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年的作文篇1
2009年的春节就要来了，过年可是我们小孩最盼望的。家家户户都忙着贴着火红的对联呢！当然，我家也一样的。
春节前，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卫生、买年货、蒸年糕、贴对联。虽然很累，但是心里很高兴。一切准备就绪了，春节悄悄地来了。除夕之夜，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节晚会，可开心了。
大年初一早上，我被鞭炮声吵醒了。呀，该起床了，我赶紧穿上妈妈买的新衣服，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给爷爷奶奶拜年，祝爷爷奶奶过年好，身体健康，爷爷奶奶高兴极了，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红包，同时也祝愿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我们一起吃了香喷喷的饺子。吃完饺子后，我和爸爸妈妈去邻居家拜年，送去我们的新年祝福。
大年初二开始，我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大人们在一起互相问候、祝福，有说有笑、我们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各种游戏，气氛很融洽。看到大家脸上写满了笑容，我也很高兴，要是每天都这样的话该多好呀！
大年初二一年级:大年初二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2
一
谁是文徵明的第一个弟子呢？论年纪，也许是陈淳（1483～1544）。文献中多依其字，呼之为陈道复（如文徵明之例）。陈家世代优渥，陈淳更为家族几代以来获有相当功名之人。他较文徵明年轻十三岁，两人相识于各自二十多岁与三十多岁之时，当时文徵明仍于苏州准备科考。现存文徵明作与陈淳的第一首诗成于1504年，次年（1505）亦有诗记两人同席共饮之事。1508年文徵明有《题画寄道复戏需润笔》诗。“润笔”乃是作画或作书所得报酬的美称，这里明目张胆地使用，且强调是“戏索”，可能是故意借着谐谑的语气而淡化其金钱交易的色彩。早于1506年，文徵明便有《江山初霁图》赠与陈淳，题跋描述了这件作品的成画缘由：“适友生陈淳道复至，因以赠之。”1508年时陈淳从文徵明游天平山，归后文徵明有图与诗为记；1511年陈淳伴文徵明赴杨循吉之宴，1513年亦随文徵明游漕湖（传为吴国大夫范蠡所开）。当时的陈淳或许是这群人中年齿较低的，以杨循吉之宴为例，陈淳即在列举的五位宾客里列名最末；然陈淳之名持续出现于文徵明的诗作，这或许说明他们两人的往来主要体现于诗作的唱和，而非散文的书写。这个区别相当重要。他们之间的来往一直持续到1544年陈淳辞世，是年陈淳犹与文徵明乘舟泛于江河，并画松菊请文徵明题识其上。以上诸例皆无法显示陈淳为文徵明之门徒、在师生的人伦关系上地位较卑。据此而观，则他俩的关系似乎可称之为“朋友”；而前例里，文徵明也的确以“吾友”称呼陈淳。然陈淳之诗《新秋扣玉磬山房获观秘笈书画》却使用了弟子对师长所使用的卑逊之辞，例可见于另一信。还有两封文徵明致陈淳之信，行笔无加文饰，简率而直接，且无过度的自我谦抑。第一信如下：
欣赏集别部杂部计四五册，烦检阅。陈湖几时回？病中不承一顾，何耶？壁肃拜道复老弟。
“老弟”一词由“老”与“弟”二字组成，在修辞上属矛盾修饰法，既尊人，又捧自己，借着虚拟的亲属称谓（此乃阶级秩序的基础）表达两人的上下关系。第二信则云：
西斋独坐，有怀道复茂才，辄寄短句。五月廿二日，壁肃拜。元人墨迹卷发还，苏诗装得并附。
“怀”某人虽是作诗的传统，亦可能在情感上含有支配的意味；“关怀”“以保护者、支持者自居而忆及某人”和“思念”等，都包括在这一字的引申义里。将之与信中所提及的“短句”联结（诗作收于《甫田集》中，虽信札并来收录其中），此札可能作于1509年。文徵明之师沈周适于此年辞世，不禁令人联想，文徵明是否因为免去了弟子的身份，便开始以师长自居。至少可以肯定，文徵明所授之业，乃是其自我蕴蓄多年的书画涵养，以及上接元代甚或更早期的文化传承。
而较陈淳还要年少（不消说，这整个世代都比文徵明还要年轻）、经济地位较文家还低的，其作为弟子的辈分就更明确、更无商量的余地了。以年岁来讨论文徵明（之后）较出色的弟子是相当合理的。如王宠无疑是文徵明的弟子，特别是在书艺上；然他同时亦学书于文徵明的友人蔡羽及唐寅，后更娶唐寅的女儿为妻。文徵明早在王宠及其兄王守未弱冠时便已熟知其人，不仅祝其冠礼（于男子15至20岁间举行），更引孟子之典赐其字。《王氏二子字辞》一文备叙其义，论述极详，更记二子之父王清夫央之赐字之由。王清夫以商贾为业，虽居尘市，市声嚣杂，“而能收蓄古器物书画以自趣……视他市人独异也”。据此推测，王清夫也许是以金钱央请文徵明赐字其子，然这并不妨碍日后师生情谊的滋长，特别是文徵明与王宠两人，而文徵明与王守间的往还亦可谓真挚。资料显示，1516年至1518年间，文徵明曾数度过访两兄弟的居所，并与之同游治平寺与惠山：文徵明1516年《治平山寺图》便是记与王宠同游一事，时王宠正闭门准备科考。1523年，文徵明于赴北京途中巧遇王守；王守当时应在进士不第返回乡里的途中。然王守随即于1526年取得功名，自此平步青云，与文徵明仍保持联系。记载中文徵明1543年曾作《仙山图》赠与王守。王守最后官拜中丞，文徵明在一简1553年或1554年的信札中，即以此官衔尊称过往弟子（时文徵明已“八十有四，容发衰变”，见信末署款）。
1510年代，文徵明虽常同时与两兄弟盘桓，间或亦与王宠单独出游，如1522年两人同游虎丘剑池，文徵明并图有一扇志之。之后不久，文徵明于1523年赴北京，王宠送别诗里尽是附从之人或弟子的应尽之谊。诗中虹蜕插剑、黄鹄南飞等雄浑意象，用作送别，自为允当。后文徵明仕途梦断，归返吴中，与王宠之间的情谊因得再续，然此际对于举业与功名的期待却已转移到王宠的身上。文徵明的《松壑飞泉》（1527～1531）便是在这些年间画与王宠的，题云：
余留京师，每忆古松流水之间，神情渺然。丁亥（1527）归老吴中，与履吉（王宠）话之。遂为写此。屡作屡辍，迄今辛卯（1531），凡五易寒暑始就。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不啻百倍矣。是岂区区能事，真不受促迫哉？于此有以见履吉之赏音也。
此图正如石守谦所云，是对乡愁的乡愁，是怀想当年在北京时思念苏州的双重移情。题识里仔细记录了作画的情境，特别是所花费的时间（数以年计），这些特点或可理解成文徵明与王宠间的深厚情谊。同样的模式亦可见于《关山积雪图》。此图为了王宠所作，于1528年开始动笔，作于与王宠同游其少时读书处治平寺归来后，而迟至1532年才完成。这些例子与《仿李营丘寒林图》恰恰相反，因后者清楚点明其人情债如何因赠画而打平、而终结。（我们或可进一步推测：如果较长的成画时间值得一记，是否意味着一般的画作多为短时间内一气呵成？）这无限延长的成画时间或可视为两人交情绵绵不尽的隐喻，而无有尽期地绘制同一幅画也是两人交情无有尽期的写照。这样的关系使他们联名参与了不少计划，如1531年的《袁府君夫妇合葬铭》，夫妇俩是文徵明孙女婿袁梦鲤的祖父母。“铭”由文徵明所作，这通常是由德高望重之人负责，然文中却解释道，其所根据的“行状”乃由王宠所书，王宠是亡者之子袁衮的好友。王宠曾于1527年袁衮之父袁鼒六十寿诞时，召集文徵明的儿子文嘉、侄子文伯仁（1502～1575）、两名弟子陆治和陈道复作画册以祝，文徵明并就图赋诗。在此，庇主（文徵明）一方面促成弟子（王宠）所受托之事，同时也对弟子展现了参与其部分计划的义务。其问的关系绝非只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经过精密衡量的互惠义务，个人在其间扮演着多重角色，混合了对上的谦顺恭敬与对下的纡尊降贵。
王宠送文徵明赴京后又八年（1531年），轮到文徵明送王宠赴京赶考，故作《停云馆言别图》。相较于早期的《雨余春树图》，此画似乎回复了过去送别图的模式，班宗华（RichardBamhart）更指出画中人物乃是根据1528年为王德昭所作的扇面，改绘成立轴的形式。不过若将“模式化”视为随意“应付”，认为此画无论对作者或受赠者而言意义都不大，则又太过草率。画里通过服饰、座位安排及两人的相貌（更别说还画出随侍的童仆），清楚描绘出人物的长幼次序。诗里文徵明虽以“白首已无朝市梦”自谓，句中却隐约可嗅出其曾人仕京畿的经历（事实上他不过才致仕归隐四年），至今仍享有前翰林的声望。在他眼里，眼前的年轻人宛若“飞鸿”可直上青云，而这比况亦是王宠功成名就后两人情谊继续延续的担保。在文徵明与王宠的例子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两人间的往来具有相当程度的情感投资。科举制度的压力弥漫了整个明代文人文化，不仅是赴试的考生，连那些在他们背后支持、期盼金榜题名的亲友，也都感同身受。1531年《十五夜无客独坐南楼有怀子重（汤珍）履吉（王宠）儿辈时皆在试》一诗便满是忧心。他回想起自己当年独在北京时如何思念其子女，而今依旧怀思，“少年散去衰翁在，独倚南楼到月斜。”
王宠最终落榜的消息想来已经够糟了，然1533年王宠约当40岁即谢世，定然是个更大的打击，文徵明为王宠所作的墓志铭毫不隐藏其情感，起首即言其死讯令人难以置信：“呜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并盛赞其学问与文采，谓其文名为“三吴之望”，满纸惋惜。文徵明叹道：“自君丱角，即与余游，无时日不见。”其兄王守虽已登进士第，而王宠却每试则斥，即使已受荐人太学，却仍于1510年至1531年间八试不第。虽然如此，其文名日起，从游者亦愈众。其性格明朗高洁，从不语猥俗之言，且谦逊蕴藉，不自矜其才。其少尝学于蔡羽，居洞庭三年，后于石湖读书20载，甚少入城，“遇佳山水，辄忻然忘去”，含醺赋诗。最后，谈到王氏两兄弟间的情谊，为兄的适于此际奉任京职，接着述其家族渊源及王宠前后两任妻子，后一任是唐寅之女。文中只字未提王宠为文徵明的弟子，也未提到令王宠闻名至今的书法造诣。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证据指出王宠与王守曾经考虑过向文徵明学画，这两兄弟是否能作画也是个问题。然而，王宠书道之名源于其能承传（实际上超越了）文徵明的风格；文徵明曾将王献之（344～388）著名的《地黄汤帖》赠与王宠，可见文徵明对王宠的肯定。此帖自15世纪文徵明祖父文洪时便已入藏文家，曾几何时，文徵明将之送与王宠，而于后者去世后流入市面。文徵明死后，其子文彭在1559年又将此帖买回文家。此例中，文徵明不再是受赠人，而是赠与者，送的更是无论就任何角度而言都称得上无价之宝的礼。这等重礼，也只有够分量的庇主才送得起，其“恩”之重，无可回报，却带给受赠者无尽的人情义务，必得尽力服其劳，至死方休。
王宠最为人熟悉的恐怕是他作为文徵明弟子的身份，而非重要的画家；明代时他以诗作著称于世，今日却以书法闻名。要理解当时复杂的赞助关系，也可从汤珍的身上一窥。汤珍是王宠的好友，和后者一样，虽不特别以画艺著称，文徵明却屡屡提及。将汤珍置于弟子或附从之人的范畴下讨论，乍看之下有些不合理，因为他算是文徵明二子文彭、文嘉的老师。然而，选择汤珍来教导自己的儿子，本身就是一种赞助行为，且无疑将文、汤两人绾结在长远的关系里，背负着对彼此的人情义务。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文徵明早在1512年便已认识汤珍，较他赴京任职整整要早了十年，时其长子年当23，次子则11岁。这一年里，文徵明便写了三首诗给汤珍，过访其家，并与之同游。1514年他俩过从甚密，曾同游竹堂寺，文徵明因而作《疏林茆屋图》；1515年，文徵明有诗“怀”汤珍与王守、王宠两兄弟，他们更于1518年同游惠山。事实上，汤珍是文徵明诗作最频繁的酬赠者之一，无论是在文徵明赴京前或去京后。1528年2月，两人同游玄墓山，汤珍索画，文徵明漫笔成之；一个月后文徵明为性空上人作画，时汤珍亦在场观看。文徵明白16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间有许多诗作，内容不外乎是“怀”汤珍，或是过访汤珍。虽然汤珍确切的生卒年不详，至少于1548年时仍在世，与文徵明、钱同爱及文徵明的外甥陆之箕于善权吴氏家同观南宋画家赵伯驹的《春山楼台图》。现存唯一一封文徵明写给汤珍的信札，与无锡华氏和某邹氏两家联姻之事有关；文徵明似是要汤珍赶紧促成此事。
二
除了王宠与汤珍外，文徵明大部分的门徒或弟子都以善绘而闻名，是组成“吴派”的画家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与文徵明的关系都是等同的，他们各自的出身背景亦大相径庭。我们已见到陈道复出身官宦世家，王宠之父则是名商贾。至于王榖祥虽被视为传承文派画风的门徒，本身却是1529年的进士（但并未开启辉煌灿烂的前程）。他们的往来似乎亦始于此际，至少可以确定文徵明赴京前罕有两人往还的记录。文徵明似在1528年有诗赠王榖祥，至少1534年的画跋是这么说的，当时王榖祥带着诗作来拜访文徵明，文徵明便绘此图赠之。1538年，王榖祥得到一本文徵明的《画竹册》，其上的长跋细述作画的情境：
夏日燕坐停云，适禄之（王榖祥）过访。谈及画竹，因历数古名流，如与可（文同，1018～1079年）东坡（苏轼）定之辈，指不能尽屈。予俱醉心而未能逮万一。闲窗无事，每喜摹仿，禄之遂捡案头素册，命予涂抹。予因想像古人笔意，漫作数种。昔云林（倪瓒）云：“画竹聊写胸中逸气，不必辨其似与非。”余此册即他人视为麻与芦。亦所不较。第不知禄之视为何如耳。
江兆申认为王榖祥于1534年起向文徵明学画，并以为此册乃文徵明的课徒画稿，展示一些经典的画竹手法，以供学生临摹。然而，从语气上看来却像是件委托之作，因为似是王榖祥“命”文徵明而作。在文徵明所谓的弟子里，王榖祥无疑是特别的，因他受文徵明题赠的作品似乎相当多，各种风格都有。如《林榭煎茶图》与《兰石图》，两者都未纪年，且都题赠“禄之”，前者是“细文”风格，后者则是后世评论家口中的“粗文”手法。1540年，文徵明与王榖祥游石湖，于行中绘一《赤壁图》，现已无存；1542年，两人又故地重游，归来亦有画作赠王榖祥。次年，王榖祥带着沈周几十年前手书之《落花诗》来见文徵明，文徵明便为之作画以配沈周的书作。1545年，文徵明着手为王榖祥绘制《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画跋云至1552年才成，其时间之长恐怕亦是刻意而为。又次年，文徵明为王榖祥作《辋川图卷》，辋川为唐代诗人王维（701～761）的隐居地，由王榖祥书诗。1550年，文徵明又有画赠王榖祥，以之配王家所藏的赵孟頫画作；赵孟頫乃文徵明所推崇的元代艺术大家之一。同年王榖祥则在文徵明所绘、已有多人题咏的《古柏图》上再添一跋。此等弟子兼庇主的情况可由文徵明写给王榖祥的三封信札得到印证。第一信文徵明因未遇王榖祥来访而致歉，当时他正好患病，而妻子忽有不虞之疾；第二信（前文已引用）则感谢王榖祥赠送“珍饷”；第三信则邀之出游：“早往早归，千万不外。”此外，文徵明对王榖祥的家人亦有作为，更证明上述文、王两人的关系。1539年，文徵明为王榖祥的侄女作墓志铭，而文徵明与亡者间亦有微薄的关系，因为该妇之弟与文家联姻。由于明代上层社会的妇女在婚后并未断绝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故文徵明通篇广征其叔王榖祥之语以颂亡者美德，引其言曰：“世之妇女，贤者不必能，能者不必贤。若令人之事，虽传记所载，何以加诸？是宜铭。”最后，王榖祥的堂兄，名医王闻亦曾获文徵明之作。根据1508年文徵明为其所作之别号画《存菊图》的题跋，可知这是文徵明的早期作品，且文徵明可能便是通过这层关系而认识王榖祥（生于1501）。文徵明亦曾为王闻书《金刚经》。由是可知，文、王两人的关系多半呈现在文徵明为王榖祥所做的事上，如为王榖祥或其家人（至少一位）作画；若只根据文徵明自己的文字，将很难得知两人间的真正关系。
类似这种既是弟子又是庇主的情况亦可见于陆师道（1511～1574）之例。文徵明自谓“少游学官”时与其父陆廷玉相交（事可见文徵明为陆廷玉妻子即陆师道之母60大寿所作之《贤母颂》），故在陆师道少年时便已识之。此文未纪年，然必作于1538年后，因文中提及陆师道中试之事，文徵明更谓陆师道“命”之作此文。两人往来的更早事证亦可见于文徵明分别于1530年（1532年重题此画）与1531年时为陆师道所作之画。至1545年，有一跋云两人同阅一书学著作，足知其关系不断，然陆师道至外地赴任官职时可能或多或少有所中断。陆师道本人则于1550年时题文徵明《古柏图》；其弟陆安道亦然，文徵明曾有大行书游天平山诗卷赠之。时文徵明过访其斋“云卧堂”。现存有六封信可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些零星的事实。第一信谢其赠礼，述其无以为报之情，并以几本书赠之（文氏家族的出版品？）。第二信则邀陆师道把酒一叙，并出示小诗几首。第三信则言自己伤势已渐恢复，却夜卧不佳，除感陆师道之好意，又送他一本书。下一封信则谢其过访，称此为“浮生半日之乐”，并邀之再来，更以数书赠之，其中包括画学著作《铁网珊瑚》。第五信则言：
昨扇因忙中写误，不可用。今别买一扇具上，请重书原倡以寄。老衰谬妄，勿以为渎也。徵明奉白子传先生侍史。
这扇面是陆师道所托且为之所作，抑或陆师道乃文徵明诗书画作的掮客，受他人之托而奔走？前一种解释可由第六信得到佐证，信里明确点出陆师道请文徵明为之作书。因此，将王榖祥与陆师道归为同类是相当合理的，他们一方面视文徵明为师，同时又处于可以令文徵明为之作书作画的地位，而这些作品不见得都能选人文徵明欲“公诸于世”的文集里。这并不是要挑战过去将王榖祥与陆师道当做文徵明门徒的看法，因为这层关系确实也是陆师道之子陆士仁日后以伪作文徵明书画作品而闻名的原因。此处的看法只是在指出这层师生关系的弹性与不固定性。弟子，就像朋友一样，也分好几种。
这些弟子中还有一类是与文家有婚姻关系的。如王榖祥的侄子便与文家人结亲；另一个被视为文徵明弟子的彭年，亦将一女嫁与文徵明之孙文腓。除了许多写赠或提及彭年的诗作外，现存还有14封信札，可窥见文徵明与彭年问的亲厚关系。这些短笺多以随意的笔调写成，不若写与长辈或高位者的谨敬，其中有不少邀约彭年的内容：邀之舟行至虎丘一游，邀之聚会，邀之速来一叙（因“儿辈旦夕出门，幸勿失此谈笑也”），邀之来家共赏新入藏的坡书帖并留下来便饭，邀之同游徐氏园亭，邀之同游石湖等。有一信邀之过小斋茶话，谓有小事相烦，让我们禁不住怀疑彭年是否总是为其师奔走效力，然更深入的细节则不得而知。有几封信感谢彭年所赠之礼，多以泛泛的“珍馈”一词称之，只有一例言明其礼为竹笋与鱼。其中有一谢札提及两人共同的朋友陆师道，言其病仍未解，甚为忧心，以及文徵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一笺称许彭年的“新诗妙丽，足追大历（766～779）以前风度”，大历以前的唐诗风格正是文徵明及其他人所欲复古的典范，信末更邀之同赴一约。还有一信谓文徵明将过访以致祭于彭年父亲的灵前；此信当与1541年彭年再葬其父之事有关，因其父原葬于1528年，在彭年成为文徵明弟子之前。
作为文徵明的弟子，彭年应算是“吴派”绘画的中坚分子，却少见于文徵明“官方”文集的那一类。他也是曾在《古柏图》卷尾题跋的其中—人，却不像王榖祥曾收受那么多文徵明的作品，足知他们与其师的关系各不相等。要回头探究这两个弟子究竟谁与文徵明较为“亲近”，其实不甚明智，而要以现代强调独立个体间感情亲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的关系，恐怕亦失了焦点。在所谓的“吴派”里，有几个重要人物与文徵明的关系亦很难明确地指出，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陆治（1496～1576），高居翰称之为“文徵明圈子中，继文徵明之后下一位优秀的画家”。16世纪晚期的资料说他习画于文徵明，然这或许是后人的建构，因为真正的当世材料十分有限。周天球（1514～1595年）的情况亦然。现代的资料多称之为文徵明的门徒，在文徵明文集或当时的资料中却鲜少提到他。文徵明曾书一本《兰亭序》，和其他人的书法作品同装于仇英所绘的《人物图册》。此书作于1545年，是文、周两人相交的罕见证据。除了1550年周天球在《古柏图》的题识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的资料了。
三
无论与文徵明间的人情义务有何等细致的区别，上述这些人都不算真正依附于文徵明。不管沾了文徵明多少光，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事业。然还有些人更紧密地与文徵明绾结在一起，用明代的词汇来说，就是“门人”。其中一类自然是文徵明的儿子文彭、文嘉（1501～1583）与文台，因其父长寿，他们即使年过半百都还附从于文徵明。年龄最小的文台无足轻重，18世纪初的族谱编者甚至不详其生卒年月。文彭与文嘉则曾任微官，文嘉后更以画闻名，然两人都是父亲的。文徵明在北京时有信付二子。除了艾瑞慈（Richardedwards）所引用的那几封信札外，周道振还录下两通闲聊之信，不外乎抱怨通信之困难、齿疾疮肿、不得告归以及官场传言等。文徵明回到苏州后，1527年有诗记其与二子出游，1531年亦有记其思念二子、儿辈业师汤珍和爱徒王宠之诗，时诸人俱赴北京应试。然而，除了一首文徵明晚年（1557年）送彭年赴任新职所作的诗以外，这些诗、信皆未收入《甫田集》中。明代时，子对父的义务在理论上是绝对的，即使不妨碍他们与自己的同侪群体建立关系或结交通过父亲而认识的人（文家二兄弟都在《古柏图》上题识），文氏兄弟在文徵明生前都得在父亲的权威底下生活。这在实际层面上意味着他们三不五时得父亲的事。
钱榖的角色或许也是如此，葛兰佩及其他学者皆认为他是文徵明的，代作文徵明不屑一为的差事。徐邦达指出一件载于18世纪著录的重要尺牍，某位黄姬水致信钱榖：“寒泉纸奉上，幸作乔松大石，它日持往衡翁（即文徵明）亲题，庶得大济耳。”可见顾客清楚知道他所得到的并非文徵明亲笔之作，即使其上有文徵明的跋文或落款；这也或多或少解释了现存某些作品虽然在鉴赏家眼里显得平庸无奇，却有赫赫有名之作者落款的现象。现存仅有一封信写给钱榖，附上几本日历为赠，内中称钱榖为“贤契”，其引申义带有某种契约关系、收人家门的意味（此词亦见于现存唯一一封写给汤珍的信札中），且不如“吾友”一词那么常用。除此之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当时的材料。钱榖生卒年不详一事，或许透露了他的社会地位。然我们对其他围绕从行于文徵明并在史上被冠以“”标签的人，所知更少。例如我们很难判断何者才是居节自出己意之作，因其风格与文徵明过于接近，人多请其摹制文徵明之作以售。著录中有一则1545年的画跋，谓文徵明应居节之请而临一件赵孟顺的手卷，然此事颇值得怀疑，因其日期并不一致。我们对于文徵明最重要的人物（除了文徵明二子之外）所知亦鲜，这个人便是朱朗。
朱朗这个名字自明代起便笼罩着一层疑云，主要是关于他在文徵明生前及身后靠赝作文徵明之画而牟利之事。先前曾提及，文徵明曾为其邻居，即朱朗之父朱荣撰写墓志铭，内中提到未朗自幼便“以文艺游余门”。（北京故宫有件1511年的手卷，上有其名款，然与周道振主张朱朗于1518年起方从文徵明习画的意见有出入。）他们两人的关系定然延续到文徵明谢世时。记载中也提到1532年两人酒后文徵明作《中庭步月图》之事，1535年时也有一跋提及两人在同一场合出现。1551年，文徵明为朱荣作墓志铭，现存至少有两封信提及朱荣的后事，可见文徵明很可能为当时已入其门下的朱朗打理其父的丧葬事宜。1556年有跋记文、朱二人弈棋，文徵明负败，故写《后赤壁赋》以为偿。然而，现存三封文徵明写给朱朗的信才真正带我们更深入了解两人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徵明艺术营生的混沌本质。第一信里，文徵明称朱朗为“贤弟”，询慰其“面疡”是否好些。不过，第二封信才是重点，因为很短，所以录下全文：
今雨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试录送令郎看。徵明奉白子朗足下。
除了显示“门人”不见得要居住在庇主家中，这封信（徐邦达早已点出其重要性）更提供我们了解在讨论这些人情义务时所用的语言，特别是与人情债真正积欠对象以外的第三者商量时。此处“了一清债”之意，绝非指金钱上的债务，而是文徵明自己欠下的人情义务，欲请朱朗代作书画。债可以“清”，可以雅，然终究是该偿还的债。这惊人的商业性用语是文徵明文集中仅见的孤例，将一般讨论书画时所使用的礼物性用语，改以商品性用语取代。然而在现实运作上这个用法不太可能是个孤例，且很可能反映了人们实际上谈论这类交易的方式（文徵明此信在文法上较其他信札更为口语，可能在某种程度反映了他个人说话时的语法）。这使得鉴定文徵明现存作品的工作更为困难，目前可见的微薄证据虽如冰山一角，却证实了受画者所得（或所买）的“文徵明”作品很可能是文徵明几乎碰都没碰过的。最后一信看来更商业性，甚至明白地讨论金钱。在讨论文人理想的现代学术文章里，这可是文徵明不太可能做的事：
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干当。徵明奉白子朗足下。
就我的推算，事成后，朱朗大概能得“银二分”以为佣金，钱本身虽是小数目，然他经手的数量可能很多，加总起来亦可为其优渥生活的部分资金来源（还不包括由他却以文徵明“真迹”行世的作品）。
朱朗很可能属于文徵明所往来的社会阶层中最低的那一级，虽然他称不上是笼统的文派成员。然这只是现存资料所见的情况，无论文徵明的妻子如何善于持家，文徵明终究得和明代经济里的“仆役”打交道，特别是支撑文人风雅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那一类。他一定有随身侍者有能力整理其图书、懂得正确地开收卷轴、晒书煮茶。这些仆从的姓名多半不得而知，然我们的确知道1523年随文徵明赴京的四个仆人：狄谦、永付、文通、文旺。后两位也姓文（似乎是位阶较高或责任较重），显示氏族（不管是虚构的或是其他类）在契约关系或奴仆义务里的重要性，亦可知此时“家”的观念，相当于欧洲中古或近代的familia，仆人和血亲、姻亲一样，都是这集团的一分子。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3
摘要：文章利用超星发现平台对2006―2015年间与阅读推广相关的科研产出进行统计，从学术关注趋势、发文核心期刊统计、核心作者、核心研究机构、热门关键词、高被引论文、地区分布等七个方面对阅读推广工作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4-0106-03
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倡导全民阅读活动，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项阅读推广活动。中国图书馆学会于2009年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凸显了图书馆在倡导全民阅读，进行阅读推广活动中的重要性[1]。而关于阅读推广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断地深入，从最初的相关理念、理论研究，到现在的推广策略、实践研究，其前进的每一步，都可能通过相关的文献反映出来。笔者对近十年阅读推广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希冀对未来的阅读推广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数据统计源
笔者利用超星发现平台，以“阅读推广”为关键词，以2006―2015年为时间限制条件，以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这四类常用文献类型为统计对象进行相关的统计，获得一组相应的数据。通过统计数据得到相关文献10，423篇，其中图书576种，期刊论文8，048篇，学位论文1，524篇，会议论文275篇。可以看出，关于阅读推广的研究成果中，期刊论文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次是学位论文，说明各高校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对于阅读推广也非常重视。学术会议一般是研究成果的最新者，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国内也开展了很多与阅读推广相关的学术会议，这说明阅读推广研究是一个正在迅速向前发展的研究领域。另外，关于阅读推广的图书也超过了500种，说明学术界对于阅读推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2学术关注趋势分析
笔者以阅读推广为关键词，分别统计相关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的发文量，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和学术关注度（见图1）。从2006年到2014年，关于阅读推广的研究论文数量处于逐年增加状态。2015年的论文数量还无法统计，不过2015年的总量应该会超过2014年，说明图书馆界对于阅读推广的研究一直是非常关注的。
从图1四条曲线可以看出2006年各类型文献的研究都比较少。如果以阅读推广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不做时间限制，将获取的相关数据按出版日期降序排列，会发现所有类型的文献都是从2006年才开始有相关的文献记录，说明阅读推广的相关研究都起始于2006年。这主要源于十六大将全民阅读作为建设学习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推动。而在2010年，所有的文献类型发表数量都出现了激增，表明此时阅读推广的相关研究进入活跃时期。之后在2014年文献发表数仍然在不断攀升，说明阅读推广活动在图书馆界是一个研究热点，这也与“倡导全民阅读”两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有很大关系。
3发文核心期刊统计分析
某个领域的期刊发文量可以显示该学科主题的发展趋势，在何种期刊上，可以显示出论文的水平。核心期刊是该学术领域比较认可的发文质量较高的刊物，所以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该领域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可以清晰展示哪种刊物更容易接纳阅读推广方面的论文，同时研究人员也可以根据这一结果更方便地找到相应的研究材料[2]。笔者统计发现《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这三种刊物刊载阅读推广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都超过了70篇，因此可以说以上三种刊物是学科馆员方面的核心期刊中的“核心”，值得引起研究人员更多的关注。另外，《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论坛》这三种期刊的相关载文量也超过了50篇，说明其在阅读推广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也是研究人员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
4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在某一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作者[3]。通过跟踪核心作者的研究轨迹，可以对该领域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同时，也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为研究人员查找参考资料提供依据。根据超星发现平台的统计结果可知，徐雁、范并思、吴三位老师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其发文量皆超过了20篇。另外，发文量超过10篇的作者也有24位，充分表明阅读推广领域的研究人员范围较广，这也足以证明阅读推广在图书馆研究领域的地位。
5核心研究机构分析
核心研究机构与核心研究作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核心研究作者所在机构在该领域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通过核心研究机构可以了解国内哪些机构在阅读推广方面实力较强。通过对核心研究机构在阅读推广方面的科研产出的研究，可以了解在阅读推广方面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这些核心研究机构很多时候引领着该领域的发展方向。根据超星发现平台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的发文量都超过了50篇（见图2），因此可以认定这四个研究机构为阅读推广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对于核心机构的分支机构发文量进行统计可知，这些机构开设的图书馆学或情报学专业的学院发文量最高，其次是图书馆。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4
一、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不对社会开放是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最高法律依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十九条“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根据上述规定，我国档案开放以三十年为基本期限，对于形成满三十年的档案，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对于形成未满三十年的档案，以不开放为原则，开放为例外。
追寻我国实行档案形成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采纳国际档案界倡议的结果：1968年9月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专门通过决议，倡导在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①由此可以看出，“三十年封闭期”是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针对“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的一项特殊决议，其目的是敦促“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加快开放档案的步伐。
根据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是现行档案，主要供本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使用，不属于开放范围。对外提供利用需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以及1983年国家档案局的《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七条“档案馆接收档案的期限：1、省级以上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20年左右的档案；2、省辖市（州、盟）和县级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10年左右的档案”的规定，我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档案在本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二十年或十年期间，以机关内部利用为主、不对社会开放，我国显然属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1987年制定《档案法》时，我国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关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的决议，规定我国档案开放的一般期限是“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是十分自然的事。
二、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对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推进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经从政策宣示、地方立法实践，迅速发展到全国层面的立法规范。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确定了行政机关公开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关的政府信息的职责和义务，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和规范。
要正确理解政府信息公开提速对档案开放带来的冲击和促进，首先需要认清“政府信息”和“档案”二者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无论是政府信息还是机关档案，两者都是信息内容和物质载体的有机统一体。政府信息是机关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机关档案则是记载政府信息最原始的物质载体，两者之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信息内容如果不记载在特定的物质载体上，就无法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物质载体如果没有记录特定的信息内容，就失去了保存的必要。比较政府信息和机关档案二者的法律定义，政府信息强调的是信息内容——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信息，而机关档案强调的是物质载体——机关在从事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注重的是物质载体的原始记录性。
从政府信息生成的载体划分，政府信息包括原生政府信息和派生政府信息两大基本类型。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文件材料及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档案，属于原生政府信息的范畴；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作为办事工具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归档后留存备查的机关档案作为原生政府信息，是出于传播目的而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派生政府信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派生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需要依赖原生政府信息予以证实。从政府信息生成的时间划分，政府信息包括政府现实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基本类型。由于政府信息形成伊始，首先记录在机关文件材料上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广泛传播，所以机关文件材料和刊载于新闻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的范畴；由于具有保存价值的机关文件材料经过一定期限履行归档手续后转化为机关档案，所以机关档案属于政府历史信息的范畴。
由于机关档案具有原生政府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属性，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显然也应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
三、开放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是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通行做法
在制定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国家和地区，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对社会开放是通行做法。政府信息公开法最早发源于北欧的瑞典，但真正将政府信息公开法予以体系化的是美国。瑞典规定，公民有权利用政府文件，凡列入开放范围的文件，社会公众、专家和学者均可利用；如果受到无理限制，利用者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建立了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文件材料的制度，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众的请求作出回应。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必须说明理由。公民在查询信息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提起复议和司法审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瑞典、美国等国认为文件永久保存才转化为档案进入档案馆，而我国则是以“归档”作为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起点②，因而公众查询瑞典、美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文件材料，其含义也就大体等同于我国的利用机关档案。为了回应社会公众查阅政府档案的迫切需求，香港“政府档案管理守则”第468条规定“政府的政策是提高公共行政事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容许公众人士自由查阅政府档案。”对于开放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政府档案管理守则”第462条规定“除获豁免查阅的类别外，各局和部门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对它们收藏的档案作识别和描述，以便市民在提出书面要求后10天内（较复杂的个案则在30天内）可以查阅档案。”第464条规定“各局和部门不能以档案被列作机密为理由，而拒绝市民查阅。”这就是说，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应予保密的极少数机密事项而外，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都应当向社会开放。《台湾档案法》第十七条规定：“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档案，应以书面叙明理由为之，各机关非有法律依据不得拒绝。”
以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为开端，我国脱离了“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范畴，当前已经失去了继续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决议、坚守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国情基础。
四、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第三十六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以及第三十七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的规定，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三类主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实行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条渠道。根据该条例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规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原生政府信息范畴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其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机关档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范畴，由于此时记载这些政府信息的载体还处于文件材料阶段而留存在机关文书人员和业务人员手中，由机关业务人员或者文书人员来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把记载在文件材料上的原生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出版物、社会媒体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转化为派生政府信息向社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由于公众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而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具有极强的随机性，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大多属于政府历史信息范畴，其载体多已归档转化为档案，由机关档案人员进行管理，由机关档案人员来履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除了“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外，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这三类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必须依法对公众及时公开。当前国家正在着手进行第二次《档案法》修改工作，为了适应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要求，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笔者认为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档案法》修正案应明确规定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即时向社会开放，延期开放的档案应限定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应予保密的范围之内。
注释：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5
一、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不对社会开放是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最高法律依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十九条“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根据上述规定，我国档案开放以三十年为基本期限，对于形成满三十年的档案，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对于形成未满三十年的档案，以不开放为原则，开放为例外。
追寻我国实行档案形成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采纳国际档案界倡议的结果：1968年9月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专门通过决议，倡导在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①由此可以看出，“三十年封闭期”是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针对“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的一项特殊决议，其目的是敦促“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加快开放档案的步伐。
根据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是现行档案，主要供本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使用，不属于开放范围。对外提供利用需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以及1983年国家档案局的《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七条“档案馆接收档案的期限：1、省级以上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20年左右的档案；2、省辖市（州、盟）和县级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10年左右的档案”的规定，我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档案在本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二十年或十年期间，以机关内部利用为主、不对社会开放，我国显然属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1987年制定《档案法》时，我国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关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的决议，规定我国档案开放的一般期限是“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是十分自然的事。
二、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对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推进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经从政策宣示、地方立法实践，迅速发展到全国层面的立法规范。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确定了行政机关公开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关的政府信息的职责和义务，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和规范。
要正确理解政府信息公开提速对档案开放带来的冲击和促进，首先需要认清“政府信息”和“档案”二者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无论是政府信息还是机关档案，两者都是信息内容和物质载体的有机统一体。政府信息是机关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机关档案则是记载政府信息最原始的物质载体，两者之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信息内容如果不记载在特定的物质载体上，就无法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物质载体如果没有记录特定的信息内容，就失去了保存的必要。比较政府信息和机关档案二者的法律定义，政府信息强调的是信息内容——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信息，而机关档案强调的是物质载体——机关在从事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注重的是物质载体的原始记录性。
从政府信息生成的载体划分，政府信息包括原生政府信息和派生政府信息两大基本类型。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文件材料及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档案，属于原生政府信息的范畴；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作为办事工具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归档后留存备查的机关档案作为原生政府信息，是出于传播目的而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派生政府信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派生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需要依赖原生政府信息予以证实。从政府信息生成的时间划分，政府信息包括政府现实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基本类型。由于政府信息形成伊始，首先记录在机关文件材料上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广泛传播，所以机关文件材料和刊载于新闻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的范畴；由于具有保存价值的机关文件材料经过一定期限履行归档手续后转化为机关档案，所以机关档案属于政府历史信息的范畴。
由于机关档案具有原生政府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属性，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显然也应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
三、开放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是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通行做法
在制定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国家和地区，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对社会开放是通行做法。政府信息公开法最早发源于北欧的瑞典，但真正将政府信息公开法予以体系化的是美国。瑞典规定，公民有权利用政府文件，凡列入开放范围的文件，社会公众、专家和学者均可利用；如果受到无理限制，利用者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建立了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文件材料的制度，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众的请求作出回应。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必须说明理由。公民在查询信息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提起复议和司法审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瑞典、美国等国认为文件永久保存才转化为档案进入档案馆，而我国则是以“归档”作为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起点②，因而公众查询瑞典、美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文件材料，其含义也就大体等同于我国的利用机关档案。为了回应社会公众查阅政府档案的迫切需求，香港“政府档案管理守则”第468条规定“政府的政策是提高公共行政事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容许公众人士自由查阅政府档案。”对于开放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政府档案管理守则”第462条规定“除获豁免查阅的类别外，各局和部门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对它们收藏的档案作识别和描述，以便市民在提出书面要求后10天内（较复杂的个案则在30天内）可以查阅档案。”第464条规定“各局和部门不能以档案被列作机密为理由，而拒绝市民查阅。”这就是说，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应予保密的极少数机密事项而外，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都应当向社会开放。《台湾档案法》第十七条规定：“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档案，应以书面叙明理由为之，各机关非有法律依据不得拒绝。”
以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为开端，我国脱离了“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范畴，当前已经失去了继续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决议、坚守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国情基础。
四、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第三十六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以及第三十七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的规定，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三类主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实行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条渠道。根据该条例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规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原生政府信息范畴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其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机关档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范畴，由于此时记载这些政府信息的载体还处于文件材料阶段而留存在机关文书人员和业务人员手中，由机关业务人员或者文书人员来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把记载在文件材料上的原生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出版物、社会媒体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转化为派生政府信息向社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由于公众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而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具有极强的随机性，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大多属于政府历史信息范畴，其载体多已归档转化为档案，由机关档案人员进行管理，由机关档案人员来履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除了“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外，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这三类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必须依法对公众及时公开。当前国家正在着手进行第二次《档案法》修改工作，为了适应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要求，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笔者认为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档案法》修正案应明确规定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即时向社会开放，延期开放的档案应限定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应予保密的范围之内。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6
【关键词】文物保护 完善策略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7
课程设置应优先考虑社会的需求。社会需求已日益成为课程设置的客观依据。而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因此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具备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认为开设现代公文写作这门课程，对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拥有更强的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非常大的作用。
一、现代公文写作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开设这门课程大有必要
作为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我认为，现代公文写作这门课程的设置非常有必要。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一定要能写工作、生活中的实用文章。比如当一个中专学生毕业后，会不会写基本的请假条，借条、欠条，这些都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在遇到这些问题后，我们能否妥善的解决好呢？我想很多学生都会嗤之以鼻，这些日常的事务文书谁不会呢，但若要问到这些日常的事务文书的格式，又有几个能够准确回答，并正确无误的写作呢。比如问到要写一张欠条或借条需要考虑些什么样的因素呢，我想很多中专学生在毕业之后都无法考虑周全，我们作为老师在课堂上不单要给学生讲述各个公文文种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点，还要给学生讲述各个公文文种应该具备的格式以及各个公文文种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容易出错的地方。比如在讲条据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案例：李某借周某50000元，向周某出具借条一份。一年后李某归还5000元，遂要求周某把原借条撕毁，其重新为周某出具借条一份：“李某借周某现金50000元，现还欠款5000元”。在这份借条中，李某这份借条中有明显的歧义，这将造成重大的经济纠纷，引起一场不必要的官司。通过这个案例学生就学会了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必须要斟字酌句，否则将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文件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党和政府上下左右机关之同，其决策、方针、设想和意图等政务信息，常常是通过文件的传递而取得的。例如，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的工作活动情况，各地的突发事件，社会动态，经济技术情况等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处理，工作情况的汇报，上级决策、指示的下达，下级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的经验总结和存在问题的报告等，都离不开文件这一工具。上级领导机关通过批阅下级机关送来的报告、请示、汇报、调查报告以及简报、总结等，就及时掌握了下级机关的信息动态。这就为上级机关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以及进行各项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又如，下级机关通过阅读上级机关的指示、决定、通报、通知等文件，就能及时掌握从上级机关传递过来的信息动态。根据这些信息动态，下级机关就可以及时开展工作和完成规定的任务。至于平级和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使用的“函件”等文件，更多是用于直接沟通信息及联系各种事务的。通过文书的这种信息传递作用，使得各级机关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机关工作靠文件传递的信息得到处理和解决；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靠文件传递的住处得到调整。从而保证了各级各类机关组织的工作正常地、有秩序地运转。而各个文件的特点、结构、写法、注意事项都在现代公文写作这门课程中加以讲述。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生可以得知我们的国家是怎样进行至上而下的管理的，学生可以得知上级机关如何了解下级机关的信息动态、而下级机关又是如何掌握上级机关的文件指示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知道平级和不相隶属的机关之间要商洽工作、询问答复问题该怎么办，什么情况之下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公文文种，这大大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特别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熟练掌握并能很好运用应用文是必须具备的一种工作能力，是对公务员最起码的要求。特别最近几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各类的竞争上岗、应聘考试，应用文写作所占分值越来越高，例如：广东省98年省直部分机关竞争上岗考试中单选、多选、判断三个类型的客观题占60分，主观题也就是应用文写作题占40分。
总之，现代公文写作这门课程是工具性很强的课程，开设这门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对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相当大的帮助。
二、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来看，有必要开设现代公文写作这门课程
思维是人类大脑的特有功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所作出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公文写作是作者思维的一个体现过程，而逻辑思维是公文写作中，作者运用的主要思维方式。所谓逻辑思维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过程，它以科学的抽象概念揭示事物的本质，表述认识现实的结果。
公文中，总体设计都是由一些单元块组成的，像事项、理由、依据、要求、情况、原因、目标、措施、步骤、决定、号召、概述、成绩、问题、经验、打算等等。而这些单元块都离不开逻辑构思问题，比如其中的“情况、特点、问题”回答的是“是什么，’“成绩、收获、做法”回答的是“怎么样，’“原因、经验、教训”回答的是“为什么”’‘措施、希望、要求、号召”等回答的是“怎么办”。
逻辑思维是通过层层的推理、归纳、演绎得出科学的结论，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许多工作通知、意见等行政公文的制作，就是领导和写作者根据现实出现的共同性的问题，及时予以归纳作出的指导性的意见。比如省政府办公厅从某县的情况报告中了解到某县严重的伤寒疫情，又从其他几个县的情况报告中发现，今年春季又出现了痢疾、腹泻、病毒性肝炎等多种疾病。通过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发现这几个县有一个共同的地域特点——都是同一条江流域的城市，省政府马上调动卫生防疫部门对降水的水质进行检验，发现导致诸多疾病流行共同原因是“水污染”。零散的问题一下子集中了，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于是从中提炼出“紧急动员全社会力量，突出治理水污染”的紧急通知主旨。
总而言之，公文写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复合性脑力劳动，既有分析、综合，又有归纳、概括，但总体上是一个由大到小，由简到繁，由形式到内容的思考过程。一般是由粗到细，由抽象到具体，由标题到观点，由观点到材料这样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学写公文的这一过程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断的得到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断的得到提高。
三、学习现代公文写作这门课程，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得到的提高
公文的语言要求简洁，用尽可能少的语言表达更完整的意思。在上课的过程中我曾经给学生讲到这样一个例子：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夫对于其妻所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妻对于其父所抚养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不得虐待或歧视”。而在1980年所颁布的《婚姻法》就把这条文字修改为“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用16个字代替了原条文中40个字，修改后的条文用“继父母和继子女”7个字就概括了原条文中33个字的内容，并且增加了“之间”两个字，就使原条文中只是单向性规定“继父母对子女不得虐待或歧视”改成了“继父母与继子女双向都不得虐待或歧视”。既丰富了原条文的内容，又体现了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
在公文写作课上通过这样不断的讲解，不断的举例，不断的分析，不断的练习，不断的修改，学生的概括能力会有所提高。
再有公文的语言要求措辞得体，要求根据具体情况选用恰当的语体、语气。如上行文中，由于受众是上级，用词应谦恭诚挚，不卑不亢。下行文的受众是下级，因此用语要平和严谨；平行文的受众是不相隶属的机关单位，用语则应谦敬温和，多用谦词、尊称。而通告、公告、公报一类公布性的公文，需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进行，语言则应深入浅出，流畅庄重。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是语用学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我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时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公文写作中的我们应该把语用礼貌原则与语用合作原则相结合。而这两个原则的结合的外在体现就是公文的语言是否得体。在教学中曾经接触到这么一个例子：
××日报社关于青年记者业务进修的函
××大学教务处：
现有一事，烦请你校给予解决。你校是知名高校，尤其是新闻专业，更是享誉全国。因此，我社曾于去年准备派记者到你校学习，但由于力量不足，未能实现。现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尽快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的有关精神和上级要求，我社为了提高青年记者的业务能力，我们克服暂时困难，决定从现有记者中抽出12名青年记者，到你校新闻系记者进修班脱产进修一年，时间从2006年2月1日开始，到2007年1月31日结束。有关进修费用按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缴纳。如你校能同意，不仅是对新闻事业的大力支持，也是对我社工作的鼎力相助。对此，我们将不胜感激。希尽快函告我们。
××日报社人事处（章）
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这份商洽函的内容虽然明白，但在语言运用上存在很大问题，违背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影响了商洽函的效用。上述的商洽函中“现有一事，烦请你校给予解决”，“决定从现有记者中抽出12名青年记者，到你校新闻系记者进修班脱产进修一年”，“希尽快函告我们”中的“解决”、“决定”、“尽快”等词语都有强行之意，命令对方，而无商量征询的口气，也没有尊重对方的诚意。
通过对这样的公文的语言进行分析，渐渐地学生就会明白面对什么样的受体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样说，学生们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就慢慢的得到了提升。
四、公文的学习和写作，也教会学生如何与人相处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8
关键词：知识图谱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CSSCi共引分析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5.2;G250.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4）05-0105-07
VisualizingLibrary，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ScienceResearchDevelopmentBasedonCSSCi（2000-2011）
abstractBasedonthestatisticaldatainCSSCi（2000-2011），thepapermakesvisualanalysisontheresearchhotspotsandevolutionofLibrary，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Science.Byknowledgemappingtechnology，theresearchevolution，corepapers，coreauthorsandresearchcollaborationareclearlyshown.
Keywordsknowledgemapping;Library，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Science;CSSCi;co-citationanalysis;co-occurrenceanalysis
1引言
随着可视化技术的发展，知识图谱成为近年来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对于知识图谱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近年来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其中美国学者陈超美的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具有较大影响力[1]。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团队较早将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引入国内科学计量学研究[2]，其团队与陈超美合作，利用知识图谱对我国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与评价，推动了知识图谱在我国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3-4]。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通过共现图谱与共引图谱展现2000～2011年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发展脉络，数据来源为CSSCi收录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信息。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5]的提出，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高质量期刊遴选提供了有力指导，进而为学科计量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保障。白云以CSSCi（2004～2006）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为研究对象，从篇均参考文献数、期刊基金论文占有比例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的学术规范程度和学术含量状况[6]。邓三鸿、王昊以CSSCi（2004～2008）中49种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通过被引速率考察了相关期刊的学术影响力[7]。贾洁以CSSCi（2000～2007）引用数据为基础，统计并分析了对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而分析了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版机构[8-9]。王昊、张小琴以CSSCi（2003～2007）收录图书馆、情报学17种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从总体引用网络、层次引用网络、引用网络聚类等角度构建了期刊引用网络，探讨相关期刊的引用层次结构以及期刊集群规律[10]。
本文以CSSCi（2000～2011）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文数据为基础，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及作者共现图谱可视化分析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发展历程。图谱中主要通过频次与中介中心度考察相关知识单元，中介中心度体现在图谱中某知识单元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通重要性。
2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通过绘制2000～2011年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将这12年来的学科研究内容直观呈现在一张网络图谱中，进而揭示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1。
图1中按照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节点大小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成正比。图中含有外环的节点代表该关键词的burst值不为0，外环的宽度与其突变率成正比，表明这类关键词在当前年度迅速成为学科热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起始于2000年，所有2000年关键词burst均设为-。
从表1可知，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图书馆学、信息检索、图书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且均是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
由表1和图1中的信息，本文可以将这12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如下六大领域，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位于图1的左上方，是连接其他研究领域的枢纽，包含情报学、图书馆学和科学期刊等热点关键词，主要是对情报学、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其中，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学科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关键词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相关理论探讨关键词包括图书馆服务、读者服务、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建设等。
（2）文献计量学一直是这12年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对象从文献向信息的转变，其开始向信息计量学拓展，并与网络计量学产生交叉。期刊评价研究作为文献计量学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主要涉及关键词为科技期刊、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影响因素、网络影响因子、h指数等。结合这些关键词的出现时间可知，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从统计分析与引文分析，到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知识图谱。由此可见，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文献计量学分支研究领域日益呈现出信息化、综合化的趋势。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在这12年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传统的情报检索、光盘检索、联机检索和文献检索到网络信息检索、全文检索和图像检索。2002年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以及2004年web挖掘、文本挖掘、知识挖掘、xml、语义网、本体和虚拟图书馆的出现，表明学者在信息检索研究中更加重视对新技术的应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体技术在2004年成为突变点。在检索工具方面，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在12年间发展较快，从搜索引擎到全文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继而到2006年出现的垂直搜索引擎都很好得体现了这一研究进程。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图1中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历年来的研究主题包含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和信息组织等。历年来信息服务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情报服务、高校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到数字资源和数字图书馆，再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进而到交互式信息服务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产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纸质资源逐渐转为数字、网络资源，学者的研究也相应随之变化，信息管理与服务的理念也产生了变化，从强调资源整合到资源共享、协同交互、智能推荐、开放存取、个性化服务。
（5）竞争情报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情报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涉及关键词有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战略管理、反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人际网络情报、专利情报、危机管理、危机预警、信号分析等。由此可见，国内竞争情报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企业、行业，研究内容从竞争情报、反竞争情报逐步向更具实用性的专利情报、竞争情报系统、危机管理、信号分析扩展，体现了我国竞争情报的实用性发展趋势。
（6）知识管理。从表1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从2000年开始成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知识管理节点各颜色圆环的厚度，可知往后其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历年来相关研究主题如下：知识经济、知识创新、知识产权、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发现、知识管理系统、知识检索、知识共享、知识挖掘、知识网络、知识转移、知识库和知识图谱等。
3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2000～2011年文献共被引图谱来揭示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以两年为时间分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图谱如图3所示。
图中相关参数同上节所示，为了更详细分析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献，文章列出被引频次大于70的文献33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如表2所示。
表2中33篇引文可看作2000～2011年的重要知识源流，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部分是图书，表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通过综合图3的聚类信息、表2的各个指标信息及研究热点与知识源流间的对应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本文将2000～2011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六大领域，并给出各个领域对应的知识源流演进的关键路径。
（1）学科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成果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核心知识源流，这12年来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随着时间的演进如下：1985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1994严怡民的《情报学概论》、1996年严怡民的《现代情报学理论》、1998年王知津的《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和吴建中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1999年孟广均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和徐引篪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2002年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和《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2003年梁战平的《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2006年周晓英的《情报学的形成和定位》和2007年马费成的《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这13篇文献组成了学科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学术成果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历年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如下：1988年邱均平的《文献计量学》、1996年林被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黄俊贵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7年王崇德的《文献计量学引论》、2000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1年俞君立的《文献分类学》、2003年李鉴的《2002年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统计》、2004年刘军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和邱均平的《网络数据分析》、2005年罗家德的《社会网分析讲义》、2006年姜春林的《H指数和G指数――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新指标》、2007年邱均平的《信息计量学》和2008年苏新宁的《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这13篇文献组成了文献计量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的演进如下：1997年曾民族的《网络信息检索现状和性能评价》、1997年黄纯元的《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8年程亚男的《网络化趋势与图书馆发展观》和汪冰的《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1998年马费成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1999年吴慰慈的《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及展望》和储荷婷的《internet网络信息检索：原理、工具、技巧》、2000年马费成的《信息资源管理》、2001年胡昌平的《信息服务与用户》和张晓林的《基于web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机制》、2001年的范明《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2002张晓林的《Semanticweb与基于语义的网络信息检索》和《分布式学科信息门户中网络信息导航系统的规范建设》、2004年苏新宁的《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这16篇文献组成了信息检索和信息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引用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7年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和董小英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2001年霍国庆的《企业战略信息管理》和周宁的《信息组织》、2004年戴维民的《信息组织》、2007年胡昌平的《面向用户的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这8篇文献组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这12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也经历了如下的时间演进：1995年缪其浩的《竞争情报――国外的发展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1996年沈固朝的《国外企业的竞争情报源及其搜集方法》、1998年彭靖里的《国内外竞争情报研究发展综述》、2000年曾忠禄的《情报制胜――如何搜集、分析和利用企业竞争情报》、2001年包昌火的《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力》、2002年包昌火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2003年包昌火的《竞争对手分析》和《竞争对手分析论纲》、2004年包昌火的《略论竞争情报的发展走向》和陈峰的《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2005年王知津的《竞争情报》、2006年李艳的《技术竞争情报的现状分析》、2007年梁战平的《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2008年沈固朝的《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和王知津的《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研究》。这15篇文献组成了竞争情报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6）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自21世纪以来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8年蒋惠工的《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1999年王知津的《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和蒋永福的《知识组织论：图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理论基础》、2001年蒋永福的《论知识组织方法》、2002年张晓林的《元数据研究与应用》、2003年邱均平的《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2006年马费成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和邱均平的《知识管理学》、2007年柯平的《知识管理学》。这10篇文献组成了知识管理领域知识源流演进进程中的关键路径。
通过上述六大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组成的六条关键路径，可以分别得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组成及其内容的演化历程，进一步印证了各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脉络，同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补充。
4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以发现对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窥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本文将被引频次270及以上的作者视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共有39位，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邱均平、张晓林、马费成、吴慰慈和吴建中是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文献计量学、知识服务、信息经济学、图书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图4可知，蒋永福、范并思、王知津、韩继章、吴慰慈、马费成、初景利、黄宗忠和邱均平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这些学者在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的知识流动和控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合表3、图4，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可以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六大领域的学术群体：
（1）学科基础理论。该领域的被引作者最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吴慰慈、马费成、范并思、程焕文、王知津、黄宗忠、严怡民、冯惠玲、周晓英、王子舟、于良芝、贺德方、靖继鹏、黄俊贵、徐引篪、焦玉英等。
（2）文献计量学。该领域的关键被引作者包括苏新宁、邱均平、丁学东、王崇德、罗式胜、刘则渊、庞景安、刘军、金碧辉、戴龙基、武夷山、梁立明、叶继元、陈超美等。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琪玉、陈光祚、赖茂生、陈树年、邓志鸿、侯汉清、苏新宁、焦玉英、毕强、曹树金、张玉峰、周宁、董慧等。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胡昌平、孟广均、赖茂生、岳剑波、霍国庆、卢泰宏、戴维民、肖希明、黄晓斌、查先进、初景利、曾民族、李国新等。
（5）竞争情报。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沈固朝、包昌火、谢新洲、王知津、彭靖里、陈峰、吴晓伟和曾忠禄。
（6）知识管理。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晓林、柯平、蒋永福、盛小平、马海群、陈传夫、丁蔚、王曰芬和nonakai。
可以发现，情报学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和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三个领域拥有的高影响力作者最多，尤其是文献计量学，除了较多国内重要学者外，吸纳了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这六大领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一些高被引作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贡献。
5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现图谱以揭示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从另一角度揭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特征。统计发现，这12年发表文章44篇及以上的学者共计35人，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邱均平、马海群和王知津是这12年来发文量最多的三位学者。下面通过作者共现图谱来探究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情况，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5所示。
图5中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共有13个，但网络中的连线较少，表明合作网络的整体情况不理想。通过进一步考察，图谱中存在一些小团体，他们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如武汉大学邱均平团队（包括余以胜、文庭孝、段宇锋、李江、赵蓉英等）、武汉大学的张玉峰团队（包括何超、金燕、吴金红和王翠波等）、南开大学王知津团队（包括苏瑞竹、张桂玲、孙立立、孙立武、樊振佳等）、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团队（包括何琳、李运景、薛春香、黄建年、白振田等）、南京大学的苏新宁团队（包括邓三鸿、杨建林、王昊等）、南京大学的孙建军团队（包括程慧平、成颖、李江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团队（郑彦宁、武夷山、化柏林、陈峰、梁战平等）等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基本是通过一些在不同科研机构深造过的桥梁学者来衔接，如李江连接了邱均平与孙建军团队。整体来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科学研究合作以知名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较小的师生或同机构科研合作团队，各团体间联系较小。
6结语
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作者合作等角度对我国图书情报学与文献学科研发展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相关结论如下：2000～2011年间，学科基础理论、文献计量学、信息检索、信息技术、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是主要研究分支;围绕六个分支，文章通过时间线梳理了对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并列出了在相关领域被引较多的学者;在科研合作方面，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科学合作多以师生、同机构合作为主，并形成了若干小科研团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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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年的作文篇9
abstractBasedthestatisticsofstatisticalcorejournalsinCSSCi（2000-2011），thestudydisplaystheevolutionofresearch，knowledgesourcesintherecent12yearsbymappingknowledgedomains.thepaperalsomakesannualanalysisontheresearchhotspots，theresearchfrontiersandtheknowledgebases.ontheotherhand，thestudyfindsoutthestatisticianswhohaveafar-reachinginfluenceonstatisticalresearch.theircollaborativerelationshipsarealsodiscussed，togetherwiththeirresearchfields，highcitedpapers.
Keywordsstatisticaljournal；knowledgemapping；CSSCi；termco-occurrenceanalysis；coredocuments；co-authoranalysis
1引言
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分析了影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定量指标，构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1]。在CSSCi数据基础上，胡?对统计学期刊指标加以统计分析，量化展示了各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发展变化趋势[2]。马敬从篇均引文量、基金论文比、作者地区分布广度以及作者机构标注率四项指标出发，深入探讨了统计学来源期刊的学术规范[3]。赵良英以4种统计学来源期刊为数据源，通过核心期刊论文及作者分析，揭示了我国统计学科研队伍的状况、整体科研实力和科技产出力水平[4]。文章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通过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作者合作分析我国统计学来源期刊，图形化的呈现我国统计学2000～2011年间发展历程。
知识图谱是在引文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科学可视化和信息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跨学科领域，起初其研究大多是基于引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SmallHenry首次提出了论文共被引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并绘制了SCi中粒子物理学领域高被引论文的共被引图谱[5]。mane和Brner探讨了Kleinberg突变检测算法、共词分析方法和图形可视化技术在科研趋势发现中的应用[6]。陈超美在突变检测领域算法基础上，通过寻径网络技术开发了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7]，并在恐怖主义研究领域进行了应用[8]。梁永霞等利用Citespace对引文分析主题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构建和分析[9]。
本文将人文社会科学计量方法与知识图谱工具相结合，以2000-2011年间CSSCi收录统计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为数据基础，可视化分析我国统计学的科研发展历程。图谱相关参数及说明如下：（1）频次（Frequency），图谱知识单元节点大小与其频次大小乘正比；（2）中介中心度（Centrality），图谱知识单元与其他单元的连接情况，代表了其在网络中的联通作用；（3）突变（Burst），对于关键词等知识单元可以考察其各年度频次变化，出现重大变化的具有较大突变值，表明其可能代表学科前沿；（4）聚类指标（modularity），衡量图像聚类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发文中的不规范，文章进行了清洗，去除了未标注作者的公告、通讯等数据，并根据可视化工具格式进行了必要的数据转化。
2统计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共词分析是科学计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兴起，对于网络中具有高中介中心度节点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本节将通过绘制2000～2011年统计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将这12年来统计学的研究内容直观地在网络图谱中展示出来，进而揭示国内统计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在数据处理时以两年切片，选取合适的阈值，得到网络节点数177，经pathfinder算法修剪后得到连接数181，可视化聚类视图见图1。
图1中按照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节点大小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成正比，圆环的颜色代表年代信息。由于本次采集数据始于2000年，故2000年出现关键词突变不在讨论范围内，本文列出上图中出现频次前30个关键词（见表1）。
表1可知经济增长、指标体系、因子分析和上市公司是这12年来国内统计学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且均是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及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特绘制关键词timeZone视图（见图2），该视图是由一系列标识时区的颜色相间的柱形区域构成，这些时区按照时间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节点的位置代表其出现的年份信息，由此可以直观的看出各年度出现的关键词。
由表1、图1和图2中的信息并综合聚类结果，可以将这12年我国统计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如下五大领域，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统计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国内统计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位于图1的中心位置，是连接其他研究领域的枢纽，包含统计工作、统计学、统计方法、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热点关键词。主要是对统计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统计方法、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由于统计学研究方法的不统一、学科应用广阔、研究的日益泛化，同行学者对统计学基础理论方法的研究将会持续升温，迈上新的理论高度。
（2）国民经济一直是这12年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统计学研究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其开始向经济统计拓展。2002年国民经济、扩大内需、wto、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信息、国民经济、扩大内需、统计人员、国内生产总值和gdp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国民经济已成为国内统计学研究的重要组成内容。2004年国内统计学绿色gdp、Gdp、经济增长、抽样调查、经济发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尤其是2006年以来作为国民经济的热点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国内统计学研究人员的重视。经济增长、政府统计、gdp核算、国民经济核算、农业普查等成为主要关键研究热点。由此可见，国内统计学的国民经济分支研究领域日益呈现出网络化、综合化和应用化的趋势。
（3）统计技术方法在这12年一直是我国统计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传统的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到因子分析、综合评价和主成分分析。2000年出现统计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的研究。随着2002年实证分析成为热点，继而2004年聚类分析、数据挖掘的出现，统计方法更为多样，同时实证分析得到迅速发展。随着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和评价的不断发展，作为主要统计方法的层次分析法得到了国内统计学学者一直的关注，统计方法领域的研究日益成熟。
（4）统计信息化从2002年至今一直是我国统计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图2中可以看出统计信息化历年来的研究主题包含统计工作、统计改革、统计数字、统计工作者和证券市场等。历年来统计信息化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到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不断发展，统计信息化服务日益呈现出技术化、完全化和具体化的趋势。
（5）统计分析预测从2008年至今成为是我国统计学学者研究的新型热点领域，根据图1中统计分析中的预测、协整分析节点从里到外各个颜色圆环的厚度，可知预测、协整分析近年的出现频次均较高，特别是从2008以来一直是我国统计学较为广泛的研究内容，通过图2可知其研究内容可归纳为：预测、绩效评价、数据包络分析、协整分析、产业结构等。由此可见，国内统计分析的研究逐渐脱离理论层面，日益呈现出实用化、实践化、技术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3统计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追溯研究的历程，并获取对研究对象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本节将绘制2000～2011年整体的文献共被引图谱，来揭示这12年来国内统计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以两年为时间分片，选取合适阈值，得到节点数116，连接数82，可视化视图如图3。
图3中根据文献的被引频次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节点大小与所代表文献的被引频次成正比，节点颜色代表年份信息，每个节点由里到外圆环的厚度表示对应年份的被引次数，节点间连线的颜色表示这两篇文献共被引的年代信息。本文列出图3中被引频次大于20（包含30）的文献共35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见表2）。
表2中35篇引文可看作2000～2011年的重要知识源流，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著作的发表及出版对这12年来统计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易丹辉的《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的被引频次、中介中心度位居第一，可见是我国统计学研究经典的关键文献。图3中共有22篇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文献，除了表2中的十三篇外，其余的九篇分别是：anselin的《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sandmodels》、张晓峒的《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邓聚龙的《灰色系统基本方法》、刘伟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赵卫亚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变系数panelData模型》、科克伦（张尧庭译）的《抽样技术》、古扎拉蒂.n.达摩达尔（林少宫译）的《计量经济学》、SimonColes的《anintroductiontoStatisticalmodelingofextremeValues》、张军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这些文章的发表得到了国内统计学学者的较高引用，很好的印证了国内统计学各年度的研究热点内容转变。
为了更好地理清国内统计学引文随着时间的推演进程，绘制了时间线视图（见图4），按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图中节点所在的位置表示所代表引文的发表时间，各条横向粗线的长短代表各个聚类所跨时间的长短。
由图4可以发现，引文发表年份分布在1972至2009的时间段内，并主要集中在1952到2009年间。通过综合图3的聚类信息、表2的各个指标信息和图4的引文年代及研究热点与知识源流间的对应信息，和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2000～2011这12年来国内统计学研究知识源流演进的关键路径：
（1）统计学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成果一直统计学研究的核心知识源流，这12年来统计学基础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随着时间的演进如下：1990年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教程》、1998年茆诗松的《高等数理统计》、1999年于秀林的《多元统计分析》、2001年张文修的《粗糙集理论与方法》和盛骤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2002年谢识予的《经济博弈论》和邓聚龙的《灰理论基础》、2004年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和刘思峰的《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2005年肖新平的《灰技术基础及其应用》。这10篇引文组成了统计学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国民经济。国民经济领域的学术成果是这12年来国内统计学学者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历年来具有重要影响的知识源流如下：1988年anselin的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sandmodels》、1995年联合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译）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1999年陈静的《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和谈儒勇的《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2000年李子奈的《高等计量经济学》和张晓峒的《计量经济分析》、2001年王春峰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2004年张军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2005年彭国华的《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这9篇引文组成了国民经济统计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统计方法。统计方法的一直是统计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的演进如下：1985年科克伦（张尧庭译）的《抽样技术》、1987年邓聚龙的《灰色系统基本方法》、1988年魏权龄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运筹学的新领域》、1990年王莲芬的《层次分析法引论》、1998年何晓群的《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和冯士雍的《抽样调查理论与方法》、1999年王惠文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及其应用》、2004年徐泽水的《不确定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应用》、2005年杜栋的《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2005年郭庆旺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这10篇引文组成了统计方法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统计信息化。这12年来统计学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引用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5年联合国秘书处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6年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7年高惠璇的《SaS系统：SaS/Stat软件使用手册》、2004年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2005年飞思科技产品研发中心的《神经网络理论与matLaB7实现》。这5篇引文组成了统计学统计信息化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统计分析预测。预测分析是这12年统计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也经历了如下的时间演进：1982年张尧庭的《多元统计分析引论》、1989年方开泰的《实用多元统计分析》、2001年吴世农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2002年易丹辉的《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2003年余建英的《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和张军的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2004年魏权龄的《数据包络分析》和何晓群的《多元统计分析》、2006年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和2007年张晓峒的《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这10篇引文组成了统计学预测分析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通过上述五大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组成的五条关键路径，可以分别得出我国统计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组成及其内容的演化历程，进一步印证了上节中各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脉络，同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补充。
4统计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通过考察学者共被引可以发现对我国统计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以发现对这12年国内统计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通过统计，学者被引频次10次及以上共有91位，20次及以上的有85位，50次及以上的有35位，本文将被引频次100及以上的作者视为统计学界的领军人物，共有15位。以两年为时间分片，选取合适的阈值，运行得到节点数91，连接数93，通过进一步的整理合并与优化调整分别得到高被引作者列表（见表3）和作者共被引可视化聚类视图（见图5）。
由表3可以看到国家统计局、高铁梅和张维迎是国内统计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学者及机构作者，另外国外的RobertFryengle和timBollerslev对我国统计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图5中节点大小与其所代表作者的被引频次大小成正比，通过设置中介中心度的阈值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由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国家统计局、邓聚龙、张军、timBollerslev、李子奈和何晓群位于图谱的中心位置，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这些学者在我国统计学领域的知识流动和控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直观的辨清这些被引作者的具体影响领域，本文通过Citespace的自动聚类标签算法来对图5中各个聚类进行标注，通过对比分析Citespace中的tf*idf、LLR和mi三种聚类算法效果，最终选择使用LLR算法来标注聚类，得到图6。
图中#标签词语表示对应聚类的中心关键词标签，这些标签为相关聚类中心词，可以为进一步分析提供线索。可以看出右上区域出现的状态空间模型、国民经济核算、收益均衡和区域经济差距等聚类标签，综合表3、图5和6，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可以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五大领域的学术群体：
（1）统计学基础理论。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邓聚龙、刘思峰、张军、林毅夫、徐泽水、郭庆旺、刘伟、樊纲、易纲、王小鲁、刘斌、胡鞍钢、袁志刚、沈利生、邱菀华。
（2）国民经济。该领域的关键被引作者相对较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国家统计局、许宪春、邱东、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吴世农、张文彤、联合国。
（3）统计方法。国内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刘金全、王少平、谢平、赵留彦、叶阿忠、王春峰，国外高被引作者主要有timBollerslev、FischerBlack、Lucanselin、RobertFryengle。
（4）统计信息化。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维迎、谢识予、徐国祥、盛骤、贾俊平、曾五一、庞皓。
（5）统计分析预测。该领域的被引作者最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高铁梅、易丹辉、李子奈、张晓峒、杜栋、刘起运、李金昌、周建、林伯强、何晓群、高惠璇、于秀林、侯杰泰、卢纹岱、郭志刚、贺铿。
可以发现，统计学分析预测、国民经济两个领域拥有的高影响力作者最多，除了较多国内重要学者外，吸纳了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需说明的是各大领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一些高被引作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贡献，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后，将其划分到其贡献最多的研究领域。
5统计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现图谱以揭示这12年国内统计学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从另一角度揭示统计学的研究特征。统计发现，这12年，发表文章5篇以上（包含5篇）的作者共270人，发表文章10篇以上（包含10篇）的作者119人，发表文章15篇以上（包含15篇）的44人，因此这44位作者是2000～2011这12年来统计学领域的高产学者（见表4）。
由表4可知谢邦昌、刘思峰、刘建平、韩兆洲和何建敏是这12年来发文量最多的五位学者。下面将通过作者共现图谱来探究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情况。以两年为时间切片，选取合适阈值，得到293个节点，100条连线，可视化共现图谱见图7。
图7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有连线表示作者间有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间合作的强度，连线的颜色表示作者间首次合作的年份。在图7中，可以看到在满足阈值条件的293位作者中，有将近一半的作者没有和其他作者合作过（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在不满足阈值条件下有过合作关系），图谱整体比较松散稀疏。但网络图谱中存在一些研究团体，可以明显地看到图7中心位置上的分别以谢邦昌、刘思峰以及刘建平为高产作者形成三个较大群簇a、B和C，通过进一步考察可以将这三个较大的类群分别进行细分：
团队a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应用统计学。包含的成员有谢邦昌、吴喜之、袁卫、金勇进、冯士雍、戴稳胜、朱建平、欧阳资生、曾五一、孙蕾、张阿兰、王华、侯志强、李勇、方兆本、刘静、钟卫、文兼武、王强、邓京平、余芳东、杨京英、王金萍、刘冰、许宪春。经查证谢邦昌、吴喜之、袁卫、金勇进、冯士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学者，其合作关系为科研机构内部合作，同时可以反映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科学研究中心在我国统计学研究中的学术影响力较大。
团队B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灰色系统理论。包含的成员有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王正新、沈春光、裴玲玲。经查证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其中党耀国是ieee灰色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灰色系统理论学会副理事长，王正新、沈春光、裴玲玲三人合作团队主要研究灰色系统理论与研究，与同领域权威党耀国合作较多。
团队C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统计学相关应用。包含的成员有刘建平、贺建风、王克林、陈光慧、陈一非、王斌会。经查证刘建平、陈光慧、王斌会是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研讨会组委会成员，刘建平与王克林都来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为师生关系。
通过综合查证分析，可知上述各个小团体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基本是通过一些在不同科研机构深造过的桥梁学者来衔接的，需进一步通过促进人才流动、举办交流性的学术会议等方式以促进各个科研团队间的合作，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合作网络。
关于过年的作文篇10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锏牟畋穑饔糜诟髯晕拿鞯墓乖旎疲纬闪瞬煌拿鞴乖旆妒降牟畋稹t谖拿魇返难莼讨校庖徊畋鸨唤徊饺谌氲礁髯晕拿鞣⒄乖诵械哪谠诨浦校纬啥杂Φ亩谰咛氐愕纳缁嵯窒筇卣骱蜕缁嵩诵谢啤?/p>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造中，八卦是方法论视角“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起点，也是古文字结构构造的起点。关于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做了进一步的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接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犧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华夏文明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构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结构中，已经可以发现前文分析和演绎的“一”在一些文字构造中的应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整理。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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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2】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3】这是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研究中构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间衔接研究的平台。相关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见哲学网站：孔子2000）。
【4】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导论、第一章。
【5】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方法论述评》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参阅哲学网站：孔子2000。
【6】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选择，由于简略了考察分析对象的界定和相关逻辑的演绎过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关的分析，只将其作为文明史演化中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关的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書和書字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哲学问题》哲学网站：孔子2000。
【8】在《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中，将“史”、“吏”和“事”归结在一起，解为同一个字。在文字结构的演化中，这一归结忽视了三个文字间结构和语义演化的关系。见下文。
【9】这一立体空间表示的六个方位，也被称作****，****有时既指天下，也指万物。
【10】在当代的文字学文献中，常常将“中”释作旌旗的象形。笔者认为或许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结构有关的“中”，应与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别。
【12】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止”。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见《甲骨文大字典》释“直”。
【14】在1996年笔者成曾对“政”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形成了《试论政》一文，并对后来《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体系构造产生了影响。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
【15】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卜”。
【16】参阅《说文解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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