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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4 22:06:51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1

1、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愕然。

2、凡是涉及到性的内容,男人与女人的尺度或标准永远不会相同,那绝对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他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4、袭人笑道:“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是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

5、城管打人就是严格执法,小贩反抗就是暴力抗法,难道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6、依照男人的哲学,在性的问题上,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7、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说一句妨碍的话,你就说不吉利。

8、在政治上农民也是毫无权利的,俗话说得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衙门座北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都是描写当时农民的无权的。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2

1、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愕然。

2、凡是涉及到性的内容,男人与女人的尺度或标准永远不会相同,那绝对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他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4、袭人笑道:“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是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

5、城管打人就是严格执法,小贩反抗就是暴力抗法,难道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6、依照男人的哲学,在性的问题上,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7、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说一句妨碍的话,你就说不吉利。

8、在政治上农民也是毫无权利的,俗话说得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衙门座北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都是描写当时农民的无权的。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3

青岛地区元宵节习俗耍龙灯

耍龙灯,也称舞龙灯或龙舞。它的起源可以追溯上古时代。传说,早在黄帝时期,在一种《清角》的大型歌舞中,就出现过由人扮演的龙头鸟身的形象,其后又编排了六条蛟龙互相穿插的舞蹈场面。见于文字记载的龙舞,是汉代张衡的《西京赋》,作者在百戏的铺叙中对龙舞作了生动的描绘。而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类似百戏中龙舞表演的《黄龙变》也非常精彩,龙舞流行于中国很多地方。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作为吉祥的象征。

踩高跷

踩高跷,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高跷本属中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中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

舞狮子

舞狮子是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舞狮子”始于魏晋,盛于唐,又称“狮子舞”、“太平乐”,一般由三人完成,二人装扮成狮子,一人充当狮头,一人充当狮身和后脚,另一人当引狮人,舞法上又有文武之分,文舞表现狮子的温驯,有抖毛、打滚等动作,武狮表现狮子的凶猛,有腾跃、蹬高、滚彩球等动作。

划旱船

划旱船,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治水有功的大禹的。划旱船也称跑旱船,就是在陆地上模仿船行功作,表演跑旱船的大多是姑娘。旱船不是真船,多用两片薄板,锯成船形,以竹木扎成,再蒙以彩布,套系在姑娘的腰间,如同坐于船中一样,手里拿着桨,做划行的姿势,一面跑,一面唱些地方小调,边歌边舞,这就是划旱船了。有时还另有一男子扮成坐船的船客,搭档着表演,则多半扮成丑角,以各种滑稽的动作来逗观众欢乐。划旱船流行于中国很多地区。

吃元宵

“元宵”作为食品,在中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古时“元宵”价格比较贵,有一首诗说:“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帘前花架无路行,不得金钱不得回。”

元宵的做法,是以馅为基础。大致过程是先是拌馅料,和匀后摊成大圆薄片,晾凉后再切成比乒乓球小的立方块。然后把馅块放入像大筛子似的机器里,倒上江米粉,“筛”起来了。随着馅料在互相撞击中变成球状,江米也沾到馅料表面形成了元宵。

北方“滚”元宵,南方“包”汤圆,这是两种做法和口感都不同的食品。

元宵节的民俗游戏每年元宵前后,各地在迎神祭祖的同时,会推出许多神秘游戏,如拨火塘(走火炭)、咬火犁、上刀梯、穿令等,现以雷州市自沙镇瑚村和杨家镇店前管区为例,让我们领略一番。

瑚村大约有三千多人,几乎都为何姓,以传统农作方式—种植稻谷和一于「蔗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村里的最高神抵就供奉在何氏祖祠::该祠始建于明朝洪武六年,几遭破坏,几经修缮,绵延至今。祖祠里有一块石匾,是雷州大学者陈昌齐题写的二,热情的村民告诉我们,元宵节前一天的白昼,村里就准备好燃烧髯火需要的木柴。这些木柴必须是砍伐活树得来,总量约两三千斤吧C.是日傍晚,村民们将一把新犁头(必须是未使用过的)埋在本村祠堂前宽阔的地坪上,用采回的新鲜树木(必须是鲜活的,干枯的不行)将犁头覆盖。

待到黄昏时分,便生火把树木点着,然后由村里请来的道士(一般都是外村的道士)开始做法事。在簧火燃烧期间,一般由村里两个健壮青年用长长的铁叉拨弄着火堆中的木头;目的是使火堆烧得更旺些,烧出该村的气势来。至凌晨两点左右,熊熊大火渐渐熄灭,树木已烧成了通红的火炭。

此时,锣鼓喧天,声震如雷,在火堆旁靠近神案处,大约有三十几个青壮年用尽力气齐声呐喊;还有道十的几个弟子口咬一把点燃的香火,挥汗如雨,卖力打鼓。在众人簇拥下,一个皮肤黝黑、身材健壮的男子,身穿浅黄色法袍,头缠红色飘巾,脚底穿一双蓝色塑料拖鞋,肩上扛着一面黄旗出场了,他就是道公师傅。接着,道公师傅率领众弟子,在山摇地动的锣鼓声和呐喊声中绕火堆跑一二圈,再次回到神案前,继续进行祈祷和膜拜的仪式。

道士在村头的神完进行上香、迎神、占卜、问吉仪式过后,吹响了牛角号。然后迅速跑到火堆旁,用法剑拨开火炭,寻找出一块正在熊熊燃烧着的“火母”(最大的一块烧得通红的木炭)放在手掌!一扫检验;验过之后,迅速放入准备在旁边的一个椰壳中,然后将其送至神案前。待到此块“火母”颜色变蓝时,道士旋即跑到火堆旁,用法剑叉起被烧得通红的犁头,将之前在神龛前祈祷而得的咒符放在犁头上烧化。随后,道士张开嘴,用牙齿尖咬住犁头,绕着火场走只圈。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把犁头放到神案上,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接着,道公继续做法,再次占卜问吉之后,令其得意弟子到火堆边进行“滚火堆”。只见那弟子身着普通的牛仔装,双手拿着一床普通的凉席,突然将凉席往火堆上一铺,头迅速顶着凉席,身体轻快地从火堆上飞速翻滚而过:。然后迅速起身,以同样的动作,从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位依次翻滚而过。围看的村民大声喝彩,齐声叫好。正当道公的弟子翻滚而过的时候,该村的青年男子已经在火堆的一边列队等候。他们一边呐喊,一边在做准备跨越火堆的动作。

这些青年,多是在校读书的孩子,从12岁到20岁不等。在锣鼓声中,在村民的欢呼助威下,这些年轻人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行。一路高呼威风,一面光着脚从火炭上一溜小跑穿越而过。连续只轮,每次过处,都将火堆。里的炭火踢得火花四溅,地涌金莲。这时也是村民们“拨火塘”仪式高潮的时候,火堆四周早已准备好的烟花爆竹,在此时同时被点燃。整个瑚村春夜行雷,四处火光,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这时候,村民们纷纷用铲子铲上一小撮火炭,带回自己的家中。他们将这些未燃尽的火炭,倒在自家的后院、猪圈或是水塘边,用以祈求来年家庭幸福,六畜兴旺。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告诉我们,在火堆里,道士预先将一个小酒杯埋在其中。谁要是在“拨火塘”仪式结束后,能铲到那个小酒杯,就代表他们家来年必然行大运,家庭更发达。

据那些参加“拨火塘”的年轻人说,踩过火堆的时候,并不觉得疼痛,感觉滑滑的、凉凉的,一下子就踩过去了。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脚掌完好无损,跟平常一样,实在是匪夷所思。

还有一种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习俗是“穿令”。

店前,是雷州市杨家镇的一个普通管区,由前塘、北渡、赤步、何宅、井尾南、山尾、J前、南边、北界洋等十个村落组成。这个特别的管区里,潜藏着独特而又神秘的“穿令”活动。

元宵节趣事到唐代中期,元宵节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节。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元宵灯会成为固定假日,灯节从汉代时的一天增加到三天。唐代京城长安历来实行宵禁,夜晚不许人们出门,但唯独在元宵节期间的三个晚上解除禁令,以便让百姓看灯。节日之夜,长安城十里长街,游人如云,热闹非凡。崔液《上元夜》诗云:“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中“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两句更是脍炙人口,以致“火树银花”一词成了后来比喻灯光烟火绚丽灿烂的一个成语。

唐代国力强盛,社会富足,元宵灯会也成了王公贵族争强斗富的场所。据《开元天宝记事》记载,唐明皇李隆基下令建造了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灯楼,光照长安。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不甘示弱,特意制作了一座“百枝灯树”,灯树高八十尺,’‘竖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目”。

到了宋代,上元张灯之俗更为繁盛,宋太祖赵匡)$亲自下诏增加元宵灯节的放假时间,将放灯时间从三日增加到五日,从正月十四开始,到正月十八结束。宋代制作的灯笼比唐代的更加精致、更加豪华,灯会更为繁荣、更为热闹。我们从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夕》中,可看到当时元宵佳节的盛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宋代元宵节期间,官府鼓励市民前往观灯,规定凡到御街观灯者赐酒一杯。因此观灯者人山人海,通宵达旦。统治者以灯节来炫耀歌舞升平,却往往给穷苦百姓造成负担。《晃氏客话》就记载了这么个故事:北宋福州太守蔡襄强令灯节民家每户点灯七盏,当时有个叫陈烈的文人,做了一个一丈多高的巨灯,上面题诗一首,予以讽刺:“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

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从宋代开始,出现了灯谜,即把谜语系在灯上,让看灯的人们在观灯之际进行猜谜活动,增加人们的生活情趣,烘托节日气氛。

最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以后冰灯传人中原地区。由于满族原本居住在东北黑龙江一带,气候严寒,结冰季节长达数月,因此一直有制作冰灯之俗。人主中原之后,冰灯也传人中原地区。现在,我国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一带在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都要举行冰灯会,不过,制作方法和花样已经现代化了。

宋代文学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五中记述了一则有关灯节的趣事:宋代有个叫田登的人做了州官,由于他名字的“登”与“灯”谐音,为了避他的讳,他不许身边的人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同音的字。“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答”,谁要是一不小心触犯了这个忌讳,轻则挨打,重则判刑。因为“触者必怒”,所以不慎犯禁而遭此“榜答”的人数不胜数。为避其名讳,全州的老百姓也只好称“灯”为“火”,“点灯”也只能叫“点火”。

这一年,元宵节即将来临。按照以往惯例,元宵节里都要燃放灯火、点上花灯表示庆贺。官府放灯,民间观灯、赏灯,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节俗。为此,官府衙门要提前张贴通知安民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赏。这时,官府衙门里办事的人感到万分头痛:无论如何,告示上面的“灯”字都没法避开。可要是写上“灯”字,会触犯州官的忌讳;但不用“灯”字,意思就无法表达出来。

这件事情真的难倒了一大帮办事的人。绞尽一番脑汁之后,写告示的人决定按照平时的惯例,把“灯”字改为“火”字。于是,全城的百姓读到了这样一则“流芳后世”的布告:元宵节里“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一开始,当地的老百姓还不明就里,尤其是从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错以为官府真的打算要在城里放上三天大火呢!有些人吓得四散而逃,唯恐“殃及池鱼”。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4

古人也有不重视名字的时候

然而重视名字的传统,似乎也不是自古就有的。俗语说:“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那三代以上之人,应该就不会太计较什么“好名坏名”了。所以从殷代的甲骨文看来,能考据出来的帝王名字,无非也只是随便的以干支定名而已;例如武丁、太甲、盘庚等之流的。虽然这种取名方法倒挺省事的;但后来人们命名时所考虑的什么高雅、吉祥、乃至避讳等原则,自然也就无法顾及了。

随便打开历史一看,那些出将入相的不凡人物,他们的名字竟然会粗到“俗又有力”的地步。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说,司马相如的小名竟叫犬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曹阿瞒传》上说,曹操小字阿瞒;其他像是范晔叫砖儿、桓熙叫石头等等,这些大人物的小名竟然也不过尔尔。

当然,这其实和现在民间仍然盛行,将小孩名字叫得贱才比较好养的风俗,大概也是一样的命名方式。除了名字不免俗气外,古人取名时对男女之别也不甚讲究。

今天我们只要一看到武雄、根旺之类的大名,就知道一定是昂藏七尺的须眉男子;而听到淑贞、丽美之类的芳名,也一定会想像是娉婷可爱的窈窕淑女,但这种联想在古代则不一定应验了。例如《孟子.尽心篇》里提到,那位空手搏虎的勇士,大名竟然是叫“冯妇”;而《左传》里第一位君王鲁隐公,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记载,大名竟然是叫“息姑”。如果只依这两位仁兄的“芳名”去想像,必然只会以为是女扮男装,安能辨他是雌雄呢?

姓名忌讳的故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名字重视起来,总希望自己发达后,不因名字而被旁人看“扁”。尤其到了明清两代,所有的市井小民,无论是发了财的暴发户,还是坐拥地利的土财主,全都附庸风雅地改掉小名,搞些雅号或官名,企图让人另眼相看。当时坊间流行的小曲就这样唱著:“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保,磨面登罗的叫德夫”。

因为社会上流行这种“名”不惊人死不休的取名方式,所以真正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希望那些叫阿猫阿狗的老百姓来鱼目混珠,更严禁普通人在说话或行文中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甚至连相近的声音都不允许,因而产生了"避讳"的作法。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后世流传甚广的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

根据南宋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里提到,有个名叫"田登"的芝麻小官,当他担任州官时,命令手下吏民都要回避其名,严禁提到“登”字,即使是无心触犯,他也一定要严加鞭笞。可是和“登”同音的“灯”字经常要用,全州官吏百姓只好将“灯”字改叫“火”字。有一年上元节时,州吏在张贴告示时,便出现了下面这段荒谬的文字:“欣逢上元佳节,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从此之后,“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句话,就成了老百姓形容官吏霸道的代名词。

所谓的“避讳”,也不只是用在皇帝或大官之名而已,古人写到自己父母的名字时,也是要避讳的。

像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名叫“司马谈”,所以太史公在写《报任安书》时提到“同子参乘,袁丝变色”,意思是说汉文帝出门时,宦官“赵谈”也在车上,袁丝因此伏车劝谏,文帝听了后就笑著叫赵谈下车去了。司马迁因为赵谈的“谈”字,与其父“司马谈”同名,所以在信中以“同子”参乘来避讳。

古人因说话作文时要避讳,以致闹了很多笑话,最有名的就是《稗史》中的一段故事。话说钱大参字良臣,他的儿子很聪明,从小读书只要一看到“良臣”二字,就赶紧避讳读作“爹爹”。有天他读到《孟子、告子篇》“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为了避讳竟读作“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为了避讳,竟将自己爹爹视为民贼,还真不愧是“认贼作父”吧!

在以往的封建社会里,取名时除了因避讳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义造成的“犯上”或“谋反”等不当联想。即使到了近代,仍不时出现一些因“名”贾祸的故事。比如“”就出现过因名贾祸的事件。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建立时,有个姓李的农民就为儿子取名李爱国。后来第二个儿子出生时,他以为新中国不是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吗?因而取名叫李爱民。而为第三个儿子取名时,他又以为人民能当家作主,这一切都是党的功劳,因而就叫李爱党。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5

阅古知今只因当权者的偏好,而做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简直无知又可耻,实在应该学学前面的明太祖朱元璋。特权/迷信/民生

偏好、嗜好,好些人都可能有。但是,有权的人把自己的偏好放大,施之于治下的民众,则成了灾难。

宋仁宗赵祯对自己的属相很在意。他跟我一样,属鸡,心里老大不乐意人家杀鸡。只是,他是个仁慈的皇帝,不能下令禁止天下人杀鸡。但是有一条,京师之内人们买卖鸡,不能倒提着走,多少给鸡们留点脸面。但是,他的后辈宋徽宗赵佶就没这么宽厚了,宋徽宗属狗,见了狗就亲。宰相范致虚拍马屁,上书说陛下属狗,可京师有好些人以屠狗为业,还是禁止的好。于是,宋徽宗下令天下禁止杀狗,保全了狗命,让好些人失业,好些人没了吃狗肉的乐子。到了明朝,出来一个长不大的顽童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此公姓朱,属猪,对猪有特殊的感情。于是登基之后,下令禁止杀猪、吃猪肉。中国人吃猪肉由来已久,蔚成风气已经几千年了,真的不知道那些日子国人是怎么过的。

武则天信佛,自己有一阵儿吃素,忽发奇想,下令天下禁屠。这样的事儿,属于跟生肖迷信类似的偏好泛滥。在武则天时期,好一阵儿害得天下人都没法子吃肉了。幸好官员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出来办法应付。凡是桌上有肉,众口一词,都说这玩意是自己死的,没人杀。所以,也没耽误大家享受,至少没耽误官员享受。这个武则天,信佛就禁屠,不许杀生。但看上了清俊的小和尚,却拉入宫里做面首,破了人家的色戒,那又怎么说呢?跟强权者没处说理去,大权在握,什么都是她说了算。

皇帝这样胡来没人能拦着,人家是天子。但是,有些官员一朝权在手,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也敢贯彻生肖迷信。清朝有个县令属牛,禁止自己辖境百姓杀牛。但凡抓到杀牛的,就把屠夫关起来,周围放上他所杀之牛的肉,大热天,让其腐烂发臭,烂肉臭气熏天,以至于把人熏死。那时候百姓其实也不乐意杀牛,但这样对付杀牛的,也让人受不了,几至于激成民变。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6

说明:本答案来源于网络,请考生根据实际情况核对!

语文:

1、袅袅?点缀?一派D

2、总括?训诂?沽名钓誉?C

3、蒙昧?迷惘?处之泰然?B

4、③①②④⑤?C

5、气壮山河?B

6、士者国之宝?a

7、……破开琥珀……C

8、影视作品?B

9、羽毛演化……C

10、羽毛的古老性D

15题?灵公喜欢妇女穿扮男人服饰?全国女人全都穿男人服饰?

16题将宫内穿男人服饰?却宫外禁止比如为门口挂牛头却在里面卖马肉??表作了君王在外做某事?在内又背到而驰作相反的事?表明表里不一

17题说明上行下效的道理?灵公是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晏子就让他为君做人都要表里一致?说明要想收正不正之风上级领导必须以身作则

18、写太阳落山前的江上风景,如同一幅油画,湖面波光粼粼,江上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夕阳落在江水中,半江碧绿,半江红色。

19、描写的风格?有山有水田园之风?清婉秀丽???表达诗人通过描写暮江晚景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情思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侧面反映出诗人的轻松愉快的心情

文言文阅读

15、灵公喜欢妇女穿扮男人服饰,全国人全部穿男人服装。

16、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表达的意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17、上行下效,灵公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晏子就让他为君做人,都要表里一致,说明要想纠正某种不正之风,上级领导的以身作则比规定更有效。

古诗词

18: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

二: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7

[关键词]中国人姓名避讳

在中学古文教学中,常常遇到人物的名字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的现象,这就是避讳。这种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

人物姓氏的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孔子在记史的过程中,就明确地提出过,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皇帝的名字,全国的上下臣民都要避讳,叫做“国讳”,也叫做“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的人都要避讳,叫做“家讳”,或叫做“私讳”。还有一种是周公、孔子一类圣人的名字,也要避讳,叫做“圣讳”。

“国讳”要避讳的主要是皇帝本人的名讳。进而,还要避讳皇帝的字,皇后及皇帝的父祖的名讳;推而广之,连皇帝前代的年号、帝后的谥号、皇帝的陵名以及皇帝的生肖和姓氏,也都要避讳。

到了秦代,这种“国讳”便开始制度化了。本来,秦代以前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第一个月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这一年的政事,所以这一个月被称为政月。可是,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出生在一月,便取名为“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以后,便改用同音的“正”来代替“政”。但是这样改还不行,避讳还不彻底。进一步,又改成音近义也近的“端月”,不仅如此,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为了避讳,于是“楚地”被改成了“荆地”。

到了汉代,避讳制度趋于完备,避讳范围趋于宽广了。例如,汉高祖名“邦”,由于避讳,不仅口头说话或书面写作时,该用“邦”是,都改用“国”,而且对那些早已定型的文献,也要加以改动。比如,《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就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汉高祖的吕后名“雉”,当时的文字,凡事遇到“雉”字,就一律改成与“雉”同义的“野鸡”。汉文帝名刘恒,因为“恒”于“常”同义,于是把“恒山”改为“常山”,把“娥”改为“嫦娥”……

唐宋时,中国崇尚儒术的另一个高峰时期,人物姓名避讳的风气,在唐宋时代也更加盛行。

唐朝初年,中央设有六部,其中有一个部叫“民部”。但是,由于唐太宗名李世民,为了避讳,于是把“民部”改为了“户部”,而且“户部”这一名称沿袭了下来。唐太宗名李世民,“世”讳改为“代”或“系”,“民”改为“人”,“三世”称为“三代”。比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文末“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其中,“人风”二字,本应为“民风”……

到了宋代,这种避讳之风,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高峰,不仅形、音、义完全相同的字要避讳,而且只要是音同乃至只是音近的字也要避讳。比如,宋仁宗名赵祯,“祯”字要绝对避讳,自不待言,与“祯”同音的“蒸”字也要避讳,蒸干饭的“蒸”字,得改为“炊”。更突出的是,宋高宗名叫赵构,为了避讳,不仅“构”字本身不能用,而且凡是与“构”同音乃至只是音近、形近的字,如够、媾、沟、购、遘、垢、觏、勾、岣等多到50个字,也都要避讳,不能用。

乃至清代,这种避讳,不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大加扩展、延伸。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廷任江西考官。他将当时规定的必读书《大学•右传之二章•释新民》中的一句现成话“维民所止”作为考题。这句话原出自《诗•商颂•玄鸟》篇,是颂扬王者的。谁知却招来了杀身灭族之祸。当时,有人告发说,原句中的“维”“止”二字,是将“雍正”二字去了头。雍正皇帝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将查嗣廷革职问罪。终致查嗣廷病死狱中后,还戮尸示众。其子也因此而坐死,家属也被流放。不仅如此,还由于查嗣廷是浙江人,而浙江省也因此被牵连,被下令停止乡会试六年。

这种近于文字狱的严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搞了帝制复辟以后,也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墙上原有的“元煤”二字,都一概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一次类推,“元宵”也得改成“汤圆”,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把“元宵”称作“汤圆”这种习俗,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流行。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大到皇帝的名字要避讳,而且皇帝以下的官员的名字也要避讳。《老学庵笔记》曾经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州官,名叫田登。由于“登”与“灯”同音,元宵节放灯时,出的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而不能说“放灯三日”。这个故事后来便形成了一个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家讳”,本是仅仅限于亲属内部的避讳;但在与族外人交往的过程中,族外人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家讳”,如果再加上某些政治社会的原因,有的“家讳”也就不完全属于“私讳”,而变成社会的一种“公讳”了,比如,考察陕西省韩城县,姓“同”和“冯”的两大家族,都是“司马”姓的后裔。相传,远在汉武帝时代,他们本是司马迁的同族;后来,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坐了牢,受了宫刑,韩城县的司马同族由于怕受牵连,就改了姓了。有的在“司”的左边加了一竖,改成了“同”字,有的在“马”字的左边加了两点,改成了“冯”字。

“家讳”,当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南史•王琨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而避讳过甚,父名怿,母名恭心,并不得犯焉,时或谓矫枉过正。”

“家讳”,也不一定只限于父辈,有的还延伸到祖辈,比如,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的父亲苏洵的文章中,便改“序”作“引”。而苏轼在为人作“序”是,也常常将“序”改外“叙”。

在宋代,由于私讳之风蔓延,有时竟然发展到了近于滑稽可笑的地步。北宋诗人徐积,由于他的父亲名“石”,徐积便一生不用石器,走路时如果遇到“石头”,也要避开,脚,绝不能踩到“石”上。万一遇到路过“石”桥而避不开时,也要令人背他过桥,而他是绝不脚踩“石”桥的。

“圣讳”在中国,不完全出于自发,而是从上到下的规定。宋大中祥符七年就明文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金代的规定更具体了:“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应回避。”清代雍正的规定更扩大了,除了孔圣人,又加了一位孟贤人,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讳。

“国讳”属于封建法制的范畴,带有极大的强制性,任何人都个恪守。一旦违犯,轻则遭到舆论的谴责,重则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例如《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之名,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这是封建社会最严重的罪行“十恶”罪之一,即使是无意中对皇帝的亲族失讳,也会遭到惩处。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如果出现了犯禁,立刻就会被申斥强黜落,贻误终身。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8

实实在在的说,我喜欢过年的原因是——可以放假。假期在家里看看各个地方台的春节联欢节目,与家人吃年夜饭,没事采购一些年货、零食,上上网,睡睡懒觉,实在是颇为惬意。如果在北方的老家,说不定还可以和同伴们打雪仗、堆雪人、滑冰。年夜饭更是丰盛的令人垂涎三尺,各色美味佳肴,是平时鲜为少见的。

国家似乎早就有过明令要禁止燃放烟花炮竹,但在我看来,是不可能治住的。要知道过年期间,执法人员也是要休息的,很难腾出空来管制,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禁止,那么国家自己就要先以身作则。万不能“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在各种节日上,很多大型的晚会上,在这些大的公开场合,甚至是国家,也会放烟花炮竹。而遏制住了人们的习俗,那春节的气氛也会大打折扣。尤其是除夕夜守岁时,那声声不绝的鞭炮声,眼花缭乱、绚丽多彩的烟火,让人难以忘怀,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过年逛庙会自然是不二的选择。庙会是一种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民间性娱乐活动。由于起源于寺庙周围,所以叫“庙”。庙会上热闹万分,有舞狮子的、踩高跷的、唱戏的、猜灯谜的,花样繁多有趣,也有许多各色民间小食出售。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9

台州府历经1300年,紫阳古街一直是台州府的主街道,也是古城早先最长最繁华的商贸街,素有“台州府街”之誉。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修《临海县志稿》绘制的《临海县治附郭图》上,没有关于这条街街名的记载,而是按照古迹、人名、地名称呼这条街的所在地。当时,人们称街的北端为黄坊桥,南头是揽秀楼,中间地段,从北至南依次有紫阳宫、一洞天、奉仙坊、十字街口、迎仙坊、白塔桥头、方一仁、德清巷口、牌门周、腊巷口、安乐天、炭行街等50多处地名。1951年,临海县人民政府将其定名为解放街。1994年1月4日,临海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8年这里冠名为紫阳街。

紫阳街及周边街巷历代名人辈出,除紫阳真人外,还有陈涵辉、王观澜等。有的名人故居及遗迹至今尚在,像曾官至礼、兵二部尚书,他们与徐霞客结为挚友,并为其题写《墓铭志》,还有“生为大明人,死作大明鬼”的忠臣志士陈涵辉故居;为明代进士陈员韬、陈选和举人陈英三人而建的三大夫坊;此外,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跟随参加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运动,曾经担任国家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王观澜故居。住在紫阳街371号的戴祖淼家庭,是上海世博会浙江馆“最浙江”的6户家庭之一,这所住宅已有200多年历史,木楼梯、木扶手、木地板、木墙壁……古老的居住环境让人体会到当年的清代营造。

冠名紫阳街其实是为了纪念南宗始祖张伯端。他号紫阳,在中国道教史上有极高地位。这位紫阳真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生前居住于临海城关樱珠巷。他所著《悟真篇》,倡导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西游记》第69回到第71回,还讲述了紫阳真人救朱紫国金圣皇后的故事。

唐宋石板路明清紫阳井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紫阳街南起兴善门,北至广文路。漫步紫阳街,从南到北,街上古迹,信步可数,引人探寻。紫阳街的路面全由一块块青石板铺就,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岁月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历史的沧桑和小城故事遗留在老屋起翘蜕皮的墙面上,遗留在高高挑起的飞檐上。沿街两侧商铺林立,百年老店鳞次栉比,热闹繁荣。古街的老井小巷、青砖黛瓦,板壁上斑驳的漆窗,檐阶下的石条、竹椅,临街的老店铺,石板巷里传出的闲适悠长的叫卖声,早已融为一体,成为紫阳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贯通古城南北的紫阳街呈北高南低之势,北端连接北固山,毗邻台州府衙遗址,南端出城门即为灵江,是古时临海通向外海和运河的主要水运交通要道。

紫阳街北端北固山的郑广文祠,始建于唐广德二年(764年),是为纪念唐代郑虔在台州开创了文教之先河而立。郑虔因诗、书、画并妙,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如今成为临海古城文化源流的缩影。

紫阳街南端,位于巾子山麓、古城墙边的龙兴寺。龙兴寺为台州之首寺。自唐以来,寺僧思托六随鉴真东渡弘法,讲说天台宗义。日僧最澄入唐求学,久驻龙兴寺,研习天台教观,抄录经文,并授菩萨戒,回国后创立日本天台宗教。

紫阳街上有紫阳桥和紫阳坊,有紫阳故里和紫阳宫的遗址,还有清雍正皇帝亲自撰书的紫阳道观御碑。紫阳街上的五凤坊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举人吴执御、彭世焕、王如春、章应科、徐子瑜5人而立,至今已400多年,遗址尚在。

水井是紫阳街的一大特色。古井在这条街上,起到保障人们生活用水和用于防火的双重功效。紫阳街两旁的众多古井分别建于宋、元、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历经风雨。水井布局合理,深度不同,一般在3~5米,味道甘甜,水色明净,冬暖夏凉,哺育了一代代人。历代紫阳街的居民也爱井如命,非常注意维护井水的卫生,做到井上有圈、圈上有盖、盖边有锁。

在街边众多古井中,最著名的要数紫阳井和千佛井。其中,尤以千佛井(双眼井)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相传当地人在巾山建了一座千佛塔后,为了阴阳相对,才建千佛井,井壁有千尊佛像。巾山上建双塔后,尚有“火神”不断出现。为镇住“火神”,在千佛井上加圈,成为“双眼井”,达到“以水克火”,保一方平安。用现在的观点看,水能灭火,所以古井除了供居民们的生活用水外,还担负着消防的功能。

紫阳井则为纪念紫阳真人而建,坐落于现今的樱珠巷9号对面。至今,人们仍在使用这口井洗衣、洗菜。

一直以来,紫阳街附近居民的生活用水全靠这些井水。虽说现在装了自来水,可是除了吃饭、烧开水,其他的像淘米洗菜、洗衣服、冲刷地板,等等,人们还是喜欢用古井水。居民们说,用井水洗出来的衣服鲜亮、不发黄,家里的洗衣机一年也就用上个几次,除了洗被单、被套等大件,基本派不上用场。

防火墙灭火奉仙坊迎仙

光阴荏苒,静静隐现在新城一隅的紫阳街区,完全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坊巷格局,房屋和街面店铺依旧保留着宋代的遗风和明清的面貌,街旁房屋一般以二层居多,局部三层,错落有致。有的房子有下檐,有的房子有栏杆,布局得当,前店后坊,中间客堂,楼上卧房。古代建筑,百姓从“福”“运”“平安”方面考虑较多,采用一些花鸟鱼虫等装饰,喻意平安幸福,紫阳街的房子也不例外,特别的是,那里房屋的柱头、门上采用木雕、灰雕、石雕的三雕结合,那一砖一瓦、一门一窗、一墙一隅,幽静婉约,尽显典型的江南风格。

为了防火,人们在紫阳街上修建了防火墙。这种防火墙被称作“坊”。紫阳街每隔300多米就有一堵大块青砖砌成的坊墙,坊墙高10多米,宽近20米,拱门高3米多。坊门的额头刻着悟真坊、奉仙坊、迎仙坊、清河坊、永靖坊,字体遒劲有力。这些“坊”既是人行、马车道,又是防火墙和地名。相传“奉仙坊”说的是仙人在此地修心养性,这里是百姓供奉过仙人的地方,故而取名奉仙坊。“迎仙坊”则是另一种传说了,临海是块风水宝地,百姓安康,生活幸福美满,不少仙人下凡到临海来,为迎接“仙人”,才建了“迎仙坊”。这些坊名传说与各路“仙人”有关,但确切的说法是与紫阳真人有关,迎仙坊、奉仙坊、悟真坊等都是古人为纪念紫阳真人而取的名字。

清咸丰六年(1856年)、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紫阳街曾发生过两次大火灾。特别是咸丰六年那一次,从十字街口、白塔桥头沿至千佛井处,有300多间房子被烧。时任知府的李鸣梧研究后决定采取一定防火措施,他先后拨款建成9堵防火墙,每堵墙高三丈一尺,宽在三四丈到五六丈之间,厚一尺半,拱门高一丈四尺,后又在防火墙旁边掘井蓄水,以备灭火之用。时至今日,这些坊墙和水井依然发挥着防火的重要作用。就在十几年前,当地原土产公司宿舍有一职员做饭时不小心引发火灾。由于紫阳街上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大火一下子烧着了旁边的七八间房子。万幸的是,附近就是“永靖坊”防火墙,由于这道防火墙的存在,火势才没有祸及到防火墙隔壁的房子。

商道流千载老店历百年

紫阳街自古以来商业发达,生意兴隆,是台州六县的商贸中心。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后,各种店铺达400多家,至今古街上还有34家百年老店,如同受和茶食店,一洞天茶馆店,安乐天饮食店,王天顺马蹄酥店,同康酱油店,方一仁、遂生源、岑震元药店,江泰和漆店,蔡永利秤店……透过一块块斑驳的招牌,依稀可觅当年的繁华。

紫阳街153号的蔡永利秤店,创办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第五代传人蔡雪贞继承父业,学得一手好手艺。她从20岁开始跟父亲蔡国煜学做秤,一做就是几十年。

如今,店前陈列着一杆可称625千克重物的大秤。此秤的秤杆长3.5米、重12.5千克,12.5千克重的秤砣是用石锁做成的。据说,此秤已有近150年历史,堪称“中国第一秤”。

蔡家还珍藏着一杆小巧玲珑的古秤――“黄金秤”,其秤花、秤盘均用黄铜做成,秤杆长度仅为20厘米。

以前,木杆秤是人们生活中

少不了的称重工具。随着电子秤兴起后,木杆秤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大不如以前。蔡雪贞转而制作旅游纪念秤,一杆铜秤加一杆小小的杆秤,装在木盒里,寓意“称心如意”,颇受游客们欢迎。

与许多百年老店一样,蔡永利秤店目前也处于后继无人的境地。“做秤不仅要细心,花工夫,还要耐得住寂寞”。蔡家兄妹8人,只有老五蔡雪贞继承了父亲衣钵,学成精湛的制秤手艺。蔡雪贞说,现在想学这门手艺的人很少,几乎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百年老店方一仁、遂生源、岑震元和罗义记西药店,都配有坐堂名医,既看病,又卖药,药品齐全,质量上乘,童叟无欺,价格合理,从不卖假药。

“方一仁”是台州医药行业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创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清嘉庆年间,方氏祖孙在台州先后开办了14家药号。各名号中以临海“方一仁”最出名。

“方一仁”开在台州府城内,经历3次火灾,店址迁了3次,由于投资多、店容好,秉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宗旨,门市生意兴隆,是台州府城头牌药号。方一仁药店抓中药时,非常讲究准确度,几克、几钱都要仔细称量,分帖极为均匀,深受顾客信任,名声远扬,远至上海、杭州,近至宁波和台州各县,许多人慕名前来抓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方一仁药号的药工蔡和生在南洋国际博览会表演切茯苓,将一只重1000克的茯苓切得片片如薄翼,300余片无一破损,摊开如扇形,合拢如原状,最终荣获银质盾牌奖,为中国药业争了光。

另一家药铺――恩泽医局则开创了台州西医先河。抗战时期,恩泽医局抢救、治疗轰炸东京后坠机台州的美军飞行员,并派医生护送伤员到国统区的国际救援之举,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并获奥斯卡奖。

紫阳街477号,吴家人在此居住了150余年。他们珍藏了一盏祖传的龙灯。“龙灯是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吴家原籍仙居。解放后,爸爸在邮电局工作,他从小也喜欢做灯……”吴家三姐妹中的老幺吴蓓苓说。这盏龙灯长约两米,里面的龙骨是竹子,全是手工制作而成,包括绘制灯上图案。

1950年农历正月十四夜,临海居民原本计划要在道司里好好庆贺一下,吴家也一样,除了展出龙灯,还做了鱼灯、五角星灯等。老大吴蓓蓉回忆,那天早上一开门,看到一个个着装整齐,坐在家门口休息,很安静。老百姓开门后,军代表向居民借锅做饺子,还把饺子分送给居民。当地百姓则用灯会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元宵节。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篇10

【关键词】元宵节糟羹狂欢非物质遗产保护

元宵,又称“上元节”,是汉族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传统节日。“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为“开始”、“第一”,正月即为元月,且古人称夜为宵,因此,正月十五是指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如果说春节是一台走亲戚、串朋友的年度大戏,那么除夕夜便是这台大戏的高潮,而元宵夜则是这台戏的压轴好戏、落幕节目。相对于除夕夜的合家团聚,元宵夜则是“灯火阑珊不夜城,火树银花满天飘”。在这热闹、喜庆的气氛中,春节大幕徐徐落下,拉开新一年紧张忙碌而又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传说很多,是非莫明。但史书确切记载的材料只有汉武度和汉明帝说。且从汉代以来,经过唐宋明清的洗礼,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元宵节一直都是汉民族极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每逢正月十五,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全国各地均用自己本地的风俗、习惯来欢庆。在浙江省台州市的椒江、临海、三门、仙居等六地和宁波的宁海、象山(原属于台州府)的元宵节皆是正月十四,比全国各地都提前一天。关于元宵节期之所以提前一天,在民间存有多种说法。

临海民间有说秦鸣雷,生弥月丧母,五岁丧父,出嗣于伯父秦文,未几亦亡故,由其伯母杨夫人抚养长大。嘉靖二十三年(1554),秦鸣雷27岁中进士,阁臣进呈拟第三,时方明世宗祈雨效坛,看其名,大喜,亲擢第一,为状元。秦返乡,看伯母杨夫人,对其极为孝顺。因杨夫人信佛,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戒荤戒素,为使其伯母也能和家人一起享受节日的口福,特将元宵节、中秋节提前一天庆祝。

三门民间相传有一年正月十四,戚继光带兵进驻临海桃渚城,粮草紧缺,为了不使城中百姓增加负担,解粮官想出一顿饭两顿吃的办法,他带领士兵把剩下的粮食磨成粉,熬成糊状,再加入各种蔬菜、豆制品和调味品,混合煮成一大锅,来填饱肚子。消息传出以后,桃渚城百姓非常感动,为纪念此事,就把元宵节改为正月十四,提前一天庆祝,而这种混合煮成一锅的“糟羹”也成为当地元宵节的传统食品。不过也有说戚继光在台州抗倭时,因作战机密被泄露,于是将计就计把元宵节提前一夜,从而一举歼灭敌人。从此,元宵节改为十四。这个说法在民间最为主要和普遍。

天台民间有说,元末黄岩人方国珍起事,占领了台州、庆元(今宁波)、温州三路,方国珍为了防止元朝官兵和朱元璋的军队利用节日来袭,因而将元宵节、中秋节提前一天庆祝。

在各地也有唐初建城一说,相传筑城当天恰巧是正月十四,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冻得筑城的百姓双脚麻木,无法正常工作,无论筑城的官员如何催促,工作效率依旧无法提高。为了能尽快完成工程,有一民工心想天气寒冷,只有喝酒才能御寒。可是民工都是穷人,没有钱买酒,于是他向筑城官建议:老酒糟里有多余的酒,去酒坊里弄来酒糟,加上米粉和蔬菜,煮几锅羹给大家吃,来抵抗寒冷。于是,城官派人到酒坊弄了几担酒糟,烧了大批的“糟羹”给民工食用,民工吃了以后,果真不再感到寒冷,干活也越发有劲,工程的进度也大大地提升。城造成以后,城中百姓为了以志纪念,就保留了正月十四过元宵、食糟羹的习俗。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五花八门,孰真孰假,是非莫明。关于元宵节的孝子改节一说。查阅相关的史料可知:嘉靖二十三年(1554),秦鸣雷在27岁中状元后,被授为翰林院修撰。二十九年升左春坊渝德,后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太常卿,礼部右侍郎等职。四十五年,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总校《永乐大典》。隆庆五年(1571)起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后任尚书。秦鸣雷中状元后担任中低级的文官,以这样的职位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即使秦鸣雷再孝顺,以这样的职位要改变州级区域的风俗习惯,似乎显得影响力不够。即使在隆庆五年(1571)他担任了尚书一职,但那时他的伯母杨夫人早已亡故二十几年了,更不会因为孝顺伯母而改变节日。

关于三门民间流传的戚继光抗倭而改节一说,虽然广为流传,但根据笔者查阅相关的史料,嘉靖年间,倭寇最活跃、猖獗的时节,并非在正月里,一般在每年清明节后的农历三至五月间。而查明史、台州有关地方志也并没有戚继光在元宵节前后在台抗倭的记载:

明景泰六年(1455),倭寇进犯键跳所。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倭寇进犯三门湾境内,是年开始至三十一年(1552)倭寇连岁入侵娄坑、海游、沙柳等处,大肆抢夺。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倭寇盘踞石马林(即今沙柳),抗倭名将、台州知府谭纶会同参将牛天赐剿平之。

明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进犯龙山。抗倭名将宁绍参将戚继光战败之,取得台州首战大捷。

另外,关于方国珍改节之说。有资料记载: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方国珍攻下台州。至正十五年(1355),又攻下温州、庆元(今宁波)。根据现今各县市存有十四过元宵节、食糟羹的民俗,只有台州市的临海、三门、天台、仙居等六县和宁波的宁海、象山两地而已。由于宁海自晋太康元年(280)起,一直属于台州(临海郡),在明朝时,附属于台州府(台州府下辖: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太平,共六县),直到1958年划属宁波。而象山自唐神龙元年(705年)分宁海和时属越州的鄮县置,立县时属台州,到广德二年(764)改属明州,开元二十六年(738)分越州置。

方国珍为了防止元朝官兵和朱元璋的军队利用节日来袭,因而将元宵节、中秋节提前一天庆祝,但其攻陷的三地与元宵节流传的区域很不相同,故可以排除。

如此,关于十四过元宵节的民俗就只剩下唐初的筑城一说,台州原为临海郡,在唐武德四年(621)十一月,江南一带进入唐版图,继而州县重新设置并命名,原临海郡的地域从州分出设置为台州,并马上组织筑城。台州城最初建于东晋末年,系郡守为抵御孙恩义军依托龙顾山而筑,范围较小,唐初大规模扩建。其筑城的时间与民间传说和以正月十四为元宵节习俗的流传区域较为吻合。

且在饮食方面更是相似。台州流传着“正月十四是元宵,家家糟羹蛤蜊调”的言语。在这些地方,每逢正月十四,他们所吃的并非是传统的元宵(即汤圆),而是糟羹,相传是用酒糟与蔬菜等兑成的。过去由于家里贫穷,只求温饱,糟羹的食材只是简单的豆制品、蔬菜而已。而随着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人们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糟羹的食材一变再变,越来越丰富。如鲜猪肉、蛤蜊、冬笋丝、香菇、木耳、鱿鱼等等,用米粉调水,烧开,调成糊状,出锅以后,还要放鞭炮来告诉别人这家的糟羹可以吃了。最有意思的是,元宵节晚上,当地人吃糟羹是全免费的,什么人都可以到另一户家里吃上一碗鲜美的糟羹,且主人都以来自己家吃糟羹的人多为豪。如果这户人家上一年有结婚的新娘子,还得烧上几锅甜糟羹,民间称为“新娘糟羹”,以表示日子过得甜甜美美。所谓的“新娘糟羹”就必须是新媳妇亲手做,也可知晓这位新媳妇是否心灵手巧,然后鸣鞭炮请全村的人来吃,如果味道好,大家吃得高兴,那么这位新媳妇就基本确立了在这个村的地位了,如果做得不好,大伙儿就会在背后唠唠叨叨的。其实,即使在21世纪,人们对妇女的要求依旧是较为严格的,如果作为一个媳妇,不会最基本的洗衣烧饭,即使夫家不会嫌弃你,村里的舆论压力也会压着你,敦促着你不得不“变”得“贤良淑德”。

元宵节的夜晚,注定是灯火通明的,挂彩灯,放烟火,食糟羹,家家户户还要在每间房间点灯,称“间间亮”。一来为热闹的元宵灯会添上一笔,二来出门看灯会时可以防偷盗,真所谓是“一举两得”。在以前,人们还会将灯送至各家祖坟,称为“照坟墩”。而后男女老幼皆上街观灯,直至深夜。此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中国的元宵节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在元宵夜,人们赏灯笼、猜灯谜、放烟火,还举行舞龙狮、踩高跷、跑旱船等民俗活动。南宋文学家辛弃疾曾描摹了800多年前的元宵节庆活动:“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美国学者伯高帕特里奇的《狂欢史》中追述古希腊集体狂欢的情景:所谓的庆典,一般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宴会,巨额耗资由国家负担,人们身着华丽的服装,装扮成各种神女和追随酒神的狂女、精灵等,在全城各处欢歌起舞,互相嬉闹,开着色情性玩笑。三四月份要举行月神节和城市狄俄尼索斯的庆典。合唱队为纪念狄俄尼索斯唱起赞美歌,漂亮的男孩们舞之蹈之。夜晚,人们喝得烂醉如泥,然后露宿街头。

在台州的元宵节亦是如此,即使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性质是类似的。巴赫金将民间诙谐文化多种多样的表现,按其性质分为三种基本形式:(1)各种仪式——演出形式(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各类诙谐的广场表演等等);(2)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包括戏仿体作品):口头作品和书面作品,拉丁语作品和各民族语言作品;(3)各种形式和体裁的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等)。

元宵节当夜,其另一大主角便是各式各样的花灯。在三门地区,每逢正月十四,大街小巷,各主题广场,无不载歌载舞、欢声雷动、灯火辉煌。每年亭旁杨家村的板龙更是不可缺少的。杨家板龙已有400余岁,2004年曾以414米的长度,刷新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而被誉为“天下第一龙”。板龙的制作一直是一道很繁琐的程序,一直是口授心传,除了龙头龙尾要集体制作外,龙身是由村里的几家几户凑在一起制作而成的。道路两旁的人们一起张望着,等待着这条“巨龙”“飞过”。

此外,当晚最大的主角便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了。广场上的年轻男女一起欢呼着、跳跃着。元宵节的晚上,是年轻男女浪漫的情人节。他们是自由的,可以与自己心仪的异性朋友一起游玩赏灯。当然,在现在的社会已不存在如此封闭的思想,现在我们可以接受年轻男女的自由恋爱。但在以前,女孩们只有在元宵节那晚,才能被允许走出深宅大院,穿上亮丽的衣服,化上自己最为满意的彩妆,走出闺阁,加入元宵狂欢之中。人性正常的欲望被完全释放。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古时元宵节青年男女约会最真实、贴切的写照了。

中国的元宵节是喜庆的、亢奋的,是中国汉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而在如今,有太多地区(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把这些节日变得“一文不值”,整个城市的发展只剩下GDp。传统的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享受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自然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再有附加其上的审美情感、趣味,它的精神影响力是巨大的。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来包装着我们,如果我们的眼中只剩下那可怜的数字,那我们也就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中国人。且最悲哀的是,现在有太多的年轻人“崇洋媚外”,哈韩哈日,对于西方的节日更是热情推崇。引用季老的一句话:“在旧中国,‘华人和狗,不许入内’,立这样的牌子的是外国侵略者。今天,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树立这样牌子的却是某一些中国人自己”。

所以我们不能轻视节日文化的内涵,不应该漠视节日文化的衰落,应该很好地保护它。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矛盾的,如果我们的社会让人觉得是高度现代化的,同时也是很传统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你会觉得很舒服,要现代的有现代的,要传统的有传统的,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都得以保持。

参考文献

[1]帕特里奇.狂欢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

[3]政协三门县委员会文史组.三门文史资料(第二辑).政协三门县委员会,1986.10

[4]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