表明：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发现。“王文”在论证“尧都是太原”时，曾引《史记·晋世家》相关文献与太原晋祠互证，认为今太原晋祠，是为奉祀西周时唐国侯叔虞而建，故晋之始封地唐就在今太原。晋祠为唐叔虞之祠堂不假，但其创建年代不详。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可追溯到北魏以前，但绝不可能早于东汉。它的兴建，完全有可能是附会于《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所建。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到底在哪呢？其实《史记·晋世家》已将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具体地理位置讲的很明白了。“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前面笔者已经提出：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而此错误之根源又在哪里呢？辟捡史籍，就会发现皇甫谧的说法，是受了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之说法之影响。不仅如此，延及后世，为《左传》作注的西晋史学家杜预也误认唐国在晋阳。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亦说太原晋阳县就是“故唐国也”。唐李贤所撰《括地志》更确指：“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流传至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也误信太原之晋阳为唐叔虞之封地（23）。以讹传讹，流传甚广。直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才从研究文献入手，并亲到山西观察地理，方提出“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24）。“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翼”，“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25）。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就致力于寻找晋国的始封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山西临汾市的翼城县天马村——曲沃县曲村一带，发现了晋国早期都城遗址和晋侯墓地。天马——曲村遗址面积约3800×2800平方米（26）。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等于西安沣西、沣东二遗址之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西周遗址。而晋侯陵园恰在其中，已发现晋侯墓、晋侯夫人墓各5座，可辩晋侯名有三：一为“晋侯福”（通假字）；二为“晋侯苏”；三为“晋侯×（字不识）”（27）。此遗址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繁盛。诸多晋侯埋葬于此，证实此处是早期的晋都。
邹衡先生经研究指出：“自东汉以来，学者皆谓晋都曾几次迁徙，尤其是郑玄《毛诗·唐谱》言之甚详，学者多从其说，究竟郑玄之说可靠性如何，我以为时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献而论文献，而必须结合考古材料以验其是非。郑玄以为晋穆侯曾迁都于绛，也不知何据。今在天马——曲村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穆侯墓，而且发现了穆侯以前的厉侯墓以及厉侯以前的诸晋侯墓，可见穆侯并无迁都之事。郑玄又说晋成侯曾迁都曲沃，乃据班固《地理志》立论。今晋成侯及其父晋武侯墓均在天马——曲村遗址中发现，可见成侯亦不曾迁都”。“至于燮父，虽曾改国号为晋，但并无较早的有关迁都的文献记载。可见晋侯燮父与其父唐叔虞同居一地。今晋侯燮父墓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唐叔虞墓亦应在此。所以，天马——曲村遗址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在周初，此地应该名唐”（28）。故李伯谦先生在考证晋国始封地时，通过对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也确认：“晋侯墓地及其所在的天马——曲村遗址所处的地理方位、起始年代、延续年代等都表明，它不是‘穆侯迁绛’之绛，不是‘成侯迁曲沃之曲沃’，也不是所谓燮父徙居之晋，而只能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29）。
从地理形势上看，今翼城县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水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俗名塔儿山）以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广约15公里的长形地带，当为晋始封地的中心地带。从史籍来看，晋都历史上不曾称过晋阳。“唐叔虞之唐”与“尧都平阳”虽同为一地，但前者在其南，后者偏其北。这就是说“尧都平阳”与晋之始封地“唐”尚有一定距离。从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结果来看，《今本竹书纪年》与班固《地理志》和郑玄《毛诗·唐谱》所记晋都迁徙之事都是错误的。故李伯谦先生说：徐才《宗国都城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和《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之说。多违事实，本不足信”（30）。邹衡先生也指出：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此乃以唐叔虞封于太原晋阳为说，今太原晋阳既属后起，则“燮父徙居晋水”当属附会（31）。
综上所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与“尧都平阳”更无涉。先秦之太原指晋南，平阳在陶唐、陶唐在临汾。今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之发现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
（2）（18）顾颉刚：《〈禹贡〉上的二大问题》《文史》2001年第1辑总54辑。
（3）（5）卫文选：《尧都考》《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4）靳生禾：《从古今县名看山西水文变迁》《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6）（8）（10）王迅：《陶唐·土鼓·陶寺遗存》《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第3版。
（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62页，引注释（6）注。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9—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1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史林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2）（13）（14）（2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史林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5）《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禹贡》注释。
（16）（23）马斗全：《唐叔虞封地在今永济考》《晋阳学刊》1982年4期。
（17）李广洁：《先秦史籍中的太原》《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5年5期。
（19）《史记·夏本记·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
（21）《史记·夏本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
（22）《史记·夏本记·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
（24）顾炎武：《日知录·唐》康熙三十四年版。
（25）顾炎武：《日知录·晋国》康熙三十四年版。
（26）《山西考古四十年·天马—曲村遗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
（27）（28）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
（29）（30）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第3版。
（31）邹衡：《论早期晋都·注释⑨》《文物》1994年1期。
太阳王子篇6
（一）――双重话语
影片首先给人以视觉冲击的就是那个巨大的台。圆形王宫的下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摆放着无数盆。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故事发生在重阳节。
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据说起源于汉初。重阳指的是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故又称为“重九”。在古代，六为阴数，九是阳数，因此，“重九”也叫“重阳”。在重阳这一天，人们登高、赏菊、插茱萸。人们把重阳节登高、插茱萸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在古人的眼里是“延寿客”、“不老草”，而在传统观念中，双九还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发展，重阳节的内涵在日益丰富，融入了亲情。古人常在重阳节这天作诗思念亲人，最著名的当属王维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通过上面这些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对重阳节所指涉的意义作一个归纳，即消灾避邪、延年益寿、家人团聚。我将这些称之为民俗话语层面的意义。所以，影片中的台表征了对延年益寿的期望。同时，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王带领王后及三位王子登上高台，在重阳节当晚戴上茱萸，是为消灾避邪。而王赶在重阳节之际回宫，并登上高台吟诵《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则表达了家人团聚的愿望。
但是，的空间位移发生在宫廷里，它遭到权力的摆布，比如那个巨大的台，还有高台上那张方桌上的图案。当王站在高台上俯瞰那无数盆的时候，在民俗话语层面表征延年益寿的转换为王权稳固和延续的符号。这也就意味着的意义在民俗话语层面遭到解构，而被以权力为核心的第二重话语――宫廷话语重新建构。
那么，是否真的被妖魔化，沦为捍卫权力的家奴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影片的相关段落。
王认为王后冷言冷语、遇事毫无兴致是由于阴阳失调身患虚寒，令其每日按时按量喝药。王后服药后却出现全身颤抖痉挛的奇怪症状，她一边在蒋太医之女蒋婵等众宫女的监视下继续被迫服药，一边暗中通过重金悬赏引来一名黑衣女子为其查探药引，结果发现王在十天前命太医加入了一味能使人神智昏聩的慢性毒药――草乌头。于是王后开始刺绣，而她所绣的正是。她辛苦地劳作，即使那种奇怪的症状不断发作，她也极力坚持下去，目的是赶在重阳晚宴之前绣完一万朵。
重阳晚宴时分，这一万朵出现在担当宫中安全的值令官二王子元杰及其率领的御林军身上。这些身穿黄金甲的战士都戴着一面绣有的面巾，原来，巾是兵变的信物。杰王子为救母后率部进攻父王，双方展开激烈厮杀，血溅。影片在这些场景的处理上化用了唐末黄巢起义的典故，历史上的黄巢非常喜爱，在自己的战袍上绣了一朵硕大的，当年他就是披着这件战袍英勇杀敌。
正如黄巢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开在百花凋零之后，所以成为生命力的象征。人们爱它的清秀神韵，更爱它凌霜盛开、西风不落的一身傲骨。菊作为傲霜之花，一直为诗人所偏爱，古人尤爱以菊名志，以此比拟自己的高洁情操。
因此，虽然出现在权力的政治空间――宫廷里，但它不仅仅指涉王权的稳固和延续，同时还能够藉其顽强的生命属性表征出一种人性的高贵，即坚贞不屈。王后用颤抖的手拼命绣；即使全军覆没，孤身面对千军万马，系着巾的杰王子依然毫不畏惧，咆哮着挥刀英勇抗争：在王后的手中、杰王子的身上都表征了面对艰难险阻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事实上，不仅在影片中，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一次又一次指涉了这种崇高。除了上文吟诵诗身披战袍的黄巢，还有1911年4月27日献身广州起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此外，1929年10月，在那首著名的《采桑子・重阳》中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然而，就在重阳节即将来临的时刻，杰王子兵败被俘，部下惨遭斩首，鲜血涌出，染红了巾。重阳夜，同室操戈，台上血流成河，无数生命惨遭杀戮。影片中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无疑对期盼消灾避祸、延年益寿的重阳节构成了巨大的反讽，这是宫廷话语对民俗话语以及人性的残酷镇压。万名兵士的尸体瞬间被清理，众奴冲洗红色的台，又铺上红地毯，继而摆满金黄的。一切恢复原样，仿佛之前什么也没有发生。王走上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又回到王者的宫廷话语怀中。
（二）黄金甲――王权
其实，杰王子和王之间的决斗早在影片的开头就埋下了伏笔。重阳节前一天本欲回宫的王中途前往天福官驿看望在那里候旨的杰王子。身穿黄金甲的王和身穿银色盔甲的杰王子比试剑术。影片在视觉细节方面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宝剑在盔甲上迅速划过，迸出耀眼金光，仿佛一道道火焰。杰王子曾一度处于上风，但最终还是被击败。在张氏镜头中，杰王子的长剑缓缓落地，发出凄厉的响声，这一幕与影片结尾杰王子放下血迹斑斑的大刀遥相呼应。
王携杰王子回宫，宫内陈设及王室头冠服饰均以黄金为主格调，包括王后服药的器皿也装饰着黄金。自古以来，黄金就被视为富贵的象征，而影片中的黄金由于置身于宫廷话语之中，无疑又具体指涉了王权的高贵。黄金甲俨然王权的圣衣，捍卫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王换下黄金甲又披上黄袍金丝衣，率王室登上高台，朗声道：“高台是圆的，桌子是方的，这叫天圆地方，取法天地，乃成规矩。在这方圆之中，你们各居其位，朕就是规矩，君臣父子，忠孝礼仪，规矩不能乱。”这是典型的宫廷话语，“君臣父子、忠孝礼仪”的“规矩”让王权得以实现并获得保障。按照王的“规矩”，王后必须每天按时按量服中药。实际上，王后并没有病，只是在王这样的话语中才似乎有病：“肝火过盛、脾胃虚寒、阴阳失调、脾气焦躁、遇事毫无兴致、整天冷言冷语，这就是虚寒症。”并且，王还暗中命太医加入令人神智昏聩的草乌头。因此，中药不再具有民俗话语层面上的治病救人意义，反而臣服在王权脚下，沦为束缚甚至毒害王后的工具。如同中药一样，宫中频繁的打更声也并非单纯民俗话语层面的报时，它同样由于置身宫廷话语中而臣服为王权的符号，每一次打更都暗示着王后必须遵守规矩按时服药。清脆的打更声回荡在金壁辉煌的宫殿里，犹如王权的幽灵。
然而，王后乱了“规矩”：辰时的药少喝了两口。王斥令小王子劝服，太子也跪下说情，他们都希望王后把药补上，只有杰王子劝王不要勉强母后。然而在王权的凝视下，王后只能无言喝下。
小王子请旨担任重阳夜的值令官，保卫宫中安全，王没有同意，而是将重任委于杰王子。殊不料，一场宫廷正在密谋当中，王后希望杰王子迫使王退位，从而免于被毒死，对母亲情深意切的杰王子含泪答应了。重阳晚宴时分，黄金甲再次出现了。然而，它们是出现在杰王子及其统帅的御林军身上，好一场“满城尽带黄金甲”！影片在这里达到了视觉冲击的第一个高潮。万名身披黄金甲的将士浩浩荡荡向王宫进发，一路所向披靡。
本来充当王权圣衣的黄金甲在这场戏中突然转变成了颠覆王权的护盾，这就意味着黄金甲在宫廷话语层面的意义遭到解构，而被前文提到的精神所覆盖得以重构。我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场戏不是中国传统的宫廷。如果是，那么黄金甲将再次成为君临天下的工具，而不会具备颠覆的意义。关键就在于，杰王子的目的并不是夺取王权，而是为救母后，这一点呼应了古希腊悲剧中的俄底浦斯弑父情结。需要补充的是，片中还有这样一幕：小王子因失宠而心生嫉妒，突然刺杀太子争夺王位，这是典型的传统宫廷，其目的是夺取王权。这一幕其实是给杰王子为母而战作了反衬。
因此，我认为，《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浓厚的中国元素只是的修饰，诸如重阳节、中药、打更等等，其内在的叙述动力其实是由人性的抗争构成的――杰王子为母后向王权宣战即是鲜明的体现。由此，黄金甲完成了从王权符号向人性符号的转换，同时也构成了影片最大的张力。杰王子孤身浴血奋战时吼出一声声响彻人寰的咆哮，令人惊心动魄，将影片推向最高潮。这场戏是整部格调沉闷的影片中最富有人性尊严的部分，也是对影片所借鉴的《雷雨》的最大突破。这是一部王权与人性相互较量的影片，其间凸显了人性的抗争。
（三）――人性
大战的场面固然颇为壮观，但最富于视觉冲击力的恐怕还有片中的“”。影片将第一抹艳丽的色彩投向了宫女。王即将回宫，在一片忙乱中，众宫女起床整装，酥胸半露。王后亦然，一半外露，一半颇有被紧绷的胸衣挤出之势。
影片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在唐末，片中女性着衣风格显然取自唐代女子服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唐代女子实行开放的服制，有一种袒领，里面不穿内衣，袒胸于外，唐诗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即是形容这种装束。另外，还有一种更加开放的服装，里面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在唐代中晚期时十分流行，并且一直延续到五代，这可以从唐代著名画家周盼的《簪花仕女图》中看到。
影片还未公映时就因“”引发激烈争议，众说纷纭。“”固然算是一种眼球经济模式的商业策略，而我则认为：“”暗示着深层含义，它指涉了人性，而并不是简单的“性”。片中两个最重要的女性――王后和蒋婵均着开放的服饰，袒胸露乳。她们都为情所困：王后与太子私通，蒋婵又暗中与太子交欢。当然，这些情节几乎是照搬《雷雨》中的繁漪与周萍以及周萍与四凤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们的私通和交欢依次发生在继母与儿子、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那么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均属变态的行为，是人性的扭曲。
在这里，我想探究一下的原因。那名帮助王后查探药引的黑衣女子其实是王的原配夫人、太子的生母。据她说，二十五年以前，王只是一个小都尉，为了夺取权力才娶了梁王的女儿，也就是现在的王后，而把她们一家投入大狱，自己侥幸逃出，又幸得蒋太医救助才活下来，并嫁给了他，蒋婵即是他们所生。这一段故事为以后的种下了祸根。王只是为了权力而迎娶王后，也是为了权力而抛弃了原来的妻子。他和王后之间本来就没有爱情，王后自然也就成天冷言冷语、遇事毫无兴致，以致常年处于压抑状态，所以当遇到和自己年龄相差不大又不是自己亲生的太子的时候，自然萌生。顺便提及一句，王之所以加入毒药草乌头也是因为知晓她和太子之间的关系。而蒋婵与太子的兄妹关系正是当年王为了权力而抛弃自己的妻子所生成的。所以可以这样归纳：的祸根在于权力争夺。也就是说，人性的扭曲是由王权的残酷压抑造成的。
我们再回到“”，为什么片中的给人一种呼之欲出却又紧绷在内的印象？因为它正表征了遭受王权压抑又拼命想挣脱这种束缚的人性。
（四）尾声――血菊
巳时，重阳日到。杰王子被押上高台，他不愿接受王的劝降，拔剑自刎，鲜血喷入药碗，又经王后的泼洒（对药的拒绝，也是对王权的抗争），飞溅，那朵金黄的顷刻变红。与片中大战过后迅速清洗血红的台重新摆上的处理手法不同，影片没有再切换镜头，而是定格在这一朵被染红的上，色调不断加深，凝结成一朵殷红的血菊。
太阳王子篇7
近几天，我读了《太阳鸟与眼镜蛇》这篇文章，让我受益匪浅。
这篇文章里讲的是有一群小巧玲珑的太阳鸟，在觅食的时候，有一条眼镜王蛇进了他们的住处吃了他们辛辛苦苦养育的幼鸟和还未出生的鸟蛋，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实在是无能为力，只能飞在高处，小声咒骂。
而就在这时，有一只太阳鸟长鸣一声，想着啄食眼镜王蛇的眼睛，可是一不小心飞进了眼睛王蛇的嘴里，谁也没想到，剩下的太阳鸟竟以他为榜样，也飞了过去，眼镜王蛇对白白送到嘴边的食物的服务状态非常满意，不一会就吃饱了，才被一大群的太阳
太阳王子篇8
关键词:太虚；阴阳之气；无本论；气本论
therectificationsofmeaningsofzhouyi:
abridgeoftransformationfromontologyofnon-existencetothatofqi
abstract:therectificationsofmeaningsofzhouyiisanannotativebookcompiledbykongying-da(574-648)ofthetangdynastyforthecommentariesonzhouyibywangbi(226-249).itsummarizedanddevelopedtheschoolofhanyiandimprovedthetransformationfromthehanyitosongyi.inaddition,therectificationsofmeaningsofzhouyibecameanintermediatelinkoftransformationfromwangbi'sontologyofnon-existencetozhangzai'sontologyofqi.thistransformationlinkedbykongying-dawasmainlymarkedbyhisexpoundoftheconceptoftaixu(thegrandvoid）andinterpretationsoftheqiofyinandyang.
keywords:thegrandvoid;qiofyinandyang;ontologyofnon-existence;ontologyofqi
《周易正义》是唐太宗命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时写成的，“《周易正义》继承隋朝尊崇王学的传统，采王弼注和韩康伯注，并对王韩二注逐句加以解释，被称为孔《疏》”［1］（第50页）。孔颖达以融汇象数易和玄学易为旨志，既推崇王学义理，又兼取象数，并且以象数补王学之不足，重新肯定了象数的价值。孔疏中既有玄学的清淡简明之风，又有汉易的古朴重实之气；既明天道，又明人道；总结并发展了汉易，是汉易转向宋易的枢纽，同时也是王弼“无本论”向张载“气本论”转化的桥梁，在易学发展史以至哲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周易正义》中“无本论”向“气本论”转化的揭示，对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易学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无本论”与“气本论”
“易学哲学中的本体论学说，因易学的发展，曾有过四种影响大的派别：一是魏晋以王弼为代表的无本论；二是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三是南宋以杨简为代表的心本论；四是北宋张载和明清之际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2］（第335页）
无本论是王弼玄学易的本体论基础，他认为“无”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并且论证了无形无名是宇宙的本体：“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指。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即凡有形的东西都有分界，都是以自身所特有的形名的规定性为其存在的前提，而此规定性不管有多大，总有所分所指，所以规定性也就是限定性，那么，以无为本就是必然的结论了。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他的“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
“气本论”是由张载开其端，其后经过朱震、罗钦顺、方以智等人的阐发，到王夫之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持“气本论”的学者在阐发易理时有一共同特征，即以阴阳二气的变化法则解释卦爻象的形成及变化，进而以二气说解释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关系。
张载的气本论受孔颖达《周易正义》的阴阳二气说的启发,将太极理解成为阴阳二气的统一体,他以“一物两体”解释“太极”,认为太极之气无性,其凝聚则为天地万物；其散开,万物又复归于太极之气。个体有生灭,气则无生灭。张载气本论的重点不在上下道器之辨的传统形式上，而是在于主体如何通过尽性的活动来体验性所蕴含的有无、虚实的统一。在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本体自身就是有无、虚实的统一，张载想寻求一个既立足于气又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此本体不是绝对的虚无，又要超越具体的实在，从而构成了一种既虚又实的东西，从本原而言，这就是太虚；从本原与现实、虚体与气化的和合来说，这就是性。张载曰：“太虚无性，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性，惟尽性者一之。”（张载《正蒙·太和》）无形太虚是气的“本体”，本体就是气的本来状态，而作为气的暂时状态，就是所谓“客形”的散聚变化。可以看出，张载的气本论，以太极为太虚之气。太极自身包含两个方面，既非一，又非两，而是一中含两，就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这一思想对而后的易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气学派的易学家像明代的王廷相，以至王夫之，都继承发展了此种太极说。理学派的杨万里，象数派的朱震、方以智等都受其影响。即使理学派大师朱熹，在其《周易本义》中，也以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
清代的王夫之受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论学说，他以阴阳合一的实体为太和，提出“太和氤氲之气”，用来解释太极本体的内涵。他一方面认为，阴阳二气作为世界的本体，其特性在于合一，即相成相济，融为一体；由此太和氤氲之实体，阴阳二气才能发挥其动静、聚散、清浊等性情功能。另一方面认为，阴阳合一实体具有运动性能，其运动的状态成为“氤氲”。由此看出，王夫之以“太和氤氲之气”为太极，认为太极之气自身具有运动的性能，其展开为天地万物，其作为宇宙的本体，则寓于一切个体之中。在哲学意义上，他不以虚无实体、理或心为太极，而以阴阳二气合一之实体为太极；然而就筮法而言，他不以“不用之一”为太极，而以五十数总和为太极。关于太极与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王夫之认为，“易有太极”是说八卦或六十四卦本来就具有太极，并不是先有一个太极实体而后生出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也就是说太极到八卦、六十四卦，并没有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太极本来就蕴含着一切卦爻象，其展开则表现为两仪以至六十四卦之象，每一卦每一爻又具有太极全体，太极又不在卦爻之上，一切卦爻象乃太极自身的显现。这是用程朱学派的“体用一源”说解释太极与仪象卦爻的关系。在道器问题上，提出了“无其器则无其道”，认为理器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和形式，从而在哲学上导出太极之气作为宇宙本体的结论。王夫之的“二气相交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周易内传·系辞下》）的氤氲，就是阴阳二气相互渗透，其中包含着运动的本性，从而扬弃了张载追求世界本原的清虚状态的观点，深化了张载的气本论，可见，孔颖达的“太虚”阴阳二气说，在从王弼的“无本论”的玄学本体论到张载和王夫之的“气本论”的宇宙本体论的转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太虚”说：“无本论”与“气本论”的疏通
孔颖达从“无本论”向“气本论”转化的主要标志，是他对“太虚”概念的阐发。他说：“是太虚之象，太虚之数，是其至精之变也。由其至精，故能制数；由其制变，故能制象。”（《周易正义·系辞上疏》）可以看出，孔颖达讲的“太虚”，就是指阴阳之气，并且有数、有象，已经不是虚无的太虚，而“太虚”是阴阳之气，因无形体，无造作，故称其为“太虚”。这表明孔颖达已经从玄学的贵无论中摆脱出来而向“气本论”过渡。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于无形，由乎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王弼又认为，占筮时用的五十根蓍草，抽出一根不用，只用四十九根，这不用的一根看似无用，但其它四十九根，通过四营而成卦，都依赖于此“不用之一”，这个“不用之一”，就象征宇宙的终极原因，也就是“太极”。这“太极”无形无象，没有任何规定性，却能统率有形的万物，因而成为宇宙的本体。在这里，王弼把宇宙的本体“太极”看成是“虚”，是“无”。也就是认为太极虚无。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抛弃了王弼的太极虚无说，继承和发展了汉易的元气说，他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周易正义·系辞上疏》）可见，孔颖达扬弃了太极虚无说，认为太极为阴阳合一的元气。也就是说，《周易正义》否定了王弼派的虚无实体说，重新肯定了汉易的太极元气说，为张载的气本论奠定了基础。张载的“有气方有象”的命题，就来源于孔疏中的阴阳二气说，从气一元论出发，以气为形而上，有形之物为形而下，认为个体事物的生灭，只是气的一聚一散，气散仍回到太虚中。张载认为，无形之气是万物的本性，万象是气的表现形式，认为气充满虚空，其凝聚则为万物，并且气和有形的万物都是客观的存在。
关于王弼的太极，孔颖达有如下的解释:“蓍所以堪用者，从造化虚无而生也。若无造化之生，此蓍何由得用也？言‘非数而数以之成’者，太一虚无，无形无数，是非可数也。然有形之数，由非数而得成也。即四十九是有形之数，原从非数而来，故将非数之一，总为五十。故云‘非数而数以之成也’。言‘斯易之太极’者，斯，此也。言此‘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太极之虚无也。无形，即无数也。凡有皆从无而来，故易从太一为始也。”（《周易正义·系辞上疏》）这里的“太一”、“虚无”是指自然，而孔颖达在其释《系辞》文“分而为二以象两”时说:“‘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余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大一也。今以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仪也。”（同上）此处对太极的解释，显然与王弼不同，就蓍法说，此是以四十九根蓍草合而未分为太极，而不是以其一不用之“一”为太极。孔颖达这一表述，就蓍法来讲，是对王弼大衍义的扬弃，他把“一”解释为“自然”，将“太虚”视为天地阴阳自生自化，无为而自然，而不是虚无，这是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改造，确是易学史上的一大发展。唐代的崔憬，宋代的胡瑗、朱震和朱熹，都吸取了这种观点来解释大衍义，从而扬弃了从汉易学以其一不用的“一”为太极的观点，对后来易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孔颖达《周易正义》，肯定了王弼宇宙本体论取代汉代宇宙生成论的成果，扬弃了王弼的虚无实体说，重新辩证认识了汉易的太极元气说，成为宇宙本体论的“无本论”向“气本论”转化的桥梁。
三、阴阳说：“无本论”向“气本论”的转化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易学进行了改造，从而扬弃了玄学派贵无贱有的思想，将玄学的贵无论引向了崇有论，并通过崇有论，重新肯定了汉代元气说和阴阳二气说，提出了卦爻的变化以及天地阴阳的变化，都是无心而成，不体现造物主的意志等变化，从而把王弼的“无本论”引渡到“气本论”。
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在扬弃“无本论”的基础上改进了汉易的元气说。他试图借助于王弼的“无本论”思想把汉代的元气说从宇宙生成论扭转到本体论，这一努力为后来张载的气本论奠定了基础。从历史上看，《淮南子·天文训》为汉代的宇宙发生论奠定了基础。它所依据的哲学思想是《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以“一”为混沌未分的元气，二为阴阳二气，认为阳气清轻，上升为天；阴气重浊，下降为地；天地形成后，万物就陆续产生了。《易纬·乾凿度》中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认为任何物体皆有气形质三个方面，并且此三个方面存在于太极元气中，将太极看成是世界形成的物质要素。又如《春秋纬·说题辞》说：“群阳精也，合为太乙，分为殊名。”“合为太乙”指太极元气混而未分，称其为“太乙”即太一，意味着太极元气乃太一神的化身，将太极神秘化。纬书的这种太极观对东汉经师产生很大影响，例如马融以卦气说解释大衍之数五十，以其一不用的一为太极，以北极星解释太极。王弼则一扫汉代从宇宙生成论讨论太极的思路，提出了太极为虚无实体的“无本论”思想。
孔颖达《周易正义》重新肯定的元气说，超越了汉代用元气、阴阳二气解释世界形成过程的宇宙生成论模式，不再把气看成是生成世界万物的物质要素，而是将阴阳二气看成是世界的本原，也就是开始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因为宇宙生成论是探讨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过程，而宇宙本体论是探讨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据，即本体论还要追究这个过程背后的终极原因。所以，汉易把阴阳二气看成物质世界的构成要素，属于宇宙生成论；而孔颖达则把阴阳二气看成了支配物质世界变化发展的法则，有了明显的本体论取向。孔氏在疏《系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时说：“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游魂为变’者，物既积聚，极则分散，将散之时，浮游精魂，去离物形，而为改变，则生变为死，成变为败，或未死之间，变为异类也。”这是以阴阳二气解释精气，认为气聚而万物生成，气散则死去万物而改变形状，万物的生成和毁灭皆因为阴阳二气的聚散，在这里阴阳二气成了支配世界的法则，探讨的是世界的根本问题，故有宇宙本体论的明显趋势。
孔颖达用阴阳二气对“乾坤”的解释,已经摆脱了汉易“乾坤相并俱生”，清轻的阳气上升成天，重浊的阴气下降形成地的宇宙生成论模式；他要说明的是乾坤两卦以及六十四卦，其形成和变化体现了阴阳二气的变化法则，也就是趋向探讨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据，探讨天地万物的本体，而对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的具体过程已经不甚关注了。他在解释《乾》卦“初九:乾龙勿用”时说:“居第一之位,故称‘初’；以其阳爻,故称‘九’。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故言‘初九乾龙’也。此自然之象，圣人作法，言于此潜龙之时，小人道盛，圣人虽有龙德，与此时唯宜潜藏，勿可施用，故言‘无用’。”这显然是用了阴阳之气的消长来解释“乾龙勿用”，也就为张载气本论的阴阳二气统一说起了引渡的作用。
孔颖达用阴阳二气解释卦象和卦义，他在释《恒·彖》“雷风相与”时说：“雷之与风，阴阳交感，二气相与，更互而相成，故得恒久也。”也就是说，雷为震得阳气者，风为巽得阴气者，震与巽的对应爻位的爻象刚好相反，两两相应，“两气相与”，既相应相成，则得恒久也。孔颖达还以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说明爻象和爻义的变化。他在疏“《易》之为书也不可远”时说：“‘不可远’者，言易书之体，皆仿法阴阳，拟议而动，不可远离阴阳物象而妄为也。”他还提出了阴阳互相转化的原理。他说：“阴极变为阳，阳极变为阴。……刚柔共切摩更迁变化也。”（同上）也就是说，阴变为阳，阳变为阴，阴阳爻互易，象征组成万物的阴阳二气互相作用，互相转化，这样的阴阳二气说为张载的气本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又孔疏在解“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时说：“阳处二位，故曰‘九二’。阳气发见，故曰‘见龙’。”又说:“诸儒以为九二当太簇之月,阳气发见,则九三为见辰之月,九四为见午之月,九五为见申之月,为阴气始杀,不宜称‘飞龙在天’。上九为见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于此时阳气仅存，何极之有？诸儒此说，于理稍乖。此乾之阳气渐生，似圣人渐出，宜据十一月之后。至建巳之月以来，此九二当据建丑、建寅之间，于此地之萌芽，初有出者，即是阳气发见之义。乾卦之象，其应然也。但阴阳二气，共成岁功，故阴兴之时，仍有阳在，阳生之月，尚有阴存。所以六律六吕，阴阳相间，取象论义，于此不殊。”
孔颖达疏对《彖》文提出的乾坤二元作出了与王弼注不同的解释。其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时说:“‘大哉乾元’者，阳气昊大，乾体广远，又以元大始生万物，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释其乾元称大之义。以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称大也。‘乃统天’者，以其至健而为物始，以此乃能统领于天。天是有形之物，以其至健，能总统有形，是乾元之德也。”显见孔不以“至健”为乾元，而以阳气之始为乾元，以至健之性领属于天，不以至健之性统率天，这是对王弼的改造。同样，孔在《彖》文疏中说的“坤元之气”是指阴气。也就证明了“万物资始”的“乾元”已经不是王弼无所不能的“虚无”，而是摆脱了“虚无”的“无本论”的“无”，然而这阴阳之气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就会必然发展到气本论。
孔《疏》一方面继承了王弼“无生有”或“有生无”的玄学形式，以阴阳二气解释“无”的涵义，一方面又对王弼进行了改造。王弼继承老庄哲学的有和无的范畴，以“无”代表易理和世界的根本原理，以“有”代表卦象和物象，而孔颖达认为，卦画和卦爻象属于形而下的领域，阴阳二气变化的法则，则属于形而上的道。他在疏“一阴一阳之谓道”时说:“言阴之与阳，虽有两气，恒用虚无之一，以拟待之。言在阳之时，亦以为虚无，无此阳也；在阴之时，亦以为虚无，无此阴也。云‘在阴无阴，阴以之生’者，谓道虽在于阴，而无于阴，言道所生皆无阴也。虽无于阴，阴终由道而生，故言‘阴以之生’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者，谓道虽在阳，阳中必无道也；虽无于阳，阳必由道而成，故言‘阳以之成’也。道虽无于阴阳，然亦不离于阴阳。阴阳虽由道成，即阴阳亦非道，故曰一阴一阳也。”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认为道并不是实体，所以不能生阴阳，也不在阴阳之中；二是道就是无为而自然，是阴阳二气存在和生成万物的属性，因而又脱离不了阴阳二气，但也并不等于阴阳二气。以“自然无为”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道是无阴无阳的称谓,阴阳二气自然而有,其开通万物也无造作,这种法则就称为道。
孔《疏》认为，“以气言之，存乎阴阳；以质言之，存乎爻象。”这也就是说，有气则有象，气无形而有象，将气纳入形而上的领域，认为气是一切事物的本源，但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气本论体系。
张载正是发展了孔《疏》的阴阳二气说，抛弃了其有生于无的玄学“无本论”的形式，他说：“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离不相睹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易说·系辞上》）可以看出，他已经认为形和象只有幽明之分，没有“有”“无”之别，也就是他已经不像孔颖达那样运用玄学的“有生无”形式。但他继成了孔颖达的阴阳二气说，提出“凡象皆气”，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正蒙·乾称》）也就表明了阴阳之气是世界的本原，万象都是气的表现，从而建立了以气为本的本体论。
王夫之气本论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他明确指出：“物皆有本，事皆有始，所谓元也。易之言元者多矣。惟纯乾之为元，以太和清刚之气，动而不息，无大不屈，无小不察，入乎地中，出乎地上，发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兴起有为而见乎德。则凡物之本，事之始，皆以此倡先而起用，故其大莫与伦也。木火金土，川融山结，灵蠢动植，皆天至健之气，以为资而肇始。”（《内传·乾》）也就是说，阴阳之气运动不息，入于一切有形的物体之中，万物得此阳刚之气而始存在。在这里，乾元的“元”，不仅有“始”之义，又有“本”义。故而此阳刚之气不仅是万物之始，而且是万物之本，是万物存在的根据。
总之，《周易正义》扬弃了玄学派的“无本论”，但继承了玄学形式，用“太虚”阐述世界的本原不是虚无，而是实有的阴阳二气，并且认为卦爻象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发展都体现了阴阳二气的法则。张载一方面继承了孔《疏》以阴阳二气解易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孔《疏》的玄学形式，建立起了气本论的哲学体系。而王夫之则完善了“气本论”体系。可见，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在“无本论”向“气本论”转化的过程中起了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太阳王子篇9
第一步，借助于酒吕不韦掌握了异人。吕不韦到赵国邯郸经商时，偶然遇到了秦王孙异人，即在那里充当人质的秦国公子楚。子楚虽被拘于异国，穷愁潦倒，但仍隐存贵介之气。不韦未免暗自称奇，便询问旁人此人是谁，旁人就告诉他，这是秦王太子安国君之子，现囚禁于丛台，潦倒如穷人，因秦王屡犯赵境，赵王几乎要将他杀了。不韦听后不禁叹息道：这真是奇货可居啊!
不韦回到家中问老父：耕田可得利几倍?回答是十倍；又问：贩卖珠宝可获利几倍?回答是一百倍；再问：若扶立一人为王，则可得利几倍?父亲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若果能如此，那得利的倍数是无法计算的。
于是，不韦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投机行动。首先，他用酒做敲门砖，在酒桌上结识了监视子楚的公孙乾。一天，公孙乾设酒宴招待不韦，不韦就乘机建议请子楚一起喝酒。席间，在公孙乾如厕时，不韦低声问子楚：“如今秦王已老了，太子所爱的是华阳夫人，但夫人无子，殿下何不请求回秦，做华阳夫人之子，这样你将来不是还有继承王位的希望吗?”子楚含泪道：“说到故国，我心如刀割，奈何现无脱身之计。”不韦就把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告诉子楚。子楚自然感激涕零，发誓将来真有荣华富贵的一天，一定要分一半给不韦。公孙乾回席后，又加菜添酒，三人喝得尽兴而散。
第二步，不韦通过奇珍玩好和饮酒交往，买通华阳夫人，并使她认子楚为子。不韦带着价值五百金的奇珍异宝，来到咸阳。当时是秦昭王在位，太子安国君膝下有二十多个儿子，唯独将子楚派到赵国做人质，而且昭王全然不顾子楚的安危，竟多次公然与赵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子楚的前途是绝对无望的。但不韦自有主意，认为华阳夫人就是他全盘计划的关键突破口。因为华阳夫人深受安国君宠爱，可惜一直没有为安国君传嗣生子，所以多年来一直为这块心病寝食不安。不韦采用迂回战术，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说子楚在赵国日夜想念太子和夫人，并说他自幼丧母，夫人就是他的嫡母，他非常想回来奉养双亲，尽其孝道。说着，不韦又把那些珠宝拿了出来，说是子楚献给华阳夫人的礼物。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设宴招待不韦。席间，不韦就不失时机地如此劝说道：“用女色侍奉他人，可得一时之宠；若年老色衰，那就会失宠了。子楚孝贤，如果华阳夫人把他认做亲生儿子，则子楚将来可继承王位，这样夫人终身就有了依靠，始终不会失势了。”华阳夫人的姐姐把礼物转交给华阳夫人，并转告了不韦的建议。华阳夫人对不韦夸子楚的一番谎言信以为真，不韦的意见也正中她的下怀，如此一拍即合，就认子楚为自己的儿子。这一笔幕后交易就此谈成了。
第三步，酒助吕不韦，实现其献美之谋。不韦在赵国经商时，娶邯郸美女赵姬为妾。这时她已怀孕两个月。不韦心想，若将赵姬嫁给子楚，并生得一子，那便是我的骨肉。如果他继承王位，那嬴氏的天下岂不是可由吕氏接代了吗?于是他又设宴款待子楚。待饮至半醉之际，不韦说：“我新纳一小妾，能歌善舞，何不令她出来助兴呢!”于是唤早在门外待命的赵姬而至。子楚看到赵姬轻盈的体态和妖艳的舞姿，顿时心迷神乱，就假装喝醉似的说：“我孤身一人，甚感寂寞，若能得赵姬为妻，则足慰平生之愿。”当即请求不韦将赵姬让给他，并对天发誓，如能继任王位，则必立她为后，绝不反悔。不韦就此顺水推舟，成全了子楚。其实这正是不韦为子楚设下的陷阱，要的就是子楚主动上钩。
第四步，酒助吕不韦完成带子楚逃离赵国的计划。随着秦、赵两国战争的日益升级，若子楚再不及早回秦，则夜长梦多，万一有所闪失，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这时，赵国已加强了对子楚的监管，但不韦仍保持足够的自信心。他用300金贿赂南门守将，又送100金给公孙乾，用重金打通了各路关节，为子楚逃离赵境做了充分准备。最后，不韦认为最终要“摆平”公孙乾，还得用酒。他就设夜宴请公孙乾喝酒，一杯接一杯地将其灌得烂醉如泥，又给左右将士吃肉喝酒，使他们个个醉饱安眠。不韦这才趁着夜幕，带着子楚和赵姬直奔秦国，见到了秦昭王，后又至咸阳见到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至此，不韦的全盘计划才算基本完成。
华阳夫人的“枕头风”也果然有效。安国君一登上王位，就封子楚为太子。安国君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归天，子楚也就此登上了王位。他果然没有食言，让吕不韦出任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并立赵姬为王后。吕不韦就此名利俱获而显赫一时。
太阳王子篇10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龆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颖为皇太弟，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低俗作品请删除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尪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东嬴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遂所在为寇。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二年，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之，次于离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距瑜等，四战，瑜皆败，钦振旅而归。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版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时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以其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州郡公，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薄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
于是命其子聪与王弥进寇洛阳，刘曜与赵固等为之后继。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师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元海素服迎师。
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败王师于河南。聪进屯于西明门，护军贾胤夜薄之，战于大夏门，斩聪将呼延颢，其众遂溃。聪回军而南。壁于洛水，寻进屯宣阳门，曜屯上东门，弥屯广阳门，景攻大夏门，聪亲祈嵩岳，令其将刘厉、呼延朗等督留军。东海王越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率帐下劲卒三千，自宣阳门击朗，斩之。聪闻而驰还。厉惧聪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弥谓聪曰：“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衮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宣于修之又言于元海曰：“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元海驰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师。王弥出自轘辕，越遣薄盛等追击弥，战于新汲，弥师败绩。于是摄薄阪之戍，还于平阳。
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赦其境内。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
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元海疾笃，召欢乐及洋等人禁中受遗诏辅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伪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子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