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霍光传篇1
关键词：刘贺；昌邑群臣；长乐卫尉；“清狂不惠”
作者简介：邹水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未能留下子嗣。以霍光为首的朝廷群臣决定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然刘贺继位为帝仅仅27天，还没来得及谒见高庙，就被霍光以太后的名义废黜。那些跟从前来长安的昌邑国官吏，也被霍光诛杀。《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刘贺被废之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1]传中所载大臣上给上官太后的奏疏中有：“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1]这两处所说的二百余人，从卷八九《循吏龚遂传》所说的“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2]之记载看，应该是包含昌邑国王宫的所有官吏。刘贺继位为帝后，动作不由法度，时为太仆丞的张敞上书劝谏说：“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3]那么，刘贺迁除的又是哪些昌邑国官吏，导致霍光及一干大臣认为刘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大错，非得废黜不可呢？
廖伯源先生在吕思勉先生对昌邑王被废认识的基础上，认为群臣大会商议之前，昌邑王已然见囚，霍光极可能造假掩饰真象，班固则误用了作伪的资料，因此他认为：“昌邑王贺见废之原因，是其与霍光之权力斗争。”[4]宋超先生在比较了汉文帝与刘贺后指出，刘贺虽然力图效法文帝，但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因而在试图抑损霍光权力之时，就被霍光突然发动而遭废黜[5]。刘贺被废事件在前辈学者的精细考证与分析之后几近题无剩义？q？，但随着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又让我们再度关注这一事件。本文试图从官制的角度，通过对昌邑从官的考证，分析刘贺继位前后昌邑群臣的相关情况，并以此管窥刘贺被废黜的原因。
一、昌邑群臣考述
有关诸侯王国官制，《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序》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t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光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6]我们发现，昌邑国的官吏设置基本上是符合这一叙述的，但也有部分与之不合的地方。这有可能是临时缺员或昌邑国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按照这一顺序，考察昌邑群官及其征入朝廷后的情况。
太傅：
昌邑国应该是设有太傅的，但具体情况记载不多。卷六三《昌邑王传》载元康二年山阳太守张敞给宣帝上奏中有：“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7]奏书中的“故王”是为刘贺，“昌邑哀王”是刘贺的父亲刘m，这个太傅豹是刘m刚薨，刘贺刚继位时的王太傅。从中可以看出，太傅等人可能由于辅王的职责，可以决定昌邑哀王宫中良人的去留。但在此后的记载中，只《循吏龚遂传》云：“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2]表明刘贺任昌邑王时仍然有太傅，但史籍并未记载太傅为谁。刘贺在昌邑王位十三年，按照西汉的官吏任职迁转制度和对诸侯王的防范，不太可能十三年后的太傅仍然是豹。在刘贺入继皇帝后，昌邑官属全部征入皇宫，也未曾记载太傅来朝后所任何职。但根据《循吏龚遂传》的记载：“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废。昌邑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余人，唯遂c中尉王阳？r？以数谏争得减死，髡为城旦。”[2]据此推测，太傅应该也被诛死。
相：
汉表所载诸侯王二千石官吏中，有“丞相统众官”，然根据《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太史公曰”所载：“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8]则至少在景帝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王国的二千石官吏已经由中央任命，丞相也改称为相。我们看到，昌邑王国所置确为相。《昌邑王传》载：“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7]刘贺派大奴善载女子随行，朝廷使者知道后责备昌邑王相安乐，这是因为王相有管理昌邑众官的职责，因而要受到责备。
王相安乐跟随来到朝廷后被任命为长乐卫尉，这是史籍所记昌邑群臣中唯一被任命为朝廷官吏的记录。《循吏龚遂传》记载了龚遂到朝廷后的行为：“会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龚遂）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R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2]从龚遂的这番话可知，龚遂看到刘贺的所为有悖君道，自己谏争不听，就来找曾经的王相安乐，想让安乐谏王。可见，虽然王相是由汉朝所置来管理昌邑众官的，但仍然有辅导、谏争诸侯王的职责，因此往往傅、相并称？s？。
中尉：
中尉是王国二千石中重要的一员。《王吉传》载王吉迁云阳令后：“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9]“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慰）〔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从自若。吉辄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9]从这几条材料来看，中尉不治民，只是辅导、劝谏诸侯王。又从王吉的经历“少（时）〔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和多次上疏谏争来看，王吉所任也不为武职，与百官表所载“中尉掌武职”和何武所说的“中尉备盗贼”[10]的职掌颇不相同。卷四七《文三王传》载哀帝建平年间，廷尉、大鸿胪移书责让梁王刘立的傅、相、中尉曰：“傅、相、中尉，皆以辅正为职。”[11]卫宏《汉官旧仪》也云：“相、中尉、傅不得与国政，辅王而已。”[12]就王吉的情况来看，后说更符合昌邑国的情况。似乎各史料的龟跤胧贝的差异有一定关系。
刘贺即皇帝位后，也不见王吉的任官记载，但王吉肯定是跟随刘贺来到长安宫廷之中了的。刘贺被废时，“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9]。但王吉这次在王国任职的经历对他影响颇大：“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9]因此其子王骏迁赵国内史时，想到王吉的告诫而称病免归家。
另外，按照汉时制度，其时昌邑王国二千石中应有治民、断狱之内史，但史籍对其完全没有提及。百官表记载：“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尉。”《汉官旧仪》则记为：“国中汉置内史一人，秩二千石，治国如郡太守、都尉职事，调除吏属。”[12]《何武传》也载其与丞相翟方进上奏成帝：“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壹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u，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10]因而朝廷“以内史为中尉”。成帝时才省内史，那么在此之前的昌邑国，应该是设有治民之内史的。可能因为当时的王国内史是完全的治民之吏，与傅、相、中尉不同，无监督、辅导诸侯王之责，平时与昌邑王接触、来往不多，刘贺并不以昌邑臣视之，也就未将其征入宫廷。
郎中令：
在昌邑群臣中，史籍记载较多的还有郎中令龚遂。王国郎中令是诸侯王之侍卫近臣，本为二千石秩，武帝时减秩为千石？t？。则此时龚遂的禄秩等级应为千石。
郎中令作为王的侍卫近臣，常在王左右，刘贺来长安到霸上后，就由龚遂参乘。不管是《昌邑王传》还是《龚遂传》，记载最多的还是龚遂如何劝谏刘贺，如何面刺王过，如何指陈祸福。当刘贺继立，谏争不听时，还去找来原王相安乐，劝其谏争，终得在昌邑从官被杀时幸免于难。但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并未有片言只语提到龚遂迁任何种官职。然《昌邑王传》载：“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o；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7]则龚遂和这些昌邑故人一直跟随刘贺左右，只是未有官名而已。
郎中令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附列于后。
中大夫：卷二七《五行志》载：“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13]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根据汉代相关材料指出：“大夫及中大夫：为王扈从，侍奉左右，或充使者。”[14]
郎、谒者：刘贺从昌邑国去往长安时，带了很多侍从者，“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则昌邑国的郎、谒者至少有50人以上。《龚遂传》也载龚遂针对昌邑王游戏无度进行劝谏：“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去逐）〔逐去〕安等。”[2]刘贺继位后，“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则这些王国郎也应该是侍从王左右的经学之士，由郎中令统一管理。来到长安后，这些郎官虽被安置在宫外，但刘贺仍然让他们进宫侍从，不过他们的身份还是“昌邑郎官”，并未转化成汉朝廷的郎官或其他内廷官吏。《王吉传》载在昌邑时，王吉劝谏刘贺不要游猎无度，刘贺“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9]。说明王国谒者同样是内廷侍从之吏，在王之左右。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几个职官外，还有一些记载不多的内廷官吏。
仆：《昌邑王传》中有仆寿成，驾乘舆车入城。据百官表，武帝将王国太仆改为仆，同样减秩为千石。
师：卷八八《儒林王式传》载：“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废，昌邑t臣皆下z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15]汉代皇室重视教育，武帝后，虽诸侯王亦设师傅教授经学，所以王式说他教昌邑王学习《诗经》。
侍中：《百官表》不载王国有侍中，但根据《汉书》的传记所载，西汉不仅朝廷有侍中，诸侯王国也设侍中。卷四七《梁孝王传》载梁国设有侍中[16]，武帝子燕剌王则将其郎中侍从“皆号侍中”[7]，说明王国是有侍中的。其职应与汉朝廷一样，为亲近的内廷侍从。《霍光传》载群臣连名上奏的书疏记刘贺“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颜师古注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1]汉廷侍中本为入侍天子、往来殿中之职，如果君卿为汉侍中，皇帝可直接下诏，毋需他人转达。可知刘贺的亲信昌邑侍中君卿来到朝廷后，同样没能转任宫廷内职，以致刘贺下给昌邑侍中的诏令，还得由宫内的中御府令高昌送达。
卫士长：刘贺在去长安的路上，让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由于使者责让，龚遂谏王处置善，昌邑王没法，“即凵疲属卫士长行法”。师古曰：“卫士长，主卫之官。”[7]按汉表，汉朝廷卫尉属官有卫士令，六百石，掌南北宫卫士。亦即带领宫城卫士，职掌宫门外的治安。则此卫士长应也是武帝时将王国卫士令减秩的结果，其职掌是昌邑王宫的治安保卫工作。然到了长安，也未能看到卫士长发挥了保卫刘贺的作用。
礼乐长：最近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古琴上有漆铭：“第一，卅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七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17]“礼乐长”见于《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主乐人”[18]，秩比四百石。从漆铭来看，昌邑国设置有礼乐长，管理昌邑国乐人。群臣上奏中也说刘贺“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则礼乐长和乐人都征入了京师。漆铭显示礼乐长还掌管乐器的生产，生产机构至少设有令史和瑟工。但这些工官令史和瑟工并非直接为昌邑王服务之吏，而只管生产乐器，很可能并未被征入京师，也因此而能保全性命。
驺宰官奴：废黜刘贺时，群臣奏书有说：“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1]从官可能就是指前面说的种种昌邑王国官。但这些“驺宰官奴”指的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先来看那个在去长安路上为刘贺载女子的善。开始称其为“大奴善”，龚遂劝谏时称其为“属吏”，群臣奏书称为“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则这个善实为昌邑王的内廷从官，或为骑从之类。其他被大臣们称为官奴的似亦为昌邑王宫内侍从者。从大臣的奏疏来看，刘贺平日在未央宫起居，偶尔游戏桂宫、北宫，都是与他从昌邑国带来的内廷侍从接触，这也是他不忍昌邑故人的表现。然这些侍从没能发挥护卫的作用，皇宫大门被霍光派的卫士和黄门宦者严密把守，即使他亲自到符玺郎那里取得十六支节，甚至改易节上旄的颜色，最多也只能让其从官、乐人可以进入他所居住的宫殿，与他喝酒、游戏而已。在这27天的时间里，尽管群臣奏书说他“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但真正能坐实他与外界联系的事就只有两件：在温室殿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派使者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由于昌邑路远，他被废之日，说不定祭祀的使者还没返回到宫中呢。
二、关于长乐卫尉安乐
昌邑王相安乐随同刘贺来到长安后，被任命为长乐卫尉。估计张敞所谏“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3]，就是指安乐任职之事。根据百官表，卫尉的职掌是统辖卫士，卫护宫门之内。而长乐卫尉则是职掌长乐宫宫门内的卫护。西汉时期皇帝听朝办公的地点在未央宫，皇太后则居于长乐宫。《霍光传》载霍光欲废刘贺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群臣奏书也说：“（昌邑王）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1]卷七五《翼奉传》载翼奉上疏云：“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凰）〔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19]由此可知，刘贺平时所居之处为未央宫温室殿？u？。
在刘贺之前，文帝也是从代王之位被迎立为帝的。然而刘贺来京继皇帝位后，并没有像文帝那样任命亲信掌管未央宫的卫护[5]，而是将其在昌邑国的王相安乐任命为长乐卫尉。按文帝故事：“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20]可见，代王刘恒在被群臣迎立为帝的当晚，就任命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禁军，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守卫宫殿？v？。宋超先生认为刘贺想效法文帝，是合理的推测。然而，如果刘贺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认为曾经在昌邑任职王相的安乐可靠的话，也应该任命其为未央卫尉才对，为何任命其为长乐卫尉呢？
史书上对此没有过多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蛛丝马迹作些推测。《霍光传》记载上官太后移驾未央宫准备废黜刘贺：“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1]说明即使刘贺入主未央宫，已经当了27天皇帝之后，其所居温室殿的殿门仍然是由汉廷的中黄门宦者负责，太后的一道诏令，霍光的一句交待，昌邑从官就完全无法进入。这里的左右侍从，肯定不是昌邑从官，而是宫廷侍从。史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1]我们可以想像，这些守门的宫官卫士、中黄门宦者、内廷侍从完全是由霍光安排的人，甚至是其H信。因此，不仅霍光与太后、群臣在长乐宫、未央宫就废帝问题商量了这么久，刘贺及其从官一无所知，连太后来到未央宫承明殿主持废黜仪式了，刘贺仍然不明所以。《霍光传》记叙刘贺针对昌邑群臣不得入温室殿的反应是：“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1]可以说刘贺作为皇帝，其一举一动都在霍光的掌握之中，而刘贺却完全不知霍光等人的行动。
又《霍光传》记载群臣向太后所上奏疏列数刘贺之过失：“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1]虽然群臣是在数落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但也让我们明确了一点，就是刘贺对自己所居未央宫的卫护，都完全插不上手，即使自己带来的昌邑从官要出入宫闼，必得刘贺派人持节，或亲自下诏给殿门卫士，才能放行。这等于说刘贺的行动是不太自由的。但刘贺可能又不甘受霍光掌控，因此选了自己信任的原王相安乐担任长乐卫尉，想藉此打探些霍光与太后的事情，平时也基本上只与昌邑从官来往。没想到这事变成了刘贺的“过之大者”[3]。
然而，安乐的任职，却没能达到刘贺的目的。卷七五《夏侯胜传》载：“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n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共）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19]从这段话所记的时间来看，霍光与张安世早已谋划废帝，且十余日之后才行动，并且在报告太后前“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这么大规模地商讨如此重大的事情，一向老成持重的霍光，一点也不怕群臣会泄漏消息给同在未央宫的皇帝，可见刘贺不仅一直未能参预朝政，平日能见到的也只能是他带过来的原昌邑群臣？w？。那位任职长乐卫尉的安乐，什么消息都没能打探到。
这样看来，安乐的任职并未给霍光造成什么威胁。那么霍光为何在昌邑王即位半月不到就起了废黜之心呢？是什么让霍光下决心做这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呢？刘贺真正的过错，既不是群臣上奏所说的“服斩，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也不是“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等无关政治的小事，要不然在即位前就废止不立了？x？。从群臣的上奏来看，刘贺不把皇家制度当一回事：“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也表现出要倚靠自己亲信的作法：“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1]刘贺将王侯和各级官吏的绶带让昌邑郎官和放免之奴佩带，这些郎官佩着绶带也只能呆在刘贺身边，并非真正拜授爵位或各级官职，他们同样连宫门都进不了。正如群臣奏书所说，这种做法只能是刘贺与从官之间的游戏而已，但不仅乱了汉家制度，也暴露了刘贺想任用自己人的想法。这令霍光非常警惕。
最关键的是，刘贺不但没有像王吉的告诫那样尊崇霍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9]也没有听龚遂的劝告：“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7]反而做出了异常之事：“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1]我们知道，改变节上旄的颜色是大事，尤其对经历过巫蛊之乱的霍光来说，更是让他胆颤心惊的大事？y？。他的这种做法让霍光和朝臣感受到了威胁。而在禁省之中、未央宫内，让从官佩带刀剑，同是汉家大忌？？？。可以想像，二百多持有刀剑的昌邑从官常在宫中，刘贺又安排王相安乐为长乐卫尉，平时行事任性而为，“乱汉制度”。刘贺的“游戏”玩得有点大，更有点过火。而且，还未上宗庙拜见高祖，就“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1]。
因此，不管从个人权力还是从武帝托孤的国家角度，霍光都觉得刘贺已不再适合扮演帝王的角色，拖延下去有可能危及社稷，致令汉家绝祀，天下不太平，废黜之事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宋超先生认为刘贺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的能力，诚为的论。反过来说，刘贺这些近乎幼稚的表演和政治才能的缺乏？？？，也为他捡回了一条命，废黜后未遭流放？？？，在宣帝朝还因为其“不足忌”而再封为海昏侯。
可能又会有人问，王相安乐担任长乐卫尉，是刘贺安排的吗？按照汉法，诸侯王相是汉朝廷任命的，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监督诸侯王。似乎王相的这种职责会导致诸侯王与王相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像淮南王安欲起兵时王相便“不听王而为汉”？？？。而且，刘贺当上皇帝不听劝谏时，龚遂仍然来找已为长乐卫尉的安乐劝谏刘贺，说明刘贺平时应该是比较信任安乐的，因而选取他来了解长乐宫的动向，也在情理之中。而且除了⒑兀霍光不可能将安乐迁除为长乐卫尉。从这点来看，汉时诸侯王与王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微妙很复杂的。不过这位长乐卫尉并未能做到什么事，想必安乐同样也处于霍光的控制之下了。廖伯源先生认为：“太后移驾，安乐不可能不知道原因，必通知昌邑王。”[4]这个推测既低估了霍光，也高估了安乐。事实上，刘贺拜见太后回来，昌邑从官被抓，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贺和安乐都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
由此可见，虽然《龚遂传》有“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之语，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将其改为“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21]。但史籍所见，只安乐一人擢为长乐卫尉，龚遂劝谏也只说“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并未明说刘贺任命了哪个人为何种职官，或者此时的刘贺虽名义上为皇帝，但并未能行使皇帝的权力，同样也无权拜官。宋超先生因此说：“所谓‘昌邑小辇先迁’云云，多不能落实。”[5]可以说，朝廷内外大权一直掌握在霍光及其亲信手中，刘贺基本没法插手。
从以上对昌邑群官的考述可以看出，虽然昌邑王被迎立为皇帝，昌邑群官也被征入京师，但刘贺根本未能掌控局面，也未能将昌邑群官擢除任职，甚至连未央宫的护卫也无从插手。他唯一做了的就是将王相安乐擢除为长乐卫尉，但此举却引起了霍光的不满。他如儿戏般发玺不封、将各级官绶让昌邑郎官随意佩带、改易节旄颜色，让从官在宫内佩带刀剑，却给了霍光“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口实？？？，使霍光得以在群臣面前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因而将他废黜。至于昌邑从官被诛时所说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只是说明了刘贺有通过昌邑群臣掌控局面的想法，但事实上他真没有这个能力。徙封为豫章海昏侯后，故扬州卒史孙万世曾问：“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7]虽然刘贺然其问，但他根本就不是霍光的对手，不会有坚守宫殿的可能，实际上他也没有这种魄力。张敞给他下的评语“清狂不惠”是对其政治能力的判断，是很中肯的。虽然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孔子屏风、围棋盘、砚台、古书简和奏牍？？？，的确能说明刘贺接受过传统的经学与艺术教育？？？，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刘贺这种政治上无能的形象。
注释：
①学界另有徐宗文：《昌邑王被废之因――〈汉书〉读札》，《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余华兵：《论刘贺立而复废与经明拾芥说》，《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于全介：《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黄铭：《昌邑王被废事件浅析》，《文史博览》2012年第9期；汪春泓：《前汉昌邑王考》，《长江学术》2015年第3期等，均从不同角度关注了刘贺之废。
②此处的中尉王阳即后文的昌邑中尉王吉。《王吉传》载：“王吉字子阳。”“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明确称王吉为王阳。
③《汉书》卷七六《王尊传》也记载了王尊为东平相时劝谏、辅导东平王的情形。
④然《汉官旧仪》载：“郎中令，秩六百石。”（《汉官六种》，第48页）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武帝时先减秩为千石，后更减为六百石。如此，则昭帝时，王国郎中令应为千石。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745页。
⑤《京房传》载元帝时：“上令公卿朝臣与（京）房会议温室。”（第3161页）则温室殿有时也为皇帝与大臣议论、处理朝政的场所。
⑥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宣帝欲诛霍氏而先夺其权，先将霍光女婿未央卫尉范明友迁为光禄勋，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亦足见两宫卫尉的重要。
⑦廖伯源先生认为群臣会议有数十至一二百人参加，保密甚为不易，霍光决计不会以身家性命为赌注，故其推测此前已囚禁昌邑王，并认为是刘贺朝太后归温室时见囚。参氏著《昌邑王废黜考》，第37-39页。但刘贺是太后来到未央宫承明殿后才去朝见的，其时已经准备废帝行动了，故昌邑王被囚之说实为臆测。
⑧《王吉传》载：“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一]古曰：「道x曰А！菇韵掠诛。”诛杀昌邑群臣时说刘贺在昌邑犯有罪过，群臣不举奏等等，都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⑨武帝末年戾太子起兵时，就矫诏改易了节上旄的颜色。
⑩《太平御览》卷二四一“虎贲中郎将”条引《汉名臣奏》载丞相薛宣上奏中载：“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推万变之备，于是制宣室出入之义，正轻重之罚，故司马殿省阙至五六重，禁门自近臣侍侧，尚不得着剑入，防未然也。陛下圣德纯备，海内晏然。此国家之明制，必前后备虎贲。”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涵芬楼本。
？？？刘贺在刚被征时，连夜拆封文书、快速赶路以至马死相望于道、至郭门城门不哭等表现，同样体现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
？？？《霍光传》载刘贺被废后：“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
？？？《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第2144页。有关诸侯王与二千石的矛盾冲突，可参看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83页。
？？？龚遂与长乐卫尉说的时候也提到刘贺“所为R道”。《五行志》也称其“狂乱失道”（第1412页）。
？？？很多人认为出土的文物可以让刘贺的形象翻案，很多报纸和网站上出现了大批为刘贺翻案的文章。如《南昌日报》2016年3月3日第8版《文物作证：刘贺形象将“翻案”》就认为他是“读书下棋的君子、舞文弄墨的文人、崇经尚儒的学者”。然这样的结论还是有点草率。
？？？《霍光传》载刘贺被废时引《孝经》说：“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f明刘贺也很熟悉《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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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今.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瑟禁漆铭简释[eB/oL].[2015-11-25].http：//.cn/show_article.php？id=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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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班固.眭两夏侯京翼李传[m]//汉书（第75卷）.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3175，3155.
汉书霍光传篇2
曲突徒薪的寓言特点：把烟囱改建成弯的，把灶旁的柴草搬走。比喻事先采取措施，才能防止灾祸。出自《汉书·霍光传》。
《汉书·霍光传》：“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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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霍光传篇3
关键词:西汉中期;政治;宰相制;内朝;外戚专权
一
考察西汉前期两种中央政权的组织模式,即宰相统领百官与武帝时期的以内统外,下就两种组织模式的优势与缺陷进行一一阐述。
西汉初高帝即位,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①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②据相关学者研究,将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③总的说来,宰相兼具一定程度上的决策、执法和监督权。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上讲,宰相兼具数权本身就是集权制的一种体现,而结合西汉前期的政治局势,宰相一度程度上的集权恰恰是有益于中央政权的统治的。从制度层面来看,宰相制的施行固然可以看做是上古三代共和政治体制的遗存,在排除西汉前期君臣间的相对和谐的特殊情况下,也是实际政治局势的要求。高惠二帝时期面临着异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皇帝的关注点一直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上,而文景时期,皇帝又面临着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当此情形,宰相集权恰恰可以整合中央政权各级官吏的凝聚力,并成为皇帝削弱诸侯王巩固皇权的相关战略的有力支撑。同时,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集团也可以使得皇帝免除后顾之忧,进而致力于巩固中央政权的活动中。宰相集权制的优势即在于此。
然而,矛盾总是相互转化的,一旦外部威胁逐一消除,宰相制的优势也渐渐转换成劣势。同样地,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性不允许存在一个能够较大限度地对之形成制约的制度存在,虽然西汉前期的相权并未危及刘氏皇权的存继。当时至
武帝,由于外部威胁消除,而此时的宰相集权已经使皇帝颇为忌惮,进而对之裁抑。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武帝自亲政起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毫无疑问,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内朝的设立,其先天上就有削弱与之对应的宰相为首的外朝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内朝以皇帝为领导中心,其权威与权限与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的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其次,内朝发挥作用的大小也依赖于皇帝个人的威信与手段。组成内朝的人员来源复杂,虽然多为皇帝的侍从官员,但成分繁多,士人、军人、外戚,获得加官的外朝官吏以及宦官。内朝组成人员的繁杂虽然可以使皇帝在施政决策的时候能够兼顾各个集团、阶层的利益,从而施行最有利有效的方针政策,但是,也会造成内朝内部成员之间的争论与矛盾。当一个强有力的皇帝领导内朝时,内部纷争或许会被皇帝压制;当作为领导者的皇帝幼弱或怠政之时,往往也是内部矛盾凸显之时。再次,内朝作为一个直属于皇帝的行政中心,其官长设置也有一定程度上均衡政治的体现,例如武帝晚期,更设中书令,任用宦官,以与尚书令互相督察。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结合武帝时期国内外情势,个人认为,与宰相制相较,内朝制显然更适合武帝朝以数代之积对匈奴进行积极军事行动,且极易形成较大的成果。但是从一个政权内部权力机构的稳定传承上,一个稳定的中央组织更有利于整个王朝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出于裁抑相权的目的而对外朝的削弱,特别是对外朝首脑宰相职权的过分削弱,极容易形成外朝百官对皇帝的不信任,进而出于维护自身职位人身安全的考虑,在政府运作过程中也往往呈现“不作为”的状态。总之,内朝的设立在排除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设计外,却对中央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内在调节产生巨大的破化作用。
西汉中期政治的各种变化大多皆根源于武帝时期的“多有创制”④,然这些创制虽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是由于临时性与不稳定性的限制,其可操作性依然依赖于君主的领导,因而不是一个可以相对地独立运行的政府机构。兼之原有行政模式的破坏,与长期战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使得武帝晚年的西汉政权实际上处于较为危险的地带。而这恰恰也就迫使武帝不得不吸取秦二世暴虐而亡的教训,实行国策上的改弦更张、与民休息,以求得汉帝国的稳步传继。
二
考察西汉武帝前诸代君主虽有高后问高祖宰相代继事⑤,然皆无托孤、设辅臣事,其原因虽有汉初开国功臣巨大的影响力方面的原因,却也可以察知当时宰相制的稳固地位以及相权的相对独立性与完全性,即便帝幼,宰相虽非辅臣却可以是事实上的辅臣。逮至武帝末,综上文所述,宰相权力的过度削弱,使得宰相丧失事实上君主传继过程中原有的作用;而内朝所具有的特性也使得内朝不可能成为一个年幼皇帝用以加强专制统治的机构。是以设置辅臣成为武帝不得不做的选择。
通过武帝时期创置内朝、裁抑相权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将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较为完整地收归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正如上文所述,这样一个政权组织模式对领导者、也就是皇帝执政能力的依赖性较高,其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效率。同时由于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武帝在选择辅臣过程中,不仅要求选定者不能成为刘氏皇权的威胁,而且要求选定者具有较高的行政能力并较好地理解武帝末政治转折的必要性。因于这些要求,具有先天优势的外戚也就成为备选人员中的重要部分,当然武帝身边参与决策的内朝官员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武帝托孤所设辅政大臣中,霍光、上官桀为外戚,金日磾、桑弘羊也都是随奉武帝多年的亲近臣子。其中霍光为人皆“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行事“小心谨慎”。金日磾更是“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桑弘羊则是在武帝身边数十年,且颇有治绩,自然也是武帝信重之人。然而四人中,金日磾早卒,上官桀、桑弘羊以谋反诛,四辅去其三余霍氏独大,且霍氏以外戚之贵重,以辅弼之尊崇,以功业之隆盛建立起巨大的政治威望,加以昭帝年幼,由是形成以霍氏家族为主的外戚专权。随着霍光专权日久,形成“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⑥的态势,并严重威胁皇权、渐有不受控制的倾向,而终以族灭告终。 自武帝多有创制以来,西汉中期的外戚专权应该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昭宣时期的特殊情况,即昭帝继位时不过八岁,在位十三年,且未曾亲政,昭帝皇后又是霍光外孙女,内外皆为霍氏控制,昭帝即便想削其权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霍氏家族的消亡,则不仅仅是因为霍光子孙们的愚蠢不肖,宣帝的政治才干及谨慎周密、外宽内忌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霍氏家族的悲剧,前人多有论述,故不多谈。
从武帝末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上看,内朝设立后,整个机构的权力上行,汉初君臣间的均势被打破,以宰相为首的外朝权力下降,形成皇帝统领内朝,进而实现以内统外,君主的绝对权力得以强化,臣
子绝对权力进一步削弱,最后形成君强臣弱格局。武帝崩后,昭帝继位时权力格局则是两弱,整个朝廷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中外隔绝状态,出现权力真空。当其时,霍氏以主要辅政大臣的身份填补了这一漏洞,并凭借十余年的经营,形成昭宣时期的外戚政治也成为宣帝以后的外戚实现专权的范例。
三
如果把武、昭、宣三朝政治衔接起来看,我们可以把自武帝设内朝裁抑相权利用外戚加强皇权始,到昭帝及宣帝初期的外戚专权,再到宣帝时霍氏族灭、皇室恢复对外戚势力的掌控看作西汉中期政治的一个循环机制,并将宰相制、内朝、辅臣制以及以外戚为大司马大将军,总领百官内干枢机、外控军权四者联系起来研究的话,再加上传统伦理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汉中期政治中,皇帝通过裁抑相权、并运用外戚力量来加强皇权的活动,但是由于缺乏在制度上对外戚权力的有效控制,并随着国势日衰,使得外戚与外戚政治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颗毒瘤,导致西汉末的刘氏失国,其毒害甚至绵延到东汉末年。
总之,虽然内朝的创置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也使得中国古代政治在专制性的强化上越陷越深。同时,与之伴生的外戚政治以及宦官政治在两千余年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较丑陋的角色。西汉中期政治正是在完全抛弃三代共和政治,向中央集权专制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仅对西汉当时的政治活动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也对以后各王朝制度与政治态势变更产生巨大作用。
注释:《西汉会要?职官一》/《史记?陈丞相世家》/罗义俊:《论汉武帝时代内朝的创置与健全》,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后汉书?百官志一》/《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汉书?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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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霍光传篇4
陈宣章
读者来电，对《闲话“辈分错乱”》提出异议。现补记：
1。“2009年4月1日杨振宁18岁的玄孙女嫁给杨振宁的岳父（妻子翁帆的父亲）65岁的翁云光（补办婚礼）”：其实，2009年4月1日是补办婚礼日；因为18岁的小杨嫁给65岁的翁云光在此以前，属于不满法定年龄“结婚”。与＜16岁的女人结婚为违反刑法；与＜20周岁的女人结婚为违反婚姻法；先结婚再补办婚礼属于打擦边球。
2。“他是他自己的外公”：应该是“他是他异母妹妹的外公”，也是他自己的外公。
3。《汉书·外戚传》：“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人邽人也。”“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结婚相亲，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时上官安有女，有女，即霍光外孙。”“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入为婕妤，安为骑都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
又说：“孝宣霍皇后，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光女也。”“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
因此，上官皇后是宣帝的叔祖母，霍皇后是上官皇后的姨母，宣帝娶霍皇后，即娶叔祖母的姨母。
《汉书·外戚传》：“孝惠张皇后，宣平侯张敷女也。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这是亲母舅娶外甥女为妻。
4。馆陶公主刘嫖是汉文帝女儿、窦皇后唯一亲生女儿、汉景帝唯一同母姐姐、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刘嫖因母而号称窦太主，嫁给了堂邑侯陈午。
董偃十三岁时随母出入窦太主家，被窦太主收为义子，教其读书、写字、相马、驾车和射箭。窦太主见其容貌俊俏、温柔可爱，竟然看上义子董偃，和他情同夫妻，并将长门宫献给女婿汉武帝。汉武帝公开承认他们的关系。元光五年，窦太主女儿陈阿娇皇后被废，住到了长门宫。再过了一年，陈午去世，窦太主守寡。董偃死后，与窦太主合葬于霸陵。
5。隋炀帝弑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娶他美丽的庶母宣华夫人陈氏。宣华夫人为陈宣帝第十四女宁远公主、陈后主妹；隋炀帝还娶了庶母容华夫人蔡氏、陈后主第六女陈婤、陈后主第四女广德公主、李渊外甥女王氏（唐同安长公主女）。
隋炀帝父亲隋文帝杨坚还有一位妃子弘政夫人陈氏，即陈宣帝第二十四女临川公主、陈后主妹。
6。隋炀帝的萧皇后，西梁明帝萧岿之女。宇文化及起兵扬州，炀帝自缢萧氏成宇文化及的偏房；宇文化及被窦建德灭，萧氏被窦纳为妾；突厥人威胁中原，因突厥处罗可汗的妻子义城公主是萧氏的小姑（即杨广之妹），窦不敢得罪，将萧氏交给处罗可汗，成为可汗的爱妃；不久，处罗可汗病逝，萧氏被新任可汗纳为妾；唐军攻入突厥，唐太宗李世民对萧氏一见倾心，封其为昭容。
7。李世民的杨淑妃是杨广与萧氏之女，生子吴王李恪、蜀王李愔；而李渊（李世民父亲）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杨广的妃子。
8。武则天母亲杨氏封郑国夫人，怎么她的大姨子武顺也封郑国夫人？杨氏是唐高宗岳母；武顺之女贺兰氏“封魏国夫人，欲以备嫔职，难於后，未决”，唐高宗无奈，也封武顺为郑国夫人，意思也是“岳母”。
古人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反过来又有“红颜祸水”一说。亡国的责任往女人身上一推，万事大吉。国人喜欢造词，“贤内助”就是。帝王将相再有本事，抵不了床头风一刮，弄不好还要垂帘听政。
天汉元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单于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苏武被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苏武历尽艰辛，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方获释回汉。苏武死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
我记得小时候唱《苏武牧羊》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痛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定叫匈奴心惊胆战，共服汉德威。”
汉书霍光传篇5
关键词：五岳名山；南岳；衡山；文化
南岳，又名衡山，习称南岳衡山。历来就是天下名山五岳之一，还是著名的中华寿岳。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些概念可能谁也不会怀疑！但历史时期就出现过“南岳衡山”，还是“南岳霍山”之争。为此，清代的罗汝怀，曾写过“南岳衡山论”加以辨析。因为其文为古文，今人一般难以读懂。为此，肖平汉教授又撰写了“南岳衡山析疑”一文。为了有一个更加清晰脉络，特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辨析。
一、“南岳衡山”的由来
南岳即“五岳”中之最南者。“南岳”一词，最早见之于成书于西周至春秋之间的《尚书?尧典》，说帝舜曾巡狩四方，“东巡狩于岱宗，南巡狩至南岳，如岱礼。”考地志家纪，除《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山海经》对南岳均有类似记述外，唐道士李冲昭有《南岳小录》，宋李芾有《南岳记》、钱景衍有《南岳胜概》，张隐有《南岳要录》、僧文正还有《南岳胜游录》、道家有《南岳证胜录》，于是陈田夫合之为《总胜集》，他们皆宋代人。其中，李冲昭之《南岳小录》与明彭簪之《南岳志》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其所指均是现今湖南省的南岳衡山。徐灵期所著《南岳记》说：“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名朱陵太虚之天，距离宫之乡，赤帝馆其颠，祝融宅之阳，故名为南岳。”表明南岳之说较由来久远。
衡山之说也很古老。据《周礼》、《春秋》、《星经》记述，是因其位处星度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度应矶衡”，象衡器一样，可以称量天地的轻重，能够“铨德钧物”，所以定名为衡山，乃至南岳大庙中同治帝御书匾额，也为“铨德钧物”。我国最早留下来的几本典籍对衡山均有记述。《尚书・禹贡》说：“荆及衡阳，为荆州”，《周礼・职方氏》说：“正南日荆州，其山镇日衡山”。《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有衡山”。《水经注》载：“衡山在其湘南县南”。《尔雅・释山》有“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的记载。晋郭璞在“江南衡”注道：“衡山南岳”。明确提出“南岳即衡山”的也很普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诗经・大雅崧高》说：“崧高维岳，骏其于天”，这里的“岳”字《诗经・毛传》解释：“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这里的南岳指的是衡山。二是汉司马迁作《史记》，多次提到岳，《封婵书》说：“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这是我国史书上第一次具体指出衡山即是南岳。而且这时衡山的位置，即在今湖南境内的衡阳盆地之内。
二、“南岳衡山”之说及其缘由
从以上的各种说法，“南岳衡山论”应令人信服，且偏偏还有一个“南岳霍山”的说法，而且围绕南岳到底是衡山还是霍山，同时有了四种说法，即一是霍山为南岳；二是衡山为正南岳，霍山为副南岳；三是霍山又名衡山，是一山而有二名；四是衡山为南岳。除衡山是南岳外，其余流传最广的是“霍山为南岳”之说，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汉时期的《尚书大传》就曾说过“南岳霍山”的话，由此断定其说由来已古。东汉班固撰《白虎通义・巡狩》说：“南岳霍山者何？霍山之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因此《太平御览》―引崔灵恩《三礼义案》的话，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南岳谓之霍，言阳气用事，盛夏之日，护养万物，故以为称“。此后的《说文解字》、《风俗通》、《水经》等书都相继称霍山为南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晋代郭璞所著《尔雅》，其《释山・第十一》：“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说的人多了，信以为真的人也就多了。其深层次原因是，因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06年）冬泰山封禅后，又南巡狩至盛唐，登礼潜之于天柱山，“号日南岳”（《史记?封禅书》）。当地人后来也一直称此山为南岳，也有称南岳潜山的，潜山即霍山。为什么汉武帝不去登湖南的衡山而登上了霍山呢？主要有秦始皇的前车之鉴。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视全国，从山东琅雅山泛彭城，西南渡淮水，到衡山郡、南郡，浮长江至洞庭湖，想溯湘江上衡山祭南岳，船到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头三千人皆湘山（君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所说衡山，即今湖南衡山。秦始皇到了湘山也具有很大的真是性，至今湘山(君山)确有“二妃词”、“二妃墓”，在其岛东崖上当年秦始皇所盖的“封山印”至今仍清晰可辨而成为一大名胜。但岳阳君山离衡山却还有七百来华里路程，而且都是上行水路，去那里的路途确实较艰险。汉武帝嫌衡山太远，道隔长江洞庭，故而舍远求近登上了安徽的霍山（潜山）的主峰天柱山。并运用帝王的威权将“潜之天柱号为南岳”。既然皇帝开了金口说了南岳是霍山的“御言”，谁又敢违抗呢？而司马迁所用之“号”字，十分准确而贴切，它清楚地表明，这个地方本非南岳，而是汉武帝加以命名的。至于其他所有的说法，都是真真假假围绕这一真实事件而编制出来的谎言，不足为信。改革开放以来，、朱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过南岳衡山。足见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岳衡山之说也坚信不疑。
三、隋文帝诏定衡山为南岳
汉武帝之前的南岳为衡山，不仅有史籍为证，而且还有衡山最高峰祝融的名字为证。“祝融”一名来自原始社会部落首领祝融氏，《国语・郑语》说：“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日祝融。”祝融氏又称火神，据说祝融氏死后葬于衡山最高峰，祝融峰因此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湘江时指出，南岳祝融峰上有古祝融冢。所以，刘宋时期的徐灵期所著《南岳记》说：“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名朱陵太虚之天，距离宫之乡，赤帝馆其颠，祝融宅其阳，故名为南岳。”因此，自汉到魏、晋、南北朝，正史、野史，仍多以湖南的衡山为南岳。如晋书《地理志》记载：“衡阳郡为湘南县，衡山在县南。古今所谓‘南岳，今属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也’”。北魏郦道远《水经注》在“湘水又北经衡山县东”，下注云；“山在西南，有山峰，一名紫盖，一名石困，一名芙蓉……《山经》谓之岣嵝，为南岳也。”言辞确凿，因此，隋统一中国后，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诏定衡山为南岳，而废霍山为名山”（《读史方舆纪要》），衡山因此而复归“圣名”，至今再也没有变化过。・
概括起来，以汉武帝元封五年登潜霍山之举为分界线，其前的南岳为今湖南的衡山；元封五年至隋文帝诏定南岳的695年间，南岳为安徽的霍山；隋开皇九年后，南岳复为衡山。整体上，南岳衡山或衡山的历史元从未间断，故而，清康熙帝御书“永峙南维”匾额，特悬挂于南岳大庙。
参考文献：
[1]南岳志编委员会.南岳辑要[m].湘衡准（1990）71号.
[2]肖平汉,南岳衡山析疑[m].衡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109―113.
[3]杨载田.湖南旅游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汉书霍光传篇6
[原典]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
东汉・班固《汉书・霍光传》
[注释]
①骖：古代驾在车辕两边的马。
[释义延伸]
西汉时，大将军霍光把持朝政，权倾一时。霍光为人专横跋扈，大臣们都很惧怕他。他先辅佐汉昭帝，昭帝死后又拥立刘贺为皇帝，后来又将荒淫的刘贺废掉，并谋杀了刘贺的多位亲信。此后，他又立刘洵为帝，即汉宣帝。有一次，汉宣帝拜谒祖庙，霍光坐在马车一侧陪侍，宣帝看到他骄横的样子很害怕，好像后背上有芒刺扎着一样不舒服。
[用法]
后人用这一成语形容惊惧不安或不自在。
不越雷池一步
[原典]
亮知峻必为祸乱，征为大司农。举朝谓之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皆不纳。峻遂与祖约俱举兵反。温峤闻峻不受诏，便欲下卫京都，三吴又欲起义兵，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
唐・房玄龄等《晋书・庾亮传》
[注释]
①雷池：古水名，在今安徽望江。
[释义延伸]
庾亮是东晋时颍川鄢陵人，字元规。庾亮仪容俊美，善于言谈，喜好老庄。在他16岁时，东海王司马越召他做官，庾亮不从。后来，成帝即位后，庾亮以皇帝的舅舅的身份当上中书令，执掌朝政，引起朝廷上下各种势力的不安。
公元327年，历阳的守将苏峻、寿春的守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军进攻建康。在这之前，庾亮预料到苏峻一定会叛乱，为了稳住他，曾建议皇帝任命苏峻为大司农。满朝文武都认为不妥，平南将军温峤也几次写信制止。在这种情况下，苏峻与祖约都举兵造反了。温峤听说苏峻不肯接受皇帝的诏命，便要从江州提兵去保卫京都，吴兴、吴郡等地又要组织反对苏峻、保卫皇帝的义兵。庾亮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妥，不肯采纳，于是给温峤写了封信，说道：“我对西部边陲安危的担忧，胜过对历阳方面的担忧。你镇守江州，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防区，不要越过雷池一步。”不久后，苏峻的战将韩晃进攻宣城，庾亮派兵拒守，却没能抵挡住。苏峻乘胜到达了京都。
[用法]
后人用“不越雷池一步”比喻严守成规，不超出一定的范围或界限。
分道扬镳
[原典]
孝文曰：“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
唐・李延寿《北史・魏诸宗室・河间公齐》
[释义延伸]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国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魏孝文帝时迁到了洛阳。当时元志担任洛阳令，和御史中尉李彪曾经因为让道问题有过一次争执。
元志是河间公元齐之子，仗着自己是皇帝亲族且有些才能，相当骄横。有一天，他坐着车子在街上走，恰好李彪的车子迎面而来。那时候，官员出门，总是前呼后拥，随行人马很多。官职低的人，得让官职高的人先走。元志没有李彪的官位高，可是他瞧不起李彪，故意不让道。李彪很生气，就与元志吵了起来。
元志和李彪到皇帝面前去评理。李彪说，他是御史中尉，元志是地方官，理应给他让道。元志说，他是国都所在地的长官，住在洛阳的人都编在他主管的户籍上，不需要像普通地方官一样给一个御史中尉让道。
孝文帝听了，不愿意评判他们谁是谁非，便下令让他们分开走，各走各的。
汉书霍光传篇7
关键词：《通俗编》；黄侃评语；训诂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5007306
清代翟灏《通俗编》是明清俗语辞书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通俗编》共38卷，采集方言俗语5456条，分38类，即：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诵、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兽畜、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杂字、故事、识馀。每一类下面分别收录相关词目，每一词目下，均引用书证以明词义与来源，或有按语[1]。
《通俗编》一书，古今中外学者评价都很高，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历来关于《通俗编》的研究似未曾注意到黄侃先生对《通俗编》所作的评语。黄侃精通语言文字之学，尤精小学，曾在《通俗编》书眉施评语二百多条。其评语《〈通俗编〉笺识》收录于《量守庐群书笺识》[2]。黄侃的《通俗编》评语虽只有两百多条，但牵涉到训诂、文字、音韵、方言以及民俗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阐释，贯穿了黄侃个人的学术见解。评语中内容最多的是有关训诂方面的。本文拟对《通俗编》黄侃评语的训诂特点与成绩作一述评，以揭示其学术价值。所引《通俗编》据乾隆无不宜斋雕本，所引黄侃评语据《〈通俗编〉笺识》，引文后标明《〈通俗编〉笺识》在《量守庐群书笺识》中的页码。少数文字因需要而保留繁体形式。限于篇幅，每类仅举二或三例。
一、与词源研究相结合：以转语揭示同源词
黄侃注重词源研究，他倡导语言文字研究要究其根本，“一切学问皆必求其根本，小学亦何独不然？《释名》之作，体本《尔雅》，而其解说，正在推求语根。以《释名》之法驾驭《说文》、《尔雅》即为推求语根之法。”[3]59“名物须求训诂，训诂须求其根。”[3]197在《通俗编》评语中，黄侃特别注重汉语词源的探讨，他经常说到“转语”、“某乃某之转”这样的话，实际就是揭示同源词。同时，他还注意揭示明清俗语词的同源词，这在已有的只注重上古汉语同源词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例如：
（1）《通俗编》卷二“崎”条：“《朱子语录》：伏羲只是理会网罟等事，不曾有许多崎。按：毛苌《正月》诗传有‘崎岖’之语。此节用之，与言‘跷欹’者别。”黄侃于词目“崎”后评曰：“此与‘跷欹’皆‘奇巧’之转语。”[2]418
按，“崎”，《汉语大词典》释义：“同‘崎’。奇特；古怪。”举《朱子语类》二例。按释义欠妥，《朱子语类》中有“跷欹”、“跷”、“跷蹊”和“崎”，是一组异形词，表示“奇怪、可疑、诡谲”之义[4]179-180。“奇巧”，《汉语大词典》义项一：“奇异机巧；奇诡狡诈。”首例是《管子・治国》：“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后二例是《庄子・人间世》与宋无名氏《道山清话》。语义上是一致的。语音方面，“”，疑母宵部。“跷”，溪母宵部。“巧”，溪母幽部。三字声近韵近。宵部，黄侃称豪部；幽部，黄侃在萧部。“崎”，溪母歌部。“欹”，同“”，溪母歌部。“奇”，群母歌部。三字声近韵同。声母方面，黄侃将“群”并入“溪”；韵部方面，歌部，黄侃称歌戈部。所以，三词是音近义同的关系，故黄侃视之为转语。
（2）《通俗编》卷八“操剌”条：“《五代史・汉纪》：‘耶律德光指刘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按：剌，音辣，世俗以勇猛为‘操剌’也。”黄侃于词目“操剌”后评曰：“‘操剌’犹‘躁戾’。”[2]421
按，“操剌”一词，始于《旧五代史》，《汉语大词典》举此例及清恽敬《广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铭》。又清乾隆五十三年奉撰《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首二・御制赞》称“头等侍卫和隆武巴图鲁额尔登保”：“中林绩，健捷过人，星驰飞镞，操剌罕伦。”黄侃说：“‘操剌’犹‘躁戾’”，“躁戾”，《汉语大词典》释为“浮躁暴戾”，举二例：明唐顺之《郑氏三子字说》：“鸾鸟之声和，故乐家象之以协于律吕，君子载之在舆而听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气之应也。”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不使不仁加身者，是何宁静严密功夫，而堪此躁戾恶语也？”“躁戾”在史籍中最早见于《魏书》卷十九：“第二子世，颇有干用而无行……世轻薄，好去就，诏送晋阳。兴和中，薨。赠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傅、定州刺史，尚书令、开国公如故，谥曰躁戾。”乃是贬义之词。唐柳宗元《祭崔使君神柩归上都文》：“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与友，躁戾佻险，败苟，脞贱暗，轻嚣妄走。”明张介宾《类经图翼》卷一：“躁戾者阳中之恶，狡险者阴中之乖。”从语义上看，“操剌”与“躁戾”大致相同，都是指凭意气做事情，仅有褒贬之不同。从语音上看，“操”，清母宵部（黄侃称豪部）；“躁”，精母宵部，二字声近韵同。“剌”、“戾”均为来母月部（黄侃称曷末部）。因此黄侃所说的“‘操剌’犹‘躁戾’”可以理解为二者为同源词。
（3）《通俗编》卷十三“掇”条：“《康熙字典》：‘俗谓诱人为非曰掇。’朱子《答陈同甫书》：‘告老兄且莫相掇。’《元典章》：‘禁宰杀文书到呵，掇各路分榜文行者。’史弥宁《杜鹃》诗：‘春归怪见难留住，掇元来都是他。’”黄侃于词目“掇”下评曰：“此‘催督’之转。‘督’转‘掇’，犹‘’转‘至’、‘’转‘轾’也。”[2]423
按，“催”、“”古音均为清母。“督”，端母觉部（王力拟音[uk]，王力“觉”、“幽”黄侃合为萧部，为阴声韵，则为[u]）；“掇”，端母月部（王力拟音[at]，黄侃称曷末部）。“”，端母宵部（[]，黄侃称豪部）；“至”，章母（黄侃“照三归端”，“章”归于“端”）质部（[et]，黄侃称屑部）。“”，章母（黄侃归“端”）幽部（[u]，黄侃归萧部）；“轾”，端母质部（[et]，黄侃称屑部）。故“‘督’转‘掇’，犹‘’转‘至’、‘’转‘轾’”均为阴声韵转入声韵，黄侃所说“掇”为“催督”之转为阴入对转。从语义来看，“掇”有“怂恿”义，亦有“催督”义。《汉语大词典》“掇”义项一：“怂恿。”义项二：“催逼；催促。
”“怂恿”他人所做之事是不好的，故为贬义；“催督”他人所做之事是中性的。《通俗编》所举朱子书、《元典章》及史弥宁诗中的“掇”实际上都是中性的“催督”义，与《康熙字典》“俗谓诱人为非曰掇”是不同的。
二、与词汇研究相结合：揭示音义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异形词
黄侃注重词的音义关系研究，尤重以声音通训诂，他认为：“古无韵书，训诂即韵书也；古无训诂书，声音即训诂也。故古代经典文字多同音相借，训诂多声近相授。详考吾国文字，多以声音相训，其不以声音相训者，百不及五六。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3]200词汇研究的范围很广，黄侃《通俗编》评语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注意从音义关系角度探讨异形词。所谓古汉语异形词即是指古汉语阶段中同时或先后产生的同音（包括方言音变和历史音变）、同义（一个或多个义位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5]。例如：
（1）《通俗编》卷一“霍闪”条：“顾云诗：‘金蛇飞状霍闪过，白日倒挂金绳长。’按：《文选・海赋》：‘无度。’注引《说文》：‘，大视也；，暂视也。’俗状电光之疾，本无定字，用‘霍闪’似不若‘’古雅。”黄侃于全条之末评曰：“‘霍’如‘霍然病已’之‘霍’，‘闪’如‘罔两闪尸’之‘闪’，作‘霍闪’自可。”[2]417
按，汉枚乘《七发》：“然汗出，霍然病已。”“霍”为迅疾义。“闪”，《文选・木华〈海赋〉》：“天吴乍见而，像暂晓而闪尸。”李善注：“闪尸，暂见之貌。”吕向注：“暂晓谓暂见即没也。闪尸，疾见。”唐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千魑魅兮万魍魉，欲出不可何闪尸。”“闪”是突然闪现之义。故“霍闪”自有其成词理据。故黄侃认为“作‘霍闪’自可”。“”，《说文・目部》：“大视也。”徐锴系传：“惊视也。”“”，《说文・目部》：“暂视也。”闪电因其只能暂视故又可引申指闪烁。北周卫元嵩《元包经・仲阳》：“电，其光也。”故“”亦有其成词理据。“霍闪”、“”，二词音义相同，可视作异形词。黄侃认为“作‘霍闪’自可”，也并未否认“”的写法。他在《论学杂著・蕲春语》中说：“今吾乡电曰，谓云中出电曰掣。”作“”。因此“霍闪”与“”当视作异形词。
（2）《通俗编》卷三“登时”条：“《魏志・管辂传》注：‘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易》之清浊，延于万代。’《北史・祖传》：‘夜忽鼓噪喧天，贼众大惊，登时散走。’《旧唐书・张柬之传》：‘姚崇言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则天登时召见。’《王子年拾遗记》：‘使者令猛兽发声，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抱朴子・自序篇》：‘或赍酒肴候洪者，虽非俦匹不拒，后有以答之，亦不登时也。’按：《盐铁论》‘登得前利，不念后咎’、《焦仲卿妻诗》‘登即相许和’，所云‘登’者，盖即登时之谓。”黄侃于词目“登时”后评曰：“‘登’即‘当’之转。”[2]418
按，黄侃“‘登’即‘当’之转”之说有利于我们考察二者音义关系。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一“登时”条：“登时犹言实时、当时也。当读去声。《唐书》田弘正笑刘悟曰：‘闻除改，登即行矣。’胡三省《通鉴》注：‘登即行，言登时行也。’《律条》：‘凡夜无故入人家，主家登时杀死，勿论。’按韵书‘登’注‘升也，进也，又成也，熟也。’无实时、当时之义。‘登时’盖方言耳。”[2]7-8陈士元所引见《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帝登帅卫士”胡三省注：“登，登时也。登时，犹言实时也。”《助字辨略》卷二“《吴志・钟离牧传》注‘牧遣使慰譬，登即首服’”刘淇按：“登，即登时，省文也。”按，“当”，古音端母阳部（黄侃称唐部）；“登”，端母蒸部（黄侃称登部）。“‘登’即‘当’之转”之说是有道理的。“登时”即“当时”，也相当于现代汉语所说的“顿时”[6]。较早例子如《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晋葛洪《抱朴子・释滞》：“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亦登时差也。”“当时”表“登时，顿时”义《汉语大词典》首引《海内十洲记》，此书旧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当在六朝时，可见其基本上与“当时”同时。“顿时”则迟至清代出现。“登时”、“当时”、“顿时”是一组音转异形词。
（3）《通俗编》卷八“琅汤”条：“《管子・宙合篇》：‘以琅汤凌铄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按：今以不敛摄为琅汤。”黄侃于词目“琅汤”后评曰：“‘琅汤’即‘浪荡’。”
[2]421
按，《汉语大词典》“琅2汤”：“浪荡，放纵。”举《管子・宙合》：“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郭沫若等集校引丁士涵曰：“琅，读为浪；浪；犹放也。汤，读为荡；荡，《说文》作，云放也。”“琅，读为浪”表明“琅”是借字。“”，《说文・心部》：“，放也。”沈涛古本考：“《华严经音义上》引‘，放恣也。’”是此“放”即放恣、放荡义。朱骏声通训定声：“经传皆以‘荡’为之。”然“荡”亦有“放”义。《广雅・释诂四上》：“荡、逸、放、恣，置也。”王念孙疏证：“荡、逸、放、恣同义。”《荀子》有“荡悍者常危害”之语。二字古音均为定母阳部（黄侃称唐部）。是“琅汤”是“浪荡”之借字，“浪荡”之“荡”与“”为同源词。黄侃所说“‘琅汤’即‘浪荡’”，揭示出二者是异形词的关系。
三、与文字研究研究相结合：注重形义关系，表明文字正俗
黄侃的训诂，注重形、音、义的结合。“盖小学即字学，字学所括，不外形、声、义三者。《说文》之中，可分为文字、说解及所以说解三端。文字者，从一至亥九千余是也。徒阅文字，犹难知其所言，徒阅说解，而犹不能尽其指意，于是必究其所以说解。……而后知形、声、义三者，形以义明，义由声出，比而合之，以求一贯，而剖解始精密矣。”[3]8在《通俗编》评语中，他的训诂也注意从文字研究的角度进行。例如：
（1）《通俗编》卷二“苏州”条：“高德基《平江记事》：吴人自相呼为‘子’，又谓之‘苏州’，范成大《答同参》诗‘我是苏州监本’。郑思肖《懒道人凝云小隐记》：‘懒道人，苏人也，既矣，又懒焉，苏人中真苏人也。’按：今苏、杭人相嘲，苏谓杭曰‘阿’，杭谓苏曰‘空头’。据诸说，则旧言‘’者，苏人也；据田汝成说，则旧言‘空’者，杭人也，不知何时互易。赵光《说文长笺》云：‘浙省方言曰阿带，谓愚戆。阿入声，带平声，一曰阿。’赵氏，苏人也，苏人之嫁于浙，其自是时起欤？”黄侃于词目“苏州”后评曰：“，正作‘’。”[2]418
按，“”，《说文・女部》：“，迟钝也。亦如之。”段玉裁注：“《集韵》：‘，当来切。’即此字也。今人谓痴如是。”“”、“”是宋代产生的后起字。“”，《广韵・韵》：“，，失志。”“”，《广韵・韵》：“，痴，象犬小时未有分别。”按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苏杭呼痴人为子，累见人又或书‘’、‘’二字。虽知书如杭徐伯龄，亦以‘’字为是。予考《玉篇》众书无‘’、‘’二字。独‘’字《说文》云‘马行仡仡’，而《韵会》云‘病也，痴也’。凡痴字，皆作‘’，独《海篇》载‘’、‘’二字，亦曰义同‘’字，是知‘’、‘’皆俗字也。”“”，《玄应音义》卷六引《苍颉篇》：“，无知之也。”《广雅・释诂三》：“，痴也。”《汉书・息夫躬传》“内实不晓政事”颜师古注：“，愚也。”“”，古音定母之部，“”，疑母之部。之部，黄侃称部。二字音近义同，可以认为是异形词。
由此可知“”、“”是较早产生的表示迟钝、痴之义的字，“”、“”则为其俗字，“”后来又写作“呆”。从词的角度来说，“”、“”、“”、“呆”则为异形词。黄侃所说的“，正作‘’”揭示了字体正俗之关系。
（2）《通俗编》卷十六“头”条：“《元史・武宗纪》：‘徽政使头等言：“别不花以私钱建寺，为国祝。”’按：音如哇，不正也。元俗质朴，即其形以为名。海宁有元祭酒荣头墓，谈迁《海昌外志》俗作‘歪头’，非。”黄侃于“音如哇”下评曰：“正作‘’。”[2]425
按，“”，《广韵》苦瓜切，是“”的异体，《集韵・佳韵》：“，不正也。或作。”贾公彦疏：“者，两头宽，中狭。邪者，谓一头宽一头狭。”《周礼・夏官・形方氏》：“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郑玄注：“杜子春云：离当为杂书，亦或为杂。玄谓华读谓哨之，正之使不邪离绝。”即歪斜不方正之义。《通俗编》较简，《直语补证》“邪”条增加了新材料：“，苦哇反。即今歪斜字。《周礼・夏官・形方氏》注：‘邪离绝。’疏：‘者，两头宽中狭，邪者，一头宽一头狭。’《广韵》作‘’，火娲切。物不正口偏曰。若白诗所谓‘天斜’，其音义相似耳，非正训也。”[2]883《直语补证》对“”、“斜”、“”词义的细微不同之处作了辨析：“”是“两头宽中狭”，“”是“物不正口偏”。诸词在实际使用中均可泛指歪斜。“”与“歪”，《说文・立部》：“，不正也。”段注：“俗字作歪。”故“”是正字，“歪”是俗字。黄侃所说的“正作‘’”是就《通俗编》中的人名“头”说的，“头”是“物不正”，故当用“”。“”是“两头宽中狭”，“歪”是俗字，所以“头”的正字应当用“”。故黄侃此处的评语是从文字的本义与正俗角度来说的。
（3）《通俗编》卷十八“阿姆”条：“《诗・采》笺[《仪礼・士昏礼》注]：“姆者，妇人五十无子，出不复嫁，以妇道教人，若今乳母也。”《通典》晋袁准曰：“保母者，当为保姆，春秋宋伯姬侍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按：姆，即‘母’音之转，汉呼乳母曰‘阿母’，见《后汉书・杨震传》，今通谓之‘阿姆’，《北史》宇文母与护书曰：‘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唤吾作阿摩敦。’阿摩，疑亦‘阿姆’之转。”黄侃于词目“阿姆”下评曰：“‘姆’正作‘’。”[2]427
按，《通俗编》以为“姆”即“母”音之转，因其实即古之乳母、今之阿姆，并疑《北史》“阿摩”亦“阿姆”之转。“阿摩敦”为古鲜卑语，是阿尔泰语的一支。阿汉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又，因为“汉呼乳母曰‘阿母’……今通谓之‘阿姆’”，故以为“姆”即“母”音之转。实则二者同音，是同源词。黄侃说“‘姆’正作‘’”，“姆”，《玉篇・女部》：“姆，女师。”“”，《说文・女部》：“，女师也。从女，每声。读若母。”段玉裁注：“许作‘’，《字林》及《礼记音义》作‘姆’也。”《玉篇・女部》：“”，同“姆”。“”与“姆”应该是异体字的关系，从词的角度来说则是异形词，“”见于《说文》，“姆”则不见于《说文》，故黄侃说“‘姆’正作‘’”，是以“”为正字。
四、与音韵、方言研究相结合：发掘语音的演变与词义变迁
黄侃强调形、音、义三者的密切关系。“小学必形、声、义三者同时相依，不可分离，举其一必有其二。”[3]48上古音方面，他的古音十九纽、二十八部是评语的音韵体系，例如上文所引黄侃“掇”为“催督”之转为阴入对转。中古音则依从《广韵》。《通俗编》评语中也颇多音韵与方言研究的材料，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例如：
（1）《通俗编》卷十七“喝”条：“邵伯温《闻见后录》：‘欧阳公曰：“蝇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远喝来咬人也。”’”黄侃于词目“喝”下评曰：“今作‘吆喝’，语出于礼经之‘噫兴’。”[2]426
按，“喝”，《汉语大词典》释义：“犹吆喝。”举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三十与《金瓶梅词话》第七九回例。“吆喝”，《汉语大词典》列四个义项：1.大声喊叫。2.犹呼唤。3.呵斥；喝令。4.大声驱赶；大声驱逐。“喝”首见于宋代，“吆喝”则要晚一些才出现。因多用“吆喝”，故辞书归纳其义项亦较“喝”多。又“”，《广韵》於霄切，影母宵部；“吆”，《集韵》伊尧切，影母萧部。二者音近义同，实为异形词。黄侃说“语出于礼经之‘噫兴’”，按《仪礼・既夕礼》“声三，启三”汉郑玄注：“声三，三有声存神也。启三，三言启告神也。旧说以为声噫兴也。”一说“噫兴”即“噫嘻”，叹词。清钱大昕《声类》卷一：“‘噫歆’、‘噫兴’即‘噫嘻’之转，亦即‘呜呼’之转也。”黄侃所说“语出于礼经之‘噫兴’”，此处“噫兴”当理解为后一说：叹词。则“喝”、“吆喝”与“噫兴”均有大声出声之义。从语音上看，“噫”，《广韵》有二读，作为“叹声”是於其切，影母之部。“兴”，《广韵》亦有二读，此当为平声即虚陵切，晓母蒸部。又“”、“吆”是影母，“吆喝”之“喝”在《广韵》中是许葛切，晓母曷部。“喝”（吆喝）与“噫兴”声母均相同，亦可视作是“噫兴”在近代汉语中的音转。
（2）《通俗编》卷十八“我侬”条：“《隋书》：‘炀帝宫中喜效吴音，多有侬语。’乐府《子夜》等歌，用‘侬’字特多，若‘郎来就侬嬉’、‘郎唤侬底为’之类。《湘山野录》载吴越王歌：‘你辈见侬底欢喜，永在我侬心子里。’程倚《悼贾岛》诗：‘驰誉超前辈，居官下我侬。’宋《江上歌》：‘我侬一日还到驿，你侬何日到邕州。’按；吴俗自称‘我侬’，指他人亦曰‘渠侬’。古《读曲歌》‘冥就他侬宿’，《孟珠曲》‘莫持艳他侬’，隋炀帝诗‘个侬无赖是横波’。‘他侬’、‘个侬’，犹之云‘渠侬’也，元好问有‘大是渠侬被眼谩’句。”黄侃于词目“我侬”下评曰：“今变为‘你老’、‘他老’，或云‘你囊’、‘他囊’。‘我老’之称则仅廑施于戏谑。”[2]428
按，“侬”作代词，可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其中第三人称有用法或说为“人”声之转。《六书故・人一》：“侬，吴人谓人侬。按：此即人声之转。”“侬”在《广韵》中是泥母冬韵，黄侃所说“今变为‘你老’、‘他老’，或云‘你囊’、‘他囊’。‘我老’之称则仅廑施于戏谑”，如实记录了当时的语言，“老”、“囊”是“侬”的音转。“老”，《广韵》来母皓韵；“囊”，泥母唐韵。“老”之与“侬”，犹今之l、n不分。当然，“你老”、“他老”在语义上有表示尊敬的意味，故“‘我老’之称则仅廑施于戏谑”。
（3）《通俗编》卷二十四“礓子”条：“《武林旧事》诸小经纪有卖‘礓子’。《字汇补》；‘，音擦。姜石，出《大内规制记》。’按：此当是阶磴之称，而杭俗惟以呼楼梯之简小者。”黄侃于词目“礓子”下评曰：“吾乡谓石阶长短皆曰‘礓’，寻其正字，当作‘阶砌’。”[2]431
按，《武林旧事》“礓”、《字汇补》“姜”，黄侃考定其正字为“阶砌”。“礓”、“姜”，《广韵》见母阳韵，阶，见母皆韵。“”，《字汇补》；‘，音擦。“擦”在《字汇》中音初戛切。“砌”，《广韵》清母霁韵。“礓”、“姜”与“阶砌”音近，无可疑也；词义上也一致（“杭俗惟以呼楼梯之简小者”只是方言意义缩小而已）。黄侃证以方言词，所探本字凿然可信。
五、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考察训诂的文献材料
训诂就是对古代文献语言的解释，黄侃评语中注重训诂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以求正确的结论。例如：
（1）《通俗编》卷四“公子王孙”条：“《战国策》：‘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此四字连见故籍者。《史记・货殖传》：‘宛孔氏有游公子之名。’师古曰：‘公子者，五侯贵人之子，言其举动性行有似之，若今言诸郎矣。’《汉书・韩信传》：‘哀王孙而进食。’苏林曰：‘王孙，言如公子也。’《文海披沙》：‘秦汉人相呼，率有此美称，如蔡中郎谓王粲为王孙，隽不疑谓暴胜之为公子，盖亦口头虚语耳。’”黄侃于全条之末评曰：“‘王孙’乃‘王公孙’之误，‘公子’则暴胜之字也。”[2]419
按，此条为文献校勘内容。查明谢肇八卷本《文海披沙》（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1130册影印明万历刊本），卷六“王子公孙”条云：“秦汉人相呼，率有美称，如漂母谓韩信为王孙，蔡中郎谓王粲亦为王孙，隽不疑谓暴胜之为公子，此亦口头虚语耳。注者百方解释，至谓公子为胜之字，此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引全文知《通俗编》仅引《文海披沙》材料而未引其观点。考《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有“暴胜之公子”：太始三年，“三月，光禄大夫河东暴胜之公子为御史大夫，三年下狱自杀。”师古曰：“公子，亦胜之字也。后皆类此。”“公子”有美称泛指用法，但暴胜之字公子史书有明证。黄侃“‘王孙’乃‘王公孙’之误，‘公子’则暴胜之字也”之说是。
（2）《通俗编》卷十一“木人”条：“《史记・灌夫传》正义：‘今俗云人不辨事曰杌杌若木人也。’按：《论语》云‘木讷’，《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数郡，民俗质木’，皆谓其性之朴，而此直以木偶喻之。今流俗所诋为木者，大率本此。”黄侃于《史记》正义“杌杌若木人也”之后评曰：“‘杌’即干令升《晋纪・总论》之‘萧杌’。”[2]422
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帝宁能为石人邪”唐张守节正义：“颜师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恶。’按，今俗云人不辨事，骂云杌杌若木人也。”“杌杌”，无知、痴呆貌。《文选・干令升〈晋纪・总论〉》：“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李善注：“干宝《晋纪》云言君上之议虚谈也。萧杌，未详。”刘良注：“言时名目三公，皆萧然自放，杌尔无为，名称标著上议以正朝廷者，则蒙虚谈之名。”“萧杌”一词，李善未注，刘良注为“萧然”、“杌尔”，亦嫌过略。黄侃以干令升《晋纪・总论》之“萧杌”注《史记》正义“杌杌若木人也”之“杌”，则明“萧杌”亦“杌”义。“萧然”有空虚之义，“杌”有浑然无知义，则“萧杌”为同义复用，空虚无知之貌也。
以上我们对《通俗编》黄侃评语中的训诂内容作了述评。黄侃倡导语言文字研究要形、声、义相结合，要究其根本，“（形、声、义）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凡声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为写物音。由是而义傅焉。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7]反映在《通俗编》评语中，就是他的训诂工作与词源研究、词汇研究、文字研究、音韵方言研究及文献考证深入结合。《通俗编》黄侃评语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系统总结。参考文献：
[1]翟灏.通俗编[m].清乾隆无不宜斋雕本.
[2]黄侃笺识，黄焯编次.《通俗编》笺识[a].量守庐群书笺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3]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徐时仪.朱子语类词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曾昭聪.古汉语异形词与词语释义[J].中国语文，2013（3）：282-286.
汉书霍光传篇8
在古代，毒药和蒙汗药一样，用毒之起源虽已不可考，但给人的那种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感觉一直不曾减少一丝一毫。毒药的用途比蒙汗药更广，不仅经常被用于政治斗争和战争中，在古代一些小说中，毒药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看过《神雕侠侣》的人一定都记得杨过中过情花之毒。后来解毒用断肠草以毒攻毒。断肠草本来是古代最著名的毒药之一，根、茎、叶都有剧毒。据记载，吃了断肠草肠子会变黑粘连，人会腹痛不止而死。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服碳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洗胃后用绿豆、金银花和甘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
再比如《水浒》中写到的三种毒药：砒霜、水银、鸩酒。分别写在书中的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药鸩武大郎”及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中。
鸩酒入毒
在古中国，人们多用从动物、昆虫、矿物、植物中的提取毒物，毒死人的渠道数不胜数。毒药的种类更是让人惊叹，除了上记述的断肠草、砒霜、水银、鸩酒外，还有钩吻、乌头、牵机药、情花、金刚石等等。在所有的毒药中，鸩酒入毒算是最贵族的。
据《山海经》记载，鸩比鹰略大，羽毛紫黑色，长脖，赤喙。传说鸩专吃毒蛇，蛇毒渗透到鸟体的各个器官，连喙和羽毛都有毒。
鸩的屎拉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腐烂如泥；鸩的巢下数十步之内寸草不生；鸩鸟饮水的小溪，各种鱼类都会被毒死。剧毒鸩酒就是用鸩鸟的羽毛在酒中浸泡而成，人饮少许就会立刻毙命。因此成语“引鸠止渴”比喻只顾眼前，不虑后患。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禽部中记载其毛有大毒。入五脏，烂杀人。但古代很多毒药都可以以毒攻毒，鸩也不例外，李时珍同时在《本草纲目》中写道：人如果被毒蛇咬了，用鸩鸟的角质磨成粉末，敷到伤口上，可立即止毒。
后来，鸩酒发展成毒药的泛称，通常毒性大的毒药炮制的酒都可称为“鸩酒”。但鸩这种动物是否存在仍需考证。
为防篡位吕后赐鸩害齐王
历史上用鸩酒毒死人的事件不少，一直以来都是宫廷中施行阴谋诡计时常用的手段。《汉书・齐悼惠王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说的是吕后为防篡位，赐鸩害齐王的事。
那是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为了扫除其他人对帝位的威胁，吕后先是把赵王如意召到长安，用鸩酒毒死。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又用同样的方法谋害齐王刘肥，但未得逞。
刘肥入京后，得到了惠帝刘盈的热情款待。就在刘肥和惠帝刘盈推杯换盏之时，吕后悄声吩咐随从，准备两杯鸩酒出现在宴会大厅，命刘肥饮下此酒。不知内情的刘盈，也要喝下鸩酒，被夺下。刘肥觉得蹊跷，便假装酒醉离席。事后，才明白吕后当时给他的是鸩酒。
为揽权鸩酒害亲子
另有《汉书・霍光传》记载，汉武帝死后，卫尉王莽（字稚叔，非篡汉的王莽）和大将军霍光共同辅政。武帝有遗诏封霍光等三人，其实并不包括王莽。
王莽的儿子对遗诏生疑，怀疑是伪造的，霍光得知此事很是生气，严词责备了王莽，王莽担心得罪霍光，殃及自己的地位，就鸩杀了自己的儿子王忽。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生有四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又名李哲），老四是李旦（又名李轮）。高宗甚是喜爱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身体孱弱的唐高宗曾一度想把皇位提前传给他。但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曾上书纳谏，却被武氏借机用鸩酒毒杀，当时他年仅24岁。但《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后来又记叙李弘是自然死亡，李弘之死成就了千古之谜。
宁妒而死“吃醋”饮鸩
《太平广记・卷270》载：“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帏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
唐刘《隋唐嘉话》载：“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乃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以上说的是唐朝宰相房玄龄一次得了大病，眼看就要死了，劝夫人卢氏将来不要守寡，要找户好人家再嫁。卢氏拿剪刀挖眼，以示与夫君厮守终生的决心。不久，房玄龄的病有幸好了，房玄龄因此更加敬重夫人，与夫人恩爱到老。
房玄龄晚年时，唐太宗多次赐美人于他，总是被房玄龄拒绝，太宗便让长孙皇后劝说卢氏。卢氏则说：“妾宁妒而死！”，后唐太宗派人给她送去了一坛酒，说：“你若如此坚决，那就把这鸩酒喝了。”卢氏果真宁愿喝鸩酒也不愿有其他女人和她分享房玄龄，让唐太宗也没有办法。
汉书霍光传篇9
2011年3月，一通群众举报电话引出一座沉睡2000多年的古墓。现在，历时近5年的考古发掘，从墓园到墓葬区，再到都城遗址，千年古墓有哪些惊世大发现？海昏侯墓重大考古发掘背后有哪些趣闻轶事？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如何展现他们的奢华生活？本刊记者特约采访著名考古学者、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杨军，这座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墓主身份的确认
2016年1月，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发现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在遗骸的腰部位置，放置着一枚白色玉印，玉印上刻有“刘贺”二字，这是西汉常见的方寸印，蟾钮，属于墓主的私印。据专家介绍，两汉时期，印章是常见随葬品之一，也是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在出土的金饼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模糊的墨书字迹，并释读出了关键部分：“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贺”字直接指明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而元康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考古领队杨军介绍，西汉酎金制要求有封地的侯和王，在每年八月祭祖时给朝廷献上黄金。金饼上的墨书，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酎金制度。在出土的木牍上，发现了海昏侯与侯夫人写给皇帝、皇太后的奏折，仔细辨认，木牍上“海昏侯臣贺”、“陛下”、“呈太后陛下”、“元康四年六月”等字样清晰可见，此外，竹简、瓷器、陶器、五铢钱等出土文物也间接证明了墓主人的下葬年代。如此可以确认墓主人身份就是刘贺。
正史中的“汉废帝”刘贺
称帝27天即被废黜，在史书上不多的记载里，“行”3个字总结了刘贺为何被废。在位时间太短，他未被计入帝王年表，《汉书》也没有为他作传。这个史记中“平均每天做42
件坏事”的“汉废帝”，逐渐在历史烟云中被湮……
刘贺的出世，要从一首歌说起。“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时，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乐师李延年献舞时唱了这首歌。歌中所唱的女子，就是李延年的妹妹。不久，佳人入宫，成为史上著名的汉武帝宠妃李夫人。进宫后，李夫人产下一子，名刘m，即刘贺的父亲。公元前97年，刘m被封为昌邑王，辖今山东菏泽市境东部的巨野、成武、单县及今天济宁市的金乡、嘉祥五县之域。《汉书》记载，李夫人病重时，将独子刘m及自己的两位兄弟托付给汉武帝。她去世后，汉武帝日夜思念，并按她的遗嘱，加封了她的兄长李延年。作为至亲的子孙，刘m、刘贺得到的荣宠更多。海昏侯大墓里的一些细节，可以佐证这一推测――在墓中，共发掘出马蹄金和麟趾金等金器378件，不仅远超出同时代的中山怀王、中山靖王两座王墓的金器数量，就是放眼已发掘的汉代墓葬，海昏侯墓都是最多的。公元前88年，封王不过10年，刘m就因病早逝，留下4女1子。作为独子的刘贺，4岁便继承了王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
刘贺不曾想到，他会在19岁这一年迎来了人生剧变。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昭帝去世。昭帝无子，帝位空悬，议立新君成为朝中首要大事。因受汉武帝托孤，大将霍去病的弟弟、权臣霍光担心大权旁落，说服群臣选择刘贺继位，之所以选择不到20岁的刘贺正史基于他政治经验浅、爱玩，韬略不足，更好掌控。刘贺继位后，充当傀儡，为了扭转霍光控制朝野的局面，他决心自己执掌宫廷，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登基仅27天，霍光就借太后之手，废黜刘贺帝位，赐归故国。罢黜皇位后，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的200多旧臣，大多都被判以“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
短短一个月，皇帝变成平民。返归山东故国的刘贺，位置颇有些微妙。霍光以上官皇后的名义，赐予刘贺食邑2000户，昌邑故国的财物也给了他，但王的身份，却没有了。公元前63年，霍光已死，霍族已除，继位的汉宣帝既是忌惮，也是念及骨肉之情，下诏改封30岁的刘贺为海昏侯。刘贺便率家人，顺鄱阳湖，沿赣江而上，千里迢迢来到了偏远的豫章郡。虽然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但刘贺的政治生命，他与皇权、与帝国中心长安的联系，基本已被宣判了死刑――朝中侍中金安上谏言，刘贺虽为列侯，但为上天抛弃，不应该奉行宗庙，也不应参加朝见天子之礼。宣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在此之后，在各诸侯一年一度到长安参加大型活动的名单上，就看不到刘贺的名字了。尽管如此，刘贺还是心向着北方。地方志《豫章记》记载，他常行船到修水与鄱阳湖交汇处，遥望北方，愤慨而还。后人便称此地为“慨口”。公元前59年，刘贺病逝，年仅33岁。
有别于史的海昏侯
刘贺是否像《汉书》记载的那样荒淫无道？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文物所反映出来的刘贺却与史书上的记载有所不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所反映出来的刘贺是一位郁郁不得志、尊崇圣贤、爱好音乐、兴趣广泛的人物。
考古学家表示，目前出土文物表明，刘贺做昌邑王时驻守山东，在孔孟之乡受过熏陶，从小就接受过儒学教育;此外，他兴趣广泛。刘贺的真实面貌还有待研究，但是从目前资料来看，正史记载并不是那么客观。在2000多年后，人们从大量刻着“昌邑九年造”、“昌邑十一年造”等铭文的器物中，慢慢还原出这位年轻公子当时的生活。有成套的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有将近万枚的竹简、木牍，有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有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的青铜镜……音乐、书籍、香熏、饮食，样样不缺。就连主棺内的一个漆箱，都布满纯金纹饰，持剑的人物、宁静的小鹿、奔跑的怪兽。考古队领队杨军不住感叹：线条精美，人物灵动，刘贺当时拥有的应该是最优秀的皇家技师。对考古学家们来说，最珍贵的，是墓室阁内出土接近万枚的竹简和木牍，这是中国汉代考古史上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它们如今静静躺在海昏侯墓文物保护房的水箱中，目前根据对4000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知其中内容有《论语》、《易经》、《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农书、方伎类文献。
考古发掘证明，在海昏侯国的几年，刘贺该是在疲病交加中度过。在椁室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张两米多长的卧榻，这证明他后期长期躺在榻上会客，连起身都是困难的。早在山东昌邑故国时，《汉书》对他的腿疾就有过记载，称他“身长体瘠，病痿难行”。而刘贺的死因仍是未解之谜。内棺中墓主人覆面之下，放着一块玉璧，玉璧中有圆孔，正好对着墓主人的口部。考古人员将玉璧清理出来后发现内部有刘贺的完整牙齿，目前牙齿被送往有关科研机构，正在进行Dna检测。在刘贺的遗骸中还发现了40多颗香瓜子，专家表示“从中可以推断刘贺死于夏秋季。很奇怪，马王堆中的辛追夫人腹部也出现香瓜子，靖安发现的春秋大墓中的遗骸腹部也出现大量香瓜子。我们很惊讶，香瓜子为何对贵族有如此吸引力。目前这些香瓜子已经送去有关科研机构进行检测。”香瓜子的检测结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刘贺死因的疑团。汉书中对于刘贺死亡原因，只有两个字“后薨”，他死后推荐的继承者，即大儿子和二儿子，推荐一个死一个，造成最终海昏侯国被除国绝嗣。所以这个瓜是什么瓜，瓜子及其周围附着物有没有毒药，或许可以帮我们解答刘贺的死因。”
从墓葬中的遗存推测，下葬时，人们举着绘有天上、人间与地下瑰丽场景的招魂幡，把刘贺的灵魂和尸身引到墓穴之中，再在棺木上盖上绣满花纹的荒帷，最后将招魂幡放在棺盖之上。仔细观察主棺可以看到，主棺下的棺床带有轮子和滚轴。这样精细和考究的工艺，并不常见。棺盖上的漆皮已经斑驳，在放大镜下观察会发现，那并不是木的纹理，而是规律分布的无数方格。也许很早，刘贺就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海昏侯墓园为4.6万平方米，仅发掘主墓，考古队就挖出了6000方土。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提前几年修建，不是举全侯国之力，建不出这座举世瞩目的地下宫殿。汉代奉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临死之前，刘贺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在死前，刘贺还是不甘心，但在制度上，他不敢越雷池半步。
汉书霍光传篇10
关键词：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对外汉语教学应用
引言：苏霍姆林斯基是乌克兰的著名教育家，虽然在前苏联早已闻名于世，但是在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介绍进来。最早由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和华东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介绍到我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认为，他是苏联教育的“大集成者”。欧洲成立了专门研究苏霍姆林斯基学术组织，至今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8年定为“苏霍姆林斯基年”。我国的各种教育报刊每天都会出现苏氏的语录。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全面、丰富、深刻等特点，尤其是他关于和谐教育、培养学生精神生活的思想，说到了教育的本质。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的体系：“教育思想治校”的思想、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以及包括“智力背景理论”在内的教育评价观，都是他几十年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终生备课、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知识观以及师生观等都对当今新教育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专著，反思对外汉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师课堂教学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给予我们许多具有实践的意义和理论高度的启示。这位伟大的教育家所提出的独特见解，能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臂膀上，避免走些弯路。他自己的教育教学成长之路，也是我们研究和探索教育教学成长之路的绝好榜样和案例。本文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和对外汉语教学现状的相关论述出发，思考当下对外汉语教学和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一条适合当今对外汉语教学成长的一些新路子。
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
教育思想的研究：国内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研究主要可分为三大方面，“教育思想治校”的思想研究、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研究以及包括“智力背景理论”研究。思想治校的研究重点放在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素养及学校管理上来研究。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研究多注重中小学中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教育评价体系研究与教育改革的关系研究，涉及新课改的理论。这些研究以理论性的研究为主，涉及面广。苏霍姆林斯基的许多教学观点是宝贵的、值得借鉴的，但也并不是金科玉律、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他的教学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由于他立志于教学，并没有更多的时间专门从事理论的概括和分析，所以，他不可能回答我们想了解的一切诸如，记忆、思维法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影响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质量的矛盾方面。我们应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情况，广泛学习各种进步的教育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创建对适合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教学理论。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汉语学习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热潮，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要不断提高，这种需要己经从过去的汉学家在学术、教尝领域里，走到了社会民间，世界上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对中国的汉语教学提出了形式多样、不同层面的需求。在几代对外汉语人的不断努力、研究和探索下，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课堂上，我们能看到对外汉语教师使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来进行教学，他们在课堂上能够注重不同文化学生所带来的教学差异，他们身后，是越来越丰富的对外汉语教材的产生。我们还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走进我们的HSK的考场，走进我们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但是，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样，我们也看到了对外汉语教育发展到今天，由于过度产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针对这些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中找到很好的答案。
“汉语热”的不断升温，给我们向全世界推广汉语创造了最好的时机。认真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现状，加大推广汉语工作的力度，让汉语真正走向世界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需要。把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念结合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更是一次新的尝试。面对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种种难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恰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和依据。可以把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作为基础理论，取苏霍姆林斯基丛书中的经典实例加以发挥，针对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运用。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中，中国文化的传播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占据了一席之地。对外汉语教学的生存和发展、前途与命运，决定着中国文化传播的效果。为了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工作的正确进行，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对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实践指导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吕必松.谈谈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m].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
[2]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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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