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学篇1
关键词 行政法 行政伦理 协同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行政伦理和行政法是当代伦理学和法学研究中的热点。行政与伦理和法律交叉融合分别衍生出了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因此，行政被认为是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共同的基础。行政伦理和行政法的近缘性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在现实中，二者不仅在行政实践中被割裂开来，而且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被割裂甚至对立起来。重法律、轻道德的教育在高校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中并不罕见。在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培养中，加强和改善行政伦理与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的协调，是培养未来公共管理人才的必然要求。
本文在对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开设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两门课“协同教学”的新思维，并就协同教学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行政法学、行政伦理课程开设情况
依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2007-2009年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排名，选取了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参评的44所高校，通过访问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网站来获得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专业简介等，调查了行政法学、行政伦理（或行政道德）两门课程开设情况。在44所高校中，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并未开设本科，因此没有纳入研究范围。
在40所高校中，开设行政法学（或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与政府）的院校共有33所院校，占调查总数的82.5%。仅有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所院校没有开设此门课程。在开设该门课程的院校中，大部分将其列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仅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及潍坊医学院2所学校将其归为专业选修课。
40所高校的公共管理类院系行政伦理开课率偏低，仅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1所学校开设这门课程，仅占调查总数的26.8%，并且11所院校均将其归为专业选修课。
行政法学在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中开课率较高，这与我国日益推进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但同时行政伦理课程开课率偏低，这种重法制而轻伦理的本科教育理念对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培养将是极其有害的，不利于解决学生在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培养既懂法、守法又遵从行政伦理、拥有较高道德水平的21世纪管理者。
2关于行政法学与伦理学课程教学协同化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本科生开设了行政法学和伦理学（而非行政伦理）课程。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试图了解行政法学以及伦理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以及学生对两门课程协同化教学的态度。本次调查对象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和2007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发放问卷41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1份。
调查发现，48.8%的学生同意“教师在上伦理学课程时有考虑到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并不是泛泛而谈”，43.9%的学生同意“教师在上伦理学课程时有穿插与行政法学相关的内容”以及43.9%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行政法学课程时有穿插行政伦理相关内容”。这说明，两门课在实际教学上存在一定的协作。
36.8%的学生表示“伦理学与行政法学所教授的不同价值观会让我感到困惑”；29.3%的学生认为“伦理学与行政法学两门课程的教学是完全脱节”。可见，由于两门课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不少学生的疑惑。
65.9%的学生认为“如果伦理学在授课中配合行政法学课程的内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以及75.6%的学生同意“如果行政法学在授课中配合伦理学课程的内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说明学生希望两门课程能够实现更好的协同。
3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教学协同化的实现途径
两门不同的学科（法学与伦理学）究竟有没有可能为了一个共同的培养目标而相互协同？如果能，其协同的具体措施和形式是什么？我们提出了教学改革思路，并在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初步付诸实践。实践途径可概括为“三同三共”方案，即，同一个教师团队、同一个学生班级，同一个开课学期、共享教学案例库、共享公共管理理念、共同开展课程实习。整体思路是：协同不一定要全部在课堂内完成，而主要靠（教师+学生）=团队协同，（课内+课外）=时间协同，（理论+案例）=内容协同。
具体方案如下：其一，培养计划的修订。基于广泛调研，并咨询专家意见，建议公共管理学院所有本科专业开设行政伦理，作为专业基础必修课，学时为32学时，2学分。同时开设行政法学课程，学时为48学时，3学分。两门课程开课学期及班级实现同步，以利于协同教学。其二，教学团队的组建。行政法学课程组与行政伦理课程组共同组成协同教学团队，实现集体备课，共同开展教学研究。其三，课堂教学协同化。两门课分别在教学进度计划中将协同的课次、内容列明。两门课均单设三次以上的案例讨论课，由两门课的教师共同参与主持。其四，课下实践协同化。两门课共同组织课外1~2次实践教学，包括采访政府公务员、旁听行政诉讼法庭辩论等。其五，案例库建设。在原有两门课案例素材的基础上，编写行政法治与行政伦理案例汇编，作为辅助讲义，条件成熟的时候正式出版。其六，第二课堂活动。面向公共管理学院全体学生推出“影像中的行政法治与行政伦理”系列活动，通过看电影、专家点评的形式，引导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思考行政法治与行政伦理的问题。
行政伦理学篇2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涵义
(一)工具理性的涵义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率先提出并详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界定与差异。他认为，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观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2]公共行政学中的工具理性取向主张“按照企业管理的原则与价值取向来对公共组织进行管理，试图通过科学化、技术化的管理来实现政府目标，效率中心、技术至上、价值中立是其核心内容。[3]工具理性可以分为成本理性和收益理性。“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密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的最大化”[4]是工具理性取向的目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中工具理性取向的代表流派，公共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是这一取向的创立者。
(2)价值理性的涵义
马克思韦伯认为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自身价值，无关于能否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定的行动。”[]简言之，“价值理性注重信仰和理念，要求所追求的目标必须符合某种伦理道德或者人类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6]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取向“把公共行政理解为通过不断地向公众传播和灌输公共精神以培养公民资格的过程，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7]公共精神的内容主要有公平、民主和公民权等。价值理性取向“强调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政府官员的回应性、民主行政、公民参与和社区自治等基本价值。”[8]新公共行政理论、弗吉尼亚工学院重建学派(黑堡学派)、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中价值理性取向的代表流派，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是这一取向的创立者。
(一)iR模式主导时期的西方行政伦理学发展脉络
总体而言，这一段时期的西方行政伦理学仅停留在表面分析阶段：尚无学者对行政伦理的研究兴趣深入持久并进而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没有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面世;没有召开过关于行政伦理学的专门学术会议;没有高等院校开设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专门课程。
行政伦理学在这一时期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政治行政两分法学派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对后者而言，所谓的行政道德说到底只不过是服从命令，照章办事而已。，m]其二，行政原则学派认为，遵从上级指示、注重效率并认真办事就是行政官员的道德要求。这两大学派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具有重大影响力，其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行政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并决定了工具理性模式在行政伦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这两大学派的主张促使行政学者思考：行政官员应该怎样做才算符合公众利益?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西方行政学者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其一是官僚责任派，关注政府官僚部门的责任感，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奇、范纳、凯登和库珀等等;其二是组织人本主义派，关注政府部门中组织人本主义的重要性，代表人物是福莱特和丹哈特等等。
(3)奠基时期(20世纪3060年代)
19351941年，美国行政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行政伦理的论战，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奇和范纳，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保证行政官员操守的途径。这场论战使行政学界对行政官员的责任及其制约的关注度得以提高，使学界、政界和公众对行政伦理的重视度得以加强，实质上催生了西方行政伦理学。高斯、怀特和迪茂克则在《行政学的意义与范围》、《公共行政的责任》和《裁量权在现代行政中的角色》等文章中“肯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并提出了行政人的裁量性判决应对谁和对什么负责的问题。，15]维恩李斯在《道德和行政裁决》一文中“不但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环节行政裁决上，而且更强调了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和公共行政中价值观的不可忽视性。，16]罗伯特达尔在《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中指出传统公共行政学遇到三个难题，他的批判为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与系统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后至20世纪60年代，行政伦理学领域的主要文献有：保罗阿普尔比的《通向更好的公共行政》、弗瑞兹马克斯的《行政伦理和法治》和阿普尔比的《民主政府的行政和道德》、
斯蒂芬贝利的《伦理与公共服务》、罗伯特戈兰姆比乌斯基的《组织作为一个道德问题》和《人，管理和道义：走向新的组织伦理》等等。
总体而言，20世纪30—60年代，西方行政学界开始有一批学者提高对行政伦理学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分别于1952年、1959年和1963年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行政伦理学专题研讨会。行政伦理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为行政伦理学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该时期的研究依然显得不够系统、稳定，没有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出版面世;没有高等院校开设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专门课程。工具理性模式在该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某些学者的观点已倾向于倡导价值理性模式，但未能在短期内发展为完备的价值理性模式。这一状况直到1968年新公共行政学派创立之后才得以改变。
(二)iR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之前，工具理性模式在西方行政伦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0世纪70年代之前，工具理性取向在公共行政学(行政伦理学的源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导致该取向在行政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原因如下：
外部控制理论的影响。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三大基础理论(政治行政二分法、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都关注对政府官员的外部控制而忽视个体美德。主张对政府官员进行外在的政治控制;下级应该受到上级的绝对控制并绝对服从上级;个体美德应该从属于组织的外部控制。三大基础理论对外部控制理论的倡导使价值理性取向难以在西方行政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实证主义研究的影响。实证主义研究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大行其道，众多学者倡导效率主义，关注行政的“可行性”研究。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奉行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原则、行政与伦理二分模式。“理论研究者们热衷于把行政活动归于科学的事实领域，而认为伦理学属于价值领域，两者无法建立起内在关联。，17]“实然”的事实问题是行政实践与理论的关注点，“应然”的价值问题被忽视。
官僚制理论对工具理性取向的倡导。韦伯在其官僚制理论中把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科学精神相符，在官僚制中应该摒弃价值理性的因素，应该依据科学性、技术性、逻辑性等原则、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构建官僚制，其倡导工具理性取向对工具理性模式在西方行政伦理学发展初期占据主导地位有重要影响。
三、行政伦理学中的VR模式
行政伦理学中的价值理性模式(ValueRationalitymode)可以简称为VR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取代工具理性模式成为行政伦理学中的主导模式。1968年，新公共行政学派建立，该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进行批判，其观点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倡导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主义”截然相反，引发新一轮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推动价值理性取向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取得主导地位。20世纪60、0年代，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过程中引发一系列伦理困境(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等)，引发学者思考行政权力腐败和公务员的伦理价值等问题。在这两大背景下，行政伦理的研究开始取得长足进展，西方行政伦理学进入发展时期。
(一)VR模式主导时期的西方行政伦理学发展脉络
斯科特和哈特在《公共行政危机》一文中“主张把伦理学和公共行政结合起来，但他们已不再提倡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或者前一时期人们谈论的各种浅层次的道德规范，而是转向了哲学的沉思。”[18]德怀特沃尔多在《公共道德的反思》一文中对“水门事件”进行了分析。特里库珀是这一时期西方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于1982年出版《行政伦理学》一书，“试图通过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中的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冲突问题的大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出通向行政伦理学的一种‘设计的方法'”[19]此外，还出版了《公共行政中的公民伦理》《行政伦理学手册》。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行政伦理学的特征如下：首先，有一批学者对行政伦理的研究兴趣深入持久，并进而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如凯登、库珀和马国泉等;其次，有一批以行政伦理为专题的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不断地出版面世。除前述著述之外，《公共廉政年鉴》于1996年创刊，1998年改名为《公共廉政》，该刊的创刊与发展是行政伦理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再次，行政伦理学专门学术会议持续召开，如：美国行政协会(aSpa)分别于1974、1976、1978、1980、988和1990年召开了有关行政伦理的讨论会。1989年，aSpa在华盛顿召开第一届“全国行政伦理学大会”。1991年，第一届“政府伦理研究大会”在犹他州帕克城召开。1995年，全国伦理学与价值观研讨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公共行政学院召开;最后，众多高等院校开设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专门课程，如1989年，全国公共事务和行政研究院所联合会(naSpaa)”制定mpa课程标准，要求把行政伦理学作为必修课程，推进了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可见，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构建和完善的。
(二)VR模式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价值理性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取代工具理性模式成为行政伦理学中的主导模式的主要原因是：
1.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影响
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创立促使众多行政学者对公共行政学领域中新的价值定位(社会公平)的可能性进行思索、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伦理思考。该学派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社会公平，但并未忽视效率理念。他们认为：公共行政是政府理论与管理理论的结合，相比之下，前者注重社会公平，后者注重经济和效率。行政人员应该用效率作为手段实现社会公平这一目的。可见，该学派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效率至上”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公平理论，促使价值理性取向在公共行政学和西方行政伦理学领域中成为主导取向。
2.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意识的增强。
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西方国家面临伦理困境进行反思：当上级命令与公共利益冲突时该如何选择?这种思索促使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不断增强，维护公共利益”、“坚持社会公平与正义”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主导理念，这种改变为公共行政学领域和行政伦理学领域的主导理性模式的变更创造了条件。
3.对传统公共行政学三大基础理论的批判。
其一，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斯科特和哈特于1973年发表《公共行政危机》一文批判实证主义研究，他们倡导用伦理视角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对行政组织和公务员的价值观进行审视。其二，对官僚制的批判。官僚制片面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过分施行“非人格化”使行政人员异化。另一方面，封闭、保守、呆板的官僚制难以适用于信息资源丰富、快速变化、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社会。这两方面受到某些学者的批判。其三，对效率至上主义的批判。这实质上是对泰罗制的批判。
四、R模式与VR模式的融合
自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奠基时期以来，其内部的iR模式与VR模式一直在相互冲突，20世纪末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部分学者开始探讨两种模式的融合途径，西方行政伦理学进入融合时期。目前，主要的融合途径有三种：政治伦理视角下的融合，“D模式”的融合与“e模式”的融合。以下将简介这三种融合途径并阐释本研究的iR模式与VR模式融合途径。
(一)政治伦理视角下的融合
1989年，凯丝瑞丹哈特和卡纯在《理想的管理：伦理学的政治前景》一文指出：官僚理念和民主理念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共行政精神要素，民主理念关注个体权利、平等、公平、自由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官僚理念是工具性的，关注程序、手段：有效率、经济、标准化、等级权威结构、职责体制、无偏私、应用程序等。”[20]工具理性是手段，价值理性是目的。他们主张在政治伦理视角下实现工具理性模式和价值理性模式的融合：这一视角与民主理念的实现是相联系的，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公共行政伦理，这是一个能加速民主与官僚理念融合的方式，从而为行政的政治提供伦理指导。”[21]行政人员在行政体系中，应该将官僚理念作为工具和手段，通过对效率和标准化等价值的追求，保证民主理念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等等价值的实现。
(二)“D模式”的行政伦理解释方式
伯克(Burke)在《行政伦理学和民主理论》一文中探讨了“D模式”的行政伦理解释方式，试图找到行政伦理学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途径。其研究重点是：民主政治的内涵、官僚制在民主政治秩序中的定位、行政人员在组织结构内的角色定位。他阐释了民主制与伦理的关系，并指出存在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在于：同一情境下，行政人员的角色因不同的民主理论而不同。“因而，伯克解决此问题的方式是分别考察：古典民主理论，律法主义、多元主义与参与进路、民主责任、宪法启示这些理论中的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变化与行政伦理定位。”22]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之后，伯克指出，行政人员的个体价值取向应该与民主政府的目标协调一致，民主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民主责任的话语重点在于关注行政管理者角色的官僚性质以及它在民主框架内的定位。”[23]探究“民主制的特点与行政人员的义务和角色密切相关”这一命题时，需要考虑“民主责任”问题。
(三)“e模式”的行政伦理解释方式
2005年，杨开锋与候泽在《再次接近政治行政二分法及其对行政伦理学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e模式”的行政伦理解释方式，试图找到行政伦理学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途径。他们认为官僚精神和民主精神并非绝对二分，官僚价值并不等同行政价值，行政效率同样能够通过参与制、放权和自我管理等行政伦理中的“高道路”实现。“官僚价值的内容能够扩充到包括民主价值在内。通过重建一个公共哲学与公民精神，公共行政能够加强民主制。”24]他们主张通过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构建公民精神和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促使行政人员关注社会问题、
2.iR模式与VR模式融合的途径
实现公共价值管理范式(pVm范式)的基本主张能够较好地实现iR模式与VR模式的融合。公共价值管理范式的基本主张及实现后的成效如下：
(1)对集体偏好的关注。政府应该对公民的集体偏好进行回应，而非对“顾客”进行回应;创造公共价值的基础是基于政治协商的、集体性的偏好表达。公民可以视为关注自己支付的税赋被如何使用的股东;公民通过投票箱、真正的参与、咨询和调查等方式来促进他们的税赋得到有效合理的使用。
行政伦理学篇3
关键词：行政伦理；行政伦理研究；公共性；美德伦理；规范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106-06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转型期，这一处境反映到学术研究领域，使得建构在历史和经验向度的“价值选择”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哲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学者们针对行政伦理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通过CSSCi数据库检索2000年以来以“行政伦理”为篇名的文献，从背景、内核、属性、主要论域及研究展望等方面，对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一，从历史背景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源远流长，这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土壤和价值要素。早在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倡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并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充满了朴素行政伦理的火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传统行政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根源与基础。随后，儒墨道法相继嬗替的博弈形塑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主流与边缘之态势[1]。中国丰厚的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为现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了基础，在适当的契机可以顺势开出现代行政伦理之花。
第二，从现实背景看，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型构了行政伦理研究的现实境遇。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受到了极大冲击，与之相应的行政伦理体系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现代行政的需求，因此，新世纪以来，为了引导对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治理，中国理论界广泛开展了对行政伦理的研究。
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铺垫与支持，行政伦理问题的严峻现实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现实动力，加之近年来学界逐渐形成的有利的研究氛围，促使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呈现勃兴之势。
二、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公共性
价值向度的行政伦理通过行政价值的内化起着提高行政人员道德水平、规范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的作用。作为公务人员在行政实践中的道德追求，行政伦理价值具有重要的评价和导向功能。顺理成章地，行政伦理价值便成为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行政实践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活动，这一复杂性决定行政伦理价值并非是一种单一价值，而是多种价值构成的有机体系，表现为诸如“公正和正义的结合”[2]、“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3]等。但是，这种宏观勾勒式的描述只能为我们展现大致的轮廓，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需要从伦理价值体系的内核入手。不少学者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有些学者认为“勤政”是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之间，因为行政伦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我们只能在某一视角范围内肯定公平优先而在另一视角范围内肯定效率优先”[5]。然而，勤政仅仅是行政人员应当遵循的一种具体法则，并不能指导复杂的行政伦理实践，特别是当行政人员面临激烈的伦理冲突时，作为价值核心的“勤政”往往应对无力。而如果将行政伦理价值核心置于“公平”与“效率”之间，则往往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特别是当二者产生冲突时，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更是严峻的考验。
结合理论文献和社会现实来看，中国行政伦理体系实际上是围绕着“公共性”这一内核生长起来的。公共性是行政体系合法性的来源和行政活动正当性的依据，嵌含在每一项现代行政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行政活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行政制度的“公共性”是在其本身建构和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是“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以及同作为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之间关系的研究”[6]，并实际上成了现代行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指向。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现代行政所承载的这种“公共性”必然内化为行政伦理要求，并成为统领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
价值核心内含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本质，明示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定位，指引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方向。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正是围绕着“公共性”这一价值核心构建起了庞大的学术图景，为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技术上的支持。
三、行政伦理的价值属性：美德伦理抑或规范伦理
人的伦理道德生活是由元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三个层次构成的综合系统，不同层次的伦理形态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对道德认知和动机的看法也不同。一般而言，元伦理涉及的是终极信仰和道德形而上的议题，行政伦理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那么，行政伦理的属性究竟是美德伦理还是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学与道德伦理学之分，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的中心：前者以‘我应该做什么’为中心；后者以‘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为中心。”[7]（p4）换言之，规范伦理追求从制度和规范的维度解决伦理问题，而美德伦理强调从个人的道德心性方面解决伦理问题。沿着这个逻辑，我们的疑问就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行政伦理是依靠制度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还是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来引导其自身的行为？
如果行政伦理是一种美德伦理，那么就可以借助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超越官僚制的弊病，从根本上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平与正义。中国传统行政伦理追求和崇尚的“内圣外王”模式正是将行政伦理视为美德伦理的典范。如果将行政伦理视为美德伦理，那么行政伦理建设就应该走“内在化”的道路，致力于提高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水平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养，最终实现行政公平和公共利益。有些学者提出的“建立行政伦理价值观与社会成员价值观之间的灵活调适机制”[8]、“行政人的活动是一种德性实践”[9]等观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但从实践来看，在政治科学中，“‘社会人的设定’、‘人的权力’、‘理性的限度’等理论为制度设计存在着的诸如‘权力会被滥用’等作了各种前在的预设”[10]，如果过分相信人的道德素质，放弃制度的约束，行政伦理建设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行政伦理是一种规范伦理，那么就需要通过外在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把行政伦理当作一种美德伦理有悖逻辑，而且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性和脆弱性[11]。因此，只有将行政伦理的属性明确为规范伦理，才能检讨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沦为空谈的理由，并对当代行政伦理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将行政伦理视为规范伦理，那么行政伦理建设就应该走“外在化”的道路，即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引导行政人员的行为，以实现行政公平和公共利益，如李沫阐述的“行政伦理法典化的运作构想”[12]，丁成际提出的“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与利益保障机制”[13]等观点。但是，反过来说，行政伦理本身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中的价值选择，如果单靠外在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道德法则，其效果必定堪忧。
事实上，我们讨论行政伦理属性的目的并非是要以规范伦理否定美德伦理或以美德伦理否定规范伦理。这两种属性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表达了良好道德秩序建构和传承所需要的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14]。在行政实践和行政伦理的建构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行政伦理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四、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论域
（一）行政伦理困境：利益指向与效忠对象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常常遇到的问题并非是“我该不该做出正确的行为”，而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人员必须在“两种以上行为之间进行选择，而每一种行为均有其价值标准予以支持”[15]。这种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伦理困境。处于伦理困境中的行政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出负责任的行为选择？
这一问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有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思考的[16]（pp281286），有从冲突角度加以审视的[17]，也有从终极善的冲突和基本价值的矛盾方面进行阐述的[18]。这些研究虽然庞杂，但若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行政伦理困境实际上指向两个关键性的抉择。
第一，行政人员要追求何种利益？这要从行政人员自身的角色定位谈起。行政人员既扮演着“公务员”的角色，也扮演着“公民”的角色，如何调和这两种角色以及角色背后的利益诉求（在现实中，这两种利益诉求可能是矛盾甚至对立的），成为行政人员必须面对的难题。行政人员如果缺乏正确的道德意识，可能会为了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偏离“行政人”的要求，违背应当履行的职责，淡化甚至牺牲公共利益[19]。退一步讲，即便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先，伦理困境依旧存在，例如“在资源分配的公共行政过程中，如何公正而合理地分配资源，对行政人员来说就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选择”[15]。
第二，行政人员要效忠何种对象？效忠行政组织是行政体制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是行政人员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行政组织的一分子，行政人员又必须效忠于行政组织所效忠的对象，即人民。这种效忠对象的二重性蕴含着冲突的可能。当行政组织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存在偏差时，效忠组织的要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就会对行政人员进行道德拷问。从理论上看，行政体制必须效忠公共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先。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由于前者的道德约束力和激励机制强大而具体，而后者却往往是模糊而缺乏硬性约束的，此时，行政官员就可能为了组织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20]。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
（二）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与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上是行政权力的异化，指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罔顾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损害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行为。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利益结构的重组，导致行政实践中的伦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引导行政伦理、规避伦理失范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
第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本质是行政主体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多种多样，肖勇将其归结为八种类型：经商型、权力寻租型、公款公贿型、贪污腐化型、卖官鬻爵型、渎职型、泄密型、隐匿财产型[21]；高中义、高伟认为行政伦理失范表现在利益倒错、权力角逐、权力扩张、欺下瞒上、任人唯亲五个方面[22]；还有学者运用统计工具，借由行政伦理观调查来反映行政伦理失范的现状[23]。但是，无论表象如何，其本质是一致的，即行政主体放弃或者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运用“公共”的权力谋求“非公共”的利益。
第二，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在于个体道德的缺位和制度监督的缺位。从个体层面来讲，行政人员的道德缺位是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的关键。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主体的角色表现出不稳定性”[24]；“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角色冲突”[13]直接引发了行政伦理失范。从制度层面来讲，现行监督制度没有切实发挥作用，为行政伦理失范提供了可能，具体表现在“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执行不力、奖惩机制不对等、监控不严”[8]，“权力约束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存在问题”[25]等方面。个体道德的缺位和制度监督的缺位其实也就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一系列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三）行政伦理建设：三种典型模式
行政伦理建设是应对行政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至关重要。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学界系统地阐述了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并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第一，逻辑导向型。这种观点将行政伦理视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这样，行政伦理建设自然就包含了两重逻辑。行政伦理蕴含着“整体的制度规范维度”与“个体的自觉约束维度”，二者的结合体现出“道德他律与自律、外在与内在、硬化与软化、社会约束与自我约束的关系”[26]。具体而言，就是“依靠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通过个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来解决社会中的伦理问题”[27]。此外，还有学者将制度伦理进一步细分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维度[28]，既强调制度的伦理价值，又凸显价值的制度取向。这种分析条理清晰、逻辑明确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日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结构导向型。这种观点将行政伦理视为一个多维结构，这样，行政伦理的建设自然就是一个多维过程。如董建新提出要从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建构行政伦理[29]；王云萍提出要从公共政策伦理、公共组织伦理及公共行政人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建构行政伦理[30]等。但是，这类划分方式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操作困境，另外，在能否保证逻辑上的互斥和范围上的穷尽方面也有待商榷。
第三，问题导向型。这种观点认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落实到行政实践中，主张要以问题为导向。如彭未名、丁辉霞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将行政伦理构建的路径归结为“服务理念-角色定位-行为模式-制度内化”[31]；向波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入手，将行政伦理构建的路径归结为“制度约束、张扬‘公共人’特性和责任意识的觉醒”[32]等。这类观点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实现行政伦理与现实环境的合理对接。
（四）行政伦理法制化：可能与限度
有学者认为，将行政伦理建构在行政人员的自律上，往往无异于“空中楼阁”，公权道德化、公权伦理化的观点是受到质疑的[33]；有学者明确提出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措施[34]。这些研究都肯定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重要意义，其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针对行政伦理能否立法这一问题，有学者曾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行政伦理规范一旦上位为法律规范，就会失去道德约束的意义，伦理规范就不再具有道德性而呈法律性[11]。但从实践来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伦理规范都能够上升为法律规范；其次，即便在上升为法律规范的伦理规范中，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底线原则、非心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权责同一原则”[35]等。这些原则为行政伦理法制化构筑了边界，保证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良性运行。
当学界在欢呼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时候，有些学者则忧心地指出这一进程可能存在着的过度化倾向，重法制、轻德性也可能带来严峻的问题。法制化确实可以成为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绝不能成为行政伦理重制度、轻德性的充分理由。法制同样并非尽善尽美、无所不能。基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要改变“伦理-制度-法制”的思维方式和建设路径，提倡“制度（法制）-责任意识-伦理自主”[36]的逆向思维，将伦理自主作为终极目标。这类观点也应当得到关注。
当然，无论争论如何，行政伦理法制化对于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未来的行政实践中，进一步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应当是题中之义。
五、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学科体系日趋完善，研究广度和深度日趋扩展，在实践领域的价值也日益凸显。但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里提出几个可能的方向。
（一）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后现论可能带来的突破
从已有研究来看，传统行政伦理和现代行政伦理都试图构建自己的范式，并借此厘清理论、指导实践。但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这种思维模式遭遇了不小的挫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转而寻求思维方式的突破。后现论的逐渐兴起和扩散渗透到公共行政实践中，为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转变揭示出某种图景。后现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通过对传统的怀疑和对现代的批判，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有可能突破现有困境，实现良好的公共行政。从另一个方面说，后现论推崇对话和沟通，反映出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实现了不同观点间的互动，主体与主体间、主体与客体间形成了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建构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行政伦理价值或许会为行政体系带来新的改变，这一点值得引起关注。
（二）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
回顾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发现，大部分研究采用了单一学科的方法，突出价值判断。但行政伦理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领域，既直接涉及行政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也间接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正是由于涉及学科的复杂性，行政伦理研究需要“用‘全学科’的方法研究行政伦理问题”[37]。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使用社会学或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审视行政伦理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长远来看，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是行政伦理研究的必然趋势。
（三）在研究视角上，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
纵观过去十几年的行政伦理研究，核心在于专注构建行政伦理的概念、体系等学科层面的整体性架构。应当说，这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理论贡献毋庸置疑。但是，“一旦某个学科有了制度，那么在某个专题上，甚至在知识的推展上，并不需要才气，或者天分，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就可以了。”[38]（p72）当行政伦理研究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过度重视学科导向反而限制了行政伦理研究的发展。可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在最近几年，关注时展中展现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势所趋。这种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必将引导行政伦理研究走向深化、细化、具体化。
参考文献：
[1]高振杨，刘祖云.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2]罗德刚.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公正和正义[J].社会科学研究，2002，（3）.
[3]曾盛聪.论行政伦理的价值――21世纪初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势下的阐释[J].道德与文明，2007，（3）.
行政伦理学篇4
关键词：行政伦理失范；发生机制；治理之道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66-02
后工业时代的浪潮带着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席卷整个地球，管理主义的价值迷思使得行政领域出现大断裂之势。对于我国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及治理之道的相关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一、行政伦理失范问题概述
（一）大断裂：基于后工业时代的向度
过去大半个世纪中，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逐渐完成了向“信息社会”或“后工业时代”的转变。阿尔文・托夫勒将这一转变称为“第三次浪潮”。
回溯三次浪潮，其演变遵循“权力意志――法的精神――理精神”的历史图式。古希腊的哲学运动、中国的“百家争鸣”等提出权治体系；欧洲思想解放运动提倡人的基本权利；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历程，伦理精神燃起星星之火，旨在呼唤服务与合作等价值理性的回归。
从20世纪6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状况严重恶化。暴力犯罪上升、社会秩序崩坏、社会不稳定加剧，这些变化在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被提及，并宣称这是工业时代社会价值的大断裂。
（二）我国的行政生态
改革开放后行政生态日新月异，我国政府必须面对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面对后工业化。丛日云从中外伦理学比较的视角提出，中国式的公民文化不同于西方，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偏重集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
基于当前社会的行政生态，如梁治平在《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中所言，“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我们自己，又以自己独特的经验去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的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
（三）行政伦理失范概念界定及研究综述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的价值规范，旨在构建人类判断及评价行政行为、组织管理、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的是非善恶标准，促成某种价值优先，并由此形成某种公共管理秩序。
当今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导致行政主体遭遇角色冲突，从而造成秩序的紊乱或缺失，即行政伦理失范。我国学者丁成际意识到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趋利化，他将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概括为：行政权力寻租普遍化与政府信用缺失经常化。程建荣进一步细化为：权力异化、地方主义、暴力行政、行政不作为以及行政成本过高。
尽管国内行政伦理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初步形成了我国行政伦理研究的三大问题群系：一是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对行政伦理的界定、框架体系等问题的探讨；二是有关行政价值问题的研究；三是对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发掘以及西方行政伦理的借鉴。目前我国行政伦理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关的基础和实用研究缺乏深度和实效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处于争论和探索阶段等。
行政伦理学研究大致有两种途径：描述（或认知）性的和评价（规范）性的。对于前者，主要任务在于剖析与揭示伦理推理根据、过程和主张；后者则重视对现有政策价值基础的批判和改进。
我国既有的研究主要是规范性研究，“道德哲学胜过和遮蔽了客观的描写和说明。”若无深厚的理论功底，人文式的行政伦理学研究将沦为空洞的说教、肤浅的评价和武断的抉择。本土化的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后工业时代背景与我国行政生态的深入观察和分析之中。
二、行政伦理失范问题发生机理
（一）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
教军章提出，行政伦理包含整体的制度规范维度与个体的自觉维度，分别体现了行政主体活动的本体性与价值性以及主客观的统一。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体现了法、道德与伦理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的发展是由抽象法到道德，再到伦理阶段。抽象法是自由意志的初级阶段，道德是主观意志的内在法，而伦理是抽象与道德的统一。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成为我国学者关于行政伦理失范问题发生机理及治理之道的两个重要的研究维度。
（二）行政伦理困境
行政伦理困境即行政价值冲突，是指两种或多种行政价值观念或实践不仅不相容而且从道德上不宜厚此薄彼，又称为行政伦理两难。据笔者的认识，行政伦理困境现阶段于我们而言是必然存在且难以解决的难题，一方面矛盾的冲突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伦理的指标难以量化。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体差异性导致行政良心等主观因素难以快速普及，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做到形式上的细致入微、鞭辟入里。
（三）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之原因透析
丁成际认为造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行政人员的责任只在于遵循工具理性去执行国家意志，但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一员，当团体与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公民负责成为其棘手的两难问题。二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行政人员是“经济人”，会按照成本――收益的原则促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寻租行为，从而造成行政伦理失范。三是监督及制约机制缺失。
李春成基于赛亚・柏林对传统哲学的反对提及“终极善的冲突”。传统哲学认为所有善和谐共存且相互包容。但柏林认为，善与善之间不可相容，人类无法逃避选择。李春成还提及“资源限制、规范竞合、主体因素”等三项直接原因。其中，规范竞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规范的构成要件（如指涉对象、价值主张等）存在全部或部分重合的情况。根据竞合的逻辑关系，规范竞和分为相容的竞合和不相容的竞合。不相容的竞合导致行政伦理困境。
中外无数学者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角度讨论了行政伦理两难的原因。基本共识是，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共时性存在的道德价值多元化，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矛盾化、道德评价多元化、社会道德控制机制缺乏秩序化基础、道德教育缺乏统合力，并由此决定了现代社会道德冲突和伦理两难的不可避免。
三、行政伦理失范问题治理之道
（一）重建：基于治理与善治的向度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库依曼和范・弗利埃特认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而是需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进行互动。
治理的出F，弥补和改善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治理本身也会由于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的矛盾造成失灵。因而，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引论》一文中强调了善治的概念，即：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强调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状态。
因此，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必须注重价值理性，将公益责任作为衡量治理工具的重要指标，将伦理引入政府治理之中。“伦理远不是治理这块蛋糕上的一点樱桃，而是治理不可分的部分”。
（二）内部强化路径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中说，德性不同于智性，它要通过习惯和重复才能获得，以致最初不受欢迎的活动最终变得受欢迎或者多少不那么招人反感。社会化过程通过仪式化而得以增强。
弗雷德里克森也同样认为公共管理不仅是一门职业，更是一种信念。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有过如下的表述，“作为一个理想的公共管理者，应当有公共精神、公平感、乐善好施、爱国主义等道德情感。”
现代学者程建荣认为良性的行政伦理利益观要求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找寻个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点。R・J・斯蒂尔曼同样表示，公务员的行政艺术就是将个人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反之，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利益纳入行政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担负公共服务的。
因此，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行政人员需要树立合理的行政伦理观，充分发挥行政良心的作用。从而达到内部强化的功能。
（三）外部控制路径
非正式规范和价值将随着时间推移被理性的、正式的法律和规则所取代，这一直被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柱之一。自“水门事件”起，行政伦理立法刻不容缓。1978年，《政府伦理法案》――第一部有关行政伦理的法案在美国诞生，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伦理要求。
基于制度层面，我国对于公务员的行政伦理规范也做出了许多规定。例如《关于党政人员国内收礼登记制度的规定》《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丁成际从形而下的层面提出，需要建立行政伦理法与行政伦理监督体系。具体而言，要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将道德伦理问题纳入绩效考核之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舆论监督。此外，构建利益保障机制以及行政伦理道德代价补偿机制等。
对此，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思想与其不谋而合。他对于腐败的动机给出如下公式：“腐败的动机=（贿赂所得―道德代价―查处概率―所受制裁）>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感”。
我国学者马智博认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政府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快健全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伦理教育，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是有效治理行政失范行为的可行性措施。
基于实践的角度，西方多数发达国家拥有独立的伦理监督机构。如美国的道德办公室，旨在预防和调节政府官员间的利益冲突；加拿大的道德咨询办公室，针对本国政府官员以及私营部门和外国政府的咨询，给出相关意见与建议。鉴于此，我国可以尝试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不同等级的“行政伦理委员会”，相对独立且不受同级政府机关的限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对我国的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仅对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以奠定学科的深厚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回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如何继承中国传统行政中的优秀道德资源并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如何提高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如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使道德与法治共同发挥作用，如何借鉴西方的行政伦理建设的有益做法，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政伦理之中等等。我国行政伦理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郭小聪，聂勇浩.行政伦理：降低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J].中山大学学报，2003（1）.
行政伦理学篇5
关键词：法制建设；行政伦理；体制；行政伦理规范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构件等方面的道德伦理建设对我国的建设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和完善是必须首要着手解决的大问题。然而，行败和行政伦理缺失规范以及行政执行失衡等现象还普遍存在于我国大部分行政人员身上，从而延伸出很多社会问题。从现实角度来说，由于我国对行政伦理及法制建设的投入和力度不够，才导致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伦理道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先进与否，也是制度在国家能够无误运行的阳光和土壤。所以，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研究，是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行政伦理的规范
伦理一词原意是源自古希腊语的ethika，原意是指动物经常进出的地方或久居的地点。后来又代指人的习俗和习惯，或者由风俗习惯养成的品行性格。因此，“伦理”主要是指人的行为的具体规范和原则。行政伦理又称行政道德，它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是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行政伦理法制化则是把行政主体必须遵守的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使行政伦理同法律一般，在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和执行上有等同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力度
加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力度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规范的必然选择。对于在社会交际中的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从古至今在一切社会文明中都被赋予了强制性。然而这些道德准则的约束力，是通过将其转变成法律法规来实现的。因此，在我国行政伦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伦理规范也必须上升为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规范行政秩序，才能对行政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管和督促，进而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而行政伦理规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步，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还不足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所平衡。所以在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上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与不足。
1.与行政伦理的相关的系列尚未上升为法律效力。就目前而言，我国宪法仅在宏观角度上规定了我国行政机关、行政人员和人民的关系，而没有更详细的规范行政伦理在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所起的监管和约束作用。如若我国宪法在对行政主体腐败或行政行为规范上有明确性的规定，那么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和执法程序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也对我国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起到了积极效应。所以，当前我国明文规定的法律在对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相关方面还有所缺失，而这一缺失所带来的行政诟病是对我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2.对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观建设。伦理价值观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的重要标准。那么对于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观建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引导。首先是廉政，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时刻保持清廉守法。不假公济私，不，不贪图私利，从内心对法律保持尊重和敬畏。这也是行政人员的最根本的底线。其次是勤政，是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精神，时刻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对事业的热爱，有高度的责任感。最后是良政，这是对行政人员高层次觉悟的要求，是对行政人员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是塑造模范行政人员的无上限标准。
3.将行政人员的纪律、义务与行政伦理规范混合在一起。在现实的行政行为中，行政人员的纪律，应担负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行政伦理规范没有统一而明确地规定，这使得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这些方面既不全面，也不明确，极易引起行政主体对行政伦理规范的忽略，从而导致行政行为的偏向和行政效率的降低，如果不有所改观将会影响行政人员和行政主体间的间隙，让人民权益得不到合理的维护和保障，将会加大行政执行难度。
四、加速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方法
如今，世界各国在执行行政管理工作时，行政伦理法制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而在信息全球化，资源全球化的今天，行政伦理法制化已成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规范的统一走向。那么借鉴国外先进的一些经验，再结合我国国情，在完善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中，有以下几个方法值得考虑和借鉴：
1.强化行政伦理立法。规范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缺失情况，加强行政伦理道德观念的建设，使行政主体或行政客体在心理或行为上对行政伦理规范有高要求和高标准。从而推进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普遍认可度。然而，仅有社会认可对行政伦理道德的监督和约束所用起不到根本的保障作用，在没有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规范准则都是容易被人违背和践踏的。所用，除了我国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等以外的现有行政伦理规范以外，应当制定有针对性、强制性和约束性的关于行政伦理的法律法典以及具体实施细则，其中要涵盖对行政人员的权利及义务，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合法性。
2.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对行政主体的道德层次的提升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重要条件，必须对行政主体的人才吸纳和考核标准进行革新和监管。政府应当建立较完善的针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的监督体系并且不断进行优化完善。那么在拥有相关行政伦理法典的同时，也应当建立与之匹配的行政伦理监管体系，这样才能使法律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缺失行政伦理监管部门，这样阻碍了行政活动的顺轨进行，缺乏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达不到事后监督和制约的效果。因此，设立专门的行政人员伦理道德检查机构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选择。
3.满足行政人员的个体保障需求。行政人员不仅是人民的公仆，同时也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当然就需要一定的利益的满足，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于行政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建立一种适当的公平竞争机制，并把行政伦理作为行政人员任职、升降、奖惩的重要审核标准之一，从而促进其“权、责、利”的统一。我们还可以学习和借鉴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方法，从待遇和福利方面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作者:白英平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乔晓雯．对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
[2]郭扬．浅析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现路径[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
[3]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
[4]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包正华．略论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克服途径[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
[6]傅小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7]普永贵．行政伦理道德制度化：公务员角色和责任实现的必然[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8]吴清军，王琳．防范行政伦理失范的制度途径分析[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6，(04)．
[9]张薇．行政道德建设中的制度伦理向度[J]．中国行政管理，2003(4)：41—43．
[10]孙玉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推进构建和谐社会[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2)．
行政伦理学篇6
关键词：城市社区；行政伦理建设；构建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目前城市社区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渐被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对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不同，两者之间的衔接表现的相对脱节。目前行政伦理存在的问题表现形式主要有：(1)权权交易。是行政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相互交换，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权权交易经常导致政治腐败。(2)渎职失职。渎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不尽职责；失职是享有一定权力的行政人员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无视和放弃。(3)权钱交易。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实际行政运行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行政管理人员缺乏具体的伦理操守。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伦理的建设至关重要。
二、对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行政伦理不仅包括作为社会行为基本规范的伦理的一般要求，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活动自身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因此其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定性。主要包括制度伦理、行为伦理、政策伦理和公务员职业伦理等。
1.制度伦理
一般意义上人们将伦理范畴定义为个体道德的代名词。实际上，行政伦理首先应该是体现在制度伦理方面。行政制度伦理是相对于行政管理人员个人道德而言的，是由行政组织内在的一系列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规范所构成，并通过社会结构关系，由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和方法，办法等环节表现出来。
2.行为伦理
从行政行为的角度看，任何行政行为是要追求公正公平。公正公平，是行政伦理的核心概念。由于公平公正问题产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利益关系中，由其利益关系的种类决定了公平公正问题的划分。牵涉到两种比较基本关系形式：一是利益交换关系，二是利益分配关系。
3.政策伦理
公共政策伦理，具体是指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秩序所需的伦理规范，由立法机关或社会权威机构设计、制定和推广的；同时对于政府自身倡导的这些公共领域的伦理规范，除了用社会舆论、良心自律等软约束手段支持外，还要为其配置约束手段，使这些伦理规范真正成为公众在这一公共领域中的普遍化行为方式。
4.职业伦理
要求行政管理者既要具备作为社会成员的一般伦理，又要具备作为符合自身角色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是相对于社会群体之间的角色分工关系以及具体的职业规范而言的，职业道德实质上就是责任与义务的表现。行政伦理建设就是要求行政管理者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通过自身职责的履行，从而为国民提供服务的。
三、改进社区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
根据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实际情况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改进行政伦理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强化行政伦理教育
行政管理者良好的行政伦理，有赖于正确的行政价值观的确立。服务意识、管理理论、情感认知、服务态度等行政文化的诸多要素，构成了自身行政模式取向，直接导致行政伦理的状况。因此，加强行政文化建设，使行政组织系统内各层级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使行政伦理规范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广泛的可接受性，并成为所有行政管理者的基本行为准则和内心的自觉。
2.加强行政伦理立法
通过立法把具体的伦理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使行政伦理具有与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监督、执法权力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在现代国家中，、对行政管理者的的伦理规范被越来越多的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在文明程度高，法制相对完备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伦理规则的汇编。通过法律这样的赏罚机制来强制行使行政伦理规范的作用。从而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地破坏。
3.公民与社会对行政管理活动进行干预和监督
在民主法制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是公共责任的行为，应当对整个社会负责。促进社会成员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提高公民的政治责任意识，强化公民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参与度显得十分重要。国家应当创造出更多的参与途径和机会，例如召开公民听证会，非政府组织与团体的学术讨论，以及公共媒体上的监督等，鼓励社会成员关心并参与有关重要的公共管理的活动，从而对重大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和进行监督。要特别注重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4.行政伦理的制度规范与行政伦理的理想信念协调互补
制度作为一种“硬件”的行政伦理规范也是有自身局限性的，只有与相应的行政管理者的伦理信念这一“软件”的配合才能达到充分有效。只有将行政伦理制度、行政伦理规范与行政伦理价值观共同构成行政伦理系统，几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行政伦理操作系统。
5.引入行政伦理使其成为公务员任职、升降、奖惩的考核条件
通过对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从而使行政伦理得以发挥其规导作用。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在用人机制上赏善罚恶，才能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即为行政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伦理规范提供了内在吸引力，同时又为其施加了外在的压力。这样，倡导和禁止并用，内引与外压结合，形成了行政管理者做出正确的行政行为的强大动力。
总而言之在我国转型期公共行政领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日渐凸现,为了防止我国行政伦理失范进一步蔓延,加强城市社区政伦理建设势在必行。城市社区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取向是塑造社区工作人员优良的行政人格,就总体思路而言,首先是构建行政伦理的价值原则;其次是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律化;最后是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J].湘潭大学学报，2005（9）.
行政伦理学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行政伦理建设；价值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及由其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为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体制基础和物质条件。然而，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势紧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任务艰巨。这些过程与体制转轨进程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旧矛盾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因此，从行政伦理视觉加强和谐社会的构建十分必要。
一、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所谓行政伦理，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调控政府及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伦理意识和伦理原则，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之中。行政伦理由政府伦理、制度与公共政策伦理、公职人员的职业伦理构成。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代行政伦理的内在价值向度表现为行政责任伦理。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秩序，公共行政也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其价值诉求，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这由政府的公共性决定；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政府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依托。实现公平行政，既是一个建立公正制度体制的过程，同时亦是一个哺育、塑造与提升公民的德性精神的过程。
追求秩序、崇尚和谐作为我们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无疑也是我们当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协调和创新等功能，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来说是不无助益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是可公度、可通约的，二者都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藕合，马克思所谓“大写的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域，同时这些也是二者在伦理生态方面重要的整合点与互动点，可以说，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之境界的共同期待。
二、行政伦理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物质前提，但经济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结合起来，不能促进普遍的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就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加强行政理论建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政府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理性诉求的公度与通约在于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契合。行政伦理所追求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理性双翼”，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和谐社会的建构成为可能并且持续。和谐社会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秩序等，这也是行政伦理的终极关怀。行政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因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和谐社会的秩序必须寻求行政伦理的制度支持，用制度伦理来维持秩序，依托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的双重规范，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有序与和谐。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关系。社会是制度化的社会，也是伦理化的社会。对制度的伦理关照和对伦理的制度化安排本来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表征，它是人类通过社会化生活设计与建构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目的的最为常规的手段或工具。于是制度与伦理的双向互融就成为社会公共领域变革与发展难以回避的论题，对制度伦理的意涵进行阐发，对其孕育的公共价值进行追问，进而为制度伦理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提供可资借鉴的长效机制，显然也就成为行政伦理题中应有之义。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为中国行政伦理建设做贡献
就全社会而言，仅靠制度伦理难以构建一个伦理的行政环境，因为任何法规都只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普遍描述，无论内容多么具体，也无法涵盖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同时，体现着道德要求的法律必然落后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的改变，常常出现“法律失效”。因此，必须以信念伦理弥补制度伦理之不足。
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用其所阐述的道德和文化内涵指导实践，联系实际，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勤政廉政，并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科学的三观是人们正确思想和行为的基础，也是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的基础。只有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忠于职守、廉洁勤政、无私奉献，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二）以人为本，服务为重，做践行先进行政伦理的楷模
胡锦涛在有关执政能力的讲话中强调：以人为本践行先进行政伦理重要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管理者在践行先进行政伦理的时候，要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以人为中心，树立服务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践行先进行政伦理的楷模。转贴于
（三）加强管理者的伦理建设，培育优良伦理素养，做塑造公民道德的领航人
对于管理者的伦理建设，应重点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制度伦理的优点在于:制度是人们活动的出发点，而这个制度是按照道德要求塑造起来的，道德要求作为一种规则、习惯被固定下来，对任何人都构成强制性的约束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培训学习制度建设，以及加强职业伦理监督。只有确立一套可行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才能对其角色进行合理定位，促进优良伦理素养的形成。
（四）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夯实行政能力建设的法理基础
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有相关行政法规的授权，并严格执法以实现公平、公正、有序的社会良性运行秩序。依法行政的关键是要正确解决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关系，从而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有机地、合理地统一起来。当前在我国，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是建立健全学术研究与行政实践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长效机制，是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使行政的科学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五）重视廉政文化是行政伦理的基石作用
廉政文化则是行政伦理精神的基石。目前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不尽职责，以及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采取无视和不作为的态度，由此给国家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缺乏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而导致的行政主体伦理失范，是导致权力腐败的根源。这就昭示我们，行政伦理在廉政建设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和相对独立的作用。在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中，由于廉政文化是行政伦理的基石，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对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铸造廉洁、公正、透明的责任政府，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六）完善行政法制建设和监督机制
首先、必须强化管理者的他律。管理者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仅靠其自觉是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严格的他律恰恰是培养自律的最好途径。要把管理者的行政行为规范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管理者的行政行为。从制度层面尽快制定出符合我国管理者实际情况和伦理道德建设现状的相关实施细则，使其成为他们的从政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使我国的管理者行政伦理道德规范建设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其次、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管理者道德建设的重点。行政主体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其义务与责任就越大，对社会道德示范与引导效用就越强。如爱因斯坦所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与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在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要大”。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重点，也是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点，更是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的重要部分。领导干部不仅要模范执行党规党纪，时刻自省、自警，还要虚心接受来自社会团体、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批评和监督，增强组织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使领导干部道德法制化，道德监督制度化。
因此，只有构建我国管理者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提高管理者的行政伦理水平，才能建立一支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管理者队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李建德，甄宗旭.从科学发展观层面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取向[J].前进，2005(6).
行政伦理学篇8
关键词：公共行政伦理；中国；西方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24-02
一、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现状
所谓公共行政伦理，指的是“在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以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为目的而用来调节公共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客体之间特定公共行政关系的应然性要求和伦理性规范”[1]，其实质是处理“官”与“民”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当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因为公共行政的伦理德性、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建设，并进一步制约和影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
西方的公共行政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最早期的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提出‘美德是政府的最高管束者’后来华盛顿倡导‘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之源’再到凯恩斯学说确立起‘德人政府’统观，在调和阶级冲突的原则下始终没有滑离过伦理道德轨道”[2]。而在权力问题上，西方从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倚重宪法的锁链来约束行政官员的行为。建立在制度和法治之上，西方官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官”对“民”负责，以民为本。
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奉行重道德自律、轻制度外约的行政伦理教化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基本制度伦理优势的发挥，与此同时，对官员人性弱点正视不够、制约不力而引发的伦理问题不断加剧，官民矛盾进一步恶化。而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规范‘真空’和追求财富正当性的释放，使中国公共行政官员更加陷于前所未有的行政伦理冲突或困惑之中”[3]。这几年出现的暴力拆迁、官二代现象等现实问题直接拷问政府的公共行政伦理问题。
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那么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现状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本文试图以中西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为突破口，对由这些核心观念而引发的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进行比较，在中西传统社会中探寻中国公共伦理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对转型期中国如何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出理性的建议。
二、中西传统公共行政伦理追溯
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伦理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特殊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农业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们的生活圈相对集中，活动范围较为固定，交往空间相对局限，人们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网络，“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4]，相应也形成了与这种农业性社会相适应的以血缘人伦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伦理政治。血缘以及由此推展开去的私人关系和“面子”便成为中国行政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人情主义，而人情主义排斥公正、自由、平等的法治精神，其实质就是以亲缘等级为内容的人治。
再者，“从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倡性善论，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教的融合，至宋学产生，性善论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5]。性善论强调人的本质是善的，“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就可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6]。此外，它也为“德治”的实施设计了一条“以德行仁”、“为仁由己，由己而人”的王道路径，形成了“内圣外王”的治国理念。这些观念对人性表现出过于乐观的自信，它们把社会调控的机制主要看做是人的仁心自觉与意志自律，认为社会没有必要设立防人之恶的各种规范，与其立法设刑，不如强化道德，从而忽视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进一步导致贤人政治，形成皇权与官吏崇拜，从而造就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传统。
无论是血缘人伦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政治还是对性本善的人性假设，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公共伦理强调的都是一种仁政和礼治，是一种德治主义――以情理为基础，强调“关系本位”的人情网络而非法律上的公正平等性；以内倾文化的挖掘为重点，过于强调贤人政治，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崇拜，忽视了对最高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约束，权力信仰代替法律信仰；以亲缘等级为内容的人治抑制了契约意识的萌芽，“官本位”色彩浓厚，民众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尊卑有序的臣民意识阻碍了现代民主观念的发展。
正是受中国这样一种传统公共伦理观念的影响，现代的行政明显缺乏法律规范和民主意识，“民本位”思想色彩黯淡，催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与中国传统行政相异趣，四通八达的海上便利交通条件，造就了西方较早商业贸易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受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惯例等市场精神的重要影响，人们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崇尚民主和法治。与此同时，对于经济利益关系的计算及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可预测性关注，使人们更加感到法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法律便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自然便产生了对自由、平等、权利及契约的法律保障意识，因此西方的传统公共行政伦理是建立在法律的规范和契约关系之上的，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关系。民主政治以个人为本位，以法律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为血缘、亲缘情感所支配、诱导。
此外，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他们认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也会暴露出其自身的“恶”性，正是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法制，从外在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受到他律。
总之，由商品经济建构的契约意识和民主观念以及基于性本恶人性假设上的法治观念建构了西方传统行政伦理的基石，并由此衍生出法律制约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民本位思想等西方现代公共伦理的重要原则，是一种民主政治。
三、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中西传统公共伦理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民主政治及为政以法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公共伦理建设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然而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缺乏中国传统伦理“德治”文化所包含的人文情怀。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关于注重道德自律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更要借鉴国外的法治精神，强化公共伦理制度的他律性。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中国的公共伦理建设。
首先，要加强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伦理规范建设，建立专业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伦理立法，通过制定具体的公共行政伦理法规，加强伦理规范建设，使其规范化、法制化。另一方面，要建立专业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中国至今没有专业的行政伦理组织机构，也没有整合相关的力量，应该借鉴西方各国经验，建立专业的管理机构。如“日本在人事院设立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专门负责行政伦理事务”[7]；“英国则在内阁办公室建立了正当性和伦理小组专门负责行政伦理事务，将伦理机构设在内阁办公室。”[8]
其次，要重视行政官员的行政职业伦理教育和行政职业伦理意识的培养，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录用制度，开展常规的培训工作，建设完整的绩效评估体系，建立合理的晋升机制和薪酬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尤其要重视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培训，可通过伦理讲座、专题讨论、楷模示范、发放行政伦理手册等多种方式，让伦理道德内化为公务员的个人操守。
最后，设立官方与民间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加强监督，推动权力沿着透明化的轨道运行。除了自律和外律，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加拿大就建立了监察办公室，任命具有独立调查权的监察官员，加之，信息披露和隐私方面的立法，强化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对廉政建设和行政伦理建设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9]。当然，监督过程中最重要的还在于强化行政伦理监督的独立性。解决监督的独立性问题，是中国行政伦理建设和廉政建设至为关键的环节，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四、总结与思考
通过中西传统核心观念的对比，总结而言，加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应该“内外兼修”。从“内”的话，应该注重中国传统公共伦理思想的传承，为政以仁，为政以德，同时借鉴西方的契约意识和民本位的思想，加强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的教育，使这样一种教育和培训常规化、日常化，而不是靠运动式的“德性培养”。
但是，行政伦理规范的制定也应当重视把握“道德分寸”，不是要求越高越好，而是越切合实际越好。对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应实事求是，分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维护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正当权益，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要兼顾个人、集体、国家三方面利益，既不能人为拔高，又不能混同于一般民众，唯有这样，中国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才更具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冯务中.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行政伦理的模式选择[J].理论导刊，2008，(3):48.
[2]罗自刚.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理论的启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3.
[3]刘伟.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整治[J].理论探讨，2005，(5):115.
[4]汪瑞.城邦与血缘氏族制──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5.
[5]赫铁川.“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若干消极影响[J].法学评论，2001，(2):20.
[6]孔凡宏.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8):54.
[7]张成福，杨兴坤.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J].公共管理，2009，(3):10.
行政伦理学篇9
【关键词】伦理委员会；法律评析；器官移植；行政许可；行政诉讼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下文简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在摘取活体器官前或者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前，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应当向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摘取人体器官审查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不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医疗机构不得做出摘取人体器官的决定，医务人员不得摘取人体器官。”根据以上规定，器官移植必须取得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下文简称“伦理委员会”）的同意方可进行。
由于不同的伦理委员会设立于不同的医疗机构中，其决定也缺乏统一性。如在何一文、何志刚交叉移植案中，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两名尿毒症患者何一文、何志刚急需进行肾移植以挽救生命，但其亲属均未与二人配型成功，但各自的亲属供体恰恰能与对方的受体配型成功，只要双方交换移植，就可以解决器官来源问题，通过移植手术挽救生命。提出移植申请后，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否决了该项申请，理由是不符合《条例》所规定的活体移植范围。但在二名患者前往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治疗并申请器官移植后，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伦理委员会却对相同的交叉移植申请作出同意移植的决定，随之换肾手术得以进行[1]。两个伦理委员会针对相同的情况作出相反的决定，不仅引起了媒体及公众的广泛关注，也使我们有必要对器官移植中伦理委员会法律地位及行为性质进行反思。
一、伦理委员会审查行为的非终局性
首先，伦理委员会掌握着医疗机构能否进行器官移植的决定权。其审查结果是关系供受体当事人双方健康的重要决定，尤其是于受体而言，是否能进行器官移植往往意味着能否得到有效救治甚至生命能否得到延续。
其次，伦理委员会审查移植申请行为包含着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过程。《条例》第十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在前述案例中，由于交叉移植供受体双方无亲属关系，因此能否进行移植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上述规定中的“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而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伦理委员会却认为两个家庭为挽救双方病人生命，进行交叉移植，符合“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从而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姑且不论两个伦理委员会的结论孰对孰错，不可否认的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决定是否同意器官移植时，事实上行使着解释和运用法律的权力。
《条例》尽管赋予了伦理委员会决定是否同意医疗机构器官移植的权力，但并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服其决定时的救济程序。在上述案例中，正因为法律未明确当事人的救济途径，交叉移植的双方在移植申请被否决后不得不“用脚投票”，离开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转而来到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申请器官移植，并最终实现目的。
对于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有异议和救济途径，应当设置何种救济途径？我们认为，首先，如前所述，伦理委员会的决定事关生命权、健康权，于当事人极为重要。本着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理念，公民应当有对事关自身生命权、健康权的决定提起异议的权利。“有权利就有救济，行政机关的非政治政策性的法律行为，都应受到司法监督。”[2]同时，对于伦理委员会，有权必有责，其审查决定应接受监督，否则，其作出的决定将可能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其次，伦理委员会的决定涉及到法律的理解和运用问题。按照现代法治原理，一般而言，只有司法机关对法律问题进行最终的认定，包括行政主体在内的其他主体的执法行为仍要接受法院的再审查。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伦理委员会，其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定不应当具有终极性，应接受司法审查。
二、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行为属于行政许可行为
1、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立法规定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其一，伦理委员会的权力来自于《条例》的授权，符合我国行政法关于非行政机关主体经法律法规授权可行使行政权力的规定。其二，伦理委员会的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特征。《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按照《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只有取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准许，医疗机构方可进行器官移植，否则，不得进行器官移植，显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的概念。
2、伦理委员会应成为独立的行政主体
就伦理委员会是否是独立的行政主体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立法要求设立的伦理委员会中，只有根据国家立法作为独立机构并被赋予专门职能的，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机构伦理委员会不可能具有行政职能。[3]也有学者认为，伦理委员会的设立与职权是法定的，因而机构伦理委员会具有行政职能。[4]
如前所述，伦理委员会的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规定，其行为应属行政行为。虽然《条例》规定伦理委员会由医疗机构设立，但其就是否进行器官移植的审查准许权则来自于《条例》的授权，而非医疗机构的委托。因此，伦理委员会应是独立的行政主体。不可否认，《条例》规定伦理委员会设立于医疗机构内并不合理。按照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由医疗机构设立的伦理委员会对医疗机构提交的器官移植申请进行审查，有违中立性原则。因此，我们建议，应当设立独立于医疗机构的中立的伦理委员会，以保证其独立公正地行使权力。
3、应在伦理委员会审查程序中引入听证制度
既然伦理委员会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就应当遵守行政法的程序正义要求。重要的行政行为做出前，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力，而器官移植申请于当事人而言，显然极为重要，因此，应在立法中明确伦理委员会在做出审查决定前，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申辩，并负有应当事人的要求举行听证的义务。
三、伦理委员会审查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我国目前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途径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本文认为，在医疗机构的伦理委员会之上，应建立更高一级的直至部级的伦理委员会，对某一伦理委员会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伦理委员会提起复议，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讼。
在分析可诉性问题时，可以将伦理委员会和与其类似的学位委员会进行比较，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机构学位委员会一般设立于高等教育机构，是经教育法及学位法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中，北京大学92级博士研究生刘燕文因校学位委员会不同意授予其博士学位，而将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等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享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力。高等学校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北京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9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并在审理后判决撤销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5]
伦理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具有高度相似性，其权力来源均为法律法规，其内容均为准予从事某项活动——一为授予学位，一为实施器官移植。同学位委员会一样，伦理委员会亦应具备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按照行政法治的要求，为使伦理委员会的运作程序、审查标准等更加规范，并在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时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有据可恃，应改变目前伦理委员会依靠自治性规范运作的现状，制定统一的伦理审查法。
【注释】
[1]两家庭交叉捐肾广州受阻后在海南成功手术.新浪新闻中心.http：//.cn/s/2008-01-08/035714689311.
[2][5]马怀德.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5、61-62.
[3]李志强，蔡昱.医学伦理法律化视角下伦理委员会法律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1（10）73.
[4]滕黎，蒲川.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初探[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8）.
行政伦理学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对策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家园，是人类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政府转变管理职能，即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先行一步的就是要求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转变观念，特别是行政伦理观念的转变。因此，在和谐社会这一视域下，研究如何加强中国基层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行政伦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基层行政伦理促进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公务人员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具有较高的行政伦理素质。如果没有具备较高的行政伦理素质，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要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政府良好的诚信形象，也将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的信心，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基层行政伦理促进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具有较高行政伦理水平的政府体现为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它要求政府是一个公正、透明、法治、责任、廉洁的政府并体现出平等、正义等进步价值。政府守信、公正、公平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基层行政伦理促进依法行政。只有政府信守"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承诺与行政理念，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才能有力地推动依法治国，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二、当前我国基层行政伦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广大国家公务员的道德风貌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他们不仅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道德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而且，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也正初步形成。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基层行政伦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1、政府信用缺失。一是行政规则随意多变。决策过程不民主和不科学将导致政策的不切实际、互相冲突、变化多端，使行政相对人无所适从。二是行政行为公信力受质疑。行政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公开行政规则以及其他理应公开的社会公共资信。社会实际存在的信息与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对称，其后果只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以上这些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本质是行政权力主体放弃或违背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进行非公共的活动，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
2、服务意识淡泊。部分政府机关"坐、等、看"思想观念尚未根本扭转，服务对象不清，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对服务行政[抱冷漠和消极的态度，这就颠倒了公共行政的目的与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宗旨。市场经济使传统的行政伦理体系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道德说教连同计划经济体系一同淡化，许多政府部门责任意识缺失，公仆意识淡薄，，严重腐蚀了行政权力。
3、本位主义比较明显。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公务员在社会比较中出现了较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失落感，于是，在本团体与其他团体、与国家利益的分界处，极力地维护本团体利益，有的甚至利用本单位的职能权力去谋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其他团体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公共行政的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削弱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力量，危及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的政治稳定，损害了民族精神、向上信念和凝聚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加强中国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对策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使行政伦理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从以下方面加强建设：
1、加强行政主体的伦理教育。行政伦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行政伦理教化和行政伦理养成，以内化为公务员的行政道德素质和良好的道德人格，实为治本之策。首先，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法制化。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和培训。在方式上应该灵活多样，脱产和在职相结合，定期和临时相协调。其次，借助榜样示范，选取符合政府需要的价值观。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要向榜样看齐学习，强化正面典型的示范诱导作用。再次，重视思想教育，将传统与当代教育结合起来进行，使广大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行政道德重建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2、强化社会监督。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限制和约束个别的伦理失范行为，督促政府重诺、守诺，取信于民。推动政府的科学决策，促进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使各项工作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这样，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地取信于民。
3、创新行政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公务人员等行政主体所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行政文化的创新与进步，将促进行政伦理观念的变革，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应强化国家公务员是普通公民的正确观念；在管理文化上，公务员要养成民智集中者的行为习惯；在文化心理上，培育公务员是普通劳动者的健康心态。
4、加强行政伦理法律建设。进行道德立法和道德制度化建设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外在保障。在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强化道德他律性，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让守德者获福，败德者获罪，切实保证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主义需要行政伦理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优良的行政伦理优良传统，改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行政伦理观念，不断改革创新，促进和谐社会主义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卓娅，论服务型政府中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