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的诗意篇1
1、《绝句》古诗的意思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
2、原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出处：唐代·杜甫《绝句》。
4、释义：两只黄鹂在翠绿的柳树间鸣叫，一行白鹭直冲向蔚蓝的天空。坐在窗前可以看见西岭千年不化的积雪，门口停泊着从东吴开来的万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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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的诗意篇2
关键字：元好问；诗论；绝句；影响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www.133229.com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首先，以“诚“为本就要提倡真情，反对伪饰做作。元好问提倡真情，继承《诗经》以来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一首中专门论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他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及内心感情的反映，只有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才可能激发诗情，写出传神入化的作品。相反那些没有亲身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仅仅靠瞑想臆造、闭门苦思写出的作品，往往缺乏真情实感。“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六）指出了潘安的伪饰造作，使得诗品与人品乖离。“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其五)“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六)，而对高情流露藉诗以浇胸中块垒的阮步兵和天然本色和真淳之情的陶渊明给予了巨大认同。
其次，以诚为本就要提倡诗言志须本于自得，反对模拟雕琢。元好问认为作诗应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自然挥洒，不应因袭模仿和刻意雕琢。因此，他在其十一、其二十八首中，对以“夺胎换骨”为能事的江西诗派，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作诗大多缺乏生活实感，常袭古人诗意，凭空模拟，并明确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自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唱和次韵作品，这是一种消遣应酬的工具或一种文字游戏。其刻意形式上的精工，为作诗而作诗，丧失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意义，实际上是“俯仰随人亦可怜”的模拟之作。“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有正直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其二十一）元好问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窘步相仍”、亦步亦趋酬唱和韵诗。在其十八，其二十九中，他还讥讽了“高天厚地一诗囚”的苦吟诗人孟郊和“闭门陈正字”认为陈与义“可怜无补费精神”
再者，以诚为本就要提倡创新，反对艰辛晦涩。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圣俞的话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有所创新的好诗就要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新的启示，在艺术手法上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在多元继承大家的同时，十分提倡创作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以“诚”为基础和准则的。元好问在评论孟郊时，虽委婉地讽刺了他醉心技巧、闭门苦吟的做法，但也欣赏孟郊作诗务去陈言、立奇惊俗的认真态度。而对始盛于元、白、皮、陆的酬唱和韵诗则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只能自缚手脚，难以创新。他提倡创新，同时，又反对艰辛晦涩。比如在评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时，元好问一方面肯定了黄庭坚反对西昆体华靡诗风、去陈反俗、刻意追求新奇的做法，另一方面对其喜作拗体，往往失于艰辛晦涩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如何做到既创新又不艰辛呢？元好问认为，诗歌的创作只有达到“奇外无奇”的境界，才是“更出奇”的创新。
元好问遗山弘扬以《诗经》为源，经由汉、魏、建安而到唐的风雅传统。强调“风雅”为诗文正脉。何谓“雅”？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曾说：
“初学诗以十数条自警：元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元狡讦，无附会，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
从以上十数条，可看出深受“思无邪”传统诗学观点影响的元好问为“雅”作的最好注脚。《论诗三十首》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了“风雅”的主张。
一方面，元好问主张古调，反对新声靡夸，他认为这样才符合“雅”的标准。所谓古调，并非模拟，而是指自然天成的风格。所谓新声，是指侉多斗靡、逞弄才华的作法。因此，他在其四首中，肯定了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第二十七首中，肯定了欧、梅的“百年才觉古风回”。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梅尧臣率先提倡复古，力求诗文革新，对扫除西昆浮靡诗风有一定贡献，且欧为诗“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叶梦得《石林诗话》）；梅则使“风雅之气脉复续”（刘克庄《后村诗话》）。故元好问对二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元好问在其二十、二十八首中，批判了矜多炫巧的苏诗是“百态新”、黄诗是“古雅难将子美亲”，并把苏黄诗比作“沧海横流”。因为“新声创则古调亡，自苏黄派行而唐代风流至是尽泯”（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辑注》）。故元好问贬之。
另一方面，元好问从主张古调的观点出发，主张高风雅调，反对险怪俳谐。在其五首中，他肯定了“纵横诗笔见高情”的阮籍，因阮籍在他气势豪放的诗中透露出高尚的情怀，其诗风格高雅。严羽在《沧浪诗话》评论阮籍：“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在其八首中，他充分肯定了一扫齐梁余风的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新唐书·陈子昂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这与元好问之意相一致，即认为以力复汉魏风骨的陈子昂，诗风高雅。在其十七首中，肯定了元结在《欸乃曲》中所写到的云山韶濩之雅音。而在其十三首中，对玉川子卢仝一样“鬼画符”的险怪诗风进行了批判，且慨叹于“真书不入今人眼”。
由于时代丧乱与北方雄壮河山的激发，以及苏学在北方的影响，汹涌着鲜卑豪迈血液的元好问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喜雄壮之作，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标榜“建安风骨”，对曹植、刘桢的雄壮风格给予了尽情赞扬：“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并认为以“清刚”风格著称的西晋诗人刘琨，可与曹刘诸人并驾齐驱。而在其三首中，对风云气少、缺乏亢昂之气的温庭筠、李商隐作了无情的讥讽，“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在评论北朝民歌《敕勒川》的其七首诗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认为这首民歌“慷慨”、“天然”，具有一种气吞万古的“英雄气”，它以辽阔浩远、莽莽苍苍的画面，磅礴激越的气势，创造出一个无比壮美的艺术境界。他推尊韩愈而不满秦观，在其二十四首中，以韩诗的雄浑刚劲、清奇峭拔来对比秦诗的工丽纤弱、婉柔无力，并称少游诗为妇女郎风格。
二
论诗绝句是中国传统诗学之一格，滥觞于杜甫，之后踵事增华者代不乏人，并且至今仍为一些论家所厚爱。之所以采取七绝论诗的形式，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诗意传统有关，更是因七绝本身的体式特点满足了论诗批评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古代诗论多灵感式的即兴点评，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特别是一些诗话、诗评，一般不追求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这种诗论观点表述的思维习惯与绝句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和思维习惯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七绝在众多诗体中以简捷明快、蕴藉流丽见长。七绝在创作构思时不必面面俱到，灵犀一点，抓住感觉，即能使感悟捕捉到的灵感视点浮出水面，变得具象、有致。七绝总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有限的字句有时虽不便作更多的论说，却非常适合于论者作点的切入和个案的剖析和发挥。
其次，论诗绝句的体式兼有音乐美和建筑美，又兼顾诗体与诗法变与不变的辩证之道。绝句是古诗中与流行音乐相伴而行的诗体，它不仅吟诵起来十分动听，许多绝句是可以入乐歌唱的。七绝四句一韵，是旧体诗最常见的节奏，具有和谐美和易听、易记易诵的特点。七绝句式整齐划一，句法却相当灵活。一首之中既可用散句，也可用对句;既可用实词，也可用极利于议论的虚词穿插。句式流动不滞，在看似不变结构中蕴含着许多变化的机巧，实质上是整齐的句式和灵活的句法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七绝这种种美观、灵便、有张力的诗歌体式，诗人喜欢用其为诗集文集作题作跋，浓缩类似品题、评论、鉴赏之类的内容。
就论诗批评的发展史的总体而言，自杜甫之后，论诗诗批评始终存在着两大互动消长的矛盾：一是七绝体式跟五古及其它诗式的彼此对抗；一是议论的抽象本质跟诗歌形象质感艺术形式的相互悖逆。直到元好问的出现，七绝体式论诗的绝对地位才最终确立，且抽象的议论跟形象的诗艺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就整体而言，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意和境的交融。其论诗绝句中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论诗绝句把思辩、抽象的理论问题，以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出来，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论诗三十首》其十二首“望帝春心”、“佳人锦瑟”两句是境，“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意，境中含意而大于意，意从境出而高于境。如其十六：“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四句都是写境，前二句之境和后二句之境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没有直白地达“意”，“意”却明确地隐含、渗透在“境”中。同样，其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前两句论孟郊和后两句论韩愈各构成一个境界，这两个境界又构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就从这“境”的对比结构中流露出来。其十九，“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二句是境，但境中有意;“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是意，但意中又有境。其二十二，第四句“沧海横流却是谁”，表现作者的“意”，但这“意”本身又是第二句“境”“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自然发展，是境中生意。其二十四“有情芍药”，前两句引秦观诗境，后两句本应对此境表意，但第三句突然插入韩愈之诗“拈出退之山石句”，似乎离题;直到第四句“意”出，“始知渠是女郎诗”方知第三句借“石”击花，意与境似疏实密。
就形式而言，《论诗三十首》句式丰富语气多变，句与句，联与联层次关系多姿多彩。论诗绝句除了肯定语气的叙述和描写之外，还大量使用否定、感叹、假设等句式，使论证语气复杂多变。否定句，如“正体无人与细论”、“未害渊明是晋人”、“真书不入今人眼”等句;疑问句，如“何物能浇块磊平”、“温李新声奈尔何”等句。反问句，如“文章宁复见为人”、“徘谐怒骂岂诗宜”、“竟将何罪废欧梅”等句;设问句，如“谁是诗中疏凿手”、“老阮不狂谁会得”、“发源谁似柳州深”等句;感叹句，“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等句;这些非陈述语气句的大量使用，能够唤起读者积极的思维，诱使读者从美的鉴赏进而深入到美的创造的圣地。论诗绝句句子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是多姿多彩的。并列关系，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承接关系，如“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递进关系，如“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费欧梅”。转折关系，如“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条件关系，如“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假设关系，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对比关系，如“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此外，两联之间层次关系也复杂多变。两联为并列关系，如其一首；两联为承接关系，如其七首；两联为转折关系，如其三十首；两联为对比关系，如二十九首；两联为因果关系，如其二十五首。句、联之间的层次多样化，增强了论诗绝句的思辨色彩和说服力及其逻辑性。
另外，《论诗三十首》还善于运用典故极富张力和熔铸前人诗句了无痕迹，整体上使论诗绝句的批评手段和批评对象的风格达到了完美契合。有的诗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叙述，实际是通过用典，进行比喻。如：“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人只堪悲”。论诗绝句受篇幅所限，往往采取“攻其一点”的方法。有些论诗绝句虽只有四句，却又摘录所论诗人的一句、甚至两句诗，只用两三句来加以评论。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出自秦观《春日》诗，元氏以此二句与韩愈《山石》相比，以显其纤弱。再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也是化用李商隐的《锦瑟》诗句，来评述李诗精于用典、寄托遥深、意境迷离的特征。在整体上，其论诗绝句的风格能够很好地契合所议论对象的特点。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慷慨豪壮之气。“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是孟郊凄苦的最好写照。“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切合李贺的幽晦。“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精工典丽中体现了李商隐的深婉诗风。
三
可以这样说，论诗绝句一体滥觞于杜甫，但作为相当固定的、常见的一种论诗体式则终成于元好问，并自此后论诗绝句内化为了诗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后，几乎形成了一个元遗山论诗系列，例如谢启昆有《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张晋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潘曾沂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足见出元好问的巨大推动力。此外，也正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后人更加认识到了论诗绝句的深厚潜力，论诗绝句遂成为人们谈艺论诗的首选，诗人会很自然地用论诗绝句表达随时涌上心头的诗学见解，如清人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今人有缪钺和叶嘉莹的以绝句论词的《灵豀词说》。有人曾做过统计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为例，该书收录论诗绝句作者自唐迄清近八百人，作品近万，其它散见的还不在其列。若以元好问为分界线，那么元好问以前的论诗绝句作者计有134家，作品五百多首，约占论诗绝句总量的5%;元好问以后计有631家，作品九千多首，约占95%。
总而言之，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论”“诗”完美融合，在诗歌批评领域对论诗理论和论诗手段进行了和谐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对于中西方文学理论全面整合下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建设借鉴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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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绝句的诗意篇3
关键词：唐人绝句简约含蓄
绝句属近体诗，像是律诗的一半，又称“截句”，它是我国古典诗歌园中的一朵奇葩。《唐诗别裁》卷二十认为，绝句贵在“言微旨远，语浅情深”。绝句的审美个性，前人概括为四个字：藏、常、畅、长。“藏”就是含蓄，表达要藏而不露；“常”就是平常，语言要浅易；“畅”就是流畅，读来非常顺口；“长”就是韵味悠长，留有想象的余地。
赏读研究唐人绝句，在领略其无尽的艺术魅力之余，还可以在艺术方面得到诸多启示。下面笔者从艺术手法角度谈谈唐人绝句简约含蓄美的奥秘所在。
一、以小见大，情节典型
绝句所言之事是披沙沥金的，一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生活事件，其实可传无穷之意。“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抓住宫廷生活的一个小镜头，借题发挥，把自己深沉的感触表达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绝句言事，高度典型，能代表或暗示许多东西。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书，犹是寄寒衣。”（许浑《塞下曲》）后两句就是具有这种审美特性的典型情节。“朝来有乡书，犹是寄寒衣。”看似纯客观的轻轻一笔，却把悲剧推向了高潮，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以虚藏神，虚实相济
画中的空白，往往展示一种清空旷远的境界，留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艺术里的空白也一样，绝句经常运用虚实相生、以虚藏实的艺术手段，取得含蓄空灵的艺术效果。
如朱庆余的《宫词》：“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诗歌写良辰美景的花开季节，宫中却寂寞地紧闭院门，两位痛苦的宫女正要互相倾诉衷肠，却猛然发现学舌的鹦鹉在前，于是满腹的话儿又咽了回去，终于不出一声。诗歌于此戛然而止，宫女何以鹦鹉前头不敢言，欲说之事是什么事？所含之情是什么情？她们真是怕鹦鹉学舌才不敢言？留下空白由读者自由想象。宫中耳目众多、监视极严，宫女不敢随便说话的现实，可由读者想象得之。
又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短短二十字，如果结合诗歌意境，联系诗歌写作背景参悟，则诗中旷野清冷孤寂的风雪图画，江上渔翁独钓的孤傲身影，岂不诱发读者一个个疑问，开拓读者审美想象空间？
三、以景衬情，以景结句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论述情景关系时说：“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触景生情是人类普遍的情感活动形式。情景交融我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寥寥数语的绝句，要含而不露，言简意丰，奥秘之一是写景，许多绝句或开头写景，或结尾写景，或全篇写景，尤其是以景结句，更是韵味悠长。
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最值得称道的是诗的结尾：“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孤帆”愈走愈远，乃至模糊消失，而李白独自伫立江边，举首遥望孤舟，直至“孤帆”碧空消尽，仿佛两个特写镜头，留给读者的既有感性的视觉效果，更有丰富的想象：孤帆远尽碧空，该是多长时间？如此伫立，不舍离去，可见两人感情有多深。虽然诗人没有直言别意萦怀，但浩浩东去的江水已经道出了诗人悠然不尽的离别之思。
四、比兴象征，托物寄意
中国诗学讲究含蓄，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情韵。诗人大多对主旨不明说而多讲“兴寄”、“隐喻”，因而读诗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如李白的《越中怀古》、刘禹锡的《石头城》，需要我们读到诗歌“说古”背后的鉴今讽今的意旨，明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狄德罗）。
元稹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难回首，半缘修道半缘君。”是一首悼亡之作。在这首诗歌中，作者采用了“比”的手法赞美他们的恩爱和对妻子的怀念深情。作者把亡妻和对亡妻的感情比喻为至大至美的“沧海”，和神女化成的“巫山云雨”，相形之下任何其他的水和云都黯然失色，言外之意是正因为他对亡妻有如此深厚的恩爱之情，才会对其他女子（诗中又以“花丛”比喻其他女子）视而不见。
许多绝句正是因为有比兴象征，才取得含蓄隽永的审美效果。尽管用来比兴寄托的意象常常朦胧而多义，给把握诗意带来困难，但为读者含英咀华、进行欣赏再创造提供了条件。
五、前后对比，相互映衬
对比映衬可以使诗歌抒发的感情更强烈，但也更含蓄。陈陶的《陇西行》反映的是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尘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前两句叙写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后两句宕开一笔，没有直接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和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把“河边骨”和“春闺梦”相联系，相互对比，相互映衬。远方戍人已成为无定河边的尸骨，家乡的妻子却浑然不知，梦见的依然是音容栩栩的良人，仍然朝思暮想，守着盼着他回来有团聚的一天，而他却永远不能重回她身边。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将悲剧意味表现得尤为浓烈深长。
又如（唐）王建的《雨过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全诗主旨在于表现春深农忙，结句“闲着中庭栀子花”中的“闲”字，乃是全诗之“眼”，同时诗中写入了“栀子花”（爱之象征，少女很喜采撷这种素色的花朵），既丰富了诗意，又从另一面说明，农忙时节没有谈情说爱的“闲”工夫。诗人偏不正面说忙，却用“闲”衬“忙”，这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兴味尤绕。
六、引用典故
绝句的诗意篇4
一、追求意象
意象是诗歌艺术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基本单位。它是解开中国古典诗歌奥秘的金钥匙。通过对王安石诗歌意象的透视，我们可以真实地探索其创作审美的情感历程。王安石晚期绝句意象主要有如下特色：
纵观王安石晚年绝句会很容易地发现，复现率最高的是自然意象，而极少出现社会意象，这与前期绝句迥异，在诗人晚年诗的自然意象世界里，“水、云、山”的出现频率为最高，王安石有意或无意地将它们大量摄人自己的绝句里，如“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赠僧》），正表明他内心深处努力追求的境界，即所谓“闲澹”。
在色彩意象中，以“绿”为多，有二十多处,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可以说在诗人晚期绝句的色彩世界里，以“绿”为主色调，“绿”不仅充满生趣，而且给人以宁静美，闲适之趣又可见一斑。
意象是诗人内心观照，“梅”“菊”“松”“竹”等高洁性格且在民族心理积淀中占重要位置的意象，在王安石绝句中出现不少。就以咏梅诗为例，梅是王安石吟咏最多的花，咏梅诗约占其全部咏花诗的三分之一，其中咏梅绝句有十多首，其他一些诗中也出现“梅”的意象。透过诗人对梅花知己般的赏爱之情，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高洁的品格。《梅花》诗是诗人咏梅绝句中的佼佼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严冬季节，群芳纷谢，百花凋零，独有梅花凌寒而放，“凌寒”体现了诗人对梅性格的赞美之情。“遥知不是雪”写出梅花颜色上的洁白。末句则是对梅花内在美的由衷的赞叹，梅不仅有雪的高洁，更有香的品格。在这首诗中，“凌寒”、“暗香”、“雪”三者从不同角度对“梅”的品格进行了层层深人的全面展示。咏物必言志，在“梅”的身上，寄托着诗人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种逆境与艰辛中的顽强和风骨。
试看《北城》诗，“青青千里乱春袍，宿雨催红出小桃。回首北城无限思，日酣川净野云高”，诗人在金陵北城游春时，面对大好春光，引出无限思绪。首二句描绘了一幅春景图。首句是一个大景，不仅看出景中有人，而且增加了视觉冲击，写出春色的迷人。第二句中“雨”“小桃”“红”三个意象，构成一幅富有动态美的小景。“青青”与“红”皆为色彩意象，映衬鲜明，共同渲染出春光的明媚与绚丽。第三句写人，点明“无限思”。末句又转人写景，选取“日、川、野云”三个意象，共同组成一幅旷远图景，再加以醉人的春日阳光的照耀，诗人情思之绵远可见矣。统观这首《北城》诗，诗人没有直接抒写心中的情思，而是选取富有表现力的自然物象，将自己难以言说的情绪蕴含其中，借写景意象，传达出一个幽远而又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的内心世界。意象语言的运用，是王安石绝句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创造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唐诗风韵的根源所在。
秀雅而密集的意象语言的运用，使得王安石晚期绝句呈现出含蓄凝炼的审美特色，以一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传达出闲静、深婉而又丰富的情感内涵，进而形成浑成的意境。作为北宋第一位绝句大家，其后期绝句艺术之所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根源即在于此。
二、刻意用典
对政治生活的疏离，给王安石晚年带来的另一个创作态度的改变是对技巧的更加专注的讲求。王安石晚年的心灵状态可以说由先前的以政治为主转向了以艺术为主，他获得了更加充足的精神上的超脱，对于诗词创作从意境到技巧自然就更加精益求精。荆公晚年对技巧的刻意追求，也是此种心灵法则的产物。另外，王安石对用典、对仗等技巧的向难推进，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反映他追求心灵解放的深层意愿。用典、对仗的难度越大，在超越了困难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感就越强。晚年隐居生活的大量阅读，为他作诗用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书湖阴先生壁》诗：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诗是公元1078年王安石罢相后闲居于金陵钟山书院时写的。诗歌赞誉于他的友人杨德逢的勤劳及主人高尚的情趣。诗歌三四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巧妙运用了典故用拟人手法展示出新奇的自然景色。“护田”语出《汉书・西域传》所载“置使者校尉领护”田卒），“排闼”也语出《汉书》（《汉书・樊哙传》所载樊哙“排闼直入”高祖禁中之事）。王安石将校尉“卫护营田”和樊哙“排闼直入”的人的动态化为“水”和“山”的意识与行为，不仅妙用典故，而且炼字独特。在这首诗中，作者刻意用典，但用典却不是使人明显觉察出来，从而将山水转化为富有生命感情的形象来描写，贴切而又自然，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令人宅心事外，身世两忘。
三、追求禅意
在主持了将近8年的“熙宁变法”之后，王安石晚年退隐钟山，自此清心寡欲，潜心研究佛法，与佛教禅宗结下宿缘。其晚期诗作深受禅宗影响，在内容与风格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不少佛诗文字浅显自然，诗意恬淡明静，给人以悠然自得、亲切在即的感受。如他的《题半山寺壁二首》云：“我行天即雨，我止雨还住。雨岂为我行，邂逅与相遇。”其中蕴含着“因缘和合”、“万事皆有定数”的佛性之说，在寥寥二十字的小诗中显得自然熨贴、浑若天成。其二云：“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前两句说众生之事已寓说佛性之理，后两句在此基础上说众生与佛的共同性关系更是简洁透彻。体现他深悟禅宗的平常之心，也从参禅中寻求精神寄托，借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王安石晚年诗歌艺术性极高，了解王安石晚年诗歌的这些特点，对我们整体把握王安石作品的风格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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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成伟．王安石与禅[D]．暨南大学，2003．
绝句的诗意篇5
关键词：苏轼；绝句；y杭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77-02
宋人绝句的一大创获，就是在题材内容上对唐人的开拓与突破，绝句不仅可以用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更可以抒写日常生活的小情趣。在绝句从“唐音”变为“宋调”的演进历程中，苏轼为绝句题材内容的扩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事不可入诗，在诗歌取材上较前人有更大的开拓：“陶成瓦砾亦诗材”。从凤翔到杭州，苏轼绝句的创作历程，正体现出宋绝句题材内容日益多样化的演进历程。
苏轼嘉v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在凤翔任内作诗一百三十六首，苏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基本形成。治平三年（1066）返蜀服父丧，无诗传世。熙宁二年（1069）还朝至熙宁四年（1071）四月在朝作诗十九首；七月出京赴杭州任，十一月抵扬州，作诗三十七首；共五十六首。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苏轼作诗很少，且艺术风格上属于凤翔诗到杭州诗的过渡阶段，故仍将此期间诗作归为凤翔诗一类。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在杭州任内作诗三百二十首，其诗歌豪放风格更加成熟，艺术水平较之凤翔诗作有很大提高。今拟从题材内容方面分析苏轼从凤翔到杭州诗歌创作的演进历程。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绝句题材内容主要集中于政治讽喻和咏物写景两类。其任凤翔签判时期，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极为关心，从其积极为民请命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但由于初入仕途和社会，从政经验和社会经验均不足，难以在绝句这样短小精干的诗歌形式中准确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因此，苏诗这个时期以政治为题材的绝句大部分是以怀古咏史的方式进行政治讽喻。如《骊山三绝句》、《读三首》等。苏轼凤翔政治讽喻绝句的成就在于其较强的现实意义，诗歌的艺术技巧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另凤翔虽然地处西北偏僻，山水环境不是那么的明秀，但苏轼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凤翔时期创作的《次韵子由岐下诗》是苏轼现存最早分章写景绝句，以尺幅小景的方式对所居之地的景物做了细腻的描摹，试看几首：
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入。（《短桥》卷三，第135页）
不及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懈纤浓。（《李》卷三，第137页）
这组咏物写景五绝活泼动人，清新明丽，纪昀评价为：“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之有尺幅小景”。
苏轼y杭时期绝句的创作尤其能表现苏轼非凡的艺术天才，其绝句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除延续凤翔时期的政治讽喻、写景咏物之外，更将酬唱赠答、品评书画引入到绝句之中，且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一、政治讽喻
苏轼熙宁y杭时期创作的政治讽喻绝句有一个新的特点：即不是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出发，而是在考察了大政治背景之下民众的实际生活和地方的政治现状后，从实际出发批判新法的不当之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村五绝》。试看其中两首：
烟雨骷θ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卷九，第438页）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卷九，第438页）
此两首绝句的共同之处是在先行叙写山村中安宁和谐、优美如画的风景之后，笔锋顿转，以讽刺谐谑的笔法写出盐法、青苗助役法扰民的言外之意。在创作这组绝句时苏轼并未选取著名的历史典故作为讽刺的铺垫，而是截取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场景作为讽喻的对象，反而由于其表达效果的欲擒故纵、耐人寻味，使得诗歌批判的力度更为深刻。
二、咏物写景
苏轼y杭时期的写景咏物绝句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备受后人称赞。试看二首：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夜泛西湖五绝》其四（卷七，第353页）
读此诗，仿佛与苏轼一起泛舟西湖，夜凉如水，暗香浮动，清茶一盏，相对脉脉，远离了灯火灿烂的古寺，惟有明灭的湖光，照着这柔柔菰蒲，亭亭的荷花。白日纷乱复杂的心绪，渐渐尘埃落定，只愿沉醉于这一片温柔水乡之中。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卷七，第340页）
放生的鱼鳖在水中追逐游人，无所畏惧，而无主的荷花却处处随意盛开，不管人为的景色还是自然的馈赠，都体现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以水为枕，躺在随意漂流的小舟之中，水中青山的倒影仿佛在仰视着自己，小舟轻轻随水流摇动，仰望夜空，仿佛是月亮在徘徊不定。此诗明媚可人又富理趣。
三、赠答酬唱
在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中，苏轼进一步扩大了绝句的功能，将绝句作为交际的工具，与亲朋好友酬唱赠答。
卧闻铙鼓送归，梦里匆匆共一觞。试问别来愁几许，春江万斛若为量。《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二，卷八，第397页）
此诗为饯别太守沈立调任而作。首联运用感伤铺叙的陈述，点出送别主题，有着人生恨别的深切体验；后联采用暗喻的手法，将离愁之沉重描写成烟波浩渺的春江水，正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戏赠》（卷八，第395页）
此诗缠绵婉转，恰似苏轼在杭州所作的婉约小词。春天总是令闺中人惆怅的，花开花落几度春，小楼依旧斜阳中，只是楼中舞蹈的佳人已不知去向。虽然不知道这首赠别诗是为谁而作，但这缠绵的情思却是穿越古今，让我们今日还深有共鸣。
四、品评书法
苏轼在品评书法时，将自然规律和为人道德融入书论之中，使苏轼的论书法绝句拥有了道学和理学的深刻内涵。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一（卷十一，第542页）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二（卷十一，第542页）
第一首诗中，苏轼用“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两个典故开篇，意在教导柳氏二外甥只有每天勤加练习，学习积秃笔成山、读书破万卷的精神，才能领略到书法的精髓。
第二首诗，苏轼先举褚遂良典故，意在说明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术。纸上寥寥数行，似乎一挥即就，实质上若不是日日苦思苦练，直到两鬓苍苍之时，是达不到得心应手的境界的。
从上述分析对比中可见，苏轼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体现出宋代绝句题材内容广、构思新巧、技艺精工的特点，不愧为苏轼绝句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高峰。
莫砺锋先生在《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一文中有言：“我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饮食题材是在陶渊明笔下初露曙光，到宋代则如日中天，而苏轼在这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虽然苏轼之后善于吟咏饮食主题的诗人代不乏人，但就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苏诗取得的成就是后人难以逾越的。当我们在探索古代诗歌在题材走向上的发展脉络时，当我们评价苏轼对古典诗学的特殊贡献时，饮食类的主题是一个独特的重要视角。”其实，不仅是饮食题材，在古典诗歌日常生活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上，苏诗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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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的诗意篇6
关键词：近体诗声律对仗
近体诗（也叫格律诗）是相对古体诗而言的，从形式上来看，常见的近体诗就是绝句和律诗；而《诗经》《楚辞》《汉乐府》，汉“五言诗”和我们刚刚学过的《将进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江花月夜》以及我们所熟悉的《行路难》《石壕吏》《登幽州台歌》等都是古体诗。关于近体诗有这样一首歌诀：
格律诗，有规定，主要内容要记清：
四句为绝八为律，更长就叫排律名。
首句入韵可自由，双句末尾定押韵。
中间各联要对仗，词类力求对工整。
讲平仄，不含混，不讲平仄不好听。
一联平仄要对立，一句平仄交替行。
出句对句定要粘，各句不能犯孤平。
规矩严，不易学，青年之中不倡行。
学民歌，写新诗，优秀传统要继承。
一切形式为我用，唱出时代新精神。
近体诗是南朝齐梁以来，诗的声律越来越讲究的产物，唐朝初年初步形成，盛唐时期成为全盛。与古体诗相比，近体诗的框框就多了。粗分只有两体，律律和绝句，律诗一首八句，绝句一首四句；因为一句可以是五个字，也可以是七个字，所以细分有四体，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此外有五言排律不限八句，通篇对偶（末联例外），作的人不多。一般押平声韵，隔句一韵（首句例外）；平声三十韵，不许通用。语句要合律；所谓合律，是以两个音节为一个单位（后一个是重点），平仄要变化，如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要是平平仄仄平（非重点字可以通融）；不这样就是不合音律。照一般习惯，律诗中间两句要对偶，成为两副对联，其他各句（包括绝句的四句）以不对偶为常，对偶为变。变得最多得是律诗和绝句通篇对偶，以及律诗通篇不对偶。前者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后者如：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闻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皎然《寻陆鸿渐不遇》）
唐人写近体诗，一般是照规矩作，并且时间越靠后，要求越严格。这从写的方面看是又不能不承认是收获很多。所谓多包括两种意。一是至少从声音美方面看，近体诗确是远远超过了古体诗。
唐朝以后，近体诗的气运还没有消减。例如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好像到了宋朝，诗已经被词挤到次等地位。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宋朝的词人也大量地写诗，而且出了不少的诗人，如王安石、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宋朝以后，文人习惯作近体诗的风气还是一直没有消减，如元明清各朝的文人不只都作，而且出了不少大家；甚至到“五四”以后，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有些人深有所感的时候，如鲁迅先生，还免不了要写“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七律。
我国古典诗歌文学形式，种类很多，但总的可以分为“古体诗”和“格律诗”两大类。规矩很严格的诗歌是“格律诗”，一切非格律诗是“古体诗”。不过，格律诗这名称是我们当代人取的，古人并不这么叫。唐人把“格律诗”叫“近体诗”或“今体诗”，把“古体诗”叫“古风”。这是因为，“格律诗”形成于唐代；唐代以前的诗，除了押韵之外不受格律的束缚。现在，人们习惯把“近体诗”或“今体诗”叫做“格律诗”了。
律诗八句，两句为一联，一共四联。开头两句叫“第一联”，又叫“首联”；第三四句叫“第二联”，又叫“颈联”；第五六句叫“第三联”，又叫“颈联”；第七八句叫“第四联”又叫“尾联”。每联的上句叫“出句”，下句叫“对句”。除第一联和第四联以外，中间的两联要求对仗，即出句和对句应成为一副对联。也有极少数律诗，中间两联有一联不对仗甚至两联都不对仗的。
对仗又叫对偶，就是两句中相应位置的词的词性要相同，语法结构要相似。拿词性来说，要求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代词对代词，数词对数词，副词对副词，等等。不但词性要相对，词组的结构也要相对，如动宾词组对动宾词组，联合词组对联合词组等等。
绝句的诗意篇7
长安。
纪行组诗就是以联章组诗的形式将羁旅行役的经过完整记录下来形成的诗篇。同一组诗歌字数、句数变化不大，形式匀称，结构严整。它的创作比较自由，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尽情地写作而不受篇幅的限制。[2]3-4但是要创作出好的纪行组诗，往往需要文士开动脑筋，求新求变，力避写景叙事的单调和诗意的雷同。也正因为如此，纪行组诗才能体现唐人的艺术创造性。元稹纪行组诗的艺术成就正是体现在题材的剪裁、章法结构的安排、体制的选用等方面的煞费苦心。
一、篇章结构的巧妙安排
唐人在进行组诗创作时十分重视组诗篇章结构的安排对诗意表达的作用。“唐人纪行组诗结构安排上有平列和总分结合两种形式”，[1]275元稹在两组纪行诗中选用了总分结合的结构形式。《使东川》（并序）组诗，总题和序是总领，以下二十二首诗歌分叙其在骆口驿、汉川驿、褒城驿等地的经历与感触。《西归绝句十二首》是没有序和分题的组诗，但诗人却灵活地将这种形式运用在了诗歌创作之中。在第一首诗就交代行役的背景、目的、心情。“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春来爱有归乡梦，一半犹疑梦里行。”[3]交代他经过五年的贬谪，终于可以返归京城，心情本该愉悦。可随着目的地的接近，却越觉犹疑，恍然若梦。这就奠定了这组纪行诗的情感基调，以下诗篇全都紧扣“归”字展开，突出归途、归思。
既然纪行组诗以纪行为内容，那么行役的原因、时间、行程、成诗经历等叙事要素就与诗意的传达密切相关，但是在创作纪行诗时，又不能像行程记或旅游记那样只突出行程，毕竟诗歌是以情来动人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传达诗意，抒发真情，组诗在采用总分结合结构形式的同时，对诗篇的组合进行了考量。《使东川》组诗中诗人采用了诗序结合的方式，在序中交代行旅的时间、起因等，使诗歌的写作背景清晰明了，诗篇则集中笔力写景抒情。《使东川》在前面有一个总序，“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行役的时间、原因，组诗的形成、体制等一目了然。其次，在《骆口驿二首》《清明日》《亚枝红》等诗篇下还有诗人自撰的小注，结合小注，我们可以对诗人创作此诗的背景有一个了解，进而准确把握诗人要表达的意思。
与《使东川》不同，《西归绝句十二首》更侧重于主观情绪的宣泄，所以诗人采用了只有总题而无分题与小序的方式来“淡化旅途中的各个细节，淡化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特征”，进行自由挥洒，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要素的缺失，其叙事要素在诗中仍是有迹可循的。[1]277《西归绝句十二首》即是这组诗歌的总题，由诗题可知这是诗人西归途中所作，诗歌的体制是绝句，至于归去的时间、路线等在诗歌中都间或做出了交代。《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一中“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点明了西归的地方是京城长安，其二中“五年江上损容颜”点明了归去的时间是被贬江陵五年之后，即元和十年。另外，诗中常有地名、时间出现，如“今日春风到武关”、“只去长安六日期”、“今朝西渡丹河水”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到诗人的行役路线。诗意的传达并不受限。
二、体式立意的相互配合
纪行组诗诗歌体式的选用一般根据诗歌的立意而定。元稹的两组纪行诗着重抒情，沿途的山川馆驿不过是触发诗人情感的审美客体，所以选用的是适于写景抒情的七言近体。在元稹的纪行组诗中，除了《南秦雪》《江楼月》《惭问囚》三首外，其余皆采用绝句这一体式。古体便于驰骋笔力，相对而言，绝句因为体制短小，不利于诗人逞才使气，但是元稹的纪行组诗却体式与立意相互配合，从意象、意境、手法等方面下工夫，写出了风情宛然的诗篇。
（一）递进式的意象“勾连”
递进式意象“勾连”是指“循着诗人情感流动的曲线，采用顺移推进的手法来采撷形象、创造意象、组合意象，表现出一种层次的嬗递，常常带有叙述性甚至情节性的特点”，是意象“勾连”的常见方式之一。[4]168元稹的两组纪行诗采用了这一方式，诗人循着自己的情感流动，将零星的、多元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从而融意象与情趣于一体，组诗的抒情审美功能显露无疑。《使东川》组诗写诗人奉诏出使东川的行役历程，以诗人的行迹为线索，移步换景，骆口驿的“邮亭壁”、褒城驿的“亚枝红”、骆谷的“玉笋石”“银松萝”、嘉陵驿的“山树”“野花”等等，可谓是一步一景，构成一个系列的完整的画面，渐次展现诗人行役途中所见之风物景致，诗人躁动不安的内心也逐步得到深刻表露，带有叙述性，将一段行役历程呈现在读者眼前。《西归绝句十二首》写诗人奉诏回朝途中情形及初到京城的见闻感慨，其一以“归乡梦”道出“近京城”之感，其二写由武关到商山的行程，“两纸京书”“小桃花树”尽显喜悦之情，其三思念同贬的裴度、韦丞相，“白髭须”反映独自还乡、憔悴伤情，其余诗篇写重返长安的心情及重访故旧的感受，“东流水”“寒窗风雪”“白鬓”等意象“勾连”，“几人强健几人无”的沧桑之感顿显。这十二首诗均围绕“归”字展开，也有着完整的情节。
（二）浓郁伤情的艺术造境
元稹诗歌，不独悼亡诗在艺术造境上有着浓郁伤情的特点，在两组纪行诗中，除了偶有《使东川?百牢关》中“何事临江一破颜”，《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二中“小桃花树满商山”等诗句可以窥见诗人的愉悦心情外，大多数诗篇都呈现出感伤色彩。如《使东川?嘉陵驿二首》：
嘉陵驿上空床客，一夜嘉陵江水声。仍对墙南满山树，野花撩乱月胧明。（其一）
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其二）
其一写自己独卧空床，独听江水，独对山树野花，景凄人寂。其二则对自己空寂的心境进一步突出，眼前的相似之景让诗人想到了九年前普救寺的春天发生的那个故事，知道那个故事的人很多，但了解实情的却少之又少。元稹曾在《梦游春七十韵》题序说：“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乐天全部知道，但是却不在身旁，一腔愁思无处倾诉，所以诗人说“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氛围浓郁伤情。《西归绝句十二首》诗篇的意境之凄凉感伤更是明显，诗中就有“今日还乡独憔悴，几人怜见白髭须”，“白头归舍意如何，贺处无穷吊亦多”，“寒窗风雪拥深炉，彼此相伤指白须”等诗句直言斗转星移，感怀悲叹自己的人生遭际和生命，营造出一派浓郁伤情的气氛。
（三）多样化的艺术手法
优秀的绝句一般要具备浓缩凝练，暗蕴意趣两点要求，而要达到这些要求艺术手法的使用必不可少。在组诗的创作中，为了避免写景叙事的雷同单调，在艺术手法的使用上力求多变无疑是一良策。元稹在纪行组诗的创作中即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
一是虚实相生。如《使东川?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两句写入梦，曲江、慈恩寺是诗人与好友常常游玩之地。这一夜，又梦到与好友同游曲江、慈恩寺，这是虚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写出梦，游兴正浓之时，却听到了驿站的官吏呼喊马夫备齐马匹的声音，朦胧中突然被惊醒的元稹，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京城，到达梁州了，这是实境。这首诗，先让旧日与今时交叠产生错觉，又把京城与梁州拉开扩大距离，语言平平，无惊人之笔，却蕴蓄着跌宕对比的强烈艺术效果。
二是活用事典。用典可以增加诗歌语言表达的深度与力度，但是用典过多，又容易使诗歌变得晦涩。元稹在两组诗中用典并不太多，往往是根据构思的需要，活用事典以发明诗意。如《使东川?惭问囚》：
司马子微坛上头，与君深结白云俦。尚平村落拟连买，王屋山泉为别游。各待
陆浑求一尉，共资三径便同休。那知今日蜀门路，带月夜行缘问囚。
这里用了东汉人尚长在子女娶嫁既毕后出世隐遁之典，“三径”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用作隐逸之典。诗人借这两个典故，想要表达的是自己本欲出脱与纷繁世务之外，却又无法真正地与官场政务划清界限的惭愧矛盾心情，紧扣诗题中的“惭”字。
绝句的诗意篇8
关键词：绝句语言审美规范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1-0088-02
《游园不值》中的“不值”指“不遇”，即想要入园一游却因没有遇见主人而未果。在南宋诗人叶绍翁的这首七言绝句产生之前，在唐代和北宋时期就有不少诗作以“不遇”入诗。如唐代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以及韦应物的《休暇日访王侍御不遇》；北宋魏野的《寻隐者不遇》。上述诗作中诗人们所拜访的友人，大多是高洁不群的隐士。韦应物在《休暇日访王侍御不遇》一诗中，把要拜访的诗人的“诗思清人骨”的原因归结为“门对寒流雪满山”。正是由于这些隐士在寻访者到来时没有出现，寻访者才有闲暇留意居住者的环境。而对清静幽雅的环境的描写，又恰恰从一个侧面烘托出隐者遗世独立的精神品质，或借此表达诗人对隐士诗品的赞赏、仰慕。而《游园不值》却与上述诗作都不同。
首先，类似题材的唐代诗人诗作往往从客观现实角度出发，交代被访者外出的原因，或是“采芝”，或是“采药”。而叶绍翁不仅没有遇到被访者，更是因为闭门而不得入，整个画面中只有诗人一人。于是，对这位园主不开门的原因，诗人便有了进行主观猜测、想象的空间。也许园主外出有客观的现实原因，但是诗人却想象道：“应怜屐齿印苍苔”――也许是园主人担心造访者的木屐在他爱惜的青苔上踩出印记，所以才会“小扣柴扉久不开”吧。在这一句中，把惜春之情作为园主不在的原因，看似无理，却有一种特殊的理。“在诗歌想象性的形象中，‘理’是一种抒情的、审美的‘理’。按通常实用理性来考虑，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按想象的逻辑来考虑是很有审美的道理的。”[1]（p.319）在中国古典诗话中，实用理性与主观感情之间存在“无理而妙”的现象，“无理而妙”的关键是因为有“多一曲折”的逻辑[1]（pp.319-320）。如果仅交代未遇园主的现实原因，就不能为读者提供填补空白形象的兴趣和空间；而“多一曲折”，就把读者带入了想象的领域，读者在心中构建爱惜春景的园主形象，也对园内的春色多了一份期待。
其次，诗人没有继续停留在刻画园主人惜春的特征上，而是有了新的发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句的正常语序应为“关不住满园春色”，这一句省略的主语应当是园主人。同时，“关不住”属于“V住”动补结构的扩展形式。在“V住”动补结构中，当V为双音节动词时，搭配的名词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当V为单音节动词时，搭配的名词多为具体的，并且是施事直接接触受事，带有[+使稳固]的语义特征[2]。而“春色”是抽象名词，并且是一个带有静态色彩的名词。诗人在此处打破了汉语的语法规范，赋予“春色”以呼之欲出的生命力。而这园内的景色，又如何能让园外的诗人得以窥见？原来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在这似乎有了生命力的春色中，最活跃的却是那一枝红杏，率先跃出墙头报春。诗人选择“一只红杏”来描绘，使读者聚焦于此。尽管读者发现的仅仅是“一枝红杏”一个点，却能够通过想象补充出整个园中的春色。
然而，要充分认识《游园不值》的艺术魅力，还要解决一个问题：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北宋诗人陆游早在《马上作》一诗中已有“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两句，那么，为何相比之下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更为脍炙人口？
第一，“杨柳不遮春色断”一句没有像“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句一样具备语言“陌生化”的特点。“杨柳不遮春色断”的正常语序是“杨柳遮不断春色”，而“遮不断”这一动补结构后可接具体名词也可接抽象名词，“遮不断春色”的组合是符合语法规范的，并未利用艺术想象进行加工，语言的“陌生化”可以看作是在诗歌表层形式方面发挥想象；第二，《游园不值》在读者心目中地位更高的原因，还在于诗歌最后两句展现了诗人深层次的感情变异。“元人杨载在《诗法家数・绝句》中谈到诗的起承转合中的‘转’时说：‘绝句之法，要……句绝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乘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3]（p.732）具体来看，《游园不值》的前两句还是相对独立的单句，而第三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与第四句“一枝红杏出墙来”则构成了“流水”句式，也就是说，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紧密相连的，否则句意就都不能完足或者毫无诗意。这样的句式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多次出现，例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叶绍翁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句，一改前两句出现的运用意象的表达方式，将诗人从客观的意象组合中解脱出来，赋予诗人以主观感情超越客观意象的能量。诗人感叹这满园的春色似乎在此刻具有了生命，这小小柴扉也关不住它。读者的目光此刻也被第三句牵引着，试图探寻诗人感情变动的原因：原来是“一枝红杏出墙来”。正是有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蓄势待发，“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出现，使得红杏这一普通的春景也具备了让读者眼前一亮的灵动之美。从这个角度而言，陆游《马上作》的后两句“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句式上便没有这种变化，与前两句“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出翠霭浮”一样，同样是描绘画面。杨柳、红杏同是春的象征，两个意象的出现仅仅意味着量的叠加，而读者没有感受到诗人心灵的跃动，难免有呆板之嫌。因此，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比陆游的《马上作》更脍炙人口，其感情的转折带来的结构的精致之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细读《游园不值》不难发现，诗人欲游园而不得其门而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可以读出，诗人并非一无所获。“不遇”的价值，就体现在这跃出墙头的一枝红杏。欣赏到了旁人未曾留意到的春色，发现了其中的审美价值，这也许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造访所不能获得的，也是本诗的美感所在。造访的目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造访过程中的发现。好比《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的王徽之“雪夜访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4]（p.224）
虽然王徽之与叶绍翁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在这一点上，两人竟有相似之处。对“游园不值”而有意外发现的诗人叶绍翁来说，能够带来审美愉悦的“一枝红杏”，便是此行最大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
[2]王晓红.“V住”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3]何文焕.历代诗话（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转引自：陈洪，李瑞山.大学语文（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孙绍振.名作细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绝句的诗意篇9
关键词：传统诗词形式之美创作实践
传统诗词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经过千百年的自身发展和完善，以及历代诗人的锤炼与升华，已经较好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码系统，有着自己组词造句的规则，如平仄、押韵和对仗等形式美的因素。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那种所谓不想戴着镣铐跳舞，不愿意接受任何规则约束的人，其实是不懂得诗词韵律的特点及其写作规范。当代诗词创作的当务之急，是以传统诗词的形式建立一个智性的汉语空间。
一、熟记格律诗词的平仄格式
初学者要想真正掌握诗词格律知识，其实关键只有两个：首先要熟记平仄格式，其次要会辨别具体字的平仄。以五绝为例，其常见的句型有：a种句，仄仄平平仄；B种句，平平仄仄平；C种句，平平平仄仄；D种句，仄仄仄平平。这四个句型组合起来就是一首五绝。它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这样就构成了五绝的四种平仄格式。而七言是对五言的扩展，律诗是对绝句的扩展，只要掌握了五绝的四种平仄格式，其它假以时日自然掌握。不论是运用哪一种格式，第一联末句第二个字的平仄，一定要和第二联第二字的平仄相同否则就叫做失黏，是做律诗的大忌。
以个人创作的七律为例，既有对诗的平仄、粘连的把握，亦有对具体字所属平仄的辨识，而这恰恰是最重要也困难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字在中古时期所属平仄的识别，这个难点一定要突破，否则诗词格律部分将永远无法掌握！如《春初登凤凰山》：“冬去严霜能有几，松坡幽径喜登临。一江清景堪连梦，满树琼枝独醉心。寂寞天光驰远道，妖娆山色动新吟。春初罕有桃花雪，足步凤凰聊寄音。”，如《冬日二九登高》“错走南沟雪满堆，堪堪几度冬云徊。投林寒雁逐烟下，入壑闲驴登顶来。向取丹峰观胜迹，今从四道上仙台。玲珑玉雪由人赏，淡淡轻风迤逦开。”两首七律都注意运用平仄格式，以及其它规定。
二、懂得格律诗词的押韵规则
传统诗词主要是用来吟咏的，为使其能歌咏动听，除了平仄声调上力求合律外，尚须押韵咏诵起来才有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韵味。所谓押韵，就是把同韵部的两个或更多的字放到同一位置上，这种同韵部字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复，构成了声音的回环之美，使作品声韵谐和，也方便记忆。押韵所押的“韵字”通常都是放在句子的尾端，所以又称韵脚。传统诗词的押韵是有严格的规则规律的。譬如四行的绝句，一般是一二四，二四的押韵；譬如八行的律诗，一般是一二四六八，至少是二四六八的押韵。大概因为身在诗词圈的缘故，常有应景之作，而把握传统诗词的押韵规则，也是学写格律诗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谨慎对待，稍微不留意，就会犯出韵的错误。
如今年重阳节，是节，也是老人节，和诗友们唱和，我创作的《七绝重阳节咏菊兼赠镜泊四老》：“霜凌未减真风雅，寒噬犹抽旖旎芽。愈是经秋香益远，冰心一片绽芳华。”押的是平水韵之下平声六麻韵，诗中韵脚“芽”、“华”两字属于同韵字押韵。而我创作的《七律咏谷雨》“谷雨溶溶霜未断，银珠点点缀枝桠。早莺吟暖春已至，末雪吹寒冬又加。忍踏田畴黄湿土，喜拈原上白蒿芽。凭高但祈夏归日，满野青葱禾遍插。”虽也押的是六麻韵，但最后一个字“插”字却出韵了。对于押韵问题，一般来讲，只要读或写过诗词的人来说，似乎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今语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诗友们写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该用什么韵，用古韵还是用新韵的问题。我赞成现在通行的双轨并行制，不管用古韵还是新韵，写出诗词风骨才好。
三、掌握格律诗词的对仗要求。
对仗，是诗词楹联中所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极为高度地运用汉语的优势，产生一种音韵和谐，文字铿锵有力的节奏句式。它在诗词中的存在，如同美玉珍珠，而在楹联中则如同皇冠宝石，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什么叫对仗呢？简而言之，就是把字数相等、意思相对（或相反）、结构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句子对称地排列在一起，使两句之间从形式上相互映衬、从内容上相互补充。天地万物，都具有某种程度时空上的规律性和对称性。因此，诗词艺术出现对称之美，是非常自然的。诗词中的对仗字句可以增加文意的表达力量，显得声调铿锵，让人们能更容易地欣赏其音韵和含义的巧妙安排，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仗是诗词中最直观的形式美。它是一种视觉艺术，同听觉艺术（平仄、押韵）构成诗词完整的格律美。在传统诗词的三要素当中，对仗的要求最严格也最难把握。比如五律、七律不仅规定中间两联必须对仗，而且讲究对仗方法，对仗包括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错综对，当句对等，初学诗词楹联创作者，必须学会使用对仗。如本人随诗友到牡丹江南湖公园采风，就写下了“书就松间读，琴来石上弹”、“鱼游知禅境，鸟啭绝尘嚣”、“层层步高阁，湛湛俯清流”、“闲观四时景，静泯一壶茶”、“几处鸭声吟暖至，一泓春色破寒来”、“柳映明湖鱼弄影，桥携幽韵鸟争鸣”等相对工整的楹联，既培养了对诗词的悟性，又把握了对仗的一些基本技巧。因此，我以为只要肯下苦功夫，人人都可以写出对仗工整的诗词来。比如《七律.登牡丹峰》：“幽独兰花林迹隐，妖娆野杏俏崖端。一泓碧水纯能饮，满目青峰翠可餐。诗火趁情添浓兴，笙歌侑酒佐清欢。松风淡月忘归晚，恣墨骋怀意未阑。”再比如《答刘、丁二长君》：“八月丹江花正好，秋归大地草还薰。闲拈墨笔成新咏，忙趁诗心拜长君。微酒浓情融朗月，殷言切语轻云。仁风侠骨高可仰，北叟南翁书剑芬。”其中的对仗都是比较工整的。
清朝诗人赵翼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诗词的恒久魅力就在于创新，而这种创新应该是与时代同步的。当代著名诗人、学者周笃文强调当代格律诗词创作要“激活传统，继雅开新”，而我认为要创新的不是形式，而是题材内容。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有诗味的，但我们的绝大多数生活经历和现代意象都是可以入诗的，即苏轼主张的“无事无意不可入诗”，用现代有而古代没有的意象写诗词似乎更容易创新，而不能抱着食古不化的态度。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要想让格律诗词真正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就必须突破诗词传统题材的樊篱，自由吟咏性情。
参考文献：
[1]程郁缀《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之刍议》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9.8.
[2]周笃文《平仄，诗词形式美之奇妙魔方（上）》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9月27日.
作者简介：单秀凤，女，1963年出生，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古典诗词吟诵与创作。
绝句的诗意篇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
1、赋得：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例在题目上加“赋得”二字
2、离离：形容野草茂盛，长长下垂的叶子随风摇摆的样子
3、枯：枯萎
4、荣：繁荣茂盛
【译文】
草原上的野草长得很旺，每年都会经历枯萎和繁荣的过程。野火也无法将它烧尽，春风一吹，它又生长了出来。野草的香味远远传来，阳光下，翠绿的野草通向那荒凉的城镇。又送走了亲密的好朋友，这繁茂的草儿也充满着离别之情。
【鉴赏】
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离离”）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么！“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实未见得。
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而刘句命意虽似，而韵味不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
如果说这两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芳”、“睛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芳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见。“侵”、“接”二字继“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极切。虽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蛬鸣古堑，残日照荒台”僧古怀《原上秋草》的秋原，就显得生气勃勃。
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呵。“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泛指行者。“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啊！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
全诗措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成名作。此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诗的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侧重表现其共时之美。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人教版小学课本中的古诗《草》选取的是该诗前四小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