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破坏篇1
[关键词]畜牧养殖生态环境破坏防治
[中图分类号]X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7）02-0251-01
近些年，威宁县高度重视畜牧养殖污染问题，重视对环境的保护，经过科学论证以及征求各乡镇办意见，编制成《威宁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方案》，严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畜牧发展环保先行”的原则，对区域内的畜禽养殖工厂开展畜禽养殖专项整治行动。为处理好畜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威宁县畜牧产业局将重点做好区域内的畜禽养殖粪污防治工作及标准化规模养殖创建工作，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全部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1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1畜牧养殖对水资源造成破坏
随着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发展，动物养殖数量不断增加，各类畜牧养殖场每天会产生大量的粪便和污水，这些粪便和污水往往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对地下水水源和地面水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牲畜的粪便和污水中往往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其中粪便污水中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经过一系类的分解转化之后导致水质恶化，并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人们和牲畜饮用了被染水源之后，很可能回引发多种疾病，对人类和动物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2对土壤造成的破坏
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堆积在地表上，微生物能够自行分解一部分，剩下的进入土壤中。当畜禽粪便量超过了土壤的承受能力之后，会导致粪便不能完全进行发酵，粪便中的致病菌进入土壤后会影响到农作物生长。粪便无氧发酵后会产生大量盐类化学物质，导致土壤盐碱化，使土壤失去原来的功能，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1.3畜牧养殖对大气造成污染
畜牧养殖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粪便自身所携带臭气就是一种污染物。粪便在有限的空间内堆积发酵会产生大量氨气和有毒物质，这些物质进入到空气中后，对周围的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2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防治对策分析
2.1注重宣传引导
广泛宣传《环境保护法》、《畜牧法》、《水污染防治法》和《畜禽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积极推广科学养殖新技术，宣传施用有机肥的好处，让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新理念深入人心。通过电视台、宣传标语以及微信等媒体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宣传效果。要把握重点宣传对象，进一步强化养殖场（户）的主体责任意识，促其自觉按要求落实各项治理措施，加快改善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
2.2发展循环养殖模式
首先，建立完善的畜禽粪便收集网络。在动物养殖的主要乡镇建设畜禽粪便收集站，提高粪便的收集能力；其次，养殖场配套建设沼气、发酵沉淀池等设施。积极发展沼气工程，提高养殖户自身粪便无害化处理能力，实现养殖+农业的循环养殖模式。散养农户建立积粪池，发酵后直接还田。大幅降低畜禽粪便乱堆乱放的比例，减少汛期雨水冲刷带来的畜禽粪便污染；最后，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绿色种植、生态健康养殖、种养结合的区域生态循环农业、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等技术和模式。
2.3加强指导培训，提供技术服务
组织县整治办及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到外地学习，积极引导养殖场（户）建设与养殖规模相配套的粪污收集、处理等设施，开展以畜禽粪污处理与利用、转变养殖方式等为主要内容的标准化改造，切实提高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从源头上减少畜禽养殖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
参考文献
[1]试论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防治[J].和成云.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15（09）
[2]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防治[J].于云东，杨显东.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15（08）
[3]规模化养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防治[J].李国才，连国新.当代畜禽养殖业.2015（08）
生态环境破坏篇2
关键词：矿产污染生态破坏三种生产理论界面活动控制理论
2010年国内发生了两起重大的矿产污染事件。2010年7月3日，福建省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铜酸水泄漏，9100m3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段被污染，大量网箱鱼死亡。10月21日,中金岭南最大的铅锌冶炼厂——韶关冶炼厂发生铊泄露，导致北江中上游出现铊超标现象[1]。这样重大的污染事件不仅对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也给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身体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人口、资源和环境决定着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是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和谐。我国矿产资源丰富，但是开发技术落后且管理不到位使我国的采矿业面临着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三大类问题。因此，探讨采矿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形成规律[2]、[3]，寻求合理的解决对策[4]-[9]成为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就污染论污染往往会使人们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面前陷于末端治理的被动局面。只有从理论层面探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深层次原因[1]、[10]、[11]、[12]、[13]，才有利于从根本上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采矿活动在体现人类社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三种生产理论和界面活动控制理论来探讨采矿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为揭示矿产污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提供新的思路，为解决矿产污染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1.基于三种生产理论和界面活动控制理论的矿产污染及生态破坏成因解析
1.1基于三种生产理论的解析
1.1.1三种生产基本原理
三种生产理论是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应运而生的[13]。该理论认为人和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的生产过程包括人口生产子系统、物质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人口生产指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总过程，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人口消费方式；物质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接受人口生产环节生产的消费再生产，并将他们转化成生活资料的总过程，包括社会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环境生产则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环境对其自然结构、功能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生产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11]。环境生产子系统是人口生产子系统和物质生产子系统的基础，环境生产的输入-输出不平衡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环境生产的输出包括有形的资源输出和无形的环境容量能力的输出；输入包括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废物输入和对环境的保护措施的输入。废物的输入超过环境容量的输出，保护措施的输入却跟不上资源的输出，因此环境生产输入-输出平衡失稳，环境问题随之而来。三种生产理论突破了两种生产理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局限，对大规模过度的与掠夺性的使用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与消纳废物），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问题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并且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路[10]、[12]。
1.1.2从三种生产理论探讨矿产污染的成因
人口生产环节的基本参量是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消费方式。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对矿产资源消费的总额超出了环境生产子系统的资源生产力。而且现阶段中国的人口素质即人的科技力量和文化道德修养还不够高，在巨大的经济诱惑面前企业选择眼前利益忽略环境生产。再者，绿色消费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人们不正确的消费方式也加重了环境问题。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和中金岭南铊污染事件发生后其a股股价都涨停。出现了环境污染的负面新闻后股价反而冲击涨停，市值增大，这表现股民对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的忽视[17]以及消费观的错误。
在物质生产环节，资源利用率不高，即在同等的环境资源下，物质生产过程从环境中索取的资源量大且加载到环境中的废物多。紫金矿业的铜酸水和中金岭南的重金属，这些都是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废物。江、河都是一个开放的具有自组织机制的系统。铜酸水和含铊的废水作为正熵输入汀江和北江中，增加了它们的熵值，破坏了它们的耗散结构和自组织性，系统失去平稳。
对于环境生产环节，其资源生产力和污染消纳力都遭到了破坏，系统内部的能量和物质流动都受到了影响。所以环境生产子系统崩溃，三种生产的环状结构失稳。
1.2基于界面活动控制理论的解析
1.2.1界面活动控制基本原理
界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事物或系统之间共同的部分或者联系渠道，是不同系统的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汇的场所，是相关联的事物或者系统之间最活跃、最容易发生变化的部分。它可以是时间上的，空间上的甚至是其它形式上的；可以是直接的界面也可以是间接的界面。比如，河岸线是河流与陆地之间的空间界面；演替进行中的荒草地实际是草地生态系统与荒漠生态系统之间的时间界面。界面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只存在于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发生物质、能量或者信息交流的产物；二是界面是相互作用事物之间的通道，来自相互作用的各个系统的物流、能流或者信息在此交汇，因此它是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者系统所共有的。界面上的过量的人类活动往往是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对界面活动进行合理地控制是减少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1]。
生态环境破坏篇3
本文在对明代灾害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流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性干预事实的考察，指出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衰变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明一代，灾害频仍，探究原因，流民的迁移以及滥砍滥伐大面积的山地森林，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流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性的干预，最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后果。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少从这一角度来进行考察。本文拟从自然灾害的发生原因、游食流民自动迁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来探析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的衰变。
一、明代自然灾害统计资料分析
自古以来，灾害不断，究其原因，与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变异强烈有关。此外，人为的、、因素，如战争、流民、水利等，也有相当（注：孟昭华：《中国灭荒史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15-36页；蒋武雄《明代灾荒与救济政策之，文化大学，1986年，第20-67页、第344-348页。）。明代灾荒频繁，就水灾而言，平均一年四个月有一次，旱灾平均一年六个月一次。其他如蝗灾、疫灾、雹灾、霜雪、地震、饥歉等，亦屡屡发生。
有明一朝灾荒之次数，据邓云特先生统计，有1011次。其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蝗灾94次、雹灾112次，风灾97次，疫灾64次、地震1265次、霜雪16次、歉饥93次（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5页。）。下面分别列举北方和南方的自然灾害，进行统计。
表1.
明代北方自然灾害统计
灾害类别
河南
陕西
山东
北平
灾伤变异
28
27
32
47
洪水泛滥
134
27
101
63
干旱
41
82
65
34
风沙冰雹
14
51
27
29
地震山崩
40
152
34
47
蝗螟
28
7
45
17
雷击水灾
1
71
5
37
饥馑疫疠
31
25
33
11
资料来源：《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注：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据上表可知：河南、山东水灾最多，是由于明代黄河多次泛滥、上中游植被遭到破坏所致。陕西干旱、地震较多。山东、河南蝗虫繁生、饥馑频仍。这些都与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有关。
表2.
山西省16-20世纪初自然灾害统计表：
（次数）
程度
旱灾 水灾 风灾 雹灾 冻灾 霜灾 虫灾 瘟灾
特
240 195
36
72
23
27
53
68
大
738 274 122 125
43
55 109
98
中
439 161
25 100
12
64 151
69
小
95
37
10
48
4
13
46
17
总计
1511 607 193 345
82 159 359 254
上表据山西省文史馆所编《山西省四百年自然灾害分县统计》，即地方志所记自明嘉靖初年至清宣统末年（公元1522-1909）近四百年间，各种自然灾害波及的县数以及发生的次数（注：此表转自朱士光；《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时期经济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丛》，1992年第1期。）。
在各种灾害当中，旱灾与水灾被称为“母灾”，与生态环境直接相关。山西的山地丘陵地区自明中叶起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以后，水患尤多。在这些地区，不下雨是旱灾，下大雨就是水灾，又由于山区无灌溉之利，土壤本身失去涵养水分的作用，故水灾过后还是旱灾。
表2是明嘉靖初年至清宣统末年近四百年间山西州县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旱灾次数最多，其中特、大旱灾占旱灾总数的65%；水灾居次，水灾中属特、大旱灾占旱灾总数的77%。水旱灾害的特大程度者高于或近于其总数的三分之二。事实已很清楚，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山西，自然植被遭破坏以后，其八分山地的地理环境特点，无疑加重了水旱灾害的程度。
唐以前，山西平均一百一十四年一旱，明清时期，已是平均三年一旱（注：张维邦：《论山西农业的主要矛盾和主攻方向》，《山西日报》，1981年1月7日。）。不难看出，山西惟仰天泽的大部分山地、丘陵地区，与人的活动极为有关的侵蚀是个大问题。土壤受到侵蚀，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便不能很好地作为水的吸容体而缓和水分循环的均一性，旱灾的次数就会增加。
河北与山西虽然同属黄河流域，但地形结构均差别较大。山西居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之上，河北则在太行山以东，处黄河下游流域地区，有一望无垠的广阔平原。在河流流域系统中，中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下游必定受害。进入明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重，因而黄河下游决溢加频。嘉靖万历年间，黄河分流多达七、八股甚至十几股，使下游河道紊乱，水灾明显增多。
同一时期，与黄土高原北部偏头、宁武、雁门一线及芦芽山、五台山地带森林的大肆砍伐相对应，从山地高原向东流下的芦沟河（永定河）、滹沱河等便带下了大量泥沙。河床不断淤积加高，当雨季洪水浪涛冲击震荡时，也就极易泛决。万历年间，都御史苏zàn＠①说：“畿郡之水为患，莫如卢沟、滹沱二河”（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册，北直隶上，四部丛刊三编本。）。据统计，永定河明清以来泛决越来越频繁，明代还平均十三年泛决一次，到清代则三年半泛决一次了（注：于希贤：《北京地区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及其后果》，《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
明代南方灾荒的次数，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发生在长江中下游诸省的水灾，江苏有4次，浙江11次，江西四次、湖南3次、湖北2次、四川四次，总计28次。旱灾，江苏有9次，浙江46次、安徽6次、江西12次、湖南14次、湖北44次、四川4次，总计135次（注：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卷3号。）。明代近77.6%的旱灾发生在这个区域。各省中，水旱灾最频繁的是浙江，有57次；其次是湖北46次，再次是湖南17次、江西16次、江苏13次、四川8次，安徽有6次最少。当然此一区域还有潮溢、地震、虫灾、疫灾、歉饥、飓风、雹灾等。以浙江为例，成化二年桐乡有海溢（注：光绪《桐乡县志》卷20。）。嘉靖三年二月山阴地震、大歉（注：嘉庆《山阴县志》卷25。）。嘉靖二十年严州府属六县大旱蝗（注：顺治《严州府志》卷19。）。万历十六年孝丰县旱蝗且大疫（注：光绪《孝丰县志》卷八。），山阴县疫疬交作大饥，钱塘县六月有瘟疫（注：万历《钱塘县志》，灾祥。）。崇祯十四年，桐乡、诸暨两县有蝗灾，萧山县有疫疠（注：光绪《桐乡县志》卷20；乾隆《诸暨县志》卷7；康熙《萧山县志》卷9。）。江西建昌、永丰两县万历十六年有大雹（注：康熙《南康府志》卷11。）。
明代自然灾害何以频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明代大量流民的有目的性迁移，这些移民为了生计，大规模进行开垦和滥伐，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异。
二、明代流民对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
明代自宣德以后，在我国大部分省区内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流民浪潮。这些流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勋戚、官僚地主通过赐田、投献、圈占等手段，侵占小农土地；苛重的赋役，尤其是已逃亡农民的服役转加在未逃亡农民身上的“陪纳”制度，使农民不堪负担而逃亡。其直接诱因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不时出现严重自然灾害，迫使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携老抚幼、背井离乡。汇集成一股洪流，涌向各处地广人稀、尚未开发的山区或林区，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翻开《明实录》，洪武以后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不是南涝北旱，就是北涝南旱，不时还间有蝗雹之灾。小农经济十分脆弱，一经罹难，只有逃亡一条出路。明成化元年户科给事中袁芳等言：“比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者，转死沟壑，贫穷者流徙他乡。”（注：《明宪宗实录》成化元年秋七月辛末。）
永乐以后，南北各省皆有民户逃亡，即以富庶闻名的太湖流域也不例外。洪熙元年“苏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注：《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丁巳。）；福建连江县永乐初与洪熙元年相比，“户口什去其三四。”（注：《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南直隶池州所属六县，洪武年间户口为二百七十余里，宣德以户口止存三分之一（注：《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九月癸末。）。北方诸省因灾害频繁，逃亡更为严重。宣德五年报告直隶易州一地逃户有1229户。山东潍县报告有3407户“流徙外境，田土荒芜。”（注：《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九月辛亥、壬子。）同年直隶大名府魏县逃民998户，山西俘山县有1764户逃户在外（注：《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壬寅。）。宣德六年山西安邑县复业流民3071户（注：《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春正月庚寅。）。山东沾化、寿光、乐安三县复业流民5280余户（注：《明英宗实录》宣德六年夏四月月壬戌。）。正统三年山西临晋县人民逃移者有4570余户（注：《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春正月辛亥。）。这一年晋北代州繁峙县因“霜雪先降，岁时少半”，编民2166户，逃亡过半（注：《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八月乙卯。）。以后各地流民不断增加，天顺元年(1457)山东济南、武定、德州、东昌等府州县缺食贫民和流移人口共265420余口（注：《明英宗实录》天顺元年九月壬午。）。以上仅举数例，反映明代前期南北各省均有农户逃亡，各县平均在千户以上，人数甚至达数十万、百万，流民问题之严重由此可见。
就全国范围而言，以北方各省流民为最多。《明会要》卷34《食货二·成化二十一年诏》曰：“往者灾lì＠②迭业，天时抗旱，岁竟不登。河南、山东、畿内率多饥馑，陕西、山西尤剧，至有弃恒产家室不顾者。”这些逃亡的流动方向，首先是渡河而南进入河南地区。宣德三年山西省三十三个县，从二年九月至该年三月连续下雨，“麦豆焦枯，人民缺食，渡河而南”，至河南南阳诸郡的流氓不下十余万口（注：《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闰四月甲辰。）。正统年间山西流民大量流入河南（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八月丙戌：“山西频岁旱荒，民多徙河南。”），同时陕西、山东也有大批流民进入河南，山东诸城一县逃移者竟有一万三百余户（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冬十月庚申。）。正统十年时在河南湖广交界地区就有山东、山西、陕西多处逃亡来的流民七万余户（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十月庚申。）。
为什么首先进入河南地区呢？首先是明代前期河南荒地甚多。正统二年二月河南右参政孙原贞奏：“陈州项城县南抵颖州，归德州鹿邑抵太和县，地方数百里，田土膏腴，亡命者多聚居焉。近令占籍，此县追之，则称占籍于彼，彼州追止，则称占籍于此。互相影射，有违国法。”其次是河南地区在明初公私均有余粮。据于谦报告，河南近陕西、山西的河南、怀庆二府地方上积有仓粮六十余万石，故“山西陕西人民饥窘，俱往河南地方就食。”（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二月壬戌。）民间也有余粮，于谦报告里也提到陕西、山东饥民至河南，“多将物货易米度日。”（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五月壬子于谦奏。）
但这些条件没有能够使流民安居下来。正统十二年于谦报告说：“河南田地有限而逃民之来者日益众，公私储积有数而逃民之食者日益多，食不足以给，地不足以容。”（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五月壬子于谦奏。）同时河南又为河患频繁之地，当河水横溢，流民“多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趁食。”（注：孙原贞《大戒》，《明经世文编》卷24。）于是流民进一步向深山密林、人烟稀少的荆襄山区移动。
明代大批流民进入秦岭、大巴、伏牛山区，大约始于宣德年间，即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注：《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秋七月甲午。）。首先进入的是荆襄地区。所谓荆襄地区，是指荆州府的西部山区，即今湖北宜昌、长杨、秭归、兴山、巴东等县和襄阳府的西部山区，即今南漳、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勋县、郧西、白河、竹山、竹溪，还包括河南南阳府西部熊耳山区的邓县、内乡、西峡、淅川等县。这里“介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è＠③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注：《鸿猷录》卷11。）因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注：丘浚：《屯田》，《明经世文编》卷72。）天顺八年(1464)升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议专抚荆襄汉阳流民（注：《明宪宗实录》天顺八年十一月癸丑。）。可见当时荆襄流民已成为政府重视的严重社会问题。
从宣德至成化，涌入荆襄地区的流民究竟有多少，已难究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各种记载往往所指仅局部地区，各地统计报告，多有重复，且失之笼统，各地招抚官吏忘为邀功而谎报数字。总之，从书面上很难找出具体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作粗略的估计。
据成化元年记载，进入南阳、荆襄等处的流民不下数十余万人（注：《明宪宗实录》成化元年月辛末。）。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很保守的。今举一例，正统十年，仅湖广上津县、陕西金州洵阳县山沟内就潜居着从各处逃亡来的军民三千余户（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十月壬戌。），如每户以五口，就得1.5万口。可见全部南阳和荆湘地区流民绝不止十余万口。此外我们从明政府对荆湘地区流民进行招抚的情况来看也不止此数，如成化四年河南荆襄流民附籍的有63000余户，如每户以五口计，则已有三十余万口。这还是流民中的一小部分，“未附籍犹不知数。”（注：《明宪宗实录》成化四年四月乙卯。）成化四年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口有个估计数字，他说“荆襄安沔间流民亦不下百万。”（注：《明宪宗实录》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时隔二年，成化六年内乡发生过一次以李原为首的流民起义，后为明政府镇压，次年招抚，据记载，该年三月时地方上报，“流民携抚老幼出山，昼夜不绝计四十余万。”同年七月上报，“其有贯址姓氏者，谨依诏旨省谕遣散出山复业者陆续共有九十三万八千人”，“其余混处贼巢，无籍检查，四处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数。”（注：《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三月壬辰、七月甲午。）同年十二月荆襄总督军务右都御使项忠再次上报说，他前后已招抚追回流民一百五十余万（注：《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十二月。）。这个数字，兵部尚书白圭曾表示怀疑，不过我们从其他资料来看，这个数字并不虚妄。原杰《开设荆襄职官疏》说：成化初年受编为户籍的为113317户，438000口，都来自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及南北直隶等府卫军民等籍。综合上述资料，从比较保守的估计，至成化中叶，各省流入荆襄地区的流民总数在二百万左右。
弘治以后，流民人数不断增加。弘治二年报告：四川的流民、饥民有八十七万余口（注：《明孝宗实录》弘治二年十月壬辰。），各地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广尤多。”（注：《明孝宗实录》弘治四年二月庚午。）明代后期，弧光及郧阳、襄阳、荆州、河南之南阳，陕西之汉中五府及西安所属之商州五州县的山区，“土著之民仅十分之三四，五分流寓占十分之六七。”嘉靖年间对流民进行安屯，但由于政府的横征暴敛，“百姓输将之困，即倍于前时”，遂使“土著之老户变为逃亡”，“昔日版籍之实民，今多纸上虚数。”万历初年进行勘察附籍，“如河南南阳县旧二十一保，今实不及十保。陕西商南县旧管一二十里，今止见三里。”（注：吴桂芳：《条陈民瘼疏》，《明经世文编》卷342。）
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进入鄂、豫、陕三省交界的荆襄地区，以后又扩展至川、陕、豫、鄂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究竟何以为生呢？
秦岭、大巴山区在明以前原是一片原始森林。自陕西的略阳、凤县迤俪二东，经宝鸡、眉县、周至、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的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的宁强、褒城迤俪二东，经四川的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陕西的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注：卓秉恬：《川陕老林情形亟宜区处》，《三省边防备览》卷17，艺文下。）。明代开始大批流民进入山区后，“或开山耕种，或结庵居住”，“官吏不收科征，里甲不敢差遣。”（注：王恕：《处置地方奏状》，《明经世文编》卷39。）首先是放火烧山，然后是粗放耕作。如洵阳县一带，“江楚民之来寓者，诛茅定居，从土人租一荒山，名之曰稞。其初灌木林列，足不能驻也。则芟夷而蕴崇之法，先斩其卑植者，然后用高岗所伐之木击之使下，其不能下者，则用tì＠④氏火化之法，沃之使肥而已。”（注：乾隆《洵阳县志》卷2《物产》。）李洵在《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一文中指出，据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一次官方统计，招抚流民十九万零一百七十余户，垦荒田一万四千三百余顷，每户平均垦田7.52亩，如以每户3.9人计，则每人平均垦田1.9亩。由此推算，荆襄流民共垦田七十二万多亩。进入荆襄地区流民总数估计在二百万左右，则被开垦的荒田约在四百万亩左右。
明代前期进入山区的流民主要种植荞麦、燕麦，产量不高。如逢歉收年份，“荆襄山林之间树皮草根食之已尽，骨肉自相dàn＠⑤食。”（注：《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流民流动性很大，并往往相聚起义。所以弘治以后荆襄流民起义频繁。自嘉靖以后，玉米、甘薯传入中土，对进入山区的流民长期滞留起了一定作用。
流民进入山区除种植杂粮以维持生计外，还兼营多种手，开设了许多工厂。“山内木耳、笋、纸、铁、炭、金各厂，皆留寓客民所籍资生者。据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载，有下列各种工厂：木厂、炭厂、铁厂、造纸厂、盐厂、香蕈、木耳及药厂、淘金厂等。
明代先后数百万流民涌入郧阳、豫西山区、秦岭、大巴山区，生衍繁息，为了生存，从事上述各种生业，于是山区的大批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此外，明政府在镇压郧阳起义的过程中，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大肆杀戮，“死者枕籍山谷”，还把一部分流民迁往贵州充军，途中“多疫死，弃尸江浒”（注：《明宪宗成化实录》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但许多流民仍不愿出山。这些流民在山中开垦，结果毁坏了四川、贵州省的许多原始森林。森林植被的破坏，首先造成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其次是地区小气候的变化。例如，汉水流域原先自然环境相当优越，自明代中期以后，旱涝灾害不断发生。我国历史上有几次环境变化的严重时期，最早发生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后延伸至黄河下游，唐宋以后长江下游生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而明代以后则发展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三、明代农业生产的衰变
生态环境是一个相对恒定的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于恢复。由于流民人为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农业赖以命脉的水利事业呈现效能低下，漏洞百出，一度造成洪水泛滥。这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据李心纯的，明代山西的水利灌溉多依赖于泉水灌溉（注：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因为汾河河水的水文状况日益恶化，已不敷灌溉之用。关于明代河北的水利李文也有研究，此不赘述。河北的水利事业也趋滑坡，政府只在注意运河的修筑。
陕西的水利，景况更不堪入目。陕西在汉、唐时期曾是水利兴盛的，因之造就了汉唐盛世。但随着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泾水、渭水、洛水的流量在大幅度减少，含沙量日益增大。关于陕西的水利事业，《明实录》曾记载：“（洪武八年十月丙辰）浚泾阳县洪渠堰。泾阳属西安府，其堰岁久，下流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长兴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是泾阳、高陵等五县之田大获其利。”《太祖实录》（卷256）又曰：“（洪武三十一年）修泾阳县洪渠堰。时泾阳县耆民诣阙言：‘堰东西堤岸圮坏，乞修治之。’上命长兴侯耿炳文、工部主事丁富、陕西布政使司参政刘季篪督兵民修筑之。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一十万三千六百六十八丈，民皆利焉。”
但事实上，《明实录》中的记载不止这几处，且说法有时自相矛盾。可见，虽经多次修筑，但灌溉的效益不能遂人心愿。最后，泾阳渠只能成为老百姓的饮水的甜泉。明代以后修筑的水利工程只能拒泾引水了，使水量越来越小（注：《明实录类纂》（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生态环境的破坏，还造成牧区的面积大量减少。由于九边的开垦，使得明代的马政废弛，马的饲养靠民间来进行。为了保证军用马匹的供应，明朝政府自明初以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为之喂养种马，缴纳马驹。明中叶以后，又将北京附近的若干州县改养寄养马（从喂养种马地区征取孳生的马匹，送到北京附近寄养，以备随时取用，这种马匹叫寄养马）。平时，养马户饲养种马和寄养马要付出很多劳动力，一匹马在家朝夕喂养，就不能抽出时间来进行其他生产。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养马户还要赔纳。这造成了河北刘六、刘七的起义（注：田培栋：《明代人口变动的考察》，载《明清史》，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7年第2期，第50页。）。
太湖流域是较发达的经济区域，这里的沃田被豪强贵族霸占后，佃农失去田地，只有去开垦湖泊周围的滩涂，结果本来是水域的太湖周围都被开垦殆尽。人地关系的紧张迫使流民不断起义。例如，刘六、刘七领导的流民起义曾席卷江苏地区。起义后，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一些土地的开发和占有。象太湖流域的水路被开为田地，结果造成洪水泛滥，因为水和人争田，造成有时庄稼颗粒无收。据光绪《松江府志》（卷39）记载洪武十八至二十年水旱无收，“饥民至煮子女为食。”乾隆《震泽县志》（卷27）记载永乐2年5月“大雨低田尽没”。水灾过后，往往伴随其他灾荒，如太湖县蝗灾，饥疫，“人相残食，日晡不敢独行。”（注：乾隆《太湖县志》卷20，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17页。）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量流民从平原地带迁往山区，开始了对山区的开发，这一过程南北方同时进行，尤其是从明代中期以后耐旱的粮食作物甘薯由吕宋传入，加速了这一进程。同时也使人口大量繁殖，据田培栋的研究，明初已有人口7千万左右，到了明朝末期，人口已达到了1亿2千万。（注：汤纲、南炳文著：《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页。）耕地四百万顷只增长到七百万顷。大量田地的开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北方水利失修，一片荒芜。明朝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江南的财赋，由此造成了南方赋税的大量增加，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苏州、松江等地表现得尤为严重。由于南方人口大量增加，而官田面积占的比重过大，大量的人口或沦为佃农，或从农业中游离出来，降格为流民。农耕文明的总是遵循它固有的发展逻辑，它要不断开垦新的田地，不断维持自己最低的对粮食作物的需求，维持庞大人口的生存，这使得明代的农业经济不断走向衰落。因为耕地的增长始终低于人口的增长，这就使大量贫民沦为流民，并且大量流民由于生存的需要对田地的不断开垦和对森林的滥砍滥伐，由此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荒漠化。对生态环境的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耕地面积，但反过来又降低了农业生产的产量。如此的恶性循环，使得明代的任何改革比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口增长都显得力不从心。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赞右加阝
＠②原字氵加珍右
＠③原字阝右加厄
生态环境破坏篇4
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考虑旅游企业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假设旅游企业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环境，简称保护生态环境，记作β1；另一是破坏（或不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环境，简称破坏生态环境，记作β2。类似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两种策略。一是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开发进行监管，简称监管，记作α1；另一是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开发不做监管，简称不监管，记作α2。在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若采用破坏生态环境策略，则可获得收益R+r，其中r＞0；若采用保护生态环境策略，则获益减少，即得到收益R。r可以这样解释：由于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生态旅游开发难度增大，配套措施增加，使得投入增加、开发周期延长，从而导致收益减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若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开发进行监管，则需要付出一定的监管成本，记为c。若旅游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则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一定的奖励，记为h；反之，即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则被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发现时将要受到一定的罚款，记为a。于是，可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与旅游企业在4种博弈局势下的收益情况表示为如下的双矩阵。于是，按照弗里德曼提出的方法[6]，根据双矩阵对策(a,B)中的参数取值情况，可以对由式（5）描述的群体动态方程组的均衡点稳定性做出如下结论：（1）当a＜c时，即旅游企业的罚款a小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成本c，均衡点（0,0）是渐进稳定的，即：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当旅游企业被发现破坏生态环境而遭受的罚款小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成本c时，不论长期还是短期角度考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倾向于选择不监督旅游企业的生态旅游开发活动，而所有旅游企业也选择破坏生态旅游环境。因此，为了保护生态旅游环境，应该加大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惩罚力度（即提高罚款）或减小监督成本，此时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才会有可能监督旅游企业的生态旅游开发行为、促使旅游企业保护生态环境。(2)当a＞c与h+a＜r时，即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所受到的罚款a大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成本c且旅游企业保护生态环境获得的奖励h与罚款a之和小于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所得到的额外收益r，均衡点(1,0)是渐进稳定的。对这种情形可做如下解释：从长期看，政府会选择监督旅游企业的生态旅游开发行为，但因罚款与奖励之和小于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所得到的额外收益，使得旅游企业会冒险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旅游开发活动，企图获得更大的效益。因此，加大奖励力度或惩罚力度，可以促使或诱导旅游企业转向保护生态环境。(3)当a＞c与h+a＞r时,即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所受到的罚款a大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成本c且旅游企业保护生态环境获得的奖励h与罚款a之和大于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所得到的额外收益r，纯策略均衡点(0,0)、(0,1)、(1,0)与(1,1)都不是渐进稳定的,但此时存在一个混合策略均衡点(r/(h+a),(a-c)/(h+a))。而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看到，在均衡点(r/(h+a),(a-c)/(h+a))处有。
2旅游企业与原住民的利益博弈模型及行为分析
这一节主要考虑旅游企业与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仍然假设旅游企业有两种策略：保护生态环境（β1）和破坏（或不保护）生态环境（β2）。原住民对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有举报和不举报两种策略，分别记作σ1和σ2。在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若采用保护生态环境策略，则可获得收益R；旅游企业若采用破坏生态环境策略，则可增加收益，仍记为R+r。这里可假定r＞0，这是由于保护生态环境旅游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投入。原住民若采取举报旅游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则需要承担举报的全部成本b（包括举报的交通费、电话费、误工费以及可能的诉讼费等），但可获得由于生态环境改善而带来的收益w/n，其中假定w/n
3结语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B0；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6－0007－07一、厘清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本质差异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100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1］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a・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2］”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3］。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1984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4］。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6］”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7］。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8］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10］。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1］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煤炭问题．
［2］余谋昌，王兴成．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3］任永堂．人类文化的绿色革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
［4］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J］．Southendpress，1980，（5）．
［5］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于冰沁，王向荣．浅析古文明的兴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9）
［8］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3）．
关键词：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策略
一、发展旅游经济的生态环境问题
1.环境问题。旅游者与旅游的经营者以及导游都会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成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制造者，旅游经营者会在景区附近开展工作，并且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环境的破坏。如水会因为含化学物质的废水遭到污染，生活垃圾尤其是塑料袋容易造成环境的大破坏，还有噪声污染，游客与导游的高分贝声音容易造成噪音。
如果旅游开发商在开发旅游资源时对原始自然资源进行肆意改造，游人乱攀乱折等，将导致植被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
2、生态问题。生态坏境的破坏分为两种，一种是“内源性”破坏，也就是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因为旅游活动而客观上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景区的游人超出最大容量造成破坏，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游客的素质低下倒置不文明行为的出现，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二是“外源性”破坏，即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被周边区域的经济活动破坏。首先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造成的破坏，如对自然保护区内的各种动植物进行滥捕滥伐，致使许多植被和动物濒于灭绝，严重影响到了景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其次是盲目探索、粗放的旅游开发造成的破坏，如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在开发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重开发而轻保护，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外源性破坏。
3.对景观的自身影响。目前很多景区的建设趋于人工化、商业化，斧凿气很重，有的景点甚至对名胜古迹进行肆意的改建，使得就有的文化古迹的本来面貌丧失，固有的文化气息与时代特色被现代的红砖白瓦所取代，景观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已经被商业的运作与市场经济的驱动所主导，处处是景观，随地是古迹，却出现了处处没有古迹的现象。而有的景区不顾自然条件，乱建所谓的庙宇、亭堂、佛像和不伦不类的主题公园，再加上配套的度假屋、楼堂馆所等人工建筑，盲目扩大旅游区，修建旅游设施，冲淡了原景观的主题和意义，造成过度开发。
二、实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策略
1、建立和完善旅游投资融资机制。旅游业的发展就不可避免的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出要求，但是很多景点却因为资金不足或者设施不全面造成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危及到生态坏境。目前，国内的旅游业投资机制不够健全，各个行业不能很好的配合，相关的旅游业管理部门也不能予以相关的调控管理，使得旅游业的发展出现了盲目局面，资金分散且浪费，影响到了社会效益。旅游投融资应树立科学发展观,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在建立旅游企业和旅游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合理的机制对资产占有分配、经济利润分配和社会利益兼顾提供保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旅游投资责任约束和监督机制,减少投资失误对国家财产、旅游资源和投资利益者造成的损害。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职能,对旅游企业和旅游投资开发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避免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
2、建立环境伦理导向策略。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做到旅游产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赢，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相处，使人们在享受到自然环境美丽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精神的升华。H.Leopold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整体，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有其内在关联系。我们不能用自身的利益标准来看待大自然，我们应该本着共存共赢的原则来生活，平等的对待人类之外的生物或者物种，甚至是整个自然界，正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还有它作为生命和人类生存之地的综合价值，正视我们得以生存的权利。人类属于自然,作为自然界进化的最高产物,人类是“自然权利”的代言人,对其他生命和生命支持系统负有伦理责任。环境伦理的核心是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和谐发展与共存共荣。建设旅游循环经济生态系统应培养尊重自然、爱护生态、保育环境的伦理情操,努力做到消费行为不破坏旅游循环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
3、建立生态旅游现代技术和方法的生态管理机制。旅游经营者要不断采纳世界性的旅游管理技术与方法，加强对旅游区域的生态建设与人际建设管理，不断探索旅游的生态型建设方式，构建生态环境的示范区，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减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对旅游的破坏，增加有益性建设工程，注意交通工具对环境的影响，运用经济手段限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环境信息交流，不断引进生态管理可持续发展技术，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著名生态旅游学者D。m.Chapman提出的娱乐机遇谱等。
三、结语
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会带动该地区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帮助增加经济的发展因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是旅游业发展的有益方面。但是，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的素质相对低，在经济大潮的催使下，发展旅游业容易跟风，造成盲目建设和开采，对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使旅游产业经济得到和谐发展显得很是重要。要实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就需要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生态旅游中的环境资源是开发生态旅游的前提，也是开发生态旅游的依赖条件，只有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旅游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对现有的环境问题，既要相应的环境进行保护，又要预防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制定完整的旅游发展产业中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参观者的素质教育，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让人们自觉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从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保护环境与生态旅游的双重效果，这样才会还人们自在的自然啊。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影响问题与对策
1生态旅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生态旅游开发对土壤和地质地貌的破坏。生态旅游开发是一些原本受到保护的生态区域对外开放，接受游客进入该区域观赏和游玩。旅游的过度开发使原本脆弱的环境遭到了破坏，地面、土壤板结、小溪断流，土壤厚度减少。登山运动还会影响岩石结构，使山体的高度降低，开发旅游必然要大兴土木，修建旅游基础设施。严重地破坏了地质地貌，导致自然景观受损，水土流失加剧，生态平衡失调。
植物的生长受到威胁。火灾是破坏植被的最大隐患。自开发旅游以来，游客吸烟、野炊或者其它方式引起的火灾成为森林火灾的源头。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如修建游乐设施、饭店宾馆、交通道路、购物中心、通信设施等时，必然会使大面积的植被受到破坏。游客践踏是破坏植被最为常见的方式，导致植物死亡，还会引起当地土壤酸碱性的变化，影响植物的生长，使物种结构发生变化，植物种类趋于减少，特别是一些稀有的植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动物的生存受到影响。旅游的开发破坏了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是大量的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动物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使其生存质量下降。四川峨眉山由于大量游客旅游，使山上的野生动物逼迫离开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由于蛇的减少，使山鼠繁殖过多，导致对植被的破坏，从而生态环境面临着失衡的危险，部分植被和动物绝种。游客在游玩时使用的各种设施设备，发出的噪音对动物也产生影响，如飞机、汽车、游船等的噪音，影响动物的生活。
垃圾、废水和废气的污染。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消费，其不管在数量和种类上消耗量极大，而且排除放出大量的废弃物，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一些塑料制品的污染很难在几十年内消除。在一些风景区，旅游景区，面积过大，山高林密，游客分散，生活垃圾外运销毁比较困难，又无法清理，使垃圾在景区内随处可见，不但给植被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也影响着游客的视线。在旅游中，游客和旅游设施产生大量的废气和废水，这些污染物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河流中，污染了河流，而且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汽车的尾气、宾馆的废气都会带来空气污染。特别是在山谷中，游客和机械排除的二氧化碳会污染空气，影响景区的气候，是景区的气候发生多变。
2旅游中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
科学规划与建设。科学的规划与建设是开展生态旅游、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其目标就是要使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得到有效利用和保护。在进行规划与建设时，必须要明确旅游地开展生态旅游后可以接受的生态系统变化的极限，不能超越这个极限，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缺少科学的规划与建设，开展生态旅游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
健全法律法规。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为了有效地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执法方面，还应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旅游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偷采、盗捕野生动植物、严重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活动，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旅游的发展。
建立环境监测系统。环境监测系统包含两个层面的建设。一方面，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技术力量，定期监测，加大监管力度，对各旅游区环境进行评估、评比，参与决定各旅游区的定级评审项目，从政策上把握好生态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另一方面，各旅游区也应建立起自己内部的环境监测系统，开展定期的监测工作，对生态旅游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科学的评估和论证，特别是在游客集中的时期或景点，要准确地监测游客的数量和环境的变化情况，及时地作出反应和调整。
注重环保宣传与教育。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活动复杂，活动范围不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提高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是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从旅游宣传促销到旅游活动的开展都有必要引导游客认识、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对旅游者的宣传与教育应坚持寓教于游的原则，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全方位进行。从业人员的环保意识决定了生态旅游中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因此，必须对生态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环保宣传与教育，决不能让“生态盲”去管理和经营生态旅游。从业人员上岗前必须经过职业培训，导游人员要经过考核后持证上岗。对他们的教育，除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加强其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教育，增强责任感。
强化旅游活动的日常管理。大量的旅游活动直接对生态环境造成冲击，为了保护环境，就要强化对旅游活动的日常管理。首先，应根据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控制游客总量。旅游市场具有极大的周期波动性，呈现出时间和地点的双集点。一些热点的生态旅游区在旅游旺季总是人满为患，这给旅游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破坏。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有必要控制每天的游客总量。其次，管理工作要职责明确。旅游地工作人员都应明确的管理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确保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可以将旅游地分片分段落实到人，谁管理的范围出现问题，就由谁负责，增强责任意识，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发生。
参考文献：
[1]张莹.生态旅游环境问题与保护对策初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旬），2013（3）：67-68.
[2]石登荣.农家乐生态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博弈分析[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8）：134-135.
关键词：煤炭资源开发利率回采率采煤工艺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35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利用、开采煤炭最早的国家。1973一1978年在
辽宁沈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中出土了精煤制品97件。证明我
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开始了煤炭的加工利用。随着加工转换和利用技术水平的提高,煤炭可以成为高效、清洁利用的能源。为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加强煤炭的基础能源地位。“十五”时期是我国煤炭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要通过实施大集团、科教兴煤、洁净煤、综合经营四大战略,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在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70％以上，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煤炭资源的开采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的同时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危害。如何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整治并举，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1我国煤炭资源的特点
我国煤炭资源具有以下特点:煤炭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中国煤炭资源虽丰富,但勘探程度较低,经济可采储量较少"在目前经勘探证实的储量中,查储量仅占30%,而且大部分已经开发利用,煤炭后备储量相当紧张"中国人口众多,煤炭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约为234.4吨,而世界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为312.7吨,美国人均占有量更高达1045吨,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水平;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中国煤炭资源北多南少,煤炭资源的分布与消费区分布极不协调;各地区煤炭品种和质量变化较大,分布也不理想;适于露天开采的储量少"露天开采效率高,投资省,建设周期短,但中国适于露天开采的煤炭储量少,仅占总储量的7%左右,其中70%是褐煤,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和云南"这都给我国的煤炭开采带来了种种不利条件[l->"
2我国煤炭资源的开发与环境问题研究
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安全事故多发!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治理滞后等突出问题，而且由于目前市场经济体系不规范,出现了开发秩序混乱现象;煤炭管理机构变动频繁,政府监管力量薄弱;企业竞争激烈,部分煤炭企业急功近利,采厚弃薄,采易弃难,资源开采挑肥丢瘦;小煤矿唯利是图,矿井装备简陋,布局不合理,生产方式落后,资源回收率低下,甚至存在乱采滥挖现象,致使资源浪费和破坏严重ils}"
2.1煤炭开采对土地资源的破坏
煤矿开采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井下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土地利用率降低,并加大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二是露天开采对土地的破坏,包括露天采掘场对土地的毁灭性挖损,以及排土场对土地的压占;三是煤矿生产固体废弃物压占!污染土地"表4.12000年我国国有重点煤矿和露天矿开采对土地的破坏情况(单位:公顷)地表塌陷总面积复垦面积当年塌陷面积当年复垦面积
2.2井下开采对土地的破坏
地表塌陷是井下开采对矿区土地资源造成的难以治理的主要灾害问题"目前我国
95%的煤炭产量来自井下开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面积达40万公顷,平均每开采万吨煤地表塌陷0.2公顷,由于开采地表塌陷造成土地大面积积水!受淹和盐碱化,不仅使区内耕地面积急剧减少,而且加剧了人口与土地!煤炭与农业的矛盾;西部矿区的地面塌陷加速了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同时采煤引起的地表塌陷还诱发大量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破坏矿区的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矿区的地表塌陷同时对地面的建筑物!道路!铁路!桥梁和输电线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在村庄稠密的平原地区,因采煤致使地面沉陷而需要搬迁的村庄越来越多,己经严重影响了煤矿经济效益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2.3露天开采对土地的破坏和压占
露天煤矿的开采对土地造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露天采掘场对土地的挖损;二是排土场压占土地"露天采煤必须先把煤层上覆盖的表土和岩石剥离"。
2.4煤炭开采对煤炭和土地资源的破坏
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利用,一方面对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我国的煤炭开采分为井下开采和露天开采两种,其中95%以上的煤炭产量来自井下开采"煤炭的井下和露天开采对环境的影响是伴随着煤矿的开发建设而产生的,这其中包括煤炭开采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占用!对水资源的破坏和污染以及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3.开采过程
开采过程包括地表剥离及井下开拓过程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一般在一定地点堆积起来形成研石山。矸石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二:一是大量占用土地在平原地区尤为严重;二是污染环境,有矸石山扬尘、矸石山浸淋水及矸石山自燃后产生的502、nox、Co、HZs、CH;等有毒有害气体,开采过程对生态环境最直接、最重大的影响是地下煤层采空后地表出现大面积塌陷。由于地表塌陷,致使房屋倒塌,河道扭曲,水利设施破坏,耕地积水不能耕种等等。
此外,开采过程中还向地表排放大量矿井水,一般采煤1吨排放矿井水4吨。矿井水排入地表后,如不加处理将是矿区重要的污染源,个别矿区处于岩溶地区,地下水含量丰富,采煤大量外排矿井水,造成地表出现大范围数量多的漏斗状塌陷,对生态破坏严重。
4.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
土壤污染以土壤环境遭到污染为特征。煤矿开发过程中排放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如燃煤产生的502、n02颗粒和烟尘,研石山煤研石自燃产生的各种有害有毒物质,研石山和坑口电厂粉煤质二次扬尘、酸雨、矿井水、洗煤水、研石山淋溶水、矿区生活用水富含大量的油、酸、酚、氰、砷、汞、铬、氟等有害有毒物质。这些有毒有害物质以污染的水体和大气为媒介,又以各种废水、酸雨等形式进入土壤,使土壤环境遭到污染,废水进入土壤后,使土壤pH值发生变化,酸性废水吸收土壤中的Ca、mg、K等元素,使土壤盐渍化.酸雨进入土壤后,不仅使土壤pH值降到5以下,
而且抑制土壤中有机质分解和氮的固定淋洗掉土地中的Ca、mg、K等营养成分,使土壤贫癖化、盐渍化。另外,矿区重金属也通过大气和水为媒介进入土壤,在土壤中形成重金属离子的有机或无机配合位,这种配合物不易淋溶、分解和转化,易被植物吸收并富集于植物体内。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体的潜在危害性极大.同时这种毒性化合物也破坏土壤的自然营养成分,降低土壤酶的活性,使植物根部腐烂,茎叶出现褐色斑纹,甚至枯死。
煤矿开发过程中排放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使土壤受到污染,同时因采煤造成的塌陷、挖损、占压等也使土壤物理性质发生变化出现沼泽地或干早地;土壤化学性质也发生变化,即土壤酸化或营养物质淋失,从而使全地退化。
5数字化土地复垦应用研究
煤炭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正确的理解煤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概念对于指导煤矿生态环境综合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因素很多,所以要获取尽可能详细的资料对此进行分析研究采取合理的、经济的、生态效益最佳的整治方案。和美国eSRi公司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inFo对相关数据处理、分析并且结合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指导土地复垦工作。
5.1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
一个煤矿的开发必然会扰动矿区原有的生态环境,其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对土地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两个方面。首先,煤矿开发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取决于矿区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条件。其次,其破坏程度还取决于煤矿的开发规模、开发类型以及煤矿本身的地球化学特点。因此,煤矿生态破坏不仅是指对矿区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包含了对矿区社会经济环境的间接干扰和影响,是矿区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
5.2环境污染
煤矿生态破坏对矿区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为了表征煤矿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需建立起煤矿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综合指数。一个煤矿开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可用下式表示:el=F(n,m)式中:el一生态环境破坏程度;n一矿区自然、社会经济因素;m一煤矿开发类型、规模及其地球化学条件。基于以上思路,确定我国煤矿生态破坏指数构成的指标体系。
【关键词】矿产资源矿山环境问题破坏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矿产资源开采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烛光,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却造成了矿山环境的破坏,尤其是部分省、区露天煤矿的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矿山地质环境恶化,引发了一系列地质灾害,束缚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透视矿产资源开发对矿山环境的破坏问题,旨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循环经济原理,指导矿产资源综合开发,促进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实现固体、液体和气体废气物的零排放,通过长期的矿山环境整治和生态重建进而达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环境整治双赢的目的。
矿山环境问题,是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各类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矿产资源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而相伴而生的大量矿山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严重影响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社会安全。
1矿产资源开采带来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矿山环境问题较多,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采矿活动破坏了大量耕地和建设用地;采矿诱发地质灾害;采矿使矿区水均衡遭受破坏,产生各种水环境问题;矿山开采中废气、粉尘、废渣排放,产生大气污染和酸雨;采矿破坏自然地貌景观,影响整个地区环境的完整性。据2004年度《
3治理矿山环境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都积极开展了一些矿山环境治理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基础资料还很欠缺。由于我国的矿山种类比较齐全,矿点分布广,采矿企业众多。针对同一矿种,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成分的采矿企业在采矿水平和采矿方式上相差很大,对环境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调查难度极大,从而导致对我国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现状基础资料还不完善。
第二,矿山恢复治理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但投资主体仍然还是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社会资金的投入还有待加强。
第三,在治理项目管理上,除了参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外,还无其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办法出台,给项目的组织实施带来一定困难。同时,由于缺乏一套成熟、可行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技术规程和一套适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预算定额标准,治理项目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各项目技术工程手段与费用定额还亟待规范。
4进一步加强我国矿山环境治理的对策措施
我国矿产资源开采历史悠久,历史遗留下的矿山环境问题严重,因露天采矿、开挖和各类废渣、废石、尾矿堆置等,直接破坏与侵占大量土地;矿山开发诱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有增无减;采矿疏排水破坏了地下水系统,井泉干枯,人畜饮水困难。这些都严重影响矿区周围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也使得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十分艰巨繁重。同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快速、持续、稳定的阶段,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将持续增加,由此引发的矿山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加强矿山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已刻不容缓。进一步加强矿山环境治理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及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和科技三部委联合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矿山废弃物综合利用,进一步提高矿山废弃物资源化水平,努力提高矿山环境治理水平。同时坚持“强化法治,综合治理,不欠新账,多还旧账”的基本原则,“突出预防为主的方针,从源头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第二,加快编制《全国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鉴于目前我国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为科学、合理地指导和有计划、分步骤地安排全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必须着手开展全国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编制工作。要根据确定的目标,按轻重缓急提出与治理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包括:对矿山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山土地复垦、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及矿山次生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等。
第三,明确重点。在目前国家财礼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实施重点突破以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进来。目前,我国矿山环境问题的一大特点是历史欠账太多,治理工作要以治理历史遗留的矿山环境问题为重点,提出具体的包括矿区损毁土地复垦,矿产开发造成的滑坡、泥石流、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和地下水位下降、边坡失稳、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的防治,矿山废石、矿渣、尾矿等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以及矿山环境监测等在内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重点工程。
第四,加快全国范围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努力摸清我国矿山环境问题的“家底”。
第五,建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和完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进一步拓宽矿山恢复治理产业化以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
第六,加快《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技术规程》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预算定额标准》的建设,加强项目管理,提高各个恢复治理项目的工程质量。
解决矿山环境综合治理问题,必须明确指导思想,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延伸相对资源产业链;全天实行矿山生态经济管理,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矿产品综合开发;要把矿山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决策管理,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最终实现矿山废渣、废气、废水的零排放;积极进行矿山环境整治,高标准立体式复垦、恢貌、绿化、美化被破坏污染矿山,达到资源开发效益明显和矿山环境双赢。
[关键词]矿山；地质灾害；生态环境效应；生态恢复
我国是全球矿业大国之一，现有各类矿山约15万个，个体采矿点约10万个，矿业城市300多个，矿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从业人员约2000万人，矿业开发总规模居世界第3位。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十分严重，矿山开采不当造成地表塌陷、崩塌、滑坡、泥石流、水体污染、矿震等各种地质灾害，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由于矿藏的不可移动性，以致矿山开采长期占用、破坏、污染土地，改变了区域水系结构，破坏了动植物区系，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问题，我国矿山数量众多，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因此，矿山环境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特点。
1当前我国矿山环境的现状
矿山的开发，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效益，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它不仅产生大量三废，而且破坏原有地形、地貌和地质结构，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
1.1导致地面塌陷、开裂、崩塌和滑坡等频繁发生。矿山的开采都要剥离覆盖岩层，开掘大量的井巷，将会产出大量的废石、排土和尾砂，堆存它们将需占用大量的地表面积。因此，矿山的长时间开采，累计开采厚度的增大，矿山排放的废渣堆积在山坡或沟谷，废石与泥土混合堆放，使废石的摩擦力减小，透水性变小而出现渍水，极易造成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水土流失、尾矿库溃坝、矿井突水等灾害，更有可能因为堆存不善，治理措施不合理而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危险。
1.2地质条件发生变化与水质污染。无论是地下矿还是露天开采，如地下开采常引发地表沉陷，其主要特征是地表下沉、产生附加坡度和裂缝等，导致地下水被疏干，地表水漏失；矿山固体废渣（煤矸石等）经雨水冲刷、淋溶，极易将其中的有毒有害成分渗入土壤中，造成土壤的酸碱污染（主要是强酸性污染）、有机毒物污染与重金属污染。而土壤的纳污和自净能力有限，当污染物超过其临界值时，将向外界环境输出污染物，其自身的组成结构与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土壤资源的枯竭。并且，土壤污染在地表径流和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下还会发生迁移，危害毗邻地区的环境质量，受污染的农产品则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严重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繁衍与人畜生活饮用。
1.3矿区塌陷、裂缝与矿井疏干排水，使矿山开采地段的储水构造发生变化，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井泉干涸，形成大面积的疏干漏斗；地表径流的变更，使水源枯竭，水利设施丧失原有功能，直接影响农作物耕种。而地面塌陷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土壤裂隙产生。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也随着裂隙、地表径流流入采空区或洼地，造成许多地方土壤养分短缺，土壤承载力下降。高潜水位矿区常常由于地表下沉引起土地盐渍化和沼泽化，导致土地丧失耕种能力。
1.4水土流失加剧。矿山开采对山体和自然景观破坏严重，造成森林植被破坏，基岩，使得昔日青山绿地成为荒山秃岭，露天矿坑和井工矿抽排地下水使矿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造成土地贫瘠，植被退化，最终导致矿区大面积人工裸地的形成，极易被雨水冲刷；由于排土场和尾矿占地，形成地面的起伏及沟槽的分布，增加了地表水的流速，使水土更易移动，冲刷加剧，导致土壤结构以及地表植被的完全破坏，并且造成的土壤环境破坏几乎不可恢复。由此而引发的水土流失加剧，淤塞污染水体，增加扬尘，导致植被破坏、地质遗迹破坏、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影响破坏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资源。
1.5生物多样性损失。环境污染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矿山开采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三废”，会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植被和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植被清除、土壤退化与污染、水土流失，对矿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都是致命打击，严重威胁了动植物生存。
2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因素的影响
2.1对工作量的影响。矿区具有节理裂缝发育的特点，存着较大的坍塌滑坡等安全隐患，周边矿区在受到各种开采活动以及区域范围内地质构造等多方面的影响，矿区的各个安全台的边缘存在较为明显的缝隙；边坡的角度远大于岩层的倾斜角度，随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滑坡等安全事故隐患，矿区开采区域内的底边的边缘沿着斜坡呈现较为复杂的节理性发育特点，岩层破碎情况严重，在安全平台之上可以见到有大量的崩落的岩石存在，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增加了难度，给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的开展，增加了较大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
2.2对治理内容的影响。矿区的地质构造被严重打破，增加了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频率，矿山开采原就是一种对山体岩层的破坏行为，开采作业不可避免的打破了矿区边缘岩体内所原有的应力及平衡状态，造成次生应力场的形成，在次生应力场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使矿山的边坡岩体出现变形，使岩体失去最初的稳定性，导致崩落、倾倒坍塌、滑落等现象的发生，这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重点内容。在巨大内外力的作用下，可能会对其他看似相距遥远而无关的区域带来较大的地质灾害，甚至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质量工程的部署开展造成较大的危害。
2.3对治理目标的影响。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依靠科技的进步，在矿区发展起循环经济，建立起绿色的矿业；通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最大程度的减少有可能造成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因素；对矿山的开发建设活动中涉及到的生态环境实施保护，恢复矿山在开采过程中被破坏地质构造，实施矿山及周边区域各种次生地质灾害的监测与防控。对矿区内的采空区的边坡，以及安全台等岩体滑落类安全风险较高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有效的减少矿山在开采过程中所面临的安全隐患，在对矿山已被破坏的地质环境进行治理和落实保护措施之后，适当的种植草和树木等植被，使矿山的地质环境尽快的恢复至良好的状态。
2.4对治理时间的影响。开采活动中造成的地质构造严重破坏，所引发的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较为严重，甚至会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开展中给相关人员和工程落实造成较大的危害，使得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在部署上要切实的提高和重视，也就是在各种开采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矿产资源的开采不能以地质结构等地质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开采活动开始之前要先进行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的评估，调整防护措施，将对地质构造造成的破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在恢复质量工程的开展中将地质破坏严重部位的恢复治理订立为重点恢复内容，减少地质破坏因恢复治理不善引发的次生灾害。
3矿山环境生态恢复的基本原则
3.1坚持以人为本。矿山的环境破坏生态恢复最终目的是避免地质灾害直接或间接的对矿山职工和矿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通过矿山环境治理，让人们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3.2坚持综合治理。在生态恢复治理过程中要针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特点、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采取拦、排、护、整、填、植等方面的综合措施开展生态治理。
3.3坚持因地制宜。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应在遵循生态社会效益优先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同时根据资金情况、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危害大小、轻重缓急，分期、分阶段进行治理。
3.4坚持多措结合。矿山环境治理只有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才能达到矿山环境治理的最终目标。各种工程措施只要配置合理，就能根治地质灾害。但工程措施投资过大，而生物措施恰好弥补工程措施的缺点，其投资较小，能改善小气候的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矿山环境治理中。
4矿山环境生态恢复的相应措施
4.1加强矿山环境保护立法建设要建立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之间的有机联系，实行矿山主管部门和本地区政府严格的矿山环境保护责任制，绩效考核与问题责任追究制，健全矿山环境保护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许可证制度、三同时制度、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的标准制度等，以坚持从源头上防治破坏矿山环境和扭转矿山生态恶化的趋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明确矿山环境监管工作模式、职能分工，以确保矿山环境保护工作高效、有序的进行。在矿山企业内部建立环境目标评估程序和决策模式，鼓励企业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治理矿山环境。大力提倡清洁的投入，注重绿色科技在环保和资源开发中的作用，从根本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4.2加强科学技术应用，促进矿山环境恢复从源头上放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矿业模式。同时采取相应的矿山环境修复技术，促进矿山环境的恢复。根据矿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植被筛选应着眼于植被品种的近期表现，兼顾其长期优势，植物品种的选择首先要根据生物学特性，考虑适地适树原则，尤以选择根系发达、成活率高、速生的乡土植物。在配置植物时要考虑边坡结构、种植后的管护要求、自然条件等，以决定种植的形式和品种。同时要考虑与设计目的相适应与附近的植被和风景等条件相适应。
4.3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在堆弃场地建设挡渣墙、拦渣坝和排水工程等，进行拦挡与防漏处理。对影响矿山安全的坡面，根据坡长分段布设截流沟、排洪渠等工程，并配以防护林草带，增加植被覆盖，减少坡面径流对地表的冲刷，保证矿业生产安全运行。矿山开采形成的各类边坡，除尽可能采取措施恢复植被外，根据边坡稳定程度及对周围的影响，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进行防护。坡面防护根据坡度不同而采用石砌护坡或植被护坡。对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石堆、废弃工业场地及尾矿库，采取排蓄结合的办法，排水拦渣，有效解决“三废”污染。同时对服务期满的弃渣场、尾矿库采取复垦措施，提高土地利用率。对各类面，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加速植被恢复。
4.4矿区土壤培肥改良技术。国内外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主要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治理技术三类。土壤培肥改良技术就是对土壤团粒结构、pH值等理化性质的改良及土壤养分、有机质等营养状况的改善，在采矿前先把表层及亚表层土壤取走并加以保存，待工程结束后再放回原处，这样虽破坏了植被，但土壤的物理性质、营养条件与种子库基本保
持原样，本土植物能迅速定居。废弃地土层较薄时，可采用异地熟土覆盖，直接固定地表土层，并对土壤理化特性进行改良，特别是引进氮素、微生物和植物种子，为矿区重建植被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pH值不太低的酸性土壤可施用碳酸氢盐或石灰来调节酸性，增加土壤中的钙含量，改善土壤结构，主要包括化学肥料、有机废弃物、固氮植物、绿肥、微生物等。
5结束语
我国当前矿区生态恢复的典型技术体系主要包括矿区土壤污染的治理及土壤环境质量的改善，矿区植被的恢复，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等。必须强调的是，矿区生态恢复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层面的问题，而且与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是一项耦合了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系统工程。因此，矿区土地复垦是以人类发展为核心，对土地自然、经济与社会属性的综合整治，在消除环境危害的同时重建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1]邱波.彭尽晖.余文婷.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综述[a]；园艺学文集5[C]；2010年
[2]彭军.吴松.我国矿山开采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土地复垦典型技术.地理科学进展，2009，20（4）
[3]康海成.矿山水土流失特点与防治措施.中国水土保持，2011，8：
[4]吴建国；聂忠斌；对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问题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年10期
[5]陈磊.肖杰.中小型选矿厂的环境影响评价[J]；四川有色金属；2011年01期生态环境破坏篇5
生态环境破坏篇6
生态环境破坏篇7
生态环境破坏篇8
生态环境破坏篇9
生态环境破坏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