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国家篇1
摘要：从不同层面使用“政策”“支柱”“体制/组织方法”“系统/制度”等框架研究老龄化趋势下的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和地区养老金体系的发展情况，发现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和地区养老金体系具有社会保险类型、公积金类型、混合拼盘型三种类型，养老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各自功能的耦合具有相似性，养老金系统的主要缺陷普遍为覆盖率低、收益不足，而且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面临着老龄化趋势、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变迁、城镇化加速、宏观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影响等外部挑战，因此只有维护财务稳定、促进经济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提高运行效率，才能实现人民负担得起、充足和可持续的养老金计划。
中图分类号：F279.1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3-0063-09
ComparativeStudyofnationalpensionSystemReformsin
easternandSoutheasternasianCountries
LVHuangqin1，2a，ZHoUweimin2b，CheSihan3c
（1.ChannelmanagementDepartment，BeibuGulfproperty&CasualtyinsuramceCo.，Ltd.nanning530028，China；2a.internationalinstituteofGerontology；b.Schoolofeconomics&management；c.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610031，China）
Keywords：welfaresystem；pensionfundssystem；socialsecurity；easternandsoutheasternasianCountries
abstract：thisessaydiscussesthedevelopmentofpensionsystemineasternandsouthwestenasiancountriesondifferentlayersandundertheframeworkof“policy”，“pillar”，“regime”，and“system”.theauthorsfindoutthattherearethreetypesofpensionsystemsineasternandsouthwesterasiancountries，i.e.，socialsecurity，accumulationfundandmixedassortedtype.Basedon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analysisparadigm，theauthorspresenttheimportantcomponentsofpensionsystemsandtheircombinationsandrevealcrucialdisadvantagesinsidepensionsystemssuchaslowcoverageandinsufficientprofitsalongwiththemutualexternalchallenges：aging，acceleratingglobalcompetition，labormigration，growingurbanizationandtheeffectofcapitalmarketvolatility.inconclusion，thepensionsystemsineasternandsoutheasternasiancountriesstilldemandalongtermdevelopmenttomakethemsustainable，sufficientandbeneficialtocitizens.policysuggestionswerealsoproposedforthereformofpensionsystems.
一、引言学术界有关世界养老金制度主要类型的划分，尤其是对福利制度发源地欧洲各国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espingandersen依据生产模式及政治民主观点所创立的“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分法〔1〕，Ferrera依据社会风险分担方式的差异所创立的“普惠――职业”的两分法〔2〕，以及Bonoli、marier所推崇的多维多层分类法〔3～4〕。
其中，espingandersen的三分法精辟地归纳了福利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吕芹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和爱尔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其养老金制度既包括了带有“安全网”意义的国家养老金，还倚重体现职业特点的、以自主选择、市场运作为特点的私人养老金；以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保守―团结主义体制，其养老金制度主要依靠以就业和参保关联的社会保险，同时辅以微薄的社会救助；而以丹麦、挪威、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养老金制度则更强调以一般性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普遍养老金。
Ferrera的二分法则在espingandersen三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上述国家福利制度的分野。比如：他明确地指出虽然英国也如同北欧诸国那样提供普遍的养老金，但显然英国更像是一种混合体制，它吸纳了更多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的成分；同样的，意大利和荷兰虽然同德国一样倾向于采用就业和参保关联的社会保险，但也从一开始就允许甚至鼓励其他形式的存在。
Bonoli、marier则在oeCD提出的“支柱”概念〔5〕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剥离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一对曾经混用的概念，再结合对福利国家制度两大起源（Bismarckian&Beveridgean）的历史考察，做出了对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分野的新诠释。
但是，以Gough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亚洲诸国福利制度的特性从根本上有别于上述欧洲国家而独树一帜〔6〕，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包括养老金政策，往往从属于经济政策或者“社会经济政策”的范畴，其根本导向是加快货币资本流动性、提升人力资本、增进市场竞争，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殖民经历对有关国家建制的早期有明显影响。比如日本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英国对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影响。（2）经济增长中的“追赶期待”。不论是20世纪中后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还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发展模式中导入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取向，这成为“生产型福利国家”概念得以落地的根本因素。（3）亚洲国家中央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调控能力普遍较弱。家族宗族以及儒家孝文化的传统在亚洲根深蒂固，这使得中央政府有机会也有动力更多地依靠“家庭”“单位”“集体”这样一些东方概念下的“社会组织”来解决养老筹资和老年服务问题，只是保证极低限度的再分配水平，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多地依赖国家对个人强有力的干预〔7～10〕。
因此，这些国家一方面被笼统地界定为“福利生产型”或者“发展型福利”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却又因其中央公积金制度、“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社会保险制度、普遍给付制度等极富特色而备受关注。
由于各国实际运行的福利制度复杂多变，相互之间又有很强的“学习特性”，理论分析上还杂糅“体制/组织方法”“制度/系统”“支柱”“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分析元素，这些都使得希望用单一维度进行精准抽象分类的想法变得非常困难〔11～14〕。
明白这一点，对后来者研究亚洲国家养老金等福利制度及其改革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唯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结合历史发展脉络〔7〕，重点考察制度内各组成项目的功能搭配、功能演化，才能有力地解释危机应对措施、政策变迁、制度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内在逻辑，最终得出有关亚洲国家或者区域间养老金体系的通识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成就显著，其经济政策广受世界各国关注〔15〕。然而，与经济发展并行的该地区独特的社会保障改革实践却并未引起国际社会保障学界的足够重视。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利用已有的关于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知识〔16〕，考察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等六个东亚、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晚期以来应对经济危机的社会保障政策，一方面努力解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议题上有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若干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关注这些国家之间的改革分歧与多样化的政策选择〔17～19〕。
二、分析框架与观测维度根据Ku&Finer所开创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社会福利纳入三个层面分析：福利体制、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20〕。三者之间虽紧密联系，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分。
所谓体制，是指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是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至于福利体制，是指国家和社会经济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生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固定关系〔21〕。换言之，福利国家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总和，其中涵盖了其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功能的定位、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社会科层化和社会整合等诸多因素〔22〕。可以认为，福利体制本身很难因为短时期或偶然的内外部因素改变而发生变化。而福利制度意味着一种“体制格式”，每个单一的被推行的福利政策都在系统性的体现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福利制度是一种连贯一致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福利制度可以出现不同的类型。至于政策，是指国家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因此，制度变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策调整之后满足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方法。当社会经济环境不断改变时，相同福利制度国家做出的反应可以在第一时间被轻易观察到；当面对经济危机时，国家社会保障领域会形成新的消费和储蓄政策网络。这些政策修订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它可能会直接导致系统配置的重大改变，我们称之为结构性改革；另一种情况是，当涉及到制度层面时，这些改革则是体制演化的固定规律〔23～26〕。在本文的讨论中，政策分析是切入口，系统分析是核心，制度层面分析是基础〔27～28〕。
三、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发展
（一）社会保险类型：日本和韩国
日本和韩国作为二战后的新兴发达国家，其经济制度均以产业立国，倚重出口，因此，均采取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通过五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基本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多支柱的、稳定的公共养老金制度〔29〕。韩国和日本均以收入关联的社会养老保险为制度核心，以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作为筹资来源〔30〕。
在韩国，养老金分为三个层次（见图1）：第一层是所有企业职工及其配偶都必须参加的半积累制国民养老金方案，但特殊职业人群如公务员、教师和军人等则享用特殊职业养老金，而65岁以上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其家庭收入情况，每月能领取10万韩元至20万韩元的养老金补助（韩国基本年金法，2014年）；第二层是退休津贴、企业年金（包括DB计划和DC计划）以及个人退休养老金计划（iRp）；第三层是个人退休养老金计划（ppS），18岁以上公民可通过自愿购买由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的相应的养老金保险产品来加入该计划，每月缴纳约定的金额，最终养老金水平取决于市场利率和投资收益。
图1韩国养老金制度在日本，养老金也分为三个层次（见图2）：第一层是覆盖全体公民的基础养老金（Bp），是与收入无关的额外所得，有助于完善老年收入保障机制；第二层包括员工养老保险（epi）、国家养老基金（npF）和互助养老金（map），其中员工养老保险覆盖所有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和职工少于五人的企业则可自愿参加国家养老基金，互助养老金是公务员、教师这样的特殊职工享有的；第三层则是由几个单独的计划组成即退休援助（Ra）、就业养老基金（epF）、企业型DC/DB养老金以及税收资格养老金（tQp）等，受惠人员包括企业职工的一部分〔31〕。
（二）公积金类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养老金制度都建立于英国殖民时期，秉承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概念。这两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以公积金为主体的单一型养老保障制度，其基本宗旨是为退休职工或提前非自愿脱离劳动力队伍的职工设立一项强制性储蓄计划保护其收入来源，该计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就养老金而言，两国政府均采取监督和管理措施，而不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经过半个世纪的改善之后，公积金退休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有效的、有组织的且成熟的系统。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积金（CpF）制度（见图3），它提供了大部分社会保障功能，社会风险分担和再分配不再存在，个人完全依赖于供款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图3新加坡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还包括政府养老金计划（GpS），是公务员无需缴费且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同时还有针对武装部队人员的储蓄和员工计划（SeS）。除此之外，还有补充退休计划，即企业没有参与、企业职工私人自愿参加且享受税收优惠的养老金计划。为了应对长寿风险，中央公积金的领取向“年金化”方向发展，新推出的终身入息计划使得目前50岁及以下拥有至少4万元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国民，能够自动加入该计划成为会员，并从80岁开始领取每月固定收入，直到终老。
与新加坡类似，马来西亚的养老金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它针对不同的特定人群有不同的计划（见图4）。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针对公务员制定的由政府财政全额资助、受益者不用做任何贡献、且有固定金额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企业职工获得养老保障的主要途径是成为职工公积金（epF）的成员，epF是一个建立在固定缴款的基础上、积累储蓄在个人账户里的指令性计划，该计划为企业职工提供养老住房和医疗保障。另外，福利部门有责任减轻公民的贫困，每月为60岁以上、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又没有近亲者提供300元人民币的养老补助。除此之外，武装部队基金（Ltat）是1972年8月由议会通过的对于所有现役军事人员都是强制要求的DC计划，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所有军事人员的自愿储蓄计划。
（三）混合拼盘型：中国和越南
中国作为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经济转型国家，自1993年开始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并于4年后正式确立了全国企业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框架，之后，又用了16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多支柱、多层次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实现了从制度上覆盖所有人群（而非每个人）的阶段性改革目标〔32〕。当前，中国的第一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三条线路组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统筹账户由职工所在企业缴纳，个人账户则全部由职工个人承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略微复杂，各地区实施标准略有不同，但都是由地方社保机构统一管理，当地居民按各地标准自愿参保；2015年11月中国养老金“并轨”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将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与企业职工一致，全国养老金改革同步，缴纳的比例统一。此外，中国还引入了第二层针对公务员、事业职工和企业职工的企业年金以及第三层个人储蓄养老保险（见图5）〔33～37〕。
图5中国养老金制度
同为经济转型国家的越南，其社会保险制度由该国总理于1995年2月16日签署颁布实施法令19/Cp后设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生效。越南的社会保险制度由强制型和自愿型两部分组成（见图6），且都是基于固定收益的现收现付筹资制度。目前，强制型社会保险的贡献率为24%，其中17%是由企业支付，另外7%则由职工个人支付。关于强制型社会保险基金的分配，3%为短期利益分配，1%分配给工伤和职业病保险，剩下的20%则分配给残疾以及养老保险。自愿型养老保险制度于2008年实施，主要针对非正规就业的人群和农民。然而与强制型养老保险制度相比，自愿型养老制度则没有任何短期效益，不保证最低养老金，没有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图6越南养老金制度
四、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外部挑战及其路径和目标（一）外部挑战
1.老龄趋势
东亚、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将在21世纪上半叶逐渐迈向人口的全面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有关国家，特别是那些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国家面临支付压力，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财政责任。在此背景下，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缴费或纳税水平、降低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引入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或者是非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将成为这类国家的主流政策选择〔38〕。
2.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变迁
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贸易竞争加剧和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世界贸易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期依赖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因而它们比欧美发达国家更需要通过实施“竞争性节俭”的社会保障来提高本国商品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留住国际投资。目前，虽然他们的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也有面向资本利得的税收，但其主体仍然是基于劳动就业等经济活动收入的课税（或缴费）。这就使得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非常敏感，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
3.城镇化加速
亚洲开发银行的《亚太地区关键指标2012》别章节“亚洲的绿色城市化”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亚洲城镇人口增加了10亿，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新增城镇人口的总数。其中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最快，在1949年到2010年的61年间，城镇化率从10%提高到50%，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实现相同水平的城镇化用了210年，欧洲用了150年，北美用了105年。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将导致不平等程度逐步加深，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城市贫民窟越来越多，这给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39〕。
4.宏观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影响下，东亚、东南亚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困难比预想的还要严重，经济短期减速甚至中长期下滑的风险已经显现，已经出现了投资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同时，消费不景气，对经济增长拉动减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实现形式和调节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增加缓慢而支出增加迅速，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增加迅速而支出增加缓慢，这样社会保障的收入和支出变化就会自发地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在宏观上和周期上具有调节与缓和经济波动的作用，是政府干预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环节，是化解和抵消经济波动风险的有力手段，是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制度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调节稳定作用，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金融和产品市场日益一体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其他压力。更开放的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增加，贸易模式的变化给政府带来了要降低非工资劳动成本的压力（比如社会缴费）。这种压力在那些养老金是由捐款得到资助，较小程度上由一般税收资助的通用系统提供的国家非常严重。
养老金制度的成熟度是另一个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这个不稳定因素是指退休人口的共享资源是受益人和贡献者的比例的函数（受益人和捐助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如果这些比例依然增长，并且在未来将继续增长，那么这个制度仍在成熟的过程中，而当这个比例不断上升时，制度的潜在财务风险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二）改革的路径和目标
1.维护财务稳定
如何维护和加强社会保障项目自身的财务稳定是制度改革与发展本身的首要难题。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些以俾斯麦式社会保险为核心制度的国家，财政约束和财政依赖正变得日益紧迫。
自1970年以来，也就是制度创立仅20余年之后，日本韩国出现过数次因为财政补贴养老金缴费过多而难以为继的情况，迫使政府不得不着手降低养老金待遇和提高养老金缴费水平。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养老金制度的投入，但仍捉襟见肘。
这些事实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制度选择甚至福利体制的质疑，也让学术界和后进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以一般性税收作为融资来源的普遍给付的社会养老金模式。进而，人们重新回到了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老年经济保障的责任划分中，政府和个人究竟应该如何分担？如果政府负有更多责任，那么增加养老金系统资金流入则是必然之选。一个国家缴款型福利和非缴款型福利的搭配结构，也直接影响到养老金制度的整体面貌，甚至是体制特征〔40〕。
2.促进经济竞争
亚洲数次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续可靠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源于充分杠杆化了的繁荣的虚拟金融经济，更源于产业蓬勃发展、劳动就业充分、岗位创造活跃、工资稳定提升的健康的实体经济。而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赖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恰恰是上述实体经济本身的稳定。否则，在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高起、企业生产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强制性社会保险缴费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主要部分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复苏造成负面影响，进而打击企业的雇佣能力和生产能力，最终有损经济增长。这一特性也可以解释为何越来越多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迅速从单一的缴费型向缴费型、普惠型和积累型混合的复合型制度转变：引入普遍养老金巩固减贫效果，降低第一支柱养老金的比重，提升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分量，倡导个人对养老责任的负担，这些都可被视作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策略性考虑。
3.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保护项目需审慎对待的核心原则。然而“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不公平”在各个国家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含义和表现形式。不同国家由于权益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多元化问题，包括不同代际之间的公平，主要是处于改革前后不同年代的“新人”“中人”“老人”权利义务的平衡性问题；而代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则涵盖职业、性别、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性问题。在日本、韩国，体现为工人和其他社会类别之间以及不同年龄群组之间的再分配不公平；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缺乏再分配机制的不公平问题。针对这类问题，有关国家近年来整合原有的、碎片化的、分割的养老金制度，积极引入调剂金和养老金待遇指数化调整等机制，以提升社会公平性。
4.提高运行效率
养老金制度运行效率的提升，对于那些人口众多、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来说，通常是一个难题。当国家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对公共养老保险的支持，甚至取消部分养老金福利项目的时候，制度本身的财务稳定性的确是提高了，但却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暴露在全球化竞争、宏观经济波动、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风险之下〔41〕；但如果要下决心为全体国民提供体面的老年经济保障，就必须将拓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补贴、提高费/税水平、改革税收体系、盘活变现国有资产等纳入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做通盘考虑。同时，面对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农民工、非正式职工、家庭办公工作者、兼职人员日益增加，政府还必须竭力提升养老金制度的弹性和可携带性，降低劳动力流动给制度带来的管理成本。
五、结论现代国家或者文明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如何让人们“体面地老去”，因为年老并退出劳动力队伍，这是个人没有办法抵御的自然风险，需要国家有制度安排，但各个国家的解决方式却大相径庭。以往的研究虽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但没有一个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同为生产型福利体制却出现了机构不一，以及为什么面对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这种社会经济挑战时，这种分歧明显扩大了。比如在中国，“全民退休金制度”曾在改革开放前（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对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实施过，获得过较多的社会支持和民众支持。但到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内都变成经济发展的配套。当时的决策者把经济发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规律套用到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上，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中国的正式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基本实现了人群意义上的覆盖，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公民个人并没有被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覆盖。在中国只有少量的农民参保，且他们可获得的养老金水平很低。即使是被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从业人员，其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也不足50%，而且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很大。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福利政策/制度/体制下的生产制度系统已经发生变化。
从政策的角度看，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择：（1）扩大正规社会保障覆盖面；（2）推行互助形式的小范围保险；（3）实施更激进的社会救助（社会养老金）。
其中，前两个政策都要求参保人付费，是付费型的社会保障。第三个则是一个全面普遍性的政策设计，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人人都能被纳入到公共养老金体系里面去。尽管付费型的社会保障有其优点，但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在扩大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和脱贫方面，它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成功的，最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往往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因此，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希望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通过缴费型社会保障来获得养老金，并实现全面覆盖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为了扩大覆盖面而强制要求低收入的居民付费，又会损害他们的基本权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认为，前两种政策途径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高风险群体是不适用的，而社会养老金较为可行。
而从制度的角度看，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由两大类板块组成：一类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辅以较高的政府财政补贴，谓之“保障型”福利体制；另一类是以强制积累为核心，辅以有限的政府财政补贴，谓之“竞争型”福利体制。当然，如果算上近几年在中国农村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社会养老金，当前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则应该为三种。第一类主要采取DB型的财务给付模式，待遇的确定通常与人口抚养比、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等人口和就业制度紧密联系，因而容易受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恶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第二类主要采取DC型的财务给付模式，待遇的确定取决于基金在劳动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缴存水平和总积累水平，因而其影响主要来自资本市场和投资业绩的不确定性。当然再加上基础养老金作为托底，又可以衍生出其他两类制度形态：一是国民年金+职业制年金；二是国民年金+积累制年金。
当我们站在国家体制的角度来分析，逻辑将变得更加清晰。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老百姓手上收取保险费并给予必要的补贴；要么采用收税的方式，通过制度安排给老百姓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是否应该靠公共财政来实现居民的养老经济保障？这种保障是否可行？对此，各方面争论很大。
奉行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从社会正规制度安排来看，人们的养老保障至少可以从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商业养老保险三个渠道获得。而对于当前广泛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覆盖面不足、保障水平过低、筹资来源不稳定等现象，他们认为由于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和制度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才最终使弱势群体游离于养老保障的制度之外而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护。因此，他们呼吁构筑弱势群体的老年救助制度应为解决弱势群体养老保障的选择，而没有必要人人都被同一个制度所覆盖，造成效率低下。
而倡导国家干预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制度安排上来看，一个全覆盖的、全体百姓共担风险的养老金体制是成本最低的，它的核心在于它是以国家信誉来构建养老金体系。因为养老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跨越代际的资源转移和再分配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信誉产品，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会产生很多纠纷。国家提供养老金实际上是在以国家信誉做担保，让老百姓相信社保部门发放养老金不是敷衍，社保部门保管养老金是尽心的，社保部门运营养老金不是谋利的，这样一来能够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靠国家信用、以税收为基础、保障基本水平的普遍养老金体制，由国家财政来牵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把体系内现有的各种保险、政府投入以及个人的支付整合起来综合使用，会给国家参与区域和世界经济竞争留下更多的空间。
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本文所谈及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都面临严峻和紧迫的改革任务，都需要各国决策者审慎权衡、全面比较上述多种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实现总体改革和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尽管亚洲国家在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层面存在诸多差别，但其生产型福利体制的本质并未改变。只要追赶式经济增长在长时期内仍然是亚洲各国发展的首要任务，那么其养老金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其他经济制度而言，就还会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配套性。因此，我们建议，分析亚洲国家养老金改革议题的基点不仅要落脚在政策层面，追踪短期内的政策调整，还要充分认识这种配套性和依附性，从中期的制度层面和长期的体制层面理解亚洲各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实施行之有效的长期可持续的改革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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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国家篇2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民族动乱全球化经济一文化抗争
在东南亚国家中，为什么由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有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有时则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与东南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有无关联?如果将全球化视为源于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则二战后初期东南亚仍处于被动式现代化阶段，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乃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此间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农民一地主”这种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几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重叠，民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转而为地方或族群所利用，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少数族裔一主体民族”这种民族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主义之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题与民族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民族运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而居于世界舞台的前列。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贫困，而且是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贫困。在这种双重贫困的境况下，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等为基础的各种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群体性运动遍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逐渐与组成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阶级)一争高下，且与民族国家相抗衡。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一般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与文化无直接关系，然而在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国际资本等因素的运作可能损害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而且文化均质化的倾向亦可能危及这些亚群体的文化根基。
一、“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的提出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来阐述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经济”和“文化”概念除了其一般的含义之外，还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经济”是经过整合了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而“文化”则是多民族国家中单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经济”层面，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已无法分割；而在“文化”层面，各民族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整合则尚未完成。这就出现了二者的错位或不同步，由此产生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就民族国家的整合而言，国家的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是相互促进和彼此制约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包容度也常常大于对其文化的包容度，因为对主体民族来说，本民族的文化通常是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能是被整合的对象。
就一般意义来说，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狭义的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广义的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增强，这是民族文化的敏感性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换言之，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物质上的匮乏并不一定触及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但从超越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并考虑到精神受物质刺激且反作用于物质的必然性，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二、文化是“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
就上述意义而言，何者是“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过去，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构成了抗议的基础，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边缘性共同体声称，由中心或关键性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忽视了他们的地区或使该地区边缘化”。换言之，经济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然而，此说无法解释如下现象：泰国北部山区的经济比泰国南部(以下简称“泰南”)四府更为落后，泰北山民的抗争却远不如泰南穆斯林来得激烈；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经济也落后于南部穆斯林地区，而前者亦未发生如后者那样的激烈抗争；印尼亚齐地方经济的衰退虽非全印尼之最，然而亚齐的分离主义倾向却是最突出的，等等。笔者认为，文化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这一观点，上述现象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文化之所以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首先是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纵观二战后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发展的重点先是从政治自由转移到经济增长，继而转移到社会平等，最终转移到文化自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政治独立之后的内部变革，最主要的是经济变革。然而，这一变革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之外，，其过程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不平等。而统治集团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对于分配公正的考虑挤到一边”；一是“忽视特质文化的要求及其争取自主的自我表现”。二者的要害都是否定文化的中心作用，因为分配公正与文化自主都是经济发展本身所无法提供的，它们乃根植于相应的社会道德、文化之中。“如果以蛮横的态度对待文化，文化会做出暴烈的反应，为发展而进行的许多努力可能因此毁于一旦”。因此，对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不可能弃文化以求发展，因为文化有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已经走到舞台中央，影响着发展的过程及其成果的分配”。
其次是政治文化的急剧变迁造成的。民族认同是人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同之一，它不会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更改，它是由文明的特质、各文明间的差异决定的。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新认同政治(thenewpoliticsofidentity)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换言之，“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正在冲击和替代着传统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的变化造成了身份界限的模糊”，使人们“加强了对身份归属的紧迫要求”。而传统的阶级认同无法解决文化归属问题，只有文明“是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源泉”。这样，民族或种族的认同便取代阶级认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认同取向。这一认同取向无疑凸显了文化的作用，进而也决定了在“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
三、反贫困斗争的物质与道义性质：以森林开发利用为例
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反贫困的斗争不仅具有捍卫生存环境的物质上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具有捍卫民族文化的道义上的性质。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围绕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斗争，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开发史的角度来看，越是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其森林资源的保存越完好。然而，这是就经济开发尚未全面展开的时代而言的。在全球化时代，这些边远、偏僻之地已被纳入开发的范围。在印尼，97％的森林分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西伊里安等的外岛上，那里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既是山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是全国林木资源贮存量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地区的森林无一例外地被大量砍伐，世代居住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抗争活动也随之频频发生。民族动乱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具有生存环境和文化象征双重意义的森林资源的被破坏，无疑是使少数民族陷入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印尼外岛，由森林问题导致的冲突已经爆发，这是因为天然热带森林不断被砍伐，乡村居民不断被驱赶。在泰国，土著山民部落在反贫困斗争中是这样表达其观点的：“土著民族珍惜森林与自然，珍惜这个世界的生态。他们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生命。国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部落民族珍惜森林，并以一种平衡的、恰如其分的方式与之共处。”从他们的宣示中，透露出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贪得无厌和具有破坏性的”这一残酷现实。这对视自然与人为浑然一体的土著民族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在菲律宾棉兰老，“跨国公司――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对原本和谐的自然一人文环境的破坏和侵蚀，“是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其殃及地区“包括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以及卡加延一德奥罗一伊利甘增长走廊”。森林不仅承载着土著民族的自然生命，而且融入了他们的人文意识，所以森林被破坏所导致的贫困绝非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对于东南亚的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来说，外力介入森林资源的开发剥夺了他们的“似乎属于自然权利的东西”。换言之，居住于林地、利用森林产品是土著民族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从前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现在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资源，突然间不允许他们沾边了”，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打击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国家为何能如此恣意妄为?“在东南亚，土地控制作为国家或国家机构合法化的基础，大体上源于殖民主义”。但在殖民地时期，以土地控制为基础的森林开发主要限于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远离政府所在地的森林中心地带――那里常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尚未被触及。当现代化与全球化潮流相继涌来时，对土地与森林的攫取已是无所不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不能幸免，而他们的经济一文化抗争也就势在必然了。
四、发生民族动乱的决定性因素：对不同贫困类型的分析
“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因应于一定的条件而发生转化。当少数民族尚未将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一文化权利的丧失联系起来时，该矛盾统一体的结构会呈现相对稳定状态，但这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少数民族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一文化地位密不可分时，这种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长期积累的问题就会以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会在其“暴烈的反应”中凸显。
那么，少数民族的贫困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与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动乱或反叛呢?对此难以一概而论，因为这要视具体的民族地区属于哪一种贫困类型而定。东南亚的贫困状况虽然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前一种类型是指融入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不仅未能得益于发展，反而陷入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印尼亚齐、菲律宾棉兰老为例；后一种类型是指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欠发展中陷入一种近似绝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泰国北部山民、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例。
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自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以来，迅速发展成一个能源大规模开发的省份。从1980年开始，亚齐平均每年为印尼带来20亿－30亿美元的出口收益。1985年，亚齐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创汇省份，仅次于廖内和东加里曼丹。尽管亚齐从本地油气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一开始就很小，但当时的亚齐并不是印尼最贫困的地区。从印尼各省的贫困率来看，1980年亚齐的贫困率仅为8．8％，而同期其他省份的贫困率多在10％-20％，有些省份甚至在50％以上。
从长远来看，亚齐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及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亚齐的资源开发被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获益者乃是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而不是亚齐人民。不过，从亚齐发展的起步阶段来看，这一恶果尚未显露出来。然而恰恰在亚齐开发初始且贫困问题尚不突出时，延续了本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并提出“独立”诉求的“自由亚齐运动”兴起了。这说明，属于“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一定要坠入贫困的深渊时才会有民族动乱或反叛发生，而是只要当地精英人物意识到本民族政治一文化自有所丧失，就可能出现动乱与反叛。这是由于长期反抗外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极易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外来因素的刺激，所以当经济剥削尚未超出可容忍的范围时，文化上的被剥夺感就已超出了可以忍耐的限度。
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从自然与矿物资源的拥有来说它是菲律宾最富裕的地区――(政府)一开始的努力就是为菲律宾北部的工业搜括资源……独立后，许多跨国公司来到棉兰老置业……棉兰老成了菲律宾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地区”。从这一点来看，它与亚齐是非常相似的。但棉兰老岛的情况也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它输出的主要是热带经济作物产品及木材，而不是能源产品；其次穆斯林在其聚居的13个省当中，只在4个省占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徒移民反而成了多数。这两点都使棉兰老岛土著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其民族文化受侵蚀的程度比亚齐严重；后一点则使棉兰老岛的贫困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来自北方的移民也有许多是贫苦农民，所以难于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等同于穆斯林。棉兰老岛的大规模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反抗运动也正是兴起于这一时期。能否以此断定经济原因即是当地民族反叛的主要原因甚至惟一的原因呢?该阵线在宣言中将土地被掠夺与伊斯兰教受到威胁并列为起义的两大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民族文化受到歧视是一重要原因，“当普通的菲律宾穆斯林民众无法面对继续存在的歧视、无从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时，大都会倾向于支持武装的分离主义组织”。因此，与亚齐属同一种贫困类型的棉兰老岛，在贫困与动乱的关系上也是类似的。
如果说发展中的贫困是后发式的，那么欠发展中的贫困则是原发式的。另外，作为贫困的主体，前者是一元同质的，后者则是多元异质的。泰国北部山地民族(山民)的贫困，即是后一种类型的贫困。泰北山民由20多个民族组成，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的迁徙、流转过程中，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他们共约有70万人、10万户(1990年)，分散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近3500个村寨中。泰北山民的贫困是一种“三合一”式的贫困，亦即由原始的农业经济、封闭割裂的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三个互相黏结又互为因果的贫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部分泰北山民非永久性地流入城市，现代政治意识也开始渗透到各山民部落中。那么，在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巨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泰北山民为何没有像泰南穆斯林那样进行抗争?其原因不是泰北不如泰南贫困(实际上其贫困程度乃全国之最)，而主要是异质文化无法对各山民部落产生凝聚作用。尽管历史上泰北有的地方如东北部，也曾因是“反对曼谷政权的中心地区”而具有“反叛传统”，但当代的情况却是，即使抗争，也是采取合法、半合法的形式，有时还须借助于外力的推动，如“在非政府组织与学术界的鼓励与帮助下，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农民网络在泰国北部地方社区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该网络为其会员的资源权利与社会公正而斗争，那些作为会员的社区有许多是少数族群(‘山民部落’)，比如克伦人”。
这说明，属于欠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是其贫困程度不足以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而是由于其文化的异质性、居住的分散性、思想的保守性以及精英缺失等，使得有组织的、强有力的反抗终难形成。
菲律宾有60多个山地少数民族，分布在自北到南的全国各个地区，其文化的异质性与居住的分散性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在拥有庞大贫困人口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处于贫困者的最底层，欠发展的印记在他们身上更为深刻。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些菲律宾山地民族如阿埃塔人还以狩猎一采集经济为主。但是，现代化的浪潮使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他们原有的经济一文化模式惨遭破坏，如阿埃塔人转而在贫瘠的山坡上从事游耕，在与外界接触后其原始信仰也遭到腐蚀，从而变成“频危”民族。
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们也和泰国山民一样，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民族运动，而只能要求实践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边缘化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因为他们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他们极为分散的居住地像是主体民族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他们最终有可能完全消失于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尽管他们也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要想阻止贫困化与边缘化的趋势，他们的抗争却显得软弱无力。总之，与泰国北部山民属于同一种贫困类型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抗争的关系上也是相类似的。
将贫困与抗争的关系置于“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意识，以及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才是动乱或反叛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贫困的程度则是文化自主意识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之一。
五、对不同视角下的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探讨
在前文所述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经济”与“文化”的特定含义是为了立论分析时兼顾反贫困斗争中对立的双方而给予的限定。实际上，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都会从自身的角度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的整合乃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事实；国家文化的整合虽尚未完成，但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被整合的对象是必然的，即从长远来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单独存在”。从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具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经济的整合是可逆的，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可以自成一体而不依赖于现有国家；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可以长期单独存在，并且完全拒绝同化式的文化整合。
那么，是否有必要将国家与少数民族不同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做一综合性的探讨呢?为了全方位地厘清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的关系，显然有此必要。这里将以泰国南部为例来进行探讨。做此选择的理由是，泰南的贫困是介于“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之间的类型；泰南的民族动乱既非连续式的亦非间歇式的动乱，而是一种由长期因素与突发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起伏不定式的动乱。选择这样一种中间类型，既可以较为均衡地展示国家与少数民族双方在贫困和动乱中的立场、观点及斗争策略，又可以将前述两种主要贫困类型联系到一起，就斗争双方的种种表现做一横向比较，并找出其共同点。
在泰国政府看来，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不断进入泰南，以及该地区资源的不断开发，泰南是国家整体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地穆斯林的看法却与其相反。他们认为，无论是移民还是开发，都是以牺牲当地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他们要求与泰国分离。泰国官方对此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曾任泰国副首相的巴拉帕特(prapat)说过：“(泰南)马来人可以离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土地必须留在泰国。”可以想见，在泰南穆斯林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情况下，该族群陷于贫困便势属必然。从区域经济差距来看，泰南较之发达的泰国中部要贫穷许多，但比之于泰北则不算贫穷。从开发程度来看，泰南介于发展与欠发展之间，故其贫困属发展中之贫困，亦即属于尚未定型之贫困。倘若不对泰南穆斯林的经济结构加以改变，其贫困可能深化并定型。目前，泰南四府的马来穆斯林人口大约有72％生活于农村，他们主要是自耕农。这种从业结构对其摆脱贫困是不利的。
泰国政府与泰南少数民族在经济整合观上尖锐对立，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看法更是格格不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泰族主义兴起至8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正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前，泰国官方一直否认境内存在少数民族，自然谈不上承认其文化上的独特性与自主权。泰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泰南穆斯林还不时予以让步和扶持，但在对待其文化上则是以打压为主。围绕着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的学校“旁多克”(pondok)的开办与封闭，泰南穆斯林与泰国政府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由于认识到“旁多克”在泰南穆斯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泰国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教育改进计划”，欲以政府控制下的私立伊斯兰学校取代穆斯林社区领袖开办的“旁多克”。以北大年为中心的“旁多克”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是马来半岛穆斯林精神力量的源泉。因此，泰国的这一教育改革计划遭到了泰南穆斯林的反对。“保守的伊斯兰教士和乡村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笔者)认为，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对马来人伊斯兰认同的一个打击，是对其文化、社会与宗教价值观的打击。这种感觉导致了分离主义组织反叛活动的扩展”。
如果说泰南穆斯林对经济的贫困尚能容忍，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贫困乃至衰微则无容忍之余地。泰国政府欲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消蚀穆斯林的精神支柱，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了少数民族反叛的蔓延。
很显然，无论从哪种视角赋予“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的“经济”与“文化”以何种含义，都不会影响到“文化”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在贫困与动乱的因果链中，文化是潜藏其中的深层关联因素。泰南如此，亚齐、菲南亦如此。亚齐的间歇式反叛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落及虔诚穆斯林意识的反弹同步，菲南穆斯林的连续式抗争亦与天主教强势文化的不断侵蚀相关。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导致这三个地区反叛的直接原因，但文化才是贫困衍化为动乱的终极推力。
六、余论
对历史和现实的纵向考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经济一文化抗争之发展脉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的东南亚，使用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概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他引用埃德曼德，李奇的话说：“我们事实上应该将相对人口密集、在首都范围内的种植水稻地区看成‘王国’(即国家空间――笔者注)，而将其他地区，尽管可能距离首都也很近，看成是‘非国家空间’。”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都要创造出国家空间，从而使政府可以改造那些‘被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现代的发展主义民族国家将边疆的非国家空间转变为国家空间是普遍发生的，并且对于这些空间的居民往往是痛苦的。”而“在实际反叛的背景下，人们创造和清楚区分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努力的逻辑结果才会显现出来”。
东南亚的国家篇3
关键词：政府信用评价体系；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突破点。通过充分依靠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合作意愿，倡导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合作，从而充分带动我国国际储备基金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海外投资，消化新一轮产能过剩的压力。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区域跨国合作项目多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金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政府主导，采取ppp项目模式。由于项目融资成本较高，并且要考虑在一定期限内收回成本，因此与东道国政府签署的销售协议往往至关重要。任何一个风险环节的变动都可能造成政府最终承受较高的履约成本，当履约成本超过一定界限就容易导致政府违约。在实践中，政府信用风险正是许多项目失败的导火索。
政府信用不仅受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状况影响，而且受社会稳定状况、政治法律环境、、文化差异和民族偏见等诸多要素影响。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国家信用评级主要是标准普尔、穆迪和惠普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体系，主要对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进行评估。评级内容广，除了对一国GDp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对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进行分析。此外，博鳌亚洲论坛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年度报告》中从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五个维度对亚洲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估。
一、文献回顾
关于地方政府信用评价，国内学者李长江（2003）从政府资质和政府能力两个方面，参考“西肖尔金字塔模型”创建了一个简单的政府信用评价模型，并通过理论实证证明了其可行性。李杨，王良健，欧朝敏（2007）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程度和政府公信度三个方面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地方政府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特尔菲法确定了各单项指标的权数和定性指标的标准值，在单项指标评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模型得出总评价值。Kunyutao（2015）认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直接影响政府信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判别分析法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承受能力进行评估。
现行的信用评级体系大多采用等级评分法，赋权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对于评价指标的赋权方法，周扬明（2014）运用模糊多级综合评价模型，从矿业资源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及双边关系五个方面，对亚太9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有效评估。刘宁，龚新蜀（2015）以上合组织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了变异系数topSiSi法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国家oFDi的投资环境和出口效应。田泽等（2015）运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和分类。
在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内政府合作背景下，本文在现有信用评级体系基础上，借鉴国家投资环境的分析方法，旨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信用进行客观评价，为我国选择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东道国提供决策参考。
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合作现状及趋势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亚投行的启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迅速。继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15年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破万亿美元大关。根据商务部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约八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从地区上来看，亚洲地区约占七成，且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924.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5%，其中对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比例约为19%。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早在2010年就建立了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目前覆盖近20亿人口和60多万亿GDp，为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此后，印度―东盟自贸区（Rtia）也随即成立。另外，从中国与东盟构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及印度与东盟构建的湄公河―恒河经济合作组织、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区域存在大量重叠。这为中国、印度、东盟三方开展多边经济合作以及打造和谐共赢的区域合作新平台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呈现飞速增长态势，且未来发展空间巨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多国政府的基础设施发展意愿相契合。例如泰国政府表示已为今后十年制定总金额达2万亿泰铢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其中城区联通、轨道联通、升级机场、海港扩建、公路拓展五大重点领域将对中国开放。至2020年，泰国港务局计划投资1200亿泰铢升级现有的港口。
三、国家政府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为服务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在借鉴现有信用评级体系的基础上，考虑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存在的差异性，根据全面性、可比性、科学性和可得性的原则，重点考虑东道国政府的促进经济发展能力、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偿债能力。具体选取下列17个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的评价体系：
四、对东南亚国家政府信用评价的实证分析
（二）Ⅱ级国家普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基础设施状况排名靠后，建设需求大，大多出台了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大多面临经济转型压力。社会环境稳定性较差，国内失业率高，且政府偿债能力较弱。
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国内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扰。此外，中国与部分国家在领土和管辖权上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域性合作仍存在许多棘手问题，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局势、以及有关投资、税务、用工等法律法规，关注项目的盈利性和产权的安全性，避免造成政治、经济冲突。
（三）Ⅲ级国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虽然GDp增速快，但人均GDp低，政府干预经济程度大，法律框架营商便利度低。这些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目前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大多带有援质。由于这些国家政府违约风险较高，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应加强风险控制，明确协议中的违约机制，提高公共利益的监管有效性。
此外，柬埔寨、缅甸正处于民主化转型初期，国内政治力量错综复杂，民族和宗教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同时老挝国内的民主化思潮要求政治多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因此，在进行政府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时，既要关注政府意愿，也要做好群众工作。不仅要帮助政府改善公共管理，完善法律体系，创造宽松的融资环境，也要听取群众意见，获得群众支持，才能稳定社会局势。
注：①经济增长波动系数采用2010―2014年GDp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衡量；②通货膨胀率采用GDp隐含价格平减指数年增长率衡量；③营商便利指数排名越前，表示法规环境越有利于营商；④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越前，表示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低；⑤法律权利度指数数值越高表明担保品法和破产法越有利于获得信贷。⑥基础设施状况指数排名（总亚洲37个经济体）来源：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2年度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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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杨，王良健，欧朝敏.评价地方政府信用的方法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7）.
[5]周扬明.模糊多级综合评价模型下的亚太国家投资环境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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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宁，龚新蜀.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国家oFDi环境及效应研究――基于我国对上合组织国家的投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5（8）.
[8]田泽，张雨辰.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环境评价研究[J].理论探讨，2015（2）.
[9]田泽.建设“丝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东国家投资环境评价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1）.
[10]蒋理.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D].暨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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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ongZHao.‘China'sexpanding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Southeastasiaanditsimpacts.’eastasianpolicy，2013（5）：87.
东南亚的国家篇4
【关键词】南旺舞；爪哇舞；比较研究；价值
一、印尼舞蹈和泰国舞蹈的概述
（一）舞蹈的起源。印尼的民间舞蹈可追溯到史前部落时代，当时印尼群岛里的民族已经有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舞蹈。后来宗教传入印尼后，爪哇岛和巴厘岛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舞蹈，比如宗教性仪式的舞蹈。伊斯兰教是继佛教和印度教之后的宗教，它推动了印尼舞蹈的发展。
泰国是多民族国家，境内泰、老挝、高棉、马来族人民能歌善舞，泰国宫廷舞蹈的审美意蕴是飘逸，行云流水，身姿婀娜，风格自由开放。民间舞蹈丰富遍布全国地区，以南旺舞泰国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的民间舞为主。
（二）舞蹈分类。印尼的舞蹈可分为几个方面。根据它的保护类型，可以分为宫廷舞蹈和民间舞蹈两个流派。从传统方面又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舞蹈形式。
泰国舞有宫廷舞剧与民族舞剧和民间舞蹈之分。其中民间舞蹈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有笙舞、南旺舞、诺拉舞。其中“南旺舞”又称圈舞，有19种基本舞步，男女对舞。表演时，女子朝向男子，男子以双臂拱护女子，环绕而舞。“诺拉舞”起源于泰国南部，舞姿婀娜，手臂动作比较多，富有韵律感。
（三）民间舞的发展现状。印尼有700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舞风特性。距目前统计以达三千多个印尼原始舞蹈。这些舞蹈，充分说明了印尼的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大量的古老民间舞蹈被保存下来，在各大院校广为流传，深受民众喜爱。
“南旺舞”是泰语“圆舞”之意，它是由“南通舞”逐步演变过来的一种舞蹈，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最初它是在泰国一些府的个别地区人们经常跳的一种民间集体舞。
二、爪哇舞与南旺舞的文化背景和舞蹈形态的比较
（一）宗教文化背景。印度尼西亚属于伊斯兰教舞系的国家之一。这种打上伊斯兰色彩的生活，会在舞蹈艺术中得到展现和升华。舞者在表演时特别强调眼神、手臂等身体各部位的配合，从而达到人神共鸣的最高艺术境界。舞蹈讲究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和丰富的手部动作结合，这种舞蹈不仅是艺术，更有宗教的含义。
泰国是最典型的佛教国家，舞蹈属佛教舞系，泰国人人信奉佛教，因此每个人都很善良被誉为友善的国家。泰国的舞蹈追求华丽的服装，优雅的动作，丰富的内涵。舞蹈的表演者大多数都有丰富的面部表情，表演的手势程式化，带有“佛性美”的手型。
（二）舞蹈动作分析
1、南旺舞。（1）曼妙的舞姿。泰国舞蹈的下身动作保持半蹲，舞者在做动作时，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需要适度弯曲，节奏处理上做重拍向下的动作。上身向前躯，双肩微微向后，形成“三道弯”造型。
（2）灵活的舞式。人们围成一个圆圈，随着击鼓和民族乐器演奏的舞曲拍手合唱。舞曲一开始，男方纷纷趋向前去邀请女方伴舞，一对对男女随着舞曲翩翩起舞，舞曲停则各自返回原位，稍停片刻又再开始。这种代表性的民间舞有其标准的舞式，像是“穿针引线”、孔雀开屏等等。人们在跳起这种舞时可以灵活变换其他舞姿，
（3）带有“佛性美”的手型。南旺舞的基本手型是拈花指，手腕微回抠向身体方向，以拇指与食指相捏，中指、无名指及小指均以“冠型”展开立起，做“拈手”动作。在佛教有“拈花微笑”一说，指禅宗的“以心传心”。泰国南旺舞的“拈花指”不仅是为了好看，更有深层次的佛性含义。
2、爪哇舞。（1）婀娜的姿态。舞者在直立或半蹲的舞姿中，保持身姿的曲线美。头部随音乐任意摆动，眼睛灵动传神，指尖有节律的左右摆动并颤动。舞蹈动作多取自对动物的模仿，并且多模仿大象和鹭鸟的动作。
（2）宁静的“三道弯”。印尼爪哇舞蹈表演独特，讲究身体各个部分的“三道弯”，包括手臂、上肢、腿、手等等。它们都需要沿着弧线呈S形路线动作，造成各种各样的“三道弯”，随之摆出造型。
3、舞蹈风格的特色。泰国舞蹈与印度舞蹈风格近似，舞姿雕塑性强，情感丰富动作飘逸朴实。泰国政府将“笙”的19种基本舞步总结，优化并整理出10套南旺舞的基本动作并全国推广，南旺舞舞姿稳重，脚步飘逸，手势婉约，雅俗共赏。舞时男女并排，眼神相交，女子以面颊、上身、手臂向男子作情致委婉状，男子则以双臂拱护女子，在其周围环绕而舞。
印尼舞蹈艺术异常丰富，爪哇舞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经世代相传和艺术家的不断创新，其舞蹈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舞蹈不再是对别国舞蹈的模仿，舞蹈的内容、动作、服饰等，均已向爪哇式转变。爪哇舞姿态优雅，体态婀娜，表演兼具了传统色彩的魅力。
4、音乐节奏的处理。南旺舞在表演过程中舞者跟随小铙钹节奏变化而变化舞蹈动作。舞蹈结束时音乐节奏由慢至快，在激烈的鼓声达到整个舞蹈的高潮，然后嘎然而止。南旺舞主要表现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习俗，它是音乐明快的男女对舞型的舞蹈。整个舞蹈富于节奏性、动作性，一般都有说唱音乐在前铺垫，以显示“舞”明快、欢乐、朴实、幽默的独特艺术色调。
爪哇舞的音乐显示得斯文典雅，近乎于单调平淡。以敲击乐器为主，管弦乐器所起的作用要大些，管弦乐演奏的对位层部在合奏层中作用极为突出，有些乐曲还以管弦乐器独奏为引子，故此，整个音乐听起来有柔美细腻之感。
三、爪哇舞与南旺舞所体现的价值
（一）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社会衍生出来的产物，人不仅是文化价值的需求者，而且是文化价值的承担者。爪哇舞和南旺舞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它们可以成为各国增进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纽带。当作为“国际语言”的东南亚各国风情歌舞以及传统民间舞蹈艺术，在这一交流大舞台上向世人展现它独特魅力的时候，各国之间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增进了友谊，舞蹈艺术成为了全球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二）艺术价值。无论是印尼的爪哇舞还是泰国的南旺舞都可以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都带有本国的文化特色和。这两种舞蹈都是艺术和宗教的结合，而且表达内容丰富，包括舞者对生活的认识、情感态度及艺术的趣味，表演的形式多样化，动作有突出的意韵。这就是两种舞蹈的价值所在。
（三）教育价值。爪哇舞和南旺舞作为本国人民美学意识凝固而成的动态艺术，是一种具有标志性的符号，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舞者以舞传情，观赏者透过舞蹈感悟生命和生活，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爪哇舞和南旺舞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高于生活。因此，教育传承是保留发展舞蹈的重要手段，通过教育继承和发扬国家的民族文化。
现如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之间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更广的空间。但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使得本民族特有的主体文化也随之变化。对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舞和泰国的南旺舞作比较研究，在共性之中寻求个性。将两国悠久的舞蹈艺术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张晓农等著《中国――东盟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
[2]黄晓明《东盟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
[3]杨武《东盟文化与艺术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10
东南亚的国家篇5
发展历程
冷战时期：借越战打开缺口
东南亚地处亚洲与大洋洲以及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直是海上交通要道。特别是马来半岛以南的马六甲海峡是通过这个“十字路口”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法国和英国均曾在东南亚建立过殖民地，在该地区有着传统影响。冷战时期，东南亚也是东西方竞争的重要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因素，苏联介入东南亚相对较晚，最初是利用越南战争的契机打开缺口，开始实施东南亚战略。
由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屡遭败绩，促使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退缩，苏联借机以越南为支点在东南亚进行战略扩张。1978年10月，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并且获得了金兰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从而将其在西太平洋的前哨阵地由海参崴向南推进了2000余海里。苏联还纵容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导致印支国家与东盟传统国家之间矛盾尖锐，也阻碍了苏联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开始在外交领域进行新思维改革，着力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包括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推动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支持东南亚实现中立和建立无核区，并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上述政策措施，苏联与东盟之间原本较为紧张的双边关系得到缓和。
20世纪90年代：建立合作机制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一度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并未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接受。为此，俄转而“坚定不移走向东方”，开始寻求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包括着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如俄副外长帕诺夫所言，俄在东方的战略地位越稳固，就越有信心在西方采取行动。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得到了建立和发展。1992年7月，俄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国”，从而重新开启了冷战后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1994年，俄加入东盟地区论坛。1995年，俄主持了东盟地区论坛第二轨道会议。1996年，俄正式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7年，俄与东盟建立了联合合作委员会、高官磋商会、专家会以及民间基金会等合作机制，俄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东南亚事务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与东盟之间的合作。1998年11月，俄获准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在此期间，经贸合作成为俄罗斯东南亚战略的重要内容。正如时任俄外长科济列夫1993年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表示：“现如今，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兴趣已不同于苏联时代。俄需要的是合资企业而不是核潜艇，是远洋货轮而不是导弹巡洋舰。”在1993年和1994年，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仅分别为4.2亿和6.5亿美元，到了1999年已增至9.8亿美元。
进入21世纪以来：全方位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东南亚地区在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继续上升，已成为俄参与亚太多边合作的重要支点。在政治领域，俄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东亚地区合作。2005年，俄与东盟签署了《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6年，俄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俄加入东亚峰会机制以及由东盟国家参与发起建立的亚欧会议机制。随着政治合作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俄与东盟双边关系已逐渐走向成熟。
在经济领域，俄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务实合作。2005年12月，俄与东盟签署了《经济发展合作协议》，承诺将切实推进双方在经贸、投资、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2010年8月，第一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经济部长磋商会在越南岘港举行，双方探讨了促进贸易便利和标准一致性等问题。目前，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国已成为俄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俄罗斯还正在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
在军事领域，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俄不仅为东南亚国家军队建设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支持，还积极推动东盟防务合作建设。2010年10月，俄参加了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旨在与东盟国家增进军事互信与合作，共同应对人道主义灾难等跨国非传统安全挑战。俄罗斯还主张在东南亚地区以多边外交为基础，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并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实现从建立信任措施朝着开展预防性外交-的层次提升，推动建立符合集体安全原则的地区安全体系。
重要手段
军贸合作
东南亚国家一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贸合作对象。俄制武器价廉物美，对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俄大力开拓该地区军贸市场，借机扩大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
目前，俄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军贸对象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缅甸等国。其中，越南―直是俄在该地区的主要军火购买商。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武器装备包括：“苏-30mK2”多功能战斗机、“基洛”级潜艇、“宝石”超声速反舰导弹、“猎豹”轻型护卫舰、“针”式防空导弹、76毫米口径舰炮、30毫米口径舰载近防炮、“堡垒”机动岸防导弹系统等。根据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的评估，2008-2011年俄制武器在越南军贸市场所占份额已达92.5%，在2012-2015年将增至97.6%。马来西亚是俄在东南亚地区传统的军贸伙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米格-29”战机的贸易项目。2003年，俄向马出售18架“苏-30mKm”战机，总交易额达9亿美元。俄曾于2007年与印尼达成10亿美元的军贸协议，向印尼出售“苏-30”战机、“米-17”直升机和“基洛”级潜艇等，这也是当时印尼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缅甸也是“米格-29”战机等俄制武器的传统客户。
2014年4月，第12届东盟-俄罗斯合作委员会联合会议决定加强双方在防务及安全科技领域的合作，包括协力推进遥感和定位系统的研发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南亚防务市场中的地位。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声称，俄将通过军事技术合作继续开发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提高新型武器装备在该地区的出口量，并扩大产品售后服务范围，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促进俄武器出口地区多元化。
反恐合作
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非常重视在非传统领域的多边安全合作，反恐合作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俄罗斯和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东南亚滋生蔓延的“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组织与车臣非法武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车臣非法武装曾经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招募伊斯兰极端分子，参与实施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行动。
2000年11月，普京在关于俄罗斯“新东方”政策的讲话中指出：“俄将帮助东盟国家解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跨国犯罪等棘手的冲突和矛盾，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03年6月，俄与东盟签署了《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4年7月，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宣言》，表示将加强在高官会和专家会等级别的反恐合作，包括进行情报交流，建立预警机制，开展司法合作等。
启动联合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工作计划，是俄罗斯与东盟反恐合作的优先议题。2009年7月，俄与东盟首次召开“反恐与跨国犯罪联合工作组”会议。此后，双方每年都要举行跨国犯罪问题领导人会议。俄罗斯还同亚太经合组织的专门反恐小组进行了交流与合作。此外，俄还积极推动东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机构开展合作，包括共同制定法律原则和反恐协作法规等。俄国防部在2015年6月表示，俄有意邀请东南亚国家军事专家作为观察员，参与俄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举行的双边或多边反恐军事演习，为俄与东南亚国家组织实施反恐联合军演奠定基础。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也是俄与东南亚国家战略合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国家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已成为俄对这些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资源。面对日益紧张的能源市场，俄与东南亚国家通过积极开展对话，达成了多项能源合作协议。2010年7月，俄与东盟在越南岘港举行能源高官会，制定了2010-2015年能源合作计划，明确双方将加强在能源基础建设、能源勘探以及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领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据亚太能源研究中心数据分析，东南亚石油需求在2010-2020年期间的年增长率将保持在4.5%左右，2020年该地区石油需求量将达到2.02亿吨，这意味着能源合作在俄罗斯东南亚战略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俄天然气工业公司于2012年4月与越南签署协议，共同开发位于南海九段线内的05-2和05-3区块，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越南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开发项目。
为了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东南亚国家近年来纷纷制定和实施发展核电计划。在此情况下，俄在原则上支持《东南亚无核区条约》的同时，积极参与相关国家的民用核能开发。2010年10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与越南电力集团签署协议，在越南宁顺承建该国第一座核电站，并为该项目提供贷款。2015年10月，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阿利克谢・乌尤卡耶夫与印尼贸易部长托马斯・林彭举行会晤，就两国在核能工业领域开展合作进行探讨。此外，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启动了各自的核电开发计划，从而为俄在该领域与相关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契机。
主要考量
拓展强国战略空间
恢复大国地位，重塑历史辉煌，是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虽然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但近年来俄在欧洲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明显增加――美国借助导弹防御系统和北约东扩步步紧逼，独联体国家离心倾向加剧，俄罗斯西部战略空间不断被挤压。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众多出海口。在此情况下，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俄罗斯的吸引力不断增加。早在1997年，叶利钦在会见菲律宾总统拉莫斯时就公开表示：“俄不能只围着欧洲转，还应该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亚洲对俄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俄有2/3领土在亚洲，还因为俄致力于参与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为此，俄罗斯积极运用国力军力进行谋篇布局，并将亚太地区作为介入国际事务、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轴，希望通过加强在亚太方向的战略投入，弥补西部战略劣势，打破俄面临的战略困境，扩展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
在亚太地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南亚海上通道对俄维护和拓展经济与安全利益具有重要价值。在实施东南亚战略过程中，俄在继续将越南作为前进基地的同时，不断加强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表示，俄可以将新作为桥梁，发展与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联系。在俄罗斯看来，巩固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可以利用该地区地缘优势，巩固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立足点，并将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连成一片，大大增强俄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能力，进而推动实现全球战略。
巩固在亚太地区传统影响
俄罗斯有着“欧亚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东南亚则处于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位置，从而决定了俄东南亚战略从属于其亚太战略布局，并试图藉此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致力于恢复强国地位的俄罗斯对亚太地区事务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参与愿望和要求，东南亚在俄外交议程中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正如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11月的国情咨文中强调指出：“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与亚太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是俄罗斯极其迫切的任务。只有与东南亚建立紧密联系，俄才能够避免在东亚和亚太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世界大国身份，明确的亚太战略，积极而有针对性的东南亚政策，显示出俄国家定位与对外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俄罗斯秉持其亚太属性，致力于参与亚太地区各个多边机制，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而且，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手段日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政治外交之外，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科技外交和文化外交纷纷登台，第二轨道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互相配合，双边交往与多边交往交相呼应。这表明冷战后俄罗斯东南亚外交日臻成熟，能够更好地维护日益多维的地区战略利益。事实上，通过推行东南亚战略，俄在东南亚事务乃至亚太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增强，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借重东盟制衡其他大国
俄罗斯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也有借重东盟制衡其他大国的考虑。近年来，东南亚几乎吸引了世界各个主要政治力量的关注和投入：美国正在重返东南亚；日本通过“金元外交”在此经营多年；印度继续推行“东向”战略；欧盟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在东南亚地区影响不断扩大。这使得俄罗斯在推行东南亚战略时面临的压力增加。―方面，俄担心自己在该地区的大国竞争中陷入被动；另―方面，俄出于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希望通过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制衡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东盟奉行灵活的“大国平衡”政策，利用大国力量营造地区均势。东盟对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表示接受和欢迎，将俄视为该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积极参与者，对俄的态度和政策也不同于西方对俄的打压、抨击和指责。这为俄罗斯广泛参与东南亚地区事务、制衡其他域外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做大”提供了可能。与西方大国相比，俄罗斯东南亚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能够“和而不同”地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并接受东盟以平等协商、不干涉内政、循序渐进为主要特点的运作模式。而且，从地缘战略角度以及双方各自的国际定位来看，俄与东盟国家不仅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彼此之间的利益交集还在扩大，尤其是双方均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格局的多极和均衡发展。
制约因素
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
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与欧洲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政治上看，欧洲是传统的国际战略重心，俄一直希望通过恢复在欧洲的战略影响，重振大国雄风。从经济上看，欧盟27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而亚太地区仅为16%左右。俄罗斯的外来投资也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俄欧洲部分领土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属于欧洲白种人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等占俄人口总数的85%。从俄罗斯的主流文化看，东正教及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欧洲文化是俄传统文化的主体。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虽然具有“欧亚并重”的双向特征。但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在俄外交战略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正如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前外长伊万诺夫所言：“自从彼得大帝确定了西倾路线后，俄罗斯外交―直奉行面向西方的方针……欧洲因素在几百年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俄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就目前而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仍然是“西方为主，兼顾东方”。而且，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基础并不牢固：一方面，多年来苏联在该地区主要由军事力量支撑的战略影响并不能适应冷战后形势的发展变化；另%面，冷战时期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俄重返东南亚的意图，很容易让东南亚国家和民众联想起过去苏联在该地区推行霸权战略的历史。
经济军事力量的制约
俄罗斯经济虽已进入恢复性增长时期，但实力仍然较为有限。由于内需相对不足，加上世界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俄仍将追求经济的粗放型发展，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经济水平难有实质性提升。因此，俄在近期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也难以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中国、美国和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相比，俄与东盟贸易额仍然偏低，经济依存度不高。例如，2014年中、美、日与东盟贸易额分别为4800亿、2200亿和3200亿美元，而俄与东盟贸易额虽然比2005年增加了4倍，但也仅为215亿美元。经贸合作水平较低，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
俄罗斯虽然是军事强国，但在远东和亚太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相对有限。目前，俄罗斯陆军在地域辽阔的远东只有15个师，且大多缺编，有的师只有3000～4000名官兵。俄太平洋舰队的境况也不尽如人意。由于燃料短缺、维修资金不足等问题，大约只有1/3的潜艇、40%水面舰艇和50%陆基飞机可以担负战斗值班和遂行战斗任务，加上60%的军舰接近退役期，导致舰队遂行任务的能力大大降低。此外，俄军还在远东地区部署有2个空防集团军、1个导弹集团军、1个航天发射场和1个空降兵训练中心，兵力约为俄军相关军兵种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远东军事力量的相对有限性，不仅表明俄战略重心并不在东线，而且限制了俄在东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影响的努力。
大国竞争的掣肘
东南亚的国家篇6
关键词：第二课堂；东南亚语种；教学质量；提升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2-0141-03
一、引言
随着云南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目前对东南亚语种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高素质应用型东南亚语种人才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云南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促进了东南亚小语种的发展。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密切，使得中国需要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解和交往，这种与东南亚联系的基础就是东南亚语种的专业人才，因此云南高校也对东南亚语种人才的培养逐渐重视，并意识到培养高素质、高水平东南亚语种人才的急迫性。云南各高校在对东南亚语种人才进行培养时，应加大高校与东南亚国家高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目的是为了使学生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东南亚文化。云南与东盟的合作也对东南亚语种的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南各高校必须重视东南亚语种的教学，积极开展第二课堂，以提高东南亚语种教学的质量，同时更加有利于东南亚语种在云南高校中的发展和需要。
二、开展第二课堂的意义
目前云南各高校在东南亚语种的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在教学课堂上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进行教学的，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没有提高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而使学生出现对东南亚语种学习的排斥心理，觉得东南亚语种的学习乏味无聊。而第二课堂能够很好地激发和提高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学习的兴趣，提供与东南亚语种更多的接触和实践的机会，端正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学习的态度和动机，提高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学习的自信心，同时提高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的应用能力，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更高地运用东南亚语种为中国做出贡献。因此，在东南亚语种教学中建立第二课堂十分重要。
1.扩充单词量。要想学好一门外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充足的单词量。同样地，要想掌握和提高对于东南亚语种的学习，必须具备足够的单词量，这是学好东南亚语言的基础。学生在东南亚语种的课堂学习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但那儿远远是不够的。东南亚语言与其他语言一样，也有很多的近义词和近音词，对于词汇的用法也是多种多样，同样容易记混，如果不能具备充足的词汇和单词量，是不利于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的学习和东南亚语言的提升。当然，单词量和词汇量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提升的，它需要长期地坚持和不断地积累，需要有效的记忆方法和技巧。利用第二课堂，设置相关的语言情境，就是很好地能够提升学生单词量的有效方法。可以让学生在第二课堂中轻松地掌握和理解东南亚语言的技巧，增加单词量。同时第二课堂也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是第一课堂的延续，有利于对第一课堂知识的更好运用。
2.强化听说读写的能力。高校学生对于东南亚语种的培养，要注重对其语言综合能力的培养，要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高校学生对于东南亚语言的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只有具备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才能将东南亚语言更好地运用于以后的工作中，才能将东南亚语种更好地在中国传播。所以，只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东南亚语种的第二课堂当中，进一步加强对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第二课堂中来，在第二课堂中进行东南亚语言的交流和学习，利用第二课堂巩固第一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创k第二课堂，学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有利于学生对东南亚语种的理解和深入认识，在实践中获取新知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
3.增强对东南亚文化的了解。学习东南亚语言不仅要掌握语言的结构特点，做到基本的听说读写，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了解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体会东南亚国家的生活状态。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熟悉东南亚文化，也可以提高学生对于东南亚语言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所以第二课堂的学习，不仅可以扩充学生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对东南亚语言的学习有所进步，同时还有利于学生学习到课本中没有的、关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特点以及当地习俗。与第一课堂相比，第二课堂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更加丰富，具有趣味性，更加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也使学生具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和印象，有助于对东南亚语种的学习。
三、开展第二课堂应的条件及主要过程
东南亚的国家篇7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翻译并出版国外学者的著述，二是构建自己的东南亚史研究体系。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两个方向。贺先生的专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即便不能说全面超越了国外学者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但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还是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的，无疑会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推崇。而把这一成果放在国内学术界来看，则可以说是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迄今水平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在今后20年内，国内单个学者如果对同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很难超越贺先生的水平。仔细研读，我认为贺先生的大作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一是本书不仅史实清楚，更难得的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非常准确。贺先生把东南亚历史发展分为史前时期（远古至公元前后）、中古前期（公元前后至公元10世纪）、中古后期（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初），这既是国内学术界首创，也是科学的，能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而把东南亚古代史的终点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9世纪初，尽管是受到了《剑桥东南亚史》的影响，但贺先生是国内学者中第一个采用并且言之成理的。
二是本书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深刻见解。本书并不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进程的简单描述，而是夹叙夹议，其中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大约占到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国内同类著作都没有达到的。
三是本书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都超越了前人。比如本书的东南亚史前史部分，多达20余万字，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此前国内没有一位学者能对东南亚史前史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又如本书全面总结了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形态与制度特点，此前虽有学者何平的著作《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涉及了这一主题，但仅解决了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形态问题，而贺先生的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深入探讨了农村公社和封建领主制以及宗教在东南亚古代国家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贺先生对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以及铁器、青铜器的起源，尤其是中国南方铜鼓与东南亚铜鼓的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观点鲜明，并不简单盲从西方学者或东南亚本土学者的看法。
四是本书对东南亚宗教与文化的研究无疑也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贺先生不仅全面阐述了古代东南亚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新提出了史前东亚―南洋文化圈，还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和东南亚伊斯兰教文化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客观介绍和评价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对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五是本书的理论探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本书很好地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从叙述历史、解释历史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文明史）三个层面撰写本书。此外，对于东南亚早期国家的起源，也借鉴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古代民族国家”概念。如果加以深入阐释，这将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突破。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贺先生新著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但如果将贺先生新著与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学者卡迪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等国外学者的同类著作进行比较，无疑会有更多的发现，并将对中国未来的东南亚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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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特色，就是不面面俱到，而是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学科比较优势，在东南亚研究的某一个领域或者对东南亚某个国家的研究中形成较为明显的优势。东南亚有11个国家（东盟有10个成员国），多样性非常突出，历史、民族、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几乎找不到对东南亚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以及东南亚所有国家都很熟悉的专家。所以，特色研究几乎是国内外所有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共同特点，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以研究华人华侨和中外关系史为特点；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以东南亚历史、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为优势；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则注重研究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和华人华侨；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以印支半岛研究为传统；云南省社科院重点关注东南亚半岛国家。当然，由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关注它。在这样的夹缝当中，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一开始就把对缅甸和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优势、特色，加以培育。缅甸过去是冷门，很少有人关注，但缅甸与我国有2200多公里的边界线，是我国进入印度洋的最捷径，它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地位迟早会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组织了多名精通缅甸语和英语的年轻学者，静心投入对缅甸的长期调研和跟踪研究。2004年，东南亚研究所的几名学者联合提出了修建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议并最终为国家所接受。2009年，该所自筹经费开始出版缅甸研究丛书。2011年底，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在聘请多名校内外专家的基础上，成立了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从而在国内外竖起了缅甸研究的大旗。GmS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第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也是迄今为止成效最为明显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云南从1992年开始代表中国参与这一合作机制，广西在2005年也加入了进来。
所谓的研究有深度，就是要能运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克服视野不宽、就事论事的传统缺失。我国的东南亚研究队伍中，理论功底好、研究能力强的人多数不懂对象国语言，而学东南亚国家语言出身的学者，往往英语不好，知识面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偏弱。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这几年自觉地补课，努力培养一支语言好、理论功底深刻、写作能力强的研究队伍。
所谓接地气，就是强调书面调研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即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与研究对象国的社会各界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能够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而不接地气在我们国内的东南亚学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过去是没钱，去不了东南亚国家；现在则有很多学者吃不了苦，不愿意较长时间呆在一个国家，尤其是相对艰苦的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我国愿意到这些国家访学或留学一年以上的学者或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年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以及新加坡的交流较多，有的学者一年能去缅甸五次，并和缅甸的官员、智库、大学建立了机制化的沟通与合作；还有的学者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调研和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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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南亚；非洲；历史；交往
一、东南亚与非洲交往的历史
（一）古代
东南亚与非洲在古代同属于印度洋贸易圈的一部分，海洋贸易是双方交往的基础。贸易交往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亚非两洲在长达20个世纪的交往过程中，农作物的品种交流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东非的豇豆、葫芦、咖啡和蓖麻等作物传入了亚洲。亚洲的橘子、柠檬、石榴、蜜果、香蕉和水稻等引入了非洲。
在古代非洲和亚洲的交通与文化交流中，一个独特而又争论纷纭的问题便是印度尼西亚人移居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人分两批，即公元3～5世纪和公元8～13世纪移入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语从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中吸收了94%的基本词汇，形成了马儿加什语，马达加斯加人吸取了印度尼西亚人修筑梯田的经验，种植了水稻、芋头、香蕉、椰子和甘蔗等，还引进了建筑住宅的样式、舷外有桨托架的独木舟、有两个活塞的风箱、可以转动的方钻和带有支架的锉刀等。
东南亚与非洲的交往的具体时间与事件已无从考察，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文物和碑刻发现东南亚与非洲的联系应该是从古代开始的。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是13世纪素可泰国王兰甘亨（Ramkhamhaeng）出现在埃及的历史记录中。其次，素可泰王国因高超的制陶技术而闻名世界的陶制品可能传播到了非洲，但确凿的证据已无从考证，只有通过对两个地区所发现的文物的对比研究而得到的大概结论。
（二）冷战时期
二战结束初期东南亚国家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并不活跃，在北非地区只有八个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撒哈拉以南基本没有政府间的交流。只有埃及、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等少数非洲国家与东南亚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情况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后有所改善，出席此次会议的东南亚国家有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越南，非洲国家赴会的有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和叙利亚。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并确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于1965年在非洲召开。在亚非会议团结反帝精神的鼓舞下，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57年在埃及召开，并于1960年在第二届大会上将这一组织定名为亚非人民团结组织。
（四）后冷战时期
进入90年代以后，东南亚国家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有所发展，东盟与非盟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在非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指导下，非洲积极寻求与东盟的合作。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参加2002年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八次东盟首脑会议上就曾指出，双方可以通过南南合作来加强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了第一届亚非地区域组织会议（aaSoRC），会上就如何加强双方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和交流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确定在南非召开第二次会议。2005年由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共同发起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成功举办，此次会议以经济合作为主调，进行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探讨并且回顾了五十年前万隆会议的精神。通过这次会议，加强了东南亚国家与非洲国家的联系，为东南亚国家与非洲开展贸易与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2008年第八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在印度举办，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公正、民主、合理的多极世界新秩序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东南亚与非洲的联系。
二、展望东南亚与非洲未来的合作
（一）政治领域加强合作
东南亚国家与非洲国家大部分都受到过比如英、法等欧洲强国的殖民统治，在二战以后这些国家相继独立，但殖民统治所留下的各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们的发展。有些国家较为成功的解决了这些困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发展，比如新加坡和南非。但另一些国家则依然受困于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因此，在治国理政、国家发展模式等问题上，双方有加强政治合作与交流资源与动力。
（二）经济领域互帮互助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比较缺乏有效的利用和管理，如何借鉴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经验，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自然资源的出口带动国家经济、技术的发展，是目前非洲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东南亚国家确实需要非洲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来保证国家的正常发展。
（三）地区组织间交流频繁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比非洲国家联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晚四年，但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发展上好于非盟。由于东盟成员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促进了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非盟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由于非洲国家众多，所以在一体化的脚步上要慢于东盟，这也是非盟需要向东盟借鉴学习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艾周昌、舒运国：《非洲黑人文明》[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刘鸿武、暴明莹：《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3]王中人、景成庶：《胎死腹中的第二次亚非会议》[J]，世纪行杂志编辑部，2001。
东南亚的国家篇10
【关键词】中国与东盟；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启示
【作者简介】赵壮天，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31；雷小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助理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198-05
自2005年12月第九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明确将交通列为中国一东盟合作的十大领域之一及2010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以来，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建取得重要进展，有力地推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2012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南亚地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分别提出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elm）。至此，互联互通建设提上中国与南亚合作的议事日程。认真分析和总结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将给中国与南亚的合作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成就
随着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明显提速并取得重要进展。
（一）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主要成就及经验
1.陆上通道框架初步形成。（1）泛亚铁路建设积极推进。2009年6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亚太经社委员会成员国签署的《泛亚铁路网政府协定》正式实施。虽然泛亚铁路东盟段越南、缅甸境内进展缓慢，但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境内取得积极进展。与泛亚铁路东、中、西三个方案相对应的中国境内段项目均列入了中国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铁路“十二五”规划》并稳步实施。（2）中国通向东盟国家主要口岸的公路基本实现高等级化。至2011年，广西通往越南所有一类口岸的公路全部实现高等级化。目前，广西与越南间已实现客货运输车辆直达运输和公务车辆相互驶入。出入境口岸达到4个，客货运输线路达到29条。云南“四出境”公路境内段建设加快完善，“十一五”基本实现高等级化。昆明至曼谷的公路2008年开通运营。越南老街至河内的高速公路通道正加快建设，预计2013年贯通。越南河内延伸至海防的高速公路也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15年昆明至海防的高速公路可贯通。（3）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中缅天然气管道准备于2013年7月投入运营，该管道从缅甸西海岸若开邦（RakhineStatel的Shwe气田运送天然气。中缅原油管道将于2013年9月完工，该管道将运送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从而缓解“马六甲”困境。（4）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的法律文件进入逐步实施阶段。2012年5月30日，中国和越南签署了《关于建立中越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制度的协议》，放宽限制的货车和客车可以穿行于越南河内和中国深圳之间1300公里长的公路。
2.海上通道成新亮点。2007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中国一东盟海运协定》，将中国一东盟海事磋商机制升格为各国海事安全主管部门领导进行定期磋商的机制。中国一东盟互相构筑海上互联互通网络。开拓港口、海运、物流和临港产业等领域合作，港口和海运成为中国与东盟交流的重要通道。2011年中方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从海洋科研与环保、互联互通、航行安全与搜救、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做起，逐步将合作延伸扩大到其他领域，形成中国一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2012年，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一东盟海洋伙伴关系”。目前，中国的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的多家港口物流企业与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国的港口已相互开通集装箱、散货航运班线并缔结友好港口。统计显示。在2011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中，有近65%是通过港口物流实现的。澜沧江一湄公河跨国航运早已开通。
3.航空通道率先互通。中国分别于2004、2006年与泰国、缅甸实现双边航空运输市场准人相互放开；2007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中国与东盟航空合作框架》。中国进一步完善机场现有功能，适度建设支线机场，不断扩大航线网络，与周边现有通用机场共同形成空港群体，以促进与东盟国家航空运输快速协同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大城市之间往来的航班越来越多。
（二）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成绩显著，其具体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要推手：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不断倡议和推动。交通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历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都强调要加强交通领域的合作，不断就互联互通建设的规划、内容、目标、机制、资金等提出倡议、进行磋商和不断推动，领导人的倡议、共识和推动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加快建设的重要推手。早在2005年12月召开的第九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就明确将交通列为中国一东盟合作的十大领域之一。2007年1月，中国国务院前总理在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建议“拟定中国一东盟未来10-15年交通合作战略规划”。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中国一东盟双边贸易额近3000亿美元，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此新形势下，2010年10月，在第十三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初步建成互联互通网络”的目标。中国积极倡议和推进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努力。也得到了东盟各国的积极回应。2010年10月。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文件，确定了以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建和人文交流为主体的互联互通建设蓝图。2012年第15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了若干重大新倡议，包括建立“中国一东盟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互联互通委员会对话机制、制定“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以及再次对中国一东盟合作基金增资500万美元等。
2.相互补充：区域与次区域互联互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东盟一体化、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三个共同存在于此区域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在该地区重叠发展并相互支持，互联互通建设相互衔接、交融，共同发展。GmS作为中国与东盟的次区域合作率先发展，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示范。中国与东盟为GmS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框架和精神。东盟一体化在中国与东盟、GmS合作中稳步推进。1991年，中国一东盟开启对话。22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从对话伙伴提升到战略伙伴；双方经贸合作成果显著，如期建成了自由贸易区，贸易和相互投资快速增长；双方建立了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确定了包含交通等11大重点合作领域，在2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各领域合作与友好交流取得丰硕成果。东盟一体化建设进程稳步推进。互联互通方面，2010年10月。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规划》囊括700多项工程和计划，投资规模约达3800万美元，“规划”实施后将促进东盟地区全方位互联互通。GmS合作以来，在aDB的支持下，倡议发起了三大经济走廊建设，即南北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其中与中国相连的是由东、中、西三线组成的南北经济走廊。目前，各走廊城市间的铁路、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交通状况等得到明显改善。除此之外。GmS建设的跨境运输便利化措施处在逐步实施当中。
3.经济支撑：中国与东盟边境地区分布众多经济圈园区、口岸、城镇。中国与东盟国家边境线长达5000公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沿边开放方面主要是发展边境贸易、开放沿边城市和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已经建成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边境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加上资源等产业互补优势，使其成为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先行者。边境经济的发展繁荣客观上要求加强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支撑。目前，中国与越南边境地区有“两廊一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国凭祥-越南谅山、中国河口-越南老街等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国与老挝间有倡议中的磨憨一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国与缅甸间有倡议中的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云南的滇中城市经济圈。除此之外，互市贸易区、口岸经济发展迅速，涌现了瑞丽、河口、磨憨、凭祥、东兴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口岸城市。
4.制度保障：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目前，交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确定的十大合作领域之一，中国与东盟已建立交通部长会议机制、中国一东盟交通合作高官会、中国一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工作组、澜沧江一湄公河国际航运合作机制、中国一东盟港口合作机制、海事磋商机制、GmS合作便利运输委员会等国家间、政府间、部门间的定期会晤机制进行高层次讨论协商，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和文件。促进通道运输环境便利化。
为加快推进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使合作更为顺畅、高效，2011年出席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倡议成立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力争尽快实现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陆路运输通道互联互通的目标。2012年中方为落实倡议成立了互联互通委员会，加强同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的机制化交流并于12月7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双方同意建立中方与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以及东盟成员国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并指定了各自联系人负责日常事务的联络与协调。为制定“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成立了中国一东盟交通战略规划工作组，就推动实施《总体规划》进行磋商，并提出可操作的实施方案。
5，资金支持：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投资合作基金。互联互通建设具有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投资风险高、资本回报率低等特点，决定了互联互通建设具有公共服务性质，致使互联互通建设常常因资金短缺而不能取得预期的进展，这就要求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展思路，完善投融资平台建设。多年来，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积极调动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源，充分发挥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一东盟银行联合体的融资平台作用，为双方互联互通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中国还出资帮助完成老挝境内万象一磨憨缺失段、缅甸境内木姐一腊戍缺失段铁路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对南亚合作的启示
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互利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南亚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势在必行。从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经验来看，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加以推进。
（一）加强交流，提高互信，高层持续注入政治支持
中国-东盟互连互通建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和领导人的大力倡议和推动，2005年起历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都强调要加强交通领域、互联互通的合作，领导人的倡议和推动确保有关互联互通项目能持续获得授权和财政支持。因此，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间需要坚定不移地增加正能量，发展友好关系，减少负能量，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特别是在机制建设上需要有新的举措，从实际出发，逐步创立起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交流。提高双方互信。2013年5月，总理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时达成了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的共识，提出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倡议建设BCim经济走廊，为中国一南亚互联互通建设注入了新的高层政治支持，今后还需要双边领导人在多边和双边场合中继续就互联互通的具体规划、内容、目标、资金、机制建设等方面持续注入政治支持，发起倡议和达成共识。
（二）加强与南亚区域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
相比较东盟一体化而言，由于历史现实等原因，南亚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缓慢。近年来，作为南亚地区唯一区域合作机制——南盟的推动下。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入发展。南盟取得的最大合作成果是《南亚特惠贸易安排协定》（Sapta）的签署和实施。目前，所有南盟成员国均批准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并准备建立南亚关税同盟和南亚经济联盟。南盟也把区域内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南盟峰会同意对地区内开展多式联运进行研究。南盟成员国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大多抱积极的态度。中国应借鉴与东盟合作的经验，加强与南盟合作，积极参与南盟框架下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创新发挥南盟观察员国的积极作用。南亚一体化相比较东盟而言还有待提高。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应借鉴与GmS合作的经验，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参与“南亚增长四角”、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南亚经合组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等次区域合作进程。这些次区域合作的共性是把发展互联互通作为合作的首要任务，如2009年12月，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第12届部长会议已就开展地区内基础设施和物流系统发展进行研究达成共识。中国可以选择其中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合作的突破口和示范来进行参与。促进南亚互联互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不断拉紧中巴、孟中印缅利益纽带，为本地区国家间开展合作提供示范。通过合作建立官方合作机制，制定地区发展战略规划，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软环境建设，加快边境、跨境贸易和现代物流系统的发展。加强人文交流等措施，率先建成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和中巴经济走廊。
此外，中国还要积极参与南亚各国家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各国内部交通运输能力，引导各国将内部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规划相结合。从而推进区域互联互通。
（三）建立互联互通合作机制。共同搭建合作平台
中国与南亚可参考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经验，建立官方合作机制，初始阶段建立联合工作组，条件具备时建立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定期或根据需要召开会议，保持定期沟通和协调，保证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落实中国和南亚国家领导人关于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互联互通合作的有关共识、倡议及指示；制定和实施双方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规划各领域合作的方向和重点；协调双方各类资源，为合作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提供必要的支持。互联互通建设也需要合作平台支持，广西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得益于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等重要合作平台在南宁举办。中国要整合和有效利用“中国一南亚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欧亚博览会”等不同方向的有效平台，夯实中国与南亚合作，丰富中国与南亚联通的内容。中国一南亚博览会从2013年起每年在中国昆明举办，这是中国与南亚加强全面合作的重要平台。建议参照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成功做法，建立中国与南亚共办机制，每年都有轮值主席国，以增强南亚国家参展的积极性和确保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设立中国一南亚互联互通合作基金。推动重点合作项目建设
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基建投资需求，据估算。2010～2020年亚洲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用于国家和地区间基础设施建设，估计未来10年的投资总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建设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资金短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是以中国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100亿美元的“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250亿美元信贷支持为先导的。建议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建设参照中国一东盟互联互通的做法。以设立中国一南亚互联互通合作基金为先导，同时有效利用亚行、世行等国际发展机构的资金和技术，积极利用亚洲债券市场和私人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合作。中国与南亚的互联互通可考虑分三线进行：南线是从云南向西经缅甸延伸至南亚，逐步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构筑第三亚欧大陆桥通道：北线是从中国新疆喀什南下经巴基斯坦与南亚次大陆相连，构筑中巴经济走廊；中线是通过滇藏、川藏、青藏铁路公路与尼泊尔相连。三线共同成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实现联通的三个主渠道，并按照各自的步骤稳步推进，具体项目筛选上可参考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和泛亚铁路南部路线。
（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国家间合作
从地理上看，中国云南、四川、、新疆等四省区与南亚国家或接壤或相邻，可以努力加强边境贸易，促进跨境贸易发展。中国、新疆与南亚国家宗教文化相同，或信奉佛教或伊斯兰教。每年都有大量印度香客赴中国自治区神山圣湖朝圣，地方政府需要努力改善朝圣设施和提供人员往来便利，努力促进宗教文化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加强民间交往。GmS合作是以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为基础进行的国际合作，南亚三大河流就有两条发源于中国境内，双方可以考虑加强河流流域经济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广西、云南与东盟合作的经验启示我们，云南、四川、、新疆四省区可以积极缔结地方省市城市友好关系，建立边境省份联席会晤制度，加强与南亚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结合国家战略，努力实施“中央战略地方化”、“地方战略中央化”，“区际开放国际化”，积极参与南亚区域、次区域和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发挥地方政府合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直至推动中央政府合作。
（六）联手开拓南亚市场。发展对南亚经贸合作
发展互联互通需要紧密的经贸联系作为基础和支撑。目前。中国对南亚的贸易额主要集中在印度。2012年中国对南亚贸易额为930.67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2.4%。其中对印度贸易额为664.72亿美元，占中国对南亚贸易额的71.42%。中国与印度已经制定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目标，因此，中国与南亚经贸的合作蕴藏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