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范本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4 21:56:54

讣告范本篇1

答谢类讣告,顾名思义,是为了感谢亲友的帮助与关心。一般在丧事结束后,丧家刊登“泣谢”一则,简单总结丧事过程,重点在于文末答谢来吊唁者的“隆情厚谊”,却因为丧服在身,无法逐一登门致谢,仅刊登报端,聊表谢意。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即是在仪式上新马华人将传统的登门答谢,演变为在报纸上公开答谢。

二、周年纪念类

在抽取的样本中,最早在1953年见到一例标题“周年纪念”的讣文,从1951年至1964年的样本中也仅此一例。1965年之后,这种形式的讣告逐渐增多,其内容由简单逐渐多样化,出现一些充满浪漫色彩的用语,格式也从竖排变成横排。由此可见,周年纪念类讣告逐渐成为继告知类、吊唁类和答谢类之后讣告系统的又一类别。笔者借此定义凡是家属、朋友或团体在死者周年纪念日刊登的讣文,统称为“周年纪念类”讣告。

三、映像在讣告中的新马华人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

中国人视“死”为另一种形态的“生”,“送死”是人生最后一件大事,新马华人将现实中“送死”环节的盛事,以报纸讣告的形式映射在一个纸质世界里。透过解读讣告文本,新马华人的家庭结构、亲属制度、华社领袖的产生、华人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呈现在我们眼前,构成一幅新马华人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图像。

(一)映像在讣告中的新马华人家庭形态

1.讣告中呈现的新马华人家庭结构

弗里曼(mauriceFreedman)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一项针对新加坡华人家庭结构的田野调查,其将新加坡华人家庭分为小家庭和大家庭两类,前者是“基层家庭”,指的是父母和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后者则是指“三代同堂家庭”,即父母与已婚子女及孙子辈同住的家庭。根据实际调查数据,弗里曼认为中国社会家庭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小家庭[1]。借用这一理论,笔者将样本中176份家族刊登的讣告进行分类,夫妻二人、夫妻与未婚子女的划归为核心(小)家庭;父母和已婚子女同住或孙子辈同住的称为“大家庭”。经整理,核心家庭有11份,仅占6.3%,其余皆为大家庭,可见讣告中呈现的20世纪50-70年代新马华人家庭结构以大家庭为主,核心家庭为数极少。这样的结果和中国传统理想型家庭形态不谋而合,正如孟子所说:“仰足以事父母,府足以畜妻子”,这是符合理想的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的三世同堂家庭典范。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现实中的新马华人社会大家庭并非主流。1977年新加坡公布的《全国家户开支调查》报告将全国家庭户分为单核心家庭户和多核心家庭户,该调查中的a类单核心家庭和笔者分类的“核心家庭”概念一致,统计结果显示a类单核心家庭户,即夫妻子女不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是62.8%[2]。新加坡国立大学郭振羽教授根据1980年新加坡政府公布的1957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也认为新加坡的核心家庭比例约在60%-65%之间①,是新加坡华人家庭结构的主要形态,并预示核心家庭的比例将会一直增加[3]。我们都知道,1950年之后整个东南亚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新马也不例外,在这一进程中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再加上新加坡政府公共住屋计划等政策的推行,新马社会根本无法形成和发展出传统原乡社会的大家庭形态,所以讣告中的“大家庭”折射的是华人理想中的家庭形态而并非现实。讣告中是观念中的大家庭,现实中是真正的小家庭,“大”与“小”之间的强烈反差折射出新马华人对传统中国“家”文化的坚守。

2.讣告中呈现的新马华人亲属制度

身在异乡,血统主义影响下的华人更倾向于首先从血缘亲人那里获得帮助,因此亲属关系是华人尤为重视的资源。但不同于原乡社会,新马华人在异乡亲属人数少,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新马华人在利用传统文化规则的基础上,对传统亲属制度进行调整,人为扩大亲属关系范围,因而讣告中呈现的亲属制度较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一些新特点。第一,传统亲属边界发生改变。传统中国社会的亲属制度是以血缘亲疏为基准的九族五服制,以父宗为本宗,延续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在此范围内皆为有服亲属,包括直系和旁系。女性出嫁后视为非本宗人,故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说。与此对照,笔者发现讣告在排列家族世系时,除本宗按丧服体制的血缘亲疏排列外,外亲及其妻方的子弟、侄孙等皆被纳入孝子名单。这足以说明华人非常重视亲属关系,因为在异乡为数不多的亲人是十分重要的人际资源;而母系(妻方)亲属较其在传统中国社会更为重要,说明在新马地区亲属制度呈现由“父系”向“双系”转变的趋势。第二,血缘关系被人为扩大。阅读讣告文本的孝子名单,笔者常常发现义子女、谊子女和契子女位列其中。“谊”、“契”、“义”子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一问题,笔者通过曾任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广告员的舒庆祥先生②得到一种解答:在马来西亚,“谊”子女是指与儿女结拜的人,被当作“契子”来看;“契子”指的是“义子”,为“好”的口头用语。而新加坡的情况略有不同,笔者通过对新加坡李秉萱夫妇③的口述采访得知:“义子是正式认养的儿子,即养子,有正式的认养仪式。谊子,是和自己儿子是好朋友的人。契子,是有简单仪式,但没正式认养的儿子。”其实在中国社会,“义结金兰”几千年来一直广泛流行,还有认干亲、拜干爹干妈、收干儿子或干女儿等,都是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扩展人际资源的好方式。但是这类关系的“子女”在传统丧葬礼俗中是不能作为孝子列入的,新马华人将其全都纳入孝子名单,视其为家族成员,说明这是有意识地人为扩大血缘关系。综上所述,在讣告中体现的新马华人亲属制度既借用了传统文化的规范和原则,按照传统的血缘亲疏关系进行区分,同时也根据移居地环境做出变通,出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有意识地将亲属边界扩大和拟制血亲原则的应用,藉此扩大和延伸了“家”的概念。

3.呈现在讣告中的新马华人家族主义价值观

第一,讣告中展示的华人“孝悌”观家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其中包括处理家庭(家族)内部关系的伦理观念。处理家族内部关系构成中国传统伦理的内容,这种传统伦理的核心正是“孝悌”观[4]。《礼记•祭统》中载:“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意思就是,孝顺父母体现在三个方面,活着要赡养,死后要服丧,丧葬后要祭祀。儒家孝悌观延伸到了死亡后的另一个世界,父母去世,丧礼和死后祭拜供奉都更要体现孝心。讣告中孝子孝女“随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等用语凸显新马华人遵从传统丧俗礼制,以孝示人的心声。死者去世后,孝子们要按亲疏远近穿上斩榱、齐榱、大功、小功、缌麻五种丧服以示成服,对死者行服丧礼仪。对亡故先人的丧后祭祀,华人也以“周年纪念”的形式刊登在报纸上。现实生活中按丧俗举办丧事及祭祀先人的活动,更要刊登在报纸上,让社会大众看到“孝”心,足见儒家思想核心的“孝悌”观在新马华人社会影响之深。第二,讣告中体现的华人“大家族”情结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原乡社会聚族而居的条件,华人移居新马地区必须根据当地条件进行调适,无法组建与原乡社会一样的大家庭形态,但是深植于华人先民观念中的家族价值观和理念并未脱离,反而被镌刻在华人的灵魂之中,成为华人日常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依据。尽管现实条件不允许,不可能组成世代同堂的“大家庭”,但是“大家庭”情结始终萦绕在华人观念中,在讣告中按长幼尊卑、由近及远的原则来排列家族世系,以明晰彼此辈分,显示家族绵延的情况,强调家族的整体性。这种藉由讣告列示家族排名的方式传达了新马华人无法磨灭的“大家族”情结,也折射出家族主义在新马华人社会的影响和传承。

(二)映像在讣告中的新马华人社会网络

1.讣告中呈现的新马华人社会关系网络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和西方的个人本位社会相比,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5]。“关系”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尤为重要,传统中国社会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包含血缘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关系网络、地缘同乡关系网络、利益往来关系网络等各方面。伴随着移民漂洋过海,获得“关系”的方法也一同“移居”新马。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移民多是迫于生存压力出洋谋生,在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如何在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成为首要问题,搭建社会关系网络的桥梁从血缘、泛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符号扩散开来。讣告中呈现的华人社会关系网络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血缘家族网络,这是核心层面;扩展到第二个层面是帮、会、社等社会组织网络。这两个层面按血缘远近、地缘、方言群的“差序格局”①原则一圈圈扩大而来。下述陈文确先生的讣告系统个案可以详细展现这个模式。陈文确的讣告系统非常完整,时间延续6天。先是1月16日刊登《敬告知交》宣告死讯,随后1月17-20日,来自各方的“唁文”有38则,21日陈文确家属刊登《泣谢》一则,至此,整个过程完成,共涉及各类社团组织32个,近400人登报吊唁,其中不乏福建帮内社群领袖和知名人士,另有相关企业36家。透过讣告内容,陈文确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模式清晰可见。首先是在血缘家族内的网络。1月16日刊登的《敬告知交》写道:“陈文确少壮南渡,追随陈嘉庚先生开发树胶园、黄梨园、树胶厂、黄梨厂,前后垂数十载。嘉庚先生在马来亚创业之成功,多得力于文确先生之助。嗣与其令弟六使先生、文章先生创立益和有限公司、联合有限公司,经营胶业,大事发展。”[6]该段文字详细体现了血缘纽带在陈文确社会关系网络扩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许多华人初来东南亚发展的惯有模式———移民南来,先通过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帮忙,在其工场或企业里工作,立足之后再慢慢独立寻求个人发展,成就事业。以血缘为基石的家族网络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层面,38则“唁文”中一部分来自其弟陈六使、陈文章及其侄子、女婿的公司或与他们有经济关系的公司与社会团体,是这种血缘关系纽带扩展至社会关系网络的有力证明。早期华人先民来新马地区谋生时,亲人数量极少,单纯依靠家族网络显然不切实际。为了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拓展个人社会关系网,华人通过加入各种地缘会馆、宗亲会组织和同业公会,顺着此脉络将个人的关系扩展到帮群内的网络。弗里曼在对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调查中也指出:“即使是最普通的新加坡华人,通常也会隶属于一个会馆。”[7]华族中的成功人士更是积极加入各类社团、会馆等组织,陈文确也是如此。“陈”姓是其血缘符号,陈文确历任保赤宫陈氏宗祠主席,在泛血缘前提下的姓氏成为其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样,陈文确祖籍福建同安,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主席职务,“同安”这个地缘符号就成为他扩展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石。由于同安在地缘边界里属于福建,自然这个地缘关系又扩展到“福建帮”这个更大的边界里。所以,新加坡同安会馆和保赤宫陈氏宗祠反应最为迅速,率先刊登《敬告知交》,新加坡福建会馆紧随其后,同时的还有怡和轩俱乐部和吾庐俱乐部。需要说明的是,在新马华人社会,俱乐部的作用如李亦园教授所说,表面上最常见的是打麻将,但却是某一群精英分子集中交换信息的地方,所以俱乐部经常是“促成社区内各种活动的泉源”,而往大的方面说,俱乐部“又常可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8]。藉由该个案,我们看到这种借助血缘、泛血缘、地缘等规则扩散而来的“差序格局”模式是讣告中展现的该时期新马华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形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新马地区,想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可以通过连续追踪其新近去世亲友的讣告文本得知一二。

2.讣告中展示的新马华社领导层产生模式

笔者在整理样本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颇有深意的现象,讣文数量多的人往往是新马华社耳熟能详的人物,多是一方侨领。那么,从讣告文本能否探知这一时期新马华社领导层的情况呢?带着这一疑问,笔者以个人讣告数量15则以上为标准,对符合此标准的个人进行整理①,期望能从中找到规律。初次整理后有20人符合条件,其中女性5人。这5位女性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身并无建树,其讣告数量如此之多全依赖其丈夫或儿子的社会关系,所以这5位女性被剔除出研究名单范围,余下15人定为最终研究对象。按死亡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李秀裕(1956年),讣文19则;洪肇闪(1964年),讣文38则,李伟南(1964年),讣文17则;陈文确(1966年),讣文40则;胡绪哇(1968年),讣文25则;周谦祥(1968年),讣文33则;颜植受(1969年),讣文19则;颜惠芸(1969年),讣文17则;柯表焕(1972年),讣文37则;陈秀弟(1972年),讣文29则;许天乞(1973年),讣文88则;叶兰芬(1974年),讣文20则;丁显鹄(1975年),讣文45则;许燕穆(1976年),讣文29则;欧盈南(1976年),讣文20则。笔者将这份名单与《怡和轩俱乐部九十周年纪念特刊》、《同安华侨志》和《安溪华侨志》等资料进行对比,发现15位研究对象中除周谦祥、颜植受、陈秀弟、叶兰芬、欧盈南、柯表焕外,其余九位皆是新马华人社会领袖。阅读这九位的讣告,可以发现他们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经商成功的富豪或企业家。讣告内容显示,九位皆是商业巨子,在金融业、食品业、树胶业、进出口贸易、娱乐业等行业各有建树。比如李伟南、李秀裕叔侄在金融业独树一帜,是四海通银行大股东;洪肇闪是笨珍地区知名豪绅,经营商业和种植业、渔业发家;陈文确战前与其弟陈六使创设的益和公司是东南亚树胶产业的佼佼者,战后跨界进入保险行业;胡绪哇经营杂货,开设碾米厂号“合成兴”,又在柔佛州投资种植业。余下等就不一一列表。第二,都是出生在中国的新客移民。讣告内容明确记载九人都是出生于中国,年少时“南渡”或“南来”,立足于新马,克勤克俭,开设公司,成为当地知名华商。李伟南、李秀裕叔侄俩的讣告载二人皆“粤之澄海外埔乡人也”,李伟南是“壮岁南来”[9],李秀裕则是“随叔父李伟南先生南来”[10],许天乞“少怀大志,南来谋生”[11]等等,此处不再赘述。第三,都担任多个“连锁职位”[12]。通过对九位讣告中列名社团和唁整理发现,身兼数职是他们的又一共同特点。在九位研究对象的讣告中,担任职位最多的有李秀裕、洪肇闪、李伟南,每人担任多达8个以上社团或机构(包括华社与官方)的职位,最少的许燕穆也有两个职位。第四,都热心于慈善教育事业,藉此获得良好声誉和知名度。九名研究对象的讣告内容无一不强调其人热心于公益慈善教育事业,“乐善好施”。通过整理,九位在不同华校或担任董事,或任董事长,在多家医院和慈善机构也都有名誉职务。正如杨进发所说,慈善精神在新马华人社会是美德,也是手段;华人领袖要想获得大众的认可和推崇,提高自身的地位与声誉,为医院、学校和其他慈善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是重要途径[13]。综上所述,战后新马华人社会帮群结构仍延续其影响,殖民地时代的华人领袖产生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依然适用。这一时期华人领袖主要产生于商人阶层,同时传统领袖仍然得到华社内部的广泛认可。这些在报纸上讣告数量超出一般人,登报列名吊唁的人员囊括某一社群或是整个华社知名人士的死者,往往既是一方巨富,也是当地的华人社区领袖。

四、结语

讣告范本篇2

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二审的裁判方式上均设置了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制度,作为本着“有错必纠”原则、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程序保障,不容否认发回重审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实践当中理解操作不和谐,使得司法实践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一、现行发回重审制度的弊端1、发回重审的标准不明确,范围不确定。对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从这些言语的表述来看,内容空洞,语义含混,线条粗犷,不符合法律条文应当明确、缜密的要求,给实践操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对上述法律条文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标准规定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和程序上的理由。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基本可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它再也找不出什么根据,由于实践当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而且法官的思维方式、认证能力又因人而异,那么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就算“足”?现行的诉讼法无法回答这个标准问题。程序上的理由,除了《刑事诉讼法》对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外,《民事诉讼法》和《行政?咚戏ā凡坏挥凶骶咛骞娑ǎ一棺噶艘桓鏊剖嵌堑哪:跫翱赡苡跋彀讣放芯龅摹薄<热皇恰翱赡堋保蔷褪瞧痉ü俚牟虏夂屠斫猓桓鑫シ捶ǘǔ绦虻男形欠瘛翱赡苡跋彀讣放芯觥保煌姆ü倏隙ɑ嵊胁煌呐卸辖崧邸U怯捎诙苑⒒刂厣蟮谋曜己屠碛晒娑ú幻魅罚秤枇朔ü俳洗蟮淖杂刹昧咳ǎ踔劣械姆ü俳琛白杂刹昧俊敝挠贸绦蛉Γ贾路⒒刂厣蟪绦虻牟蝗范ㄐ院退嬉庑裕酝嘈偷陌讣鞒霾煌拇χ茫唤鍪瓜录斗ㄔ何匏蚀樱胰玫笔氯艘材涿睿兴鹩谒咚铣绦虻难纤嘈浴?BR>2、发回重审程序缺乏稳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事实证据上的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二审法院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当出现发回重审程序上的理由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则一律进入发回重审程序,而行政诉讼则同样出现了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改判的情形。这种“或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选择性程序规定,使诉讼程序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即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了发回重审的情由时,并不必然启动发回重审程序。这样在理论上既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澎涨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选择发回重审程序;也有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萎缩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不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无论出现哪种状况,发回重审程序的价值都难以得到真正实现。这种选择性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出现上述的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产生不良的后果。3、由发回重审而导致循环审判。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则有权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法院重新作出的判决仍然是一审判决,当事人仍然可以上诉,这时二审法院如何裁判,法律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二审法院仍然有权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程序法这一非确定性标准而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案件又转入一审程序,再上诉,再发回重审……。由于发回重审的次数未受到限制,在理论上就明显形成了“一审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审……”这样一个无限循环、永无止境的诉讼怪圈,案件永远在一审与二审程序之间反复运作,案件永远无法结束,诉讼争议永远得不到解决。而且由于认定标准理解不一,这种诉讼怪圈可以套用到每个案件中去,只要当事人一上诉,就有身陷其中的可能。实践当中确实有的案件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发回重审程序,形成拉据、僵持状态,拖上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得结案。虽然这一现象在法理上无从指责,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其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对法院来讲不仅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既判力,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当事人而言,不但诉讼目的无从实现,还要卷入纠缠不清的诉累中,背上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癜ぃ乇鹗窃谛淌滤咚现谢崾拐嬲姆缸锓肿映て阱幸7ㄍ猓们灏孜拮镏宋薰际艿皆┣佣鸷λ痉ㄉ笈谢疃耐牛×嗣裰诙陨笈腥ㄍ男叛鲂睦怼1]4、发回重审制度体制上的不完善容易在法院内部产生矛盾冲突。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我国的审判体制决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职责,对此上级法院应责无旁贷。但由于进入二审程序的许多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或受外界干扰较多,一些当事人还采取了纠诉缠讼、威胁恐吓等过激措施,迫于这些案外因素的压力,一些二审法官不愿意也不敢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而是借机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以此推卸责任、转嫁矛盾,将矛盾的“火药桶”踢回一审法院,明哲保身减轻自身压力又不违反法律,何乐而不为?这样发回重审程序成了二审法院的挡箭牌,丧失了其应有的监督价值。这种发回重审的结果,既加剧了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又引发了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的矛盾,由于发回的理由不是基于案件本身、法律本身的,这就降低了二审裁判在一审法院中的威信。另一方面,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内审通知中大多数已经阐明要收集哪些证据、查清哪些事实、怎么样适用法律甚至是如何裁判等等,这虽然能够指导一审法院的案件审判,但更大的隐患是二审法院鲜明的意见不可避免地要干扰一审法院的审判意志,使得一审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大打折扣。⑵一审法院内部的?艹逋弧7⒒刂厣蠛螅蠓ㄔ罕匦肓硇凶槌珊弦橥ブ匦律笈校匦露允率到蟹治鋈隙ǎ匦露灾ぞ萁斜绫鹑现ぃ匦缕酪槭视梅桑律笈凶橹贸龅牟门薪崧酆芸赡苡朐笈凶橹牟门薪崧鄄灰恢拢簿褪撬敌律笈凶橹呐辛顺跎蟮慕崧邸S捎诖蠹叶际峭簧笈屑侗穑笈凶橹执τ诒恍律笈凶橹庵直砻嫔系募喽健⒏呐械匚唬诹秸咧浜苋菀自斐汕痹诘拿埽灿跋炝艘簧蟛门性诘笔氯诵哪恐械牡匚弧?BR>二、发回重审制度的价值思考作为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链接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一项特殊制度,发回重审的制度设置应符合其内在价值,笔者认为在重新审视发回重审时要注意研究这方面的价值,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1、程序正义价值。众所周知,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在当前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要着重强调程序正义,来保证法官公正行使权力,并保障实体正义,公正地维护好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在重构发回重审制度时,要建立好发回重审程序的正义价值,增强其生命力。首先立法上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应确定统一,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认识,减少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司法权的滥用,要体现出程序对每个人都是公正、公平的,防止同样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其次,程序应当保持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的事由时要必然引入发回重审程序,避免选择性程序所带来的不公正性,否则两个相同的案件一个发回重审,一个改判,那么改判的案件争议会很快得到解决,而发回重审的案件要多一个环节才能了结,对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显然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强调发回重审的程序正义价值,甚至是允许牺牲个案的不公正来换取程序制度上的公正,譬如某被告人犯罪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审查发现证据不足,为了追求个案实体的绝对公正,应发回原审法院查清事实,寻找证据,但从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制度公正出发,二审法院直接改判宣告无罪效果更好。2、程序效益价值。诉讼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正如肖建国所说,程序效益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它和程序公正、程序自由共同构成了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有价值,因此,在改革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程序设置时要突出效益价值,注意诉讼成本,应当以最小的诉讼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产出。发回重审制度引发的诉讼过程拖沓冗长的弊端显而易见,导致诉讼周期过长,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当事人私人成本的增加,二是造成法律秩序的不稳定,过长的诉讼周期会削弱当事人求诸诉讼的动机,损害法律秩序的威望以及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这样看来,设立发回重审的初衷未必能实现,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从程序效益和程序成本角度考虑,程序不是越繁杂越好,而应越简洁高效越好,因为繁琐的诉讼程序必然要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所以发回重审的程序应简洁、快捷。3、程序监督价值。发回重审制度是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实施程序监督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体现出其应有的程序监督价值。首先,发回重审程序要便于二审法院实施监督时进行操作,也就是要具有实用性;其次,依照发回重审程序实施的监督应当准确,不能引发不应有的争议;再次,要牢固树立发回重审程序的监督权威,防止因意见不一致,使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的监督产生合理怀疑,失去对二审程序监督的信任。三、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构基于上述对发回重审制度的弊端分析和价值思考,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重新建构:1、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⑴取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的事实证据上的标准和理由。长期以来,我国的审判活动一直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要求审判活动尽可能地发现、挖掘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谋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理智地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原则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现在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审判人员判别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完整地再现过去的客观事实则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有学者还认为,“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实际上也与现代的证明责任规则不相符,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不能像搞科学研究那样探求客观事实的绝对化,而应依照程序公正的原则证明法律事实的合法化,这才是程序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笔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的说法不应提倡,可以将这一原则重新表述为“以证据为根据”。但受“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二审法院在对一审判决进行审查时比较重视案件事实证据方面的审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就成为发回重审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个理由的缺陷十分明显,对这一理由的批判有一段十分精彩的二难推理:如果二审审理中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并据此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那么,不对案件直接改判而发回重审,岂不多此一举?如果二审审理中并未查明案件的正确事实和清楚事实是什么,如何能得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凭什么把案件发回重审?笔者认为,否定发回重审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标准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标准带有过分的自由裁量性质,换句话说,也就是很强的不确定性。对案件到了什么程度和地步才是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即使在一审法院内原审判组织和新审判组织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实际上也很难评说哪一种认识和理解孰是孰非,那么最好就由二审法院依终审权力直接进行判定,不宜再发回重审,否则,既不能及时解决纠纷,浪费司法资源,又损害法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二,这个标准有悖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司法要求。在司法实践?校讣率挡榈绞裁吹夭剑皇怯煞ü倬龆ǖ模侨【鲇诘笔氯说木僦こ潭龋蚨蠓ㄔ阂哉飧霰曜挤⒒刂厣螅疵庥薪居τ傻笔氯顺械5脑鹑巫抻煞ㄔ撼械V印5谌飧霰曜家泊嬖诙蠓ㄔ合热胛髦印6笕绻衔笆率挡磺濉⒅ぞ莶蛔恪保率瞪鲜腔诖嬖谡飧霭讣率档耐贫ǎ热胛鞯亟讣糜谑裁闯【爸校簿褪谴邮率档街ぞ莸穆呒蹋皇谴又ぞ莸绞率档穆呒蹋庵肿龇ㄏ匀徊煌祝绕涫窃谛淌滤咚现校庵滞贫ㄓ搿拔拮锿贫ā钡脑蚯『孟喾础5谒模飧霰曜既允窃诠睦簧蠓ㄔ褐鞫⒒氐鞑榘讣率担劫薮业亟槿胨降笔氯说恼椋踔潦钦驹谝环降笔氯说牧⒊〉鞑槿≈ぃ裨颍讣笆率挡磺濉⒅ぞ莶蛔恪本突岜环⒒刂厣蟆U馊允侵叭ㄖ饕宸伤枷氲奶逑帧?BR>⑵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应一律发回重审。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程序有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时强调“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中对程序问题还可以改判,刑事诉讼中虽然对发回重审的程序问题具体化,但仍不够到位,而且也体现了程序问题要达到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可见,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程序性问题采取了低标准的态度。这样,一些一审判决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被发回重审,甚至通过终审审判而被合法化,因而这样的程序标准是“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在法典中的典型表现。这样,实体结果的正确性掩盖了对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无异于在暗示甚至鼓励法院及其法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按法定程序办案,且免受任何追究,必然会损害程序法的地位和价值,程序公正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所以,程序违法无大小,只要一审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不管是否会影响公正审理、正确判决,都应当通过启动发回重审程序确认其无效。而且程序违法是过程违法,判决却是实体裁决,用实体方法来解决程序问题并非良策,因而程序违法不适宜通过改判方式来解决。⑶放弃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等任意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等理由屡屡见诸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这混淆了发回重审和改判的界限,也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将这些非法定事由随意引入到发回重审程序中,只能导致这一程序的秩序更加紊乱、威信更加降低。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判决是否恰当等问题完全负有监督职责,应当通过改判程序来纠正一审判决中的类似问题。2、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的限制。因发回重审而引发的无限循环诉讼怪圈,确实危害相当大。但只要承认当事人对重审后的判决享有上诉权,而且发回重审的次数又不加限制,这个诉讼怪圈就仍然会存在,那么从机制上终结循环诉讼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对重审的判决再上诉,二是限制重审次数。前者显然不可取,否认重审后由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两审终审原则,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肯定当事人对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仍然享有上诉权,所以对发回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是终结循环诉讼的惟一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是可取的、便于操作的。笔者认为,对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次数在立法上限制为一次即可,因为二审法院审查发现一审判决存在发回重审的事由时,给予一审法院一次重审机会,一审法院就应当注意到问题的存在而加以纠正,但若一审法院未作纠正,则说明一审法院或者不认为存在错误,或者不愿纠正,或者无力纠正,那么给予再多的重审机会也无济于事,反而不能迅速解决争议,导致诉讼成本的成倍增加、诉讼效率低下。3、正确、妥善地适用发回重审制度。⑴二审法院应依法行使发回重审权。发回重审是由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程序,二审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行使发回权,否则依法律之外的理由行使这项权力,就是不依法审判而滥用权力,不能保证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实践中,发现有的上级法院在诉讼法之外制定了一些内部的条条框框,要求下级法院必须遵守,否则案件一上诉就发回重审,这种非依法监督制约的措施是不妥的。⑵重审判决应注意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衔接。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有益措施,如果重审判决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就会违背被告人的上诉愿望,上诉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能会让被告人慑于上诉。因此,笔者认为,重审判决应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确要加刑的则应通过再审程序加以解决。这一法律思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应得到尊重,即在重审时避免加重上诉方的责任。⑶废止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根据最高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提审或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规定在二审的再审程序中启动发回重审,将案件直接转入一审程序,由一审法院来纠正原一审程序的错误和二审程序的错误,这一做法欠妥。况且,案件到了再审程序,已经费了很长时间,再发回重审反复运作,势必会更加拖长审判期间。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参考论著:周利发:《论发回重审的次数限制原则的建立》,载北大法律信息网。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转引自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肖建国:《程序效益论》,载《诉讼法论丛》1998年卷。张卫平:《民事审判与事实探知的相对性》,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蔡晖:《对认定事实存在问题的案件不应发回重审》,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2期。参阅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判例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转引自同。

讣告范本篇3

在福建省永春县档案馆内,收藏着一本珍贵的《余东有先生像赞纪念册》石印本。余东有先生就是享誉世界文坛的余光中先生的祖父。

余东有是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人,出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余东有先生像赞纪念册》内记:他“赋性仁厚,待人诚挚,虽至疏贱亦必交以道,接以礼”,曾告诫子孙“富贵贫贱,同是人也,特其遇之不同耳。倘吾厚富贵而薄贫贱,是贵势而也”。他时常周恤穷困,有一年永春发生饥荒,他将自己积蓄的万余斤粮食全部捐出来救济灾民。1911年他与族亲创办高阳学校(今洋上小学),规模宏丽,是永春县废科举、私塾之后最早创办的少数学校之一。有子四,余超英为其幼子,余东有鼓励他出外求学。余超英后来南渡马来亚,创办华校,归国后历任永春县教育局局长、安溪县县长、省农民协会执委、南京华侨教育总会执委,后任中央党部侨委会设计科科长。余超英之子余光中于1928年出生于南京。后来余超英的三个哥哥都不幸先后逝世,余东有由此伤心成疾。1933年夏,余超英应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邀约,南下香港欲往南洋宣扬国术,后张之江有事北返,余超英思亲心切,专程从香港返乡,为父亲延医治疗而愈。未及一月,余超英又应南京友人之约而外出。1934年初,余东有旧疾复发,余超英时在厦门,闻讯奔归,至泉州时余东有已在洋上家中病逝。

《余东有先生像赞纪念册》主要部分为名人题辞,后附讣闻和余东有先生事迹,共有八十多页。余超英因其任职经历,交游广阔,与党政军和侨界人士关系匪浅,故余东有去世后,各界要员共计76人纷纷为其题写挽辞,追赞余东有先生的懿德风范。余超英将这些挽辞汇集成册,即《余东有先生像赞纪念册》,由“福州玉石林石印制”。翻开这本至今保存相当完整的纪念册,一个个熟悉的民国名人的名字映入眼帘。其中第一位是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辞“贻燕后昆”。第二位是,题辞“义闻昭宣”。第四位是于右任,题辞“发粟济饥,出资息争,允矣君子,世多令名”。第十三位是冯玉祥,题辞“齿德兼隆”。第三十六位是张学良,题辞“南疆高士,抱璞怀真,孝友教家,任恤周贫,明德之后,必有达人,驰驱党国,扬名显亲”。其余题辞的要人有戴季陶、居正、孙科、张继、钮永建、何应钦、李宗仁、阎锡山、陈立夫、张之江、陈仪、蒋鼎文、刘峙、邵力子、韩复榘、宋哲元、白崇禧、卫立煌、萨镇冰、宋渊源、宋希濂等。当时还没有成为卖国贼的和他的秘书曾仲鸣、亲信陈春圃的题字也在其中。

在纪念册所附讣闻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和他的父亲余超英和大哥余光亚的名字。当余东有病逝后,时仅6岁的余光中随父母回永春奔丧,在洋上村生活了半年多。之后余光中再回永春祭祖则是2003年9月,时隔将近七十年,与父母在洋上村的时光,早生华发的余光中仍有依稀印象。1949年余超英、余光中前往台湾。余超英后来发起创办台北永春同乡会,连任四届理事长,去世后葬在台湾碧潭永春公墓,以寄思乡之情。余光中则“左手为诗、右手为文”,成为享誉世界文坛的文学大师,著名的“乡愁诗人”。2003年9月,自称“八闽归人”的余光中先生在“原乡行”活动中,时隔69年后返乡祭祖,在为永春父老乡亲讲演时,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童年时在永春短暂生活的经历。他记得永春有很多山,是个乡村味很浓的地方;记得故乡祖屋的格局,沿厢房的台阶拾级而上是自己幼时常游玩的所在。他还记得永春人喜欢吃宵夜,而且很晚才吃,自己往往在睡下后才被叫醒进餐,“结果有一回吃紧弄破碗”。而最让他难忘的是当时在洋上民间一次“装阁”活动中,他被扮成“状元郎”,被大家高高抬着,荣耀地游了一次乡。在洋上祖祠祭祖时,余光中还特地向夫人范我存一一介绍了他的祖父余东有、父亲余超英以及哥哥余光亚的木牌“神位”,并拍照留念。

《余东有先生像赞纪念册》收录的名人题辞,或篆或隶或楷或行,各体兼备,各具特色,就像是一本民国名人书法汇编,使人目不暇接。它也是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珍贵见证。

讣告范本篇4

这次全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暨“双先”表彰会议,主要是总结成绩,表彰先进,研究部署今年的工作。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刚才,同志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我觉得同志的报告思路清晰,措施得力,希望大家认真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年全市工商部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过去的一年,我市发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变化,在乃至全省的形象进一步提升,全市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亿元,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人民团结拼搏、克难奋进的结果,同时也凝聚着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包含着全市工商干部职工服务发展、严格执法、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行为,确保市场健康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年,全市工商部门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突出重点,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三新”:

一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新成绩。扎实开展了“春雷行动”、食品安全整治、夏季风暴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为全市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新思路。市工商局立足服务“三农”,在服务库区养殖业发展、扶持农村经纪人、保护定单农业、开通农村维权等方面,创新工作方式,积累工作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三是队伍素质执法形象有新提升。围绕建设一支“服务零投诉,群众百满意”队伍的目标,扎实开展了队伍教育整顿,全面提升了队伍整体形象,一批优秀的工商干部受到了国家总局、省市工商局的表彰,展现了全市工商系统良好的精神风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工商局党组认真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和市工商局决策的结果,是全市工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狠抓落实的结果。市政府对工商部门一年来的工作是满意的,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工商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以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为重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商行政管理队伍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责,我们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提高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坚持服务发展。全市经济工作确定了××××年的工作重点,我市正处于最佳发展机遇期,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加快推进“三市”建设的目标,力争在“沿江经济走廊”中率先突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一定要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的大局,树立服务发展的指导思想,改进和完善服务发展的措施,把加强执法监管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

二是坚持依法行政。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重要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按照吴仪副总理的讲话要求,把市场监管执法从过去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上来,把依法行政作为履行监管职责的基本方式和提高执法能力的基本要求,依法规范权力,依法行使职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同志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怎样做到常修为政之德,贵在一“常”字,重在一个“修”字,常修的基础是“常”字,关键在于行动。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要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新形势,把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纳入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满意的大局中去定位和思考,创建服务型工商。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发展为目的,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全面完成工商管理的各项任务,为加快建设“小康”做出新贡献。

(一)强化责任,搞好市场监管,深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一是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喙堋J称钒踩叵等嗣袢褐谏硖褰】岛蜕踩叵倒窬梅⒄购蜕缁嵛榷ù缶帧om泄ど绦姓芾聿棵牛惺德男泻眉喙苤霸穑プ≈氐闶称贰⒅氐闱颉⒅氐闶谐。罨称钒踩危⑼晟萍喙苤贫龋涫导喙茉鹑危龅皆绶⑾帧⒃绱蚧鳌⒃缈刂疲戏朗称钒踩鹿史⑸繁H嗣袢褐谔乇鹗墙谌帐谐∈称废寻踩判摹6巧钊肟棺⒉嵘瘫曜ㄓ萌ū;すぷ鳌4罅π瘫攴煞ü婧蜕瘫瓯;ぶ叮忧颗┎飞瘫旰偷乩肀曛颈;すぷ鳎岣呶沂衅笠档纳瘫晡ㄒ馐叮侠鞑榇ι瘫昵秩ò讣氐悴榘焓称贰⒁┢飞瘫晡シò讣⑶址赋勖瘫曜ㄓ萌ㄒ约吧嫱馍瘫臧讣H茄侠鞔蚧魃桃灯壅┬形R侠鞔蚧髀蚵簟⒓庸こ欣俊⒙糜巍⑸柿系攘煊虻暮贤壅┬形峋霾榻捅湎啻形姓我搅啤⒁┢贰⒈=∈称返扔肴褐谏蠲芮邢喙氐男榧傥シü愀妗K氖且m纷龊檬谐≌喂ぷ鳌=衲辏沂幸词〖段拿鞒鞘泻统毂粗泄司踊肪撤独保谐≌蔚娜挝窈苤兀泄ど滔低骋徊郊忧慷远ㄐ褪谐⒓呈谐〉募喙芰Χ龋嫱菩邢角酆霞喙芎途弥刃蛟鹑沃疲愿骼嗍谐〗泄δ芏ㄎ还芾恚ξす骄赫⒔】涤行虻氖谐肪场(二)强化工商服务,为加快建设“三市”目标作出新的贡献。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我市目前还是存在民营经济发展不够的问题,我市这几年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招商引资,本地民营经济的贡献率还很低。希望工商部门不断学习借鉴沿海等经济发达省市在放宽市场主体准入限制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优化我市市场准入环境的对策建议,推进我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二是推进品牌兴市工作。品牌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市场竞争力和地区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工商部门要把加快发展我市著名商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力发展注册商标,进一步加强商标法律法规宣传,提高企业商标注册意识,力争在争创全国驰名商标上有所突破。三是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要加快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改革步伐,按照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相结合的要求,建立诚信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推动广大企业不断提高信用自律水平,改善我市信用环境,积极打造“诚信”。四是积极参与招商引资,服务重点项目。对我市的招商引资项目和重点项目要继续跟踪服务、全程服务,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讣告范本篇5

梁思成年轻时是学建筑专业的,但他在音乐和绘画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宾大要求学生自己设计作品,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给林徽因做了面仿古铜镜。那是用一个现代的圆玻璃镜面,镶嵌在仿古铜镜里合成的。铜镜正中刻着两个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浮雕,飞天的是一圈卷草花纹,花环与飞天组合成完美的圆形图案,图案中间刻着: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林徽因赞叹着:“这件假古董可以乱真啦!”

于是梁思成便拿去让美术系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这面镜子的年代。教授不懂中文,翻过来正过去看了半天,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铜镜,从图案看,好像是北魏的,可这上面的文字又不像,最后梁思成得意地说,这是我的手艺!教授大笑,连说Hey!mischievousimp!(淘气包)(林杉)

2+5=10000

闻一多有一次给学生上课,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同学们回答:“等于7嘛!”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这时他拿出一幅国画《万里驰骋》让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史铭)

一份逝者自撰的讣告

1942年10月13日,文化名僧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两周后,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同事兼十多年好友的夏尊、弟子刘质平都收到了一封弘一法师的挂号信件。据夏尊先生后来撰文回忆,接到信时打开一看为之“大惊大怪”,原来弘一圆寂了,不但如此,该封信笺(遗书)居然是他本人写就。

讣告范本篇6

关键词:黄辅相黄彭年李文茂红旗报捷史料

黄辅相,字斗南,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取进士,以知县分至广西,十一年后在兵勇哗变、开城迎李文茂为首的太平天国军时被俘,选择了以死报效朝廷,列入《清史稿》的《忠义传》中。在清朝晚期兵荒马乱中,如黄辅相这种忠义之臣比比皆是,本无甚稀奇。然而,比较史书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他的死亡记载有不少歧出现象。本文试对此略作辨析与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一、黄辅相之卒史料歧出

黄辅相在清朝晚期兵荒马乱之际,以死报效朝廷,事迹列入《清史稿》的《忠义传》中。然而,关于他去世有关记载的描述却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清史稿・黄辅相传》(以下简称《黄辅相传》)中记载道:“(咸丰)六年二月,以饷绌撤绿卜辣,贼唐至,粮尽援绝,势岌岌。辅相连牒布政使乞饷,不报。复遗书桂林守李承恩,沥陈四难四易,使闻于巡抚,有‘力竭心殚,惟以一死报国’之语。未几,兵士果以饥哗,贼党潜结土匪内应,开城纳贼。辅相督外委吴锦兰等巷战,格杀数十人,贼乘夜冒雨大至,署浔州营副将福格暨锦兰皆死之。辅相受创被执,绝粒骂贼,仰药死,贼弃尸于江。辅相才略足办贼,时有旨调引见,而殉难事闻,赐恤如例。”仅读传记,黄辅相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及忠义刚烈均能激起我们对他的钦敬。然而,《皇清诰授中宪大夫记名道广西镇安府知府署右江兵备道敕祀昭忠祠伯父黄府君行状》(以下简称《黄辅相行状》)中,黄彭年的记载较为详细:“(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兵勇果以饥哗,松亭为其下所杀。公急调二塘练守城,未至。次日黎明,叛卒启宣武城纳贼。自贼中逸出者言,公被执,绝饮食。贼日具酒觳,公骂不绝口。辄毁其器,至三月初九日以饿死。贼瘗公尸河畔,春秋六十有四。”黄彭年是黄辅相的侄子,对此事的记载源于他的堂兄黄鹤年等人的叙述。

《黄辅相传》与黄彭年所撰《黄辅相行状》中所提及的“贼”所指为李文茂所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黄辅相传》与《黄辅相行状》在记载黄辅相被抓之后的情状时,差异较大。《黄辅相传》中强调黄辅相是受伤被抓、绝食骂贼、喝药而死;《黄辅相行状》中则只提及黄辅相绝食骂贼一事,并且指出是由从里面逃出的人传出的话。对所述的“贼”李文茂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军队,记载也有所不同。《清史稿》强调黄辅相死后,太平天国军队“弃尸于江”,对黄辅相极不恭敬;《黄辅相行状》则不仅记载了太平天国军队对俘虏黄辅相“日具酒觳”,在其饿死之后“瘗公尸河畔”,对黄辅相的恭敬于细事中得见。李文茂是清末著名的粤剧演员,以侠义闻名。《清史稿》与《黄辅相行状》两相比较,《黄辅相行状》更为可信。

然而,《黄辅相行状》的这段文中,是否有困惑存在?当然有!根据记载,黄辅相以咸丰六年(1856)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被擒,毅然绝食,且骂不绝口,坚持了十多天才饿死。现代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人体在缺水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一位已经六十七岁的老人,怎么可能骂不绝口的情况下还能活十多天?这显然有悖常理。

二、红旗报捷制度的弊病

在史料记载中,为什么会有明显有悖常理的记述呢?笔者仔细思索清朝的政治制度,觉得此事与红旗报捷制度的弊端或许有一定的联系。

红旗报捷制度,主要用于军事。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掀起了反抗清朝的活动。朝廷震惊之下,乾隆派常青、福康安等人领军赴台平叛。为了保证较为迅速地掌握前方军事动向,乾隆下令自金川至北京的驿路畅通无阻,增加腰驿以缩短驿站与驿站之间的传递距离,并执行明确的问责制度。军事上较为紧急的派件,往往临时用红布制成小旗,上面写上“紧急军务”四字,旁加“八百里加急,此旗传至下站缴回”等字样。红旗报捷制度在清朝历史上的执行,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曾经明确记载了弊端:“闻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摺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然奏报中所叙战情,委曲详尽,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势,种种可疑。后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于未战之前,先行拟定;一得胜仗,即行发摺,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如何陷阵,贼从何地来,我从何地追,杀贼若干,获战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为之。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亦不必显为更正也。然后来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据当日奏摺原文,酌量删削,不能自赞一辞。今之战事如此,古之战事何莫不然。读史者不可不知。”

诚如何刚德所言,战事奏报以红旗报捷的形式传递,存在一定的史实偏差,黄辅相死前的战斗正说明了当时《粤西公牍》在突发的战争之前所拟定的奏稿未能充分预料到战斗形势的突变,更未预料到黄辅相于此战中会被俘最终不屈而死。笔者估计,《粤西公牍》对黄辅相被俘一事曾经出现了不断弥缝的情况,目的正是为了矫饰公牍中此前存在的一些战事奏报的不实之处。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阅读史料发现不完全符合常理的情况时,我们应给自己提个醒:这里或许有官员奏报讳饰的情况存在。尽管我们很希望公牍的文字属实,但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更应对公牍文字的部分失实现象保持学术上的清醒。

当然,我们是否能因此不再采信公牍文字?尤其是,我们是否能因为红旗报捷制度存在先行拟定奏稿的情况,便全然否定当时的战报公牍?笔者以为,这又有些矫枉过正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恼怒天下钱谷册存在空印之欺而掀起空印之狱。郑士利为了让朱元璋明白空印为不得已之权宜而大胆陈上奏折。在奏折中,他说道:“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册,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虽然军事上的红旗报捷与明洪武九年(1376)发生的空印之狱有较多不同之处,然从其相似之处来看,时间上要求较紧、距离相对较远,再加上缺乏信息化时代较为便利的通讯工具,当时的官吏为了实现整个国家较好运转而进行的部分权宜措施是我们应该理解并涵容的。而事实上,从内容上来说,尽管于细节之处存在较多的粉饰和弥缝,事情的荦荦大者往往还是能从字里行间略有显现。因此,对于公牍文字我们既要保持一定的学术清醒,也不宜因噎废食,完全否定其真实性。作为史学工作者,更应该学会透过历史背景去观察事件的情伪。

三、黄彭年的直笔与曲笔

有悖常理的记载,太史出身的黄彭年在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呢?笔者在整理《陶楼诗文辑校》时,对黄彭年于《黄辅相行状》中所增加的一个小字注释颇感兴趣。小字注释道:“据公子鹤年等讣,是二十九日申刻。《粤西公牍》云三月初九日。”根据这一注释,笔者笃定,黄彭年早在写《黄辅相行状》时便已经知道了《公牍》记载的问题。中国人重孝道,《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在以孝立国的古代中国,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黄辅相如果二月二十九日未去世,黄鹤年是不会冒天下大不韪、不会冒着咒骂父亲死亡的大不敬来提前父亲黄辅相的去世时间的!黄辅相死于二十九日,与其二十五日被擒,相距4天多,在断水断食又大量消耗体力的情况下饿死,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以人伦、科学等相互补充推论,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黄鹤年讣告上所记时间是准确的。

既然如此,一般人或许会选择遵照讣告,直书伯父黄辅相的去世真实情况,黄彭年为什么会选择遵照《粤西公牍》的记载,又加上一笔注释呢?笔者认为,这与黄彭年的性格与人生经历有关。

黄彭年与伯父黄辅相同一年考取进士,同一年考取进士的还有黄彭年的恩师萧锦忠等人。为了表达对长辈的尊重,黄彭年推迟了两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才补殿试。以黄彭年对长辈和老师的尊重,黄彭年自然不愿意伯父黄辅相的真正去世时间隐而不见。这应该是黄彭年即使出小字注释也要清晰表达黄辅相去世准确时间的原因。

至于黄彭年选择小字注释,则可能与黄彭年的太史思维有关。《清史列传》详细记载了黄彭年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之后曾经担任过的各种职务“武英殿协修、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本衙门撰文”,这些属于太史工作范畴的职务训练,造就了黄彭年在史学笔法上的特点:多数时候秉笔直书,对当代史亦略兼曲笔。

以《黄辅相行状》而言,黄彭年以“逸出者”之言传递了李文茂所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队的实况,而未因为属于敌对阵营而将太平天国妖魔化,这是黄彭年的直笔。同样,为了不与《粤西公牍》的奏报冲突,黄彭年充分考虑到《黄辅相行状》要呈交史馆,以便史馆采择的情况。以他在史馆担任过编纂工作,自然也清楚,这些史料与《粤西公牍》均会送至史馆,以便史馆进行后续的编纂整理。

如何才能让黄辅相去世的真实时间较为清晰地展现在史官面前呢?笔者认为,较好的一种方法便是凸显矛盾。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黄彭年在撰写《黄辅相行状》时,尽管已经清楚地知道黄辅相的去世时间应在二月二十九日,但他依旧在正文遵从了《粤西公牍》奏报的时间,又用小字批注矛盾以给史馆编纂者以善意的提醒。

可惜的是,《清史稿》编纂时,史官似乎并未看到《黄辅相行状》,仅仅根据公牍留存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编择。

四、小结

讣告范本篇7

各科室局:

为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关于认真开展“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的精神,为全县抢抓机遇、实施五大战略,加快**发展,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现结合我院实际,提出如下方案:

一、存在问题

1、思想认识不到位,干警的环境意识、发展意识、机遇意识不强,执法观念陈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2、对影响社会稳定和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多发性犯罪、暴力犯罪案件时有发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不够,不安定因素增多,影响了投资者、经营者在**的投资发展;

3、依法查办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不大,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件少,反腐倡廉任务艰巨;

4、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公、诉讼违法等问题反映强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制统一方面与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5、检察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适应新形势的执法要求,个别干警在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冷、横、硬、推”等不文明行为影响了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的整体形象。

二、改进措施

1、深入开展“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大学习、大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加“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精心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省委、省政府通知精神和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及相关文件,联系实际开展讨论。要使广大干警认识到,营造发展环境,是省委、省政府为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而提出的重要举措;是地委、县委抢抓三大机遇、实施五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软环境、弥补硬环境先天不足的必然选择;是事关**大发展的大事,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认识到,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都要营造发展环境,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牢固树立起**发展我发展,**辉煌我辉煌的意识,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的热潮之中。

2、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寻找检察机关在发展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深刻反思。要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查找思考,认真加以梳理,紧决克服“小进即安”、满足现状的思想,树立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观念;坚决克服四平八稳、等待观望,不思进取、暂且维持、等待换岗的思想,树立只争朝夕、不进则退的观念;坚决克服就案办案和查办案件中的重立案轻结案、重侦查轻、重审查轻出庭的“三重三轻”现象,树立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的执法观念;坚决克服工作中的飘浮、不深入、不踏实、不干实事、摆花架子的不良作风。在大学讨论中,结合各自的工作岗位,每个干警都要回答好“我是**检察官,我为营造良好环境和加快**发展做什么”,“我为树立**形象贡献什么”的问题,从而强化广大干警营造发展环境年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把支持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变为干警的自觉行动。

3、深入开展“严打”斗争,为我县实施“五大战略”,着力营造稳定的、安全的社会环境。要进一步增强对“严打”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突出打击五类犯罪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特别是要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制、贩、运犯罪,盗窃等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在严打斗争中,批捕部门要努力提高审查批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要按照“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要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从重,在法定期限内从快;坚持与公安、法院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对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协调,对重特大刑事案件和重大影响的案件,坚持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形成合力,更为有力的打击犯罪。要进一步制定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把严打与严防、严管、严治结合起来,积极参与重点集中整治和基层创安活动,大力开展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依法妥善、及时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努力化解不安定因素。

4、以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实际成果,着力为我县营造良好的社会管理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要集中力量查办在“三机关一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生的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买官卖官等职务犯罪案件,国家机毓ぷ魅嗽背涞焙谑屏筇ê汀氨;ど钡闹拔穹缸锇讣唤鹑凇⒐ど獭⑺拔瘛⒁搅莆郎⑸缁岣@扔肴嗣袢褐谏蠲芮邢喙氐牧煊蛑蟹⑸闹拔穹缸锇讣衅笠蹈闹乒讨幸鳌⒔亓簟⑻拔邸⑴灿谩⑺椒止凶什闹拔穹缸铮乇鹨畔炔榘煳鞑看罂⒅形蚁氐闹氐憬ㄉ柘钅俊⒑樗哟笮凸嗲⒚窭止啊⒚窭止愠こ探ㄉ柚蟹⑸奶拔邸⑹芑摺⑿谢摺⑴灿冒讣芮泄刈⒕霉芾砉ぷ髦械匿轮靶形屯烁沽只共莶固式鸬脑俗髑榭觯乐拐庑式鸨慌灿谩⒓氛迹繁=ㄉ枳ㄏ钭式鸬陌踩诵小m保险婀岢瓜匚摹豆赜诮徊郊忧恐拔穹缸镌し拦ぷ鞯谋ǜ妗罚岢纸ㄍ纭⒍ㄖ贫取⒆ブ氐恪⑶看胧┑氖址秸耄圆榘熘拔穹缸锎笠肝趸侠鞔蚧髦拔穹缸铮怪赏宸老撸谷瞬桓曳缸铮灰苑ㄖ菩桶咐饰鑫靥澹岣呷缁岫栽し乐拔穹缸锕ぷ鞯娜鲜叮怪枷氲赖路老撸谷瞬幌敕缸铮灰员瓯炯嬷挝钪漳勘辏炕喽街圃蓟疲怪贫确老撸谷瞬荒芊缸铮繁n蚁鼐盟忱⒄埂?BR>5、强化法律监督,维护法制统一,营造**大发展的良好社会形象。一是进一步加大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力度,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引导侦查取证和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进行上。做到事实求是,有错必纠;二是提高审判监督的质量,对那些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判决有错误的重大典型案件,提出抗诉,确保法律的公正和尊严;三是强化民行监督,做到会抗、敢抗、抗准,重点加强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大发展投资和建设环境以及审判人员枉法裁判、判决和裁定显失公平的民行案件的监督,维护公民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真正成为保护投资者,打击违法者的武器,使县内外、国内外企业投资者有投资发展的安全感,敢在**投资,敢在**发展;四是积极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切实为民分忧解愁,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首次办理的环节上。

6、加强队伍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提高干警政治思想素质。坚持把确保政治合格放在首位。以正确思想教育干警,以高尚情操引导干警,以严格纪律约束干警,以真情实意善待干警。在用人标准上,坚持凭政绩看干部,凭能力用干部,倡导“无功便是过,庸庸碌碌就是错”的观念,严格依法任命检察官,坚持谁砸检察院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实行连带责任制。

(2)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重视学历教育,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培训。要积极组织不是法律本科学历的现任检察官参加专升本学历教育和任职资格培训,在规定的期限达到法定的任职条件。要组织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和wto的有关知识,开展司法文书、业务论文、公文写作评比,要重视培养办案骨干和业务能手,按照德才兼备原则,把业务能力强的骨干选拔到领导岗位或者给予相应的法律待遇,在干警中形成学业务、钻业务、懂业务、会办案、办好案、为办案服务的良好风气。

(3)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坚决防止和杜绝“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不轻易查封企业帐户,不轻易冻结企业财产,维护企业的声誉和正常的经营生产秩序,为各类经济实体和前来**投资的客商提供一个公正、公平、合法的竞争环境。对投资者的投诉、报案和经济、民事、行政等案件,要快审、快结,以获得投资者的信赖。

三、主要目标

1、通过开展营造发展环境大学讨论,统一干警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营造发展环境”检察在其中的思想,切实解决了干警在思想观念、执法工作和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影响发展环境的问题。

2、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打击经济领域职务犯罪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制售伪劣商品、金融证券诈骗和偷税漏税等犯罪活动,特别是欺行霸市、作恶一方严重侵害投资者、建设者合法权益的黑恶势力团伙犯罪得到有效打击和遏制,严打整治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全县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3、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安、税务、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支持其依法行政,切实维护法制统一,维护法律尊严,营造出良好的执法环境。

4、以公正司法为主题,平等保护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县内外一切投资者、建设者、干事创业的合法权益,不以地域分亲疏,保护合法经营,制裁违法行为。对外来投资者的案件快立快结,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使投资者想进来、敢进来、能进来、留得住,创建良了好的投资环境。

讣告范本篇8

答: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内一律称同志。”

问:“同志”的释义是什么?

答:(1)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2)我国公民之间常用的称呼。

问:重申“同志”称呼有何意义?

答:党内该如何称呼,反映的是党员的权利义务、党员之间关系以及一个政党的精神面貌等情况,所以称呼不是小事。在我党历史上,互称同志是优良传统,并曾多次对此进行规范。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申互称同志的要求,既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需要,也是尊重每个党员主体地位和权利的要求。

问: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同志”始于什么时候?

答:中共一大。

问:哪些会议、文件中还明确要求使用“同志”称呼?

答: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再次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在党内所有党员尽管工作分工有所不同,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

问:近年来,党内称呼出现了哪些不好的倾向?

答:目前,党内称呼出现了不太好的四种倾向。一是党内称呼官职化。二是党内称呼市场化,将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的称呼用到党内生活中,如老板、老总等。三是党内称呼江湖化,像老大、老爷子。四是党内称呼亲戚化,称兄道弟。

问:局长××同志的说法是否合理?

答:采用客观性表述时,很多人习惯在职务和姓名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如“局长××同志”。其实,这是口语的习惯说法,书面语中这个“同志”是多余的。

问:“职务+姓名+同志”的用法常见于哪种公文?

答:讣告、悼词。

问:“同志”在干部任免文件中的用法是什么?

答:如果是党委任免干部,被任免人姓名之后要加“同志”二字,这里的“同志”特指党内干部,是“党内互称同志”的体现;如果是行政任免,一般不加“同志”,因为行政干部不一定都是党员。

问:服刑人员还能否称呼“同志”?

答:有的人判了刑,但并没有,因此还可以称为“同志”。但是,一般而言,当一个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受到了的组织处理和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理了,因而大多数不能再称“同志”。

问:印发领导在本单位某次会议上的讲话,标题中应该如何使用“同志”?

答:例如印发局长在本单位某次会议上的讲话,标题可拟为《关于印发×××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这样既节约用字,又淡化“官位”意识。

问:在我党历史上有哪些同志对“同志”的称呼进行了特别强调?

答:(1)1959年,同志提出,“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2)1984年,武汉一名职工在给邓小平同志的申冤信中用了“小平同志”这样的称呼,邓小平同志在阅后,用红笔圈阅批示: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3)同志曾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问:对待“同志”称呼,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做?

答: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在党内互称同志,允许并鼓励别人称自己为同志。

问:在工作生活中,如果只知道联系人的人名和电话,在不知道对方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称呼比较稳妥?

答:称呼“同志”较为稳妥。

讣告范本篇9

摘要徐铉在整理、校订《说文解字》时指出了一些当时广泛流传的俗别字,本文对这147个俗别字从其产生途径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而说明这些俗体字的产生和流传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反映了汉字演变过程中形、音、义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也体现了汉字表音化趋势和表意性特征的紧密结合。

关键词:《说文解字》别体字声符义符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有一些字在正字之外流传,这些字因不见于传统字书而被称为俗字或别字,从而作为正体的对立面被大多数正统的文字学家否定。然而,历代文字学家都无法回避俗别字的存在。徐铉在整理、校订《说文解字》时,用“今别作某,非是”、“今俗作某,非是”、“今俗别作某,非是”、“俗书从某,非是”等术语指出了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些俗别字。

中华书局刊印的大徐本《说文》附录的别体字检字表里收录了徐铉提到的147个俗别字。由于徐铉以《说文》字体为正字标准,所以对这些俗别字一律斥为“非是”。通过比对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收录了13个徐铉提到的俗别字,其中仅有“夙”仍被指为俗体,其余各字均被作为通用字体看待。由是可知,这147个俗别字虽被徐铉指为“非是”,但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取得了正字地位。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我们通过对这147个俗别字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字的产生不是毫无根据的随意书写,它们大都受到既有文字体系的制约,有其产生的渊源和理据性,正因如此才能在当时和后世得以通用流传。所以,研究这些俗别字对于探讨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从产生途径的角度对这147个俗别字加以分析,以期找出这些俗别字产生的途径及其存在的价值意义。

一产生的途径

经过分析整理我们发现,这147个俗别字的形成大体有以下几种途径:

1增加或改换意符

汉字具有表意性,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字形一望而知字义,在俗别字中就有大量通过增改意符产生的新字。在徐铉指出的147个俗别字中,这一类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具体来讲,这类俗别字又有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1)意符义近换用

汉字的意符大多能指示字义的类属,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用义近意符或相关意符替换的俗字。如“土”、“阜”、“山”所指意义相近,“竹”、“木”意义相近,“鸟”、“隹”意义相同,徐铉所指俗别字中就有“―坑、陕―峡、―筏、檐―、

―褓、雅―鸦”(前正后俗,下同)等。“足”和“走”、“骨”和“肉”语义相关,就有“―躁、―胼”的意符换用。

(2)为了表意明确而增加或改换意符

有些字在造字之初表意非常明确,而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尤其是经过隶变阶段后,表意性减弱,于是俗书便添加相应的意符来增强表意性。“―钺、―掬”即为此类。

“吝―”的变化稍为复杂,当是“吝”先讹变为“”,在《广韵・震韵》中录有:“吝,俗作。”《管子・牧民》:“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文选・谢灵运〈入彭蠡湖口〉》:“灵物珍怪,异人精魂。”李善注:“孔安国《尚书传》曰:‘曰,惜也。’”吝啬是人的一种心理行为,所以俗书中为了表意明确又加“心”旁作“”(后来,“”字没有取代“吝”,应该是因为不如“吝”形体简洁的缘故)。

此外,还有一些字原来的意符由于形体的演变不再具有明显的表意功能,俗体就更换表意明确的意符,如“―航”,“方”是象形字,本意是“舟”;但隶定之后已不再像舟形,失去了表意功能,俗书就改为表意明确的“舟”旁。

(3)由于词义引申或假借而增改意符

词义的引申会造成汉字的分化。如“赴”,《说文・走部》云:“赴,趋也。从走,仆省声。”词义引申为“奔走告丧”之义,告丧需言,于是改换意符成“讣告”之“讣”,即成为“赴”的俗字。“胙―祚、原―源、―钺、州―洲、府―腑、钞―抄、―佩”等均因词义引申而改换意符。

用一个字去表示另一个毫不相关的意义,这就是假借。有些字借用来表示别的意义,久借不还,就需用新字来表示本义,这样的新字往往是在原字的基础上添加或改换意符。如“左”、“右”,原本是“手相佐助”之意,因为经常被借用来表示方向,就加意符“人”来表示本义。又如《说文・而部》:“而,颊毛也。象毛之形。”后“而”被借用来表示虚词“连接”之意,于是在原字基础上加“髟”表其本义。“然―燃、府―腑”同此。

另有借用他字产生的俗别字。如《说文・人部》:“何,儋也。从人可声。”徐铉注:“儋何,即负何也。借为谁何之何,今俗别作儋荷。”“何”本义即为“负何”,后来假借为“谁何”之义,它的本义就借“荷叶”之“荷”表示。“草―皂、―快”同此。

(4)意符形近换用

有的意符相互之间在意义上并无相通之处,但由于形体相近,俗书也往往换用。如“脞―、、须―”,“目”旁和“月”旁、“申”旁和“田”旁、“氵”旁和“彡”旁虽然意义无涉,但因其形近,俗书也多相混。

除以上四种之外,属变换意符的还有“杖―仗、弦―、镫―灯、儋―、―、苣―炬、―剃、―膝、总―、―”等,这几组中的俗别字与正字的意符也许意义并不相近或相关,但由于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或者所反映的事物的质地发生了变化,于是人们便改用不同的意符来表示相同的意思。如“”为剃发之意,从髟弟声,取动作的对象表意。其俗字“剃”也为形声字,从刀弟声,取动作的工具表意。

又如《说文・韦部》:“,足衣也。”为形声字,从韦蔑声,由于后来出现了用皮革制成的袜子,遂有了俗字从革蔑声的“”。“―”同此,其正俗体的不同正在于物体材质的不同。

2增加或改换声符

汉字本身不是表音文字,但在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直有表音化的趋势,这一点在大徐本俗别字中也有体现。增换声符有以下几种情况:

(1)改换声符

由于语音的发展演变,很多汉字的读音已经不同于造字之初的古音,这就使一部分形声字的声符失去了表音功能,为了表音的明确,便改换成表音性更强的声符。如“”,和它读音相同的“情、请”都从青表音,所以俗体另造形声字作“晴”。另有“―幌、―峥、―婆、―慷、―瞬、

―、―、―澄、―拯、―憩、濒―滨”等同此。

另外,有一些形声字的声符形体复杂不利于书写,俗别字就把声符改为更简单常用的形体,从而强化汉字的表音功能。如“―杉、―晁、―鸢”等。

还有些形声字,由于声符不太常见、难以识读,俗字便更换为更常见的声符。如“―澄、―、―”等。甚至有些形声字的声符太过生僻,就直接把意符改为声符表音。如“”,从木声,声符“”极少人能识读,起不到指示读音的作用,俗字就把意符“木”改换为“干”,变为“干”字,这样两个偏旁都成了声旁,即为二声字。

(2)增加声符

有些汉字没有指示读音的声符,为了明确读音,通过添加声符的方式由其他结构变为形声。

如“―堆”,《说文・部》:“,小阜也。”本为象形字,俗体作“堆”,由象形变为形声,增加了声符“隹”,并从土表义。又如“冖―幂”,《说文・冖部》云:“冖,覆也。从一下垂也。”本为象形字,虽然书写简便,但是没有标识读音的声符。《广韵》作“”,“”为形声字,读音明确,后又由左右结构变换为上下结构,写作“幂”。此两例是从象形变为形声结构。

再如“亦―腋”,《说文・亦部》云:“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亦”字后假借来表示“也、又”之义,为表示其本义,人们另造新字“腋”,从肉夜声,这是由指示变为形声结构。

另外,还有由会意变为形声结构的。如“口口―喧”,《说文・口口部》云:“口口,惊呼也。从二口。读若。”徐铉注曰:“或通用。今俗别作喧,非是。”该字从二口会意,没有表音功能,后有俗字作“喧”,从口宣声,有了表音明确的声符。

除此之外,还有由于声旁形近造成的误书。如“沱―池”,《说文・水部》云:“沱,江别流也,出岷山东。”本为形声字,从水它声。徐铉注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别作池,非是。”俗体写作“池”,是因为“它”与“也”两个偏旁的篆书写法相近,在篆书阶段,这两字便已相混。清代李赓芸《炳烛编》卷二云:“它与也字,形既不同,声亦不一,然篆形相似,古音相转,后来未免混淆,如‘’之为‘’,‘沱’之为‘池’,‘佗’之为‘他’,此皆当从它,而今从也,非也。”

(3)变换结构

变换字体结构是俗体字产生的常见方式。如“―夙”,《说文・夕部》云:“,早敬也。从持事,虽夕不休,早敬者也。”徐铉校曰:“今俗书作夙,讹。息逐切。”偏旁“”在演变过程中讹变为“凡”,左边的“夕”挪入“凡”下,就成了“夙”字。

(4)另造新字

如“―尖”,《说文・金部》云:“,铁器也。一曰也。从金,声。”徐铉校曰:“今俗作尖,非是。子廉切。”“”是一种一头小一头大的铁器,正字是形声字,由于形体复杂书写不便,故俗书另造会意字“尖”,后通行代替“”。

再如“”,《说文・部》云:“,也。上古衣弊前而已,以象之。……,篆文。从韦从。”徐铉注曰:“今俗作,非是。”“”本是象形字,后来为避免与“市”混淆,篆文便改为从韦从的“”,后又因“韦”与“糸”两个偏旁意义相近而写作“”。

二存在的意义

尽管徐铉提到的这147个俗别字时持否定态度,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些俗体字当时流传的普遍性。其存在本身也已说明俗体字自身的价值意义,它基本体现了我们汉字的特点,以及汉字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规律。

1体现了汉字的表意传统

不管是为了表意明确还是由于词义引申或假借而增改意符,这些俗体字的出现都是为了更显著、更直接地表示字义。比如“而”和其俗体字“”,由于形体的演变,在表示“颊毛”这个义项时,“而”已失去了它明显的表意功能,“”反而更能通过意符“髟”揭示其类属。从这一点来讲,俗别字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形义偏离的问题,较好地坚持了汉字的表意传统。

2体现了汉字表音化的趋势

汉字表音化的趋势,在大徐本提到的俗别字中表现尤为明显。在147个俗体字中,涉及到声符增改的就有127个,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点和我们汉字的整个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俗体字一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3体现了汉字简化的基本趋势

合理的简化是汉字作为书写工具的客观要求,因此,汉字发展一直有简化的趋向。徐铉指出的147个俗别字中,笔画数较正字减少或相当的有72个,约占总数的一半。字形简便易于书写正是俗别字的优势所在。

4俗别字是规范汉字的来源之一

尽管俗别字阶段的字形是不稳定的,其大量的存在也给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但客观地说,俗别字往往是各个阶段正字形成的基础。改造或者直接使用俗别字正是汉字产生新字的重要途径。徐铉指出的147个俗别字,其中的139个成为了后来的正字,恰好说明了俗别字是规范汉字的一个重要来源。

通过上述对《说文》大徐本俗别字的整理分析,我们认为俗体字的产生和流传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反映了汉字演变过程中形、音、义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也体现了汉字表音化趋势和表意性特征的紧密结合。正像唐兰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说的:“俗文字在文字学史上应该有重要的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也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汉字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2]《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

[5]张崇礼:《〈说文解字〉大徐本俗别字研究》,《汉字文化》,2006年第6期。

讣告范本篇10

关键词:汉字随俗错读主要类型社会根源应对策略

经验告诉我们,随俗现象是随顺习俗说话做事的现象,这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些人说话做事缺乏主见,有从众的心理,结果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这样就产生了随俗现象。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妥的,会造成鱼目混珠、是非不明的恶果。随俗现象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字方面也会影响到汉字的正确读音,出现随俗错读现象。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请方家指教。

一、汉字随俗错读现象的主要类型

我们知道,音节是最a自然的语音单位,由一个或几个音素组成。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的读音就是一个音节。普通话的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构成,其中任何一处被错读,都会导致整个汉字被错读。事实证明,有些汉字是长期以来被随俗错读的,从音节结构分析,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由于随俗现象的影响,有些汉字音节的声母被错读,从而导致整个汉字被错读。例如:媲(pì)美、缫(sāo)丝、歼(jiān)灭、发酵(jiào)、腼腆(tiǎn)、缱绻(quǎn)、卜(bǔ)辞、刹(chà)那、弄(lòn溃谩⒉(zhàn)栗、贲(bēn)门、侥(jiǎo)幸,因随俗而被错读成:媲(bì)美、缫(chāo)丝、歼(qiān)灭、发酵(xiào)、腼腆(diǎn)、缱绻(juǎn)、卜(pǔ)辞、刹(shà)那、弄(nòn溃谩⒉(chàn)栗、贲(pēn)门、侥(xiǎo)幸。

2.由于随俗现象的影响,有些汉字音节的韵母被错读,从而导致整个汉字被错读。例如:弹劾(hé)、荸(bí)荠、砧(zhēn)板、骸(hái)骨、呵(hē)欠、木讷(nè)、模(mú)样、拓(tà)片、殷(yān)红、埋(mán)怨、落(lào)枕、强劲(jìn溃,因随俗而被错读成:弹劾(hái)、荸(bó)荠、砧(zhān)板、骸(hé)骨、呵(hā)欠、木讷(nà)、模(mó)样、拓(tuò)片、殷(yīn)红、埋(mái)怨、落(luò)枕、强劲(jìn)。

3.由于随俗现象的影响,有些汉字音节的声调被错读,从而导致整个汉字被错读。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在随俗错读的汉字中数量最多。例如:氛(fēn)围、憎(zēn溃┖蕖瘙(sào)痒、奢侈(chǐ)、痤(cuó)疮、祛(qū)除、荫(yìn)凉、滂(pān溃┿、蔗(zhè)糖、羼(chàn)杂、悄(qiǎo)然、太监(jiàn)、肖(xiào)像、拘泥(nì)、颠倒(dǎo)、稍(shào)息、旋(xuàn)风、哀号(háo)、挣(zhèn溃┩选⒅(zhēn溃┙幔因随俗而被错读成:氛(fèn)围、憎(zèn溃┖蕖瘙(sāo)痒、奢侈(chì)、痤(cuò)疮、祛(qù)除、荫(yīn)凉、滂(pán溃┿、蔗(zhé)糖、羼(chān)杂、悄(qiāo)然、太监(jiān)、肖(xiāo)像、拘泥(ní)、颠倒(dào)、稍(shāo)息、旋(xuán)风、哀号(hào)、挣(zhēn溃┩选⒅(zhèn溃┙帷

4.由于随俗现象的影响,有些汉字音节的声、韵、调全被错读,从而导致整个汉字被错读。这种情况最为严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例如:饿殍(piǎo)、臀(tún)部、鞭笞(chī)、整饬(chì)、水獭(tǎ)、鳜(uì)鱼、楔(xiē)子、粳(jīn溃┟住⒘袂(mèi)、箴(zhēn)言、黢(qū)黑、丰稔(rěn)、脖颈(括n溃、荨(qián)麻、咯(kǎ)血、地壳(qiào)、褪色(shǎi)、啁(zhōu)啾、柜(jǔ)柳、侧(zhāi)歪,因随俗而被错读成:饿殍(fú)、臀(diàn)部、鞭笞(tái)、整饬(shān溃、水獭(lài)、鳜(jué)鱼、楔(qì)子、粳(括n溃┟住⒘袂(jué)、箴(xián)言、黢(jùn)黑、丰稔(niàn)、脖颈(jìn溃、荨(xùn)麻、咯(括ǎ┭、地壳(ké)、褪色(sè)、啁(tiáo)啾、柜(uì)柳、侧(cè)歪。

二、产生随俗错读现象的社会根源

1.缺乏自信,盲目从众。这是导致随俗错读现象的主要根源。“从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通俗的解释就是“随大流”“顺大溜”。对于汉字读音,别人这么读,我也就跟着这么读。例如:悭(qiān)吝、孝悌(tì)、酗(xù)酒、桔(jié)梗,本来这样读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人因为盲目从众,随俗错读成:悭(jiān)吝、孝悌(dì)、酗(xiōn溃┚啤⒔郏jú)梗,岂不可笑?

2.听之任之,不及时校正字音。这是导致汉字随俗错读的一大原因。有些汉字被说错或读错,多数人听到以后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没有及时校正字音,反而听之任之,随波逐流。例如:熬(áo)豆腐、十字镐(括o)、压轴(zhóu)戏、乌(wū)拉草,这些词语中注音字的声调全被读错了,但一些人仍然这样读,结果是以讹传讹,一错再错。正确的做法是指出讹错,及时正音:熬(āo)豆腐、十字镐(括o)、压轴(zhòu)戏、乌(wù)拉草。

3.随声附和,不能坚持听说训练。不负责任地随声附和,是读准汉字字音的一大障碍。一些人不能坚持正确的汉字读音,而是无原则地从众随俗;不能坚持听说训练相结合,而是一味地轻信别人的读音。例如:天姥(lǎo)山、夹(jiā)肢窝、马尾(wěi)罗、屎壳郎(láng),这些加注音的字的读音全是错误的,应该读作:天姥(mǔ)山、夹(括。窝、马尾(yǐ)罗、屎壳郎(làng)。

4.得过且过,不及时查阅字典。有些人生活平庸,不求上进,碌碌无为,得过且过,对汉字读音马马虎虎,,读不准字音不去查阅字典,而是鹦鹉学舌,别人怎样读,自己就跟着学,以至于随俗错读一些字音。例如:抹(mò)石灰、排(pǎi)子车、哈(hà)什蚂、拆(cā)烂污,往往被错读成:抹(mǒ)石灰、排(pái)子车、哈(hǎ)什蚂、拆(chāi)烂污。

三、汉字随俗错读现象的应对策略

1.要相信自己,不要盲目从众。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认真分析,不能“无个性”地服从多数,凡是自己能读准的字音就要坚持下去,不要受别人的干扰而改变己见。例如:揠(yà)苗助长、瞠(chēn溃拷嵘唷⒆栽棺园(yì)、言简意赅(括i)、心宽体胖(pán)、量(liàn溃宀靡隆⑹(shuò)见不鲜、翻箱倒箧(qiè)、力能扛(括n溃┒Α⒁灰侗猓piān)舟、呱(括保┻桑è括保沟亍⒄旯郏èuàn)之治、明成祖朱棣(dì)、爱新觉罗溥(pǔ)仪,自己本来已经把这些字读对了,但因为盲目从众和随俗习俗,把它们错读成:揠(yàn)苗助长、瞠(tán溃拷嵘唷⒆栽棺园(ài)、言简意赅(hái)、心宽体胖(pàn溃、量(lián溃宀靡隆⑹(shù)见不鲜、翻箱倒箧(xiá)、力能扛(kán溃┒Α⒁灰侗猓biǎn)舟、呱(uā)呱(uā)坠地、贞观(uān)之治、明成祖朱棣(lì)、爱新觉罗溥(fù)仪。这样做,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2.做个有心人,及时校正别人说错、读错或唱错的字音。只要我们留心汉字的读音,就能发现一些问题:从一般群众的口语交际到领导干部的大会讲话,从影视演员背诵的台词到歌唱演员演唱的歌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汉字被说错、读错、唱错的现象。例如:多(duō)少、法(fǎ)子、档(dàn溃浮⒔淌遥shì)、兴(xīn溃堋⒋Γchǔ)理、给(jǐ)予、角(jué)色、载(zài)重、慰藉(jiè),被错读成:多(duó)少、法(fá)子、档(dǎn溃浮⒔淌遥shǐ)、兴(xìn溃堋⒋Γchù)理、给(括i)予、角(jiǎo)色、载(zǎi)重、慰藉(jí)。被唱错的汉字也是屡见不鲜,例如:哺(bǔ)、炽(chì)、弦(xián)、的(de)、了(le),分别被错唱成:哺(fǔ)、炽(zhì)、弦(xuán)、的(dí)、了(liǎo)。有的字唱错了,不太明显,若不仔细分辨则难以判断出来,例如:歌曲《延安颂》第一句歌词是“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歌唱者把“着”(zhe)字唱成了zhuó。有的字唱错了,能明显地听出来,例如:歌曲《我的中国心》有一句歌词是“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澎湃”的“湃”字在这里应读pài,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bài,令人哭笑不得。我们在听到这些被说错、读错或唱错的汉字时,要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对我们读准汉字字音有很大帮助。

3.必须多听、多说、多练,坚持听说训练相结合。听,指听别人说话,并养成耐心倾听别人说话的习惯。在听话过程中,听话者必须对别人说话的语音、用词、造句和内容的正确与否快速作出判断,包括对汉字的读音作出准确判断,把别人说错的字音立即纠正过来。例如:讣(fù)告、畸(jī)形、沸(fèi)点、咋(zé)舌、占(zhān)卜、逮(dài)捕,说话者很容易把它们说成:讣(pǔ)告、畸(qí)形、沸(fú)点、咋(zǎ)舌、占(zhàn)卜、逮(dǎi)捕,听话者应及时予以纠正。说,指说话给别人听,并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在说话过程中,说话者必须做到有中心,有条理,语句通顺,措词得当,尽量说对每个汉字的正确读音。对于一些难读字,应在声母、韵母和声调方面下功夫。说话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读音错误,应及时改正,千万不能拖延时间,以免误导别人。笔者认为,听话训练与说话训练必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全面丰收。听话能力与说话能力的培养并非一日之功,必须长期坚持训练,才能奏效。显然,要读准现代汉语中的字词,坚持多听、多说、多练,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4.必须勤查字典、词典,经常做正音练习。有些汉字的读音很难掌握,我们必须养成勤查字典、词典的习惯,坚持正音训练,才能记住一些特殊字音。例如:禅(shàn)让、纤(xiān)维、阿(ē)胶、绷(běn溃┝场⑻幔dī)防、估(括矗┮隆⑴冢páo)制、翘(qiáo)首、猫(máo)腰、绿(lù)林、尽(jǐn)快、经幢(chuán溃、道行(hén溃、字帖(tiè)、胡同(tòn溃、佣(yōn溃┤恕⒐叭(xuàn)、叨(tāo)扰、皋陶(yáo)、于思(sāi)、病革(jí)、等衰(cuī)、强(qiǎn溃┢取⑽蛇(yí),这些词语中的注音字都是多音字,难读难记,但它们在这些词语中的读音是固定的,只要加强记忆,经常做正音练习,就能记住它们的正确读音。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要做学习上的有心人,平时注意积累语音方面的知识,坚持多读、多问、多查、多练,并通过持之以恒的实践,力求在实际运用中读准并掌握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