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行动篇1
[关键词] 行政信息 主动公开 被动公开
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国行政信息公开法的调整范围不尽相同，因此，虽然有的国家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没有规定主动公开制度⑴，但却不能否认其它立法对主动公开制度的确认。主动公开仍然是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仍有必要充分研究这一公开制度，以便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我国的主动公开制度。
一、主动公开的含义及特点
对于何为主动公开，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有的从主动公开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上论述，认为“主动公开是指政府主动地在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上公布政府信息，或者以通告、告示、布告、公告等方式公开政府信息。”⑵有的从行政主体法定义务的角度论述主动公开，即认为“主动公开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义务主动将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情况登载在有关报纸上、公报上或者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公开有关情况的一种公开方式。”⑶虽然上述观点对主动公开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从公开的启动方式上而言，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在主动公开的存在方式上，两种观点均认为主动公开既表现为行政主体在具体程序中的公开，如行政处罚、行政裁决中的告知、说明理由等，又表现为非具体程序中的公开，如抽象行为、行政政策的公开等，前者由行政程序法规定，后者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限于篇幅，笔者仅就行政主体在非具体程序中的主动公开展开讨论，即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基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在非具体行为程序中积极公开特定信息的公开方式。与行政主体基于申请的被动公开不同，主动公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动公开的实施不是基于公民的申请，而是基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是先有申请而后公开，而是在没有任何申请的情况下的公开，因此，主动公开又可称为无须申请的公开。与基于申请的被动公开在启动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二、主动公开是对所有人的公开。主动公开以不特定的多数人即社会公众为公开对象。法律、法规之所以强制行政主体积极主动公开有关行政事项或信息是因为这些事项或信息对公众有意义，其表现是：这些事项或信息或者规范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关涉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对于只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有意义的行政信息一般不属于法定向公众主动公开的范围。
第三、主动公开的内容具有相对确定性，可以通过立法加以列举。由于各国政府干预、影响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行为方式有一定的范围，因此，法律强制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的事项也就有一定的范围，可以通过立法加以列举。主动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及其解释，行政主体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以及办事规则，行政主体的采购协议书、机关的预决算书，重大行政事项的决策、计划、指导等。与被动公开的信息具有非确定性相比较，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的信息则具有相对确定性和明确性。
第四、主动公开的形式灵活多样。根据行政主体的管辖范围，行政主体既可以通过政府公报公布行政信息，也可以通过出版、提供阅览的方式公开行政信息，还可以通过新闻会、新闻媒体以及公告栏、通知、会议旁听等方式主动公开。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政府网站公开业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普遍做法。
第五、主动公开必须配合多种保障措施才能使公开具有实效。由于主动公开在内容上涉及公众利益，如果行政主体应公开而不公开，直接受到侵犯的往往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根据公共选择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作为“经济人”通常不具有主张公开的直接利益，公民个人一般不会为了公共利益而主动诉求行政主体公开信息。因此，单纯通过赋予公民诉权的方式解决，可能因为没有起诉人而使这种公开措施失去意义，因而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来保障。这些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议会、法院以及媒体的监督保障等。没有这些相关的监督保障措施，主动公开的内容就难以落实。
二、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主动公开制度
（一）主动公开的立法情况
各国均存在主动公开制度，没有主动公开制度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其区别只是主动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采用的法律形式不同而已，有的国家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有的国家在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中规定主动公开的内容，还有的国家在两者之外，再以单独立法的形式规定政府主动公开的特定信息。
第一，行政程序法对主动公开制度的规定。各国行政程序法的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而有的国家则没有涉及。美国作为行政公开制度的代表，其194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主要规定了主动公开。韩国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立法的预告这一主动公开方式。日本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对象的行政指导应主动公开。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不但规定了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应登载于政府公报，而且在第45条中还重述了其他法律对主动公开的规定⑷。
第二，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对主动公开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作为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法律主要规定公开的原则、公开的限制以及公开的程序和保障措施，有的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内容。如美国1966年制定并经修改的《情报自由法》，该法详细规定了主动公开的事项。澳大利亚1982年《资讯公开法》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方式和保障措施。该法第8条规定了每一政府机关必须主动公开的资讯。加拿大《资讯取得法》第5条也规定了政府应主动公开的有关资讯。台湾的《行政资讯公开办法》又对《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主动公开内容加以说明，主动公开是台湾行政资讯公开的两种方式之一。虽然日本的《资讯公开法》仅规定了被动公开⑸，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就认为日本不存在主动公开制度。因为日本在制定《资讯公开法》以前曾制定有若干单行法令规定主动公开事项，比如行政机关向一般人民公布财政收支、可行性计划等则由其他法令规定⑹；通过公报公开政府法令也由单行法令规定。日本的《资讯公开法》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其调整范围主要是公开的程序和救济，而对于主动公开事项则没有纳入其中，该法第二条第二项在界定了“行政文书”的含义之后接着规定：“政府公报、报告书、报纸、杂志、书籍及其他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出售对象的出版物不作为该法适用的文件。”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也存在主动公开制度。此外，葡萄牙、新西兰等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均对主动公开的事项有所规定。
第三、其他法律对主动公开的规定。有的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和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之外还制定有若干单行的法律规范，规定主动公开的行政事项。这些法律规范较为分散，有的表现为集中对单项行政事务的主动公开作出规定，而有的则是个别条款体现了这种公开。如美国1972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和1976年的《阳光下的政府法》则集中对政府咨询委员会和合议制行政机关会议的公开作出规定，而美国的《政府道德法》则主要规定了政府主要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其中个别条款体现了公开。德国的《环境资讯法》规定了环境状况的公开。台湾地区的《政府采购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都市计划法》、《环境评估法》、《商标法》中均有关于政府资讯的主动公开。有的法律规范虽然没有规定政府活动必须主动公开，但是一旦政府的这一活动受其他机关的监督，而后一机关的活动法律要求必须公开时，实际结果也造成政府活动的公开。如台湾地区的《预算法》和《决算法》虽然没有规定政府的预算书和决算书必须主动公开，但是政府的预算书和决算书必须提交立法院审议，是对立法院的直接公开。而根据《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 实际结果也是对公众的主动公开。
（二）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问题。那些行政信息必须主动公开，哪些行政信息不必主动公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但取决于一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受制约状况。在现代民主国家，为弥补议会民主制的不足和缺陷，防止作为“人”的政府误用或者滥用“权”，就必然要求政府全面地公开其活动，除非为了“被人”的利益才可以不公开；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企业的投资、经营和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这些市场主体也需要政府公开各类经济信息；政府行政权力越受制约，其公开的范围也就越广泛，相反，行政权力较少受到制约，其公开的范围就可能狭窄。可见，一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是其政治、经济和法治发展实际水平的侧面反映。考察有关国家的主动公开制度，可以发现主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政府规章、法令的制定程序。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规定了政府规章的主动公开，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之前应在联邦登记上公告或直接通知利害关系人，公告或通知的内容包括制定规章的时间、地点、性质说明；制定规章的依据，拟定规章的条款或涉及的主题和问题的说明等。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1条规定，制定、修正或废止与国民权利义务或日常生活有关的法令时，制定该立法提案的行政机关应予以预告。法国1978年制定的《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主动公开对实体法的解释或对行政程序进行描述的指示、指令、通令。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政府法令的预告程序，该法第154条规定行政机关拟订法规、命令时，除情况急迫显然无法事先公告者外，应通过政府公报或新闻予以公告，并载明下列事项：订定机关的名称；订定的依据；草案全文或主要内容及异议的期间等。此外，有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政府法令的公开方式，如德国。
第二、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办事的实体和程序规则。美国《情报自由法》对此有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必须在联邦登记上主动公开的文件：1、机关的组织；2、机关的职能和工作方法；3、程序规则；4、实体规则、政策和影响公众权利的解释；5、上述各项的修改、订正和废除。第二类是在联邦登记以外必须主动公开的文件⑺，包括：1、裁决案件的最终理由，包括附议的意见和反对意见在内以及裁定书；2、该机关所采取的未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的政策说明和解释；3、对公众有影响的行政职员手册和指示。如果公布上述文件明显地不正当地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可在必要的范围内删除暴露个人身份的细节。由于美国系普通法国家存在先例约束原则，后一类必须主动公开的事项实际上仍然属于行政机关的办事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新西兰1982年的《公务资讯法》第20条、澳大利亚1982年的《公开资讯法》第8条均规定了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特定文件与资讯，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公众参与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和执行法律过程的方法；行政机关所拥有的各类文件的名单；公众可以查询、购买或接触到行政机关的文件等获得情报的方法。加拿大《资讯取得法》第5条也规定了政府的组织与职能、机关的各类办事手册等资讯应通过政府公报或出版予以公开。此外，台湾的《行政资讯公开办法》规定行政机关的许认可条件应主动公开。
第三、除了通过行政程序法和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主动公开的内容之外，其他法律规范中也往往涉及主动公开的事项。这些应主动公开的事项包括：1、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及会议记录。如美国的《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政府咨询委员会法》有专门规定。2、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收支状况，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予以规定。3、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文书。由政府采购合同法规定。4、行政机关的预算、决算及其执行情况。议会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是议会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及其执行情况始终是公开透明的。5、行政机关相关业务的统计。6、政府文官的录用等等。
总之，从各国的行政公开制度不难看出，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法令或规章的制定程序，包括法令或规章的制定机关、制定理由、依据和规章的内容及其说明。二是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及其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办事规则。三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行政事项。由于各国对行政信息的理解不同，因此规定行政信息公开的法律形式也有所不同。
（三）主动公开的形式
主动公开的形式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何种手段、途径或方法将法定公开的事项公之于众，其目的在于使公众知悉以备查阅和利用。采用何种具体形式公开，主要取决于政府信息的重要程度和适用范围。如果说行政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是各国行政情报公开制度的实体内容，那么行政公开的具体形式则是其程序性内容。实体性内容必须通过程序性内容加以贯彻落实，否则，缺乏程序性内容，公开的实体内容也难以落实。因此行政公开的形式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主动公开的形式主要有：
第一、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公布政府规章及其他重要行政信息的法定方法，且大多已形成制度。根据美国《情报自由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通过联邦登记予以公布是主动公开的重要途径。另外，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规章的制定程序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资讯公开办法》也规定了政府公报这种公开方式。
第二、出版发售或提供阅览。除了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公布的文件之外，还有一些政府文件，其地位不如上述文件重要，或者由于数量太多不适宜登载于政府公报，但由于它们具有指导行政主体活动的作用，因此一般是通过出版发售的方式予以公开，或者放置于机关的阅览室内，由公众按照行政机关规定的程序查阅或者复制。由于上述文件内容庞杂、数量巨大，因此，需要行政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编制索引，以便公众更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美国《情报自由法》第2条规定了这种公开方式，即每一行政机关，依据出版公布规则，均应将下列行政信息提供一般公众阅览及复印。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资讯公开法》也规定了此种公开方式。
第三、政府网站。如前所述，公开信息的方式受技术手段的强烈影响，随着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各国政府也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改进信息的公开和提供方式，使政府从封闭走向开放。1996年克林顿政府专门颁布了电子信息自由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网站，并在网站上通过三种形式公开政府信息：建立电子阅览室；建立电子信息自由法资料的导引；刊载上年度本政府机构对信息自由法执行的报告，包括为公开信息的个案及其原因⑻。台湾地区的《行政资讯公开法》第8条也规定了利用电信网路传送或其他方式供公众网上查询。多数国家是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且这种公开方式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定期召开记者会、说明会。政府对重大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对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的调查、统计等行政信息，通过召开记者会、说明会予以公布。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均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据此公布政府的重大信息。这种公开方式在有些国家是由新闻法规定，如德国有的州规定，政府有向新闻出版界提供相关情报的义务⑼。台湾地区的《政府资讯公开法》第8条第4项规定了此种公开方式，政府可以采用举行记者会、说明会的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公主行动篇2
尊敬的XX领导、各位来宾、患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XX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出席今天仪式的领导有：XX主席、XX队长、X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XX同志。
参加仪式的还有：XX医院院长XX，副院长XX，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和患者代表。
今天的仪式共有四项议程：一是XX县卫计局局长XX致欢迎词；二是举行捐赠仪式；三是XX医院院长XX作表态发言；四是XX队长讲话。
下面，会议进行第一项，请XX卫计局党委局长XX致欢迎辞。
......（致辞毕）
下面，会议进行第二项，请XX队代表上台向医院代表捐赠支票，大家欢迎！
……
请县卫计局局长XX向狮子会代表赠送锦旗，以示感谢！
……
下面，会议进行第三项，请XX医院院长XX作表态发言。
......（发言毕）
下面，会议进行第四项，请XX服务队XX队长讲话。
......（讲话毕）
请与会领导、嘉宾们移步台前，合影留恋。请现场工作人员邀请部分患者代表到台前一同合影。
合影后，请各位领导和嘉宾移步到患者前，为已经接受手术的患者拆除纱布，感受患者重见光明的时刻。
公主行动篇3
D:各位领导,
G:各位来宾、现场的各位朋友，
合:大家上午好!
D：我是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__，
G：我是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__。
D:这里是__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首届爱心助学行动的公益演出现场,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大家对恩施山区孩子的一片爱心更加炽热。我们代表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感谢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活动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各位总监、__电台总编室、技术部、网络部、办公室的领导和频道各部门的负责同志。
G：在这里我们还要隆重介绍参与我们爱心活动的慈善企业的嘉宾，他们是：
元亨强心卡__公司总裁__
中国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私人业务部总经理_[文秘站:]_
光大银行江汉支行副行长__
四川仙牌灵芝茶公司总经理__
全球康__公司总经理__
武汉文昌职校校长__
还有长期关注我们__台节目，关注我们爱心活动的听众代表，在这里，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群众围在展板前认真观看
设在会场的爱心捐赠点
群众踊跃捐款捐物
群众头顶酷暑热心参加“捐助演出”活动
G:同时今天还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们是:《楚天金报》、《__经视》、《__广播电视报》的各位记者朋友，在这里感谢新闻同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十分感谢__公园管理处、武汉市公安局中展派出所为本次活动提供的方便和安全保障。
行动主持是新闻综合频道节目主持人__、__
D:我们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前身是__人民广播电台,今年元月一号正式开播,我们坚持”主流媒体百姓广播”的办台理念,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
G:就在上个月,我们新闻综合频道著名晚间谈话节目《今夜不寂寞》的主持人简然,收到一封恩施市太阳河乡15岁孤儿胡军的来信.在信中,孤儿倾诉了自己苦难的身世和求学的艰难，面对高额的高中学费，这个品学兼优的大山孩子陷入了困境。
D:胡军的来信深深地感动了简然,她决定去恩施太阳河乡寻找小胡军,新闻综合频道高度重视，派出了简然寻访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和艰难寻访，不仅寻找到了小胡军,还在恩施太阳河乡发现了一群像胡军一样热爱读书但是家庭十分贫困的孩子。简然的行动代表了广播媒体关怀民生,身体力行”三贴近”的社会责任和职业精神,8月15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昌尔同志亲自批示,称赞“精神可嘉”,高度评价了新闻综合频道的爱心活动.
G:我们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对这次寻访过程进行了全程报道,同时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谈话节目《神州夜航》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同步直播,在全省,全国的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位远在巴拿马的海外留学生打来越洋电话，表达了奉献爱心的愿望。很多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尽快建立捐助平台,为这些孩子们献出自己的爱心!为了顺应听众朋友的热切要求,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捐助活动。
D:募捐开始后,《今夜不寂寞》节目每天都会接到无数听众打来电话,他们和简然同喜同悲,一同经历这次爱心的洗礼,同时,新闻综合频道社会部每天收到全国、全省听众的捐款和衣物。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很多捐款听众都是在自己经济条件不算宽裕的情况下奉献爱心的。在这里,我们要把最真诚的感谢和真挚的祝福送给这些为孩子们献出爱心的朋友们.让我们衷心地道一声:
合:”谢谢你们!”
D:很多听众特别关心简然的寻访过程,想亲眼见到，并面对面地听到她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夜不寂寞》主持人简然和我们的热心听众见面，让她谈谈自己的感受。有请简然!
（简然上台，介绍一位捐助听众的代表上台。）
主持人简然向大家介绍情况
光大银行负责同志递交捐款
部分捐款单位的代表发言
接受捐款
G:简然留步！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不仅有我们的热心听众,还有很多致力于爱心报国、回报社会的慈善企业,今天，他们把一份暖暖的爱心带到了现场，下面我们有请爱心企业代表向我们的山区孩子实施现场捐赠!我们的主持人简然一定会把你们的爱心和广大听众捐助的善款郑重地转达到孩子们手中。我们的爱心企业和爱心单位是：
全球康__公司捐助10000元物品
元亨强心卡__公司捐助5000元
四川仙牌灵芝茶公司捐助5000元
中国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捐助9800元
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捐助10000元
请中国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私人业务部总经理王莉谈谈现在的心情。
（光大银行谈捐款初衷。）
好的,再次感谢爱心企业对孩子们的支持和关爱,令人高兴的是中展派出所的干警也
为我们的孩子献上了爱心，我们相信,有这么多慈善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参与,山区孩子的梦想就一定不会落空!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负责人李利克讲话
D:作为爱心活动的推动者，我们的广播媒体同时也被社会的爱心所感动，现在有请__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总监李利克代表全体员工向贫困孩子奉献爱心，并为我们致辞!
（李利克致辞）
G:今天我们在美丽的__公园举办寻访过程图片展览,让更多好心人了解大山孩子们的生活,同时我们准备了一场精彩的群众演出，来回报社会各界对我们爱心活动的支持。
D:下面,__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首届爱心助学行动群众公益演出正式开始!
群星曲艺团高松林表演__大鼓《关心伢们学文化》
前来捐款的几位盲人听得津津有味
武汉市硚口区迎枫楚剧团刘共华表演楚剧《打金枝》选段
迎枫楚剧团的老戏迷
D:首先，让我们欣赏由武汉市群众艺术馆群星曲艺团的__大鼓演员高松林老师带来的一段他为本次活动创作的新作品,__大鼓:《关心伢们学文化》，伴奏：群星民乐队
G:我们爱心捐助过程，自始至终得到老年朋友的大力支持。8月中旬，武汉市硚口区的几十位退休干部，共同捐出2500元，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武汉市硚口区迎枫楚剧团老年朋友刘共华为我们演出的楚剧《打金枝》（选段），由迎枫楚剧团乐队伴奏。
同济医科大学学生黄羽演唱歌曲《别问》
中南民族大学谢婷婷、钱婷婷表演傣族舞《籐枝叶》
__电台主持人海璇演唱歌曲《小背篓》
中国地质大学退休干部涂唯芳表演豫剧《花木兰》选段
D：那么,下面让我们欣赏由同济医科大学的学生黄羽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叫《别问》,有请黄羽!
G:大山孩子的命运不仅牵动着老人们的心，也感染着我们年轻人，在我们一个月的募捐过程，每天都有大学生志愿者在帮助我们工作。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南民族大大学生艺术团的谢婷婷和钱婷婷为我们表演傣族舞：《藤枝叶》。
D:我们义演现场有简然寻访过程的大型图片展,相信有很多画面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苦难中长大的大山孩子，最懂得生活的艰辛，他们小小的年龄都已经开始干活了，显示出自立自强的精神!在这里，我们有请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__，把一首温馨的《小背篓》献给他们,祝福这些懂事的孩子,少一些苦难,多一些温暖!
G:下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地质大学退休干部、“放飞梦想”国际形象大使一等奖获得者涂唯芳老人,由她为我们表演豫剧《花木兰》选段!希望在场的老年朋友能够喜欢。
新闻综合频道节目主持人何军演唱歌曲《感恩的心》
__电台交通频道节目主持人晓轩演唱歌曲《爱的奉献》
现场观众踊跃捐款捐物
老人为孩子们奉献爱心
D:简然寻访小组接触到的六位大山孩子，不仅个个品学兼优，而且都有自己的理想，有个叫龙海的小朋友说，长大想当医生,不仅要治好妈妈的病,还要给那些和他家一样没钱看病的人治病，这些孩子年龄不大，但从小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父母，感谢天下所有的好心人。下面就让我们有请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何军代表大山的孩子为您演唱一首《感恩的心》。
G:天气十分炎热，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武汉的最高温度达到38℃，大家冒着酷暑坚持着这份爱心，我们代表山区孩子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敬意！接下来,一群热烈奔放的年轻人为我们带来动感十足的街舞表演，他们就是曾经参加央视街舞大赛的SpecialKing团体!有请他们!!
__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李忠诚（前左）在台下观看
D:我们的活动进入高潮,在这里隆重介绍，__电台副台长李忠诚来到我们演出现场，为我们加油。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台长的到来，各位来宾，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让自己的一份爱心化作山区孩子的梦想，如果曾经从艰难困苦中顽强走过来的您,希望用一份爱心,去改变山区孩子的命运，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演出现场的捐赠点进行捐助和登记,如果不便，也可以在活动结束之后拨打全天候捐助热线电话:027---63587200,详细询问捐助方法，现在有请__电台交通音乐频道主持人晓轩为我们演唱一首《爱的奉献》,让我们在爱的歌声中，共同温暖大山的孩子，共同奉献一颗爱心。
（组织群众捐款）
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负责人李利克现场接受__电视台经济频道记者采访
__、__、简然、何军、晓轩、黄羽合唱《相亲相爱》.
盲人也前来献爱心捐款助学
主持人们代表__电台新闻综合频道向捐款捐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地感谢
D:7月份我们走进了大山,走进了太阳河,走进了山区孩子的生活.
G;8月,我们见证了关怀,见证了奉献,也见证了爱心.
D:在今天的公益演出活动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社会的浓浓爱心,我们相信,这份爱,远在山区的孩子们也一定能够感受到!
G:最后,我们要告诉那些远在恩施山区的孩子们,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城市乡村,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会把最美好的祝愿献给你们,祝愿你们的明天会更好!
公主行动篇4
活动中，宣传民警以“佩戴头盔，安全出行！从‘头’开始！”为宣传主题，向茂凯家政公司工作人员深入讲解了骑摩托车、电动车时，佩戴好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切实提高茂凯家政公司员工的安全防护意识，有效减轻交通事故后果、减少交通事故伤亡，并积极倡导：“安全出行，文明相伴！生命只有一次，文明从我做起，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畅通的交通环境，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宣传民警还针对工作人员提出的“头盔种类繁多都有什么区别？”、“如何正确挑选和佩戴头盔？”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及时解决茂凯家政公司员工在交通参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取得良好效果。
公主行动篇5
关键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区别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5
公共行政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而公共管理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有着一定的区别，又有着本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区别与互动。
一、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
第一，内涵区分。公共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政府管理，有着多元化主体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新的学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把公共行政作为基础，将管理学、经济学一级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整合，主要涉及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公共事务。而公共行政则是把刚性规范以及固化原则作为基本的支撑，主要依托于政府主体开展相关的政治统治工作，是国家行政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开展相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主要把政府、法律法规等授权组织机构作为主体，把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相关事务作为客体，根据法律法规展开相关决策、组织等活动的科学体系，有着工具性以及依附性的内在本质。
第二，主客体区分。首先，主体区分。主体就是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是单一亦可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多呈现多元化，主要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主。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对责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统筹协调，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其他法律授权的相关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代表的相关机构。大多数主要把政府作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客体区分。客体对象主要就是指主体行为的主要内容。公共管理主要重视社会性，对公共服务、公众的参与性以及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公开化等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主要彰显了客体的社会性。公共行政较重视其公共性，对公共权力与利益的执行与维护较为重视，主要有着工具性。权威性以及规范性的基本特征。公共管理的客体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与拓展中有着具象化的形式。公共行政有着动态性的特点，主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方向，通过其他学科知识的引入，主要包含着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公共行政的客体有固有的管理程序，把民生利益为主要导向，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主要表现。
第三，内在区分。首先，管理目标区分。公共行政对机构、过程以及程序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内部取向；而公共管理则对项目、结果以及绩效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外部取向。其次，管理体制以及运作模式的区分。公共行政对具体的计划、组织以及指导等基本技能的运用较为重视，主要强的是政策的科学化；而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管理的市场化模式。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互动关系
公共行政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是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行政学说的形式改革。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流行的行政改革主流的新公共管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带来一定的_击，这种全面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取代了公共行政模式成为了新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发展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公共管理模式与公共行政的主体都是社会公众事务进行治理，二者的管理初衷是一致的。公共管理主要是通过多元化主体采取合作管理模式开展社会治理，把公共行政中的精华与社会管理进行了细化处理，把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公共行政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主体则为政府作为主，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复制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的。而公共庞合作系统中的组织要通过核心的、关键性的管理部门达到提高组织整体一致性的根本目的，其组织行政有着公共性的特征。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组织对其行政管理有着共同管理的权利，其行政价值有着中立性的特征，把公共行政在表现形式上转变为实质的将行政管理模式，根据公共管理组织的相关服务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等因素构建行政模式，将公共服务与合作治理有效的融合起来。在公共管理中的相关管理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实际的、共同需求体现，可以通过合作管理模式的表现出来；公共管理行政有着科学化、技术化理论思想，注重与合作活动的开展，彰显着合作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社会道德体制，优化、完善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
第三，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着规范性的本质特征。在开展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二者都严格的执行着相关的规章制度，有着一定的规范性特征。把管理机构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活动机构；
第四，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主要目标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二者都是将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的工作目标，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贯彻执行着公平性、公正性以及透明的性的政策宗旨。
第五，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工作在形式上都属于服务行政范畴之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都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行政手段，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都属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范畴。
结束语：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二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与时代的二者的影响与作用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着相互对立的层次也有着内在的无法割舍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互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社会治理与改革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与启示。
参考文献：
[1]朱晓红，都英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8.79.
[2]陈庆云，曾军荣，郑益奋.关于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几点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1）：456.457.
公主行动篇6
关键词 认识论公共行政理论范式 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 治理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141-10
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即是研究者与以人为核心的社会之间的认知关系，研究者基于特定的认知关系理念或预设进行社会理解、社会解释、社会预测乃至社会构建活动。本文从可知论、不可知论以及话语游戏论这三个方面的认知观念即认识论角度，讨论在相关认识论影响下可能做出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选择。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在认识论还是公共行政理论上，文中所做的分类，都立足于理论逻辑的演绎分析，而不是来自学科历史的归纳整合。
一、可知论与公共行政研究的制度主义理论范式
可知论认为，人类理性能够充分了解包括人自身在内的自然、社会和心理现象，在人直接感知的外界现象背后，存在着固有的结构性构成和规律性变迁，对于这些结构性构成和规律性变迁内容，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的方式，予以理解和解释，而科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这些结构性、规律性内容的系统表述。因此，检验或评价科学理论的基本途径就是去看经验事实或科学思维逻辑是否能够支持相关的理论推理、理论观点或理论命题。
具体而言，可知论乃是建立在这样几个密切相关的认识论观念基础之上：
其一，包括所有现象的外部世界，通过其结构性构成或规律性变迁展示出整体性和统一性特征，决定其结构构成和变迁规律内容的是具有行而上特征的世界本体，无论这个本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类理性(主要是科学理性)都能够通过主动的观察和思维活动来认识它，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通过对于世界本体的认识去把握世界的构成与变迁，推动世界走向理想化的整体性构建。
其二，在外部世界的结构性、规律性与人类语言尤其是科学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通约性，研究者能够把这些结构性和规律性内容转换成为适于广泛交流和传播的科学理论表述或科学话语信息。这种话语转换意味着，科学研究可以在特定理论模型与外部现象世界之间，确立某种形式的共通性和可比性。所以，一方面，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联想、归纳等方式，在对众多现象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特定的理论模型或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又能够有主观构建的理论模型，沿着理论本身固有的逻辑线路，通过概念推理的演绎方式选择、设定乃至构建相应的外界现象。
其三，相对于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特征的结构和规律来说，呈现在人们感官面前的外界现象，只是变化不居且各处片面的表象，而结构和规律则是稳定可靠的本质性存在，因此，人一旦得到关于特定结构或规律的科学认识，或者做出了关于特定结构或规律的理论认定，那么，就可以在此结构性或规律性认知的引导下，去改造或构建处于表象层面的外界现象，使其向结构或规律的理想方向演化。这就是基于可知论观念所形成的，强调人的主观动机和主观行为能力的所谓“人类中心主义”。
其四，在科学认知指导下的科学研究行为，指向外部世界及其结构性、规律性内容，将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或道德意识的影响。在其科学研究活动中，研究者应该处于一种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立场，使科学研究中的外界现象认知行为与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偏好相互独立，指导其理论认知和理论构建取向的，只能是理论话语本身固有的逻辑或外部现象的实际信息展示内容。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认知观念预设下，科学研究行为就将展示出一种以“证实”为标志的科学研究行为模式：沿着现象归纳、总结的路径，通过大量、反复的观察、访谈、调查和试验等等，收集关于外部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化处理的基础上，得出可能的结构性或规律性理论认知；或者，沿着概念演绎推理的路径，在既定的结构性、规律性理论表述的基础上，根据理论表述内在的逻辑指向，通过对理论表述内容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分解、命题分解和概念分解等方式，寻找或设定其在外部现象中的指示或指标性内容。
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上述两个路径方向的理论认知过程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在这种以可知论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模式中，关于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的科学性检验，往往都要通过外部现象与既定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证实来进行。一方面，关于外部现象的结构性或规律性理论认知的正确与否，要由客观的外部现象信息来检验，如符合外部现象的信息显示或实践要求，就证明理论认知的正确性，反之，则是错误的认知。另一方面，关于外部现象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也要由相关的结构或规律性内容来检验，符合的被认为是代表自然发展、社会发展乃至主观心理演化的进步方向，反之，则要在既定的结构性或规律性认知指导下，做出改革现实、改造自然或改造社会的主观选择。显然，后一个方面为价值中立预设打开了一个缺口，常常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张推动下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一旦遵循上述可知――证实的认知模式，公共行政理论就可能形成一种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与可知论之间的关联还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预设：(1)制度与结构性、规律性内容之间的功能转换，即把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制度(主要包括宪法、法律和公共政策)看作是科学认知活动中的结构性或规律性内容，并在此意义上讨论其在公共行政活动和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功能地位；(2)公共组织主体或公共权力主体与科学认知主体之间的角色转换，通过这一角色转换，以“可知”为核心的主体认知能力被转换成为以权力主导为核心的公共行政管理能力。
制度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取向：
其一，以制度落实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研究。
这是把此研究范式标识为制度主义的首要原因。根据前面的关联性预设，制度主义公共行政理论把公共行政现象看作是独立于个体主观意识的外部世界现象，把既定的宪法、法律和公共政策看作是关于这些公共行政现象的结构性和规律性内容，这些制度性内容具有整体性和理想性特征，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就在于使现实中的公共行政现象体现或接近于相关制度规范内容的整体性和理想性要求，因此，公共行政系统运行的基本内容便是制度规范的落实，即宪法、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现实化，要用既定的制度规范来照应现实中的公共行政事务，检验公共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引导或推动公共行政事务状况向既定制度所设定或规范的结构性和规律性方向演化。
在制度落实的假设之下，公共行政运行就将显示出一种理想化的逻辑流程：先在特定意识形态观
念的指导下设定公益的对象性内容，然后由制度规范予以确定，最后是通过公共行政活动的制度落实过程实现这些目标。
其二，以“制度人”预设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主体研究。
在制度落实的语境背景下，公共行政主体被看作是落实并体现制度规范内容的“制度人”。“制度人”并不仅限于人性假设内容，而是涵盖了公共行政活动中公共行政主体行为取向或行为制约的各个方面：
首先，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政治活动中的角色和地位的确定。制度角色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三权意义上的制度角色划分，即立法组织的制度制定角色、司法组织的制度监督角色和行政组织的制度执行角色；二是政治与行政划分意义上的制度角色，如威尔逊、古德诺等人所说的政治活动产出政策、行政活动落实政策；三是常任文官意义上的职能分类角色，通过制度规范下的职位设定来确定行政主体的制度角色。
其次，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取向由制度予以模式化。这种“制度化”的行为模式，不仅包括明确成文的制度授权以及在制度授权基础上形成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规章，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前文已经指出的，依托于公益实现路径的公共行政活动流程，认为所有公共行政主体都具完全的公益意识、制度意识和组织意识，会成为公益实现过程中可靠的主观性因素。在此制度规范和行政伦理规范的双重设定之下，关于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主体行为研究就可以直接转化成为制度规范内容的研究，以制度规范中的主体行为方式设定来替代实际的主体行为。
最后，公共行政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状况，包括关系构成、形成和互动取向，都由制度予以模式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既定制度的内生的组织结构构成和组织运行模式。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中有着充分的表述。
其三，以权力使用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活动机制研究。
制度落实在公共行政运行机制中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制度规范在公共行政秩序中的权威性地位，对于公共行政活动而言，这一制度权威主要表现在公共行政权力的使用及其影响效力上。
权力是一种指向他人的强制能力，在制度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中，以展示制度权威，落实制度规范内容的公共行政权力使用及其研究，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强调行政权力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主导性地位。认为公共行政活动是一种中心导向，即权力中心导向的社会影响模式。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落实既定制度规范乃至实现社会公益，只有一个关键性的路径选择，即改善或提升公共行政权力的使用能力或使用效力，比如根据既定制度规范优化行政权力的职能授权，增强或提高行政权力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即立法、司法和行政为代表的三权)中的权力地位，推动公共行政组织的建设等等，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公共行政研究和公共行政实践，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扩展了公共行政权力使用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中心地位，甚至导致公共行政权力膨胀(相对于社会、经济系统，或相对于立法、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万能的理论观点和公共行政现象的出现。
二是强调合法性内容的公共行政权力使用行为研究。基于制度落实的内在逻辑，公共行政权力的使用主要来自于制度规范内容的推动，无论是权力使用取向还是权力的使用行为本身，判断其正当性的基本标准便是是否符合既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取向在带来权力间浓厚的上下等级色彩的同时，也塑造了权力运行系统的一体化特征，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公共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以及首长负责的公共行政组织运行机制。
在这一经过“理想型”(韦伯语)处理的制度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制度落实、“制度人”以及公共行政权力的使用，分别从公共行政运行机制、公共行政主体和公共行政主体的职业活动角度，设定了一个具有中心控制或管制机制的整体性的公共行政系统，通过制度、“制度人”以及公共行政权力在不同层面的中心整合作用，塑造了可知、可构建的公共行政现象和公共行政秩序。
二、不可知论与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范式
不可知论对可知论所依托的理性认知能力提出质疑。主张无论是认知主体的内省，还是对于外部现象的观察，都不可能通过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完全获取外部世界的结构性或规律性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现象世界的结构性或规律性内容(也即真理)是不可知的，真正的科学研究永远都处于通向真理或接近真理的探索过程之中。显然，不可知论对可知论的质疑，并不具有颠覆性，它仍然承认外部世界中结构性和规律性内容的存在，承认有一个支配一切的世界本体，仍然承认理性的认知能力，只是要给理性设定一个限度，即存在永远的不可知领域。在不可知论看来，任何关于真理的理论命题都只是一种假设，判断其科学性的标准不再是能否自证，而是其能否提供一个开放式的反驳或批判通道，即是否允许“证伪”，所以，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持续的“大胆假设、严格反驳”的趋向真理但永远无法占有真理的过程。
对应于可知论，不可知论主要建立在这样几个密切相关的认知论观念基础之上：
其一，外部世界仍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世界，有决定其结构性和规律性内容的本体存在，但是仅具形式意义，只存在于纯粹理性的概念构建，无法成为科学认知的直接对象，对于现实的科学研究而言，正因其不可知而应予以搁置。
其二，关于外部现象的科学认知内容不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现象研究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科学研究的全部。研究者不再执著于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和规律性内容，而是寻求理解并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过程将主要表现为科学认知与具体现象、科学话语与现象符号之间的通约活动过程。显然，相对于可知论所强调的理论模式对于现象世界的规范或构建意义，这种信息转换有着突出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其三，基于理论研究固有的内在逻辑整体性和模式化偏好，关于外部现象的解释性研究仍然会呈现出一种结构化或规律化趋向。相对于可知论所设定的结构性和规律性内容的决定性意义，这种结构化或规律化解释更多地起到一种形式化作用，是围绕着外部现象所做的理论话语转译努力。在这里，外部现象将是第一位的，结构化或规律化的理论解释则可能是多元的，反映到理论指导或推动实践活动层面，则意味着在特定的结构化和规律化形式下，不同的理论解释或理论规划之间将形成某种平等的对话、讨论、争论或竞争机制。
其四，在理论解释的多元竞争背景下，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不再是需要规避的主观性内容，每个研究者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并在于他人的争论或讨论过程中展示其符合既定结构化或规律化形式的合理性程度。关于价值观念涉入的科学性判断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满足状况：一是相关价值观念必须是适于进行合理化讨论、争论或证伪的，是建立在相关定义、推理以及与现象关联下的命题
构建基础上的，而不能是仅仅宣称的信仰；二是相关价值观念必须是能够纳入到既定本体形式的合理性内容，能够体现，至少能够显示或证明其体现了该本体形式的具体化内容。如在民主化的规律化形式下，讨论公共权力的绝对强制力就将是不合理的。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认知观念预设下，科学研究将展示出一种以“阐释”为标志的研究行为模式，阐释直接指向外部现象，并以其为中心。阐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找现象背后的结构或规律，而是希望更合理地理解外部现象并以理论话语的方式把自身的理解信息表达出来，因此，阐释研究也包括两个紧密相关的行为环节：现象理解和现象解释。现象理解强调的是理论的信息整合能力，现象解释则强调理论的话语整合能力。无论是理解还是解释，理论的工具性特征都非常明显，它已不再是可知论视野下那个凭借其本体性设定成为社会认知权威中心的理论。在阐释的研究行为模式下，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指向正悄然从现象转向他者，即关于现象的理解尤其是理论解释，必须能够被放到任由他人质疑，与他人进行平等讨论或争论，进而寻求他人认同的平台，在这种他者转向或理论竞争、理论讨论的形势下，既定的理论命题或关于社会本体形式的合理化表述变得越来越丰富，而在其推动或影响下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将展现出其创新性特质。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一旦遵循不可知――阐释的认知论模式，就可能出现一种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选择。在概念名称上，新制度主义来自于制度主义的对应性比较，其与不可知论之间的逻辑关联还基于两个方面的理论预设：(1)制度认识论地位的微妙变化。作为公共行政秩序的体现者或规范者，制度已不再是那个具有本体性意义的结构性或规律性内容，后者作为社会价值公理或理想目标，可以在观念层面塑造社会行为的意识形态取向，但是永远都不会成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其在制度规范中的话语存在，如基本自由，更多地具有形式意义，制度研究的内容在于如何合理地展示这些形式，而不再是去发现或设定它们。所以，在新制度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中，制度变迁将成为制度研究的常态，而其内容也将更多地指向更具地方性和具体性内涵的公共政策事务；(2)在多元竞争的阐释性理论背景下，公共行政主体与科学认知主体之间的角色转换，也将超出单一权力中心的支配性角色定位，不同阐释性认知之间围绕着真理性主题的竞争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为公共权力主体与社会权利主体之间围绕着公共行政权力使用的二元竞争关系。
具体而言，新制度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取向：
其一，以制度变迁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研究。
制度变迁的前提是，既定制度规范本身可能是不完善、偏颇甚至完全错误的，是需要变革、可修正或可替代的，因此，制度是工具性的、非第一性的。对制度进行上述合理性判断的标准仍是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下的那个公益，只是同制度落实意义上的公益与制度间关系相比较，此时，公益与制度间的关系有着更加丰富的动态性特征。既定的制度规范已不再是那个充当公益的不可置疑的指示项的制度，而只是体现公益明确化内容的一个可能性选项。随着制度落实活动的展开，特定制度相对于公益的差距、矛盾乃至背离都可能会显现出来，相对于具有永恒公理意义的公益理想来说，既定的制度规范内容永远都处于具有变迁可能的工具性过程。
但是在形式上，制度依然是实现公益目标的必由之路。公共行政的运行，也将围绕着如何才能制定出最能体现公益要求，最有利于推动公益实现的制度规范而展开。这种消解制度神圣性但仍保留其核心地位的新制度观念主要体现在围绕着制度变迁或制度变革而设定的公共行政运行机制上。此时，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终极目标的公益，不再仅仅是具有整体性和结果意义的、高高在上的理想或意识形态符号，而是有着明确程序性内容的具体利益指向，并在一定意义上被转化成为(或被看作)处于整合、形成阶段的个体或群体利益。界定什么是公益或判断是否符合公益的标准已不在是制度主义范式中那个与公益同样高高在上的制度以及握有制度话语权(说出、解释)的公共行政权力，而是公益的内在构成要素，即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此时，公益标准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了一种权利话语，围绕着制度规范内容的变迁活动也将展示出一种与制度主义相反的逻辑线路，表现为一种从权利表达到公益整合再到制度应对的制度变迁活动流程，权力与权利之间围绕着制度和公益的博弈形势也将导致公共行政主体的二元化划分。
其二，以“组织人”预设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主体研究。
制度变迁的“权利表达――公益整合――制度应对”逻辑，改变了制度落实语境下公共行政主体构成状况。此时，推动制度变迁的制度规范制定或制度创新活动，不再表现为从权力落实到权利服从的单向等级流程。在权力与权利之间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对等关系性质，主要体现在围绕着特定制度规范内容产出或变迁问题的博弈互动形势。对于公共行政权力使用者来说，其公共行政主体角色主要是指公共行政组织成员这一组织身份，虽然“制度人”同样具有正式的公共行政组织成员身份，但是在制度落实的语境背景下，公共行政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涵盖在制度规范内容里，本身缺乏能动的创造力。在新制度主义公共行政研究中，公共行政组织不再是制度规范下完整的一块，而是有着丰富的个性，虽然组织的建立和运行仍要具备既定制度的合法性授权，但是由于公益和制度间逻辑关系线路的反转，公共行政组织可能成为那个基于特定公益(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呈现而推动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力量。引导或推动公共行政组织建立和运行的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公益形势的构成和变化状况，既定制度在公共组织职能设定和组织行为方式规范上的决定性作用相对减弱。由此，公共行政组织成员将主要以公益事务(或公共行政事务)的地域性、领域性和阶段性来划分其组织归属地位，如中央层面、地方层面、职能层面、人员层面、常规性事务层面和危机应对层面等等，并据此形成其在公共行政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
也正是在这种公益与制度间逻辑关系线路反转的形势下，社会权利主体得以进入公共行政活动的前台，他们不再是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下，单纯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的公共行政管理对象，而是可以主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政策诉求，并对公共行政活动产生实际影响的公共行政主体。当然，他们的表达对象将主要限于公共行政组织成员，影响目标也是公共行政组织成员的制度规范制定活动。
在既定的公共组织系统构成条件下，由于公共行政组织成员巨大的组织行为能力，社会权利主体要想确立与公共行政组织成员相对等的公共行政主体地位，并对特定公共行政事务的制度化应对施加实质性影响，就必须形成某种对应的组织化形式，在各种职业、价值尤其是利益关联的基础上把自己组织起来，使联系松散的个体或群体整合成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组织，以提高公共行政参与行为的能
量和影响效力。这是我们把制度变迁形势下的社会权利主体设定为“组织人”的基本逻辑。同公共组织相比较，由社会权利主体形成的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显示出相对较低的组织化水平，常常会出现随着特定公共行政事件而兴亡的暂时l生组织化现象。
“组织人”的设定与现实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公益的形式化特征，使其更多地表现为公益符号下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利益。
其三，以权力与权利间互动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活动机制研究。
公共行政主体就是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行为参与主体，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分别代表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利的公共行政组织成员和社会大众(通常以组织化形式)之间的博弈互动代表了公共行政主体的活动机制内容。互动是以二者之间的对等影响为标志的。公共行政权力具有指向特定公共空间的强制性影响能力，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强制性影响力往往会转变成为任性、妄为式的剥削、压迫和控制，因此，在公共权力确立其合法性强制力的同时，通常就会伴随有对其强制能力的监督和限制，在权力系统外部有公益或社会权利的监督和限制，权力系统内部则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之间的分化与制衡。对于公共行政权力而言，这些监督和限制形式同样存在。本文不去考察内部监督和限制形式，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既定制度的合法性安排之中。公益的监督和限制更多地表现在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与其说是外部监督和限制，倒不如说它取决于公共行政权力使用者的内省或行为自觉，是一种自我的监督和限制，主要体现在制度主义范式下，以权力使用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活动机制中。
只有权利的监督和限制才真正具有明确的外部性特征，通过权利的主体载体――社会大众，使得这种外部监督和限制具有了现实的程序内容和实质性影响，而权利的主体载体构成形式及其行为能力乃是其能否有效行使监督和限制行为的关键所在。从人员构成角度看，与权利对应的只能是社会大众，在现代政治语境下，关于权利的制度规范内容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制约权利监督有效性的关键在于社会大众能否以主动的行为充分体现关于权利的制度规范内容。这一点，在权力和权利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中能够进行预设：(1)对等性。即公共行政权力主体和社会权利主体有着大体相等的行为资源，能够通过既定的程序安排，向对方施加实质性影响；(2)交互性。监督和限制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双方将采用讨论、争论、证明、协商、妥协等方式展开其博弈关系，当然，公益依然是双方争夺利用的最重要表达工具，也正是在这一论争博弈过程中，科学理论和科学家以其强大的社会权威影响力介入，成为双方使用和争取的对象；(3)均衡性。二元主体间的论争总是在均衡和不均衡间转换，当双方就公益的认知、表述以及实现路径达成一致时，均衡以合理的制度创新为标志而实现，随着形势的变化，如双方观念的变化、突发性的社会自然事件等等，又会出现新的不均衡，这又将造成下一次的论争和制度创新。制度变迁过程就体现在这种延续的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环交替之中。
三、话语游戏论与公共行政研究的治理主义范式
不可知论在消减可知论中结构、规律、制度以及权力在现象世界的本体性地位的同时，也降低了认知主体或研究者的社会认知中心地位，他们已不再是能了解一切，解释一切，预测一切，进而设计一切的先知式人物，因为在由可知论设定的对象性领域，永远存在着不为他们了解和把握的不可知内容。话语游戏论沿着这一本体性和中心地位消减的思维逻辑，构建了更具颠覆性的认知理论。
其一，以去本体化为标志的非整体性和非连续性认知观念。在话语游戏论看来，外部世界或现象世界并不具有所谓的结构性和规律性，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眼中的结构和规律都只是话语(理论话语和／或政治话语)的主观构建，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整体性的世界或连续性的历史，更不会有支配整体世界构成与运行的终极本体。对于认知者来说，认知对象仅仅是现象世界能够进入其认知视野，与其认知意向建立直接关联的信息内容，即使有信息共享意义上的二手信息传播与整合活动，其认知对象也不可能指向所有的客观性领域，只能是围绕着认知者认知意向的具有明确个性化标识的认知领域，是与其日常生活、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现象信息领域一生活空间，生活空间范围的确定，也将是多元的和多重的，如价值关联、职业关联、利益关联、群体关联等等。
其二，在生活空间的认知对象设定形势下，认知者的认知意向已不再具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终极追求，即趋向本体的真理性认知。认知的目的和内容仅仅是在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之间构建起某种形式的话语符号信息连接，认知活动及其成果都被打上了强烈的符号化色彩。在这其中，无论是认知对象、认知主体还是认知后果――理论，都不再具有世界中心或趋向世界中心的真理地位，都只是纭纭现象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是无数人类社会行为中的一份子。科学家、科学理论和科学认知活动要想在社会中建立其权威性地位，不仅需要与其他的社会个体(如公共权力使用者)、社会行为(如公共权力使用行为)和社会文化(如政治意识形态)相竞争，而且还要面对科学内部其他的研究者、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趋向的竞争，在竞争中去寻求他人、社会的认同，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关于认知对象的理解、解释以及预测、规划信息本身就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其认知活动的核心地位，如何使那些信息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和认同，却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意义上，认知后果的话语表达方式、话语传播方式以及表述者的语境背景(如群体、组织身份)等话语活动形式化内容都将成为认知者关注的基本内容。
，
其三，执著于“生活空间”的可感知范围，以及指向他人的认知动机变化，话语游戏观念下的认知理论将带有非常明确的“即时性”特征。无论是可知论者的结构、规律，还是不可知论者的结构化，都是建立在一种既定事态或状态具有决定意义的前提下，认为是既定的结构、规律决定着人的认知活动、认知表述及其社会意义，其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性或连续性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希望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间寻找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在话语游戏论中，“一以贯之”的宏大研究企图将会被搁置，代之以更具微观事件意义的即时性研究，即使涉及到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内容，也将直接指向事件发生的即时性因素，探求这些要素之间的可能性关联，而不会在这种要素研究之前，事先设定不同事件以及事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性(或结构化)或规律性关系。所以，即时性研究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于可知论、不可知论的解构化研究，探讨的是当时人们都说了些什么，而是不是以当代的逻辑认为当时的人们应该说了些什么。
其四，在以他人认同为基本目标的理论认知和理论表述背景下，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也可能成为其研究和表述过程中用以获取他人认同的一个重要的
工具性要素，同其他的工具性要素如合法性制度信息、合理性逻辑信息、相关性利益信息因素一样，成为认知活动多元工具化的构成部分，不再具有核心的动机导向作用，或被可知论者格外强调的中立地位。正是在这种工具性选择的使用条件下，无论是科学研究活动中，还是在社会文化层面，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信息展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面貌或趋向。在话语游戏论的认知观念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之间处于和平共存、和平竞争的关系状态，没有哪个价值观念能够作为全民信仰而成为主导社会心理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将在相互间的讨论或争论中维护、寻找乃至发展自身的信仰群体。对于科学研究活动而言，价值观念的涉入，不仅仅出于信仰意识的建立，还在于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相关的利益信息、合法性制度信息、合理性逻辑信息以及行为资本信息等制约社会行为选择的信息要素结合在一起，发挥着工具式的信息串联功能。
在去本体化、符号化、即时性以及多元工具化的话语游戏论认知观念下，公共行政研究就将呈现出一种治理主义的理论范式内容。
这里的“治理”概念：(1)有别于强调中央政权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问题的“统治”概念，特别关注具体公共事务的处理，不同于“统治”概念所意味的通过对人的控制和支配去确立公共行政秩序，而是有着明确事务性指向，特别关注具体的公共行政事务应对；(2)有别于强调纵向权力等级差异和权力关系的“管理”概念，不是依托于以管理者或管制权力为中心的单向的，由管理者主动施加，被管理者被动接受或服从的事务应对过程，强调众多主体的平等参与，与“自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作为一个动词的“治理”，其主语，并不限于公共权力或准公共权力，而是超出既定的政治权力系统，有着非常丰富的主体性内容，强调相关责任人或利益涉及主体之间横向的、多元化、多中心乃至无中心式的参与治理，如果说有中心的话，这个中心就便是那个具有逻辑整合作用的公共事务。
治理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中心意识或权力中心意识，不承认公共行政秩序的权力支配或权力主导机制，强调针对具体的公共行政事务，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作为平等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事务的应对过程，公开地展示自己的价值主张、利益主张和政策主张，寻求他人的认同和支持，最终获取关于该公共行政事务的公共选择或公共政策。
其一，以制度创制过程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研究。
在和平的公共事务应对条件下，公共行政始终是秩序下的公共行政，体现秩序内容或作为秩序外在符号标识的制度，必然是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的规范性内容，只是在话语游戏论的认知观念下，关于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的制度载体研究，重心已不再是其对于行为后果的规范性意义，而是强调制度规范内容的具体创制过程。
在这个强调过程的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研究中，程序性内容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最受关注的是在特定制度规范的创制或生成过程中，相关的过程参与要素或环节及其相互关系是如何被设定的，如公共行政事务信息的获取及其传递路径、不同议题的呈示顺序、决策参与者的资格设定、制度规范的文本表述，等等。可以看出，这些程序性规定其实也发挥着一种元制度的效力。在治理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讨论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具有元制度效力的程序规范性。
关注制度创制过程而不是制度规范内容的另一面，意味着公共行政运行的目标或导向已不再是那个具有终极色彩(在制度主义范式中)或意识形态符号标识(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中)和整体性特征的公益取向，而是要去寻找那个能够在制度创制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发挥具体制约作用的公共行政事务整合机制。在此，公共理性乃是一个相对于公益的替代概念。
在公共行政的治理主义理论范式中，公共理性就是个体在介入公共选择活动时，既以自身利益为基本参与诉求；又要顾及同样介入其中的他人利益以及公共选择后果的最终达成。在行为动机和行为选择的逻辑上，公共理性是一个介乎于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集团利益、部分利益)与公益之间的概念，通过连接这两者而成为公共行政运行的观念整合机制。在公共理性的视角下，由个体利益动机决定的行为选择，被看作是一种个人理性，单纯的个人理性早已被博弈论(通过公共牧场等案例)证明难以通向顺利的公共选择后果，而公益概念又因为其局限于话语层面的抽象性，在多数情况下，都沦为任由填充的意识形态符号或权力话语。公共理性则通过把个体利益、公益转化成为决定行为逻辑的一个要素，并设定必须要完成公共选择的行为目标，使其自身具有现实性的操作化和程序化特征。可以说，是公共理性引导制度创制过程。显然，公共理性并没有一个预定的规范性内容，对于不同的公共行政事务，由于涉及其中的利益主体的差异，公共理性都将有各异的表现形式和构成内容。
其二，以“参与治理主体”预设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主体研究。
在公共理性导向下介入制度创制过程的公共行政主体，不再局限于以合法的公共权力使用为标识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和以制约、对抗、影响公共权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权利主体，而是强调所有相关人的平等参与资格――“参与治理主体”。
参与治理主体的参与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不是既定的权力地位或组织身份，而是其之所以介入特定公共行政活动的个体或群体关联性，是一个极具个性化(或个人／群体利益关联)内容的相关性问题。涉及的相关性因素内容可能是多样化的，如职业关联、价值关联、制度关联、群体关联或组织关联等等，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不同的公共行政活动或公共行政事务应对，介入到其中的主体关联性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组合。所以，公共行政主体研究一般很难再采用静态的模型化方法，预先设定不同相关性因素在公共行政主体活动机制中的功能性意义，只能在简单预设可能具有关联性意义的相关因素基础上，通过一种即时的事件或事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在涉入特定公共行政事件的参与主体中，不同的相关因素对不同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选择及相互间的行为博弈活动带来什么样的相关性影响。特定的公共行政事务把这些相关性因素串联成一个逻辑上的整体，也正是这些相关性因素把个人利益沿着个人需求层面、与他人关系层面及其动态变化层面塑造成为一个多维立体的网络化格局。从这一点看，关于“参与治理”问题的公共行政主体分析具有解构(事件、事态)和结构化(公共行政事件相关)的双重特征。
正如公用地难题讨论已经揭示出来的，个人利益只能算作个体参与动机的一个必要条件，从个人利益到(表现为公共选择或公共政策的)公益之间，并不存在一条自然整合通道，对于能够有效推动公共行政活动的参与治理主体来说，不光要具备基本的参与动机条件，更重要的可能还需要形成或建立一种公共治理意识。
前文在比较“治理”与“统治”、“管理”概念差异时已经指出，治理活动强调的是一种非中心、去等
级化的主体参与机制，因此，治理动机或治理意识本身就意味着强烈的公共主体意识，与公共理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关联。从公共行政主体角度看，治理意识应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1)利益关联意识，所有的治理参与主体都应当意识到，只有进入公共行政的运作空间，考虑到相关他者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制衡，才能保证各自利益的维护或实现；(2)选择关联意识，所有的治理参与主体都应当意识到，只有把其个人选择与公共行政选择(或公共政策)契合到一起，才能确保个人选择目标的有效实现；(3)行动关联意识，所有的参与治理主体都应当意识到，只有把个人的行动纳入到集体活动(即公共行政活动)的统一协调或规范下，才能保障行动过程的顺利推进；(4)责任意识关联，所有的参与主体都应当意识到，每个人都要为个人参与选择或认同的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后果负责，都要为选择后果的有效落实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个人利益与公共选择之间建立一个无缝隙的通道。
其三，以“权利使用”预设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活动机制研究。
在公共理性引导下的参与治理主体，其参与治理行为是以“权利使用”为标志的。此处的权利，远不止是潜在的行为资格，更多地强调通过权利主体的具体行为展示及影响后果，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那个对他人具有强制性影响效力的权力概念。不同的是，在以“权利使用”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活动中，不同的权利之间，并没有等级高低的差异，而是有着对等的交互性。公共理性正是通过不同参与治理主体的权利使用关系得以展示。
权利本身就是一个关系概念，其内容的现实化需要他人的认可或配合。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权利认可的制度化内容大都体现在宪法、法律规范中，成为合法的与公共权力相对应(或对抗)的个体自由选择内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利都是与权力密切关联的，如权力是否侵犯权利；权力是否充分保障权利的落实；权利是否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等等。但是在治理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权利的使用将不在以权力为基本对象，虽然此时权利仍代表着个体的自由选择内容。权利使用将主要表现为权利与权利之间的交互性影响，而且相对于前文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二元性关系，权利使用之间的交互性因其多元化而更具复杂性特征。
从形式上看，这种交互性使用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逻辑环节：(1)资格认同。这是针对特定公共行政活动的主体认定环节，需要相关的介入主体相互之间形成或确立参与治理的主体资格。在很多情况下，寻求他人的参与资格认同都是特定公共行政事务参与治理活动中，权利使用的关键环节。(2)权利博弈，这是权利使用活动的核心内容。在主体资格得到认可的前提下，所有的参与治理主体都将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或公共选择诉求。这种诉求表达不是个体化的自言自语，也不是单向度的说、听关系，而是权利使用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并且以向他人施加影响，寻求他人认可与支持为基本目标，因此，权利博弈环节将体现所有的话语博弈策略内容，如反复争论、交易、妥协、让步、合作、共谋、夸大、掩饰等等。(3)公共选择。公共选择的人员范围在理论上涵盖了所有的参与治理主体，至少是一个能够让所有的参与治理主体从个人权利角度能够接受的公共选择。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共选择，并不止步于出台一项公共政策文本，而可能包括同时或相继出台的多项公共政策文本，因为面对不同的权利主张之间的复杂关系状况，单一的公共政策即使是在技术层面也难以应对各种可能的补偿、交易或阶段性延迟。
对于权利的交互性使用活动而言，均衡问题因其整体性趋向而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此时，所有的公共性问题都将随着公共理性的个体或群体载体而具体化，需要进一步追究的可能是，究竟何种形式或水平的公共理性才能保障个人理性在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中一步步公共化。显然，这一问题必须要在具体的公共行政个案中才可能做出有效的讨论，本文不拟多论。
公主行动篇7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信访、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高小平政务公开：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4］张康之走向现代化的行政价值选择［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2）。
［5］陈东平关于政务公开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0，（3）。
［6］何国臣，张延安政务公开研究论纲［j］行政与法，2000，（3）。
［7］陈跃斌实行政务公开要有高度、深度和制度［j］行政与人事，1997，（5）。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公主行动篇8
一、动画影片的外加工
外包项目指的是国外的动画节目制作商(目前主要来自欧洲、加拿大、美国、日本),将已经完成前期制作(包括:企划、剧本、脚本、人物造型、背景及美术设定)的动画片的中期制作(包括构图、原画、动画、背景制作、着色、合成等)委托给国内动画公司完成,从而节省制作成本的一种贸易方式。目前动画外包项目主要以电视动画外包为主,总体来说技术含量较低。
我国动画公司自90年代起,就参与过众多动画外包项目。目前主要的外包公司均为大型公司,利润稳定,对提高公司知名度也有较大的影响。俗话说靠着大树好乘凉,国内中小动画公司应尽可能发挥自身优势,多参与这种项目的国内二次外包,虽然利润相对少一些,但对于中小动画公司的技术积累和事业的开拓都大有益处。
二、原创动画的策划与制作
原动画指制作单位以自身的力量来组织完成动画片的前期制作,包括:企划、剧本、脚本、人设、背景等;中期制作和后期的市场运作不一定完全自己完成。原创片的运作需要公司本身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因题材、创意本身、剧本及中后期不可预测的因素,使原创片所面临的市场风险非常大。原创片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目前国内大部分动画企业能制作原创片的很少。一部原创片的运作包括三个阶段:
(1)前期策划创作。主要包括题材的选择,剧本的创作,脚本的制作,人物造型的设计,背景的设计,也包括投资预算,时间进度表,市场营销计划等。
(2)中期制作。主要指片子的生产制作包括构图、背景、原画、动画、品管、影片描经、定色与着色、总检、摄影与冲印、剪接与套片、配音、配乐与音效、试映等一系列制作流程。根据原创片的类型不一样这个过程也不定相同。
(3)后期销售发行和衍生产品开发。包括原创片的市场策划、市场宣传的开展等,还包括卡通形象的授权与合作和专卖店等产品销售组织的建立。
原创片是一家动画企业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制作商的标志和实力的体现。一部好的原创片能使公司迅速打响品牌,确立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并能给公司带来短期和长期的巨大回报。对于中小动画公司,独立进行原创开发难度很大。一方面积极参与大公司的原创作品的后期制作;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有好的项目策划,应尽量与大公司联合进行开发,版权共有,借助于大公司成熟的运营渠道让自己立于优势地位。
三、推广与发行
动画片的推广与发行主要包括市场分析、市场宣传、区域选择、渠道建立、方式选择等市场活动。市场分析主要指目标市场定位,如学龄前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士等,不光如此同时还要对目标市场进行详细的分析,收集如受教育水平、精神面貌、、喜好、收入状况等关键性因素。还要进行市场宣传,让目标客户尽快了解并接受我们的产品,选择合适的媒介,合适的媒体形式,合适的宣传时间,并准备好宣传资料。对于中小动画公司,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在产品的推广与发行方面应依靠第三方进行。如产品的委托销售或者与媒体或政府事业部门联合宣传等,并要多多参与各种动画产业活动,与动漫节、博览会等,力求在业内扩大自身影响。
动画片的推广与发行是影公司收益的直接因素,这里所指的推广与发行不仅仅指的原创片,也包括公司拥有的加工片的区域发行权,未来还包括的国内外动画片发行权。目前外我国动画公司的推广与发行能力还很薄弱,各大公司都正在花大力气建立自己的发行网络,培训营销队伍。
四、衍业产品开发与营销
动画片衍生产品的开发及推广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卡通图书、电视播出配套图书、优秀剧本精选等跟进产品的出版发行;文具、玩具、服装等衍生产品的开发;卡通形象的授权及合作开发。
衍生商品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动画片故事授权印制漫画书籍的出版发行收入;主题曲音乐CD发行与KtV授权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文具制造发行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玩具发行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生活用具制造发行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服装制造发行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鞋袜制造发行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食用包装制造发行收入;动画主要形象授权厂商研发互动电子游戏软件制造发行收入;集所有授权主题的衍生商品成立专卖店加盟授权费用收入;授权设立“主题乐园科技文化游乐园”门票收入。
公主行动篇9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论文。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所
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高小平政务公开：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4］张康之走向现代化的行政价值选择［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2）。
［5］陈东平关于政务公开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0，（3）。
［6］何国臣，张延安政务公开研究论纲［J］行政与法，2000，（3）。
［7］陈跃斌实行政务公开要有高度、深度和制度［J］行政与人事，1997，（5）。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公主行动篇10
关键词：物权变动公示要件主义公示对抗主义占有与交付登记
物权变动公示原则是由物权的性质决定的。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具有排他的、优先的效力，因此，除极少数法定物权以外，多数物权的产生都是以公示为要件的。为了对第三人的利益加以保护，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必然要求物权的设立、移转公开且透明。
一、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的概念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时期，目前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规定了公示原则。
“物权公示，是指在物权变动时，必须将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以避免第三人遭到损害并保护交易的安全。”物权公示原则要求要求当事人必须以法定的方式展现物权及变动的事实,否则不能发生物权的公信力及变动的效力。
该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物权人享有物权,物权的内容变更或以什么方式确定,这些都是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方式问题,称为物权变动；另一方面,物权的公示是以令公众信服的方式确定让大众很容易、很明白地知道物是谁的,以维护权利人和公众的合法权益，这是物权的公信问题。www.133229.Com
二、物权变动公示的立法模式
（一）现代物权变动公示的立法模式
对于公示的法律效力，现代各国立法上分别采取了“公示要件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两种不同的立场，形式主义与意思主义两种立法模式。
形式主义立法模式是指，物权变动必须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再履行一定的形式方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公示便成了物权变动的要件，非经公示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物权设立、移转、变更和消灭的效力。采取形式主义的国家以德国为代表，包括瑞士、奥地利等国家。
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是指，物权的变动在当事人之间无须进行公示即可发生法律效力，但只有在公示之后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公示具有对抗力。法国和日本是意思主义立法的代表。
公示要件主义与公示对抗主义各有利弊，鉴于此，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以一种立法模式为主，以另一种为辅的做法，如德国。
（二）我国物权变动公示的立法模式
我国的《物权法》采取的是形式主义即公示要件主义的模式，在动产物权方面实行交付要件主义，即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经交付不生效；在不动产物权方面实行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经登记不生效，公示与否对于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公示要件主义仅适用于依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情形，如果物权变动不是依法律行为发生而是依据公共权力、事实行为、自然事件等而发生，则不适用公示要件主义。另外，在公示要件主义模式下，我国也存在着公示对抗主义的情形，如在特殊动产物权立法中。
三、我国动产、不动产以及特殊动产变动的公示制度
（一）动产的公示
动产的公示是权利人对其取得的动产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对公众进行的一种告知，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应为占有与交付。动产交付着眼于动态的动产物权变动，公示物权变动过程，结果是导致移转占有和受让占有。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未必真实可靠，但是远不及不动产物权变动复杂，便在于流通性和便捷性。占有和交付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完全相通的，二者共同体现物权的变动关系，占有是交付的结果。
我国《物权法》第六条确定了物权公示原则，将登记和交付分别作为不动产和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第二十三条则直接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的生效要件。
（二）不动产的公示
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不动产公示之所以比动产公示采取更加严谨的方法，是因为不动产是社会生产、生活最为基本的部分，不动产物权变动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稳定，通过登记制度，人们可以了解到物权变动的情况，维护不动产交易的安全有序。”
我国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是以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均须进行登记，登记机关据此向权利人颁发产权证书以作为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权利凭证，当事人可以凭借对登记的信任而进行买卖、抵押等活动。凡是信赖登记证书而为的法律行为即受到法律保护。
（三）特殊动产的公示
特殊动产又称准不动产，我国特殊动产的公示方式是以登记为对抗要件。《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对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明确作出了规定：以登记作为对抗要件，“在登记对抗规则下，不登记可以取得物权，但取得物权不牢靠，要取得安全的物权，仍然必须对抗。”之所以要对这些特殊动产作出与一般动产不同的规定，是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的。首先，多数国家对于船舶、航空器等的物权变动都是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例，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具有合理性；其次，这些特殊动产的价值一般都比较大，如果都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交易秩序；再次，对这些准不动产如果按不动产那样采取登记要件主义，那么会不利于它们的流通，影响交易的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