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特点篇1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汉字的特点篇2
1、字形：是文字最重要的特征。因为汉字的字形独特，所以从文字的体系来说人们把它称为表意文字。
2、字音：汉语是声调语言，声调是汉语字音不可缺少的部分，起区别意义的作用。汉字的字音除了声还包括字的声母音和韵母音，由这三者组成丰富的字音。
3、字义：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字形与字义的联系非常紧密。
（来源：文章屋网）
汉字的特点篇3
关键词：汉字系统；结构特点；汉字教学；科学化
汉字、汉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汉字教学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对汉字教学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与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中，识字教学方法的改革成绩最显著，汉字教学研究非常活跃，取得了巨大成绩。
进入新世纪，汉字教学面临着新形势：一方面，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顺利地深入推进，就小学语文而言，探索汉字教学更加科学化，更能体现汉字、汉语特点的教学方法，这是语文课改中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香港已故著名的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预言：“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字！”［1］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股强劲的“学习汉语热”，安先生的预言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面对此情此景，进一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帮助外国友人快速学习汉字，掌握汉语，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拼音文字；二是表意的汉字。它们各有长短，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那种认为汉字是落后文字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依形、音、义三者的关联而形成的一套兼表音和表形的文字系统。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体现了汉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认识和掌握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对于改革汉字教学，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汉字使用频率看，高频度的字很集中，常用字量少，这是汉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结构特点。
70年代末，我国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统计出中文里有3,000个“常用字”，其频度高达99%；次常用字也有3,000个，它们每个字的频度加起来也只约占1%。
安子介先生应用香港四份有份量的报纸，将连续45天中的中文报载全部字数加以统计，总字数有1，411，088个字，所计得不同的单字只有4,667个。安先生再按频率排出一张字表，其中排位最先的3,650字的频率总数竟达总字数的99．8%；《3,650个常用字频度表》于1982年公开发表。
1988年4月由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汉字频度统计———速成识读优选表》，是由贝贵琴、张学涛汇编的。他俩所用资料来自由内地用简体字写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报导”、“政治理论”四个方面，从21，657，039个字中统计出来的，使用不同的字也只有5991个。
安子介先生将两个汉字频度表进行了比较研究：《贝、张》表按频度数到3,650个字时，占统计资料总字数的99．85%；而《安》表按频度也数到3,650个字时，占统计资料总字数的99．82%。这证明两个表都很正确，虽然汇编用的资料、汇编地点和汇编时间都不同，却能不谋而合。
据有关研究统计：《红楼梦》总字数731,017个字，只用了4,462个不同单字；茅盾的《子夜》总字数242,687个字，只用了3,129个不同单字；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剧本总字数172,005个字,只用了2,808个不同单字；老舍的《骆驼祥子》总字数107,360个字，只用了2,413个不同单字。这证明，常用字少是汉字的一个特点。［2］
上述关于汉字频率的研究，充分证明中文中常用字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这有利于缓解汉字学习的难度。
安先生是位酷爱汉字、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从快速学习汉字的目的出发，采用多方面的阅读资料，对3,650个字进行了频度顺序研究，经过反复检验，其结果是：认识了第一高频度500字，就能阅读一般文章的75%；再认识次高频度500字(即认识1000字)，就能明白一般文章的90%；如能识到2000字，就能获得阅读书报的能力，可通晓现代书报的97．4%，甚至可以进行书面交流。［3］
上述关于汉字频率和频度顺序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探索进一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很有启发、参考和指导意义。1.频率高的常用字约3,000~4,000，这个常用字量可以作为规定学校（小学和初中）语文学科识字量的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识字总量为3,500个，其中小学3,000个，初中500个。我们认为这个识字量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人、农民渴望学习新科技，为适应这种需求，我们建议：可否在初中增识500个科技方面的常用字，这应该不会有困难的。2.在字序安排上，应先学习高频度的单字，这是学习汉字的捷径之一。安子介先生主张：“初学汉文者，包括我们的小学生和成年人及想学中文的外国人，可先学最常用的五百字”。这是很有见地的建议，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曾于1991年在江西万载县鹅峰乡幸福村运用《安子介现代千字文》进行扫盲实验：先学最常用的500字，加快了扫盲进度，取得了实效。《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农民日报》都先后作了报导和介绍。这里的关键是要编好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的教材。识字写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理应根据常用字高度集中这一汉字结构特点，关注汉字的频度顺序。我们认为汉字的频度顺序、构字方法和儿童学习汉字的认知规律，这三者要通盘考虑，并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是教材编写者的责任。
二
从汉字构造方法看，形声字多，这是汉字系统的又一个重要结构特点。
何以形声字多？在汉字的发展史研究中，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而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西南师大刘又辛教授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中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并进而提出了汉字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4］可以说，汉字中形声字多是其构字方法变化发展的结果。
汉字独体字少，合体字多；在合体字中，形声字最多。据有关研究统计，汉字中的形声字约占80%以上，形声字的构字特点是：形旁标义，声旁标音。如：方———访、纺、芳、肪、舫、坊、房、妨、防、放、仿、钫等一组字，在字形结构上大都有基本字（声旁），基本字加偏旁部首（义旁），就构成新的合体字。这就是汉字中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这种构字特点使汉字易于学习、掌握，是汉字的优越性。
在各种识字教学方法中，集中识字较充分地利用了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克服方块字音形脱节、结构复杂的弱点，化难为易，把十几个形声字放在一节课学习。这样，儿童在掌握了汉语拼音、一定数量的独体字（含少量合体字）和偏旁部首之后，就可以在教师指导下，按规律成串地认知汉字。例如教学“根、跟、恨、狠、很”这一组生字，因为规律明显，教师易教，学生易学。儿童理解了这些字的左边是形符标义，右边是声符标音的规律，就能作出如下分析：“根”字，一根木头，所以是“木”字旁；“跟”字，当“跟着”讲，因为用脚跟着走，所以是“足”字旁；“恨”字，可恨的恨，所以是竖心旁……。这样识字，为儿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心理条件，便于产生学习迁移，简化儿童识字的心理过程，提高识字教学效率和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
根据汉字中形声字多及其构字规律这一结构特点，我们认为，无论是识字教材的编写还是识字教学方法的运用，都应充分体现、运用这一汉字构字规律，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1.教材在识字内容的安排上，在保留识字形式多样化的同时，可适当增加按形声字构字规律集中识字的份量；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贯彻，如在“语文园地”和作业练习方面，均应安排这方面的内容。2.为贯彻按照汉字构字规律教学汉字的原则，应重视打好识字写字基础，即：学好汉语拼音、构字能力强的独体字（含少量合体字）、偏旁部首及基本的笔画笔顺，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3.在运用形声字构字规律进行识字教学时，要注意做好正音工作。因为作为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如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有的则因语音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
三
汉字单音节字多，构词潜力大，这是汉字系统的又一个重要结构特点。汉字是表意文字，一音一义的字多，而字有了意义就成为词和词素了。
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的书面中，政治、科技类的文献中，单音词约占49%，双音词约占47%，多音词仅占4%；而文艺、生活类的作品中，单音词多达61%，双音词约占37%，多音词只占2%，平均起来单音词仍占一半以上，而双音词、多音词又绝大部分是由单音词组合而成。”［5］所以，学汉字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识字相当于识词，识字多，掌握的词就多，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发展。
作为语言最小单位的词，汉语的词主要用二次构词法进行复合构词，即把原来具有独立意义的单音词结合构成双音词、多音词。这种构词法的构词能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节约”两字，各自都可造出很多词。词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组成，可以收到“生词熟字”的奇妙学习效果，不仅大大压缩了字量，还缓解了学习的难度。这是汉字的一大优点。据有的研究部门统计，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语，常用词条43，300多条，只用3730多个字构成。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外交往的增多，需要创新许多新词汇和翻译外来词汇，诸如经济特区、特警、特快专递、红股、红盘、沙尘暴、社会保险、基因、爱滋病、芯片、航天、航天员、可口可乐、立交桥，等等。无论是创造新词汇，还是翻译外来语，汉字都能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常用词条已增至65，000余条；甚至翻译新的科学名词能音、义兼顾，有青出于蓝的优势。
四
从汉字与语法关系看，汉字系统结构的另一特点是不使用“变音”的办法也能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这十分有利于汉语的学习。我们知道，拼音文字是用变音的办法构词和转化词性的，即基本词汇一般都来自母语的词根，通过添加词干、词尾或词首的方法，连缀拼音，构成意义确定的各种品词。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字系统，无须“变音”就能构词、转换词性，这就保证了汉字不用改变字形照样可以标示汉语的不同词性。
不仅如此，汉语只要通过变换词序与使用特定的附加助词（如的、地、得、着、了、过等等）以及变换声调等办法，就能简明精确地实现语法功能，达到表意清晰明确的目的。例如，“师爱生”改成“生爱师”，汉语根本不用改变语音，只要变换一下词序就能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这样也就无须改变书面词形了。可是在现代俄语里，就要通过变音的办法，当然也就要改变书面词形了。相比之下，这显然是汉语汉字的一大优点。著名英语语言学字叶斯伯森在《论英语单音节》一文中指出：“原来认为汉语是原始语言，落后语言，儿童语言。现在才知道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汉语仅用四百个音节作为基础，然后加以四声，最多不过一千六百左右。居然以这样少的单音节，颠来倒去，反复使用，就能完整无缺、毫无瑕疵地把意义表达得一清二楚。这是英语望尘莫及而又望洋兴叹的。也是英语语言学家所感到神秘莫测而又欣羡无量的。”［6］
就教学而言，识字教学法的原则，主要应根据文字系统的结构特点。拼音文字要通过“变音”来构词、转换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所以教学就强调“三不离”（即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教学原则，否则就无法使学生弄明白作为主语用的“教师”与作为宾语用的“教师”为什么读音不同，书写不同。而汉字系统主要采用复合构词法，不用“变音”就能实现语法功能，自然不宜照搬“三不离”的教学原则。根据汉字系统结构的这一特点，尽快认识二千多高频度常用字很有必要，在教学识字时不排斥“三不离”的识字教学原则，而是要灵活运用。
五
从汉字书写系统的结构看，书写有规律，形差度（形体差异度）高，这是汉字书写系统的重要特点。印欧语系字母仅30个左右，而汉字偏旁部首不下于500个。前者的字母是以单向线性排列组合成基本视读单位（词）的，而汉字却用上下、左右、内外三种基本位置排列组合成基本视读单位（字）。所以汉字的形差度大大高于拉丁—斯拉夫字母体系的文字。汉字形差度高这一结构特点，不仅字与字区分明显，个性突出，有助于学习记认，而且汉字极便于高速阅读。从视读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横排汉字在阅读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优越的认知符号。“日本有关部门在建设高速公路时，曾做实验，结果表明：用汉字表记的语言是假名的1/10，是罗马字的1/20，换句话说，汉字的认知速度比日本的假名要快10倍，比罗马文字要快20倍。”［7］
汉字的形体书写系统不仅有它的独特之处，而且也是有规律的。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五种，由基本笔画组成的一些部件也是有限的。所以学写汉字，入门比较难，当掌握了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部件以后，再遇到新字就不难学了。关于解决汉字难写的问题，安子介先生建议，根据汉字的构字方法，可把汉字分成构字能力强的812个基本单字，56个部首和75个变体部件，在写字时进行“组装”，就能写出3800个不同的单字。关键是要编写好教材，激发兴趣，打好基础，科学指导，严格训练，就能化难为易，把字写好。
各种文字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都有各自不同的学习难点；要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性。我们论述汉字的结构特点，指出它的优点，并不是否定缺点，而是为了全面地认识汉字，扬长补短，化解难点，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1］孙引南.安子介送给文盲一把致富的“金钥匙”［n］.农民日报.1994—05—15，（1）.
［2］［3］安子介，郭可教.汉字科学的新发展［m］.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92.
［4］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n］.光明日报.1999—05—14.
汉字的特点篇4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汉字的特点篇5
关键词：佛教；汉语；数字词语；构造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92-02
一、佛教词汇的研究
佛教的传入，大量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任继愈《佛教大辞典》中共收佛教及与佛教相关方面的词条11899条，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中收录了三万余条佛学词语，刘正埮、高明凯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收录外来词万余条，其中源自梵语系统的佛教音译词竟有1050条左右，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
对佛教语言的研究很多，主要有音韵、文字、训诂、词汇、语法五个方面。词汇方面，主要的研究集中在词的意义、词的语法特点、词的语用特点等方面。
探究佛教词汇的意义上，多是佛经典籍的词义考释或者词义札记，比如李维琦《佛经释词》和《佛经续释词》。
探索佛教词汇构词规律和语法功能上，高婉瑜在《汉文佛典词缀语法化现象》中，探讨了佛典词缀的由来、概况、以及其语法化的历程。竺家宁在《早期佛经语言之动补结构研究》中，统计归纳了西晋竺法护译经中的动补现象，从结构形式、语法功能、词义内涵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描写，再同秦代的动补现象作比较，研究了动补形式的发展轨迹。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西晋佛经词汇之并列结构》等。
词汇的语用特点上，许理合（e.Zürcher）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吴娟译）运用严谨的筛选方式，找出了东汉时期的译经，并从用语和文体方面进行分析确证，试图找出东汉时期佛经的语言和当时口语的相互关系，旨在了解当时洛阳口语的面貌。
比较系统的佛教词汇研究专著有徐时仪的《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梁晓红的《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等。梁晓红分别从音译词、合璧词、意译词、佛化汉词、佛教成语、佛教俗谚六个方面研究佛教词汇，总结了佛教词汇的发展历程和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梁晓红提到“数词在汉语成语中占有显著的位置，这是汉语成语的鲜明特点。佛教成语有相当的数量是由数词组成的，而且数词的用法灵活多样，自由特色，完全可以与纯汉语成语媲美。”但是，作者并没有详细描写分析佛教数字成语的这些特色。
本文浅显分析了佛教数字词语在语音、语法、修辞、语义等方面的构造特点，旨在辨析佛教数字词语和一般汉语数字词语的异同，总结佛教数字对汉语的影响。
二、佛教汉语数字词语构造特点
佛教汉语数字词语不论如何变化，都是汉语词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佛教数字词语又不同于一般的汉语数字词语，在构造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一）语音特点
佛教汉语数字词语最先产生于佛教教义，这些词语都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梵语的语音。例如：“三藐三菩提”，看上去仿佛是有三种“菩提”，但梵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写作“anuttr（（samyaksambodhi”，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samyak”音译“三藐”，华译正等；“sambodhi”音译三菩提，华译正觉”。可见，数字“三”和词语本身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像这样的词语还有“三昧”。
数字词语中也有数词和量词结合的词语，但这些“量词”往往借用的是汉语单音节词。例如：“三藏”的“藏”来源于梵语，使用的是梵语的意义，对应了汉语相近意义的一个单音节词。这样的词语还有很多，例如：“六根”、“六尘”、“六度”、“三十二相”、“五处”、“五蕴”。
（二）语法特点
有一些佛教数字词语并不是单纯的数词和量词的结合，这些词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从数字的位置、组合的方式来看，这些词符合汉语的词法特点。例如：
1.主谓结构
一手遮天五体投地四大皆空昙花一现十恶不赦
2.偏正结构
三千世界五味禅不二法门七级浮屠
3.述宾结构
游戏三昧得其三昧森罗万象无一物通一线
4.述补结构
弹指一挥打成一片无缘一面面壁九年
5.联合结构
三灾八难六家七宗七情六欲三教九流三头六臂
6.同位结构
南北二宗杂净二境真俗二谛
（三）修辞特点
佛教汉语数字词语和一般汉语数字词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还表现在修辞上。
1.比喻
“一瓣心香”采用的是借喻的手法，“一瓣”把香比喻成花瓣，“心香”借喻虔诚的心意；“一花五叶”也是采用了借喻的手法，“一花”指的是“禅宗达摩”，“五叶”指的是禅宗发展演变的五个流派，即“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这样的词语还有很多，例如：“一雨”、“一源”、“一门”等等。
2.借代
通常，袈裟上有横截七条，所以“七条”也用来指代袈裟衣；而三十三观音中有一位菩萨，因为乘于一片莲叶之中，“一叶”就指代这位菩萨；“一九”本来指的是“九品往生”的弥陀教义，后来人们就用“一九”指代弥陀教，从而有了“一九之教”的说法。
3.夸张
有的词语在构造时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例如：佛教里80个小劫就是一个大劫，即世界从产生到毁灭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亿三千六百万年左右，“万劫不复”中的“万劫”是扩大夸张的说法，形容永远都不能恢复。有些词语看上去是夸张的修辞，但其实不是，例如：“千手观音”中的“千手”指的就是一千只手。
4.统括
佛教中的“三宝”就统括了“佛、法、僧”，“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另外，佛教把一切物质现象归纳为“地、水、火、风”四种要素，“四大皆空”里的“四大”指的就是这四种基本要素。像这样的词语的数量是最多的，例如：“三界”、“三学”、“五眼”、“五蕴”、“六道”、“六根”、“十忍”、“十戒”等等。这也反映了印度语言思维和中国语言思维的不同。
佛教汉语数字词语的修辞特点不止文中例子，但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一部分佛教数字词语适应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运用了汉语的修辞表达佛教教义，并且凝固成短语甚至是成语。
（四）语义特点
佛教汉语数字词语中词语的语义也有特点，这些词语在使用中语义发生了演变。例如：佛教有“六尘”，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一尘不染”这个词的词义实际是发生了演变，原来指心境纯净，没有杂念，现在演变为指环境清洁，没有一点灰尘；“不二法门”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意思，“不二”指的是“一实之理，妙寂离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14]，“二”指的是“两端”，简单地说“不二”就是“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意思。
三、结语
从以上列举分析来看，佛教汉语数字词语的出现对于汉语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佛教汉语数字词语简要、精炼、系统地归纳了佛教教义，方便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次，佛教汉语数字词语在传播的历程当中融入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并和汉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再次，佛教汉语数字词语在使用中语义发生了演变，偏离甚至脱离了佛教教义。最后，有的佛教数字词语仍然保存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保持了印度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丁福保.佛学大词典[m].上海：上海书店，1991.
[3]梁晓红.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4]李维琦.佛经释词[m].长沙：岳麓书社，1993.
[5]李维琦.佛经续释词[m].长沙：岳麓书社，1999.
[6]高婉瑜.汉文佛典词缀语法化现象[D].嘉义：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11.
[7]竺家宁.早期佛经语言之动补结构研究[J].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八卷，1997，01.
[8]竺家宁.西晋佛经词汇之并列结构[J].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1999，02.
[9]朱庆之.佛教汉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字的特点篇6
关键词汉字特点修辞语音特点字义特点字形特点
“美”这个字，后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①中释为“羊大则美”。羊大之所以为“美”，则是由于其好吃之故：“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羊确与马、犬、牛不同它主要是供人食用的。《说文解字》对“甘”的解释也是：“甘，美也。从口含一。”“好吃”为“美”几乎成为千百年来相沿袭用的说法，就是在今天的语言中也仍有遗留，吃到美味东西，称赞曰：“美!”
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②中，依许慎的说法对“美”字作解释。“羊大为美”既是一种“释义”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和汉字特点密切相关的修辞方法。那么什么是修辞?汉字又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吧。
我们用语言交流思想，传达信息，不仅表达要准确无误、清楚明白，还应力求形象、妥贴鲜明尽可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语言的美感。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把修辞理解为对语言的修饰和调整，即对语言进行综合的艺术加工。在内容确定的情况下，修辞总是着力讨论下列三个问题：选用什么样的语言素材，采用什么样的修辞方式，追求什么样的表达效果。
修辞是对语言的修饰和调整，汉字是音、形、义三者的结合体，要探讨和汉字特点相关的修辞，就应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与汉字字音特点相关的修辞手法
从记音方式看，现在汉字是记录声、韵、调三位一体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方块汉字总是记录汉语一个音节的。从记录语言单位看，汉字是记录语素的。无论是古代汉字还是现代汉字，大部分都是语义的承担者。在现代汉字中，它更多的记录的是语素。这是由于现代汉字中的大多数词都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但是，汉语的语素仍然以单音节占主体，有许多修辞方式是利用语音条件，体现修辞效果的。语音在增强音律美和突出语义方面为修辞提供条件，丰富了修辞方式的内容;修辞通过积极调动语音因素扩大了语音的功用。语音修辞是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优美的语音韵律能给人以美感。
(一)力求音韵的和谐：
声音美同押韵有密切的关系，诗歌是讲究押韵的。音节匀称、整齐就有节奏感，有些散文是当诗来写的，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也很讲究押韵，试看《十里长街送总理》：
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灵车隔断了我们的视线。敬爱的总理呀!我们想再看一看您，看一看您哪!
……
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
这几段词句，于疏散自然中显示出整齐严密的美，韵随意转，声音回环。表现出了万众哀思潮涌，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注意声调的平仄相间：
在律诗中，平仄在本句中是重叠交替的，在对偶句中是相互对立的，这两大类声调在诗句中有规律的交替使用，也造就成了诗词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如：
(1)中国有句古话：“瓜熟蒂落，(2)水到渠成。”
(3)落霞与孤鹜齐飞，(4)秋水共长天一色。③
例1中，声调安排成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读起来抑扬起伏，犹如碧波翠浪，起伏荡漾，给人以音乐的美感。例2中，本句平仄相间，上下两句平仄相对，读时给人以音乐的跳跃感，明快舒淡。
(三)巧用谐音字
使语句同时关顾谐音双关，利用语音条件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有：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杨柳”表面上指的是杨花、柳絮，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指的是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这里使用了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高度赞扬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杨、柳两位烈士。又如，近年来一些广告词也利用了谐音双关的手法，“默默无‘蚊’，‘寝’用彩虹。”巧妙的用“蚊”、“寝”替代“闻”、“请”，让人一目了然，知道是做蚊香的广告，在表意上也十分简洁：睡觉时用了彩虹蚊香，就不会受蚊子的侵扰。
有些歇后语就是利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构成的，如：
高山打鼓——扑通、扑通(不懂)
狗头上插角——装羊(佯)
我国民间流传的俗语绕口联也是利用了谐音字，写的逼真、传神。
饥鸡盗稻童筒打;
暑鼠凉梁客咳惊。
引联上下句除末字外，分别为三组同音字，表达平凡琐事，却收到奇妙的效果。
另有一副五言绕口联也颇有趣：
哑丫呀鸭轧;
麻妈骂马抹。
上联说，哑丫头哇哇叫，下联说，麻脸婆因为马尾巴甩在脸上而气的大骂，音同字不同，读起来拗口，饶有风趣。
(四)巧用多音字：
多音字的巧用，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相传古时候有一位私塾先生外号“活字典”，有一次，他拿起学生的点名册，突然“乐乐乐”三个字映入眼帘，便念道：“yueyueyue!”无人应答，又改念“yuelele!”仍无人应答，这时一个学生怯生生的站起来：“老师，我叫yueyaole!”④
“yue”音乐的意思。“le”喜悦的意思。“yao”爱好的意思。《论语?雍也》：“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一个小学生的名字难倒了老秀才，可见汉字中多音字很多，如果加以巧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修辞效果。
此外，对偶，拈连、摹声、借代等修辞手法和汉字的语音有很大的联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二、与汉字字义特点相关的修辞
汉字是表义性质的文字，从古代汉字的字形可以看出汉字与词或语素的意义有比较直接的联系。如“?”(习)字，本意是：鸟反复的飞，频繁的飞。⑤“羽”代表鸟的一对翅膀。到了现代经过隶变、楷化和简化的汉字已经大大减弱了字形表意的直观程度。“习”只是鸟的一只翅膀。当然占汉字极大比重的形声字(近80%)的形旁在表示字义的类属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汉字在造字伊始，词大多都是单音节的，用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词，字义和词义一般也是一致的。如“人”、“山”。
汉字从古展到现代已经以双音节词占优势，字和词，字义和词义不一致是常有的。我们根据现代汉字的表意功能可以把现代汉字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词字，指可以单独表示现代汉语的一个词的字，这些字的意义明确。如：人、山、水、马、牛等。第二、语素字只能表示一个现代语素的现代汉字，这些字得意义不够明确、固定。如：伟、研、勇等。第三、音节字只表示一个音节的现代汉字，这些字只有和别的字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和汉字字义特点相关的修辞主要是就有意义的词字和语素字而言的。从意义入手选用、锤炼这两种汉字，才会准确、鲜明和生动，在表达上产生精当贴切、含蓄深厚的效果。历来传诵的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中有这样两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绿”字是点睛之笔，据说先后改掉了“到”、“入”、“过”等字，既有动态又有静态之美，更有比拟的修辞效果。写出了生机勃勃，春满江南的形象，也表达出了作者的心境。张继的《枫桥夜泊》中“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到”字用得传神。夜半寒山寺的钟声传到客船上，更增添了羁旅之人的愁绪。比拟手法的运用恰到好处，和“绿”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改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⑥这是鲁迅为悼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青年作家而写的一首小诗中的两句。作者改“眼”为“忍”，写出了被压迫的满腔愤恨;改“边”为“丛”使严酷的白色恐怖和险恶的斗争环境在程度上和气氛上得到了强化，表现了作者面对强暴，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通过对词字、语素字(这些字都表示一定的意义)的精练，在修辞上可产生鲜明、生动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也会较好的达到语用的目的。
三、和汉字字形特点密切相关的修辞
从文字形体结构来看，汉字呈平面组合的方块形，汉字在外部形体结构上是独特的，是平面组合的方块形体，所以汉字又叫“方块字”。
方块汉字是由三级形体结构密集组合而成的。这三级形体结构是：笔画、部件⑦和整字，图示如下：
整字
部件1部件2………部件n
笔画1笔画2笔画3……笔画n
笔画是成形的要素，基本笔画是可数的，一般认为有五种(横、竖、撇、点、折)，变化的笔画有几十个。部件包括成字部件和不成字部件。不重复的部件约有六百多个。几十个笔画组成几百个部件，而几百个部件按不同排列方式，沿着纵向、横向双向展开，构成成分不管有多少，都要密集的、向心的、均衡的分布在一个方正的框架结构内，构成了成千上万的整字。
汉字的形体结构与拼音文字的形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拼音文字形体结构是字母从左向右排列成序列性，所以是一维的，叫线形文字。与之相比，汉字结构排列可纵可横，是双向展开的，所以是二维的，叫平面文字。以“一、一、?“三个直笔为例，如果是线形排列，只有三种序列：一、一、?，一、?、一，?、一、一。如果是双向排序，情况就复杂多样了：土、士、干、工、上、?、?、F等。汉字的字形结构是一个整体。笔画缺少一笔不行，多一画也不行;部件排列位置相异要么不成字，要么是不同的字，如“大/太/犬”、“吧/邑”、“回/吕”等。
汉字字形的特点造成了和线形文字不同的修辞方式。线形文字在拆字、合字时只能在一个维度上前后拆合。汉字则不同，汉字既可以前后拆合，也可以上下拆合，甚至可以只拆出字体的一个部分。大大丰富了修辞方式。
(一)拆字的运用：
一般是将一个合体字拆分成或拆出一个或几个可独立成字的部件，具有一定的有理性，使人读来意味十足。如：
“政从正出，财自才来。”(财政局的春联)
这副在财政局门上的对联，就十分巧妙的利用了汉字字形的特点，将“财政”两字分别拆出了“才、正”，用十分活泼的方式道出了“资财”是由有才气的人通过不懈努力奋斗得来的，“政治”应从“正气、正理”中生出的道理。语言简洁明了且说理透彻，令人信服。
再如《三国演义》中的“一合酥”的故事：主簿杨修因见到曹操在酥糖盒子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就取了勺子，让众人都尝了一口，曹操责问时，杨修却不慌不忙，将“一合酥”拆成了“一人一口酥”合情合理，虽然曹操觉得恼怒却也没有办法。杨修通过巧解妙拆，不仅让大家吃到了酥糖，而且还逃避了曹操的惩罚。可见利用字形特点拆字进行修辞的方法是十分有用的。
鲁迅先生也用过拆字的方法。他的《且介亭杂文集》中的“且介”二字就是从“租界”中拆出来的。这样既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又表现了鲁迅先生和白色恐怖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精神。
(二)合字的运用：
将几个汉字合成一个汉字，表达某种特定的含义。如《三国演义》中又这样一段记载：
“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门口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往观之，操大喜。”
“门”中添加“活”字，成为了“阔”字，曹操巧设哑谜，杨修理解其意，用合字的方法解决，将园门改建，令曹操很是高兴。
又如，在董卓称皇之前就有“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歌声悲切。”“千里草”合成“董”字，“十日卜”合成了“卓”字。歌谣的意思是说：董卓不得生。可见合字的用法也是十分广泛
(三)拆、合字的综合运用：
在人们的实际语言运用中，会出现拆字和合字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的现象，以求达到理想的表达效果。如：
或入?@中，推出老袁还我???nbsp;
余行道上，不堪回首问前途。
这里就是综合运用了拆、合字的方法，将“或”字加上“囗”成为“??保??@”字去掉“囗”成为“袁”;“余”加上“辶”成为“途”，“道”去掉“辶”成为“首”，拆字、合字都运用的十分灵活，在意义的表达上也十分清晰。深刻的反映了此联的作者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祸国殃民的痛恨之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一片渺茫。通过一副“拆合字”的对联，表现的淋漓尽致。
与汉字字形特点密切相关的语言运用手法，主要是通过对汉字的拆分、合成以达到语用中的风趣、诙谐简洁有力的效果。
以上我们从音、义、形三个方面分别对汉字的特点和与其相对应的修辞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在我们分项讨论后，还不应忘记汉字本身就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我们还应看一看和汉字整体特点相关联的语言运用。(即综合运用汉字音、形、义特点的修辞。)
前面我们说过财政局门口的春联：“政从正出，财自才来。”归在了和字形相关的修辞里，它的最大特点是从“财”中析出了“才”，“政”中析出了“正”。实际上我们加以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这副对联是综合运用了汉字的音、形、义特点的，“正(zheng)”和“政(zheng)”;“财(cai)”和“才(cai)”音相同，又都是分别从原字拆出的一部分，并且在语义表达上也明确、自然，效果很好。
又如，李泽厚先生的“羊大为美”实际上也是综合运用了汉字的形、义特点：在字形上“羊”和“大”上下叠放，就成了“美”字，在字义上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这在文章的开头已经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论述了，就不多说了。
可见，在研究与汉字特点相关的修辞方法时，综合考虑汉字在音、形、义方面的特点，以及其在修辞中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忽视。
一般认为，研究修辞就应从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的角度去研究语音(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语言的结构规律)的运用。但是我这里是从汉字的自身出发，研究与汉字特点密切相关的修辞现象，这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向大家证明，汉字本身就可以在运用中获得非常好的修辞效果，应该加以足够的重视。
注释
转自李泽厚的《美学三书》第217页
选自王勃的《滕王阁序》
选自吴积才的《漫话汉字》
王力的《古代汉语》第145页
选自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沈孟璎的《现代汉语理论与运用》第139页
参考书目
1)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吴积才《漫话汉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
3)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81年第3版
4)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86年第1版
5)傅永和《汉字的笔画》，6)《语文建设》1992年第1期
7)费锦昌8)《现代汉字的本质和特点》，9)《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10)尹斌庸《关于汉字评价的几个基本问题》，11)《语文建设》1987年第2期
12)安子介《对汉字的看法》，13)《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
14)沈孟璎《现代汉语理论与运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5)张政飚、蒲喜明、兰宾汉、谷宝田《现代汉语》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16)纪德裕《汉字拾趣》复17)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8)《修辞的理论与实践》语文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9)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刷馆1980年第1版
20)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版
21)胡裕树《现代汉语》复22)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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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HeChuDirector:DeyuHuang
汉字的特点篇7
关键词：汉字；性质；特点；规律；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00-01
对外汉语的教学是一种以外国人为主要传授对象的，将汉语作为其第二语言的一种语言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帮助学习汉语的人们能够熟练的运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表达等活动。
作为汉语的符号――汉字，其有自身的性质、规律、特性、用法等。对外汉语的教育应当充分将汉字的这些特征、性质结合起来，将理论结合与实践来进行运用。汉字是一种方块形体的符号，而汉字是由象形的图画演变而来的，我们要将汉字的形、音、义结合起来教学，这是汉字在汉语教学有的一种优势，这一优势更有助于帮助学者们进行汉语的学习和运用。
在对外汉语教育的各个方面中，汉字的教学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同时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发展的历史也相对来说过于短暂，不成熟的汉字研究教育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育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对汉字研究的不深入也导致在教学中不能很好的讲汉字的精髓传递给学者，同时，学者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缺乏了相应的训练和时间的积累沉淀，很难讲汉语学习进行得比较顺利。在这一方面的教学开展的比较晚，也使得教学中的创新手段没有得到发挥，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本文从对外汉语中的汉字的性质、特征、规律等角度入手，通过对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列问题和缺陷入手，利用现代汉字教学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理论基础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状进行分析，将理论联系实际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策略。
一、汉字性质与对外汉语教学概述
汉字的性质特点问题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相当重要且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汉字的研究的深入与否对汉语的教学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对汉字的研究不充分，那么很难讲汉语的精髓传递给学习者，因此，汉字的性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非常且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汉字的研究历程中，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学说，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性质特点。其中，以下几种学说是比较受到学界认可的，包括表意文字说、语素文字说、表音文字说。首先，表意文字说是由士语言学家菲尔迪南最早提出的，他将文字划分为两大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表意体系是指一个词或者一个语义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而这个符号的形成和声音无关，声音对其符号以及词语的意思不产生影响。而表音体系正好相反，表音文字体系则是将一系列的词语或者语义用声音模写出来，用声音来创造出符号，有音节的也有字母的。而文字是表意文字，因此表意并没有对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做出详细的阐述和说明。其次，另一种体系是表音体系，表音体系是将一系列的声音所表达和传递出的意思用符号摹写出来的，没有更多的多余的音节。而汉字则是属于表意文字，但对汉字的性质特点研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
表意文字体系中的汉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形状的特殊――方块字。而说方块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的原因则是因为汉字的形成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是人类通过对周围事物的临摹，描画出来的，用图形的意思来表示文字的意思，而不是用声音来表示意思，所以，汉字是属于表音体系的。这种观点也普遍被人们、学者所认可，在汉字的研究、教学和应用中体现出来，人们也在汉字的学习中慢慢的接受了这种观点。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汉字的性质特点是不是对教学起着促进的作用，或者说汉字的特点在对外汉语的教学有何种影响，汉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么，如何将汉字更为简单的传递给受众则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为之关键的问题。汉字特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二、汉字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了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汉字的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其特有的优势。汉字的性质特点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能够引起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重视，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专心；其次，由于汉字的方块字特点不同于其他的文字语言，有差异就会激发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促使学习者更加主动的去学习汉语，而不是一种被动式的吸收；再次，有兴趣外加足够的重视程度，能让一个人将汉语更加高效的学好，提高学习汉语的效率，又好又快的将汉语运用在生活当中，这是汉语学习者最终所追求的目标。
汉字的特点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如此多的优势，是学习好汉语的一大利器。如何将这一优势运用到实践教学中去才是对外汉语教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汉字的最大的特点是其的方块形，方块形的构造是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大突破点，方块形有其自有的视觉规律和记忆特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人们对汉字在视觉上反映和影响来进行教学。汉字的方块形构造可以使人一眼就对汉字所表达的单独意思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而不同于单词的拼写，单词的拼写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字母所组成的，每个单独的字母并不具备表达独立的意思，而汉字的每个字都能单独表达意思，因此，用汉字的形状来记忆意思也是非常有效的。汉字是象形字发展而来，象形则是对现实中事物具体的记录，通过时间历史的发展将复杂的图画简化为文字的，因此，有些汉字能从形状上就可以联想到其要表达的意思和含义了，这无疑是对汉字特点的一大利用。
其次，汉字除了在外形的感性认知上有其运用的空间外，我们还可以从汉字的内在逻辑上对汉语进行学习，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语言的学习中，最难的不是单词、字母和发音的学习，这些都可以通过后天的背诵、读写和经常运用来达到对语言的掌握，人们学习语言中公认的最难的是文字中存在的逻辑，则是人们语言表达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和不同。西方和东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造就了语言中表达的不一致，因而，在语言的学习中，学习者会对句子的表达产生不适应的感觉，由于习惯了原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在接受汉语的学习时则会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碰到诸多困难。如此，我们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应该讲汉字和汉语中的思维习惯潜移默化的教给学习者，通过汉字中的逻辑和形成规律来传递给读者汉语的地道的表达。这是汉语教学中最高层次的学习和教学目标。
三、汉字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创新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的特点在实践中有着许多有利于教学的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时代的变化也给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既要追求语言学习的准确也要追求语言学习的高效。以上汉字的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是较为成熟的汉字教学方式和手段，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枯燥单一的方法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在的青年学子们了，新时代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了解到各种文化和信息。假使我们一成不变，最终将会被社会所淘汰。
汉字的特点篇8
一、汉字认知视角下的教材状况
我们认为汉字认知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积累一定数量的汉字，掌握其形音义，并能运用于契合儿童身心需要的阅读和书面表达。按照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阶段（第一、二、三学段）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左右，其中2500个左右会写，至初中阶段（第四学段）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
第二，获得汉字思维，树立汉字规则意识，具有自主识字的能力。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仅存且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的综合体。它以象形字为基础，继而构造出指事字和会意字，又进一步向半表音半表意的形声字发展，具有以形表义的特征。汉字的形体逐步演变发展，从原始表意性图画到甲骨文，历经金文、篆书、隶书，直至楷书。汉字教育，须遵循汉字整合性与具象性的特点，也应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使儿童充分感受、认识汉字构造特点，能够运用汉字构造的思维方式自主识字。
第三，积淀传统文化，了解与汉字相关的文化知识，亲近传统文化。汉字文化，既包含有关汉字起源、演变、构造、书写、规范等文字知识，也包括与汉字关联的历史、经济、宗教、民俗与艺术等文化内涵，其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行为与思维模式。汉字学习，除了掌握汉字的形音义，养成汉字思维，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感知汉字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获得对汉字及其相关艺术的审美体验。
以汉字认知的内涵衡量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普遍存在着汉字意识不强的问题，即对汉字认知的内涵认识不足或不全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对汉字构造特征关注不足。汉字是源于象形的文字，以形表义，现行教材并非没有注意到汉字的构造特征，如基本上都阶段性地设计有形声字归类、形近字辨析等练习，有的教材还注重引导儿童关注偏旁与字词意义的联系，也不乏诸如“日月明，鱼羊鲜”“二木林，三木森”之类的识字歌，但总体而言，若从字种选择、汉字识读内容与顺序的安排来看，大多数缺乏一以贯之的汉字特征逻辑。这就在教材内容层面减弱了从本体特征人手培养儿童汉字思维的基础。
对汉字认知缺乏文化维度。一方面表现为凭借字源及其字形演变学习汉字文化。尽管各家教材都会不同程度地呈现一些象形字、指事字的字源，有的也包括字形演变，但往往是举例性质的几个或十几个字，如“日、月、山、水、石、田、火、人”等，大多数汉字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都处于被忽略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处理汉字与汉语拼音学习的关系不当。除了少数的几家，多数教材的教学顺序是汉语拼音学习先于汉字学习，这一设计显然忽视了汉字认知和汉语阅读的特点。因为汉字的形体特征，汉语阅读者最终一般会获得由视觉符号关联概念的认知方式，而汉语拼音是拉丁字母，形体与意义之间并无联系。儿童入学之初，首先接受的是非汉字的认知方式，且不论拼音学习的难度，从母语教育的角度来说，母语特性的缺失是毋庸置疑的。
二、识字教材内容的组织要旨
教材内容必须反映、体现课程内容，其组织依据由特定的教育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课程目标决定。识字教材内容的基本组织取向有三种：社会需要取向（以汉字的使用能够满足参与成人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基本依据）、汉字特征取向（以汉字构形系统、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的特点为组织依据）、儿童特点取向（以儿童的语言和生活经验、发展需要以及学习心理为组织依据）。基于现代教育理念，以整合取向组织识字教材内容成为越来越多汉字教育研究与实践者的共识。整合取向并非各个维度平均用力，而是以其中一个取向为核心来整合其他维度。通过汉字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以汉字特征为基点整合组织教材内容，把汉字应有的文化内蕴充分地发掘出来。
以汉字特征为基点组织识字教材内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初始阶段的字种选择。目前义务教育阶段识字教材的字种选择依据当然主要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附录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共3500字），那么初始阶段学习哪些汉字比较合适呢？我们认为初始阶段的字种选择应整合汉字特征和儿童特点。从汉字特征而言，如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主张的“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即先学习构字能力较强的象形、指事字等；从儿童特点而言，则是选择儿童心理词典中已经储存了音、义的字词。所谓整合，便是尽可能地择取二者的交集部分（下文将增加新的维度）。
第二，汉字的呈现形式。通常第一学段儿童所要认读的汉字组织在两类材料中，一是篇幅短小的诗文，一是词或短语等。从文化传承而言，应较大幅度地增加韵文的数量，除了儿童文学作品，还可以借鉴古代声律启蒙读物的编写经验，使儿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充分感受汉语的节律。
第三，识字的内容与方式。教材内容及其组织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可供选择的教学设计”，组织识字教材内容需要考虑识字内容与方式。识字是在一个汉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联系，以汉字特征为基点组织教材内容的要旨是：有助于明字源、讲字理。明字源，即把汉字的字形演化过程呈现出来；讲字理，即阐明汉字字形与意义的关系。
明字源、讲字理是符合儿童认知特征的组织方式。儿童时期的思维与记忆模式以形象性为主，而汉字起源于图画，具有象形和表意的特点，恰与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认知特征相吻合。基于汉字构造特征明字源、讲字理，在汉字教育中可谓一举两得。
一方面，有助于培养汉字思维。儿童在感知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可以学得汉字的构造方式。象形、指事、会意是图画式的纯表意文字，古象形字能准确描画出事物的典型特征，指事字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基础上加指事性符号来表示意义，古象形、指事字的意义往往一目了然，儿童可轻松识别。会意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字组成，也有的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起来的（如上“小”下“大”为“尖”），解析会意字的构件就能推测其意义。形声字是半表意半表音的表意文字，儿童基于象形字、指事字与会意字的经验，可以很好地理解形声字。由于长期演变，形声字的许多形旁和具体事物的形态已有较大差别，借助对字源和字形演变的追溯，可以帮助儿童形成这些形旁的具象性表征。如“宀”在甲骨文中为一尖顶房屋形状“”，儿童掌握其演变后，就能通过“宀”提取出尖顶房屋的心理表征，从而迅速理解形旁宝盖头的含义。汉字大多数部首都是表意的形旁，儿童了解字形的演变后，就可识别很多部首的形义关系，提高自主识字的能力。
另一方面，有助于传承汉字文化。若能理解和欣赏古文字，表意的汉字在儿童眼中就能成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同时，追溯汉字字源，实质上也是引领儿童感受中华文化，文字起源与演变的信息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行为与思维模式，这种熏陶与浸染正是文化的传承。
对于可以依据明确和明显理据明字源、讲字理的汉字，教材应呈现相应的学习材料。
明字源、讲字理的方式因字而异。如象形字、指事字可以通过追溯字源来讲字理，会意字可以通过拆分、组合构件来讲字理，形声字则可以依据形旁归类来实现。在教材的组织中，对于象形字、指事字可以用直观的方式把字形演变的过程呈现给儿童：原始表意性图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会意字也跟图画有密切联系，呈现的应是各构件及其关系，若其中的构件是尚未学习的内容，同时呈现这一构件的字形演变过程，让儿童明了各个构件的形义关系以及构形的依据；形声字要呈现的则主要是形旁的字源以及结构关系。
何时呈现明字源、讲字理的材料比较合适？并非每认读一个汉字就必须呈现相关材料，这一时机应根据汉字特点和儿童经验来确定。大致可以分为两档，一档是汉字认读当下就出现，如象形字、指事字；另一档是阶段性地呈现，教材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设置特定的明字源、讲字理专题。阶段性呈现适合各种类型的汉字。
组织明字源、讲字理的材料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识字初期少一些，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后可以大面积地呈现；二是应从象形字和指事字开始。另外，有些形声字的声符与意义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汉字可在中学阶段的教材中适时归类介绍。
为使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更快更好地内化为儿童的心理结构，教材呈现讲字理的方式宜适当采取整合取向，即追求汉字特征与儿童心理逻辑的契合。汉字学习中引导儿童关注、探究汉字构造方式，旨在传授儿童识字方法，培养儿童自主识字能力，但要求学龄初期的儿童完全按照汉字造字的理据来分析每个汉字形体与意义的联系是不现实的。在明字源、讲字理后，儿童的“说文解字”，只要不对字义的理解造成误导，应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忆汉字，如：乌鸦太黑了都看不到眼睛了，所以“乌”没有“鸟”中间的一点。这是儿童创造的识记方式，虽然从汉字个体而言并不符合字理，但是不能说不符合汉字构造的思维方式。因而，教材有必要呈现少量的儿童“说文解字”的样例，当然也可将样例编排于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中，由教师传递给儿童。
三、汉字与拼音的学习顺序
汉语拼音是识字阶段儿童学习的重要内容，厘清拼音学习与识字的关系是教材组织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汉字具有独特的形音义结构，尽管关于汉字认知、汉语阅读的心理机制尚无权威定论，但已有研究表明汉字认知、汉语阅读有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心理特点，汉字认知的脑区、个体发展过程中对字词处理脑区优势的发展路径等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汉语特有的认知方式是母语赋予我们的民族属性，汉字教育有责任保护母语认知特性的传承。我们认为语文学习的起步阶段，先识读一部分汉字再学习拼音有利于儿童亲近汉字。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是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汉语拼音是正音、识字、汉字输入的工具，利用汉语拼音可以学习普通话、多识字、快识字，从而及早阅读，但汉语拼音本身不是与汉字相当的学习目的物。
我们主张识字教材采用先识后拼的编排顺序。例如，某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从第八单元才开始汉语拼音的学习，“先安排学生认识一些常见常用的实词――独体字，而且是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以及一至十的数字，然后再安排拼音学习，再过渡到认字、识字、写字的学习”。编写者如是阐释，“汉字是母语文字，随处可见，应当充分利用”，“拼音不是汉民族的母语，不应当脱离母语环境学习拼音”；“汉字是方块字，像一幅图画，儿童认识汉字比认识拼音字母容易得多”，“儿童学习拼音困难，容易一入学就产生挫折感”；而首先学习汉字是可行的，实践和专家研究都证明，不识拼音直接学汉字可行，“而且比先学拼音效果更好”。
深圳南山实验学校的实验课程也是先识后拼，其语文学习开始于集中大量识字，识字五六百后开始汉语拼音学习，并与计算机汉字输入学习整合。“在儿童认读一定数量汉字的基础上，习惯于汉字的以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习惯于接受汉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后，再来学汉语拼音。从而养成儿童直接认读汉字的阅读习惯。”
在学习了一部分汉字后再学习拼音，然后在汉字认读、阅读与书面表达等学习活动中继续运用拼音，我们认为这是依循汉字认知心理的学习顺序。同时，从识字心理的角度看，先识后拼还可以充分利用儿童学前的语言经验，激发儿童学习语文的兴趣。识字是在一个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联系，利用儿童已经具有的口语心理词典，先识已经掌握音、义的字，字形和音、义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容易建立，可谓事半功倍。另外，从音节拼读的角度看，先识后拼也有助于降低拼音学习的难度。相对于汉字，汉语拼音对儿童来说更为陌生，先期识得的汉字可以成为拼音初学阶段的工具。综上所述，识字初期教材的字种选择应该从三个维度来考量：一是适合于明字源、讲字理的基本字；二是儿童的口语经验；三是普通话400个基本音节的覆盖率。
要在汉字教育中比较充分地实现汉字文化的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教材建设而言，不仅仅是教科书的编撰，相应的教辅资源建设也是必需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一个“明字源、讲字理”的汉字设计开发专业性的帮助教与学的资源，因为教科书中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帮助儿童学习汉字的除了常规的图书、挂图、音像等产品外，还可以设计成学具，让儿童在操作中明字源，在拆分、组合汉字的构件中讲字理，在快乐的学习中传承汉字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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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语文实验教材一年级上册的特色[eB/oL].http：//gbjc.bnup.eom/news.php？id=16710.2015―03―20.
汉字的特点篇9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汉字的特点篇10
关键词：汉字性质；对外汉字教学；系联法
一、汉字性质研究与对外汉字教学的联系
汉字又称方块字，是我们汉族人的祖先经历多年历史传承总结出来的，并经过无数社会实践之后归纳出来用于记录语义的表达符号，凝结了千万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20世纪以来，关于汉字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关于汉字性质的划分也成为汉字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研究，人们对汉字性质的定性依然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表意（义）文字说。汉字的表意性是目前为止最为认同的一种说法。“所谓表意体系是指一个词只用一个与该词构成的声音无关的符号表示。这个符号和整个词语存在某些关联，因而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存在关联。汉语鲜明的代表了这种语言体系”。[1]在汉字对外教学中，汉字表意性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据汉字的字义来将汉字划分，对学习者来说也是最好接受的一种方式。（2）表音文字说。表音文字主要是通过记录字母语音来记录语言。这种文字体系较为代表性的主要是拉丁语系。据此，笔者认为汉字的性质可以从多角度来理解，几种汉字性质学说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当然这其中表意性是最为大家所接受的，也是应用较为广泛的。在这里介绍汉字性质，希望遵循汉字的性质特点，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去全面地认识我们所使用的书面语言的记录工具，从而理出一些有利于汉字对外教学的方法。
二、汉字性质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启示
研究汉字的性质特点不仅是为了汉字的字理研究，也给我们在汉字对外教学中带来了一些启示。
1.汉字性质诠释中国文化，体现中国人思维方式。汉字是汉语文化的书面表现形式，直接反映出中国特色文化。外国人想要学好汉语，就得要理解汉字的性质，想要理解汉字性质，就得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中国人惯用的思维特点。这一点犹如兵法上所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了解背景之后，才能铺平学习汉字的道路。
2.对外汉字教学应遵循汉字性质特点，将汉字性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汉字性质的复杂性和难懂性有时可能会限制汉语对外教学的发展，可是学习汉字的难点恰好是它的魅力之处。一切事物都有规律可循，从汉字性质入手就是学习汉字最好的规律。
3.利用汉字性质制定科学教学方法，指导对外汉字教学。将汉字性质特征作为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的标杆，围绕这个标杆并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找到最佳效益的教学方案。
二、汉字性质在对外汉字教学方法上的应用
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尤其在对外汉字教学方面。对外汉字教学与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辐射到的交叉学科很多，其中包含语言学、对外汉语教育、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对外汉字教学方法需具备科学性，可操作性，还要保证教师人员的素质。下面介绍的这几种根据汉字性质特点出发的教学方法。
（一）“系联法”汉字教学
汉语分为声母和韵母两种，系联法恰好就是利用反切来研究他们的一种方法。“它通过形似而联，音近而联的方式，以旧带新，音同辨异，从而发现其中规律，加强记忆”。[3]系联法教学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据形系联
据形系联是利用汉字形体可供分析的信息，将形符相关的汉字系联在一起。据形系联可以通过“形”将同一形符的汉字系联在一起，便于学习者掌握汉字的偏旁、部首。举例说明，比如教师讲到“水”这个字，据形系联以形符“水”为纽带，可以系联海、洋、湖、池、汤、汗、洗、澡、游、泳等字。据形系联还可以通过“形”将字形相近的汉字系联进行对比，便于学习者总结特点区分形近字。如贝-见、土-士、庄-压等。
2.据音系联
据音系联根据汉字的语音线索，把读音相同相近的汉字系联起来。可以通过声符将同一声符的汉字进行系联，使学习者认识到汉字声符标示字音的作用。可以先引导学生系联声韵调全同的汉字，例如，以声符“半”为线索，可以系联伴、拌、绊。再指导学生系联声韵相同调不同的汉字，例如，以声符“冈”系联刚、纲、钢、岗等。
据音系联可以解决一些留学生第一语言产生的语音负迁移现象，如韩国学生在双唇音（p）和唇齿音（f）的分辨上有苦难，因而可以将声母分别为p，f且韵母相同的字系联起来一起进行教学。例如：翻――潘，冯――朋，胖――放等。
3.据义系联
据义系联是把意义有关的汉字系联在一起进行教学，便于学习者对比区分。据义系联可以通过同义进行系联，如胖-肥、低-矮、拘束-拘谨；也可以通过反义系联，如多-少、矮-高、轻视-重视；还可以根据意义系联同类事物，如红、黄、绿、蓝、白、黑等。据义系联有助于学习者形成系统知识结构，不会增加学生负担，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学生的信息，浓厚学习兴趣。
汉字教学不能杂乱无章，必须要把握规律性和系统性，这样不但能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提高学习效率，而系联法恰好是符合这以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理据法汉字教学
1.理据的涵义
理据这个词的本意是理论，依据。那么在语言学中，汉字的理据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从历史角度上可以划分为溯源理据字和现状理据字。而溯源理据字可以追溯到古代汉字符号形成之时。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法，对汉字进行归纳总结，主要就是根据汉字的理据。
2.理据法汉字教学的主要内容
理据可以解说为汉字的字形与字音、字义的联系。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汉字分成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这四大类，这些理据就合成了汉字形体表意表音的基本特征，“汉字特定的字式结构就是根据这些理据积淀而成”。[5]
（1）象形字
象形字来源于图画，大多是使字形与所表示的图画相像，从而传达它的意义。象形字是人类早期智慧的一种体现。如“山”字完美的体现出山峰的模样，再例如“眉”字，仔细一看与眉毛果真有几分神似。
（2）指事字
当要表达的图像没有或者不方便时就产生了指事字。它的目的旨在用抽象的方法表达具体的含义。指事字又可以分为独体、合体、变体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上、下、凶、吉。大多数时态、动态、情态以及表示虚拟场景的汉字都属于指事字范畴。在讲解指事字时，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辨析，让学生感知字义。
（3）会意字
会意字的出现是为了填补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局限性。它可以表示更多的抽象意义。现代汉字中属于会意字的字较多，典型的有“人、林、尾、看”等等。掌握会意字要求学习者理解这个汉字的构造，记起来会有些难度。在讲解会意字时，可以根据各部分的组成意义来帮助理解，如讲解“苗”字，可以理解为田地上长着一点草，即为苗。
（4）形声字
形声字一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字的复合体。一部分表形，另一部分表声。而形声字的读音多数也和其中表音的一部分读音相同或相似。可以说先掌握一个字，再掌握它的形声字这种类比的方法对于学生接受起来还是很有效果的。常见的形声字有“远、镇、糖、机”等等。这种类型的字在结构上的特征为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和里外结构。
理据识字法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有如下几点优势：首先方法科学，符合汉字构型规律，符合识字教学原则，符合人的认知心理。其次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教学模式和方法适合于课堂，在大量的实践中也表明学生接受状况良好，得到老师学生的一致认可。最后它还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和博采众长的兼容性。理据识字法符合国外留学生的认知特点，符合他们成熟的判断与推理能力，有助于他们尽快地建立起汉字的字感。
（三）几种新型识字法教学
汉字性质的研究与应用不应该具有局限性，而是应该发散到多个方面，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还是从汉字性质特点出发。语言学的最大特性就是使用，使用也是学习语言最好的一种方法。趣味是最好的良师益友，有了趣味才能更好的投身于学习当中。这种途径也给了我们如何学习第二语言的启示。
1.拆分识字法
这种识字方法的核心在于掌握汉字结构的规律，类似于我们记英语单词时的词根+联想方法。主要要求学习者会对汉字进行偏旁部首拆分，例如三点水字旁，认识这个偏旁，近而知道带有这个偏旁的汉字大多与水有关系，从而掌握这一类汉字。这种方法学习汉字速度快，应用也方便，只是对学习者汉字结构理论要求较高。
2.动作识字法
这种方法更加生动、形象、具体，方便学习者牢记，也能增加学习者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比较适用于青少年外国学生。比如在讲解“大”字时，教师可以将双臂抬起，与肩平行，两腿分开，这样一个人就成了一个大字型。应用这种方法，能让学生快速记住这个字，但这种识字法学习速度较慢，而且不适用于每一个汉字，很多汉字无法用肢体动作表达。
3.游戏识字法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成年人还是青少年，想必对游戏都是没有抗拒力的。所以根据汉字性质，将汉字进行划分，以游戏的方式呈现给学习者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常见的学习方式有填表格、连线、回答问题等等。随着科技的进步，汉字游戏的设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书面了。越来越多学习汉字的电子游戏应运而生，信息时代的到来，已经把它们带到我们的手机和电脑里。这种学习方式方便快捷，能使学习者的空余时间利用更加充分。
以上几种识字法看似新颖，实则都是利用了汉字的性质特点，将汉字性质的精髓融入活跃的现代教学方法之中，目前在国外有很多优秀的汉语学堂都采用这些教学方法，因为这样的方法更贴近生活，既保证学生能够学会汉字，也能增加乐趣。实践表明这些新式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与课堂活跃度，实现了课堂的优质化、高效化，使学生乐在其中并能学以致用。
三、结语
“汉字作为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世界汉字教学与研究的发展，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地位的不断攀升，汉字教学近年来也在不断前进”。[6]因此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理论建设初具规模、教学对象范围逐步扩大、教学方法逐渐成熟。在经历了不断努力之后，我们已经得出了很多实用具体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都离不开汉字性质特点，汉字性质特点像一条链子一样，把这些方法紧紧连在一起；最后研究成果可观丰硕。虽然对外汉字教学上还有欠缺和不足，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强烈需求性在日渐高涨，我们的汉字教学之路仍然漫长。综上，对外汉字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一环，既有难点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可用，这需要我们及相关工作者多多实践与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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