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英文篇1
分析馬英九這次政治危機，其實並不意外，在幾個月前的大選中，占盡執政優勢的馬英九，卻被新出爐、毫無全面統領經驗的「菜鳥蔡英文「追著打，在選前的各項民調中，幾乎所有民調都是蔡英文當選。馬英九最後之所以能以近80票勝選蔡英文，並不是選民真的熱愛馬英九，也不是蔡英文實力不夠，而是不希望台灣再亂，更不希望兩岸和平的大環境因為蔡英文當選而改變，在含淚、含血、含憤的選舉氣氛中，特別是在企業大佬紛紛出面力挺「九二共識和兩岸和平穩定的情況下，馬英九終於當選。
馬沒能從歷史中
汲取教訓
很多政治分析家認為，馬英九在過去四年執政期間，只遭遇過一次大的天災——2009年的8月8日莫拉克颱風給台灣帶來的災害。就是在那次風災中，馬英九應對重大事件的能力得到全民檢視，正是這次檢視，讓馬英九的民調蕩到最低，民眾在2008年大選前高票支持馬的熱情立刻全部「煙消雲散，儘管馬英九在後來的執政過程沒有再發生天災，但是馬英九給整個社會的觀感，與民眾期待有很大落差，這也是他2012年1月14日競選連任時，選戰打得非常辛苦的原因，也是很多原本支持他的民眾由「期望變「失望的原因所在。
台灣很多時政評論者認為，馬英九本應汲取教訓，在連任後「改弦易轍，總結過去執政「不得人心的原因，檢討「好心得不到好報的癥結所在。令很多人失望的是，他還沒有連任，就惹惱民眾，特別是在「錯誤時間推出的油電雙漲政策，更讓百姓難以接受，進而給民進黨組織民眾抗議、遊行的機會。
很多民眾認為，馬英九為提升台灣經濟競爭力的方向並沒有錯，油電漲價的決定也沒有錯。錯就錯在他在亂搞、在胡搞。
既然馬英九推出的油電雙漲符合台灣經濟發展要求、有漲價的必要，民眾又為何認為馬英九是在「亂搞、胡搞？
究其原因：
一、剛愎自用
台灣一些民意代表在公開嗆馬時表示，馬英九太剛愎自用，決策小圈圈，在政策出台時根本沒有進行週延考慮，自認為是對的就堅持推出，或者只是採取個別幕僚建議。在油電雙漲問題上，民眾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台電等機構「積弊太多、「貪污浪費嚴重，民眾認為，馬英九應該展現魄力對「台電的機構進行改革，讓他們不要再浪費民脂民膏，待台電等機構改革後，再行漲價，大家無話可說。如今，民眾對馬英九用轉嫁負擔的方式讓民眾為「貪腐的台電買單極為不滿。
二、馬英九
在宣導政令時
沒能體恤民情
「油電雙漲涉及全社會各個方面，在「油電雙漲的拉抬下，民生用品「跟著漲是必然趨勢，馬政府在推出「油電雙漲時，並沒有仔細考慮「聯動效應，在全社會一片罵聲中，致使他把原先一步漲到位的「油電價格改為「分三次調漲，這樣一來，民眾的反對聲音更大，認為馬英九是在「用鈍刀子殺人。更讓民眾難以接受的是，經馬英九這麼一搞，台灣各項產品都以「合理反應成本價格為由全面上漲，而百姓的收入並沒有跟著漲。東莞台商協會輔導會長葉春榮就認為，與大陸近年的原物料價格相比，馬英九的調漲幅度可謂是「小巫見大巫，為何大陸近年的原物料價格飛漲卻沒有引起民怨？因為各地的薪資也跟著漲，薪資的漲幅遠遠超過產品價格的漲幅，這樣一來，老百姓就不會鬧事。馬英九的政策則不然，他只顧漲物價，卻不漲薪資，卻要求百姓「自我節制開支，要求百姓過「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生活，對台灣多年沒加薪現象視而不見。這樣的政令宣導，自然得不到民眾認同，更何況，在他要求百姓「節儉的同時，自己卻在520連任後「換更高級的車子。如此等等，都增添民眾對他的不滿。
三、推動改革
沒能思考細節
九月的英文篇2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容。语言中数字是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规模、大小的数和量,而由于各自语言中所包涵的文化传统、思维观念、以及对数字的感知取向不同,故而赋予数字的社会文化涵义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针对中西方对数字不同的传统观念、英汉语言中数字包含的内涵意义以及在英汉文学及生活中碰到的有关数字的翻译等,来探讨英汉数字文化的差异,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便利。
关键词:英汉数字;内涵意义;翻译;实指义;虚指义;词汇空缺
abstract
everylanguageintheworldtakesrootinaspecialculturalbackground,andthelanguagereflectsthecontentsoftheculture.Figureisthecountandquantitywhichreflectsthescopeandsizeoftheobjectiveworld.thesocialmeaningsoffigurearedifferentbecausetherearesomedifferencesinculturaltradition,theconceptofthinkingandtheunderstandingandusingofthefigureamongallkindsoflanguages.thispaperistodiscussthe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figurefromthetraditionalconception,themeaningsofthefigureandthetranslationwithfigurebetweenthetwolanguages.theaimfromwhichisexpectedtomakeanadvantagein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
Keywords:figureinenglishandChinese;impliedmeaning;translation;grammaticalmeaning;falsemeaning;vocabularyvacancy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而人又离不开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1](p477)“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参与的各方不仅要熟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使交际顺利进行下去。”[2](p480)数字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数字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从中西方对数字不同的传统观念,英汉两种语言中数字蕴涵的不同意义及英汉文学中和生活中碰到的有关数字的翻译等来探讨英汉数字文化的差异,以便消除英汉交际中的理解障碍。
一、英汉数字的文化内涵差异
在古老的传统中,数字具有神圣的意义,还具有主吉凶的宗教迷信色彩。不同的民族对数字的选择性和不同的偏爱,都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烙印。下面就几组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进行对比分析。
(一)、“三”与“九”
1、“三”
汉语中带“三”的习语有很多,如“三思而后行”、“垂涎三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句话不离本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三头六臂”、“三教九流”、“三令五申”等。中国人对“三”的垂青是有因可循的。《说文解字》云:“三,天地人之道也”,可见“三”的本义就是代表天、地、人,即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在历史进程中,人们还逐渐认识到:时间有昔、今、未之分,空间有上、中、下之分,方位有左、中、右和前、中、后之分,似乎有三就能代表全部,“三”因此隐含完全、完美之意在内,并且积淀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从而人们在生活中不自觉地运用“三”来归纳事物,指导行动。在古代,“三”的运用更是奥妙无穷,甚至带有某些神秘意味。在政制结构上,有“三公”(西周时指:太师、太傅、太保;西汉时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时指太尉、司徒、司空);军事编制上,有“三军”(海军、陆军、空军);教育上有“三学”(述学、评学、考学);科举有“三试”(乡试、会试、殿试);录取有“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祭祀要供“三牲”(牛牲、羊牲、猪牲);敬酒要“三献”(初献、亚献、终献);行礼要“三跪”(行此礼时先放下马蹄袖,然后跪下,上身挺直,将右手伸平举起到鬓角处,手心向前,然后放下,再举起再放下,这样连举三次站起来,即为一跪,如此三次即为三跪)等。
西方人认为世界由大地、海洋、天空三部分组成。大自然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方面内容;人体有肉体、心灵、精神三重性;基督教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因此西方人偏爱“三”,把“三”看作完美的数字。所以西方人常说thethirdtime’thecharm.(第三次准灵。)numberthreeisalwaysfortunate.(第三号一定运气好。)莎士比亚戏剧里也说,allgoodthingsgobythree.(一切好事以三为标准。)。
2、“九”
在中国人眼里,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莫过于“九”了。汉语中带“九”的习语,有如“九霄云外”、“九牛一毛”、“九死一生”、“九流宾客”、“九牛二虎之力”、“九天九地”、“一言九鼎”、“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等。中国人对“九”的迷信源于对天的崇拜。《说文解字》云:“九,阳之变也,相其尾曲穷尽之形”。而在变易之数中,全部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在卦符中,阳线或阳爻称为九,阴线或阴爻称为六。因此,九成为所有阳数的典型代表,是阳的全息数符号。九个九重叠,是极阳之数,代表极阳状况,表示极阳之象和极阳之理。古人以“九”为最大的阳数,以“九”代天,自古“九”为封建帝王的象征数字,天有“九重”,地有“九州”,皇帝乃“九五之尊”,官有“九卿”,阶有“九品”,乐有“九韶”,诗有“九赋”,经有“九经”等。大凡皇家的建筑与器物也多合乎“九”。北京城有九门,天安门面阔九间,紫禁城房间有9999间。故宫内三大殿的高度都是九尺九,颐和园内的排云殿也是九尺九。故宫内宫殿和大小城门上金黄色的门钉都是横九排,竖九排,共计九九八十一个。故宫内宫殿的台阶都是九级或九的倍数。
英语中的“nine”没有神圣、尊贵的涵义,但同样也可表示“多”、“深”。如:aninedays’wonder(轰动一时,过后即忘的事情)、astitchintimesavesnine.(及时医治一针省九针;及时处理事半功倍。)、bedresseduptothenines(特殊场合穿着;打扮得很华丽;穿着讲究)、crackup(flatter/honour/praise)tothenine(十全十美)、oncloudnine/seven(得意洋洋,高兴万分,心情非常舒畅)、acathasninelives.(猫有九条命。)等等。
(二)、“六”与“七”
1、“六”
在中国“六”是一个时空谐和数,我们常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六路又称六合,即前、后、左、右、上、下,或天地四方,亦即三维空间的六个方向。“六”在中国人看来是个最吉祥不过的数字。俗语“六六大顺”即是最好的印证。在使用电话号码或汽车车牌号时,人们尤其钟爱尾数为“66”、“666”、“6666”这几组数字,因为它们象征着顺顺利利,万事如意。
英语中的“six”却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人们视6为大凶数或野兽数,这从以下习语中也可见。如: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糊涂的;迷茫的)、hitsb.forsix/knocksb.six(给敌人/某人以毁灭性打击)、sixofthebest(以藤鞭击六下——的一种惩罚手段)、sixpenny(不值钱)、sixofoneandhalfadozenoftheother(半斤八两,差不多)等。
2、“七”
在中国文化中有“七日来复”、“正月初七为人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说。不过,“七”在汉语中却是被人们常常忌讳的数字。给人送礼时忌七件或七样,饭桌上的菜绝不能是七盘。人们在挑选吉日良辰时不挑七、十七或二十七。其原因一是与中国人崇尚偶数的心理有关,二是与中国祭奠死者的传统有关。
九月的英文篇3
一、“九二共识”不容回避更不容否认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内涵就是反对“”、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以此为基础进行协商、沟通和交流。这已被两岸交往的二十年历史所证实是有效有益，而且为两岸所认可、接受的。二十年的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事实说明：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正常向前发展，反之，两岸关系就停滞甚至倒退。
1、否认“九二共识”是蔡英文的明确立场
蔡英文在作为2012“大选”党内初选候选人之前就否认“九二共识”。蔡英文表示：“处理台湾与中国问题，不能陷入历史的框架里，更不能被政治前提压缩了处理的空间”，蔡英文多次否认“九二共识”，在2010年指示发言人林右昌声明“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共识”，从未承认有“九二共识”，坚持“九二共识”的大陆政策是“倾中卖台”。
蔡英文认为“九二共识”是国共两党间达成的，未经过台湾内部的民主程序，不能代表台湾民众的意志。其实蔡英文反对“九二共识”是其一贯立场。她曾是李登辉“两国论”的主要执笔者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其两岸关系的定位自然反对“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其次，她在担任执政期间的“陆委会主委”时就曾坚定地阻挠承认“九二共识”，2000年6月，刚上台不久的曾想依其就职演说中的“四不一没有”政策，与大陆改善关系，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客人表示，可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但在蔡英文的强力反对下，次日否认此说，错失了与大陆改善关系的一个机会。后任上曾想启动“”运作，并希望遵循李登辉惯例兼任“主任委员”，也因蔡英文的反对而宣告失败。况且蔡英文就任主席后，曾亲自带领上街“围城”，把首次到台进行两会协商的陈云林困在酒店十几个小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蔡英文对改善两岸关系及“九二共识”的坚决反对立场了。
2、“台湾共识”是蔡英文模糊策略的运用
单纯地反对“九二共识”，提不出自己的两岸关系政策的蔡英文和是无法面对2012“大选”的。蔡英文提出的是替代“九二共识”的“台湾共识”。在此蔡英文充分发挥了她的“模糊大师”的功力，首先她确立的立场是“台湾前途决议文”，避开敏感的“”问题；其次，她把“台湾共识”定义为：台湾的民主机制，保障不同的声音和主张，因此基于内部意见的多元性，必须透过民主机制形成一个内部的共识，或许可以称它作“台湾共识”；这对将来与中国(大陆)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以及可长可久的架构，是非常关键性的条件与过程。
蔡英文在此提出的“台湾共识”，就像吕秀莲说的“搞不清楚台湾共识是什么内容”。但蔡英文对此的解释是：“主张台湾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应从台湾认同出发，以台湾价值为核心，两岸必须维持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关系”。但“台湾共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英文始终未说清楚，也提不出“台湾共识”的政治基础。台湾的舆论界就蔡英文的“台湾共识”与大陆政策内容的空泛和模糊给她起了个“空心蔡”的绰号，蔡英文缺乏一个政治家、领导者的诚实，讲一堆选民听不懂的空话，掩藏自己的真正意图。
3、“台湾共识”成了一个什么都装的筐
蔡英文坚决反对“九二共识”，又讲不清“台湾共识”的内容和涵义，在台湾岛内遭到的质疑，岛内的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企业家都希望蔡英文讲清楚“台湾共识”是什么，台湾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2012年1月3日主动邀媒体茶叙说“台湾共识”就是“”。不仅是台湾岛内大企业家、美国也不买“台湾共识”的账。其实蔡英文2011年9月带着她“十年政纲”中的“台湾共识”到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面试”，前脚走，立即有美国官员放话给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蔡若当选可能引起两岸关系紧张。显示美国并未接受蔡英文模糊的“台湾共识”来取代两岸政策上清晰的战略保证。
郭台铭、张荣发等岛内大企业家相继表态，支持“九二共识”，质疑“台湾共识”就是“”，并认为“”会使整个台湾经济垮掉。被打倒了痛处。2012年1月4日下午紧急澄清：
“台湾共识”不等于“”，“台湾共识”纳入了任何政党的主张，包括“独立”、统一及所说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等选项。这就使蔡英文打造的两岸政策“台湾共识”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两岸关系的三个主要选项统一、“独立”、维持现状三个选项都包括在内，即使是这样，还是不能了解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到底是什么。在选举前不到十天，中央对两岸政策的核心内容“九二共识”的态度从拒不承认跳跃到“九二共识”也是“台湾共识”的选项之一，言下之意愿意讨论“九二共识”。这使得蔡英文两岸政策论述矛盾重重：如果蔡英文坚持不存在“九二共识”，那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纳入“台湾共识”，既然要把“九二共识”纳入“台湾共识”，就不能否认两岸存在这样的共识。他们提出空洞的“台湾共识”无法说服台湾民众时，当不承认“九二共识”成了蔡英文打赢选战的软肋和被外界批伐的重点时，蔡英文感到了“九二共识”在选战的重大作用，选择改变选举策略，对“九二共识”表面上的接受，或者说“概括性承认”，把本来否认的“九二共识”，甚至统一、“一中各表”等统统纳入了“台湾共识”这只无所不包的大筐，以此来削弱舆论对其两岸政策的质疑，化解中间和经济选民对蔡英文两岸政策的疑虑，制造出也接受“九二共识”的假象，同时更暴露出“台湾共识”不过是一个蔡英文选举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是道具罢了，各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服务于蔡英文的政治目的。
二、对eCFa的反复无常
蔡英文两岸政策中对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对“九二共识”是从否认、模糊、替代和概括性接受，而对两岸经贸关系在和平发展下取得的重要成果、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同样是反复无常。从两岸洽商eCFa起，蔡英文就和极力反对，认为它将损害台湾经济，给台湾产业和居民带来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并主导绿营报纸、传媒等说“一旦签署eCFa，将导致台湾农渔、服务业的几十万人失业，使台湾死路一条”。在台湾中南部造成恐慌情绪，蔡英文和组织发起“公民行动”，在全台319个乡镇组织巡回演讲，渲染eCFa带给台湾经济的负面
效果。
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教授及曾参与过台湾加入wto的谈判代表，各界都期待蔡英文在辩论会上以专业水平阐明eCFa对台湾经济、产业、就业的影响，不料她还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含糊其辞”，再次扮演了模糊大师，回避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只是认为eCFa将对台湾的农业，对台湾的就业、产业不利的影响，会使台湾的经济过分依赖大陆，而提不出明确的论据。但却不惜表示用“公投”来阻止两岸签署eCFa，并组织绿营民众上街游行，反对签署eCFa。
在成为2012候选人后，蔡英文公布的“十年政纲”认为，“eCFa明白地讲，就是两岸的自由贸易协定，但马政府始终不愿意面对，也不愿完整地告知两岸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台湾发展的深远影响，更忽视中国因素可能导致台湾无法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洽签Fta的现实”。蔡英文又在这里玩偷换概念的游戏和模糊混淆eCFa与Fta的差异，Via即自由贸易协定最明显的特点是对等，而eCFa是两岸的一种特殊性安排，有着明显的让利、照顾性质，作为“国际经贸专家”的蔡英文不可能不清楚二者的差异。举例说两岸签署的eCFa中，大陆向台湾开放的农业、服务业，台湾就没有向大陆开放。劳务也同样如此。eCFa早收清单湾享受到零关税800多项，大陆方面仅200多项，蔡英文是故意不提这二者的差别，但无法回避eCFa早收清单对台湾带来的实质利益。另一方面则危言耸听认为台湾签eCFa后对市场开放的影响，及台湾在全球经贸市场的地位的影响等转移民众的视线，尽可能缩小eCFa签订的正面意义，既否认了当局的努力，又抹杀了大陆方面的善意，同时也为自己及前一阶段阻挠eCFa的种种行为找理由和台阶。
在有关后续处理eCFa的态度，蔡英文说：“eCFa已经完成签署也开始实施，这是既成的事实，它也成为‘台湾对外的协议’，因此2012执政后将会遵循民主程序及国际规范来处理相关事宜。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加以审慎检视。”处理eCFa后续情况时会考虑下列因素：(1)台湾与中国(大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程安排跟双方谈判的进程；(2)双方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安排；(3)两岸如建成自由贸易区对于台湾各个层面可能带来的影响；(4)台湾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洽下Fta跟参与经济合作的协议的进度等。可以观察到，这与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十分相似：否认、模糊不清、迂迥，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让你清楚了解她的具体立场和态度。
针对岛内媒体提问有关执政之后，是否有废除或终止eCFa的可能，蔡英文表示：马当局在推动eCFa的过程非常仓促，且在没有完整规划和评估之下就提出政见与政策并马上推动，造成社会很大的恐慌；有关官员、本人对eCFa是什么，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都说不清楚，也没有让“国会”有实质监督的机会，更没有让人民得到充分的资讯去了解这个政策的意图。蔡英文强调在2012执政后，会把整个eCFa做一个完整的评估，让社会知道eCFa对台湾社会的利与弊，至于相关的后续处理和决策，一定会让大家充分参与，并且让决策透明，也让“国会”有充分实质监督的机会，至于是否“公投”，由台湾人民做出判断。“公投”是人民的权利，要不要发动其实是人民自己的决定，“政府”可以做到是把整个评估和决策做得完整，且对外有足够的透明化，让我们整个民主机制、包括“国会”的监督、人民的参与能够充分的发挥。这里可看出蔡英文在eCFa的议题上与她的“台湾共识”如出一辙，只是一个民主机制运行的过程，至于具体要如何做，是反对还是废除或中止，提不出一个明确的态度，与前一阶段蔡本人提出要用“公投”来决定eCFa问题又有变化，不放弃“公投”，但还要把“公投”的责任推给台湾民众。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态度变化、反复，甚至提出上台会“延续前朝的政策，不会横柴入灶”，表明蔡英文心中实际有数，确认eCFa带给台湾经济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又要为自己反对eCFa的立场辩护，责怪未把eCFa的实质与大陆谈判的进程对台湾经济产业的影响讲清楚；另一方面，为自己上台享受eCFa带来的好处，与大陆发展经济关系预留伏笔。即一边否认“九二共识”，一边又想享受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的两岸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指出：“大陆对台湾的经济政策有一个政治前提，如果有一天，反对没有，‘九二共识’没了，可能一切都要重新考虑。”在大陆如此明确的底线上，蔡英文在eCFa问题上想消费大陆是肯定行不通的。
蔡英文如此的政治品格也使台湾选民包括大小企业家及经济选民对上台后能否稳定经济产生忧虑，种种的反复不定的政策立场让中间选民无法放心。在国际经济低迷，两岸经贸已成为台湾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一环，理智的选民当然不愿看到当局三年多来好不容易获得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被和蔡英文所破坏，导致台湾经济被拖累。更重要的是，目前世界经济景气低迷，各国或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倘若台湾失去大陆这个既有庞大消费力、又有充足的支付能力的市场，那蔡英文自豪的“在地经济”根本撑不起台湾经济的增长。选民们经过慎重的思考投下了他们的选票，事实证明了蔡英文的两岸经贸政策及对eCFa的立场的彻底失败。
三、蔡英文否认“九二共识”，反对eC―Fa的真实原因
1、“反中”的本质所决定
的“”党纲与“台湾前途决议文”决定了历任领袖的面对大陆时都有一种强烈的“反中”立场，2004年加人的蔡英文与早期的美丽岛系党外运动虽无血缘关系，但她是一个“理念”，本质上延续和继承的“反中”立场，作为主席和2012候选人，蔡英文必须表态，否认“九二共识”、反对eCFa，以保持和传统立场一致。
2、稳固深绿基本盘、取得基本教义派支持的必要表态
在2008年失去政权后，党内陆续有人提出与大陆进行交流、检讨两岸政策，但每当有实质性举动时，就会遭到党内一致围剿，深怕动摇了基本教义派支持者。蔡英文为取得深绿基本盘的信任和支持，当然要对两岸关系的“九二共识”和eCFa采取否认的抵制的态度，以确保2012“大选”基本盘不流失。
3、模糊、反复多变的立场和政策都是选举考量
作为一个学者出身的主席，岛内曾寄希望她“形象清新，与传统的领导人打选战的风格不一样”，蔡英文自己也曾表示“要打不一样的选战”。可一旦投入选战，与传统的人没有任何两样：抹黑、抹红、攻击的两岸政策是“倾中卖台”，与大陆签eCFa“是损害台湾劳动阶层和中小企业利益”。不仅如此，蔡英文还真正体现了她的不一样：无论是“九二共识”还是对eC，
Fa的立场，她都表态多次，云里雾里就是让人心搞不懂她到底是什么立场。这是因为，首先她通过“立委”补选、县市长选举及“五都”选战等一系列选举的胜利，显示了实力，成为了绿营共主，她说什么愿说什么都已不受限制。其次，通过一系列的“反中”、坚持“”立场的宣示和行动，辜宽敏等台湾大佬及整个绿营都无条件相信蔡英文，无论蔡英文采取什么样的大陆政策，怎么说、怎么改都通盘接受，只要能拉到选票，把拉下台就可以。再次，的一些支持者包括相当年轻的“首投族”，无兴趣去听懂、分辨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包括她说的“九二共识”与“台湾共识”及对eCFa的立场，为选举考量，蔡英文可以在事关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一变再变，无所顾忌。
4、为胜选吸引中间选民的需要
在选战的最后阶段，蔡英文在与的电视辩论中对“九二共识”和对eCFa的立场都有很大的变化，因绿营最大化的得票也不可能超过四成五，为争取5―6个百分点的中间选民，蔡英文才抛出模糊的两岸政策。可是这部分的选民并不那么好骗，他们不相信蔡英文的政治立场和两岸关系政策，蔡英文的模糊回避策略对他们无效，最后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蔡英文的“捣鬼策略有效，但作用有限”。
四、败选后的大陆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
2012选举已落下帷幕，蔡英文宣布辞职下台，已决定由陈菊党主席。关于败选检讨，据已公布出来的消息，蔡英文并未涉及到“九二共识”和两岸政策。但她说过应务实开放与大陆进行交流。“必须要再对两岸政策整体好好反省”。但实际上对其大陆政策调整空间十分有限，更不用说其大陆路线了，因为：
1、蔡英文不能为败选负“路线错误”的责任
蔡英文此次失利，但却拿到609万票、45.6％得票率，可谓“虽败犹荣”。如果承认是路线错误，那么否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就要负全部责任。这将影响蔡英文2016的再战。目前党中央内蔡系人马和支持蔡英文的派系不会同意。况且这容易为其他派系今后攻击蔡英文的理由留下隐患，所以不能承认是“路线错误”，而归结为大陆、美国联手打压等外部原因及竞选策略的失误。
2、调整大陆路线与政策不符合的根本利益
目前的政治基础仍是“”党纲和“台湾前途决议文”，其本质仍是“”和“反中”。要在其两岸关系上做重大路线调整，认同“九二共识”，目前是做不到的。看看谢长廷发表的“要往中间靠”遭到大量党籍“立委”及姚嘉文、段宜康、林浊水等人的攻击就可知道，要动根本、修改党纲是一个天大的难事，失去“”这杆大旗，如何凝聚绿营共识、党内共识，都需要全盘考虑，首先要在新一届中央领导中形成共识，然后要权衡是要夺回政权、修改路线政策，还是坚守“”理念，哪项为重，哪项为先。
3、调整大陆政策不符合的政治基础和生存利益
内部很多人担心“往中间靠”的大陆政策会损害的基础。“往中间靠”的大陆政策将使“两头不靠岸”。因为早已将两岸政策的主导权和诠释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占据了制高点，向靠拢不但是迟来一步，也难以改变人们心中早已固定的“反中、”的印象，这就有可能使既难以讨好中间和浅蓝选民，又将流失深绿基本盘，两头不讨好，那么对的生存、发展乃至夺取政权都是极为不利、得不偿失的。
4、当务之急是确立新的领导核心、整合好内部派系
当前的头等要务并不是检讨和改变其大陆路线和政策，当务之急是确定新的领导核心。由于陈菊党主席只到5月份，目前台上出来竞选的党主席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不是一个十分有实力的主席人选。是否出来参选和能否当选、与谢长廷等其他派系的争斗与连横合纵才是内目前到五月份的头等大事。新领导核心未确立之前，的两岸政策的调整只是说说而已，特别是苏焕智说要在北京设立常设机构，并希望蔡英文任驻大陆机构负责人的提议，听听而已，不能认真。现在只能静观新领导核心产生后的的事态发展。
5、未来的两岸政策调整的空间十分有限
首先，内新领导核心或重要派系能否发展成主导两岸和平发展路线的新势力不容乐观。在“”为本的内能否生成一股坚持台湾和平发展路线的新势力且成为主导势力可谓难上加难。
其次，摆脱“去中国化”的心理和敌视大陆的意识形态还要有相当长的阶段。长期以来找不到与大陆建立互信基础的共识，操着“、对等、尊严”的理念，总从单方面解读两岸关系，从目前发展态势看，否定“九二共识”还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上下考虑的都是用何种新说法来取代“九二共识”，对于eCFa也始终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对陆资不放心，对陆客有偏见。对改善两岸关系说的比做得多，说的做的不一致。
再次，对于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两岸和平发展不可逆转的现实、“”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无情的现实还是不愿真实面对。对于的两岸政策是否要改变仍然没有紧迫感，这几年没有重要选举，不见得有生存危机，为维持内部团结，也不一定会进行两岸政策的辩论。即使有所改革，可能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短期内不可能有重大变化。
最后，在5月份后对大陆的交流、互动会放宽，党公职人员与大陆的交流参访也会有所松动，特别是和大陆涉台的学术机构，包括参与海峡论坛等活动都可能进行。但仍会强调“没有先决条件”。另对于两岸的经贸合作、往来可能持较正面的态度。总之短期内的两岸政策调整的幅度和力度都十分有限，不应对此抱太大的期望，还是应认真观察。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注释：
①《两岸主张蔡英文：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联合影音网，2010/2/23。
②台湾《联合报》2010.12.24。
③⑧⑨⑩台湾《自由时报》2011.08.24。
④台湾《联合报》2011.3.24。
⑤台湾《联合报》2012.1.5。
⑥《台湾时报》2010.10.19。
⑦《自由时报》2010.10.19。
九月的英文篇4
8日清晨，日军第45轰炸机队轰炸启德机场和各战略要地，舰队封锁维多利亚港，迅速取得对香港的制空、制海权。与此同时，日军第38师团三个步兵联队攻入新界，突破英军“垃圾湾防线”进入到九龙市区。驻港英军司令玛丽比下令退守港岛。18日开始，日军强攻北角，占领了跑马地、浅水湾;激战至25日，英军终因兵力薄弱，外援断绝，港督杨慕琦及驻港英军9000人被俘，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香港实行野蛮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12月9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同时，为配合美、英联军作战，开辟敌占区游击战争，由宝安地区派出精干武装分队插入元朗、大埔，并紧随日军攻占九龙，深入荃湾荃锦公路口及青山道、九华径一带，打通从九龙市区到宝安游击区的交通线。惠阳地区亦派出精干武装分队和海上护航分队，经大鹏湾进入西贡半岛的塔门、赤径，并伸展到狮子山、牛池湾一带，打通从九龙启德机场经西贡墟、企领下到惠阳游击区的海上交通线。游击队建立两条交通线，保护了被日本“递解部”强制驱赶出境的几十万市民在旅途上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了大批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回国的安全;保护了大批滞港战略物资运输往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游击队在港英政权崩溃、日军政权尚未建立的真空时期，为新界居民肃清土匪，维持治安;发动青年组成民兵常备队、自卫队，拿起英军在战场丢弃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经游击队培训，保卫自己家乡，填补了政权过渡空间，并成为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建军的基础。
1942年2月3日，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新界西贡半岛的黄毛应村宣布成立，任命大队长蔡国栋，政治委员陈达明，政治处主任黄高阳，负责统一指挥由宝安、惠阳进入港九新界地区的长枪连队、短枪武工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工队和情报系统，以及新组成的各地区民兵常备队、自卫队，开展敌占城市和近郊游击战争，配合法西斯同盟军作战。
香港是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中转补给站，日本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野间贤之助大佐为宪兵部部长，率领由步第67、68、69三个大队组成，约3000人的警备队和宪兵队驻守;在港九新界各地区设警备派遣队和宪兵队，并招募数十名警察和宪兵组成巡查队;在铁路、公路要点修筑碉堡，重要交通路口设检查岗哨;在新界、大屿山各海港以及大鹏湾海域派出炮艇日夜巡逻。整个港九新界地区军警林立，严密控制。再加上港九新界地区地域狭窄，海港阻隔，山小林稀，大屿山更是一个孤岛，游击队在这样的城市和近郊开展游击战争，采取什么战术作战，在游击战争历史上少有这种范例。会不会付出重大生命代价，游击队到底能否生存和发展？需要这一支新组建的游击队勇敢地迎接挑战，自强不息，在实践中探索。
港九地区的特殊环境决定了港九敌后抗日游击队的主要形式。港九大队根据这一特点，除组建长枪队、自卫队和海上队外，专门组建4支短枪队，开展城市近郊游击战。
九龙新界有650条自然村，港九大队派出大批民运工作队深入到各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和群众组织。同时派出工作组进入市区与地下党组织结合，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建立秘密交通情报网络，为开展城市游击战，打好群众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灵活机动的特点，以打小仗、打巧仗为主，采取灵活的战术，时聚时散、来去无踪、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捕捉战机，进行奇袭、突袭、夜袭，采取袭扰战、破击战、伏击战等有力打击敌人。1942年秋冬，短枪队在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锦进）带领下，深入香港九龙市区活动，先后在狮子山下伏击日军，全歼日军一个班;在牛池湾，队员化装成客家妇女商贩，接近日军哨所，全歼日军伍长、宪查等16人;在九龙市区，队员化装成便衣伪警员，开着小汽车直闯金龙酒家，击毙作恶多端的汉奸肖如九;3名短枪队员驾驶1艘小船闯进九龙太古船坞，活捉2名日本密探;短枪队在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夜袭观音山日军兵营，全歼日军一个工兵班。1943夏，刘黑仔带3名队员化装成日军直奔九龙圹，处决了日军宪兵司令部的汉奸翻译官陆通译;接着黄冠芳、刘黑仔带领突击组乘夜进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一座油库和一架飞机;在铁矿通往九龙市区的公路埋伏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之等3人。市区中队在市区老街炸毁了4号大东桥，并散发传单，扬言要攻打日军南支派遣司令部，令敌人惴惴不安。经历一系列战斗，屡获战果，威震敌胆，刘黑仔成了名扬港九的英雄人物。
港九大队成立三年多，先后粉碎了日军10多次大扫荡，从初建时的百余人，发展到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枪队和一个直属中队，约80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
港九大队游击战士经历无数艰险，不怕牺牲，坚持敌占区反法西斯战斗，直至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率领军舰抵港，游击队奉命于9月28日发出宣言，向港九新界同胞告别，一周内撤出港九地区。
1946年4月30日，港督杨慕琦从潘阳战俘营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1947年7月25日，葛量洪接任为第二十二届港督，往后直至于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离任，前后经历半个多世纪。历任港督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曾经配合盟军英勇作战，深入集中营里营救英军战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的游击队，一直不承认他们的存在，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不公正的。
九月的英文篇5
一、解读《唐英奏折》
乾隆四年(1739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在淮安关任满后，受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旋调九江钞关，仍兼理陶政。于每年春秋两次赴景德镇督管烧造事宜。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初八日，唐英《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折(14号)》云：
窃奴才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到内大臣海望寄字，钦奉上谕：着唐英照此挂瓶花纹、釉水颜色烧造些各款式、各色鼻烟壶。着其中不要大了，亦不要小了，其鼻烟壶盖不必烧来……
奴才接字之日，正值泥土凝冻，岁例停工，各匠俱已回家，窑火亦皆停歇①。奴才伏念鼻烟壶尚属小件坯胎，可以烘烤制造，亦便于包襄赍送②。因差人至各匠家传集九江关署⑤，奴才亲自指点，恭拟坯胎数种，并画定颜色、花样④。即于新正赍赴厂署，在民户烧造粗瓷之茅柴窑内攒行烧制，并令星夜彩画⑤。今攒造得各款式鼻烟壶四十件，着奴才家人赍京恭进。惟是时届停工，攒造匆剧，恐釉水、款式未能仰合圣意，故不敢多造，亦不擅敢动烧造钱粮，奴才暂行捐制⑥，恭请皇上教导改正，以便钦遵，俟开工之后再行动项制造……
注：①雍、乾时期，御窑厂每年的烧造时间，根据景德镇气候而定。乾隆四年，唐英《奏请赴窑厂经理陶务由九江知府照管关务折》云：“其(御窑厂)最关紧要之时，在春则于二、三两月，秋则于八、九等月。”到了严寒冬季，大地有霜冻，泥料不宜做坯，窑厂要停工。唐英《珠山行馆书怀》诗原注云：“厂例：三月开工十月止，余每岁两次临厂。”
据乾隆《浮梁县志》载，当时在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的各工种工匠，本地(浮梁县)人占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客籍人，其中多来自邻县都昌和波(鄱)阳。嘉庆年间景德镇人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之一日：“蚁蛭蜂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原注：“镇坯房皆矮屋(图1)，工作多都、鄱并客籍人，本地近少业陶者。”这一大群工匠都不带家属来景德镇，单身住在坯房或窑房里。每年冬季停工后，他们就结帮还乡过年。
②鼻烟壶造型小巧，做坯不需用陶车，可采用印坯法。制作工艺是：先依照造型设计图稿制成模范，再用泥块套模印坯成型。印坯法可实用于各式各样的款式，如扁葫芦式(图2)、抱月式(图3)、瓜棱式(图4)。
③九江距离景德镇153公里(唐英在一首诗的序中云'九江“距厂三百余里”)，与都昌毗连，船只往来尤为便利，较都昌至景德镇更近。皇帝谕旨下来，抓紧时间部署制作方案，丝毫也不能懈怠。在制作坯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其涉远一起返回景德镇，不如果断派人就近到都昌、鄱阳两县的各工匠家中，邀他们集中到九江关署来。“各工匠”是指成型的做坯匠(详见下文)。
④遵谕旨指定的挂瓶花纹、釉水颜色，唐英亲自设计各种式样的鼻烟壶，并绘制出装饰纹样和色彩的样稿。因为挂瓶与鼻烟壶造型的差异，又有“烧造些各款式、各色”的旨意，留给了唐英构思鼻烟壶造型、花样的艺术空间。
⑤在九江关署完成鼻烟壶的坯胎制作，即于新年(乾隆九年)正月运到景德镇御窑厂，装坯入匣，搭在民窑户的茅柴窑内烧成瓷。时间紧迫，下令连夜彩绘。
以上行文次序反映了烧造工艺，推断出这批鼻烟壶的品种是釉上彩。也说明了第④之“画定颜色、花样”不是指在坯胎上彩绘釉下彩，而是唐英自画彩绘鼻烟壶的样稿，提供给“星夜彩绘”的匠师们临摹用。
为何“窑火亦皆停歇”，不重新点燃，而要放在“民户烧造粗瓷之茅柴窑内”烧制呢?
平时，御窑厂生产官窑器都是在“柴窑”内烧成。柴窑，又称镇窑。以松木为燃料。火力猛，温度均匀持久，用于烧细瓷。据唐英《陶冶图说》“成坯入窑”条云：柴窑“窑制长圆，形如覆瓮，高宽皆丈许，深长倍之。”“其烟突围圆，高二丈余。”烧一次，下午点火，烧一昼夜歇火，再待一昼夜自然降温后开窑。大形制的柴窑停火后，重新烧窑，先要预烧，将炉膛烤干。专门为了烧数十个小鼻烟壶，体积太小，耗时损财费人力，显然不当。茅柴窑，即槎窑，形制小于柴窑。以灌木、杂树枝丫为燃料，易点燃起火，火力时猛时弱，民窑用于烧造粗瓷，如渣胎碗之类。将鼻烟壶放置槎窑“攒行烧制”，每次在窑内有限的最好窑位烧少量的坯件，风险小，积聚起来都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⑥因为是特定的时令，特殊的烧制，深恐不合圣意。不敢动用公帑，由唐英自己垫付烧造费用。
二、唐英呈进的鼻烟壶
唐英和御窑厂的工匠们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制作，浔景两地奔波，完成了一项特殊的制瓷任务。接着御窑厂“开工之后，再行动项制造”，于乾隆九年三月十六日，唐英将烧造的洋彩锦上添花各式鼻烟壶四十件……呈进。此时，皇帝下谕旨：“嗣后……其鼻烟壶每年只烧器五十件，不必多烧”(《乾隆纪事》)。可是，唐英则把忠君的精诚与办事的干练发挥到极致。一个半月后的五月初四日呈进第三批各色洋彩鼻烟壶四十件(同上)。一浪又一浪，唐英率众匠师推波助澜，把烧造瓷胎鼻烟壶推向高潮，达到历史巅峰。
在所有瓷胎鼻烟壶中，笔者认为最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应是随《唐英奏折(14号)》一同呈进乾隆皇帝的那批特殊品。可是，如何来鉴识呢?由于唐英没有详细的记述，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史料有记载。因此，我们只有将清宫旧藏的乾隆粉彩鼻烟壶和挂瓶加以对照，才能推断出那次特殊制作的鼻烟壶。因为，在制作工艺、造型、纹饰、色彩和绘画风格诸方面，鼻烟壶与某一挂瓶都应十分相似，
经过多年留心寻觅，笔者发现两件器物符合以上特征，试作以下比较分析。
1．乾隆“粉彩红地开光花卉图方形挂瓶”(图5，藏)。瓶造型为半剖方瓶，背面为平板，印坯成型。装饰用胭脂红地绘缠枝花纹和“寿”字。瓶腹作纨扇形开光，与瓶腹轮廓协调。开光内绘一茎盛开的水仙花，旁依玲珑湖石。石后有天竹，枝上果实累累如红珊瑚。花石间又有月季花相掩映。草丛中还有灵芝与花相伴。用笔秀逸，线条圆润，色彩丰富、明艳。
2．乾隆“粉彩花卉图扃鼻烟壶”(图6，北京故宫藏)。小口，斜肩，阔腹，壶正背面均为圆平面，造型别致，印坯成型。装饰也采用红地衬托开光。开光形状与壶的造型和谐统一。绘画题材除未画月季花外，其余与挂瓶均相同。绘画特色：①构图。左下密右上疏。左侧画洞石，石旁有三茎水仙花，石后的天竹与水仙相呼应。花下草丛中辅以灵芝。②画法与色彩。水仙花，花朵有六瓣盛开的和蓓蕾；叶有一条叶脉，露出白色茎。黄花绿叶。天竹叶卵形尖端，每株必三丛，颇似竹，红果绿叶。洞石玲珑剔透，施蓝色。灵芝，皴皮皱起，填赭色。以上所描绘的景物用铁线描勾线，圆劲有力，流畅自然，与挂瓶的构图、画法、色彩均相同。
通过以上对比鉴赏，笔者认为乾隆“粉彩花卉图扁鼻烟壶”就是唐英遵谕旨照乾隆“粉彩红地开光花卉图方形挂瓶”之样，在九江关署设计的。
三、余论
从这次特殊的烧制鼻烟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唐英个人的内心世界及官窑文化的内涵。
1．唐英“犬马心坚”的忠贞
唐英隶汉军正白旗，“世受国恩，从龙日下隶籍内务府，幼即供役养心殿，二十余载”(唐英《陶务叙略》)。“从龙家训在，忠孝外无传”(唐英《语庚儿》)是他的家风，因而深受皇上信任。在江西督陶尽忠尽责。乾隆二年唐英有《奉命入觐途中恭赋二章》诗云：“捧节天南鬓欲皤，趋朝衔命此经过。平畴绣野丰年屡，甘雨和风恺泽多。千里梦魂依凤阙，一忱精白向銮披。恩承格外愁难报，犬马心坚矢不磨。十年薄宦返轻装，迢递山河道阻长。云望尧天皆五色，春回禹甸已三阳。眼新物候冰霜尽，路识乡关水土香。宁止小臣沾被厚，行看举世入虞唐。”诗中颂扬太平盛世，抒发恋主之情，并对皇上表忠，这是他内心真诚的吐白。所以每次烧造任务，他都殚精竭虑，力求完美，以“披露丹款，归穷上闻”。
乾隆皇帝喜爱挂瓶，他每次巡幸时辇内都有插着鲜花的挂瓶，得以慰途中寂寞。乾隆七年十月，他诗兴有感而发，作《咏挂瓶》一首。又见瓶体装饰有画无诗，于是命书此诗于瓶上。唐英巡视景德镇御窑厂正在回九江的途中，值京邮奉到谕旨一道，唐英即刻返回景德镇，召集众工匠，热火朝天，烧造挂瓶成功。接着呈进一批又一批挂瓶，继而将御笔宸翰勒石刻碑，筑御碑亭立于御窑厂署珠山之巅。皇帝给予了“所办甚好”的嘉奖(详见拙文《乾隆皇帝、唐英与轿瓶》，载于《收藏界》2006年第7期)。
唐英自感“一微末小臣，承乏陶务，以一器之微，荷蒙睿制称嘉，跪读之下，俨如瞻仰天颜，感悚交集”(唐英《恭纪御制诗碑后，敬赋小诗识事》)。当又一次接受特殊任务时，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忠诚与才干。
2．特殊鼻烟壶的文化内涵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乾年间御窑厂遵照皇帝的旨意烧制瓷器，皇帝常常对款式、纹样、颜色、大小都有要求，有时还要先画样呈览，提出具体意见，审定后才允许制作。那么，这次谕旨选样的挂瓶内涵是什么?唐英为何意外部署，紧急烧制呢?谕旨下达之时，正值百花凋谢，水仙与天竹，花明珠圆玉润，岁寒缔结同心。装饰在挂瓶上的天竹、水仙、灵芝、寿石是传统的《岁朝图》中的主要题材。宋缂丝陈居中《天仙拱寿图》(图7)就是由天竹、水仙、腊梅、绶(寿)带鸟构成画面。清画家陈书《岁朝丽景图》(图8)更是集新春吉祥祝福之大成。在岁朝花旁有寿石，花盆边有灵(龄)芝、百合、柿(事)子、苹(平)果等交错组成许多吉祥语。选样挂瓶的隐意显然是岁朝祥瑞。鼻烟壶的画面虽然只有3至4厘米的高度，但是在遵循“照此挂瓶花纹、釉水颜色”旨意时必须保留挂瓶的文化意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唐英赶在新春让皇帝从鼻烟壶上得到了“天仙龄寿”的审美享受。
九月的英文篇6
2000年4月初，台湾大选的硝烟刚刚散去，本人承蒙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张五岳所长之邀，赴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访。其时，国台办针对即将上台发表的“听其言，观其行”的声明正在岛内发酵，两岸关系气氛微妙。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是大陆给一段宝贵的“察看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看在“5・20”就职演说中，要不要表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我当时在台北与各方人士频繁接触，深切了解到此刻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中原则”，因而对两岸关系前景深感忧虑。于是在淡大大陆所的座谈会上，我首次表示，“刚刚在选前高喊‘万万岁’，现在就让他马上改口接受‘一中原则’确有很大难度”，但是如果在就职演说中，能够提出“愿意按照‘’的精神和在两岸两会‘九二年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恢复协商谈判”，依我的判断，“大陆虽不满意，但可勉强接受”。这样大陆将结束“听其言”，而进入下一步的“观其行”阶段。记得在其他一些场合，我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对此，张五岳教授颇为肯定和重视，认为很有“创意”，不失为一种替“解套”的提法。
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4月底我即将结束访台的某一天，当时尚未卸任的台当局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起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首次公开使用了“九二共识”的用语。苏起使用“九二共识”用语，是否源自于张五岳教授或是其他什么人将本人的观点上报台当局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后对苏起有所启发而率先公开提出，我不敢妄断，但至少我跟苏起是“不谋而合”!返回大陆后不久，我在5月19日接受《中国时报》记者徐尚礼专访时，再次阐述了我在岛内发表的上述观点和“九二年共识”的提法。隔天《中国时报》予以报道，题为《对台学者：模糊承认一中北京可接受》。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旧事重提”，并不是要和苏起争抢“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无非是想说明：当年我们许多人有心维护两岸协商和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大家都在想办法，用心良苦。我相信苏起的初衷应当也是和我一样的。
回想当年，在“一中”原则问题上一直躲躲闪闪，但平心而论对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的共识并不是没有考虑予以接受。他上台后不久，在6月27日会见美国亚洲基金会会长富勒博士时就曾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海基、海协两会之前会谈的共识，那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不料想的话音刚落，国台办尚未来得及回应，当局新科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蔡英文就在当晚紧急召开记者会加以否认，各界为之瞠目。后来两岸关系的恶化众所周知，两岸协商谈判始终无法恢复，进而变本加厉推动“法理”，把推向了战争边缘。坦白地说，当年身居高位主持两岸事务的蔡英文是脱不了干系的。
所幸的是，2008年5月后执政当局重归“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柳暗花明。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内两岸两会达成15项协议，其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正是两岸双方共同坚持“九二共识”。这见诸两会往来的函件和两岸领导人的历次讲话之中。
因此，“九二共识”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它不是国共两党谈出来的，而是经两岸官方正式授权表明的立场和态度。如今主席蔡英文以词害意，诡称2000年以后才有“九二共识”这个名词，因而矢口否认1992年两岸两会确曾达成共识。忆往事看今朝，不禁令人感慨：¨年过去了，一个号称民主进步的政党，在对待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对待历史事实问题上，其立场和态度如故，丝毫没有进步。所不同的是，认清其“硬拗”品性、看穿其诡辩术的人，越来越多了。
九月的英文篇7
2、香港：1997年7月1日。
3、澳门主权移交（澳门回归，葡萄牙语：transferênciadeSoberaniademacau）指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葡萄牙共和国结束统治澳门的历史事件。
4、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同中国总理赵紫阳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友好磋商。双方都认为解决澳门问题时机已经成熟。访问结束后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决定将就澳门问题于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进行谈判。
5、1986年6月，中葡在北京就澳门问题举行首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6、中葡两国政府由1987年4月13日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至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移交期间的12年，被称为过渡期。
7、香港回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
8、英国开始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时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
9、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时称九龙司地方一区）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块大小岛屿总计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英国，并将租借地称为“新界”，租期为99年。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从而占领香港全境。
10、1982年9月，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
九月的英文篇8
香港岛属于岩基岛（大陆岛），沿岸线无平陆。港岛东北背山，西南有大屿山岛，西侧有鸡踏门等，东侧有佛堂门、鲤鱼门，南侧有双箸门。依山傍海，良港避风的香港岛从明代开始就是华南最重要的海防要冲。
中国的领土香港
根据考证，香港的名称最初因为明代以东莞、新安等地为代表的“莞香”驰名中外，大批沉香从这片区域装船转运，久而久之转运港口就被称为“香港”。据19世纪初编写的《新安县志》记载，现代香港西南部在当年便有一座“香港村”，属于新安县官富司管辖。
当然，对于香港的名称还有其他传说，例如“香港村”是香江入海口。到底是先有港再有香江，还是先有江再有香港，多年来一直为人所争论。此外，还有香港太平山故名“红香炉山”，据说得名于现在铜锣湾天后庙的一段传说。香港岛也曾被称为“红香炉岛”。有研究者认为“香港”是“红香炉岛”的简称。清道光年间的闽浙总督颜伯焘曾在向道光报告英军占领港岛的奏折中写道：“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其岛曰红香炉，上有营风居民，绝非偏僻小港可比。”
实际上，香港这片区域早在秦汉时期便已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大兵平定南越之地，分置桂林、象郡、南海和闽中四郡。其中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博罗和龙川四县。现代香港所在的区域当年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治下。1955年，港英当局在九龙深水李郑屋村修建公租楼盘，建筑工人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一座东汉墓穴。后来这座汉墓被称为李郑屋汉墓，香港大学的林仰山教授带领团队从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有画像砖上还刻有“大吉番禺”字样的铭文。
公元331年，东晋成帝将南海郡东部划为东官郡。东官郡的辖区包括现在广东省东部的东莞、珠海、惠州、河源、深圳、汕头、梅州、潮州、揭阳、汕尾、中山、增城、从化、新丰、翁源等县市以及香港和澳门。此外今属福建省的云霄、永定等县市也有大片区域在当年属于东官郡辖区。而香港属于东官郡宝安县治下，东官郡和宝安县制所均设在今属于深圳的南头古城之内。
正是由于香港地理位置重要，靠山面海，历史上经常成为海上贸易港口。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之乱时，卢循的一支残部退入距南头不远的大奚山附近，成为岛民，后人称之为“卢余”。大奚山就是如今的香港大屿山。唐代与清代均有记载提到香港区域内生活的“卢余”、“卢亭”，称他们“惟食蚝蛎，垒壳为墙壁”。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将东官郡改为“东莞”。后隋文帝将东莞郡撤销，全部属地并入南海郡，香港改隶南海郡宝安县。至公元757年，即唐肃宗至德二年，宝安县又被改名为东莞县。这一时期，南头古城的重要性已经大幅降低，东莞县的制所被迁到今东莞的莞城区。但同时由于两广地区海上贸易发展迅速，香港的重要性反而大大提升。
屯门云高，镇兵已久
《新唐书》中专门提到了广东的外港古屯门湾，“广东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是天然的避风良港。当时所有从珠江口进入广州的“番舶”都必须经过屯门。一时间来自中东、南亚、东南亚的大批外来客商云集香港。甚至连大文学家刘禹锡和韩愈都到过此地，并分别写下了“屯门积日无回飚，沧浪不归成踏潮”和“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涛没”的诗句。
为此保证两广海防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安全，唐政府于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专门在屯门派驻了2000经略军，归岭南地区最高长官。岭南节度使直接统御。《新唐书》中明确记载：“有经略军，屯门镇兵”。当然，唐宋直至明清的“屯门”，实际上包括香港到大鹏湾一线的海岛和陆地。其主要防御支撑点仍然是今属深圳的南头古城。例如宋代就把南头古城称为“屯门寨”。传说南宋末年陆秀夫曾护卫末帝赵到过屯门，抵抗元军。元初专门在香港辖区内的屯门湾设立“屯门巡检司”。所谓巡检司，是宋元明三代县级以下的基层查勘单位，归州县管辖，主要负责海陆关津要冲的车船安全巡检工作，但同时也负责缉捕盗贼、抽取关税甚至是巡查走私。屯门巡检司编有150名寨兵。因此虽然巡检的职位仅有九品，对于海上贸易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香港区域内设置屯门巡检司，也从侧面显示了屯门湾在当时广|乃至整个华南区域的海上贸易和海防方面的重要性。由于香港大屿山（古称大奚山）三十六屿地势复杂，因此不断有海盗将大屿山作为巢穴。据历史学家研究，香港最早的海盗出现于南宋庆元三年，即1197年。在这一年大屿山官富场一代的盐贩方登为了反抗盐税剥削，率领乡民围攻屯门寨，最终夺取官船，出海为盗。迫使南宋在这一区域设置300名“摧峰水军”。
从明代开始，香港进一步成为广东的海防重镇。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在香港九龙城公园附近设立官富巡检司。这片区域当年被称为官富场（沿海盐场）。巡检司下辖弓手，在沿海设置望楼。明初沿海逐渐设立卫所，洪武十四年在南头古城设立“南海卫”和大鹏守御千户所。现代香港区域中还有大片区域属于当时南海卫下属的东莞守御千户所负责的防区。现存的南头古城城墙始建于洪武二十七年，即公元1394年。南海卫初设之时，有官21员，以新安营参将为首，兵1714名，马33匹。当时广东十五卫中，南海卫的兵力排名第二。当然这近两千兵马，仅有不到1/3用于守城，其余分布周边进行屯田。
为了避免海盗使用各种天然避风港，明代政府还在各避风港设立“守澳官”。香港的屯门澳就是重点防御地区。对此，明代海防专家霍韬认为，守“澳”既是为了避免海贼利用避风港，又是避免海贼上陆补充淡水：“凡贼由海入劫，俱有海港，扼海港控制焉，则入劫无路，久自困矣。”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南海卫南头城在建成之后迎来的第一次大战却不是打击南海海盗，而是与西方殖民者的正面冲突。正德九年葡萄牙殖民者闯入广东沿海，对海防造成巨大冲击。正德十二年前后葡萄牙殖民者私自在屯门湾设立营寨，并在明朝汉奸官员庇护下以屯门作为前进基地侵扰广东。正德十六年，即公元1521年广东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汪f指挥明军发动驱逐侵略者的屯门海战。这一战，明军先败后胜。在实战中遭遇葡萄牙先进炮械佛郎机和船只后，他们很快予以仿制，最终得以摧毁侵略者在屯门的营寨。其后葡萄牙侵略者又在闽浙遭遇明军打击，直到1553年他们终于获准在澳门居住。
不^，随着明政府统治逐渐腐朽，卫所体系也随着区域崩溃。明中叶开始，倭寇开始从华东沿海逐渐向华南扩散。香港区域优良的港口也使得倭寇对这里十分垂涎。为防备倭寇，南海卫下属兵力增长到6869名。南头和屯门也被修筑为具备较强防御能力的水寨。对此嘉庆的《新安县志》明确指出：“盖番船固可直达澳门，而由澳门至省，则水浅不能行，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门头，以抵于珠江，此南头所以为全广门户也。”长期驻扎12艘大型战舰，舰队规模近50艘。
但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嘉靖三十年（1551年）、隆庆元年（1567年）及崇祯三年（1630年），香港不断成为海盗的巢穴。崇祯六年即1633年，香港又出现了一股以女海盗刘香为首的海盗实力。时人称之为“香姑”。刘香海盗曾多次攻入南头、新会、江门等地。由于香港成为“香姑”的巢穴，很多人认为现代“香港”之名与刘香有关。数年后，刘香海盗被另一股大海盗郑芝龙消灭，而香港海防随着满清入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见证历史的九龙寨城
清朝前期的海防，基本沿袭了明代的海防卫所体系。但是随着康熙朝进行迁界禁海，当时管理香港的广州府新安县一度在康熙六年，即1667年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又重建新安县。迁界禁海使得中国海军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落后于欧洲殖民者，逐渐丧失了与侵略者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
康熙七年，清政府在今天香港区域内的屯门、九龙、大埔、雀岭和佛唐门设立“墩台”，每座墩台都有一名千总或把总率领50名左右的士兵驻防。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又在大屿山鸡冀角等要地设置炮台。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在香港设置水师营，管辖九龙、大屿、红香炉等地。嘉庆十五年，新安县知县李维榆要求在九龙修建新的炮台。
九龙半岛与港岛隔海相望，南宋前就有人烟。陆秀夫带宋末帝经由香港东侧的鲤鱼门进入水域，在九龙半岛登陆。南宋末年九龙半岛上大部分的居民是靠海吃海，几乎常年不上岸的t民（福建闽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区的渔民）。因此岸上没有合适的建筑安置末帝。经过勘察，南宋君臣选择九龙湾的毕架山沿海山洞作为寝宫。传说末帝有一天发现山洞附近有八座山脊，谓之“八龙齐会”，陆秀夫却说应该加上末帝，所以这里是“九龙齐会”。
当然，在元明清时期，九龙半岛除了尖山被称为“九龙山”以外，大多时候以沿岸盐场“官富场”命名。康熙四十三年的九龙墩台修筑“九龙山（尖山）”东南面的笔架山上。墩台本身就有烽火台的用途，由于这里经常会飘起狼烟，因此笔架山又被称为烟墩山。
九龙炮台有总长度三十一丈的城墙、四十二座三尺高的垛口，内设十一间营房，炮楼一间。一名千总统四十二名兵丁在新九龙炮台驻守。在附近的九龙海口还有二十名士兵。同一年新界的墩台也被改造与长期驻兵的汛地营房。香港周边的几十个岛屿则是由大鹏所防守营来负责，重点防地包括东涌口、大屿山的水寨和炮台等。此时中国海军和海防体系正在从冷兵器向热兵器发展，公元1817年清政府在大屿山东涌口设立火药局。
在鸦片战争前，英国方面凭借走私船的私下测绘，对香港周边水道已经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虎门销烟”之后，英军暂时撤出珠江黄埔港，将九龙半岛南部的尖沙咀洋面作为锚地。清两广总督林则徐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紧急将原设于大鹏湾的大鹏所参将赖嗯恩爵及其下属的水师和陆军调往九龙炮台。1839年赖恩爵凭借九龙炮台和海陆协同取得了九龙海战的胜利。受到海战胜利的鼓舞，林则徐紧急奏请清廷批准在九龙炮台西侧修筑尖沙咀和官涌两座炮台，并在其上安置了近60门欧式大炮和800余名官兵。
在同一时期，香港已经发展出很多村落甚至乡镇。例如赤柱村有附属农地60亩，村外避风港经常有350艘左右的船只停泊，村中有近200间房舍。英国殖民者为了获取侵略中国的跳板，决定夺取香港岛。1841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公开要求中国方面不得在能够俯临香港锚地的范围内修筑工事，安放大炮和驻扎军队。而英国人自己却开始在香港岛修筑维多利亚城。
清政府在了解英国人对香港岛以及九龙半岛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野心之后，决定进一步将九龙变为海防重镇。1843年12月清政府将原设在金深圳区域内的官富巡检迁往九龙。1846年9月两广总督耆英向清廷上奏，要求在九龙修建城寨，称“今于该处添建寨城，用石砌筑，环列炮台，多安炮位，内设衙署营房，不惟屯兵操练足壮声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资牵制，似于海防大有裨益。”
1846年11月九龙寨城正式动工，1847年5月竣工。寨城在九龙内山之一的白鹤山南麓，与原九龙炮台相隔约120丈，距海岸近160丈。九龙寨城城墙全长180丈、高约两丈，共有四门，南门上刻有“九龙寨城”四个大字。城内设有大鹏协副将和九龙巡检司衙门。作为结合中国传统城池和欧洲传入海防炮台构筑理念的产物，九龙寨城的东西南三面共设置了3000斤以上大炮32门，基本可以控制九龙海面，并可威胁港岛。
寨城东南就是香港海防要冲鲤鱼门，海口宽度仅四百余丈，西侧的尖沙咀海面宽约五百余丈。作为对英国防御的真正前线，九龙寨城和附属的火炮、火药局、快船以及九龙炮台翻修总造价高达两万六千七百两白银，清政府一时竟无力承担。
于是耆英奏请清廷，要求动员广东官民捐款修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广东官民在数月之内竟然捐款四十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两，足可以建立差不多18座九龙寨城！耆英利用这笔款项中的二十万两白银修建了肇庆琴沙炮台，为虎门六炮台增建营房28座、火药局2座、军装局两座，添造三板船3支。对广东的城防、营区、炮棚、火药局等进行了整修，加工制造了5万斤火药。并且借此为虎门等海防炮台补充了兵员和粮饷。例如虎门炮台的官兵此后每年多发四个月粮饷，全部出自于九龙炮台捐款。
由于清政府自身已腐朽没落，九龙寨城并没有挡住侵略者的脚步，也不可能挽救满清必然灭亡的命运。咸丰四年秋七月二十六日，即1854年8月19日。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感召下，数百名九龙当地的客家起义军在罗亚添的率领下攻入了九龙寨城，击毙清军3人，有12名起义者牺牲。九龙寨城的大鹏协副将和九龙巡检双双出逃。十二天后，清军借助香港的外国雇佣军夺回九龙寨城。
清政府的腐朽进一步刺激了英国侵略者。1860年清政府被破割让九龙半岛南端，中英界限被划在九龙寨城南门外。至1898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新界和九龙都被英国侵略者“强租”而去，虽然清政府在形势上保留了对九龙寨城的治权，但却对于保护国家无济于事。
维多利亚，海防要点
英国侵略者在逐步侵占香港的过程中，修筑了一大批兵营和炮台。1841年1月26日英军武装抢占香港岛。为了达到长期武力占据的目的，从1844年开始，英军在香港岛东北的鲤鱼门水道南侧西湾地区修筑兵营。但是不知是因为这片土地离开祖国的怨念还是英军水土不服，驻守西湾兵营的英军大批染病。于是英军将这处军营暂时弃置，这就是香港最古老的英军军营“鲤鱼门军营”的由来（亦有研究者认为1841年英军开始在赤柱修筑营寨，是为香港最早的海防炮台）。
鲤鱼门是进出港岛维多利亚港的关键水道，紧邻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之所以称为“鲤鱼门”，据说是取自“跳龙门”之意。因为水道最窄仅540米，夏秋东南风劲吹时，旧时常有船只被劲风吹到附近山崖或礁石上粉身碎骨。西方航海家曾将其称为“危险崖角”。而筲箕湾则是天然避风港，据记载18世纪初葡萄牙商船就曾经在筲箕湾避风。但当时海湾附近渺无人烟，葡萄牙商人上岸购买粮食无果，只能挨饿。因此筲箕湾又有一个“饿人湾”的名字。
19世纪后期，俄、法等国商船甚至海军舰艇开始涌入筲箕湾。英国殖民者就像看守骨头的恶狗一样，迅速开始在西湾、鲤鱼门等地修筑防御工事。
1885年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开始将鲤鱼门南侧的高地削平，在移除7000多立方米土石方之后，开始修筑营房、海军煤仓、弹药库和营房，然后再将土石方回填。这期间修建的十八座地下室成为鲤鱼门炮台体系的核心。至1887年鲤鱼门兵营军工，随后英军开始围绕兵营设立白沙湾炮台、西炮台、中央炮台和反向炮台，至19世纪末整个鲤鱼门南岸几乎布满了各种火炮。
即便如此，英军仍不放心，决定再在鲤鱼门水下建立新的防线。恰巧在1877年澳大利亚籍犹太武器工程师布伦南设计了一种线导电动鱼雷。这种长度仅4.6米的鱼雷可以能够在3.7米水深中以27节航速行驶1800米。之所以称之为“线导”是因为鱼雷由后部直径约2毫米的铜缆控制。操作人员在12米高的铁塔上，依靠特殊的双目望远镜追踪鱼雷的航迹，并根据目标和鱼雷的相对位置进行操纵。在试验中，这款鱼雷甚至在操纵下转过180度绕到目标另一侧成功命中。
1886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将布伦南鱼雷作为英军制式的海防鱼雷使用。此后十五年中，英军在本土的克里夫堡、怀特岛、朴茨茅斯，爱尔兰的科克港、马耳他以及香港的鲤鱼门等地设置了布伦南鱼雷。作为一款早期鱼雷设计，布伦南鱼雷最大的缺点是价格过于昂贵。十几年之前英国订购白头鱼雷仅花费了15000英镑，而布伦南鱼雷竟然花费了英国海军十几万英镑。由于价格过于高昂，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近十套布伦南鱼雷系统最终都被取消。
当然，造价高昂的布伦南鱼雷系统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海军技术大革新而迅速落伍。但是英国方面却并没有停下在香港、九龙和新界修筑兵营和防御工事的步伐。1854年英军在如今香港太古广场所在地修筑了威灵顿军营和驻港英军医院。1860年又在枪会山修筑了枪会山炮台及军营等一大批军营设施。
毋庸置疑，整个香港的防御体系主要是围绕对海防务布置的。作为一座全世界闻名的袋式深水良港，香港终年不淤不冻，共有15座港区。其中香港岛和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又是香港防御的重中之重。
维多利亚港东起鲤鱼门、西至灯笼洲岛，总面积达6000公顷，水深最深达14.5米，足以供吃水超过12米的万吨轮通行。北侧九龙半岛的狮子山、九龙群峰（包括白鹤山等一系列山峰）和大帽山，西面和南面又有大屿山及港岛作为屏障。海运界将美国旧金山湾、巴西里约热内卢和香港并称为三大天然深水港。
除了东侧鲤鱼门以外，维多利亚港西侧水道被称为硫磺海峡，西北还有一条汲水门海峡，旧时称为急水门海峡。缸内有九龙湾、红t湾、爱秩序湾和油麻地、铜锣湾两座避风塘。同时香港从19世纪中叶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船舶修造中心。1843年外国殖民者在香港建立阿柏丁船坞和何伯船坞。此后包括中国北洋水师的定镇两艘铁甲舰都曾经在香港入坞修理。1900年香港的船舶进出口吨位吞吐量达到1400万吨，而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41%经过香港进出。
1881年英国开始在硫黄海峡北面、九龙西南面的昂船洲修筑炮台。至1905年英国完成了百夫长炮台，亚边炮台、东炮台、中炮台、南炮台和西炮台等六座炮台。与较早竣工的鲤鱼门炮台相比，昂船洲炮台的装备更为先进。但是这一批炮台在1941年12月日军攻击香港时，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941年英国防守香港的准备只能用“漫不经心”来形容。此时驻港英国皇家空军仅有5架飞机，海军炮台大部分岸防炮的备弹不足30发。英军虽然从30年代开始就在九龙北部依托山地、城寨和启德机场构筑“醉酒湾防线（亦有称为‘垃圾湾防线’）”。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构筑的防御体系完全是针对海上袭击，而不是针对从岭南防线攻来陆上攻势，以至于英军不得不使用昂船洲岸防炮来支援北面九龙的陆上防线。
当然，英国在几十年内不惜工本修筑的地下和半地下工事体系对于日军当时炮兵和航空兵而言，仍然是难啃的“乌龟壳”。而且英国在这些工事体系中储存了可以支撑一年左右的各种补给物资。但是，防守这些工事体系的兵员主体，却不是英军，甚至不是专业的军事人员。
此时英国防御的中心在欧洲，亚洲防御的重要性本身就排位较低。而在英国的远东利益体系中，新加坡甚至中南半岛的重要性都远高于香港。结果在日军威胁之下，英国海陆空三军几乎都不愿意救援香港。港英当局为此专门招募在港的华人组成义勇军。这些义勇军经过简单训练，甚至在毫无训练情况下就被派往昂船洲和鲤鱼门等海防炮台。结果英国寄予厚望的“醉酒湾防线”核心支撑点被日军利用夜袭突破，昂船洲炮台的火炮在调转炮口支援九龙北部防线时，竟然因为算错射击诸元，将炮弹打到了英军阵地上。
更糟糕的是，驻防香港的英军、加拿大军和华人义勇军配合极为糟糕。战后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竟然公开指责在11月紧急援救香港的加拿大军。作为殖民军，英国军队对于加拿大这样的英联邦国家都心怀芥蒂，对于中国军队更是极度怀疑和歧视。日军进攻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军都曾有过救援香港的计划，但港英方面却不愿配合。甚至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从日军侧后发起突袭后，港英部队仍是消极防御。
启德机场，终获新生
当然，英军的消极与外援断绝和丧失制空制海权有直接关系。1941年12月8日，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将驻港英国空军的5架战机全部炸毁在机场上。同时机场上的民用飞机也成了日军偷袭的牺牲品。
实际上香港的航空历史起始与新界。1911年3月18日，比利时人方登恩波在新界驾驶“法曼”双翼机升空，揭开了香港航空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香港名流何启、区德、曹善允等人集资建立了启德投资公司，计划在九龙寨城附近的九龙湾北岸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1924年填海造地工程已经完成了120英亩，其上修筑了一批住宅。此时港英政府正好计划在香港建立军用机场。于是将围海造地的区域划归政府用地，开始修筑空军基地。
1927年，一批英国空军前飞行员在香港成立了飞行俱乐部。同年机场交由港英政府接办。由于地皮由启德投资公司开发，因此政府将机场命名为“启德机场”。虽然号称由政府接办，但启德机场建立之初是一个以军事功能为主的海空军机场。1930年启德机场被改为军民两用机场，同年港穗航线成为启德机场第一条民用航线。
1935年英国帝国航空公司陆续从启德机场开辟了飞往上海、吉隆坡等地的航线。第二年美国泛美航空和中国航空成为首批进驻启德机场的外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还派出水上飞机在维多利亚湾降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枢纽，启德机场的飞机起降数量大幅度增加。法国航空等航空公司也进驻启德机场。
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3月抢占九龙寨城外太马道、宋皇台一带的土地，随后又强占西贡道附近的多个村落，拆毁数千中国人的房舍建筑，导致上万人流离失所。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强征大批战俘和中国劳工，逼迫他们修筑东西向新跑道。启德机场的跑道至此被延长至244米，成为可以起降大型军用飞机的机场。多行不义必自毙，盟军从1942年8月开始对日本寄予厚望的启德机场和太古船坞等进行反复轰炸，使得日本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设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香港重新成为亚太最重要的航空港之一。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政府将属于中国航空公司的73架飞机劫往香港。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在4000多名员工的大力支持下，宣布两航起义。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空管权也随之由英国殖民者回归中国人的手中。此时香港启德机场的面积已经达到333.8公顷，年客运量超过2700万人次。1998年7月6日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启德机场随之正式关闭。
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人民驻香港部队接收了14处英军移交的军营和其他设施。在接收之后，将其中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设施名称全部予以更改。例如威尔士亲王军营被改名为中环军营，奥士本军营被改名为九龙东军营，稼轩庐军营被改名为新田军营等。
九月的英文篇9
[关键词]彝族；“尔”[lu]；龙文化；《支格阿尔》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5―0060―05
作者简介：马锦卫（1961-），男，彝族，四川九龙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四川成都610041
彝族“尔”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建立在“尔”文化基础上的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尔》，在川滇黔桂彝族地区广为流传。彝族“尔”文化及其活动在彝族地区民间广为开展：云南弥勒陶瓦村彝族一直延续着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行古老又神奇的祭龙仪式；云南双柏县法镇雨龙地区的上者窝、法甸、罗洁等地彝族群众，每年都在正月开春的第一个属龙日过“祭龙节”的习俗，活动为三天，内容主要由“祭龙”、“请龙”、“转龙”、“跳龙”四部分组成；云南石屏县哨冲镇水瓜冲村彝族有祭龙传统文化，该地区的祭龙不同村寨有所不同，正月、二月、三月均有祭。随着“尔”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不少学者对“尔”文化进行了研究。如：沙马打各《论彝族毕摩在传承与传播〈支格阿龙〉中的作用》[1]；何春燕，王晨娜《云南彝族阿哲人祭龙仪式的社会功能刍论》[2]；陆定福《“花腰彝”祭龙仪式的人类学意义阐释》[3]；曾广春《浅析彝族服饰中的龙图腾纹样》[4]；洛边本果《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5]。这些文章和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尔”文化的故事、仪式等的记述或对《支格阿尔》史诗的研究上，而对“尔”文化本体的阐释和“尔”文化与“支格阿尔”史诗联系研究还很少，本文的研究将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
《支格阿尔》①是彝族的英雄史诗。英雄史诗分前期和后期，前期英雄史诗形成于中世纪初期，具有较浓的神魔色彩和巫术气氛，著名的有《贝奥武甫》、《埃达》等，歌颂部落英雄的光荣事迹。后期英雄史诗形成于封建国家逐渐形成的中世纪中期，中心主题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彝族史诗《支格阿尔》属于前期史诗。在中国的英雄史诗中，史诗与“龙”和龙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史诗《格萨尔》、彝族史诗《支格阿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中的“尔”都有“龙”的意思。其精神就是英雄无畏，英雄除恶拔奸，英雄为人民，英雄爱人民。
《支格阿尔》是彝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其流传时间久远，影响广泛，人物形象、生动。他射日月，降雷神，灭妖捉怪，移山填海，拯救万物，铲除邪恶，济世救民的英雄事迹在彝族地区广为流传，其精神不断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彝族儿女与天斗，与地斗，是彝人的祖先神[a34phu33a33sa33]、命运神[21u21khe33po33]。正因为有了支格阿尔精神的普照，使彝人洪水淹不死、大浪淘不走、野火烧不竭，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每一个彝人无论从儿童时代父母讲述的火塘文化，还是在青年时代在文化活动中获取的克则[khe21ne21]、木莫[mu21mo21]等的文化知识无不与支格阿尔有着联系。而支格阿尔是何人？彝人民间有故事，流传有史诗。本文就支格阿尔的“尔[lu33]与“龙”在汉藏语系以及其他语言中，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所折射出的，与语言相联系的具有表层和深层意义的文化本体进行阐释，探索龙“尔”[lu33]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所具有的联系性和传承性。
一、支格阿尔姓氏中龙（“尔”[lu33]）的缘起
支格阿尔为什么叫“阿尔”，“尔[lu33]”（龙）与人怎样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史诗所描述的支格阿尔身世：“远古的时候，天上生龙子，居住在地上。地上生龙子，居住在江中，金鱼来作伴，大鱼来作伴，小鱼生龙子，居住在岩上，巨石来作伴，大蜂来作伴，小蜂供龙食。岩上生龙子，居住在杉林，鹿子来作陪，麂子来作伴，獐子供龙食。杉林生龙子，住在鸿雁乡。雁乡这地方，雁氏生女叫阿支，嫁到雪山上。雪氏生女叫里扎，嫁到黄云山。黄氏生女叫马结，嫁到相嵌去。相氏生女叫里莫，嫁到西昌泸山去。泸山生女叫紫兹，紫的女儿嫁耿家，耿的女儿嫁濮家。濮家生三女；濮莫基玛嫁姬家，濮莫达果嫁达家，濮莫列衣未出嫁。濮莫列衣啊，三年设织场，三月制织机，坐在屋檐下织布。机桩密集象星星，织刀辗转如鹰翅，梭子往来似蜜蜂，纬线弯弯如彩虹。扎扎结列这地方，天空一对鹰，来自驱鹰沟；地上一对鹰，来自直恩山；上方一对鹰，来自厥草山；下方一对鹰，来自尼尔委；四支神龙鹰，来自大杉林。濮莫列衣啊，要去看龙鹰，要去玩龙鹰，龙鹰掉下三滴血，滴在濮莫列衣的身上。这血滴得真出奇；一滴中头上，发辫穿九层；一滴中腰间，毡衣穿九叠；一滴中尾部，裙褶穿九层。濮莫列衣啊，以为是恶兆。急忙派差使，遇谁就派谁。叫去请毕摩，差人来到寨。寨首转三遍，寨首没毕摩；寨尾转三遍，寨尾没毕摩。寨中找到毕摩家，毕摩大师已出门，只有学徒呷呷在。学徒呷呷啊，坐底垫的黄竹笆，中间铺的獐麂毛，面上铺的花毛毯。左手开柜门，右手摸柜底，取出金皮书。先翻一对两篇看，纸上没有话，黑墨不回答。再翻两对四篇看，说是凶与恶。再翻三对六篇看，说是吉与福。再翻四对八篇看，说是大吉兆。翻到五对十篇时，说要用只黄母鸡，拿束“则果”枝，念了生育经，就要生个大神人。毕摩动身起，来到主人家，念了生育经，濮莫列衣啊，早晨起白雾，午后生阿龙。支格阿龙啊，生后第一夜，不肯吃母乳；生后第二夜，不肯同母睡；生后第三夜，不肯穿衣服。以为是个恶魔胎，被母抛到岩下去，山岩本是龙住处，阿龙懂龙语，自称“我也是条龙”，饿时吃龙饭，渴时喝龙乳，冷时穿龙衣。支格阿龙啊，生也龙日生，年庚也属龙，阴阳逢时也是在龙方，名也叫阿龙。”[6]从上述可知，支格阿尔从怀胎起就是一个神与人的结合体。支格阿尔的父亲是神鹰，鹰是彝人所崇拜的勇猛的庞然大物，是彝人的图腾之一。濮莫列依是濮人，是濮氏女性，在彝族的流传中彝人与濮人有接触与联系的历史，彝区还流传有许多有关濮人的传说，现在凉山喜德等县还留下许多濮人的石墓群。濮人与彝人有婚媾关系是肯定的。但濮莫列依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濮氏女人，而是一个与“龙”有联系的濮人，其普系源于天上的龙，源于江河里的蛇，源于杉林中的鹿。当濮莫列依被三滴血滴中后，“一滴中头上，发辫穿九层；一滴中腰间，毡衣穿九叠；一滴中尾部，裙褶穿九层”。这滴三滴血的鹰也不是一般的鹰，而是“龙鹰”。至此，支格阿尔具备“龙”所具有的一切基本条件，龙的基本特征在他的身上得到了衍伸：
龙：蛇身、鹿角、鹰爪、鱼尾、马头（人头、其他）、腾飞。
彝人认为龙有：黄龙、黑龙、白龙、青龙、红龙、马龙、岩龙、水龙、花龙。民间传说龙有九子：九子之黄龙平生爱好音乐，它常常蹲在琴头上欣赏弹拨弦拉的音乐。九子之二黑龙，好斗喜杀。九子之三白龙，好险又好望。九子之四青龙，好鸣好吼。九子之五红龙，喜静不喜动，好坐。九子之六马龙，负重，力大无穷。九子之七岩龙，威力严肃。九子之八水龙，好文好纹。九子之九花龙，好吃好吞。中国有许多民族都以九为吉祥数，彝族就是以九为吉祥数的民族。龙生九子，并把九子赋予不同的形象和能力，使他们具有无与能比，所向无敌之本领，这与中华各民族文化精神是相吻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传说中，龙性淫。与牛交合，生麒麟。与鲲交合，生蛟。而龙鹰与龙的后人濮莫列衣交合，生了支格阿尔。支格阿尔是人，但他身上流的是龙的血脉，是龙的传人，他把各种龙所具有的能耐集于一身，他传承了龙的斗志、龙的智慧、龙的精神。支格阿尔是人化了的神，是神化了的人。
二、汉藏语系中龙（“尔”[lu33]）的源流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和彝文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其亲属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汉藏语系所具有的有声调而没有重音，多用语序，虚词表示语法关系等共同特点理论基础上，而且还体现在许多具体的语言文化现象中。许多重要的文化联系和文化表现可通过语言间字词的渊源关系得以证明。
龙（“尔”[lu33]）在汉藏语系语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义项和语义指向：《彝语词典》1.[lu]，2.[vomu]，3.[baha]。藏语龙为：[lu]，蒙古语龙为：[lu]，汉语龙为[lo]，纳西语为：[lo]，《说文解字・虫部》释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臣铉等曰：‘象转飞动之。’凡龙之属皆从龙。力锺切（lóng）。”[7]《现代汉语词典》释龙为：龙（long），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
龙（“尔”[lu33]）字，彝文是一个象形字，其形为，彝文对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为象形，把上下结构中的上部分理解为“头上的角”，下部分理解为“头的部分”；一种理解为会意，把上下结构中的上部分理解为“蛇，为蛇形”，把上下部分整体理解为长大、长粗了的有花纹的大蛇。甲骨文中“龙”字为兽首蛇身之状，头顶着一个表示刀状器的“辛”字符号。甲骨文“龙”字有形有声，既形象又高度概括：其一，兽以狰狞威猛著称，尤其长有獠牙巨齿的猛兽；层状闪电照亮云团时呈面状，与兽的面部相似。其二，蛇的身体呈条形；条形闪电也呈条形。其三，蛇行走宛转曲折；条形闪电同样宛转曲折。其四，蛇隐蔽在阴暗的地方，现身突然；条形闪电隐身阴暗浓密的云层之中，现身更加突然。其五，蛇多剧毒，一击便会致人死命，非常恐怖，条形闪电同样极具威慑力量，闪电过后的雷声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人们见到猛兽或蛇时无不感到恐怖。甲骨文中的“龙”用兽和蛇来形容。彝文中把“尔”[lu]字理解为象形或会意都与甲骨文“龙”的解释是一致的。
支格阿尔的“阿”字的应用是和汉藏语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在汉藏语系中一般敬语词词头都用[a]。如：
亲属称谓词词头多为[]，词头多用[]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特点之一。支格阿尔从其名字上就可直接了解到与“龙”的联系。然而，文字符号和图腾符号都对历史和文化有解释权威。从图腾角度看：史载伏羲氏“蛇身人首”，意即伏羲氏族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祖先为“蛇身人首”形象，亦即其氏族图腾为蛇。又传说华胥感蛇而孕生伏羲，原始时代的人们认为妇女怀孕是图腾入居妇女体内，故这一传说表明伏羲氏族图腾为蛇。太部族的首领由伏羲氏族之人担任，那么，蛇也就自然地成为伏羲氏族部落的图腾。后来太部落把蛇图腾神化成了龙。[8]（p.365）伏羲“画八卦”“制嫁娶”、“结网罟”可见，伏羲是人，是蛇以及龙的传人。在古书中，伏羲又作宓牺、庖牺等。“伏”声母现为“f”，但上古无此音。现在的唇齿音多由双唇音（b、p、m）演变而来。故“伏”古音与宓、庖相同或相近。[8]（p.367）“羲”[]与彝语[]韵母相同，声母发音部位与方法上常产生同化，因此，“伏羲”应当念为“苞羲”，而“苞羲”就是彝语的蛇“[bu]”。彝语“蛇”读[bu33]55]或[bu21vu33]，即与“伏羲”二字的古音相当。伏，上古并纽职部[biwk]，中古并母屋韵[biuk]。羲，上古晓纽歌部[ia]，中古晓母支韵[ia]。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彝族八卦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彝族八卦与伏羲八卦联系密切，彝族八卦和伏羲八卦运算规律和辩证关系高度一致。因此，在伏羲与支格阿尔之间是否可透视到一些内在的联系和关系？是否可认为支格阿尔产生于伏羲时代？根据蛇、龙、人的联系与发展来看，支格阿尔应为母系社会的往期。“彝族支格阿鲁文化里也反映了彝族先民的原始社会历史事件，特别是母系社会的历史事迹。如支格阿鲁母亲有名有姓，写得很详细，写得血肉丰满，形象生动。而阿鲁的父亲则没有，只说是天上飞来的一只鹰。”[5]（p.127）尽管支格阿尔是产生于母系社会，但对支格阿尔的英雄事迹创造应该是在夏商时期，在支格阿尔中已经描述了铁的冶炼和弓箭的使用等。“从生产力方面看，支格阿鲁时代已明显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这在支格阿鲁穿着铜蓑衣，戴着铜斗笠，用铜网把雷公网住，然后用铜棒捶打雷公，使雷公投降，发誓从此以后不再劈打人类等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5]（p.125）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最早冶炼的是青铜，青铜是在商朝开始冶炼的。从这个角度看，支格阿尔应为夏商时期所创造出的英雄人物。
三、龙（“尔”[lu]）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力量
英雄史诗是歌颂英雄的诗。而英雄需要力量、勇气和精神。英雄史诗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民族、特点的文化之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境内已被公认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马纳斯》以及彝族史诗《支格阿尔》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吮吸中华文化的乳汁成长壮大的。他们共同的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龙”的精神。从语言文化的视角看，四部史诗中的四个英雄人物都有“龙”字。藏族的格萨尔的“尔”，“尔”即“龙”，读音[lu]。蒙古族的江格尔的“尔”，“尔”即“龙”，读作[lu]。科尔克兹族的马纳斯的“纳”读音[na]，在汉语转写中往往把字母[n]和字母[l]混写，把[l]写成[n]，把[n]写成[l]，实际[na]就是[la]。[la]即[lu]“龙”。
无论在语言现象上，还是在文化精神上，“龙”、“尔”、[lu]、[lo]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英雄人物的象征。每一个英雄人物杀恶除奸、为民除害、主持正义等。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们歌颂他们，人们赞美他们，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就四部史诗来看，尽管其主题思想都一致，但其表现形式和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支格阿尔反映的是彝族远古时代的事。讲述的是支格阿尔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的英雄事迹。如：射日月，平四方等。
格萨尔讲述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夭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头发藏人的君王―即格萨尔王。为了让格萨尔能够完成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神圣使命，史诗的作者们赋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把他塑造成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萨尔降临人间后，多次遭到陷害，但由于他本身的力量和诸天神的保护，不仅未遭毒手，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民除害，造福百姓。5岁时，格萨尔与母亲移居黄河之畔，8岁时，岭部落也迁移至此。12岁上，格萨尔在部落的赛马大会上取得胜利，并获得王位，同时娶森姜珠牡为妃。从此，格萨尔开始施展天威，东讨西伐，征战四方，降伏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降伏了凡十个“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帮国家）在降伏了人间妖魔之后，格萨尔功德圆满，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规模宏伟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到此结束。
江格尔和玛纳斯所讲述的史事也大同。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史诗也都类同。
根据这几部史诗的讲述内容来看，支格阿尔产生年代比《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早一些。根据史诗事迹和所讲内容来分析，“龙”及“龙”的精神早在汉文化中形成，汉文化中的“龙”完全处于神化状态。“龙”在彝族文化中以支格阿尔的诞生为代表，支格阿尔是一个半神半人的神人。因此，“龙”文化在彝文化中的存在历史悠久。
四、龙（“尔”[lu]）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英雄史诗是古代民族崛起和发展的历史产物，往往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英雄史诗以宏大的气魄和规模展示了英雄人物的勇敢和威武，描写了激烈的古战场和恢宏的战争阵容，反映了各民族古代的英雄史观，再现了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活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龙”及龙文化尽管最早产生于汉文化，但在历史上，把龙的精神具体的赋予人的是其他各民族。彝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尔继承了龙的斗志、龙的精神，龙文化在英雄史诗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以格萨尔、江格尔、支格阿尔为代表的英雄史诗中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是一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支格阿尔在射七个太阳，六个月亮时，先是站在树根上射，后是站在株橘树上射，后是站在松树上射，后是站在杉树上射，……为了不让七个太阳晒人，六个月亮照人，他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射掉了六个太阳，五个月亮，给了人间一个正常的昼夜。
《荷马史诗》中追求卓越和荣誉，肯定自我和个性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等英雄伦理精神教化了整个希腊民族，这种英雄伦理精神对于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9]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中华儿女培养起“兼容并包”、“中华一体”、“协和万邦”的理想，孕育了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个民族之间和区域文化之间加速碰撞和融合统一，使热爱祖国、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维护团结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和主线。龙的精神是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恢宏气度，开辟丝绸之路，发展与西域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以及后来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既大量吸取了国外的物质文明成果，又广泛吸收和融合了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升华。
注释：
①《支格阿尔》是一部英雄史诗，其英雄任务支格阿尔的名字“尔”[lu]即“龙”，汉语语音转写有“尔、鲁、龙、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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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英文篇10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在央企这种权力和资本高度重合，而高干子弟如过江之鲫的地方，走到了普通人可以企及的巅峰，但随后跌至谷底。朋友认为，他是被舍弃的过河之卒。在监狱中，他写就了一本畅销书《地狱归来》。
复出之后，他得到了组织上“未有私利”的公允评价，并在另一家世界500强央企担任局级副总。但他最后选择离开体制，组建了一家管理数百亿规模基金的约瑟投资公司。
在朋友圈和微博，各种励志故事总是充满夸张的正能量，但它们时常夹带“私货”或隐去重要背景，误导着那些低头刷屏，却憧憬逆袭的年轻人。和这些温情的鸡汤式励志童话相比，陈九霖的故事更加冰冷，甚至残酷，却充满了现实价值。寒门和“捷径”
2015年6月初，中国900多万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即将参加高考。在这个特殊时点，《南风窗》记者在深圳见到了曾经的“胜出者”陈九霖。
1961年，陈九霖出生在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农村，这个县还“出产”了另外一位名人闻一多。陈九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公社书记，母亲是乡村教师。这种背景既给了他要做“人上人”的动力，也保证了他得到相对良好的教育和人情练达的启蒙。
父母先后生育6个孩子，只有陈九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长大成人。陈九霖曾有一个哥哥，幼年在屋前池塘溺亡，失子之痛让母亲辞工回家专职照顾孩子们。因为母亲辞职，加之“”爆发，父亲失去公职并屡遭批斗，家里一度举债度日。
陈九霖受过九年制教育即回家务农。后来，由于算术好，脑子灵，他在乡里的农村信用社谋到一份差事，其后，又因为自学英语成才而被当地高中挖去做过英语代课老师。
1982年高考那年，陈九霖已21岁。此前，为体谅父母，他决定参军，吃公家饭。他顺利通过了南海舰队的体检和政审，但母亲却因当时的南疆局势而担心儿子的安危，哭成了一个泪人。考虑到母亲曾经的失子之痛，陈九霖放弃了参军，决定报考大学。
在母亲建议下，陈九霖进入了当地有名的黄州中学高三“英语加强班”当插班生，恶补10个月。
高考成绩出来后，陈九霖的父亲接受了“军校”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录取建议。招生老师吃惊于这位农村青年英文的流利，“投其所好”地列举了学校两大“优势”：一是每月补贴20元，省一点，可以给父母寄钱；二是家门口可以挂上“军属光荣”的牌匾，曾被批斗的父亲会脸上有光。
但陈九霖却报考了北大，母亲支持陈九霖的决定。北大当年在湖北外语专业总共招收17人，德语和英语各1人，而由于当时特殊的边疆环境，越南语大热，招15人，保险起见，陈九霖报考了越南语。
跳跃“农门”，英语帮了大忙。在“”刚结束的80年代初，100分的英语满分，不少考生只能考出个位数，二三十分已是高分。陈九霖考了82分。陈九霖对《南风窗》记者说，英语算自己人生的一个“捷径”。
英语好，得益于他求学阶段的第一个贵人―一名叫周晓鹏的初中英文教师。周当时被打成，“发配”到陈九霖老家的浠水县竹瓦镇宝龙中学。“个子高，爱打篮球，我也打，因此，我也喜欢上了英语。”有次陈九霖和母亲吵架，还卷着铺盖到学校去跟周一块儿住。高考时，陈九霖锁定外语专业也受到了周的影响。
“中航油事件”复出后，陈九霖在北大一场演讲的主题，被媒体归纳为《我靠英语成为世界500强老总》。听起来像英语培训机构的腔调，但对陈九霖而言，这并不是小题大做。
1980年代，中国掀起了学英语的高潮，北大学生每天都会捧着单词本，嘴里念念有词，而陈九霖却可以干更重要的事。因为英文好，他在假期给北大厉以宁教授当助教，借机请教经管知识。同时，他还在课余给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孩子教英语，5块钱1小时，报酬超过普通北京市民。
参加工作之后，陈九霖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别人英语只考二三十分，他考了90多分。考试通关只是牛刀小试，英语为陈九霖更大的飞跃埋下了伏笔。时势和努力
1987年，完成了“五年制”的越南语专业学习后，陈九霖踌躇满志。尽管等待他们的重要岗位在数量上已无法和几年前相比，但这批毕业生并没有错过好时候。有抱负者路有3条：一是给领导当秘书，二是进入团中央这样的要害部门，三是“给领导做女婿”。
今天来看，通过前两条路走上领导岗位的北大毕业生不胜枚举。沦为阶下囚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其北大毕业后曾担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至于第三条，找到这条“捷径”的北大毕业生主动选择了生活在镁光灯之外。
出身普通人家，关系简单，这是领导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有着鸿鹄之志的陈九霖曾考虑过第一条路。最后，他3条路都没有走，但赶上了国企改革大潮。
陈九霖进入了国家民航局，职责是为外国专家做翻译。民航局是个政企合一的机构，1987年，国家开始对民航业进行体制改革，陈九霖因此进入改制后的中央国企。1990年，民航在接管军队供油部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下称中航油总公司），1993年，总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了海外公司（下称中国航油），陈九霖的传奇就发生在这里。
1996年，总公司要内部推选新任中国航油总经理，派驻新加坡。党委会每位委员都推选了自己中意的人选，不少候选人“背景”深厚，讨论出现了僵局。候选人中，没有陈九霖。
中航油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有清打破了僵局，他指出，候选人太多，但事先又没有明确标准，才导致了“选择难”。因此，要先定标准，再谈人选。
胡随即推出了3个标准：一是必须英语好，能直接和外商谈大事；二是新加坡为“法治国家”，须懂法律；三是要在公司做出过成绩，能独当一面。当胡托出3个标准时，在场者几乎无人反对。大家唯一的质疑是：标准有点高，候选人中恐无人符合。
胡立即推荐了不在候选之列的陈九霖。事后看来，3个标准几乎为陈九霖量身定做。陈九霖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这个场景说，“胡总是我的贵人”。
英文一流自不必说，在1994年至1996年，陈九霖用业余时间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学位，中航油总公司很多涉外合同由他起草。更重要的是，他“成绩”过硬。
陈九霖担任中航油合资办副主任期间，正值199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引进外资的难度很大。而陈九霖和同事每天忙得连轴转，自己印招商手册，广州、香港和国外到处跑，竭尽全力和外商接触。彼时，他是航油系统最拼命的“小官儿”。
1993年，终于谈下一个大项目―华南蓝天航油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华南包括白云机场在内的15个机场的航空煤油的供应业务，合资方是英国上市公司富地石油和英资石油巨头Bp。千辛万苦地和外资谈好了，但项目却因不符合国家政策而于1994年被否定。当时，中国引进外资的方向是基建，对外资进入“服务类”项目严格限制。这个项目在向国务院申报时，阴差阳错报成了“服务类”，被国务院领导当场否定。
因被“当场否定”，总公司内部已打算彻底放弃，但“小官儿”陈九霖却试图挽回。他认为，项目涉及输油管道、码头、油库的建设，投资方向是基建。此外，如果仅因申报的“技术性失误”告吹，既失信于人，也对不起同事的努力。
陈九霖找到了中航油总公司主要领导，在听取他的想法后，领导让陈九霖连夜写就一份新报告，以领导个人名义直接呈报国务院。但陈九霖建议先写给民航总局，再由民航总局呈报，领导未听，结果报告上呈后，果然似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在陈九霖再次建议下，领导终于同意以中航油总公司名义先写给民航总局，再请总局将报告转呈国务院。陈九霖回忆，他亲自将新报告送达当时的民航总局局长蒋祝平后，蒋未改一字，仅在报告中加了一字―“请”。不久后，项目通过。
赴任新加坡之前，陈九霖和合资办还谈下了和壳牌、天津港的合资项目天津国际石油储运公司，以及和埃克森美孚合资的香港航煤供应财团等诸多项目。这些项目全是当时航油系统投资最大、最国际化的项目，陈九霖是促成这些项目的“马前卒”。
《南风窗》记者问陈九霖：当个小主任为何如此卖力？他说，国企改革，这么多人要吃饭，打前锋的不能不拼命！自信和自负
1997年，陈九霖履新新加坡，之后的故事，广为人知。在执掌中国航油7年的时间内，公司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公司发展过程被编为新国大的商学院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将他评为“亚洲新领袖”。在《联合早报》上，他的专栏文章时常对国际能源和资本市场指点江山。
从农家子弟到“投资大亨”，励志价值藏于微处。陈九霖的成功并非突然玉带加身，除了先天的智力因素之外，更在于他后天性格的养成，这方面他深受母亲影响。他在《地狱归来》一书中透露，和其他农村妇女不同，母亲从不体罚孩子，而只是摆事实和讲道理。
在教育专家看来，陈母这种教育方式下培养的孩子，往往能够更积极和建设性地看问题，知道换位思考、妥协以及利益最大化。在陈九霖的奋斗过程中，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不容易做事的国企体制中，他如鱼得水。但他也有弱点。
在亏损事件之前，中国航油一度超过九成员工是外籍，这让那些员工非富即贵的中资驻港、驻新企业相形见绌。陈九霖将自己定位于一位世界级的Ceo，不同肤色的人才从各大国际金融、能源机构慕名投奔，其中有两名交易员：澳大利亚人纪瑞德和英国人卡尔玛。
2004年，纪瑞德和卡尔玛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发生巨亏，引发了这桩让陈九霖身陷囹圄的金融事件。事后，有媒体抱怨陈九霖过分信任老外，而两位交易员早就被别人炒过鱿鱼。
最初的亏损发生后，陈九霖四处筹资，以期推迟期权行权时间，从而减少亏损。但国内的支持迟迟不到位，陈九霖甚至在中航油总公司会议上放声大哭。最后，他的挽救方案被否，亏损累计扩大到5.5亿美元。2006年，新加坡当地法院以涉嫌内幕交易、没有向交易所披露亏损等6项罪名，判处陈九霖坐牢四年零三个月。
但判决受到了各方质疑。法学权威江平教授认为，陈九霖没有检方所描述的“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的故意，同时，当年出售股票挽救亏损是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因此，由陈九霖个人承担刑事责任是“武断”。而一份国资委致新加坡当地法院的文件也指出，陈九霖的所谓“触犯法律的行为”是为了维护中国航油全体股东的利益。
吃上官司后，陈九霖曾让以前的秘书找一份自己曾发表的文章，可秘书硬是不接电话，短信也不回。他以为对方手机故障，就打给另一个同事，叫他把手机拿给秘书接听，谁知秘书扭头就跑。
陈九霖对自身才华与业绩有时表现出过分自信，难免得罪人。比如，国有银行空说支持企业“走出去”，但内部审批程序僵化，陈九霖不高兴，他在公开场合说：“中国航油不要你的贷款，我有的是外国银行支持。”在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SpC）时，中国航油曾遭遇其他国企的掣肘，导致直接收购告吹，只得以高价从印尼商人手中间接买入。他在媒体上抱怨：国企出海，为何互相拆台？
不过，这位公社书记的儿子也是社交高手，不论是起是落，他一直在谨小慎微地经营自己的关系网，而且做得相当成功。回归后，人脉没有抛弃他，组织也继续看重他，后者还给出了让他颇感欣慰的评价：在“中航油事件”上，陈九霖“未有私利”，他“为中国航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狱后不久，组织即安排他担任了另一家央企葛洲坝集团旗下国际工程公司的局级副总。
告别体制后，他组建的约瑟投资已投资了国内外30多家企业，其收购的几家海外上市公司潜在价值已超500亿美元，旗下已有数家国内公司挂上新三板，年内还将有5～7家旗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